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爱国名人 主编 张开城 张国玲一、刚正不阿 铁面无私

中国封建时代，仕宦中多阿谀逢迎、徇私舞弊之辈，然确有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为国为民不卑躬屈节、不惧怕权贵、敢犯“龙颜”、敢伸张正义的人，诸如包拯、海瑞等，经历代口碑流传，形成倍受推崇的“清官”形象。

铁骨铮铮的“强项令”

——董宣

董宣，字少平，生年不详，陈留（今开封）人。东汉光武帝时，董宣由司徒侯霸推荐当了官，先后任北海相、江夏大字、洛阳令等职。任职期间， 他不畏权势、惩治恶霸、打击豪强，京师为之震动，号为“卧虎”。据说当时董宣治下的洛阳城已无人击鼓鸣冤了。由于他执法如山，敢于严厉打击罪犯，不讲情面，不徇私情，被《后汉书》归入酷吏，实为冤枉。其实，董宣一生清正廉洁，排在清官、循吏之列，应是当之无愧的。

惩恶除凶，生死度外

公孙丹是北海王国有名望的世族大家，朝中有人，州郡有势。董宣到任北海相后，因不明底细，误用公孙丹为五官椽（郡中武官）。一次，公孙丹家中造房子，请了一名卜卦的算命先生预测吉凶。哪知算命先生胡说八道并煞有其事地说：“以情理推来，住这所房子是要死人的。”没想到这一句胡言乱语却诱发了公孙丹的歹念：既要死人，何不找个“替死鬼”呢！于是， 这个恶霸公然指使他的儿子杀死过路人，并把尸体放在新屋之内，以求消灾避祸。消息报到董宣那儿，他为之震怒，立即派人查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断然决定收捕公孙丹父子，枭首示众，以平民愤，乡里的百姓无不称快。

事情并不就此了结，公孙丹的一些宗族亲党一向横行乡里，无法无天惯了，他们置国法于不顾，居然纠集了 30 多人，手持刀枪棍棒气势汹汹地闯入衙门，大闹公堂。董宣考虑到当时地方上治安很差，公孙丹曾跟随王莽做过坏事，怕余党因此与海盗勾结起来作乱，下令把闹公堂的一伙人统统抓起来投入狱中，后来又命助手水丘岑把他们一起处决。

马蜂窝捅了，董宣为民除了一害。青州刺史以董宣滥杀无辜的罪名上奏朝廷，并收审了水丘岑。光武帝刘秀闻奏，也不辨青红皂白，令廷尉处置董宣，把他打入死牢。狱中董宣早晚读书吟诗毫无忧色，因为他觉得自己秉公执法为国除奸、为民除害，问心无愧、死无足惜。临刑前，他的部下准备了

酒菜与他饯别，董宣严辞拒绝，他说：“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况死乎！” 说罢，毅然登车而去。刑场上 9 人同刑，一个个依次杀头。轮到董宣时，光武帝的使者恰恰赶到，传令特赦了他，但仍被投入监狱。董宣向使者详细地报告了案情的始末，并力争水丘岑无罪，因为属于必须执行他的命令去办事。武帝传令青州刺史释放了水丘岑。

安江夏，不动一兵一卒

不久，因江夏郡爆发了夏喜领导的农民起义，声势十分浩大，光武帝任命董宣为江夏太守，前往“靖乱”。董宣知道夏喜这支队伍都是为生活所逼的饥民，对他们不必大动干戈，于是采取了以声势夺人、驱而不杀的策略。在董宣将要抵达江夏边境时，便派人四处张贴檄文，明白地宣告：“朝廷因为本太守善于擒拿奸贼，所以叫我担任此职，现在我已带兵驻扎边境，你们看到檄文后好好考虑自己的生路吧！”夏喜等听到消息之后，畏董宣声名， 他的队伍降的降、散的散，董宣终于未动一兵一卒、未杀一人，顺利地平息了“夏喜之乱”。

斗皇亲，一身正气不低头

董宣担任江夏太守时间不长，因蔑视担任都尉要职的外戚而遭暗算，再次丢官了。后来因光武帝为首都的治安大伤脑筋，想起了董宣，召他来京都任洛阳令。

这洛阳确非等闲之地，皇亲国戚比比皆是，豪强刁徒屡屡生事，社会秩序不安定。县令职低位微，要搞好首都治安，谈何容易。但董宣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北海“捅漏子”，几乎身首异处，全然不退一步着想，棱角依然， 不信邪、不怕死，偏要跟那恃强凌弱、无视国法的歹徒斗一斗。

湖阳公主是洛阳城内著名的头面人物，她是当今皇上的大姐，十分骄横。因得帝宠，家中单豢养的家奴就数以百计，其中一个苍头依仗权势，横行街市，甚至白日杀人。地方官不敢得罪公主，无可奈何，只好任罪犯逍遥法外， 成为悬案。董宣任职后，决心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再次捅一捅马蜂窝。一天， 他得知凶手随公主乘车外出，便带领人马守候在夏门亭。当湖阳公主的车队经过时，董宣大喝一声，拦在车前，明晃晃的佩刀划地有声，严词数说公主纵奴为暴的过失。苍头见形势不妙，慌忙下车谢罪。董宣想，犯人得来不易， 岂容逃脱法网，于是当机立断，佩刀一挥，把苍头劈为两段。

湖阳公主一向肆无忌惮，哪里经受了这个“冤枉气”，她不检点自己的行为，反回车到宫里向光武帝哭哭啼啼告了董宣一状。光武帝偏听姐姐一面之词，恨董宣丝毫不讲情面，下令召董宣进宫，欲施重刑，以乱棍打死，为姐姐出气。董宣叩头道：“愿陛下允许我说一句话，然后处死。”光武帝应允了他。董宣不慌不忙地说：“陛下以圣德中兴，如果允许公主纵奴杀人， 今后拿什么治理天下呢！臣请不必用刑，让我自杀吧！”说罢，便用头撞柱， 顿时血流满面惨不忍睹。这时，光武帝也知道董宣理直、自己理亏了，于是叫太监拉住董宣，不让他再撞。为了照顾姐姐的面子，光武帝叫董宣给湖阳

公主叩头谢罪，准备就此了却。哪知董宣以为自己无罪，硬不答应。皇帝下令太监强行按着他的头谢罪，董宣两手死死撑着地面，始终不肯低头。恼怒的湖阳公主对光武帝说：“文叔（帝名）当老百姓时，藏匿亡命之徒是常事， 官吏衙役也不敢到门上来搜查。现在你当上皇帝了，以你的威势难道治不了一个小小的县令吗！”此时，光武帝也醒悟了，他笑着向公主解释道：“皇帝就是同老百姓不一样啊！”说完，便令人将“强项令”带出，接着又下诏嘉奖董宣依法办事，赐钱 30 万。董宣把赏赐统统分给属下的官吏。他敢斗皇亲国戚的硬脖子精神在京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后又几度搏击豪强，人称“卧虎”，坏蛋敛迹，洛阳一片升平景象。

董宣当洛阳令 5 年，至 74 岁病死任上。光武帝派使者去吊唁，只见布被覆盖着遗体，妻儿相对而泣，家中仅有数斛大麦和一辆破车子。光武帝知道后也不禁伤感，他叹惜道：“董宣的廉洁，到他死后才晓得啊！”

是的，董宣为官一生清廉，一心报国，秉公执法，威恩并举，全不顾及个人的安危，这在污浊的封建王朝、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忧国忧民 勇斗戚宦

——李膺

李膺 109～169 年在世，是东汉时期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著名官僚，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

东汉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专权，使东汉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从汉和帝起，东汉的皇帝大都是幼年即位，这些皇帝年纪小，不能管理国家大事， 只好由皇帝的母亲皇太后临朝执政，皇太后相信娘家人，于是大权就落到了娘家人手里。这种情况历史上称为外戚专权。皇帝长大了，不甘心自己无权， 就依靠自己亲近的宦官，来收拾这些当权的外戚。这一来，又出来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就这样，东汉后期，不断出现外戚、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

在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前，一些官僚、士大夫对东汉政权的前途担忧，他们反对外戚、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维护东汉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李膺就是桓帝后期反对宦官集团斗争中的著名领袖。

外戚宦官广树党羽，到处安插亲信，“兄弟姻戚，皆案州临郡”，而且放肆地搜刮百姓、虐害士民，被形容为“与盗贼无异”。这就引起了李膺为代表的一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官僚士大夫们的极大不满，就形成了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李膺在早期同宦官集团的斗争中与杜密名闻一时，有“李杜”之称。李膺在任河南尹时，隶属于河南尹的宛陵县的大姓羊之君有罪，李膺向皇上呈奏章揭发其罪，羊之君行贿宦官。结果不仅没被治罪，李膺反自座罪下狱。后来（166 年）李膺担任了司隶校尉（负责纠察京师百官及附近各郡官

吏）。有人告发大宦官张让的弟弟、野王县令（今河南北阳县）张朔贪污勒索、凶残无道，甚至虐杀孕妇。李膺要查办张朔。张朔知道李膺的厉害，就躲到张让家里的活动柱子里。李膺亲自带领部下到张让家里搜查，“破柱取朔”，把张朔抓去。

张让连忙派人去说情，没想到张朔的脑袋早给砍下来了。张让气得直咬牙，马上到桓帝那儿去告状，可张朔已供认了自己的罪过，皇帝也知道张朔确实有罪，也就不好再难为李膺。

宦官对李膺又恨又怕，不敢走出宫门。皇帝感到奇怪，问其原因，宦官们叩头并哭诉说：“怕李校尉。”这样一来，李膺同宦官结下了更大仇恨。而李膺的名声却越来越大了，一些士大夫们都希望能得到李膺的接见，士大夫们如能得到李膺的接见，被认为是莫大的荣誉，被称之为“登龙门”。

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也被卷进了这场反对宦官的斗争。当时在都城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 3 万人，是反对宦官斗争的主要阵地，其中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讨论朝政、抨击宦官，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这种风气当时被称之为“清议”。李膺敢于不避权贵，裁治不法，很受“清议”的推重。在太学诸生中，流传说：“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暴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李元礼就是李膺。可见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公元 166 年，有一个和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叫张成，吹牛说他善测风向吉凶并预言说日内就要大赦。实际上他是从宦官侯览那里得到消息。别人不信，他就跟人家打赌，更纵容他的儿子去杀人。李膺马上派人把他的儿子逮捕起来。

第二天，大赦的诏书果然下来了，张成得意地说：“你们看我是不是未卜先知？诏书下来了，不怕司隶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李膺十分恼怒。他说：‘张成预先知道大赦，故意纵子杀人，绝不能赦。”就把张成的儿子砍了头。张成恨得咬牙切齿，要宦官侯览、张让给他报仇。侯览出了一个鬼点子，叫张成的弟子牢修向桓帝告状，诬告李膺等人。“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资治通鉴》卷五十五）还附上一份所谓“党人”名单，把跟他们作对的人全开在上面。

汉桓帝本来就讨厌那些动不动批评朝政的读书人，因此，接到牢修的控告后，就通告各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布告天下。当时就把李膺等 200 多人下了监狱，其中包括一些太学生。

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宦官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上头一个接一个地拷打，就这样关了一年多。

第二年，有一个颖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到洛阳替党人伸冤。汉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和尚书霍也都要求释放党人。同时，李膺在狱中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也故意招了一些宦官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宦官也害怕了，就

对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常，应当大赦天下。”桓帝就下令把两百多名党人放了，但是不允许他们留在京城里，并通报各地“禁锢”他们终身，就是永远不许他们做官。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讲的“党锢之祸”。

李膺等虽然遭到镇压，但是他们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同情，他们回到乡里，受到乡里士大夫们的隆重欢迎。

公元 167 年，汉桓帝死后，灵帝即位。灵帝 12 岁时，由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为大将军，掌握政权。窦武和太傅陈蕃合作，起用李膺等被禁锢的党人。李膺同其他一些党人被招到朝廷，“共参政事”。窦武和陈蕃打算消灭宦官的势力。不料事机泄漏，宦官曹节、王甫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陈蕃被害，李膺被削职为民。

宦官得势以后，决计再找机会、陷害党人。有个名士张俭，曾经告发过宦官侯览，侯览非常恼火。公元 169 年，侯览就唆使人反过来告发张俭，说

他和同乡 20 多人结成一党，诽谤朝廷，企图谋反。那时候，有人得到要逮捕党人的消息，慌忙告诉李膺，催他逃跑。李膺坦然地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我一逃，反倒害了别人，再说，我已经 60 岁了，死活由他去！”于是，李膺就自己进了监狱，被害死了。

李膺以国计为重、顽强不屈反对宦官的精神，是很值得称赞的。

浪子回头金不换

——周处

周处，西晋时阳羡（今江苏省宜兴县）人，字子隐，生于 240 年，死于

299 年。他是三国时期孙吴的将领周鲂的儿子。长得个子高大，体力超过常人。长大成人以后，体魄更加健壮，武艺出众。他喜欢骑马驰驱，爱好在田野里打猎。由于周鲂很早就过世了，周处从小没有管束，成天在外面游荡， 不肯读书；而且脾气强悍，常在外面惹事生非，与人斗殴。动不动就拔拳打人，甚至动刀使枪。不注意品性的修养和陶冶，一味地纵情放狂横行乡里欺侮他人。因此家乡的人都很害怕他，把他看成一大祸害。

当时阳羡邻近的南山有吊晴白额猛虎，经常出来伤害百姓和家畜，当地的猎户也治服不了他；村旁河里长桥下，有一条大蛟（一种鳄鱼），常常跃出水面，吞食船上的旅客、渔民，出没无常。当地的人们把周处和南山白额虎、长桥大蛟联系起来称为“三害”，而这“三害”之中，最使老百姓感到头痛的还是周处。

一次周处看见几位父老聚在一起，人人唉声叹气，个个面带愁容。周处觉得奇怪，问父老们：“今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为什么大家还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呢？”

父老们没好气地回答：“三害没除掉怎么高兴得起来呀！”周处不懂这

话的意思，又问：“什么叫三害？我怎么不明白呀？”

父老们说：“南山上的白额猛虎，长桥下凶恶的蛟龙，加上你周处，不是三害吗？”

周处听了，红着脸想到：原来乡间百姓都把他当作虎、蛟一般的大害了， 没想到自己竟凶恶到这般地步，心中不免大吃一惊。要在平日，他准会火冒三丈，跟父老们干起来。可他眼下冷静下来，决心改过自新。诚恳对父老们说：“既然大家都为三害苦恼，我一定除掉它们。”

周处说了就干，果然带了弓箭，手持利剑，跑到南山找白额猛虎去了。没费太大的功夫，就杀死了那只白额虎，把它拉了回来。乡亲们纷纷称赞周处的勇敢。

周处又跑到长桥之下，跳进河中，跟蛟龙展开搏斗，恶龙可比猛虎难对付得多，它一会儿浮上水面，想要咬人，或者猛甩尾巴、击水呛人；一会儿又潜入水中，伺机反扑过来。幸亏周处水性极好、武艺又精，在水中沉浮进退，躲闪腾挪，一瞅准机会，就拿利剑向蛟龙猛刺过去。蛟龙挨了几刀，不敢再逞凶，就潜入水逃跑。周处紧追不放，蛟龙游行了 30 里，周处也追赶了

30 里。三天三夜过去了，周处还没有回来，大家议论纷纷，认为这下周处和蛟龙一定两败俱伤，都死在河底了，都当作大喜事、奔走相告。

没想到了第 4 天，周处竟安然无恙地拖着蛟龙的尸体上岸来了。原来， 大蛟受伤以后，被周处一路追击，最后流血过多，动弹不得，终于被周处杀死了。

周处爬上岸来，看见人们在互相应贺，他这才明白：乡亲们憎恨自己到了何种程度。他很苦恼，怀着沉重的心情，决定去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 寻访名士陆机、陆云，请求他们指点。

陆机、陆云是东吴大将陆抗的儿子，在当时非常有名。周处找到他们， 碰巧陆机已经外出，只有陆云在家。周处见了陆云，把自己的情况陈述了一番，最后说：“我本来想改恶从善，但是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年龄也大了， 如今决心改过，恐怕来不及了啊。”

陆云见这个后生态度诚恳、坚决，就热情地开导他说：“古人有言，早晨知道自己的过失，晚上改过来，就是好样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吗，一个人就怕没有远大的志向，你还年轻，前途不可限量。”

周处听到这番鼓励的话，感到信心倍增。辞别陆云，回到家乡，从此用功学习，刻苦钻研，学问大有长进。他仰慕古时候的贤人、烈士，立志向他们学习。他说了什么话，就切实地去做；对人有什么许诺，一定身体力行， 决不失信；如果产生了不正确的念头，就努力克制自己，避免发生错误的行为。乡亲们看到周处改过自新的实际行动，都非常高兴，从此不但不怕他恨他，而且关心、鼓励他。周处的事迹，在义兴一带传为美谈了。一年以后， 当地州府征召他出来做官。后来，他在东吴朝里担任了编修历史的东观左丞。到了吴主孙皓末年，他做了无难督。后来他也归附了晋朝。

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后，周处被朝廷任命为新平（今陕西彬县一带） 太守。新平为汉、羌杂居地区，过去地方官吏随意迫害少数民族，常常引起少数民族的反对。周处到任后，安抚、尊重少数民族，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融洽。后来，他又被任命为广汉（今甘肃省文县）太守。广汉地方偏僻， 周处上任时，有很多的疑难案件。有一宗案子还是武帝初年搁置下来的。当地一位姓吴的秀才，给母亲祝寿，没有请太守张某，张某怀恨在心，派人查找吴秀才的过错，栽罪诬告吴秀才讽刺晋朝前代，把他下了牢，定了杀头罪。周处到任后，认真调查研究，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把积案清理完毕，把受冤群众一一释放。受到人们的热情赞扬。

后来因为母亲年老，周处辞官回家，侍奉母亲。过了些日子，上司召他去楚地做官。楚地是长期经历战乱的地方，到处都是没有收拾的尸骨，生产凋敝，百姓生活很苦。周处到任后，叫人把尸骨收敛埋葬，发展生产，不长时间，把这一带治理得不错了。远近人们都称赞他，尊称他为周府君。

不久，周处调到洛阳朝廷里做官。先任散骑常侍，后任御史中丞（纠察官吏好坏的重要官吏）。在任御史中丞时，只要知道官员们有不法行为，不管是皇帝的宠臣，还是皇亲国戚，他都无所顾忌，出来检举弹劾。晋武帝的叔父司马肜经常违反国家法令，贪污受贿，欺压百姓。周处查处后，司马肜怀恨在心。

公元 296 年，氏族首领齐万年起兵反晋，朝廷命马司肜为征西大将军， 任命周处为建威将军，归司马肜和安西将军夏侯骏指挥，讨伐齐万年。齐万年听说司马肜、夏侯骏 2 人指挥周处，对手下人说：“周处是一位文武全才， 如果由他单独带兵前来，谁能抵挡。”

齐万年率领 7 万人马屯驻在梁山（今陕西省乾县境内），司马和夏侯 2

人命令周处带领 5000 人出击，但又不派遣增援部队。周处争辩说：“敌人的军队超过我们数十倍，以寡击众，军无后继，必定失败。失败了不仅损兵折将，而且是国家的耻辱。”司马肜和夏侯骏不听周处的话，还硬逼着他进军。将命不可违，周处只得与另外两名将领挥兵出去。周处的军队接战后打得非常激烈、艰苦，连喘息一下的工夫都没有，从早晨战到天黑，军士们连饭都没有吃，而司马肜却一个劲地传令速进。周处身先士卒，和将士们杀死和俘获了很多战俘，到后来箭也用完了，弓弦也断了。情况危急，左右劝周处退兵，周处说：“我一退兵，全线就完了，这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了。”说罢拚尽全力冲入敌阵，又斩杀了一些敌人，最后被敌军围击，力战而死。

扪虱谈天下

——王 猛

东晋十六国南北对峙时期，有一个因“扪虱谈天下”而出名的读书人，

他就是后来做了前秦的丞相、很得前秦王荷坚器重的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剧县（今山东寿光东南）人，生于 325 年，卒于 375 年。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宰相，也是同时期中我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家。王猛从小家里很贫穷，靠贩畚箕过日子。当时，关中士族嫌他出身低微，瞧不起他， 他毫不在乎。后来迁居华阴山。他很喜欢读书，特别爱研究兵法，是位知识渊博、很有谋略的人才。

公元 354 年，东晋派大将桓温攻打前秦，到了关中。前秦王苻坚带领秦军奋力抵抗，结果连连失利，只得退守长安。可是晋军到了离长安不远的灞上（今西安市东南），却按兵不动了，谁也琢磨不出桓温的用意。有一天， 一个穿着一身破旧短衣的读书人到军营前求见桓温。桓温正想招揽人才，听说来了个读书人，马上很高兴地接见了他。王猛走进营帐，将士们见他身穿破旧短衣，行动举止不拘小节，根本不象读书人，心里觉得十分可笑。桓温也觉得纳闷，想试试王猛的学识才能，请王猛谈谈当今天下的形势。

一提起天下大事，王猛便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来，他一面谈着，一面把手伸进衣襟里不停地乐抓西摸，竟在起劲地捉着身上的虱子。看着他的样子， 将士们差点笑出声来，但王猛却旁若无人，照样跟桓温谈得起劲，把南北双方政治军事形势分析得一清二楚，见解十分精辟，桓温很觉惊奇，认为江东人才，没有人能及得上他。

桓温又问他说：“这次我带了大军，奉皇上的命令远征关中，为民除害， 为什么地方上的豪杰到现在还不来见我呢？”

王猛淡淡一笑说：“将军不远千里而来，深入敌人腹地，而今长安就在眼前，您却留在灞上不去攻打，大家不知道您心里怎么打算，所以不愿来见您啊。”

王猛这一番话正中了桓温的心事。原来，桓温北伐，主要是想在东晋朝廷树立他的威信，制服他在政治上的对手。他驻军灞上，不急于攻打长安， 正是想保存他的实力。

桓温从关中退兵的时候，再三邀请王猛同回江东，王猛不肯，仍旧回到华阴山过着隐居生活。但这个扪虱而谈天下的读书人却出了名。

就在这一年，苻坚袭了前秦东海王的爵位。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苻坚急于招贤纳士，想找一个得力助手，有人向他推荐汉族人王猛。苻坚立即派亲信去请，并隆重欢迎他，两人一见如故，谈到国家大事，更是一拍即合。苻坚高兴得了不得，把王猛留在身边，尝自喻为“苦玄德之遇孔明也。”

357 年（升平元年）苻坚杀死了苻生，即位称帝，号大秦天王。任命王

猛为中书侍郎、始平令、太子太傅、丞相，一年里被提升了 5 次，权力大得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史书称“岁中五迁，权倾内外”（《晋书》卷一一四）。

王猛帮助符坚镇压豪强、整顿朝政。一方面明法峻刑，压制豪强，打击氏族部落中的顽固势力；另一方面，建立各种制度，强化王权。

当时始平县（今陕西咸阳西）境内，豪强目无法纪，为所欲为，任意抢

劫，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始平是随苻坚入关的氐族贵族集居地。苻坚任命王猛为始平令。王猛到任后，严明法纪，抑挫豪强，鞭杀恶吏，很有一番作为。有一次，因鞭杀了一个恶吏，被当地人上书控告。有关部门提出弹劾，朝廷派使者下来，逮捕王猛，关进大牢。苻坚亲自审讯，问道：“为政之道，以德行感化为先。你到任不久，杀戮多人，如此残酷，是何道理？”王猛答道： “臣闻古人的教导，在太平之世，不妨采用礼治，治乱国则不能不用重法。” 苻坚听了，觉得很对，对群臣说：“王景略的确是管夷吾、郑子产一流的人才。”于是立即把他释放，更加信任王猛了。

王猛越来越受到信任，朝廷政事无不由他决定。这种情形使许多氐族人大为不满。氐族大臣樊世，是氐族的大人物之一，是跟着苻坚打下关中的， 其人骄傲专横，曾在大庭广众之下谩骂王猛：“我辈和先帝一同打出天下， 阁下没有半点功劳，倒在那里执掌大权，真是好大的胆！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田，难道说这样让你安安稳稳地吃干饭不成？”王猛也不客气地说：“不但要请阁下当厨子，还要你安心去种田。”樊世大怒，说：“总有一天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挂在长安城门口，否则，誓不为人！”王猛把这情况禀报苻坚， 苻坚借故把樊世办了死罪。从此以后，卿以下无不畏惧王猛。

王猛兼任京兆尹时，太后的弟弟、光禄大夫强德，酗酒横暴，强抢财物、妇女，是百姓的大害。王猛一到任就把他抓来杀了，又将尸首号令示众。御史中丞邓羌，为人刚直，和王猛同心协力，数十天之中，杀了不法豪强 20 余人。于是官吏人人守法，豪强个个害怕，坏人再也不敢为非做歹了，路不拾遗，风化大行，“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苻坚看到这种情况，感慨地说： “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晋书）卷一一三）。

王猛还帮助苻坚发展农业生产，经常派官吏巡行郡国、劝课农桑。垦辟田寿，开放山泽，允许百姓渔采。自从西晋永嘉之乱以来，学校无人过问， 王猛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兴办学校，提倡儒学，推行汉化政策。同时，王猛还注意发展交通事业，从长安通到各州的道路上，夹道种值槐柳，每 20 里设

亭，每 40 里驿站，旅行的人沿路有食宿的地方，工商鱼贩往来十分方便。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前秦发展很快，“盗贼止息⋯⋯帑藏充盈，典章法

物，靡不悉备”（同上书）。前秦的势力日趋强大。

370 年，王猛率 6 万军队进攻前燕，连战皆捷，攻下前燕都城邺城，前燕灭亡。之后，王猛又帮助苻坚灭了前凉、代国等，统一了北方。

苻坚派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坐镇邺城。前燕是个大国， 苻坚把原来前燕境内的大权，一古脑儿交给了王猛，信行之专，历史上极为罕见。

十六国是乱糟糟的时期，前秦统一北方后，却出现过短暂的安定繁荣局面。王猛镇邺不久，回到长安，做了宰相。《晋书·载记·苻坚》载：“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 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这并不是虚言。

375 年，王猛得了重病。消息一传开，不仅达官贵人感到震惊，就连平民百姓也都聚在酒肆茶楼议论。先是达官显贵们奉旨出城，按氏族习惯，到南北郊外最大的庙宇，向山神、河神祭祀跑拜，祈求神灵为国驱灾消难，接着大秦天王苻坚亲临宇庙为王猛求神，更是惊动了整个长安城。

从年初就处在病中的王猛，原以为很快就能康复，因此吩咐家人切勿举止失常，以兔扰乱民心，没想到躺上病榻，就再也不能起床。这年 7 月，王猛强支病体，写了一道长长奏章，从当前应该实施的政策，到继续图强的方针，他都直陈己见，真是字字血写成，句句见肝胆。没过几天，苻坚亲去看望王猛，王猛忍痛，几乎用尽全力向苻坚说出了最后忠告：“陛下千万不要去攻打晋国，要十分当心鲜卑人和羌人⋯⋯”说完，王猛便合上了双眼。苻坚等忍不住抚尸大哭。

隔了一天，苻坚下令，拨出丝织品千匹，谷子 1 万石，作为王猛的丧葬费，按照汉族仪式，亲自为王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在群臣面前大大表彰了王猛对前秦的功勋。后来，苻坚没听王猛的劝告，终致失败。

王猛虽然死了，但他的历史功绩却永载史册。

铁面无私黑包公

——包 拯

包公是白面还是黑面，史家本无定论。庐州包公祠内的泥塑像和石刻立像均为白脸长须，而广为流传的包公戏中无一不是黑色的脸谱，乃至“包黑头”几乎家喻户晓了，大约是铁色为黑、铁面象征耿直无私、刚正不阿之故吧！

包拯是北宋著名的清官、政治家。他是庐州合肥人，生于 991 年，卒于

1062 年。历任天长县令、端州知州、监察御史、天章阁待制、开封府知府、龙图阁大学士等职，死后宋仁宗追溢“包孝肃公”。“包公”和“包龙图” 之称即源于此。

除弊政革新图强

包公家道贫寒、少有大志、读书勤勉，28 岁考取进土，开始走上仕途。包拯为官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危机重重的时代。在“守内虚外”的政

策下，武备废弛，辽夏时时入侵，甚至长驱直入；土地兼并严重，“有力者无地可种”；冗官冗兵众多，官俸粮饷、输辽岁银已使国家财力无法承受。多年的积贫积弱，北宋已是危机四伏了。面对每况愈下的形势，包拯极力主张举贤任能，澄清吏治。他上书皇帝“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人之说。”他还主张罢斥“持禄取容、妒嫉贤能”的庸才，甚至启用被贬的“窜逐之臣”，使其“自奋图报”。这些主张大多为宋仁宗所采纳。包括在任内还多次弹劾贪吏瘟官，身居宰相高位的宋庠但求无过，碌碌无为，包拯斥之

“窃位素餐”，请求皇帝罢免；诸道转运使加按察使王逵巧立名目，搜刮百姓，以致吏民不得自安，包拯连参七本，终于罢去王逵的职。皇帝爱妃的伯父张尧佐靠裙带关系，一身兼任着宣徽使、节度使等要职，鱼肉百姓，贪得无厌。包拯在金銮殿上慷慨陈词，与仁宗争得面红耳赤，在他和几个直臣的抗争下，使张尧佐图谋三司使（主管全国财政的官员）的诡计落空了。《宋史》还记载包拯“请裁抑内侍，减节冗费”等建议，皇帝“事皆施行”，可见他除旧图新的决心。

包拯念念不忘改善国家的财政，他认为关键在于精简官僚机构，减少“冗吏”、“冗兵”，才能节约开支。他说“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于减冗杂而节用度。”为此，他建议仁宗停止不急需的工程建筑，废除额外征收的苛捐杂税。他还认为，国家年年要向辽输巨额的“岁币”不是良策，应采取积极的防御方针，以“务实边备”。他主张训练义勇

（民兵），减少戍兵。既减少开支，又充实边防。在他任三司使时，在边境上“置场和市”，设立了收税的贸易市场，发展边境少数民族的贸易，以致边境安宁，“民得无扰”。

爱百姓为民请命

包拯曾说：“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他把人民看作立国之本，并与国家安危联系起来，确实是颇有见地的。

早在端州知州任上，包拯就深入民间，亲自察看砚洞，了解砚工疾苦。那贵为“文房四宝”之冠的端州砚，砚石产于河底深穴，质刚且柔，温润如玉，但难以寻采。一块名贵的砚料千雕万凿成为端砚，少则一月，多则半载， 不知要耗费砚工多少心血！历任州官不顾百姓死活，只知搜刮端砚，朝贡朝廷，取悦权贵。包公熟知其中的弊端，他奋然疾书，请求减免额外加派，终得上司应允。他本人虽酷爱端砚，曾有“读书人持此一方，也算是终生之福” 的说法，但直至离任竟一个不取。

针对北宋王朝的时弊，包拯提出“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三者不失” 的经济对策，并身体力行。他请求仁宗免除常赋之外的临时科派，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在任户部副使时，包拯巡视陕西，了解斜谷（今眉县西南）造船造桥的木料、竹索均向附近七州摊派，百姓不堪负担，叫苦连天，他力求豁免，也得仁宗同意。

包拯任监察御史、三司使时，曾几次担负朝廷赈灾重任。他体恤民情， 开义仓以济民，“释疲民倒垂之急”，对发国难财的贪官从不宽宥。在他给仁宗的奏议中有这样一段话：“江、淮、两浙、京东、河北累年以来，旱涝相继，物价涌贵，民食艰阻，两浙一路灾疫尤甚”，“若不速令救济，必致流亡，强壮者起为盗贼，老弱者转死沟壑。因此生事，为患不细。”奏议出自对王室一片忠心，但也可见他体恤百姓之良苦用心。

违法必究，执法如山

在包拯的《上殿札子》中，他的法制观已经昭然。他说：“臣闻法令者，

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他言必行，行必果，确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包拯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打击罪犯，早在他当官之初便见端倪，并载于史册。他在办案中注重调查研究，善于逻辑推理，为民昭雪冤案。《宋史》中留下有关审牛舌案的精彩记录。那时，政府规定私宰耕牛是犯法的。一天， 有农妇到天长县衙门告状，说自己的牛舌被人割去了。包拯眉毛一皱，计上心来，便和颜悦色地对告状的人说：“你回去把牛杀了卖。”不久，又有人告到衙门，说农妇私杀耕牛。包拯微微一笑，突然大喝一声：“明明是你割了牛的舌头，为何反来诬告！”割牛舌的贼大吃一惊，哑口无言，只好低头认罪。事情很清楚，割牛舌者意在坑人，包拯料事如神，将计就计诱其上钩， 从而一举擒获罪犯。

后来，宋仁宗调任包拯为开封府尹。开封是达官显贵聚居之京都，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仗势欺人、倚权犯命、践踏法制、为非作歹者屡见不鲜。包拯任知府后，狠抓社会治安，雷厉风行。他废除旧制、大开知府衙门，允许人们从正门入，申诉冤曲，“吏不敢欺”，从而革除了小吏瞒上欺下、敲诈勒索的弊病。他敢于碰硬，纵然是朝廷显贵也违法必究。那一年，惠河发大水，危及京师，经调查是因为惠河景色秀丽，多年来豪门大族依水占河，竞相修筑亭台楼阁，乃至河道阻塞不通。于是，包拯下令全部拆除违章建筑， 一些权臣持地契相威胁，包拯派人重新丈量土地，揭穿了他们私改地契、增加步数的丑行，据实向皇帝奏报，迫使仁宗依奏。

由于包拯执法如山，开封大治，“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但普通老百姓却倍加敬仰他。史书说：“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 亦知其名⋯⋯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人们把他与阎罗并列，是赞扬他的铁面无私的精神。

包拯为官 30 余年，64 岁而卒。由于他“性峭直”、嫉恶如仇、不徇私情，不肯迁就，也得罪了不少人，史书说他“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 “故人、宗党皆绝之”。包拯为官一生，一世清贫，衣食简单朴素，始终“如布衣时”。生前，他告诫子孙：后世有做官的，若贪赃枉法，不准放回老家， 死后不准葬于祖坟，不听从我的告诫，就不是我的子孙。希望把我的训示刻在碑上，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

包拯在北宋的历史地位不算很高，历史影响不算很大，但他却历来被视为清官的典型。他的廉洁奉公、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执法持平的品格被广为称颂，特别是经过后世戏剧、话本、间回小说的极尽渲染，使包公竟成为一位敢打龙袍、敢铡皇亲、日断阳、夜断阴的传奇人物了。

刚正不阿“海青天”

——海 瑞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今海南省琼山县）人。生于 1514 年，1587 年病殁。他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清官，一生刚正不阿，不避权贵，犯颜直谏，两袖清风，人称“海青天”。

抗权贵，正气凛然

海瑞因从小丧父，家境贫寒，直至 36 岁才得参加乡试，成为举人。其后接受“听选”，任南平教谕，主持学宫工作。他为人正直，不奉承、不迁就。主管上司御史临宫视察，左右皆屈膝，他却长揖而不拜。海瑞说：“此堂， 师生教士地，不当屈。”不久，调淳安任知县，依然粗衣淡饭，连母亲做寿， 也只是买肉两斤。他在淳安，关心百姓疾苦，减免赋税，救济钱粮，平反冤狱，做了不少好事，把一个贫穷的小县治理得秩序井然，淳安父老纷纷称他为“海青天”。

在淳安任职时，海瑞办的两件事尤为百姓颂扬。总督胡宗宪是个权势很大、灸手可热的人物。他的儿子仗势欺人、作威作福到处敲榨勒索。一天路过淳安，认为驿吏怠慢，对他招待不周，便借机发作，指使手下人把驿吏倒挂着殴打。此事报到海瑞那儿，海瑞故意揣摩片刻，便高声吼叫道：胡总督早就宣布，家眷经过的地方不许铺张，今天这个人随身带了许多珍宝，肯定是个冒版货。喝令衙役把他的东西没收充库，并火速驰报胡总督。胡宗宪闻报，如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顺水推舟，不与海瑞为难。

另一件事是智斗鄢懋卿。该人是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的心腹、持有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的都御史。他奉帝命出都巡视，带着家眷沿途纳贿、气焰熏天，那车马仪仗的排场十分煊赫，所到之处，地方官无不恭迎，山珍海味招待自不必说，偏又装上廉洁的假面具，大言不惭地宣布：“我一贯喜欢简朴，反对奉迎，所到之处的食宿，不可铺张浪费。”他收受到的礼品， 已达 20 大船之多。此次鄢懋卿路过淳安，大家深为忧虑，有人劝海瑞通融一下，以免大祸临头。但海瑞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硬是不肯屈服，不愿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去讨好上司。他采取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的办法，派人给鄢懋卿送上一封信。信上的大意是：听说都御使吩咐沿途招待要简朴，我很高兴； 又听说沿途接待十分奢侈，与您的吩咐完全不一样，令人忧虑。照你的吩咐办，怕怠慢您；铺张浪费招待您，肯定要花很多钱，淳安县小民穷，实在拿不出，您看怎么办？言事不卑不亢、软中带硬，把难题交给鄢懋卿自己去解答。鄢晓得海瑞刚正廉洁，一时也抓不住他的把柄，怕到淳安自讨没趣，只好强按怒火、改道而去。

冒死上疏，直言皇帝错误

明世宗嘉靖帝在位 45 年，即位之初倒也办了几件正事，朝政为之一新。

那知过了几年，便日益昏馈，崇拜仙道，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竟至 20 年不上朝。一些正直的大臣如杨最、杨爵看不过去，上书提出批评，但忠言逆耳， 触怒了皇帝，遭到杀害。一些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道士和居心叵测、推波

助澜的佞臣，反而得到重赏和升迁。海瑞愤怒极了，为了不使大明江山毁于一旦，决定冒死上疏。他用 30 两纹银买了一口棺材，准备好后事，与妻子诀别，毅然上朝。

那一天，金銮殿钟鼓齐鸣，热闹非凡，嘉靖帝高坐在龙椅上等待百官朝拜。只见文武百官依次排列，三呼“万岁”之后纷纷呈献贺词，祝嘉靖帝即将成仙。身为户部主事的六品小官海瑞排列后面，生怕失去这次难逢的机会， 便不顾次序朗声高呼：“臣海瑞奏”，把昏昏欲睡的皇帝惊醒了过来。海瑞庄重地递上了《治安疏》。只见奏章上列举了嘉庆皇帝 20 年不理政事，“法纪驰矣”，造成“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大兴土木、建宫筑室，造成“度支差求四出”等种种过失。还说“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长生之说”，陛下误信受骗，真是大错特错，要求皇帝“幡然悔悟，日御正朝”。嘉靖帝至高无上，从未遭到如此奚落，那《治安疏》好似一盆冷水浇下，从头顶凉到脚跟，心中一团怒火直冒，不禁勃然大怒，把奏章狠狠掷在地上，咆哮说：“把海瑞抓起来，别让他跑了！”身旁的太监奏道：“此人素有疾名，听说上疏时，自料必死，已预先买下一口棺木，与妻诀别，遣散了僮仆，是不会逃走的。”嘉靖帝沉默了片刻，又把奏疏拿过来读了几遍，觉得海瑞对他是忠心的，讲的也是实话，但又拉不下面子，容不得批评，最后还是决定把海瑞投入监狱，准备处死。不久，嘉靖帝死了，海瑞获释，官复原职。三年后，任右佥都御使，应天十府巡抚。

疏白卯、抑侵田、为民作主

海瑞上疏后，朝野无人不知他的刚直，巡抚应天，属下惧他的威严，一些做过坏事的家伙乞归乡里，甚至有的豪门大族把自家的朱漆大门涂成黑 色，以免醒目惹事。海瑞经常微服察访，了解民情、乡情，查访贪官污吏。

他“锐意兴革”，办事雷厉风行，仅几个月功夫，他管的吴中便“大治”了。最使关中百姓难以忘怀的是两件事：疏浚吴淞白卯河，变水患为水利；

清退大地主侵占民田，抑制土地兼并。那吴淞江本是太湖水入海的主要通道， 白卯河一段因长年失修，河道淤塞，堤岸亦有毁坏，影响湖水入海，致使江南过半的麦田泡在水里，灾民纷纷外逃，社会秩序混乱。刚刚走马上任的海瑞在视察灾区之后，提出了“以工代赈”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招募大量灾民参加白卯河的疏浚，动员绅士为赈灾捐钱献粮，政府把救济粮以工钱的形式发给治水的民工。计划公布后，灾民踊跃参加治水大军，逃荒在外的亦返回故里，连应天十府之外的农民也赶来了。海瑞亲临工地，督促大小官员恪尽职守，并严厉惩处了贪污钱粮的官吏。几十万民工干劲十足，仅用 56 天就完成了吴淞白卯河疏浚工程。

“要治吴淞江，须请海龙王”，这是江南人民对海瑞的赞誉；“万世之功被他成就了”，这是反对派对海瑞的默认。

再说第二件大事便是勒令豪强地主退还侵占农民的土地。明朝中后期， 江南的土地兼并情况日益严重，大地主侵占农民的土地，却把赋税、徭役转

嫁给农民，百姓苦不堪言。海瑞决心为国为民治一治侵田的歪风。退田是棘手的，要扩大影响必须拿最大的地主开刀以打开缺口。江南最大的地主要算松江华亭的退职宰相徐阶，此人家有良田 40 万亩，多数是从农民手中夺来的。目标选中，海瑞却为难了，因为徐阶是他的救命恩人。《治安疏》上奏后，海瑞被打入死牢，如果没有徐阶在皇帝面前苦口婆心为他说话，海瑞早已身首异处。为此，他翻来覆去，几宿没有睡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从个人恩怨中解脱出来，秉公执法。他写了《督抚条约》，叫人抄写后送交府县张贴，既是打招呼，也表明了他对退田的决心。接着，海瑞又以私人的名义给徐阶写了一封信，申明“退田”之大义，要阁老好自为之。除阶吃紧了，退出了几千亩地，并把为非作歹、侵占民田的儿子关在家里。海瑞自然不肯就此了结，再次写信给徐阶，严肃指出“须再加清理”，占田的儿子应受惩罚。面对铁面无私的海刚峰，徐阶招架不住了。于是，他的两个违法的儿子也给海瑞法办了。于是，江南占田的地主接二连三地把田退了，兼并土地之风得到平抑。

海瑞为官数十载，得罪了不少人，多次遭到弹劾，被降职。这一次巡抚江南，虽干了不少实事、好事，因有人说他坏话，8 个月后被迫去位到南京任职。当地老百姓闻讯，号泣乞留，不肯离去。海瑞无法脱身，只好带一个仆人，乘夜间悄悄出城。

几年后，海瑞病逝了，留给家里的只是些破旧的东西，还抵不上一个穷苦的秀才呢！出丧那天，乡亲父老夹岸相送，白衣白帽者望不尽头，哭声不绝。

（玉宇 李玉辉）

二、为政清廉 不谋私利

封建士大夫大多权、利熏心，处心积虑谋求的是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但也确有一些朝臣、将军，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而克尽职守、为政清廉、不谋私利。有的戎马半生，有的地位显赫， 却克己奉公，甚至到头来一贫如洗、两袖清风，这些清官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拥戴。

楚之循史贤臣

——孙叔敖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期思（今河南淮滨东南）人。苏氏，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官令尹，出身于楚国公族。

兴修水利，恩泽后世

孙叔敖任令尹前，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公元前 7 世纪末，他主持兴建了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灌溉工程——期思陂。他带领民工在期思排除积水，将古期思水引入众多的小陂，形成期思陂（今河南商城或其附近一带）灌溉雪娄之野。

任令尹后，又主持兴建了淮河流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芍陂（今安策寿县南 0。他疏引水经白芍亭东积成湖，灌溉周围原野，后来，自汉至唐， 王景、邓艾等屡经修浚，陂至周围 200 里，灌田万顷。

秉公办事，不徇私情

公元前 614 年，楚庄王即位，在位 23 年，他重用孙叔敖等贤臣，国势大好。

孙叔敖主张君臣要协调一致，“上下和合”。反对国君“骄士”，也反对“士骄君”。他认为，“惧斧铖之诛而不敢谏其君非忠臣也”。主张为国事敢于向国君进谏。他执法严厉，曾将引荐他为令尹的虞丘子家中的犯罪者依法惩处。主张发布命令要考虑到使民不疲劳，商工农贾不败其业，要重视农业生产。经过孙叔敖的治理整顿，楚国的国势增强。

之战，重振国威

孙叔敖任令尹后，还大力整顿军队。他曾依据楚国的军事典令和战争实践，明确规定军队的行军顺序和各自的任务。使楚军在行进中军行严整，常备不懈；战斗中统一指挥，军令肃然，楚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互相争霸、攻战不已。当时的一些小国见哪个诸侯国逼得紧，就服从谁。公元前 597 年，郑国服从了晋国。楚庄公大怒，

发兵攻郑，围郑都 3 个月。郑国被迫投降。庄公表示宽大，既不“俘诸江南， 以突海滨”，也不“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即当奴隶）”。晋国得知郑国

危急，发兵救郑。但是晋军到达黄河边上时，郑国已降。晋国将帅很不团结， 主将（中军将）苟林文、上军将士会等都主张罢兵，中军佐先谷不赞成，率领本部兵车，擅自渡河。下军大夫荀首以此作出“此师殆哉”的判断，司马韩厥则认为事已如此，不能不进。苟林文无可奈何，只得下令渡河。

孙叔敖认为，楚军刚刚围郑 3 月有余，已很疲劳，不拟以劳师与晋决战。楚军驻军于（河南武陟东南）。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晋军驻扎在荥阳以北的黄河南岸，将帅是战是和仍然意见不一。

晋将魏、赵旃求战，被拒，就要求当使者。苟林文准许。上军佐克担心二人惹事，要求加强戒备。先谷反对戒备。士会、克无奈，只得命令自己的上军在敖山前设下 7 处埋伏。中军大夫赵婴见形势不妙，也命令本部预备好渡河船只。

赵旃到了楚军营外，向楚军挑衅。楚庄王大怒，亲自率领精骑，追击魏 、赵旃。

孙叔敖害怕庄王有失，并认为决战时机已成熟。下令楚军全军从出击，晋军措手不及。大败而去。

这一仗对庄公称霸起了重要作用。

孙叔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俭朴，严于律己，谦虚待人。司马迁称之为楚之循史贤臣。

巧言应对 堪称贤相

——晏 婴

春秋战国时期，在山东有一个重要的大国——齐。但是在春秋末年，齐国强征暴敛，严刑峻法，人民怨声载道，国势每况愈下。为了重振国威，齐景公任用晏婴为相。晏婴受命于危难之中，实行改革，终于使齐重振国威。晏婴约公元前 581～公元前 500 年在世，字平仲，后人尊称晏子。夷维

（今山东高密）人。齐灵公二十六年（前 566 年），晏子的父亲桓子死，晏

婴继任齐卿，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朝，执政 50 余年。出使楚国，不辱使命。

晏婴身不满五尺，而贤名闻于诸侯。

有一次，晏婴奉齐景公之命出使楚国。楚国楚灵王想羞辱一下晏婴。便命太宰逢启疆派人在城东门一旁挖了一个小洞，正好五尺，并命守城军士紧闭城门。晏婴来到城东门，见城门关着，派人叫门。守城军士不屑一顾地指着小洞说：“大王命大夫从这洞里进去，不用开城门。”晏婴灵机一动，指着洞口朗说道：“这是狗门，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从狗门进去，出使人国者，还要从国门进去。”守城军士把晏婴的话原原本本地报告了楚灵王，楚灵王哭笑不得，只得命军士打开城门，请晏婴入城。

晏婴来到楚廷之上，灵王一见晏婴便故作惊奇地问道：“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子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们国都临淄有 300 条街道，人山人海， 要是大家张开袖子，就像浓密的树荫；要是大家挥洒一把汗水，就会像下雨。街上的人多得肩膀擦着肩膀，脚步接着脚步，怎么能说没有人呢？”

“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派你到楚国来呢？”

晏子说：“我们齐国派贵遣使者是有一定原则的，那些有才能的人被派遣出使到有才能的国王那里去，那些没有才能的人被派遣到没有才能的国王那里去，我晏婴在齐国是最没有出息的人，所以只得出使到你们楚国来。”

楚王被挖苦得哑口无言，只得赐酒让座。

酒至半酣，一个囚犯被武士绑着从殿下经过。灵王便问：“囚犯哪里人。”武士回答：“是齐国人。”灵王又问：“犯的什么罪。”武士说：“犯的偷盗罪。”晏婴心想：灵王是故意羞辱齐国，嘲弄自己。于是离座向前作揖道： “大王，我听说橘子生在淮南，才是橘子，个儿又大，味道又甜：如果生在淮北，就叫枳实了，个儿又小，味道又酸。枳和橘虽然相似，它的果实却大不相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水土不同的缘故。如今国人生长在齐国不偷盗，而到了楚国却偷盗了，该不是楚的水土使人变得善于偷盗吧？”楚王一听这话，好长时间无言以对，心想，三次想侮辱他，结果反而三次被晏婴羞辱。于是羞愧地说：“圣人是不可侮辱的。今天，是自作自受。”于是赐给晏婴许多礼物，并派人将他送回齐国。晏婴不畏强暴，不受利诱，以庄重、善辩的口才，维护了齐国的尊严，提高了齐国的地位。

巧释金壶丹书

晏子为相后，深感齐国政局不隐，危机四伏，主张进行政治改革。

他力劝景公要以民为本，“爱民”“乐民”，不要“刻民”“害民”。为政顺乎民心，否则，民神俱怨，统治就要倾覆。他曾经在遗台（今山东临淄东南）一日之内，指出齐景公三次错误。他以齐国的一些弊端为例，力劝齐景公，促使其省悟。

有一年，齐景公巡视纪地（今山东寿光县南）。纪原来是个小国，后被齐国灭掉了。当地百姓从地下挖到了一只金壶，献给景公，景公叫人把壶盖打开，发现里面藏有两片竹简，上面用红漆写着八个字：“食鱼无反，勿乘驽马”。

景公说：“好！像这样的话真好。它告诫后人吃鱼的时候，吃了一面不要把反面也吃光，防止鱼腥太重，骑马时不要骑乘劣马，因为省马不能走远路。”

晏子在一旁说：“不对。‘食鱼无反’这四个字，告诫后代国群不要耗尽了民力。‘勿乘劣马’意思是不要让小人处在国君身旁。”齐景公说：“照这么说，纪国的国君应该是很有远见的人了，那纪国怎么会灭亡呢？”“纪国灭亡是有原因的。”晏子说：“我听说过，国君的教导，应写在竹简上， 还要张挂在城门上、里弄口。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可是，纪国国君虽然有

好的见解，却把它藏在金壶里，埋在地底下，这样，有谁会知道呢？不亡国还等待何时！”

齐景公称赞晏子：“说得好，说得好。” 巧救烛邹

齐景公喜欢打猎。王宫的后花园里养着很多鸟，主管鸟的叫烛邹。有一次，齐景公走进后花园，发现几只珍贵的鸟不见了。他向烛邹寻问，烛邹回答说不知道怎么飞走了。齐景公大怒，下令把烛邹斩了。站在一旁的晏子， 于心不忍，说“慢！烛邹有三条罪状，请允许我当面斥责他，然后再杀他。” 于是，卫士将烛邹押回来，晏子指着跪在地上的烛邹说：烛邹，你有三大罪状，你为国君主管鸟，却让鸟飞走了，这是第一条罪状。我们的国君是个仁慈的人，现在被迫让他杀人，这是你第二次罪状。如果这事传出去，给诸侯各国的人听到了，他们一定会批评我们的国君看重鸟而轻视人，这名声难听， 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景公听了晏子的话，就决定不再斩烛邹了。

在晏子的辅助下，齐景公对内改革弊政，任用贤才，发展经济，增强军力；对外联合邻国，共抗晋楚等强国，重整霸业，使齐国一度重振国威，又恢复了强盛局面。

视死如归，尽忠为国

齐庄公六年（前 548 年）权臣崔杼发动政变，杀死庄公，立公子杵为君， 崔杼自立为右相，立同党庆封为左相，把持了齐国朝政。

为了拉拢人心，使文武百官大臣归顺于他。一天，崔杼把所有大臣都集中在太公庙中，跟他歃血盟誓，晏婴也在其中。庙的四周布置下重兵，有谁不肯跟他沾血宣誓的，立即被杀死。不多一会儿，便有 10 多人残遭杀害。晏婴临危不惧，当众揭露崔杼。他高志喊道：“苍天有眼，崔杼无道，弑君杀臣，罪当于天诛地灭。”话刚落间，两名武士跨步向前，一刃架其颈，一剑戮其胸。崔杼见晏婴不服，忙引诱说：“晏相国若不随我，只怕你倾刻丧命， 如若支持我，仍让你为相，你看如何。”晏婴大义凛然说：“要杀便杀，要砍便砍，要我背弃国君，休得妄想！”“给我乱剑砍死！”崔纾向站立两旁的武士命令道。这时，左相庆封赶紧向前制止武士动手，并伏耳对崔杼说： 晏婴三朝为相，权压群臣，德高望重，若杀了他，恐怕不妥。崔杼思虑良久， 才不得已放了晏婴。

临走，晏婴对群臣大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忠臣不要助纣为虐！ 晏婴的车夫刚才目睹主人处于危险境地，急得心如火烧。见崔杼已不追究， 便催晏婴快走。晏子仍不紧不慢地说：“今日我晏婴没死在奸佞之手，明日定叫崔杼死在我手中。”

后来，有人嘲笑晏婴不是忠臣，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国君被杀， 当臣子的也必须以身殉君，以示忠心。晏子听罢不屑一顾，对人说：“我晏婴活着不只是忠于国君，更是忠于社稷。我若死去，谁来匡扶倾颓的江山？ 只要对国家有利，我甘愿承受一切污言秽语！”

晏婴尽忠为国，身受后人称赞。

晏婴平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以清廉、俭朴、谦恭下士著称。晏婴厉行节约，为相后，仍居于闹市附近，上朝乘旧车。他的妻子老而丑，但他并不嫌弃。司马迁誉之为：“齐之贤相”。传世《晏子春秋》出于后人依托，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的思想。

王与马 共天下

——王 导

东晋时，有一个为政清廉，历仕元、明、成三帝，领导南迁仕族、联合江南仕族，稳定了东晋在南方的统治的名相，他就是王导。

王导，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生于 276 年，卒于 339 年。士族出身，少有远识。袭祖爵后长期随司马睿，出谋划策，关系甚密。

琅邪王司马睿在西晋皇族中地位、名望不算太高，晋怀帝永嘉元年（307 年）被任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王导随司马睿南迁，镇建康

（今江苏南京）。协同堂哥、扬州刺史王敦努力提高司马睿在江南士族中的威望。建议起用名士顾荣、贺循，前后吸收 106 人在王府做官，从此，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

317 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是为晋元帝，史称东晋。元帝把王导比如汉高祖刘邦开国丞相萧何。欲拉他一起坐在御座上受百官朝拜，王导力辞。于是元帝朝政悉委王导，军事全托王敦，民间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导位高权重，但生活上十分简朴，仓无储谷，衣不重帛。且能大义灭

亲。不以与王敦为堂兄弟而从其乱。

元帝死后，王导辅佐明帝，继而与庾亮等共佐幼主成帝，政绩卓然。

理财专家

——刘 晏

刘晏，字士安，唐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东北）人。生于 715 年，死于

780 年。唐朝大臣，他是一位杰出的理财专家。刘晏自小喜欢读书，勤奋好

学。出身于地主家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早在 723 年，唐玄宗封泰山，刘

晏献颂给玄宗，被授为秘书省正字，当时他只有 8 岁，名噪一时，号为神童。天宝年间，做过两任县令。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 年）任度支郎中兼御史，领江淮租庸使。在任职其间，他为人正直，秉公办事，注意节俭，受到好评。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年）任户部侍郎兼度支、铸钱、盐铁等使起，就成为唐朝主持财政的长官。

有时是一人独任，有时与人分掌天下金谷。在代宗初年，还做过短时间的宰相，但仍领着名目繁多的使职。到德宗建中元年（780 年）正月，罢官，前后管了差不多 20 多年财政。

刘晏初主财政工作时，经过‘安史之乱”，“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在这种情况下，刘晏对唐朝的财政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整顿。

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任部尚书，同平章事，不久罢相。后来授御史大夫，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及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后又加关内、河东、三川及诸道青苗使，总管全国财赋。刘晏精力充沛， 机智多谋，曾自比于贾谊、桑弘羊。

“安史之乱”后，江淮不能运米至关中，京师米价斗至 1000。当时南方的财赋收入转运到京师主要是通过隋时开通的运河。在刘晏以前，把南方的粮食运到长安，由于水流湍急，10 斗粮能有 8 斗运到长安已经很不错了，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半数运到目的地。刘晏整顿了由江淮向关中运粮的漕运。他认为长江、汉水、黄河、渭水的流速不同，应分段运输。他按各段水域的实际情况造出不同的船只，并分别训练水手。刘晏在扬州设置 10 个造船场。征发民工疏浚汴水，改革督运用工办法，每年运粮数十万石，解决了关中的粮荒。以前由江淮运米至洛阳，需要八九个月，他整顿漕运后，缩短至 40 天即可到达。

刘晏还改革了常平设施，置巡远，及时掌握市场动态，扩大经营范围。他常用重价雇用跑得快的人，用逐站传递的办法，取得各地物价的情报，即使是边远地方的消息，只消几天，就可送到转运使衙门，因此他能掌握控制物价的主动权，国家得到好处，而天下不致有物价太贵或太贱的问题。他曾说：“办事首先要选择人才，所以一定要挑机智、精明、干练、廉洁、勤恳的人员。”因而，他的属官虽远在数千里之外，都能像在他眼皮底下的一样服从命令。各场各院的负责官员，都是当时的优秀人才。以致刘晏逝世以后， 掌管财赋有名的人，很多是他原来的部下。

刘晏理财把爱民放在第一位，各道设置知巡院的官，每 10 天一次，向转运使衙门汇报各州县气候、收成情况，及时减免欠收地方的税赋，调拨救济物质，解决民间的困难。因此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户口逐渐增加。刘晏初任转运使时，天下现存人户只有 200 多万，到他的晚年增加到 300 多万。

刘晏还着重改革了原来官产官销的盐法。原来在各州县都设有盐官，掌握盐的专卖，刘晏都予以取消。因为他认为官多了一定会造成民间的种种不便，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向盐户收购所产的盐，然后加价转手卖给商人，并且罢去了对盐商加征的捐税，任盐商运销各地，离产盐地远的地方， 运一部分官盐贮存在那里，如果没有盐商，就减价出售，叫做“常平盐”。他的做法使政府得到利益而民间不致缺盐。这样不仅避免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也使国家盐税收入大增。刘晏初主盐政时，每年盐税只有 60 万贯，到

大历末年增加到 600 万贯，占当时国家收入的一半。

刘晏通过一系列的整顿措施，增加了国家收入，改善了“安史之乱”后唐财政紊乱、入不敷出的状况。他选用能干人才，制定严格法令，理财达 20 年之久，注重“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 年），军国之用，全靠刘晏的规划。

刘晏为官勤勉，事情不管大小，当天的事都在当天了结；决不过夜。他倡导节俭，饮食简单朴素，室无奴婢。

元载做宰相时，常选择朝中有文学才能者，为自己作文书，杨炎曾被元载选去干过一段时间。后来元载罢相，被贬为道州司马。元载犯错误，皇帝派刘晏作问官。杨炎是元载的亲信，当时也贬了官，德宗继位后，用杨炎为宰相，杨炎为元载报仇，便置刘晏于死地。杨炎先是把刘晏贬为忠州刺史。后来，杨炎又陷害刘晏，诬告刘晏在忠州拒绝朝廷命令，准备反叛。就是这年七年（780 年），刘晏因陷而亡。全国上下震惊都认为刘晏冤枉。

（朱宁武）

三、兴利除弊 变法改革

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社会也是如此。社会的发展是渐进与飞跃的交替，变法改革是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力主改革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从变法强国的动机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虽九死而不悔。

战国初最早变法的改革家

——李 悝

战国时期，我国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代。新兴地主阶级作为一种新政治力量，逐渐强大起来，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中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在诸侯国的内部进行改革，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公元前445 年，魏文侯即位。他礼贤下士，延揽人才，重用李悝（即李克）为相， 最早进行变法，使魏“富业强兵”，企图一统天下。

李悝约公元前 455～公元前 395 年在世，战国初期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是魏国人，曾受业于孔子的学生子夏。魏文侯时先任上地（今陕北一带）守，公元前 406 年（魏文侯四十年）升为魏相，在魏国推行变法。

“尽地力之教”

李悝认为，要想增强国力，必须鼓励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他针对魏地平原肥沃、人口稠密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尽地力之教”的经济改革方案。要求尽可能地开垦荒地，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还允许土地自由兼并，废公田，把国家掌握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培植自耕农，让他们承担徭役、兵役、租税。李悝指出：农夫 5 口之家，田百亩，平均亩收一石半，得粟 150 石，去什一之税和一年口粮，所剩无几，得钱了了。加上妇女纺织，全家收支大体相抵。如遇疾病、丧葬、天灾、临时赋敛等意外费用，便入不敷出。事实上，公田废除后，农民并不是都有田百亩，少地的农民生活自然更贫困。所以，只有“治田勤谨”、精耕细作，达到每亩增产 3 斗，农民的生活困难才能解决。李悝还为农民设计出一幅田园式的理想蓝图。要求农民杂种各种粮食作物， 以防作物病虫害；要求农民努力耕作，勤于除草，加紧抢收，利用房前屋后空闲地植树种桑，多种瓜果，蔬菜。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安定的生产生活。当然，其出发点仍是着眼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保证封建国家的赋敛不致落空。

“善平籴”

李悝认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善

为国都，使民无伤而农益驰。”（《汉书·食货志》）。因此他主张“善平籴”。就是在丰年国家以平价购入农家余粮，荒年，则以平价卖出积粮，借以平衡丰年和荒年的粮食价格。李悝的“善平籴”法行之有效。“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汉书·食货志》）”

李悝推行的“善平籴”法，具有重要意义。 “善平籴”法，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开后世均输、常平仓等法的先

导。“善平籴”法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对于打击投机奸商，稳定全国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巩固封建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食有劳”、“禄有功”、“赏有贤”、“罚必当”

李悝能够从经济入手认识到社动乱的原因是由“饥寒而起”，“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为邪也”（刘向《说苑·反质》）。他一方面推行富国裕民政策，稳定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的食禄制度。李悝认为，只有“夺淫民之禄”，才能“以徕四方之士”（《说苑·政理》）。他取消奴隶主贵族世袭特权，采用见功有赏、因能授官的办法委任职官，招徕四方贤才，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僚制度。

李悝努力奖励对国有功的人，大力举荐一大批有才能的“士”。当时著名军事家吴起在鲁为将，因鲁公听信谗言，他愤然来至魏国，魏文侯向李悝询问吴起何人？他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苜不能过也。”经过李悝竭力引荐，409 年，吴起为魏将。后来，率军讨伐秦国，克秦洛水以北诸城。吴起在那里任西河守，“使秦不敢东向”（《史记》）。李悝实行改革，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大力扶植了新兴地主阶级，使他们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到国家政权中去。从而扩大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力，也加强了国君的权力，施政方针上导向中央集权。

实行“法治”

在法律上，李悝否定了奴隶主贵族的法律特权，打破了“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的奴隶制传统。大力推行“法治”，主张用“严刑酷罚”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他要求对犯罪的“罚必当”。规定不管是谁犯法，哪怕是对封建国家有功的人犯法，都要依法治罪，决不宽宥。如太子犯法，要受笞刑，甚至更立；丞相受贿，左右伏诛；将军受贿， 本人处死。这些规定体现了法家的所谓“刑无等级”的立法思想，具有进步性。但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这一条是不可能真正实行的。为了加强对劳动人民的严刑镇压，规定：杀人者死，并籍没其全家及妻家为奴；“大盗”充军戍边，重者处死；“拾遗者刖”。甚至起了“盗心”也要受到严重肉刑。李悝的这些立法原则对后世很有影响，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制定镇压农民起义的法律时所沿用。

“集诸国刑典，造《法经》”

为了推行“法制”，确保变法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巩固变法成果，李悝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司法镇压方面的经验，制定和颁布了《法经》。这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

《法经》编制的指导思想和篇目的设置是“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应为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

（《晋书·刑法志》）”

《法经》现存六篇：“盗”、“贼”、“囚”、“捕”、“杂”、“具” 六法可见这是一部以刑法为主体的，旨在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和等级制度的封建法典，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暴力工具。但《法经》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残余，是我国封建法律初级阶级的产物。《法经》以言辞论罪， 从现在史料上看尚属首次。这在当时是为了变法的需要和加强思想上的统

一，表明我国封建法网的渐趋严密化。但它在历史上产生很坏影响。从秦朝“焚书坑儒”，到清代“文字狱”，封建统治者无不从思想上对人民、知识分子加强控制，造成长期的思想、文化禁锢。这是其不容否认的消极作用。

《法经》集春秋末叶以来各国立法之大成，成为秦汉封建立法的楷模。李俚在魏国大胆进行社会改革。他劝农桑、平物价、举贤能、行“法治”，

使魏国经济迅速发展，地主政权日趋巩固。一跃而成为战国初年的强国。

勇于改革的北魏皇帝

——元 宏

元宏，又名拓跋宏。鲜卑族，生于 467 年，卒于 499 年。

他是北魏著名的孝文帝，471—499 年在位。作为我们历史上一位以改革著称的杰出皇帝，他的改革，对我国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融合及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北魏是由鲜卑族的拓跋部建立的，拓跋部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过着游牧生活。东汉时，部落南移，逐渐进入匈奴故地。西晋末年， 其首领曾建立了代国，376 年在前秦王苻坚的征服下，各部落离散，代国瓦解。淝水之战后，拓跋乘前秦瓦解之际，于 386 年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后来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439 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黄河流域，使长期纷斗不息的北方地区重新获得安定。

北魏统治前期，社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首先是民族矛盾，在北魏军事性统治和掠夺上、氐、羌、匈奴等族都曾先后在各地纷起反抗；其次是拓跋部向南迁移、征服的过程中，由于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其封建化日益加深，而一部分贵族酋长为了保存他们已取得的利益，竭力反对北魏的中

央集权化，这就成为北魏继续发展的障碍；再次是北魏政权向人民征取的赋役十分苛重，以致“民不垦殖，田亩多荒”，“闾里空虚、民多流散”，显然影响着北魏封建统治的稳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471 年孝文帝拓跋宏继承了皇位，早年，政事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冯氏主持。为巩固统治，解决社会矛盾，他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相继颁行均田令、新租调制和三长制。这是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由君王发起和亲自主持的一次改革。

实行俸禄制度以整顿吏治

孝文帝以前，北魏官吏都不给俸禄，一切给养开支，均由有关部门自筹应办，官府没有征敛常法，轻重多少全由长官自定，这实际上是放纵官吏贪污和掠夺，造成吏治腐败和人民痛苦。为了克服这个弊病，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在汉族地主的建议下，孝文帝于 484 年颁布了官吏按品给俸的制

度，规定在民户常赋之外，每户增收帛 3 匹、粟 2 石 9 斗，充作官吏俸禄之

用。与此相适应，又制订了官吏贪污犯赃满帛 1 匹者处死的法令，对胆敢以身试法的官吏加以严惩，从而限制了官吏的贪污和掠夺。使北魏的吏治有所澄清。

实行均田制、三长制以增加政府收入和加强对地方的管理。

北魏前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北方大族为了自保，常自建坞堡，纠集乡部，招纳和荫庇大量民户，一些生计无着落的农民，只得隶属于这些强宗豪强之下，成为部曲、奴婢。他们平时生产，战时集合作战。这种情况大大不利于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和国家的赋税收入，因为一方面使民间普遍地形成了 30 家或 50 家为 1 户，甚至“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族形态；另一方面，使广大的贫苦人民脱离了政府的户籍，皆无官役，这必然使政府的收入减少（因为北魏征税是按户征收的）。针对上述情况，孝文帝先后于 485 年、486 年颁布了均田制和三长制。

均田制规定，把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基本上是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 其标准是：每个年在 15 岁以上的男子给耕地 40 亩，女子 20 亩（休耕的加倍）。这部分耕地叫露田，不准买卖，年老或死亡时交还国家，由政府分配给新进的丁口；产蚕桑的地方，每个男人另给桑田 20 调，规定种桑、枣，该部分土

地死后不交还国家；产麻的地方，每年男子给地 10 亩，女子 5 亩，“麻田” 同“露田”一样要交还国家。与此相适应，政府规定了受田农民对封建国家的负担，受田的农民（一夫一妻）要向国家纳租粟 2 石，纳帛（或布）1 匹， 此外还得服摇役、兵役。另外，为了照顾地主阶级的利益，均田制还规定， 地主拥有奴隶和耕牛也可以受田。奴婢受田与“良人”（农民）相同，耕牛每头受田 30 亩（限在 4 头之内）。官员们按品位的高低也给予一定数量的田地，作为在职时的生活费用（官员所受的田地，不得买卖或转让，只能在离职时转交给下任）。通过这些规定不难看出，孝文帝实行的均田制的实质是在不触动地主阶级基本利益的前提下，把更多的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把他们由强宗豪族的部曲变成了封建国家的佃户，以保证封建国家的租调收

入和力役的征收。但均田制的推行在当时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首先，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可耕土地，租调相对固定和减轻，农民的生产条件有所改善。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均田制实行以后，北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比较稳定，开垦荒地增多，使西晋末年以来被战乱破坏的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其次，许多少数民族人民也成为均田户，对巩固他们的定居的农业生活和进一步封建化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均田令的颁布，孝文帝对全国户籍的整顿工作也加强了。他根据汉族地主李冲的建议，于 486 年颁布实行三长制的法令，规定在乡间设立基层组织，5 家为邻，立一领长；5 邻为里，立一里长；5 里为党，立一党长。邻、里、党三长逐级统辖，其职责是检查户口有无隐漏不实，协助政府贯彻均田令和征取税徭役。三长制确立后，使北魏的基层统治机构完备起来，加强了政府对人民的控制，有利于国家的管理、中央集权的加强。

迁都洛阳以加强同汉族大地主的联合

北魏自定都城以后，经过近百年的时间，随着形势的变化，平城作为都城已越来越不适应。就经济方面来说，平城土地贫瘠且交通不便，在人口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粮食常发生困难；就军事方面来说，平城地处边境，时常受北方柔然族的威胁，统治黄河流域南部又显得有点鞭长难及；政治上，由于各族人民不断地反抗，北魏统治者迫切要求同汉族大地主进一步合作。因此， 他们需要进一步消除民族界线，实行汉化政策。但在鲜卑贵族集中的平城， 推行汉化政策的阻力是很大的。基于这些原因，孝文帝决定将都城迁中原洛阳。439 年，孝文帝以南伐的名义，率 20 万大军南下，行至洛阳后，他假装继续南下，群臣跪在马前劝阻。他利用群臣不愿南伐的心理，宣布定都洛阳， 次年正式迁都洛阳。迁都后大大有利于同汉族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从而为进一步实行汉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实行汉化政策以加速鲜卑族封建化的过程

北魏前期，拓跋贵族较多地保存着鲜卑族的旧俗，这对于加强中原地区的统治、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消除鲜卑族和汉族的民族隔阂是不利的。因此，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颁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一）改官制。迁都后， 依照魏晋南朝的制度，将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贵族中。（二）禁胡服、断北语。迁都的同一年，孝文帝下令一律改穿汉服，以汉语为唯一通行语言。（三）改姓氏。497 年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的复姓改为汉姓，如拓跋氏改称元氏，独孤氏改称刘氏，步六孤改称陆氏等等，同时，现定随迁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河南洛阳为原籍。另外，孝文帝还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 鼓励他们与汉人互婚。为此，孝文帝还亲自给宗室取汉女，在朝廷下赐群臣以汉人“冠服，并现定做官的如违犯法令要受到降爵黜官的处罚。

上述汉化政策的推行，不仅加速了鲜卑族同汉族的融合，而且加速了北方各族共同封建化的进程，促进厂各族的大融合，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同历史上其他改革一样，孝文帝改革同样也遭到保守势 JJ 的反对和抵制。但孝文帝并未因此而动摇，对反对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如：496 年太子元恂在保守势力的纵恿下企图逃回平城发动叛乱，孝文帝发觉后，对太子处以死刑。同年冬，镇北大将元思誉等在平城发动兵变被平服，从而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孝文帝元宏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放乔本民族的旧俗，冲破层层障碍， 毅然进行改革，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忧国忧民 矢志革新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是我国中唐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生于 773 年，

卒于 819 年。祖籍河东（今山西运城解州镇），故人们也称其为柳河东。晚年他被贬谪在柳州，又死在柳州，所以人们也叫他柳柳州。

柳宗元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但他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在贞元、元和时期。这一时期，唐代社会经过“安史之乱”兵革的摧残，唐朝由所谓的“盛世”，已走向衰落，灾荒、战乱时期。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腐败的政权，对劳动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掠增和压迫，使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柳宗元于德宗贞元九年举进士，十四年中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贞元十七年（801 年）调任兰田县尉。两年后，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这个官职，具有监察一般官僚的权柄，而且可以监督各路军队，到地方检查工作。并且民事、军事、财政，都有权过问。从职权来看，并不小于御史， 这也为他后来参加永贞革新创造了政治条件。

中唐以来，朝政腐败，人民处境更加痛苦，阶级矛盾激化。“安史之乱” 以后，宦官专权日甚。从唐玄宗重用高力士起，宦官权力渐增，他们把兵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特别是掌握了京城卫戍部队——禁军的兵权，飞扬跋扈， 废立皇帝，任免大臣，而且天下诸道节度使处都派宦官担任监军使。这些人不懂兵法，不会作战用兵。再者，宦官和一般的官僚地主一样，侵夺土地， 霸占民田。

此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党派争斗愈演愈烈。思想领域，佛教神学泛滥。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部分忧国忧民的进步人士，如王叔文企图通过革新活动，兴利除弊。柳宗元也参与了当时的永贞革新活动。

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期间和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结下友谊。王叔文为东宫太子李诵侍读，政治上具有一定的革新思想。而太子李诵也确实深感当时宦官的权柄太大，因而对王叔文等人的政见非常赏识。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与王叔文、王等政见相同，并且逐渐形成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

势力。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横和大士族大官僚的俸禄特权。永贞元年（805 年），德宗去世，顺宗李诵继位，王叔文、柳宗元等趁机进行改革。这时王叔文、王提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兼盐铁副使。以韦执谊为宰相。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共计划革新事宜。

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中央集权，抑制藩镇割据势力。二是打击宦官势力。罢去掠夺、侵扰人民的宫市和王坊小使，结果“人情大悦”。又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十几人俸钱。这些都是抑制宦官势力措施。更主要的是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兵权，这是提高封建中央权力，打击宦官专横的关键。可惜夺取兵权的计划失败了。三是明赏罚，执行“任人唯贤”路线。处置了一批专横残暴，腐朽守旧的官僚。老百姓听到后很高兴， “市里欢呼。”四为停止苛征，缓和剥削。规定两税正税外，“不得擅有诸色榷税；赏贡外，不得别进物钱”。于是，将“羡余”、“月进”、“进奉” 等一概免去，并免除百姓积欠的课税租赋。此外，还放出宫女 3 百，教坊女

乐 6 百人还家，停止了一些不急不务。

永贞革新的这些措施。打击了当时的藩镇割据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封建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但是大士族大官僚和割据势力，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他们拥立太子李纯为帝，幽禁顺宗。革新派的人都被贬、被杀。王叔文被贬后不久又被杀害。王死于贬所。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均被贬为边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这次革新运动在激烈的斗争中失败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先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后又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在被贬的生活环境里，虽然精神苦闷，但并没有动摇他的政治理想，他不止一次地宣称：“道苟直，虽死不可乱也。”

（《与韩愈论史官》书）“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他深刻观察社会现实，从事创作。无论是充满唯物主义思想的政治哲学论文，还是“褒贬讽谕”之说的散文；深刻雄辩的议论文；精严生动的传记文；警策隽永的寓言；情景交融的游记等，无不立足于宣传进步思想， 揭露政治黑暗，反映人民的疾苦。在哲学上，他认为世界万物由“元气”产生，“东西南北，其极无方”（《天对》）。否认在“元气”之上还有最高主宰（神）。“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主张天人不相预。在社会历史观上，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封建论》）。在《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提出了“官为民役”的观点。在《封建论》中，柳宗元把总结历史经济和现实的思想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揭露分封制的种种弊端，借以猛烈抨击腐朽跨扈的藩镇割据势力，表现了鲜明的战斗性。《捕蛇者说》用对话的叙述方式，深刻地揭露了重赋比毒蛇更毒，苛政猛于虎的主题，描绘了一幅横征暴敛下的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现实悲惨图画，既揭露了中唐时期政治的腐败，又体现了柳宗元忧国忧国的

悲愤心情，深切希望好皇帝和清明官吏能改革弊政恩泽人民。

柳宗元从永贞元年（805 年）被贬，到元和十四年（819 年）整整 14 个年头。长期的贬谪生活，精神上物质上阶段的磨难，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元和十四年（819 年）十月五日含冤长逝，年仅 47 岁。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柳宗元，尽管他的思想和行动都带有那个社会的印记，但在我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却永远闪耀着光辉。

叱咤风云的改革家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因封荆国公，故又称王荆公。生于 1021 年，卒于 1086 年，江西临川人。出身中小地主家庭，父亲王益是个历任多年州县行政职务的下级官吏，社会地位不太高。仁宗庆历二年（1042 年），王安石中进士，先后做过州县官吏。神州熙宁年间（1068—1077 年） 两次为宰相，推行新法，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由于王安石长期担任地方官，因而比较了解各地的风俗、人情、政治经济状况，人民的生活等情况。早在做地方官时他就开始了社会改革的尝试。庆历七年（1047 年），他风尘仆仆，来到东海之滨的鄞县（今浙江宁波）充任知县，他目睹这里的百姓穷困状况后，立即考察农田水利和生产受到破坏的情况，组织和带领县吏参加生产和水利情况的考察队，摸清情况后立即动员百姓兴修水利。考虑到当地渔民春汛出海捕鱼而青黄不接的困难，王安石还低息贷谷于民，解决了渔民春荒的困难。3 年的治鄞，使生产与生活的面貌有所改观，也使王安石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声望。这是他推行社会改革的第一步尝试。嘉二年（1057 年）王安石任常州知州，到任后，他又锐意改革。说服富绅出钱集资，开挖运河，兴修水利。

嘉五年（1060 年），王安石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这是个掌管财政预决算收支的要缺。他要在国家政治中心来施展推行变法的政治抱负。是年五月，王安石万言上书，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北宋当时的内外形势、朝廷时弊等问题作了相当深刻的论析，并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和任务，是熙宁变法的前导。然而，“万言书”对于年老而又生性懦弱的仁宗，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没有能力支持继范仲淹改革之后的又一场新的变法运 动。

治平四年（1067 年），英宗逝世，20 岁的神宗继位。他在做太子时就已读过王安石的“万言书”等政论文章，对王安石的见解非常赞赏。熙宁元年

（1068 年），王安石被授以翰林学士称号，应诏见皇帝对策。这次谈话深深打动了居安不思危的神宗，坚定了这位年轻皇帝改革的信念。事后王安石上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深刻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内外矛盾、社会弊端

等问题，切中了要害。宋神宗感到要想挽救北宋统治的危机，依靠因循守旧的元老重臣是不行了。于是，熙宁二年（1069 年）便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

（即副相），兼新建立的制定与实施新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副主管，开始了一场新的社会改革。王安石认为“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理财无方。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抑兼并”，“发富室之藏”，“损有余以补不足”，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也就是用限制豪族大地主某些利益的办法， 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从而发展生产，实现变法“富国强兵”的总方针、总目标。从熙宁二年（1069 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熙宁二年（1069 年），颁布均输法。宋政府在淮浙江湖等六路设发运使， 征购这一带的物质供应京城。过去征收这些物质，不论各地收成好坏，不能变动。投机商人控制市场，从中牟取暴利，盘剥人民。均输法则要求发运使根据“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在物价较低、路程较近的地区采购京城需用的物质。均输法主要是控制豪商富室对物质和特价的垄断、操纵。新法实施的结果，京城的物质供应和东南地区的生产情况有了较好的配合，百姓的负担也有所减轻。

熙宁二年（1069 年）九月，王安石制订并颁布了青苗法。在每年的阴历正月和五、六月，由各州县官府根据户等高低贷钱给农户，随夏秋二税归还。推行青苗法的目的，是使农民从私人高利贷的束缚下摆脱出来，解决农民青黄不接时的困难。这是王安石抑兼并的一种手段。

熙宁二年门（1069 年）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兴修水利、清查荒地，制定治理河道规划。凡水利工程均由当地民户按户等出钱出工筹办， 不足部分，国家给以青苗贷款。新法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地兴建了水利工程 1 万多处，灌溉田地 3600 多万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熙宁三年（1070 年）十二月，颁布免役法。各州县每年计算用于募役的钱数并按五等户别摊派到原来服役的民户。原不服差役的官户、女户、单丁户、寺观户也一律减半出助役钱。免役法把过去的职役改为由政府募役。新法的执行，使封建国家非但保证了役的征调，同时还增加了“助役钱”的收入。

熙宁五年（1072 年）三月，王安石颁布了市易法。建立统辖全国的都市易司，地方分设市易司、务，朝廷拨钱为本钱，供收购货物和商贩贷款之用。当市场上某种物质供过于求时，即由市易司、务收购起来；当某种物质供不应求时，即将该货贷与商贩运往各地出售。这样就防止了豪商的囤积居奇， 牟取暴利。

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颁布方田均税法。以四边各 1 千步为一方，对耕种的土地进行丈量，而后根据土地的多少和土地等级规定各户不同的税 额。推行方田均税法，旨在限制兼并和改善小农之处境，使田多税少的富豪地主不能隐匿逃税，田少地差的农民减轻了负担。

王安石很鲜明地是从小地主立场来反对豪族大地主集团的，是从巩固封建统治这一前提出发进行变法的。但是，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使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和高利贷的盘剥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这在客观上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自耕农从事生产的条件有所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对历史的进步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正因为新法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某些利益，因而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遭到了保守派旧官僚的激烈反对。顽固保守派的代表司马光说： “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大官僚文彦博也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他们用儒家的正统观点极力攻击新法。

对保守派的攻击，王安石没有畏惧，而是坚决进行反驳。他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认为“天道尚变”，人亦应“顺天而效之”，因势变法。为了推进变法，同豪族土大地主集团的保守思想进行斗争，他提出“新学”作为他的新法的理论根据。他在斗争中没有动摇，仍坚持变法，决心革新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积习。

保守派见攻击新法不能得逞，便造谣中伤，攻击陷害王安石本人。司马光攻击王安石“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人之心”。谏官吕诲骂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参知政事唐介攻击王安石“必扰天下。”熙宁七年（1074 年）春，河北等地旱情严重，加上豪绅地主的剥削，灾民食不果腹，流离失所。保守派把破产的灾民画成《流民图》，送给神宗看，说这是新法造成的， 是新法招致天怒人怨。在朝内外保守派的攻击之下，宋神宗也怀疑起新法来， 对王安石也渐渐不信任了。熙宁七年（1074 年）四月，神宗于呈下求言诏， 司马光乃上书罢新法，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只好辞去宰相职务，到地方上去当官，虽然次年二月神宗下诏复相，但王安石已无能力将变法推行下去了。

由于君臣疑怨日深，不久第二次被罢相。王安石离任后，司马光等保守派又掌握了政权。元丰八年（1085 年）神宗死后，新法被全部废除，次年四月这位北宋著名的改革家、政治家、文学家与世长辞。

（崔衍东 杨贵杰 郭克俭 马学灵）

四、富国强兵 社稷为重

富国才能安民，强兵方能保国，故古人云“治国者，以富国强兵也。” “富国强兵”是古代许多爱国名人的共识，也是他们毕生所追求的理想。

运筹自如 称为武库

——杜 预

西晋时期，曾出现过一位名叫杜预的著名军事家，由于他博学多才、精通典籍，长于谋略、通晓兵法，无论治国理财、指挥作战，还是修订历法、阐释律令，都多有建树，因此，时人誉之为“杜武库”。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生于公元 222 年，卒

于 284 年。杜预出身世宦之家，名门望族。曹魏时曾任参相府军事，西晋时任度支尚书、司隶校尉等职，因其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才华出众，官至镇南大将军，为西晋政权的稳固及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杜预外表平常、相貌一般，作为将帅，却不善骑射，自谓“武非其功”

（《晋书·杜预传》，下同）。因而他不属于冲锋陷阵一类的骁勇猛帅，而是以运筹帷幄、料敌制胜而闻名于世。故每议军国大事，他都能在其他将帅之先。史载：“凡所兴造，必考度有终，鲜有败事。”

泰始六年（公元 270 年），晋武帝司马炎任命杜预为安西军司、秦州刺史，协助安西将军石鉴出兵陇古（今甘肃、青海部分地区），退敌安边。当时，鲜卑族首领拓跋树机能乘着草肥马壮屡犯边境、骚扰边民。石鉴兵至塞外，急欲进攻。杜预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晋军孤军深入， 军粮匮乏，而且是远道而来，兵疲马乏，如若仓猝出兵，必败于“乘胜马肥” 的敌人之手。于是急忙上书石鉴，陈述了自己“五不可、四不须”的意见， 主张“待机出兵”，反对立即开战。石鉴因与杜预有隔阂，便想乘机报复， 于是一边上奏皇帝说杜预贪生怕死、贻误战机，一边出兵进攻，结果大败。“陇右之事，率如预策”。后来又有匈奴右贤王刘猛举兵作乱，杜预立即上书晋武帝陈述平叛方略，主张“立田籍，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不须劳师远征。晋武帝采用杜预之策，果然烽火平息，边民安居乐业。

咸宁四年（公元 278 年），杜预继羊枯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 策划灭吴方略。杜预上任后，出镇襄阳，“缮甲兵，耀威武，乃简精锐”。当时孙吴以张政为西陵督，杜预桃选精兵奇袭吴军，大获全胜。张政亦为名将，据要险之地，认为自己在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偷袭，难以启齿上报，便不以所丧之实奏于吴帝孙皓。杜预认为这是一个离间吴国君臣关系的好机会， 便将俘获的吴军将士悉数送还吴国，还给孙皓写了一封信。孙皓一见，果然大怒，立即撤换张政，削弱了吴军的守备力量，为晋军突破吴西线防御创造

了良机。

咸宁五年，东吴边防松弛、内政腐败，而晋军兵精气盛，大举征伐，统一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杜预三次上书晋武帝，促其早日伐吴，以免贻误战机。是年冬，在杜预的再三敦促下，晋武帝终于下令代吴。杜预在指挥灭吴战争中，不仅善于根据天时、地利及敌我双方的形势，捕捉克敌制胜的战机； 而且在作战用兵上，极其重视运用计谋，出奇制胜。当时，晋国发兵 20 万， 分六路向东吴发动全面进攻。杜预亲率一路自襄阳南下江陵（今湖北江陵）。针对吴国大将各自为守的状况，杜预采用攻敌要害的作战方针，先陈兵江陵城下、围而不攻，以断绝上游吴军的退路和下游吴军的西进，动摇其整个西部防御。在攻打江陵的战法上，杜预又灵活地先以轻兵奇袭江陵上游的乐乡

（今湖北松滋东北）生擒乐乡守将孙歆，拔除江陵的犄角，然后挥军猛攻江陵，斩守将都督伍延，一举攻克江陵。这时上游晋军王得以东进，击杀吴水军都督陆景，吴军失去西线统帅，整个荆州地区的防线完全崩溃。一时间， 沅江、湘江以南，直至交、广（今越南北部及广西、广东）各州郡都望风归降。

平定长江上游后，晋军中有人提出，东吴已建国百年，根基较深、不宜拔除，时值春天发水多病季节，应罢兵休战，待来年征讨为宜。杜预从军事全面出发，认为“缓兵势必功亏一篑”，指出“我兵威已振，尤如破竹，数节以后，其余皆可迎刃而解”，力主趁势直下江东。在作战指挥上，杜预根据吴国失守荆州后，孙皓重点对付北面陆上作战，而建业（今江苏南京）水面防御空虚的情况，命王顺流直取吴都。咸宁六年（公元 280 年）三月王 率军进抵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一时兵甲满江、威势很大。孙皓临时拼凑 2 万人抵抗，未及出战就已溃散了。王水师浩浩荡荡进至建业，孙皓被迫出城请降，吴国灭亡，晋实现了统一大业。

杜预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和学者。

杜预为官不久，曾和车骑将军等人一起制定律令。他认为制定法律法令， 是告诉人们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因此，文字应简捷明了，案例应寻常所见。为使律令的内容容易被一般人了解和掌握，他又为之详细注解。完成后深受皇上嘉许，随即颂诏天下。

泰始年间，杜预受诏为黜陟使，负责考核升降官吏。他根据自己为官多年的体会，建议实行官吏考核选拔制，即由国家任命考核官，各考所统官吏， 官吏为官一年，优者为上第，劣者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6 年过后， “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这种考核政绩、选拔官吏的制度，对于清明国家政治，加强行政管理具有积极意义。

孟津（今河南孟津）一带河水湍急，而历代皆以摆渡行人运货，常有覆没之虞。杜预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这一建议刚提出，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有人说，孟津地属殷周右都，历代圣贤不做的事，现在怎么能做呢？杜预反驳说，造舟为梁，乃为民造福之事。遂执意建桥。

咸宁四年秋，连日暴雨成灾，蝗虫蜂起，庄稼深受其害，难民四处逃散就食。杜预多次上疏备陈农要，就灾民生活、治灾措施、恢复生产等作了安排。此外，他还就边地形势，提出了排新田、兴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等内以得国外以救边者凡 50 余条，皆为皇帝所采纳。

咸宁六年灭吴后，杜预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于是勤于讲武，修立泮宫（讲武学 9 堂），在江汉、沿海一带置军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又修筑水利设施，溉田万顷。南方荆蛮之地古无通途，杜预便开扬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筑通一条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的水上通道。南方有首民谣说：“所世无叛由桂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杜预为人接交待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行而慎于言。晚年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策，为之《释例》，备成一家之学。当时人王济善相马、又爱马；和峤喜聚敛，杜预便戏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晋武帝听了，对杜预说：“卿有何癖？”回答：“臣有《左传》癖。”《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一部历代学者推崇的学术著作，一直流传至今。

匡扶社稷 详练物务

——李吉甫

唐代中期，曾有一位使国家“戎备完辑”、藩镇惮威、百姓称颂的宰相， 他就是“匡扶社稷，详练物务”（《旧唐书·李吉甫传》）的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宪，唐赵郡赞皇县（今河北赞皇县）人，生于 758 年，卒

于 814 年。李吉甫好学能文，知识渊博， 27 岁为太常博士，后久任外官， 曾任忠州、彬州和饶州刺史。宪宗元和二年入为宰相，三年九月出为淮南节度使，六年正月再入为相。李吉甫为政多年，两度入相，在唐代历史上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爱怜百姓，匡扶社稷。李吉甫在做外官期间，曾滞留江淮十余年，详备民间疾苦，因而把百姓得失、社稷安危摆在国家决策的重要位置。早在淮南节度使任上，他发现属地水利失修、旱涝为害，便组织当地民工在高邮（今江苏高邮）筑富人、固本塘，可灌溉田地上万顷；又根据一些漕渠不能蓄水的情况，筑平津堰以“防不足，泄有余”，江淮百姓深受其惠。有一年江淮遇大旱，浙东、浙西尤甚，田畴荒废、民生难继，但是一些地方官却不为上报，使得民不得恤、饿殍遍野。李吉甫得知后，立即上书皇帝，及时遣使分道赈贷，方解灾民燃眉之急。

元和六年，李吉甫再度入相，他认为国家贫弱、百姓日困的原因，一是官吏不精、流品庞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二是商贩、佛寺，杂人科役者人数多；再加上常备军 80 万人，使得“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

待衣食之七、八。”遂向宪宗建议应裁减政府官吏，平制不纳税的佛寺发展。他说，汉初置郡不过 60，而今列州 300，县 14OO，以邑设州，以乡分县，官吏哪有不增之理。在李吉甫的主持之下，前后减省了冗官 800 名，吏 1400 名；并收回长安周围佛寺祠田入官，接济贫下无生的百姓。

元和七年，京兆尹元义方奏请为“稚年夭枉”的永昌公主盖祠堂。这种事前朝有例，德宗时曾经为义阳、义章两公主修建过祠堂 120 间，费钱数万。宪宗于是同意以旧制一半的费用修建永昌公主祠堂。李吉甫听说后，认为这件事既不合古礼又浪费钱财，力谏宪宗收回成命。他对宪宗说，小公主去世， 皇上当然是很悲痛的；但皇上以减旧制之半费用修建祠堂之事臣以为不可。因为祠堂之设，礼典无文；德宗皇帝的做法，当时人议论就很多。过去汉章帝时，打算为光武帝、明帝陵墓各起邑屋，东平王刘苍上疏反对。东平王是光武帝刘秀的爱子、明帝刘庄的弟弟，贤王之心哪里能惜费于父兄呢？人君当然要慎重从事。宪宗一听，恍然大悟，随即说，我以为只是费点钱财，所以只考虑酌减一些用费。阅览爱卿所陈，方知无据。并决定收回成命。同时要求李吉甫以后遇到此类事，但“勤匡正，无谓朕不能行也。”

力削藩镇，以保社稷。宪宗嗣位时，征拜李吉甫为考功郎中，旋召入翰林学士，转中书舍人。时藩镇割据已从“尾大不掉”发展至公开与中央政府作对、甚至叛乱滋事的地步。因此，如何对付藩镇，能否有效地抑制藩镇势力，成为宪宗面临的首要问题。不久。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叛乱，李吉甫坚决支持宪宗武力诛讨，并积极参与策划讨平之计。根据刘辟兵力部署情况，李吉甫密请广征江淮之师，由三陕路入川，以分刘辟之兵力，继而一举讨平。史称“刘辟平，吉甫谋居多。”

元和二年李吉甫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又策划讨平镇海节度使李琦叛乱。当时，如何对待李琦叛乱，意见不一，为李琦游说的人也很多，宪宗一时拿不定主意。李吉甫说，李琦不过是个庸才，他手下的人多是亡命群盗，没有什么斗志，讨之必克，终于使得“帝意决”。后果果如其言，李琦为部将所杀，叛乱之军全部归降朝廷。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是个心腹大患，尤其德宗后帝姑息优容藩镇，助长了骄兵悍将的气势，有的藩镇终身不易地方，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俨然是个“独立王国”。李吉甫为相 1 年多，便采取措施改换了 36 个藩镇，大大削弱了藩镇势力。元和六年再任宰相对，又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听命朝廷，由于田弘正忠诚朝廷，“魏人乐卿（田弘正）之政，四领畏卿（田弘正）之威”。宪宗皇帝很高兴，称田弘正为“朕之长城。”

著录图表，造福社稷。李吉甫为官期间，感于秦楚之际汉高祖攻下咸阳后，将军们争趣府库、掠夺败物，只有萧何收取秦丞相御史图籍，因而得出山川关隘险要、户口物资虚实，终于佐汉胜楚、取得天下。认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务，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而“审户口之半耗，辨州域之疆理”，又为编撰地志的主要内容。因此，他以贞观十三年（公元 639 年）

大簿规划的十道为纲领，配合当时的 47 镇，每镇一图一志，分镇记载府、州与属县的等级，户、乡的数目，四至八至的方里，开元、元和的贡赋以及沿革，山川、盐铁、垦田、军事设施，兵马配备等项，凡 42 卷，其中图和志

40 卷，目录两卷。图的部分在北守时佚失，现虽仍称《元和郡县图志》乃习惯称呼。

《元和郡县图志》的体例，和初唐李泰《括地志》相同，是正史地理志的补充，为后来的《太平寰字记》等书开创了先例。李吉甫反对以往重古略今，传疑失实的地理书，着重于“兵饷山川，攻守利害”方面。这种适用的见解，使《图志》不仅成为唐代一本风格独特的地理名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方总志。

此外，李吉甫还曾辑录两汉、魏晋、周隋故事，记成败得失为《六代纪略》30 卷，著有《十道图》10 卷，《古今地名》3 卷，《删水经》10 卷，又录当代户、赋、兵籍为《元和国计簿》10 卷，均为珍贵的历史、地理著作， 惜散佚未传后世。

举废饬驰 肩劳任怨

——张居正

明代中叶以后，官僚机构臃肿，吏治腐败，财政收入窘乏，边备废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日益尖锐，形成全面危机。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明王朝的政治已是风雨飘摇，这时候，出现了一些以天下为己任，“举废饬弛，肩劳任怨”的封建士大夫官僚，张居正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生于 1525 年，卒于 1582 年。张居正自幼聪明过人，15 岁考中秀才，26 岁中进士，46 岁进入内阁，48 岁到 58 岁任内阁首辅（宰相）。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爱国者；也是一位坚定的改革家。针对万历年间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端，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明中晚期出现了少有的太平岁月。

整顿吏治，改革腐朽政治。张居正认为，嘉靖、隆庆年间政局混乱，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十多万官僚或“虚声窃誉”、或“巧宦取容”、或“爱恶交攻”。他还认为，造成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是明王朝统治腐朽， 所谓“吏不恤民，驱民为盗”。指出，天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法制不行，是因为“人不力”的缘故。为此，张居正整顿吏治，于万历元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办法很简单： 朝廷各衙门分置三本簿籍，一本登记一切公文及计划，留底以备查处；一本交中央六部的监察机关六科备案，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未实行，则须申明理由具奏候旨；一本呈送内阁以备随时考核。在用人上，张居正主张“观

名察实”，认为“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有名无实的“名士”， 也应当作“芝兰当路，不得不除。”通过考成法，即根据“功实”，任用官吏，裁汰了一批“腐儒不达时变”的官僚，为改革计划的实行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清丈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在推行考成法后，国家财政开始好转， 所以张居正说：“考成一法，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但是，当时的赋役制度不能适应封建商品经济渐趋活跃的新变化，因为疯狂兼并土地的贵族大地主隐瞒土地，或倚仗官绅特权不向国家交纳赋税，把一切负担统统压在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身上，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政治经济危机。对此，张居正认为，只有使人民“足食”，才能做到“国富兵强”；只有改革赋税负担，才能使人民“足食”。而要改革赋役负担，减轻民生疾苦，必须从清丈土地开始。于是，他在万历六年（1578 年）下令对全国各种类型的土地进行清丈。限 3 年完成。并规定凡是破坏清丈者，要“下诏切责”。清丈结果：

垦田亩数达 7 亿亩，较弘治十五年（1052 年）增加了 28000 万亩，说明把大地主豪强隐漏的土地清查出来一部分。同时核实了贵族豪绅的税款，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故张居正说：“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不便。”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又实行赋税制度的改革，于万历九年（1518 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赋役合并， “摊丁入亩”，“按亩征收”，“计亩征银”，按照土地实际占有情况向国家交纳赋税。一条鞭法虽然不可能彻底执行，但因为它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担，简化了赋役名目和征收手续，使官吏不易与豪强地主通同作弊扰民，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对于挽救社会危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治理黄河，开发水利。明朝中叶以来，黄河不断决口，不但淹没了人民的田土房屋，还冲淤运河，阻塞漕运。万历三年（1575 年），黄河、淮河相继决口，水患严重、修治不力，张居正“不忍坐视民之失所”，决定治理黄河，为国造福、为民解忧。他不是水利专家，缺乏治河的实际经验，便推荐水利专家潘季驯总理河漕。潘季驯以科学推算为根据，一反传统方法，提出“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由于张居正的支持，方案得以实施并取得成功。于是被淹没的土地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农桑”；而且畅通了运河，便利了漕运。既减少了人民由于水患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 也对当时国家的财政好转及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改善民族关系，巩固边防。明代最重要的边防是辽东、蓟门、宣化、大同一带。明初，为了防止蒙古贵族的骚扰。在永乐以后，陆续完成了北方设立辽东、大同等 9 个军事重镇。面临鞑靼（蒙古族的一支）贵族的骚扰，张居正力主抵抗。隆庆年间，明政府调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主持蓟辽防务。蓟门是京师屏障，乃军事上的要冲，张居正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守卫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戚继光“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

理盐法”，并修缮长城，增筑空心敌台，全面加强了西北边防的防务。张居正对戚继光等人的活动，给 以了很大的支持，凡“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经过数年的努力，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击退鞑靼贵族的进攻， 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万历二年（157 年）戚继光一举打败兀良哈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入掠并迫使其投降，“终戚继光在镇”，“不敢犯蓟门”。张居正还积极采取与蒙古族加强联系的政策，接受鞑靼的臣服，开展互市，促进了蒙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发展了生产。使当时明北部数千里“无烽无惊”，“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从此， 约有二、三十年间，北地无战事，从而有效地保卫了国防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整顿驿递，严肃学风。明代的交通邮政，主要依靠驿递制度，从北京到各省干线设有许多驿站，驿站按规定供应出差官吏以马匹、船只及食宿开支， 而这一切负担均由沿线百姓负担。明初对驿递限制很严，非有军事大事，不许驰驿。这样人民的负担相应轻些。但中晚明年，制度遭到破坏，无论什么官吏，不管公差私事，都可随意驰驿，而且对驿站敲榨勒索、无所不为。为整顿驿递，张居正于万历三年作出了严格规定：非公差或军务不许驰驿，即使是官吏丁忧、起复、调任，也不许驰驿；出差官吏所需“轿杠车马”有一定限制，超过现定一律“不许应付”；驿站只供应旅途生活必需的“廪粮蔬菜”和“油烛柴炭”，如果另有科敛，一律追究治罪。为使政令畅通，张居正以身作则：他儿子嗣修回江陵考试，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命仆人背寿礼骑驴回乡祝贺；弟弟居敬病回江陵调理，保定巡抚发给驰驿介绍信，张居正立即谢绝，并去信说自己“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这样做，既维护了国家制度，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明代地方教育比较发达，府州县皆有学校，各有一定名额的廪膳生员， 这些生员由国家供给米粮鱼肉，一人入学，三人免役。到中晚明以后，增广生员、附设生员等众多名目出现，生员大增，享受特权，不少人素质很差， 成为横行乡里、包揽词讼的恶霸。张居正认为，国家需要的是富有实干精神的人才，而不是浮夸之徒。因此他要求认真选择主管学校的官吏，沙汰生员， 肃清学霸，这样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又为地方百姓除了害。

总之，张居正的改革在当时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史载改革十年期间， 明王朝的内忧外患基本平息，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太仆寺积金达 4 百余万，真正做到了“富国强兵”。尽管张居正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圣人，而且曾被皇帝在其死后削爵夺号。但他能顺应民心，锐意改革，于国于民有利，因而受到了后人的称赞与肯定。作为一代名相，张居正爱国为民、肩劳任怨、举废饬驰、造福社稷的功绩将永存。

富国必以本业 强国必以正兵

——徐光启

1983 年，上海市徐家汇附近的南丹公园易名为光启公园，公园里一座修葺一新的墓地，掩映地青松翠竹、绿草繁花之间，墓地前面矗立的墓碑上， 由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苏步青手书的“明徐光启之墓”6 个大字显赫夺目。这是上海市有关部门在徐光启逝世 350 周年之际，为纪念这位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爱国主义的科学家而作出的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徐家汇人。生于 1562 年，卒于 1633 年。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热烈的爱国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清官。

作为一位科学家，徐光启给后人留下博大精深的宏篇巨著，诸如我国农业科学“百科全书”的《农政全书》、贯通中西的大型历书《崇祯历书》、首次介绍西方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以及许多军事、水利、文学等方面的著作。这些都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宝贵财富。其中，《农政全书》是徐光启毕生的最主要代表作，也是我国古典农业科学史中最完备的一部农业科学巨著。

徐光启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正值明朝统治日益腐败、政治黑暗、灾荒频仍，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时期。为了拯救国家的贫弱、人民的困苦， 缓和阶级矛盾、抵御外族入侵，维护大明江山，徐光启提出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的“农本”思想。认为农业乃国家之本，“农者生财者也”，多次上疏陈说“富国必以本业”的政见。他还把自己的号叫做“玄扈”。“玄扈” 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关的灰色雀类，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

扈”。徐光启自称“玄扈先生”，意在重视农业生产，告诉人们在农业生产活动，他发愤要编撰一本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就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

《农政全书》脱稿于天启六年（1620 年），正式校刻于崇祯十二年（1639 年）。全书分为 12 目、60 卷，共 60 余万字。书中对我国悠久的农业传统如水利、作物栽培、土壤改良以及田间管理技术等方面，都作了比较详细的总结。尤其是提出了以积极的措施来防止自然灾害，结合合理施肥以改良土壤， 推广种植南方水稻、甘薯等高产作物以增加粮食产量。这部书在我国农业科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徐光启对前人所著的农书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农政全书》中“杂采众家”，为祖国的农学保留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为了写好《农政全书》，徐光启广泛涉猎资料，整天“目不停览，手不停毫”。据统计，徐光启注明引用的书籍就达 225 种之多，还有部分资料未注明征引来源。所引资料“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在内容上，有实用技术也有理论总结；有时期上，有前代也有当代； 在篇幅上，有些是征引片断，有些是抄录全章、全篇乃至全书；在价值上， 不少是罕见的或极罕见的，还有已经佚失的版本。所在这些，在农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次，徐光启不迷信、不盲目，经过自己亲自试验种植， 纠正了前人的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如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认为种

芜菁的节令应该是七月初种，六月、七月末种都不行。徐光启根据自己的试验发现：七月种的芜菁，虫害很多，收成甚微；而六月种的芜菁根株稍大， 虫不能伤。因而芜菁应该在六月种。徐光启还亲自尝过许多植物的味道，并以此判断植物的功用。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记录了草木野菜凡 414 种， 且大多注明了“叶可食”、“实可食”、“根可食”、“花可食”、“茎可食”，介绍了食用方法。据统计，他亲口尝过的野菜草木达 57 种之多。第三， 注重社会调查，“虚访勤求”，不耻下问。徐光启的儿子徐骥说：“（父） 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 必讲究精研，不穷极不已。”徐光启“闻老农言，”记录了蝗虫的生长史； “闻老圃云”，悟出了棉花的种植方法。老农、老圃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补充书本知识的不足，为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作为一位热烈的爱国者，徐光启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徐光启早年攻研音律、书法、文学，造诣极深。踏上官途之后，深感国家的衰败、人民的贫困，于是“悉弃之”，改“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 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这个方向的改变，是在其“富国足民” 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写《农政全书》，徐光启正是立足于解决人民的生计和国家的富强。“对农业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 在入仕为官时，他为了拯救贫民荒年之急，“令天下无饿人”，托人从福建带来甘薯种块，亲自在家乡种植，成功后又大力推广；为了解决江南人民的繁重赋税，减轻人民的负担，他主张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为了资民生日用， 助国家课利，他又大力提倡广种茶树。也是为了让贫苦人民在荒年灾月能得到温饱，他亲尝了数十种救荒植物，并在《农政全书》中专门写了“荒政” 篇，记录了数百种救荒植物。徐光启加入天主教，有人认为是单纯的宗教信仰，其实，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介绍给祖国人民，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起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是因为他感到数学“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可以“济时适用”。例如数学与天文气象、测量和水利、音乐、军事制造、会计、建筑工程、机械力学、舆地测量、医学、钟表制造等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说，数学应于天文气象上，“则一切晴雨水旱，可以约略豫知，修救修备，于民生财计地大有利益”。数学运用于水利上，“可以测量水利，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 有益民事。”因而他不仅致力于数学研究，还大力提倡人们学习数学。他与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撰写的《泰西水法》，也是为了学习和运用西方水利学原理和工程学知识，来达到“富国足民”的目的。徐光启看到农民决心要创造一种先进的水利器械。当熊三拔为其真诚爱国、爱民所感动，向他讲授了西方的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等器械之后，他便节衣缩食、反复试验，成功地仿造出来。如玉衡车“一人用之，可当数人，若以灌畦，约省夫力五分之四。高地植谷，家有一井，纵令大旱，能救一夫（百亩为夫）之田；

数家共井，亦可无饥饿流亡之患；若资饮食，则童幼一人，足供百家之聚也”

（《农政全书·卷十九》）他撰写《拟上安边御虏疏》等长篇军事论文，也是苦于倭寇践国土而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徐光启的家乡上海，是遭受倭寇扰乱的地方，他青年时代就以天下为己任，“时览兵传”。入翰林院时，徐光启对国家前途无限关切，“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十倍宋季。每为人言富强之术：富强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努尔哈赤在东北大败明军，京师震恐，徐光启满怀爱国热忱，痛切陈词，表示自己“志图报国”的决心，并提出“正兵”的措施，亲自担任兼河南道监察御史， 直接管理练兵事务。在军费拮据、“兵欲哗为乱”的情况下，他倾其所有“捐俸金四百余两”，表现了他炽热的爱国之心。

作为一位著名的清官，徐光启给后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徐光启晚年曾官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又兼礼部尚书，相当于间相之职。尽管他职高位显，生活依然极其简朴，逝世后，“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官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获视含殓，视笥中惟敝衣几袭， 银一两而已”。这就是说，一两银子、几件旧衣服、著述手稿，就是徐光启留给他家人的全部遗产，就是一位宰相官为宦多年的全部家当。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

（许友根）

五、礼贤任能 慧眼识人

举目世界，凡国家、民族的兴盛，无不与人才的使用和发展息息相关。无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时下的国家元首，谁能够慧眼识人，礼贤任能，谁就掌握了主动，有了治国的保证。我国历史上的齐桓公、汉武帝、曹操、李世民，之所以大有作为，他们慧眼识人、礼贤任能，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姬 旦

姬旦，亦称叔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故称周公、周公旦。是西周初期著名政治家，周文王第四子。文王虽临终托政于次子姬发（周武王）。但文王对姬旦极为赏识，是左右手之一。

姬旦极力辅佐其兄周武王伐商，多次建立奇功。周武王死后，其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因成王年幼，一切当朝政事皆由姬旦定夺，实为摄政王， 主持朝政。周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反对，发动叛乱，被姬旦讨平。嗣后，他加强了对顽民的监督，全面实行封邦建国方针，封区范围先后建置 71 国，并普遍实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后期，他的主要精力是致力于制礼作乐，建立种种典章制度。在整个从政生涯中，他注重选贤任能，大大巩固了奴隶主的阶级统治。

（一）广招人才。姬旦所处的是西周初期进入强盛的时代。在用人方面， 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基本上仍是沿袭了商朝世袭制度的用人方式，广泛推行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从天子到各诸侯、卿、士的权位都采用的由嫡长子继承的办法。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光靠这种世袭世卿是不够的。于是姬旦注意在可能的范围内招用天下人才。《孔子集语》中孔子曰：“犹从周公为天下贵，则以周姓为多，异性为寡也。”

《史记》中《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中说“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周姓五十五。”周时，“庶邦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周书·武成》），“式商受命，奄甸万姓（《周书·立政》）这里“多”、“百之五十五”以外，“百工”、“万姓”就不全是世袭，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招用天下之才。

（二）礼贤下士。由于商纣王排斥人才，自我孤立，而失天下，姬旦与其兄姬昌大力招募人才，收买人心。特别是传说中的姬昌得到姜子牙（吕公望），委以重任，言听计从，从而大大加强了西周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成为历史上流传千古的人才佳话。姜子牙与姬旦一起，先是辅佐文王，后又快助武王，建立了西周大业。据《史记·鲁世家》载周公礼贤下士，甚至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迎接招呼客人。

（三）明德慎罚。人才，当然要有才，但在用人方面，须更注重于德。这一点古人早就明了，并从尧舜开始就一直沿袭下来。统治阶级为巩固自身的阶级地位，十分重视人才“德”的考核，并把“德”作为人才选择的首要条件。姬旦在用人时反复强调“明德慎罚”，以德为先、为重。而“慎罚”， 这是很可贵的。就是对待被称之为“顽人”的敌人殷人，他也实行所谓的“义刑义杀”，很得人心。

（四）官学教育。我国自奴隶社会建立以后，就开始出现了教育贵族子弟，以培养后备官吏的制度。这种教育的对象虽仅为贵族子弟，但就其教育本身来说，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这种制度发展到西周，在姬旦还政周成王以后，便主持以制礼作乐为内容之一的官学教育。他把西周官学分为大学、小学，设在周天子天畿内的大学称为“辟雍”，设在各诸侯国的大学称为“泮宫”，比这两类学校档次低的统称为小学。教育的内容，除了礼、乐以外， 还身射、御、书、数，合称“六艺”，其中特别注意“忠”、“孝”，提倡“尊尊”、“亲亲”，对巩固西周天子的统治地位起了重大作用。

选贤用能 改革图强

——姜小白

春秋时期，威振四方的齐国国君齐桓公，豁达大度，任用曾与其敌对的管仲为相改革国政。他盛精图治、九合诸侯，使齐国一跃成为称雄中原的强国。

齐桓公，姓姜，名小白，前 685 到前 643 年在位为齐国的国君，他的即位历史上有一段生动的记载。

齐在襄公时已相当强盛，灭纪伐卫（今河南濮阳县境内），又征服了鲁国，几为中原霸主。但好景不长，襄公贪色，滥杀大臣，内乱此起彼伏，弟弟们恐怕将来招祸，就逃出齐国。二弟公子纠，逃到鲁国，由管仲、召忽任他的老师；三弟公子小白，避祸奔莒，鲍叔牙任他的老师。前 686 年冬，齐国发生内乱，襄公被杀，齐国无首。襄公既死，由谁来继承君位呢？齐人准备接回年长于公子小白的公子纠立为国君，但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策划与高

、国氏二臣的帮助下抢先回到了齐国。途中，公子小白还挨了公子纠的师傅管仲一箭，箭正好射中小白的腰带钩，小白自知寡不敌众，为了麻痹对方， 他顺势倒下，惨叫装死。管仲被此迷惑，没有追击。小白得以幸免，取得君位。

公子小白继位后，立即派兵抵挡鲁国护送公子纠的部队，结果鲁军大队， 齐军乘胜追击至鲁，要求杀死公子纠、交出管仲。鲁国慑于威力，只好把公子纠杀死，并交出管仲。桓公本想杀了管仲，以报一箭之仇，后听信了大夫鲍叔牙的劝谏，欣然接受管仲，并以隆重的礼节任管仲为大夫，命其主持政

务。表现出了齐桓公不记前愆的坦荡胸怀和爱才任贤的用人之道。

管仲接任后，不负桓公之愿望，竭力辅佐桓公，以报不杀之恩。桓公也如虎添翼，依靠管仲、鲍叔牙、隰朋、高等人修治齐国，整顿内政，全面地实行了改革。在政治方面，规定士农工商“勿使杂处”，确立“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使民不相混杂，相互之间不会受到影响。在经济方面，除继续维持“井田畴均”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外，对鄙野出现的大量私田，实行“相地而辞征”的税收政策，即按士质肥瘠征税。还规定由官吏统一管理山林河泽，并鼓励开矿铸钱，煮海为盐，奖励盐铁，鼓励贸易。在军事方面，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军政合一制度，即在国内采用轨（5 家为轨、设轨长）、里（10 轨为里，设有司）、连（4 里为连， 设连长）、乡（10 连为乡，设乡良人）的军事编制，层层节制。春天打猎时， 整顿军队；秋天打猎时练兵习武。这样，不仅密切了兵士之间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团结对敌，而且提高了军事素质，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齐国通过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很快收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效果。这为齐桓公争夺霸主地位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也表明了他爱惜才能、唯才是用的道理所在。

前 684 年，即管仲到齐的第二年，齐桓公认为国力日强，平定诸侯纷争， 称雄中原的时机已到，在管仲等大臣的协助下，出兵伐鲁，战于长勺（在山东省境内），被鲁国击败。齐伐鲁虽然受挫，但齐桓公扩张称霸的决心没有变。故于前 681 年春在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北）召集宋、陈、蔡、邾等国共同决定宋国君位，实质上是让与会诸侯推举桓公为首领，承认其霸主地位。会前通知了 8 个国家，但到会的却只有 4 个。桓公恼羞成怒，决定对鲁、卫、曹、郑等未参加会盟的诸侯采取行动，迫使其就范。桓公根据管仲的意见， 首先对鲁用兵，鲁军大败。鲁庄公向齐国告饶，与齐在柯地（今山东阳谷东北）会盟。会盟那天，齐桓公耀武扬威，端坐台上，而鲁庄公则唯唯诺诺站立台下。正要歃血为盟，突然鲁国大夫曹沫（即曹刿）一手持匕首，一手扯住齐桓公，声色俱厉地说：“齐鲁要订立盟约可以，但要把你们侵占我们汶阳的田地交还。”齐桓公没有准备，吓得目瞪口呆，傲气大煞。在管仲示意下只好答应，曹沫这才放手作罢。

“曹沫劫桓”，使桓公在诸侯国面前丢了脸，但桓公能够不违背诺言交还鲁地，却赢得了诸侯国的信任。在这之后，齐国的力量日益强大，在诸侯国中的作用更加举足轻重。它先后制服了宋、卫、郑等国。前 679 年，齐、宋、陈、郑再次会盟于鄄，齐国称霸的局面开始形成。

齐桓公降服别国召集会盟，是利用周天子给齐国的特权，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在“尊王攘夷”的名义下行令诸侯的。他依仗国体强大，联合燕国打败山戎；又联合宋、曹等国制止了北狄的扰害。“存邢救卫”又为邢、卫两国筑了新的城邑，使“邢迁如旧，卫国忘亡”，从而保证了这一地区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使邢、卫更加依附于齐。

前 656 年，称霸后的齐国，组成齐、鲁、宋、郑、陈、卫、许、曹等联军，侵蔡伐楚。蔡军败北，楚军胆颤心惊，不敢应战。楚成王两次派使者与以齐军为首的诸侯军讲和，桓公只得与楚国在召陵订立盟约：楚国承认了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这使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进一步确立和巩固。

前 651 年，齐又召集鲁、宋、卫、郑、许、鲁等国在葵丘会盟，周天子也派人参加了这次会盟。周襄王为了感谢齐桓公对他的支持，特地派宰孔给桓公送去祭肉，桓公也借此演出了一场“尊王”闹剧。当宰孔手拜祭肉赐与桓公时桓公要下阶行拜礼，宰孔忙止住说：“天子说，伯舅年纪大了，加赐爵位一级，不要下拜。”但桓公听了管仲的进言却对宰孔说：“老天在上， 威严不可违，我小白哪敢贪享王赐，而不尽为臣之职呢？”于是，急忙下阶， 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享。诸侯见此，心里都暗自佩服齐桓公尊王有礼，其表演令人激动，赢得了人心。这年秋天，齐桓公与各诸侯再次在葵丘结盟。盟辞说：“凡参加同盟各国，既盟之后要言归于好，不要相互攻击。”强调了周襄王的禁令：各国间不要堵塞河流，不要囤积粮食，不要废嫡立庶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国事。这是齐桓公最后一次会合诸侯，也是他霸业到达顶峰的时期，历史上称之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前 642 年冬，齐桓公病死，内部争权随起，国家大乱，齐国的霸主地位也宣告结束。

齐桓公知人善任、治国有方；九合诸侯、称雄中原。但他毕竟是一位君主专制时代的君主，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他对外扩张、欺凌弱小，对其它诸侯国肆意讨伐，给别国人民造成灾难，这是他无法解脱的罪责。今天，我们仍可借鉴他改革之良策，招贤用能之道。

招贤纳士 功标青史

——刘 彻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明君贤相不知凡几，有光辉业绩者更不乏其人。但像汉武帝那样招贤纳士，广开言路，唯才是用的一代君王还实属少有。人们常常把秦皇汉武相提并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国家，由秦始皇建立，而由汉武帝巩固下来。

汉武帝名刘彻，是景帝刘启之次子，生于前 156 年，卒于前 87 年。由于皇族内争，景帝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3 岁时被封为胶东王的刘彻，6 岁时一跃而成为太子。前 141 年，16 岁的太子刘彻，已成长为英雄少年，政治上趋于成熟。景帝破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冠礼。不幸的是冠礼后不久，48 岁的景帝“驾崩”未央宫。从此，16 岁的皇帝刘沏，便担当起了治理天下的重任。开始，由祖母窦太后调理朝政。5 年后太后死去，21 岁的汉武帝亲主朝事。在位 54 年（至前 87 年），占西汉王朝 1／4 时间。

汉武帝时代，是中央集权日臻巩固时期。“文景之治”使社会繁荣昌盛， 人民富足，仓廪充实。在此情况下，如何把国家推向鼎盛，使国威远扬，这是汉武帝施展雄才的机会。为此，他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政治上，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限制相权，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经济上，打击豪强大族、富商大贾，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在思想文化上，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学说成为当时统治者的精神支柱。汉武帝在“文治”的基础上还开创了他的“武功”大业，开始了对匈奴的用兵和领土扩张，从而使西汉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

汉武帝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他在改革中重视了人才的发现、举荐和使用。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之目的，汉武帝对汉初的选官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注意选拔人才，充实官僚机构。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在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汉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任子”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官吏举自己子弟为官；“赀选”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商人向政府交纳一定资财，即可为官。这种做法难于选拔到真正的人才。汉武帝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的选择官吏的制度。第一实行察举制度。他下诏令丞相、御史、郡守、诸侯王等举荐贤良方正，各郡国每年举孝、廉各一人，经过皇帝亲自考核，委以官职。思想家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就是通过这种招试贤良的方法做了汉武帝的大臣的。为了保证这一制度的执行，汉武帝严令各郡国按要求举荐孝廉，规定二千石“不举孝，不奉诏， 当以不敬论；不举廉，不胜任也，当免”。第二实行“征召”制度。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召见，确有才能，即授予官职。与此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规定如有人能直接向皇上上书，提出有益于国家社稷意见的，受皇上嘉许，也可以任官。如田千秋上书称旨，即由郎官升为大鸿胪，数月而成为丞相。此外，东方朔、汲黯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踏入仕途的。第三是博士弟子制度。前 124 年，汉武帝采用董仲舒、公孙

弘的建议，在长安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并为博士馆招收弟子 50 名；各郡国也选拔一些有作为的青年到京城与博士弟子一起学习。这些弟子每年考试一次，凡能精通一经的，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优秀者可升为郎官。这种选官的办法，能及时发现人才，使人才有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使一般学士或中小地主中的优秀学士有机会进入各极政权机构。

汉武帝求贤若渴，选官不拘一格，不计较个人的出身和地位，而看重人的价值。如主父偃，原来家庭贫穷，借贷无门，处处受人冷遇。但他直接上

书“推思令”时，早上递上奏章，晚上就受到召见。主父偃建议的 9 件事，

除停止向匈奴作战遭到拒绝外，其余 8 件都被汉武帝立即颁布执行，一年之内，主父偃升官四次；司马相如，以同寡妇卓文君私奔闻名，但也是家贫无业，曾同卓文君卖酒为生。但由于他学问渊博，擅长词赋，就受到汉武帝的宠用，曾委以出使西南夷的重任。名震匈奴的大将军卫青，原来是私生子， 小时候当过平阳侯曹寿的马童，出身家奴。但由于他勇敢、刚猛，受到汉武帝重用，官至大将军，封长平侯。另外，还有官至丞相长史的朱买臣，家贫好学，以卖薪自给，其妻弃之另嫁，后来平叛立功，屡屡晋升。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正因为汉武帝重视人才，重用人才，所以在中国古代皇帝之中， 像汉武帝统治下的人才众多、成就卓著者是极为罕见的。史家谓“汉之得人， 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行为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 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司马）相如； 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宏；协律则李延平；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金日，其余不可胜纪。”（班固《汉书》）

汉武帝不愧为一代具有“雄才大略”的杰出封建君主，他的辉煌业绩被后人称颂。但汉武帝毕竟是封建帝王，当然也有他暴虐的一面。他专横贪残， 枉杀无辜。为了防止他死后太后专权，竟在临终前杀死了太子刘费陵的母亲钓戈夫人。他在重用人才的同时，也摧残着与他意见不合者，把史学家司马迁处以宫刑。被他重用的人，一旦感到不利于他的统治，轻则贬官，重则杀头。像主父偃、朱买臣等，虽曾为汉武帝立下汗马功劳，但后来又被杀并灭族。他穷兵黩武，连年征战，使国库耗尽，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有些地方还爆发了一定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汉武帝曾难能可贵地下了“罪己诏”，表示要“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但是已经难以扭转整个社会由盛而衰的发展趋势。”

唯才是举 量才使用

——曹 操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他是东汉末年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文学家。曹操祖上本姓夏侯，因其父夏侯嵩做了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才改姓曹氏。曹操生于汉桓帝元年（公元 155 年），卒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终

年 66 岁。他的祖父曹腾是个地位显赫的宦官，曾被封为费亭侯；父亲曹嵩官

至太尉。曹操 20 岁出来做官，历任洛阳北部尉、顿丘令、议郎、济南国相， 东郡太守等职。

曹操生活的东汉末年，国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异常尖

锐，统治阶级内部也暴乱不已。自董卓叛乱以后，各地军阀割据称雄，各霸一方，造成了大分裂的局面。这些军阀不断进行混战，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人民群众身受战乱之苦，盼望出现一个安定统一的局面。

“忧世不治”的曹操决心“起义兵”、“除暴乱”，以“济世匡危”， 把统一中国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武装；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196 年，曹操采用谋士毛的建议，把处于穷途末路的汉献帝迎到许昌，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从此，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居于优势地位，为后来用武力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他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还实行了许多经济和政治措施。例如推行屯田制度。200 年，官渡之战中曹操击溃了北方实力最强的军阀袁绍， 创造了我国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之后，曹操又经数年征战，终于统一了北方。他由一个出身低微的下级军官到逐步扮演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这除了客观环境和个人素质外，与他唯才是举，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曹操曾说，作为一国之君，如果失去了人才就会失败。为获得人才，他曾三下求贤令。建安十五年春（公元 210 年），曹操下令说：“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哪个不是得到有才能的人和他们共同治理天下的呢？而君主得到有才能的，往往不出里巷，这难道是侥幸碰上的吗？是当政的人不去求访罢了！现在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这正是访求人才最迫切的时候，‘孟公绰做赵、魏两家的家臣是才力有余的，却不能胜任膝、薛那样小国的大夫’ 倘若一定要廉洁之士才能任用，那么齐桓公怎能称霸当世！”现在天下难道没有穿着粗布衣服而有真才实学像吕尚那样在渭水旁边垂钓的人吗？又有没有像陈平那样蒙受‘盗嫂受金’的恶名还未遇到魏无知的呢？你们要帮助我发现、引用那些地位低下的被长期埋没的人才，只要有才能，就推举出来， 让我能够任用他们。”（《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在用人上敢于打破陈规陋习，不论门第高低，强调只要有真才实学，应该“不拘微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而要一律推上来量才使用。由于这一主张，使曹操得到不少出众的人才。

206 年，曹操上书汉献帝，称扬乐进、于禁、张辽三人，乐进、于禁都出身低微，原是下级军吏；张辽原为吕布部下，是一名降将。但都因为立了战功，曹操便都能大胆信任、提拔。汉末三公定位，政归台阁，秘书（中书） 监、令，掌管机密，非名门大族不能担任。刘放、孙资都不是名门大族，曹操用为监、令，极为信任。满宠出身郡督邮，张既、仓慈出身郡吏，后来都做了大官。出身布衣的荀在袁绍手下时一直不得志，无所作为，投靠曹操后，深得重用，曹操视他为刘邦手下的张良、陈平，曹操出征时，后方政务就交给他处理。

曹操在用人上还有一大特点就是用人不计个人恩怨，不计前仇，做到用人不疑，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度量和胸怀。当初，魏种曾在曹操的荐举下做

了孝廉。兖州叛乱时，曹操说：“只有魏种不会背弃我。”但当听说魏种也逃跑了时，曹操怒气冲冲地说：“魏种，你如果不是南逃到越，北逃到胡，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等到活捉了魏种后，曹操又为他亲自解开了捆绑，并且重新任用了他。当时有人问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曹操回答说：“只因为他是个人才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陈琳原是袁绍属下的一个文人，曾为袁绍起草过檄文诬骂曹操，揭他是宦官养子所生之短。曹操收降陈琳后却不计前嫌，任他为自己的秘书。张绣为私恨杀了曹操的儿子，但张绣降曹后，反得曹操重用做了将军。

曹操不仅对自己的下属坚持唯才是举、量才使用的原则，就连自己的家人也不例外。如妻妾位次，继承人的选定等。

曹操豁达大度的用人方针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出身低下的志士仁人，其他军阀手下的文臣武将也纷纷前来投奔曹操。与刘备结为兄弟的关羽由于感恩于曹操，当曹操在赤壁遇险时违背上命，从华容道私放曹操。袁绍谋士许攸， 在袁属下时不得重用。投曹操时，曹操听说许攸来降，来不及整装，急忙着鞋子迎出营门。无怪曹操手下人才济济，他雄居中原，大大得力于这些人才。

曹操之所以成为思维敏锐、高瞻远瞩的封建政治家和具有雄才大略、运筹帷幄的军事家，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尤其是喜爱钻研兵书有直接的关系。他善于吸取前人的教训，注重总结自己的经验，出生入死， 身经百战，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

曹操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转战南北，“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他的诗歌，思想清新，气势雄浑，敢于突破传统形式的拘束。《观沧海》、《蒿里行》等，可说是其中的代表作。曹操的文章也很好，文风质朴，言之有物，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较好，被鲁迅誉为“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都是“建安文学”的巨子；父子三人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求贤纳谏 兴利除弊

——李世民

李世民即唐太宗，唐朝皇帝。生于 599 年，卒于 649 年，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他从小就读兵书、练习弓马，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文武本领超群。626 至 649 年在位，年号贞观。他能以前朝的盛衰兴亡为鉴，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进行了果断而有效的整顿和改革，从而使大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

隋末，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如火如荼，许多豪门贵族趁乱而起，各霸一方。一些人怂勇当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反隋。年仅 18 岁的李世民更是跃跃欲试，积极劝说和策动其父起兵，并亲自率兵打仗。大业十三年（617 年）五月，李渊父子举起反隋大旗，同年十一月占领了隋的首都长安。随后，唐高祖李渊在长安建国称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任尚书令。唐朝政权建立后，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立即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在从太原起兵到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出谋划策、战功卓著，同时也网罗了大批的谋士猛将，他羽翼丰满，威望日隆，危及李建成（李世民的哥哥）的太子地位，父皇李渊也对他产生疑惧之心。李建成畏惧李世民的才能和势力，他拉拢齐王李元吉

（李世民的弟弟），企图谋害李世民。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在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心腹将佐和玄武门守军的支持下发动政变，袭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当天李渊在武力挟持下交出政权，下诏“军国事皆受秦王处分”。3 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两个月后李渊正式退位当太上皇，李世民即皇帝位。这就是“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即位后，以“亡隋为戒”，力求除去隋朝的弊政，推行一条革新的路线，采取了一符合历史发展的有进步意义的措施。积极发现并合理使用人才。

（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唐太宗曾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要得什么样的人呢？ 唐太宗说：“朕任官必以才。不者，虽亲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虽仇如魏征，不弃也。”（《新唐书·传第三十》）襄邑王神符是他的亲叔父， 曾有不少功劳，但不会管制下属，而且腿有毛病，行动不方便，太宗便没有重用他；而魏征曾是太子李建成的主要谋士，极力劝说太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魏征为李世民所获。唐太宗问他为何替太子出谋划策，离间我兄弟之情？魏征却说，人各为其主，可惜太子不听劝告，否则，成败也尚未可知。唐太宗不计前愆，封他为谏议大夫。魏征不负圣望，常犯颜直谏，前后陈谏 200 余次。他病逝后，唐太宗大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作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二）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唐太宗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他把不称职的官员比作画在地上的烧饼，中看不止饥。为了得到自己中用的人， 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他采取三条；一是压抑士族。唐太宗规定：不管各家族历史上如何，都要凭现在的功劳重新评定爵位。这就大大压抑了历代以来大族世家显赫的地位和势力，把原来出身中小地主阶层并为唐朝建功立业作了贡献的人提到高位上来，他十分注意限制皇族的势力。他规定对皇室成员也要实行论功行赏的原则，不能光凭宗族关系，无功受禄，不能过寄生生活。他们要想保持原来的地位和生活，就必为国尽忠，有所作为。二是用人一视同仁。唐太宗压抑士族，目的在于广开才路，让中小地主、庶民和士族有公平的升迁机会。太宗用相 28 人，其中魏征、马周、戴胄出身低微，张亮出身

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当然，士族中有才者，同样也能得到重用。唐太宗提拔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为相，长孙无忌避嫌不就。唐太宗坚决地说：“吾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今日所举，非私亲也。”（《资治通鉴》卷 194）长孙无忌为相后，为“贞观之治” 作出了巨大贡献。三是精兵简政。唐太宗注意“求官不在员多”。贞观之初， 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主持裁减官员，朝中各部门的文武官员仅为 643 人，以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职能作用。对地方官员，他同样精心选拔，认真考察，认为这是“安危所系，尤须得人。”

（三）兼听则明，从谏如流。唐太宗在历史上被称作明君，不仅注重任能，而且十分注意纳谏，孜孜求治。他经常告诫臣子，百姓是水，君王是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比较注重严于自责，倾听群臣的意见，充分发挥众人的聪明才智，可谓“同心同德。”

唐太宗认为，皇帝只有严于自责，造成敢于批评皇上的气氛，辅佐的大臣才能真正起到谋划、监督、补充的作用。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拥有四海之士，亿万之众，难免会出一点差错，他要求大臣们能指出他的过错。在朝中， 相国魏征最使他难堪。有一次太宗想纳妃，而他看中的那个姑娘已许婆家。魏征批评皇上只为自己打算，不为黎民百姓着想，语言犀利，太宗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还有一次，魏征当着群臣的面顶撞太宗，恨得太宗直嚷要“杀掉这个乡巴佬”，但事后仍旧信任他。唐太宗从魏征所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得到很大启示，诚心诚意地向群臣征求意见。贞观年间，朝廷中政治空气比较轻松愉快，民情能上达。贞观八年，皇甫德参提了三条意见：修洛阳宫，劳民伤财；多收地租，加重盘剥；民用发髻，受宫廷影响很深。他言辞尖锐。唐太宗十分生气，定要治皇甫的诽谤之罪。魏征劝谏，自古以来上谏的言辞激烈，才会引起君主注意，况且皇甫也说得有理。唐太宗仔细一想，觉得不错，不但没有怪罪皇甫和魏征，还采纳了意见。唐太宗对大臣说： 你们不光是直言相谏，今天你们都要上书言朕之过失。常何是个武将，没有文才，只好让马周代笔。太宗看到常何呈交上来的 20 条意见时，拍案叫绝。当他得知是马周所写时，即刻召他上殿，深谈国事，相见恨晚。马周说天下百姓为本，百姓能否安居的关键是州县官吏。但朝廷忽视了这点，各地刺史均为武官，不能很好地体察民情。太宗见他认识深刻，颇有建树，任命他做监察刺史，后拜为中书令。正是由于唐太宗虚心求谏，勇于纳谏，加上新修唐律和一系列行政制度的保证，充分调动、发挥了各级官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一段时间里，官吏保持了比较廉洁的作风，国家机器发挥了比较高的效率。

（四）完善科举制度，考试取人。科举制度，作为新型的选官制度，诞生于隋朝，唐太宗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科举，是唐太宗选拔录用官吏的重要途径。这种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公开报考，择优录用，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扩大了封建统

治者的选官范围，能大量吸收地主各阶层及少量平民参政，对提高封建统治机器的效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唐太宗亲自过问下，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制科是皇帝选拔“非常之才”的不定期考试。

（五）建立健全吏治制度。官吏制度，可以说是封建政治制度的核心， 其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兴衰。所以，唐太宗对此十分重视，规定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设施和政令。

首先从组织来看，唐太宗时期，官吏的选拔录用，由尚书省下的吏部负责，吏部尚书 1 人，侍郎 2 人，掌管天下官吏选拔、考课之政令。吏部成为官吏考课的专门机构。贞观三年，唐太宗下令“房玄龄、王掌内外官考”， “凡百师之长，岁核其功过，差以九等”。（《资治通鉴·唐纪九》）。不仅如此，朝廷门下省和中书省也负有考课之责，与吏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其次，建立了对官吏的考察制度。唐太宗对官吏实行功赏罪罚，其考核十分严格。他甚至把都督和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功、过都及时记在名下，不凭印象，而凭实绩进行赏罚。唐太宗虽然对官吏的惩罚都比较宽大，但有过也不包庇。他到薄州巡视，刺史赵元楷为讨好皇帝，和老百姓穿上华丽衣服迎驾，不仅大肆浪费，还暗地准备牛羊赠送皇亲国戚，唐太宗闻之大怒，大骂赵元楷败坏唐门，是“亡隋弊俗。”

再次，实行了官吏退休制度。汉武帝时就有过官吏年老退休的先例。唐太宗为保持官吏效能，把它变成了制度。他明确规定：“年七十以应致仕”

（《旧唐书·职官志》），只有精力充沛者，才可留任。对致仕即退休的老臣给予优待，可以进爵一级，并给予一定荣誉职务。这种官吏退休制度，不仅能使官吏新旧交替，也能使政府机构干练，唐初朝廷有官吏 2000 多人，唐

太宗时精减为 600 多人。

另外，唐太宗一统天下，对少数民族官吏也能一视同仁。在中国历史上开辟了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先河。唐太宗说：“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唯我一视同仁，所以各种族部落都依我如父母。”他在讨平前来侵略的突厥后，就启用他们的贵族治理他们的民族。他还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对于少数民族将领如阿史那杜尔、执失思力等，授予很高的军职， 放心任用。

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不能不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但他的确是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代明君，其成功的重要一环是善于用人。

（徐子仁 武玉珍 刘清军）

六、励精图治 勤政有为

古代帝王作为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不能不受到其阶级地位的局限，政治上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生活上奢侈糜烂。但也有一些贤明的君主，能够做到以国事为重、勤政有为、励精图治、体恤民情、重视科学文化，发展经济，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大禹、勾践、赵雍、杨坚、玄烨等人，就是人们称颂的一些贤明有为的君主。

栉风沐雨 勤政有为

——大 禹

大禹是我国古代伟人中很受人们崇敬的一位部落联盟领袖。她姓，夏后氏，名文命。治水有功，后人尊称为大禹。

大禹治水功绩，对后世影响深远。《诗经·大雅》把祖国美好山川称颂为“维禹甸之”、“维禹之绩”，《左传》有“禹迹”的提法。现今，在我国到处都有关于大禹的遗迹传闻。河南开封市郊有禹王台，洛阳有大禹开凿龙门的传说，山西河津县城有禹门口，湖北武汉龟山东端有禹功矶，禹县城内有禹王锁蛟井，远在四川的南江县有禹王宫等。这些通市华夏的大禹遗迹， 记刻着大禹的丰功与人们的思念，人们敬佩大禹忘我的治水精神，赞叹他同百姓一起与洪水搏争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尚书》、《孟子》及其他先秦古籍中多有记述，《史记·夏本记》亦有记述。元代人尤朝夫在诗中形象地描绘了大禹为了治水“沐雨栉风无暇日”，说他在风雨中奔波没有暇时，鲁迅先生的小说《理水》也热情歌颂了大禹的功绩。

大禹的父亲鲧也是著名的部落首领，富有平治水土经验，记载我国劳动人民与洪水搏斗的古老历史，是从鲧开始的。

距今约 4000 多年前，我国是尧、舜相继掌权的传说时代，也是我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父系氏族会社时期。那时生产力低下，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一些大河常发生大水灾，洪水横流、滔滔不绝、田地被淹、颗粒无收、房舍倒塌、人畜伤亡，流亡的难民到处躲藏。为除水患，部落联盟首领尧召开联盟会议，与各首领共商治水大计。大家共推鲧负责治水。鲧采用的是传统的水来土挡的方法，即堵的方法。但不断加高土层并不能阻挡洪水的泛滥。结果弄得堤毁墙塌，损失更严重，鲧治水 9 年，劳民伤财，一事无成。舜做部落联盟首领后，就命令鲧的儿子禹去治水。于是，禹联合大河北岸太行山东麓号称为“太岳”的共工氏及其他众多的部落首领，有商族始祖契、周族始祖弃，东夷首领伯益，在伊洛河济一带，逐步展开了治水的工作。

大禹先寻找以前治水失败的教训，带领契、弃等人和徒众助手一起跋山

涉水，把水流的源头，上下游大略考察一遍。在重要地点作上记号，便于治水时作参考。考察完毕，大禹认真研究水情，纠正了过去以塞为主的错误做法，改为以疏导为主。所谓“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锺水丰物”（《国语·周语下》）。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利于水陆动植物的生长繁殖，保障众生的生产和生活不受洪水侵害。大禹带领徒众百姓带着简单的石铲、石斧、石刀、大耒等简陋工具治水。露宿野餐、粗衣淡饭、风来雨去、公而忘私，三过家门百不人。有次他从家旁路过，妻子正要生孩子，大家劝他进去看一看、照顾一下，他怕影响治水没有进去，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在治理洪水、开山挖河的事业上。

一次，他们来到河南洛阳南郊，有座高山属秦岭余脉，一直延续到中岳嵩山，峰峦叠障，犹如一座东西走向的天然屏障。高山中段有一天然缺口， 涓涓细流由缝隙轻轻流过，但特大洪水爆发，河水被阻，在缺口形成旋涡， 奔腾的河水危害附近百姓的安全。大禹决定集中人力，在群山中开道，艰苦劳作，损坏了一件件工具，人员伤亡较大，可大禹仍不动摇。古籍称赞他这种精神：“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 、胫无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在他的带动下，大山终于豁然洞开， 洪水一泻千里，江河从此畅通。

大禹用疏导方法治水获得成功，把大河主流加深加宽，把支流疏通，连接主支流，把大小湖泽与大小支流连接起来，洪水就畅通无阻流向主流，归入大海。大禹指挥人们花了 10 年左右功夫，凿了一座座大山，开辟了一条条河渠，解决了水患，“养物丰民人”（《国语·周语下》）。治水成功后， 大禹来到茅山（浙江绍兴城郊）召集诸侯论功行赏，还组织人们利用水土去发展农业生产，在低湿地方种植水稻，在河湖中养鱼、鹅、鸭，广种蒲草， 变水害为水利，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景象。

禹治水有功，被推为舜的助手，过了 17 年，禹继舜位。后来禹不断加强王权，“徐山之会”（涂山，安徽怀远县境）成为夏王朝建立的重要制度。禹死后葬于茅山，因他曾在此犒赏诸侯，后把茅山改为会稽山。

大禹治水有功，惠泽万民，永远受到华夏子孙的怀念、敬仰；他的刻苦耐劳、公而忘私的精神，永为炎黄后裔所赞颂、讴歌。

卧薪尝胆 发愤图强

——勾 践

越王勾践是有名的国君，姒姓，生年不详，卒于前 465 年。前 496～前465 年在位。都会稽（浙江绍兴东南），公元前 6 世纪中叶，越还是楚的属

国，楚为了制服吴国，助越攻吴。前 496 年，越王允常死，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派兵乘丧伐越，吴越两军会战于 李（浙江嘉兴）。勾践看到吴军阵

容严整、不易突破，据说他派三队罪犯，每人脖子上架一把锋利宝剑，边喊边冲到阵前，集体自刎倒在阵地。吴国士卒面对这种惊险场面，不知所措， 越军乘机发起冲锋，吴军大败。阖闾被射伤，回师途中伤重身亡。子夫差立志报仇，夜以继日操练士

公元前 494 年，吴越战于夫椒（今太湖洞庭山），吴一举打败越军，乘

胜攻进越境，勾践只剩 5000 甲士退守都城会稽，眼看无力较量。为了免于亡国，一筹莫展的勾践只好接受范蠡“卑辞厚礼”向吴请和的建议。于是派大夫文种到吴请罪，恭恭敬敬地对吴王说，勾践愿为吴王臣仆，越宝器珍玩献于吴王。吴王准备答应，遭大臣伍子胥的反对，对吴王说：“不能答应！必须彻底灭掉越国才行。”正当吴国君臣争议未决之际，文种回国后又向勾践提出新的计谋，说吴太宰伯 贪财好色，可以利用他达到目的。伯 受了 美女宝器后果然劝说夫差，接受越降，同时引文种朝见吴王。文种一面说好话，一面委婉地威胁说，若越国万一不得宽宥，勾践将杀妻灭子，销毁玉器， 剩下的 5 千兵甲殊死抵抗，来一个鱼死网破，对吴国没有好处。骄横自满的夫差被软硬兼施，不顾伍子胥反对，最终答应了议和。

按照双方快议，勾践夫妇在范蠡等大臣陪同下到吴作人质。在吴为臣 3 年，替吴宫执鞭驾马，一片耿耿忠心；秽衣恶食，极尽屈辱，处处安分守己， 消除了吴王的戒心。仗着伯 的帮助，终于得到赦免，君臣回国。

重返故土后，勾践为了激励自己，躬自耕作，夫人织衣，食不加肉，衣不纹饰，赈穷济贫，与百姓同劳苦。勾践还在室内挂一个苦涩猪胆，坐卧草薪上都注视着它，进出门时要尝上一口，以示不忘过去，发愤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卧薪尝胆”。

勾践节省财用开支，开展富国强兵运动。发展生产、繁息人户、发展冶铸手工业，做到“内实府库”。号召男女要及时婚嫁，以增人丁，对鳏寡孤独进行各种照顾，收揽人心，达到民富国强，社会安定。整饬内政，招贤纳士，重用文种、范蠡，广招四方贤士并因才使用。加强军事训练、广征官员， 制造强弓利剑，训练“习流”水军，教育士卒勇于听命、乐于建功。又重建城廓，加强国防。

勾践还开展卓有成效的外交战。内部养精蓄锐、不露声色。经常赠送吴国玉帛珍玩，以结欢心；选美女西施、郑旦。长夫差骄奢淫逸，假借饥荒、向吴贷口粮，以充粮库，又把偿还的粮食煮熟，让吴用作种籽，当年颗粒无收，以消耗吴民力财力。同时离间夫差、伯 与伍子胥的关系，针对吴国与楚、齐、晋的争锋，定下“结齐、亲楚、防晋”方针，实现“三国伐吴，越承其弊”的战略。这就是越国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由弱变强、兵精粮足、物资丰盈、实力大增，上下一致，盼望早日摆脱吴国统治，而吴国正走下坡路。

吴王夫差在越臣服后，便认为越已失去反攻能力，无后顾之忧，便一意北上。为称霸中原，他组织民力，修建了从长江至黄河的一段运河，然后挥

师北上，公元前 484 年大败齐国，越国君臣入吴朝贺，举朝上下皆大欢喜。夫差迷恋酒色、贪图享受，独伍子胥心情沉重，认为这是越国存心豢养吴国而已。勾践不除，必为国患。但没完没了的谏诤，吴王夫差越来越听不进， 加上伯 谗言，夫差早已不满伍子胥，并认为他寄子敌齐怀有二心，就赐剑伍子胥，让他自刎。死前他对夫差说：“把我的一双眼睛挂在姑苏城东门， 让我亲眼看看越国大军怎样进门！”夫差恨及枯骨，把伍子胥尸首包在皮革中，抛于江中，葬于鱼腹。

公元前 482 年，吴农业欠收，为转移国民视线，又挥师北上，大会诸侯于黄池（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做霸主。吴军北上的消息传到越国，勾践依照范蠡计谋，等到吴军达到黄池之后，发兵 5 万，分成 3 路，向吴国进军，

吴兵大败，太子友等 3 将被俘。越军烧了姑苏城，夺取吴的船只。消息传到黄池，夫差封锁消息，做了盟主。回国之后，向越纳贡请和，当时越自度还不能一举灭吴，就答应议和，继续加紧灭吴的准备工作。

公元前 478 年，越国了解到吴国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军卒疲惫。于是勾践与群臣民众共谋灭吴大计，号召国人“安土守职”，告诫军士安心服役。同年向吴国进军，三败吴兵，直捣姑苏城下。公元前 475 年，越军再次进攻姑苏，由于城池经过多年经营，固若金汤，一时没攻下，勾践采取长期围困战略，两年后发起强攻，终于打进吴都，夫差率众逃至姑苏台上，只得派人向勾践请降。勾践准备答应，这时范蠡上前说：“君王您忍辱负重二十余载， 为了什么？现在能一旦抛弃前功，忘了会稽之难吗？”于是勾践不接受吴王投降，但又怀有怜悯之心，派人对吴王说：“我给你甬东（舟山群岛）之地住下，以三百家百姓供给你衣食。”吴王听罢，说：“我老了，不能侍奉君王了，也无老脸去见子胥！”就自杀身死。

越灭吴后，勾践踏着夫差的途径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致贡子周， 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还江南，他的武装力量横行于江淮之间，东方诸侯国都来朝贺，越国建立贺台，一时号称霸主，但毕竟是春秋时代的尾声了。

胡服骑射图自强

——赵 雍

赵雍，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赵武灵王。生年不详，公元前 295 年因内乱饿死在沙丘宫。前 325～前 299 年在位。史载：“赵氏之先，与秦共祖。”据说，赵的先祖造父曾在周穆王时因有军功，被封于赵城，“由此为赵氏”（《史记·赵世家》）。

春秋末年战国初期，社会正处于激剧的大变化大动荡大分化时期。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一些诸侯国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曾为“春秋五霸”之一

的晋国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分元前 403 年，三家分别派代表到周天王

那儿去讨封，获得了侯爵的封号。从此，韩、赵、魏正式成为 3 个独立诸侯国，同齐、楚、燕、秦并列为“战国七雄”。

赵雍在公元前 325 年继位。由于当时年纪还小，不能亲自处理政事，就由见闻广博的老师和左右司亲来辅佐。等到亲政以后，首先重用肥议、楼缓等一些有才干的大臣，请他们出谋划策帮助治理国家。为了向人民表示国君的仁慈宽厚，树立自己的威望，赵雍对国内凡年龄达到 80 岁的老人，每月都赠送礼品。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君竞相称王，国内也有人劝赵雍，他回答：“没有王的实质，怎么敢居于王的名号呢？”让大家仍然称他为“君”。

赵在建国初期曾一度是个强国，后来就开始逐渐衰落，到赵雍即位时正面临着国势严重衰败的局面。西边的秦国曾多次入侵，占领了赵国大片领土， 北方的少数民族林胡、楼烦等也屡屡骚扰，甚至连中山那样的小国也不断来侵扰赵国。赵雍是一个有理想有主见的人，他不愿看到赵国再这样衰落下去， 下决心要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为此他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防范。比如在边境常山一带修筑起野台，用来随时望观察齐国和中山国的动向。另外他集思广益，召集大臣们对形势进行广泛地讨论以便听取大家的合理意

见，还专门召见了肥义，一直商讨了 5 天才谈完。那之后赵雍就开始实地巡视勘察边疆，往北一直到达无穷，往西一直来到黄河边。

一天，赵雍率大队人马考察途中，登上了一座叫黄华的山顶，往下一望， 但见滔滔黄河顺流而下。周围群山起伏，大千世界，锦绣山河，无限风光。看到这壮美的景观，他不无感慨地对大臣们说道：“我的先祖在创业初期历尽艰难，曾经修长城、疏河道、攻城略地，打败了林胡，但先祖开创的大业还远没有完成。如今中山国插在我们的腹心，北有燕国，东面是胡人，西边则是林胡、楼烦，还有秦国和韩国。我们处于强敌包围之中，却没有强大的军队来保卫，这样下去会亡国的，大家说该怎么办？”大臣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赵雍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得向胡人学习，改穿故服，骑马射箭。”

原来，在北方当时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的服装是短衣窄袖长裤，打仗的时候又都骑在马背上作战。穿上这种服装，他们不仅上马下马开弓射箭运用自如，往来奔跑非常迅速轻快敏捷，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和生产中做其它事情也十分灵活方便。而中原的汉族各国，穿的却都是一种衣袖又长又大，领口宽腰身肥下摆大的袍子，打仗的时候还要套上笨重的盔甲，手执兵器站在马拉的战车上作战，行动迟缓笨拙。为此赵国在以往同胡人打仗时就吃过不少的亏。对于这个问题赵雍反复思考了好久，拿定主意要从服装和作战方式上着手进行一番改革。但当他提出胡服骑射这一主张时，除了肥义、楼缓外，几乎遭到其他所有大臣的反对。

有一天肥义侍坐，君臣二人再次谈论起这件事，赵雍说：“现在我想继承先祖的事业，开疆拓土，使赵国强大起来，就必须改变现存的习俗，用胡服骑射来教导人民，但是古往今来，凡是要改变陈规陋习的人，大家就会指

责他违背了风俗习惯；凡是有独特智慧和谋略的人，大家又会指责他傲慢无礼。如今我的这一举动，已经遭到世俗者的议论，你看该怎么办呢？”肥义回答说：“我听说做一件事情，如果有了顾虑就没有成功的希望。推行一项措施，如果有了顾虑就不会有完满的结果。既然我们已经抱定了改革的念头， 就不要害怕别人的议论。况且风俗习惯也不是不能改变的，就连舜和禹那样的古代贤人，也曾到过苗等部落学习过。所以不要再犹豫不定，快下决心吧！” 经过这次谈话，赵雍更坚定了改革的意念。那之后不久，他就改穿胡服，肥义和楼缓也立即响应，君臣三人首先穿着胡服上朝。

赵雍的叔父公子成是个老臣，在朝廷中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能够得到他的支持，对改变其他大臣的观点很有帮助。赵雍派王来做公子成的工作， 但公子成却说：“我听说过，中国是一个聪明智慧民族居住的地方，是一个物产丰饶人才辈出的礼仪之邦，也是周边民族倾心仿效和向往的地方。而现在却本末倒置，违背古训，舍弃文明，这必然会激起众怒，所以我希望国君能慎重考虑此事。”为了说服公子成，赵雍亲自来到叔父家，耐心地解释说： “现在我国政处于四周的强敌包围之中，我提倡胡服骑射就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加强自卫防范能力，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如果我们仍拘泥于陈腐的传统习俗，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而在军事上进行改革的话，那么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后果。”接着赵雍又用大量的事例说明了胡服骑射的好处。经过耐心的劝说，公子成终于同意了他的观点，赵雍当场送给叔父一套胡服。第二天，公子成就高高兴兴穿着胡服去上朝。这时赵雍就向全国正式颁布了改穿胡服的命令。

胡服令发出后，仍有一些顽固的大臣一时想不通。但大家看到国君的决心很大，而且德高望众的公子成也穿起了胡服，因此谁也不便再公开反对。时间一长，大家才确实感觉到胡服的优点，以后胡服就慢慢演变成为汉民族服装形式的一部分，两千年来一直沿用下来。

穿胡服全面推行开后，赵雍就开始治理军队，他让战士们学着胡人的样子，在飞奔的骏马上拉弓射箭，苦练杀敌本领。为了检验训练成果，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他还经常以打猎为名进行军事演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一支精锐的富有战斗力的铁骑兵训练出来了。第二年， 赵国就发动了讨伐中山国的战争，结果势如破竹一举攻克了丹丘、华阳、石邑、封龙、东垣等六七座城池，中山国王被迫献出 4 座城请求议和，赵雍才罢兵班师回国。以后几年，赵雍连续发兵攻打中山国，夺取了大片土地，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赵雍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胜利。为了对付秦国的威胁，公元前 299 年，他把王位传给了小儿子何，即惠文王，派能干的大臣来辅佐，好让新国君及早得到锻炼能迅速成长起来。赵雍自己则称为主父，也就是太上皇，抽出身来着重考虑国家的长远大计。国内的事情布置妥当后，赵雍就身穿胡服骑着骏马来到西北边疆进行勘察巡视。他曾设想从云中、九原一带向南偷袭秦国，

为了弄清楚秦国的地理形势，还想顺便侦察秦国在位国君的为人和治国才 能。赵主父就装扮成一个使者，来到了秦国的国都咸阳城。秦昭王一点也没有察觉，接见完这位赵国使者后他才有点诧异，感到这位使者能言善辩，从言谈举止上看不像一般大臣。于是派人去追赶，但已经晚了，赵国使者已经过了函谷关。后来经过调查，才弄清了真相，秦王大惊失色，非常惶恐，于是急忙派兵严守边关，随时提防赵国前来侵犯。

通过这次侦察，赵主父看清了秦国暂时没有攻打赵国的意思，而赵国也一时还不是秦国的对手。于是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向西北发展。以后几年， 赵国不仅彻底消灭了中山国，解除了困扰多年的忧患，而且收服了北方的林胡、楼烦等许多胡人部落，使赵国向外开拓了疆域，一举成为强国之一。赵雍通过胡服骑射的改革使赵国强大起来，一下子震惊了中原各国。甚至连实力最强的秦国也不得不把赵国另眼相看，不敢轻举妄动。

后来，公子章同惠文王争夺王位，发生了内乱，赵雍在内乱中被困死在沙丘宫。

赵雍敢于抛弃民族偏见，敢于冲破陈腐传统习俗的束缚向兄弟民族学 习，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他不愧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社会改革家。

开创隋业 励精图洽

——杨 坚

公元 581 年的春天，在北周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外戚杨坚迫使静帝宇文阐让位，建立隋朝，把当年改为开皇元年，杨坚便是隋文帝。他是历史转折关头应运而生的一个风云人物，他开创的隋王朝， 宣告了 400 年来分裂割据状态的终结，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的局面。

杨坚生于 541 年，死于 604 年，祖先汉族人杨元寿，是北魏武川镇的司马，杨坚父亲杨忠是鲜卑大贵族独孤信的部下，跟随魏孝武帝进了关中，竭力辅佐宇文泰，当上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任大前疑（宰相），掌握军政大权。杨坚妻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女儿，而杨坚女儿又是周宣帝宇文的皇后，因此杨坚是皇亲国戚，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周静帝 8 岁称帝，杨坚在汉族大官僚支持下入宫辅政，总揽军政大权，从此便为夺取帝位创造条件。相继灭掉北周皇族势力后，580 年，杨坚自称隋王，第二年二月称帝，改国号为隋。

隋建立后，杨坚实施各项改革，巩固中央集权，同时又做了统一南方的准备工作。这时南方的陈衰朽没落，荒淫无道的陈后主（陈叔宝）专门跟妃嫔文臣游宴赋诗，把长江当作不可逾越的天堑，在建康（今南京）过着纸醉

金迷的生活。开皇九年（589 年）正月一日清晨，满天大雾，两路隋军在建康东西两面悄悄渡过了长江。西路大将韩擒虎从横江（安徽和县东南）夜渡采石，活捉铭酊大醉、昏睡如死的守军。这支兵如天兵而降突然出现在建康附近。东面一路大将贺若弼在北岸经常调动人马，射猎喧闹。摆开进攻架势， 对岸陈军听惯不足为奇，想不到这夜弄假成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京口（镇江），与西路军会师建康。正月初八，隋军打破建康，陈后主与爱妃张丽华、孔贵嫔躲在井里，被士兵搜出作了俘虏。隋平定南陈，中国重新获得统一。

隋文帝取得政权后，为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法律、兵制等方面，整顿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对隋唐以后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了稳定秩序，扩大收入，585 年，隋朝令郡县官吏检查隐漏户口，“大索貌阅”，即按照户籍簿上登记的年龄与容貌，详细检查户口，防止“诈若诈小”，隋政府还规定五家一保，设保长；五保一里，设里正；四里为党， 设党长。这三长制是控制户口的基层组织，统治者用这套办法，清查被豪强大户非法占有的户口和逃避赋役的农民。到炀帝大业五年（609 年），人口增加到 890 万户，4600 余万人。

隋朝继承北魏以来的制度，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582 年颁布新令规定：一夫受田百亩，其中 20 亩为永业田，归受田者所有，死后传给子孙；80

亩为露田，死后交还国家。妇女受露田 40 亩，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丁牛一

头受田 60 亩。还规定一夫一妇，年交租粟 2 石、绸绢 4 丈，丁男年服役一个

月。以后隋政府将成了年龄由 18 岁提到 22 岁，但仍实行男子 18 岁受田百亩

规定。成了服役期也从一个月减为 20 天，绸绢由 4 丈减为 2 丈。此外，还规

定 50 岁以上农民，可以交纳一定数量的绸绢代替徭役，叫“庸”。这样人民负担有所减轻，有利于稳定社会生产秩序。

农业的发展，给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当时的主要手工业是纺织、陶瓷、制茶等。隋朝对商业严加管理，3000 户以上的城市，都设立市署，专门管理地方商业，控制商品的流通和市场价格。

隋王朝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增强统一和集权的措施：

改革官制。文帝废除北周六官制度，建立三省六部制。在中央设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作为最高政权机关。尚书省管理全国行政事务，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门下省负责审议政令，内史省掌握机要、发布命令。三省相当于秦汉时丞相，但把丞相职权分为三部分，由皇帝直接驾驭。地方官制，最初沿周齐的州郡县三级制，同时省了不少州县，裁汰了一批冗官，从而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创立科举制。三国曹魏在地方上设中正官，分九品（九等）选拔人员， 叫九品中正制。中正总把世家大族子弟列入上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从此大族几乎包揽了高级官员，形成士族地主阶层。隋开皇十八年，

废除传 370 余年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就是分科取士之意。当时科举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类属临时特科，有“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 另一类是常设科，有秀才、明经、进士科，根据考试成绩予以录用，这样就限制了士族门阀的权势。

创立科举制。三国曹魏在地方上设中正官，分九品（九等）选拔人员， 叫九品中正制。中正总把世家大族子弟列入上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从此大族几乎包办了高级官员，形成士族地主阶层。隋开皇十八年， 废除传 370 余年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就是分科取士之意。当时科举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类属临时特科，有“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 另一类是常设科，有秀才、明经、进士科，根据考试成绩予以录用，这样就限制了士族门阀的权势。

改革府兵制。西魏北周的府兵，一般是家属随营、列于兵户，不属州县管辖，军队南征北战，家属随军。开皇十年，颁布了关于军人编入户贯的诏令，改由州县管辖。从此不再有兵户，这样既扩大了兵源，又巩固了中央集权。

制定新律法。开皇元年，开始制定新律，两年更定，便是开皇律。包括名例、卫禁、职制、户婚、盗贼、斗讼、擅兴，诈伪、杂、厩库、捕亡、断狱等 12 篇。刑罚分 5 种，一为死刑，有斩有绞；二为流刑，共三等；三为徒刑，有五等；四为仗刑，五为笞刑。又把北齐的重罪十条改为“十恶”之条： 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隋法律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贵族官僚在法律上享有特权，但在诉讼程序方面，又制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制度，如人民有冤枉不服，可越级上告，直至朝廷。隋律还取消了宫刑、枭首、辕刑、孥戮相坐等酷刑，注意“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比秦汉南北朝法律确有较大改进。至于新法能否按章实行，另当别论。

隋文帝还注重奖励良吏，严惩贪官污吏。他儿子杨俊因生活奢侈，私造宫室，被敕令归第禁闭。开皇二十年，文帝发现太子杨勇骄奢淫逸，便把他废黜，立杨广为太子（其实杨广更腐化）。由于文帝厉行法治，官员贪污行为相对减少，对群众多少是有益的。

隋文帝杨坚完成了全国统一大业，是隋朝的开国君主，仁寿四年（604 年）被太子杨广杀死。杨广即位为隋炀帝。我们在肯定隋文帝成就的同时， 也不应忽视他暴虐的一面。

雄才大略 文治武功的一代名君

——玄 烨

爱新觉罗·玄烨是人们熟悉的康熙皇帝。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赫赫有

名影响很大的一个人物，堪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称，也堪与同时代法国的路易十四，俄国的彼得大帝争高下。他在位 61 年，政绩斐然、功勋卓

著，开创了延及 18 世纪 1 百多年的所谓“乾康盛世”，为清朝前期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智擒鳌拜，初露锋芒。玄烨，生于 1654 年，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个儿子。

1661 年，年仅 8 岁的玄烨继承了皇位，按照顺治遗诏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来辅佐。辅政四大臣中，鳌拜为人跋扈专横、打击异己、结党营私、独揽大权。

1667 年， 14 岁的玄烨亲政。此时鳌拜的势力已经形成，朝野上下他已安插好了大批亲信，有恃无恐。仍然左右着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对手鳌拜的所作所为，年少的皇帝早已看到眼里，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听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他决定除掉鳌拜。可是鳌拜位尊权重，而且网罗培植了一大批亲信，要对付他很不容易。于是足智多谋、少年老成的玄烨，亲自挑选了一批贵族少年充当自己的侍卫。平时他们经常在一起装作小孩子玩耍的样子互相摔跤扭打。而实际上却在暗中进行擒拿格斗的训练，为铲除鳌拜作准备。到了 1669 年，在政治上已经成熟的玄烨，经过周密部署后，决定同鳌拜公开摊牌。这一天，皇帝以下棋为掩护，突然召见了鳌拜。在历数他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等罪行后，喝令左右拿下，早已埋伏好的十几名少年蜂拥而上，将猝不及防的鳌拜捆翻在地，等他清醒过来时，已被投入了大牢。接着玄烨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鳌拜的亲信党羽一网打尽，交付朝臣审判定罪后，将其诛杀。鳌拜虽然罪大恶极， 但由于当年在战场上曾冒死掩救过玄烨的祖父清太宗皇太极。所以皇帝降

恩，赦免了他的死罪，改判无期。从此，玄烨清除了前进道路上障碍，得以亲自执掌整个国家的朝政大权。

维护统一，反对分袭。公元 1673 年，爆发了一场危及清朝统治，几乎席

卷了半个中国的武装叛乱，即“三藩之乱”。这时当时年仅 20 岁的玄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所谓“三藩”，是指因投降清廷、镇压人民反抗有功而被分封的三个明朝故将。即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他们各霸一方，形成了几股割据势力。

“三藩”都拥有大量武装，在军事上拥兵自立。其中耿精忠、尚可喜各有旗兵 15 佐领，绿营兵六七千人。吴三桂拥有旗兵 53 佐领，绿营兵 10 营约

12000 人，超过了耿、尚两藩的总和，在三藩中势力最大。吴三桂自以为他“功最高、兵最强”，“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圣武记》卷二《康熙勘定三藩》上）因而结党营私、网罗亲信、广招宾客，政治野心急剧膨胀。仗着自己日益壮大的力量，飞扬跋扈，不听中央调遣日甚一日，给清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对于“三藩”的潜在威胁，玄烨早就怀有戒心，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伺机准备彻底解决。1673 年 3 月，尚可喜因年事已高，请求告老回辽东，留其子尚之信镇守广东。玄烨抓住这一机会当机立断，只同意他告老回家，但不允许留子袭爵，并决定撤藩。消息传到云南和福建，深深地刺痛了吴三桂和耿精忠。于是老奸臣滑的吴三桂，为试探清廷的态度，联合耿精忠上书请求撤藩，告老还乡。事情发生后，群臣舆论大哗。多数大臣怕惹事主张不撤藩，玄烨却力排众议指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同上书）特别是吴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清吏稿·吴三桂传））。于是果断下令撤藩。吴三桂和耿精忠原本打算利用这种手段博取清廷对他们的挽留，不料竟弄假成真，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于是， 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的吴三桂脱下清朝王爵的衣冠，又穿起被他扔掉 30 年的明朝将军的盔甲，然后匆匆忙忙跑到他亲手绞杀的永历帝的坟前，假惺惺地痛哭了一场，发誓说他忠于大明故国，要为先帝报仇雪恨。接着于 1673 年 11 月，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出“复明”的幌子，杀了清朝驻云南的官员，率先起兵叛乱。吴三桂一起，耿精忠、尚之信也先后起兵遥相呼应，一些原来同吴三桂等有联系的汉族将领也纷纷响应叛乱。一时间，战火几乎燃遍了半个中国，短短数月，滇、黔、湘、桂、闽、川、陕、奥等相继沦陷，局面已经相当危险。

面对吴三桂等来势凶猛的进攻，年青的康熙镇定自若、成竹在胸，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超人的智慧，采取招抚和镇压并用的手段，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一方面下令停撤闽、粤二藩，稳住耿精忠和尚之信；另一方面积极布置，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下令夺其王爵，处死其在京的长子，调重兵对吴三桂进行猛烈的讨伐。经过 3 年艰苦卓绝的争夺，到 1676 年终于扭转了初期的被动局面。玄烨抓住有利战机，不给敌人以丝毫的喘息，乘胜反攻，吴军狼狈逃窜、一溃千里。10 月，福建的耿精忠在清军强大进攻下被迫投降； 第二年，广东的尚之信也随后投降，吴三桂进一步陷入孤立之中，每况愈下。1678 年 3 月，吴三桂孤注一掷在湖南衡州称帝，妄图以此振奋军心鼓舞士气， 但没过多久，8 月份吴三桂就病死。其孙吴世继位后，败退昆明，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政权。1681 年，清朝三路大军会师云南，围攻昆明，10 月城破， 吴世播自杀。至此，三藩之乱彻底平定。

三藩之乱历时 8 年，波及 10 省，表面上好像声势很大，但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在这场战乱中，年轻的玄烨经住了考验，充分显示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三藩之乱刚刚平定，台湾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明末遭殖民国家荷兰侵掠、霸占。1661 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军横渡台湾海峡，1662 年，收复失地。但当年不幸病逝，其子、孙统治台湾时政治逐步腐败，康熙朝时企图独立。

1683 年，玄烨派大将施琅率战舰 300 艘，精锐水师 2 万，攻取了台湾。

1684 年，为有效地管理台湾和澎湖事务而设置了台湾府，下辖三个县，隶属于福建省。台湾府的设置进一步加强了台湾同大陆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和建设，巩固了祖国的海防。

经略边疆，巩固国防。沙皇俄国传统上是一个欧洲国家，16 世纪后期， 沙俄的哥萨克士兵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17 世纪中期，又乘清军入关无暇北顾的机会，越过外兴安岭南下，窜入我国的内河黑龙江流域，占领了雅克萨。又越过贝加尔湖向东进犯，强占了尼布楚等地。所到之处，掠夺财物，焚烧房屋，奸淫妇女，甚至像野兽一样地吃人肉。真是无恶不作，令人发指，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对于俄国的无理举动，清政府曾一再给以严正警告，但俄国侵略者不但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增加兵力扩大侵略活动。1682 年，刚刚平定内乱不久，戎装未解的玄烨，又亲临东北巡视，为驱逐俄国侵略者作准备。

1685 年 2 月，玄烨命令都统彭春等人率领军队 3 千多人，分水陆两路进军雅克萨城下，当即向侵略者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立即撤走。但侵略者执意顽抗，拒不撤军。24 日清军包围了整个雅克萨城，26 日一举克敌。但是清军刚一撤走，贼心不死的俄国侵略者又重新占领雅克萨，筑城据守。

消息传到北京，玄烨极为愤怒。1686 年 3 月，他命令将军萨布素率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围困了半年，断绝城里的水源，每天用大炮轰击，最后城内弹尽粮绝，800 多名侵略者只剩下了几十人，头目也被击毙。清军取得了第二次雅克萨反击战的辉煌胜利。1689 年，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通过这个条约，中国政府收回了被俄国占领的部分领土，同时也遏制了俄国对黑龙江地区的侵略，保障了东北边疆的安全。

当沙皇俄国将侵略魔爪伸向黑龙江流域的同时，西北边睡狼烟又起，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的叛乱爆发了。

明末清初，蒙古族分成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部分。清军入关后大部臣服于清廷，漠西蒙古的一支准噶尔部为野心家噶尔丹于 1671 年窃取，并用武力强行兼并了漠西蒙古族的其它各部，势力逐渐强大。

1690 年，野心日益膨胀的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和配合下，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悍然进军内蒙古，掀起了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叛乱。叛军来势凶猛， 前锋一直打到距北约 900 里的地方，举朝震惊。玄烨毅然带兵亲征，双方在

乌兰布通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为阻挡清军的攻势，噶尔丹将 1 万多头骆驼缚足卧地，背加箱垛，再盖上浸湿的毡子，摆成一条防线，号称“驼城”。叛军则从空隙向外射击，进行顽抗。战斗开始后，清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噶尔丹的“驼城”，防线顷刻瓦解，叛军大败。噶尔丹好不容易冲出重围，狼狈逃走，清军取得了远征噶尔丹的重大胜利。

过了几年，噶尔丹贼心不死，拼凑了一支力量，再次点燃叛乱的战火。1696 年，玄烨二次亲征噶尔丹，分兵三路出击，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噶尔

丹仅带数十骑狼狈逃走，所有精锐几乎损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为了抓住战机，防止噶尔丹东山再起，1697 年，玄烨对噶尔丹残部进行了第三次亲征。这时准噶尔人民和准噶尔贵族内部也纷纷起来反对噶尔丹。噶尔丹众叛亲

离，走投无路，在日暮途穷、一夕数惊的情况下绝望地死去。

粉碎了噶尔丹的叛乱，剪除了妄图分裂祖国的一条祸根。那以后，清政府授给了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以后又进一步设置了将军和参赞大臣，率兵驻守科伦多和乌里雅苏台等地，加强了对那里的统治。

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玄烨不仅以赫赫武功威震华夏大地，而且在治理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末清初。由于前后延续 40 多年的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很多地方出现百姓流亡，田地荒芜，弥望千里，人烟稀少的凋敝景象。玄烨执政后不久，及时调整了统治政策，采取了许多奖励生产的措施，以达到稳定统治、长治久安的目的。1669 年玄烨下令停止圈地，还宣布将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归现在耕种者所有，永为世业，叫做“更名田”。佃农转化为自耕农，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另外， 玄烨还大力推行奖励垦荒的政策，并以此作为考核各级地方官员政绩的一条奖惩标准。激发了各地的垦荒热潮，使耕地面积不断增加，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玄烨还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轻摇薄赋的政策。在他执政年间， 免天下钱粮 3 次，漕粮两次。为了清除按田亩、人丁分别征收赋役之弊，使

赋役征收有可靠的根据和稳定的数额，1712 年，玄烨发布诏令，规定以 1711 年（康熙五十年）人丁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清朝文献通考·户口》）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实行了“摊丁入亩”的办法，即把 1711 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赋银中，按拥有土地的多少来进行计算，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摊丁入亩”的新赋役政策，是对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从此，中国历史上沿续几千年的人头税基本上废除，封建国家对农民自身控制逐渐松弛，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对有效地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加社会财富、增强国力、发展经济等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在治理河水，兴修水利，节约开支，惩治贪官污吏等方面，玄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效卓著。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所以从玄烨统治的中期开始，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手工业和商业也日趋繁荣。表现在耕地面积扩大，人口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增多了，以各种手工产品和地方土特产著称的城市遍布全国各地，对外贸易额逐年上升，出现了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 人民安居乐业的兴旺景象。

玄烨从 8 岁继承皇位，14 岁开始新政，16 岁除掉鳌拜，同年下令停止圈地，实行更名田。20 岁三藩之乱爆发，28 岁最后平定。30 岁攻取台湾，31

岁设置台湾府。32、33 岁曾两次派兵攻克雅克萨，挫败了俄国的侵略阴谋、36 岁签订《尼布楚条约》。37 岁亲征噶尔丹，败敌于乌兰布通，43 岁二次亲征噶尔丹，再败敌于昭莫多，44 岁第三次亲征喝尔丹，最后消灭叛酋。59 岁改革税制，后来进一步完善“摊丁入亩”。65～67 岁，派兵入藏平定叛乱。69 岁（1722 年）与世长辞，总在位长达 61 年。正如兵人评价所说：“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赐。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下，尤为古今所未观。而久道化成，风移俗习，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清史稿·圣祖本纪》）

（颜世勤 苗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