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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全国知青扎根农村
- 1966年12月29日，蔡立坚瞻仰刘胡兰烈士墓时，泪如泉涌。于是，他下定了决心：“返回去，建设杜家山！”
- 知青们响亮地说：“毛家山石头硬，没有我们的决心硬。就是铁镐下去冒火花，也要让它长出好庄稼！”
- 重庆知青王光照成为土工程师被当地人民亲切地誉为：“我们的土工程师”。
广州知青林超强拒绝诱惑
1964年深秋，一列从广州开往深圳的列车，满载着到边防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飞快向南驰去。列车上，一位身材结实的青年倚窗而坐，他就是林超强。
辽阔的田野，富饶美丽的南国景色，没引起他多大兴趣。此刻，对上山下乡这条道路的抉择情景，却萦绕脑际。林超强的姑姐、表哥都在香港，一个是公司股东，一个当商店老板，他们写信，希望林超强去香港帮他们的忙，并答应为他办理出港手续。林超强母亲也喜出望外：一心想着儿子的就业问题有着落了。
正在这时，党向广大青年发出了召唤“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去农村还是去香港？需要林超强抉择。对生活道路的选择，有的人贪图悠闲，追求享受。而有志气、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则相反。
林超强是个有志气的青年，他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
列车在奔驰。放眼远眺，一片片望不到边的农田流金溢彩，多少勤劳的人民在这广阔无垠的土地上为建设美好的家园而辛勤劳动啊！林超强沉思着，向往着，恨不得马上飞到那插队落户的地方：莲塘大队。
莲塘大队位于梧桐山麓，深圳河上游，与香港新界只有一沟之隔。山脚边，小河旁的铁丝网像一条灰色的游龙朝远处伸展，这就是边界线。
白天，对面挂满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广告的汽车，在眼前穿梭奔驰；晚上，阵阵声嘶力竭的西方音乐随风飘来，直噪人们的耳膜。林超强就在这特殊的分界线上开始新的生活了。一方面他感到党无比信任他，让他在边防线上战斗接受锻炼和考验，内心充满了光荣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他对自己能否经得起边防前哨的风雨吹打，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历史使命，又感到任重而道远！他暗暗下定决心，要争口气，做一个坚强的战士，不给新中国的青年一代丢脸！
这时，有人对林超强说：“到香港去，过西方现代化生活，你还在这里当浅水田螺？”“放着港币几千元不赚，却在莲塘大队捞几张人民币，岂不是自找苦吃？”
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诱惑不了林超强；边防线上的风风雨雨，摧垮不了坚强的林超强。相反，更加磨炼了林超强的意志。
下乡以来，林超强做过记工员、出纳员和售货员，也当过生产队长、副大队长、民兵营长和团支部书记。只要是党的需要，群众信任，他都乐意干。林超强多次出席了省、地、县知青积代会，被团省委评为“新长征突击手”，报纸、电台宣传过他的事迹，中央电视台还拍摄过他的电视片。
林超强从没躺在功劳薄上，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只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埋头苦干。在1969年，林超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有人却认为林超强是个“傻仔”，是个“怪人。”要说“傻”和“怪”，莫过于1972年的那桩事了。
那年夏天，离莲塘较远的西岭下生产队，队长和一些劳动力外逃香港，领导班子瘫痪，人心不定，田地丢荒。那时正值“双夏”大忙，眼看晚造禾苗就有插不下去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大队党支部决定派林超强到这个队当生产队长。
当时，林超强已经成了家，有了小孩，要搬到西岭下生产队，会带来一连串的困难和问题。一是住房问题，在莲塘住的房大屋新，宽敞舒适，到西岭下只能住破旧房屋。二是经济收入问题，莲塘生产队收人高，到西岭下，夫妇二人一年要减少300元的收入。三是以后小孩读书要跑几公里路。
对于大队的决定，是先权衡自己的利害得失，还是勇挑重担，知难而上？林超强的回答是明朗而干脆的；党需要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
年轻的生产队长，很快地来到了社员群众中间。他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广泛地发动群众，大讲“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挨家挨户和社员促膝谈心，谈边防农村的前途美景，稳住大家的阵脚。下队第二天，林超强就同老农一起，光着膀子下田。那时，全队13个劳动力当中，妇女占了12个，林超强成了“娘子军”的“党代表”。
为了组织妇女犁田耙田，林超强动员自己妻子带头下田，经过一个多月连续战斗，终于不违农时地把全队晚造稻田插下去了，秋后获得了丰收。为了彻底改变这里地瘦人穷的落后面貌，林超强和干部、社员一道，爬山涉水，做了改造自然条件的新规划。他们开挖了一条大的排水沟，筑了两条机耕路，购置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两台水泵，三部脱粒机，办起了果林场和养猪场，并实行科学种田，初步改变过去粗耕粗作，旱涝失收的状况，西岭下的农业生产不断得到发展。
在林超强的带领下，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建设边防，发展生产，在四化的道路上飞奔。后来，生产队抽水有抽水机，犁耙田有拖拉机，打稻子有脱粒机，送粮运输有汽车，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他们还充分利用边防的一些有利条件，开展多种经营，增加了收入，家家户户添置了电视机、收录两用机、电风扇、电饭堡……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
梧桐山下的桃花开了又落了，大雁飞来又飞去了，转眼到了1979年春天。
深圳市成立后，边防农村的经济建设实行了特殊政策，采取灵活的措施，生产、生活有了新的起色。由于工作需要，林超强夫妇时常要进出香港。
一次，由于工作关系，林超强在香港会见一个做生意的老板。工作之余，老板“关心”地对林超强说：“林先生，依你的才干和胆识，在香港包你三五年便可发达。这次来了就留下来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先在香港申请领取身份证再说……”
“请不要误会，我到这里来是工作的需要。我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一个公民，生活美满幸福，为什么要向港英当局申请身份证？”面对挑唆，林超强斩钉截铁地作了回答。
从香港回来的那天晚上，林超强翻来复去不能入睡。当年受到敬爱的周恩来邀请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幸福情景，又展现在他的眼前。
1975年5月，林超强作为知识青年代表到北京开会。9月30日下午，国务院的一位同志来到林超强的住地，送给他一封请帖：周恩来邀请你今晚出席国庆招待会。
捧着请帖，林超强心里像有只小鹿在跳，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难道这是真的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下乡知识青年，竟然受到周恩来邀请参加国宴，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啊！林超强的眼睛湿润了。他想：周恩来日理万机，还无微不至关怀我们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我们知识青年一定奋发努力，不负总理的期望和嘱托。
林超强怀着把边防村寨建设得更加美好的崇高理想，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以永不歇脚的战斗步伐，为边防农村早日实现四化不断做出新的贡献，把祖国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西安知青戈卫决心当农民
1968年12月26日，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中毕业生戈卫，在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同西安的29位知青一起，满腔热血，怀揣理想来到了宝鸡县码头村插队落户。
戈卫生于西安一个书香门第。戈卫的父母都是医大的知名教授，父亲是我国最早的为数不多的脑神经外科的专家。母亲为医大的妇产科专家。
戈卫的父母对儿女的要求不是你应不应该做什么，而是不管你做什么都要认真去做。当戈卫决定留在码头村当一辈子农民时，父母只是说：“你考虑好，一旦选好这条路，就要走下去。”
1972年，戈卫当上了码头村村干部。上任后，他和魏文杰一起，带领村民历时3年修成了引水渠，引来织女河水用以灌溉，改变了村民耕作靠天吃饭的状况。
在当时，码头村与绝大部分农村一样，在粮食种植上一直徘徊在老品种、老作物、老产量的路子上，2800多亩耕地产量一直保持在40万斤的水平，最低的年份只有36万斤，亩产不足130斤。
戈卫认为，改变低产面貌的途径首先是在粮食品种上下功夫。于是，由戈卫负责的科研室于1971年用河南博爱农场和西北农学院的良种育了10亩种子田、70亩试验田。
从整地、下种、施肥、作物到收获的全过程，戈卫都建立了档案记录，详细观察发芽、出土、生叶、锄草、防虫、雨量、光照等生长规律。
1972年，戈卫又主持繁育了“陕玉六六一”玉米良种7000多斤，“晋杂五号”高粱良种1000多斤，20亩玉米试验田连续亩产超1000斤。
到1974年，科学种田之花终于结出了大面积的丰收之果，全大队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52%，戈卫所在的第三生产队更是增长69%，创造了亩产率先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数量的纪录。到80年代初，在粮食生产面积由于发展林果业而减少到1600亩的情况下，总产一举突破百万斤大关。
为了增长粮食产量，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程中，戈卫在技术性工作上下了很大功夫。他买来水平仪，与一名木工一起白天测量，晚上计算哪块地下挖多少，哪块地上垫多少，直熬到半夜。当时许多村平地无经验而且图省事，把熟土垫到了下边，生土留在了上边，导致连续几年减产。码头村却刚好相反，他们学习外地经验，不仅把一层一层的梯田修整得如柜子的隔板一样平，而且由于“倒土平地”而年年增产，受到了县委通报表扬。
戈卫为码头村的生产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试种了当地从未种过的黑小麦，并且试种成功。于是，戈卫喜滋滋地拿着用这种面粉蒸的馒头挨家挨户请农民品尝。
1978年，在戈卫的带领下，村里又建成了一座30千瓦的小水电站，结束了码头村无电的历史。
面对着贫穷落后的村庄，戈卫把自己融入到码头村，在这里扎根奉献几十年如一日。
戈卫作为12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之一，为了坚守那块心灵的净土，和自己的诺言，他放弃了招工、回城、转干等机会，甚至放弃了团市委书记的职务，而默默奉献，坚守在这片他深爱的码头村。
戈卫已用自己60岁的生命历程并将继续用未知的全部生涯向世人昭示：自己是一个一言九鼎的老知青、新农民。
后来，当有人问戈卫，当初为什么要留下来时，戈卫说：“我不是救世主，但我愿意以这种最贴近农民的方式来感受、推动农村进步。”
问他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时，戈卫说：“我从未后悔过，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人活着就得干点事情，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能按我自己的意愿活着。这种超脱让我的精神世界无比充实。”
戈卫还说：“幸福其实就是奋斗过程中的一种美好感觉，就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擅长做的事，做既能造福社会又能实现自身价值的事……”
郑州知青薛喜梅的农民情结
薛喜梅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她从小就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学习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名，但是，她从不骄傲，还爱帮助学习差的同学。
1968年8月24日，薛喜梅和她的伙伴们，响应党的号召，告别了郑州，来到了郊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在板厂大队落了户。
薛喜梅和同学们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欢迎，同时，他们也决心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一个美好的新板厂。
薛喜梅他们经过实地考查，大胆地向生产队长提出建议：填平那些沟沟洼洼，扩大耕地面积，改变人多地少的局面。合理化建议很快得到了干部和社员的赞同。
当年冬天，板厂大队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几耙下去，只在冻土上留下几道白印，一锨下去，冻土飞溅，虎口欲裂。薛喜梅的手背手心，迸开一道道的裂纹，淌出血迹……
薛喜梅和板厂的社员、知识青年们付出了4个冬春的辛勤劳动，终于填平了两条大沟和许多洼坑，扩大耕地面积40亩。全部耕地又平整一遍，还打了机井，旱地变成了水浇田，粮食产量开始逐年上升。到了1979年，已经由原来的亩产300多斤提高到1400斤。
1969年春天，根据队里的规划，薛喜梅又带领全组青年和社员们一道开始了改造汝河滩的战斗。“汝河滩，汝河滩，砂石遍地不见边”。他们冒着席卷砂石的寒风，掀石挖坑，硬是在沉睡千年的汝河滩上，栽起了30多亩桃树，60多亩苹果树和100多亩杨树、柳树组成的林园。
薛喜梅从担任知青小组长、妇女队长，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无论职务有什么变化，她总是严求诸己，处处以身作则。在她的带领下，公社不仅粮食产量稳步上升，还办起了机械厂、面粉厂、造纸厂等。广开门路，多种经营。社员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
薛喜梅到农村后，她学会了犁、搂、耙、锄、扬场等一套农活，挖渠、打井、拉车、挑担样样在行。这对一个城市姑娘来说，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喜梅都闯过来了，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人们称她是一个有毅力、能吃苦的犟姑娘。
在薛喜梅刚下乡的秋天，她和社员们一道拉着架子车往县城送公粮。当经过一段下坡路时，车子突然向前猛滑，薛喜梅连忙使劲扶住车把，但是，因坡势太陡，没有刹住，车翻了，车把砸在薛喜梅的左腿上。
社员们赶忙抬起车子，把薛喜梅扶起来，关切地问她砸伤腿没有，但她却一撩头发，一点也不在乎地笑着对社员们说：“没事，走吧，我又不是纸糊的。”说罢，拉起架子车就走。当把公粮送到县粮站时，薛喜梅却一下子坐到了台阶上。额头上汗珠直往外冒，人们发现她的小腿又红又肿。把她送到医院一检查，是小腿骨折了。大家无不惊讶、感动。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姑娘，受这样重的伤，竟能拉600多斤的车子，坚持走4公里，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
别看薛喜梅对工作、对困难有股犟劲，可对社员胸中却像荡漾着的一池春水，深情满怀。
1971年秋天，老农王栓死于胃癌，家里只剩下一个70多岁的妈妈。这位老人的丈夫、孩子都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生活不便，老人痛苦极了。
薛喜梅对王奶奶的身世十分了解，深感同情，为了使这个不幸的老人晚年过得幸福一些，就在为王栓办完丧事的当天晚上，薛喜梅搬进了王奶奶的家。
从此，薛喜梅给老人烧火做饭、洗衣服、梳头，病了给帮助看病煎药，端屎端尿。整整4年，薛喜梅天天如此。王奶奶常常感动地说：“喜梅呀，我这一辈子没有孙女，可我觉得你比孙女还亲”。
薛喜梅在农村，用她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忘我工作的行动，获得了广大群众对她的热烈赞扬和信任，并在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间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知识青年的学习榜样。
北京知青蔡立坚自愿落户
1968年3月21日，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学生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正式成为杜家山的一名新社员。
蔡立坚原名蔡玉琴，在学校，她是老师非常喜欢的很刻苦和坚韧的好学生。蔡玉琴甘心情愿为班集体扫地、打开水、生炉子，一次能辅导几个甚至十几个后进生，体育成绩也很出色。
初中毕业时，蔡玉琴就曾经赤诚地交过上山下乡的申请书，但学校没有批准。升入高中后，蔡玉琴担任班团支部书记。
1966年，蔡玉琴给自己改名为立场坚定的“立坚”。蔡立坚觉得应该学习毛泽东主席青年时代徒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样子，进行徒步考察学习，于是她和同学们组成了考察队。
1966年底，蔡玉琴考察队的同学们在天寒地冻中吃窝头就咸菜，晚上就打开背包睡地铺，走过大沙河、滹沱河、娘子关，他们一直坚定地进了太行山区，还专程参观了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
这天，长征队急行军到傍晚才停住脚步，可那里的接待站没有下锅的粮食，只能再继续前进17里地才有村庄。
在夜里，他们走着走着迷路了。面对怪吼的山风，扎手的荆棘，陡峭的山路，他们一边开路一边大声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儿壮胆……
在半夜里，长征队来到一个小山村山西省榆次县最边远的杜家山。这个小村一共只有5户17人的，由于交通不便，很少与外界接触。村里人见到北京来的客人，个个热情而好奇，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
同学们在此小憩一夜便上路了，可蔡立坚却总觉得应该回去。她看到那里山地很多，大都没有开发，可是农民过的日子却很艰苦，她觉得这是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好地方。因此，在路上，蔡立坚反复琢磨着自己该不该留下来在这里插队。
1966年12月29日，在刘胡兰烈士墓前，蔡立坚泪如泉涌，心想：刘胡兰当时也只是一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一个比自己更年轻、更稚嫩的生命啊！
蔡立坚敬仰刘胡兰，要学习她，就要勇敢直面升学无路、就业无门的现实。
蔡立坚于是当机立断下了决心：返回去，建设杜家山！
这时长征队已离开杜家山280多里时，蔡立坚毅然告别了同学，只身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好山区。
1967年，群山环绕的杜家山粮食单产不足百斤，人们住的是小窑洞，吃粮靠人推碾子加工，常年伙食就是小米、窝窝和山药蛋，为了买盐打醋、打酱油要跑10多公里山路。
蔡立坚学着妇女的样子烧柴灶熬小米粥、蒸山药蛋，照着男人的样子学打柴担柴，和男劳力一起到漫坡下破冰担水，到草窑里切草等。
一个月后，公社书记郑重地告诉蔡立坚，如果想长期在杜家山就得办理迁户口手续。
蔡立坚给家里写信要户口，家里没有回信。她只得返回北京说服亲人，支持她下乡插队。
1967年初春，蔡立坚临回北京办户口的那天早晨，天下起了一尺多厚的大雪。两位乡亲默默地走在前面，用木锨推雪，雪无声地翻卷到两边，中间露出了黄土山路。两位老乡推了整整3.5公里的山路，把蔡立坚从山上送到山坡下。
这情景定格在蔡立坚的心里，是一幅永远不会退色的画。她怎么能不回去呢？即使有千难万难，也要回杜家山。
这一年，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
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
1967年10月，10名北京中学生主动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插队落户的消息大大鼓舞了蔡立坚。直到1968年3月18日，北京市知青办等有关部门批准了她的申请。接到批准通知3天后，蔡立坚启程回杜家山了。
1968年3月21日，蔡立坚正式成为杜家山的一名新社员。
蔡立坚是1966年自愿到山西插队落户的第一个中学生，这一年她刚满19岁。
在山里种谷时节，从蔡立坚的母校北京长辛店中学又来了4个知识青年。
4月10日，《新榆次报》专刊报道了蔡立坚的事迹。6月初，《红晋中》报发表“杜家山的新社员”长篇通讯。
7月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语，表彰了蔡立坚的革命精神。山西省的主管部门号召全省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和工作干部学习蔡立坚的高贵品质。
1968年7月4日，大伙儿在锄草歇息时，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忽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发《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消息。
此后，杜家山不仅飞来无数热情洋溢的信件，也吸引了不少身体力行的年轻人。他们首先恢复了共青团组织建设，像农村青年一样组织了民兵连。
早晨，知青们主动为各农户担水，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学习农业科技书籍。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很红火，不仅能自编自演节目，还能自制幻灯片，翻山越岭为周边的乡亲们演出。
蔡立坚在杜家山一干就是12年。
蔡立坚曾先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中共榆次县委常委、团地委副书记、团省委常委、晋中行署知青办副主任、省委党校班主任等职。当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共青团十一大代表。
北京中学生自愿下乡活动，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
天津知青周作龙改造盐碱地
1968年12月2日。隆冬季节，皑皑白雪，覆盖了冀南原野。一辆牛车在风雪平原上缓缓移动，车上坐的是来自天津市的下乡知识青年周作龙还有他的6名青年战友。
这天晚上，河北省南和县郄村大队办公室内灯火通明，欢迎的人们济济一堂，掌声、欢笑声响成一片。党支部书记耿同林给青年们讲述了村里的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翻身闹革命、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战斗历程。
当晚，周作龙躺在床上，心潮澎湃，辗转反侧，思绪万千。他暗暗下了决心：
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第二天东方刚刚透出鱼肚白，群星还在云缝中眨眼，周作龙就背起粪筐出村了，在大有作为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在劳动中，周作龙把行李搬进了饲养棚，同脚上有牛屎的饲养员头挨头、身靠身地睡在一个炕上，经常深更半夜起来，帮助饲养员喂牲口。周作龙暗暗激励自己：争取利用一切机会，同农民接近，学习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
这年春节，周作龙没有回天津，在农村和社员一起欢度了新春佳节。从这以后，他6个春节都是在郄村过的。
这年春节前夕，周作龙收到父母的来信，说：“你已是5个春节不回家了，今年春节盼你同家人团聚。”
周作龙挥笔疾书，给父母写了回信：“腊月二十八、二十九这两天，我们科研小组第一次试种良种小麦。除夕下午，我要帮李奶奶搞大扫除，和李奶奶一块包饺子，一块吃饺子。春节期间拟不回去，请父母原谅。”
就这样，周作龙和社员群众一起在农村欢度了第6个春节。
担任大队农业技术员的周作龙从外地参观回来，怀着“改变那村面貌”的雄心壮志，和大队干部、老农代表一起进行土壤调查，他们走遍了全村3200亩盐碱地，开了40多次座谈会，绘制出“奋战三年改造盐碱地”的蓝图。
1974年10月21日，平地治碱的战斗打响了。青年们组成了突击队，周作龙担任第四排突击排长，带领50多名下乡青年和全村青年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北风呼啸，大雪纷飞，青年们奋力座战。钢钎打断了一根又一相，手上血泡磨起了一个又一个。周作龙边干、边指挥、边鼓动，成了工地上最忙的人。
人们看到，自动工以来，周作龙总提前赶到工地，早拉一车；中间休息了，他还要拉一趟；晚上收工后，他后走一会，再拉一趟。他就是这样，抢时间多做工作。
周作龙在治理盐碱地的4个冬春，回家吃饭经常先喝汤，走在路上吃干粮。白天干完一天活，夜晚他又提马灯赶到工地铺土垫路，为第二天的工作创造条件。数九寒天，他穿着单薄的衣裳，干得汗流满面，人们都称他是铁汉子。
一次打井，打到了流沙层，需要立即接钻杆，周作龙主动承担这个危险的任务。突然机器滑挡，靠在钻杆上的长把铁锹猛地向他左腿飞打过去，人被打倒了，殷红的鲜血从一寸多长的口子里流出来。人们要他回去休息，他坚持不休息，人们只好硬是把他搀回去。可是过不一会儿，他又一拐一拐地出现在打井工地上。
这天晚上，周作龙在日记中写道：
艰苦，能磨炼人的意志，勤奋，能使人有双倍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我们的事业却无限长久。只要我们像雷锋那样，把自己的劳动同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就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周作龙同干部社员一起，经过几个冬春的艰苦奋战，改造盐碱地3200亩，搬走了16个大碱岗，填平了5条废沟和大小600百多个土坑，修筑了长达20里的水渠和70里的田间道路，共动土96万多立方米。此外，还打机井44眼，植树26万株，从而使部村大队的生产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就在平地治碱战斗打响的时候，周作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5年春天，周作龙看到报纸上刊登农村大办沼气的报道，兴奋极了。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在他的建议下，村里建起了第一个沼气池。为摸清沼气池产气的规律，尽快推广，周作龙不怕粪便沾身，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跳入用粪尿灌注的沼气池中。
周作龙在日记中写道：
每次跳入水池，还要在深水中检漏、刷浆，有时冻得浑身打哆嗦，可一想到这是搞肥料、燃料的革命，什么脏、臭、冷，都不在话下了。
这年的7月9日，天空乌云密布，雨下个不停。天还没亮，周作龙就推开屋门，挑起水桶，一步一滑地为五保户的水缸担满了水。接着，他又找一个新来的知识青年谈心，勉励战友说：
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千百倍，在农村才能大有作为。
英雄在生命最后一瞬间往往发出这样的誓言：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千百倍。
就在这一天，周作龙为了排除沼气池的障碍，潜入池底，不幸呛水，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噩耗震碎了社员群众的心。双目失明的五保户郄大爷柱着棍赶来了，雨水伴着泪水，心疼地说：“作龙啊，这些年来你给大爷担水、磨面，就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大爷看不见你的模样，可看得见你的心啊！”
李贤菊老大娘，手里拿着药瓶，边看边哭；“作龙啊，俺的好孩子，为给大娘买药治病，你跑遍了远近的药店，俺的病好了，你却不在了。”
知识青年们摸着周作龙使用过的闪闪发亮的铁锹，看看用他节省下来的60元钱给“青年之家”买的两口小猪，瞧着他给患病知青买的糖块、糕点，更是热泪盈眶，难过万分。
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整理英雄的遗物。周作龙有3只箱子，其中两只箱子放的是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其他书籍，还有他自己写下的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打开经典著作，每篇都有他阅读时标记的圈圈点点。
7年来，周作龙10多次出席省、地、县召开的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先后5次荣获地、县“根治海河劳动模范”的称号，并被共青团南和县委命名为模范共青团员。
周作龙生前亲自规划、亲自参加栽培的一排排白杨树，沿着宽广的机耕路伸向远方，在阳光下生机勃勃，茁壮成长。人们望见这一棵棵挺拔的白杨树，就像是看到周作龙。那年青的身影，朝气蓬勃地继续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天津知青改变毛家山面貌
1968年12月21日，在听到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后，天津市湾兜中学沸腾了。
在此前的20天前，初二九班的孙双喜和朱金毅共同响应党的号召，已经开始组建“上山下乡长征队”了。毛泽东的号召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他们决心继承老红军的革命传统，以“长征”为荣，以“长征”为乐，要坚定不移地步行上山下乡。
到哪里去呢？去黑龙江、西藏？太远不好联系。就在这时，山西在天津接收知识青年的平陆县干部张松青、郑友存赶来了。他们欢迎“长征队”到平陆县去。
知青们说：“平陆，平平的陆地。我们不去！我们要到艰苦的地方去！”
张松青说：“‘平陆不平沟三千，沟底流水垣上干，吃水胜过吃油难。’平陆非常艰苦。中条山上有一个黄家庄大队，就是由96个自然村组成的，那里山高、沟深、林密，至今还有狼、山猪、豹子经常出没。你们到那里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只要艰苦和需要，我们就去！”知青们响亮回答。
经过报名、体检和筛选，3天之内朱金毅、孙双喜、周存东、宋春元等20名男生和丁桂荣、王文珍、王艳婷等10名女生，共同组建成“天津市湾兜中学上山下乡长征队”。他们中间最大18岁，最小的只有15岁！
15岁的曹金玲是初一的女生，上山下乡没有她的任务，可她非要申请。第一次没批准，她第二次拉上父母和叔叔又申请还是没批准，第三次她就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再申请！为保“长征队”安全、顺利的到达目的地，天津南开区领导特意派出由1名干部、1名工人、1名医生、1名记者、2名解放军和3名教师组成的护送小分队，郝广杰当时是护送教师和临时党支部成员。
1968年12月25日，天津南开区区委和政府为“天津湾兜中学上山下乡长征队”，在天津体育馆举行了7000人参加的隆重的授旗、誓师大会。
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纪念日。“天津湾兜中学上山下乡长征队”高举旗帜、身背行装，雄纠纠、气昂昂地离开家乡天津出发了。
天津市10万人夹道欢送他们。参加过2.5万里长征的老红军、南开区委书记马连理走在长征队的最前面。
12月30日，“长征队”到了北京。他们首先列队到天安门前宣誓。1969年1月2日，“长征队”从中南海警卫战士手中收到毛主席身边的珍贵礼品：中南海的水、土和葵花种子。
离开北京，“长征队”一路行军一路歌。他们在四八○○部队，聆听了军队首长讲天津战役的过程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先进卫生科”的事迹，首长还教给大家治疗脚起泡的方法。
1月17日，“长征队”在石家庄白求恩烈士墓前学习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决心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月26日，“长征队”参观访问了大寨。“长征队”队长朱金毅代表大家把从中南海带来的部分水、土和种子送给大寨人。“学大寨、赶大寨，大寨精神接过来，中条山上建大寨”，也成了“长征队”的誓言。
在大寨，“长征队”知道了平陆县委安排他们到平陆县毛家山安家落户的决定。
然后，“长征队”从大寨前往杜家山。杜家山是北京知青蔡立坚插队的地方，地处太行山中。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大雪封山，“长征队”一天只能走20公里路，可队员们很乐观。
1月31日，在杜家山“长征队”队员们见到了知青模范蔡立坚。蔡立坚给队员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翻过太行山，队员们又经过几天的行军。
1969年2月8日，“长征队”到了毛主席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故乡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他们拜访了英雄的母亲胡文秀老人，胡妈妈含泪讲述了刘胡兰的生平事迹，使他们受到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
一路上，知青们克服重重困难前行。途中张振中高烧39.5度不掉队，曹金玲腿肿到碗口粗不坐车。
1969年2月12日，“天津湾兜中学上山下乡长征队”胜利到达山西省平陆县，这里是曾发生过为抢救61个农民弟兄的生命，表现出共产主义崇高风格的光辉事迹闻名全国的地方。
在县里，“长征队”受到了平陆县委书记吉学武等领导和全县城2000多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经过51天长途跋涉和艰苦行军，1969年2月14日春节前两天，“长征队”终于上了毛家山。
毛家山的群众和干部早已敲锣打鼓站在山梁上欢迎他们。贫协组长毛兴堂大爷连连说：“腊月二十八，娃儿们盼到家。”大娘大婶们也说：“日盼夜盼，总算把你们盼来啦！”“这回咱毛家山可要变样啦！”
毛家山人把最好窑洞腾出让他们住，杀猪、宰羊的，仅当地迎接客人吃的麻花就为知青炸了120多斤。
1969年2月，天津湾兜中学上山下乡长征队在毛家山集体插队之后，护送小组完成了任务后都返回了天津。
只有带队老师郝广杰留下来了，他一直和知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早起晚睡为他们操劳，成为知青们的良师益友和榜样。
1970年12月26日，郝广杰老师被毛家山大队党支部全体党员一致推选为毛家山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毛家山是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位于中条山的革命老区，只有32户人家的小山庄，是个土地瘠薄的穷地方，过去亩产只有100多斤。
知识青年来到之后，和贫下中农一起，制定了建设规划，发出“敢教毛家山变大寨”的誓言。他们说：
毛家山石头硬，没有我们的决心硬。就是铁镐下去冒火花，也要让它长出好庄稼！
1970年12月26日，郝广杰老师担任了毛家山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为改变毛家山的面貌，郝广杰带领毛家山新老社员一起日夜奋战。郝广杰绘制了《毛家山发展规划》，决心用10年的时间把毛家山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点灯不用油，磨面不用牛。
砖窑一孔孔，吃水能自流。
梯田平展展，满山绿油油。
猪牛羊成群，水库任鱼游。
机器隆隆响，铁牛遍地走。
工农商发展，五业齐丰收。
郝广杰的计划得到县委领导的全力支持。
在多方支持和全村人的努力奋斗下，毛家山第一年把几十亩坡地修成梯田，接着修了10公里公路，架起15公里长的高压线，把拖拉机和电力“请”上了毛家山，同时开展了科学种田活动。
3年时间，粮食总产量由9万多斤提高到18万多斤，全队每人平均生产粮食超过1000斤；交售给国家的粮食由1.2万多斤提高到3.9万多斤。他们还栽种各种果树6000多株，猪、羊和大牲畜也得到迅速发展。
为了改变毛家山十年九旱，人畜用水必须下沟、爬坡到饮水泉去担，老年人“吃水胜过吃油难”。经过3年的艰苦奋斗，他们建造一条穿山过岭的“五七幸福渠”。
1973年5月7日，甘甜的后山泉水总算通过“五七幸福渠”流进了毛家山。
1973年8月4日，在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中，肯定了“从天津市到山西平陆县毛家山插队的30名青年和1名教师，同贫下中农一起艰苦奋斗，粮食总产量3年翻番”的积极贡献。
此后，因各地知青、学生、记者到毛家山参观时，汽车无法上山。为此，平陆县委、县人武部动员全县人民，自带工具等，大干1个月，修了10里路，接通了通往县城的公路。至此，毛家山人的“通电”、“通水”、“通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73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介绍了毛家山天津知青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关怀下健康成长、做出贡献。
从此，毛家山知青的事迹传遍全中国。
各地知青为农村贡献知识
1968年，在党中央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后，抚顺市第十中学品学兼优的学生吴献忠，二话没说，扛起行李，毅然到辽宁省黑山县耿屯一队插队，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吴献忠真诚地把农村当成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把自己当成缩小城乡差距的实践者，她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那片热土上，并把名字“吴风琴”改为“吴献忠”，意为无限忠于农村这块广阔的土地。
从此，春种秋收，她从不吝惜自己的汗水和力气。一年工夫，她就学会了扶犁、点种、收割等农活，她闷着头扬场，一口气能扬1万公斤，扬得叫农村小伙子直咋舌。
1970年秋天，国家开始在下乡知青中招工，耿屯队的贫下中农和知青一致推荐吴献忠。她回答得很干脆：“我不走！”而且根本就不去参加招工评议会。有人不理解，说她眼界高，准备上大学。
不久，有大学招生名额下来，全体知青又异口同声推荐吴献忠，可她又把学习的机会让给了别的同学。吴献忠仍朴实地说：“我愿意留在农村。”
后来，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也来招生，县、社领导根据贫下中农的强烈呼吁，把吴献忠推荐上去。除了还差她的个人申请书外，已为她办好了入学的其他所有手续。尽管这样，吴献忠还是没有走。
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誓言：
铁下一条心，扎根在农村，甘愿吃尽天下苦，乐把青春献人民。
吴献忠确实深深地爱上了那片黑油油的热土。为此，她舍弃亲情，连着9个春节没回家跟亲人团聚，调她去市、县做专职团委书记她也不去。
她曾说：
如果有人把农村比作荒山，把城市比作花园，那么，我愿做荒山的开拓者，决不做花园的享乐人。
吴献忠的青春誓言“扎根农村，愿做荒山开拓者，不做花园享乐人”也不胫而走，而且成为当时全国知识青年中最响亮、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之一。因此，吴献忠也成为当时知识青年典型中突出的一位。她的事迹也被全国各大报刊报道转载，被人们群众广为传颂。
后来，吴献忠作为辽宁省知青代表参加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赞扬。
1969年4月，17岁的上海海南中学生朱克家毕业了，他决心要到云南边疆去，在天涯海角做贡献。
不久，朱克家随着浩浩荡荡的知识青年大军，经过半个多月的旅途生活，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被分配在勐腊县勐仑公社傣族聚居的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
在傣族聚居区，生活条件远比上海艰苦，语言不通，生活风俗不同。因为朱克家出生在一家多子女的家庭里，自小就养成吃苦耐劳的秉性。所以，这些困难并没有难倒朱克家。在劳动中，朱克家很快学会耕地、插秧，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木工，并在不长的时间里，掌握了傣族的语言和文字，他很快和傣族老乡们打成一片。
勐掌寨有座高山，山腰有个爱尼族人的山寨叫莫登生产队，莫登生产队的老队长经常下山，找朱克家修理农具，谈山寨的情况。朱克家知道老队长下山一趟很不容易，对他拿来的农具都是随到随修，有时还扛着修好的农具送老队长一程。
一次，老队长下山时，把想请朱克家上山到山寨教书的心事告诉了他。原来，爱尼族的山寨里曾经办过一所小学，但请来的几位教师受不了山寨的寂寞与贫穷的煎熬，都一个个地走了，五、六十名学龄儿童只能辍学。
朱克家明知那里条件比勐掌还要艰苦，但他主动向公社党委提出要求，转到莫登山寨去。
1970年12月，朱克家上山了，当他看到用汉文编写的教材学生听不懂时，便刻苦学习逐步掌握了爱尼语。
在这里，他看到爱尼妇女白天劳动，晚上还舂米到深夜，家务劳动繁重，就和几个爱尼族青年设法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减轻了她们的负担。
为了让电灯早日照亮山寨，朱克家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搜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机的资料，学习电工操作技术，回到山寨后引来山泉，山寨上便有了电。
朱克家还学习了理发、裁剪、蹬缝纫机，修收音机、手电筒、闹钟，为爱尼乡亲们服务，他成为爱尼山寨中最受欢迎的人。
1972年，勐仓公社党委根据朱克家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昆明师范学院上大学。可是，朱克家却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表示要继续留在偏僻的爱尼山寨，要把它建设得更加美好。
后来，朱克家被上海驻云南知青慰问团发现，成为知青扎根农村的典型。
在当时，上海知识青年在全国各地农村的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成为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爱戴的带头人。
天津知青张勇保护羊群牺牲
在上山下乡的天津知识青年中，还有一位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女知青英雄张勇。
1969年，18岁的张勇从天津市四十二中毕业后，学校准备留下她任教，一家报社也看好她，准备招收她当编辑。张勇却回答说：“我要到边疆牧区去，到艰苦的地方去！”
张勇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在学校第一个自愿报名到呼伦贝尔大草原插队。张勇的行动感召了一批天津学生，他们纷纷报名加入到了上山下乡的队伍中。
4月25日，天津火车站。列车开动了，第一次离开亲人，而且到遥远的草原上去，许多同学忍不住哭了。作为领队的张勇劝说大家要坚强，并且带领大家唱起歌曲《中华儿女志在四方》。一路上，她不停地向大家问寒问暖，还乐此不疲地帮助列车员打扫卫生，为旅客端茶送水。
4月28日，62名知青到了新巴尔虎右旗额尔敦乌拉公社。面对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一些同学禁不住哭了。这时，张勇又开始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张勇是女生中第一个申请到最艰苦的牧业生产第一线，即额尔敦乌拉公社白音宝力格生产大队插队的。
当张勇走进蒙古包，感到一切都陌生而新鲜的。她在日记中写到：
我要做茫茫草原上的骏马，永远奔驰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和贫下中牧一道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繁荣富强的新牧区！
知识青年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许多考验，首先要过“三关”：生活关、语言关和劳动关。
那时的蒙古族牧民过的是逐水草而居、逐水草而牧的游牧生活。几辆勒勒车载着全部家当，到哪儿放牧，哪儿就是家。一年四季生活用水非常困难。许多知青舍不得用水洗脸、刷牙，往往一年半载没有条件洗澡。
新巴尔虎的冬天气温常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夏天，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牧，没有一棵可以遮阳的树，中午太阳直射，烤得人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在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物质条件这般艰难的环境里，张勇无怨无悔地从头学起，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去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很快适应了牧区生活和饮食习惯。
张勇在家时从来不吃羊肉。到了草原，牛羊肉成了主食，喝的是奶茶。她吃不惯也得吃，吃了吐，吐了还得吃，慢慢地适应了牧区的生活。
看着牧民热情的笑脸，张勇却懵了，她听不懂半句蒙古语。她非常着急，便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学会蒙古语！在她的兜里，总是装着蒙汉两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逢人就问，有时间就学，不到半年就能用蒙古语对话和写作，她还学会了用蒙古语动听地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歌曲。
在天津偶尔看到拉车的马，张勇都会赶紧远远地躲开。在草原上，马可是人们的腿！放牧、外出哪样也离不开马。有的男知青练骑马时摔折了胳膊腿，女知青为练骑马所受的罪就更别提了。张勇凭着她那坚韧的性格，努力学骑马，掉下来，上去，再掉下来，再上去。不久，被摔得伤痕累累的她，终于征服了骏马。
在冰冷的蒙古包里，张勇却在日记本上写下自己的乐观精神：
艰苦练就红心赤胆，天做帐篷地做床，风雪呼啸我乘凉！
当张勇看到羊倌们风里来雨里去放牧，感觉放牧可以锻炼自己，就主动跟随羊倌去放牧。
生产队分配给张勇放牧的是1600多只1周岁半的羊。放牧时羊群散开，那可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一大片呀！既不能把羊放丢、跑散，也不能让狼叼走，往往是顾了东，顾不了西；轰了这边，轰那边；一天下来累得浑身不想动弹。
到了剪羊毛季节，羊倌被抽回来了，知青们要独自放牧去了。张勇拿上套马杆骑马放牧，她非常高兴，这是两个多月来自己第一次一个人去放牧。没走多久，张勇看到羊高兴地吃草，舍不得再赶，就在附近放牧。晚饭时，羊倌却说：“你今天放得不好，羊就在这么近的地方吃草？”张勇听了很不好意思。
第二天，张勇一边让羊吃草一边往草原深处赶，一直走到了达赉湖边，在一碧千里的草原让羊群尽情地吃草。张勇和前一天一样的时间赶着羊群往回走，半路上天就黑了，前面还看不到蒙古包的影子。这时，大风刮起来了。羊群都卧倒在地，任凭张勇大声喊使劲赶，但是羊群行动缓慢。
这时，羊倌策马赶来，和张勇一起赶羊群。21时40分，张勇和羊倌冒雨把羊群赶入羊圈，她却难过得吃不下饭。羊倌告诉她：“放羊要耐心，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就慢慢让羊群一边吃草一边往回赶……”
还有一天，早上刮起了大风，张勇赶着羊群顶风出门了。张勇记得羊倌说顶风羊群吃不好草，她就赶羊群顺风走，却不料羊群一下散开了。她忘记拿套马杆，而且马也不肯走，羊群一下跑出3公里。她就脱下上衣挥舞着刚把一半羊群赶好，另一半又朝山上跑了。张勇东奔西跑，用了两三个小时才把羊群赶到一起，羊倌来换她，筋疲力尽的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径直回蒙古包了。
回到蒙古包，张勇感到非常惭愧：“这么小的困难都克服不了，怎么能谈到在牧区扎根落户一辈子呢？”张勇坐不住了，又骑上马去看羊群去了。
张勇从到草原的那一天开始，就把牧民群众当成自己的兄弟姊妹和父母亲人。她为少数民族兄弟做的好事有口皆碑。张勇的勤劳善良也深受广大草原牧民的喜欢，他们亲切地给她起了蒙古族名字“乌恩琪”，汉语是“忠诚”的意思。
一次，羊倌说羊生蛆了，要抓来上药。一只小羊羔被抓来，尾巴上生满了蛆。小羊羔猛地一窜，张勇本能地躲开了。在达赉湖边，张勇看到羊倌老梁手上有血，就关切地询问怎么了？老梁说羊羔生蛆了，他用手清理干净了。张勇听了十分惊讶，回想起自己躲避小羊羔的事情，感觉惭愧极了。此后，张勇主动给生蛆的羊挑蛆、洗伤、上药。给羊洗药浴是牧区最脏最累的活，张勇挽起裤脚，光着脚丫，奋战在浴槽旁。有时羊一挣扎，连人带羊一起掉进浴槽，弄得满身泥水，她也不在乎。
一天，张勇正在放牧中，忽然下起了雨。不远处的一位放牧的老牧民骑马来到张勇跟前，摘下草帽给她戴上。草原上善良的人们深深地打动了张勇，她也用一片真诚回报草原上的人们。
牧民奔布力患有肺结核，丈夫外出放牧，她和年幼的孩子没有人照顾。张勇主动搬到奔布力家居住。白天，她起早贪黑放牧，晚上，她为奔布力做饭、洗衣、挤牛奶、哄孩子、请医买药。奔布力的病情易传染，张勇顾不上自己，而是千方百计不让孩子被传染。奔布力眼含热泪说：“你待我比亲人还亲啊！”
张勇在草原住过许多蒙古包。她住到哪里，就把哪里当成自己的家，拉水、做饭、哄孩子、挤牛奶、拣牛粪，什么活都干。
严冬的一天，在贫困的达日玛家，张勇看到她穿得十分单薄，立即将上级发放给她的棉布和棉花拿来相送。达日玛说：“你离家这么远，离妈妈这么远，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张勇说：“还是您收下吧，您穿和我穿一样，这里就是我的家，您就是我的妈妈！”
达日玛感动得热泪盈眶。张勇送的棉布，达日玛舍不得用，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逢人就拿出来说：“这是我姑娘送给我的！”多年后，她拿出棉布睹物思人地说：“看到这块布，就像看到我姑娘张勇了一样！”
因为当初生活不习惯，张勇患有胃病，当听说解放军战士戴金海也患有胃病时，立即将母亲寄给她的药转寄了过去，并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祝他早日康复。
一次，戴金海专程到白音宝力格生产队找张勇致谢，但是张勇放牧未归。张勇回来听说戴金海吃了药非常见效后高兴极了，她立即给天津家中写信，请母亲购买药品直接寄到部队。
张勇和当地的牧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她随身背着的挎包里，总是装着针线，看到牧民的衣服破了就给缝补。当地的牧民有许多人都患有风湿病，她就将自己省下的钱寄回家，让家人帮着买药送给牧民。
一次，张勇病倒在一户牧民家。老大娘熬药给张勇喝，并且抚摸着她的头说：“你不回天津吗？你不想妈妈吗？”张勇听了，心里不由一阵心酸，但是她看着慈祥的额吉，却动情地说：“额吉，我不回天津，也不想家，美丽的草原就是我的家，贫下中牧就是我的额吉阿布！”
1970年6月3日，张勇骑马赶着1500多只羊去放牧。那几天由于天气变暖，克鲁伦河上游的冰层逐渐融化，下游河水暴涨，平时很窄的河床一下子与陆地平了槽，分不清哪儿是河，哪儿是岸了。
一位知青发现张勇不见了，湍急的克鲁伦河岸边放着她的衣服！还有两只浑身湿透打着哆嗦的头羊。
公社主任巴拉吉尔闻讯后，迅速集合民兵往出事地点赶去。
巴拉吉尔派民兵骑马沿着河岸向下游去找，另外派人在粗绳上挂满铁钩，沿河两岸打捞，从当天中午打捞到天黑，又点燃无数支火把继续搜寻。连续5天没有任何痕迹，直到第6天人们才在距离出事地点30多公里外的河湾处，发现了张勇的尸体。
打捞上来后，人们看到她头巾仍扎得很紧，发辫也没有松开，手里还抓着一只死羊。经旗里有关部门和法医检查鉴定，张勇是为了救落水的头羊而跳到水里的。当时如果不把头羊拽上岸，羊群就会跟着头羊继续落水，那就会造成大批羊只被河水冲走的损失。估计她是在救上两只头羊后再去救第三只羊时，被湍急的河水冲倒，不会水的她就这样被冰凉的河水吞没了。
张勇牺牲前20天，她在日记中写到：
金训华是革命青年的光辉榜样，为抢救国家战备物资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英雄相比，自己是多么渺小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要迎着困难上，抢着重担挑，在艰苦的工作中，经过痛苦的磨练，把自己改造成工农兵所需要的人。
张勇牺牲后，草原牧民和知青将她安葬在额尔敦乌拉山顶，让她和草原为伴，长眠在克尔伦河畔。
张勇插队的白音宝力格生产大队被当地命名为张勇生产队。
中共新巴尔虎右旗委员会核心小组根据张勇遗愿，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员。
1970年10月，黑龙江省授予张勇革命烈士称号，并且颁布《关于学习张勇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的文件。天津市号召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向张勇同志学习。
1971年2月25日，《天津日报》刊发了黑龙江省张勇事迹联合报道组采写的长篇通讯《笑迎草原暴风雪壮丽青春献人民》，详细报道了张勇的英雄事迹。
3月17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刊发了新华社通稿《壮丽青春献人民》。接着，全国各地报刊相继刊发了张勇的英雄事迹。黑龙江省和天津市成立了张勇事迹展览馆，广泛宣传张勇的英雄事迹。
张勇的多篇日记也被改成了歌曲，有一首《我爱祖国的大草原》当时在全国被广泛地传唱：
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红旗如海绿浪无边。红太阳光辉照亮牧区，我催马儿飞向前……
张勇的英雄事迹还被创作成诗歌、歌曲、剧本、对口词、连环画等作品，成为当时激励人们报效国家的生动教材。张勇成为全国上山下乡知青的典型和榜样。也成为人们永远崇敬、怀念和学习的英雄模范！
重庆知青王光照成土工程师
1969年，知识青年王光照从重庆市来到川南的叙永县后山公社插队落户。从此，他把自己的青春，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山区的水利建设，被当地人民亲切地誉为：“我们的土工程师”。
与云贵接壤的叙永县南部山区，崇山峻岭，常年干旱，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这里真的缺水吗？不！终年湍流不息的冷水河就在离旱区只有几公里路远的地方。由于被荔枝湾大山阻隔，只好让河水在峡谷中白白地流掉了。
多可惜呀！什么时候才能把河水拦腰截住，让它为人民服务呢？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1970年10月，一支支民工队伍，怀着豪情壮志，云集工地，打响了兴修冷水河大堰的第一炮。
知识青年王光照，多么渴望自己能够投入这场改天换地的斗争啊！他的要求被公社党委批准了。
在这偏僻的山区，要建设一个地跨两县、10个公社，引灌6万亩，排洪4000亩，发电1600千瓦的综合性水利工程，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浩大的工程。摆在指挥部面前的最大困难，是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王光照来到工地不久，就被抽去学测量施工。
对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王光照来说，什么罗盘仪、经纬仪、水平仪、平板仪等多种仪器，连见都没见过，当然就更谈不上使用了。但是，这个上进心很强的青年，有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决心把测量施工的技术真正学到手。
白天，他和同伴们一起，身背仪器，肩扛标杆，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战斗在悬崖峭壁、深山老林和灌木丛中，全神贯注地向技术员学习测量方法，熟悉各种仪器的构造和性能，反复练习读数和计算。
晚上，收工回到工棚，他又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测量方面的书籍，系统自修三角、几何等课程，很快便初步掌握了各种仪器的操作要领。
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实践，王光照在标杆标尺、选点定线、绘图制图、水工建筑、规划设计等方面，都能完成上级交予的任务，逐步成为冷水河大堰上测量施工的一名骨干力量。
1971年11月，冬季突击施工即将展开，领导上交给王光照一项技术性较强的补桩复测任务。
王光照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整理测量成果时，还发现一些标桩高程和原来测得的数据有很大出入。王光照生怕是自己弄错，不厌其烦地复测，结果表明小王的测量是正确的。
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纠正了标桩高程数字，正式作为施工的依据，从而避免了返工事故的发生。王光照得到了指挥部的嘉奖。
打通800多米长的蒿枝湾隧洞，是冷水河大堰的咽喉工程，关键所在。为了加快进度，打算在井下实现机械作业。上级给大堰调来了电钻、柴油机和发电机等多种机器。机器运到了，却找不到人安装，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休息”。
正当指挥部为难的时候，王光照自告奋勇地又来请战了。
接受任务后，王光照便带领安装组的十几名青年，跑遍了周围几十里路远的厂矿单位，到处求师学艺。
回到工地，他又和安装组的同志一起，摊开机器安装说明书，对照着模仿，边看边装，装错了又拆，拆了又装。
夜深，别人都睡觉了，王光照还借助微弱的灯光，聚精会神地攻读《机械原理》、《电机常识》等书籍，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凭着那青春的活力，靠着那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王光照带领全组，终于在指挥部规定的时间内，把机器安装好了，并自行设计、装配了机电控制屏、井下线路，从而实现了井下机械作业，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
打通了蒿枝湾，引来了“龙洞水”，使近2万亩农田在1975年提前受益，这是广大民工建设者们辛勤劳动的结晶，也凝结着王光照这名知识青年的聪明和智慧。
冷水河大堰环山渠道，全长107公里，婉蜒曲折，环绕在群山之间，它要跨越两座渡槽，穿过17个隧洞，不少地段都是在极其坚硬的岩石上施工，工程艰巨。一直战斗在工程第一线的王光照，在艰险和死亡威胁的面前，多次挺身而出。
他那青春的火花，也正是在战胜一次又一次的艰险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1971年12月，一次爆破后，王光照站在50多米高的崖边上，往下撬掉那一块块极动的石头，由于用力过猛，被钢钎弹下崖去。
眼看一场死亡事故就要发生。只见王光照滚到山腰时，抓住了一棵小树，王光照得救了！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王光照爬上岗来，继续战斗，民工们无不为他这种顽强精神所感动。
1972年7月28日，蒿枝湾隧洞内发生中毒事故。正在机器房内的王光照，一听说民工杜相伦和屈仲飞被熏倒在洞里，便只身奔向洞内抢救。当他跑到洞中时，自己也开始中毒。
在这关键时刻，突然在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妈妈昨天来电报说，她今天要从重庆赶来看我。妈妈来了，还能见着我吗？”
王光照有些迟疑了，但一转念：“救人要紧，时间就是生命！”
王光照飞步跑到隧洞深处，终于把奄奄一息的杜相伦找到了。王光照迅速将他从地上抱起，背在背上，十分艰难地向洞外一步步地挪去。
碰上赶来的援救人员后，王光照把背上的人交给别人，不顾自己已经精疲力竭，又和大家一起再次冲入洞内，终于把屈仲飞也救出来了。
1973年8月的一天深夜，人们都己进入梦乡，突然，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不停地直泻下来，造成山洪暴发。工棚侧边的水沟，正好被割来翻盖工棚的山草堵塞，山洪无法流走，汹涌的洪水直往工棚冲来，使住在里面的40多位民工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一位民工发现这一险情，大声呼喊，把王光照从睡梦中惊醒。
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不顾被洪水冲跑的危险，立即跳进了齐胸深的水口，用尽全身力气，抽走那堵在水口处的一捆捆山草，让洪水从水沟排出。
在王光照的带动下，大家齐心抢险，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险情被排除了。
随着冷水河大堰引灌工程的初步完成，1976年3月，工程指挥部又给王光照下达了一项更加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参加筹建双山水电站，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
肩负着党和山区人民的重托，王光照更加发奋工作。他和电站的同志们一道，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援下，仅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就初步完成了主体工程、机器安装和部分调试工作。
正当他满怀信心地把调试工作搞完，准备发电的时候，妈妈来信了，告诉他自己即将退休，希望儿子回城顶替。
王光照接到妈妈的来信，心情就像大海的波涛，一直平静不下来：是回城工作，还是继续留在农村？这个问题一直翻腾着。
他多么想回到父母身边，照顾年迈的父母，让他们愉快地度过晚年。但一想到要离开这战斗了将近10年的冷水河大堰，离开这朝夕相处，与之建立起深厚感情的山区人民时，他又犹豫了。在这即将发电的节骨眼上，怎么能搁下担子，半途而废呢？！
强烈的事业心，像一块磁铁，深深地吸引着这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王光照决定说服妈妈，自己继续留在山区！王光照的思想平静了，他又继续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工作。
双山电站一号机组功率1000千瓦，是一台未经全面试验的试制品，许多地方不完善，安装以后长期发不出电来。
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王光照来说，比起学测量施工和安装机器，不知困难多少倍。在地、县有关部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王光照虚心学习，刻苦钻研。
在进行调试的日日夜夜里，王光照熬红了双眼，累得胃病经常发作，前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经过50多次调试，终于在1978年3月，初步调试成功了。紧接着，王光照又对调整曲线不够平滑、机组发不够额定的功率因数等遗留问题作了妥善处理，使整个装置逐步完善起来。
这项成果，不仅为国家节约了上万元的资金，而且在技术上为调试这种型号的电机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为山区发展小水电设备闯出了一条路子。目前，双山电站正以每年250万度电的强大电流并入电网，支援四化建设，同时也为山区带来了光明。入夜时分，星星点点的夜明珠，闪烁在山乡的村村落落。
为了表彰王光照在兴修冷水河大堰工程中做出的成绩，叙永县把他选为出席地区科学大会的代表，又作为地区的代表，出席了四川省科学大会。
赤峰知青柴春泽愿扎根农村
1971年，当时隶属于辽宁省的赤峰市，正在进行动员中学毕学业生上山下乡。此时，柴春泽是赤峰市第六中学的毕业生，又是市学生代表。于是，柴春泽马上在校园帖出上山下乡决心书。
1971年12月22日，柴春泽以知青代表的身份在千人大会上表决心：要与同学们一起下乡到了翁牛特旗玉田皋乡。同月，柴春泽被选为知青点负责人。
当时，翁牛特旗玉田皋乡是个穷地方，大片的盐碱地，粮食产量极低。而且，这里的农村住的是茅草房，睡的是凉土炕，有时吃的是玉米饭泡盐水，生活艰苦、劳动繁重。
柴春泽目睹了贫困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决心用智慧和汗水改变这里的贫困落后面貌。
1973年6月，柴春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
在1973年下半年，辽宁省开展了向吴献忠学习的活动，动员知青扎根农村。
8月31，柴春泽作为知青代表，在全盟有线广播大会上表了决心，表示要“扎根农村奋斗60年”。
9月2日，当柴春泽回到知青点后，同学交给他一封父亲写来的信。父亲在信上，让柴春泽准备招工回城。
柴春泽认为，省里正在开展向吴献忠学习，动员知青扎根农村的活动，自己作为知青代表刚表明要“扎根农村奋斗60年”的决心，怎么能说一套做一套呢。柴春泽做出了决定，便给父亲写回信，表明了自己在盟里开会发言时讲过的观点，拒绝了父亲让他回城的意见。
同时，柴春泽身为知青点负责人，他觉得父亲思想上的问题，在一些家长中很有代表性，柴春泽便把父亲的信和自己写的复信在青年点拿出来公开讨论，鼓舞战友们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雄心斗志。
柴春泽父亲收到这封复信后，受到很大教育，承认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因正在出差，没有来得及回信。便嘱咐柴春泽的弟弟、妹妹向哥哥学习，并让柴春泽的母亲把他的想法告诉柴春泽。
两个月后，昭乌达盟、翁牛特旗分别召开了知青代表会议，安排柴春泽在大会发言，建议他讲一下和父亲通信的事。
柴春泽和他父亲的信在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到会的北京、上海等地知青慰问团成员要求将信印发。1974年1月，《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将柴春泽的信做了全面报道。
柴春泽在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后，下决心改变乡里的面貌。柴春泽首先带领社员平整土地，1973年10月5日至10月28日，利用14天时间集中全大队和下府孤山子等兄弟大队的部分人员搞大会战。从玉田皋大队入手，除掉旧的不合格林带4条，平掉旧渠4条，2万余土方量。将全大队5200亩耕地建成四位一体和三位一体的16个正方、10个斜方林网地。
后来，柴春泽还带领社员，新开支渠6条，新开斗渠6条，排碱渠1条。新营造防护林主带6条，副带6条，为玉田皋改种水田打下坚实的基础。
1975年，柴春泽参与翁牛特旗玉田皋首创改种水稻组织领导工作。秋天，50亩水稻实验成功了，这是玉田皋历史上第一块水田。多年躺在炕上的老人，让子孙用毛驴车拉着去看水稻，不少人说：“这下玉田皋乡可能要大变化了，它就是一块铁板，也要改变。”
得到群众的认可，阻力减少了，可大面积种水稻，水从何来？柴春泽向辽宁省水利局和翁牛特旗农牧组提出在红山水库搞引水工程。
1975年年底，经昭乌达盟、翁牛特旗有关领导的努力，辽宁省特批了“白玉引水渡槽工程”。1976年10月1日，全长400多米，横跨南北空中引水渡槽竣工。
1976年，从红山水库引水，翁牛特旗东部种了1700亩水稻，使昔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鱼米之乡，实现了一代知青“坎下粮仓”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