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通常采取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味深长的道理，给人以启示。同时还用短小精悍的话语把十分深奥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使得读者喜闻乐见，容易接受。

寓言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盛行，最早是由民间口头创作。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经常采用寓言阐明道理，保存了许多当时流行的优秀寓言，如：《揠苗助长》、《自相矛盾》、《郑人买履》、《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画蛇添足》等，其中《庄子》与《韩非子》收录最多。

在汉魏以后，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也常常运用寓言讽刺现实。唐代柳宗元就利用寓言形式进行散文创作，他在《三戒》中，以麋、驴、鼠三种动物的故事，讽刺那些恃宠而骄、盲目自大、得意忘形之徒，达到寓意深刻的效果。

中国古代寓言源远流长，在先秦时期已具雏形。先后经历了先秦的说理寓言、两汉的劝戒寓言，魏晋南北朝的嘲讽寓言、唐宋的讽刺寓言和明清的诙谐寓言等五个阶段。

我国古代寓言，按照思想内容，可以概括成三类：

第一类，是以生动活泼的比喻讲出深刻哲理，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智慧。我国自先秦开始，就出现许多哲理性很强的寓言，形成中国古代寓言的一大特色，其中有许多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思想光辉。还有更多的寓言从反面辛辣讽刺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种种表现，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些死死抱住形而上学不放的各种丑态。《揠苗助长》告诉人们违反客观规律作出的愚蠢行动，是多么荒唐可笑；《穿井得一人》说明要进行调查研究，只凭道听途说和主观推想，就难免不出差错；至于《郑人买鞋》里的郑人，更是教条主义典型。

第二类，是具有“劝善惩恶”性质的，其中也有许多给人以积极启示。《啮镞法》说明心术不正，为一己私利不惜伤害恩人是很卑鄙的；《何待来年》、《猩猩嗜酒》劝人有错就改，不要借故推托，明知故犯；《蜈蚣自大》、《恃胜失备》教育人们不要骄傲自满，盲目轻敌。

第三类，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具有讽刺性的。其中有些是针对时政、痛斥恶俗陋习的，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强取人衣》、《高昕嗜杀》揭示出世上恶人的巧取豪夺和极端残忍；《更渡一遭》、《猫祝鼠寿》嘲讽了伪善者的虚情假意；《争雁》斥责了那种崇尚空谈，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辩风气；《黠揉媚虎》、《山魅漆镜》指明了喜欢逢承、厌恶批评都会自食恶果；《迂儒救火》、《傅显》表现出拘守封建礼教的迂腐可笑。

本套书籍包括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主要寓言故事，因此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珍藏，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收藏和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