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与漕运

漕运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等的一种专业运输。我国古代历代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经水路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

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3种。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漕运是维系朝廷经济命脉的重要事务，对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漕运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的需要，积极发展漕运事业，以满足经济发展和战时运粮运兵的需要。如疏通、开凿和利用胥河、邗沟、菏水、鸿沟等，发挥了巨大的效益。

这些水利工程，其规模之大，成效之显著，设计之合理，技术之先进，在我国漕运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上，起了重要作用。

春秋时期，吴国在伍子胥等人的努力下，逐渐强盛起来。

吴国地处长江下游，河网纵横，交通全靠水路，舟师是吴军的主力。吴国的造船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已能建造各式大中型舰船，舟师成了吴军的主力。于是，吴国也和当时的其他诸侯国一样，力争称霸诸侯，做天下盟主。

吴王阖闾为运输伐楚所用粮食，命伍子胥于公元前506年开挖了胥河，船舶可以从苏州通太湖，大大缩短了从苏州至安徽巢湖一带的路程。

胥河是我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从苏州通至太湖，经宜兴、溧阳、高淳，穿固城湖，在芜湖注入长江。

吴打败楚国后，继而又攻破越国，迫使越王勾践臣服于吴。取得两次重大的胜利后，夫差认为吴国在长江流域的霸主地位已经确立，决定进一步用兵北方，迫使北方诸侯也听从他的号令。

但在当时，长江淮河之间无直接通道，北上用兵需由长江出发入海，再绕道入淮，航程过长，海浪过大。因此，吴国决定以人工河沟通江淮。

吴国过去连年攻楚，吸取了楚国发展航运的技术经验，再根据以往开河的经验，吴国因地制宜地把几个湖泊连接起来。曾经先后在国内开凿了沟通太湖和长江的“堰渎”和太湖通向东海的“胥浦”。

伍子胥开凿的胥溪和这次开凿的胥浦，成为了后来隋代大运河最早成形的一段。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下令在邗城开挖深沟，引长江水向北入淮河，沟通了江淮，以水路运粮运兵。开凿邗沟完全为军事目的，这就是漕运的开始。

因为漕运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运送军粮。后人又称邗沟为“山阳渎”。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淮水》记载：“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它从邗城西南引长江水，绕过城东，折向北流，从陆阳、武广两湖间穿过，北注樊梁湖，又折向东北，穿过射阳两湖，再折向西北，后入淮河。

邗沟渠线所以比较曲折，主要原因是要利用湖泊，以便减少工程量。这条运河全长约150千米，它开通后大大便利了南北航运，为后来江淮运河的发展奠立了初步基础。

公元前482年，吴国夫差下令在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和定陶县东北之间凿开了一条新水道。因其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菏水”。

菏水同胥河、邗沟一样，都是吴国为了政治、军事需要而开凿的。在后来长时间中，对加强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流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也在积极发展漕运，魏惠王为称霸中原，公元前360年开挖了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鸿沟。鸿沟是我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淮的人工运河。

鸿沟先在河南荥阳把黄河带有较多泥沙的水引入圃田泽，使水中的泥沙沉积在圃田泽中，减轻了下游渠道的堵塞。

然后引水向东，绕过大梁城的北面和东面，向南与淮河支流丹水、睢水、涡水、颍水等连接起来，许多自然河道连接成网，船只可以畅通无阻。

鸿沟开通后，建立了直通东方各诸侯国的水路交通线。保持了魏国同东方诸侯国的沟通，加强了同他们的联系。不仅在黄河、淮河、济水之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上交通网，由于它所联系的地区都是当时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所以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鸿沟修成后，经过秦代、汉代、魏、晋、南北朝，一直是黄淮间中原地区主要水运交通线路之一。西汉时期又称“狼汤渠”。该地北临万里黄河，西依邙山，东连大平原，南接中岳嵩山，是历代兵家兴师动众、兵家必争的古战场。

秦汉时期的漕运

秦汉两代继续发展漕运事业。比如秦始皇令监禄凿灵渠，萧何将关中粮食转漕运至前线，刘濞开挖“茱萸沟”运道，汉武帝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人工运河漕渠，汉明帝时王景使黄河、汴河分流，东汉广陵太守陈登改道与疏通邗沟等。

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古代的运河大多以运送粮草和军队为主，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民族的融合。

秦始皇统一中原后，接着又向岭南进军。但是战争并不像预料的那样顺利。岭南的险峻地形，使行军极度困难。

粮草的运输主要靠人背牲口驮。

运粮队伍要翻山越岭，走上好些日子，除去自己的消耗，到达营地时已经所剩无几了。

更麻烦的是，行进在崇山峻岭的运粮队伍，往往要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粮草问题，更直接地说是运输问题，要是不能得到解决，作战根本无法取得胜利。就这样，常常空着肚子打仗的秦军进行了3年战争，还是没有什么明显进展。

为了解决南征部队的粮草运输问题，秦始皇决定派史禄领导“凿渠运粮”，在五岭之上开了一条运河。初名“秦凿渠”，又称“零渠”，即今灵渠。

史禄将灵渠的路线，选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城附近湘江和漓江的分水岭上。这里两江相近，最近处不到1500米，山又不太高，相对高度30米。只需沟通两江，中原地区用船运来的粮草，就可以从水路一直越过五岭，进入岭南地区。

在这些山区河道行船，最重要的是如何使船“爬”上山的办法。船要“爬”山，对水面“坡度”就要有一定的要求。

水面的“坡度”在航行术语上叫做“比降”。开凿灵渠的劳动人民，用他们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了许多山区河道行船的好办法。

在开挖灵渠时，让河道迂回曲折，多拐几个弯，让船多走几个“之”字形。这样，有限的河道被延长了，水面的“坡度”就相应变得小了，船“爬”山也就容易得多了。

在山上进行这种施工，从地理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可能，从工程上来讲也是不经济的。于是，民间又发明了“斗门”，也叫做“陡门”。

在灵渠水位比降大而又不适于延长河道的地方，分别用巨石做了一个又一个的斗门。最多时设36座斗门，最少时也有10座斗门。每个斗门都有专用的工具，如斗杠、斗脚、斗编等。

船进入一个斗门后，随即把身后的斗门用专用的工具堵严，使其不能漏水，然后徐徐开启前进方向上的另一个斗门。随着斗门打开，水从前方的斗门涌进来，不一会，两个斗门间的水位就平了。

于是船就可以前进到前一个斗门内，随后又堵住船后斗门，再打开前面斗门。如此周而复始，船就一级一级向山上“爬”去。同样道理，船也可以从山上一级一级“爬”下来，不过方向相反罢了。

除了使船“爬”上山的好办法外，劳动人民还创造了另外一种重要的好办法，就是实施了引湘江水入灵渠的“分水工程”。

湘江上游的海洋河水量较丰富，他们在海洋河上建立分水工程，以使灵渠保持充足水量，便于船只从海洋河通过分水工程进入运河。

分水工程位于兴安县城东南约2千米远的分水村。这里不是距离运河最近的地方，但是此处海洋河河床较高，大体与灵渠海拔高度相当，便于把水引入运河。所以也就舍近就远，把分水工程选择在此。分水工程包括“人”字形的拦河坝和铧嘴两部分。

平时，坝下一段海洋河旧道不再通水，但来洪水时，大水可以翻越大坝流入旧道。

铧嘴位于“人”字形拦河坝顶端的河心，其作用与都江堰的角嘴一样，把海洋河水分成两部分，七分进北渠，三分入南渠。进入北渠的水，从“人”字坝向北，经过约3.5千米的渠道，回到湘江故道。进入南渠的水，经过人工开凿的4.5千米的渠道，引入灵渠，作为运河的主要水源。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数十万秦军和民工，开石劈山，进行了艰苦劳动。

他们经过5年努力，排除了许多困难和干扰。至公元前214年，这条长33千米的灵渠终于挖成了。

灵渠修成后，秦军加强了对岭南的攻势，长驱直入，深入越人腹地。终于在公元前214年彻底平定南越，并在那里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

第二年，又迁徙50万刑徒戍守岭南，与当地越人杂处，共同开发南方地区。

在攻取岭南的同时，秦始皇派兵修筑通往云贵的道路，道宽5尺，称“五尺道”。秦军通过五尺道进入西南地区，设郡立县，委任官吏管理这一地区。

灵渠是世界上最早建造并使用船闸的运河，也是最早的跨越山岭的运河。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这种利用船闸的行船技术，一直沿用至现代。

秦汉之际，萧何从关中漕运粮食到广武前线。当时的路线是从关中将粮食装上漕舟，然后顺渭水东下，经黄河险段三门峡后再东流至广武。

其中三门峡一段漕运十分危险，不仅河道窄，而且水流急，还有不少暗礁，稍有不慎，即船毁人亡。萧何将关中之粮运至前线特别的艰辛。

萧何在长达5年之久的兴汉灭楚的战争中，巩固后方战略基地，多靠漕运足食足兵支援前线，其杰出的军事后勤保障，对于最终战胜项羽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刘邦称萧何功劳最大，位列第一，不是没有道理的。

西汉定都长安后，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谷物以满足关中地区贵族、官吏和军队的需求，转漕逐渐制度化。当时，汉高祖刘邦的侄儿吴王刘濞设都城于广陵城。刘濞曾对运河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开挖了一条著名的“茱萸沟”运河。茱萸沟运河西起自扬州东北茱萸湾的邗沟，东通海陵仓及如皋磻溪，使江淮水道与东边的产盐区联结，在运盐和物资运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汉武帝初年，全国每年的漕运量增到100多万石，以后又增至400万石，高峰时达至每年600万石。当时漕运用卒达6万人。由各地护漕都尉管理，沿途县令长也有兼领漕事的。漕粮则输入大司农所属的太仓。

漕转关中，费用浩大，需时很长，动员人力很多，特别是漕船要经过三门峡砥柱之险，粮食损耗很大。当年萧何就曾历经三门峡段漕运的危险。

西汉朝廷曾先后采取过多种改进办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开通。

汉武帝用3年时间，沿秦岭北麓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人工运河漕渠，使潼关到长安的水路运输的路程和时间大大缩短，运输费用从而减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这是西汉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

汉宣帝时，令三辅、弘农、河东、太原之粟以供京师。这种做法，对缩短漕运路线，减少漕运压力，避开砥柱之险，起了良好的作用。

东汉建都洛阳，从山东、河北、江淮等地转漕粮食至京师，路程较近，又不需经过砥柱之险，改善了漕运困难的局面。因此汉光武帝初年省罢了护漕都尉。

但是，这个时期的漕运事业仍有一定的发展。后来，汉光武帝在洛阳南修阳渠引洛水以为漕。

汉明帝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筑堤修渠，使黄河徙道后混流的黄河、汴河分流，便利了南来的漕粮自淮河入汴，北来的漕粮循河、洛而西，使京师粮食供应不忧匮乏。这是东汉漕运事业的最大成就。秦汉时期的漕运工程，满足了当时运送粮草和军队的需要，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

隋代大运河水运网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尤其是会稽郡，成为江南最富庶的地区。隋代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北方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两京和边防军所需的粮食相当多，需要江淮地区供应。陆路运输，速度慢，运量小，费用大，无法满足北方的需要。开通运河，利用水利运输，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隋初以长安为都。从长安东至黄河，西汉时有两条水道，一条是自然河道渭水，另一条是汉代修建的人工河道漕渠。渭水流沙多，河道弯曲，不便航行。

由于东汉迁都洛阳，漕渠失修，早已湮废。隋代只有从头开凿新渠。

581年，隋文帝杨坚即命大将郭衍为开漕渠大监，负责改善长安、黄河间的水运。但建成的富民渠仍难满足东粮西运的需要，3年后又不得不再一次动工改建。

这次改建，要求将渠道凿得又深又宽，可以通航“方舟巨舫”。改建工作由杰出的工程专家宇文恺主持。在水工们的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当年竣工。

新渠仍以渭水为主要水源，自大兴城至潼关长达150余千米，命名为“广通渠”。新渠的运输量大大超过旧渠，除能满足关中用粮外，还有很大富余。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洛阳，很需要改善黄河、淮河、长江间的水上交通，以便南粮北运和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

605年，隋炀帝命宇文恺负责营建东都洛阳城，同时开通济渠，还扩建山阳渎。工程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通济渠与山阳渎的修建与整治是齐头并进的。

通济渠可分东西两段。西段在东汉阳渠的基础上扩展而成，西起洛阳西面，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穿过洛阳城南，至偃师东南，再循洛水入黄河。

东段西起荥阳西北黄河边上的板渚，以黄河水为水源，经开封及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等县，再东南，穿过安徽宿县、灵璧、泗县，以及江苏的泗洪县，至盱眙县注入淮水。两段全长近1000千米。

山阳渎北起淮水南岸的山阳，径直向南，至江都西南接长江。两渠都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开凿的，并且两旁种植柳树，修筑御道，沿途还建离宫40多座。

在施工过程中，虽然也充分利用了旧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但因为它们有统一的宽度和深度，因此，主要还要依靠人工开凿。这项工程虽然浩大而艰巨，但历时很短，从3月动工，至8月就全部完成了。

在完成通济渠、山阳渎之后，608年，隋炀帝决定在黄河以北再开一条运河，即“永济渠”。

永济渠也可分为两段：南段自沁河口向北，经今新乡、汲县、滑县、内黄、魏县、大名、馆陶、临西、清河、武城、德州、吴桥、东光、南皮、沧县、青县，抵天津；北段自天津折向西北，经天津的武清、河北的安次，到达涿郡。

南北两段都是当年完成。永济渠与通济渠一样，也是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据载全长950多千米。深度多少，虽不见文字，但大体上说，与通济渠相当，因为它也是一条可通龙舟的运河。

永济渠开通后，隋炀帝自江都乘龙舟沿运河北上，带着船队和人马，水陆兼程，最后抵达涿郡。全程2000多千米，仅用了50多天，足见其通航能力之大。

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永济渠等渠道，虽然不是同时开凿而成，可以算作各自独立的运输渠道。

由于这些渠道都以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辐射，同时也连通了春秋战国时期修建的胥溪、胥浦，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了一条连通南北的大运河。

隋代大运河从长安、洛阳向东南通到余杭、向东北通到涿郡，是古今中外最长的运河。由于它贯穿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交通运输之利辐射周边地区，极大地便利了漕运。

大运河修成后，对加强国家的统一，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宋元漕运与漕粮

北宋由于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养有大量的军队，对漕粮的需求大大增加。开封、南京、陈州等重要城市都仰赖外地的漕粮，加之北宋漕线较隋唐缩短近半，故运输能力大增，年漕运量高达600万甚至800万石，创我国古代漕运之最。南宋漕粮主要沿江运往各军事重镇。元代的漕运是海运、河运并行而以海运为主，海运主要是将南方粮食由海路的调运。元代海运兴通，漕运进入新阶段。

隋朝开发大运河为唐朝初期的漕运创造了条件。唐朝统浩者在前代运河的基础上，对运河河道加以疏渡、整浩，形成了以南北大运河为主的漕粮水运网，赢来了运河漕运的新高峰。至唐朝末年，唐昭宗迁都洛阳，长安自此为墟。后又经过五代数十年的长期混战，渭水不再进行漕运，关中的航道失修，没法利用，以致宋太祖统一天下后，把国都定于开封。

北宋建都开封。从地理位置说，这个都城更接近了当时盛产粮米的地区，并缩短了漕运的路线。不仅都城开封的粮食需由南方供应，就连南京、陈州等地也开始仰赖于漕粮。

宋代的漕量非常大，甚至超过前代，主要是由于北方各省的农业生产，在长期的战争中受到严重摧残，由本地收取的粮食数量越来越少，而仰赖外地供应的数量越来越大。

宋代的官僚机构重叠庞大，常有一个官五六人共做的现象，做官必须食俸禄，高级官员每月要支禄米100石。官吏一多，国家支出的粮食自然就多了。

宋代朝廷还养着大量军队，军队的给养也大多仰赖漕米。有了以上的客观需要，再加上北宋的漕运线路比唐代要近一半，由淮入汴，水道畅通，滩阻较少，而且不需接运，所以宋代每年漕运量，成为我国漕运史上的最高纪录。

宋代主管漕运的官员，在朝廷内是三司使。三司使，是朝廷主管财政的大员，他的地位仅比宰相和枢密使低一等，号称计相，职权很大。各路都设有转运使掌管漕运，因此转运使又称漕司。

宋钦宗靖康年间，北宋的国都东京被金兵攻破。接着康王赵构在南京即位，后来又将国都迁到临安，这就是南宋。

南宋的国都就处在这水利发达、土地肥沃的江浙地区，漕运路程也比北宋短得多。至于湖广、四川等地，当时也是有名的富庶地区，这些地区的粮食，就大多运往沿江各军事重镇，供应军队的需要。

元代首都和北方部分地区的粮食供应主要取自南方，南方的粮食经海道运至直沽，再经河道运达大都。运往元都的漕粮，在至元、大德年间为百余万石，后来增至300余万石。元代岁运的最高额为350余万石。

元代并在直沽河西务设都漕运使司，负责接受南来的粮食物资及所属各仓公务；在大都设立京畿都漕运使司，负责将前司接纳的粮食物资运赴大都各仓。

元朝朝廷对漕运管理非常严格。当时，朝廷规定，在漕运过程中如果损耗了漕粮，损耗由押运官员赔偿；如果船只翻沉，造成船民死亡时，则可免赔。

元朝朝廷为了寻找经济、安全的海运线路，从1282年起，海道漕运线路一共变更了3次。

第三次的线路是：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岛的三沙进入深海，北去经成山角折而西北行，经刘家岛、沙门岛过莱州湾抵达直沽海口。这一条新线路比较以前的线路短些，快些，顺风时10多天就可以到达。

此外，为了克服海道运输困难，元代海运机关接受船民的建议，在西暗沙嘴设置航标船，竖立标旗，指挥长江入海口的船只进出。后又接受船民的建议，在江阴的夏港、需沟等9处，设置标旗指引行船。

又在龙山庙前高筑土堆，土堆四周用石块砌垒；土堆上从每年4月中旬开始，白天高悬布幡，夜间悬点灯火，以指挥船只行驶。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元朝朝廷大规模地挖河造船，对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是有利的。总的讲来，元代的漕运是海运、河运并行而以海运为主。

在航行实践中，元代劳动人民在航途上树立航标，确立港口导航制，编出通俗的口诀，对水文和气象进行预测预报，为开发我国东部海域的航运做出了贡献。

同时，海运的开通和发展，加强了元代南北物资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元代造船技术的提高和外贸事业的发展，沿海城镇也由此而繁荣，对元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明清漕运及其制度

明代漕运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时征运漕粮的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漕粮又按供应地区的不同区分为南粮和北粮。清代开凿中运河，改善了漕运条件，另外还制定了严格的漕运制度。漕运的畅通，为明清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东南地区的繁荣，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代的漕粮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60％。漕粮的数额，宣德年间最高时达到640万石，成化年间规定了岁运400万石的常额。在用途上，漕粮为京都、北边军饷，白粮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

明朝朝廷初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管。后废漕运使，置漕运府总兵官。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领卫军总共12.7万人，运船1.1万艘，另有海军7000人，海船350艘，专职漕粮运输，称为“运军”。

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朝廷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

明代初期承元之故，以海运为主，河、陆兼运为辅。一由江入海，经直沽口至通州，或径往辽东；一由江入淮、黄河，自阳武县陆运至卫辉府，再由卫河运至蓟州。江南漕运，则由江、淮运至京师南京。以承运者而言，海运为军运，其余都是民运。雇运权是一种辅助形式。

永乐年间因迁都北京，粮食需求日增，而海运艰阻，于是整治大运河，即从杭州湾通往北京的漕河。其办法一是疏浚会通河，造漕船3000余艘，以资转运；二是在运河沿岸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和天津建置漕粮仓库，也称“水次仓”。

漕运方法历经改革后，在明代已经趋于完善，计有支运法、兑运法和改兑法。

支运法也叫“转运法”。由漕运总兵官陈瑄推行。规定各地漕粮就近运至淮、徐、临、德四仓，再由运军分段接运至通州、北京。一年转运4次。

农民参加运粮即免纳当年税粮，纳当年税粮则免除运粮，其运费计算在支运粮内。民运的比重约占支运的四五成。

兑运法也是由陈瑄等推行。各地漕粮运至淮安和瓜州，兑与运军转运；河南于大名府小滩兑与遮洋总海运；山东则于济宁兑与军运。军运的费用由农民承担。

后来又定漕粮“加耗则例”，即按地区的远近计算运费，随正粮加耗征收，于兑粮时交给官军。起初兑运与支运并行，其后兑运渐居优势。

改兑法即长运法或直达法。由漕运都御史滕昭推行。由兑运的军官过江，径赴江南各州县水次交兑。免除农民运粮，但要增纳一项过江费用。淮安等四仓支运粮为改兑。自此，除白粮仍由民运外，普遍实行官军长运制度。

为维持漕运，明朝朝廷规定漕粮全征本色，不得减免，严格限制漕粮改折。只许在重灾、缺船或漕运受阻等严重情况下才实行部分的改折，折征时正、耗各项合计在内。

清朝朝廷为了确保漕运，对运道的疏通十分重视，采取了治黄兼顾治运的方针，这样，客观上给运河地区，特别是黄淮地区的水利事业带来一定的好处。

清代开凿了中运河。中运河原为发源于山东的泗水下游故河道，后为黄河所夺。中运河的开通，是清代一项重大水利工程，是清代南北漕运所必经的河段。它也是大运河的一部分。

清代漕运方法基本承明制，但又有下列名目：正兑米，运京仓粮，定额330万石；改兑米，运通州仓粮，定额70万石；折征，将漕粮折算成银，价银统归地丁项内，上报户部。

清代漕船数与编制稍异明代，一般以府、州为单位，10人一船，10船一帮，10船互保。总数1万多艘，而实际运于漕运的仅7000艘左右。每船装运量不得超过500石，另可装土产往返各口岸行销，后因运道淤塞而禁止。

清代后期实行官收官运，承运者是军籍中较殷实的军丁，也就是运丁。发运时每船配运军一名，运副一名，雇募水手9名至10名。各省运军水手多少不等，总数在10万名左右。

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其下为各省粮道，共7人，掌本省粮储，辖所属军卫，遴选领运随帮官员，责成各府会齐、佥选运军等；坐守水次，监督、验明漕粮兑换，面交押运官，并随船督行至淮安，呈总督盘验。

为确保漕运无误，清朝朝廷于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运河沿线设置巡漕御史，稽查本段漕运。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镇道将领，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镇江与瓜州的南漕枢纽处，由镇江道催促，同时由总兵官或副将巡视河岸，协同督促漕船过江。

清代在道光年间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漕船从黄浦江出发，经吴淞口东向大海，行2000余千米达天津收兑局验米交收。清朝朝廷特准商船载运免税货物20％往来贸易，调动了商船积极性。

晚清时期发生了一系列与漕运有关的事件，如商品贸易的发展及轮船和铁路交通逐渐兴起等，最终导致漕运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