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国两晋南北朝统帅

曹操

曹操出生在一个大宦官家庭。从19岁起，曹操便开始步入仕途，担任过骑都尉、典军校尉等职。公元190年，曹操乘讨伐董卓之机起兵，真正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以“统一天下”为抱负，率领大军南征北战、东伐西讨，逐渐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起兵之后，曹操采纳其谋士“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建议，首先实行了“奉天子”与“修耕植”的战略方针。一方面，他费了很多周折把汉献帝挟持到许昌，打着皇帝的旗号，号令各方割据势力，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态势；另一方面，他又大力推行屯田，先办民屯，接着增办军屯，恢复了中原地区的生产，安定了民心，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曹军的军粮供应。由于贯彻、实行“奉天子”与“修耕植”这两大方针，曹操很快便掌握了统一中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和战争的主动权。

曹操的统一战争首先在中原大地展开。当时，在中原战场上，曹操的主要对手，东有吕布，南有袁术，西有张绣。此外，黄河以北还有袁绍，潼关以西还有马腾、韩遂。在四面临敌的不利形势下，曹操实行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针，先降张绣，再败袁术，又杀吕布，很快成为占据黄淮之间广大地区、足以和黄河以北的袁绍相抗衡的力量。

公元199年，袁绍率10万大军南下，企图一举消灭曹操，而曹操当时能够用于对付袁绍的作战部队只有2万人。为此，曹操决定采取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战略，以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官渡（今河南中牟）为主战场抗击袁军。正当曹操全力准备对袁作战之际，刘备乘机起兵占领下邳，与袁绍联手，反对曹操。为避免两面作战，曹操抓住袁绍迟疑不决和刘备羽翼未丰的机会，率军迅速击败刘备，然后从容回师官渡，全力对付袁绍。2月间，袁军南渡黄河，包围白马（今河南滑县）。曹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先在西面摆出即将北渡黄河袭击袁绍后方的姿态，引诱竟至向西阻击；随即迅速东进，急驰白马，杀掉袁军大将颜良；然后将白马军民全部向南转移，引诱袁军来攻，在途中又设伏斩杀袁军大将文丑，全歼袁军追兵。10月，曹操又采纳谋士许攸的建议，亲率五千轻骑袭击袁军粮草基地乌巢，烧毁袁军全部屯粮。消息传来，袁军斗志瓦解，不战自乱，曹操乘势发动全面进攻，一举击毙袁军7万多人。接着，曹操又乘胜北上，占领冀、青、幽、并四川，统一了黄河以北。袁绍积郁成疾而死，他的儿子袁谭被杀，袁熙、袁尚远逃辽西乌桓，准备借乌桓力量以图再起。

公元207年，曹操又率领大军远征乌桓。在名士田畴的引导下，曹军秘密穿过500余里的崇山峻岭，突然出现在乌桓大本营附近，迅速击溃乌桓军队和袁氏的残余势力。在回师途中，曹操写下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著名诗篇。

曹操平定乌桓之后，踌躇满志，又挥师南下，与刘备、孙权联军大战赤壁。因为骄傲轻敌、指挥失措，加上遇到诸葛亮、周瑜这样的劲敌，结果打了个空前的大败仗。

兵败赤壁后，曹操认识到南下时机不成熟，还是应该首先占领关中地区，消灭马超、韩遂这两股久有“反叛之意”的势力。但马超、韩遂在名义上是拥护汉献帝和曹操的，如果骤然兴兵讨伐，显然师出无名。于是，曹操先是采用“伐虢取虞”的谋略，名征汉中张鲁，暗逼马、韩迅速举兵反叛；然后又施以“离间”之计，破坏马、韩关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马、韩二人果然中计，结果被曹军一一击败，被迫逃奔凉州。关中很快被曹操占领。

曹操占领了关中后，又进而占据了汉中和整个关西地区，终于统一了中国北方，出现了诗人王粲所歌颂的“拓土三千里，往返速若飞”的一统局面。公元220年，65岁的“英雄”曹操病死于洛阳军中。

诸葛亮

诸葛亮父母早逝，自幼跟随叔父诸葛玄在豫章（今江西南昌）、荆州一带生活。公元197年，诸葛玄去世，刚刚16岁的诸葛亮便在邓县的隆中（今湖北襄阳西）定居下来。在这里，“他且耕且读”，专注“治国用兵”之道，成为当地最有名望的人士，人们尊敬地称他为“卧龙”先生。

诸葛亮公元207年，依附刘表的刘备经人推荐，冒着严寒，三次到隆中向诸葛亮求教（“三顾茅庐”的故事就由此而来）。诸葛亮被他的诚意所感动，献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他说：“如果能占据荆、益二州，据险防守；同西方、南方的少数民族建立和好关系，实行安抚政策；对外与孙权结成联盟，对内改革政治；待时机成熟，兵分两路，令得力将领率荆州的军队向宛城（今河南南阳）、洛阳进攻，主力出益州攻秦川（关中一带），进图中原。这样，将军的统一大业可以成功，汉朝江山就可以复兴了。”这一席宏阔之论，分析精辟，见解独到，高瞻远瞩，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在刘备的诚邀下，诸葛亮结束了他的隐居生活，成为刘备集团的主要决策人。此后，他首先帮助刘备发展壮大军队，奠定了争锋天下的物质基础；曹操大军南征，刘备兵败长坂坡之后，他又主动出使东吴，说服孙权联合抗曹，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胜利；接着，他又协助刘备占领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夺取了益州，形成了鼎足三分（即三国鼎立）的战略格局，实现了“隆中对策”的第一步计划。刘备高兴地对关羽、张飞说：“我得到诸葛孔明，就好比鱼儿得到水一样。”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国号汉，诸葛亮出任丞相。

刘备死后，诸葛亮继续辅佐17岁的后主刘禅。公元223年，当诸葛亮正着手实现“隆中对策”的第一步计划时，原以安抚的南中（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发生了以益州郡（今云南东部）豪强雍闿为首的叛乱。雍闿派南中少数民族地区极有影响力的孟获广泛进行欺骗宣传，使得叛乱队伍迅速扩大，很快就席卷了整个南中地区。叛乱发生后，诸葛亮先采取了“抚而不讨”的方针，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公元225年，诸葛亮又亲自率军南征。他首先肃清了东西翼的叛乱势力，然后直捣叛乱中心益州郡。这时，雍闿已被叛军所杀，孟获代替雍闿成为叛军首领。为了更好地解决少数氏族和蜀汉政权关系，诸葛亮决定采取“攻心为上、攻战为下”的方略，命令蜀军在同孟获作战时，只能生擒，不许伤害。就这样，孟获被“七擒七纵”，连捉了七次，连放了七次，孟获心悦诚服，认为诸葛亮确实智谋高强，表示再不反汉。因孟获降服，南中地区其他叛乱势力也迅速归降。诸葛亮取得了南征的全胜，“七擒孟获”也成了千古美谈。

稳定西南之后，诸葛亮开始考虑北伐曹魏，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死，曹睿继位。诸葛亮认为这是北伐的大好时机，就给刘禅呈上一个奏章（即《出师表》）。公元228年，他率领10万大军兵出汉中，准备攻魏。

第一次北伐，诸葛亮扬言大军将在东线进攻郿城，并派赵云、邓艾率部摆出由东线北进的态势，他自己却率主力在西线向祁山进发。蜀军主力兵出祁山，势如破竹，迅速攻占了陇右三郡，收降了曹魏名将姜维，一时震惊关中。但由于先锋马谡擅自改变部署，痛失要地街亭，蜀军被迫退回汉中。

第二次北伐，诸葛亮乘东吴陆逊大败曹休，魏军主力东援，关中比较空虚的机会，率军直指兵家必争之地陈仓（今宝鸡东），但由于曹军守备森严，蜀军攻打20余日未能成功，再加上蜀军粮草耗尽，曹军大将张郃率援军赶到，诸葛亮主动撤围。

第三次北伐，诸葛亮率军一举攻占陇右的武都、阴平二郡，然后乘势收兵。

第四次北伐，诸葛亮仍以陇右为主要目标，但这时魏军统帅换成了善于用兵的司马懿。尽管如此，诸葛亮仍用退兵诱敌之计击毙魏军3000余人，用中途设伏之法杀死了曹魏名将张郃。

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率领10万大军驻扎在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司马懿率领大军20万对峙于渭水南岸。诸葛亮数次挑战，司马懿坚守不出，企图等蜀军兵疲粮尽时再战。诸葛亮十分清楚司马懿的用意，于是便在渭水之滨分兵屯田，准备持久作战，伺机破敌。几个月后，积劳成疾的诸葛亮不幸病死于五丈原军营之中，终年仅53岁。

孙权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身亡，孙权在张昭、周瑜等大臣的辅佐下继任为江东首领，年仅19岁。资力尚轻，正值天下纷争之时，许多江东英豪和北方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他们不知道年少的孙权能否继承父兄之志成就霸业，有的则在徘徊观望，有的打算另觅新主，有的公开反叛。孙权弟丹阳太守孙翊被部属所杀，庐江太守李术也公开反叛。

当时孙权拥有江东6个郡的地盘，即当今长江下游江西、江苏、浙江三省地区。长江中游是与孙氏势不两立的刘表集团。这时北方的曹操尽管正在官渡与袁绍决战，但他已有胜利的信心，立即部署南征江东的计划。曹操计划官渡之战后，挟胜利之势，趁孙权威望未树之时，一举平定江东。因此他派出大量间谍暗探，带着印章和委任状深入江东策反。一时之间，东吴人心浮动，暗流如潮。

年少的孙权再三权衡形势后，即刻行动，稳住了局势。在局势稳下来之后，建安十三年（208）孙权联合刘备在赤壁大败曹操，从而奠定三分天下的局势。孙权从此之后，东吴在孙权的领导下日益强盛起来。孙权也于魏明帝曹太和三年（229）登上帝王宝座，正式定国号为吴，史称吴大帝。

东汉以前，江南经济虽有进步，但还相当落后。东吴政权是江南建立的第一大政权，它的规模和实力要求有相应的经济基础来支持。称帝后的孙权真切地看到了这一点。为了开发江南经济，孙权的第一个战略措施，就是仿照曹魏推行屯田制度。

东吴的屯田制度始创于建安七八年（202～203）间，一直推行到吴亡，历时70多年。和曹魏一样，东吴的屯田制也分军屯和民屯两类。这些屯田分布很广，规模可观。为了配合屯田生产，东吴也很重视水利灌慨，同时为了与魏、蜀抗衡，需要广开兵源、税源，因此就对各地的山越展开了长期的征讨。孙吴政权对被征服的山越人，采取了“强诸为兵，羸者补户”的政策。东吴从征讨山越中得精兵10余万，同时也就是为问家增加了10多万精壮的劳动力。所谓“羸者补户”，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的老弱、女丁编为国家叫自耕农和民屯上的生产者。山越人离开深山以后，他们受东吴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可能比受大族的剥削和压迫还要重一些，但他们居处的自然条件改善了，而且由于和汉族进一步融合，也使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对江南的开发有重大的意义。

在兵力和军粮都安置好后，孙权又大力发展江南的水上交通和手工业，兴建城市。为了水运和作战的需要，孙权很重视造船业的发展，使吴成为二回时期造船能力最强的国家。后来历史学家范文澜评价这段历史时曾指出：长江流域“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孙权正是在这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把江南经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以后长江流域经济赶上黄河流域的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鲁肃

鲁肃生长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时。他虽然家富于财，却不理家事，而时常招聚少年，讲武习兵；又慷慨任侠，赈贫结士。一次周瑜率兵经过，求给军粮，鲁肃家有两米，各三千斛，即送一给周瑜，周瑜遂与鲁肃定交。后周瑜劝鲁肃辅佐孙权，并为鲁肃做了引荐。

鲁肃视见孙权的这番宏论剖析之深刻，论断之精辟，规划之远大都接近于诸葛亮的《隆中对》，而时间还要早五、六年。首先，他看出了时代的变迁，认为危倾将倒的汉室已不可复兴，占有中原的曹操也不易除掉，天下分裂之势已成，这是对整个战略环境的判定。其次，他估价了孙权的地位，指出“鼎足江东”，割据称雄，观察形势的变化，寻求有利的时机，不必自嫌规模不够，是可以有所做为的。这是对本身战略位置的评估。最后，他提出了行动的方案：利用曹操忙于平定北方的“多务”之机，进占荆州，控制长江，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是对今后战略发展的规划。

鲁肃“鼎足江东，以图天下”的建议，孙权表面上虽未接受，但实际上已将它定为东吴发展的指导方针，直到近三十年后孙权称帝登坛之前，还对群臣说：“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可见孙权始终未忘鲁肃“鼎足江东，以图天下”之策。

公元208年，荆州刘表病死。鲁肃对孙权说：荆州为相邻之地，形势险要，土地肥沃。如今刘表新死，内部不和，而寄寓荆州的刘备是天下枭雄。我请求奉命吊丧，劝说刘备安抚刘表部下，与江东结盟修好，共抗曹操。刘备必喜而从命，如此则天下可定，今不速往，恐怕曹操会抢在前面。孙权听后即命鲁肃前往。鲁肃尚在途中，曹操大军已进占荆州，刘备败退到当阳。鲁肃见到刘备后，劝说他与孙权结好，合力抗曹。刘备甚喜，派遣诸葛亮随同鲁肃出使东吴。

曹操占领荆州后，兵临长江，致书孙权，称：荆州刘琮已降，今治水军八十万众，将乘胜东下入吴。孙权召集群巨商议，大家全都认为：曹操攻占荆州，得其水军，长江天险已与江东共有，而兵力众寡相差悬殊，难以对敌，不如归顺相迎。惟独鲁肃不言，当孙权起而更衣时，鲁肃追随至后，对孙权说：“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还从孙权个人的角度分析了降曹的结果，劝他早定大计，联刘拒曹。鲁肃又将代表刘备出使江东的诸葛亮引见给孙权。并劝孙权召回在外的周瑜。诸葛亮、周瑜为孙权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劣对比，指出曹军长途远涉，正是强弩之末，况且北兵不习水战，不服水土，而荆州之众尚未心服，马超、韩遂还在关西，如孙刘联兵，定可破曹。孙权由此定下联刘拒曹的决心，命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慰“助画方略”，率军三万与刘备合兵，共拒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合，火烧敌船，大败曹军，攻占荆州，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在整个赤壁之战的过程中，鲁肃虽然不是最高决策者和主要指挥者，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当鲁肃战后回见孙权时，孙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阁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可见孙权也将鲁肃视为赤壁之战的首要功臣。

赤壁战后，刘备至吴见孙权，求借荆州为屯兵之地。周瑜上书孙权，主张将刘备留在东吴，以便挟持，而又不可借与荆州，“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吕范等众臣也赞同留下刘备。独有鲁肃对孙权说：“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恰，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孙权权衡了利弊关系，听从了鲁肃的主张，将荆州南郡借与刘备。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周瑜病重，临终前荐举鲁肃“智略足重，乞以代瑜”。孙权即拜鲁肃为奋武校尉，代瑜领兵。鲁肃接替周瑜为吴军统帅后，移师驻屯陆口，督练兵马水军，加强防务设施“威恩大行，众增万余人”。加拜汉昌太守、偏将军。鲁肃将陆口建成东吴的重要军事基地。后来吕蒙、陆逊领兵都屯驻此处。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鲁肃随孙权攻占皖城，转封横江将军。

鲁肃屯兵陆口与蜀荆州守将关羽驻地相邻。关羽骄横，双方交界处常有纠纷。鲁肃总以宽厚的态度好言相抚，妥善处理。在孙权派吕蒙攻取荆州三郡后，鲁肃到益阳与前来争夺三郡的关羽相拒。鲁肃仍邀请关羽相会，以求协商解决争端，避免吴蜀联盟破裂。后来双方达成了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的盟约。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鲁肃病逝，终年四十六岁。

周瑜

长沙太守孙坚起兵讨伐董卓时，把家眷安顿在舒县周瑜家中，不久，孙策继承父业，从此周瑜便开始为孙策出谋划策，统军作战。公元195年，20岁的周瑜协助孙策渡江南下，转战江东，很快就夺取牛渚、秣陵，攻克湖孰、江乘，击败曲阿的扬州刺史刘繇，旬日之间，得兵2万名，战马千余匹，威名大震江东。

公元198年，23岁的周瑜被任命为建成中郎将。第二年，周瑜协助孙策发动了三国时期一场著名战争皖城之战：他和孙策首先设计怂恿庐江太守刘勋出兵上缭，然后率兵2万乘虚一举攻占皖城，接着又在流沂设伏痛击刘勋及其援兵，先后歼敌数万。皖城一仗，不但彻底击溃了刘勋，收纳了众多降卒，获取了很多粮食、辎重，而且为吴军一统江南拆除了一道重要障碍。

公元200年，25岁的孙策遇刺身亡。临终时，孙策将印授交给了他的弟弟孙权，嘱托周瑜和张昭等人尽心尽力辅佐孙权。两年后，曹操为了控制孙权，责令孙权把儿子送去当人质（名曰“质子”）。当时，群臣犹豫不决，孙权难于定夺。周瑜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坚决反对“质子”。他认为，如果“质子”，就等于降服于曹操，就得惟命是从，一举一动都要受到曹操的牵制。若不“质子”，曹操虽可借口发兵，征伐东吴，但他有后顾之忧，难于大兵南进；即使举兵征吴，也将腹背受敌，自取灭亡。听了周瑜的一席话，孙权决定不“质子”，这样就使东吴避免了曹操的控制。公元206～208年，周瑜率兵西进，先是攻占了麻、保二屯，俘敌万余人，接着又率军一举攻克夏口，打通了西入荆州、进窥巴蜀的咽喉。

公元208年，曹操轻取荆州之后，率军80万（实际20万左右），顺江东下，准备一举消灭孙权。孙权急召群臣商议对策。群臣之中，除鲁肃坚决主战外，其余的都主张投降。这时，周瑜正在鄱阳，奉召连夜返回，表示坚决主战。同时，他请求率5万精兵进驻夏口，保证打败曹操。听了周瑜这一席话，孙权非常激动，坚定了抗曹的决心。不久，周瑜与程普被分别任命为左、右都督，率领精兵3万，联合刘备军队，溯江西进，巧用部将黄盖的“火攻计”，大败曹操于赤壁，迫使曹操带领残兵败将退回北方。

赤壁大战后，周瑜又率军乘胜攻占了夷陵、江陵和南郡。原先没有地盘的刘备，乘赤壁之胜，一举占领了原属荆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公元210年，刘备拜见孙权，要求将南郡借给他，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借荆州”。对此，周瑜极力反对，他认为刘备具有“枭雄之姿”，如果把荆州借给他，就等于养虎为患。但这一次，孙权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不但借了荆州，还把妹妹嫁给了刘备。随后，周瑜又向孙权献计：乘曹操刚刚战败，不可能马上再举兵来战的机会，发兵取蜀地，并汉中，与马超结成联盟，然后占据襄阳，伺机北取中原。这个战略计划得到孙权的同意和赞赏。于是，周瑜迅速返回江陵，准备进军西蜀。同年12月，当周瑜西进到巴丘（今湖南岳阳）时，突患重病，不治而死，年仅35岁。

吕蒙

吕蒙15岁时就偷偷地跟着姐夫去打仗，撵也撵不走。成年后，他先后在孙策、孙权手下为将。但由于家境贫寒，吕蒙从小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不多。当上将军后，常常是勇敢有余，谋略不足；每当报告军情，也只能口述，不会笔写。其他众将士戏称他“吴下阿蒙”，认为他学识太浅。有一次，孙权郑重地建议吕蒙多读点书，并耐心而具体地指出为什么要多读点书、应该读哪些书，怎样去读书。从此，吕蒙便开始发愤读书，几年间读的书据说比有些儒生还要多，他的学识、才智也与日俱增。公元210年，鲁肃接替周瑜（已死）领兵，路过寻阳时去看吕蒙。吕蒙问鲁肃：“你被委以重任，与关羽为邻，不知有何计策以防不测？”鲁肃随口回答：“到时候见机行事吧！”吕蒙很严肃地说：“如今我们与刘备虽然联盟，但实际上刘备随时都想吃掉我们，何况关羽如熊似虎，怎能不预定方略呢！”接着，吕蒙提出了对付关羽的五条计策。鲁肃听后大惊，说：“我本以为老弟只会舞枪弄棒，没想到你的学问和才智有这么大的长进，再也不是原来的吴下阿蒙了！”吕蒙朗声笑道：“只要肯学习，肯努力，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啊！”从此，吕蒙果真干出了一番使人“刮目相看”的事。

公元212年，曹操南下进攻孙权。吕蒙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向孙权提出建议，在濡须水口立坞（四面高中间凹的一种水上坞堡，可以停泊船只），以抗曹军。当时，曹军号称40万，吴军只有7万，兵力相差悬殊。但因吴军有水上坞堡，曹军进攻了一个多月，吴军仍然是战船整肃，军伍威严，曹操只好退兵。但是，曹操始终没有放弃灭吴的念头。他知道皖城是进攻东吴的前线要塞，大军撤退之后，便派重兵驻守皖城，并在这里广拓农田，企图伺机兴兵。吕蒙看出曹操此举“甚为险恶”，建议孙权进攻皖城，破坏曹军屯田。攻城之前，他又提议速战速决，以防皖城守敌加固城防和援敌及时增援。孙权依计行事，果然顺利攻下皖城，再次挫败了曹操的企图。

公元215年，刘备夺取益州后，孙权向刘备索要“借”出去的荆州，刘备不肯归还，并让关羽加强防守。孙权与刘备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于是，孙权号令吕蒙率兵2万去攻取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吕蒙奉命后，一边进军，一边写信给三郡太守，要他们迅速投降。长沙、桂阳两郡太守迫于吕蒙军威，开城投降，零陵太守郝普却坚守城池，拒绝投降。刘备得知东吴出兵，立即率5万大军出征，并派关羽率3万人马南下，企图夺回长沙、桂阳两郡。孙权针锋相对，亲自赶到陆口指挥，他命鲁肃率兵1万截击关羽，同时飞书急令吕蒙舍弃零陵，北上驰援鲁肃。吕蒙接到命令后，决定次日早晨启程北上。但他思索再三，决心利用仅有的一个夜晚的时间把零陵拿下。于是，他不仅没有向将士宣布孙权的命令，反而连夜召集将领开会，并特地请来零陵太守郝普的老朋友郑玄之，布置如何攻打零陵。在会上，吕蒙故意散布了“刘备被曹军主力围于汉中、关羽被吴军重兵阻于南郡、零陵危在旦夕”的消息，并派郑玄之向郝普陈述利害。郝普听郑玄之转述后信以为真，第二天一早便开城投降了。这一次，吕蒙既没有耽误救援大计，又忙里偷闲，巧妙地招降了郝普，兵不血刃地夺取了零陵。

公元217年，鲁肃去世，吕蒙接替鲁肃镇守陆口，随即向孙权提出了进攻关羽夺取荆州方案。公元219年，关羽率荆州主力北上襄阳、樊城，攻打曹军。吕蒙认为消灭关羽夺回荆州的时机已到，急忙向孙权提出自己假装重回建业休养，由颇有才干但名声不大的陆逊接替，以麻痹关羽，促使他再调兵北上，然后乘关军后方空虚夺取荆州的建议。于是，孙权随即宣布由年轻将领陆逊代守陆口。陆逊一到任，便按吕蒙与他商定的谋略写信给关羽，非常谦卑地恭维关羽，并表示向关羽效忠。关羽果然放心地将后方兵力尽数调往襄、樊前线。吕蒙见关羽中计，立即率精锐部队日夜兼程，沿江北上。途中，他把精锐部队埋伏于船舱中，让摇橹的水手都穿上白衣，将船队伪装成商船队，把沿江关羽所设置的哨卡人员全部秘密俘获，并利用关羽与部将的矛盾迫降了公安、江陵的蜀军守将，同时下令善待关羽军队的眷属。关羽在途中听说江陵失守，但又无法回夺，只好退守麦城，后被吴军俘获、斩首。荆州又重新回到了东吴的手中。

就这样，“吴下阿蒙”吕蒙经过中年奋起，刻苦学习，终于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累建功勋、令人“刮目相看”的将军。

司马懿

司马懿从23岁起，他便开始为曹军集团出谋划策，统军作战。公元234年，在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司马懿率领魏车出战。不久，积劳成疾的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军营之中。蜀军大将姜维、长史杨仪按照诸葛亮的临终部署，秘不发丧，整理军队，开始向汉中撤退，司马懿听说诸葛亮已死，便率军追赶。这时，杨仪又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倒打旗帜，猛擂战鼓，假装要进攻魏军。司马懿担心诸葛亮未死，而是以计诱战，于是匆忙率军撤回营中。这样，蜀军才得以从容地退入汉中。从此，司马懿被蜀军吓退这件事就被当作所谓“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笑话流传开来。司马懿听到这一笑话后，自我解嘲地说：“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意思是说，我能料到诸葛亮活着的计谋，不能料出他死后的计谋呀！

公元227年，在平定孟达反叛的作战中，司马懿的军事谋略才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当时，新城（今湖北房县、竹山一带）太守、原蜀军降将孟达因宠信他的魏文帝曹丕去世，新继位的魏明帝曹睿又派司马懿领兵驻宛城，主管荆州、豫州军务，心中十分不安，疑心曹睿不信任他，司马懿在监视他。诸葛亮得知这一情况后，乘机写信劝孟达反魏归蜀，孟达暗中表示同意。不久，司马懿接到孟达企图反叛的密报，马上意识到局势的严峻：宛城虽然地处偏僻山区，却是魏、蜀、吴三国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孟达起兵反魏，势必从侧翼对魏国构成很大威胁，后患无穷。为此，司马懿当机立断，一面写信稳住孟达，延缓他起兵，一面率领大军以日行150里的速度火速南下，毅然打破了出兵必须报请天子批准的惯例。而孟达接到司马懿的信后，以为司马懿真的不怀疑他，就放松了戒备。接着，诸葛亮又来信告诉孟达，不要相信司马懿，必须迅速起兵和加固城防。否则，就会功败垂成，甚至丢掉脑袋，孟达却回信说：“宛城和洛阳相距800里，距离我这里又有1200里。即使司马懿知道我起兵，也必须报请天子批准后才能出兵，来回起码一个月，到那时我一切都准备好了。”他没料到，8天后司马懿率军已兵临城下，并兵分八路，同时发起猛攻。孟达仓促应战，仅仅守了16天就城破身亡。就这样，诸葛亮蓄谋已久的一个重大计划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司马懿司马懿的足智多谋在抗击诸葛亮北伐的战争中也表现得比较出色。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司马懿采用据险坚守，以逸待劳的方针，使诸葛亮“虚耗国力，师劳功微”。公元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在渭水南岸五丈原与司马懿对阵，司马懿还是坚守不战。诸葛亮使用送女人衣服给他等手段羞辱他，他也不生气。部下强烈要求出战，他就用向皇帝上疏请战等方式拖延压制，最后终于迫退了蜀军。从表面看来，司马懿非常被动，但实质上，他是很高明的。他知道，诸葛亮智谋过人，马上出战不一定能够获胜，但蜀军远道而来，粮草运输非常困难，不可能持久作战，于是，他就抓住蜀军这一致命弱点，坚守不战，用时间拖垮蜀军，使得智谋过人的诸葛亮也无可奈何。实际上，司马懿的这一谋略是极其高明的“以守为攻”。

公元238年，司马懿又通过高超的谋略一举平定辽东叛乱。当时，辽东太守公孙渊自立为燕王，背叛魏国。已是59岁高龄的司马懿率领4万兵马前去征讨。当魏军到达辽河两岸时，公孙渊已派数万兵力在辽隧（今辽宁鞍山西）安营扎寨，凭水而守。司马懿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派少数兵马伪装主力佯攻辽隧，他自己率领主力乘机北上，偷渡辽河，然后直指兵力已经十分空虚的叛军老巢襄平。位于辽隧的叛军主力十分惊慌，立即全速回援，结果被司马懿在野外设下的伏兵迎头痛击，损失惨重。接着，司马懿率军乘胜前进，把襄平团团围住。根据当时“敌众己寡、敌饥己饱，时逢雨季、不宜进攻”等客观情况，在围城的过程中，司马懿下令围而不打，耐心等待战机；当叛军粮尽兵疲、雨季结束之时，司马懿又下令昼夜猛攻，很快就攻下了襄平，其他几个郡也望风而降。

此后，司马懿又将善于谋略的特长运用于政治斗争之中，采取许多计谋，摘掉了曹爽集团，控制了皇帝，为司马氏以晋代魏奠定了基础。公元251年，足智多谋的司马懿病故，终年72岁。

陆逊

从青年时代起，陆逊就因“多智略”而受到世人瞩目。根据史料记载：从21岁起，陆逊开始在孙权手下当官，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屯田都尉，“兼管县事”。但在任职期间，他却十分注重天灾之年开仓济贫、收服民心，平常之时劝督农桑、发展生产，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见地和战略意识。后来，他又向孙权建议，出兵平定兴起多年的“山越人之乱”，安定腹心，扩充军队，以图大举。孙权就命他率兵出击。他运用“夜战”、“造势”等计谋迅速平定叛乱，下令山越人强者当兵，弱者补为农户，为吴国征募了几万名精兵，一举缓解了长期困扰东吴的腹心动乱、兵源不足、劳力紧缺三大难题。

在荆州之战中，陆逊再次展示了他杰出的智略，与吕蒙竟“英雄所见略同”。当时，曹操和刘备战火又起，镇守荆州的关羽率领守军主力北上襄阳、樊城攻打曹军。负责镇守陆口而与关羽为邻的东吴大将吕蒙一见有机可乘，便向孙权提出自己假装病重回建陆逊业休养，找一个“威名未著”的年轻将领代守陆口，以麻痹关羽，促使他再调兵北上，然后乘虚而入，一举夺回战略重地荆州的建议，被孙权采纳了。当吕蒙乘船东归途经芜湖时，陆逊前往求见。他向吕蒙说：“陆口是防备关羽的要地，将军怎能安然离开？”吕蒙为了保密，便答道：“你说得对，可我病得很重。”陆逊又建议说：“关羽很骄傲，现在一心北进，对我们没有戒备。如果听说你病了，一定更加放松警惕。我们如果乘此良机，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便可以夺回荆州。你见到主公时，应该好好筹划一下。”陆逊的想法正好与吕蒙的计策不谋而合。因此，吕蒙回到建业后，即向孙权推荐说：“陆逊思虑甚远，才堪重任，但名气不大，不会被关羽注意，代守陆口非陆逊莫属。”于是，孙权便拜陆逊为偏将军、右都督代吕蒙守陆口。陆逊到陆口后立即写信给关羽，非常谦卑地盛赞关羽的功勋，并暗示向关羽效忠。随后，陆逊乘机助吕蒙奇袭江陵，夺取荆州，捕杀关羽，导演了一场名垂千古的战争话剧。

陆逊的智略，在吴蜀夷陵大战中表现得更为出色。公元221年，刘备为报东吴杀关羽、夺荆州之仇，不顾群臣反对，率8万大军攻吴。陆逊受命为大都督，领兵5万抵御蜀军。战争初期，蜀军士气高涨，兵力众多，锐不可挡，迅速推进，在三峡谷地建立数十座大营，史称“七百里连营”。初次担任统帅的陆逊看到，不论兵力和士气，蜀军都占着显著的优势，便实行了避敌锐气、主动后撤、等待时机、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带领主力一直退到夷陵（今湖北宜昌）一线安营扎寨，坚壁不出。部将们建议乘刘备立足未稳，迎头痛击，并乘机去解救被困于夷道的孙桓，被陆逊一一拒绝。相持半年后，天气开始炎热起来，蜀军也被拖得兵疲意懈。陆逊认为进攻刘备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他命令将士每人背一捆茅草，分头到各个蜀军营寨放火，然后乘势发起进攻。结果，迅速攻破40多座营寨，蜀军主力8万余人和舟船、军械等军用物资损失殆尽，刘备带着少数残兵败将乘夜黑冲出重围狼狈地逃到了白帝城。夷陵之战使蜀国元气大伤，刘备忧愤成疾，第二年病死在白帝城中。陆逊打的这一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火烧连营七百里”。

夷陵之战后，陆逊还使用智略，于公元228年大败魏军大司马曹休，歼敌万余人，使曹睿即位后的首次大举攻吴即告失败；后来又利用长江天险，多次迫退魏军的进犯。

邓艾

邓艾享有盛名，首先是因为他力主“屯田开槽”、“积粟富民”的农战政策。邓艾非常注重从战略高度分析形势，提出建议或制定政策，尤其是对于“富国强兵”问题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他还强调：“足食足兵，食在兵前。”公元241年，他当尚书郎时，被调到淮河中上游地区调查土地情况。调查后，他写了《济河论》，主张开挖河渠，引水灌溉，广积军粮，疏通航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长期战争的需要。司马懿对他的文章十分赏识，他在《济河论》中提出的具体计划也被朝廷全部采纳。同年，魏国按照他的计划兴师动众，在两淮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屯。这对于魏国后期的军事发展以及灭蜀、灭吴战争的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邓艾享有盛名，还因为他在平定两淮之乱中立下奇功。公元255年，毋丘俭、艾钦举兵反叛，在重城项县（今河南沈丘）拥兵据守，从此两淮乱起。当时，邓艾任兖州刺史，他认为破敌的关键在于把俭、钦之兵一分为二，各个击破。于是，他以乐嘉为诱饵，采取诱敌上钩、引敌出战的战法，将急于求成的文钦诱出项县，大打出手。文钦之败，使项县守敌惊恐不已。当天夜里，毋丘俭便弃城而逃，被当地居民射死。项县之敌不战自溃。这时，在乐嘉惨败的文钦，见项县失守，率军投奔了东吴。吴国大将军孙峻接受文钦投降之后，乘势北上，直向淮南扑来。面对吴军的进攻，魏国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决定采取“分兵把口”的阻敌方针，他自己亲督所部驻守寿春，而令邓艾到数百里外的肥阳作为后援。邓艾反对这一方略，他认为肥阳“与敌势相远”，又“非要害之地”，于是，他毅然改变了驻守肥阳的计划，率兵直抵寿春城南的要地附亭、黎桨。这样，就使西路魏军合为一体，大大增加了寿春前线的防御力量。果然，孙峻等人率兵到来时，立即遭到邓艾的迎头痛击，水陆均不得进。他见强攻寿春无望，只好率军回撤。邓艾乘势进击，一举粉碎了孙峻号称10万大军的进攻。这一战，彻底终结了淮河南北的这次叛乱，稳定了魏国东南局势。邓艾因平叛有功，被“进封方城乡侯，行安西将军”。

邓艾享有盛名，更是因为他在陇西退敌、消灭蜀国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陇西一带，邓艾与蜀军大将姜维多次交锋，始终胜敌一筹。例如，公元249年，姜维率军北犯雍州，兵逼陇西，邓艾随征西将军郭淮抵御姜维。姜维见魏军主力到，主动退军。郭淮一看蜀军退了，就命令部队西进对付诸羌。邓艾对郭淮说：“蜀军并未远去，还可能回来，应当加强防备。”3天后，蜀军果然返回，在白水以南安营，但未向魏军进攻。邓艾又对将士说：“我军兵少，按道理蜀军渡河后应当进攻我们，姜维没这样做，很可能是用少数兵力钳制我们，主力部队去攻打洮城去了。”于是，他率军连夜赶到洮城，并做好战前准备。不久，姜维果然来攻，但遭到魏军的突然打击，仓皇撤逃。公元256年，姜维趁魏国内乱，又一次大举进犯陇西，邓艾接替郭淮率军应敌。邓艾在蜀军必经之路的各要地都设下精兵、加强戒备，使得姜维到处受阻；最后又在殷谷一带埋伏精兵，再次把姜维打得大败而归。因陇西退敌军功卓著，邓艾被晋升为镇西大将军，总督陇右诸军事，并被封为邓侯。公元263年，邓艾又与钟会等人率18万大军大举攻蜀。当钟会所率领的主力10万多人被阻于剑阁（今四川剑阁东北）之时，邓艾领兵3万经阳平小道，穿过700多里杳无人烟的地区，出其不意地逼近成都。蜀主刘禅见大势已去，向邓艾投降，姜维等人也奉命投降，建立43年之久的蜀汉政权自此灭亡。

杜预

杜预，出身于世宦之家，是司马懿的女婿。他博学多才，对政治、经济、法律、兵法都深有研究，人称“杜武库”，形容他腹中无所不有。他虽然不善武功，不会骑射，自己不能冲锋陷阵，但他善于谋略，以运筹帷幄、料敌制胜而著称于世。

公元270年，杜预在协助安西将军石鉴出兵陇右（今甘肃、青海部分地区）退敌安边之时，就因为“明于筹略”而崭露头角。当时，鲜卑族首领秃发树机能骚扰边塞，石鉴奉命出征。兵到塞外时，石鉴急着要发起进攻。杜预审时度势，认为晋军兵力较少、孤军深入、军粮不足，而鲜卑族军队兵盛马肥、士气高昂、以逸待劳，马上进攻必败无疑。为此，他上书石鉴，提出“五不可、四不须”，坚决反对立即出兵。石鉴不听，强行出兵，结果大败而归。不久，匈奴右贤王刘猛举兵叛晋，拥军自立。杜预又应召商讨平叛方略。他反对劳师远征，而主张采取“立田籍、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等战略，并提出安宁边境及利国救边之策50多条。司马炎全部采纳了杜预的主张，结果不仅边患没有蔓延，而且沿边一带的防务、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两次治边，都显示了杜预明察时势、深谋远虑的智慧和才能。

公元278年，羊祜病故后，杜预被任命为镇南大将军，掌管荆州诸军事，筹划灭吴大计。

杜预一上任，便开始加紧进行灭吴准备。不久，他挑选精兵，乘敌不备，向战略要地西陵（今湖北宜昌）发起突然袭击，大获全胜。西陵守将张政是吴国名将，大败后感到羞耻，同时又慑于吴主孙皓的暴虐，没有如实上报这次败绩。杜预知道这一情况后，感到有机可乘。为了离间孙皓与吴将之间的关系，他立即给孙皓写了一封信，详细陈述了吴军惨败的经过，表示愿意将俘虏全部送还。吴主接信后果然大怒，立即调回张政免官问罪。驻守荆州一带的吴军将领，本来就对孙皓的暴政提心吊胆，怀有异心，这次临阵换帅，更使他们忧心，与孙皓离心离德了。

第二年，杜预两次上书，建议乘吴军防备松懈、兵力分散、东西难顾之机，从速出师，消灭吴国。杜预的卓越见识和主张，终被晋武帝司马炎所接受，从而定下了大举伐吴的决心。

公元279年，晋武帝发兵20万，兵分六路向吴国发起全面进攻。杜预针对吴国边将各自为守、无心恋战的状况，采用攻敌要害的作战方针，先陈兵于长江枢纽江陵城下，围而不攻，以断绝长江上游吴军的退路和阻挡长江下游吴军的西进，动摇整个吴军西部防御。随后，他派部将周奇等4将沿江西进，逐一夺取长江上游吴军的城邑。同时，他又约益州刺史王溶率水军顺江东下，东西夹击吴军江面水营，连克西陵、荆门、夷道等城池，翦除了江陵以西的吴军势力。在攻取上游诸城之后，他又把兵锋指向长江流域的另一重镇乐乡。为拿下乐乡，杜预采取了奇袭战法，他派奇兵800趁夜南渡长江，在乐乡一带到处张旗树帜，又派兵一支迂回乐乡侧后的巴山一带遍燃烽火，使乐乡吴军一片惊慌。在王攻打乐乡时，他再命伏兵乘机混入城内吴营，活捉了吴军都督、西线统帅兼乐乡总指挥孙歆，乐乡很快又被攻克。这时，江陵已成为一个孤城。杜预命令南北各军会攻江陵，当天就把它拿下了。

长江上游平定之后，晋军中有些将领提出，东吴建国百年根基深厚，不易一举拔除，现在又马上到了春天发水多病季节，应该罢兵休战，等到冬天再大举征伐。杜预主张乘胜一举消灭吴国，认为“缓兵势必功亏一篑”，从而坚定了各路将领的决心。与此同时，他又根据吴军水上防御松懈、都城建业守卫空虚的弱点，提出“水军担任主攻，直取吴都建业”的灭吴方略。根据这一方略，王率领水师，乘虚而入，急驶东下，很快就打到建业。吴主孙皓见败局已定，出城请降，吴国从此灭亡。

灭吴大战结束后，杜预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仍然“勤讲军备，严求戍守，屯兵要地”。公元284年，杜预卒于邓县，享年62岁。司马炎感念他的功绩，追赠他为征南大将军。

祖逖

祖逖年轻时，与好友刘琨一同在洛阳当司州主簿。刘琨同祖逖一样性格豪爽，行侠仗义。所以，他们非常要好，情同手足，同吃同住。每次谈到国家兴衰、百姓安危，他们双双陷入惆怅；说到个人抱负志向，他们二人又心情激荡。为了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远大抱负，每天清晨，祖逖听到鸡鸣，便叫醒刘琨，一起舞剑练武。“闻鸡起舞”这一典故便由此而生。后来，它常用来比喻有志向的人，及时奋发努力，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正如宋代诗人范成大所说：“古来百战功名地，正是鸡鸣起舞时。”

西晋末年，皇族自相残杀，匈奴、羯等少数民族首领乘机起兵反晋，进入中原，形成混战割据局面。公元313“闻鸡飞舞”的祖逖年，担任军咨祭酒的祖逖上书镇东大将军司马溶（后为东晋元帝），要求领兵北伐，收复中原。司马涫只想偏安江南，无心北进，但又不愿落下反对此伐的坏名声，便封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仅给了他1000人的口粮和3000匹布，让他自行招募士兵、制造兵器。祖逖毫不气馁，他从同来避难的部曲中挑选了100余家，毅然渡江北进。船到江心，祖逖遥望中原烽火，感慨万千，他敲着船楫发誓道：不收复中原，绝不回渡！“中流击楫”这一典故，就来源于此。

渡江之后，祖逖率众屯驻淮阳。在这里，他一面发动大家赶造兵器，一面招募士卒，扩大队伍。经过一番努力，祖逖在原来部曲乡勇的基础上又招募2000余人，组织起了一支新军。当时，豫州地区主要有两股武装势力：一是羯族首领石勒，他以襄（今河北邢台）、邺（今河北磁县南）为中心，占领大片土地，时常兴兵南下；二是当地流民所建立的坞堡组织，他们各自为战，以求存自保为目的。祖逖北伐，主要任务是阻止石勒南下。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要阻止石勒南下，首要的是必须联络或征服各地坞堡，扩大势力，控制兖、豫各郡县。

公元317年，祖逖挥师进驻芦州（今安徽亳州东），派人劝说谯城（今亳州）坞主张平、樊雅归附。因使者言行失当，被张平所杀。祖逖被迫挥师攻城，但数次强攻不成。于是，祖逖及时变换策略，用“离间之计”诱劝张平部将谢浮倒戈。谢浮利用与张平共商大计的机会，杀死张平，率众归附了祖逖。接着，祖逖联络南中郎将王含及蓬陂（今河南开封附近）坞主陈川，对樊雅发起全面进攻，很快使樊军陷入进退不得的被动地位。在“兵战”的同时，祖逖又展开“心战”，派人劝说樊雅投降。樊雅因军事失利而一筹莫展，听了劝导之后豁然醒悟，很快便举城请降。谯城一破，周围各坞主都争相前来归顺，整个豫州很快平定。

平定豫州之后，祖逖便乘势向兖州推进。这时，当地较大的坞堡势力蓬陂的坞主陈川无端怀疑祖逖分化他的部属，杀了受到祖逖奖赏的部下李头（攻打谯城有功），引起部下倒戈，有很多人自动投靠了祖逖。陈川一怒之下，大掠豫州诸郡，并率兵投降了石勒。石勒派勇将石虎率兵5万前来救援。在浚仪（今河南开封），祖逖通过“设伏兵、摆奇阵”等战法，大败石虎。石虎撤回襄国，留部将桃豹守蓬陂。随后，两军在蓬陂一带各据一隅，对峙许多天，双方的粮食都即将用尽。这时，祖逖亲临前线，又出奇计。他令部下用许多口袋装土，派1000多名士兵运到蓬陂以东的西台，又派人用同样的口袋装米，假装疲劳在路旁休息，故意诱使桃豹部下将米抢走，使敌军误以为晋军粮食充足。与此同时，他派人设下埋伏，把石虎用1000多头驴运来支援桃豹的粮食全部截获。这一下，桃豹慌了手脚，连夜逃回黄河以北。随后，石勒设在黄河以南的据点大都投降祖逖，留在北方的晋将李矩、郭默、赵固等人也都表示愿意听从祖逖指挥，黄河以南失地绝大部分为祖逖收复。

正当祖逖准备渡河北进，完成统一大业之时，司马派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黄河南北六州军事，以牵制祖逖北伐。祖逖大失所望，忧愤成疾，于公元321年含恨去世。

王浚

王浚出身于官僚世家，自幼博览群书，“恢廓有大志”，并自视甚高。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六月，益州牙门将张弘阴谋作乱，刺死益州刺史皇甫晏。王浚升任益州刺史，出兵平定了叛乱，以功封关内侯。他在益州任内，非常重视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所以边疆各少数民族多来归附。

王浚任益州刺史政绩显著，被晋武帝司马炎征拜为右卫将军大司农。正在密秘进行灭吴准备的车骑将军羊祜，认为伐吴必须借助长江上游四川的有利地位，同时必须有足智多谋、才能出众的将领在四川治理水军，才能打好基础。因此，密向司马炎上表，要求让王浚留任，于是司马炎又重任王浚为益州刺史。

司马炎下诏王浚，命其停止驻军屯田，全力修造战船，制造兵器，扩充军队，训练水军，进行灭吴战争的准备工作。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八月，王浚从战略角度向晋武帝司马炎上书说：“根据我不断地观察吴国变化情况，现在吴主孙皓荒淫无道，凶暴残忍，吴国国内上下无不哀叹怨恨。现在不伐吴，今后发展变化是很难预料的。”晋武帝司马炎看了王浚的上疏后，非常赞同他的意见，于十一月发布诏令，大举伐吴，以贾充为大都督，总兵力约二十余万人，分六路进军。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月，龙骧将军王浚奉诏率军自成都出发，又统领巴东监军唐彬等，计巴蜀水军七万浮江东下。二月一日攻克丹阳（湖北秭归县东八里）。俘虏丹阳监盛纪。当王浚水军东下时，遇到吴军在长江两岸大石上，连结起横在江面上的铁锁链及水下设置一丈多长的大铁锥，横断江路。因王浚在战前对吴国的军事设施了如指掌，早已胸有成竹，这时即命水军用已备好的几十只大筏，筏上扎有草人，身披战甲，手持器械，站立筏上，水军战士荫蔽地驾驶大筏开路。当大筏碰上水下的大铁锥时，铁锥插在筏上，大筏利用江水的冲力将铁锥带走。同时又命水军将战前备好的大火炬，长十丈，大数围，中间灌有麻油，设在船前，当遇到铁锁链时，点燃火炬，顷刻之间即将铁锁链熔断。巧妙地排除江上、水下障碍，水军战船顺利地继续东下。

二月三日，王浚指挥水军攻克吴国要塞西陵（湖北它吕），斩吴都督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获宜都太守虞忠。二月五日，攻克荆门（湖门宜都北），夷道二城（宜都），获监军陆宴。在晋镇南大将军杜预支援下，于二月八日破乐乡（湖北松滋东）。在水战中获吴水军都督陆景。吴平西将军施洪投降。二月十八日，晋武帝司马炎下诏：“王浚为平东将军，假节、都督益，梁诸军事”。王浚率水军占领巴丘后，又攻克夏口（湖北武汉）。武昌（湖北鄂城）。在合围武昌时，吴江夏太守刘朗、武昌都督虞等投降。

攻下夏口，武昌之后，于三月初，王浚得到胡奋的增兵八千人，唐彬得到杜预的增兵七千人。这时王浚共统率水军八万余人，仍以唐彬为前军，顺流而下，直指吴都建业，吴帝孙皓知王浚水军已抵三山，（南京西郊）即命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师万人前往阻击，结果尚未接战即望旗而降。王浚水军越战越勇，势不可挡，吴军闻风丧胆。吴主孙皓命陶浚统率在建业的两万残兵，乘大船阻击王浚水军，结果在接命战前夕全部溃散。在此之前，司马炎曾有诏令，命王浚军至秣陵时，受安东将军王浑节制，因此王浚水军越过三山时，王浑派人送信邀王浚上岸议事，王浚不愿贻误战机，命水军继续前进，派人报王浑说：“风利，不得泊”。进至建业附近时王浚舍舟登岸，攻入吴都。吴帝孙皓到王浚军门投降，至此，规模浩大的晋、吴之战结束，吴国灭亡。

晋灭吴之战后，司马炎封王浚为辅国大将军，襄阳县侯。王浚自以为功大，每次进见，常陈述自己的功劳，表现出对战后评功的不满。益州护军范通劝他说：“您有功是件好事，然而遗憾的是居功骄傲就不完全是好事了”，又说：“您在战争结束之日，就应该穿便服，戴角巾，位于私房，口不言伐吴之事，如有人问，则应说：‘圣主之德群帅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王浚觉得范通说的对，于是照此办理，后来果然有的官员上表争辩王浚功重报轻的委屈。因此，晋武帝司马炎封王浚为镇国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又转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十二月王浚卒。时年八十，葬于柏谷山（河南灵宝西南）。

羊祜

羊祜出身于官宦世家。母亲蔡氏是汉末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同胞姐姐嫁司马昭，晋初尊为弘训太后。

羊祜博学多才，年轻时即有“今日之颜子”的美称。但他不愿为官，虽曾多次被征召，却从不就任。羊祜娶夏侯霸之女为妻，夏侯霸降蜀后，其姻亲多与告绝，独羊祜对妻仍然恩礼如常。

司马昭为大将军后，公车征拜羊祜为中书侍郎。羊祜身为内侍，但对曹魏王室不亲不疏，后主动要求转为外臣。司马昭诛钟会后，拜羊祜为相国从事中郎。不久，羊祜又升任中将军，“执兵之要，事兼内外”，成为司马氏的重臣。

司马炎称帝，封羊祜为中军将军，后又升尚书左仆射，卫将军。晋国为吞灭吴国，最后统一天下，于泰始五年（公元269年）任命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率本部兵马出镇襄阳。

荆州是晋、吴两国接壤对峙之地，双方多次争战，局势一直十分紧张。羊祜到任后，首先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他下令设立乡学，鼓励读书；又开放边界，允许自由往来，受到了江汉百姓的普遍欢迎。

当时吴国在石城（湖北钟祥）设防。此地形势险要，威胁襄阳，是吴国东线的重要军事基地。石城吴军经常袭扰晋国边境，羊祜对此深为忧虑。他巧设诡计迫使吴国罢守石城，撤兵离去。此举使晋吴两国东线的对峙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羊祜占据石城，原来晋吴两国争执不下的汉水东面的大片土地就全部归晋所有。吴国再也无法直接威胁襄阳，只能转攻为守将东部防线南撤到长江岸边。晋军的防卫兵力也由此而减少一半，羊祜分派节省下来的兵力实行“军屯”，开垦荒田八百余顷，每年收获甚丰。羊祜初来荆州时，“军无百日之粮”；他离开时，已有“十年之积”。

羊祜在荆州任内，曾有一段时间常常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外出渔猎而影响军政事务。一次又欲夜出，军司徐胤执戟挡住营门，大声说道：“将军都督万里，安可轻脱！将军之安危，亦国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门乃开耳”。羊祜听后深为感动，改容相谢，从此很少再外出渔猎。

晋国荆州地区在羊祜的治理下，军事实力得到了迅速地增强。晋武帝将汉东江夏诸军都拨归羊祜指挥，并加封他为车骑将军。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吴国西陵都督步阐举城降晋。吴国将军陆抗发兵围攻西陵。羊祜奉命救援步阐，为陆抗所阻，失利而回，羊祜因而被降为平南将军。

羊祜由此得出教训：吞灭吴国还要作进一步的准备工作。他借鉴古代名将孟献、晏弱筑城控地，迫敌畏服的事例，派兵进据险要之地，修建五座城池“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对吴国形成了逼迫之势。

在加强军事压力的同时，羊祜进一步推行怀柔附远的政策。羊祜实行怀柔政策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对吴军，他约期而战，不施诡诈；对俘虏，他待之以礼，遣送回家；对吴民，他有侵必偿，不争小利；对陆抗，他使命交通，以诚相待，可以说是从上到下，从军到民，羊祜实行了全方位的怀柔政策。

最后，羊祜实行怀柔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削弱了吴国军民对晋国的抗拒心理，出现了“前后降者不绝”、“吴人翕然悦服”的局面；掩护了地域上的逐步推进，争取了必要的准备时间；制造了边境平静的假象，松懈了防守吴军的戒备。

总之，羊祜的怀柔政策为晋国的灭吴之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七月，吴国名将大司马陆抗病卒。羊祜更加快了灭吴的军事准备，他认为攻取吴国，必须借助长江上游可以舟师疾进，顺流而下的地理优势。羊祜知益州刺史王浚有奇才大略，益州又正处长江上游，就上表晋武帝，将已征召入朝为大司农的王浚留任益州，加封龙骧将军。羊祜随即密令王浚修造水军舟舰，以便实施顺流之计。

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十月，随着灭吴准备工作的逐步完成，羊祜在受封为征南大将军之后，正式向晋武帝提出了他筹划已久的灭吴方略。

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羊祜病重，请求入朝。他带病向晋武帝面陈伐吴之计。晋武帝准备让羊祜“卧护诸将”，于病榻之上指挥伐吴大军，羊祜表示不需自己前往，而举荐杜预代己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不负众望，成为后来灭吴之战的主要指挥者。十一月，羊祜病逝，终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