三、服饰民俗

婴儿服饰

人来到这个世界，最初的服饰就得到郑重的关注。服饰连同降生时的民俗活动，被新生儿的父母和亲属视为关乎孩子一生吉凶祸福的大事。虽然，新生儿一无所知，而且将来也无从记得，但是，他的亲属们还是要极认真地去设计，去实施，而且一丝不苟，以致形成多种多样的关于婴儿的服饰民俗。

婴儿呱呱落地后，首先是洗浴，这似乎是各个时代各个国家中都通行的一种做法和仪式，为了孩子的洁净，也为了表示很隆重地欢迎他来到这个家或这个部族。

亚洲人对婴儿服饰赋予的含义要多一些，祝福之中隐现素着朴的科学卫生道理，而欧洲人相对来说，却更为重视医学科学，而且，新生儿的礼仪更多地不是贴近民俗，而是靠近宗教。

中国南北的婴儿服饰

中国自古以来便形成了有关诞生的服饰民俗，不仅有男女之别，还重男轻女，这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一致的。《诗经·小雅·斯干》中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很显然，一个生下来放在床上给他玉器玩弄，一个生下来放在地上给她纺轮或纺锤（陶质，故称瓦）把玩，还是有所不同的。况且，给男孩穿上象征礼服的下身衣装——裙子，给女孩仅裹上胞被，也足以看出家长重视程度、对待态度和对日后的期望值等。因性别不同而有明显的区别，这种习俗沿袭到现今。我国内地的南方沿海以及香港、台湾地区，遇到要给亲友家新生儿送衣物时，仍然要在上面罩上一块幛子，并根据性别，分别写上“弄璋之喜”或“弄瓦之喜”的字样。

这种新生儿的服俗流传下来，在各地绽开了五颜六色的花蕾，正以事实说明了民俗在传承过程中的扩散、渗透以及变异等特征。如我国江南地区的小儿刚生下来，外祖母家便要在给产妇送莲子（隐喻“连生贵子”）羹时，即带些自做的婴儿服，特别是头胎时万不可缺。贵州地区的人家，认为小儿降生时，其魂魄也和小儿身体一样脆弱，为了不使魂魄受损，就要在新生儿的耳根穿一个小孔，用金、银、铜等金属做成耳环模样的物件给他戴上，名曰：“破相”；不到成年，这个耳环总不取掉。也有长久戴着的，永远不取下来。除此之外，孩子的满月或“百岁”时，还要给孩子戴上项圈、银链、小锁等。

东莞地区的人很讲究在新生儿出生一个月内的服饰民俗，如“做十朝”。届时，外祖母家要担些蛋、酒之类到女儿家去，绝对不会忘了给小外孙带去衫、裤和裙。一月满（民间称之“满月”）了，还要在神前择定吉日，然后由外祖母家备些小孩子的手镯、脚镯、衫、裤、裙、帽、襁褓和食品，遣人送去。

在绍兴地区，当新生儿一落地，母子平安时，就要马上到外祖母家报喜。外祖母便不失时机地打发布匹、巾带等送到女儿家。传统做法一般是生男孩时丰盛些，生女孩时简单些。待小儿包扎完毕，穿上落地棉袄，就放在篮里，外加生父穿的靴（希望孩子将来穿靴戴顶做官）、书（希望孩子长大能学富五车，成为大知识分子）和生母的头发（取发达之意），还有一把锁（把小孩锁住，不被鬼神召去，使其长寿），然后一并称一称，这个斤两常被作为孩子的名字，这个总数就包含服饰的重量在内了。一个是实际重量，一个是虚幻的但又最具精神砝码的心理重量。

绍兴人的小孩剃发时，在头顶前方留下一块头发，称作孝顺发，实则为了保护新生儿的头前方囟门。剃发后要穿上花衫（大红缎面上绣出各色花纹），套上袍裙，由老太太抱着拜菩萨、请祖宗等。除了以上说的花衫和绿袍裙以外，新生儿家还要准备若干顶帽子，像三元帽、狗头帽、桃形帽等，再预备金银锁片、手镯、项圈和各种佩饰物。至于排场大小，要根据各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而定。过“百岁”时，小孩身上要挂好多饰物，什么小镜子（上刻十二生肖和“口奄嘛呢叭咪口牛”等字样）、牛绳、锁片（上刻“长命富贵”）、小剪子、小米筛、项圈等。这些饰物有些是自家备置的，更多的则是由亲友家赠送的。仅剃头礼时，众亲友就要送对狮、八仙、老寿星、三星、锁片等金饰物。直到小儿周岁，外祖母家还要来拜菩萨，并再送些鞋袜衣裤等。

江南有送长命锁给新生儿的习俗，但更讲究的是由主家发起的“百家锁”。江南凑百家锁的方式有些像文明募捐，即用白米七粒、红茶七叶用红纸包起来，总共要包上两三百包，散给亲友们，然后再挨家收回。不过收回时，红包里已经换成铜钱了。有的内装数十文，有的内装数百文，根据亲属关系远近和友情的深浅而决定。主家将收集来的钱去买银锁，正面镌上“百家宝锁”，反面镌上“长命富贵”，以取其吉祥。对于婴儿来讲，确实有些纪念意义。

中国土地广袤，各地服俗有所差异是很自然的。北方人为婴儿仪礼准备的服装和佩饰，又有着北方的特点，特别是陕西与华北一带。陕西华县人认为新生儿出生后一个月内不得剃头，待以后第一次剃头时，也要选择一个好日子。小儿出生后第三天，舅舅家必须给小儿送“小儿衫”，并穿在小儿身上，如果这一天不送，据传小孩将来会全身长毛。

北京和天津一带，讲究给小儿做“百家衣”。其方法有些像江南的“百家锁”，但是没有江南的那般含蓄，却又比江南银锁多了几分工艺美术的韵味。具体做法是，新生儿降生并母子平安时，主家即要取一个盘子，用手托着，串百家门，索要各家做衣服时剩下来的布头。当然一般在索要之前先赠送染红的鸡蛋，以示同喜。主家将这些各种花色、各种质料的布头剪成一定形状，有方形的，也有三角形的，只要能便于拼接即可，然后将其缝缀起来，做成小棉袄和小棉被。奇彩异文，艳丽非常，虽然不能说是巧夺天工，但也确能称为中国北方妇女的一大杰作了。她们将对艺术的热爱，对儿孙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一股脑儿倾注在服饰上。有谁知道，她们将不足五厘米长的小布头密密拼接缝缀起来，需要多大的巧思和耐心啊！有人称它为”百衲衣”，有人还将它与佛教联系起来，其实，它是地地道道的服俗产物。

华北一带也有戴“百家锁”的民俗形式，不过，采取的做法是类似僧道化缘。由新生儿的家里人到大街小巷的商家和住户去乞讨，每家只需给一文钱，然后主家将此钱凑起来给孩子打锁戴上，认为借百家的福寿，小孩一定好养活。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般是到商店里买个“长命锁”送给婴儿做礼物了。印年代和70年代时，由于“文化大革命”，银锁被归入“四旧”之列，故而一度消失。80年代后重又兴起。

中国对新生儿的服俗，还有另一种突出表现，如果小儿生得娇贵，或是算出来“命硬”，会克父母的，就要把孩子送到寺庙里做寄名和尚或道士，拜在主持名下做徒弟，由师父给起一个法名，再给孩子穿上僧服或道服。有的还要送上一套僧或道之服、银项圈或一些符索法物。中国明代小说《金瓶梅》里记有一段吴道官送给小儿的服饰，并且要其长期挂在身上，即有“一道三宝位下的黄线索，一道子孙娘娘面前的紫线索，一副银项圈，绦脱刻著金玉满堂、长命富贵，一道朱书辟邪黄绫符，上写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清代小说《红楼梦》中写贾宝玉生下来时，嘴里就含着一块玉石，家里人将其配上缨子，给宝玉戴在颈项间，一直到长成大人，仍然告诫他不准这块玉饰离身。而且通过描写薛宝钗佩戴的一把道士送的金锁，上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以此与那块上刻“通灵宝玉”的玉石演出了一场“金玉良缘”。作为小说主要线索描写的服俗，看起来是真实地再现了流行于民间的传承习俗。

北京、天津、杭州等大城市，还盛行给小儿认干爹、干妈。届时，亲生父母要代表婴儿给干爹、干妈送衣物，其中包括给干爹的帽子、给干妈的鞋子，还有配在一起的衣料之类。干爹妈送给干儿女的东西，除了饭碗、筷子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套小衣服：鞋袜、帽子、围嘴、兜肚和长命锁。《杭俗遗风》中有一段专讲认干儿子干女儿的事，“承寄干儿子干女儿之风，杭州可谓盛行，盖唯恐其不寿，而以出姓为名，其实亦不过以有事为荣也。干爹干娘送礼以包袱、兜肚二物为重，其余衣帽鞋袜等项，若云取名压帖，此中丰啬不等。其子女送干爹妈者，备素菜十碗，并糕桃烛面鞋袜鞋膝一切须用物件，随同本生父母前往赉供王母寿星”。一般大城市的生活比较富庶，社会交往又多，因此为了图个吉利，也为了点缀生活，给小孩儿认个干爹干妈，尽管带有主观色彩，但同时又等于加大了家族的人员数量，是很有趣味的民俗事象。

除此之外，还有在送给小儿的被褥四角上缝缀长命线的。华北农村则讲究给新生儿穿旧衣，认为如此可以免灾，实际上这是不洁净的。如今有人解释这是因为新棉絮太热，新棉布又太硬的缘故，但无论怎样，对于新生儿的健康总是不利的。有人采取弥补的办法，事先洗一洗，但是不知这些旧衣放了多少年，也不知放在哪里，毕竟是弊大于利。这应该归为服俗中的陋俗。有的则给小儿送夹袄，即使夏日炎炎，也要穿上这有里（喻礼）有面（喻脸面或外面儿）的夹袄，而不能穿单衣。天津人还格外注重婴儿满月时的“面饰”——涂色。这一天妈妈要抱着孩子由孩子父亲送到外祖母家。当外祖母一掀开襁褓时，先要看一看婴儿的鼻子上涂没涂黑色，而当母子俩在娘家住过一阵儿，俗称“挪臊窝”后，临要回到自己家时，再由外祖母在孩子鼻子上涂上白色，这叫”黑鼻去，白鼻来”，一般黑用锅底灰，白用面粉，把个不懂事的满月婴儿装扮得滑稽可爱，平添了几分戏剧色彩。

朝鲜、日本和欧洲诸国的婴儿服饰

朝鲜人格外重视婴儿的周岁礼。当孩子一周年的那天，孩子的妈妈先要把自己打扮一番，穿上最好的衣服，妆化得香味扑鼻，宛如即将结婚的新娘。然后再把孩子打扮得更加美丽可爱，给孩子穿上精工制作的民族传统服装。若是男孩，上身要穿五色的彩绸短袄，外加坎肩；若是女孩，上身就要穿上小巧精致的斜襟短袄，前胸处也要缝上两条飘带，下身则穿上美丽的罗裙。这样一装扮，孩子就像是商店里着民族服装的玩偶了，整个仪式喜气洋洋，孩子美丽得如同绽开的小花。为了庆祝孩子的第一个生日，不仅父母要忙上几天，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也要前来祝贺，并给孩子带来各种各样的礼物。除了食品、玩具以外，总以服饰为主；老年妇女要给婴儿带来一挂一尘不染的洁白的棉线，并将它套在孩子的颈间，希望孩子能做一个纯洁的人，并祝愿他像这长长不断的线一样延年益寿。

日本很多习俗与中国是互通的，例如新生儿剃头时要在后脑处故意留下一撮头发。中国称之为“鬼见愁”。日本人认为有了这撮头发，在危难时，产神就会来营救。另如穿“百家衣”的形式也与中国相同，只是其含义并不完全一样。中国意在取百家福寿，日本却在说明新生命的诞生，为村落共同体增添了新的成员，需要靠大家的力量和智慧来抚养。日本人在婴儿周岁仪礼中有一次活动，极具日本的文化特色，带着浓浓的武士道精神，这就是在周岁小儿的身上不戴过多佩饰，却放上一张被称作“力饼”的面饼。因为日语“饼”的发音同“持有”的“持”字同音。这样，身上放一张“力饼”，就是“有力气”或“力量大”的谐音词，借以祝愿小儿力大无比。这倒与我国西藏东部至四川、云南边境的古彝习俗有相近之处。古彝人值小儿初生时，以冷水洗浴，再以牛屎洗濯其头，俗传这样能使小儿力大、胆大，可以临事不恐不惊不畏。

欧洲人在祝贺婴儿出世时，很直接地定了一个“送礼会”。欧洲人有着明显区别于亚洲人的直率与坦诚。新生儿一出生，他的父亲或是祖父母就要兴高采烈地发寄“报喜卡”。如果是抱养的孩子，也要为抱养婴儿的母亲举行送礼会，整个聚会的内容与庆祝新生儿的出世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请帖上要注明孩子衣服的尺寸，因为抱养的孩子可能比新生儿大，就不像新生儿那样好置备统一的婴儿服饰了。由此可见人们对服饰的重视。

欧洲人送新生儿礼物可以是服饰，也可以是毛毯、浴巾，或是银叉、银匙等不限，但是为婴儿举行洗礼时，婴儿及其参加洗礼的客人的服饰必须符合礼仪。罗马天主教或主教派教会曾规定，婴儿应于出生后的第一周或第二周的礼拜日举行洗礼。现在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一般要在小儿满月前两天去教堂举行仪式。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往往在婴儿出生后两个月到六个月时举行洗礼；而拉丁语系的国家，婴儿在出生一两天时就举行。无论在什么时间举行洗礼，婴儿的服饰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一点教会根本没有明文规定，人们完全依据传统习俗。

新生儿的服饰要由亲生父母准备，而不是由教父母置办。有些家庭给婴儿穿的是父母乃至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受洗时穿的衣服。总之，男女婴儿的衣服都必须为白色。衣长要超过脚面，料子用柔软的细纱，镶有花边并饰有手绣的花，外面还要再套上精制的白色长外衣。如果没有家传的精美洗礼服，也可以用一套朴素的白色长衫代替。

参加洗礼的客人穿平时做礼拜的服装，婴儿母亲穿带颜色的服装，在这个场合中，不穿黑色。根据所在教区的习惯，婴儿母亲还可以戴帽子或头纱。这些亲属和客人的服色虽然不像婴儿服那样要求严格，但是他们的服饰是为了婴儿出生的重大仪礼而确定的，同属于人生仪礼的服俗。

人生旅途的第一步，就陷入到层层叠叠的服饰民俗之中。尽管婴儿长大以后，对这些根本没有印象，但是作为新生儿的父母，作为整个社会的人来说，却标志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人们在这里看到生命的延续，看到了未来，也似乎看到了希望，因而以自认为有寓意的服饰，去举行多年传承下来的仪式，就好像是在为下一代的人生大厦奠基一样。

新的一个被服饰所围绕的人，一生下来，便是社会集团中的成员。生命，从此开始，也从这里闪光，服饰将从此伴随他走过一生。

成年礼服饰

在古代社会中，尤其是原始部族，将儿童长成大人的年龄界限看得非常重。不像现代，当中学生自觉长大以后，只知”十八岁花季”，可以自为地穿上成年服装。甚至于几岁的幼儿，只要父母有兴趣，也可以完全按成年人的装束打扮他，西装、领带、皮鞋、手表，女童还可以烫发，当一切就绪以后，俨然是一个“小大人”。至于儿童的穿着，人们只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为了免使其受到成年服饰的约束，才给他或她穿上宽大、舒松、鲜艳等所谓能照顾儿童特征的服饰，而并不是从意识上受到某一种限制。

古代社会以及如今尚存留的原始部族，都认为儿童成为大人是很严肃的一步，是人生中的一项大事。儿童一旦成为成年人，就意味着他可以从此参加部族中的议事，可以谈情说爱，寻求配偶，并且有义务为这一个群体去战斗乃至献出生命。以古代社会和原始部族的这种不成文规定（这正是民俗形成的特征）来与近代文明社会相比，前者儿童到成年的进程是跃进式的，一步到位；而后者儿童到成年只是循序渐进的，人们将其分为婴儿、幼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就前者来讲，这一跃进需要一种民俗形式，那就是“成年礼”，或叫“成丁礼”。成年的最外显的标志就是更换服饰，变异发型。一穿戴上约定俗成的成年人服饰，改为成年人的发型，儿童就从这一刻起算作成年人了。

古代社会习俗

古代社会有关成年的仪礼规定，当属中国最为明确而且完备，其最明显的即是服饰。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于两汉时编纂的《礼记》中有多处文字记载。如《礼记·曲礼上》有：“男子二十而冠。女子许嫁而笄”，而且称20岁人为“弱冠”之年，意为刚刚进入成年。所谓冠，在这里是指像成年人那样穿礼服，因为礼服中就以冠戴为主要标志。加冠的程序是，先加缁布冠，次加皮弁，再加爵弁，俗称“三加”，加冠以后的人才能除姓名外使用字、号。加冠这一年，就称为这个人的“冠年”。女子加笄，笄就是簪子。幼年时垂发，连同男童都被称为“垂髫”。潘岳《藉田赋》中有“被褐振裾，垂髫总发”，陶潜《桃花源记》中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都是以发式点明那个年龄段的。女子盘发插上簪子，也要举行仪式，名为“加笄礼”。

关于男子加冠和女子加笄的年龄，因地因时有异。如清代时山东等地，男子15～20岁之间可随时举行加冠礼。安徽的江淮地区则一般就在15岁或16岁。女子加笄全国流行，但年龄限定不一，有些是在15岁时，也有的是在结婚前。《仪礼·士昏礼》中就有“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称字”。后来大多在婚前一日，请一位多子多孙的老妇人，给这个女子修额，用细丝线绞除面部汗毛，洗脸沐发，挽髻加簪。

伴随加冠、加笄礼举行的仪式，也根据各家的地位和经济条件，规格、场面悬殊。一般的是要隆重设宴，宴请嘉宾，宾客也要带些礼物以相送。而且，即将加冠者要事先到亲友家去行礼，谓之“告冠”，亲友前来送礼，谓之“冠敬”。加笄时早先也有以童子为宾的，让童子为其换发（式）作结，然后以笄弼之。再由加笄者去拜祖先，拜父母。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说过：“冠礼……是自家屋里事，有甚难行？关了门，将巾冠与子弟戴，有甚难？”这样一来，冠礼虽然还是以服饰来标明成年（如《论语》中称不同年龄组的就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的说法），可是其显示的社会性却较前为弱了。

日本受中国影响，古代也十分重视加冠礼。天武天皇十一年（683），日本仿照唐冠礼制，制定了结发加冠制度，当时的冠，有漆纱冠和圭冠两种。冠礼仪式又称“元服”，这也是继承了中国汉代关于冠礼的说法，在颜师古为《汉书·昭帝记》作注时就称：“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续日本纪》记载，和铜七年（714）六月，“皇太子加元服”，这个皇太子即是后来的圣武天皇。至平安时代的清和天皇（858—876）在位时，古代日本有了较为详细的加冠礼节。诸如根据能不能上殿，即是否具备上殿资格而分为冠和乌帽。到了镰仓幕府时期（1185~1333），一律用乌帽而不再用冠。16世纪以来，除社会地位极高的家庭和神职人员以外，普通民众只需剃去额上的头发，留个名为“月代”的发式，也就算到成年了。近代以来，在广大民众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服俗，即在孩子到了13岁左右，母系亲属赠其漂白布或红布以作为兜裆布，就是对孩子成年的祝贺了。古时，加冠后，社会予以承认，也予以制约和管理，如武士可从此领取俸禄；农民则从此须交纳人头税，并具备结婚资格和享有继承财产的权利。近现代以后就成为一种带有情趣的民俗活动了。

女子成年仪礼在奈良与平安时代的标志是着裳和结发。着裳就是将裙子系在腰上，结发则与中国的及笄十分相似。只不过中国古代时多在女子15岁时及笄；花蕊夫人《宫词》中有”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便上头”。日本则在女子13～17岁左右，根据月经初潮来临，确定其成年仪礼。月经初潮来临导致以腰带系下裳，由此也将系腰带和男子系兜裆布视为成年的标志。日本静冈县滨松地区，每逢亲友间有少女已见初潮，众亲友都要为这个女子送来装有米的袋子，上面写着“恭喜初花开放”，从此，便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

除了加冠和加笄以外，日本人在奈良、平安时代，还曾把牙染黑以作为成年的标志之一：“其士官本身宗族子侄并首领头目，皆以锈铁水浸乌桔子（五倍子）末，悉染黑牙，与民间人以黑白分其贵贱。女子年及十五以上，不分良贱，亦染黑牙始嫁”。染黑牙的习俗至明治时期，已趋绝迹。自明治时期开始，日本政府规定年满20岁的男性为征兵对象，这样，人们就将成人的年龄延至20岁。近几十年来，日本政府又规定每年的1月15日为成人节，这一天，年满20周岁的男女青年都要穿上传统的和服或西装，以庆祝自己从此被纳入成年人的行列。古代的民间自发并自然形成的服俗，也经政府规定而成为法令和节日了。

近代古俗遗韵

一些长期生活在偏僻地区的部族，由于与现代社会交往较少，因而生产工艺和技术停滞不前，但是，也正因此而保留下更多的人生大事仪礼，如同陈年老酒一样，具有浓烈的民俗意味。他们仍然重视成年礼，因为这不仅表示了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被接纳与延续，而且还象征着一个部族的兴旺与繁荣。

中国少数民族中尚保存着这一成年礼中的服俗。如凉山彝族少女有“换裙”的习俗，她们将此认为是与出嫁同等重要的人生大事。当少女至15～17岁时，个别的也可以在13岁或19岁，但不能太早或太晚，只要是单岁时就可以。换裙前的女子梳单辫，穿浅色二接裙，裙边镶有一粗一细两条黑布条。换裙仪式定在少女的月经初潮之后，母亲最了解女儿的生理状况，一般临近换裙前就为女儿准备好头上戴的花边黑色哈帕、新裙，购买各种颜色的珠子和项上挂的银牌等服饰品。换裙的日子，是请许多老年人推算出来的佳期吉日。这一天，众亲友纷纷登门，有的来客还要送礼祝贺。即将换裙的女子家则要杀猪宰羊，一派喜气洋洋。不过，被邀请的都是女性亲友，尤其是换裙仪式进行中不允许任何男子在场。届时，她们请一位漂亮、能干、关系又与主家较近的妇女，给换裙者梳头，带哈帕：将原来梳在脑后的单辫梳结到前面来，正中分开，在耳后梳成双辫，再戴上哈帕。额前的刘海儿也用少许水打湿抹光。然后给其佩上艳丽的耳珠，最后换上红、蓝、黑等对比强烈的三接或四接长筒百褶裙。经过这一番打扮，少女顿时显出女性特有的妩媚、端庄与秀美，一副含羞藏娇的样子。

哈尼族与彝族同源于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西双版纳的鸠为支、吉座支姑娘，要经过三次改装，以完成从童年到青年的外部形象，特别是以服饰形象塑造全过程。从15岁开始，一个村寨的同龄姑娘相约同时在腹部裙子外面围上有两片花纹的精美的宽腰带“纠章”，宽约7厘米或8厘米，两头垂在腰间，并且互相用紫梗染红牙齿，表明已进入青年阶段。17岁时做第二次改装，脱掉少女的小圆顶帽”欧厚”，改戴缀有银牌、银泡、彩珠的方形斗帽“欧丘”，表明姑娘可以接受男青年的求爱了。18岁时，整个胸前都用银牌、银泡装饰起来，改“欧丘”而为“欧昌”。有些地方一戴“欧昌”，即在“欧丘”上包一块黑布的首服形式变异以后，就表示自己已经属于某个男子，别的男性就不要再向她求爱了。还有的地方，当15岁围“纠章”时，要在头部和项部悬挂一种草珠子，哈尼语叫“搂巴”。哈尼族男青年15岁时，摘掉少年戴的圆帽“吴厚”，改为布包头“吴普”，同时要与女青年一样染红牙齿。在勐海县帕真、巴和及帕沙等村寨的男子还要在成年后包色彩艳丽的红包头布，直到结婚才改为黑包头布。

与哈尼族同在西双版纳的布朗族，姑娘到了11岁或12岁，就开始耳挂银环、银塞，耳塞配以红、黄、蓝各色丝线，头戴银牌，胸前饰有各色玻璃珠。到了15岁或16岁时，母亲会送给女儿一个小竹篾、一套新衣服、一个染牙齿的铁锅片，外加一个小板凳，这些都是谈情说爱时所必需的，表明姑娘已经成年。男孩子到15岁或16岁时，要举行叫“节”的成年礼，母亲也要给他准备一条毯子、一个装槟榔的银盒或铜盒等，这些也是谈情说爱时离不开的，从此男孩子便加入到小伙子的行列。

藏族人在姑娘15岁或16岁时，要举行一个名为“戴头”的无偶单婚仪式。贵族人家要在男孩子13岁或14岁时选择吉日将发辫梳到头顶编为一个发髻，此后便可根据世袭地位而改穿官服。平民一般只举行仪式而不改梳发式。所谓“戴头”本是表示孩子已成年的仪式，指天为配，因此唤作“戴天头”。这个仪式的排场和隆重气氛与正式婚礼相同。这一天要由高僧或其他神职人员念《戴天头的祝词》：

羽毛丰满的锦鸡，向着蓝天飞腾；脚力已足的骏马，开始在草原上驰骋，到了戴头年纪的姑娘，婚礼要对天举行。这是民族的习俗，这是婚礼的传统。为姑娘自由选嫁婚配，打开了天门。

念完以后，用柏叶水、牛奶或菩提树叶（根据地区有所不同）为姑娘洗脸，也用鹅冠草或孔雀翎等蘸水向姑娘身上、屋内、炕上洒去。这时，被邀请的为姑娘更衣的人，边唱歌，边给姑娘换衣服。在逐件换装时，要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件一件，一层一层地换。东都县城台地区的《更衣歌》这样唱道：

今天是戴头的日子，是人生最大的喜事，打扮吧，姑娘，打扮成丹玛那样的仙姿。

丹玛是传说中主宰婚姻的女神，戴天头的姑娘从此有了过性生活的合法身份。相比之下，在云南和四川居住的普米人成年礼要简单得多，而且时间就利用大年节的这一天。在欢庆的节日气氛中，家里如有年满13岁的男女少年，父母或兄嫂就要为他举行“穿裤子礼”和“穿裙子礼”。仪式由母亲主持。如果年满13岁的是女孩，她便走到火塘右前方的女柱旁，双脚分别踩在猪膘和粮食袋上。右手拿耳环、串珠等首饰，左手拿着麻纱、麻布等日用品，象征着妇女有享受物质的权力和承担家务劳动的义务。接着，母亲把女孩的麻布长衫脱下，换上短衣，穿上百褶裙，腰间系上一条绣花腰带。如果年满13岁的是男孩，则要走到火塘左前方的男柱旁，在舅父的主持下，双脚踩在猪膘和粮食袋上，右手握着刀，左手拿着银饰品，由舅父把男孩的麻布长衫脱下，换上短衣，穿上长裤，系上一根腰带，并用牛角杯盛酒向客人敬酒。

斯里兰卡僧伽罗女子的成年礼，根据少女第一次行经的日子来举行。当然，具体时间还要由其母亲到星相师那里，告知女儿行经时间，问卜吉凶。仪式中，由洗衣种姓的妇女为少女擦洗手和脸各三次，在她下身围上一块白布，再往头上围一块白布，然后为少女洗澡、穿衣、梳头、佩戴首饰。

坦桑尼亚玛孔德人的成年仪式，男孩要进行割礼，女孩则要沐浴净身，擦上蓖麻油。但无论男女都要换上新装，还要举行化装舞会。

墨西哥阿帕切族的成年仪式过得火火暴暴，历时四天。尤其是女孩，至14岁时都要举行一个十分隆重的“黎明舞”狂欢活动。“黎明舞”活动要提前一年多就开始着手筹备。被邀请的亲友和一对本族德高望重的老年夫妇（教父教母）来到举行成年仪式的场所，隆重的成年仪式竟有上百人参加。地点大多选在风景秀丽的河边开阔的草地上，帐篷顶顶，彩衣拂拂，可以想见其令人激动的场面。第一天，女孩父母拿着一根雄鹰的羽毛到教父母家去。当教母来到女孩家时，也是首先把那根象征健康到老的雄鹰羽毛插在女孩头上，并在众人帮助下为女孩穿上成年衣。成年衣是由很多人用鹿皮缝制而成，衣服上缀有二百多个锡片制成的小铃铛。跳“黎明舞”时，铃铛便发出悦耳的声音。随后，把一块鲍鱼壳做成的头饰系在女孩的额上，它象征着女孩已经长大成人。第二天，自黎明时分一直舞蹈歌唱至星月满空。第三天，教父将一把神圣的手杖交给女孩子。这个手杖是用象征性情温顺的金莺或黄鹂的羽毛装饰的。据说它会给女孩带来温柔、贤淑的性格。然后还要由教父给女孩从头到脚涂上四种颜色的香料……仪式中名目之繁多，集中了阿帕切族人的所有文化，而上述的服俗更是独具异彩。

成年仪式以及表示成年的服饰，是非常严肃的，容不得轻视和亵渎。尽管它与文明社会相距甚远。但是，仅其中的服俗就能使人领略到那一份庄重，那一份热情。不论仪式繁复还是简单，所有的人都是将它作为一件人生大事去做好，这不正是培养青年人意志，确定青年人义务，并且给予青年人权利的最好的形式吗？它使一代代年轻人在庄严的成年礼中接下了父辈的重任。外表上是固定的服饰，内心里却是一颗即将成熟，或者说需要马上成熟起来的心。

欧洲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人也有为孩子举行”首次圣餐”和“坚信礼”的习俗。如孩子长到6～7岁时，第一次接到圣饼，女孩要穿白色连衣裙，头上戴精制的头纱，天主教之外的教徒只需穿白色连衣裙；男孩穿深色西装和白衬衫，打领带。信仰天主教的家庭在孩子11岁或12岁时，基督教徒在孩子13岁或14岁时，一般要由主教或其他高级神职人员给孩子们举行集体坚信礼。女孩们也要穿白色连衣裙，头戴丝纱巾（天主教）或是穿白色衣服或淡色衣服（基督教）；男孩子一律穿深蓝色或深灰色西装。从这种类似成年礼的仪式上看，再从家长和亲友送给孩子的小型金十字架或带有宗教色彩的护身符以及圣经、祈祷书来看，这种所谓的“到达法定年龄”的仪式还是与成年礼不完全相同。它的整个过程基本是宗教性占了主要的地位，法定年龄也是为教会所承认。但是，它作为西方的仪礼，经过长期传承，也成为人一生中的大事了，应该说与服俗有关，而且确实具有类似成年礼的一部分意义。

成年仪式孕育出有关成年的服俗，也培养出一代代具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服饰成为一个人成熟的形象标志，它既是自然的（生理），又是社会的（思想）成熟的人的象征。服饰在这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定情与订婚服饰

人类最激动的感情是爱。从初恋到结婚的过程都被披上动人的柔纱，其中定情与订婚是两个带有“心理契约”的关键行为，最被恋人们所重视。这也离不开服饰品。

定情与订婚不同。定情是男女两情相悦，彼此海誓山盟，并互赠物品以作为爱情信物。它可以是婚姻的前奏，也可以不是，但无论前景如何，这一类定情的表示大多是私下里进行的。而订婚却要公开举行仪式，以此向诸亲友宣布。它绝对与婚姻相连，只是还不等于结婚。

如果从服俗的角度将二者加以区分的话，那么，定情不需要两人穿戴上特定服饰，所以用于定情的服饰，说服饰品更为确切。而订婚仪式在一些地区很正规，因而准新郎和准新娘则要更换一下服饰。即使不举行仪式，有的民族也要在服饰上做些标记，说明已经订婚，以非语言的服饰形式告诉异性不要再来求婚。

定情服饰品

作为爱情信物的服饰品，不一定贵重，也不一定要美观。有些服饰品的含义只要两心相知，在一方的心中认为此物能够代表另一方那颗跳动的心，也就足够了。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诗经·静女》中说得非常恳切：“静女如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有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诗中后两段写小伙子发现姑娘不但如约来到，而且还情意深长地带来一种红色管状的初生之草（一说是涂红的管子，似乐器），于是小伙子喜不自禁。他心里想（也可能吟唱出来）：“牧场嫩草为我采，我爱草儿美得怪。不是你草儿美得怪，因为是打从美人手上来。”这篇收录在《诗经·邶风》中的爱情诗，虽然并未说明是定情，但是从中不难看出定情服饰品的价值在于情意而不在价格。

魏诗中有专名为《定情诗》的，为繁钦所作，被收在乐府《杂曲歌辞》中。有一种说法是，这里的“定情”二字，是镇定其情的意思，因为通篇以女子口吻，自述与人相爱，不久被弃，悲而自悔。不过，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二人相爱时频繁互赠的信物中有很多涉及服饰。如“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道殷勤？约指一双银。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何以结恩情？美玉缀罗缨。何以结中心？素缕连双针。何以结相于？金薄画搔头。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何以答欢忻？纨素三条裙。何以结愁悲？白绢双中衣……”这些无疑显示出，以服饰为定情物是非常普遍的。

另外，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虽然表现的是恩爱夫妻分散多年后的相思之情，但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种物品的纪念意义在于两人可以想见其人，触物生情，其中更深的内涵，也许别人根本无从得知。

再如中国唐代诗人张籍的假托爱情诗《节妇吟》中写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虽然作者本意是在推脱做官，但诗中前两句：“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还是真实地再现了民间以服饰品为爱情信物的民俗形式。

较为常见的赠送给恋人的定情服饰品，在中国有：广西南丹县白裤瑶族的绣烟袋荷包（女送男）和银手镯（男送女）；云南傣族的印花手帕和银手镯；新疆塔吉克族的一对耳环（男送女）和绣花包，俗称“恰叶哈尔塔”（女送男）；广西融水苗族的手镯（女送男）和自己的一件衣服（男送女）；云南澜沧县糯福区拉祜族的绣荷包、腰带、筒帕（女送男）和银耳环、银手镯（男送女）；还有云南丽江纳西族的戒指、腰带和手镯（男送女）等等。在德国波恩则有宝石戒指（男送女），这种在古罗马时曾以铁制戒指镶嵌宝石送给情人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带有浪漫情调的定情服饰品，是与那激动人心的求爱习俗并存的。其中伴随着情歌一起出现，宛如在服饰品上久久跳跃着深情的音符。每逢大年初一刚过，越南全国各地的男男女女都要穿上最好的衣服，头裹美丽的纱巾，束着彩色腰带奔赴各地庙会。庙会中有一项活动内容最为精彩，那就是对唱民歌。青年男女们坐在小巧的船里顺水游荡，任凭爱情的歌声随波起伏：

哥哥啊，我把衣服脱给你，把戒指赠给你。妈妈问衣服呢？过桥时被风吹跑了。妈妈问戒指呢？洗衣时掉进河里了。

纯洁无瑕又热烈奔放的少女的心，在歌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深情浓意又大胆狂放的少女的性格也在定情服饰中得到形象的体现。相比之下，我国福建畲族少女的情歌，就唱得委婉含蓄得多了，而且互赠信物时唱出心中的话。例如姑娘送给小伙子一条自己编织的腰带，唱道：

一条腰带三尺长，送给贤郎带身上；真心相爱有情义，年长月月结鸳鸯。

小伙子高兴地收下礼物，回赠姑娘一条毛巾，也唱道一条毛巾两头青，毛巾中间是郎心；洗脸擦汗面对面，揣在怀里心连心。

通过对唱山歌，选择了自己称心如意的情侣，再托人公开说媒。贵州北部的侗家男女青年，将一腔青春的狂热都化在歌中，在《初相会》、《夸奖歌》、《颠倒歌》之后，姑娘、小伙子基本上找下了自己的意中人。于是相约来到树下花旁，向对方索取“把凭”（信物）。这时，要唱《借记歌》：

画眉借山来歇凉，细鱼借水来归塘；哥不借妹钱和米，借妹把凭连心肠。

把凭，都是些什么？有首饰、筒帕和铜钱、小圆镜乃至头发等。互相赠送信物以后，还要唱《连伴歌》、《送别歌》，然后才在依依惜别中各自回自己的家。

工艺性强的定情服饰，则在表明自己心意的同时，显示一下自己的劳作与灵巧。这一份心思就藏在服饰品中，一起送给心上人。我国哈尼族支系爱尼人，那些多情的姑娘往往要将一串用彩色鸡毛和丝绳编成的羽毛花送给小伙子。当两人确认情投意合时，姑娘会把一件自己亲手缝制的、前襟上角绣花的男上衣送给小伙子。决意要娶这个姑娘的小伙子也会把自己心爱的银项圈或银手镯奉送到姑娘的手里。这时，姑娘又会把自己的杰作——“脚章”（即裹腿）送给小伙子。至此，男女双方就算正式拍板定情了。侗家姑娘在接到小伙子的礼物——不同颜色的丝线后，立即动手，用这些丝线做出一套她认为最漂亮的衣服送给情郎哥。这一点与壮族的“歌墟连情”然后互赠信物有些相似。这是古老的风俗，《太平寰宇记》中就曾记载，在这个场所，“男女盛装……聚会作歌”，尽管对歌后所赠信物不完全相同，但是一般女方都要送给小伙子一双自己做的布鞋，自己绣的绣花手帕、头巾、枕巾等。每年元旦或转一天，男女又相约对歌后，男子以布帕送给心爱的姑娘，姑娘如有意，日后便在布帕上绣上花朵再归还男子，这在当地被称为“抛帛”。布依族女子在接到男方一条毛巾后，送上的却是一双白毛底青布鞋，鞋底纳的是葵花纹，还要在毛底边上锁”狗牙袢”，精致之极，以此来显示姑娘的心意和手艺。

有的还兼具音乐和工艺美术双重属性。如一些地区的侗族，每当赶场天，青年男女就会打扮一番，从四面八方接踵而来。在天柱石洞周围，有一条远近知名的街，它是连接天柱、锦屏、剑河三县的重要集市，因而成了三县数乡青年男女培育爱情之花的花苑。姑娘小伙们一旦选中了自己的情人，便会出现一种带有戏剧性的“借把凭”的活动：实际上就是索要，这与前述的侗族借把凭有些相近，但是更带有艺术性，而且前者是在山里，后者则是在集市，因此后者在古老的意味上又多了几分现代的时髦劲儿，难怪更加婉转了。作为下次约会的信物，男方会唱：

日头落坡去得快，得了这回想下回，郎想跟娘（姑娘）借一件，送郎好去又好来。

姑娘尽管十分乐意，也还要故意推辞：

棉花还在地里黄，棉纱还在布机上，布匹还在染缸里，我拿什么送给郎？

小伙子又唱：

地里棉花来不及，缸里布匹赶不上，姣你身上带得有，花巾手帕是一样。

姑娘只好羞羞答答把早已备好的东西递给情伴，并唱道：

拿去伴哟！拿到家中好好想，好好想啊细细思，时时日日想到娘。

待进入到热恋阶段以后，除了绵绵的情歌细语，还要送上一双侗家女的精巧工艺品——草鞋。因为是赠给情人的，所以不同于编织平时穿的草鞋，它关系到情人的面子和自己的名誉。情人拿着这糯米穗秆编织的草鞋回村以后，老人们就会品头论足，凭物猜人。年轻的伙伴们见到草鞋也会说长论短。因此姑娘总是极尽巧思，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与技能，力求把草鞋编织成当地最美的工艺品。她们有的在草鞋尖端或草鞋跟上添上红绸、红布片，使之与糯米穗秆一起编织；有的还在鞋槛上捆上一层薄薄的花布。不同村寨的草鞋有着细微的差别，可以谓之“地域性”，而不同的姑娘的草鞋又不会完全一样，自然更具”性格化”。聪明的姑娘不但能编织精美的草鞋，而且还能辨别出各地不同的草鞋风格。这种定情服饰的赠送，真是又有歌曲渲染，又有手工工艺的展示，可谓形、声、情并茂了。

有些定情服饰品分类很细，如巴马瑶族的黑头巾就有三种：一种是头巾的两头绣有各种色彩的花样，并且镶饰着各种色彩的丝绸带；第二种是头巾的两头只绣有方形色块，没有镶饰丝绸带；第三种是头巾的两头都没有绣花和镶饰丝绸带。这三种黑头巾的长度一样，约两米，但通过头巾的装饰可说明自己爱的程度。一般双方建立爱情关系后，男方隔10天、20天要到女家来干上三天活，女方借此机会观察男方各方面表现。如果在某一次三天之后，姑娘送小伙时，走到半路，赠给小伙一条镶饰丝绸带的黑头巾，那就说明女方已对男方很有感情；如果送的是一条绣空花或根本不绣花的头巾，那就说明姑娘对小伙没有什么感情，双方可以再培养或是再各自寻觅佳偶。

有一些定情服饰品，并没有如此细腻的表现与体现。如亚洲草原上那些性情豪放粗犷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即使在男女表示爱慕时，也是以极潇洒的行为与举止在数秒之内完成。布里亚特牧民（蒙古族一部）可以自由恋爱。当姑娘看上一个小伙子时，便会勇敢地走上去，以迅疾的速度丢下洁白的手绢，然后瞬即拨马狂奔而去，如果小伙子躬身拾起这爱情的信物，也策马向姑娘紧追过去，把一枚金戒指郑重地戴在姑娘中指上，那么，这一对青年人就算相爱了。而维吾尔族的定情更便捷，有一种表示，只要男子将所戴小帽与姑娘互相换戴，这就算作“永定”了。还有澜沧江畔的拉祜族，讲究女抢男的帽子，男抢女的头巾。只不过这种硬抢还伴随着歌声，是为外乡人所目瞪口呆的定情方式。女方唱：

……

口弦弹出了我的心音哟，我盼阿哥抢走我的头巾。

男方唱：

拉祜山出的银子纯呀，阿妹的心呀，胜过白银。抢走头巾包银镯呀，我请舅舅送上你家门。

如果女方无意，男方硬是抢走女方包头巾，女方也会执意要回，以示拒绝，那时的歌声就显得格外悲凉了。男唱：

夜露打湿了我的全身，你却对我无所怜悯。

女方坚决地唱：

我不像小金鹿那样温驯，我是一只好斗的鹌鹑。请忘记路边的小花吧，我的心变成了天上的浮云。请你还给我的头巾吧，你到别的寨子另寻知音。

谁说偏僻山区的婚俗还相当野蛮，仅从这些有关服俗的情歌与馈赠形式上就能看到，他们之间的不成文的约定，带着古老的遗蕴，比现代社会更文明。

还有的则显出相当大的随意性，只是随意之中蕴藏着郑重的情意，因此很像中国古诗中的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北欧的拉普兰族姑娘只要允许求婚者摘下她的手套，就意味着接受了他的爱情。非洲塞内加尔男女青年利用“绿色金字塔”的竞赛机会去表露爱情。这个金字塔不是埃及的法老墓，而是用一袋袋花生垒成的，高20多米，重五百多吨。座座高矮相等，大小一样，棱角整齐，上面覆盖着绿色帆布，样子很像埃及那石头垒成的金字塔形状。每当比赛结束，很多女青年跑上去向获得优胜的男青年表示祝贺，这些姑娘们都隐含着内心的爱慕，于有意无意之间，深情地递上一块擦汗的手帕，送上一罐清凉的饮料。如果某一个男性优胜者爱上了其中一位热情的少女，便会在三天之内回赠给少女一块新手帕连同一瓶蜂蜜。中国的布朗族姑娘也有在暗中定情的，一切都在默默无言之中，但是通过一些服饰品会使两人息息相通。当集体访谈时，一方看中了另一方，其他人都会知趣地溜走。小伙子爬到树上，摘下一朵白桂花，交给自己的亲妹妹，由她转给心上人。如果姑娘有真心，就接花表示答应。待双方真诚地吐露心声以后，彼此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喜悦，爱情的涟漪回荡在二人纯洁的心田，姑娘把白桂花戴在头上，这就表示姑娘对这份爱已经默许了。哈尼族姑娘成年后，头饰后边戴一个竹制的小圆筒，在圆筒里装一团白草。如果姑娘在小伙子的追求下产生了强烈的爱恋之情，而决定非他不嫁时，就会在白萆团上蒙一块黑布，在黑布上打上银泡，姑娘的心将永远属于小伙子了。彝族支系——拉乌人的举动更为动情，而且泼辣得大有荡气回肠之势。当小伙子爱情语言说得姑娘爱心已定，并赠送信物时，姑娘将所带定情物倾囊相赠尚嫌不足，会当即解下花围腰，或者干脆扯下自己衣服上的纽扣当场赠给情郎哥。

定情服饰品虽说也是物质，但它是借服饰品以传情，极富人情味儿，因而很富浪漫色彩，即使步步深入，也绝不是繁文缛节。就像是潺潺的流水一样，悄无声息，绵绵不断。只要爱情是永恒的，那么作为定情的服饰也将与天地日月一样永恒。

订婚服饰

订婚较之定情，虽说都是男女感情的联结与肯定，但订婚显然是形式重于感情，而定情则感情重于形式。订婚被认为是正式婚礼前的序幕，实际上却不仅是心理的，而且也是带有法规性的契约。无论两人是否相爱，都必须以这样一种民俗事象，以一些相关的服饰来将二人拴在一起，并步入婚程。无论其后可能出现何种情况，二人都已算作是正式夫妻。一旦有了裂痕，而且双方都认为没有必要正式结婚时，也总要再通过一些民俗形式解除婚约。总之这不是男女私情的事，而主要在于公布于世。

欧洲人，特别是西欧人对订婚仪式十分重视。当饶有趣味的求婚过程进行到一定程序时，情人之间自然产生一种依恋之情，这时他们会以一种令土著民族感到过于做作而且乏味的形式通知自己的父母亲。

如亲爱的妈妈：

我认识了一个锡拉丘兹的男人，他叫杰里·博伊德，很有魅力。我很想让你见见他。不知我能否把他带来跟你和爸爸一起度过下个周末？请尽快告知。

爱你们的苏。

父母接到这类便函或电报后，应准备接待有可能成为儿媳或女婿的人。并安排双方父母见面。订婚仪式前，未婚夫可以自己到珠宝店去，说明他可以付多少钱，看看有些什么可供挑选的戒指，然后把未婚妻带到珠宝店让她自己选择。姑娘们有时喜欢选择诞生石，而再婚的女性就不太在乎这些了。传统习俗是这样排列的：

一月——石榴石；二月——紫晶；三月——蓝宝石、血纹绿宝石或碧玉；四月——钻石；五月——绿宝石；六月——珍珠；七月——红宝石；八月——缠丝玛瑙、橄榄石或光玉髓；九月——蓝宝石；十月——蛋白石；十一月——黄玉；十二月——绿松石或天青石；订婚戒指是女方在公布结婚那天佩戴的，当然并非是合法婚姻的必需品。至于订婚仪式的具体时间，可以通过给亲友写信，打电报、电话，也可以登报。盛大的订婚仪式就以在这姑娘左手无名指上戴上订婚戒指而告终。

当然，同在西欧，还有些偏远城乡继承着古代的民俗遗风。英格兰北部的女孩子喜欢以不同颜色的紧身衣向男性表态，其不同色彩表示的不同心意，恰恰与交通信号灯一致。绿衣表示：“我愿意恋爱，来吧！”；黄衣表示：“机遇是有的，如果合我意还是有成功的机会的”；红衣则表示不愿接受。不过，紧接着的订婚戒指就缺乏这种独特风采了。按英国大多地区的婚俗来讲，姑娘在收到未婚夫送的订婚戒指时，也送给未婚夫一件礼物，可以是金链扣，也可以是手表，或是一枚图章戒指等等。

由此可见，欧洲人注重订婚，而且总是围绕着这枚订婚戒指。前面已经说过这个习俗由来已久。到了15世纪，人们在戒指上使用了金刚钻，镶有钻石的戒指，被人们认为是最理想的订婚饰品。在相当多人的心目中，不同宝石的象征，还带有深厚的民俗观念。如红宝石被认为是爱情专一的象征，它帮助戴它的人抵拒肉欲的诱惑，获得名誉和尊敬；蓝宝石象征不灭的感情；绿宝石象征希望；紫水晶被认为有保护作用，可以防止梦魇和酗酒；月长石据说会带来好运；绿松石在毒品面前颜色会变淡；蛋白石则有邪恶的名声。对于这一类象征，在西欧各地也是有同有异。

除了欧洲以外，其他地区也有很多同属服俗和民俗的订婚服饰及其仪式。印度人订婚后，由男女双方的姐妹给一对新人的脖子上挂一串纸币，祝他们幸福美满。这种既浪漫又现实的项饰，是人人都欢迎的特殊服饰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帕坎人（也译普什图人）在举行订婚仪式时，姑娘回避。如果女方是处女，女家必须给女婿一根针和一块手巾。而男方在订婚至结婚这段时期里，每逢节日都要给姑娘送去贵重的服饰。斯里兰卡的维达人，却是男方毫不客气，自订婚之日姑娘拿出一条亲友编织的腰带为小伙子系上，男方回赠一缕头发开始，一直到拜亲为止，男子使坏一条腰带，就交还给女方，再换一条。这也难怪，因为订婚后未婚夫只能使用未婚妻制作的腰带，姑娘也是始终将男子赠送的头发佩戴在自己的头上或细心地保存起来，直到临死时烧毁或传给自己的女儿。

我国瑶族人有一种出现在婚俗中的服饰，介乎在定情与订婚之间。那就是青年男女产生爱慕之情以后，分别去拜见对方的父母和兄嫂，认识对方的弟弟和妹妹。这在当地叫“定亲”。定亲时，女方必须送给男方和男方所有家庭成员每人一双鞋，叫“定亲鞋”。在做鞋前，姑娘要把男方家庭主要成员的情况了解清楚，然后根据他们的不同身份和特征，给每个人做一双不同图案、表示不同含义的布鞋。送给男方祖父母的鞋，鞋底要纳上北斗星，意为祝福者人像北斗星那样永远闪光发亮，健康长寿；送给男方父母的鞋，鞋底要纳一老松树，意为像松树那样挺拔强壮；送给男方弟弟的鞋，鞋底要纳一株竹笋，意为祝弟弟像新竹一样长大成才；送给男方妹妹的鞋，鞋底不纳花样，而在鞋面上绣一朵美丽的红花，赞颂妹妹像花儿一样漂亮；送给自己未婚夫的鞋，则要在鞋底中间用红线纳一颗心，表示将自己的心掏给对方，永远与丈夫心心相印。鞋，必须由女方自己亲手制作，如果弄虚作假则可能导致婚事告吹。

现实生活中，定情服饰品和订婚服饰既带有一定的民俗普遍性（全世界都存在），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细分则风格各异），最突出的是区域性（在某一区域盛行）。只要稍稍浏览一下全世界各民族的有关服俗，就会发现中国人讲究文学性和艺术性。特别是中国的五十余个少数民族，他们不太重视订婚的固有仪式，却十分热衷于诗意颇浓与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因而定情服饰品的制作和赠与都洋溢着青山绿水之情。与此相异的是欧洲现代社会非常讲求订婚仪式的庄严和隆重。

婚姻服饰

在人生重大仪礼中，最重视而且表现出最兴奋和最喜悦之情的就要属成婚仪式了。初生时的满月、百岁过得多隆重，本人也无从体验，长大后根本没有哪怕它是淡淡的记忆。对于死去的仪式，也无法得知。即使生前安排得再周密，不惜人力物力，像帝王那样青壮年时就修陵墓、备葬服，亲眼见过随葬品，但是葬礼的真正进行情景，根本不能在尚存时预见到。只有婚礼，当事人正值青春年少或拥有金钱、地位，所以重视有加，也就形成婚礼中的服饰是服俗中的重要一项；并且，这时的服饰在容光焕发的新人身上，往往更加光彩夺目。

除去新郎和新娘的服饰以外，婚礼前男方所下聘礼、婚礼中双方互送的礼物，还有女方自己带到新家去的嫁妆，不管全世界有多少约定，有多大差异，但其中绝少不了服饰品。而且伴郎和伴娘所穿戴的服饰以及来祝贺新婚之喜的亲友的服饰都是精心选择、设计的，这时的服饰一般不会也不肯含糊。

另外，婚俗中有一些做法非常有趣，尽管在当地人们看来，是原本就该这么做的，但是，对于世界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感到新鲜，有些甚至不容易理解。因此，对其民俗文化性更应认真探讨。

聘礼

中国早在周代时，就已经有一套完备的婚姻仪礼。《礼记·昏（婚）义》中开篇就是“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其中与服饰关系密切的主要是聘礼，俗称“下财礼”或“下彩礼”，是男方家里在婚前给女方家里送去的正式礼物。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嫁娶》中以大篇幅记录了当年的钱塘繁华与风俗礼仪。

先是有一来往于男女两家之间的赠送与还礼过程，其意义类似于订婚，但又没有仪式，因而应归为聘礼之列。《梦粱录·嫁娶》篇中写道：“若丰富之家，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段（缎）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以金瓶酒四樽或八樽，装以大花银方胜、红绿销金酒衣簇盖酒上，或以罗帛贴套花为酒衣，酒担以红彩缴之。……其女氏即于当日备回定礼物，以紫罗及颜色段匹，珠翠须掠，皂罗巾段，金玉帕镊，七宝巾环，箧帕鞋袜女工答之。”男方“次后择日则送聘……且致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钅足、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否则贫富不同，亦从其便，此无定法耳。更言士宦，亦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段亦得。珠翠特髻、珠翠团冠、四时冠花、珠翠排环等首饰，及上细杂色彩段匹帛，加以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等物。又送官会银铤，谓之‘下财礼’。如果女家富裕，则亦以礼物答回，以绿紫罗双匹、彩色段匹、金玉文房玩具、珠翠须掠女工等，如前礼物。”婚礼前三天，“男家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五男二女花扇、花粉盒、洗项、画彩钱果之类，女家答以金银双胜御、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物。”如此这般记载，还只是摘其要者。若详细描述其衣服款式和饰品种类，更是繁不胜繁。时至近代，京津一带讲究聘礼中有“八大金”：金钏（镯）、金钗、金戒指、金耳环、金簪、金头花、金项链、金兜肚钩等，是古代婚俗、服俗的遗痕。

日本受中国民俗影响至深，也讲究婚前下聘礼，且带有吉祥的寓意。中国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说：“婚礼纳彩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千漆九事，皆有词。”日本纳彩的传统物品也多是些有象征的，并且按中国古时阳数信仰，赠送时总要在彩礼上系红白两色或金银两色的礼绳，日语称作“水引结”。系水引结是古时结纳关系赠送衣带习俗的发展形式。

在大洋洲生活的阿斯马特人，居住在新几内亚西部的低洼湿热地区。那里的结婚聘礼又是别有一番情趣，其中石器必不可少，因为石器是当地人心目中最贵重的物品。有人称这是意识落后于存在，其实倒应庆幸地球上尚存这些文化的“活化石”。一份典型的聘礼单中是这样开列的：

石器30件；

法螺2只；

野猪獠牙磨制成的手镯1对；

火鸡骨头制成的刀具25把；

极乐鸟2只；

箭杆40根；

鱼叉5把；

独木舟1只；

袋鼠皮帽4顶；

鹦鹉翎毛5根另加贝壳和矛枪。

这些聘礼必须备齐，少了一样不能结婚。所以，准备这些聘礼就成了阿斯马特男子青年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聘礼包括的具体物品总是与当地特产和需要紧密相连的。如蒙古族人多以牲畜为主，同时兼备四季衣服、被褥所用料子以及毛毡等。按照我国新疆地区蒙古族的传统习俗，聘礼不送内衣、帽子和首饰，只送外衣衣料。

同属于游牧民族的我国土族人，也可以应女家要求，以牲畜顶替聘礼。最正规的是先送给姑娘的母亲一块长衫料及茶、酒等，后备下彩礼：16～18匹布料，银耳坠大小各一对，锦边绒毡帽两顶，礼帽一顶，彩绸带两条，布坎肩两件，褐衫褐褂各一件，褐带布带各一条。更早时男方的彩礼主要是服装，而头饰全由女方购置。

无论怎样下聘礼，看起来有两点绝对一致，一是聘礼大多由男方出，以示花钱娶媳妇；二是聘礼中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无论有多大区别，但是总也不会缺少服饰品，因为服饰是婚礼和婚后生活的必需品。所以，服俗是婚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嫁妆

所谓嫁妆，就是女方要带到婆家或是自己小家去的日用品，其中不乏贵重物品。我国华北一带要在婚礼前一天送嫁妆，有些地区则跟随着新娘同到新家，所以通称为“陪嫁”。

欧美诸国虽说不太讲究下彩礼，可是对于嫁妆是颇为关注的。美国伊丽莎白·波斯特的（西方礼仪集萃）中，对于嫁妆描述得非常具体：“从前，大多数母亲都从女儿一落地就开始为她准备绣花衣物做嫁妆。……为了把这些精心制作的手工品保存好，从前的母亲要给女儿买一只箱，把这些东西存到女儿结婚的那一天，就是所谓的嫁妆箱。”伊丽莎白转引埃米莉·波斯特著《礼仪大全》关于嫁妆的内容时，有这样一些说法：“小姑娘穿的衣服通常是极简朴的，但当她订婚后，母亲就会竭力为她买需要的一切，如绣花边的内衣，茶会服装，睡衣和帽子等。各种室内穿的或在早饭时穿的衣服以及供丈夫欣赏的内衣，比在公共场合穿的衣服帽子要重要得多。但在美国，快结婚的姑娘并不喜欢过多的厚实的亚麻织品，她们宁愿少一些，但要精美，例如带花边的又薄又软的织物就符合她们的口味。一切都为了美，实用与否则不去管。美国姑娘绝不要针脚密实的又厚又结实的手工内衣！现在有钱的小姐要的是精制的手帕和用来装饰舞会长裙的巴伦亚花边；没钱的则要便宜而不经用的薄绸花边。”亚非一些国家对结婚仪礼是极为重视的。常有父母奋斗一生为女儿备办嫁妆的，也有因女方嫁妆不周，而造成出嫁后一生悲剧的。印度就有因缺乏嫁妆而导致女子自杀的事例，甚至延至今日，这种现象还存在。在埃及西部的沙漠地区，有一个锡瓦绿洲。锡瓦的姑娘们嫁妆是100件袍裙：这就等于说，凡家里一有女儿降生，母亲就要开始为她缝制袍裙了。

我国汉族人认为陪嫁最起码的物件是衣箱，最好是一对樟木箱（因樟木香气可防虫蛀）。这种习俗影响到欧美，连伊丽莎白的书里都认为“女方家长应该给女儿买嫁妆箱。当然，并不是非买不可，壁橱或空抽屉也可以用来装嫁妆，但一个雕花的中国式大木箱或樟木箱，即便不再使用，新娘也会长期保存。”欧美尚且如此，难怪中国人会以一对樟木箱盛放满箱的服装饰品（寓意“满满当当”，永不匮乏）为最基本的嫁妆了。无论寒暑，嫁妆中一般都会有棉裤棉袄、夹裤夹袄，再加长衫、内衣和外衣、绣花鞋及睡鞋等等。近现代以来，毛衣毛裤、裘皮大衣、皮鞋、拖鞋必不可少，佩饰也根据不同时代而有所区别。《津门杂记》中有“娶之前一日，女家舁送妆奁。”这个习俗一直沿袭至今，没放在箱子里的一律要用大红包袱皮扎成包，箱子外面也有包以红布的。

广西三江侗族和龙胜侗族人在姑娘出嫁前，女家要将嫁衣、新布鞋、花带子等摆放在桌上。在亲友众邻面前，请姑娘逐一试穿、品评，并选一套最好的衣服作为举行婚礼时的着装。

台湾地区则在制作嫁妆期间，就要择一吉时，举行裁衣仪式。请一位福寿双全的妇女，剪裁3尺2寸（107厘米）布料，缝制成白衫、白裤一套，俗称”上头衫仔裤”，以备女子上头（婚后盘头）时穿用。此衣上头时穿一次，亡故后大殓时穿一次，取“有始有终”之意。平时严禁穿着，需珍藏好。喜事中尚红色，唯有这套衣服纯白，取“忠贞洁白”之意。

做父母的，谁不愿意把女儿的婚后生活尽可能地照顾到？谁不希望女儿的新生活中少有麻烦？因此，凡嫁妆，必有衣服和佩饰，不管其规格如何，父母总是尽最大努力，争取让女儿满意，也表达出父母的一片慈爱之心。

新郎和新娘的服饰

婚礼的主角当然是新郎和新娘。新郎和新娘的服饰是塑造一对新人形象，并象征人生新里程开始所必需的。人们越是重视新人的服饰，围绕新人服饰的习俗内容越丰富，花样越繁多，隐喻越深邃，因而也就越发带有民俗的内蕴，从而使新郎和新娘在婚礼上的服饰，成为婚姻服俗中的主轴与核心。

新郎和新娘在婚礼上的服饰都是经过本人及其亲友精心选择、设计、制作或购买的，即使再随意，也不容忽视这一天服饰上的意义。但是如果将一对对新人服饰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服饰还是同中有异，而且各具典型性格，或是独具风采的。

这里将新人服饰分为13种类型，即祝福型、标志型、喜庆型、随意型、炫耀型、豪华型、俭朴型、原始型、誓言性、程式型、仿贵型、怀旧型和猎奇型。当然这只是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不然，全人类两千多个民族数千年来的婚礼服饰绝不只限于这些，分类也只是为了层次分明，并不能将其截然划分。而且，如果严格区分的话，那么祝福、喜庆等含义几乎是为所有新人所具有，因此，这里的类型划分，只依据于不同倾向而定。

祝福型结婚是喜事，因而婚服、婚饰以及婚妆中，很多都寄托着诸亲友对新人婚后生活的祝福。这在北非和南亚，首先表现在新婚妆饰上。埃及新娘在婚礼前一日，把捣碎了的“荷萘花”涂在指甲和手、脚上。由于在染后裹手脚时，里面放了些棉线，所以在婚礼上打开时，手脚上都会现出美丽的花纹，当地人认为这是对新娘最好的祝福。尼泊尔人让新娘穿上闪光耀眼的长长的红色结婚礼服，颈部挂上一串红色珠子项链，耳边坠上金属耳环，手腕套上一串银镯，手指戴上亮闪闪的宝石戒指，再在两眉之间点上朱砂。亲友们边为新娘梳妆打扮，边祝福她新婚幸福。特别是当婚礼上由亲友掀开新娘头上金线刺绣的红色方巾，让新郎在新娘两眉的上方头发分际处轻轻地涂上一层红粉时，更表明亲人们希望将吉祥赋予这一对新人。

我国塔吉克人是以服饰色彩来代表亲人祝福的。新娘身穿色彩艳丽的民族服装，脚登高筒皮靴，头戴自己精心绣制的“库勒塔”（花帽），头上围一条4米或5米长的围巾，脸上罩着长长的面纱尚嫌不够，还必须在新郎、新娘的手指上各戴两个缠着红、白布条的戒指；新郎头上缠一条沙拉，也是红、白两色的绸布条。在塔吉克人的意识中，红色代表酥油，白色代表奶子。新郎新娘带上这两色的饰件，就是家里人们祝他们婚后生活富裕。

山东鱼台人对这种祝福表示得更明显，当新娘的嫂子或表嫂们在为新娘罩上“蒙头红子”时，唱着这样的歌：

蒙头红，

往上搭，

三年以里抱娃娃。

这当然是祝新娘能够顺利怀孕、生产，是原始生育崇拜的一种衍化形式。与此类似的有流行于淮河流域的“五子衣”，以一身紫色衣服为新娘前往婆家去的必穿之服，意在以“紫”与“子”的谐音，祝她婚后早得贵子，并有“五子登科”之兆。流行于福建地区的畲族人中间的服俗，是新娘离家上轿前，母亲要为女儿扎上一条红腰带。这条腰带长4米，宽1米，是当地人用来背婴儿的，所以新娘在新婚这天使用，也是意味着娘家对她的祝福与求吉。

流行于台湾、浙江等地的婚服，祝福驱邪的含义更宽泛些，如内衣肚裙是日后用以裁制产儿衣服的；其外罩是男家送来的盘头裘裙，再在头上插铁彩金箭，这些都是为了驱邪。而且在内穿红绢衫，外套绣花大褂袍时，还要挂天宫锁、照心镜，肩挂子孙袋，手臂缠银元……每一件服饰的款式和名称都有着吉祥的含义，祝福之中隐含着亲友对新人无限的深情，无限的爱。

标志型婚服原本都是具有吉祥意义的，只是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惯制，也就逐渐成为新郎和新娘在婚礼上必须穿着的服饰了。新娘用以区别于婚礼前的自我，新郎和新娘用以区别婚礼上的其他人，都需要一种特定服饰。于是，有些特定服饰索性成了新人的标志。

在意大利的塔斯坎的婚礼中，新娘要更换几套服饰，其中一套即是新娘身穿黑色服装，头戴白帽，无论天热天冷，都要手持一把扇子。这倒与我国汉族“催妆衣”的标志性有着同样的不可改变性。山东新娘在临上轿时，要换上一身红衣服，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这件大红的“催妆衣”都必须是填着棉絮的红棉袄。更要经得住考验的是青海省玉树地区藏族新娘。新婚那天新娘骑在马上，后面跟着一队接亲和送亲的人。新娘虽然也精心梳妆打扮并戴上首饰，但是隆冬季节的接亲送亲队伍里，只穿一套单薄服装的准是新娘。新娘到了夫家再换上鲜艳服装，以显示出要在夫家享福并成家立业。

居住在东欧比萨拉比亚地区的摩尔达维亚人，新娘先是满头点缀花朵，戴着有彩色条带的高帽，身穿绣着星星图案的上衣，外罩底边有三条丝绒穗飘舞的深色无袖长裙，袅袅娜娜走出来，然后由女主婚人摘下新娘头饰，将一方艳丽的彩色头巾按照已婚妇女的样式，齐眉裹在新娘的头上，婚礼即达到高潮。

朝鲜人的新人标志婚服，有着华夏古老遗风。新郎头戴纱帽，即是两边带翅的乌纱帽；身穿一种类似短大衣的黑色礼服，并饰有各种佩件，谓之“冠带”，腰上系着镶嵌犀牛角的革带；脚穿白布袜、皂“木靴”（一种长筒的黑布靴）。新娘的打扮是头梳“大发”，一般是在发辫之中再掺入假发；束以黑缎子做的花冠，上面饰有珠宝的“簇头里”；上身穿淡绿色，胸前、衣领等处带彩绸的“回装袄”；下身穿红色朝鲜裙；外披一件女式无袖氅衣；帽子前边垂下一块遮面巾；为了不使双手外露，手缠绸布；脚穿白布袜和皮底、绒面的黑色“勾勾鞋”。

伊敏河西岸布里亚特草原上的新娘，又是另一番标志婚装。由平时的尖顶草原帽，改戴用贵重皮张围筒、再以细缎缝成尖顶并镶有珠子的“陶高勒卜奇”帽。帽子的两边，垂着两条黑金丝绒的假辫子，蒙古语叫“托依卡”，这里面实际上还夹着新娘刚刚由七根（姑娘）改为两根的真发辫。“托依卡”下面，用镶珠的银链连接起来，挂在胸前。身上穿着妇人袍“哈莫根德格勒”，一改原溜肩式“巴斯根德格勒”（未婚女子服）。新郎则穿一身深褐色的蒙古袍，肩上斜披着宽宽的橘红绸带。

我国的水族新娘嫁衣颇具特色：开襟长袖短大衣，袖口足有1尺6寸（53厘米）宽，衣服的纽扣全是银子铸成；下身穿着彩裙或长裤，裤边上都缝缀着叫作“良干”的花边；脚上穿的鞋，鞋帮前尖细小向上弯曲；头上挽着双拳大的发髻，发髻上插满了金珠银凤；胸前还垂着几圈银项饰的圈和“懂拐”（银块），走起路来，身上的银饰发出悦耳动听的撞击声。这使观者一下子就可以在人群中找到新娘。

有些民族的新娘则以新发型为标志，如川东南酉阳土家族新娘，把发辫绾成一个“杷粑髻”，髻心绕以红头绳，插上银别簪，头戴新丝帕等。侗族新娘也是将头发盘成一个髻，然后罩上黑亮的髻网，卡了银拢子，插上翠头针和翡翠花，就是一个典型的新娘了。

有一个阶段，汉族婚礼上一些不穿礼服的新娘，常戴上一朵大绒花（比婚礼上所有，的礼花都大，且垂下两枝小花），以作为标志。

喜庆型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人新娘的婚服，极力渲染喜庆气氛。当10位身穿彩裙的姑娘簇拥着新娘出来时，只见新娘的容貌深深地藏在红色的面纱之中；长长的红得耀眼的锦缎礼服下，露出一双朱红色高跟皮鞋，鞋尖向上翘起，呈船的形状，全身上下一片火红，像一簇艳丽的山茶花；垂挂在新娘胸前的珠项链、金银饰品和戴在手上的宝石戒指越发使她光彩照人。

喀尔喀蒙古人新娘也是戴着珠光闪闪的头饰，蒙着鲜红的面纱，穿上桃红色的蒙古袍，与腰系宽阔绸带、身穿红绸长袍、腰束金黄色宽带、足登长筒皮马靴的新郎一起，站在阳光下的草原上，形成喜庆的光点。

一位英国的旅游者查普曼女士曾乘驯鹿拉的雪橇游历了挪威、芬兰和瑞典的拉普兰荒原，在那里目睹了拉普兰游牧民的婚礼。她描绘说：“小新娘只有19岁，她肩上围着三条丝绸披巾，还有一条围在胸前，作为丝手筒，美观漂亮。她佩戴着许多银首饰，花冠异常美丽，是由无数彩带圈、银叶、金属丝和人造珍珠编成的，花冠后面的饰带五彩缤纷。”在北欧拉普兰荒原上，这样的新娘服饰将喜庆的场面点缀到了极点。

突出喜庆的新人服饰不在于质料档次的高低，也不在于制作工艺的精美，主要在于色彩搭配上对比强烈、鲜明、火暴，并加上夺目的首饰。我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康多地区的土族人，平时就着装鲜艳。新婚这天，新娘头顶一块大红绸蒙面，穿着大红布面、蓝布夹里的大袄，套上用红、黄、绿、蓝、白各种方格布拼做成的五彩筒裙，腰系鲜绿的绸带，佩着全套首饰，简直是集各种浓艳色彩于一身，喜庆中既有新娘的喜悦，也表现出人们对色彩感受和组合的天赋。

黑龙江省宁安县的满族新人，新郎要头戴缨帽，身穿箭衣，腰扎达苞带，脚穿抓虎靴子；新娘则身穿植物纤维衣服，脚穿四散鞋或达苞鞋，头梳大卷式。他们用以显示喜庆的典型服饰是：新郎像英雄那样披红戴花，新娘的红盖头四角拴穗后还要系上大钱。

随意型虽说婚服都会含有一定的祝福、喜庆意义，而且不同程度地具有标志性，但是也有一些新人的服饰并未刻意追求什么。

我国苗族就有在简朴婚礼中出现的新娘。按照传统习俗，新娘出门之前，只稍许打扮，颈戴一般的银项圈，身穿一套青布衣裙，脚登一双新草鞋也就算是个新人了。

侗乡还保留着抢婚的习俗，只不过近代已是与女方约好。届时新娘只要换上新装，穿上缠了红绳的新草鞋，就可以悄悄等着男方来“抢婚”的火把队伍了。

马来半岛上有个萨曼族，婚礼中，新郎头戴树叶编成的帽子，新娘上身则装饰着用布搓成的布条：他们的婚服非常简单而且带着明显的随意性，只要一匹布就能制成一对新人的礼服。

这些婚服风俗，看似随心所欲，无所依傍，其实还是受当时当地生产水平的限制而形成的。

炫耀型与以上那种随意型婚服不同的是，有些婚服则有意夸大了本人的财富拥有量，以在婚礼上求得众人的羡慕。

同是我国苗族，黔西北的新娘讲究带着好多件衣裙骑马或由亲哥哥背着踏上去婆家的路。衣裙越多，新娘和家里亲属越感到脸上生光，但是大多数衣裙是借来充门面的，婚后再归还。真正属于自己的不过3—5件，再实在的人家也只有5件或6件。待送亲队伍到达男家门外时，新娘先套2件衣裙。然后需要吃过饭后第二次来到男家门外，这一回新娘要再次穿戴，哪怕带来的衣服有20件，也要全部穿上。有肘衣裙太多了，新娘两只胳膊都放不下来，直到进入男家堂屋，绕堂屋一周以后，才可以脱下多余的衣裙，剩下3件或4件。

’北欧的拉普兰人距上述苗人相隔甚远，但是服俗中也有一种炫耀意识体现在婚服上。卡洛斯纽克的拉普兰新娘也要穿上5套或6套衣服，并往皮毛护腿里塞草和苔藓，以使自己体态丰盈，脚踝粗壮。她们披戴无数条披巾，以炫耀自己的富丽与女红。挪威的拉普兰新娘通常佩戴数枚闪光的银首饰。倘若她有戒指，便一个手指上戴一个。

英国布雷多克在《婚床》中写到科威特小新娘，说她：“浑身佩戴着四处借来的金银首饰，最引人注目的是戴在头上的一顶手掌形的金冠，金冠正面的边缘悬挂着一串串小金币，金冠后面坠着一圈金环，每环都系住一束发辫。此外，小新娘还戴着耳环、鼻环以及各式项链，手腕和胳膊上还套着大大小小的金手镯”。从“她穿着这身珠光宝气的服装喜气洋洋地站在庭院里，欣然接受人们为她拍照”可以看出，这种炫耀，哪怕是暂时借来的服饰，也使她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豪华型婚服真正豪华，并不等同于以上的炫耀，炫耀是一种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以获取虚荣心的满足，而豪华是确实拥有财力的展示。炫耀与展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英国的查普曼女士在北欧考脱凯曾遇上一次豪华的婚礼。一位30岁的美女嫁给一位70岁的鳏夫。查普曼说：新娘“头戴由人造花、金银丝织物和银球编制的精美花冠。花冠如此之大，几乎罩住了她的小脸。她蓝色上衣的前方围着熠熠闪光的精制铠甲，数条美丽的丝绸披巾重重地搭在她的肩膀上，她每个手指上都戴着戒指，而且与卡洛斯纽克的新娘一样，双手套在丝绸披巾的手筒里。”可以想像，她的这身婚服，对于她那拥有一千多只驯鹿的丈夫来说，根本不在话下。尽管这比起大都市的婚礼豪华程度差得很远，但在当地已经算得上惊人了。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曾有一次真正豪华的婚礼。新郎是61岁的北欧首富史坦派兹，新娘则是服务于史坦派兹轮船公司的21岁的女职员珍妮。这次婚礼共花费了一千多万美元。新娘那套由法国名设计师设计的“白色幻梦”婚礼服价值3万美元，新郎送给新娘的钻石戒指则高达19万美元。这还只是民间婚服的例子，不包括王公贵族和世界级富翁。

除了以上例子以外，婚服在各种条件相对之下都有追求豪华的倾向。如摩洛哥人举行婚礼一般要花费4万里拉。新娘的婚礼服通常是一种色彩鲜艳，用金银丝绣成的长袖长袍，一件柔软光洁的真丝罩衫，再配上高贵的金质腰带和漂亮的头巾，外加一双也是用金银丝绣成的闪闪发光的鞋。

印度斯坦人的婆罗门种姓讲究把一条昂贵美丽的项链戴在新娘脖子上；苏丹阿拉伯人则喜欢一种用五颜六色纤细皮条编织而成的裙子。这种裙子叫作“拉海得”，用料考究，做工精细，新娘再披上一块色彩浓艳的绸布，挂着各色各样的珠子和金链，这在当地生活水平上也不能不算作是豪华了。

俭朴型既然将一类婚服归为“俭朴型”，就是说这一个地区婚俗中的服俗，并不只是出自新人及其家属的俭朴愿望，而是指出现在婚礼上的新人服饰以俭朴为风气，甚至有着很深的内涵。

南达里人是锡克人的一个支系，主要居住在印度北部。他们笃信锡克教，主张过简单朴素的生活。因此，一对新人婚礼只需花1．25卢比或者说20美分，还不许可青年们单独举行婚礼。这些集体婚礼是在村外空地上举行的。届时新郎新娘身穿素装，新娘只许戴白串珠。当新郎入场后，新娘马上也将一串白珠戴在自己新郎的脖子上，并在他右边坐下。在这种场合，不论富人还是穷人家的子女，都必须穿戴一样的服饰。

我国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报京乡的新娘出嫁那天，送亲的姑娘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银花冠、银项链、银手镯。唯有新娘不“新”，穿一身旧衣服，头上无银饰，脚下穿草鞋，不带任何嫁妆，以示勤俭持家。

不仅有新娘故意穿旧的服俗，而且还有衣着破烂的新郎。缅甸境内的克伦族在举行婚礼时，所有迎亲的人都要穿上本民族最漂亮的服装，唯有新郎衣衫褴褛，活像一个乞丐。因为克伦人认为，新郎在婚礼这天穿着破烂，可使他不忘单身汉的生活，只有这样，婚后才会穿上新衣服，过上幸福生活。

原始型俭朴型婚服与随意型婚服的差异在前面已经谈到，原始型婚服又绝不同于俭朴型。因为其中尽管也有的好像十分简单，但是，那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水平和意识观念所致。也就是说，也许在一些外人看来，他们的婚服简陋至极，可是将其婚服放在他们的特定生活圈层中就会发现，他们在婚服中同样用尽了心思。

马来西亚境内的色曼人婚服，简单得令外人难以想像：新郎头戴树叶编成的帽子，新娘上身仅交叉斜挎着几根布条，一对新人的上身几乎是全裸的，而腰下也只有一长条垂直的裆布。他们既非有意俭朴，也不是随意，只是生产力所决定的生活方式的反映。

乌干达与肯尼亚交界的干旱地区，居住着卡拉莫琼人。在卡拉莫琼人的婚礼上，婆婆给新娘戴上一串珍珠或其他质料的项链，系上一根用一种草编的带子，并把她的全身涂上一层牛油，再穿上一种由小山羊皮或小牛皮制成的仅能遮住下身的婚服。简陋？俭朴？还是原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原始不等于俭朴的婚服在斯威士兰公主婚礼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在斯威士兰居住着斯威士族和祖鲁族人。婚礼上，一位曼特福姆比公主，她头戴黑色羽毛头巾，身穿牛尾披肩，额前插着红色的杜鹃毛，手握一把闪闪发光的长刀，用以象征王室的高贵与力量，表明她是斯威士兰王国国王索布扎一世的女儿。接着，新娘再度改装，她头上插着一只牛胆囊，以预兆吉祥；手握两支细长的木柄枪和一把刀，表示她准备加入到另一个部族去；而且还要脱去上衣以示对别人的尊敬。当婚礼将要结束时，公主再次裸露上身，表示对来宾的答谢。这时，她腰间系上一条绳子表示自己是新娘。

这种用于新娘的着装形式以及一整套婚礼中的服饰礼仪，都说明它是纯粹的原始型的，带着那一个国度和那一种特定民俗的狂放的美与意趣。

誓言型有一种婚俗中的仪礼，是通过新娘某些有关服饰的举止，发出誓言般的信息，宣誓或表示忠于男方，虽说也表现在婚俗的其他事象上，如歌唱、下聘、陪嫁、喝水等行为中，做含蓄的表示；但以服俗反映这种心愿，使服饰成为不用唇舌的誓言的做法也还是存在的。

日本一些地区，有喝婆家水的风习，说“喝了婆家的水，就是婆家的人”。新娘用剪刀剪断木屐的带，表示今生今世不离开夫家的决心，此举可谓感人，但同时又明显地带有束缚女性的伦理规范性。

同样是誓言型的服饰，在美国却显出更富于亲情与友爱，而不是单纯的束缚。美国人的新娘婚服，有“四有”的说法，即“有新、有旧、有借、有蓝”。“新”，就是新娘的白色礼服必须是第一次穿着的，表示新娘即将走向新的生活；“旧”，就是新娘头上的婚纱必须是母亲用过的旧纱，以表示不忘父母，尤其是母亲养育子女的恩情；“借”，是新娘手里拿着的白手帕必须是从女友那里借来的，表示不忘朋友的友谊；“蓝”，则是新娘披着的缎带必须是蓝色的，表示新娘对爱情的忠诚。婚礼服饰在这里成了“以物寄情”的宣言。

程式型欧洲以及美国、加拿大等欧罗巴体系的国家中，婚礼的程式化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导致了与婚仪相关的服俗，也带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这是民俗的一种内在品质约定性造成的。

在欧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妇女会选择白色或米色的缎面礼服为婚服。长礼服加上长头纱被统一在教堂的特有气氛之中，一切都成为一种程式。因为在欧洲的婚礼中，新郎、新娘以及双方亲属、伴郎、伴娘的服饰都要事先协商确定，而且新娘的年龄（或是初婚与二婚的区别）决定了用白色还是米黄色，甚至蓝色、粉红色，用蝉翼纱还是用缎料。另外，拖裙长度除取决于教堂的大小外，还要根据新娘的身高来确定。

婚礼服除了受体形、年龄以及环境制约外，婚服还要考虑到与礼节的关系，与规格的关系，甚至要考虑到一天之中的时差，即使是在非正式的婚礼中，新娘也要按照早、午、晚变换服装。甚至新娘的鞋、手套及佩饰都要符合一定的规范和礼节。如新娘的鞋常为白缎料（如果礼服是白缎料的话）或厚的纺织品质料。新娘如戴手套，在圣坛戴结婚戒指时，需脱下一只手套，如戴的是长到臂肘的手套或更长的手套，需将戴结婚戒指手指的指套线扯开。在任何一种规格的婚礼中，婚服等一系列服饰都要遵守一种固定的程式。

欧洲人的婚服已经纯属出于一种礼节性的需要了。古罗马时新娘穿着白色长袍，腰束打成厚结的羊毛带可能是其源头。但后来日益完善的一整套程式已使婚服成为仪式的道具，它不像古老民族的婚服那样朴拙，但是又像古老民族婚服那样认真。有所区别的是，古老民族的新郎新娘在婚服中注入更多的是虔诚，而欧洲近、现代女性在婚服中表现更多的却是礼节与修养。也就是说前者安排婚服为的是自己或自己部落、自己民族的兴亡，后者安排婚服则是为了一生的纪念和在亲友面前的脸面刀因此可以讲这一套包括现役军人作新郎应该如何着装的服俗，都带有一定的程式化倾向。

这里需要说一下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改革开放日渐成熟的时候，年轻人的婚服意识中注入了相当多的西方婚俗规范意识，但又有一些保留着中国的礼仪需求。如新郎穿一身西装是常态。一般情况下西装上衣口袋要插一束小花，并垂下写有“新郎”二字的大红色缎带。新娘的服饰要三套，这在进入引世纪后仍然保持着，也几乎成为一种程式化的着装了。如婚礼开始前至仪式完毕，新娘穿的是西式白色婚纱（这种白色衣裙在以前是绝对不允许穿的，因为中国丧服为白色）。待婚宴开始后，新娘要穿一身大红缎面的中式旗袍与新郎去各桌敬酒，这又是完全中式的。婚宴结束，来宾即将陆续离开时，新娘再换一身时装（职业套装或最前卫时装），一一与来宾道别。中国当代大都市新人婚服，在近十几年中都保持着这样一种程式。应该说是中西合璧的，同时又是有着强烈时代色彩的。

西方婚礼服及宾客礼服穿用规定如下页表所示。

仿贵型民间婚服，有时可以使生于民间、嫁于民间的女子在新婚这一天，做一次公主或皇后。

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汉族新娘，都有在新婚上轿时，穿戴皇后娘娘、公主，最低限度是诰命夫人的凤冠霞帔的习俗。这种风气尤其在明末、清代以至近代四百年间盛行。它在民间一直以自然的形态传承，到封建帝制、宫制消失后的民国年间仍然如此，稍后不过略予变异而已。按照中国的服饰制度，平民百姓根本不许可着官服（凤冠霞帔也有品级之分），不仅款式，连服色接近都会有大罪。但是，封建制度唯独对新婚这天新郎披红、戴帽花（类似头名状元），新娘凤冠霞帔，表示出一定的社会宽容度。这也许与中国人将结婚称作人生大事，谓之“小登科”有关吧！

畲族新娘不模仿真实的公主，却又以极认真的态度去模仿神话传说中的三公主，据说她是龙王的妻子、畲族的始祖。如果有幸遇到准备去婆家的新娘，就可以目睹人间的神话风采：扎着红色绒线的发髻盘在脑后，头上戴着尖脚头冠；头冠外，扎四根用数百粒白色头玑珠穿成的珠带，插着银钗；头冠下，披一条约一尺（33厘米）长、三寸（10厘米）宽的小红绫，显得艳丽夺目；一块圆形的银牌上，缠着三块小银牌，悬挂在额前；耳垂上一般佩挂银质耳环，颈项佩银质项圈；左手无名指上戴一只九连环的银戒指，当地人认为戴这种戒指是取其日后有九子十二孙之意；外衣是大襟衣衫，衣衫的袖口、前襟上方均绣有五颜六色的图案；腰间扎蚕丝编织的腰带；脚上穿花鞋，鞋头上还有一束红穗。

无论是真实的公主，还是神话中的公主，都距离人的生活很远很远，一生中只满足一次的这种模仿贵族妇女的愿望，也就成了婚俗中的服饰习俗了。

怀旧型怀旧型是近现代婚服中出现的倾向。人生喜庆时刻，特别是重大仪礼——婚礼上，不忘传统服饰，也表现出人们的一种怀旧心理。

这种服俗是普遍存在于日本的。日本当代新娘依然要发绾高髻（如今已用定型假发髻套在头上），身穿传统的正规和服，着木屐，分趾袜，系带，当她融于那个为她们设定的传统婚礼环境中时，简直与古代的日本淑女没有什么两样。

说日本人婚服属怀旧型，是有其原因的。以它和欧洲、中国相比，就会看出其婚服中对传统继承发展上的明显不同。欧洲人虽然也披着古代样式的婚纱在大教堂中过传统式的婚礼，但是那个环境以及气氛与当今的环境与气氛相距并不远。新郎的西装、新娘的长裙依旧与当代欧洲人的日常或礼仪场合服装比较接近，起码风格是近似的。中国呢？虽说在学习西欧婚礼模式乃至婚服款式、色彩时，依然要穿一穿中国式的婚俗服装，如一身红色旗袍等，但红色袄裤已变成裙装，旗袍实际上也只是百年来的国服。只有日本，日本人在完全西化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中，在日常服装已远离传统服饰后，却仍然要在婚礼上郑重地穿上一身和服（甚至在订婚仪式上也要穿和服），不能不承认他们极端崇尚民族精神。虽然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面前，需要花上大量金钱去做一套像样的和服，人们依然不肯疏忽，以示郑重。在这种怀旧的服俗中隐含着日本人对大和民族及祖先的怀念。

猎奇型如今的地球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便利显得有些缩小了：新婚夫妇到异域去办一次别有风趣的婚礼，穿上当地传统婚服留一张合影，还是蛮有趣味的。涉外婚姻更使男女双方想互相品味一下异国的婚俗风情。

我曾亲身参加了一次法国新娘和中国新郎的婚礼。新娘是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者，所以当她准备婚服时，坚持要穿典型的中国新娘服饰。于是，她真的以这样的装束出现在婚礼大厅上：火一样红的衣裙一直拖到脚面，一双红鞋从裙边露出来，头上顶着一方红盖头，盖头四角还垂着带饰件的穗。当她被女眷搀扶着姗姗走进来时，有谁会想到她是法国来华讲学的女专家呢？这身装束倒使我想到天津历史博物馆近代民俗展上的一个新娘模型：花衫子、红盖头、响铃裙……中国人认为这些太土气了，法国人却以此为新奇。尽管这位新娘酷爱中国传统文化，但仍不能否认她选择这套服饰，并拍出大量照片寄回法国去，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猎奇。而且通过交谈，已得到证实。

婚服之多，好像是夏日夜晚天空中的繁星，无论从质料、色彩、款式、纹样上都包容、体现着人类的文化，是服俗的必然，婚俗的中轴。

由于婚姻是每一个人所必经的人生历程。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世俗之中，婚礼服作为服俗，也必然带着浓厚的民俗色彩。它既受宏观方面如民俗文化的影响，又受中观方面如服俗风尚的制约；在微观方面，婚礼服（特别是新郎新娘的婚服）则表现出突出的品质；形式上服从于惯制，具有一定的规范性，色彩鲜明华丽，款式独特考究；内涵又寓意吉祥喜庆，标志性与誓言性也很强。当然，无论形式与内涵，都是在民俗传承下体现的，是民俗文化之花。

伴郎、伴娘与亲友服饰

在婚礼上，伴郎、伴娘与亲友们只是配角，恰到好处的着装效果，会起到绿叶衬托红花的作用。照常规讲，它一般不应比新郎和新娘的婚服醒目，以免喧宾夺主。

在世界上，欧洲人是较为重视伴郎、伴娘及其有关亲属的服饰的，对此也有一系列的严格规定，可以详见前面（西方婚礼服及宾客礼服穿用规定）表格。除此之外，新郎父亲的服饰可以与新郎和男傧相一样，女傧相服饰要与新娘服饰相配；主女傧相的服饰要与其他女傧相们有区别，而且，由于女傧相们在婚礼上常背对人群，女傧相们背后的服饰也应该吸引人；女傧相是否需要戴手套由新娘决定等等。伊丽莎白·波斯特的《西方礼仪集萃》中有详细叙述：“新娘母亲先决定自己服装的长短、款式和颜色，然后将她的决定告诉新郎母亲，供她设计自己的服装时考虑。如两位母亲服饰相似，特别是当她们站在一起欢迎客人时，那美妙的‘画面’确实相当引人注目。……精美优雅的服装为精心设计的婚礼定下了基调。新娘母亲和新郎母亲的服装颜色不要与女傧相们相同，她们应尽量不让自己看上去与其他成员相似。”如此等等的规定很多，在民间确已形成服俗中的重要内容。

与欧洲婚礼相比，其他地区婚礼中的伴郎、伴娘及亲友服饰要显得随意得多，因而也就更加丰富多彩。

英国中世纪时，典型婚礼中的女傧相们要穿与新娘一模一样的服装，为什么在此不衬托出新娘的倩影呢？为的是防止魔鬼利用气味儿接近新娘。《婚床》中说：“如果新娘的名字碰巧叫玛丽亚，女傧相们则身穿蓝色——那种中世纪绘画中的圣玛丽亚深蓝色。”

在西班牙婚礼上，男人们头戴羽翎帽，身穿花哨的刺绣马甲、白色马裤和黑色高筒靴。姑娘们穿由玻璃珠和金属片绣成的花卉图案衣裙，精美、优雅的服饰风格充分体现在这些赴婚礼的青年男女身上。

东欧比萨拉比亚地区的摩尔达维亚人举行婚礼时，女家的亲戚们双手捧着新娘和她母亲刺绣的亚麻巾，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按照主次，一一给主婚人和男家来的宾客们披在肩上，以向他们展现新娘高超的刺绣手艺。

有些民族的婚礼中不设伴郎伴娘（如中国旧婚俗），也就不存在什么特定服饰问题。不过，作为最普遍的伴郎、伴娘和双方亲友们的服饰，总是需要考虑周到一些的。因为这时的服饰既表示对新人的祝贺、尊重，又显示出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对民俗风情的了解掌握程度。伴郎伴娘及其亲友的服饰虽然不占主要位置，却也决定了整个婚礼的规格与情调。

赠礼

婚礼上人们互相赠送服饰，常带着浓浓的民间文化的情趣。有时候，仅是一串珠子，但由于是在特定场合上由特定人物去赠送，也成了活生生的服俗画面。

我国汉族人在婚礼上有婆家送给新娘的“上马三件衣”，单、夹、皮、棉根据季节而定，只是必须以双股红头绳为特制的裤带，这流行在青海河湟一带。还有新娘在婚礼上向男方亲友赠送绣花袜底儿的仪式，以显示新娘针线手艺。最多时要送出数百双，所以新娘在婚前两三年就要抓紧时间大量制作，这流行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农村。景颇人是婆婆把一条银项链挂在儿媳的脖颈上；瑶寨里是舅父母赠与做新娘的外甥女银镯一个，银扣一个；朝鲜族是公公向儿媳赠送耳环、戒指、佩物。

德昂族的新娘赠物时，要分出对象的次序，通常是先主后宾、先男后女、先老后少，而且等级分明，根据等级分别赠以不同的礼物。如新娘的主要亲属，爷爷、奶奶、父母、大伯、叔叔等可享受一等厚礼，即毯子；依次是年过50岁的老人可得麻线织的筒帕，已婚的成年男女可得棉线织的筒帕，未婚的男女青年得到的是别致可观、绣有各种名花的细棉线织的筒帕……欧洲人在婚礼进行期间送礼，也有着严格的约定俗成的礼仪性。关于何时送、送什么，如何陈列、如何感谢等等好像都有一套程式，但是有时也有例外，前述那位北欧首富耗资一千万美元的婚礼，新郎送给各位来宾的礼物，是刻着他们夫妻名字的白金手表，每块表价值500美元。由于宾客很多，这就不是一般婚礼上常见的赠礼排场了。

婚姻服饰奇俗

围绕着婚姻中的服饰，有一些本乡本土人认为非常自然、必不可少的习俗，却令外地人疑惑不解。有些很幼稚的举止，但当他们做起来特别认真，甚至是伴随着咒语与心灵的膜拜而进行时，则具有了不同凡俗的意义。

位于缅甸境内的钦族人结婚时，要买毯子和裙子100条，从娘家门口一直铺到新郎家。如果不够长，就将后面的往前倒，新郎新娘脚不许沾地。可是除了他们之外，别人绝不允许踩着裙和毯。当新人走过之后，这些毯、裙由新郎的妹妹们瓜分。

类似的服饰习俗一到了中国，总是多了几分隐含在里面的寓意，但是男女双方又不明确用言语表达出来。贵州人在新婚之日，男子把帽子摘下来罩住女子放在桌上的珠花，就认为日后可以征服妻子。两个人并坐在床边的时候，男子衣服压在女子的衣襟上，还是女子坐时压在男子的衣襟上，就认为一生中谁能够征服谁压倒谁。新婚转一天起床时，新娘要是穿着丈夫鞋走几步，那么就可以达到婚后她占上风的目的。

江西新郎新娘拜祖宗天地，即行了大礼后，新娘由其长辈伯叔背着走路，这时亲朋邻居，不分长幼，都可任意以木棒打新娘后背，所以无论冬夏，新娘都一定穿着棉袄，以便减弱被打的程度。更有打鼓、吹喇叭等体力劳动者向新娘借衣的奇俗，因此新娘只得在棉袄外面再加一件破烂的衣服，以应急用。

陕西延安等地的送亲行列里，有一个“丑新娘”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客们在一起。新娘身穿旧羊皮袄，用锅底灰把脸涂黑，搂着个押轿娃娃坐在轿中。据说这样可遮住新娘的美容，既可避免鬼怪拦截，也可防止路上出现其他麻烦。

抹黑脸的习俗在很多地方都风行。湖北、湖南讲究以黑锅灰拌茶油；湖北枣阳一带还要在新郎脸上抹完黑后告诉他要学“包黑子”（中国宋代名臣包拯）；甘肃的东乡族等，被抹者非但不能恼怒，反而还要感谢大家。

婚礼上被注意的本来应是新郎新娘，但在甘肃临夏一带的回民婚礼中，还有席罢闹公婆的习俗。届时，他们被涂成大花脸，头上戴着高高的纸帽子，耳朵上挂着红辣椒，反穿皮袄，背上绑着一把破蒲扇，倒骑毛驴绕圈。乍听起来，似乎难以理解，其实这都是为了避邪并造成假象而改变了常人的面貌，以迷惑鬼怪。因为幸福来之不易，不得不设法保护自己。如果能够亲眼目睹一次，会发现那是多么活生生而且多姿多彩的服俗活动啊！对于正正规规办婚礼的人们来说，实在不如他们的婚礼更富有民间乡土的诙谐和纯真。奇异的婚礼服俗，是民间神祗崇拜与民间禁忌风俗的折光，是趋吉避邪心理的扭曲反映。

除此之外，还有争着脱新娘鞋讨糖的，或是冥婚中的木主服饰一如真人服饰等等，无疑为婚俗增添了奇异的色彩，同时又丰富了婚俗的内容。婚姻服饰关乎人生幸福，所以千年百代之后仍会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