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裂变

在赴法勤工俭学的人中，以中学生为最多，此外还有小学生、师范生、大专学校学生、教师、工人、商人、记者等等。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是 54 岁的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她毅然离开了故乡，与儿子、女儿（蔡畅）一起举家赴法，去受中等女子教育。其次是 43 岁的徐特立，他是湖南省著名的教育界领袖，也抛弃了舒适的生活，到法国去做工。贵州省教育界知名人士，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也是如此。这些老前辈的壮举给青年一代树立了榜样。勤工俭学中年龄最小的王树棠，只有 10 岁。15 岁以下的还有 20 人左右。在

勤工俭学中还有一批女生，约 20 人。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队伍中，涌现出众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陈毅、王若飞、李富春、陈延年、陈乔年、郭隆真、钟汝梅、刘清扬、邓小平、聂荣臻、何长工、李维汉、蔡畅、萧三等等。他们有的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英勇牲牺了，有的成了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世界观的原因，他们在留法勤工俭学过程中，并没有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而是埋头读书，成了科学家、工程师、教授或者企业家等等，在旧中国，他们的报国志向无法实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他们为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可喜的贡献。但也还有后来或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或消极颓废皈依天主的，他们成为勤工俭学生中的渣滓，被时代、被历史所淘汰。

勤工俭学大致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半工半读”，即白天学习，晚上做工。第二种“先工后读”，先工作 3 至 6 个月，积攒一定数量的钱后再专心读书。第三种“先读后工”，先用带来的钱读书，用完后再做工。也有的一开始就去当工人，一心在工厂学习技术，也有的工读学生并非每天同时进行学习和劳动，而是利用春季或夏季休息的时间集中做工。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往往取决于他们所带钱的多少。得到省里补助金的学生，大都选择了第三种方式，从 1919 年到 1920 年上半年来法的学生，资金较充裕，先读后工的多。1920 年下半年，先工后读、半工半读的人是多数。

总部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在李煜瀛、萧瑜（子升）的安排下，特设“学生事务部”，用专人处理日常工作，帮助勤工俭学的学生寻找适当的学校学习，或寻找适当的职业做工，以及负责发放各省补助金、借贷和追回华法教育会单独发放的奖学金等烦杂事务。赴法华人还出资买房，建立“华侨协社”。这个设于巴黎西郊哥伦布、设有讲演室、图书室、商品陈设室的活动中心，是个名符其实的互助组织中心，一度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经常来访之地。

战后的法国，经济萧条，勤工俭学生的工作能力也很有限，所以为学生们寻找工作颇费周折。几经努力，基本上都在雷诺汽车工厂、克鲁佐兵工厂、里昂汽车工厂等地找到了工作。学习上，他们一般需要读 3 个月或半年就可学完课程的速成科，与留法俭学会素有交情的蒙达尔纪和文道姆、枫丹白露等 10 多所中学接受了大部分中国学生，有的还成立了中国学生速成科。

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中国学生从事的多是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工资仅仅是法国工人的一半。除去生活费、学费，他们只能勉强度日。华法教育会不时地给生病、失业的学生少许救济，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多数学生能够坚持做工，坚持学习，依靠的是坚强的意志和学好知识和技术报效祖国的信念。王若飞曾在圣夏蒙钢铁工厂做学徒。圣夏蒙黑烟滚滚，河水污浊，工人们衣着破烂。王若飞暗暗告诉自己：“粗野的劳动者，才是人类过正当生活的人，又是文明的制造者。”王若飞做的是铸造工。他每天劳动8 小时，还规定自己学习 5 小时，并且坚持记日记。勤工俭学完全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劳动的弊病，也粉碎了知识分子爱虚荣、缺乏真才实学，过寄生生活的梦想。勤工俭学在知识和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成功。徐特立高度赞扬勤工俭学运动，李煜瀛也颇为得意。但王若飞的观点却不太相同：

“我非不知劳动为自己对人类应尽之一种义务，劳动为良心上平安的生活，劳动是愉快的事业，对于劳动而生痛苦观念是很可耻的事。但是，现在这种劳动，完全是替别人做事，拿劳力卖钱，不是自动自生的劳动。”

勤工俭学的出路是什么呢？工人中的知识分了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1920 年 6 月，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生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法国经济衰退，物价高昂，勤工俭学生们的生活极为贫困，华法教育会又置之不管，致使双方矛盾加剧。1921 年 2 月 28 日，勤工俭学生提出“求学权、劳动权、生存权”的口号，包围了中国驻巴黎公使馆。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为“二八斗争”。

1920 年，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高达 6600 多人，几乎人人都希望找到工作，但由于经济的不景气，缩短工时、停工、大批解雇工人的浪潮席卷整个法国，因此不太懂法语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就业率更低，实际能找到工作的不

过 500 人。失业与通货膨胀紧密相连，勤工俭学生的旅费不断贬值，加速了

他们的贫困。当时的房租、伙食费、被服费、学费、书籍费平均上涨 4 倍，

中国学生往往是把 1 天的食物分作 3 天来吃，即使如此，也往往靠借贷度日。

因病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在此危急时刻，华法教育会于 1921 年 1 月 6 日，突然宣布停止向勤工俭学生提供经济援助。

华法教育会的财政问题由来已久，停止救援也是必然。华法教育会本身没有收入，只是依靠个人捐款。随着时间的推移，货款和经费开支不断上涨。1920 年 10 月前的 15 个月，经费开支为 4.8 万法郎，货款 46 万法郎，而 11

月到 1921 年 1 月，3 个月时间，经营开支便达到 4 万法郎，贷款竟达 32 万法郎。李煜瀛、吴敬恒等人均相继回国，在勤工俭学生处境最困难时，没有一个勤工俭学的倡导者留在法国。具体办事的向迪璜等人不仅摆官僚架子，对学生颐指气使。还更为严重的是，刘、向负责的华法教育会会计帐目不清，大肆贪污学生补助款。1920 年 4 月，湖南省政府捐赠勤工俭学生 10 余万法

郎补助款。《旅欧周刊》也刊发了消息，可直到 1 年后，华法教育会才开始发放这笔款子。1921 年，北京政府拨款 10 万元救济勤工俭学生，华法教育会的职员绞尽脑汁，利用虚报人数、强征横敛的手段，从总值 73 万法郎中侵

吞了 12 万法郎。对华法教育会的问题，吴敬恒等人佯装不知。1921 年 1 月，蔡元培出国考察欧美教育，来到法国。他不仅拿不出解决方案，反而听信谗言，以“勤工俭学生来法国者，多不合所订条件”、“无勤工之志”为名，决定停止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蔡元培的电报发回国内，其反应必然不是采取措施救济，而是强烈主张遣返勤工俭学生。接着 1 月 12 日和 16 日，蔡元培又两次向全体勤工俭学生发表“通告”，宣告停止经济援助。蔡元培的所作所为令学生们极为失望。1 月 26 日，学生代表见到了与蔡元培同行，却无任何权利的李麟玉。李敷衍学生说：“教育会已宣布两个月后和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他还转嫁责任：“诸君，应向公使馆、领事馆请愿以图维持。”蔡元培早已躲到比利时，学生们只好把斗争矛头指向驻巴黎领事廖世功。1 月 28 日，学生们提出，希望领事馆暂时每月发给勤工俭学生相当于官费留学生费用一半的 400 法郎，廖世功不屑一听。学生又使新任公使陈箓提出了要求，陈箓也没有明确的答复。旷日持久的交涉，使学生们日益穷困。2 月 27 日，公使馆接到北京教育部电报，指示将“勤工俭学生无力自给者遣送回国”。这无异是最终判决。

危急时刻，蔡和森、王若飞等人组织的“工学互助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的学校以拖欠学费为名勒令学生退学，互学互助社向各地勤工俭学生分发印刷品，号召他们奋起斗争。工学互助社还揭露了华法教育会和公使馆的不负责任，剥夺贫穷子弟求学权的阴谋。2 月 27 日，工学互助社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召开了“赴法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驳斥对于勤工俭学运动的中伤、非难，提出了有利于勤工俭学运动的“劳动权、求学权、生存权”的口号，并决定次日到公使馆进行请愿。

2 月 28 日，从法国各地来到蒙达尔纪的学生，在蔡和森、工若飞及向警予的带领下，开始向巴黎的中国公使馆进发。但巴黎警察署收到一封匿名信，将消息通知了中国公使馆，并派大批警察将公使馆包围起来。学生们无法进入公使馆，只好推举包括向警予在内的 11 名代表会见公使陈箓，其他 300 多人在附近在公园待命。

学生代表要求：“无论如何，必达勤工俭学目的。请求政府每月给费 400

法郎。”陈箓声称“无答复之权”。谈判僵持不下。午后，陈箓被迫到学生们面前亮相，却仍坚持不能答复。愤怒的学生向他涌去，陈箓仓皇逃走。法国警察袭击学生，将学队伍冲散。学生代表们被拖出使馆，并被警察带走。陈箓怕态扩大，又请求警察释放了被捕学生。

“二八斗争”由于遭受武力镇压失败了。腐败无能的官依靠帝国主义，用武力镇压正义学生，是当时国内中国人民遭欺凌的一个缩影。通过这次斗争，留法俭学生们认识到，法国，也如同在中国一样，军阀统治无所不在。而法国政府则认为勤工俭学生扰乱了法国社会的秩序，一些狂热分子叫

嚣：“那帮中国学生，都是些要革命的人，非赶快想办法对付不可。”法国舆论界批评中国政府未采取救济措施，就提出强行遣返的方针。陈箓迫于法国政府和舆论的压力，只好提出三项解决办法：一、对业已入学者暂时给予一个月的补助；二、对失业者除每月发给生活费外，设法与工商界联系安排就业；三、对志愿回国者给予费用准其返国。这一解决方案虽不完善，但总算使勤工俭学生勉强渡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时期。

“二八斗争”刚刚平息。5 月 14 日，中法两国政府正式成立了以救济俭学生为目的的“中法委员会”。中国方面由在袁世凯手下任过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的朱启铃任名誉会长，陈箓任名誉副会长。蔡元培及巴黎总领事廖世功等人任委员。法国方面由前总经理潘鲁维任名誉会长，教育部代表别兰、商工部代表皮克娜尔、法比银行代表康恩、东方汇理银行代表圣·皮彼尔等人任委员。中法委员会实际是从 3 月份开始工作的。在 5 月 14 日的大会上，

收支决算说明，收入的一半业已用作救济金了。若发给 2000 名勤工俭学生的

旧国船费，就必须准备多达 240 万法郎的资金。不仅是强制学生回国，就是“中法委员会”本身也面临着夭折的命运。

那么，法国政府为什么要救济中国勤工俭学生呢？原因在于法国试图抵制美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正如法国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潘鲁维所说的：为了防止法兰西文化从远东被驱逐出去，法国应当坚持对中国青年的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从中国被挤了出去，美国、日本大举推进。美国甚至用义和团赔款为基金，加大了清华大学的留美事业。法国期待从2000 名勤工俭学生上取得不次于美国的清华大学留美事业的“成果”。

中国政府之所以同意救济勤工俭学生，则是为了向法国借款，即历史上的“善后大借款”。纸包不住火，1921 年 6 月中旬，由于法国大银行之间因分摊不均，中法秘密借款之事被法国报纸披露。借款总额为 5 亿法郎，“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以滇渝铁路建筑权、全国实业购料权作交换”。对此，旅法华人无不义愤填膺。王若飞、李尉农、张增益等人印发传单，各华人团体多次集会。1921 年 6 月 30 日，巴黎 300 多华人，主要是勤工俭学生会和工人举行拒款大会，反对中法秘密借款，并对双方正在进行的此项谈判表示抗议。法国政府仍以拉拢为手段，将学生的救济款发至学校。正在此时，传来中法已于 7 月 25 日草签协约的消息。勤工俭学生们又一次包围了公使馆，和华工一起火烧了公使馆。8 月 13 日，旅法各界华人召开第二次柜款大会，迫使使馆一等秘书王曾思立即向法国外交部声明反对 5 亿法郎大借款。在各界华人的共同努力下，秘密借款终于流产了。气愤之极的“中法委员会”在 9 月初宣布，从 9 月 15 日起停发维持费，送学生入学的许诺也随之取消。这实际上是把大批勤工俭学生推进绝境。中外反动派的阴谋并未就此止步，勤工俭学生的斗争也没有停止。

被人称作“现代墨子”的吴敬恒，是勤工俭学的倡导者之一。他认为，勤工俭学只能培养中、初级技术人员，只有大学教育才能培养高级人才。他在《海外中国大学末议》一文中，力陈到海外，尤其是法国办大学的好处。他的想法得到了蔡元培、李煜瀛、里昂商会、里昂医科大学校长列宾等人的支持。护法军政府总裁兼内务部长岑春煊，总裁兼外交部长任廷芳、广东军阀陈炯明等人提供了资金援助。大学校址设在里昂西郊的圣迪列涅，命名为里昂中法大学。由于政局变动，陈炯明被孙中山消灭，经费筹措紧张，办学规模不得不缩小。中法大学只能充当里昂大学的补习学校和宿舍，学校规格降低，招生人数也由 700 人减少到 150 人。

起初，得知创办里昂中法大学的勤工俭学生们都又惊又喜。但吴敬恒根本没有把勤工俭学生考虑进去。他不仅需要招收军阀子弟，而且还宣称与华法教育会无关。 1921 年 6 月 6 日，当得知吴敬恒在国内另招的学生即将来

法时，以王若飞为首的工学互助社召集了 250 名勤工俭学生，举行集会，要求把里昂中法大学改为“工学院”，招收勤工俭学生。8 月底，当吴敬恒已带领学生启程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各地的学生便将等待主义改为斗争主义。克鲁佐的学生们首先发表了战斗檄文。强调勤工俭学生里有优先进入中法大学的权利。排除勤工俭学生，就是抛弃海外平民教育，势必恢复到以前贵族教育的局面。这一檄文，得到各地勤工俭学生的热烈响应。9 月 5 日，学生们再次发出通告。9 月 17 日，学生们斗争情绪更加高涨，通过了“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的决议，确定把勤工俭学总会迁往里昂中法大学，进军里昂，强行占据中法大学。

17 日决议决定，进军里昂的总司令部设在巴黎。哥伦布、蒙达尔纪、夏

多迪埃利、枫丹白露等地同学，组成先发队，于 9 月 20 日晚 8 时 35 分和 9

时 55 分，分两批由巴黎前往里昂；并决定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总办事处与先发队同日移往里昂，只留委员 5 人为驻巴黎代表。21 日晨来自巴黎和各地的学生在里昂会合了，人数总计约 250 人。他们以圣迪列理为进军目标。蔡和森担任前线总指挥。克鲁佐运动团的李立三，以及李维汉、陈毅、赵世炎、向警予等人也是这次进军的指挥者。这些人中的 100 多人组成先发队，大部分由留在巴黎的周恩来和王若飞负责招集。

月 19 日晚，即先头部队进军里昂的前一天，学生代表王若飞等人到公使馆会见陈箓，坦诚告诉他要在国内新生到来之前，进入里昂大学以求解决，并要求陈箓出面向法国政府交涉。狡猾的陈箓不仅装模作样地替学生出主意，叫学生搬进里昂大学住下再说，还假惺惺表示慷慨拿出 2000 法郎作为先发队赴里昂的路费。学生们知道，陈箓肯定心怀鬼胎，但又觉得“失此机会不图，以后再也没有争回里大的希望，勤工俭学的根本问题亦舍此无法解决，故仍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奋然去做”。其实，陈箓背后，有着更为狡猾的法帝国主义。在法国公使给本国公使的电报中，宣称“我们要做到对这一遣返不负任何责任，重要的是把当事者的愤怒引向他们的政府”。不论是对北京军阀政府，还是对法帝国主义，进军里昂都是他们将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一网打尽的绝妙机会。

先发队到达里昂中法大学时，校方早已严加防范，各处房门全上了锁。先发队员只好在草地上待命，派代表与中法大学副校长褚民谊进行交涉。褚民谊不仅立即拒绝接见学生代表，还凶残地给学生们加上“无钱、无学、革命党”的罪名，通知警厅予以拘禁。午后 4 时半，二三百名警察包围了里昂

中法大学，没收了先发队员们的随身带的护照。使得他们无法行动。当晚，学生们在学校的空房中过夜。次日，警察逮捕了所有学生，把这些学生拘禁起来。留在巴黎的王若飞、周恩来等人得知全体先发队员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首先营救被捕学生。周恩来和王若飞恳请勤工俭学生的两位长者徐特立和黄齐生，去与有关当局交涉。徐特立和黄齐生来到里昂，见到了带领新生刚刚抵赴法国的吴敬恒。吴敬恒破口大骂：“勤工俭学生不守纪律，无办法，筹款不成问题。”徐特立又说：“不守纪律是由于失业，不能求学，又不能生活下去。有钱必然有办法。吴先生对于筹款的方法怎样？”吴敬恒答道：“我已写信给陈箓要他筹款。”吴敬恒是一个在野的名流，陈箓是国家的公使，吴敬恒有什么权利命令公使筹款呢？这肯定是个骗局。

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会驻巴黎代表要求陈篆从速派人前往里昂，与法国交涉，取消拘禁。副领事李骏受陈箓派遣，于 23 日晚到达里昂。名义上、李骏是来保释先发队的同学们，实际上却受陈箓指使，暗中破坏。自从他到达里昂后，警察对学生的监视更为严格，原有的一些行动也被取消了。此时，这一事件又由里昂地方移归外交部处理，问题复杂化了。29 日，李骏回巴黎复命。

吴敬恒虽一口咬定里昂中法大学绝不能解决勤工俭学问题，也就是说绝不能对勤工俭学生开放，但为了拖延时间，仍然同勤工俭学生进行谈判。10 月 3 日，谈判地点从里昂迁到巴黎，吴敬恒召集章士钊、高叔钦、李骏、郑毓秀商议后决定，仍不能答应勤工俭学生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要求。作为妥协，他们提出 4 项方案：即（一）章士钊在国内搜集 9 万元捐款；（二）公

使向政府要求每年 3 万元的援助；（三）其款项交由公使馆掌管发放；（四）

设法在克鲁佐安排 500 学生就业。这种妥协方案似乎有难度，但对于吴敬恒这一“在野的名流”却不成问题。因为，这只是在勤工俭学生被遣送回国之前，故意转移视线。北京军阀政府因为勤工俭学生的斗争，中法秘密大借款未能实现，使大总统徐世昌这个巴黎大学的博士恼羞成怒。法帝国主义政府也决心报复中国。在公使馆打给北京外交部的电报上，给被捕的勤工俭学生加上“扰乱治安”的罪名，要求强制遣返国内，并要求中国承担 1 万元船费。由此可见，中法两国统治者的态度是早已确定了的。

月 10 日，被拘捕的 100 多名勤工俭学生绝食一天，对他们“无辜受辱”表示强烈抗议。联合委员会驻巴黎代表为此再次会见陈箓，要求他“严重向法政府交涉，恢复学生自由”。陈箓未予理会。11 月，里昂的警察和法国外交部代表又来到兵营查点被捕学生名册。12 日，里昂警察强迫学生填写履历表。13 日，104 名勤工俭学生被塞进装甲车，在里昂车站又被转换到另一特别列车送往马赛。最初被逮捕的学生，大约是 125 人，到被遣送时，逃

跑了一些，只剩下 104 人，这其中包括蔡和森、向警予、陈毅、李立三等革命家。赵世炎当时是学生代表，出营交涉，得以逃脱。14 日晨，列车抵达马赛车站。车站上全部戒严，刀枪林立。闻讯而去的学生无法交谈。中法大学的副校长褚民谊还在暗中监视学生们的举动。勤工俭学的学生被直接押进法轮宝勒加号的无等舱。船上还派有一名法国军官和 8 名法国士兵押送。这一天，正好是中法委员会停止发放补助款的日子。

归国途中，这些勤工俭学生们受尽了苦难。他们从马赛动身时，事前都没有准备，也没有带行李。没有换洗衣服，没有书籍文具，没有钱，一个多

月的航程，天气时冷、时热，身体忍受着折磨，心里还惦记着留在法国的 1000 多伙伴。他们向国内外同胞呼吁：我们此次回国同学，都是留法的同学推举的代表，都是为了谋求读书学习问题才被迫害的。现在我们虽回了国，可在法国的还有很多同学，希望大家为他们的生活考虑，捐款捐物，资助他们早日学成归来，报效国家。

陈毅的心情是沉重的。路过地中海时，他愤然写下诗句：

我今东归，

归向那可爱的故乡，故乡是我的情人，不知他而今怎样？

欧陆的风云苍茫。一股横流东向，妙手空归的我呀！怎好，怎好还乡。

去国的壮怀，

只如今头垂气丧，曾记否少年的肩头，应担负什么分量？

真不堪回想，这五年的流浪！

践踏了父母的血肉，狼狈在地中海上！

周恩来在秘密大借款时，就接连撰写详细的通信寄回国内，向全国人民揭露北京政府和法国政府的肮脏交易。现在，他又奋笔疾书，写下《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一文。文章忠实地记录勤工俭学生进军里昂的始末，对学生们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对中法政府的无理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并呼吁全社会给予有力的声援。文章精辟地分析了勤工俭学生们求学不得，工作不能，被押解回国的原因，是一篇在留法勤工俭学史运动史上极为珍贵的文献。

经过 1921 年的“二八”斗争及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和争回里大的斗争，广大勤工俭学学生受到深刻的教育。

首先，勤工俭学的理想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是很难实现的。如果没有社会制度的变革，纵然个人奋斗的力量无穷，也只是以卵击石。无论是实行工读主义还是勤工俭学主义，都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社会革命才是唯一出路。

其次，通过法国政府在对待勤工俭学生的态度上，认识到了帝国主义所鼓吹的“中法文化运动”的欺骗性。在“二八”运动时，法国为了拢络中国青年，抵制美国文化渗透，曾反对北京政府遣送学生回国。现在，因中法借款阴谋没有得逞，立即驱逐学生。一前一后的变化，只能说明所谓“中法文化运动”原来是经济文化侵略的假面具。

再次，勤工俭学生们认识到，在反对和驱逐勤工俭学生上，中法反动派的利益和步调是完全一致的。陈箓为了卖国求荣，将勤工俭学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蓄谋已久。里昂中法大学的当事人吴敬恒、褚民谊等为了自身利益也希望赶走勤工俭学生。法国帝国主义以其警察机关等国家机器做帮凶，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总之，法国政府、陈箓与北京政府、里昂中法大学这三方面互相勾结，串通一气。他们都是迫害勤工俭学生的反动派。因此，必须与中外反动派做彻底的斗争。

最后，勤工俭学生们由此认清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同时还认识到通往胜利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他们没有想到，号称自由，高唱人权的法兰西，竟然用武力镇压学生，竟然出现这种无耻、卑劣的举动。他们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法兰西，是为追求光明而来的，却仍然被邪恶、强权所左右，光明在哪里呢？

勤工俭学生们一边思索，一边总结经验。但学生们有信心，相信“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没有屈服，没有颓丧，而是准备更加英勇、机智地进行斗争。

押送学生的法轮到达香港时，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李立三等 27

人离航登岸，去了广州。陈毅与另外 77 人于 1921 年 11 月 25 日抵达上海。

留在广州的 27 人于 12 月中下旬也来到上海。

在陈策和法国政府的迫害下，1921 年 10 月 28 日和 11 月 11 日，又有两

批勤工俭学生被迫回国。第二批 6 人，第三批 29 人，都于 12 月抵上海。向警予就是第三批回国的。

这三批勤工俭学生在上海，继续为解决生存和求学问题开展积极的呼吁和斗争。他们据理力争，以事实为依据，向全社会揭露了中法反动派互相勾结对他们进行的一系列迫害，赢得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夏日的一天，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共 14 人，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聚会，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归国的勤工俭学生面对黑暗的社会、腐败的政府，进一步意识到肩负的救国责任的重大，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立即加入了新生的共产党和共青团，投身于反帝反封的革命洪流。蔡和森、向警予在党中央担任了领导工作；李立三、张昆弟、罗学瓒到铁路、矿山去从事工人运动；陈毅先回四川想办法解救被困法国的同乡，随后去北京从事革命活动。鲁易、吴明南下广东、海南从事军事运动。还有一些人再度赴法。如王京歧，第二次到法国后，与周恩来一起，在旅法各界人士中积极做统一战线工作，为革命做出了一定贡献。

里昂进军失败了，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里昂进军标志着前一阶段勤工俭学运动的结束。对于勤工俭学生来说，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斗争，是比勤工俭学更为迫切的事情。这一阶段勤工俭学运动的结束，标志着勤工俭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1921 年留法勤工俭学生所进行的三大斗争，促成了其中先进分子的新的觉醒，他们认识到建立一个战斗组织的必要性。几个月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诞生了。从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掀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