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货币

贝币

货币是在长期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在商品交换中，必须选出一种商品充当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尺度，人们把这种能充当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称之为货币。远古时代，生产水平低，自食其力，毋需交换。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换。约在5000年前的原始公社晚期，生产与交换均有所发展，这就需要有公认的充当交换媒介的一般等价物，进行间接交换。初以粮食、牲畜、皮毛、农具、渔猎工具等充当交换媒介。但这些物品在充当交换媒介时有许多不便，交换中逐渐用一种海贝来充当一般等价物。因为海贝的形状大小比较稳定，色彩美观，计数、携带、储存均较方便，颇受欢迎。后又发展用珠玉、龟甲、蚌壳、金银和铜铁块作中介物，随后又出现金属铸币。铜贝中华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也不例外。在我国古文献中，有许多关于货币起源的传说。例如：《汉书·食货志》说：“神农之世”就有“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利通有无者也”。《史记·平准书》说：高辛氏以前(约前24世纪)就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初学记》说黄帝时(约公元前26世纪)“采首山之铜，始铸为刀”。《古今治平略》载：“伏羲氏聚天下之铜……以为棘币……而钱币自此始矣……神农氏列于国以聚货帛……黄帝氏作立货币安藏环钱以制国用……陶唐氏谓之泉……禹于是采历山之金铸币……汤发庄山之金铸币通有无于四方……”，还有《通志》、《通典》、《竹书纪年》、《管子》等众多古史典籍中都有使用货币的记述。正如太史公所说，这些传说年代久远，有待考证。近年来汉灵帝的四出五铢钱，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出土不少公元前2l世纪的海贝，还有许多石贝、蚌贝等仿制贝。出土文物与史料相互印证，就揭示出中华货币起源的历史面貌。公元前16至11世纪的商代，商品交换发展迅速，大量使用轻巧锋利的金属工具，生产水平提高，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交换突破地域限制，对货币的需要随之更为扩大。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冶炼颇负盛名，例如1946年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重1370斤，极为精美，表现出高超的制作技术。殷墟以及河南、山西各地的大量出土文物，都有力地说明殷商的工商业十分发达，需要更多地使用货币。当时贝的货币单位是“朋”，一朋十贝。当作货币的贝叫齿贝、货贝，它是用大贝、紫贝等为原料，背面磨平钻孔而成。还有许多仿制贝，已发现的有洮贝、陶贝、石贝、骨贝、铜贝和包金铜贝，到殷商后期逐渐产生金属货币。周元通宝西周初期，太公姜尚为周朝制定的货币管理办法——“九府圜法”，明文规定三种货币的规格要求：“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圆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管子》书中提到周代“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又说禹汤均开山取金铸币。周之泉布，即今之钱也。“自其出之有源言之曰泉，自其布散不滞言之则曰布”，“源于泉，布于布，化于货，制于刀。……刀者言其制而用之以为利。货者以其化而通之以为利”。史籍中还载有单穆公谏周景王勿铸大钱，说了一番铸大钱的弊病，提出一整套“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理论。由以上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当时货币发展的情况。

布钱体系

布钱流行于两周、三晋、郑卫等农业区域，即今黄河中游的河南、山西、河北地区。布钱原意为流布久远。布，源出于锄草农具“铸”，简写为专，音转借为布。钱，源于古代“”转音，即铲地的铲。布钱的发展，又经历了四个阶段：原始布约在殷商后期及西周初期已经存在。又名大铲布，形如农具铲，是我国最早的实物货币之一，也是金属铸币的雏形。它尚未脱离钱铺农具原状，体大銎短，厚重粗糙。此布有多种，主要有无字布，益字原始布，庐氏原始布，有纹饰，较美观。

梁充当（百布）空首布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形体比原始布大为缩小，轻薄整齐，制作精良，也称铲布。此布銎长，空可纳柄。币身有多种形状。平(方)肩弧足或足面稍向内凹者，如方肩空首布。钱身近正方形，正背有三道直纹及文字，如安臧布。尖肩尖足空首布，正背也有三道直纹，如甘丹布。斜肩空首布，晚期出，最大的为三川折布，最小的为东周布。这些布钱多附有文字，记干支、数字、地名、天象、事物等内容，一字二字不等。其货币单位为“祈”，春秋时重35克，战国早期12—17克，晚期轻至10克左右。

平首布

又叫实首布，形秦半两体比空首布更小而薄，相当精美平整，基本上已脱离农具的原形，如銎和三条背直纹均消失。春秋末期始见，盛行于战国中晚期。平首布种类很多，乾元重宝大元通宝均布首扁平无銎，布背素面，布面有各种文字，记地名和货币单位祈、寻等。布的重量也从30克至五六克不等，变成一种有一首两肩两足的扁平光亮的小铜片。又可按重量分成大小几种，有以铭文表示二祈、一祈、半祈的，寓有子母相权之意。形制上有平肩、耸肩、圆肩、方足、圆足、尖足等等。战国中期盛行的平首布有晋阳、梁、安邑等祈字布，各分为半祈、一祈、二祈三种，重量不等，如“安邑一祈”重17克，“梁一祈”重10—16克。另一种叫爰字布，魏国大梁铸，文字多，有两套；一是“梁正尚金当爰”和“梁半尚二金当爰”；二是“梁充祈金当爱”和“梁充祈五、二十当爰”。形同第二套的还有“山阳布”，分大、中、小三种。晚期平首布更轻小精致，重约五克，钱面多记地名，有三种类型：方肩方足平首布，多铸三晋地名，背有表示货币单位的一半、半等字；尖肩尖足平首布；圆肩圆足平首布。

三孔布

系圆足布的一种。布首和两足各有一孔，备穿扎。钱背有数字表示币值，大布为“一两”，小布为“十二朱”。这是铢两币的先导，秦半两钱实源于此。

同期还有些异形布，如分布，涅金，陈布当祈，垂字布，忻字布等，制作比较规整，字数一般较多，上有地名，重量名称或价值单位，重约15～30克。

刀币体系

刀币主要由齐、燕、赵三国铸造发行，流通于今山东、河北、内蒙古、东北及山西北部，即当时的东方渔猎和手工业发达地区。刀在这些地区是普遍有用的渔猎工具，在一个较长齐刀币陶范时间内被用作交换媒介，逐渐形成一般等价物，最后采取货币形式。计有四种类型：洪武通宝一是齐刀。俗称大刀，体型较大，有重达53克的，一般重在40克左右。它是齐国铸造发行的，流通于该国和邻近地区。西周成康之际已经流行，故有人推想是姜太公封于齐并制订九府圜法后在其封疆内推行的。一般列为古刀货。其著名的有：六字刀，按其面文又名“齐建(造)邦张。(就)法化”，简称“建邦刀”或“造邦刀”，约重42克；四字刀，面文“齐之法化”，文字秀丽；三字刀，面文为“”，即“齐法化”或“齐之化”，制作粗糙，铸于晚期。上述刀币前二种制作较好，出土稀少，后一种数量较多。此外，从币面所乾隆通宝太平天国小平钱正面铸地名分，计有：“即墨刀”，有大小两种，大者面文“节墨阝之法化”“节墨阝邑之化”，重56克以上。小者面文“节墨阝化”，重在40克以下，币面有开邦、安邦等字；“安阳刀”，面文“安易之化”，约重48克；“谭刀”或“簟邦刀”，因只发现半片，又叫断头刀。这些刀币的形体有大小，弧背凹刃，面背均有文字，背上端另有三道斜纹。刀末有环，刀柄扁平，上有二纵纹。后三种均系齐国地名，系齐国采用山东地区原有古国的货币形式铸造的。

二是燕刀。系燕国铸造发行，流通于北方。按刀面文字，又叫“明刀”“易刀”。这是刀币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朝鲜日本均有发现。形制上有方折和圆折两种。方折刀因其弧度较骤，呈磬折形，叫折背，又名“磬折刀”。圆折刀有在博山出土的，又叫“博山刀”。明字刀按其明字书法的不同，即明字作“”，前二种弧背，后者折背，分为三个类型。

三是尖首刀。为燕国所铸行，形制比较大。尖首是这类刀币的特殊标志，全体很薄，刀柄较细，刀环小而扁。钱文多在刀背，或无文，多数仅一字，记数目或干支，均无纹饰，重约16克。又有刀尖细长刀身短薄的针首刀，因在匈奴故地出土，又名“匈奴刀”，多无文字。北宋交子或钱引四是直刀。又叫圆首刀、钝首刀，刀身平直，圆首，体型薄小，重约10克，赵国所铸。

近年来，在北方几省大量出土燕刀，还在燕下都遗址还出土钱范，可见当时刀币盛行情况。

圜钱体系

圜钱又称为环钱，来源于纺轮。中国旧、新石器时代有石珠石环。古史典籍如《尔雅》《说文》等多有记载。在河南仰韶村附近发现许多土制或石制纺轮，中间穿孔，与早期圜钱相似，故有此说。有说源于古代珠玉，环贝出于饰品。《管子》说古时以珠玉为上币，指玉璧，呈环状，对圜钱的产生有一定影响。西周已有圜钱，以后渗入刀布钱区。战国后期，除楚国外，其余诸国大都铸行圜钱，已有取代刀布诸钱之势。适应当时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在北方各国流通中的货币趋向统一，这是符合货币发展规律的。它是以后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方孔圆钱的先驱，也是承上启下的货币形态。大清元兑换券园钱的基本形制是扁平圆形，中央有穿孔，有肉(钱身)有好(穿孔)。演变规律表现为穿孔先圆后方，钱边缘先无郭后有郭。钱面有钱文表示地名、币值、重量及其他。钱背多是光背，少数有些符号。圜钱有大小各种，不同地区的环钱各有不同特征以及行用时的各种不同习惯，可分为三个类型：

一是布钱区圜钱。沿用此区货币单位忻，记地名，圆钱圆穿，从周缘无郭而有郭，由圆孔逐步演变为方孔。钱文有多种，书地名，如垣、共、蔺、离石、东周、周化、虞忻等。其中以垣、共二种铭文的圜钱出土最多。此钱分大小两等，中央银行伍元一般重10克左右。主要在周、韩、魏等地区使用。垣、共二钱是圜钱中最早的。

二是刀币区圜钱或刀布并行区圜钱。此区圜钱的基本形制是圆形方孔，货币单位仍沿用刀币的“化”。计有“一化圜钱”，面文“”，轻小，质劣，面有郭；“贝益圜钱”，又分四种，即账化“”，贝益二化，贝益四化，贝益六化；“明字圜钱”，有明化“”，明四“”两种。账化钱面有郭，明字圜钱周缘无郭。此钱多在齐、燕，赵等地区行用，又统称东方系圜钱。

三是秦圜钱。与布钱区圜钱统称西方系圜钱，受布钱区圜钱的影响较大而有所发展。圆形圆孔，无郭，货币单位改为记重铢两。秦钱的“半襞”就是半个货币单位的圜钱。钱文“重十二铢”的秦圜钱是秦半两钱的先驱。

楚币体系

楚国所铸行货币自成独立体系，总称楚币。它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爰金。又称楚金钣、印子金、金钣，俗称金饼、饼金。爰金铭文最多的是“郢爰”。郢乃楚都，先在湖北江陵，几次迁都，最后迁寿春(今安徽寿县)，均以郢为都名。也是国名，与楚同用。爰是重量名称。爰金是楚国法定通货，属称量货币性质，铸成扁平块状，块上有若干钤印，多为方形，也有圆形印。铭文中有再，即称，权衡轻重之意。如郢再。《说文解字》“锾，锊也。一锊重十一铢二十五又十三分之一也。”钤印为“郢爰”，另有“陈爰”、“爰”，“鬲阝爰”，“眇或(颍或蔡)”等。爰金是由许多小块连在一起铸造。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一块郢爰大金饭，内有54个钤印和六个半印，共60印，是迄今最大的郢爰金钣，呈长方形，重610克。另一块郢爰有35个钤印和11个半印。一般郢爰金钣只有20个钤印左右。每个钤印的重量也不同，最重的达28.875克，最轻的4.125克，每印以14—17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贰角者较多。例外的有块特大钤印为73.135克。爰金成色均高，含金量九成以上。1978年8月，安徽寿县还出土一种铭文为“卢〔lú卢〕金”的金钣，钤印上铭文为“”，共有四块，近方形，内有16—21个圆形钤印，重250.15—266.05克不等。同时出土的还有郢爰、无字金钣和金叶屑粒等，共有5187.5克。当时除楚国有完备的金币制度外，北方诸国也曾使用各种饼金、金钣、马蹄金等黄金货币。

二是楚铜贝，通称“蚁鼻钱”。它是一种青铜仿制贝，形似背面磨平的贝壳。钱面有多种文字，出土数量最多的是“”，有释为古文“”字(即贝字)的变形，看似人的面貌，形状古怪，故称“鬼脸钱”、“鬼头钱”。又一种面文“”，读“各六朱”，像一只蚂蚁，加上鬼脸上的高鼻子，故名“蚁鼻钱”。其余面文有(君)、全(金)、(行)、(忻)等。这些钱屡次在原楚国疆域内发现，每枚重量早期约重5—5.6克，晚期减至2.5克左右；有轻至0.5克者。战国晚期各国经济往来频繁，相互影响日多，货币交流更甚，大都趋向圆形化，轻小便利，铭文也演变为记重币值，如秦半两等。大江银行拾元东北银行五百元三是楚布。楚国晚期受北方影响还铸行一种异形布币。币身狭长，币面铭文“殊布当忻”，或释为大布当祈或旆钱当祈。另一面有“十货”二字，释为一个大布当蚁鼻钱十个。另一种“四布当祈”布，大布一当小布四，小布二枚连在一起，一正一倒，四足相连，又称连布。

这一时期货币发展有以下特点：第一，由货币分散发行流通趋向相对统一。布钱、刀币、圜钱分别反映农业、渔猎、手工业等不同社会经济活动情况。经过500多年的不断竞争，不断兼并，秦国势力向东扩张，使圜钱随之深入布刀区域，而成为北方诸国的主要货币形制。到战国晚期，北方货币渗人南方，与南方的楚币相互影响，为秦汉的货币统一准备了条件。第二，货币形制渐趋规范化、圆形化，由原始工具形状，逐步发展为圆体币型；由笨重粗大，变为轻便小型，最后环钱更由无孔到有孔，再到方孔。钱面并铸有文字，标明钱名和币值。半两钱的出现及其迅速扩展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三，货币思想和货币理论各家体系林立，诸子百家各具特色，硕果累累。管仲、商鞅、韩非等人更把货币政策作为富国强兵、安民生民的重要手段，都留下大量丰富多彩的历史文献，对后来的中华货币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统一货币

战国后期，各种布钱刀币形制逐步趋向统一，圜钱广泛流通，渗入当时经济尚属落后的秦国，冲击秦国社会经济。秦国为了对付和控制这种局面，满足向东扩张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统一本国货币，增强国力。公元前336年，秦惠文王决定集中货币发行，统一货币价值标准，铸行秦圜钱，以两为单位，在钱面上刻印秦王朝的标记。实施“货币王室专铸，盐铁王室专营”的政策。这样把秦国的货币先从形制上统一起来，由王室控制货币铸造发行权，再统一为秦半两钱，为以后统一全国币制打下基础。战国钱币秦在统一六国以前，打了几十年的仗，财政经济消耗很大。又筑长城，治驰道，修宫殿，巡游各地，镇压反抗，财政负担更重，社会经济很不稳定。加上秦国货币无力覆盖全国，各国原有货币仍然继续流通，直到统一之后十一年(前210)，即始皇帝三十七年，才颁布中国最早的货币立法，改革货币，规定“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每镒20两；半两钱为下币，重如其文。两者均为法定通货，由朝廷统一掌握铸造发行权，银、锡、珠、玉、龟、贝等不得再充当货币。规定归规定，实际上很难做到统一铸造和发行。据近来出土文物看，秦半两形状轻重悬殊，有的重达27克以上，轻的仅有五六克。秦二世打算进一步加强货币统一铸造发行权，但已是天下大乱，难以做到。

秦统一货币对中华货币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首先，统一货币是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环节，有利于消除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积弊和地区差别，防止东方诸侯残余死灰复燃。其次，统一货币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最后，统一货币对今后币制发展有深远影响，既体现“天圆地方”的古代宇宙观，又方便使用，“孔方兄”形态定型下来，普遍受到欢迎，历代恪守不变。

半两

秦及汉初铜币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止战国时各国形制轻重不同的货币，实行币制统一，改币制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以镒(有十六两、二十两、二十四两三说)为单位，供巨额支付，如帝王赏赐、贵族间馈赠等之用；圆形方孔的铜币为下币，承统一前秦的币制，文曰“半两”(重十二铢)，供日常交易用，禁民私铸。秦汉一两合今约十六克，半两约八克。但传世秦半两钱轻重差异很大，轻的六克多，重的在二十克以上，介乎其中的则重十几克，成色也很不一律。司马迁说秦“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秦始皇统一并简化币制，不仅有利于统一国家、人民的经济生活，而且半两钱的圆形方孔的形式也成了此后历代封建王朝钱币的定制。

汉初因袭秦的半两钱制，但币制很乱。汉高祖刘邦听民私铸钱，所造钱既小且劣，有轻到一铢以下的。因为钱的方孔太大，周边像四片榆荚合成，被称为“荚钱(或“榆荚钱”)。由于货币减重，物资缺乏和商人囤积居奇，以至物价高昂，米一石且贵至万钱。吕后二年(前186)决定加重货币来提高币值，由政府铸八铢钱。六年，由于与南越及匈奴作战，军费开支大增，又重新实行货币减重，行五分钱(即半两的1/5)，民间也称为荚钱。高帝末年和吕后时曾禁民私铸钱。文帝五年(前175)改铸四铢钱，除盗铸之令。但由于新铸的钱和过去的钱，钱文都为半两，同在市场上流通，大小、轻重、优劣不一，用轻钱时需再加若干，交易很不方便，再加上渚王、达官、豪富大量私铸牟利，更增加了币制的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再图改革币制。元狩五年(前118)铸五铢钱后，半两钱遂正式废罢。

五铢钱

汉武帝时开始铸造的一种标准铜币。因其实际重量和币面重量一致，都是五铢(约3.33克)，故名。

汉初，币制混乱，所铸的各种铜币承袭秦制，文虽仍称半两，但实际重量远较半两为轻。各种铜币大小、轻重、成色也很不一致。另一方面，民间私铸者多，钱质恶劣，更增加了币制的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禁私人铸钱。武帝即位后，财政支出增加，政府大量铸钱，民间也私自铸钱。因盗铸有重利可图，致罪者虽多，却无法禁绝。私铸者还往往磨取官钱的铜屑以盗铸钱，官钱也因此逐渐减轻，同私铸的劣币一样。“钱益多而轻”，物价高涨，币值低落。

武帝元狩、元鼎年间(前122～前111)，政府企图借铸钱之利以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也企图用更换新币的办法限制豪商巨贾居奇取利，操纵货币；再加上关东地区遭受水灾，亟需巨款赈贷。因此，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元狩四年(前119)初，在张汤主持下，造白金(银锡合金)币及皮币(未广泛流通)。与此同时，销毁了文帝时的半两钱(四花钱铢钱)，另铸“文如其重”的三铢钱，以广流通。法令虽严禁私人铸钱，但白金币定值过高，三铢钱轻，易作奸诈，盗铸仍然盛行。五年春，罢三铢钱，改行五铢钱。这时钱由郡国铸造，各地从中取利，钱多轻，私人盗铸者亦多。五年间，汉因盗铸金、钱遇赦免死的有几十万人，自首赦罪的有一百多万人。元鼎二年(前115)，始集中铸钱，由京师钱官铸赤仄钱。以精铜精工制成，一枚当郡国所铸的五铢钱五枚使用，规定赋税、官用必需用赤仄钱。未久，白金终废不行，赤仄钱因与五铢钱比价不合理，私铸更多，使用不便，币制混乱，依然如故。

元鼎四年，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汉政府决定克服过去铸币权不统一，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重量不一致这两大弊端，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取消郡国铸钱权，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设在上林苑的钟官、技巧令(一说为均输)、辨铜令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钟官直接掌管铸造，技巧主刻范，辨铜负责原料供应及检验铜的成色。这种新币名为“三官钱”(又称“上林三官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旧币一律废罢，并责令各郡国将以前所铸的钱一律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新币选料严格，以铜范为母范翻铸之钱大小、式样一致，真正做到重如其文。新的五铢钱不惜工本，私人铸造很难，无利可图，禁令又很严格，所以盗铸之风一时衰息。货币混乱的问题终于获致解决，币值得以长期保持稳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货币统一以后，封建国家的经济力量得到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也进一步获得了经济上的保证。

五铢钱大小、轻重适中，制作精整，有外廓可保护钱币不被盗磨，利于流通和长久使用。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间约一百二十年中，共成钱二百八十亿余。王莽统治期间，屡易货币，并禁用五铢钱，造成极大混乱，但民间仍私用五铢钱。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重铸五铢钱，改由太仆属官考工令主管，郡国也可铸造。东汉五铢钱制作轻薄，由传世的大量东汉五铢钱可见。灵帝中平三年(186)所铸四出五铢，背面有四道斜文由穿孔的四角直达外廓，亦称“角钱”。汉末董卓于献帝初平初年坏五铢钱更铸小钱，这是汉政权最后一次铸钱，结果是货轻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一度钱货不行。东汉以后各朝，仍继续沿用五铢。五铢钱从汉武帝铸造一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废罢，流行了七百多年。

两汉币制

汉王朝建立后，仍沿袭秦币制，同时使用黄金和半两钱，以后改用五铢钱，民间还习用粮食、布帛等实物货币。故在汉朝近400年中是实行黄金、谷帛和铜钱并行的币制。

汉承秦制，仍以黄金为上币。西汉交易中盛用黄金，凡是价值大的和收支数额大的均以黄金计算，关系重大的种种活动，如赏赐、进贡、助祭、平贾、算赋、买卖官爵、对外往来、窖藏等等，也多用黄金。赏赐用金数额很大，多次赐给功臣武将，少则上百斤，多则上千斤，最高者一次就赐金5000斤。武帝时赏赐对匈奴作战有功将士的黄金有30万斤。《汉书》记载的赐金共计90万斤。《资治通鉴》汉纪部分记载用金93次，其中万金以上大额用金有四次，例如梁孝王府藏黄金40余万斤。为了加强朝廷权力，削弱地方势力，汉朝实行“酎金”制，令各地诸侯每年向京师祭祀祖宗时献金助祭，不合规格者严惩，武帝时就用此法夺去106人爵位。为了流通方便，汉朝曾铸过“麟趾”，即麟趾金、马蹄金。公元前119年，武帝因对匈奴作战，财政困难，又发行类似纸币的“白鹿皮币”，强迫使用。同时又发行银锡合金的“白金三品”，即圆形龙币，又名白选、白馔，重八两，值三千；方形马币，重六两，值五百；椭圆形龟币，重四两，值三百。因作价过高，私铸泛滥，不到两年即取消。仅就上述几例，可看出西汉广泛使用金银币的情况。王莽也实行黄金国有政策，其货币中有“金错刀”，并屡次改变币制，借以搜括民间藏金。新莽“宝货制”中就有金货一品银货二品。他败殁后，在他的宫中搜出库存黄金60余万斤。东汉用金大为减少。如赐金只有21740斤，为西汉赐金总数的2%。对外贸易中大量使用黄金。西汉中期以后，金银器饰盛行，《西京杂记》等书有大量记载，如赵飞燕的金步摇，韩嫣的金弹丸等。光武帝时富商郭况就雇用400多工匠制造金器。曹植诗：“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钅义”，可见当时金银器饰的流行。明帝以后，佛教道教盛行，庙宇道观装饰及神佛像多用黄金。和帝以后各代，奢侈无度，外戚宦官争权，又连年对外用兵，公私匮乏，黄金价贵，官民竞藏黄金保值。如董卓败殁后，其郡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最早银币仿贝币，于1974年在原战国时中山国遗址发现四枚。同年8月，河南扶沟县古城村出土银空首布一枚，银平首布17枚。60年代中期，江陵楚墓中出土包金银箔的圆饼形铅饼货币。这些出土货币说明，早在距今2800多年以前，中国已经使用金银铸币。

粮食布帛自古就被用作一般等价物而起货币作用。秦汉时财政收支中有一部分习用谷帛。汉朝的官俸，西汉是以粮食计算，东汉则钱粮搭配，约各半数，如“二千石”、“六百石”、“四百石”，分别表示官爵的高低。史书常见“秩比干石”，“秩比四百石”，即指相当于某一等级的官职；缣帛也常被用作货币，如《汉书》载武帝出巡各地，赏赐地方官吏大量缣帛钱财。为此，西汉有许多人主张废黄金钱币，代以谷帛，认为珠五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应贵五谷而贱金玉。王莽币制总崩溃时，民间就以布帛谷粟为币。东汉时，谷帛与五铢钱并行，有人称之为钱帛平行本位。桓灵两代扩大卖官鬻爵规模，钱帛均当货币计价。不过，金银谷帛两类货币的使用，在两汉时各有一定时间、一定范围、一定对象的限制，只有方孔圆钱才是不限阶层、地域、对象和范围的通用货币。

从半两钱向五铢钱的转化

西汉前期的94年中，政局不稳，再加对外用兵，负担沉重，货币状况也是起伏不定，经过十次变化，半两钱逐渐转变成五铢钱体制。

公元前206年，刘邦初建汉朝时，历经楚汉相争战乱，经济尚未恢复，物资匮乏，因秦钱重不便使用，允许民间自由铸造半两钱，于是地方势力和豪绅富商趁机大肆滥铸恶钱，称为“荚钱”，即“榆荚半两”。钱身轻小粗劣，肉薄，广穿，形同榆荚。初重三铢，旋即重二铢，约二克，后仅重一铢左右。奸商囤积居奇，物价飞涨，米每石高达万钱，马一匹值百金，造成汉朝第一次通货膨胀。

高后二年(前186)，朝廷垄断铸币权，禁民私铸。官铸“八铢八两”，钱文半两，铸币质量改进，文字扁平，大样薄肉。这是汉王朝首次整顿币制。

高后六年(前182)，自吕后当政，刘吕两家争权，斗争激烈。吕氏三王专权，再次搞钱币减重，改铸“五分钱”，钱文半两，重二铢四累，为半两钱(秦)的1/5，减重为类似榆荚钱的轻小恶钱。文帝初年，货币又一次贬值，出现第二次通货膨胀。五铢钱文帝五年(前175)，为稳定局势而取消五分钱，改铸“四铢半两”，文曰半两，重四铢，平背，极少数有外郭，准民间自铸，也准大臣诸侯铸钱，如吴王濞和宠臣邓通均各自大量铸钱，形成吴邓钱遍天下。同时还注意让民休整，发展生产，紧缩通货，一直持续到景帝时，促成汉王朝第一次通货稳定。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对内对外年年用兵，征调频繁，国库枯竭，再次求助于铸币减重，改铸钱文为三铢的“三铢钱”，重如其文，私铸更多，钱愈轻而物愈贵。自此以后20余年间，断断续续，时轻时重，处于货币贬值状态，造成汉初第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

建元五年(前136)，因三铢钱过轻，武帝不得不取消这种货币，又铸行四铢半两钱。钱文半两，实重四铢，又叫“三分钱”。

行三分钱不久，为了财政需要，朝廷仍恢复三铢钱，造成私铸泛滥，钱更多更轻薄而钱价更贱，物价更高。

元狩五年(前118)，武帝再次取消三铢钱，令郡国(相当于地方政府)铸五铢钱，通称“郡国五铢”。钱文“五铢”，重如其文，正面仅有外郭，背面有内外郭，形制不规整。后郡国竞相杂铸轻小薄钱，形制重量不一，钱制又乱。如1982年西安灞桥出土的郡国五铢，仅重0.8克，即一铢，径1.5厘米，铢字五金旁，是五铢钱标准重量的1/5，秦半两钱的1/12。

武帝于元鼎二年(前115)，收回郡国铸币权，改由专司铸造发行钱币的机关“锺官”专铸“赤仄五铢”，又称“赤仄钱”、“赤侧钱”、“孑绀钱”，面背边郭制作规整。规定此钱一当郡国五铢五枚，税赋官用只准用赤仄钱，行了两年废止。

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严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造发行标准五铢钱。废除以前各种钱币，通令收回销毁。此后，只准发行流通官铸“上林三官五铢钱”。这种由中央集中统一铸造发行的标准官炉钱，重约四克，制作精整，郭纹细致，文字古朴遒劲，轻重适中，颇受欢迎。从此五铢钱制定型，一直沿用了2000年。武帝以后的昭、宣、元、成、哀、平六帝均继续铸行上林三官五铢钱，总体形制不变，在钱文书法和穿孔等方面稍有变化。如“宣帝五铢”的五字相交两划向内收缩，外郭稍宽，穿上加横画。西汉五铢钱从元狩五铢到平帝时为止，共铸有280余亿枚。

五铢钱的诞生及上林三官五铢钱的定型定制，对中华货币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肯定了封建王朝必须实施货币铸造发行的中央集中统一，明确了货币稳定与否对国家社会都有重大关系。其次，为中国古代货币开创了新的货币体制，确定了方孔圆形、肉好精整、有内外郭、轻重大小体型适度、以铜为主的金属货币。

西汉后期货币稳定原因

西汉后期，从武帝元鼎年间(前116～前111)到平帝初年的100多年中，出现了中华货币文化史上第一次全局性货币稳定。表现为政清人和，社会安宁，文化发达，经济逐步上升，物资比较丰富，财政年年有余，人民安居乐业，物价相对平稳。怎样会出现这种美好景象？究其原因：金五铢其一，政局稳定。汉初，从高祖到武帝六代，中央政权与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之争，亦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几经反复，变化曲折，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平乱后，朝廷采取多种办法巩固与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权力。汉王朝一再强调休养生息，重农抑商，抑制豪强，力求政清人和，国泰民安。到文帝时，已经出现初步稳定局面，所铸四铢半两，平稳流通了近40年。当时形势迫使文帝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政策，如允许民间和诸侯铸钱等等。经过景帝和武帝的努力，加强中央权力，推行种种利国利民政策措施，收到实效，从而稳定了政局。武帝以后的昭、宣等帝也这样做，竭力保持政局稳定。

其二，经济稳定发展。汉初经过百年实践，深知政局稳定的重要性。如何稳定政局？关键在于国泰民安。而国泰的关键又在于力求民安，民众安居乐业，便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为此，政府力求稳定发展经济。农业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粮食布帛日丰，政府取之有度，藏富于民。手工业生产发展更快，其中冶铁、煮盐、铸钱三项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行业，并成为诸侯、豪绅和富商等地方封建势力据以同中央对抗的经济手段。朝廷采用贾谊、桑弘羊等制订的策略，推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一整套强有力措施，经过多次的激烈斗争，终于把三大项的权益收归中央，使国库充裕而又不增加民众负担。《盐铁论》中桑弘羊与文学贤良的争论，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昭帝以后，继续推行节用爱民政策，保持轻徭薄赋，三十税一，大力扶植农业，使民众丰衣足食，社会安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为货币稳定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其三，对匈奴战争胜利结束，形成“漠南无王庭”，也就是把匈奴的主力赶跑了，再无力南犯，从而大量减轻朝廷军费负担。财政负担轻了，而数十万身强力壮的兵卒投入生产，又增加了社会财富，也增加了财政收入，对稳定货币大有好处。

第四，在货币发行流通方面也推行了许多有效措施，完成了货币铸造发行权的中央集中统一，货币政策以坚持稳定为中心，不断完善按此要求实施的货币制度措施，特别是始终保持五铢钱的货币质量和币值稳定，使民众信任五铢钱。终西汉之世，五铢钱的形制和质量不断改进提高，很少削弱。西汉货币稳定的经验，对后世很有借鉴意义。

陶范与铜钱新莽和东汉晚期的货币

王莽从居摄二年(7)到天凤元年(14)的八年中，标榜“复古，好名，好货”，四次修改币制，以削弱刘汉统治势力。搜括天下财富，以应付繁重的军政开支。

居摄二年王莽始行第一次修改币制。同时推行四种货币：五铢钱；“大钱五十”，重12铢，值五铢钱五十；“金错刀”，钱文“一刀平五千”，值五铢钱五千；“契刀”，首有大环，身形如刀，钱文“契刀五百”，值五铢钱五百。后三种都是虚增钱值倍数，即官定的铸币减重，造成严重的通货贬值。

始建国元年(9)，王莽第二次币改，宣布废除两种刀钱和五铢钱，保留“大钱五十”，另铸“小钱直一”钱，重一铢，毁12枚小钱可铸成一枚大钱，私铸大盛，加剧币制混乱。

始建国二年(10)，王莽实行“宝货制”，计有五物(金、银、铜、龟、贝)、六名二十八品，即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也就是有六大类28个品种货币同时流通，无主辅币关系，各币种间比价关系也不明确，均平行流通。这是一种庞杂繁琐、稀奇古怪、荒谬绝伦的币制，违背了货币流通规律的基本要求，虽严刑竣法也行不通。币制混乱，民怨沸腾，社会骚动。这已经不是什么通货膨胀大小的问题，而是中国货币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货币与政治经济大混乱。后因宝货制彻底垮台，复行大小钱。

天凤元年(14)，王莽废大小钱，改行“货布”与“货泉”两钱。货布重25铢，值25；货泉重5铢，值一。两钱书法纤秀，为垂针篆。民不乐用，复准大钱五十与货泉并行。此外尚有“国宝金匮值万”及“布泉”“布钱”垂针篆圆钱。

总之，王莽更改币制，对人民造成惨重的灾难，每改变一次，民众就大破产一次。所行币改措施，有的尽量仿照史籍所载名目，凭空臆想，不顾当前实际；有的根本忽视作为货币的起码要求，形同儿戏；而且朝令夕改，叫人无所适从。造成钱法一团糟，四民失业，怨声载道，揭竿而起，新莽政权迅即崩溃，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此后民间杂用谷帛、金及五铢钱。有些地方自铸钱币，如淮阳王的“更始五铢”，公孙述的“铸铁五铢”，均为时不久。

建武十六年(40)，光武帝采纳马援建议，复铸行五铢钱，以后各代照办。东汉晚期政治混乱，财政困窘。桓帝打算铸大钱未成。灵帝铸“四出五铢钱”，钱背有四道斜纹由穿孔四角直达边郭，又叫角钱。民间传言此钱象征天子四面下堂而去，乃将亡之兆。此时汉室腐败至极，宫廷荒虐，官吏贪残，民不聊生，黄巾蜂起，诸镇纷争，天下大乱。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搜括长安洛阳铜人铜器和五铢钱，改铸小钱，轻小粗恶，大五分，无文字。因物价飞涨，米每石高达五六万至数十万钱，此种恶钱旋即作废。

三国两晋货币

汉末，群雄纷争，经济衰退，币制崩溃，民间以谷帛为交易媒介。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复用五铢钱，只行了七个月，不成，只好废钱仍用谷帛。由于民间“竞湿谷以要利，大泉五百作薄绢以为市”，明帝时又恢复铸行五铢钱。因曹魏地广、人众、物博，曹操在许昌屯田的经济效果好，故其经济状况比吴蜀好，币制也相对稳定。

蜀汉和孙吴的币制却不稳定，均铸行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官民交困。刘备初取巴蜀，因军用不足，用刘巴建议，先铸“直百五铢”，后铸“犍为五铢”，钱背有一“为”字。它是记地名最早的方孔圆钱。初重八克以上，旋即减重至约二克的小钱，通称“蜀五铢”。蜀汉还先后铸行许多形同五铢的钱，如传形五铢，铁直五百金，直百钱，小直百，直一钱，定平百钱等等。这些货币变化之多，反映蜀汉经济力弱和财政困难情况。孙吴虽处长江中下游和闽广地区，经济情况相对较好。但年年用兵，君臣奢侈无度，为弥补财政的捉襟见肘，就借助于铸大钱。从公元232年起，先后铸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当二千、当五千，都用红铜，强制推行十余年，因迭遭民众反对和拒用，于赤乌九年(246)收回。

司马氏统一三国，建立西晋王朝，继续行用魏五铢钱。由于晋朝君臣奢靡腐化，“太康之治”昙花一现，旋即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这场皇室内部争权夺位的大混战，又引起了五胡十六国大动乱和更大规模的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大混战，使北方各地遭到一场浩劫，城市化为废墟，生产彻底破坏，田园荒芜，商货萧条，赤地千里，生灵涂炭。民间多裂帛为段以供市易，铸币退出市场。但在少数地区尚铸行钱币。前凉张轨在凉州铸行“张轨五铢”，以纠正用布交易之弊。后赵石勒曾令所辖中原地区铸行“丰货钱”，因民不乐用未成。成(汉)李寿在成都地区铸行“汉兴钱”，有直横、汉兴两种，均重一克，是我国最早的年号钱。1983年陕西曾出土张轨的“凉造新泉”，形同小五铢，重1.5克。所以，这段时期或者不用钱，或者行小钱，多数地区恢复实物交换。

东晋王朝偏安江左，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且有所发展。幸有淝水一战，保存半壁江山。但朝野崇尚浮华奢靡，清高自傲，清谈成风，只顾目前享乐，以有限的生产焉能应付无限的消耗，财力枯萎，补救无方；在这种情况下，不思纠正弊端，反而粉饰太平，归罪货币。权臣贵族多人主张废除钱币，争论激烈。而收缩通货，多用小钱，并行谷帛。东晋沿用孙吴旧钱，有大钱“比轮”，中钱“四文”，和沈充所铸小五铢，时称“沈郎钱”，仅重一克，薄小如榆荚。东晋在货币政策上，不得不实行通货紧缩，不敢放铸大钱加剧通货膨胀。如鲁褒和成公绥二人所著两篇《钱神论》，就批评货币拜物教，主张限制货币的权力。东晋所行的通货紧缩政策到南朝时有所发展，这是在长期货币混乱中被迫引发出来的。

南朝货币

宋、齐、梁、陈四朝，史称南朝，从公元420年刘裕灭东晋建立宋王朝起，至公元589年隋灭陈止，共计170年。鉴于两晋和以前各朝货币混乱的经验教训，均不敢铸行大钱，深忌通货膨胀，主张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在当时南北对峙形势下，南朝国土日小，人口日少，生产增长不快，军政开支庞大，财源短缺，物资匮乏，亏耗日巨，物价暴涨。再加上这四朝的统治者争权夺位，相互残杀，结党营私，荒纵暴虐，社会动乱不已。于是多在钱币重量、成色、币材及数量上大做文章，意图以此来应付困境。当时对此颇多争论。如刘宋时范泰反对尽收民间藏铜来铸钱。周朗主张限制货币的作用。沈约则从主张限制货币到主张完全取消货币。这些议论对当时的政府决策有一定影响。刘宋初建国时，采纳范泰意见，不增加铸钱。文帝实施一些减轻民众负担的措施，形成30余年的“元嘉之治”。元嘉七年(430)，立钱署，铸“元嘉四铢钱”，形制同五铢钱，质量较好，推行较顺利。至元嘉中期，钱币流通相对平稳。后期渐次减重，引起私铸增多，钱恶值贱。元嘉二十四年(447)，准刘义恭建议，行大钱，以五铢钱一当四铢钱二，公私均感不便，旋即取消。当时沈演之、何尚之等均对铸大钱驳斥，认为货币数量过多，会刺激物价上涨，动摇国本。孝武帝孝建元年(454)，改铸“孝建四铢”，重1.2克，钱文为薤叶书，钱益薄小，百物踊贵。废帝永光元年(465)，又铸孝建、永光、景和三种二铢钱，更轻小恶劣。且私铸成灾，大小轻重不一，质量更差，如“未子”或“来子”，无轮廓，不磨镱。最轻小者叫“荇叶”、“鹅眼钱”、“纟延环钱”，一千钱积起来不到三寸长，入水不沉，极易破碎，斗米万钱，商旅裹足。造成一次历时20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明帝泰始元年(465)整顿钱制，废钱署，停铸钱，禁私铸，专用古钱，准钱谷通用，大力收缩通货，结果造成宋末市场钱荒。

萧齐(南齐)继续加强紧缩通货，很少铸钱。仅有一次令刘浚在四川试铸，因成本太高而停止。由于多方过分收缩，又引起钱荒。

萧梁铸钱种类很多，钱制更乱，因而引起一次长达数十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综其原因，除萧梁政治腐败、内部争权外，关键在于梁武帝萧衍自以为是，昏庸懦弱，轻信南下来降的侯景，任其揽权行霸，肆意暴虐，终于被囚台城饿死。随之四方兵起，战火蔓延全国，生产停滞，库空如洗，就赖实施铸币减重减值来对付，最终专用铁钱，更加速其政权解体。晚期国土分裂为三，互相攻伐，为强邻所吞并，国亡族灭，一败涂地。据《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三四六载：“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湖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武帝始铸“大样五铢”和“公式女钱”，分别各重三克多和二克半，前者肉好周郭皆备，后者无外郭。二品并行。民间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太平百钱，五铢女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普通四年(523)禁用铜钱，铸行铁五铢，值更低，引起大量私铸。晚期铁钱堆积如山，币值惨跌，交易者以车载钱，论贯使用，不复计数。敬帝太平二年(557)铸“四柱钱”，正反面各有两个星点，故称四柱，钱径2.3厘米，重2.3克，色发暗，一当细钱二十，后改当十。细钱指当时私铸二柱钱及鹅眼钱。后铸正面有二星点的“二柱五铢”，禁用细钱。因铁钱贬值，铜钱价贵，出现“短陌”现象，有人以70或80为陌者，90以上称为长陌。政府屡令足陌，民间不理。武帝末年，竟以35为陌。

陈初，承梁丧乱之余，铁钱不行，钱货混乱。市间杂用二柱钱和鹅眼钱，其价相同。但二柱钱重而鹅眼钱轻，民间乃私熔钱牟利，又间杂以锡铁。文帝天嘉三年(562)“改铸五铢”，重约2.5克，一当鹅眼钱十。宣帝太建十一年(579)铸“太货六铢”，以一当五铢钱十，后改当一，与五铢钱并行，重约6.5克，是六朝钱中最精美者。但因不便使用，旋废，仍用五铢钱，直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不用钱。陈朝疆域狭小，因原来三梁各地多被强邻吞并，陈钱的流通范围也很狭窄。

综观南朝货币状况，以紧缩通货为主，形成一次货币平稳，两次通货膨胀，三次通货紧缩。从全局看，是乱多于治，对民众造成重大危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朝败亡原因。

北朝货币

在中国北方大分裂的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拓跋部崛起于晋北。公元386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到公元439年统一北方，与南朝刘宋对峙。初时，还过游牧生活，经济落后，实行物物交换或以谷帛牛羊为交易媒介，租赋、俸给、赈恤均以布帛计算，不用钱。孝文帝(471～499)改制，厉行新政，实施均田制，很快发展农业生产，内外商业也迅速展开。太和十九年(495)始铸“太和五铢”，重三至四克，铜质粗恶，文字湮漫，强令全国通用；在各地设炉为民铸钱。官俸也以钱支付。宣武帝永平三年(510)铸“水平五铢”，重约3.4克，五字交股作直笔，边缘阔。初时制作稍好，不久大为减重，有所谓鸡眼、环凿等名目，有些钱比榆荚还薄。各地流通情况复杂，有的只用古钱，有的则用绢帛。钱轻物重，米价一斗千文。孝庄帝永安二年(529)改铸“永安五铢”，形制重量同永平钱，少数钱有四出纹或穿上有“二”字。允许民众携铜到官炉铸钱。故意抬高币值，当时绢布市价一匹300钱，政府按每匹200钱出售，原意用以回笼民间钱币，不料反而刺激私铸，币值更为惨跌。而且当时铜价一斤81文，熔铸小钱可得200余文，钱多而滥，钱币流通情况更为杂乱。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534～550)和西魏(534～557)。东魏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币制混乱，官定沿用永安五铢，私铸多而杂，钱币名目繁多，如青赤、紧钱、吉钱、生厚、生涩、天柱、赤牵等钱。冀州以北拒用钱，只用绢布。孝静帝武定元年(543)，改铸减重的小样永安五铢，并在各地收集铜和恶钱，私铸仍难禁止。东魏末年曾打算规定钱必须重五铢才准通行和置官秤检验，行不通。高洋灭东魏建北齐(550～577)，于文宣帝天保四年(553)铸“常平五铢”，制作精巧，重4.2克，币值较高。但因北齐宫廷荒淫无度，贪赃成风，横征暴敛，民众乃以私铸来对付。乾明、皇建年间(560～561)，私铸更多，至有用铜铁合金多杂铅锡大铸恶钱，名目繁杂，有青熟、赤熟、赤生、细眉、青薄等。后主武平(570～575)以后私铸充斥，竟有用生铁块充当货币。

西魏的情况同东魏差不多。文帝于大统六年(公元540年)先铸“大统六铢”，文曰五铢，形制仿永安五铢，铜色苍白，右边穿孔处有一划。六年后再铸，减重缩型。有一说还铸仿永安钱的“置样五铢”，待考。公元557年，北周灭西魏，577年灭北齐，统一北方。北周铸过三种新钱。武帝保定元年(561)铸“布泉”，一当西魏钱五枚，与五铢钱并行。钱文书法是玉筋篆，笔划古朴饱满，泉字中竖不断，与王莽布泉钱文不同。外郭隆起，重约4.3克。武帝建德三年(574)，又铸“五行大布”钱，重量与布泉差不多，一当布泉十，两钱并行。因边境盗铸太多，乃禁止五行大布钱进出关，布泉只进不出，严禁私铸。后又废布泉。静帝大象元年(579)铸“永通万国”钱，一般重六克，以一当五行大布十枚，合五铢钱500枚，等于减重至1/166。此钱大小不等，又有阔边及铅钱。初铸时，钱极精巧，篆法绝工，艺术价值高，为收藏珍品。但因减重贬值过甚，人不乐用。民间有用绢帛和金银作币者，甚至有些地区使用国外来的金银币。

总之，北朝货币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在多次政治变革中不断进行币制改革，铸出新的钱币，质量一般不佳，直到北周才大有改善。但货币流通情况，除北齐有严重通货膨胀外，其余均是小病不断，私铸恶钱一贯到底。

隋朝货币

公元581年，杨坚灭北周建立隋朝，开皇九年(589)灭陈，南北统一，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王朝。文帝推行新政以发展生产和稳定政局。如扩大和改进原有均田制，轻徭薄赋，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商业和手工业也随之发展，并迅速发展江南闽广经济，扩大国际贸易，涌现出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繁荣的商业都市。在此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清除北齐北周和梁陈的货币积弊，实施通货紧缩政策，建立稳定的货币形制，发行符合标准的“开皇五铢”，又名“置样五铢”。法定钱一千文重四斤二两，完全禁止古钱和私钱流通。令各关置百钱为样，进关的人所带钱币，要受检查，符合标准，才许入关，否则收去熔铸。隋开皇五铢制作规整，背面肉好皆有周郭，笔划精细清楚，五字交股处稍曲而圆。有些钱白色，又叫“白钱”。这样就稳定了币值，形成了约20年的货币稳定局面。炀帝(605～618)“骄矜自用，口诵尧舜之言，身为桀纣之行”，五铢钱穷奢极侈，游幸无度，大兴土木，并挑起对外战争，耗费巨大财力，财经枯竭，很快摧毁了隋朝的经济基础，只好大铸恶钱，每千文减到只有一斤重，后来八九万钱才满半斤，最后，甚至剪铁镍裁皮糊纸当钱用。物价飞涨，米价万钱一斛。故民不聊生，义军蜂起，隋遂以亡。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转变时期，其货币形制也在中华货币文化史上形成一个过渡阶段，并提供若干宝贵的历史经验，也表现出若干币制发展的特点：第一，钱币名称，由重量的铢两等渐次演变，突破传统习惯。如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钱，就不以重量为钱名。第二，年号钱出现，后期增多，如孝建五铢、永光二铢、太和五铢、常平五铢、永安五铢、开皇五铢等钱，是后世年号钱之先驱。第三，币材繁杂。除铜铸币比较普遍使用外，还有铁钱、铅锡钱、金银钱、各种合金钱、粮食、绢帛，有些地方特产实物也充当货币。第四，货币的品种多，变化快，能够保值的少，减重减值降价的多。这种状况，在本期内的各朝各代都有。第五，钱文书法变化多端，由篆书向隶楷书体演变，趋向美观实用。其中有些钱文书法及其刻印很精美，已成为历史文物中的艺术珍品。

唐朝货币

发展的背景

唐朝是中国中古时期繁荣昌盛、文化发达的封建王朝，国力富强，国威远扬，对世界文明和中华货币文化的发展，均作出卓越的贡献。

公元618年，李渊起兵太原，席卷关洛，取代隋朝，建元武德，唐代肇始。鉴于隋末20余年战乱破坏及隋亡教训，唐初就从恢复生产及缓和矛盾着手。攻占长安时，与民约法12条，废除隋苛政。武德七年(624)实行均田制，并适当减轻赋税。唐太宗李世民更采取若干有利于民的政策措施，如轻税，奖农，建义仓备荒，以户口增减作官吏考勤标准等等，使生产加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高宗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后期和武后当政前后，发生皇族权位斗争，政局动荡不安。玄宗前期扭转纷乱局面，仿行贞观措施，社会经济欣欣向荣，史称“开元之治”。唐代至此维持了100多年的兴盛局面。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手工业、官营商业、宫市、邸店、对外贸易、国际交往、驿站等均空前兴盛，众多的手工业行会及各种商业行会组织所起作用，更说明手工业和商业空前发展。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更是万商云集，繁华空前。崔融曾描写当时中原盛况：“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易往返，昧旦永日”，真是盛极一时。其他商业都市很多，如广州设市舶司。玄宗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安史之乱(755～763)中，民众死亡不可胜计，中州数百里一片荒凉，州县多成废墟。此后，统治上层内部矛盾一发不可收拾，接踵而至的是“三害”：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倾轧。故年年战乱不息，使北方的经济下降或衰败，经济重心转向南方。肃宗以后几代，由于财政收入锐减，军政开支猛增，多方开辟财源，先后任用第五琦、刘晏、杨炎等人理财，如改良漕运，整顿盐法等等。德宗时取消租庸调，实行两税法，法虽善但忽视不加税的诺言，得失参半。晚唐几代，三害之祸更为激烈，财政陷入绝境，加之搜括无度，激起波澜壮阔的黄巢农民军大起义，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唐朝的货币、币制、货币政策措施，也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兴衰起伏，经历了初唐时期的货币稳定，中唐前期的通货膨胀和紧缩，晚唐再次通货膨胀的局面，利弊杂陈，足资借镜。

通宝钱体制的建立及其发展

高祖武德四年(621)，铸行“开元通宝”钱，其形制与书法均以上林三官五铢钱为样板，是标准的方孔圆钱。此钱外圆内方，有肉有好及内外郭，径八分，重二铢四累，即约四克，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为以后历代王朝的铸钱标准。每十钱重一两，后世称“一个钱”、“一文钱”。这个“一钱”，同清朝库平一钱的重量相符，为后世两以下十进位衡法开其端。铢累等秤量单位从此不用。此后不再以重量为钱币名称，改称通宝、元宝、重宝等等。开元通宝不是年号钱，原意是开辟新纪元的通行宝货。不以重量为货币名称为后世钱币减重打下埋伏，消除了钱名重量同钱的实际重量不符时导致的麻烦。此钱成色规定有统一标准：铜占83.32%，白腊14.56%，黑锡2.12%。开元钱的钱文书法精美，为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篆、隶体，极工整，为后世所推崇，被奉为字帖楷模，印行至今。高宗之后，铸过几次年号钱。唐以后各朝所铸多数为年号钱，这是某个皇帝统治权力的象征，为后世研究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参考资料。

开元通宝钱发行后，因其形制轻重大小适中，制作精整，质量可靠，市场乐用，就驱除一切古钱和私钱。终贞观之世，此钱币值稳定，购买力也较高。贞观初，米斗仅值三个钱。贞观以后各代所铸开元钱，基本形制不变。有些钱的钱面或钱背刻划各种标记，如星、月、双月、莲纹等等。有的“元”字双挑、左挑、右挑，所处部位也不同。还有当十的大开元钱和仅重二克的小开元钱。一般是：早期开元钱，轮廓精细，文字精美；中期的背多星月及其他花纹；晚期的外郭阔、粗糙。

高宗乾封元年(666)因对高丽作战，财政紧张，乃铸行“乾封泉宝”当十钱，钱径2.5厘米，重3.3～3.5克，即一钱一分多，当开元钱十文，严重贬值，民众拒用，不到一年废止。此后直到玄宗晚年，开元钱仍继续行用。但私钱充斥，恶钱盛行。

肃宗时，因对付安史战乱，军政费用紧缺，财源无着，乃求助于铸大钱。乾元元年(758)十月，铸行“乾元重宝”当十钱，钱径7.7厘米，重5.97克，每千文重十斤，法定重宝一当开元钱十文。次年再铸“重轮乾元重宝”，又叫“重棱钱”，径3.5厘米，重11.94克，每千文重20斤，法定一当开元钱50文。大幅度的铸币减重和严重贬值，造成物价狂涨，米斗7000文，“饿死者相枕于道”。上元元年(760)，把开元钱增为一当十，重棱钱降为一当三十。这样，民间就把两种乾元钱叫做“虚钱”，称开元钱为“实钱”，从而产生虚价与实价两种物价。盗铸蜂起，严刑竣法也禁不了。同时，史思明在洛阳铸行“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径一寸四分，重约21克，一当开元钱百文。这是一种严重贬值的军用货币。

代宗宝应元年(762)，改重轮钱和普通乾元钱一当三文开元钱，乾元小钱一当二。后改为大小钱均是一当一。于是私铸又转为私镕，每千个重棱钱可熔得铜20斤，能改铸开元钱3200枚，获利三倍多。大历年间(766～779)，因安史战乱结束，朝廷采取种种增收节支措施，使物价逐渐趋向平稳，但币值仍低于战前。因感钱数量不足，朝廷便增炉铸造“大历元宝”和“大历通宝”。德宗建中(780～783)初又铸“建中通宝”和“建中元宝”。以上两种都是减重的劣质小钱。建中初，曾采连州白铜铸开元大钱，一当十文用，径4.5厘米，重16.8～18克。在此之后约60年，因通货过少值低，发生一次通货紧缩，到武宗时才宽松。

武宗会昌五年(845)，废天下佛寺，征集寺庙铜佛像钟磬器物，令各地增设钱坊，大铸“会昌开元”钱，制作不精，大小轻重不一，一般径2.3厘米，重3.4～3.5克。钱背刻有地名，计22处，即：京(京钱)、昌(扬州)、洛、益、梓、蓝、荆、襄、越、宣、洪、潭、兖、润、鄂、平、兴、梁、广、福、丹、桂。次年，明令全国只准用新钱，但旧钱也未收回，通货紧缩稍稍宽解。宣宗(847～859)曾推翻武宗的政策，熔新钱再铸佛像，但效果不大。懿宗咸通十一年(870)，曾铸“咸通玄宝”钱。武宗以后各代多仿铸会昌开元钱，迄于唐亡。唐末，黄巢攻取长安，建国大齐，改元金统，铸行“大齐通宝”钱，此钱存世不多。

有唐一代，开元通宝钱铸造发行了近300年，始终为民间所乐用，其间虽几经挫折，另铸新钱，还是取代不了。这种在一个历时较长的朝代，一种钱币始终盛行情况，在以后各朝，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这种式样的货币在唐以后的1000多年中，始终不衰。有些皇室欲以本朝铸钱充当天下钱的标准，从未如愿。其中道理，确实令人深思。有一点可以肯定，除钱币本身具备的优越条件外，如何取得人民.的长期信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唐朝币制中的金银绢帛

唐朝的币制属于多元化类型。以通宝钱为主，金银绢帛粮食同时行用。金银仍视为财富宝藏，赏赐和馈赠贿赂等也用。如开元和贞观年间，多次以金银赏赐将士臣僚。唐代产金地区较多，《新唐书》列举73州府产金，此外还从海陆两道大量流入黄金。唐初，岭南地区通用白银为货币。唐代金银以两为货币单位，多铸成饼铤等形使用，币面均有文字记号。中唐后期，白银已成货币流通中的一种重要货币。

唐代还把通宝钱与绢帛作为法定货币并行流通，即“绢值与钱值并重”。所谓绢值，就是用布帛绢缣，按法定规格要求，以匹为单位，用以衡量商品的价格。凡平赃、计值、计功、作庸均应按绢值计算。开元年间，朝廷多次下令钱帛兼用，违者论罪。还说布帛是本，钱刀是末。凡交易量在1000钱以上者应钱帛兼用，严禁只收钱。钱绢比价，初唐时，绢价一匹200钱。开元(713～741)中，官定550钱一匹，成为市价标准。安史乱时，绢价一匹万钱。大历七年(772)降到4000，中唐后期跌至800文。所以说，中唐时期已形成钱、银、绢三元化币制。此外，在某些地区还用实物货币或信用货币，甚至物物交换，如粮食、家禽等等。

盛唐时期货币的相对稳定

自太宗贞观至玄宗开元年间，唐代币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间武后中期及开元晚期稍差，在表面平稳中已孕育动乱因素。盛唐货币稳定原因，在于贞观之治所收实效。太宗励精图治，选贤任能，细察历代兴亡之理，居安思危，以隋为鉴，取信于民。常说：“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强调为官必须顺民意，察民情，惜民力，得民心。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他推行一系列兴利除弊政策，形成贞观之治，也为盛唐币制稳定创造了良好条件。这些策略计有以下三项：第一，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兴学，育才，爱才，网络人才，善用人才。太宗曾说，与其多得钱数百万缗，不如得一贤才。朝廷设弘文馆及国子监，大兴太学，征天下名儒为学官，精选人才为学士，四方精英云集京师。因此，唐代人才辈出，治国、用兵、理财、外交以及经学、文学、诗歌、艺术等方面，都涌现大量杰出人才，这是唐代币制稳定的精神支柱。第二，奖农桑，兴水利，多方发展官民手工业生产，物资丰饶，物价平稳，贞观初斗米仅三四文钱，开元初一二十文上下。南北交通畅通，商业发达，大小商业城市布满水陆要道。人民安居乐业。这是货币稳定的物质基础。第三，政治上比较开明，政通人和，讲求实效，不务虚名。对外宣扬国威，增强国力。“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这也是货币稳定的保证之一。

这一时期虽然货币稳定，但私铸恶钱较多。高宗武后时，因内外用兵，财政负担重，又加商业发达，需要钱币增加。官方因铸钱成本太高，不肯铸，钱紧缺。私铸云起，恶钱充斥，虽用严刑高压也无用。高宗显庆五年(660)，官方以好钱一值恶钱五收恶钱，因恶钱作价过低，恶钱反被收藏，改为一比二也无效。开元时(713～741)，江淮一带私钱风行，有几十种偏炉钱，七八文才抵官炉钱一。朝廷派官员去江淮查禁恶钱，引起民间不满，罢市抗拒。开元八年(720)恶钱一千文重满六斤者，官用好钱300文收兑或按时价给布绢杂物。天宝年间(742～756)，因好钱不许加价多被收藏。商人从江淮以好钱一文换恶钱五文，把恶钱运京城以一当一用。天宝以后，时局大坏，对私铸恶钱无暇顾及，不了了之。

中唐前期和晚唐的通货膨胀

玄宗天宝年间，重蹈隋炀帝覆辙，由治平富强转向骄奢荒纵，政治腐败，武备松弛。加之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征课加重，经济由盛转衰，社会动荡。安史战火挫伤唐朝元气，造成府库枯竭，卖官爵，度僧尼，捐杂税，百般检括，均无济于事。大历(766～779)初，安史乱平，生产恢复尚未跟上，物价依然不稳，如米每斗仍在1000至1400钱之间。代宗晚年，米价仍比战前上涨一倍，帛价上涨四倍。杜甫诗云：“岂闻匹绢直万钱”，可见当时通货膨胀危害之大，引起多种异常情况：(1)物价飞涨，民众受尽苦难，户口锐减。(2)税收的货币数字上升，实际价值下降，肃宗初(756)岁人钱60万缗；晚年(762)超过初年十倍。代宗大历末(779)增至1200万缗。(3)官吏俸饷所得钱数倍增，实际货币购买力下降。大历十二年按新币值调整官俸，每年约增15.6万缗。这次通货膨胀，在肃宗初起时很猛烈，其后断断续续，起伏不平，地区之间时有不同，前后约有60年，直至德宗建中(780～783)后期才平息。

唐代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总的是因势利导，逐步调整，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息兵罢战，稳定政局。唐王朝用武力加收买的策略，平定安史之乱。肃宗和其后两代，相继革除天宝弊政，躬行节俭，戒奢戒骄，整饬吏治，重用贤才，文如李泌、陆贽，武如郭子仪、李光弼等，使战乱渐趋平息，社会秩序恢复。第二，发展生产，沟通南北经济往来。许多重臣武将在其驻地，率领将士力田，并招徕流民，屯田垦荒。此举影响很大，使遭受战火洗劫的各地，迅速恢复生产。朝廷还实施许多减轻人民负担、奖励开荒、发展手工业等措施，颇收实效。安史战乱多在北方地区，长江流域所受影响较少，物产丰饶。于是朝廷全力恢复南北运道，以南方物资，济北方之急。第三，善于理财。理财家刘晏参照西汉桑弘羊那套办法，综合运用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联系中唐实况，实施一套理财办法，收效很大。吏称其施行效果是“国用饶而民不扰”。第四，管好货币流通。压缩钱币铸造，尽量减少市场钱币流通数量，在某些大额支付上多用绢帛，使绢值的货币作用超过钱值。同时严禁私铸。实行上述措施之后，伴随着生产恢复，内外贸易日增，物价渐趋平稳，币值回升。闹了数十年的通货膨胀，又向相反方向发展而趋向通货回缩。

懿宗以后几代，藩镇割据自立，互相攻打，形同战国局面。还截留中央税收、物资和铸币。唐王朝那些只知吃喝玩乐的昏君，听命宦官专权，中央力量日益削弱，常因物资缺乏而造成种种纷乱，不时发生通货膨胀和局部恶化现象。僖宗光启年间(885～888)，米每斗高达30～50万文，币制彻底崩溃，民间恢复实物经济。有些地区大额开支则用白银。晚唐货币严重混乱状况，蔓延到五代十国，引发出更大的货币混乱。

蓄钱禁与通货紧缩

在前一阶段解决通货膨胀过程中，对钱收缩过紧；又因局势渐趋平稳，经济恢复，对货币需要增多，货币供需差距扩大，钱币紧缺，出现钱币紧缩。开元中全国铸钱炉70多处，年共铸钱百余万缗，天宝十一年减为32.7万缗。宪宗时年铸13.5万缗。文宗时不到10万缗。与此同时，市场钱币需要量却不断增加，首先税收用钱越来越多。德宗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后，收税全用钱。同年商税三十税一，建中四年征收“间架税”(房产税)和“除陌税”(交易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初收税茶，十分收一，以及增加盐价每斗百钱。这些措施都增加钱币需要量。其次，政府从各个渠道收进的铜钱，藏之府库，只收不放。第三，用钱地区扩大。“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贸易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钱”。第四，对外贸易发达，外商往来频繁，铜钱大量外流。

针对上述钱币紧缺的状况，唐朝从三个方面解决。第一，增加铜钱流通量。继续奖励采铜，禁止铸造铜器，官府统购铜材，开采古铜坑200多处，增炉铸钱，放出内库钱到市上行用。武宗时没收寺庙道观神像神器铸造会昌开元钱。准许新旧钱同时流通。采取以上措施，不断增加市面的铜钱流通量。第二，限制铜钱贮藏量，加快铜钱流通速度，即从另一角度扩大铜钱供应量。“蓄钱禁”即此意。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下令严禁蓄钱，不问官民，私贮现钱一律不得超过5000贯。超过部分，限在两个月内购物用完。但藩镇、官吏、富商互相勾结，变相贮藏。穆宗长庆四年(824)放宽期限，规定贮钱超过一万贯到十万贯的，在一年内用出；超过10至20万贯的，限于两年内处理完毕。这些办法，都是限制铜钱贮藏量和贮藏时间，促使尽快投入市场，加快流速和增加铜钱流通量。第三，运用各种信用机构和信用流通工具，调节铜钱流通，从另一个侧面增加钱币流通量和加快流通速度。

两宋货币

两宋货币变化的背景

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应运元宝夺取后周皇权，建立北宋王朝。面对当时严峻形势，他心存猜忌，为防微杜渐，政治上他集大权于己身。削弱将相大臣权力，并使其互相牵制；削弱州郡权力，废官用吏。经济大权，更是操于皇上一人。采取这些措施，一时赢得政局稳定，但从长远看，并来能巩固政权。

从两宋政治状况看，历代君主权贵，只求太平无事，上下相安，尽力缓解社会矛盾，安抚平息民众反抗。对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偏向保守一方。如对王安石变法，先支持，后淡化，终取消。高宗贪生怕死，心怀鬼胎，与奸臣秦桧狼狈为奸，不惜卖国投降，以求自保。还不顾国家安危，纸醉金迷，“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孝宗实行一些改良措施，缓解已有矛盾。以后是一代不如一代，君懦臣贪，上下荒纵，朝欢暮乐，“灯火荧煌天不夜，笙歌嘈杂地长春”，乃是最佳写照。朝廷还加紧搜括，以补财政不足。理宗后期，生灵涂炭，怨声载道。不久，南宋便被蒙古大军灭亡。

从对外关系看。赵宋是历代王朝中最弱的朝代。在300年中，不断受到强邻辽(契丹)、西夏、金(女真)和蒙古的攻击。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国订立屈辱的“澶渊之盟”，以后年年向辽进贡“岁币”。仁宗庆历二年(1042)增加纳贡数额。两年后，又承诺对西夏的“岁赐”条件。嗣后对金对蒙古都有岁贡。两宋对这些强邻，一贯是屈辱乞活，求哀告饶，称臣称孙，恬不知耻。这些长年的沉重负担，都对两宋货币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保证皇室安全和巩固中央集权，两宋重视发展经济和强化币制。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较快发展，一度达到新的高峰。但在各个阶段有所不同，北宋前期和南宋孝宗年间(1163～1189)情况较好，两宋末年均较差。其货币情况也是这样。就地区比较，以太湖为中心的江浙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其次是川蜀和两湖，北方较差。在两宋末期战乱中，有些地方变得一片荒凉。

两宋的经济发展对其货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业精耕细作地区丰收引起对货币大量需求。宋代农业生产比汉唐增加二倍多，但人口增加不到二倍。在发展农业时，着重发展粮食生产。“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为吴越闽蜀，其亩之所出视他州辄数倍”，这里所指，即今江南、浙闽、两湖、川蜀地区。这些丰产地区都采用精耕细作式的集约经营。如两浙路就用配置先进耕具划刀的曲辕犁，并靠先进农具、技术和勤奋夺取高产，不仅自给有余，上市供应，还承担年供宫廷粮食数百万石。二是发展商品化农业生产。在精耕细作地区出现经济作物和农业商品化，形成若干农业分支，如种茶、养蚕、种甘蔗、植果树、种药材、种蔬菜、发展水产等等。按照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这种商业化农业生产迅速向纵深发展，使这些地区人口更加集中，商品交换更加发展。三是农产品商品化促进手工业全面展开。宋代的陶瓷、丝绸、刺绣、造纸、印刷、雕刻、炼钢、金银铜铁器饰等在当时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档产品，很受各国欢迎。其他行业还很多。这些手工业和商业又不断形成新的分支，如神宗时临安就有414行，每行又有许多小分支。四是手工业专业化促进商品构成地方专业化。各地区利用本地优势大量发展地方名牌产品参加商业竞争。如蜀锦、东绢、端砚、吴纸、浙漆、白瓷、青瓷、建州茶等等，各具特色，名气很大，在商场上起带头作用，促进地区间商品交换不断扩大。这就引发出多种商品和大量货币向全国城乡蔓延，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领域，也引发出许多有关生产和流通的问题。自北宋晚期以后，货币方面的问题特别严重。

两宋币制概论

宋朝开国不久，就发行钱币。仁宗时开始官发纸币，实行钱币、白银和纸币同等流通的币制。在近300年中，此种币制随着时局动荡而波涛起伏，变化多端。总的是混乱多于治平。北宋前期和南宋孝宗年间(1163～1189)稍为平稳，币值相对稳定。徽宗和南宋后期，由于通货膨胀造成钱荒，最后货币全面崩溃。宋代币制的特点是：复杂多变，表里不一，自说自话，不守信用。总评是坏到底。具体说来，宋代币制有以下五个特点：

其一，铸造和管理高度集中。宋王朝把货币铸制发行管理大权都掌握在皇帝手中，实行高度集中制。宋代各时期都白铸年号钱或国号钱，显示帝王的权威。宋太祖首先铸国号钱宋元通宝，以后两宋各铸了三种四个国号钱。太宗首铸的太平通宝，是宋代的第一次年号钱。综计北宋九帝，改年号35次，铸了28种年号钱。南宋九帝(包括在闽粤逃亡的末代两王)，改了22次年号，铸了18种年号钱。除末代两王外，几乎是改一次年号，就铸一种新钱。

其二，币种复杂多变。纸钞看似只有几类，实则变化频繁。每种纸钞都使用时间不长。钱币的名称、种类及内部结构也是多种多样。一般称通宝、元宝、重宝，有的还有更多名称，如嘉定铜铁钱，共有30多个宝名。从钱的金属成分看，有铜、铁、铅、锡及各种合金钱。若按轻重大小、成色等级、币材结构、年份版别、特征或异形、纪年纪监、各地习惯称名及其他标记来划分，更是不计其数。例如熙宁和元丰两钱，其版别就有100多种。而两宋历代各地不断出现的私铸及恶钱，更是无法点算。南宋还铸过“钱牌”，是带有通行证性质的代用货币。有上圆下方、上方下圆、长方形三种。表面有“临安府行用”字样，牌背有“准贰佰文省”等表示各种币值的文字。再把信用货币算上，更难说清有多少币种。

其三，长期封建割据和推行铁钱。关于纸钞和钱币发行流通，有种种官方规定和民间习惯。宋初曾禁铁钱，开宝三年(970)在雅州百丈设监铸行；此后，在多处扩大铸造使用铁钱。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有钱监26处，其中铁钱监九，铸铁钱889234贯，占总铸钱数的15%。还用铁钱作钞本(发行准备金)来发行纸钞。由于铁钱和铜铁钱广泛并行，形成钱币发行流通的地方性。当时成都、梓州、利州、夔州四路专行铁钱，陕西及河东西路则铜铁钱兼用，其余地区多流通铜钱。川蜀的铁钱，限在本区内自铸行用，不准外区铜铁钱流人，本区钱也不准流出。因各地所铸铜铁钱，重量、大小、成色、形状和使用习惯，不尽相同，只能在区内使用，这就加深了钱币流通的地方割据性。有的相互排斥，有的相互渗透，形成地区之间的货币战。这种情况在南宋后期更为激烈。

其四，钱币形态和钱文书法多种多样。宋钱分大小，已成为经常制度。每种新钱，一般都有“小平”；“折二”两种大小不同的钱；有的还有“折三”、“当(折)五”、“当十”等大钱。南宋还有淳佑通宝当百大铜、铁钱。铜铁钱各个等级之间并不是刚好按照钱面表示的数量来区别的，有的折二折三反而比小平轻小，折五当十也不是刚好为小平的五倍十倍。铜铁钱及其各个等级之间也没有一定的比价，即使有时官方规定比价，也维持不住。

各种大小不同的宋钱，又有各种丰富多彩的钱文书法。优美的宋代钱币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是中国书法史和文字发展史上的瑰宝，更是一部中外推崇的法帖。其书法一般都出自名家手笔，对研究中国书法、文字，确是一部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这些宋钱的钱文书法，有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楷书、真书等各种书体。一般的钱，多有两种书体，形成对钱，有的还有三种。如“淳化元宝”，就有宋太宗亲笔书写的真、行、草三种书体，即御笔钱。钱文用草书自此起。“崇宁通宝”中的真书体和“大观通宝”的文字，都是徽宗赵佶所书，铁画银钩，号称“瘦金体”，引人入胜。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所铸九迭篆文“皇宋通宝”，更是稀世之珍，目前国内陆续有所发现。从仁宗到哲宗前后四代，钱文书法出自名家手笔的很多，如“元通宝”的钱文，就是大名家司马光、苏轼等写的。对宋钱的钱文书法推崇、珍藏、鉴赏、临摹、学习，几百年来从未间断过。今后，更需要继续进行发掘和深入研究。

其五，宋币成色差，质量低。宋代初行宋元通宝时，曾以唐初开元钱为样品，严守不变。实际上各地所铸宋钱的质地成色都不及唐钱，以后更是每况愈下，相差很大。唐初开元钱一般含铜83%以上。宋钱最好的，如太平通宝，含铜65.98%，天禧通宝含铜64.44%，以后各代铸钱逐渐降低含铜比例。如蔡京所铸夹锡钱，含铜57.14%，还官定当两个铜钱用，贬值一半多。绍兴(1131～1162)以后的钱，搀杂将近一半。如绍兴通宝，含铜降为54.48%。而所谓折三、当五、当十等大钱，更是名实不符，公开减重贬值。例如，崇宁(1102～1106)中，立《钱纲验样法》，要求当十钱每缗(一千钱)用铜九斤七两余，铅半之，锡居1/3。而仁宗时规定皇宋通宝小平一千钱重五斤，其中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同时建州铜钱，增铜五两，减铅五两。这样，当十钱的含铜量仅比小平钱高不到三倍，而钱值要扩大十倍。再如宋钱的重量，官铸钱也是大小轻重不一。例如在小平钱中，最高的重3.8克，有天禧、政和、宣和三通宝钱；次重3.7克，有皇宋通宝及淳化、景德、天圣、明道、景佑等元宝钱；再次3.6克，有治平和熙宁两钱。以下递减，至和钱仅重3.4克，圣宋元宝3.3克，崇宁通宝3.25克最低。在折二钱中，熙宁重宝7.5克，建炎通宝5.5～7克。在当十大钱中，崇宁重宝真1～12克，庆历重宝6.6～7克，与折二钱相近。就这些钱的重量比较，与其所代表的面值相差很大。两宋王朝在铸钱上多次用这种偷天换日手段来掩饰其铸钱贬值的实质，从中盘剥人民。

开庆通宝两宋的钱币

宋初，即着手整顿五代以来币制。太祖建隆元年(960)铸“宋元通宝”；悉禁诸州铸行轻小恶钱和铁钱，私铸者弃市；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南蕃诸国三贯以上者死罪；收兑江南铁钱销毁；准四川铸用铁钱。太宗于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又铸“太平通宝”，有楷隶八分书三书体，还有大铁钱。太平兴国二年禁江南诸州新小铁钱。太平兴国四年开铜钱入川之禁，商贾竟运铜钱入川互市，铜钱一换铁钱14。太平兴国五年始定77文为百。雍熙(984～987)初，令江南诸州官库所贮杂钱送往京师或就地销毁；京城民有铜器限两月送官。端拱元年(988)严禁私铸及销毁好钱。淳化元年(990)铸淳化元宝御笔钱及小平当十铁钱。至道年间(995～997)铸至道元宝御笔钱，真行草三书体。

真宗年间(998～1022)，多次禁新小钱并令官置场尽收之，对犯铜禁放宽处裁限额。咸平年间(998～1003)铸“咸平元宝”，真书，有折二折三和铁钱。法定以铁钱十易铜钱一发吏卒俸给。景德年间(1004～1007)铸“景德元宝”，真书，重3.7克，又有大铜钱和大小铁钱。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铸“祥符元宝”和“祥符通宝”，真书，重3.4～4克，有折二。祥符七年益州铸祥符大铁钱，岁铸21万贯。诸路钱岁输京师，四方钱重货轻。天禧三年(1019)铸“天禧通宝”及铁钱，真书。此时铜钱有铸钱监四，即饶州水平，池州永丰，江州广宁，建州丰国，其他旧监先后废；铸钱数，至道年间肋万贯，景德年间增至183万贯，天禧末减为105万贯。铁钱有三监：邛州惠民，嘉州丰远，兴州济众。

仁宗共铸12种钱。其中国号钱一，为皇宋通宝，真篆书对钱，也有铁钱。年号钱有11种，在天圣、明道、景佑年间各铸三种元宝钱，均真篆书对钱，天圣、景还有铁钱。康定元年(1040)铸“康定元宝”铁钱，小平，径2.2厘米，重3.5克。宝元二年(1039)西夏入侵，庆历年间铸“庆历重宝”大铜铁钱充军费，当十，径3厘米，重6.6～7克，有直读旋读两种。之后又铸“皇元宝”当十大铜铁钱。小铜钱三枚可改铸大钱一枚，私铸蜂起，钱制混乱，物价飞涨，铁钱值更低，民间竞藏铜钱，不用铁钱。庆历八年(1048)秋，罢铸铁钱，改大钱一当小钱三，令商州罢铸青黄铜钱，改大钱皆一当二。至和年间(1054～1056)铸“至和元宝”、“至和通宝”，均真篆书对钱，径2.4厘米，重3.4克。又铸“至和重宝”折二折三钱，真书，径3.3厘米，重9.4克，背穿铸“虢”字，为宋钱纪地最早者。嘉年间(1056～1063)铸“嘉元宝”、“嘉通宝”，均真篆书对钱，重3.6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铸“治平元宝”、“治平通宝”两钱。元宝有真、篆、古篆三书体，有铁钱。通宝有真、篆、柳篆三书体，均重3.6克。饶、池、江、建、韶、仪六州铸钱170万缗，嘉、邛、兴三州铸钱27万缗。

神宗时铸钱很多，流通钱量大增，折二钱通行，各监多铸折二钱。熙宁元年(1068)铸“熙宁元宝”小平钱，重3.6克。熙宁四年铸“熙宁重宝”当十钱，后因盗铸改为折三，六年改为折二，重7.5克。两钱均为真篆书对钱。八年改铸大钱，增铸小钱，又铸铁折二钱。元丰年间(1078～1085)铸钱最多，有“元丰通宝”小平、折二及铁钱，篆、隶、草三书体，版别极多。据《文献通考》载：“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每年铸铜铁钱五百九十四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内铜钱十七监，铸钱五百零六万贯；铁钱九监，铸钱八十八万九干二百三十四贯。”元丰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对钱的需要相应增加，市场钱量大增。王安石变法，所行募役法、免行钱等，使官库存钱猛增。对外开放，钱大量流到外国，当时四邻诸国大量使用宋钱。这样，铸钱数量大而流通需要更多。哲宗初，铜产量减少，铸钱量也减，即罢铸钱监14所。元八年(1093)罢铸折二钱，复铸小铜钱，从元佑、绍圣至元符年间，先后铸“元通宝”、“绍圣元宝”、“元符元宝”等钱，有小平、折二及铜铁钱，篆行书体对钱，绍圣元宝还有折三。绍圣通宝小平钱，真书，字细小工整，无对钱。还有元符重宝，少见。多次申钱币阑出之禁，如限陕西铁钱东行每人不得超过5000。

徽宗铸钱种类最多，钱制混乱，引起数十年恶性通货膨胀。有国号钱二：“圣宋通宝”，罕见；“圣宋元宝”，为篆行书对钱，小平亦有真书，重3.3克，折二，重7.4克，另有铁钱。年号钱十四种，有“建国通宝”，小平真篆书对钱。崇宁年间(1102—1106)铸“崇宁通宝”小平、当五、当十钱，隶真书体，真书瘦金体。次年铸“崇宁重宝”当十铜铁大钱，重11—12克。三年令专用当十钱，把熙宁以来积压的折二钱也作当十用，引起罢市，导致钱分两等，市有二价，盗铸云起。四年把当十钱改当三，又铸“崇宁元宝”铁钱及“崇宁重宝”夹锡钱，一当铜钱二。大观元年(1107)蔡京再相，先铸“大观通宝”夹锡钱，官定一当铜钱五，因其成色太差，反而跌到八文才抵铜钱一文。又铸大观通宝小平、折二、折三及当十钢铁钱，瘦金体，有合背钱。崇宁大观两种钱的膺品很多。三年，除陕西外，各路夹锡钱均废止，致夹锡钱跌到20文当一。政和年间(1111～1117)，铸“政和通宝”小平和“政和重宝”折二大钱，篆隶书体，又铸真书重宝铁钱。蔡京第三次执政，大肆鼓铸推销政和通宝夹锡钱。夹锡钱时用时废，人民拒用，其为害之烈，远超当十钱。再铸“重和通宝”小平篆隶书对钱、夹锡钱及“宣和通宝”、“宣和元宝”小平对钱和铁钱，通宝还有折二，元宝小平改为当二，钱质越铸越恶劣。钦宗铸“靖康元宝”、“靖康通宝”，均篆隶书对钱，有小平折二及铁钱。北宋徽钦两帝时，政治腐败至极，经济彻底崩溃，内忧外患夹击，人民苦难深重。此时铜钱多被官民藏匿，朝廷监铸铁钱夹锡钱强令推行，屡遭拒用。

南宋推行纸币，铸钱较少。铜钱限于东南地区，铁钱只在川鄂、两淮限地区铸行。南宋钱规格统一，只有少数例外。私铸无利，私钱也少。因纸币贬值严重，各级官府和官民均乐于藏钱保值，金银更是珍稀品。南渡后原在北方流通的钱仍在北方流通。金兵南下时，大肆搜抢钱物，满载而归，使南方的钱大减。到理宗时，市上铜钱绝迹，晚期连铁钱也少见。各代皇室只是象征性铸些本身的年号钱，表示皇权仍在而已。、高宗和孝宗淳熙(1174～1189)以前铸过对钱，此后改铸纪年钱纪监钱。原想恢复铸钱，因铜铁铅锡很少，绍兴初铸钱年10万缗，成本20万。以后几代不断削减铸钱监和铸钱额，严禁熔钱制器，强令民间存钱和铜铁器物限期交官，均无用。高宗铸“建炎通宝”、“建炎元宝”篆隶真三书体对钱，有小平折二折三及铁钱。“建炎重宝”除与上述二钱相同外，又有当十钱。南宋以后各钱形制仿此。“绍兴元宝”、“绍兴通宝”均有小平、折二、折三及铁钱，篆真书体对钱。孝宗朝从隆兴(1163～1164)、乾道(1165～1173)至淳熙六年(1179)，铸有“隆兴元宝”折二对钱及小平折二铁钱；“隆兴通宝”小平折二和铁钱；“乾道元宝”折二对钱和小平铁钱；“淳熙元宝”小平折二篆真书体对钱和折三铁钱。从淳熙年起改铸纪年钱，钱背铸上年份或铸监名加年份。“淳熙通宝”折三钱和铁钱，钱背有星月或纪监名。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有“绍熙元宝”、“绍兴通宝”，各有小平折二折三及铁钱，通宝另有折三大铜钱，亦有纪地背文。宁宗铸钱繁杂，铸行“庆元通宝”、“庆元元宝”，各有小平折二折三铜、铁钱；“嘉泰通宝”、“嘉泰元宝”小平折二铜、铁钱和当五大铜钱、折三大铁钱；“开禧通宝”小平折二铜、铁钱；“开禧元宝”折三大铁钱；“嘉定通宝”小平及折二钱；“嘉定元宝”小平和当十大铜钱；“嘉定×宝”小平、折二、折三、折五等四大类，钱文有通，元、重、之、全、永、兴、安、洪、万、正、真、崇、泉、至、珍、隆、封等20余个宝名，背文纪值纪监。理宗铸钱种类也很多，计有国号钱四种：有“大宋元宝”小平折二铜、铁钱和折三铁钱；“大宋通宝”当十大钱；“圣宋重宝”铁钱，这三种均纪年；皇宋元宝小平折二钱。年号钱有12种。从宝庆元年(1225)起，铸“宝庆元宝”铁钱；“绍定适宝”小平折二铜钱及小平铁钱；“绍定元宝”折三折五当十铜、铁钱；“端平元宝”小平钱纪年元字；“端平重宝”折五纪年元字；“端平通宝”折三折五纪年元宇，大铁钱多至折十二；“嘉熙通宝”小平折二铜钱及折五折十铁钱；“嘉熙重宝”折三铜钱；“淳元宝”、“淳佑通宝”，各有小平折二钱；通宝另有折三，另在四川铸当百大铜、铁钱，有大中小三种；“开庆通宝”和“景定元宝”各有小平折二钱；度宗铸“咸淳元宝”小平铜钱和折二铜铁钱，纪年至八为止。《洪遵泉志》上还载有：“太祖圣宋元宝，真宗大中通宝，理宗嘉熙元宝、宝宝、开庆元宝，端宗德元宝。宋朝钱共一百三十五样。”这一记载比现在已知的还少了很多。从南宋历代钱的铸行情况看，贬值程度很大。

两宋的纸币

纸币产生的渊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距今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就使用“里布”作为交易媒介，以布为币材，长二尺，阔二寸，上书币名、年月日、编号、地址、盖发行人印，是最早的信用货币。东周时期，民间习用“牛皮币”和期票性质的“傅别”进行交易，可转让流通。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发行“白鹿皮币”，以鹿皮为币材，值40万钱，规定王侯宗室朝觐必以皮币荐璧才行，已具备纸币的雏形。从东汉到五代十国，不断兴起的寺庙道观、柜坊、邸店、寄附铺、金银行等等所出的凭条、书契、存放款单证或其他票据，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信用流通工具。唐代飞钱和唐末延续到宋初的便换，从汇票演变到在异地间流通转让，也起到一些货币作用，是交子产生的先导。《宋史·食货志》记载：“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这说明，宋代纸币的产生，实渊源于此。

宋代纸币从交子开始纸币创立于北宋，是由下列原因促成的。第一，宋王朝为了稳定政局，开国后就大力发展经济，商品生产及境内外交易扩大很快，商业发达就需要大量轻便的货币。第二，四川乃天府之国，物产丰饶，所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少。宋初，川蜀经济发展较快，因一向只用铁钱，不用铜钱，货币数量不足。而且铁钱体大值小钱重，一缗重25斤，交易使用和异地运转均困难，故纸币首行于川。第三，自唐末以来，形成若干货币区，不准运钱出境，严防北方强邻套取铜铁钱，用纸币可防止钱币外流。第四，两宋长期财政困难，发行纸币可作弥补开支一大财源。最后，飞钱、便换、柜坊条据等，对人们有较深的影响。

宋初，成都地区的商人，出具收据形式的证券，正背面都有出票人印记，有密码花押，朱墨间错，临时填写金额。式样不一，分散发行。太宗初年，由成都16家富商集资联合兴办交子铺，或称交子户，发行“交子”，系纸币性质，在远近地区当现钱行用。其印刷、版面、图案、花纹都较好，并在外地设分铺。后因富商经营不善，资金被挪用，不能兑现，再加伪造不少，争讼多，官家出面干预。仁宗天圣元年(1023)批准成都府知事薛田等人的建议，设立益州交子务主持其事。二年二月(1024)起发行官交子，基本上仿照商办交子的形制，加盖本州州印，文字不同，用铜板印制，图案精美，三色套印，在世界印刷史、出版史、版画史上，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交子宋初制订有关交子发行流通的制度，通称“钞法”。规划颇为周密，在货币史上是创举。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所用币制办法，还可以反映它的轨迹。察其主要内容，计有：首先，交子发行权和管理权集中于朝廷，实行高度的中央集中统一。由朝廷制订统一的政策制度、印制措施、发行数额、流通地区。其次，规定三年一界(相当一期)，即每三年换印一次，又叫易界。界满以新钞平价(即1∶1)收换旧钞销毁。第三，规定发行限额，每界交子发额为1256340缗，个准超过此限。第四，以36万铁钱存库充“钞本”，即发行交子的保证金，相当于现代银行纸币发行准备金。第五，规定等级，初为一贯至十贯，在交子券面印好，照此金额行用。宝元二年(1039)改为十贯、五贯两种，十贯八成，五贯二成。熙宁元年(1068)再改为一贯与500文两种，前者六成，后者四成。第六，严禁伪造、涂改、销毁及地方擅自印行。第七，限制流通地区。第八，交子的兑现，以钱为主，也用金银或度牒等。历次兑换的比例、做法，均由朝廷制定并派员监督执行。但这些规定，到下面并不完全遵办。

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没有兑现保证的交子60万贯，购储军用粮草。熙宁二年(1069)在潞州另设交子务扩大交子发行。熙宁四年在陕西行交子法。绍圣元年(1094)增造成都路交子。因滥发状况有增无减，于是定一界增造15万缗。是岁交子存额1406340缗，地方仍不断申请增造。元符年间(1098～1100)新钞收换旧钞比价1∶5，即官价下跌为原价的1/5，民间下跌尤甚。徽宗崇宁元年(1102)，行陕西交子，置京西北路交子所，并立伪造法，拟予严管。总之，北宋的财政收支是一代比一代紧，到晚期徽宗时，已是国势垂危，朝不保夕，内忧外患，疮痍满目，已临山穷水尽绝境，滥铸恶钱，也难解困，全赖滥发纸钞。

钱引徽宗崇宁四年(1105)改变滥发手法，将交子改名“钱引”，除浙湖闽广之外，在其他诸路发行。大观元年(1107)改交子务为钱引务。大观三年大量发行钱引，猛增至2000多万缗，为天圣年间(1023～1032)最高发行限额的20多倍，没有钞本，旧交子不准兑换，等于朝廷赖帐；且更增造不已，致钱引一缗只值数十钱。商民束手无策，一夜之间百万家私成空，怨声载道。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金兵大举侵逼勒索抢劫。钱引币值惨跌，爆发一次恶性通货膨胀，一直延续到高宗绍兴七年(1137)，三界并行，达到3780多万缗。绍兴十年(1140)三月，增发钱引500万缗。绍兴三十一年(1161)竟增发到4100多万缗，30年间猛增30余倍。钞本只有铁钱70贯，不成比例(即十万分之一点几)。孝宗淳熙五年(1178)，发行钱引4500余贯，打四折使用。宁宗嘉定(1208～1224)末，三界并行，合计已达8000万缗，钱引每缗仅值100文钱。到理宗末年已是一文不值。但钱引印制精良，艺术价值很高。三色套印，每张用六颗印信，南宋关子钞版四黑一红一蓝，每颗印上饰以花纹，每界不同，钱引面上写明界分、年号，分一贯和500文两种。它不仅是文物珍品，也是世界印刷史上多色套印的鼻祖。

关子关子初办时，其性质和做法类似飞钱便换。高宗绍兴元年(1131)，因在婺州屯兵，交通困难，运送现钱不便，就由驻军招商人在婺州出现钱，发给“关子”，持它向临安的榷货务换回现钱或钞引(即特准采购茶叶香货的合法执照)。其中指定专兑现钱的叫“贝钱关子”。实际上商人在兑领钱钞时，榷货务百般刁难，限制兑现额，每天只兑应收现钱数的1/3。各州县政府又借机强迫摊派购买军粮。此法难行。故变换手法，改发交子。绍兴六年在临安设行在交子务，再次试发交子，无钞本，民间拒用，旋罢。改令榷货务储现钱印关子，公私同现钱使用。绍兴二十九年(1159)印发“公据关子”，面额自十千(一万文)至百千(十万文)共五个等级的大面额纸币，可用二年，许商人银钱中半入纳，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80万缗，淮东公据关于40万缗。这是严重的通货贬值。理宗景定五年(1264)，奸相贾似道印发“金银见钱关子”，以一等于18界会子三，自制其印文如贾字形状。同时，贾还造一种“公田关子”。度宗咸淳四年(1268)，发行“内关子”，可行用三年。五年复申严禁关子减价，规定每年印发500万缗。这种内关子是两宋最后一种纸币。

会子这是两宋四大类纸币中最为庞杂混乱的一种，它集中反映南宋王朝政治经济败坏惨象，也是对这个腐败王朝的催命符。南宋初期，民间流行“便钱会子”，类似飞钱便换。绍兴三十年(1160)改为官办。初行于两浙，储现钱于城内外流传。次年二月，始立会子务，发行新造会子；以后又推行于两淮、湖广、京西各路，改会子务隶都茶场。会子面额初以一贯为一会，其后增发500文、300文、200文等三种，由行在会子库发行，系红、蓝、黑三色铜版印刷，长方形，上半部为赏格，写明严禁伪造及重赏告发字样，金额印就，标明发行机关，图案花纹不及钱引精美。隆兴元年(1163)在湖北造用“直便会子”。这些官办会子，初无发行限额及限期，到乾道二年(1166)已发行1560余万道(贯)，除收兑外，市面流通980万道。乾道四年(1168)定三年为一界，每界限额1000万贯。乾道九年，会子每贯只值600文钱，六折。

淳熙初年，会子流通额增为2200多万贯，超过限额一倍多。乾道十二年，二三两界会子各展期三年，八九两界也照此展期，会子流通额成倍上涨，其钞值日益低落。宁宗庆元元年(1195)将每界发行额增至3000万贯，钞值进一步下跌。嘉定二年(1209)，时值金宋交兵，军费猛升，滥发会子，陡增至11500多万贯，比乾道初猛涨11倍，会子一贯只值三四百文。以后逐年下落。嘉定年间(1208～1224)，三界会子数额太多，11界会子尚有1360余万贯，12、13界尚有10200余万贯，虽采取种种对付贬值措施，收效甚微。开禧(1205～1207)以后，军政各费，全赖发行纸钞维持。理宗年间(1225—1264)，会子折阅不行，置会子库监官，对措置会子不力之官吏严惩。绍定五年(1232)，14、15两界会子增至32900多万贯，65年中猛增33倍。淳六年(1246)再增至65000万贯。淳佑七年二月，法定17、18两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行用。对反对此法之臣僚和民众论罪。咸淳元年(1265)，督州县严钱法，禁民间用牌帖。理宗末年和度宗时，蒙古大军压境，宋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还在滥发会子，物价飞涨，市上只见纸钞不见米麦。会子已不值一文钱。18界会子二万贯还买不到一双草鞋，通货膨胀恶化已到了不可收拾地步，人民苦不堪言。

地方纸币南宋还发行几种限地区行用的地方纸币，除了流通时间长影响大的四川钱引外(简称川引)，还有：“河池银会子”，绍兴七年(1137)川陕宣抚副使吴阶在河池发行，有两种，一钱者14万纸，四纸折合钱引一贯。半钱者一万纸，以后每两年印发61万纸，共折合川引15万缗；“铁钱会子”，隆兴元年(1163)始在兴元府发行，限在兴元府金洋州用，分300、200、100文三等，每二年印发240万缗。以上两项，均抵军用，不久均大贬值；“两淮交子”，简称淮交，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在淮东淮西地区发行，分200、300、500、一贯四等，年印300万缗，限两淮专用；“湖广会子”，简称湖会，印造500至一贯会子，在湖广地区印发专用。以上几种地方性纸币，都是由朝廷规定在该地区发行并限当地使用。

两宋的金银币及其他货币

两宋金银的使用比唐代有所发展。主要用于租赋、赏赐、进奉、贮备财富、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等项。其中黄金被视为珍稀宝品，其最重要用途则是被用来保值，以对付两宋不断贬值的纸币流通。此外，在布施斋僧、贿赂请托、债权债务、馈赠、估值、计价、赎罪、岁计、交换珍贵物品等方面也使用，但黄金极少在日常交易往来中作为流通手段行使。白银的用途已超过黄金，这在《宋史》、《续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和诗词评话小说中有大量记载。首先，在白银产量上逐渐增多。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岁得银219829两，产银坑冶271处。神宗元丰元年(1078)为215385两，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4)达263160两。在仁宗初期已官定收税用银，使银成为法定货币，与铜铁钱平行流通。政府的收支也多用银。如对强邻每年进贡多达数十万两，国内外的市场交易和人际关系中用银的情况很多。白银在使用中多铸成锭，形同砝码。还铸成许多金银钱，官铸私铸都有，不仅政府用，民间也常用。如徽宗私自到市上游览，用金钱买零食。又如《宣和遗事》中记载，北宋徽钦末年，金兵攻破汴京时，在皇宫内抢得金钱71贯和银钱142贯，由此可见一斑。两宋以来，关于金银的活动有大量文字记载，内容丰富多彩。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文物也可证实。

由于两宋的通货膨胀情况愈演愈烈，金价银价的涨势很猛，金银铜的比价也发生很大变化。金与钱的比价，南宋前期已相差悬殊，晚期相差则是天文数字。银与钱的比价，北宋前期银一文换钱六七百文，南宋初期银一文约换钱二三千文，晚期高达数十万文。金银比价在宋初还维持过去，唐代为一比六点二五，北宋末及南宋初已到一比十三四，以后变化更大，南宋末随供需双方情况自定。总之，两宋的政治经济状况，尤其是纸币钱币的混乱，对金银的需要殷切。在人们心目中，金银尤其是黄金，不仅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在精神上更是高贵的代称。

两宋的信用和信用货币、信用流通工具是比较发达的。由于国内外商品交换频繁，汇兑和兑换的需要更多。官营便钱务经营便换(即汇兑)，许商民在京师向左藏库付款，到各州兑取。天禧五年(1021)汇款金额达两百八九十万贯。后来纸币兴起，此项官营汇兑业务衰落，民间却更为发达。金银铺或银铺(又叫金银交引铺或金银交易铺)兴起，遍及南北商业城市，交易往来数字很大，并兼营存放款，取代了由唐代传下来的柜坊；经营打造、转运、保管和买卖金银及其制品器饰等物。它的兑换对象还包括黄金、银锭和铜铁钱。有时还奉令收兑坏钞和办理倒钞事项。这些金银铺所开出的票据，在一定时间、地区和一定范围内也流通转让，有如飞钱。当然，这些金银铺都是由王公大臣、地方官吏和富豪巨商经营的。这些权贵富商们，还热衷于高利贷信用。这种高利贷，有贷息钱、出子本钱、称贷、出举、赊放等等名目，利息极高，政府多次明令年息金为本金一倍为限，实际上高达许多倍。官府也出钱放债，收息钱以供官府开支，一般官债收息比商办稍低。王安石变法中就有青苗法，其目的是打击高利贷者和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一年分夏科、秋科两次出借，年息四分，性质仍是高利贷，但比商办高利贷的剥削程度低，遭到官僚豪绅们反对。到北宋末，反被权奸们利用去盘剥人民。宋代的商业信用也很发达。实质上，在两宋时期，商业信用也是高利贷资本的另一种运动形式，是商人们在出售商品时，以延期支付形式，经双方协议而提供的信用。当时，在一些商业城市，如扬州、杭州、成都、江陵、福州等等，商贾贩卖，例无现钱，买卖双方订立有期限、利息等文字的凭据，有保人，一般为隔年清偿。这种做法，特别在一些大的商业城市之间或一些经营专业产品地区之间，很盛行。朝廷曾下令商品买卖一律付现款，行不通。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规定条件较宽，是政府提供的商业信用。在两宋300年间，商业信用等所形成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不断地向官僚士大夫流去，不断同权贵官僚封建势力相结合，从而逐步形成官僚、地主、豪商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对封建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折阅与称提

在两宋文献资料中常见两个习用的货币术语。一是折阅，即指货币贬值，通货不稳定，货币出了问题。二是称提，就是整顿治理货币发行流通中出现的不正常状况。这是宋代在钱钞方面通用的两个术语。明清以后很少使用。

两宋王朝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政治腐败，朝廷昏庸奢靡，官吏结党营私，权奸误国，以有限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供无穷无尽的挥霍浪费，故财政收支差距迅速扩大，政府不得不长期实施通货膨胀政策，靠发钞过日子。其次，对几家强邻年年进贡，负担沉重，加深财政困难。再次，货币政策制度混乱不堪，有令不行，有法不依，言而无信，自坏其法。措施上也是漏洞百出，随心所欲，各搞一套，互相矛盾。具体表现是：白银、铜钱、铁钱和纸钞并行，互相干扰，矛盾百出，常常引发市场混乱。其中纸币发行种类变化过多过滥，完全是财政性发行，无保证，无限额，任意乱发，强迫行使，更不守信用，多次赖帐。铜铁钱并用，铁钱驱逐铜钱，公私恶钱越禁越多。到南宋晚期，不仅铜钱绝迹，铁钱也被纸钞驱逐，加剧通货混乱。而且，政出多门，措施乖谬，人为地设置种种障碍。

宋代钱币贬值主要表现在铁钱、夹锡钱、大钱(折三、当五、当十及当百)、恶钱、私铸和私镕等六个方面，北宋货币的主要问题是铁钱等折阅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南宋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纸币泛滥和币制混乱上。为此，朝野提出多种称提对策，即整治通货膨胀的措施，这些对策可概括为四大类。

其一，关于整顿钱法钞法方面。根据形势变化，多次整顿钱法。对钱币铸造和额度，对各铸钱监的核定，都比较慎重。多次调整铜铁钱的铸造与发行限额，调节钱币的市场流通，收禁恶钱、私钱和熔化铸器，严禁各钱北上和外流；修订钞法，多次设法维护由中央集中统一发行权，采取分界发行，界满以新换旧，有发行限额及钞本，控制纸钞在法定限额内流通。这种办法不断修改，从三年一界延长到十年，再到取消立界，改为无限期行用。多次确定钞本、务本和铸本。初期所定数额比例很不相称，以后不见提起；及时调控各种钱币纸钞之间的发行额度、流通数量和比价关系。实行钱楮中半办法，即钱币与纸钞在发行流通使用时，各半搭配，或三七开。

其二，组织钱币纸钞回笼。历年来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很多。有几次抛售内库积存金银收兑贬值的交子、钱引、关子和会子，由于纸钞太多，金银太少相差悬殊，未能达到“以救危急”的要求。到后期只是做做样子，自我解嘲而已；以官筹措钱钞为本钱，购进米粮等各种军储及民用生活物资储存，向钱钞过多和贬值严重地区抛出，回收钱楮；公开出卖度牒和各种官定身份证，等于公开出卖官职爵位，民间还可定价倒卖。北宋多用此法回收恶钱，南宋用以回收纸钞；运用多种繁杂的财税手段，巧立名目，税上加税，多方榨取各种税费。这些手段，在两宋各代，层出不穷，征课苛细，竭泽而渔；多次用钱收兑纸钞，以安民心。又按各期各地不同情况，以钞兑回铁钱，以钞强收铜钱，以钞收兑私钱，以铁钱收换铜钱。

其三，在调控货币流通维持币值稳定方面，主要措施有：限地区流通一种钱币或某种纸钞。如四川专用自铸铁钱，后用川引。这样做，目的在于防止各区钱楮互相干扰、被熔化或流出国外。发行新钞收兑旧钞，以钞值较好地区的纸钞去收换纸钞贬值较大地区的坏钞，如此新旧折换，很巧妙地隐蔽纸钞猛跌物价猛涨的真相；千方百计扩大铁钱、大钱及纸钞的使用范围和数量，并用严刑竣法强制推行；硬性规定在各税之外，巧立名目强行百姓输纳纸钞；加快倒钞，收换旧钞烧毁或重造；紧缩钱楮流通额，例如减少钱币铸造，废止恶钱如夹锡钱或砂毛钱。减少铸钱监，紧缩铸钱规模或铸钱额，或改铸价高的钱。

其四，制订保护性措施。主要措施有：严禁藏匿铜钱和熔毁铜铁钱制造器物，后来又把各种铸钱制钞的原料器材收归官库；厉行铜禁，有收藏铜材铜器者限期向官府交纳；严禁铜铁各钱、铜材、铜铁器出国境或进入淮北地区。

钞

金、元、明纸币交钞、宝钞的简称。宋代始发行纸币，称交子、钱引及会子；钞则为凭证文券的名称，如输纳税租钞(见两税)，盐钞(商人纳钱买钞，凭钞至盐池领盐贩卖，见盐法)等。

金金初使用辽、宋旧钱，贞元二年(1154)，用户部尚书蔡松年议恢复宋钞引之法，开始发行纸币，称交钞，置交钞库印造，与钱并行流通。钞面币值分十等，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称为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文五等称为小钞。初定七年为限，纳旧换新，大定二十九年(1189)“因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交钞改为不限年月行用，并大量发行。若年久文字磨灭，许于所在官库兑换新钞。其钞边栏作花纹，中间印钞值贯数、某字料、某字号、对伪造和告发者的惩奖规定及兑换办法等。承安二年(1197)，因交钞发行过多，民间拒绝使用票额在一贯以上大钞，不得不以小钞来收回部分大钞。同年十二月，铸造银币“承安宝货”，与交钞相兼用。三年正月，命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凡一贯以上交易，必用交钞与宝货，不得用铜钱。九月，规定亲王、公主、品官许存留现有铜钱的三分之一，民户存半，其余限五十天换成实物。同时还发行三合同交钞，官府只管发行，不回收。直至泰和二年(1202)才许百姓交税时使用三合同交钞，但以税额的十分之一为限，纳铺马钱寸许以税额之半数交此钞。由于交钞变换不常，百姓怨嗟，七年，章宗告御史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许人捕告，赏钱三百贯。”同时规定，官府此后不得支出大钞，民间大钞可向宫府换小钞及铜钱。又立钞法条约，定民间交易、典质额在一贯以上，全用交钞，不许用钱；商旅赉现钱不得过十贯；减少官民存钱限额，多者须送库易钞。由于滥发交钞，币制贬值，几至不能市易。金宣宗贞二年(1214)，改交钞名为“贞宝券”，以法令强行，商旅罢市，交钞益轻。后又印造“贞通宝”、“兴定宝泉”，民间不用，交易但以银论价，钞币几成废纸。

元蒙古进入中原后，所征汉民差发亦为银、丝两项。1236年，窝阔台下令发行交钞，鉴于金末钞法之弊，发行额不超过万锭。当时制度不统一，各路地方政府为了方便贸易和筹集经费，也各自印发纸币，限于本境内行用，如何实在博州(今山东聊城)所印以丝为本的会子，真定路(今河北正定)所行以银为本的银钞等。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京兆分地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也属于此类地方性货币。这时真定军阀史楫在真定奏准立银钞相权法，诸路行用钞统一与银比值。世祖即位之初，印造过通行交钞，以丝为本。

中统元年(1260)十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不限年月通用，与银并行流转。民间交纳赋税都用宝钞，诸路原行旧钞限期命原发官司尽数收换，不再行使。中统钞币面价值分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文省、二贯文省十等。当时习惯称钞一贯为一两，五十贯为一锭，百文为一钱，十文为一分，其法以银为本。法定比价中统钞二贯(两)同白银一两。

各路设立交钞库(也称行用库)为兑换机关，同时发下料钞(新钞)和相应数目的钞本银，诸人持钞赴库易银或以银易钞、以昏钞(烂钞)易料钞，即依数支发，每两纳工墨费三分，所换银货即储库作本。至元元年(1264)，禁民间私相买卖金银，必须赴官库兑换，于是设立诸路平准库，掌兑换金、银、钞；行用库只管昏钞、料钞兑换。其后又颁布了禁用铜钱的命令。大德八年(1304)复许民从便买卖金银，革去平准库。只称行用库。各钞库换到昏钞，当即盖上毁钞印封存，每季一次解送省部或行中书省的烧钞库，由省官、监察官监督烧毁，其后允许就便在各道由宣慰司、廉访司监督烧毁。钞法主管机关，中统元年置诸路交钞提举司，初由户部官兼提举交钞事。至元三年，立制国刚使司总领全国钱谷，钞法亦属制府所管，便西安郊外窝头寨上林苑遗址另置诸路交钞都提举司；后制国用使司罢，复归户部兼领。二十四年，因发行至元通行宝钞，改为渚路宝钞都提举司，仍隶户部。又据临时需要，先后设过江南四省、陕西四川中兴等路、畏兀儿境及和林等处交钞提举司，掌当地印钞发行事。印钞由印造宝钞库(或称印造局)掌管，钞印初用木版，至元十三年改铸铜版，其后每年均改铸新版印钞。另置宝钞总库，掌料钞储藏和关支。凡印造伪钞，初定堪行用者为首处死，为从杖断，不堪行用者为首流远；至元十五年下诏：不分首从，堪用不堪用，一律处死。

钞法初行，印数有限制。每年不过十万锭左右，各钞库银本充实，币值稳定，信用很高，民间使用方便。随着流通的需要和国家经费开支的增加，至元十一年后逐年增印，十三年猛增至一百四十多万锭，二十三年达二百一十八万余锭。一切用度，于新印钞内支出，不计所入；同时又将各路钞库换到金银及元发钞本银逐渐搬运至京，民间钞无从兑换，实际成为无本虚钞。于是至一贯只值初行时一百文，物价腾贵十倍。至元二十四年，改印造、发行至元通行宝钞，分二贯至五文十一等，与中统钞并行，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二贯准银一两，二十贯准金一两。在发行至元钞前后，整治钞法，并停止起运库银，钞值稳定了十余年。大德七年(1303)前后又出现贬值，“钞价贱，物价踊，昔值一钱，今值一两”。武宗即位(1307)后，滥行赏赐，开支浩大，任意动用钞本，使钞值更加下跌。至大二年(1309)，改印造至大银钞，从二两至二厘十三等，与至元钞并行流通，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折合中统钞二十五贯)，白银一两，黄金一钱。同时复禁民间买卖金银。次年，铸至大通宝(文用汉字)、大元通宝(文用八思巴字)铜钱两种，与钞及前代旧钱一同流通。因新旧钞倍数太大，加以钱钞并用，轻重失宜，物价腾贵更甚。四年，仁宗即位。罢至大银钞与铜钱，恢复印造、行用中统、至元二钞，并解除了金银买卖的禁令。仁宗继续大量印钞，连续四年都在二百万锭以上。皇庆元年(1312)，两种钞共印二百三十二万多锭，为顺帝以前年印钞数的最高额。延七年(1320)官定钞银比值只及中统初的二十分之一。顺帝即位后，钞法愈坏。至正十年(1350)，变更钞法，立诸路宝泉都提举司，铸造“至正通宝”钱，许与历代铜钱并用；发行新中统元宝交钞，钞的背面印“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字样，每贯当铜钱一千文，至元钞二贯。行用不久，物价腾贵十倍。又因镇压农民起义，军费激增，于是滥印钞币，至正十五年末，竟命户部印造次年新钞六百万锭以支军饷。钞多至“舟车装运，舳舻相接”，人视之如废纸。在大都，新钞十锭还买不到一斗粟。至正十六年以后，公私所积之钞都不能行用，各处交易惟用银、钱，或以货物相贸易。

明洪武七年(1374)，设宝钞提举司，次年，印造、发行“大明通行宝钞”。钞额面分五种：即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一百文。后又加发十文至五十文小钞五种。宝钞四周有龙纹花样，上面题有“大明通行宝钞”六字。票面末尾印有洪武年月日，洪武朝以后，虽然继续发行，但仍用洪武年号。明宝钞中的一贯钞，票面长一尺，宽六寸。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纸币。

明初，政府推行钞法，钞钱兼用，钞为主，钱为辅，一百文以下限用铜钱支付，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为了保证钞币的流通，政府又以强制手段禁止民间用金银交易，持金银者可向官库兑换钞币。金银钱钞法定比价是：每钞一贯当铜钱千文，或白银一两；钞四贯当黄金一两。

钞行初期，由于行用方便，商人乐用，而发行量又不大，尚能保持和物价的一定比例，对商业的繁荣起了积极作用。但因不置钞本，又贪利滥发，造成不兑现纸币充斥市场，法定币值难以维持，钞币大幅度贬值。民间普遍重钱轻钞，洪武二十七年，两浙、江西，闽广地方广有以钱一百六十文折一贯者。洪武、永乐之际，政府严申交易用金银的禁令，并对犯禁者加重刑罚。永乐二年(1404)，推行户口食盐法，强迫人民计口纳钞，大口每月纳钞一贯，领盐一斤，小口减半。每年回收巨额钞币(据立法时预计，可收回五千万锭)，但滥发数远比回收数大，钞价跌至洪武初年定价的十分之一。以钞法不通，对商人的征课加重。宣德四年(1429)，对全国京省三十三个府州县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加五倍，并在运河和长江沿岸关津设置钞关，对过往商船课钞。重课亦未能阻止钞价之跌落，《明史·食货志·钱钞》记载，成化时，钞一贯值钱不到一文。钞币跌到明初法定钱价的千分之一。再就每两白银兑换宝钞的比率看，成化十三年(1477)钞价不及洪武八年的二千分之一。弘治以后，公私收付几乎全部改用银(小交易用钱)，钞法无形中废止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