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上围歼来犯之敌

  • 副司令员郗志刚马上率领557、577两艇,飞速靠近敌船侧翼,命令他们停船接受检查。
  • 敌船上的人一片混乱,有的跳水,有的则督促快开船,解放军炮艇马上出击,擒获跳水特务5名。
  • 1时31分,海岸对海雷达经仔细观察判别,终于把雷达上的回波确定为“海狼”艇,随后立刻上报三都澳水警区。

海上打击敌“两栖突击”

1964年,国民党开始策划窜犯大陆的第二次高潮。

1月21日,国民党驻澳门特务郭汉,遵照“军统”谷正文的命令,带领台湾送来的20名武装特务,乘渔船从高雄起航,企图钻到珠江口灯笼山偷偷登陆,然后煽动劳改农场犯人进行暴乱。

解放军南海舰队川岛水警区获悉敌情后,郗志刚副司令员坐上吉普车赶到码头,登上指挥艇快速出击。他先后指挥3个艇群,封锁大西水道并向大万山西南方向巡逻,把敌人退路严密封锁了。

就在特务乘坐的船在大横琴南约4海里处换乘之时,郗志刚副司令马上率领557、577两艇,飞速靠近敌船侧翼,命令他们停船接受检查。

敌船根本不敢接受检查,他们很清楚那是自投罗网,于是就边逃边射击。

郗志刚命令两艇左右拦截,几发炮弹过去,敌船就冒起了滚滚浓烟。

船上的敌人一片混乱,有的跳水,有的则督促快开船。此刻,解放军炮艇立即出击,擒获跳水特务5名。那个特务队长郭汉垂死挣扎,结果被解放军击毙。

在这一年,国民党派出20多股匪特,多数在海上被歼灭,即便登陆了,也被当地军民或者被击毙,或者被活捉。

蒋介石的反攻美梦总是见不到效果,“武装渗透”不断失败。后来,国民党当局开始试探进行“两栖突击”的袭扰方式,即派遣小股武装特务在沿海地区和岛屿登陆抓人、摸哨、抢东西和进行破坏话动等,其总的指导思想就是“抓一把就走”。

国民党特务的偷登点一般选择在便于迅速登陆又便于迅速撤退的沿海突出部和孤立岛屿,以及人民解放军防御薄弱的分散小单位的驻地和居民点,并利用我海军舰艇不便活动的岛礁区和雷达盲区进行袭扰。

敌人所采取的这种“两栖突击”,给人民解放军的捕捉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敌我双方仿佛在海上“捉迷藏”一样,人民海军的艇队出击早了,特务船就逃跑了,出击晚了,特务又钻进来了。

武装特务在厦门前埔村、闽江口川石岛、东冲海尾村等处多次袭扰,他们或插上国民党党旗,或抢走民兵哨所武器,气焰十分嚣张。

有了这么点“成绩”,国民党当局借此大肆鼓吹,说什么大陆海岸“并非不可进入的铜墙铁壁,可以广泛地搞两栖突击”。

国民党为了扩大这种袭扰活动,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于1964年3月在台湾安平港成立了专门训练“两栖突击”人员的“神斧大队”。

4月至7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掀起了“两栖突击”的袭扰狂潮,多次派出经过训练的小股“两栖突击”特务对我沿海地区进行袭扰。

针对敌人的活动规律,我海军部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作战原则上力争不让国民党武装特务上陆、上岛,并寻找有利条件在海上连人带船一举歼灭,干净、彻底地粉碎敌人的“两栖突击”。

如果特务已经上陆、上岛,就必须切断他的退路,击毁其输送船只或打击袭扰后企图逃窜之敌,协同陆上民兵部队和群众将其消灭于水际滩头,不让敌人掠走我一人一物。

在作战手段上,要求把握出击时机,以小对小,以快制快,隐蔽地突然地“由外向里打”,即在海上截其退路。

敌人往往使用胶舟、橡皮舟和舢船等在夜间活动,目标小、速度快、机动性强,十分难以发现,解放军护卫艇就配备了照明弹,并在岸上配置了机动探照灯,为艇炮指示射击目标。

此外,海军为增强火力,还在护卫艇上装备了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八二迫击炮。

1964年3月5日夜,台湾“国防部特情室”派遣武装特务6人,乘“成功4号”特务船从南竿塘启航,企图偷袭我沿海地区。

解放军海军福建基地马上令559、560、561号护卫艇出海捕歼。护卫艇于平潭以北海面截获特务船,击毙特务1名,俘其上尉股长以下5名,缴获输送船及胶舟各1艘。

4月9日,国民党金门防卫部两栖侦察队的一股武装特务,利用厦门东侧水道礁石密布、人民海军护卫艇不便机动的有利条件进行偷渡,登上厦门岛,企图进行破坏活动。

在当地守军的严密监视下,敌特一出动就被人民海军的海岸对海雷达发现了。在岸上探照灯的照射下,人民海军556护卫艇在两分钟之内便将敌特挂机胶舟击沉,毙敌5名,俘1名。

5月1日零时40分,国民党7艘“海狼”艇编成两个分队从东引岛出航,企图袭击浮鹰岛至飞龙岛航道上的人民海军艇船和在北霜岛锚泊的护卫艇。

当时正是春夏之交的季节,海上飞鸟活动十分频繁。“海狼”艇艇体小,速度快,能随波起伏,其雷达回波与飞鸟群相类似,很难分辨。

所以,国民党的“海狼”船在行进过程中,虽然被海军的大帽山观察站海岸对海雷达及时发现,但因疑为飞鸟未能引起注意。

1时31分,海岸对海雷达经仔细观察判别,终于把雷达上的回波确定为“海狼”艇,随后立刻上报三都澳水警区。

接到报告之后,解放军水警区指挥所命令在海上待机的二十九大队三中队2艘高速护卫艇565、566号快速出击目标。

2时14分,敌“海狼”艇混入渔船群,目标突然消失。这个时候,水警区指挥所一面命令565、566艇到渔船群中搜索,一面命令二十九大队二中队的544、545、546、552艇至南霜岛附近漂泊警戒。

为了不使武装特务的“海狼”艇趁机逃脱,水警区又命令二十九大队长马干率领四中队的572艇和五中队576、577艇从东面出击赶到南霜海区参战,并受命统一指挥海上战斗。

6时45分,二中队的544、546艇在北霜岛发现4个快速目标,便马上全速接近,并发出识别信号,但没有得到回应,就开枪进行警告,可是对方依然无动于衷。

突然,“海狼”艇向护卫艇射击,544、546艇也开始用猛烈的炮火反击敌人,并迅速击伤并俘获掉在后面的“海狼”艇104号,其他3艘敌艇慌忙向东引岛方向逃窜。

7时30分,由二十九大队长马干率领的572、576、577艇在去南霜海区途中,正好与逃窜的敌“海狼”艇相遇。

就在这时,国民党海军“丹阳”号驱逐舰、“北江”号猎潜舰也从东引出援,企图以舰炮火力掩护“海狼”艇撤逃。

解放军577艇独自迎上前去,与“丹阳”舰进行炮战,3分钟后,迫使敌舰躲避。

同时,解放军的572艇对敌“海狼”艇实施火力追击,当即击沉其中的107、109这两艇时,另外的101艇则仓皇脱逃。

国民党的“海上袭击队”刚出战就败在解放军的手下,便灰溜溜地撤回台湾进行整顿。

10月,国民党的“海上袭击队”又进驻马祖岛,准备采取新的战法,继续对沿海地区进行侵扰。但无论怎样变换花样进行袭扰,也难以逃脱失败的下场。

舰队击沉敌“满庆升”号

5月12日,经国民党情报局“神斧大队”专门训练的“海鲸两栖突击队”武装特务由台湾抵达马祖,准备开始他们的秘密行动。

5月15日深夜,武装特务乘坐“华兴1”号、“华兴2”号向闽江口北侧牛头山方向行驶。

当武装特务靠近大陆海岸时,解放军海军565、566护卫艇迅速插到敌挂机胶舟的侧后,由外向里搜索攻击。敌人见状急忙转向,高速向马祖方向逃窜。

马祖国民党守军立即打开探照灯进行引导,马祖岸炮也向人民海军护卫艇射击。565、566护卫艇灵敏地转向敌人探照灯照射的方向拦截,迅速将敌“华兴2”号控制住。

而敌“华兴l”号把中弹起火的汽油桶丢弃海中,解放军护卫艇认为“华兴l”号已被击中就停止了射击,没想到敌船却趁机逃跑了。

国民党武装特务在福建省的“两栖突击”行动连续遭到打击后,又使出新的伎俩。

武装特务输送船在执行远程输送任务时,采取中途改变船体颜色,更换船名,交替悬挂日本、南朝鲜、南越、英国等国旗,甚至采取悬挂五星红旗的方式进行伪装。

敌船在福建、浙江扰乱的时候,常常伪装成渔船,趁机混入大陆的渔船群。战术上也由单股单方向发展到多股多方向同时进行,企图使人民海军顾此失彼。

1964年7月8日晚,特务输送船“满庆盛”与“满庆升”号,运载国民党情报局“江苏省反共救国军十九纵队一支队”武装特务51人,伪装成日本渔船,由台湾的淡水港启航北上。

在出发前,国民党情报局长叶翔之亲自布置任务,并嘱托特务们说:“你们一定要上陆,一定要抓人,拿东西,搞文件、武器,就算摸一块门牌回来也好。”

解放军获悉敌情后,海军司令部电令东海舰队:

敌船可能到我舟山嵊泗地区外围岛屿,或是江苏吕泗港至射阳河口一带偷登袭扰。

东海舰队接到电报后,命令正在舟山海区训练的“衡阳”舰、在苏北海区巡逻的“长沙”护卫舰及执行扫雷任务的“长辛店”、“沙家店”扫雷舰负责捕歼这股武装特务。

北海舰队也派出猎潜艇、护卫艇各4艘到达指定海区待机,配合行动。

11日15时31分,正在行进中的敌“满庆盛”与“满庆升”号两船突然转向,朝吕泗方向航行。

东海舰队判断,敌可能于20时抵达吕泗港外约30海里处换乘登陆。于是,命令距离敌舰较近的“衡阳”舰、“沙家店”舰快速接近敌人,其他舰艇负责封锁敌船的退路。

11日19时03分,“衡阳”舰在离岸约11海里处发现两个可疑目标向东北方向行驶,立即发出识别信号,在对方没有反应的情况下,又开枪警示。

许久,对方的船只才回答:“我是日本渔船”。

就在这个时候,两个目标分头向前猛开,“衡阳”舰紧追不舍,猜测这2只船大概就是敌人的船。

当“衡阳”舰向其中1艘接近并打开探照灯时,发现船舷漆有日本国旗和“庆盛丸”字样,但仔细辨认发现油漆很新,与船身其他部分的油漆不一样。经反复观察,确认为敌“满庆盛”号。

11日21时,“衡阳”舰再次向敌“满庆盛”号鸣炮警告,并进行喊话劝其投降,可是顽固的敌人拒绝投降,在海面上和解放军周旋。

11日23时15分,解放军“衡阳”舰开始对敌人发起攻击,经过一阵激烈的交战,敌“满庆盛”号被迫停下挂起了白旗。

而另一艘涂有“庆升丸”字样的“满庆升”号敌船被东海舰队“沙家店”舰发现,但敌船不听警告,继续向前行驶。

11日22时39分,“沙家店”舰对敌船开炮射击,敌船依旧拒不投降。在第二次交火中,敌船中弹燃起了大火,“沙家店”就趁机靠近敌舰俘虏了上面的敌人。

敌“满庆升”号于12日零时38分沉没。

这次海上交战,击沉国民党特务船1舰,俘获1艘。毙敌少校大队长陈复新以下8名,俘敌少校支队长陈尔昌以下72名。

南海、东海舰队连续多次歼灭偷渡小股,使敌人远海多次换乘偷渡的阴谋破产,再也不敢玩弄这套鬼把戏了。

南海舰队出击敌舰

1964年7月10日,国民党情报局特务输送船“大金l”、“大金2”号,运载“神斧大队三中队九分队”武装特务45名,由台湾高雄秘密出发。

敌人装扮成外国渔轮“欧渔1”、“欧渔2”号,驶抵南越岘港,企图转往广西北海市地角村进行破坏活动。11日20时,由于种种原因,敌船突然放弃偷袭计划离开岘港,准备返回台湾。

解放军南海舰队首长获悉情况后,决心以停在榆林港的舰艇将敌歼灭于海上,随即电令各部:

猎潜艇“泉州”号、护卫艇538号为第一突击群,进至虎头岭方位146度,距离陆地48海里处就位。

猎潜艇“扬州”、“泸州”号为第二突击群,进至虎头岭方位123度,距离陆地52海里处就位。

鱼雷快艇149、151、155号为第三突击群,进至虎头岭方位157度,距离陆地50海里处就位。

这次行动以榆林基地副司令员田松为海上指挥员,指挥所设在“泉州”艇上。

12日10时20分至11时24分,南海舰队3个突击群先后由榆林起航,迎着海浪朝敌人所在的海域前进。战士们早已做好了歼敌准备,个个摩拳擦掌。

14时47分,南海舰队“扬州”、“泉州”两艇均在虎头岭方位发现了敌人的船只。

南海舰队的3个突击群快速向敌船靠近,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

15时19分,南海舰队“泉州”艇在距离敌船大约500米时,发出停船接受检查的信号,并派538艇靠近敌船,查明情况。

“泉州”艇连发4次信号,对方不理,并开足马力试图逃跑。583艇接近至目标约300米处,看清船名确为“欧渔1”、“欧渔2”号。

榆林基地副司令员鉴于敌特狡猾,而且这里又靠近国际航线,情况复杂,不便于长距离追逐,于是命令“扬州”艇炮击敌“欧渔1”号,命令“泸州”艇炮击敌“欧渔2”号。

15时45分,南海舰队“扬州”、“泸州”2艇同时向敌船发起猛烈地攻击。“扬州”艇在1700米距离上第一炮就命中了敌“欧渔1”号的驾驶台,其“欧渔2”号也中弹燃起了大火。

12日16时许,南海舰队“扬州”、“泸州”两艇停止射击,并命令敌船投降。可是,敌“欧渔1”号仍然垂死挣扎,向南海舰队射击,我舰艇再次向敌炮击。

在南海舰队炮火的打击下,16时45分,敌“欧渔2”号沉没,大量敌人溺水死亡;17时15分,敌“欧渔1”号在多次中弹后沉没。

解放军趁机俘虏了幸存的敌人。

12日晚上21时,解放军南海舰队参战兵力胜利返回榆林港。

这次战斗是南海舰队第一次在没有岸上引导的条件下进行的海战,在辽阔的海面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炮艇战。击沉了国民党150吨特务输送船两艘,俘敌上尉余美光以下60名,毙敌少校何寇堂以下14名。

南海舰队受到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通令嘉奖。

国民党武装特务在实施“武装渗透”和“两栖突击”的同时,还用竹筏向福建沿海每次派遣单个特务或两个特务,企图潜入内地长期潜伏。这种竹筏通常是顺潮漂流,既可人力划行,也可安装挂机,高速行驶时半沉半浮,海水可淹及乘员的膝部,雷达很难发现。采取这种方式偷袭登陆的特务有20余起,30余人,但均被一一歼灭。

海军击败敌“海狼”艇

1964年11月18日18时10分,曾被解放军澳门水警区打败的国民党特务运输船“海狼”艇,拖带着爆破艇从马祖出发,向黄岐半岛慢速行驶。

敌人企图引诱解放军护卫艇出击,然后群起而攻之。很快,又有2艘敌“海狼”艇跟出,隐蔽于礁丛中,伺机完成战术配合。

原来,敌“海狼”艇撤回台湾整顿5个月后,在秋季进驻马祖岛。

在这期间,他们演练了新战术,由3艇编组出击,1艇攻击,2艇掩护,出击地点选择在我军雷达不易发现的多岛礁海区。

敌“海狼”艇在训练中之所以要拖带爆破艇,目的就是一旦被解放军护卫艇追击,就立刻丢弃爆破艇引诱护卫艇贴近。这种爆破艇装备在丢下4分钟后就会自动爆炸。

19时26分,敌2艘“海狼”艇经四姆接近黄岐。

澳水警区护卫艇第二十九大队571、572艇接到命令后,快速向敌侧后方迂回。

敌“海狼”艇发现后路被堵截,在蟹屿附近忙忙慌慌引爆爆破艇,便高速外逃。

澳水警区护卫艇早有防备,不但没被炸伤,反而根据水柱发现了敌船目标,立即开火,片刻之间,就将其击沉。

躲在礁后准备伏击的2艘“海狼”艇见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便调头逃往马祖。

这次战斗,解放军2艘护卫艇始终处于敌外侧有利阵位,贯彻“双艇编队,单艇攻击”战术,交战中572护卫艇死咬住“海狼”艇一打到底。

而571护卫艇侧翼掩护572护卫艇,追击中不压对方航迹,与对方保持间距,既不丢失目标,又能防备敌人的爆破艇。

敌人又一次遭到惨败。

解放军击沉“海狼”艇1艘,毙4人。

后来,参战部队受到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通报表扬。

敌“海上袭击队”一再遭到沉重打击,国民党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和特情室主任徐人隽皆因领导不力相继引咎辞职。

1965年,敌人花样翻新,又将“海上袭击队”编入情报局“两栖行动大队”,并专门配备了用来对付人民海军艇船的特种水雷。

1966年9月,“海狼”艇再次进驻马祖,调整战术,采用M4型爆破艇爆炸、M5型艇布水雷、M6型艇引爆的方式,引诱我护卫艇至爆炸区域进行搜索时触雷,待丧失战斗力时,再伺机攻击。

这种专门对付护卫艇的阻击水雷,以自炸、碰炸多种方式搭配,组合成串式漂雷,对护卫艇的海上机动构成了严重威胁。

解放军海军和海上来犯之敌经过多年较量,在武器装备、战术技术、人员素养等方面都有所提高,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敌方在改变,解放军也在相应变化,护卫艇摸索出不少在海上歼灭“海狼”艇的经验。

针对“海狼”艇多在夜间出击、目标小难以抓住的特点,我护卫艇就在驾驶台上安装一个小型探照灯。在巡逻中一旦发现目标追踪靠近,就打开探照灯,将“海狼”艇罩住,跟着炮火集中打过去。

这种战术,基本上可以首发命中,屡试不爽。

1966年10月15日黄昏,台湾方面两栖行动大队15名特工分乘3艘“海狼”艇,由1艘M6型拖带爆破艇在前,2艘M5型在后伺机布雷,呈三角队形由马祖南竿塘出航,寻机滋事。

20时23分,福建基地命令护卫艇第二十九大队574、575艇出击,实施正面打击,576、577艇进入龙牙石东北待命截击。

与此同时,解放军沿岸空军4台大功率探照灯也严阵以待。

解放军护卫艇574、575艇出击后,在相距约1600米处发现敌“海狼”艇,对方当即施放爆破艇,然而并未造成任何险情。

解放军护卫艇追至接近大约1500米处时发射照明弹,顿时海面通亮,“海狼”艇暴露无遗。在随后发起的攻击中,“海狼”艇2艘被击毁,1艘M6型艇失去动力,在龙牙石以东被俘,1艘M5型艇沉于南竿塘西海面,剩下1艘,侥幸逃脱。

这一仗击沉1艘“海狼”艇,俘获1艘“海狼”艇,毙、伤11人。

从此以后,台湾国民党方面海上小股武装袭击活动逐渐减少。

事实上,人民海军近海反击小股武装特务袭扰作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具有不同于一般海上作战的特点。

敌特的小股袭扰,具有目标小、速度快、隐蔽伪装、机动性大、活动范围广、偷登点多选在解放军防御间隙和薄弱地段、或选在靠近山区的海岸突出部等特点。

针对以上特点,解放军采取小型、分散、近海和以岛岸为依托的近战、夜战、游击战的形式,沉重打击来犯之敌,有力地保卫了近海安全,并为近海作战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敌人小股武装特务利用黑夜进行偷袭和破坏,什么时候来,来多少人,乘什么船,在什么地方换乘,走什么航线,向何处袭扰,通常都难以迅速查明。

所以,在当时,解放军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常备不懈,需要克服因在海上长时间巡逻待机而产生麻痹的思想,需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才能应付突然情况,并歼灭袭扰之敌。

例如,南海舰队打击执行“班超”计划的武装特务,从获悉情报到敌人行动,经过了长达半年的时间。由于川岛水警区部队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准备工作充分,战斗情绪高昂,所以能及时发现并围歼敌人。

由于对敌人的袭扰方向、偷登地点难以迅速判明,为了确保消灭敌人,海军在兵力部署上,通常采取宽正面、多层次、有重点地进行配置,实行全面防范,重点加强。

在未判明敌之登陆点以前,解放军就将兵力配置在宽广的防御正面,以防止顾此失彼。而后根据敌船动向,再及时调整部署,并逐渐收拢兵力,形成钳击或合围之势,将敌歼灭。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当时反击小股袭扰之敌遵循的原则。

解放军通常使用护卫艇来执行战斗任务,海军的各型护卫艇在火力上均占优势,高速护卫艇在速度上也占优势。

当时兵力编组以2艇为主,1艇攻击,1艇监视支援,如敌目标多,分散逃窜,海军也可一对一同时追歼。使用兵力的多少,主要视敌情、我情和海区情况而定,以确保完成作战任务。

从1962年下半年至1966年年底,人民海军舰艇部队共歼灭海上小股武装特务35股,毙敌128名,俘敌294名,击沉各种特务输送船、登陆工具15艘(只),俘获26艘,击伤1艘。

在此后的10年间,国民党在福建沿海又进行了10多次袭扰活动,均被我舰艇部队歼灭在海上。

人民海军取得了反敌袭扰作战的伟大胜利。

中央要求善待俘虏

1965年初,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来到华东沿海地区视察工作,对解放军战士,以及民兵战士的勇敢抗敌进行慰问,并感谢当地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

在处置俘虏方面,因为侵袭的武装特务都属于台湾军事部门,都有军籍、军衔,到大陆来都带有军事性质。所以,到底是按“俘虏”,还是按“罪犯”对待,是交地方司法机关,还是交军队保卫部门处理等问题时,大家没有一致的意见。

叶剑英慎重思考后,对有关领导说道:

我看,按俘虏对待吧!

这些武装特务都是从台湾来的,从蒋介石集团那里来的,他们听到的都是污蔑我们的宣传,又接受了特务训练和反共教育,指望他们看看电影、幻灯、看看报纸、听听报告,就能彻底改变他们的反动思想,转换立场,这是不现实的。

我们共产党人要以事实说话,以理服人,我们可以让被俘人员外出转一转,参观大陆建设成就,看人民生活状况,这样做可能麻烦些,但效果肯定要好些。

国民党派遣武装特务全部被歼或被俘,无一漏网,蒋介石集团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海内外大肆宣传反共义士“全部阵亡”,并在台湾召开了追悼会,为其家属发抚恤金,追认为“烈士”,借以骗人。

然而,被台湾称为“烈士”的武装特务,其实,他们尚在人间,当时被军民捕获的国民党特务,分别被关押在东南沿海五省的看守所中。

叶剑英返回北京后,将被俘台湾武装特务的情况报告给了朱德委员长。两个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交谈,彼此交换了看法。

朱德说:

我看这样做很好。过去,我同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我们的力量很小,整天打游击,当敌人、土匪、地主武装大举进犯之时,我们红军抓住俘虏尚且能放回去,不怕他回去“反水”,再捉再放,后来许多俘虏当了红军,调过枪口打蒋介石……

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抓住日本鬼子一个不杀,抓住制造反共磨擦的蒋介石军队的官兵不但不杀,而且不搜腰包,不打不骂,不虐待,如愿意回家的,发足路费,原意参加我军的就欢迎。当时,有许多俘虏官兵投降了红军,参加了八路军。为了作好俘虏工作,各部队还专门成立了管理教育俘虏工作的“解救教导团”。毛主席当时就指出:“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说明优待俘虏政策对士兵影响力,变成了打败日本鬼子、蒋介石的物质力量”。

现在我们夺取了政权,发展了,强大了,982名侵华日本战犯,我们全部特赦释放了。许多战犯变成了友好使者、和平战士;对国民党战犯从1959年起已经释放了5批,今后还要分批释放。对台湾武装特务,更应当有这种宽容和气魄!

朱德和叶剑英的看法,很快传到了中南海。毛泽东非常赞同两位元帅的意见。

毛泽东笑着说道:

蒋介石同我打交道已经是几十年了,真可以说是“老朋友”了。我的“老朋友”一天不反共他就活不了。今天我的“老朋友”给我送来这么多的“客人”,我们一定要接待好,要改造好。

毛泽东还建议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宽大释放一批有悔改表现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只要他们愿意重新做人,不再和人民为敌,就可以既往不咎。

根据毛泽东、朱德和叶剑英的建议,公安部安排东南沿海五省的公安机关,组织各自关押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参观了工厂、农场和富裕农家。

特务们看到的景象,和国民党所宣传的完全是另一番天地。看到自己的祖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特务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纷纷表示愿意弃暗投明,要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不再为其卖命。

1965年12月14日,我国司法机关宽大释放了有悔改表现的76名武装特务和船员。

《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还配发了《改恶从善就有前途》的评论员文章,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让全世界真正看清了我党我军善待俘虏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