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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童年
斯大林出生于1879年12月21日，在格鲁吉亚一个叫哥里的小城里。他的父亲给他取名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维里。
他的母亲非常疼爱他，叫他索索。他的家里很穷，父亲是个鞋匠，人们都叫他别索。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东正教徒，名叫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译，人们都叫她凯凯。
格鲁吉亚有句俗话：“所有的鞋匠都是酒鬼。”他的父亲也不例外，是个酒鬼。他把挣来的钱大部分都买酒喝了，只留下一小部分给母子俩，而这点钱是不够养家的。没办法，叶卡捷琳娜只好挨家挨户给人家洗衣、缝纫，来供养自己和孩子。
后来他的父亲抛下他们母子俩到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去了。他一出生就看到拳头、暴力和无情的搏斗。
不幸的是他6岁那年得了一场很严重的天花，在当时，那是一种很凶险的疾病。虽然总算挺了过来，但病后脸上却留下了永远去不掉的麻子。
他的母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出人头地，不再像自己一样受苦，她想让他将来当个神甫。东正教的神甫可以结婚，主管一个教区，有稳定的收入，干得好还有升迁的机会。
他9岁那年，他的母亲如愿以偿，索索进了哥里的教会小学。入学那天，他穿了件新的蓝大衣，戴毡帽，脖子上围了条漂亮的红围巾，母亲呕心沥血，他不能比别人差。
除学校每月发给贫困学生3卢布的助学金，他的母亲还设法在学校为教师们洗衣服，做勤杂、清洁工，每月可挣得10卢布，她就用这些钱供养儿子上学。
他的父亲别索虽然到了第比利斯，但刚开始的几年他还不时地回家。他对妻子自作主张地将儿子送到教会小学勃然大怒，他干脆把孩子带到第比利斯，让他到阿杰利汉诺夫皮革厂做学徒。但凯凯已经不怕丈夫了，她进城把孩子又领了回来。
别人又帮她重新办了入学手续，孩子又上学了。
从此以后，他的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哥里。1890年，他的父亲在一次酗酒后的打架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但他的死，对他一家并未带来什么影响。他对他的父亲从来就没有好感，除了拳头，他没从父亲身上得到过其它东西。
他组织了一个由几名最强壮的男孩结成的团伙，他们被称为“三剑客”。彼佳、采拉泽和格里沙，他们都毫无怨言地听从他的指挥，在他们中间，他是最瘦小的一个。
斯大林在哥里教会小学上了6年学。他通常是班里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记忆力非常地好，学习功课几乎不费什么劲。
在完成神学功课的同时，他还读了不少其它方面的书。他读过格鲁吉亚作家达·乔恩卡泽的中篇小说《苏玛尔城堡》，恰夫恰亚泽、阿·策烈铁里等格鲁吉亚作家的长诗和小说。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亚历山大·卡兹别吉里的一篇短篇小说《弑父》，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勇敢、机智、善于战胜任何困难的英雄柯巴，他救了一对年轻的恋人，为反对沙皇在高加索的总督沃龙佐夫伯爵的军队而进行战斗，最后杀死了叛徒吉尔戈拉。少年的斯大林特别崇拜柯巴，柯巴成了他偶像和理想的化身。对于斯大林来说，柯巴就是神，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他决心要成为第二个柯巴，成为像柯巴那样的斗士、英雄。
从那以后，斯大林就开始称自己为柯巴，并要求同学们也这样称呼他。
早期的革命活动
1894年，斯大林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并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母亲。
正教中学是一所奇怪的学校，看起来像座兵营。它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学生们哪怕只是犯了小过失也要在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关禁闭，修道士们经常侦查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搜查他们的行李，偷听他们的谈话，稍有怀疑，就向校长告发。
学校还鼓励学生们互相告密。学校不允许学生到非教会的图书馆去借书，只有经修道士认可的书才可以阅读。
学校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二三十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生活既单调，又死板，空气在这里好像都凝结了。
教会中学令人窒息的气氛显然与少年斯大林的追求不一致。
他在最初一两年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仍然名列前茅。学校也开设数学、希腊语、拉丁语、俄罗斯文学和历史等课程，但这些并未使他的求知欲得到满足。
入学不久，斯大林就加入了一个秘密的学习小组。他们偷偷地把禁书带到学校里秘密阅读。当时，第比利斯有一个流动图书馆，斯大林就从这个图书馆里借书。他读格鲁吉亚的诗歌，也读俄罗斯和西方一些名著。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雨果的《海上劳工》、《九三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果戈理的《死魂灵》。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使他知道了许多新东西。
斯大林对同学说：“没有上帝，他们骗我们。”他让这个惊慌失措的男生看达尔文的书。
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17岁的斯大林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他写了几首诗，发表在第比利斯文学杂志《伊维利亚》上，第一首诗充满了欢快的气氛，而最后一首诗则饱含悲伤的情感。
斯大林阅读学校禁读的书，在他入中学3年后被发觉。
斯大林失去了对东正教的信仰，但对于自己未来将走什么路，他心里还是不很清楚。
后来，他加入了“麦撒墨达西”社，这是一个第比利斯首批社会民主党小组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后来的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要求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进行社会革命。
斯大林加入后不久，就让他负责一个工人学习小组，给一些烟草工人、泥瓦匠、鞋匠、织工、印刷工人和马拉有轨车售票员讲授社会主义。每次集会都聚集在工人拥挤的窝棚里，房间里充满了刺鼻的马合烟气味和汗臭味。门外一个人放哨，以免遭到警察的袭击。
对于19岁的斯大林来说，给工人讲课的生活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充满了挑战。因此他非常兴奋。
每次这样的集会后，他必须匆匆赶回学校，向教士解释，为自己长时间不在学校找借口。然后装成虔诚的样子，到教堂去同其他人一起装模作样地进行祈祷。
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中学学生，这种生活使斯大林的处境很难堪，他决心摆脱这种处境。
1899年5月，20岁的斯大林从第比利斯正教中学不辞而别，他没有等到中学毕业。1个多月后，学校以无故不参加考试且原因不明为理由作出了开除的决定。
斯大林从此永远地离开学校，开始一种新生活——职业革命者。
母亲知道了儿子拒绝为上帝供职。她为儿子身上所花的心血都白费了，她想让斯大林当一个神甫的理想破灭了，她很伤心。
母亲不希望儿子成为什么革命者，始终固执地认为被学校开除是耻辱。
后来斯大林当上了原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事业成功了。他曾劝母亲搬到莫斯科去住，她也曾在克里姆林宫住过一段不长时间，但她蔑视他的成就，看不起热闹场中的喧嚣和世俗的荣华富贵。她还是回到了她那熟悉的格鲁吉亚老家，过着那安静，没有排场的生活，当一个简朴、虔诚的老太婆。
他的母亲晚年很孤独，因为他的儿子自从15岁到第比利斯上中学后，每次看望她的时间都很短。事实上斯大林已离开了她的生活。
虽然母亲对儿子的选择并不满意，但斯大林却始终热爱着他的母亲。他不回家，但经常给母亲写信，他写给母亲的信很简短。几乎每封信结尾都写上格鲁吉亚的传统祝语：“亲爱的妈妈，愿您长命百岁！”
他给她寄去妻儿的照片，寄钱、寄药，劝她生病时别丧气。
他依然请母亲到莫斯科来，她还是不来。他的妻子在最后的几封信中表示无奈：“夏天快到了，或许能见面，要不，您上我们这来？对了，您总是给我们寄包裹来，我们于心不忍。”
就这样，寄包裹，但不去，不论怎么请求。不过，他也没有去看她。在高加索休养时，离她很近，但不去。
只有在1935年，得知妈妈病得不轻，看来，以后难以见面，他才去探望了她一次。母亲对斯大林没能当上神甫还耿耿于怀，她惋惜地对儿子说：“你没能当上神甫，真可惜！”
1936年，叶卡捷琳娜带着这个遗憾和失望去世于格鲁吉亚，终年80岁。
离开学校的斯大林，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工作，生活没有着落。幸亏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在第比利斯天文台当观测员。
尽管这个工作收入微薄，斯大林还是很满意。他有一间独自享用的屋子，在不值班的时候可以自由使用，他不上班的时候就拼命地读书，桌子上堆着厚厚的书和小册子，有很多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甚至还有《火星报》。
1900年“五一节”快到了，斯大林和其他一些人忙于准备节日的活动。当时在格鲁吉亚，“五一节”是非法的，从来没有搞过庆祝活动。他们准备第一次在这里举行游行集会。
在指定的4月23日，400～500名工人来到第比利斯远郊的盐湖集合。因为这里离市区比较远，大概不会受到警察的监视。到达目的地后，工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自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和用俄文、格鲁吉亚文、亚美尼亚文写的标语。斯大林和其他几个人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讲，最后，集会者唱完《马赛曲》就匆忙解散了。
当斯大林与列宁的战友库尔纳托夫斯基筹划并准备1901年的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时候，第比利斯的警察，已经知道了这个计划并决定先发制人。
1901年3月21日警察逮捕了库尔纳托夫斯基和50多名社会民主党骨干分子。当天晚上，警察袭击了天文台和斯大林的住所。这时斯大林正向自己房子走来，看见房子被警察包围，就转到街上兜圈子，直到警察全都撤走才返回住所。
由于其他领导成员的被捕，斯大林承担了更加繁重的五一节组织工作。
五一节这天，大约2000名工人聚集在亚历山大公园附近的索尔达茨基广场，警察和哥萨克骑兵手持军刀和鞭子等在那里。双方很快发生冲突，14名示威者受伤，50多名被捕。
示威游行的消息使远在国外的列宁感到异常高兴。《火星报》评论说：“4月22日，星期日，在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对于整个高加索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天标志着高加索公开革命运动的开始。”
1901年11月11日，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党召开代表大会。斯大林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并派他到巴统去建立党组织。
巴统位于黑海沿岸，是个有两三万人的城镇。这里交通便利，是俄国的一个工业中心。
斯大林到巴统后组织发动工人，并办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印刷所就设在他的住所。铅字都放在火柴和香烟盒里，斯大林坐在桌子旁写传单，然后就交给排字工人，各种传单和宣言书很快就从这个印刷所散发到工人手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用柯巴作为化名，并且一直用了很长时间。
在斯大林的宣传、鼓动下，巴统的工人开始罢工，上街游行。
警察千方百计想找到秘密印刷所，为了躲避侦查，斯大林把印刷机转移到巴统郊区一个阿布哈兹人村庄。为了保密，到这里来领传单的工人都穿上高加索妇女的服装，戴着面纱。左邻右舍起初怀疑印刷机在印钞票，因此要求分一份。斯大林费了好大劲才向他们解释明白是怎么回事，并得到当地村民的帮助。
1902年4月5日，星期五晚上。斯大林和几个同志在一个朋友家聚会、联欢。联欢会正在进行中，有人猛然发觉，巴统警卫队不仅包围了这座房子，而且在地下室里安了密探。斯大林抽着香烟，正与一位朋友谈话。他没动声色只平静地说：“没事儿。”继续抽他的烟。过了不久，警察闯进屋里，逮捕了屋里所有的人，包括斯大林。
这是斯大林在他的职业革命生涯中第一次被捕。几经流转，1年多后他被判处3年流放。流放地是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省的新乌拉村。经过4个月押送，才到达目的地。但他很快就从流放地逃跑，1904年1月斯大林又偷偷地回到第比利斯。那时他已经24岁了，正是婚爱的年龄。
他在第比利斯的秘密接头点遇见了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后来介绍他同自己的妹妹相识，她叫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
姑娘和斯大林的母亲同名，都叫叶卡捷琳娜。斯大林很快地和叶卡捷琳娜结了婚。婚礼是在一所东正教堂秘密举行的，母亲特地从哥里赶来操办了这次婚礼。
1907年，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取名为雅可夫。不幸的是孩子生下不满1岁，年轻的斯瓦尼泽就病故了。
1905年12月斯大林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高加索联盟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芬兰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和斯大林第一次直接会面了。
1905年的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沙皇制度重又站稳脚跟，工人运动急剧衰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人脱离了党的队伍，党的组织成员大大减少。
就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来到巴库，领导当地的工人继续斗争。他在自己参与编辑的《汽笛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坚持认为石油公司必须同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工资制度必须改变，工人需要的不是更多一点的奖金，而是欧洲的工资制度。他和战友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等人一起领导石油工人同雇主进行斗争，在工厂主同意与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之后，他号召5万巴库石油工人来选举他们的代表，当局答应给工人代表以豁免权。
斯大林等人还组织了多次石油工人的罢工，迫使工厂主向工人作出让步。
巴库的斗争引起了列宁的重视。特别是那些有着积极斗争情绪的人使列宁表示十分钦佩。
斯大林在巴库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派出大量的警察，侦探来寻找跟踪他。1908年3月25日，斯大林和他的战友奥尔忠尼启则同时被捕，囚禁在巴库的拜洛夫监狱。
拜洛夫监狱原来只能容纳400人，可现在是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到斯大林被捕时这里却关押了1500人。
在狱中，斯大林除了学习世界语，还利用闲散时间读书，并继续注意着巴库石油工人的斗争，不断地为《汽笛报》和《巴库无产者报》撰写评论。
在这里他被关押了7个半月，然后被判处流放沃洛格达省索利维切戈茨克两年。在押解流放地的途中因患斑疹伤寒，直到1909年底才到达流放地。
不久他从流放地逃了出来，回到首都彼得堡又开始了他新的战斗。
从1908年斯大林在巴库被捕并判处流放，到1912年这段时间，他又先后3次被捕、流放。但他每次都逃了出来，在斯大林的革命生涯中真是多灾多难。在1911年的一次服刑中，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俄国局委员。
1912年底，斯大林再次奉召到克拉科夫参加列宁主持的联席会议。
经过一番艰辛后，斯大林终于到了克拉科夫，并如期参加了会议。
由于叛徒的告密，斯大林又一次被捕了。
斯大林在彼得堡监狱中住了5个月后，被判处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由警察公开监视，期限4年。图鲁汉斯边疆区是一个著名的流放地。斯大林在那里受到极其严密的监视，起初他还打算逃出流放地，但敌人对他越来越严的监视使他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著名的二月革命。沙皇制度被彻底推翻，斯大林的流放生涯随着二月革命的胜利也就结束了。
斯大林一生被捕7次，6次流放，而且集中在1902～1917年期间，真正是百炼成钢。
二月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又发动了七月事变。警方指控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又遇到了新的挫折不得不转入地下。
临时政府极力迫害列宁，说他是德国派来的奸细，要他到政府自首，列宁无法公开露面了。
斯大林承担了安排列宁转入地下的工作，列宁先被隐藏在老布尔什维克阿利卢耶夫家中，暂时躲避几天。
中央讨论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否接受临时政府提出的“出庭受审”的要求，大家意见很不一致，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列宁也犹豫不决，因为他担心，如果逃避审讯，会使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相信对他们的指控。相反，斯大林却建议他们隐藏起来，他说，士官生不可能把列宁押送到监狱，在路上就会被打死，必须把列宁可靠地掩护起来。
事实证明斯大林是对的，一旦列宁同意出庭受审，后果是很严重的，最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下决心隐藏起来。
天黑以后，化装后的斯大林亲自将列宁送上火车，列宁隐居在离彼得堡34公里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的草棚内。
斯大林成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秘密联络员。
十月革命越来越临近了，党的队伍又不断地扩大，斯大林肩上的任务更繁重了。他是《真理报》的负责人，又是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斯大林紧张地工作着，整日整月没有好好睡过觉。他时常记得巴库石油工人们常夸奖他有坚强的意志。因此，他早就用斯大林这个词做他的笔名，在俄语中，斯大林是钢铁的意思，斯大林一生确实具有钢铁般的意志。
1917年10月7日，列宁秘密地回到彼得格勒，党中央举行秘密会议，列宁在会上强烈地坚持“武装起义不可避免，时机完全成熟”的判断。
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列宁的计划太急迫，太突然，而且有危险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现得尤其惊慌，极力反对列宁的主张。
在这场辩论中，斯大林没有过多地表态，但是，在投票的关键时刻，他站在了列宁一边，列宁的举行武装起义的提议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会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然坚持己见，甚至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他们反对起义的声明，泄露了党的机密。这使列宁和他的支持者非常气愤，他们认为反对和泄露党的决议是一种叛变，列宁向党中央提出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
在中央的会议上，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坚决要求开除，还有一些中央委员也同意开除。只有斯大林主张从宽处理，认为他们只要承认错误，就应给予改正的机会。
在斯大林的影响下，会议撤销了开除他俩党籍的建议，但要把加米涅夫调离《真理报》编委会。斯大林同样提出反对意见，并提出“辞职”以示抗议。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他的辞职，加米涅夫仍留在《真理报》编委会里。
斯大林在组织上保护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路线方针上坚决地站在了列宁一边。
10月24日，列宁再次秘密地来到了斯莫尔尼宫，参与指挥武装起义。
武装起义在托洛茨基的直接组织和指挥下，起义成功了。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工兵苏维埃独掌政权。
在十月革命中，列宁是公认的领袖，托洛茨基的作用仅次于列宁。
1918年11月6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周年，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十月革命的一文，文中说：“起义的鼓舞者自始至终都是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秘密住在彼得格勒维堡区。10月24日晚上，大家要他到斯莫尔尼宫去领导总的运动。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做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十月革命胜利了，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新的人民政权不沿袭临时政府各部部长的名称，各部部长都改称人民委员，以增加新政权的人民性。
斯大林开始组建新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虽说是个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但现在他连一个房间也没有。没有办公桌、椅子，列宁只配给他一个助手，波兰人培斯特柯夫斯基。
那时候，革命刚刚胜利，大家都很忙。什么都没有，一片混乱，一切都得靠自己动手。
培斯特柯夫斯基在斯莫尔尼宫一个没人占用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空桌子。他把这张桌子推到边上，靠墙放下，又到别的房间找了两把椅子放在边上。在门上的墙上贴了一张纸，上写“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又让培斯特柯夫斯基到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那里借了3千卢布，作为必要的经费。就这样，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了。
这个办公室的唯一优点是：离列宁很近，使斯大林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列宁，也使列宁有可能了解和帮助斯大林。
的确，在初握权柄的日子里，斯大林成了列宁的得力助手。他的冷静、果断和卓有成效的办事能力受到列宁的赏识。
召开立宪会议原来是列宁及其战友们的一贯主张，他们认为这是实行民主的一种措施。但是在立宪会议临近召开时，列宁却忧虑起来：他担心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不能占优势，因此新生政权的力量将被削弱。
选举结果确实不出列宁所料：布尔什维克只占25％的席位。这使列宁等人感到不能容忍。于是决心取消立宪会议，对此，列宁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
立宪会议在塔夫利达宫开幕。在立宪会议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要求会议予以批准。可是，参加立宪会议的大多数人却拒绝讨论这个《宣言》。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要求休会，以便各党团能分别讨论《宣言》。休会期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提议：复会后宣读他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声明并退出立宪会议。列宁的倡议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一致赞同。
复会后，所有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代表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陆续离开了会议大厅，退出了立宪会议。
当其余的代表来到塔夫利达宫门前，准备继续开会时，却被卫兵挡在了门外。负责警工的德宾科向卫兵下达了命令：“禁止立宪会议继续开会。”
面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硬态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十分气愤，他们立刻组织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列宁对此早有准备，布尔什维克的赤卫队员们呜枪驱散了游行队伍。列宁当即宣布：“兹命令在塔夫利达宫内执行卫生勤务的卫兵和水兵同志不得对立宪会议中的反革命成员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应准许所有人自由离开塔夫利达宫。但非经特别批准，任何人不得入内。”
这样，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9日停止了活动。
斯大林从解散立宪会议这一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中再一次受到深刻启示。他充分体验到在政治斗争中，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具有极大的威力，即使行动显得粗鲁，但它最能迅速而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革命是不能心慈手软的！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作为中央特使去了赫尔辛基，参加芬兰社会民主工党大会。他在会上发言时强调芬兰应按民族自决权原则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并且与列宁共同签署了关于芬兰国家独立的法令。但是芬兰独立后，社会民主工党没有掌权执政，政权转到了芬兰资产阶级手中。因为这，斯大林所坚定维护的民族自决权原则遭到了党内一些人的指责，他们认为这是向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屈服。
面对种种压力，斯大林在1918年1月10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时，对民族自决权原则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说：“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这个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
他的新原则在其后的乌克兰建国一事上得到了验证。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于1917年12月12日，当时在乌克兰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团体的联合机关——中央拉达。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与中央拉达进行了艰苦斗争。
乌克兰终于没有独立，而是以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
十月革命的胜利响彻欧洲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仇视和恐慌。他们纷纷出兵武装干涉，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消灭在摇篮之中。国内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也不甘心他们的灭亡，纷纷组织自卫军举行叛乱，全国烽烟四起。到1918年夏，苏维埃共和国3／4的领土陷入敌人手中，苏维埃国家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岌岌可危，面对严峻的现实，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宣布全国进入战时体制。把首都从彼得堡迁到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得到1／8磅的面包。
战时体制包括：成立了15个方面军以应付战争；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取消市场和私人贸易，实行供给制；实行余粮征集制，成立武装征粮队，强制征收农民手中的“余粮”；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全国的各个战场。
1918年6月6日，列宁派斯大林作为中央特派员到俄国南方的察里津去征集粮食，并委以全权，当地的各级政府、军队、铁路、邮电、粮食等部门均须执行斯大林的命令。
斯大林到达察里津的第二天，就向列宁转告说：那里一片混乱，投机盛行。他马上采取了有力措施：对粮食实行配给制和固定价格，把那些腐化堕落和办事不力的官员撤职，解散一些不必要的委员会，严厉打击抢劫运粮火车的人。并向列宁保证过一个星期向莫斯科运送一百万普特的粮食。
他果断地下命令说：如果有人敢抢粮食，就把他们的村庄烧成灰烬，使他们不敢再袭击火车。
斯大林在这里为收集粮食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并且在5天内向莫斯科发运了5列车粮食。
此外，斯大林还直接参与了军事领导。他领导区军事委员会，将分散的部队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些新的师团、特种部队和装甲列车纵队，建立工人民兵队伍。在危险面前，斯大林没有惊慌失措，表现出独揽大权的气魄和坚毅果敢的精神。
在卫国战争刚开始组建红军时，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内缺少大量的军事专家，托洛茨基提议让沙皇时的旧军官补充到红军中，担任各级指挥官。列宁同意并采纳了这个提议，但斯大林不理解列宁的用意，心里是不同意此举的。
在察里津手握大权的斯大林，极不信任旧军官，撤销了由旧军官组成的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多数人的职务，然后把他们抓起来，囚禁于伏尔加河上的一艘轮船上。托洛茨基闻讯后立即发来了一封电报，要求释放他们，但斯大林“不予理会”。最高军事委员会派调查团奔赴察里津，专门调查此事，结果军区司令一人释放，被捕的其余人连船带人沉没于伏尔加河中。
此后斯大林和旧军官的分歧越来越大，磨擦逐渐升级，终于导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直接对抗。双方互不相让，列宁从大局出发，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派斯维尔德洛夫亲自乘专列代表中央到察里津接斯大林回莫斯科。为了安抚斯大林，列宁又让斯大林兼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19年春天，彼得格勒局势严峻。尤登尼奇率领的白军对彼得格勒发动疯狂的进攻，形势很危急，驻守在那里的第七集团军未能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敌人攻占杨堡，随后又占领了普斯科夫和亚姆市。第七集团军且战且退，撤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是战前的首都，是全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地位重要。
就在这时，中央决定派斯大林以国防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彼得格勒战线，以便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
5月19日，斯大林到达彼得格勒。当天召开了由总司令、西方战线司令员、第七集团军司今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彼得格勒的战况。后来，列宁又致电斯大林，要他在后方和前线注意“有组织的叛变活动”，一旦发现，即采取“紧急措施”。斯大林按照列宁的指示，号召保卫彼得格勒的部队同逃兵和叛徒作斗争。
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不胜任的人撤职，把他认为对失利负有责任的军官交送军事法庭，调整供给系统。这些措施使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明显好转，部队加强了纪律，提高了战斗力。
6月13日，彼得格勒的海防要地红兵炮台和发马炮台发生反革命叛乱，红军立即从陆上和海上对叛乱者展开进攻，16日红军占领了这两个炮台。
6月21日，第七集团军开始对白卫军实施反攻，在维德利察战役中，红军把白卫军赶到了边境。8月5日第七集团军主力解放了杨堡。8月26日，第十五集团军向西北发动进攻，夺回了普斯科夫。
由于保卫彼得格勒有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一样，获得了红旗勋章。
从保卫彼得格勒前线回到莫斯科，这以后，斯大林又曾被派往南方战线，领导那里的保卫莫斯科的重任。1920年10月16日又受命前往北高加索和阿塞拜疆，指导那里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一直到11月20日才返回莫斯科。
1919年3月，斯大林参加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大会之后的中央委员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紧接着，又被任命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上升很快。
1920年底，内战以弗兰格尔的失败而终结。1920年11月，莫斯科庆祝了自己的胜利。
在斗争中斯大林常以全权代表或政治委员的身份征战于各个战场，显示出斯大林的献身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斯大林的表现，列宁也看在眼里：斯大林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这在战争期间很重要。在战争以后，这样的人更是党和国家所需要的。
斯大林的政治斗争
战争结束后，国家的经济更加糟糕，粮食产量不足十月革命前的1／3，工业产量甚至不到战前的1／10。战争期间的战时经济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情况，工人、农民、士兵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政策了。一些地方出现了小型的农民暴动，士兵哗变，而此时党内却还在噪噪不休地，没完没了地争论工会应在国家生产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1921年3月16日，“红色要塞”的3万名水兵和13000名海军工厂工人举行暴动，发誓摆脱新政权统治，反对余粮收集制。提出“打倒布尔什维克暴政”、“要没有共产党的苏维埃！”等口号。
这次暴动经过了3天激战才算平息。军队哗变给苏维埃政权上了一课，敲响了警钟，它使领导人看到：人民并不总像十月革命时那样对党报以欢呼和掌声，事实与想象正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已大打了折扣。列宁在感觉到了人民的不满情绪时曾不无感慨地说：“这是一道闪光，比其它任何东西都更好地照亮了客观现实。”
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主要是：取消余粮征集制，农民在交纳预先规定税额的粮食税后，可以将剩余粮食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去卖；国家只管理一定数量最重要、规模最大的企业，其余的企业均出租和租让给国内外的企业主；关闭那些国家无力管理又无承租人的企业；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加强国营商业机构的同时允许私人经商和一定范围内的贸易自由。
党的书记处，负责党中央的日常事务的管理。
十月革命后，中央委员会正式任命中央书记，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书记处，斯维尔德洛夫任责任书记，他工作得极其出色，日常事务性管理交给斯塔索娃负责。他亲自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任命和调配干部。对每项任命都作了详细记录，十月革命期间和以后，工作量很大，事务繁多，他负责的书记处也只有30人，而工作却做得有条不紊。不幸的是，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死于西班牙流行病。
以后书记处的机构越来越庞大，1920年150人，到1921年已增加到600人。书记处已经成为权力极大，机构复杂的日常指挥机关。
由莫洛托夫任责任书记的书记处，不能令列宁满意。常出差错、管理混乱，找一个能力强的人做党内日常事务的总管已成为迫切需要。
在1922年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在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选举斯大林为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由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这一职务是非常适合的。他有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同党内那些鼎鼎大名的理论家相比，斯大林沉默寡言，不喜欢长篇大论。更重要的是，他不属于任何派系，他只工作，不大说话。
同党内老资格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相比，他的名气差得多。总书记这个职务所需要的巨大的工作能力，能够进行艰苦而平凡的劳动和耐心而持久的组织工作。这样的工作对诸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们的才华表现在理论方面，况且，当时他们也认为这个职位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职位，轮不到这些“大人物”去干诸如此类的琐事。
斯大林当选党的总书记，又是组织局委员，他掌握了至关重要的干部调配任免权。他撤换和新任命了一大批干部，选拔忠于自己的人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他用这种简单的方法使自己在党中央获得多数票。他偷偷地给党换了一次血。
列宁一直主张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他说：“如果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外国人会把俄国所有贵重物品全买走。”
斯大林不同意列宁的这一观点。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依我看……问题不在于垄断制的提纲，而在于实际上不存在垄断制……关于垄断制的废话终归是废话。”那时列宁的身体已经很差，但仍参与政事。显然，斯大林对列宁有些不耐烦，才说出废话的字眼。1922年5月15日，列宁又给斯大林写信，强调“有关削弱对外贸易垄断的一切议论、商谈和委员会等等都应正式禁止。”3天以后，斯大林在给列宁的回信中仍持反对的意见。
斯大林这样的固执己见，使列宁非常生气，他预感到这是分歧的开始，今后必然有严重的冲突。5月22日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决定，但斯大林并未改变自己的看法。5月25日，列宁第一次脑血栓病发作，右手和右腿活动不灵，说话不清楚，几乎丧失了说话走路的能力，不得不住院治疗。
在列宁治病疗养期间，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内形成了“三驾马车”，实际上主持了中央工作，而把托洛茨基排斥在外。列宁一直到1922年10月初才回到克里姆林宫工作。
10月6日，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列宁的决定做了修正，实际上是破坏了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定。列宁因身体不适未能参加那次会议，但他得知新通过的决议后，立即找斯大林谈话，第二天又给斯大林写信。他以亚麻为例说明国家垄断外贸工作的重要性。
他指出：“这种产品在俄国的价格是4．5卢布，而在英国却值14卢布，相差3倍以上。如果开放港口，亚麻的走私活动就会达到可怕的程度。”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都反对列宁的看法。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宁的看法，但同意列宁的把这个问题推迟到下次全会讨论的建议。列宁惊奇地发现，在他生病的5个月中，中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和托洛茨基在政治局中处于少数，但他没有退却。
由于列宁的强烈坚持和参与，总书记斯大林决定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1922年12月18日，中央全会讨论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终于采纳了列宁的意见，重申坚决实行国家对外贸易垄断。列宁与斯大林在对外贸易问题上的分歧算是解决了，但对卧病在床的列宁来说，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几乎同时，列宁与斯大林在苏联建国问题上，产生了更大的分歧，更剧烈的冲突，并且这一次列宁最终也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1922年9月，斯大林主持起草《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决议草案。草案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并接受俄罗斯联邦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就是说，各国加入俄罗斯一国，并受它的领导。草案送给病中的列宁，列宁立刻把斯大林请到他的疗养地——莫斯科郊区的哥尔克，进行谈话。他们谈了3个小时，最后斯大林同意作些让步。列宁说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列宁是打算成立一个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共和国联盟，而斯大林是打算由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对加入它的各民族自治共和国行使主权，建立各民族不平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斯大林部分地接受了列宁的意见，对草案做了修改，主要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与俄罗斯联邦一起组成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组成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3国先组成外高加索联邦，以外高加索联邦的形式加入联盟。
从实质上说，草案的修改并没有改变各民族自治共和国的不平等地位，而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于降了一级。它们在形式上也不能和其它各国以平等的地位加入新的联盟。这个草案遭到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要求直接地、平等地加入联盟。列宁针对这个草案在病中给加米涅夫写信说：“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我那颗该死的牙齿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好牙吃掉它。”
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奥尔忠尼启则拒绝了格鲁吉亚要求以独立平等的地位加入联盟的要求。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提出整体总辞职，奥尔忠尼启则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接受了格鲁吉亚党中央的辞职，并处分了格鲁吉亚党中央的领导人，格鲁吉亚给俄共中央打电话，要求将奥尔忠尼启则调离外高加索边疆区。俄共中央派出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中央调查团到第比利斯去调查这起纠纷。
列宁显然对捷尔任斯基不放心，又派李可夫到第比利斯调查纠纷的原因，并将调查结果直接向列宁本人汇报。
在第比利斯，在奥尔忠尼启则的家中，奥尔忠尼启则因个人之间的问题打了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卡巴希泽一个耳光，并且是当着李可夫的面打的。
捷尔任斯基调查结束后，回到莫斯科向列宁汇报调查结果。捷尔任斯基明显地偏袒奥尔忠尼启则一方，对奥尔忠尼启则打人的事，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列宁对他的调查结论并不满意。
李可夫回来后将他的调查报告仔细地向列宁做了汇报，列宁弄清了奥尔忠尼启则的打人经过，十分气愤，为奥尔忠尼启则的行为感到羞耻，并认为是斯大林的支持才使得奥尔忠尼启则如此粗暴地对待同志。
由于劳累，由于愤怒，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刚刚工作了一天又发病了。1922年12月18日，中央通过了一次特殊决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作息制度。列宁的一切活动必须征得医生的同意，而医生又要受到斯大林的监督。聪明过人的列宁很快觉察到问题的实质，并对此表示极为不满，这更使列宁的病情雪上加霜。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才几个月，列宁就看出了斯大林的粗暴和滥用权力。列宁决心利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一事作为炮弹，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
1923年1月下旬，列宁让秘书向捷尔任斯基及斯大林要有关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捷尔任斯基说，材料在斯大林那里，而斯大林不在莫斯科。秘书马上写信给斯大林，斯大林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地说：“材料不经过政治局不能给列宁。”列宁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气愤，他对秘书福季耶娃说：要为争取材料而斗争。
2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向列宁提供捷尔任斯基委员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列宁当即指示秘书们去研究这些材料，提出报告供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用。
2月3日，列宁得知政治局已批准了捷尔任斯基的调查报告后，指示秘书们加紧时间，在3星期内写出调查报告，并且又给秘书们一些具体指示，说他“站在被欺侮者的一边”。列宁已准备好在3月份的代表大会上向斯大林发动进攻。3月6日，列宁又口授了给格鲁吉亚领导人姆季瓦尼、巴哈拉泽等人的信，并让人将此信抄送给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
列宁在信中说：“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这是列宁的最后一封信，这一天深夜，列宁病情恶化，从此基本上未理国政。列宁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开始考虑自己死后党的前途，他对斯大林极不放心，在列宁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和医生商讨后，同意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的文章。
1922年2月24日，列宁又把秘书沃洛季切娃叫去，列宁提醒秘书说：昨天和今天口授的东西是绝密的。然后，列宁开始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第二部分。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他个人大概是现在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接着，列宁评价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
1923年1月4日，列宁对《给代表大会的信》进行补充，表示要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按照列宁的意愿，《给代表大会的信》是绝密的文件，沃洛季切娃说：“底稿由我烧毁。按照列宁的意愿，封存文件副本的信封上盖有火漆印，他请求写明，只有弗·伊·列宁可以启封，而他死后则只有列宁的妻子可以启封。”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同年5月，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列宁的妻子把列宁的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拆开了。当时，这份绝密材料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公布的。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因为这一可怕的事而吓得目瞪口呆。斯大林坐在讲台上，看起来显得很小很可怜……尽管他表现出镇定和沉着，但显然他的命运正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这一切，对斯大林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丝毫没有精神准备。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站到了斯大林一边，他们都表示：列宁的担心是多余的，应该让斯大林继续任职。托洛茨基在会上表示沉默和冷淡。斯大林在会上表了态。他说应该按照列宁的遗嘱办事，自己应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让其他人干。但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劝说下他还是放弃了辞职申请。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也没有在代表大会发表。
只有列宁的妻子表示抗议，但她的力量毕竟太小了。就这样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保住了，而且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十月革命前的托洛茨基，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在党内的资历、威望都远远超过了斯大林。他有杰出的才华和坦率的性格，但追求事业成功的欲望没有斯大林那么强烈。
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托洛茨基没有好感。早在1907年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就对托洛茨基的口若悬河、夸夸其谈，描述为“漂亮的废物”。
但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争论还是有节制的。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尽量表现得宽厚、客气、不带个人色彩。斯大林也不否认托洛茨基的成绩，说他“在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
但在3年国内战争结束后，托洛茨基在党内的威望开始下降，他的支持者在党的“十大”上纷纷落选，他开始消沉。
暮年的列宁更偏爱托洛茨基。1922年冬季，列宁与托洛茨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他们认为在国家机关及党内的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决心一起联合起来，反对官僚主义，当然也包括反对组织内部的官僚主义。托洛茨基为能与列宁不谋而合感到自豪。可惜，时过不久，列宁第二次发病，他与托洛茨基共同反对官僚主义的计划只好暂时束之高阁。虽然没有列宁的参与，托洛茨基最后终于决定向斯大林发动进攻。
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在中央金会上公开阐述了自己的现点。他说：“俄共十二大后形成的制度离开工人民主的距离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还要远得多。”他指责“党的组织体制是书记等级制，党的领导机关已经官僚化。”不用说，托洛茨基的斗争锋芒是直接指向总书记斯大林的。
布哈林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也就是总书记斯大林的一边，与托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十分善于因势利导，在斗争中始终处于多数地位。
托洛茨基并没有就此退却。他召集一些观点一致的老党员联合签发了一份“46人声明”，签名者中有不少是著名的党务活动家。“46人声明”向中央提出意见，认为党的集体领导应当允许他们有发言的权力，开展党内辩论应该是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党在列宁不能主持工作时仍应保持民主的优良传统。声明信的内容是很尖锐的，是毫不客气的。
为了避免遭到“搞宗派活动”的指责，托洛茨基本人没有在“46人声明”中签字。但是，当中央收到“46人声明”后，托洛茨基却遭到了比签字者更严厉的指责。他和“46人声明”均被认为有派别活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遭受打击并造成党内危机。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不服，于是两派在《真理报》上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辩论。
总书记仍然不动声色，让对手尽情出击而不对他进行反攻。直到托洛茨基把党内斗争扩展到全国的时候，斯大林才组织了一次有力的反击。
在反托斗争中，斯大林率领中央一班人马前往全国各地，在各地党组织的会议上对托洛茨基进行猛烈的批判，参加这个批判大军的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基洛夫等。他们都是政治理论家、党中央的铁腕人物和权威人士。
广大党员和基层支部站在党中央一边，只有在知识分子较多的大学支部才有托洛茨基的市场。
斯大林从斗争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充满必胜的信心，把支持他的工农基本群众当做后盾。
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他说：“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显然是不会有的。民主不是某种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条件下都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实行民主是不可能和没有意义的。”
斯大林说，不能实行民主的内部条件是：工业不发达，工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党员素质差等等；外部条件是：随时有可能发生外敌入侵，党要搞军事化，那时必须把民主收起来。
1924年9月，托洛茨基编写了一本书，《1917年》，回忆十月革命的过程和经验教训。这本书的序言题为《十月的教训》。这篇论文不仅叙述了他个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且批评斯大林等人在1917年2月革命后对列宁的《四月提纲》产生过怀疑，重提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在十月革命前后立场动摇的事实。
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不仅惹恼了斯大林，更激怒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大家群起而攻之，本来就陷于孤立的托洛茨基现在就更孤立了。斯大林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中，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并没有起什么特殊作用”……起义的实际领导者是“实践总部”，托洛茨基甚至还不是总部的成员。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坚持主张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斯大林阻止了这一过激行动。他被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解除了他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25年托洛茨基不甘心过清闲的日子，来到克林姆林宫要求工作。结果他得到了3项任命：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工业科技委员会主任、租赁委员会主任。于是，一个政治上颇有建树的理论家干起了技术工作。
托洛茨基被击败了，中央又开始分裂为观点对立的两派。当时，政治局有7名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其中斯大林是超于其他6人之上的领导者，托洛茨基是徒有其名的局外人。其它5名成员分化为两派。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把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称为“右翼”，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称为“左翼”。
两派争论的核心是：怎样理解和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左翼”认为，应该迅速实行工业化，这样能用更多的工业品换取食品和原料。“右翼”则认为必须保住社会主义阵地，即使放慢工业化速度也在所不惜。布哈林提出“蜗步”，即放慢工业化速度，他担心工业化所需资金缺乏来源。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左翼代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贫农的保护者自居，他们希望依靠农村中的共产党员，对富农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对富农的税收。加米涅夫甚至建议部分地恢复“战时共产主义”。季诺维也夫也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其主流来说是退步。
右翼代表李可夫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布哈林提出“富农和平民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我们在农村的政策应该摆脱和消灭阻挠农民和富农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应当告诉全体农民：‘发财致富吧！发展自己的经济，不要担心有人压制你们。’”中央两派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几乎有着相同的命运。他们都出生于1883年，同在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观点接近，几乎从未发生过争论，通常保持相同的立场，他们两人都善于写文章、擅长演说。
相比较而言，季诺维也夫比加米涅夫名气更大一点。季诺维也夫除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外，还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达7年之久。
季诺维也夫有许多优秀品质，但也有许多缺点，他的情绪时而乐观异常，时而垂头丧气，甚至意志消沉，缺乏“主心骨”，在紧急时刻和转折关头模棱两可。
加米涅夫的知名度没有季诺维也夫高，但他善于处理党内的各种微妙事务。比起季诺维也夫，他的知识更渊博，功底深厚，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概括能力，敢说敢干。列宁在世时他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副手，经常主持中央全会，多次主持党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都是由他主持的。
但他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容易头脑发热，他能够很快作出某种决断，但又可能同样快地予以推翻。与季诺维也夫一样，在关键时刻缺乏主见，模棱两可，而且经常把个人目的、野心和威望摆在首位。
列宁在世时，斯大林就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间有矛盾。斯大林当了总书记后，逐渐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这使具有强烈的权力欲和领袖欲的季诺维也夫很不安。1923年7月，他在高加索休养，同在这里休养的一些中央委员搞了一个聚会，想取消政治局，改组书记处，成立由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3人组成的最高机关，季诺维也夫想以此限制斯大林的权力和垄断。但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并讥讽说这是“山洞”中的人制定的一个政纲，其用意是想不让李可夫、布哈林、莫洛托夫等来领导全党。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文章中、讲话中多次不指名地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左翼也好，右翼也好，斯大林超脱于他们之上。斯大林不介入两派之间的争论，也不制止争论。但在内心里，他站在以布哈林为首的右翼一边，他们的观点和他的比较接近，虽然他不赞同布哈林的鼓励农民发财的号召。
列宁格勒是季诺维也夫的地盘。季诺维也夫从十月革命后一直是列宁格勒的苏维埃主席，无论哪个部门，都有季诺维也夫的影子。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莫斯科的党组织深受加米涅夫的影响。斯大林现在不想和左翼摊牌，他要先作些准备。斯大林给莫斯科党积极分子会议作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地阐明了他对工业、农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他的讲话明确，积极向上，很鼓舞人，莫斯科的党组织很快就站到了中央多数派的立场上。
斯大林打算让支持他的柯马罗夫、洛波夫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但遭到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拒绝，甚至没有把他们两人选进出席十四大的列宁格勒代表团。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1925年12月18日至31日召开。斯大林作了一个很长的政治报告，反复讲了有争议的问题，但没有点“新反对派”的名。
列宁格勒代表团对斯大林的政治报告不满意，他们推举季诺维也夫做副报告。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猛烈地抨击布哈林，说他违背列宁的教导，把新经济政策的阴暗面当成了胜利。他的讲话没有多少说服力，只有很少几位代表发言支持他。克鲁普斯卡娅提出反对压制党内民主，反对把反对派成员调离党的领导岗位。拉舍维奇发言反对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割除”，但他发言时，嘲笑和嘘声一片，几乎难以听见。面对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攻击，布哈林也针锋相对。他从各个角度对“新反对派”的指责进行了驳斥，并表示，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愿意收回“发财吧”的口号。
斯大林对“新反对派”猛攻布哈林极为恼火，尽管他也不同意布哈林“发财吧”的口号，但此时他需要布哈林。他解释说：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时期犯的错误比起来，“布哈林的错误甚至是不值得注意的。……布哈林只是犯了一个不大的错误。”他责问“新反对派”：“为什么还要肆无忌惮地攻击布哈林呢？”
加米涅夫说：“我们反对创立‘领袖’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们反对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处实际上把政治和组织合为一体了，凌驾于政治机构之上……我们主张政治局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全权的机构，同时主张书记处服从于政治局，并只完成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任务……”
“正因为我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多次谈过这个问题，正因为我同忠于列宁主义的一些同志多次谈过这个问题，现在我要在党代表大会上再说一次：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起来的作用。”
加米涅夫的发言，只引起了会场上一片骚动。加米涅夫的这番话，其实质并非不对，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限划分，他讲的符合列宁时期设立这两个机构的初衷。但他的用意是想以此削弱斯大林的权力，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务，这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因为斯大林当时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
加米涅夫的讲话，没有对斯大林构成威胁，相反代表们喊着“要斯大林”、“向斯大林致敬”，他们站起来为斯大林长时间鼓掌。
斯大林主张党的统一，反对将“新反对派”采取割除的办法。他说：“割除政策是同我们不相容的。党要求统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愿意这样，党就和他们一起去达到这种统一，如果他们不愿意，党没有他们也要达到这种统一。”
最后，他谈到了集体领导原则：“在我们这里完全会决定一切，当领袖们开始失常的时候，它就来纠正他们。（呼喊声：‘对！’笑声、鼓掌。）……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想肆意妄为，那人们就会来制止我们，一这是必要的，这是必需的。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鼓掌），谁要讲到这点，那也是愚蠢的。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条件下保持党的统一，保持中央各机关中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这些话无疑是正确的，只可惜，没过几年，斯大林就把它忘了。
在这次大会上，托洛茨基表面上很超脱，没有介入他们之间的争吵，但他内心里却在“幸灾乐祸”，坐山观虎斗。他本来也想火上浇油骂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但朋友们劝阻了他。
代表大会通过了《告列宁格勒组织全体党员书》等有关“新反对派”的几项决议。决定派人改组《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12月28日晚，中央立即采取了措施，委派《消息》主编改任《列宁格勒真理报》主编。
在大会最后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所有反对派成员全部当选。在大会之后立即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原有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李可夫、托姆斯基重新当选，但加米涅夫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这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排挤出党中央，“新反对派”也从政治上、组织上遭受了失败。
面对失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十分气愤，也很沮丧。此时，他们又想起了托洛茨基。
1926年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突然叩开了托洛茨基的家门，不久前的冤家对头重新相见时，双方无不感慨万千。
他们商谈联手的可能性，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说：“只要你和季诺维也夫在一个台上出现，党就会认为这是真正的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更现实一点，他说：“我们必须作好长期的准备。”
对于他们之间的接触，尽管各自的拥护者态度不一，但他们却似乎义无反顾，无论在会上还是会后都表现出亲近的样子。
不久，“联合反对派”的领袖各自在党的会议上表了态。季诺维也夫说：“有那么一段悲惨时期，因为对党内的一些本质的情况不清楚，我们两派真正的革命者在两年间互相打架。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并希望今后再也不会重复。”
托洛茨基也在同一时期发表个人问题声明，承认自己不应在《十月教训》一书中指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机会主义者。
斯大林对他们的和解只说了一句话：“他们竟互相赦免了。”
他们开始行动。
在1926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对李可夫的报告提出了批评和修改意见。要求对富裕的农村地区加征税收，进一步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扩大日用品生产，提高工人工资等，扩大工业投资30％，资金的来源靠增加农业税和提高工业品价格。
斯大林在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报告时，批驳了他们3人的观点，斯大林说：“我们党内有一些人把劳动农民群众看成异类，看成工业的剥削对象，看成我国工业的殖民地之类的东西。同志们，这些人是危险的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农民既不能是剥削对象，也不能是殖民地。”
托季联盟在一些党组织中建立派别组织、集会、散发秘密传单。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拉舍维奇在集会作报告，号召派别组织和党中央相抗衡。
斯大林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的行动，并思考如何解决这个联盟。终于，他想好了，他在给莫洛托夫、布哈林等人的信中说：“目前季诺维也夫集团是反对派一切分裂活动的鼓动者和党内分裂派的首领，是危害最大的集团，在全会上应当受到打击的也正是这个集团。因此，不仅要把拉舍维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而且要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至于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担任的职务，我想，把他从政治局除名后，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担任主席了……这样就可以使季诺维也夫集团失去战斗力，……在全会决议中要指出，季诺维也夫被开除政治局，不是由于他同中央委员会有分歧（托洛茨基同中央委员会有着同样的深刻的分歧，但并不存在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而是由于他（季诺维也夫）执行分裂政策。”
“……在全会上搞一个大而全的决议不好，这样就会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正式合并为一个阵营，这种做法目前可能为时尚早，从战略上也不合适，……最好是把他们各个击破。”
托季联盟的形成，从一开始就是滑稽的，在政治上是可笑的，使他们自己在公众面前丢尽了脸。他们的努力注定是无效的，只能成为斯大林的“割除”提供了把柄。
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搞了个3人声明指责党中央压制党内民主。结果在七中全会上，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托季联盟在中央遭到失败，又转到基层寻求支持。他们奔走于莫斯科、列宁格勒，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宣传他们的政纲，结果常常被从会场撵走，或遭到冷嘲热讽。形势对托季联盟是不利的，于是开始退却，向中央提出和解的建议，希望停止“党内纠纷”以便“共同工作”。斯大林不接受他们的和解愿望，他们只有投降，没有谈判的资格。他们的力量和斯大林相差甚远。
1926年10月，在中央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解除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和加米涅夫候补政治局委员职务。共产国际执委会解除了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布哈林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原苏联党和政府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纪念活动。
1927年11月7日，反对派决定带着自己的标语牌上街。斯大林早已准备好了，他动用了国家机器。在莫斯科，反对派在莫斯科高大建筑物上挂上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画像，在像下方写有“世界革命领袖”的字样。游行队伍扛着“枪口向右转——反对富农”、“反对官僚”、“坚决执行列宁的遗嘱”、“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列宁党的团结”等标语牌子上了街，人群中还不时响起“托洛茨基万岁！”、“季诺维也夫万岁！”的口号声，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直接指挥着游行队伍。
反对派走上街头，公开组织的游行示威，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结束，使问题更加严重。他们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在政治上更加被动。11月14日，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没过一个月加米涅夫也被开除出党。11月16日，原苏联著名外交家，托洛茨基的密友越飞自杀。托季联盟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再作一次努力。
参加越飞葬礼的人很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分别在葬礼上发表了讲话。当有人向列队的士兵呼吁，要士兵向前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致敬、高喊“乌拉！”时，士兵们却没有反应。托洛茨基终于认识到，他的机会已经过去了。
1928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表示忏悔，他们因而恢复了党籍。但托洛茨基坚决拒绝承认错误，他被流放到苏中边境的阿拉木图。他到阿拉木图后，并未停止活动，不仅写作，还经常与他的追随者保持联系。
1929年1月，联共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剥夺苏联国籍。托洛茨基最初流亡土耳其，出版《反对派公报》，还先后写了《我的生平》、《不断革命》、《俄国革命史》、《被背叛了的革命》等著作，以后又流亡法国、挪威、墨西哥，组织成立了第四国际。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他的寓所里遇刺，次日身亡。
在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中，布哈林是一位最年轻，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列宁称他是全党人人喜爱的人物。
布哈林的性格平易近人，豁达开朗、待人诚恳、温和宽厚，从不轻易伤害别人，列宁说他软得像“蜡”。
列宁逝世后，在党内历次派别斗争中，布哈林一直坚定地站在斯大林一边。斯大林是一位舵手，把握着政治航向，布哈林是一位理论家，积极而稳妥地掌握着宣传喉舌，帮助斯大林排除了来自“左”的干扰。斯大林十分尊重他，每当决策重大问题时，总书记经常这样问：“布哈林呢？他是什么意思？”那时，斯大林简直离不开布哈林，当时和后来，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俩之间有着磁铁一般的友谊与合作关系，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可以称得上是“挚友”。斯大林亲切地称布哈林为“尼古拉”，布哈林总是叫总书记为“柯巴”。
在斯大林的多次劝说下，布哈林从1927年起就住进克里姆林宫的一所别墅，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中央领导人也相距不远，他们都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和邻居。
每当假日来临，总书记的别墅里最热闹。住在附近的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经常在这里聚会，布哈林和他的妻子更是斯大林家里的常客。好客的女主人——斯大林的妻子十分欢迎他的到来。
宁静的小树林里常有丰盛的晚宴或野炊，也能听到孩子们的追逐嬉戏声。偶而还有斯大林和其他首长们的欢歌笑语和悠长的琴声。每到这时，斯大林似乎也显得十分开心。他们在这里既谈国事，也议家事，气氛十分和谐，人人感到无拘无束。尤其是人称“和事佬”的布哈林更感到无比欢快。他最爱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并为他们带些小礼品：刺猪在阳台上跑来跑去，小青蛇盘在瓶子里，矮腿狐狸在花园里出没。有时他自己也像个孩子似地开个玩笑或手舞足蹈起来。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总是盼望尼古拉叔叔的到来，因为他最有耐心和孩子们做游戏，他带来的礼物对孩子们来说也是最珍奇，最有趣的。
总之，布哈林对斯大林是一片忠诚的。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斯大林连在一起，他把友谊看得神圣而纯洁，他为有总书记这样的朋友而骄傲。
1925年初的一天，斯大林与布哈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是两人交换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后提出来的。布哈林忠实地维护列宁路线，他认为，要服从经济规律，减少行政手段，增加市场调节和自由周转，反对用榨出农民资金的办法来发展工业，“城市不应该掠夺农村”，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他毫无保留地向总书记坦诉自己的想法。
对“新经济政策”，斯大林认为，那只不过是暂时的退却，或者说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作为长期遵守的法则。斯大林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完全、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而新经济政策却不能保证这一点，只有逼迫、强制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才能尽快踏入社会主义。
自从那次长谈以后，双方都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理论研究——寻求依据。斯大林从来不愿意把矛盾公开化，他很长时间没有再向朋友们暴露过自己的思想。布哈林抱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准备去说服斯大林，他是一心一意替老百姓着想的，他相信，斯大林不会一意孤行地坚持错误，更不会拒绝朋友的忠告而轻易翻脸。
斯大林可没像布哈林那么单纯，他那敏锐的政治头脑始终与布哈林保持着距离。作为总书记，面对落后的俄国，年轻的苏维埃，斯大林有一种紧迫感。他认为，俄国是被资本主义所包围，必须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工业、农业和国防，才能使自己的经济实力强大起来，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不被外国入侵。
斯大林崇拜有权威的领袖，他敬重像彼得大帝这样的君主。他把自己置身于领袖的地位，他产生了一种要把俄国变成世界强国的炽热的使命感，他感到多头领导是脆弱的，必须像彼得大帝那样，使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1928年初，俄国的大小城市突然被一场可怕的粮食饥荒所笼罩。主要是因为农民拒绝交售粮食，他们害怕新经济政策被取消，担心集体化政策会没收他们的余粮和牲畜，因而他们囤积粮食，拒不向国家交售余粮。粮食收购工作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为了完成征粮任务，防止灾情扩大，斯大林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派出3万多名工作者到农村，向农民征购粮食。政治局委员亲自到那些抗粮严重的地区去做工作。
斯大林亲自视察西伯利亚，他看到当地粮食丰收，农民的家里到处堆满了粮食却拒绝卖余粮，他非常气愤，要富农立刻按照国家价格交出全部余粮，如果不服从，就把他们交法庭判罪，从没收的粮食中抽出25％分配给贫农和中农。
有的地方甚至动用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农民开枪，甚至不允许留够口粮和种子。愤怒的农民毁坏自己的农作物和工具，杀死牲畜，减少播种面积。结果是，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强行收购的粮食并不多。1928年，政府不得不用宝贵的外汇进口25万吨粮食。
这些情况，布哈林都看在眼里，他认真地思索着，并把这些材料记录在他的有名著作《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里。布哈林坚持说：农村矛盾激化的原因主要是来自政府工作的错误。富农之所以危险也是利用了我们本身的错误，党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斯大林否认党的失误。他把粮食危机的原因归结于农民不驯服，特别是富农的反抗。因此，他下决心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
布哈林感到十分压抑，他痛苦地为“党和斯大林合二为一”而困扰着。为了迁就和维护党的团结，布哈林没有和斯大林公开争执。他开始想用良知旧情来感化斯大林，但他发现，这根本无济于事，斯大林在推行自己的政策时是一意孤行的。他根本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劝告，于是布哈林想利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来说服斯大林。
支持布哈林的人，除了政治局的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外，还有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莫斯科党委书记乌格拉诺夫、列宁的妻子和妹妹、大学和科研单位的负责人等。
在1928年7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正式提出了他的土地革命纲领。斯大林认为：工业化的进程太慢，为了迅速发展工业，有必要暂时强求农民交贡款，以解决必需的资金。斯大林说：“农民交贡款，这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没有其它的资金来源了，布尔什维克不能因为这些事令人不愉快而闭上他们的眼睛。”斯大林号召全党打击那些富农和投机分子。
布哈林认为：斯大林的观点是违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它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农村自食其力的富裕农民，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在广大农村形成新的国内战争。这对忠实执行捍卫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很明显，布哈林已经不能再沉默了。
在七月全会上，斯大林和布哈林两派吵得不可开交。由于布哈林等人的坚决斗争，斯大林不得不暂时妥协，表示继续贯彻新经济政策，谴责“破坏革命法制”的粗鲁行为，取消对农民过分限制的“土地法草案”等等。
从七月中央全会的会场出来，布哈林同索柯里尼柯夫一起回家，他们在路上遇见了加米涅夫，便停下脚步谈了起来。布哈林向加米涅夫倾诉烦恼，谴责斯大林的政治路线，为斯大林在会议上的粗暴和狡诈的行为感到不安，斯大林是一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为了争夺权力，他可以改变自己的政策，两年前斯大林和布哈林一起批判“托季联盟”，现在，斯大林却用与托季联盟完全相同的观点来攻击布哈林。
此时的加米涅夫刚刚恢复党籍，处境艰难的加米涅夫不敢表态支持布哈林，只是不置可否地听着布哈林的发泄之词。布哈林在谈话时一再叮嘱加米涅夫：“不要把我们谈话的事告诉任何人！”“别打电话，有人偷听，保卫局的人正盯着我们。”可是保卫局还是搞到了谈话记录，据说是从托派分子那里传出来的。
斯大林没有直接向布哈林核实这件事，他先找李可夫，把印成材料的谈话记录告诉他，并指责他不该与布哈林等人搞“右倾集团”。李可夫当场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并立刻找来布哈林对质，当布哈林听到这种情况时简直大吃一惊。
那天，布哈林正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他的未婚妻拉林娜来了，布哈林忧心忡忡地说：“我很不愉快，心乱如麻，不得安宁，你理解我吗？不，你还小呢，好在你还不能理解这一切。”听到这，他的未婚妻哭了起来，他说：“我很可怜你，但我帮不了你啊！”布哈林沉默少许，伤心地说：“应该可怜的不是我，拉罗奇卡，而是农民——庄稼汉。”
正在这时李可夫激动地跑进房间，他说他从斯大林那里得知，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进行了缔结反对斯大林联盟的谈判，并且事先得到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赞同。李可夫向斯大林声明：这是不可能的事，是陷害。斯大林讲出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交谈的详细内容。看来，证据是确凿的。布哈林攻击领袖、谩骂莫洛托夫的事实已经被斯大林掌握了。
“这就是说，加米涅夫告密了，这个混蛋加叛徒！”布哈林气得脸色苍白，手和嘴唇都颤动起来。他高声吼道：“这件事通过其它途径是无法知道的，会见是偶然的，地点是在室外，就在克里姆林宫，在我同索柯里尼柯夫一起参加全会回家的时候，谈话是不会被窃听的。”（他没有想到保卫局工作的厉害）
李可夫愤怒地说：“你简直是个娘们，而不是政治家。你是在对什么人推心置腹呀？……你简直是个小孩子……看你在政治局里怎么交待！”面对这种情况，布哈林无言以对。政治上的幼稚决定了布哈林注定失败的命运。
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文章，指责斯大林的新方针，文章写道：“我们应当……统筹兼顾，让个人、群众、社会和国家都能发挥主动性，我们在各种事情上都集中得太过分了。”这更加激怒了斯大林。
十一月的中央全会，主要讨论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问题。在会上，就农业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会上提出集体辞职，在奥尔忠尼启则的斡旋下，他们三人最后收回了辞呈。
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讲话，在谈到右倾时，斯大林说这“是一种还没有形成机会主义的而且可以纠正的倾向”，“右倾分子”还没有组成“派别组织”。
斯大林在会上批判右倾，但没点布哈林的名。
全会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还是一致通过了《关于1928～1929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的决议。
由此，斯大林得到一个重要证据：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所投的赞成票就等于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这正是斯大林需要的材料。
会后的第三天，他就利用这个决议使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格拉诺夫引咎辞职。与此同时，斯大林还给右倾分子们派去了“政治委员”，给政府主席李可夫派去了奥尔忠尼启则，给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派去了卡冈诺维奇，给《真理报》主编布哈林派去了沙维利耶夫，给由布哈林主持的共产国际派去了莫洛托夫。规定这些部门的一切指示均需有中央代表联署才有效，并且拥有否决权。布哈林把这称为“建立了政治委员制”。
现在斯大林心里有底了，他决定进一步逼布哈林就范。1929年1月30日，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题为《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演说，斯大林说：“不管多么令人痛心，也不得不确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组成的特殊的布哈林集团。”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一个持有自己的政纲、企图和托茨基分子勾结起来反对党的特殊集团”。
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再次发表声明，指责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愤怒地提出辞职。
斯大林在讲话中说：“政治局全体委员通过了关于控制数字的共同决议，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大家知道的决议：政治局全体委员无论在中央一月全会上或全会外都宣称政治局内部是团结一致，没有意见分歧的。”“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投票赞成一致的决议中只是做做样子，他们保留了自己和党不一致的特殊看法……”
原来，斯大林是在用这个理由来说明布哈林在欺骗党。布哈林陷入了斯大林的圈套。布哈林坚决否认与托派勾结的指控。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布哈林、加米涅夫会晤的问题。这个委员会于2月7日提出一份方案，要求布哈林承认同加米涅夫的会见是犯了“政治错误”，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去，作为交换，中央放弃对布哈林的指控。布哈林拒绝了这个和解方案。
斯大林利用自己在会上的多数地位，通过了一个决定：
1、认为布哈林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是毫无根据的。
2、不同意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辞职。
斯大林继续进攻，在1929年4月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在报告中，一开始就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他和布哈林的私人关系。他说：“我不想谈个人因素……因为个人因素是小事，小事是不值得多谈的……是一个破钱都不值……”
他着重打击了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斯大林说：“他这理论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还需要补习一下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带有某种经院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学过辩证法……”“这个经院哲学理论家……昨天还企图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还跑去和他们暗中勾结。”斯大林还指责布哈林1918年时曾反对过列宁。
这样，斯大林对布哈林新账、旧账一起算，很容易说服代表，布哈林的失败已成定局。
会议决定免去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但保留他们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布哈林屈服了，在11月12日的全会上表示愿意回到党的路线上来，“我们同中央多数之间的分歧在消失”。但斯大林并不买他的账。全会决定撤消布哈林政治局委员职务。稍后，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相继被撤消政治局委员职务，李可夫被解除了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
至此，列宁逝世后十三大选出的7名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斯大林，只剩下斯大林一人了。斯大林通过几次党内斗争，他牢牢地掌握了权力，在党内国内确立了惟我独尊的地位。
推行经济政策
1929年，斯大林迎来了他的50岁生日，仿佛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俄国上下忙着为总书记祝寿。
全国各地发来了向领袖致敬的贺词。各地的党组织千篇一律地歌颂他的丰功伟绩。莫斯科的墙上挂满了他的巨型画像。他的各种大小的全身和半身塑像充斥了广场、公共建筑大厅、商店橱窗直至最寒酸的理发店。宣传员高喊着“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
个人崇拜，在政治上斯大林是需要的。他需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但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要的不是表面的热闹。
斯大林早就以“实干”著称，他是不图虚荣的。他坚信自己是一位主宰世界的领袖，是在履行历史的意志，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在《给祝贺斯大林同志五十寿辰的一切组织和同志》的信中斯大林仍谦虚地写道：“我把你们的祝贺看作是对按照自己的形象诞生了我和培育了我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正因为我把这种祝贺看作是对我们光荣的列宁党祝贺，我才敢于向你们表示布尔什维克的谢意。”
“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我决心今后继续把我们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全部才能，必要时把我的全部热血一滴一滴地献给工人阶级的事业，献给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
这正如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吉拉斯所说：“神化的斯大林……若说是他自己搞起来的，至少也同样是斯大林手下那一班人和官僚机构制造出来的，他们需要这样一位领袖。”
农业集体化和剥夺农民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分歧之一，没有了布哈林，他准备实施了。他知道这场革命必然会有阻力，对付阻力的办法，斯大林只有一招：那就是通过暴力手段，把一切阻力都当作反对势力来打倒。他认为如果依靠教育和劝说来实现共产主义，那将是一条漫长的路，而这是国际国内条件不允许的。用暴力对付来自人民中间的阻力，那就等于向人民宣战，这是冒险的，需要勇气和胆量。他决定现在就干。
农业集体化早在1927年就开始实施，但那时是农民的自愿组合，进展缓慢，斯大林要求加快进度。1930年1月，中央公布《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
中央的指示一下达，全国的集体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中央派出2．5万工人到农村，帮助当地的党组织工作。共青团员们起了党的后备军作用。
党的基层干部热心地贯彻集体化的路线，他们把党代会上的号召直接传达给农民，并许愿供给集体农庄拖拉机、收割机等。到1932年底，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62％，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80％，到1937年底，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数达93％，播种面积达99％。
全国各地建立拖拉机站、修配工厂、农艺站、驾驶员学校，农庄选派聪明能干的青年参加学习。不久，他们就开着拖拉机在自己农庄的大片土地上耕作起来。
如何对待富农，斯大林说：“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
中央对富农的标准，做了详细的解释：只要每口人的年收入高于300卢布或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有磨坊、油坊，如此等等。在这些特征中，哪怕只具备一个，就可以使一个农民变成富农。这样，在生活中，最勤奋、最能干、最节俭、最有进取心的劳动者遭受了苦难。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靠自己的劳动形成的，而不是十月革命前的富户。
根据中央的规定：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包括牲畜、生产用房、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种子储备等。
这个规定对富农的处理方法分为3类：第一类是反革命富农的骨干、恐怖活动和反苏维埃活动的组织者，对这类富农应立即逮捕，送进监狱或劳改营，其中对特别危险的分子要处以极刑，家庭成员要迁到边远地区；第二类是反对集体化的“大富农和过去的半地主”，本人及家属应驱逐到边远地区；其余的富农属于第三类，把他们安排集体化居住区以外的某一指定地，并另外分配给他们上地，要他们承担相应的生产任务和义务。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给各地苏维埃电报指示：属于第一类的富农有6万余户，第二类约15万户，第三类约80万户。
随后，采取恐怖手段强行消灭富农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各地都在努力导找富农，来超额完成上面规定的“定额”，“挖制数字”。
富农们被没收了财产，驱逐到北部、乌拉尔、西伯利亚等荒无人烟，几乎无生存条件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富农村”，这些“富农村”有武装看管，直到卫国战争结束后才解除看管，实际上是变相的集中营。
后来苏联学者估计，在剥夺富农的过程中，消灭的富农户总数大约在100万到110万户。许多富农在被迁徒的途中试图逃跑，但结果很惨：逃跑者或者在路上就被击毙，或者被送回集中营。1931～1932年被迁移的41．35户中，只有37万户到达了目的地。
不幸的是，集体化后，粮食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逐年下降，畜牧业损失更大，马的数量下降了2／3，牲畜数量到50年代末才达到1926年的水平，粮食1950年才超过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达到的产量。
虽然粮食产量连年降低，国家收购的粮食却不断提高。1930年粮食产量是8350万吨，收购了2214万吨；1933年产量降至6800万吨，收购的粮食却提高到2330万吨。这种收购是强制性的，农民被迫以相当于市场价的1／10到1／8的价格把粮食上交给国家。各地必须完成上级规定的粮食收购任务。
如此玩命地收购粮食，最主要的是把收购上来的粮食出口、换取外汇，来购买外国设备。许多集体农庄庄员的口粮，包括种子都被“收购”了。
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乌克兰这些俄国主要的产粮区严重缺粮，有些地方出现饥荒。
1932年夏天，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成熟，饥民便纷纷充当“理发师”来到地里，用剪刀剪下谷穗熬粥糊口，当收获季节来临时，剩下的粮食又被送往收购点，于是，一些饥民开始偷偷地把场院的粮食装在衣兜里或藏在怀里带回了家。
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亲自口授了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人“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可以枪毙并没收全部财产，情节轻微的，剥夺自由10年以上，并没收全部财产”。
中央和斯大林仍然对普遍出现的饥荒视而不见，拒绝讨论饥荒问题。
这次饥荒最严重的地区是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南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主要产粮区，饿死的人数至少有几百万人。可是，有关这一时期的饥荒一直到1956年以前都禁止提及，30年代一些人由于提到饥荒而被当作“反革命宣传”逮捕。
1929年斯大林曾保证说，经过集体化，再过两三年，苏联将成为世界上出产粮食最多的国家。然而恰恰3年后，苏联粮食产量不仅绝对地降低了，而且还出现了普遍的饥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斯大林研究俄国历史，从中发现这样一条规律：由于旧俄落后，因而不断挨打。他说：“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方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斯大林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诗《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的一段话：
“俄罗斯母亲啊，
你又贪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斯大林说：“外国侵略者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贫穷、软弱’，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人们的忘我精神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是斯大林领导的那个时代的最大特点。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新西伯利亚城采访了一位带病坚持工作的铁路工人毕尔。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把妻子接过来过安稳的日子，这位钢铁一样的人这样回答：
“人生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工作，是创造！在我们生活的这段时刻，有无穷尽的创造机会，我难道能够从创造的工作中离开一个钟头去温存我的妻子或是按时去吃饭吗？”
那个时期，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把艰苦创业的思想看作一种天职。一切旧的习惯和看法都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这片古老而落后的国度里。
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俄国建立了近1500个大型企业，其中有第聂伯比电站、库兹涅茨克钢铁公司，乌拉尔机械厂及化学机械厂、汽车厂、农机厂、拖拉机厂等，第一个5年计划从1929～1932年，用了4年零3个月。
第二个5年计划调整了工业布局，在燃料和原料产区建立重工业基地，以减少运输压力。在一些大城市中建立大型工厂，在斯大林格勒仅用11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宏伟的拖拉机厂，在乌拉尔建立国防工业，正因为有这样雄厚的重工业基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免遭毁灭性的打击，才有能力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
通过工业化，苏联的工业增长确实很快，到1937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德、英、法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工农业比重中，工业已占到77．4％，苏联已经成了世界上强大的工业国之一。
期大林在政治斗争中是一帆风顺的，但他的家庭生活与之相比，要逊色得多。
斯大林的第一个妻子叶卡捷琳娜去世20年后，他娶了第二个妻子娜捷斯达·阿利卢耶娃。
1918年，国内革命战争刚刚打响，斯大林被派到察里津，她也随斯大林去了，给斯大林当秘书。
被内战折磨的察里津，是一个充满了饥荒、暴力的城市，到处是残砖碎瓦、饥饿的人群，远处的枪炮声，这些残酷的景象，叫她有点害怕但她身边有她强健的丈夫，又让她心里感到有了依靠。
3年国内战争期间，她一直跟随斯大林东奔西跑，一直到战争结束，他们才回到莫斯科，她被分配到列宁秘书处工作。她善于执行任务，对工作一丝不苟，有时可以一连几天几夜，一直坐在打字机前，遇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任务时，列宁总是说：“把这事委托给阿利卢耶娃去做，她一定能做好。”
斯大林很爱他的妻子，虽然他很忙。1921年阿利卢耶娃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瓦西里。1926年又生了女儿斯维特兰娜。
在20年代，领导人生活都很俭朴。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娃也一样，刚回到莫斯科时，根据列宁的命令，给了斯大林一套不大的住宅。后来，他们又搬了两次家，最后才在莫斯科近郊的祖巴洛夫别墅住下来，在这一片别墅区里居住的还有党的一些其他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哈林也离他们不远。
斯大林的岳父母、阿利卢耶娃的哥哥姐姐，斯大林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雅可夫都住在这座别墅里。这里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充满了家庭的欢乐。
斯大林从1922年就是总书记了，官很大，家里却很穷。屋里摆设的是不值钱的家具，沙发椅套着布套，没有一件古董，地板上铺了两块地毯，家里甚至没有一幅好的“真正的画”。墙上挂的是普通本框镶的复制品，惟一的一架钢琴还是公家的。
斯大林的工资也不高，起初生活也很拮据。有一次吃饭时斯大林突然对妻子说：“我从来不爱钱，因为通常我总是没有钱。”钱实在接不上下月开支的时候，斯大林只好向党的会计处预支下月工资的一部分，有时20卢布，60卢布，75卢布。
阿利卢耶娃从不因丈夫做了国家领导人而追求生活的特殊化。她是一位年青漂亮的妻子，但她穿的上衣腋下和裙子衬里全是补丁，这样的衣服一直保存了几十年。后来，她姐姐把这些遗物交给了斯大林的孙女。
斯大林很忙，很少有在家的时候。如果某一个周末没事，他会邀请他的邻居们到他这来做客，阿利卢耶娃待人谦和、热情，大家也都愿意到他家来聚会。常来的客人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琼尼、布哈林。
他们在一起喝茶、聊天，夫人们在一起唠家常。晚餐后，他们来到院子里，布琼尼会拉起手风琴，大家慢慢地围过来一起唱歌，有时斯大林也会和大家一起唱，他的嗓音很好。
20年代的俄国第一批领导人生活都很简朴。国家对党的领导人的个人生活规定得比较严格，中央规定：不许动用国家资金改善个人住宅，装修别墅，给负责人发放资金和实物。专家和负责人员同工人的工资差别不能太大。列宁在生前甚至有一个不公开的传统，中央委员把稿费上交给党的会计处。
那时，党的领导人没有任何贵重物品，甚至谈论这些东西都被看成是粗俗的小市民，甚至是反常情调的标志。
长期以来，斯大林在外表上都一直保持“禁欲主义”，甚至到了晚年也是如此。
斯大林睡觉时盖的是战士们用的被子。除一身元帅服外，还有几双绱底的毡靴和一件打着补丁的农民皮袄。
斯大林平时喜欢在饭前稍许喝点格鲁吉亚纯葡萄酒，但没有托洛茨基那种“贵族老爷式”的习惯，花很多时间去打猎、钓鱼，不过他的生活习惯是不利于健康的，他吸烟很多，常常叼着他那心爱的大烟斗，直到临死前1年才把烟戒了。
斯大林从20年代末开始，每周看一两次电影，逐渐成了个习惯。一般是在夜里12点以后，凡是群众反响比较热烈的影片，都在克里姆林宫一间不大的放映厅里（后来是在他的别墅里）放映过。
斯大林一直认为，电影只有一种功能，即教育功能，而且整个艺术都是这样。再有就是去剧院看戏，《天鹅湖》他看过好几十遍，甚至一些戏的彩排他也看。他通常总是一个人到剧院去，剧场关灯之后他入座，坐在包厢紧靠角落的地方。每当看过首场以后，他都向演员表示谢意。
婚后的斯大林并没有因为成立了家庭和拥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而改变多年养成的习惯。他工作起来仍然是没日没夜，特别是他担任总书记以后，秘书每天送来一叠厚厚的报告、文件、电报、人民来信，堆得像小山一样。他都仔细地阅读，认真地批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事业中去。有时办公室就成了卧室，沙发成了床铺，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那种贵族习惯”。
阿利卢耶娃很快就习惯了丈夫的这种生活方式，也习惯了丈夫那些无休止的会议、斗争和外出的生活。她很爱斯大林，结婚后，她就以年轻主妇的献身精神热情操持起了家庭生活。
阿利卢耶娃对孩子管教很严，她是个说一不二的人。斯维特兰娜5、6岁时，阿利卢耶娃就让她学德语、俄语、数学和学龄前的音乐等课程，稍不守规矩就会受到母亲的训斥。
但斯大林却完全不一样，只要有时间，他喜欢和孩子们玩，对孩子们要求不过于严厉。他尤其喜欢女儿，总是叫她“小东西”、“小女主人”。如果她有什么请求，他总喜欢说：“你请求什么？你下命令吧！我们马上就完成任务。”
在写给女儿的信的结尾时一定是“吻你”，信中充满了娇惯之情。
在家里，阿利卢耶娃常常因为斯大林娇惯了孩子而生气。
阿利卢耶娃渐渐成熟，越来越无法容忍丈夫的粗暴。有时吵架，一连几天不说话，她对斯大林称“您”，他对她称“你”。
有一天，他不跟她说话了，过了好几天，她才知道，因为她对他用“您”相称，他生气。他俩都容易怄气，而且怄很长时间气。不过，这毕竟是爱情，是两个在家庭生活中奇怪的、可怕的人的爱情。只要他俩长期相处，就会彼此气昏了头。一旦分离，又没法活。不过，他俩只有在南方休假时才长期单独相处，在莫斯科生活时，他回家很晚，只来得及喝杯茶就躺下睡觉。说实在的，他待她不错，他很爱自己的妻子。
斯大林和他前妻生的长子雅可夫，是1921年在阿利卢耶娃的一再要求下，才来到莫斯科的。来的时候，雅可夫14岁，斯大林对长期没有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大儿子比较冷淡，认为儿子的性格很不像自己。他把儿子的谦让看成软弱，把儿子的诚实看成笨拙。他不满意雅可夫的第一个妻子，并粗暴地干涉他们的婚姻。在他眼里，雅可夫是一个不成才的庸人。
由于父亲的冷漠，雅可夫曾用手枪自杀，幸好没有打中要害才没死，而当斯大林看到受伤的儿子时，只是冷冷地说一句：“啊哈，没打中。”
善良的妻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是这样一个心冷如冰的人。大概从那时起，妻子就与斯大林产生了分歧。
阿利卢耶娃是个要强的人，她不愿意把自己永远关在家庭中，不愿意被丈夫称为“娘们”。
阿利卢耶娃成为正式党员后，她向斯大林提出要去上学，斯大林不同意。他认为她做个专职妻子就很够了，阿利卢耶娃一再要求，奥尔忠尼启则和叶努基泽也帮着说情，斯大林总算同意了，让她到工业学院去学习化学纤维，那是一个新技术。为了保证她的安全，保密局采取了措施，在她上课的班内安排了特工人员，她的真实身份也被隐藏起来。
摆脱了克里姆林宫束缚的阿利卢耶娃，像脱离了笼子的鸟一样，沉浸在回归自由和大自然的欢快之中。她从心底感激丈夫，决心在新的岗位上，继续支持丈夫的伟大事业。
在学校里，她从同学们的口中了解了许多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农村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各路征粮队又在农村兴风作浪。她感到震惊，在家里她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丈夫，并指责他的政策破坏了农村经济。斯大林听后很生气，命令政治保卫局把传播这些消息的人统统逮捕。
幸福的婚姻，是两颗心之间不断的沟通和接触。但斯大林却没有时间去这么做，当她指责丈夫不关心家庭和孩子时，斯大林常常粗暴地打断她的话，有时还骂她。
阿利卢耶娃是个性格内向，自尊心很强的人。她情绪不好时，也从来不承认心里有事。
1932年11月8日，庆祝十月革命15周年的宴会上，斯大林与阿利卢耶娃之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反常事件，这使人们感到突然和惊叹。
“喂，来，你喝一杯。”斯大林对妻子招手说道。他显然有些醉意。
“我不是你的什么‘喂’！”阿利卢耶娃不同寻常地大吼一声，并且一边喊，一边跑出了宴会大厅。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有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追出去劝解她。这才发现，这些天她的情绪一直很坏，每件事情都使她感到厌烦。她厌恶一切，甚至孩子。这与人们心目中的善良、贤慧、宽容的阿利卢耶娃判若两人。波利娜陪她在克里姆林宫的院子里散步，一阵安慰之后，表面上看，她平静了下来，可内心深处仍充满了沮丧情绪。
第二天早上，管家瓦西里耶夫娜早上照常来叫醒阿利卢耶娃时，看见她已经死了。一支小型的女式手枪躺在地上，人们叫来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
11月10日，《真理报》发布了阿利卢耶娃去世的消息，但没有说明死因。官方的广播则报道说，阿利卢耶娃死于一次紧急的阑尾炎手术。斯大林只参加了妻子的追悼会，在向遗体告别时，斯大林在灵柩前站了片刻，然后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去墓地送葬。阿利卢耶娃没有按照常规被火化，她的遗体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终其一生，斯大林没有到坟上去看过，他认为妻子背叛了他，尽管那里为她修制了粉红色大理石座椅，还为其妻子精心雕刻了塑像。
阿利卢耶娃死的时候32岁，扔下了11岁的瓦西里和还不太懂事的5岁的女儿。妻子的死，对斯大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来她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说：“母亲的死使父亲的心灵变得如此空虚，他失去对人，对朋友的信任。”在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沉痛地提出辞职要求，“也许我已经的确成了党内团结的障碍，如果这样，同志们，我准备隐退……。”
祖巴洛沃那座别墅经常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忍受不了这些，于是在附近的孔策沃新建了一所房子，在以后的20年中，他一直住在那里。但到了晚年，斯大林却表现出了对妻子的怀念之情。在餐厅里，在他的别墅办公室，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里，都挂着阿利卢耶娃1929年夏天和秋天心情愉快时拍的照片。
斯大林怀疑家里的人教坏了妻子，他不想让年幼的儿女再受到伤害。妻子死后，原来服务的管家、厨师、佣人和其它工作人员都辞退了，换上了内务部派来的人，仅剩下斯维特兰娜的老保姆，有人向斯大林说，这个保姆也是个“不可靠的人”，必须让她走。斯维特兰娜听说后，便大哭起来，斯大林不忍看女儿掉眼泪，发起火来，命令把保姆留下。但是阿利卢耶娃的姐姐、哥哥等人都慢慢地离开了这里。
家中的不幸使斯大林把希望放在儿女的成长上，他希望孩子们都成为军人。
雅可夫在运动学院毕业后，又进入炮兵学院，1941年5月他从炮兵学院毕业。战争开始的第一天，雅可夫就上了前线，斯大林没时间同他见面了，雅可夫在弟弟的别墅里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在电话中说：“去吧，去战斗。”
雅可夫是炮兵上尉，在战斗中勇敢、顽强。在一次撤退中，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叛徒出卖，并被劫持到敌人的大本营。这是德国人精心策划的一起阴谋。
他们俘虏了雅可夫，向苏军部队撒传单，说斯大林的儿子都投降了。德国人企图用这种办法来瓦解苏军的战斗力。德国人的阴谋失败了，认识雅可夫的战士们把传单撕得粉碎，他们不相信雅可夫会叛变。
斯大林从德国广播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来又看到了传单，他认识儿子的笔迹，独生子确实被俘了。他心情沉重。战争刚刚开始，他就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了解自己的儿子，相信雅可夫决不会向敌人投降。
1942年9月，苏联组织了一个营救雅可夫的特别小分队，他们得到的指令是：营救雅可夫逃跑，如救不了，就打死雅可夫，以免被敌人利用。小分队通过前线到了敌后，后来全部牺牲，营救计划失败。
德国人想让雅可夫叛变自己的祖国，由狡诈的职业间谍施特里克尔德大尉亲自审讯雅可夫。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遗憾地表示：收买雅可夫是一种失败的尝试。
敌人在雅可夫身上使尽了花招，绞尽了脑汁，也没有得到什么便宜，他们绝望了，将雅可夫转移到萨克森豪森死亡营。这是战俘营中最残酷的一个营。
雅可夫深知：自己虽然清白，问心无愧，但他的名字已被玷污了，战后自己即使活着出去，又有什么希望和前途呢？在多次受到人身污辱之后——
1943年4月14日，集中营的战俘们正在放风，7点钟下达了回到棚子里去的命令，人们都回去了。雅可夫没有回去，他要求见集中营的警卫长。一个党卫军士兵去给警卫长打电话，在他打电话的时候，雅可夫沉思着走过无人区，一直往带电的铁丝网走去。哨兵大喊：站住！雅可夫还是往前走，哨兵喊：“我要开枪了！”紧接着这一声喊，雅可夫开始大声怒骂，用双手撕开军便服。露出胸膛，对着哨兵说：开枪吧！哨兵瞄准了他的脑袋射击，打死了他。在哨兵开枪的同时，雅可夫双手抓住铁丝网，立刻就倒在头两排的铁丝网上，就这样，他一直挂在那，有24小时之久。其后，尸体被送往火葬场。
瓦西里是斯大林的次子，他的妈妈是阿利卢耶娃。
1921年瓦西里诞生在莫斯科。政府分配给斯大林一所别墅，那是一个大资本家遗留下来的房产。别墅内风景秀丽，格调典雅，具有俄罗斯古建筑的风格。瓦西里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度过了他的童年。
瓦西里长大以后，称父亲是“职业革命者”。但在幼年，他的确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成天在忙什么，瓦西里不知道家乡是哪儿，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老家中还有一个慈祥的老奶奶。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他感到很新奇，他神秘地对妹妹斯维特兰娜小声说：“你知道吗？咱们的爸爸是格鲁吉亚人。”
日理万机的斯大林很少有机会和自己的儿子亲热，更没有时间亲自对他们进行教育。他请了著名的教育学家穆拉维约夫做瓦西里和他妹妹的家庭教师。老师很好，瓦西里也很喜欢自己的老师，不过，瓦西里更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
在爸爸的老同事中，小瓦西里最喜欢布琼尼和布哈林两位叔叔。在小男孩眼里，这是两位快乐之神，他们的风趣和爱好，他们的威武和尊严都在孩子的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到成年也没有泯灭。
在斯大林高兴的时候，他喜欢抽着烟斗，往小瓦西里脸上吐烟圈，呛得小瓦西里直咳嗽。斯大林想以此逗妻子开心，妻子并不喜欢他的这个举动。斯大林喜欢喝纯葡萄酒，也常给小瓦西里一点低度的葡萄酒。他后来酗酒成性，可能就是童年时父亲给养成的。
斯大林同时又是一位严父，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都能成为革命家，国家的栋梁。可是瓦西里的性格似乎不太像爸爸，更多的像他的爷爷。
瓦西里小时候是个聪明、倔强，感情外露的孩子。有时显得任性、淘气，因此经常遭到父亲的责骂。
瓦西里11岁那年，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母亲突然离他而去了。从此他失去了母爱，父亲对他的爱，表现在更加严厉的管教上，他躲着父亲，避免和他见面。
后来，他所热爱的布哈林叔叔等人被他的父亲处死，他弄不明白爱玩小动物的布哈林有什么错？爸爸为什么容不下他？
以前在别墅里同住的姨、舅、雅可夫的舅舅和那些孩子们都渐渐地不见了，他熟悉的保姆、佣人、厨师也都不见了，妈妈活着的时候的快乐景象再也没有了。这一连串的问题使这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百思不得其解，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允许他多问一句话。瓦西里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变得越来越暴躁了。
做父亲的保留着航校学生瓦西里·斯大林的毕业证书。上面写着：飞行技术优秀，热爱飞行，被授予中尉军衔。斯大林知道这种证书能值几个钱。1941年3月瓦西里从航校毕业，父亲又把他送到柳别尔崔市去上飞行训练班。
斯大林要求这个著名团队的指挥官楚卡诺夫亲自当瓦西里的教官，楚卡诺夫曾如实地报告：瓦西里是很有才华的飞行员，但由于酗酒，他总是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
战争爆发了，20岁的瓦西里成为空军监察部的飞行教官，他坐在皮罗戈夫大街的宽敞办公室里，不怎么干活，却总爱喝酒。3个月后，就荣升为红军空军监察部部长。
后来他勇敢地飞往前线。在前线，他作战勇敢，无所畏惧。
雅可夫被俘后，斯大林不想再失去一个儿子，不允许瓦西里在前线作战，即使有战斗任务，也派几架飞机严密保护他的安全，瓦西里为此气得要命。
战争期间，在前线的人提升得很快，瓦西里尤其快，21岁他已经是空军上校团长。
在祖巴洛沃的别墅里，瓦西里越来越热衷狂欢和狂饮了。他和一群快活的电影工作者交上了朋友。在饭店里他喝得醉醺醺的，开枪打吊灯，名为“水晶音响”，同时他的风流韵事也源源不断。
过了一段时问，弗拉西克交给了斯大林一份文件，“空军检查局局长，瓦西里·斯大林常和电影导演卡门同志的妻子会面。他们还相约去了瓦西里·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在报告上批语：“上校（瓦西里）应该关禁闭，别人的老婆要送回家。”
瓦西里负了伤，可不像别人那样在战场上受的伤，而是和伙伴们用炸弹炸鱼时不慎伤了自己，伤在面颊和脚上。
瓦西里于是又得到父亲的惩罚：“向全团和前团长瓦西里·斯大林宣布：他因酗酒、旷工和给全国做出了坏榜样而被撤职查办。”
斯大林对瓦西里虽然严厉，但对他职务的晋升还是很关注的，瓦西里在一个岗位上最多不会滞留两年。他参加战争时只是一位20岁的中尉，而在战争结束时，他已是24岁的将军。是啊，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斯大林应该成为将军。
战争中，瓦西里27次参加战斗飞行，击落一架战斗机。
斯大林逝世后21天，苏联国防部就下今免除了瓦西里的军职，并对他挥霍、挪用公款、滥用权力等罪行进行了审讯。瓦西里在法庭上供认不讳，他被判了8年徒刑。在狱中他向党的总书记赫鲁晓夫求情，请求放了他。当赫鲁晓夫同意见他时，他又跪下求饶、哭泣、发誓。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谈了他父亲斯大林和他自己。
这次见面后，苏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决定，决定提前释放瓦西里。瓦西里回到家后，他对女儿娜捷斯达说，他想当一个游泳池的经理。但慢慢地他过去的老朋友又使他回到了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释放后1个月就醉醺醺地开起了汽车，出了一次车祸。因为这，赫鲁晓夫骂了半天娘。
最后决定把他流放到喀山。在喀山他和妻子住在一套一居室的房子里。在这里他得到父亲的遗体被从陵墓移出的消息。他在这里并没有回顾自己短短一生浮沉，而是仍然我行我素，酒喝得更多了，1962年3月19日，因酒精中毒而死。死后留下7个孩子，4个是亲生的，3个是收养的。
斯大林非常喜爱他的小女儿斯维特兰娜。在她年幼的时候，父亲总是亲切地称她为：“我的小主人……谢坦卡。”
小女儿5岁时，她的母亲去世，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斯大林为了不使她难过，留下了小女儿的保姆。父亲总是尽可能多地给她一些温暖，给她一些爱。他们曾在别墅里一起用餐、散步。偶而父亲也检查女儿的功课，鼓励她成为好学生。可是繁忙的公务和激烈的党内斗争使斯大林很难尽慈父的责任，小女儿只是在保姆身边孤独地长大，很少享受父亲的温暖。
战争前后，斯维特兰娜写道：“我再也不草拟什么‘命令’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不该拿这个来取乐了。”现在她15岁了。斯大林感觉到她的女儿是热情奔放的，他让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保卫人员到处跟着她——不管是学校，听音乐会，还是去剧院。父亲向她解释：这是为了安全。的确，这样一个热情奔放，不谙世事的孩子很容易闹出乱子来。
战争爆发了，父亲让她撤退到安全的古比雪夫，一直到德国人从莫斯科被击退后，斯大林才准许女儿回来。
后来斯维特兰娜回忆：“那年冬天，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有人不小心给她看了一本英文杂志，从那本杂志上她知道了早已为人所周知的事实——她母亲死于自杀。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女儿的发现，不少人脑袋是要搬家的。斯维特兰娜说：“当时我受了极大的震动。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祖巴洛沃的斯大林别墅遭到了破坏，不过秋天又重建好了。斯维特兰娜住了进去，就在这座别墅里，由瓦西里的引见，斯维特兰娜认识了卡普勒。卡普勒是战地作家、记者，此时他正准备去斯大林格勒，那里决定着一场大会战的命运。
那天晚上，卡普勒请她跳舞。她害羞得要命，穿着没有高跟的儿童鞋（爸爸要求她这样打扮的）就和卡普勒跳起了狐步舞。
他们开始约会了，他给她看海明威还未发表的小说，向她称赞那些失宠的诗人——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
她爱上他了。那时她还完全是个小女孩，并不了解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也不了解她的父亲。但是卡普勒己快40岁了，什么都懂的卡普勒竟然在她学校对面的一个小门洞里等着这位女中学生下学。很快，卫队的一位领导打电话给卡普勒，客气地请他到远方去出差。卡普勒给他的答复是：见你的鬼去吧！
当斯大林得知卡普勒的答复后，他开始想，战争确实都把人改变了，常常和死亡相伴会使人们的恐惧心理消失，有些人甚至天不怕，地不怕了。
第3天卡普勒被捕。父亲来到斯维特兰娜房间时眼睛都气得发黄，她没有见过他这样。他因震怒而喘不过气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你在电话里讲了些什么，我这里都有记录。”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你的卡普勒是英国间谍，他被捕……”
但是斯维特兰娜毫不惧怕。她声称：“可是我爱他！”立刻就换了两个耳光，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挨打。但是做父亲的明白，疼痛不会使女儿屈服，就说出了让他感到特别屈辱的话：“你也不看看自己，谁会要你？他身边有的是女人，你这傻瓜！”
卡普勒被流放到沃尔库塔，为期5年。
斯大林认为，她和她母亲两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背叛了他，这使他伤心至极。此后父女俩如同仇人，数月间互不见面。斯维特兰娜决心攻读文学，最后成为一名作家，后来流亡美国作了出版商的文字雇员。
基洛夫是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书记，政治局委员。1934年又兼任中央书记和组织局委员，同时还兼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他身兼数职，其地位仅次于斯大林。
基洛夫在党内是温和的，他认为应对闹饥荒的农村采取温和的政策，集体农庄不要追求大而全，尽快结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改善党内外关系。
在党的十七大上，按照事先的安排，当政治局委员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对每个政治局委员鼓掌两分钟，对斯大林鼓掌10分钟。但当基洛夫走向主席台时，全场热情地鼓掌，竟忘了事先的安排，特别是列宁格勒代表团，表现出了近乎狂热的激情。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基洛夫得的选票最高，只有3张反对票，斯大林的反对票292张，后来卡冈诺维奇命令将斯大林的反对票保留3张，其余的销毁，在向大会公布票数时，基洛夫和斯大林的票数相同，足可看出基洛夫的威望在党内是很高的。
在大会上，私下里一些代表和基洛夫谈话，提出有必要撤换斯大林总书记职务，让斯大林去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或中央执委会主席，让基洛夫担任总书记职务。
1962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也写道：“在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现象使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十分忧虑。大会的许多代表，而首先是知道列宁遗嘱的那些代表认为，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岗位，让他担任其它工作的时候已经到了。”
十七大代表邵武勉写道：这时已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践踏了集体领导原则，滥用自己的职权，个人崇拜引起的不正常现象在许多党员心中引起不安。后来人们才知道，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首先是牢记列宁遗嘱的代表产生了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是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调他担任别的职务的时候了。这件事自然传到了斯大林的耳中，他十分清楚，列宁的老干部是他进一步巩固个人地位，集中更多独裁权力的最高障碍。
但是，基洛夫没有同意撤换斯大林的建议，也不同意自己被选为总书记，基洛夫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告诉了斯大林。
十七大闭幕后，斯大林想让基洛夫到莫斯科任职，但基洛夫婉拒了这一建议，请求继续留在列宁格勒，斯大林也没有再坚持。
基洛夫回到列宁格勒后，继续脚踏实地做他的实际工作。
1934年12月1日上午，基洛夫在家里起草预定在下午6时召开的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下午4时30分，基洛夫乘车来到斯莫尔尼宫。他在很长的走廊里走着走着，不时和许多人打着招呼，交谈几句工作，随后他往右一拐，走进了一条窄窄的走廊，他的贴身卫士鲍士索夫平时紧跟着他，可这时却不知为什么离他很远。就在这时，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窜了出来，对准基洛夫后脑勺一枪，基洛夫当即倒在血泊中，尼古拉耶夫被当场抓获。
基洛夫遇害后的两小时，斯大林、莫洛夫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失、亚戈达及内务部的一些工作人员乘专车来到列宁格勒。斯大林在列宁格勒的火车站上，见到列宁格勒内务局长梅德韦季时，连手套都没有摘，就打了梅德韦季一记耳光，对前来迎接的人破口大骂。斯大林到列宁格勒后，亲自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他们还准备提审基洛夫的警卫员鲍利索夫。但在内务部人员押解他的途中，汽车撞到了墙上，鲍利索夫神秘地死了，车上的其它人都毫发无损。
尼古拉耶夫很快被枪毙了，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梅德韦季和副局长扎波罗茨很快也被调往远东工作，他们两人在1937年都被处决。凡是有可能了解一点内幕的人都先后死去。
赫鲁晓夫后来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时说：“……有理由怀疑，负责保卫基洛夫安全的人中，有人帮助了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在他行动之前1个半月曾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被释放了……，另一个情况也异常可疑：1934年12月2日，一个担任基洛夫贴身警卫的肃反工作人员在被带去审讯的途中因‘车祸’身亡，可是在这次车祸中，车上的其它人却个个安然无恙。在基洛夫遇害后，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列宁格勒的工作领导干部判得非常轻，但在1937年把他们都枪决了。可以推测，枪毙他们是为了掩盖谋害基洛夫的真正组织者留下的痕迹。”
显然，赫鲁晓夫推测此事是有预谋的，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斯大林有关。
政治“大清洗”
基洛夫的被刺仅仅是一个开始，斯大林的政治“大清洗”开始了。
对于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动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相信，这对于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敌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是必要的，这是胜利的利益所在。我们说这些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需要……并以保卫革命战果的名义来做的事。全部悲剧就在于此！”
斯大林自己认为：德国法西斯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应当对人民的公敌进行无情的打击，否则，一旦希特勒打进来，就会把托洛茨基的同伙扶植上台。
艾萨克·多依彻在《斯大林政治传记》中对斯大林的决定大清洗的动机作了如下分析：“斯大林真正的和更深远的动机，是摧毁那些可以另组政府的潜在人物，也许还不是另组一个政府的人物，而是另组几个政府的人物。”
基洛夫的遇害，为斯大林3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提供了借口。
基洛夫死了，凶手是尼古拉耶夫，但尼古拉耶夫的背后又是谁指使的呢？斯大林认为，尼古拉耶夫以前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此人肯定是一个“季诺维也夫分子”。他对叶若夫等人指示说：“要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中间寻找凶手。”
这是政治上的需要，需要尼古拉耶夫的指使者必须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
起初，在审讯中，尼古拉耶夫坚决否认是受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指使干的，甚至还明确说是内务部的人迫使他干的。于是，内务部工作人员对他采取了严厉的体罚，把他弄得疲惫不堪，负责审判的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乌尔里希对尼古拉耶夫说：只要他招认谋害基洛夫是受列宁格勒一个恐怖中心指使就可免他一死。尼古拉耶夫不得已只好供认：是的，在列宁格勒有一个恐怖中心，他们曾委托我来进行政治杀害活动的。是的，中心的领导人后来曾准备要杀害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和尼古拉耶夫的供词，苏联政府确认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均存在一个总部。这两个总部的成员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是他们策划了谋害基洛夫的行动。
这样，真正杀害基洛夫的指使者没事了。
1934年12月16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时被捕，在随后进行的审讯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严正地驳斥了对他们的指控，法庭因为证据不足，宣判季诺维也夫10年监禁，加米涅夫5年。事情当然不能这样完结，于是又组织新的行动。
按照计划，内务部很快逮捕了3个人。一个是瓦连京·奥利别尔格，他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内务部要他按照“工作要求”假装成阴谋活动的参加者，并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冒充作自己的的领导，他必须提供证词，帮助党和政府来消灭季诺维也夫等人。
奥利别尔格事先得到保证，不管法庭将对他作出什么样的判决，他都被释放，然后派他到远东去担任一个什么要职。因此，奥利别尔格放心大胆地在事先准备好的审讯笔录上签了字。
另一个是赖因霍尔德，他是苏联棉纺工业总管理局局长，与加米涅夫有私交。还有哈德·皮克尔，他曾经领导过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处。
赖因霍尔德是个难以制服的人。他被捕后，侦查人员要他承认：加米涅夫曾经吸收他加入恐怖组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反对苏联政府的阴谋组织者和领导人。并对他说，只有他揭露了这两人，他才能够保住自己的一条命，但赖因霍尔德坚决否认自己参加过任何阴谋组织。
内务部对他进行了各种手段，包括连续审讯48小时，不准吃饭，不准睡觉，逮捕他的妻子和孩子。最后，赖因霍尔德提出一个条件，他可以签字，但必须得由中央的代表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没有犯任何罪，但党的利益却要求他非作出这样的供认不可。最后，中央书记叶若夫亲自出马以中央名义向他宣布：只有帮助内务部来揭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才能证明自己无罪和对党的忠诚。于是，赖因霍尔德不得已只好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供状上签字。这份供状说，他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的一个成员，他曾准备杀害斯大林，活动是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还证实说，杀害基洛夫是季、加两人一起策划的，以后还要暗杀斯大林。
另一个皮克尔也被采取同样的欺骗手段，说这是党的需要，只要签字，没你的事，皮克尔也照办了。
这样，一切都准备好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大案重新审理。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仍然不屈服，他们对加米涅夫进行了毒打和引诱。
斯大林听说他们不屈服，给侦讯员下达了指示。“告诉他们，不管他们怎么做，他们也阻止不住历史的进程。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要么死去，要么挽救自己一条命。给我狠狠地整，直到他们用嘴噙着供状，爬到你们跟前为止。”
对付不屈的季诺维也夫的方法很别致，他们往季诺维也夫的牢房里集中供暖。当时正是盛夏，不供热牢里已热得透不过气来，季诺维也夫正患气喘病，酷热折磨使他难受到了极点。他被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于是便请求和加米涅夫单独谈一谈。请求批准后，他们两人在一起谈了将近1个小时，季诺维也夫劝加米涅夫一起去出席法庭，但条件是斯大林必须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保证不杀他们。
斯大林听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准备投降后，很高兴。他决定把他们召到自己办公室来，和他们当面谈一谈。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向他们保证：法庭审判并不是反对他们的，而是反对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我们都是列宁的学生和追随者，因此不管你们对党犯下了多么重大的罪过，我们都不想杀害你们。
1936年8月19日～24日，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皮克尔等16人进行公开审判。审判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举行，这是大清洗运动中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不允许有辩护律师。法庭调查中，被告几乎千篇一律地供认了“杀害基洛夫和准备杀害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罪行。”
24日，法庭宣布，所控16名被告全部处以死刑。8月25日早晨，这16名被告全部被枪毙了。
在对16人审讯过程中，有人揭发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总检查长维辛斯基宣布了对他们进行调查的命令，几天后，托姆斯基自杀。
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调查最初似乎遇到了阻力。1936年9月10日，当时负责调查工作的亚戈达宣布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罪证而结束对布哈林、李可夫的调查。
正在黑海边度假的斯大林显然对亚戈达的工作不满意，他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它政治局委员发了一份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立即任命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显然不能胜任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个问题上落后了四年。”第二年，叶若夫取代亚戈达担任内务人民委员。
叶若夫上台后，“大清洗”的步伐明显加快。
1937年1月23日，在莫斯科开始了第二次大审讯。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等17名被告被说成是反苏托洛茨基中心的领导人。他们被指控勾结德国和日本政府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的幕后指挥者是托洛茨基。这个审判案同第一次一样，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检察长维辛斯基操纵着审判过程。一个目睹公审现场的人写道：“所有被告好像都争相往自己的头上堆加罪名——‘是我的莫大罪过’。几乎用不着让他们同原告对质。”皮达可夫甚至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同托洛茨基在奥斯陆（被告从未到过那里）的会面……
所有的人都被判为有罪，13人被枪决，4人被判处10年徒刑。
叶若夫在12月的全会上，攻击布哈林和李可夫，指挥他们同反革命分子托洛茨基有联系，他们有“地下组织”，并正在进行阴谋活动。当莫洛托夫在会上继续对布哈林进行指控的时候，布哈林喊道：“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我是不会诬陷自己的。”
全会最后是斯大林讲话，他说：“……我们要继续侦察。”
在审理“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中，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又给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捏造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布哈林接连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为自己无罪进行辩护，在这期间，布哈林等人还不断被叫去与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对质。同拉狄克对质后，斯大林问布哈林，怎么解释大家对你提出的指证，布哈林回答说；“这一点您能解释得比我好。”
1937年1月7日，作为主编的布哈林的名字已从《消息报》消失了。
2月，布哈林年轻的妻子拉林娜上街遇见奥尔忠尼启则，两人邂逅相遇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奥尔忠尼启则先开了口：“要坚强一些！”说完转身钻进汽车走了。拉林娜回到家后，把这事告诉了丈夫。布哈林决定给老朋友写封信，信的结尾写道：“我开始担心，我一旦被捕会落到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穆拉洛夫的地步。别了，亲爱的谢尔戈，我的所有打算都是真诚的。无论以后命运如何，我都是清白的。”他请求奥尔忠尼启则，如果他被捕的话帮助照顾他全家。但信还未发出，奥尔忠尼启则就于2月18日自杀了。布哈林得知奥尔忠尼启则自杀的消息后悲痛地说：“现在再没有人可以指望了。”
中央全会2月23日举行，预定的日程是：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组织问题。中央通知布哈林参加全会，但布哈林决定不去参加。在给中央的声明信中，指出对他所有的指控都是诽谤，并宣布“从明天开始我将完全绝食，直至撤消对我的所谓背叛、暗害行为，恐怖活动的指控为止。”布哈林从2月20日起真的开始绝食。
鉴于布哈林绝食，全会又增加了一个内容：关于布哈林向全会宣布绝食的反党行为问题。由于有这项议程，布哈林决定出席会议，但不停止绝食，进入衣帽间时，李可夫也在，他对布哈林说：“最有远见的还是托姆斯基。”进入会议厅时，布哈林因绝食晕倒在地，斯大林走过来说：“你向谁绝食，尼古拉，向党中央吗？瞧，你像谁了，虚弱不堪。为自己的绝食向全会道歉吧！”
布哈林回答说：“既然你们打算把我开除出党，这又有什么用呢？”“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走吧，走吧，为不良行为请求全会原谅吧。”布哈林相信了斯大林的话，向全会道了歉，并宣布停止绝食，指望全会对他有个公道的说法。他的希望马上就落空了。在全会上，叶若夫在他的报告中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提出3点指控：一、欺骗党，成立地下秘密组织；二、坚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三、在同苏联所有敌人结盟后，转而采取恐怖手段，策划武装暴动，进行各种破坏。布哈林和李可夫对种种诬告都依据事实予以驳斥，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指控。
为了最终处理布哈林和李可夫一案问题，全会决定成立一个以米高扬任主席的委员会，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成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叶若夫、克鲁普斯卡娅、赫鲁晓夫等人。
当天晚上，委员会开会，在会上对布哈林、李可夫一案的处理出现了4种意见。会议最后按斯大林的建议通过决议：1、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2、委托由斯大林、米高扬、叶若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根据决议起草一份说明理由的决议案。一切准备就绪后，第二天早晨，斯大林的秘书给布哈林打电话，让布哈林和李可夫必须参加27日的全会会议。
布哈林知道自己与妻子诀别的时候到了，他让拉林娜逐字逐句地背下《致年轻一代党的领导人信》。分别时，布哈林吻了吻妻子，用颤抖的声音说道：“看看，安姆特卡，不要生气，历史经常有令人懊丧的错误，但真理一定胜利。”
布哈林和李可夫出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党籍，并于当天被捕，并直接送到监狱。
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关进监狱后，内务部对他们的侦查进行了1年多。在不断的折磨和逼供面前，为了表示自己忠于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他们最终接受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指控。
布哈林在狱中给斯大林写了封“绝密，亲收”的信。布哈林在信中并没有打算请求斯大林宽恕，此时他已准备去死，他只是向斯大林表白，“绝对没有犯在侦查时曾承认犯的罪行”。
布哈林认真思索自己的遭遇时，似乎找到了它产生的原因。他在信中对斯大林说：“第一，由于战争即将来临；第二，需要向民主过渡，因此有了大清洗这样一种宏大的，大胆的政治构想。”布哈林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猜到了斯大林“大清洗”的真正目的。
在开庭前夕，布哈林给妻子写了一封绝笔信，嘱咐“不管你读到，听到多么可怕的东西，不管对我说了些什么，也不管我说了些什么，你都要勇敢地、平静地对待这一切，让全家做好准备……决不要生气，要记住，苏联的伟大事业仍然存在，而这是主要的，同它相比，个人的命运则是过眼烟云，微不足道的。”
1938年3月2日～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进行公开审理，被告共21人，除布哈林和李可夫，前内务部长亚戈达也一同受审。
经11天审讯，法庭宣布判处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等18人死刑，其余3人被判处15～25年长期监禁。
1936年底，红军情报总局局长乌里茨基向斯大林报告说，柏林盛传着一种谣言，说是在将军们中间存在着反对苏联领导的派别。
叶若夫送来一份罗沃斯材料的报告，那些材料是从巴黎弄到的，讲到“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为首的是副国防人民委员，红军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奈斯传来的消息加重了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怀疑，贝奈斯提供的文件表明，图哈切夫斯基跟德国军界建立了秘密联系，以求通过暴力推翻斯大林。据认为，参加这一密谋的还有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亚基尔，西部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科尔克、布琼尼骑兵部队的副手普里马科夫、军队总政治委员加马尔尼克等。
1937年5月24日，斯大林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发了一份供表决的文件，文件写道：
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鲁祖塔克和联共中央候补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与托洛茨基——右倾分子反苏阴谋集团和参与替法西斯德国效劳的反苏间谍活动的揭发材料，联共中央政治局提请就开除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党籍并将他们的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审理的建议进行表决。
5月20日，图哈切夫斯基被解除副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被派往伏尔加军区，他于25日到任，第二天被捕。
6月11日，举行了秘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7名高级将领被控犯了“间谍和叛国”罪，被执行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被处决是军队大清洗的开始。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共有3．5万人成了牺牲品，其中高级指挥员受害最深。他们包括：5名元帅中的3名，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83名军长级干部中的57名，196名师长级中的110名，406名旅长中的220名，所有11名副军事人民委员，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85名中的75名，上校级以下的军官3万名被清洗。
大清洗使军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同时也完成了斯大林在战争来临前所要做的政治准备。
二战中的斯大林
原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它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斯大林在1925年就说过：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而使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这种看法构成了斯大林内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他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而且很可能在苏联还未来得及积聚力量之前就把它摧毁。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主张立即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加强自身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围绕着尽可能地避免战斗而展开活动。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战争的乌云开始在欧洲上空集结。希特勒公开表示对苏联的敌视，并提出对乌克兰的领土要求。
1933年，苏联同波兰、芬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同一年，苏联和美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34年夏季，苏联分别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西南边界的安全。1934年9月，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这是为寻求和平采取的一个步骤。1935年，斯大林寻求与英法两国结盟，但遭到英、法两国的拒绝。
1936年10月，德国——意大利轴心形成。纳粹分子不断发出敌视苏联的叫嚣。在东方，日本不断在苏联东部边界上挑起事端，这使斯大林的压力越来越大。1938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接着发生了苏台德日耳曼人危机。德国的好战吓坏了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统达拉第，他们急忙同希特勒磋商，两国同意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压，让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斯大林立即建议，由英、法、苏三国建立一个反德联合阵线，在德国进攻捷克时三国共同出兵制止德国的扩张。但英法两国都不想得罪希特勒，希望用让步政策来换取西方的和平，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把战争的祸水引向苏联。他们不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在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上，逼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地区拱手让给了希特勒。斯大林毫不怀疑，英法同意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动机，显然是怂恿希特勒在东方放手大干，以换取西方的和平。
英法两国的短视和自私自利，使斯大林失去了对他们的信心，为了苏联免遭战争，斯大林转而采用实用主义的政策，同希特勒媾和，时间越长越好。因为他的国家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战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苏联在世界上的存在，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侵入波兰。两天后，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战争已成为现实。斯大林加速了苏联的备战。征兵年龄从21岁降到19岁，苏联军队的人数增加到420万以上。
按照与德国达成的协议，苏军进入了波兰东部，把波兰与苏联接壤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区占领，并归入苏联版图。10月，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出签订互助条约的建议。条约签订后，红军进入这些国家，2月后，把这三个国家也纳入了苏联的版图，保证了苏联波罗的海通道的安全。在西北部，列宁格勒离芬兰边境只有32公里，在炮火的射程之内，苏联曾向芬兰提出以交换土地的方式让芬兰向北迁移30公里，但遭到芬兰的拒绝。11月，苏军进攻芬兰，受到芬兰的顽强抵抗，苏军伤亡惨重。斯大林很恼火，命令增兵大举进攻，芬兰屈服了，同意将边境向北移动130公里。
1940年，德国的机械化闪电部队很快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英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也不堪一击，德国人占领了巴黎。这实际上意味着希特勒可以腾出手来攻打东方了。
斯大林加紧战争准备，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研制并生产出来，迅速地准备到军队中，加紧培训军官。由于大清洗，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奇缺，从被清洗的军官中又召回4千人，他自己每天工作16小时，研究战略战术，组织教官等问题。让总参谋部制订国家防御计划和武装部队部署计划。总参谋部的华西列夫斯基先后两次制订出防御计划，他把红军主力部署在西线，计划呈报给斯大林。斯大林不同意这个计划，令其重新制订。第三次，总参谋部把主力部署在西南面，斯大林同意了。事后证明，华西列夫斯基的前两个方案是正确的，因为斯大林的失误，使战争初期苏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希特勒已经准备好进攻苏联，各种消息源源不断地送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不相信，也不愿意承认战争马上就会爆发，他希望再拖上几个月，部队没有进入战争状态。但是，1941年6月21日夜间，朱可夫从基辅打来的电话里获悉，一名德军司务长越过了边防线对苏军指挥员说，德国军队将在次日凌晨发动进攻。朱可夫立即给斯大林和铁木辛哥打电话。斯大林把他们召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听了朱可夫报告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也许是德国将领把这个逃兵送过来，是为了挑起冲突。”“不，我们认为这逃兵说的是真话。”他们回答说。
政治局委员都来了，斯大林询问他们的意见，但是没有回答。沉默一阵后，铁木辛哥说话了：“应该立即命令边境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朱可夫把在总参谋部队订的命令读了一遍。命令强调必须根据打退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采取坚决行动，但斯大林仍没有放弃他的希望，以为这也许是一场虚惊。他说：“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还太早，也许还可以和平解决。”斯大林让人重新起草命令，发往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西部、基辅和敖德萨各军区的前线部队，要他们立即做好准备，准备抗击德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
1941年6月22日0时30分这项命令下达完毕，但许多集团军尚未接到命令时，德军已发动了全线进攻。
德国以162个师，30万人，3400辆坦克，7000门火炮分3路进军：北路指向列宁格勒、中路指向莫斯科、南路指向乌克兰，向苏联发动进攻。苏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仓皇应战的。
德国的大规模突然进攻，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之外。由于他判断和部署的失误，使苏联遭受极大损失。
通信联络中断，莫斯科几乎失去了同各军区之间的联络。斯大林和他的统帅部并不知道，在战争第一天，苏军共损失了1200多架飞机，大部分飞机是被德军炸毁在机场上的。德军掌握了制空权并从宽约1500公里的广大地区向苏联发起正面进攻。德国的坦克部队和摩托化步兵师潮水般冲向苏联各边防要塞和城市。苏军在边境地区的军用仓库、武器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几乎全部落入德军手中，苏军官兵虽然奋力反击，但无法阻挡德军的快速推进。在战争的头几天，苏联西部边境各条战线都是乱糟糟的，有时简直是一片混乱。统帅部不断发出新的指示和命令，但这些指示和命令又都落后于急速变化的形势。在战争的头五六天里德军就深入了苏联国土150～200公里。
斯大林心情沮丧，甚至有些慌乱，但他很快从消沉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振作起来，重新负起他身上的重任。为了摸清前线情况，他命令大本营的朱可夫大将到西南方面军、沙波升尼科和库利克元帅到西方方面军。
6月28日，德军在明斯克完成合围，苏军43个师又3个旅被围歼于明斯克，傍晚，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失守。斯大林沉痛地说：“列宁亲手缔造了我们的国家，而我们大家却把它误了！”
为了战争的需要，斯大林亲自兼任了国防人民委员，稍后，又亲自担任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一身，这在战争时期是必要的。斯大林命令将工业向东转移，根据这个命令，1500多个企业其中包括1300多个庞大军工厂，向后方疏散。这些工厂很快就完成迁移，并又很快地恢复生产，这为以后的战争胜利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德军攻破了列宁格勒以东20公里的筑垒区。9月8日，攻占了拉多加湖畔的计利湖利堡。列宁格勒被德军包围，列宁格勒居民开始了近500天的保卫战。
在西南方向，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从利沃夫出发，直逼乌克兰首都基辅。朱可夫紧急求见斯大林，向斯大林汇报总参谋部的作战方案，建议加强中央方面军，建议把西南方面军撤到第聂伯河以东。斯大林问道：“基辅怎么办？”朱可夫坚持己见：“基辅不得不放弃。”斯大林发火了，他高声说道：“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朱可夫委屈地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么还要我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
“请你冷静些，”斯大林说：“再说……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也能行……你去工作吧，我们一会儿叫你来。”大约半小时后，朱可夫被召去。斯大林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助他。”
斯大林接着问朱可夫，愿意上哪，并同意由他来指挥他所提议的对叶尔尼亚突击部的反突击。
朱可夫要求离去时，斯大林微笑地请他一起坐下喝茶。他珍惜朱可夫的帅才，尽可能消除他的情绪，斯大林提醒他，他仍然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的成员。
在整个二战期间，朱可夫是斯大林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被频繁地调来调去，他指挥了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反击战……他为祖国立下了大功。二战中，他成了最声名卓著的苏联元帅。
朱可夫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斯大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斯大林打电话给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要他不惜一切守住基辅。经过1个多月的苦战，基辅还是陷落了。基尔波诺斯战死沙场，苏军被围歼60～70万人。
战场上的胜利鼓舞了希特勒，他集中优势兵力准备在入冬前占领莫斯科。在莫斯科前沿的苏联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英勇奋战，到10月6日还是被围困在维亚泽马地区，经过几次突围均告失败。10月10日，60万苏军在维亚泽马覆没。13日，德军已挺进到离莫斯科不到100公里的地区，莫斯科面临现实的威胁。斯大林命令立即撤退主要的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政府迁往古比雪夫，各大企业一律布雷，但他仍希望会有良好的结局，因为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援军已经登车。
敌人的逼近和大规模的撤离一度在市民中引起恐慌，关于斯大林和政治局已经离开莫斯科的谣言也流传开来。10月17日，中央委员会书记向全国广播说，斯大林本人就在莫斯科，他严厉地斥责了要放弃莫斯科的谣言。斯大林留在莫斯科的消息鼓舞了人民。“绝不放弃莫斯科”，“我们无路可退了”成了对每个苏联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的命令。秩序很快得到恢复，街头呈现出沉着坚定的气氛，首都准备战斗到底。
贝利亚曾向斯大林报告说，在莫斯科近郊某车站已为他准备好一辆专列，还有大本营的四架飞机也已经准备就绪，其中有一架是斯大林的专机“道格拉斯”。斯大林一言不发，他深知，只要军队、人民知道斯大林在莫斯科，就会给他们增添信心，他决心留在莫斯科直到最后一人。
1941年11月6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庆祝活动安排在地下铁道的马雅可夫斯基车站举行，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并立即广播发表。在首都岌岌可危的时候，斯大林的演讲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斯大林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并不孤立，英国和美国已表示支持。……问题在于，现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一支同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的英国或美国的军队。因此德国人不必分散自己的力量，不必在东西两个战场上作战。
他用充满激愤的语调说：“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苏利科夫和库图左夫的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人——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歼灭掉……”
在这些关键的日子，斯大林非常重视从精神上鼓舞苏联人民必胜的信心。他决定第二天照常举行传统的阅兵式。
11月7日，斯大林在红场检阅了部队，听他演讲的部队随即开赴前线。斯大林在讲话中最后号召：“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的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英勇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消灭德国占领者！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我们祖国的独立万岁！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斯大林在11月6日和7日的两次讲话的文本迅速在军队和人民中散发。每个苏联人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斯大林的讲话。这些讲话极大地振奋了军队和老百姓的士气，它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对残暴、狂妄的敌人的仇恨，同时也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11月15日，德军再次向莫斯科发动攻击。德军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用坦克在前头开路，妄图冲进莫斯科。德军的先头部队已冲到离莫斯科20公里远的地方，指挥官用望远镜已能看到克里姆林宫顶端的红星了。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
“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2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朱可夫答道。
“你能有这样的信心，这不错。你打电话到总参谋部去接洽一下，看把你所要的2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到哪里。他们在11月底将准备好，但是坦克现在还不能给。”
苏军的顽强抵抗迫使德军未能再前进一步。德国的进攻也就慢慢停了下来。敌人一停下来，斯大林、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就立即计划冬季的反攻。
11月30日铁木辛哥发起了进攻并收复了罗斯托夫，他准备进攻德国中央集团军的侧翼，斯大林表示同意。
12月5日、6日，加里宁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相继转入进攻，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把德军向西击退了150公里，解除了对莫斯科的包围。希特勒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大失败。
1942年，苏军向德国发动总反攻，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和炮兵支援，苏军又受到了一些挫折。在南部、塞云斯托波尔、哈尔科夫等地遭到失败。5月，苏军在刻赤、哈尔科夫相继兵败，7月塞瓦斯托波尔失守，苏军损失惨重。
1942年8月底，苏军已经撤退到斯大林格勒防御区的中心。为了加强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指挥，斯大林把朱可夫从西线调开，同时任命他为副最高统帅。
9月3日，希特勒的一个坦克兵团冲到了斯大林格勒郊区，当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报告形势时，斯大林打断他的话：“你们怎么不懂得，如果我们放弃了斯大林格勒，我们的南部同中部的联系就将被切断，我们还能保持住南部地区？在那里的人员是否懂得，这不仅是斯大林格勒的灾难，而且还会失去一条水路干线，不久还将失去石油！”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斯大林格勒城下一切还能作战的力量，我们都调集到危险地段上去了，我想，捍卫住城市还有可能。”
但斯大林不放心，他立即口授命令给朱可夫：“……敌人可能在今天或明天就把斯大林格勒拿下来。请您要求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各部队的司令立即对敌人发动突击，支援斯大林格勒人……”
随后几天，朱可夫从北面组织了几次攻击。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炮兵和空军的有力增援，这几次攻击没有取得明显效果。
9月10日，朱可夫用电话向斯大林报告说：“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兵力，我们不能够突破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市区会师。德军由于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新近调来的部队，敌人的防御正面相当强大了。以现在的兵力和部署继续冲击是没有用的，而且部队必然要遭受重大的损失。
斯大林听完后，要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回莫斯科。9月12日，他们一起去见斯大林。“要消除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会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需要些什么？”斯大林问道。“至少还需要1个精锐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军、3个坦克旅和400门以上榴弹炮。此外，在作战过程中必须补充集中至少一个空军集团军。”朱可夫回答说，华西列夫斯基同意他的估计。
斯大林听完后，拿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配置图，默默地研究着。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从桌子旁走开，两人轻声交换意见，认为显然得另找别的解决办法。
“还有什么解决办法？”斯大林突然问，从地图上抬起头来。
朱可夫非常吃惊，想不到斯大林有这么好的听力。他们回到桌子旁，扼要地谈了大规模作战的计划。斯大林让他们回到总参谋部，制定一个计划，第二天晚上9点向他汇报。
第二天整天，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坐在地图前，同总参谋部人员商量并制订出初步计划。晚上，他们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同他们打招呼时气愤地骂了一通丘吉尔，然后他又平静地说：“好吧，你们的意见是什么？由谁谈？”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汇报了大反攻的计划，取名“天王星计划”，计划由两支主力装甲部队采用钳形攻势向前突击，瓦图京的西南方面军的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在北，叶廖缅科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南。
就在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汇报这一大胆而果敢的构想时，斯大林格勒已进入残酷的巷战。德国军队攻进了城里，守城部长工人并肩战斗拼死抵抗。在这以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日夜夜都在进行空前激烈的搏斗。最初，德国军队在西南方向的进攻速度是每昼夜前进几十公里，后来是几公里，9月是几百米，到了10月，这样的前进速度也没有了。从10月14日至11月19日，战斗就在农屋进行。
尽管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投入了22个师的兵力，还有几乎相同数量的盟军一起行动，但德国国防军的战争机器却在原地空转。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进入白热化状态的时候，大反攻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根据这一计划的设想，在大约60天的时间里，在斯大林格勒顿河地区集中了100万军队，13500门火炮和迫击炮，300多组火箭炮，110架飞机。这是又一次前所未有的壮举，是计划和组织工作的出色成就，每一阶段都是在斯大林积极直接指挥下由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贯彻执行。
11月19日上午，瓦图京和罗科索夫斯基从北边发动进攻。第二天，在由于浓雾而推迟了几个小时后，叶廖缅科从南边发动进攻。11月23日，他们已在卡拉契附近会师。
斯大林立即指示华西列夫斯基集中力量开始实施土星作战计划，这是对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敌人再加上一层合围圈的大胆攻势。这样，在苏联军队掌握了罗斯托夫以后，在高加索的德军的退路就被封堵了。
在南边，德国人匆忙重新组织他们的力量，建立了顿河集团军群，由陆军元帅曼施泰因指挥。他一直打到接近鲍卢斯防线25英里的地方，但鲍卢斯没有突围与他会师。12月24日，斯大林批准了一次反攻，把曼斯泰因赶回到科捷尔尼科沃，并且更向南赶了60英里。曼施泰因放弃了给鲍卢斯解围的努力。他集中力量防守罗斯托夫与塔曼之间的空隙，以便让高加索和库班的德军部队能够撤退。
在西边，土星作战计划因曼施泰因的进攻而作了修改，现取名为小土星作战计划，取得了成功，5天内前进了150英里。
在北边，朱可夫协调指挥的进攻迫使敌人退出了维亚泽马突出部，并把封锁列宁格勒的敌军打开了一个7英里宽的缺口。
1943年1月31日，德军南部集团军群投降。2月2日，北部集团也投降。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域总共损失了约150万人，3500辆坦克，12000门火炮，3000架飞机及大量的其它技术兵器。这些损失对希特勒德国的整个战略地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彻底动摇了其整个战争机器。
1943年2月4日，罗科索夫斯基和沃罗诺夫奉召从前线回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热情地欢迎他们，祝贺他们所取得的胜利。正如罗科索夫所说，在这种场合，“他确确实实能够以他的热情和关心使人陶醉。”
1943年7月，库尔斯克战役彻底摧毁了希特勒的主力，法西斯当局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不再能弥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的损失，从这时起，德国人只能退却。
1943年10月，苏军渡过了第聂伯河。11月6日基辅解放。两天后，日托米尔解放。在北面，9月25日收复了斯摩梭斯克，莫斯科彻底解除了受进攻的威胁。1944年，苏军先后解放了列宁格勒、克里木和敖德萨、明斯克。至此，苏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收复了被德军占领的所有国土。从1944年7月起转入外线作战，先后解放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1944年6月6日，英美军队在法国的诺曼底胜利登陆，自此开辟了斯大林等待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加快了纳粹法西斯灭亡的速度。
丘吉尔想赶在俄国前面抢先攻占柏林。斯大林也非常重视攻克柏林的政治意义，他把朱可夫召回莫斯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攻，朱可夫回答说，他和科涅夫可以在两周的时间内向柏林发起进攻，但他没有把握罗科索夫斯基是否能够如此迅速地作好准备。斯大林说：“只好不等罗科索夫斯基就开始了，即使他迟几天也碍不了大事。”
1945年4月16日拂晓前，朱可夫和科涅夫的两个方面军开始进攻。4月23日攻入城内。4月30日，苏军直捣德国国会大楼，希特勒自杀。
5月1日凌晨，朱可夫往莫斯科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关于希特勒自杀和收到戈培尔建议停战的信的情况。
斯大林回答说：“完蛋啦，这个混蛋！可惜没能活着把他抓到。希特勒的尸体呢？……告诉索科洛夫斯基，除无条件投降外，不要同克列勃斯或其他希特勒分子进行任何谈判。如果不发生特别情况，夜里别再打电话给我。我想休息一会。今天我们要举行五一节检阅。”
5月9日凌晨，德军元帅威廉·凯特尔代表德国统帅部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这一天被宣布为反法西斯胜利日。
6月24日，在红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胜利阅兵。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身旁是朱可夫元帅。阅兵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这天正下着倾盆大雨，但丝毫没有使庆祝的盛况减色。步兵、骑兵和坦克兵通过泥泞的道路，由红场急驰而过。斯大林作为原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作为红军的最高统帅，最终领导苏联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斯大林的晚年
在西方德国法西斯失败了，在东方日本法西斯还在负隅顽抗，但美军的新式武器——原子弹，大大加快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不久在长崎又投下一颗。斯大林立刻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可怕意义。因为日本人已经准备投降，即使不使用原子弹，即使苏联不参战，也可能会在几天内放下武器。因此，斯大林意识到，美国人使用原子弹主要是给苏联人看的，是为了威胁苏联。
斯大林现在感到，虽然苏联刚刚战胜德国法西斯，可现在又面临来自西方的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的威胁。一种新的战争，特别是使用现代武器的战争，就可能摧毁苏联，这种担忧决定了斯大林在战后仍把政策重点放在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上。
在二战中，苏联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斯大林要求美国给予经济援助，帮助恢复战后重建。美国总统杜鲁门答应提供援助，但条件是苏联的经济要受美国的监督，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斯大林拒绝了这种“援助”。
西方国家指责战后在东欧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扩张”，并很快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之抗衡。大战中的盟国，随着战争的结束，丘吉尔失去了对斯大林的信任、友好，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加深的怀疑和仇视。
斯大林认识到，战后的重建只能靠自己，并且还要快，以防止西方的再一次入侵。战争使苏联的损失是严重的：有2000万人死于战争，1710个城市和市镇被破坏，有7万多个村庄被烧毁，有32000个工业企业，65000公里的铁路被炸毁，2500万人无家可归。饱经战争磨难的人们渴望和平的宁静，渴望过上好日子。
1945年8月19日，也就是在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后的几天，斯大林命令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一个重新建设的计划。1946年3月18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第4个5年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了优先项目并为战后的发展订下了惊人的速度。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被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轻工业和农业增长的指标较低一些。
“新5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我国遭受战祸的区域恢复起来，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较大地超过这个水平。”
到1950年时，苏联的工业产值比1940年增长了73％，但是农业的发展不如人意，直到1953年，苏联全国的粮食总产量还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
这时的斯大林已头发花白，体力衰退。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已不常到克里姆林宫，大部分时间都在孔策沃别墅里度过。每年夏末，到南方的高加索过上一段时间。在孔策沃，与一幢大房子并列又为他盖了一幢稍小一点的。斯大林常常走出办公室，在壁炉旁坐上1个到1个半小时，陷入长长的沉思。
他越来越多地回首往事。他曾吩咐放大几张他的妻子阿利卢耶娃的照片，放在卧室和办公室里。这反映出他孤独的心态。除女儿斯维特兰娜偶尔来别墅探望外，他最经常的社交生活是孔策沃的晚餐，参加者有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人。这些都是工作晚餐，他们边吃边讨论和决定政策问题，间或也追忆往事和开些玩笑。
1953年2月28日，斯大林比往常起得晚了一会，但感觉精神不错。他阅读了一些材料，散了一会步。晚上，按照他的吩咐，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来到了别墅。他们一起吃了晚饭，像往常一样讨论了许多问题，几个人一直坐到3月1日凌晨4时。在谈话快要结束时，斯大林突然表示了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的不满，赫鲁晓夫也受到了责备。他们都忐忑不安地离开孔策沃别墅。
据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雷宾回忆，3月1日中午，工作人员开始不安起来。斯大林没有出来，也没有叫一个人。而没有他的传唤，别人不能进他的房间。人们越来越惶恐不安，但是18点30分，斯大林的办公室里亮起了灯。大家松了一口气，等待着铃声。斯大林没有吃午饭，没有看报刊和文件。这一切都不同寻常，很奇怪。时间在流逝，依然没有传唤。20时、21时、22时，斯大林的房间里寂静无声。人们的不安达到了极点。助手和警卫人员中开始争论起来：应当到领袖房间看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值班工作人员塔罗斯京、图科夫和餐厅服务员开始商量由谁去。23时，斯塔罗斯京拿着邮件去了。
斯塔罗斯京穿过几个房间，顺手把灯都打开，当他打开小餐厅的灯时，一下跳到一旁，他看到斯大林穿着睡裤和衬衣躺在地板上。斯大林勉强抬起手，把他招到跟前，但一句话也不能说。地板上撂着一张《真理报》，桌上放着打开的一瓶矿泉水，看来斯大林已在此躺了很久。随着斯塔罗斯京的喊叫，受到震惊的服务人员都跑出来了。他们把斯大林抬到沙发上。他好几次想说什么，但是只能发出某些不清楚的声音。脑溢血已经使他丧失了说话能力。夜里3时，贝利亚和巴林科夫被叫来了，但贝利亚没有马上叫医生。
星期一，电台和报纸发布了病情公告：“3月1日夜间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他的住宅里患脑溢血，溢血侵蚀了对生命起着重要作用的脑区。斯大林同志失去知觉，右臂右腿瘫痪，丧失说话能力，心脏活动和呼吸严重失调……”
一切抢救都无济于事，斯大林再也没能恢复知觉，1953年3月5日9时50分，他告别了人世。
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大批群众开始拥向红场，许多人都在默默哭泣。一颗巨星陨落了，他的遗体水晶棺被移入红场陵墓中，同列宁水晶棺摆在了一起。
他活着的时候，斯大林的名字响彻全世界，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但毫无疑问，斯大林不是一个完人，他犯过许多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
他给这个世界的影响是深刻的，仇恨也好，怀念也罢，人们都不会遗忘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