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钱其琛

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外交工作的需要，是从事外交工作的全体同志的迫切要求，也是外交战线上的老同志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心愿是，通过深入学习与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更加自觉地加以继承和发扬，进而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开拓创新，把外交工作做得更好。我认为这是对他老人家 91 周年诞辰最有意义的纪念。

大家知道，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袖之一，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的外事工作。建国以后，他以总理的身份兼任外长近 9 年之久，为开创和

建立新中国的新型外交碑精竭虑、呕心沥血。周恩来同志在长途 26 年中，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 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建国前夕和初期，周恩来同志与毛主席一起致力于新中国外交基本政策和方针的制订。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重大政策。1952 年第一次使节会议上，他遵循毛主席的某些决策和初步的实践经验，高度概括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6 条方针，对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作了极为精辟深刻的论述。

建国以来所有的重大对外行动，都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实践或直接指挥的。1950 年 2 月，他赴苏协助毛泽东同志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在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与此有关的外交斗争及其后的停战谈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他一再据理力争，联合国不得不允许我国特别代表走上国际讲台，有力地控诉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在他领导下，新中国迅速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同一批国家建立了新型的平等的外交关系。所有这一切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主权和尊严， 把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一扫而光，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而又不畏强暴的崭新风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朝鲜停战后，周恩来同志敏锐地抓住国际局势相对和缓的时机，经中央决策，大力推行并发展和平政策，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他提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同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共同倡议把它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他运用这些原则， 为和平解决印支问题和促进亚非团结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中国也从此开始登上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他亲自“解剖麻雀”，以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为示范，使我国同大部分邻国的边界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先后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安定了周边环境。从 1956 年底到 1964 年初，他三度出访亚

非 28 国，支持它们争取与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建立与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积极寻求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

促官”的方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对英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间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他同戴高乐特使富尔进行长时间的深入会谈，于 1964 年初实现了中法建交，打开了我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对美国，周恩来同志也没有把它排除在我推行和平政策的范围之外。在同美国的侵略、干涉政策坚决斗争的同时，周恩来同志一再表示中国愿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解决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在他直接领导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既是我国对美进行外交斗争的场所，又是保持双方联系的一种渠道，对以后打开中美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周恩来同志为维护中苏关系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一方面耐心做工作，力求维护团结的大局，另一方面同苏联干涉、控制我国的图谋进行坚决的斗争，特别是顶住了毁合同、撤专家的高压政策，显示了彻底的独立自主立场。从朝鲜停战到 1965 年，与我建交的国

家由建国初期的 18 个逐步增加到 49 个，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尤其是广大亚非拉国家把中国视作他们真正的朋友，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同我们并肩战斗，这一切是同周恩来同志的努力不可分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交工作一度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平外交政策被诬蔑为“三降一灭”，出现了一些违反外交政策的破坏行动。周恩来同志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加以补救。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外交工作从 1968 年起就逐渐恢复正常。

70 年代初，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尼克松总统调整对华政策的信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同志是这一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和直接实行者。从美国驻波兰大使同我国驻波兰代办的会见到“乒乓外交”，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尼克松跨越时代的握手，都是他亲自安排的。他同尼克松谈判、签订的《上海公报》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就为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以此为契机，世界上掀起了同我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高潮。到周恩来同志逝世前， 与我建交的国家由 49 个猛增到 107 个。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得到了恢复。

从以上简要的回顾，我们看到周恩来同志的外交实践可说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称周恩来同志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他是当之无愧的。80 年代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国外交所开创的新局面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外交思想和论述十分辉煌。其中见诸文字的，例如同外宾的谈话记录、内部报告、文稿和批示等， 仅由外交部所保存的就有 5000 多件。这些论述探讨并回答了新中国外交和战后国际关系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实际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外交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了总体框架。不仅如此， 从这些文、电、手稿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也为 80 年代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这里，我想着重指出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以下几个主要点。

（一）明确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这就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外交首先碰到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外交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从人类进步的前途看，我们当然要着眼于各国人民、寄希望于人民，但外交工作只能通过发展国家关系

来影响人民；外交关系可以有官方、民间等多种形式，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靠官方。他强调“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这些论点今天听来已经很熟悉了，但在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尤其是在林彪、“四人帮”所谓的“世界革命”论泛滥的年代，却似中流砥柱，为端正外交工作的基本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引伸到外交领域，提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他指出，维护得来不易的民族独立，政治上自主而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经济上自立而不依赖外援，这是我们决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区别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根本所在。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能让步的。周恩来同志不论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还是同苏联的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性都是十分鲜明的。他在建国前就说过， 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建国初期，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我国同苏联结盟，周恩来同志是赞成的，但他总是强调“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失掉”，不能盲从、照搬它的政策和经验，不能依赖它的援助，不能没有批评，等等。波匈事件后， 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各国独立和主权也要受到尊重”。他作出了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结论。

（三）从对战后世界主要矛盾和我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中，提出战争与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和平政策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政策，不是一般政策、更不是策略的思想。他指出，尽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根本的，但“当前主要表现出来的是和平与战争的矛盾”、“最突出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他又指出，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还需要几十年的长期努力，因此“我们需要和平”， “时间越长对人民越有利”。“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一切活动只能是为和平的目的，而不能是其他的任何方针。”对世界大战可能性的问题，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预言“如果新战争已经推迟，它也可能被制止的”。根本原因是“世界和平的力量要大于战争的力量”。他还断言，核武器使大战具有毁灭性，战争发动者是“无利可图”的，因此“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怕打”。为了把制止大战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他提出了一整套方针、政策，主要包括：支持和平运动、推广和平中立地区，组成最广泛的反战和平统一战线，等等。

（四）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这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高度升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要求同和平共处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规定了相互对等的约束条件，兼顾了当事各方的利益，从而为世界各国实行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战后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冷战共处的对立物，反映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普遍愿望，因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到 70 年代末，已有 90 个国家在同我国发表的文件中承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不得不在接受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同我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苏联也确认这些原则是处理中苏关系的基础，同时广泛适用于国际关系， 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在内。这就是历史作出的结论。

（五）提出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正确结合的论点，作为外交工作中处理

本国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的指导思想。他说，我们主张“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又说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加强民族自尊心的爱国主义，不是沙文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周恩来同志特别指出，“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由此出发， 他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强调独立自主，相互平等，反对以国际主义之名干涉他国、他党内政；把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作为首要的国际主义义务；主张世界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应享有独立自主的平等权利，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告诫我们既要珍视自己的独立、主权，也要尊重别人的独立、主权，永远不称霸，等等。

（六）重视国际经济关系，主张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以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经济繁荣。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发展经济“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靠国际合作”；“自力更生建设独立经济并不排除和拒绝平等贸易、互通有无、技术进口、相互援助”，“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更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他还指出，“我们应该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和优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上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敢于这样做“就是有自信心的、也是有自尊心的，也是能够自强的民族”。在国际合作中， 他强调平等互利，不能只利于己，不利于人；互通有无，有来有住；“目的就是求得人类繁荣”，“大家可以共同发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缺乏远见，不仅损害别人，对自己也是不利的。他在1964 年亲自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以上可以说是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声。

（七）在国际关系中提倡“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各种矛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他说，“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唯一致起来”，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去“找共同点”。正是周恩来同志找到了这样的共同点，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可说是“求同存异”的战略意义。至于在具体的外交谈判中， 为了达成协议，观点上的必要妥协、利益上的互谅互让，都需要求同存异的愿望和艺术。所谓基本方法就是这个意思。周恩来同志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存异，他以这种高超的外交艺术彼誉为“处理外交难题的能手”。

（八）从传统哲学中吸取营养，提出一整套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外交策略和外交艺术。例如，外交行动要“见机而作”，但“不能心急”，要“守如处子，动如脱兔”，这是讲有了机会决不放过，抓住时机的重要性。又如， 在发生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对我们不好，可是我们决不先对人家不好”，这是讲要在政治上争取主动，不搞突然袭击，不求形式上的先声夺人。再如，“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欺侮我， 逼得我不得不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这是讲忍耐要有限度，不可一味退让。还有“针锋相对”、“退避三舍”、“弯弓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等，都是周恩来同志经常运用的外交艺术，里面充满着辩证法的思想，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需要指出的是，贯穿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各个方面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可以说是一种品格，一种作风，归根到底这是一条思想路线。正如他自己所说，“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尊重客观

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他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总是从国际形势和我国实际的需要和可能提出外交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勇于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他既坚决执行中央的集体决策，又不是机械地用搬，善于把基本原则落实为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和行动方案。在具体的外交行动中，他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善于作出必要的妥协，以推动问题的解决，达到预定的目标。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充分掌握情况，特别是第一手材料，然后作出客观的判断。周恩来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常常比较正确，他的外交实践往往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提出的主张比较符合实际。

周恩来同志的外交风格独具特色，这是举世公认的。所谓外交风格就是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作风在外交实践中的形象体现，并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精神风貌的反映。周恩来同志多次强调新中国必须同旧传统决裂，“在新的外交风格上树立一面旗帜”。他本人的外交风格就是这样一面光辉的旗帜。不少老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耳提面命，对此有许多亲身感受， 从不同角度作过概括。

首先，周恩来同志在重大外交问题上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决不会使旁人对中国的立场有丝毫误解。但在阐明这些立场时，则总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从不强加于人。对方一时接受不了，就耐心等待。正如他所说，“只要有真理，今天听不进去，将来想起来还可以起作用。”例如，尼克松访华谈到越南问题时说，一旦美国退出，某些地区就可能出现“真空”。对此，周恩来同志反问：美国退出中国后，出现“真空” 了吗？还不是中国人民填补了。英国退出美洲大陆时出现“真空”了吗？还不是美国人民填补了，尼克松听后唯有连连点头。这种是非分明、以理服人的态度为新中国和他本人赢得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尊敬和友谊。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就有人这样对他说：“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包括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一位记者发现，在周恩来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者对他还有些怀疑的判断，几乎都会烟消云散”。

其次，周恩来同志在外交场合，无论待人接物还是言谈举止，总是那么落落大方，不卑不亢。朋友们觉得他可敬可亲，乐意接近。而那些敌视我国而又傲慢自负者如杜勒斯之流则感到他凛然不可侵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者，他特别注意尊重中小国家的朋友，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在国际上树立了新中国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崇高形象，被誉作“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吴努总理曾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在周恩来访问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民的这种恐惧”， 高度评价了这种风度所起的作用。

第三，实事求是、说话算数是周恩来同志外交风格的又一重要表现。他经常提醒我们：向客人介绍情况“不要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要放手让客人看我们好的、中间的、落后的三方面现象，“这是客观存在，让他们看了作出结论”；不要只听顺耳的话，“坏话”也要听，“可以引起我们警惕， 起推动作用”。根据这样的精神，他在处理涉外问题时，总是强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周恩来同志坚持“说话算数”，做不到的事决不说，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他曾特意为田中首相题辞：“言必行，行

必果”。正如基辛格以其亲身体验在其回忆录中所写：“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是可以认真与之打交道的。周恩来同志遵约守信、说话算数的风格，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份量，使朋友感到可以信赖，使对手不敢掉以轻心。

第四，交友以诚，肝胆相照，设身处地体谅朋友的困难，帮助解决问题。这是周恩来同志外交风格的又一突出表现。1964 年访问加纳前夕，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加纳国内局势混乱，是否如期往访成了一个问题。他坚持“愈是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愈是要去”。埃塞俄比亚迫于外国的压力，打算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接待周恩来同志，这是失礼的安排。他却说“没有关系，外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谅解他们”。中日建交前，日本的一位政治家来访，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时介绍了回国后向新闻界谈话的口径。周恩来同志听后表示：不要大说中国的好话，要说得含蓄一点，这样对你们党内、党外、人民之间、对美对苏关系上都有好处。一席话使得对方深为感动，对我陪同人员表示，从政几十年，从未遇见像周总理这样为他人着想的人。他还说，“没有一个外国政治家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在日本各阶层人民中有那么多朋友，得到那么多人的尊重。”有人称赞周恩来同志不但能广交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在他逝世后全世界都向他致敬，没有听列人唱反调，这确是罕见的事。

最后，周恩来同志在对外活动中虚心好学，把各方面的来宾当作“送上门来的老师”，了解情况，切磋问题，以至有些外国朋友惊奇地发现，他对他们国家的了解比他们自己还多。

从以上这些事例我们可以体会到，周恩来同志身上那种神奇的魅力、吸引力，不是别的，就是他这一整套外交风格或外交艺术所发生的作用。它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仅为他本人，而且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尊敬。

同志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3 年了。在此期间，国际局势有了很多新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到缓和的转折性变化。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来学习、研究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包括他的外交风格以及他在外交部身体力行树立起来的优良作风，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学习与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继承与发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新形势下开拓和创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继承是开拓的基础，开拓是继承的目的。80 年代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在继承中开拓创新所取得的。这个过程还将继续下去。我们要结合新形势，着重学习、研究周恩来同志关于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思想，为促进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努力。我们还要着力发扬他倡导并培育的实事求是、积极进取、廉洁奉公、严守纪律、谦虚谨慎、大公无私的优良作风，把我们的外交队伍建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敢于创新， 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

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宝库，不仅值得长期为外交事业奉献力量的老同志，而且也值得在外交战线上逐渐成长起来的青年同志去作深入的发掘。这次研讨会，不少老同志和部内部属各单位撰写了 50 多篇论文或回忆文章，把许多材料集中了起来，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这些成果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大家共同努力，把这项工

作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本文是作者在外支部“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上的开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