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丘吉尔

从戎著书

温斯顿·丘吉尔降生于1874年11月30日。丘吉尔身材魁梧，但并不英俊，说话有点口吃且发音不清，非常自信和固持己见。丘吉尔上学伊始成绩不好，调皮捣蛋是出了名的，其父母为此苦恼异常，费尽心血。终于他勉强考进了桑赫斯特军事学校的骑兵学科。

丘吉尔来到桑赫斯特军事学校之后，烦恼、苦闷之态为之一扫。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像在哈罗那样令人讨厌的拉丁文、希腊文及其他课程。况且这里不是参谋学院，而仅仅是一所学习时间仅为18个月的骑士学校。

跑马场上的训练给丘吉尔带来很大的乐趣。他多年来一直喜欢骑射，渴望像他的祖先约翰·丘吉尔，即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那样，从事戎马生涯。这位未来的骑兵军官惟一感到不安的是，世界上尚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他无法大显身手、出人头地。

1895年1月24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军校学习期间，他父亲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了，后因医治无效，突然去世，终年46岁。父亲的死，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同年7月，温斯顿又遭到一个不幸，他依恋不舍的保姆埃弗雷斯特夫人也死去了。在这一年中温斯顿变得懂事多了。他在桑赫斯特的最后一次考试成绩是，在150名毕业生中名列第八名，这对丘吉尔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骑兵学科毕业后，温斯顿认定他最理想的服务地点是第四骠骑兵团。他的母亲经过周旋，使英国陆军总司令坎布里奇公爵和团长布拉巴宗上校同意她儿子在这个团任职。就这样，这位年轻的中尉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1895年，古巴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发展成为游击战争。温斯顿正好有5个月的例行假期，他决定同他的伙伴巴恩斯中尉一起到古巴闻闻火药味。最后，取得西班牙政府同意之后，英国最高统帅部让他作为一家报纸的记者去了古巴，去报道该岛正在进行的战争。

到达古巴后，丘吉尔受到了西班牙当局的欢迎。他和巴恩斯随西班牙人的一个后备队在丛林里度过了3天。11月30日，丘吉尔21岁生日那天，他第一次经受了战火洗礼。不久他们便乘船返回英国。丘吉尔和巴恩斯都被西班牙授予红十字勋章。

回到英国后他准备接受第一个军事任务：去印度服役八九年。

1896年秋，丘吉尔随第四骠骑兵团到了印度，被编入班加罗尔驻防部队。在班加罗尔的岗位上，丘吉尔有不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决定好好地利用。他往往连续打几小时马球，最后成了一名优秀的马球手。他也开始给自己补上在学校中未能学到的那些知识。

丘吉尔刻苦努力，专心致志，在短时间内阅读了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书，从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加之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所以后来他不仅成为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而且成为举世闻名的著作家。

丘吉尔急于成名，惟恐天下不乱。他认为时势造英雄，因此渴求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事业。他迫切希望在报纸上扬名，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不久，机会来了，印度东北边境马拉坎德山口的一个帕坦人部落起来造反了。布莱德将军率领的3个旅组成远征军前往镇压起义，丘吉尔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这次远征。起义者拼死作战，使英国人遭受惨重损失。丘吉尔参加了真枪实弹的战斗，表现得非常勇敢，他向伦敦的两家报纸发去了战地报道，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后来他又把这次战争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并把手稿寄给母亲，母亲为他找到了出版社。

这样，丘吉尔的第一本著作《1897年马拉坎德野战军的故事——边境之战插曲》于1898年3月问世了。全书约300页。经过作者修订后于1899年出了第二版。这对于一个学历非常浅、年仅23岁的尉级军官来说，自然是一大成就。这本书使丘吉尔得以跻身于新闻界并有了名气。

1881年，苏丹爆发了马赫迪反英起义。英国驻苏丹总督戈登将军被击毙。英国用了很长时间准备“为戈登复仇”，并于1896年发动了对苏丹的战争。当这次战争的决定性战役迫近的时期，丘吉尔打定主意要参加这次战役。

丘吉尔参战的请求虽然得到了陆军部的同意，但却遭到了在苏丹指挥作战的基钦纳将军的断然拒绝。最后，温斯顿能干的母亲通过一切关系为此事斡旋，终于使儿子加入了这位总司令麾下的一个团。

丘吉尔来到苏丹照例不仅是为了打仗，也是为了报道战争情况，他及时赶到了作战部队，参加了1898年9月的决战。这是英国军事史上骑兵对步兵发动的一次令人震惊的、最残忍的进攻。这也是丘吉尔从军以来参加的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斗。

战争结束后，丘吉尔乘轮船沿尼罗河下行来到开罗，着手考虑撰写他的第三部著作——《尼罗河上的战争》。在写书的同时，丘吉尔思忖着今后的军事生涯。现在时代不同了，丘吉尔懂得，要升到能够指挥一支像样兵团的军衔，必须经过多年循规蹈矩的军人生活，也许还要到帝国最边远的驻军服役。因此，他必须另找出人头地的途径。这也许是艰难的，但可能是更快达到目的的途径。

正如他已看到的那样，新闻工作在当时为他出名和挣钱提供了机会，以后他可能通过这个途径扬名四方。他仅在1个月里，从苏丹寄给《晨邮报》的稿件就使他得到了300多英镑的收入，当时他这个中尉的薪水不过12．5英镑。新闻工作还可以成为他在政治上向上爬的一种手段，而他的确越来越想从事政治活动。

1902年，《尼罗河上的战争》再版时，丘吉尔将两卷本改为一卷本。即使这样，这部书仍畅销不衰，使丘吉尔跻身于英国名记者的行列。

写作使丘吉尔体会到亲身体验战斗生活有别于自己出人头地，于是他便争取机会上战场。

1899年10月，4年的英布战争拉开了序幕。丘吉尔作为《晨邮报》记者随军奔赴南非。

丘吉尔一来到前线，就迫不及待地随部队参加了一次侦察行动。他们乘装甲列车深入布尔人占领区，遭到了狙击，几节车厢脱了轨，机车和部分车厢被阻塞。丘吉尔不是军人，但他奋力使机车和剩下的车厢脱离火力网，抢救伤员，并把装甲列车上的人员带到安全地带。丘吉尔趁着他的老朋友、步兵指挥官霍尔登用火力掩护装甲列车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枪林弹雨中排除了道路的阻塞，使机车带着几节剩下的车厢往回开动了。但是撤退并不顺利，先是霍尔登和他的士兵被俘，接着丘吉尔也被南非民兵俘虏了。

丘吉尔被带到了敌军的俘虏营，后来随一批英国俘虏被送到司令部，大难不死，辗转到了比勒陀利亚，关在国立师范学校里。丘吉尔再三要求把他作为随军记者予以释放，但毫无结果。于是他同霍尔登和另一名军官准备逃走。

一天晚上，趁着卫兵打瞌睡的时候，丘吉尔爬出了学校的围墙。他的两个同伴没有来得及跟他逃出来。

丘吉尔落在敌人的这座城市里，没有伙伴，没有武器，远离前线。他决定奔向铁路，以便乘火车穿过布尔人控制区，逃往葡萄牙殖民地。在比勒陀利亚街上，没有人拦他。他来到铁路旁，爬上缓缓开来的货车，藏在一堆装过煤的空袋子下面。黎明时分他下了火车，因为担心白天卸煤袋子时会被人发现。

他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布尔人正在竭力搜寻逃跑者。他的脑袋被悬偿25英镑，钱倒是不算多。第二天晚上，丘吉尔未能像他打算的那样爬上过往的火车继续赶路。夜里，他忍受着饥饿，疲惫不堪、垂头丧气地向着一所窗口亮着灯的房子走去。他这样做，冒着重新落到布尔人手里或者被告密的巨大危险。但是他这次很幸运。原来这是在几十英里之内惟一的一个英国人居住的房子。

布尔人留下这个英国人是要他照料已被封闭的煤矿的。这个英国人同自己的朋友们一起把丘吉尔藏到矿井里。过了几天，布尔人不再搜寻了，就把他藏到开往葡萄牙殖民地的一节货车车厢里。1899年12月19日，丘吉尔逃到了葡萄牙控制的殖民地。

在南非的奇遇出乎意料地给温斯顿·丘吉尔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他一获得自由，就立即向《晨邮报》发了一份描写他从战俘营逃跑的详细报道。丘吉尔没有提及那位把他藏起来的英国人，以免给他带来危险。这篇报道被当作惊险小说阅读，吸引了公众的注意。

丘吉尔回到南非的德班时，英军司令部把他当作英雄热烈欢迎，欢腾的人群争先恐后地向他涌来。

围绕丘吉尔出现的这种喧闹场面，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他出逃的一周内，英国军队在南非又遭到一连串的严重失败。这是英国人自克里木战争以来遭到的最大损失。在英国和布尔人的战争史上，这一周被称为英国军队的“黑暗的一周”。丘吉尔英勇无畏地、成功地逃脱危难，是“黑暗的一周”中惟一的亮点。

为了转移各界的注意力，英国报刊抓住丘吉尔的奇遇大作文章。报刊把他逃出俘虏营的事当作轰动一时的新闻刊登，过分地夸大了他的冒险经历，甚至杜撰了一些绘声绘色的细节。一个投降被俘的记者，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民族英雄。

丘吉尔的形势一片大好，彻底改变了他的不利局面。布勒将军不但接见了他，还不顾禁令将他编入了部队。

步入政坛

丘吉尔从南非归来，成了英国的民族英雄，同时也获得了政治资本，为自己跻身议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11个选区询问他是否愿意代表他们去当选议员。如今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不仅传遍了英国，而且随着电波扩散到了全世界。

英国首相——保守党人索尔兹伯里，于1900年解散了议会，宣布举行下院选举。保守党人明白，付出巨大牺牲才赢得的对布尔人的胜利还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只有闭目塞听和不懂政治的人才会以为，英国人占领布尔人两个共和国的首都会使战争结束。布尔人是顽强的敌手，他们采用游击战的策略继续斗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保守党人预见到这种可能性，便利用英布战争期间席卷英国的沙文主义狂热举行议会选举，以便攫取多数席位。他们在演说中提出的口号是，“把南非战争进行到底”。他们的对手自由党由于对战争的态度不同，发生了分裂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中有一派是帝国主义分子的自由党人，另一派是亲布尔人的激进主义者，还有一个中间派。保守党人张伯伦在竞选演说中说：“政府在议会中失掉的每一个席位，都将是布尔人赢得的席位。”人民群众虽然不赞成保守党人的沙文主义观点，保守党人在选举中获得的议会席位比以前少了一些，但在下院仍然维持了多数。

毫无疑问，丘吉尔是保守党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之一。他现在是作为一位战争英雄参加竞选的。在竞选中保守党人充分利用了他的逃跑经历进行宣传，为他编写了诗歌，谱写了歌曲。歌唱家在音乐厅为他唱赞歌。那位大人物约瑟夫·张伯伦亲临奥德姆选区支持丘吉尔。

丘吉尔的堂兄马尔巴罗公爵同他一起来到奥德姆，答应出400英镑作为竞选费用，并许诺每年向当地党组织捐款100英镑。丘吉尔由于得到这些支持虽然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但胜利是勉强的。他仅仅获得了130票的多数，然而这是无关紧要的，更重要的是他现在当上了议员。

为了应付官场上唇枪舌剑的斗争，丘吉尔练就了一套“过硬的”演说本领。诚然，他的演说刚健有力主要不是由于思想深刻和逻辑性强，而是对听众有感染力。

英国议会传统是新议员来到下院后不能立即发表演说，他们至少经过1个月以后才能发表演说。丘吉尔不满意这个传统，他不想浪费时间去等待，于是只过了4天就发表了自己的首次演说。

丘吉尔把英国与布尔人的战争，作为自己首次演说的题目，因为很少有人比他更了解当时南非发生的事情。可是他这篇演说主张比较温和地对待战败者，与保守党的路线背道而驰。他在演说中对布尔人表示一定的同情，他说：“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没有像布尔人那样在言论上得到如此多的同情，而在事实上又得到如此少的实际支援。”

他从“左”的立场出发攻击自己党的领袖，而他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左派”。

丘吉尔，除了拥有能蛊惑人心的两片嘴外，在他周围还结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派别集团。他们都是与他相仿的沽名钓誉的年轻人。这个小组的著名成员之一就是首相的小儿子休·塞西尔勋爵，小组的名称“休里干斯”就是从他的名字引伸出来的。不久，这个名称就流传得走样了，后来人们就干脆称它为“胡里干”了。丘吉尔组成的小组常与各著名党的活动家会晤，共同讨论政治问题。1902年4月，该小组邀请约瑟夫·张伯伦共进午餐。临别时，张伯伦告诉他的关于“关税壁垒”是将来的政治实质，这对丘吉尔以后是大有益处的。

丘吉尔从来相信杰出人物和英雄人物创造历史，他坚信自己能统治英国人民。1901年，他进入下院的席位，把下院当成他精神上的寄托。

丘吉尔是一位非凡的公众演说家，他的讲演，在会堂里能使几千人屏息，通过广播扩音器可以让几百万人入迷。他善于把对英语的精通与自己的翩翩风度结合起来。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演讲之所以激动人心，是因为他本人也为他为之奋斗的理想所激励。但对他来说学会演讲并非轻而易举。开始的时候他写出并熟记每篇讲演稿，对着镜子研究说话的手势，甚至试验以各种方法使用咬舌音，以增强效果。

丘吉尔是一位才华出众同时又出身名门的年轻议员，其发展前景形势一片大好。

1903年5月15日，张伯伦在自己的选区伯明翰发表演说，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英国遵循自由贸易原则，即国家不得干预国内经济生活和各种经济力量的自由竞争，而且在对外贸易中对各国实行低关税政策。

当英国在世界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的时候，自由贸易原则给英国带来了巨大好处。但是在20世纪初，英国正在丧失它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德国和美国筑起了强大的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与工业。张伯伦建议建立一个包括英国和其殖民地在内的关税同盟，而对帝国之外的国家则实行关税壁垒。

丘吉尔正确地估计了形势，认识到自由贸易能提高一般英国公民的生活水准，而这才是政府面临的主要课题，公开地站在反对张伯伦方面。为了使政府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丘吉尔把关税问题与“民主保守派思想”联系起来，并于1903年9月9日迫使张伯伦和主张自由贸易的大臣们全部辞职。

于是，巴尔弗首相着手组织新政府。对丘吉尔来说，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但是，巴尔弗并不愿向丘吉尔提供这种机会，他把政府的一个大臣职位交给了另一位同样年轻，但才华与精力都比丘吉尔差得多的后起的保守党政治家鲍纳。于是，丘吉尔决定离开保守党，投奔自由党。

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从一个党跳到另一个党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丘吉尔从进入议会的最初几天起就明白转党是不可避免的。当时，保守党领导层中的形势是明摆着的，他要留在保守党内，显然不能青云直上。而丘吉尔没有耐性，他要权，而保守党内其他青年政治活动家们堵塞了他在这个党内取得权力的道路。与此同时，自由党内的道路却是畅通的，为了升官，丘吉尔转党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丘吉尔改变党属关系所造成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他的许多朋友公开指责他是个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他利用别人往上爬，尔后又反戈一击，加入了另一个党。在伦敦最时髦的许多住宅里，他已不再受到欢迎。这些愤懑情绪并未很快消除，直到11年后，保守党人还提出将丘吉尔排除于内阁之外。

丘吉尔所受到的排斥要是落到其他政治家身上，许多人必定早就被压垮了。不少人是因为沽名钓誉而踏进政界的。一个人在成为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后会失去希望，满怀辛酸，争论不休。要甘愿忍受这一切就必须具有另一种气质。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丘吉尔并不在意。他与劳合·乔治斗志昂扬地向保守党政府发动攻击，他们为获得大臣的职位而处处表现自己。

他们很快就获得了大臣职位。保守党政府由于在外贸问题上的斗争而瘫痪了，贝尔福辞去了首相职务。自由党领袖坎贝尔·班纳曼于1905年组织政府，并确定1906年1月举行下届议会选举。

贝尔福的辞职结束了保守党人的10年执政，开始了自由党统治英国的时期，可见丘吉尔投奔自由党并未失算。劳合·乔治当上了贸易大臣，丘吉尔担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的职务。

1908年，丘吉尔进入内阁，担任贸易大臣。在随后的数年间，他担任过五六种内阁职务，他带着无穷的兴致与巨大的活力来对待每一项任职。作为贸易大臣，丘吉尔带头提出一系列倡议，为现代英国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任内务大臣期间，他改革制度，规定煤矿工人8小时工作制，提出井下应安装安全设备；他禁止秘密雇佣14岁以下的童工，规定店员有权工间休息，设定最低工资线；在全国设立职业介绍所以减少失业，并对监狱制度作了重大改革。

这些成绩实际上是今日英国福利社会的雏型。

1908年，丘吉尔作为丹迪市自由党候选人参加选举获胜而进入议会后，他的生活中又发生了一件更为重要的事——他结婚了。

但在1908年8月报纸上却登载了一条关于丘吉尔与23岁的克莱门蒂娜·霍齐亚订婚的消息。未婚妻的已故父亲曾是龙骑兵团长，而母亲是艾尔里勋爵的女儿，出身于贵族家庭。克莱门蒂娜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是一位有学问的女人，她明智、幽默并对政治有浓厚兴趣，她外貌迷人而讨人喜爱。

丘吉尔对自己的婚姻感到非常满意，他从此以后生活得很幸福。丘吉尔夫人是他丈夫事业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坚定的同路人，但她从不喜欢把政治作为职业，她对丘吉尔的许多政界朋友和世交感到无法容忍。

既然丘吉尔总是忙于公务，她便经常独自到法国度假或住在伦敦郊外他们自己的房子里。

丘吉尔退出保守党参加自由党后，保守党人曾试图就易党问题向丘吉尔大肆发难，甚至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节录了丘吉尔过去对自由党的主张和政策发表的不友好的评论，以使丘吉尔处于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境地。然而，他们实在是班门弄斧。丘吉尔在攻击他人或反击他人方面是真正的专家。他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进攻，并把尴尬留给了对手。他说：“我在为保守党工作的时候，我说过许多蠢话，正是因为我不想再继续说这些蠢话，我才离开了它。”听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欢呼声。

丘吉尔在退党转党问题上，奉行的哲学是有奶就是娘，谁对他有利就倒向谁。1922年10月，随着劳合·乔治的联合内阁的倒台，丘吉尔失去了大臣的职位。不久，在对待日益强大的工党——在他看来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策略上，他与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产生了严重分歧。他力劝后者同保守党合作，组成反社会主义联盟，以遏制工党，但遭到拒绝。为此，他离开了自由党。

两年后，当保守党迫于时势放弃关税改革政策时，出于反对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他重返保守党，并出任财政大臣。

丘吉尔被人们叫做千面政客，他见风使舵，随自己的官位和发展来铺平道路。

丘吉尔在担当普通议员期间，似乎是命运在操纵他的战功与失败，如今，他又将学试那受措的局面了。

30年代对英国和丘吉尔来说都是苦难的年代。这时英国经历着经济大萧条，丘吉尔返回政府工作的前途渺茫。他只好带着家人去美国旅游，或是住在郊区的别墅里写作。

他在美国遇到了车祸。当时，他正在纽约第五大街徒步行走，他忘记了纽约的交通规则和伦敦不一样，不是靠左而是靠右通行。横过马路时他只管往右侧看，看右前方没有车就只管往前走。就在这一刹那，丘吉尔听到了刺耳的刹车声，同时感到被汽车撞上了。

他被抬到人行道上时已经失去了知觉，骨头断了15根，遍体擦伤且内出血。他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在医院他不得不度过一些不愉快的时光。值班医生首先要问清楚患者的家庭收入，以判断他是否有能力支付医疗费。丘吉尔忍着巨大的伤痛，总算说清了自己的支付能力，才被抬到了手术台上。

丘吉尔很快康复了，他不甘心就此在政治上寂寞下去。一个人在战场上阵亡就完了，而在政治上下野却能东山再起。丘吉尔的经历无疑证明了这一点。30年代，丘吉尔曾几次试图返回政府，并为此进行了处心积虑的斗争，可是他都失败了。但他还是不放弃。丘吉尔是不知道“放弃”一词为何意的。

当然，30年代的丘吉尔仍然是下院议员，他经常去议会演讲，发表自己的政见。

在30年代中期，丘吉尔讲演的话题和注视的重心由印度转到德国。

在此期间，德国的纳粹党正勃勃兴起，他们在复仇和准备新战争的旗帜下，攫取了德国政权。当时英国许多人考虑这将威胁英国在欧洲的利益。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给德国以至欧洲带来了严重的不安。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反对犹太主义，并叫嚷着要把日耳曼民族统一在德意志帝国周围。

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在加紧扩军备战。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只准许拥有10万陆军。但是，1933年10月，希特勒退出了世界军备会议和国际联盟，继而又废除了凡尔赛条约中限制军备的条款，他还明目张胆地以挑衅的姿态向全世界宣告，德国拥有36个师团计55万陆军。不仅陆军如此，凡尔赛条约规定不得拥有飞机的德国空军，也具备了英国空军的2／3的力量，并具有很快超过英国的潜力。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丘吉尔越来越多地在思考纳粹的威胁这个问题。他意识到，纳粹分子上台后，德国军国主义复活，这不光给苏联，也给英国利益带来致命的危险。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有些英国政治家要求给予德国以“平等的军备”。丘吉尔反对说：“德国要求军备平等是危险的。只要德国的怨恨和不满尚未消除，它获得与其邻国完全平等的军备，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就指日可待了。”

1933年，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使丘吉尔感到从此可以放手重整英国军备。这方面，丘吉尔认为技术装备在20世纪的战争中具有决定力量。他把注意力放在空军上。他考虑到，巨大的水上障碍英吉利海峡把英国和欧洲大陆分开，这种情况使英国最担心的是德国空军。丘吉尔非常注意德国空军的发展，并尽力促使迅速改组英国空军。丘吉尔在下院发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演说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成功的。

丘吉尔的演说证明，他无论是对德国的动向还是对英国军事装备的现状都了如指掌。丘吉尔在政府中没有任何正式职务，却能掌握确实可靠的现实资料，并能根据这些资料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结论日后证实是正确的。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些讲话以《英国仍在沉睡》为题汇集成册发表了。这个集子出版后，在英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丘吉尔一再强调德国空军的严重威胁。他说：“过去海军是英国的可靠后盾，现在不能这样说了。可恶的空战方法的发明和改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不是20多年前那样的国家了。”

1934年11月，丘吉尔向国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英国国防中的空军实力不充实，他认为德国不足一年将在空军上赶上我们，甚至超过。鲍尔温起初不赞成，但半年后他公开承认丘吉尔的看法是对的。

1936年3月底，丘吉尔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阐述了他多年来所遵循的欧洲外交政策的原则。丘吉尔说：“英国400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落入这些国家手中。从历史上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

根据这一原则，丘吉尔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并且力图称霸欧洲呢？丘吉尔认为，“德国正在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充军备，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崩溃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个战争的惟一目的，以及如果取胜的话，其惟一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丘吉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的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

丘吉尔当时不在政府，但他的演讲影响了许多人，为日后英国做好战争准备产生了作用，也为他自己以后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

1937年5月28日，鲍尔温由于年迈辞去首相职务，继任他的是内维尔·张伯伦。丘吉尔希望借此机会进入政府，于是他一反常态百般奉承张伯伦。他在发言中称赞张伯伦是杰出的议员和活动家。

然而丘吉尔仍被排斥在政府之外，之后他和张伯伦的分歧越来越大。张伯伦是个智力有限的人，他自以为找到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他主张推动德国同苏联交战，这样既会消灭苏联，也可以使德国精疲力尽，没有能力为争夺欧洲霸权而同英国作战。丘吉尔则认为德国不仅对苏联是个威胁，而且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是威胁。

张伯伦对自己的外交能力估价很高，对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谈判寄予毫无根据的希望。他认为只要同法西斯独裁者坐下来谈判，就能立刻说服他们接受符合英国利益的条件，并和德、意达成协议。实际上张伯伦正是这么做的。

1938年，国际问题的焦点是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希特勒要求瓜分这个国家，张伯伦打算满足他的要求。9月28日，张伯伦发表演说中有人递进来一张纸条，惊醒了他，他宣布希特勒同意把军队动员令推迟24小时，并同英、法、意首脑在慕尼黑会晤。

于是1938年9月底，内维尔·张伯伦前往慕尼黑，参加了四国首脑会议，最后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几个月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很快被德国完全吞并。

丘吉尔一直反对和德国妥协，他反复地谈论着同苏联达成谅解以中止德国扩张的必要性。

张伯伦到达慕尼黑的第二天，伦敦萨伏伊饭店举行了一次午餐会，到会的有工党领袖艾德礼和保守党人丘吉尔等人。丘吉尔劝说他们立即联名给张伯伦拍电报，要求不要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可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表示自己不能签名。当聚会者什么事情也没做就决定离去的时候，丘吉尔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张伯伦一回到英国就声明：“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丘吉尔清楚，慕尼黑协定是英国和法国的失败。他说，慕尼黑协定和保障和平毫无共同点，而且会对英国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了。战争爆发时，英国政府迟早要把能够领导抗德的坚强有力的人吸收进来。随着客观局势的发展，丘吉尔参加政府取得政权的希望与日俱增。

1939年春夏之际，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屡遭挫折，但他仍然希望同希特勒谈判取得成功，这导致他在英国人民中威信扫地。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局的变化，促成了丘吉尔的政权阴谋日益成熟。

临危受命

丘吉尔利用各种机会批判张伯伦的对外政策，同时他的预言也被证实，因此广大民众将重任寄托在了他身上。

波兰遭到德国和苏联入侵，英法两国本应该根据它们同波兰订立的同盟条约给波兰提供一切援助，而张伯伦却试图同德国谈判解决波兰问题。但9月2日，下院发表了一场危及政府的辩论。议员们要求英国履行对波兰的义务。

就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当天，丘吉尔接到了内维尔·张伯伦的邀请，请他晚上到唐宁街10号。会见时，张伯伦提议他进入政府工作并成为战时内阁成员。丘吉尔立即表示同意。在他们谈论战时内阁人选问题时，丘吉尔乘机把自己的几个追随者拉进内阁。

9月3日，张伯伦被迫在下院宣布英国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丘吉尔在政府内任海军大臣和阁员。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想得到首相职位。他认为，能否取得首相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院压倒多数的保守党。因此，开战后，他不再批评保守党领袖张伯伦，他极力表明，他在内政、外交以及战时政策的一切问题上都要同张伯伦真诚合作。

虽然同德国宣战，但张伯伦不想打这场战争，历史上把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这段时间称为奇怪战争时期，这时英国对德战争实际上并未采取实际的行动。丘吉尔对这条路线并不赞赏，可是他并没有公开批评张伯伦。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抗德工作。他在海军部的工作非常紧张。“奇怪战争”期间，海军的活动最积极。丘吉尔每天工作18小时，在他的领导下，把商船队编入海军护航舰队，制订了对德国的海上封锁计划，组织建造新军舰和搜索德国潜艇。

丘吉尔还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建立了直接联系。罗斯福沉着、冷静、明智而富有远见，他预见到英国政治的未来属于丘吉尔。从那时开始，丘吉尔和罗斯福便长期通信，直到欧洲战争结束为止，双方通信达千封之多。

“奇怪战争”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苏联在德国进攻波兰的第二天便从东边入侵波兰，最后苏德瓜分了波兰。1939年底，苏军又侵入芬兰。在丘吉尔的敦促下，英法政府对芬兰提供了各种援助，并派援军支援芬兰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本来，张伯伦希望看到苏德二虎相争，但出人意料的是苏德竟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对英法及其盟国构成威胁。这使丘吉尔不得不回到敌视苏联的立场上。苏芬战争中苏联胜利，这是苏联强大而英法不能控制的结果。

波兰被瓜分，紧接着，希特勒又占领了挪威和丹麦，这种局势激起了英国人民和下院对张伯伦的强烈不满。1940年春天，多数下院议员都迁怒于张伯伦，表示政府无能是显而易见的，应当辞职。在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张伯伦惨遭失败，政府必须辞职。丘吉尔成为首相无可争议的继承人。但张伯伦则想支持哈利法克斯组织政府，但由于得不到丘吉尔的支持，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德国在西线发动了进攻，袭击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张伯伦本来想利用这一局势握住首相大权不放，他认为战争紧急的情况下，任何人不能强行改组政府。但下院拒绝了他，他只好到白金汉宫向国王递交了辞呈。国王终于在1940年5月10日下午授权丘吉尔组织政府。

丘吉尔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大权。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写道：“我在大约三点钟上床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了指挥全局的大权。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人，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了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

丘吉尔对自己充满信心：“我想我对全局了如指掌，深信自己不会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现实比梦想更加美妙。”

5月13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简短演说，他说：“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你们。”接着他又说：“你们要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竭尽一切可能和投入全部力量在海上、陆上和空中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

丘吉尔除了任首相以外，还接受了下院领袖和国防大臣的职务，实际上掌握了最高军事领导权。

丘吉尔是个性格果断、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人，而且是个雄辩的演说家。在对德作战时期，他充分运用这些素质来领导国务活动。他的大量演说都能准确地分析局势和英国民众的心理，他抨击希特勒及其党羽并号召本国人民积极抗战。丘吉尔的这些演说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扬，也终于得到反映群众情绪的有才干的军事将领们的拥护。

丘吉尔取得政权后的最初阶段困难很多。德军突破了英法前线，战火向法国北部蔓延，危及巴黎，英国远征军有被歼的现实危险。丘吉尔很可能在德国人发动进攻的初期就已经意识到法国不可能取胜。这意味着英国不久即将失掉最后一个主要的同盟国。

丘吉尔政府需要立即着手解决几个问题。要千方百计延长法国的抵抗时间以便给德国军队造成最大创伤，同时也为英国加强国防——训练陆军、空军并为准备生产武器赢得时间。

不久，在法国北部的英法两国的大部队被德军截断。这时丘吉尔政府主要关心的是撤退英国远征军。英国远征军和法军终于从敦刻尔克撤出来，但这些部队的装备不得不全部丢弃在法国。这样英军在1940年遭到惨重失败，英国继续同德国作战的前景十分暗淡。

丘吉尔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刻表现坚定、勇敢。当6月4日召开下院会议的时候，首相向英国人民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尽管我们失利，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上作战，我们将充满信心在空中作战，我们将越战越强。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在田野和街头作战，在山区作战，我们任何时候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由英国舰队武装和保护的海外帝国也将继续战斗。”

1940年5月下半月，丘吉尔曾经想把墨索里尼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他以个人名义给这个法西斯独裁者写了一封信，叙谈他对墨索里尼以往的友情并希望他不要站在德国一方作战。这一尝试毫无结果。法西斯的意大利急急忙忙地出来声援胜利者，于是英国在南欧、地中海和北非又多了一个新的强大敌人。

在法国垂死挣扎期间，丘吉尔主张英法联合成一个国家，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但因1904年6月22日法德停战协议而未达到目的，从此，英国失掉了所有同盟国，只好孤军作战。

这时，英国人民意识到国家、民族遇到了致命的威胁，从而表现得异乎寻常的英勇顽强，准备焕发精神，继续坚持抗德斗争。丘吉尔写道：“在法国被击败之后，英国凭借岛屿多的有利地势，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的威胁中产生出一种不亚于德国的民族果敢精神。”温斯顿·丘吉尔表达了英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因而显著提高了他的群众威望。丘吉尔成了民族战争的领袖，人民相信他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把战争进行下去。

1940年6月18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讲话时说：“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英帝国就是存在一千年之后，人们还能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在法国崩溃之后，英国领导人认为：“只有采取综合手段才能击败德国，就是施加经济压力，空袭德国的工业和交通枢纽以及居民点，在德国占领区广泛组织反抗运动。”

后来的战争进程表明，仅用这些手段还不足以赢得胜利。但是英国当时没有其他手段可使。制定战略计划的人可能当时就知道，这种战略无济于事，可是他们想不出别的办法。英国官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约翰·巴特勒写道：“谁都说不出应当怎样做才能保证取得胜利……才能在最近的危急岁月使国家免于灭亡。”

1940年夏天，德军开始空袭英国，英国空军给以坚决回击。在空战中英国人损失惨重，可是德国人也蒙受重大伤亡。在这一战斗中，英国人民的意志锻炼得更加坚强。

英国政府在法国失败之后仍坚持作战，这一举动提高了丘吉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也逐渐改变了他在保守党内的地位。保守党员渐渐懂得丘吉尔是他们的惟一希望，只有利用他日益提高的威信，方可挽回这个党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声誉。

1940年9月底，内维尔·张伯伦因健康状况恶化而辞职，不久即去世。因此需要选举新的保守党领袖。这时大家已经很清楚，只有丘吉尔能够胜任。《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战斗感到无比幸福。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这份报纸表达了当时英国保守党领导人的观点。

丘吉尔懂得，英国孤军作战必须设法摆脱不易避免的迅速失败，因此，采取许多坚决措施：根据抗敌需要动员国内各类资源，扩大军火工业，建立民防队，进行反击德军的训练以防德军入侵英国岛屿时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设法争取新的盟友。德国是可怕的劲敌，所以新的盟友必须具备同德国旗鼓相当的或者超过德国的实力。当时只有两个具备这种条件的国家没有参战，就是苏联和美国。丘吉尔的注意力转向这两个国家。他继续保持并加强同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书信往来，共同商讨最重要的英美关系和世界局势问题。丘吉尔在信中仍然署名“前海军人员”。他非常喜欢玩弄华丽的词藻，在战时也是如此，他总是给各种会议和战役冠以名目繁多的代号。

丘吉尔积极设法说服罗斯福，要他相信英国取胜对美国有利，而德国取胜必将给美国带来不幸和灾难。他千方百计鼓动美国参加抗德战争。他终于同罗斯福谈妥，英国以租让西印度群岛的基地来换取美国的50艘旧驱逐舰。这一交易与其说使英国海军得到补充，莫如说在推动美国参战的路程上取得重大进展。与此同时。美国在1940年下半年和1941年上半年给予英国的道义上和物质上（提供各种武器）的援助是对处于困难时期的英国的有力支援。

美国虽然提供支援，但并不急于参战。英国领导人担心，在美国还没有坚决地同英国并肩战斗之前，就出现悲惨的结局，因此，他认为利用苏联同德国之间的斗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因此，丘吉尔试图把苏联拉入自己一边。1940年夏天，他任命工党领袖克里普斯为驻苏大使，责令他努力改善英苏关系，并说服苏联参加对德战争。丘吉尔就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苏德开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变成自己的盟友。

1941年春天，希特勒派鲁道夫·赫斯访问英国。赫斯是从自己驾驶的飞机上跳伞后被英国当局抓获的，英国政府代表与赫斯举行了秘密谈判，赫斯建议英德签订和约，共同对付苏联，并建议丘吉尔离职，由亲法西斯分子组织新政府。

丘吉尔当然不会接受赫斯的这些建议，但他却没有明确拒绝，而是保持了沉默。这种态度使舆论界开始怀疑政府对德国的立场，而丘吉尔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打消这种疑虑。丘吉尔是在暗示德国人，他在进攻苏联时可以得到英国的某种支援，从而推动希特勒去冒险攻打苏联。

希特勒一旦真去冒险，则给他以坚决的回击。赫斯是希特勒丢给丘吉尔的诱饵，而丘吉尔却要让希特勒自己吞下这个诱饵。希特勒和德国其他领袖都坚决反对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英国的态度使他们没了后顾之忧。

30年代，希特勒曾不止一次地玩弄过英国的首相和其他国务活动家，尤其是内维尔·张伯伦曾多次被希特勒愚弄。而这次，丘吉尔却愚弄了希特勒，并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1941年6月22日凌晨4点，外交部接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丘吉尔曾严令身边的工作人员，除非是德国进攻英国，不能在8点之前叫醒他。8点钟，工作人员才叫醒了丘吉尔并向他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丘吉尔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他任首相以来得到的最好消息。英国广播公司9点钟广播了丘吉尔的演讲，丘吉尔说：“我们要给予俄国和俄国人一切可能的援助。俄国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

在这个时刻，丘吉尔表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风度。在英国，没有哪一个人比丘吉尔更坚决地敌视苏联，但也是丘吉尔最充满热情地要和苏联结盟，要支援苏联。

7月12日，英苏签订了在对德战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协议，英国准备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大西洋的一艘军舰上会晤，这是他们第一次会晤。结果，双方拟定了大西洋宪章，决定共同援助苏联，向它提供武器和战略物资，并声明英美两国在战胜德国和它的附庸国之后致力于建立公正和民主的世界。

丘吉尔希望美国尽快参战。在远东，日美关系日益紧张。日本已经同德国结盟，日美冲突终将导致美德开战。因此，丘吉尔尽一切可能怂恿美国政府对日本表现强硬。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开始。有了苏联和美国的参战，英国取得了战争胜利的实际保障，英国得救了。

1942年底，英军在北非战场转入反攻，并取得阿拉曼战役的重大胜利。很快美军在太平洋转入反攻。

1943年2月，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盟军由防御转入反攻。

1942年，是决定反法西斯战争胜败的关键一年。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同他的参谋部拟订了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以便减轻苏联战场的压力。但是英国统治集团的传统政策是尽可能借用他人之手进行战争。丘吉尔决心把这次战争中的主要重担加在同盟国肩上。丘吉尔政府在有了强大盟友之后，决定英国军队主要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作战，而在欧洲大陆消灭德军主力的任务应主要由苏联承担。为扭转苏德战场的局面，斯大林曾一再提出英美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却一再拒绝。

罗斯福则同意在1942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1942年4月，美国总统便派私人代表哈里·霍普金斯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到英国与丘吉尔谈论在西欧登陆的问题。当时商定，1942年小部分英美部队首先在西欧登陆，然后在1943年再向西欧投入大部队。这一决定不符合丘吉尔的愿望，没过多久他便拒绝执行这一决定，使美国人感到受了丘吉尔的愚弄。

1942年5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伦敦。他问丘吉尔，关于1942年从苏德前线至少引开德军40个师的前景如何。丘吉尔详细地谈了登陆的条件、地点、意义，但绝口不谈登陆的时间和登陆军队的规模等具体内容。丘吉尔知道，莫洛托夫还要前往华盛顿访问，所以他建议莫洛托夫从华盛顿返回后再来伦敦，那时他将根据华盛顿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给予具体答复。

5月30日，莫洛托夫同罗斯福会谈。最后，总统请莫洛托夫转告斯大林：“我们希望在今年开辟第二战场。”

丘吉尔在焦虑地注视着苏德战场，他担心苏联不愿单独对德作战，而同德国签订和约退出战争。莫洛托夫从华盛顿返回伦敦时，英国政府同意1942年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一决定已正式写入英苏联合公报。实际上，这是丘吉尔给斯大林设下的骗局。这个联合公报的目的是要鼓舞苏联，而丘吉尔的实际行动则是继续拖延第二战场的开辟。

1942年7月，丘吉尔和罗斯福举行了单独会谈。他们决定1942年在北非登陆而不是在欧洲。丘吉尔准备亲自向苏联政府通报上述决定。为完成这一微妙的使命，他于1942年8月到达莫斯科。

丘吉尔在莫斯科时企图要苏联相信，第一，英国没有能力在今年，即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第二，他以当时交给外交人民委员的备忘录为根据，说英国没有承担过这项义务。1942年6月12日英苏公报明文规定英国承担此项义务，而丘吉尔亲自驶往莫斯科仅仅是为了向苏联政府证明，不论英国还是美国，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方面是承担义务还是背弃义务，反正都是合理的。对于这样的做法丘吉尔毫不难为情。

苏联领导人向丘吉尔申明，他们认为英国和美国粗暴地背弃了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义务。

8月13日斯大林交给丘吉尔一份备忘录，综述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备忘录重审了英苏公报中英国应当承担的义务，以及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意义。对英国政府的和谈表示了遗憾。然而最终，苏联政府接受了盟国准备在1942年在北非登陆的计划和丘吉尔关于英美两国军队将在1943年向西欧投入强大兵力的保证（后来还是没兑现，也是一种欺骗）。

丘吉尔原来深怕由于盟国的不诚实行为使苏联同德国单独媾和。他在莫斯科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任何迹象，因此非常满意地向英国战时内阁报告：“在整个会谈期间他们丝毫没有不想作战的迹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战场不是使苏英同盟关系复杂化和难以继续发展的惟一问题。丘吉尔及其政府拒绝承认苏联1941年的边界现状，企图为将来和谈时从苏联夺走许多领土创造条件。这种企图严重损害了苏英关系。

但是，苏联政府由于当时的各种条件不成熟，为了发展与英美关系，因此暂时不涉及边界问题。

1942年5月26日，在英国外交部大楼签订了苏英条约，丘吉尔出席了签字仪式。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在对德国及其附庸国作战中，彼此给予军事的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援助与支持，并确定了双方在战后时期的相互关系。条约是促进苏英关系的重要因素。这项条约的缔结坚定了苏联和英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立场，并巩固了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反希特勒联盟。

柳暗花明

丘吉尔从莫斯科回国后，立即开辟北非战场，并建议罗斯福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总指挥，副总指挥由亚历山大将军担任。双方商定这一计划提前执行，1942年11月8日在法属北非登陆，然后再由西向东，对德、意在北非的军队发动进攻，控制地中海，巩固中东，为以后在意大利和巴尔干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11月5日，艾森豪威尔冒险飞抵直布罗陀。丘吉尔把这个要塞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作为登陆战役的临时司令部。

11月8日，英美联军的3个特混舰队分别在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登陆战役宣告成功。

11月底，盟军占领了整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并进入突尼斯境内。

1943年上半年，登陆盟军和在埃及的英国军队对德意军队发动钳形攻势，彻底消灭了盘踞在北非的敌人。丘吉尔感到非常激动。为了协调盟军的下一步反攻计划，他迫不及待地要去美国访问。

5月12日，丘吉尔一行到达华盛顿，两国首脑及其参谋长们，在白宫举行了以“三叉戟”为代号的秘密军事会议。双方商定，要打破轴心国潜舰的威胁，加强军中优势，采取必要而实际的措施，援助苏联和中国。双方还商定，要在地中海地区实施大规模作战，以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同时准备于1944年春在法国登陆，对德国实行决定性的攻击。

1943年7月3日，盟军开始进攻西西里。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10月13日，意大利宣布加入盟军一边，对德作战。

由于苏德战场上苏军的节节胜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终于在1944年6月6日开始了。

1944年上半年，苏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德军一再溃退，希特勒只得把大量的预备队和西线兵力调往东线阻止苏军，这为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丘吉尔召集英美参谋长会议讨论了登陆地点，最后确定法国北部的诺曼底是最佳登陆地点。经丘吉尔和罗斯福商定，艾森豪威尔为盟国远征军总司令，英国空军上将泰德为副总司令。

为确保登陆成功，盟军曾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到1944年6月6日登陆作战时，英国已经准备好的大量的军队、飞机和船只，计有39个师，美国还有40～50个师要源源不断地运来。为了迷惑敌人，盟军统帅部还根据丘吉尔的建议，广泛采用了疑兵之计。它集结了一支假舰队，发出大量电讯，造成假象，仿佛盟军司令部设在肯特，并让美军少将乔治·巴顿闲步肯特街头，而德军情报人员正断定他是盟军总司令。进攻前夕，英国飞机又撒下大量的锡箔片，使德军误以为，好像有一支盟军舰队正开往加莱，而实际上盟军选择的登陆地点是诺曼底。

6月6日凌晨，盟军利用涨潮时机和刚刚出现的短暂的好天气，开始在诺曼底地区登陆。美英2395架运输机和847架滑翔机，从英国20个机场起飞，载着3个伞兵师向南疾飞，到法国诺曼底海岸后边的重要地区空降着陆。

黎明时分，英国皇家空军的1136架飞机，对勒阿佛尔和瑟堡之间事先选定的敌军海岸的10个堡垒，投弹5853吨。

天亮以后，美国第八航空队的轰炸机开始出击，1083架飞机，在部队登陆前半小时，对德军海岸防御工事投弹1763吨。然后，盟军各类飞机同时出击，轰炸海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太阳升起之后，盟军海军战舰开始猛轰沿海敌军阵地。

大约早晨6时30分，美军开始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登陆。在这之后，英国和加拿大军队也陆续在事先选定的海滩登陆。到了6日夜晚，将近10个师的部队连同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已经上岸了，后续部队源源而来，不断扩大盟军对德国守军的优势。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壁垒”已被突破，从而为摧毁西线德军奠定了基础。

当天下午，丘吉尔便发电报到斯大林，通报了顺利登陆的情况。

斯大林收到英国首相的电报后，十分高兴，当即回电表示热烈祝贺。按照德黑兰会议协议所组织的苏军夏季攻势，将于6月中旬以前，在前线某一重要地段开始。苏军的总攻将随着部队之陆续转入进攻而逐步展开。

空降着陆和步兵登陆都非常成功。德军虽组织了反攻，但规模有限，无法把盟军赶下海去。而且盟军后续部队源源而来，补给物资不断增加，滩头阵地逐渐扩大，逐渐向纵深发展。在盟军的强力推进下，法国迅速解放了。与此同时，苏军在1944年夏己经开进中欧和东欧。

然而1944年底，西线出现了对盟军不利的战况，德军在阿登地区反扑，突破盟军防线向前推进了90公里。这种情况迫使丘吉尔于1945年1月6日向斯大林求援，请求俄国在东线发动强大攻势。苏军于1月12日重创德军，德军只好中止在西线的攻势。这次苏军进攻到了离柏林只有70公里的地区。

德国当局败局已定，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再次会晤。会议决定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并在柏林设置管制委员会。四国首脑还就波兰边界和政府的组成问题达成协议。最后，还就成立联合国的问题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作出了决议。

4月16日，苏军发起进攻柏林的战役。25日，苏军在波茨坦以西包围柏林，并在柏林西南的托尔高地区与美军会师。27日，进入柏林。30日，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2日，柏林守军投降，各地德军也相继投降。5月7日，德国代表同艾森豪威尔签订投降书。5月8日，又在柏林向苏军元帅朱可夫签订投降书。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丘吉尔领导全英人民进行战斗，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战后的地位打下了基础。

山穷水尽

历史造就英雄人物，只有顺应方可成功。丘吉尔反法斯战争的成功正说明了这点。但是，以后的日子中丘吉尔由于一意孤行，终究被人民所抛弃。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接近，丘吉尔急剧向右转，不顾国际舆论和英国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倒行逆施。

1945年春天，丘吉尔提出的政治纲领同英国人民的情绪完全背道而驰。

1945年整个欧洲，包括英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是向左转的。英国人民希望同苏联继续保持联盟与合作，在民主的基础上改善国内生活。丘吉尔没有理解，也没有看到这一点，结果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在战时，丘吉尔对内政问题考虑得不多。英国劳动人民意识到，英国正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因此一致拥护政府及其为争取战争胜利采取的各项措施。工人阶级忍受战时痛苦的思想准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加充分。国内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消失，但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尖锐。

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对敌斗争，在战争的头几年，丘吉尔政府大肆宣扬准备在战后进行一系列改革来改善英国劳动人民的社会条件，还成立了一个以工党党员格林伍德为首的建设委员会。可是随着胜利的日益迫近，政府的战后改革方案也逐渐地被束之高阁。

丘吉尔在战争后期就明显感到的对大英帝国的两股威胁，在战后愈加势不可挡了。这就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苏联势力的日益强大。丘吉尔看到分崩离析的大英帝国时，不无感伤地说：“我当国王陛下首席部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主持解散大英帝国。”很清楚，大英帝国的解散，英国的非殖民化是任何人在40年代担任英国首相时都要直接面对的问题。即使罗斯福不下决心让所有殖民地人民在战后获得自由，大英帝国内部要求取得独立的力量也已兴起，而且锐不可挡。丘吉尔想要阻拦，无异于在汛期命令潮水不要上涨一样。

对英国来说，甚至战胜德国的后果也颇具讽刺性。丘吉尔懂得，要想抗衡苏联这块巨石，要在大陆上保持稳定局势，必须重建德国，战后历史的发展证明，重建德国比治疗半瘫痪状态的英国要容易许多。重建后的德国，现代化的工厂取代了被炸得粉碎的老厂。英国作为战胜国，却只好继续使用那些在战前大部分就已过时的机器和其他设备。结果，德国变得更富有，更强大。

英国人民在战后初期不得不备尝限量配给的困苦。丘吉尔不得不懊恼地认识到，不管他们作出多少努力，承受过多少痛苦和牺牲，英国再也不能像从前习以为常的那样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了。但对丘吉尔最为严重的打击是不得不再次失去心爱的权力。

到德国投降时，1935年选出的英国议会已经持续了10年，议会在战时度过了两届任期。丘吉尔在1944年10月曾经声明，战胜德国之后立即举行选举。

1945年7月5日选举开始。

波茨坦会议期间，为使丘吉尔能够回到英国去听取选举结果，所以会议决定暂停几天。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把行李留在柏林，他以为过一两天就会和丘吉尔一起回来。丘吉尔安排在选举揭晓那一天在伦敦的家里举行小型宴会，以庆祝保守党的胜利。

但丘吉尔半夜醒来，觉得肚子一阵刀扎般的疼痛，这是不祥的预兆。天亮后丘吉尔知道了选举结果，这使丘吉尔如遭晴天霹雳，他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保守党被撵出了政府，工党以绝对优势取胜。艾德礼当上了英国的新首相。

一旦和平有了保证，有成就的战时领袖便遭抛弃，这并不罕见。其中原因之一是，战时领袖所具备的品质在和平时期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再说丘吉尔在竞选时并没有提出任何社会改革的纲领，而广大选民战后却渴望英国进行社会改革。

7月27日中午，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举行了内阁告别会议，会议的场面相当阴郁。会议结束时，丘吉尔让艾登留下来，他们单独谈了半小时。丘吉尔情绪不佳，很可怜，他说今天的事真让他受不了。痛定思痛，反而更加痛苦。他觉得事情对他太残酷了。他对艾登说：“30年来，我的生活一直和这间办公室联系着。今后我永远不会坐在这里了。你是会的，我是不会了。”

丘吉尔不能返回波茨坦，而是要到皇宫向国王递交辞呈。国王提议授与他“嘉德”勋章，但这位前首相认为现在接受勋章是不合时宜的。艾德礼首相曾建议丘吉尔跟他一道参加波茨坦会议，丘吉尔拒绝了，这是容易理解的。以前他是以三国首脑之一的身份参加波茨坦会议的，现在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以一个代表团的普通成员的身份返回那里的现实。

丘吉尔下一步该怎么办？许多人以为他会就此隐退，躺在战时成就的功劳簿上。他毕竟是72岁的人了，而且最近刚刚得过中风。丘吉尔的许多朋友劝他离开议会，去编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但是，丘吉尔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他不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而永远退出政治舞台。他宣布他将在议会中全力以赴地研究战后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并将继续领导保守党。他自我感觉良好，相信他一定会重返唐宁街10号。

战争开始之前很久，丘吉尔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英美联合，战后这一联合成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事。战争年代，丘吉尔视这种联合为英国胜利的先决条件，战后，他把这种联合视为抗御苏联在欧洲和全世界扩张的惟一办法，也是英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影响的有效途径。

丘吉尔关于“铁幕”的演说是人所共知的。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到达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演说。他宣称，新的战争和暴政的危险直接威胁着世界，这种威胁的根源就是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提出要建立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对付苏联的威胁。他说：“铁幕已经在欧洲大陆放下了，它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海的的里雅斯特，用一条线把欧洲分开。”

政治活动没有用完丘吉尔的全部精力。他还用了很多时间去画画，并把自己的画送到皇家美术院展出。另外，他还撰写了六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撰写这部书时，他搜集了他所经手的所有主要文件的抄本，另外，他和斯大林、罗斯福战时的许多往来信件也成为这部书的材料，所以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这部著作出版后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丘吉尔坚持在下院当了6年的反对党领袖，直至1951年10月保守党重新上台，他再次就任首相。当76岁的丘吉尔再次担任首相职务时，人们普遍推测他会比以前更多地把权力委托给别人，同时还推测，丘吉尔实现了凯旋归政后，就会把权力移交给他选定的接班人安东尼·艾登。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要放弃权力是很难的，而对一个老人来说，放弃权力就可能等于放弃生命。要丘吉尔放弃权力，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一再把退休的日期往后推。起初说他要等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礼，接着便说要等到女王从澳大利亚访问归来，然后又说要等到艾登动肠道大手术完全恢复健康之后，后来又说要等到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几年过去了，丘吉尔仍稳稳地固守在唐宁街10号。终于，他不能再无视自己羸弱的身体和同事们的呼声了，他自我解嘲地说：“我很快就得退休了，安东尼不会长生不老的。”

1955年1月，温斯顿·丘吉尔才最后决定辞职。4月4日，女王偕丈夫到唐宁街10号去看望丘吉尔。为了表示对女王的尊敬，他举行了午宴，出席宴会的有政府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将领、工党领导人以及丘吉尔的密友。女王对丘吉尔辞去首相职务表示了关切。4月5日，一切手续办理完毕。老首相驼着背，拄着手杖走出汽车，来到白金汉宫的门前，他向女王呈递一份辞呈。第二天，艾登就任首相。

退休后的丘吉尔从此便一直住在他的乡间别墅里，有时他也到地中海沿岸去观光，到蒙特卡罗去赌博，不过他注意控制自己，没有入迷。在蒙特卡罗时，每天晚上他都蹒跚地走到轮盘赌桌前坐下来，前面摆着一大杯1918年产的“拿破仑”白兰地酒，嘴里叼着没有点着的雪茄烟，并且始终压在18和22号上，据当时赌场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丘吉尔的运气非常好。”

1964年末，丘吉尔庆祝了自己的90诞辰，不过没有举行任何隆重仪式。他体力不支，已经打不起精神。他收到6万封贺信、贺电。许多伦敦人来到海德公园街的住所看望他。这天，他穿着按战时式样缝制的古怪服装，站在窗口向大家致意。从丘吉尔90诞辰的照片看来，他已经非常衰老。他的眼睛失掉往日闪耀的那种智慧、意志和刚毅的目光。时间夺走了这一切。美国报纸就丘吉尔90诞辰发表的文章写道：“他今天的情况反常，甚至是可悲的。英国已经把他列为国家光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可是他总还活着，尽管同自己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和谐。”文章还指出：“温斯顿爵士还是和从前一样，向时间和命运挑战，但他终究是枯老了。”

1965年1月初，丘吉尔患了感冒而卧床不起。1月15日又因脑溢血而昏迷，这种昏迷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抢救无效，l月24日温斯顿·丘吉尔就与世长辞了。

丘吉尔的葬礼一切均是按他的设想进行的。早在1947年，丘吉尔就告诉妻子，希望以军人的礼仪安葬他。在逝世前的几年，他就以《葬礼手册》为题作好了书面安排。安葬他的豪华和隆重程度可以与国王葬礼相比，并且他的墓地在布伦海姆宫马尔巴罗公爵官邸的附近，这也是安葬他父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