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民族人物

蛇节

（1303）彝族首领，亦奚不薛（彝语，意为水西，指今贵州鸭池河以西）土官阿那之妻。又作折节、蛇截。至元二十年（1283），阿那降元，任亦奚不薛总管府总管。阿那死，蛇节摄其职。蛇节有权略，健壮而有智谋，会用兵，深得部民拥戴。大德四年（1300），元成宗铁穆耳采纳梁王等人建议，命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刘深为云南征缅行省石丞，率湖广等省兵征八百媳妇（今泰国北部等地）。刘深军沿途征发丁夫马匹，转运给养，所过之处，虐害百姓，役夫死者相枕藉；并向蛇节勒索金三千两，马三千匹。各族人民不堪蹂躏，蛇节和水东雍真葛蛮土官宋隆济于五年六月率彝、苗、仡佬族人民起义。八月，云南平章床兀儿领兵进讨，并派人招降蛇节。蛇节不出，领青衣破军助宋隆济包围贵州，邀击官军于深谷中，使其首尾不能救应。刘深弃众奔逃，丧兵十之八九。乌撒（今贵州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东川（今云南会泽）、茫部（今云南镇雄北）彝族人民相继响应，云南西部、南部各族也酝酿举事。成宗改派湖广行省平章刘国杰及陕西、四川和云南各省军会同镇压。六年二月，刘国杰与四川军会于播州（今贵州遵义）。蛇节拒绝招抚，并发兵十万来攻。元军接战至夏季，劳而无功，退驻思州（今贵州凤冈）、播州。九月，刘国杰统蒙古、汉军和思州、播州苗军出征。彝族军剽悍骁勇，多健马，骑兵锐不可当。刘国杰进驻水西地蹉泥，遭到马队的突袭，累战失利。十月，他用计破坏蛇节骑兵的攻势，败之于折剌危水，蛇节乘船退走。刘国杰与陕西、云南军会合，过泊飞关，追击蛇节。七年正月，蛇节再次聚兵反击，大战于墨特川，又败。刘国杰军至阿加砦，追及蛇节。二月，蛇节被擒，斩于军中。不久，宋隆济等各部的起义，也在元军的围剿和对内部进行分化瓦解的双重打击下，先后失败。

阁罗凤

南诏第五代王。亦作觉乐凤。其父皮罗阁在唐扶持下统一六诏，受唐封为云南王。748年皮逻阁死，阁罗凤继位，袭封。在其父未死时，他已参预削平六诏的活动，即位后，继续发展势力，消灭在其东方的东爨、西爨，控制滇东地区。阁罗凤初臣服于唐，助唐抗击吐蕃，唐云南太守张虔陀无礼于阁罗风，又征求财物。750年阁罗凤遂发兵攻陷姚州，杀虔陀。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发兵征讨，又为所败。阁罗凤遂依附吐蕃，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锺”（“锺”意为弟），号为“东帝”。时杨国忠为唐相，又征兵全国，大举讨伐，并为阁罗凤所败。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困于内乱，阁罗凤即趁机扩大领土，控制区域达到今云南全境及四川西南、贵州西北部。又建立制度，修筑道路，设置城邑，以汉文教授贵族子弟，吸收汉族先进文化。他在位期间（748～779），南诏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强大的奴隶主政权。南诏与中原王朝已有百年臣属关系，阁罗凤几度试图与唐廷和好，766年，阁罗凤在都城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立南诏德化碑，表明叛唐出于不得已，愿与唐世代友好。

启民可汗

（609）东突厥可汗。莫何（叶护）可汗处罗侯之子，名染干。处罗侯死时，其兄子雍虞闾立为都蓝可汗，以染干为突利可汗（小可汗），居于北方。其时突厥与隋和好。都蓝可汗妻其后母，即北周赵王宇文招之女，号千金公主（周亡后，改号大义公主）。公主以周灭于隋，心常不平，隋文帝恐其煽动都蓝侵边，遣使至突厥发公主隐私，命都蓝杀之。恰好突利请婚于隋，文帝使裴矩对突利使者说：“当杀大义公主者，方许婚。”突利因谮公主于都蓝，都蓝遂杀公主。597年，突利遣使至隋迎亲，文帝妻以宗女安义公主，并令突利南徙，居度斤旧镇，隋欲离间都蓝、突利，故赏赐突利特厚。都蓝怒，认为自己是大可汗，竟不如染干，遂与隋绝交，而与西突厥达头可汗结盟共攻突利，599年大败突利于塞下，尽杀其兄弟子侄。突利夜以五骑随隋使长孙晟入塞，又被挟持驰驿入长安，隋立之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意为“意智健”），于朔州（今山西朔县）筑大利城以居之。安义公主死，复妻以义成公主，突利被都蓝侵逼，隋又迁之于黄河之南，夏、胜二州之间（今内蒙古河套南），并为之遣军数路出击都蓝。599年末，都蓝为其部下所杀，西突厥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其国大乱。601年（隋仁寿元年），隋以杨素总兵率启民北征，启民遂为东突厥大可汗。603年，铁勒十余部背达头归启民，达头逃吐谷浑不知所终，启民收其余众，并统领东方之奚、、室韦等，臣服于隋。607年（隋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至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启民率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余人朝于行宫。609年，启民又朝于东都，是年卒。

西藏八王

明朝在西藏分封的三大法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和五大地方之王（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的合称。

明朝自洪武二年（1369）多次派员至西藏地方，广行招谕，设置都司卫所，委官封职，并承元制，在西藏地方实行政教合一，管理地方军政事务。对各教派的僧侣代表人物，授以国师、大国师等封号。六年，封原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授以玉印。永乐时进一步完善了僧官制度，设有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等不同等级，先后封授过西天佛子二、灌顶大国师九、灌顶国师十八和禅师、都纲等僧官。永乐初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派遣太监侯显（后又续派太监杨英、袁琦、杜通、李宁等多人）和僧人智光等持节入藏，与各地方、各教派领袖人物多方接触，广泛交往，开始了明朝中央直接从藏区遴选领袖人物的新时期。先后封授了三个法王和五个地方之王。

永乐四年（1406），封授乌斯藏帕木竹巴的吉剌思巴监藏（1374～1432）为灌顶国师阐化王。帕木竹巴是西藏封教噶举派中的一支，因创派人为帕木竹巴·多吉杰博（1110～1170）而得名。元时曾获万户府之封授，为十三万户府之一。大司徒普提幢（1302～1364）时已基本上取萨迦派力量而代之。吉刺思巴监藏为大司徒普提幢之侄孙辈。洪武二十一年受封为灌顶国师。永乐元年（1403）遣使进京入贡。四年，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印并厚赏。这一举措改变了元朝以宣政院掌治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并专任萨迦一派的做法，开始以王爵封授各教派僧人，因俗而治。

永乐五年，封尚师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哈立麻（又作哈尔麻）即噶玛，是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开派人都松钦巴（1110～1193）曾在类乌齐地方之噶玛建寺，因而得名。其第五世曲贝藏卜应明廷之召，于永乐元年随使入南京，于灵谷寺为明太祖朱元璋夫妇追荐冥福，成祖赐以如来大宝法王名号，遂改名为得银协巴（即如来）。明廷把大宝法王誉封给噶玛派是最为隆重的礼遇，噶玛派亦视这一崇封为最高荣誉。同年，朝廷又下诏封馆觉（今西藏贡觉）灌顶国师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封灵藏（今四川邓柯）灌顶国师着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

永乐十一年，明廷为安抚萨迦派，封尚师昆泽思巴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宣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尚师是藏语对高级僧侣的尊称。昆泽思巴（1349～1425）为元代帝师之后，永乐八年曾应明廷之召入京，成祖优为款待，居三年，乃有大乘法王之封，这是继大宝法王之后的第二位超越地域的教法王爵，位亦尊显。同年，明廷还封萨迦派另一支系的南渴烈思巴为思达藏辅教王。思达藏地处萨迦之南，为萨迦人封邑。南渴烈思巴（1399～1444）属萨迦派的都曲喇让支系，为八思巴第五代侄孙，曾受到拉孜俺卜罗等地方首领之尊崇，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明代中央在同一年中给予萨迦系统两道王爵的封授，从侧面反映出萨迦人在明代的西藏仍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同年，明廷还封领真巴儿吉监藏为必力工瓦阐教王。领真巴儿吉监藏为必力工派大师却吉杰博（1335～1409）之侄。必力工瓦（今读若“止贡巴”）地处拉萨之东，在今墨竹工卡县境，元代即受万户府之封，势力强大。洪武十八年在此设必力公万户府。永乐十一年封其僧为阐教王，赐金印诰敕，意在使之与帕竹、萨迦诸派抗衡。

格鲁派是在藏区新起的宗教、社会力量，其领袖人物宗喀巴声名远扬，早已引起明廷的注意，曾于永乐六年、十二年两次遣使征召，宗喀巴因事未能成行。但于永乐十二年遣其上首弟子释迦也失（1352～1435）为代表晋京。次年，明廷封其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宣德九年（1434）释迦也失再度入朝，宣宗册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静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大圆道佛。宣德十年辞归，卒于途。

明朝已在西藏地方分封了三大法王、五大地方之王，其管理西藏地方所采取的“众封多建”而统驭于中央的政策已基本实现。有明一代三百余年，法王称为游僧，不常厥居；地方王各在封邑，互不统属。咸受命于朝廷。明廷又置驿站，通道往来，以厚赐贡使、任官封爵、茶马互市、利益边民的办法，使西藏地方基本保持安定的政局。

颉利可汗

（634）东突厥可汗。突厥族人。名咄，为启民可汗第三子。原为莫贺咄设，620年继其兄处罗为颉利可汗，复以其后母隋义成公主为妻。颉利初承父兄基业，兵马强盛，支持梁师都、刘武周、宋金刚等割据势力，阻挠唐之统一。后又连年侵唐边地，624年深入唐境，自原州（今宁夏固原）直到幽州，杀掠吏民，劫夺财物，人民大受其害。唐初定中原，无力征讨，高祖李渊一度拟迁都以避其锋，因李世民等坚决反对而止。626年再度入侵，唐太宗亲临渭水，与颉利隔水而语，结渭水便桥之盟，东突厥军队方始退还。由于连年用兵，征发苛重，东突厥内部阶级矛盾逐渐尖锐，受其奴役的部族也不能忍受繁重的人力、物力调发，内外多叛亡。627年，其东部的奚、部落叛离，归附于唐。漠北的薛延陀、回纥（见回鹘）、拔野古、同罗、仆骨等铁勒十余部也相继叛去，颉利遣兵追击，反为薛延陀、回纥战败，适逢国内大雪、羊马冻死，部众饥困，又与其侄始毕可汗之子突利可汗互相交战；加以委信西域诸胡商人，疏远突厥贵族，部下离心，兵力遂弱。629年（唐贞观三年），唐太宗以李靖、李为行军总管，分道出兵与薛延陀可汗夷男等夹攻颉利，次年大败颉利于阴山，颉利为阿史那苏尼失擒送长安，东突厥前汗国亡。颉利至京，太宗赐以田宅，授以右卫大将军，634年死于长安。葬礼依突厥风俗。

阿史那贺鲁

（659）西突厥将军、可汗。室点密五世孙，曳步利设射匮特勤之子。原为西突厥咄陆可汗麾下的叶护，居多罗斯川（今新疆额尔齐斯河上游），统处月、处密、姑苏（哥舒）、歌逻禄（即葛逻禄）、弩失毕五姓之众。其后，咄陆部下谋废咄陆，咄陆可汗败逃吐火罗，唐册立乙毗射匮可汗，后者以兵追逐贺鲁，贺鲁率执舍地、处木昆、婆鼻三部归属唐朝。正值唐朝发兵讨龟兹王，即以贺鲁为昆丘道行军总管，进军龟兹。龟兹平，唐以贺鲁所属为瑶池都督府，任贺鲁为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唐太宗李世民死，贺鲁渐有反唐之心，谋取西、庭二州。651年，贺鲁及其子运率众西取咄陆可汗故地，自号沙钵罗可汗，建牙帐于千泉（今吉尔吉斯山脉北麓，库腊加特河上游一带），统西突厥十姓（五咄陆、五弩失毕）之众，与唐为敌。唐派梁建方、契何力等为弓月道行军总管，率唐兵与回纥兵西进，652年，败贺鲁所属的处月部。次年罢瑶池都督府。655年，又派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率兵讨贺鲁，次年败贺鲁所属歌逻禄部、处月部、处木昆部、鼠尼施部。唐军与贺鲁本部直接接触并将其彻底打败的时间是在657～658年。这一次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唐兵及回纥军由金山（今阿尔泰山）之北前进，流沙道安抚大使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由南道西进，结果大败之，并在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俘获了贺鲁，西突厥汗国灭亡（见突厥）。唐设置陵、池二都护府以统贺鲁之众，下属若干都督府、州，隶属于安西都护府。贺鲁于659年卒于长安。

骨咄禄

（691）后突厥汗国（682～744）的建立者。即颉跌利施可汗。本系东突厥颉利可汗的疏族后裔，东突厥败亡后祖父为唐朝所任命之单于右厢云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都督舍利元英部下首领，世袭吐屯啜。680年，单于都护府管内突厥人阿史那伏念反叛。次年，伏念为唐所擒。682年，骨咄禄纠合七百人，占领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招集亡散入总材山，聚众五千，占领漠北的乌德山（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设牙帐，重建突厥政权，即东突厥后汗国。又以黑沙城为南牙，以其弟默啜驻守其地。次年进攻蔚州，击败唐军。此后连年攻袭唐之北边，势力逐渐强大，自立为颉跌利施可汗。突厥部人归之者约数万，并得谋臣阿史德元珍，任为阿波达干，掌管兵马。此后东征契丹，北征九姓铁勒，并入攻中原，扩地甚广。691年骨咄禄卒。

默啜可汗

（716）后突厥第二个可汗，骨咄禄之弟。骨咄禄为可汗时，命其居南牙（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691年，骨咄禄死，默啜继立，拥兵四十万。西讨党项、拔悉密、突骑施及西突厥十姓部落，又远征中亚昭武九姓地区取得成功。东击奚、契丹等族，扩地万里，漠北各部族大多受其控制，势力略与东突厥颉利可汗盛时相当。仍依东突厥旧制，除可汗汗庭直辖地外，分其境为左厢、右厢，各以弟、侄为“察”（ad，又译“设”、“杀”）统之，称为东厢察、西厢察（或译为东杀、西杀）。

由于得到了移居唐朝北境的突厥降唐部众的归附，后突厥迅速发展，成为唐朝北方的严重威胁。697年，后突厥向周（武则天）索取安置在丰（今内蒙古五原南）、胜（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灵（今宁夏灵武南）、夏（今内蒙古白城子）、朔（今山西朔县）、代（今山西代县）等州的突厥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之地，又要求给与农器、谷种、缯帛、铁。武周给予谷种四万斛，杂五万段，农器三千件，铁四万斤。此事反映后突厥部众已不单纯以游牧为生，而开始了农业生产。

同年，默啜与唐约和亲不成，次年率众南侵，深入到赵（今河北赵县）、定（今河北定县）等州，掳掠男女八九万口，使内地居民受到很大损失。705年（唐神龙元年）唐中宗即位，默啜进攻灵、原（今宁夏固原）、会（今甘肃靖远）等州，掠陇右群牧马万余匹。708年，张仁愿在黄河以北、阴山以南筑东、中、西三受降城，以阻挠其南进之路。但默啜对唐境的侵扰仍然不停，与西面的吐蕃同为唐朝的两大忧患。虽然如此，突厥与唐朝的交往仍很频繁。703年和710午，默啜都曾派使人向唐朝要求和亲。

默啜晚年，待下苛暴，被其奴役的部落，渐渐叛散，大臣、戚属也有背离默啜而投降唐朝者。716年，默啜出兵攻击拔野古（在今蒙古土拉河流域），大胜轻敌，在归途中为拔野古的游骑所杀。

怀仁可汗

（747）回纥汗国的建立者。名骨力裴罗，又名逸标。后突厥汗国自登利可汗后，争夺汗位的变乱迭起。742年，原属于后突厥汗国的回纥、葛逻禄、拔悉密三部一起推翻了后突厥乌苏米施可汗，尊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酋长骨力裴罗与葛逻禄酋长自称左、右叶护。744年，骨力裴罗联合葛逻禄部杀颉跌伊施可汗，自立，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南居突厥故地，建立了包括铁勒诸部的回纥汗国（见回鹘）。骨力裴罗迁牙帐于乌德山、昆河之间。745年初，又攻杀后突厥白眉可汗，尽有突厥故地，东邻室韦，西抵阿尔泰山，南控大漠。唐朝始封之为奉义王，后又封为骨咄禄毗伽阙怀仁可汗。747年卒。子磨延啜立。

松赞干布

（649／650）藏族吐蕃王国的创建者。一作弃宗弄赞，又名弃苏农。穷哇达则（今西藏山南地区穷结）人。祖松赞干布达布聂赞、父囊日松赞时已在穷哇达则地区形成奴隶制政权，灭赤邦松部，势力扩充至逻娑川（今西藏拉萨河流域）。

629年，松赞干布继位为赞普，迁都逻些（今西藏拉萨），削平内乱，降服苏毗、羊同等部，统一青藏高原，在聪敏的大臣禄东赞协助下正式建立奴隶主统治的吐蕃王国。他发展农牧业生产，推广灌溉，命吞米·桑布扎制定文字，颁行治理吐蕃之“大法令”，以处理赞普王室与世家贵族、诸小邦及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创设行政制度和军事制度，设置官职品阶，颁布律令，统一度量衡和课税制度，从中原及泥婆罗（今尼泊尔）、天竺等地引进文化、技术，使吐蕃社会有了迅速发展。他先娶泥婆罗王女尺尊公主；634年，始遣使至唐，唐命冯德遐回访，他要求依突厥、吐谷浑例娶唐朝的公主。唐太宗未许，松赞干布遂发兵击吐谷浑，据其南境；又进击党项、白兰诸羌，直逼唐之松州（今四川松潘）。唐以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领步骑五万击之。松赞干布请和，复求婚，唐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妻之。641年，松赞干布至柏海（今青海扎陵湖鄂陵湖）亲迎，结成和亲关系。唐封他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松赞干布又遣贵族子弟至长安入国学，学习诗书，请中原文士掌管其表疏。后又请蚕种及造酒、碾、纸墨工匠，促进松赞干布陵了汉藏文化的交流。648年，松赞干布曾为唐朝出使西域的王玄策发兵攻打中天竺王阿罗那顺。

据敦煌所出藏文写卷吐蕃大事系年，松赞干布卒于649年（汉籍作唐高宗水徽元年，650），在赞普位二十余年。

禄东赞

（667）吐蕃大相。出身于塔布之世家噶尔家族。或作禄东赞、噶尔·东赞域宋，皆mGar stong rtsan yul zung大同小异的对音。松赞干布为赞普时，曾以穷波·邦色叔则为大相，穷波阴谋叛赞普，事泄自杀。禄东赞因继为大相，极受信任。640年受赞普命入唐求婚，次年唐授以右卫大将军衔，护文成公主至吐蕃。650年，松赞干布死，其孙继位为赞普，年幼，禄东赞独掌国政，在其当政期间，抚服边地，规定赋税、法律，区分“桂”（武士）、“庸”（奴隶）等级，清查户籍，对于吐蕃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禄东赞沉勇有谋，善机变，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667年死，死前数年，长驻吐谷浑境。死后，其子（或是孙）钦陵、赞婆等继续执政，禄东赞及其子孙把持吐蕃军政大权近五十年。

弃松德赞

（755～796／797年在位）吐蕃第五代赞普。又译墀松德赞、乞黎苏笼猎赞。755年，弃松德赞即赞普位，同年末，中原爆发了安禄山叛乱。弃松德赞在三尚（尚野悉、尚悉东赞、尚赞摩）、一论辅佐下，乘乱进占陇右，直逼凤翔、州（今陕西彬县）。763年（唐广德元年），马重英突入长安，立雍（）王守礼子广武王李承宏为帝，留长安15日，退出。784～781或786、787年，吐蕃连下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直到848年奄有河西之地八十五年之久。唐朝被迫于765年、767年两次与吐蕃在长安会盟，783年双方会盟于清水，划定边界。787年，吐蕃又企图利用朱之变后的形势于平凉（今属甘肃）劫盟，谋杀唐廷对抗吐蕃的主要将领浑等人。是时，吐蕃武力强盛，北接回鹘（789～790年曾与回鹘激烈争夺北庭），西抗大食，东南降服南诏，南征天竺，立碑于恒河北岸，成为吐蕃武功最盛时期。

弃松德赞在内政方面也多有建树，颁布六种大法、六种告身等吐蕃三十六制，中央设大尚、论九人处理朝政，地方设置六十一东岱（千户）管理四境及属部。弃松德赞在位时期还是佛教确立在藏地地位的重要阶段。弃松德赞自天竺延聘高僧，建桑鸢寺（藏地第一座佛寺），译佛经，剃度藏地第一批僧人。汉地以摩诃衍为代表的宣扬以顿悟为主的禅宗也在此时传入吐蕃。弃松德赞传播佛教的业绩使他在藏地赢得崇高地位，被尊称为吐蕃王朝的第二位“法王”，与松赞干布并列。

李满住

（1467）明代建州女真首领。祖父阿哈出（明赐名李思诚），父释加奴（明赐名李显忠）。永乐元年（1403），明置建州卫，以阿哈出为指挥使。二十二年李满住得明廷许可，从辉发河凤州迁居婆猪江（今鸭绿江支流浑江）一带。宣德元年（1426）袭父职为建州卫都指挥佥事。正统三年（1438）移居灶突山东浑河上游的苏子河流域。五年，建州左卫凡察童仓（董山）等从朝鲜阿木河迁来与其一处居住。七年，明从建州左卫中析出建州右卫，形成建州三卫。满住势力最强，为建州诸卫之首。同年为都督佥事，十三年升都督同知。他合建州三卫之力，势力大增，成为明朝和朝鲜的大患，乘间寇掠无常。景泰，天顺（1450～1464）间，满住时而归顺明廷，送还所虏人口，赴京服罪，岁时进贡；时而阴纵抄掠，假称达子，寇钞辽东，俘虏边民，杀伤官军，蹂躏边境，荼毒生灵。成化三年（1467）明约朝鲜共同出兵，夹击建州卫。九月斩杀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等，余部逃散，建州女真遭受严重挫折。五年，其孙完者秃袭职为都指挥佥事，依前朝贡。

也先

明代蒙古瓦剌部首领。又译额森。出身于准噶尔部，姓绰罗斯氏，顺宁王马哈木孙，脱子。

祖孙世掌瓦刺之政。正统四年（1439）脱死，也先嗣位，称太师淮王，常与明朝有贡使往还。可汗脱脱不花仅以元裔之名为君，不相临制。也先在脱兼并蒙古各部的基础上向外扩张，西攻哈密，又大规模地出讨蒙兀儿斯坦，并与沙州（今甘肃敦煌）、赤斤蒙古（今玉门市西北）诸卫首领通婚；东破兀良哈，胁逼高丽。使东至女真，西至赤斤蒙古的广大地区，皆受其约束。正统十四年（1449）大举侵明，在土木之变中俘虏明英宗，并胁裹英宗包围北京城，后被于谦击却，议和，送还英宗，恢复贡市。此后，他杀脱脱不花，自立为大元田盛（天盛）大可汗，建号添元，设左右丞相及行省，又采取一系列统治措施。但也先的统治为时很短。先是女真诸部起而为乱，后兀良哈因不堪其征敛与骚扰，也起而反叛；内部又因其合兵南侵，利多归于己，而弊则均受，引起部下不满。也先荒于酒色，恃强益骄，致其众日益离心，走散大半。景泰五年（1454）为部下阿剌知院等所杀，瓦刺势衰。

达延汗

（约1474～1517）明代蒙古可汗。又作歹颜哈、答言罕、达衍汗，皆为“大元大可汗”的异译。本名巴图蒙克（一译把秃猛可），孛尔只斤氏。成吉思汗十五世孙。成化十六年（1480，一说为成化十五年）即汗位，明人因其年幼而称为小王子。在其妻满都海哈屯的辅佐下，数与瓦剌争战，击败瓦剌。至正德初年，又先后翦除以亦思马因、火筛、亦卜剌等为首的割据势力，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他将蒙古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各设三个万户，分封诸子为领主。从而结束了有明以来北方地区扰攘动乱的局面，建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在此基础上与明朝频年通贡互市，贡使多达六千余人，至京师者以五百人为率。贡道由大同入居庸。贡物有马，驼、毛皮产品等。达延汗对蒙古的统一，带来了比较安定的生产环境，对蒙古的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被誉为蒙古历史上的“中兴之主”。由于史料记载互相抵牾，国内外学者对达延汗的生卒年代和事迹的看法颇不一致。有人认为达延汗实为兄弟二人（兄把秃猛可、弟值颜猛可），也有人认为达延汗指伯颜猛可。关于其生卒和即位年代，各家所述亦多有出入。

俺答汗

（1507～1581）明代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又译阿勒坦汗、谙达、安滩等，亦名索多汗、葛根汗。孛儿只斤氏，达延汗孙。其部住牧在丰州滩（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一带。明嘉靖初年崭露头角，配合其长兄吉囊数征北方兀良哈和青海的卫部特（见瓦剌）等部。吉囊死后，势力日强，控制蒙古右翼地区，将察哈尔宗主汗迫往辽东。嘉靖二十九年（1550）兵临北京城下，胁求通贡，史称庚戌之变。次年明朝迫于俺答威势，开马市于宣府、大同等地，旋因闭市而战事复开。隆庆四年（1570），以俺答之孙把汉那吉降明为契机，明蒙开始和谈，俺答以亡入自己领地的赵全等九名汉人换回那吉。次年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弟、子及各部头目皆授以都督、指挥、千百户等官；又议定通贡互市条款，规定每年一贡，以二月为期，贡由小王子故道，贡马不得过五百匹，贡使不得过一百五十名。还先后于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近边地区开设马市十一处，互市贸易，与市人数年有增加。从此开始了明蒙几十年和平友好的局面，促进了蒙古右翼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万历六年（1578），俺答赴青海西会见西藏喇嘛索南嘉错时，尊索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是为达赖称号之始；并先后在归化城等地建立寺庙。在其扶持下，喇嘛教开始在蒙古广泛传播。

三娘子

（1550～1612）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妾。又称钟金哈屯也儿克兔哈屯（哈屯，蒙语为夫人之意），本为俺答汗外孙女，先已许嫁鄂尔多斯，后为俺答占为已有。她以聪颖英俊，擅长骑射，长于蒙古文字而深得俺答宠爱，诸事多取其裁夺。明隆庆二年（1568）偕同俺答汗出征瓦剌。四年（1570），因俺答之孙把汉那吉降明而开始明蒙和谈，三娘子力主与明朝贡市，发展通商贸易。次年封贡事成，她又辅佐俺答主持贡市，密切与明边臣的联系，积极维护和执行封贡协议，发展了蒙古地区与中原的经济贸易往来。六年，与俺答汗赴青海谒见达赖三世，使喇嘛教格鲁派（黄教）传入蒙古族地区。俺答于万历九年（1581）卒，她执掌权柄，率子上书明廷表示继续忠顺，并与属下立誓，执行俺答时期与明朝的封贡之议。十一年，从明朝之劝，依当时蒙古族的习俗再醮第二代顺义王辛爱，嗣封为忠顺夫人，保持了蒙古内部的安定及同明朝的平安互市关系，促进了蒙古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十三年（1585）辛爱死，续嫁第三代顺义王扯力克，令行塞外，为各部所推重。十七年扯力克入青海，与火落赤等部扰掠洮河地区，明蒙关系恶化。后由于她从中斡旋，一度中止的贡市得以恢复。四十年卒。她在明与蒙、藏友好关系中作出了特殊贡献，长期受到蒙汉人民的尊敬和纪念。

宗喀巴

（1357～1419）西藏佛教（喇嘛教）格鲁派创始人。本名罗桑扎巴，因系青海宗喀（今湟中）人，故藏族人民尊称为宗喀巴。宗喀巴三岁时从噶玛噶举派黑帽四世乳必多吉受近事戒。七岁在西宁甲琼寺出家，从寺主噶当派名僧人顿珠仁钦学佛学九年。十六岁进藏，遍学各教派显密教法，二十九岁受比丘戒，经常进行讲经活动，卓有声誉。当时，各教派僧人戒律松弛，不得人心，宗喀巴因而决意进行宗教改革。约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他开始改戴桃形长顶的黄色僧帽，以重视戒律作为号召。以后弟子们也随戴黄帽，因此被称为黄帽派。建文二年（1400）春，在拉萨西郊噶瓦栋寺宣讲大乘戒律，要求一切僧人都须严守戒律，按照严格的制度，循序渐进地学经，对寺院的组织也作了改革藏传佛教壁画中宗喀巴像和调整。四年写出阐明个人宗教观点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永乐四年（1406）又写成《密宗道次第广论》，力求纠正各教派的流弊。他进行的宗教改革，得到被明朝封为阐化王的帕主·札巴坚赞及其属下贵族的大力支持。永乐七年初，宗喀巴在拉萨发起大祈愿法会（藏语为默浪钦摩，汉语又称为传大召或传召大会），并在拉萨东北的汪古日山修建了甘丹寺，以噶当派教义为基础，正式建立格鲁派。十二年，明成祖朱棣派人进藏召请其进京，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代替自己到北京朝贡。宣德九年（1434），释迦也失被明宣宗封为大慈法王，在中原传教。宗喀巴的弟子先后于永乐十四年和十六年在拉萨城郊修建哲蚌、色拉两座寺院，连同宗喀巴自建的甘丹寺，合称三大寺，十七年，宗喀巴圆寂于甘丹寺。

达赖三世

（1543～1588）西藏佛教格鲁派僧人。原名索南嘉措。《明史》为锁南坚错。西藏堆龙（今堆龙德庆）人。出身于藏族贵族之家。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由哲蚌寺上层僧人迎至寺内，作为前任座主根敦嘉措的转世，这是格鲁派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正式开端。二十八年受沙弥戒，三十一年任哲蚌寺座主，三十七年兼任色拉寺座主。四十三年受比丘戒。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应蒙古土默特部领袖俺答汗之请赴青海。次年五月，在青海湖东的仰华寺与俺答汗会见。劝止蒙古族的人殉及杀生等陋俗，宣传格鲁派教义，使蒙古族放弃萨满教，改信佛教，故俺答汗赠他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之号，被尊为西藏佛教界在显宗和密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上师，是为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获得名号之始。他追认，根敦嘉措为达赖二世，宗喀巴的弟子根敦主为达赖一世；自己即为达赖三世。同年，随俺答汗赴内蒙古，路经宗喀（今青海湟中）时，在宗喀巴降生地修建塔尔寺；又应明甘肃巡抚侯东莱之约，至甘州（今甘肃张掖），向明朝进贡马匹等物，并致书张居正，表示效忠于朝廷，请求准许定期朝贡。至土默特后，修建蒙古族地区的第一座格鲁派寺院大乘法轮洲寺。八年返藏途经理塘（今属四川）时，主持修建理塘寺后回拉萨。此后，声望日隆。十五年至土默特部参加俺答汗葬礼，被明神宗朱翊钧封为“朵只儿唱”（藏语执金刚之意），并应邀进京。次年，在前往北京途中，圆寂于内蒙古的卡欧吐密。

顾实汗

（1582～1655）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所属的和硕特部首领。一译固始汗。本名图鲁拜琥，为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世孙，哈尼诺颜洪果尔第四子。祖父博贝密尔咱、父哈尼诺颜洪果尔世为厄鲁特汗。顾实汗十三岁时即骁勇善战，率兵击溃“果噶尔”（mgo gkar，意为白头，指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部一万（一说四万）士兵。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生母阿海哈屯去世，倾其家产，广散布施，为母超度，博得部众拥戴。同年，喀尔喀蒙古与厄鲁特部发生战乱，他曾巧妙地调解两部之争。因此，代表西藏佛教中格鲁派（黄教）与蒙古诸部联系的东科尔呼图克图三世甲哇嘉错和喀尔喀部领袖，共同赠他以“大国师”的称号。因称“国师汗”，音转为顾实汗。此后，即尊信黄教，曾捐资翻译佛教经典多部。崇祯三年（1630）遣使去乌法与俄国地方当局接触。七年与俄国冲突。八年与准噶尔部领袖巴图尔珲台吉经青海，于九年抵拉萨，受达赖五世、班禅四世赠予的“丹增却杰”（执敬法王）称号。九年秋率和硕特部兵马在准噶尔部援助下，南进青海，目的在于进而占据西藏地区。

崇祯十年正月顾实汗杀原据青海与黄教为敌的喀尔喀部却图汗，并其部众四万人，遂据青海。十二年灭康区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十五年进藏，灭与黄教为敌的藏巴汗，掌握西藏地方政权，大力扶植黄教。清天聪九年（1635），遣使赴盛京（今辽宁沈阳）向清朝纳贡通好。灭却图汗后，又与达赖五世、班禅四世计议遣使与清通好。使者于崇德七年（1642）抵盛京，备受款待。顺治二年（1645）尊班禅四世为师并赠“班禅博克多”称号。十年受清封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

顾实汗对巩固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权的关系起过一定作用。

策妄阿拉布坦

（1665～1727）清代准噶尔部首领。号额尔德尼卓里克图珲台吉。僧格长子。早年曾附牧于噶尔丹。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为巩固其在准噶尔部的统治地位，杀其弟索诺木阿拉布坦，又暗中派人对策妄阿拉布坦进行迫害。策妄阿拉布坦被迫率领僧格旧部徙牧博罗塔拉，与噶尔丹分立，并积极配合清朝政府同噶尔丹割据势力进行斗争。三十六年，噶尔丹死，准噶尔故地尽为其所有。随着统治权力的扩大，策妄阿拉布坦与清朝政府的矛盾日渐加剧。五十四年，他派兵袭击哈密北境五寨；五十六年令大策零敦多布率兵六千多人侵袭西藏；企图挟达赖喇嘛号令“众蒙古”，与清朝政府分庭抗礼。由于大策零敦多布等在西藏受到藏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及清军的沉重打击，准噶尔军被迫撤离西藏。

策妄阿拉布坦统治时期，准噶尔的社会经济较噶尔丹和巴图尔珲台吉时期有所发展。康熙五十四年、五十八年他又数次派兵抗击沙俄的侵略，为捍卫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噶尔丹

（1644～1697）清代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早年赴西藏当喇嘛，与第巴桑结嘉措关系密切。康熙十年（1671）初，其兄僧格在准噶尔贵族内讧中被害，噶尔丹自西藏返，击败政敌，取得准噶尔部统治权。十五年，噶尔丹擒获其叔父楚琥布乌巴什，次年袭杀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并其部属，实力大增。随后又占领南疆，遂据有天山南北。十八年，达赖喇嘛赠以博硕克图汗称号。二十七年，噶尔丹为实现割据西北、统治蒙古诸部的政治图谋，在俄国政府的怂恿支持下，兴兵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又借口追击土谢图汗部余众，进军内蒙古乌朱穆秦地区，与清王朝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康熙帝为确保边疆安定，曾三次亲征漠北。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大破噶尔丹以万余骆驼组成的防御营地（驼城），噶尔丹败归科布多，伺机而动。三十五年昭莫多之战，清军歼敌数千，击溃噶尔丹主力军队，噶尔丹兵败流窜，众叛亲离。三十六年三月在科布多阿察阿穆塔台地方暴病而死（见平定准噶尔）。

阿睦尔撒纳

（1723～1757）清代厄鲁特蒙古辉特部台吉，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外孙。名为辉特台吉伟征和硕齐之子，实是和硕特部拉藏汗长子丹衷的遗腹子。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一带。乾隆十七年（1752）冬，助达瓦齐袭杀喇嘛达尔札夺取汗位，不久又与达瓦齐发生火并，被击败。十九年秋，为借助清军之力翦除政敌，与杜尔伯特部台吉纳默库、和硕特台吉班珠尔率所部两万余人，归附清廷，封为亲王（后晋封双亲王）。次年春，清军兵分两路进攻伊犁、征伐达瓦齐时，任定边左副将军。攻占伊犁舌，他广结党羽，欲挟清廷封其为厄鲁特四都总汗。清廷以“行饮至礼”为名，准备召回处置。阿睦尔撒纳在前往热河途中，借口暂归治装，逃回塔尔巴哈台，唆使同伙乘机抢掠清军台站，袭击伊犁。清将班第兵败自杀，天山南北变乱复起。二十一年三月，在清军追击下，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俄国遣使携信与其密谋，表示支持。同年冬，他潜回塔尔巴哈台，收集残部，自立为汗。同时，派达瓦使团向俄国求援，以永远臣服俄国为条件，要求俄国承认他为厄鲁特总汗，并在额尔齐斯河与斋桑泊之间修建要塞，以防清军进攻。二十二年七月，被清军击溃，间道哈萨克投奔沙俄。九月病死于托波尔斯克。

策棱

（1672～1750）清代前期蒙古族重要将领。又作“策凌”。喀尔喀蒙古之赛因诺颜部人，姓博尔济吉特，成吉思汗嫡裔。策棱少长于塔密尔河流域。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棱偕祖母格楚勒哈屯，弟恭格喇布坦投奔清朝。清廷以其为成吉思汗十八世孙图蒙肯嫡嗣，赐居京师，教养于内廷。四十四年，娶和硕纯公主，授贝子品级，令归牧塔密尔。五十四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兵侵袭哈密，策棱应召赴推河从军。五十九年随振武将军傅尔丹进击准噶尔，擒其宰桑贝坤等百余人。雍正元年（1723），诏封多罗郡王。九年八月，大、小策零敦多布率兵三万侵袭喀尔喀，策棱与亲王丹津多尔济率兵往击，败准军于鄂登楚勒。十年六月，小策零敦多布率兵三万由奇兰再次入侵喀尔喀，策棱与将军塔尔岱御之于本博图山。小策零敦多布掠其牧，策棱驰师往救，于额尔德尼昭（即光显寺）大败准军，准军被迫遣使求和，使漠北地区的局势从此得以安定。策棱因战功卓著，被清廷赐号“超勇”，佩定边左副将军印。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策棱一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

渥巴锡

（1743～1774）清代厄鲁特蒙古诸部中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汗曾孙。土尔扈特部自17世纪30年代迁至伏尔加河下游以后，不断遭受沙皇俄国的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乾隆二十六年（1761）渥巴锡继承汗位，为摆脱沙俄压迫，维护民族生存，三十五年冬，经过周密准备之后发动武装起义，率所部十六万余众，历尽艰险，长途跋涉，于三十六年夏返归祖国。渥巴锡谒见伊犁将军时，向清政府献出其先世所受明永乐八年（1410）汉篆封爵玉印一颗。清政府对渥巴锡率部返归祖国的爱国行动极为重视。乾隆帝于热河行宫（即避暑山庄）多次接见渥巴锡，封他为卓哩克图汗，命其统领旧上尔扈特部。三十九年，渥巴锡病逝。

章嘉呼图克图

清代掌管内蒙古地区喇嘛教的大活佛。原出于青海廓隆寺，第一世名扎巴悦色，生于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张家村，由此而得名“张家活佛”。后改“张家”为“章嘉”。第二世名阿旺罗桑曲丹，入藏学经，师事达赖五世，曾任哲蚌寺果莽扎仓堪布，著有全集。康熙三十二年（1693）受封为札萨克（jasak，旗主）喇嘛，四十四年封为呼图克图（长生不老之人）、大国师，颁金印，并委以总管内蒙古佛教事务，深得朝廷信用。第三世名茄贝多吉，八岁入京，驻梅坛寺，移嵩祝寺，与诸王子同学。十八岁精通汉、满、蒙、藏文字，著有全集。清世宗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奉旨护送七世达赖返藏，后冬住北京，夏往多伦。其辖下有多伦汇宗、善因等寺，北京嵩祝、法渊等寺，西宁廓隆、广济等寺，五台镇海、普乐等寺。乾隆元年（1736）授以“管理京师寺庙喇嘛札萨克达喇嘛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名号，遂成定制。五十七年，清政府规定其转世须经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签决定。四世名益西丹贝监参，五世名益西丹贝尼玛，六世名罗桑丹贝嘉错，七世名益西多吉，均以内蒙古喇嘛寺院为主要宣化对象，驻牧有年。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清代喀尔喀蒙古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活佛。17世纪初，西藏佛教觉南派僧人多罗那他受请前往喀尔喀部传教近二十年，常驻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深得喀尔喀部统治阶级的信奉和支持，被尊为哲布尊丹巴，意为圣贤尊者。明崇祯七年（1634）多罗那他圆寂。次年，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生次子札那巴札尔，喀尔喀部遂认定是多罗那他转世，即哲布尊丹巴一世（1635～1723）。清顺治六年（1649）哲布尊丹巴一世进藏学经，达赖五世迫令他改宗黄教，授给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意为长生不老之人）的尊号。从此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由觉南派改属黄教。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部进攻喀尔喀部，哲布尊丹巴一世劝说喀尔喀部归顺清朝。乾隆以后，其转世须经由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签确定。1911年哲布尊丹巴八世在沙俄怂恿下宣布“独立”，成立“外蒙古自治政府”，称“大蒙古皇帝”。1919年11月撤销自治。1921年3月白俄军据库伦，拥哲布尊丹巴八世复辟。7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于库伦成立革命政府，以哲布尊丹巴八世为立宪君主。1924年3月哲布尊丹巴八世圆寂于库伦。11月蒙古取消君主政体，成立人民共和国。

杜文秀

（1873）清咸丰同治间云南回民起义领袖。字云焕。云南永昌府保山县金鸡村人，回族。生长于商人家庭，自幼读书，聪颖过人，入庠应试，补为廪生。为人刚毅正直，见义勇为。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曾与保山回民丁灿廷、木文科等至北京都察院控告地方当局支持保山汉族团练屠杀回民事件。清政府命云贵总督林则徐赴滇察办。1856年（咸丰六年），云南回民起义发动后，杜文秀于蒙化率众起义，攻克大理，为起义群众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号令，蓄发易服，旗帜尚白，以甲子纪年，联合汉、彝、白等族建立起以大理为中心的起义政权，指挥起义军不断打击清朝反动统治，陆续占据五十余座城池，形成云南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各族人民的措施：①回汉民族一律平等，改进了民族关系，增强了团结，深得各族人民支持与拥护，起义队伍不断扩大。②颁布《管理军政条例》，整饬吏治与军纪，严禁起义官兵贪污受贿、勒索百姓和欺压人民。③下令招集流亡，安定社会秩序；取消地方苛派，减轻人民赋税负担；发放耕牛、农具，招民垦荒，兴修水利，开展贸易，发展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由于上述措施的实行，大理政权辖区内民商相安，百姓乐业，受到各族人民的称颂。

1867年（同治六年），杜文秀调集二十余万大军，大举东征昆明。发布《誓师文》，明确提出反清的起兵宗旨；并传檄全省，申明起义军拯救回汉民族的起义目的，在云南境内掀起反清斗争的高潮。但起义军在长期围攻昆明战役中，由于战略上保守，坐失军机，致使清军乘机反扑，义军溃败，从此起义势力一蹶不振。1873年，清军兵临大理，杜文秀见大势已去，在起义军主和势力影响下，情愿牺牲自己以救大理军民，服毒后出城与清军议和，被杀牺牲。

达赖五世

（1617～1682）明末清初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领袖。名阿旺罗桑嘉措，西藏穷结人。六岁入拉萨哲蚌寺，九岁从班禅四世罗桑曲（见班禅）出家。明崇祯十五年（1642）与班禅四世会同蒙古和硕特部领袖顾实汗，共同遣使赴盛京（今辽宁沈阳）与清朝通好。当年他与班禅四世招引顾实汗攻灭与黄教为敌的噶举派（白教）法王和掌握西藏实权的农奴主藏巴汗，控制了西藏地方政权，被尊为宗教领袖，以西藏地方赋税收入作为“供养”。此后，遂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空前地巩固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清顺治九年（1652）应邀来到北京，受到顺治帝（清世祖福临）的隆重接待。次年返藏途经代噶（今内蒙古凉城）时，清朝遣使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确定了达赖喇嘛的西藏佛教领袖的地位。在加强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的关系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著有《西藏王臣史》。藏人尊称他为“额巴钦波”，意为伟大的五世。

班禅六世

（1738～1780）清代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领袖之一。名贝丹意希，西藏南木林人。母为拉达克土王之女，同母异父兄为西藏佛教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清史稿》作沙玛尔巴）及仲巴呼图克图。清乾隆六年（1741）入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出家，三十年受清朝颁赐金册，四十二年为达赖八世授比丘戒。四十五年七月至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庆贺乾隆帝（清高宗弘历）七十寿辰，是第一个到内地来的班禅。乾隆帝在承德仿照扎什伦布寺的形式，为他修建须弥福寿寺居住。八月随乾隆帝回到北京，驻锡西黄寺，十一月因出痘圆寂。四十六年春，其肉身金龛返藏，乾隆帝亲至西黄寺礼送。四十七年乾隆帝敕建清净化城塔院于西黄寺之西，藏其经咒衣履。其兄仲巴呼图克图时任扎什伦布寺总管，霸占自北京运回的各族王公大臣的大量馈赠及赙仪，不以分润红帽系十世。红帽系十世出走廓尔喀（今尼泊尔），导致发生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侵略后藏、洗劫扎什伦布寺事件。

颇罗鼐

（1689～1747）清代西藏贵族。西藏江孜人，本名琐南多结。厄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拉藏汗统治西藏时期，颇罗鼐被任命为江孜宗本（西藏地方县、区级政权称宗，其地方官称宗本）和拉藏汗秘书。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兵侵扰西藏，杀拉藏汗。五十九年清政府派兵进藏戡乱，颇罗鼐配合阿里总管康济鼐出兵响应清军，击退准噶尔军。清政府平乱后，改组西藏地方政府，颇罗鼐为四噶伦（总理西藏政务官员）之一，任仔本（审计官），掌管财政。雍正元年（1723）青海蒙古和硕特部贵族罗卜藏丹津叛乱，颇罗鼐奉命率军驻于那雪（今西藏北部）、玉树（今青海南部）地区抵御。五年噶伦阿尔布巴杀首席噶伦康济鼐，颇罗鼐发后藏、阿里军讨击。六年，阿尔布巴兵败被执。同年，清军入藏，任命颇罗鼐协助驻藏大臣总理政务，并封其为贝子。

颇罗鼐执政期间，实行了安定西藏社会秩序，促进藏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他设置常备军，练兵设卡，整修驿站，发展贸易，合理摊派差役、赋税，尊重西藏各派喇嘛教，修复各派寺院。雍正八年在拉萨主持雕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佛语部）、“丹珠尔”（论部）。乾隆四年（1739）颇罗鼐被封为郡王，十二年病故。

达赖十三世

（1876～1933）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领袖。法名“土登嘉措”，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亲政，以谋害罪处死原摄政第穆呼土克图，遂总理西藏政教大权。

1886年，英军由锡金侵入西藏。1888年3月英国又武装进攻隆吐山，中英签订《藏印条约》，中国割让哲孟雄给英国，允许英人在藏开埠贸易。1898年英印总督寇松两次致函达赖，试图抛开清政府，与西藏单独谈判立约。遭达赖坚决拒绝后，寇松乃以武力相威胁。1899年，达赖通过外蒙古哲布尊丹巴转奏清廷，请求与清政府直接对话，并请援助军火以御外侮，遭到清政府“逐条驳斥”。1900年，达赖两次秘遣亲俄分子德尔智赴俄寻求支持。1903年底，荣赫鹏率英军三千再度侵藏，由亚东、帕里入江孜。1904年8月攻占拉萨。达赖带少数扈从逃亡，暂驻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再遣德尔智赴俄。1906年4月起程返藏，因英方阻挠，被迫暂栖塔尔寺。此时班禅、达赖先后提出入京陛见。1908年达赖奉旨入京，觐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商讨藏事，并由清廷颁给金册。达赖又于雍和宫会见英公使朱尔典，表示友好互利，1909年9月取道藏北那曲返回拉萨。时值驻藏大臣联豫推行各项改革，引起动乱，清朝根据联豫请求，派川军入藏弹压。达赖致电各国驻京公使，要求迫使清朝撤军，同时下令征调民兵阻截川军。次年3月初，川军进抵拉萨，与藏军发生冲突，达赖仓皇逃往印度。清廷宣布革去达赖喇嘛名号。1911年，清朝灭亡。达赖受英国指使，派达桑占东潜赴西藏组织暴动。驻藏川军以“响应革命”为名哗变，大肆抢劫拉萨市民财物，引起西藏人民的反对，被缴械送回内地。驻藏大臣因清帝退位而自动离职，西藏地方政权统治出现暂时真空状态。1912年6月，达赖回藏。1913年10月派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主张西藏“独立”，参加会议的北洋政府代表对这一无理要求予以拒绝。从1913年始，达赖在西藏推行一系列“新政”，包括创办新军，设置警察，建立邮政，开办电厂，促进医疗、教育等。1917年和1930年，达赖在英国胁迫下两次发动对西康的进攻。1919年10月，北京政府派朱绣入藏，与达赖多次会谈，达赖表示愿服从中央政府。1921年初，发生了拉萨三大寺喇嘛反对英人柏尔扩编藏军、加征赋税的暴动。1924年，以达桑占东为首的亲英少壮派军人谋反败露，被达赖革职查办。达赖乃下令封闭英人在江孜新办的贵族子弟学校，拒绝英国派遣代表来拉萨的请求。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派刘曼卿进藏申明政府各项主张，达赖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愿意恢复旧制，派人参加了第二年举行的蒙藏会议，并于1931年在南京设立西藏办事处。1933年12月17日，达赖十三世病逝于拉萨。

大义公主

隋朝立国之初，突厥的威胁就成为严重的问题。当时，突厥有五个可汗，一是乙息记可汗之子摄图，号称沙钵略可汗，又称伊利可汗；二是沙钵略可汗的从父玷厥，号称达头可汗；三是他钵可汗之子庵罗，号称第三可汗；四是木杆之子大罗便，称为阿波可汗；五是沙钵略可汗之弟处罗侯，称为突利可汗。沙钵略的力量最强，是突厥汗国内五个可汗中最大的可汗，他对中原地区威慑力量也最大。

由于与北周长期“和亲”结盟，突厥贵族对于杨坚的代周建国不太乐意，又想乘其立足未稳南下侵掠。这时，北周的千金公主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她在他钵死后又嫁给了沙钵略，知道北周灭亡后，时时为国破家亡伤心，总想找隋朝报仇，就天天向沙钵略哭诉，最后促使他决定及早出兵。于是，沙钵略召集阿波等部，集合大军40万南下，隋朝边关狼烟四起。隋朝初时战局不利，后来采取远交近攻的政治、军事策略，与阿波等部通好进行分化，以集中力量打击沙钵略的军队，很快粉碎了突厥的进攻。这次南侵的失败也加剧了突厥内部的矛盾，达头、阿波等西部势力联合进攻沙钵略，脱离他的管辖，突厥汗国便分裂成为了东、西两部，称为东突厥、西突厥。

作为东突厥的可汗，沙钵略既要面对西突厥的进攻，又要防范东北的契丹，更担心隋朝乘机讨伐。在这种情况下，他权衡之后决定与隋朝和好，千金公主也暂时不想与隋朝为敌了。怎样才能化干戈为玉帛呢？他们都想到了一点，那就是与中原王朝曾经有过的“和亲”基础。千金公主先上书隋文帝杨坚，详细内容虽不可知，但显然是讲自己是北周的公主，也是隋朝的女子，女婿沙钵略应被同样看作文帝的儿子辈。隋文帝为维持北方各势力的平衡，未采纳晋王杨广乘机灭东突厥的意见，而是派使者前往，希望结束敌对状态。沙钵略送走使者后立即上书，称文帝是自己的岳父，自己是中原的女婿，也就相当于儿子辈，突厥的牛羊也就是大隋的牲畜，突厥愿与隋朝世代和平相处。文帝很快回函，表示已经知道他倾心内向，我既然是你沙钵略的老岳父，对你也就像对儿子一样，我现在派大臣虞庆则看看女儿，也看望女婿你。

虞庆则在东突厥的经历并不轻松。沙钵略排列出军队炫耀武力，摆出各种奇珍异宝显示富有，而且坐着迎接“天朝使臣”，说自己病了，不能起来，还讲：“从我父亲、伯父以来，都不向人下拜。”面对此情此景，虞庆则指责他不合礼仪，并进行劝喻。千金公主则在私下劝虞氏适可而止，她说：“可汗性如豺狼，与他过分争论的话，狼会吃人的。”随行的长孙晟不怕“狼吃人”，仍然劝说沙钵略，晓以情理，喻以利害。沙钵略最后自感理屈，以跪拜之礼领受了隋朝印信、敕书。虞氏又劝他遣使称臣，他就问部下什么是“臣”，部下则告诉他，“向隋称臣就是做他们的奴隶”。他高兴地表示：“能够做隋朝的奴隶，我要好好感谢虞仆射了！”在隋朝使者返回前，他送给虞庆则好马1000匹，并把堂妹嫁给他。于是，虞氏在完成使命之间又有了一次联姻，成了东突厥王族的女婿。

585年（隋开皇五年），沙钵略为西突厥和契丹所逼，感到周边形势险恶，请求南迁到白道川（今呼和浩特平原）。隋朝批准了这一请求，并给予军事、物资援助，双方关系更加密切。文帝在诏书中称：隋朝与东突厥“过去虽然和好，但仍是两个国家，现在已经是君臣，融为一体了”。对于千金公主，文帝赐她姓杨，改封为大义公主，褒扬她深明大义，为双方的和好、边疆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587年，沙钵略可汗死去，他的弟弟处罗侯即位，称为叶护可汗，叶护战死后由沙略钵之子雍虞闾即位，号称都蓝可汗。他们在位期间都注意发展与隋朝的关系，但大义公主却引出种种麻烦，最后遭致杀身之祸。589年灭陈之后，文帝把陈后主（叔宝）的屏风送给大义公主，大概是想让她欣赏、使用这个来自中原的物品，岂料引得她万分感慨，在屏风上写下了一首五言诗：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

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庭。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

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惟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中，她首先从屏风想到了陈朝的兴亡，感叹王朝的盛衰、世道的变迁；又从陈后主的命运想到荣华富贵的无常。是啊，当年陈后主住在重重亭台殿宇之中，在嫔妃陪侍下饮酒作乐，现在又怎么样了呢？其实，她实质上是在感伤当年北周灭亡的旧事，只是不敢明白地写出来。在下半部分，她更感伤自己的身世，想到当年身为皇室之女的欢乐，远嫁边陲之后的辛酸，特别是北周倾覆后的痛苦，昔日为周突联姻而献身的抱负又都哪里去了呢？可古往今来的人哪个不是这样，岂止我一个？可我最怕听那支《明君曲》，让我更加为自己远嫁异域感到悲伤！

大义公主写这首诗的事被报告到隋廷，文帝对她非常厌恶，所赏赐的物品越来越少。593年前后，有个叫杨钦的人从中原窜到东突厥，告诉公主：内地有彭国公刘昶与宇文氏反隋，让公主发兵南下配合。都蓝擒获了杨钦并报告隋朝，文帝开始怀疑大义公主有反隋之心。文帝还接到报告，说公主正与西突厥的泥利可汗勾结，可能有所图谋，于是对她更不信任。恰好，她与侍者私通一事被揭发出来，文帝借这个机会下诏废黜了她，削为庶民，但对她仍不放心。不久，沙钵略可汗的儿子突利可汗（名叫染干）向隋朝求婚，文帝让大臣告诉他，只要杀了大义公主就答应。突利回去以后向都蓝一再讲她的坏话，都蓝最后发了火，派人杀死了她。这位可怜的北周公主，在王朝更替之际远嫁突厥，虽然为稳定边疆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复杂的形势下因举止可疑而未得善终。

597年（隋开皇十七年），隋朝把宗室之女安义公主嫁给染干，并允许他南迁到隋朝辖境附近，给予丰厚的赏赐，为隋朝守边。都蓝可汗为此很恼火，与隋朝关系不断恶化，最后兵戎相见。都蓝又联合达头可汗进攻染干，使其被迫率部到隋朝境内避难。隋军后来击败了达头可汗，拜染干为启民可汗，并在朔州（今山西西北部）筑城池，让他们居住。这时，安义公主已死，文帝又把宗室之女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同一位边疆民族首领两次娶公主，在隋朝只有启民可汗一人。不仅如此，隋朝对他及其部属给予大力支持，一旦都蓝、达头派军来犯就让他率部入隋躲避。还出兵帮助他抗击来犯之敌，所缴获的牛、羊等牲畜都送给他们，让他们恢复力量。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也十分感恩，607年（隋大业三年）炀帝杨广巡幸北边时，他们夫妇来到行宫朝见，前前后后献上好马3000匹，启民还陪同炀帝入塞巡游。炀帝龙颜大悦，先赏赐他们夫妇2000多匹缎，后又加赏启民及该部酋长20多万匹缎。第二年，启民病逝，其子咄吉世即位，称为始毕可汗。始毕可汗上表请求仍娶义成公主为妻，隋朝谕令义成公主遵从突厥风俗，义成公主又嫁给始毕，双方关系仍然较好，615年（大业十一年）始毕可汗把再次巡幸的炀帝围在雁门，关系才恶化。几年后，中原大乱，各地纷纷反隋，炀帝死在扬州，始毕可汗又把萧皇后迎接过去，安置起来，尽了女婿之责。

信义公主

对于西突厥，隋朝虽然多次用兵，仍努力联络其中的首领，使其内向归附，以稳定西北边疆。隋炀帝时期，通过与处罗可汗的“和亲”，双方关系密切起来。处罗可汗的名字叫达漫，母亲向氏是中原人，与西突厥的泥利可汗鞅素特勤生了达漫，泥利死后又嫁给他弟弟婆实特勤，以后与婆实特勤长期滞留长安，受到隋朝的安置和礼遇。隋朝很想利用这一层关系联络他，炀帝初年正赶上处罗内外交困，又知道他很想念母亲，便派崔君肃前去联络。处罗经崔君肃晓以利害，又看到东突厥启民可汗的变化，决定内附隋朝，派遣使者朝贡。

610年，炀帝准备巡幸北方，召他前往朝见，汗国内有人担心有变，他不愿前往。炀帝勃然大怒，采纳裴矩的建议，决定对西突厥采取分化、孤立的政策。他的部下、达头可汗之孙射匮遣使隋朝，要求“和亲”，隋朝告诉他愿意扶持他为可汗，取代处罗。射匮得知后极为高兴，发兵进攻处罗，处罗大败。隋朝乘机让他母亲去劝他，讲隋朝待自己如何如何好，千叮咛万嘱咐，他才有所感悟。611年，他亲自入京朝见炀帝，称炀帝为“圣人可汗”，诚恳表示愿意归附。随后，他的部下得到隋朝的安置，614年炀帝又把信义公主嫁给他，赐给他彩绸做的袍服一千多件和彩绸一万多匹。此后，他们夫妇滞留中原，直到隋朝灭亡。

光化公主

隋朝还与高昌、吐谷浑两个政权“和亲”。这两个民族、政权在当时的西北边疆有着一定影响，尤其是在突厥不时侵扰的情况下，隋朝希望通过他们牵制突厥，达到稳定边疆、开疆拓土的目的。高昌是十六国北朝以来西域的重要民族、政权，但与柔然、铁勒、突厥等较大的民族、政权相比，力量仍然有限，所以或臣服于柔然，或归附于铁勒。隋朝建立后，高昌仍然受到铁勒、突厥的控制，但高昌王有意联系隋朝，提高自己的地位。608年，高昌王麴伯雅派遣使者到隋朝，进献土特产，隋朝对此极为重视，给予隆重接待。第二年，伯雅亲自到隋朝，觐见炀帝，炀帝把宗室之女华容公主嫁给他。612年，他与公主回国后，立即下令改变“被发左衽”的旧习俗。隋炀帝得知后非常高兴，认为这一举动“变夷从夏”，是隋朝威德远播四方的结果，专门下诏表彰。但实际上，铁勒仍控制着高昌，伯雅此举仅是为了取悦隋朝，并没有真的实施。

隋朝建立之初，吐谷浑首领吕夸曾多次发兵侵扰，均遭隋朝迎头痛击。591年，吕夸死后由其子吕伏即位，立即派使者上表称臣，并进献土特产和珍宝，还要求献上美女。文帝接受了吐谷浑的归附，但委婉地拒绝了呈献美人的要求，并派人前往抚慰。596年，文帝把光化公主嫁给吕伏，双方确立了“和亲”结盟的关系。第二年，吐谷浑大乱，吕伏被杀，他弟弟伏允即位。伏允很快就派使者向隋朝报告这一情况，并要求按照当地风俗娶公主为妻，文帝谕令批准。以后，伏允每年都派使者朝贡，双方关系较为平稳。炀帝即位后，志在西部开拓疆土，先鼓动铁勒进攻吐谷浑，后又在两败俱伤之际出兵，伏允率残部依附于党项。隋朝接管了该部的疆土，在祁连山以南、雪山（今阿尼玛卿山）以北的数千里土地上设置了郡县，疆域迅速扩大。隋末大乱，伏允又乘机反攻，收复了失地，并再次侵扰中原。

文成公主

唐朝时期的中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处理边疆民族关系上也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政策，与武力征伐、德化政策、羁縻府州一样，“和亲”也成为其中重要的部分。这一时期，唐王朝的统治者比以前的中原王朝、政权更认识到了“和亲”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地运用“和亲”这一法宝调整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并且不断提升远嫁公主的规格，使“和亲”成为了重要的安边之计。

文成公主和她的侍女第一，在“和亲”的对象上，汉朝时只有匈奴、乌孙、龟兹和鄯善，唐王朝则与吐蕃、吐谷浑、奚、突厥、契丹、回鹘等民族的首领进行过“和亲”。唐朝与边疆民族首领“和亲”的次数明显增多，根据张正明教授的统计，《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中所记载的“和亲”有27起，从唐朝618年建立至907年灭亡的289年间，平均10年就有一次。

在“和亲”过程中，唐朝的许多公主远嫁边疆，如嫁与吐谷浑可汗的弘化公主，嫁给吐蕃赞普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永乐、燕郡、东华三位公主嫁给契丹首领，固安、东光、宜芳三位公主嫁给奚族首领，金河公主嫁给突骑施首领苏禄，嫁给吐谷浑王子的金城和金明两位县主，宁国、小宁国、崇徽、咸安、太和五位公主嫁与回鹘可汗。当然，边疆民族的首领也曾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唐朝王族，如肃宗时派敦煌王李承出使回鹘，表示友好并借兵镇压安史叛军，怀仁可汗（骨咄禄毗伽阙可汗）把自己可敦的妹妹嫁给承。唐朝对这次联姻非常重视，封这位回鹘公主为毗伽公主，加封承开府仪同三司拜为宗正卿，命他以毗伽公主为妃子。

第二，唐朝选派“和亲”的女子的规格比较高。如果与汉朝相比的话，汉朝出嫁的都是宗室之女，后来甚至把宫女都作为“和亲”的选派对象。唐朝所出嫁的多为宗室之女，如小宁国公主为荣王之女，金城公主是雍王之女、中宗的养女。还有少数几位是少数民族将领、首领的女儿，由唐王朝加封为公主之后出嫁的，如玄宗时加封西突厥阿史那怀道之女为金河公主，嫁给突骑施的苏禄可汗；又如仆固怀恩的女儿、孙女先后也曾嫁到回鹘，都与唐王朝对回鹘的笼络政策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大唐天子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回鹘首领，即肃宗之女宁国公主，德宗之女咸安公主，宪宗之女太和公主。当时，安史之乱硝烟未定，衰落的唐王朝尚未得到喘息之机，吐蕃已经大举进犯。为了借回鹘之力抗击安史乱军和吐蕃，唐朝天子把亲生女儿嫁过去，的确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与汉初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刘邦面临着匈奴南侵的巨大压力，但对于嫁长公主一事仍犹豫不决，特别吕后一哭就改变了主意，两相比较更可见唐朝皇帝的远见和魄力。

第三，唐朝的“和亲”政策不仅是唐王朝各个时期治边战略的一部分，在安定边疆、开疆拓土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了当时国内各民族的关系。

“和亲”的政治、军事作用

唐朝的“和亲”多以怀柔、羁縻为宗旨，服务于整个治边战略，又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确定“和亲”的对象与规格，已经成为了与边疆民族调整关系的布达拉宫殿重要手段。唐朝初年，东突厥势力强大，多次派军南下，对新生的唐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620年（唐武德三年），东突厥的处罗可汗还扶植隋朝齐王之子杨政道为隋王，这自然让唐朝如芒在背。因国内尚未安定，唐高祖时期对它采取了有限退让、积极防御的政策，同时利用西突厥加以牵制。在统叶护可汗时期，西突厥遣使唐朝要求“和亲”，高祖向大臣问计，封德彝认为可以通过“和亲”实施远交近攻之计，以威慑东突厥。高祖采纳这一建议，答应了这一请求。统叶护极为高兴，627年（唐贞观元年）派人进献万钉宝钿金带和5000匹马，准备迎亲。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对此很是愤怒，加以阻挠，还派人告诉统叶护：“你要娶唐家公主，必须从我的地盘通过。”统叶护便迟迟无法迎亲，不久被部属杀死。这次“和亲”最终未能实现，但对唐王朝来说达到了“远交近攻”的目的，太宗时期又通过政治分化和武力征讨，平定了东突厥，将其一部分南迁到内地，把西起阴山、东至大漠的广大地区收入版图。

与薛延陀、吐谷浑、吐蕃、突骑施、奚等的“和亲”，也是唐前期治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唐朝极其强大，太宗皇帝更被边疆民族尊为“天可汗”。对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唐王朝往往是叛者伐之，顺者抚之，强者抑之，弱者扶之，并且更加主动、积极运用“和亲”手段调整与各民族的关系，培育各边疆民族政权及其首领对中原王朝的“内向之心”，使他们确立和保持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于是，边疆各民族的首领都以与唐王朝“和亲”为荣，以唐朝不答应和亲为耻。“和亲”对象的选择就反映了唐王朝治边战略的这一特点。唐朝一方面与吐谷浑、吐蕃、奚、契丹、突骑施实行了“和亲”，还改封隋朝时嫁到高昌的华容公主为“常乐公主”，赐姓为李，等同于本朝的“和亲”公主；另一方面，对薛延陀则是先答应后又废除，而且长期拒绝突厥的“和亲”请求。

薛延陀是铁勒的一支，原来曾依附于东突厥，628年其首领夷男在唐朝支持下建立汗国，第二年又被唐太宗册封为真珠毗伽可汗，势力大增。它与唐朝维持着友好关系，但太宗怕它强盛起来，成为以后的威胁，便让内迁的一部分突厥部族向北迁移，与薛延陀相邻作为防备。夷男由此心生不满，双方关系开始恶化。642年（贞观十六年），夷男遣使求婚，太宗对大臣讲：“北方民族世代为患，现在薛延陀又强大起来了，我觉得有两个办法：一是派军消灭它，可保百年无事；二是答应‘和亲’，暂时羁縻，也可以在30年内无事。”房玄龄建议：“国家初建，大乱之后满目疮痍，且战事凶险，应慎重行事，所以‘和亲’是天下大幸。”太宗也表示同意“和亲”，便答应把新兴公主嫁给夷男，要求他准备厚礼迎亲，还准备到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会见他。夷男极为高兴，向部下宣布：“我本来是铁勒的小首领，天子册封为可汗，现在又把公主嫁给我，我一定要到灵州去迎接。”而且，他不顾部下阻拦，征集国内的大量牛、羊，亲自督率着前往灵州。由于长途跋涉，牛、羊死了许多，也未按期到灵州，让太宗等了好长时间。于是，唐朝不少大臣认为夷男不懂礼仪，聘礼也不够多，有轻视唐天子之心，太宗便废除了婚约，双方关系完全恶化，接着爆发了战争。646年，唐朝消灭了薛延陀，并在这一地区设立府、州。

对于突厥，唐王朝一直怀有戒心，不希望它过分强大，在“和亲”方面也采取冷处理的态度，避免让它因此扩大影响、过分壮大。西突厥在统叶护可汗之后陷于内争，可汗更替频繁，各首领都向唐朝请求“和亲”，太宗一概拒绝，还告诉他们：“你们国家战乱不止，君臣的名分都定不下来，还来求婚？”后来，沙钵罗陉利失可汗献上500匹马，又来求婚，虽然他的父亲莫贺设曾同太宗结为兄弟，他又对唐朝表示臣服，太宗仍拒绝了“和亲”要求，但同时对他多加抚慰。乙毗射匮可汗当政时又向唐朝请求“和亲”，太宗这次表示答应，但要求他割让他的五个属国——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和葱岭作为聘礼。这种要价无异于要他完全归顺唐朝，婚事也未谈成，太宗以后再未见西突厥提出“和亲”要求。

高宗、武则天时期，东突厥的旧部在默啜可汗统率下逐渐复兴，他与后继者毗伽可汗都注意与唐朝发展关系，他们执政的四十多年间（691～734年）双方冲突较少，突厥还曾帮助唐朝平定契丹等的叛乱，总体上较为和好。默啜时期曾要求“和亲”，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武则天之子，武则天却让魏王武承嗣的儿子武延秀娶他女儿为妃子。默啜很不高兴，认为这有违他嫁女给李家儿子的初衷，拘留了前去迎亲的武延秀，还出兵边境，双方关系一度恶化。后来，他又要求把女儿嫁给皇太子的儿子，中宗即位后下诏拒绝，甚至表示能杀死默啜的就可以封为国王。睿宗时期，双方恢复和好，默啜又请求“和亲”，唐朝曾答应把宋王之女金山公主嫁给他，但不久突厥发生内乱，默啜被部下杀死，这次和亲也未能实现。毗伽可汗继默啜而立，他曾遣使表示自己愿做唐玄宗之子，玄宗表示答应，但又请求“和亲”时被拒绝，725年（唐开元十三年），唐朝派袁振出使突厥，他与众大臣一起宴请袁振，席间他极其不解地问：“唐朝与吐蕃、奚、契丹等都先后‘和亲’，突厥前后多次求婚，为什么竟然不答应？”袁振回答：“可汗您既然以唐天子为父，父子之间怎能再‘和亲’？”他对这一回答并不满意，表示：“‘和亲’的公主都不是天子的亲生女儿，我们也不会问真假，要求的也并非一定是天子之女，可我们多次请求都没答应，实在是羞见邻近的各民族了！”

如果说唐前期国力强盛，“和亲”以怀柔为主，志在开疆拓土，那么安史之乱后的“和亲”则明显地带有自保的性质，而且所有的七起“和亲”都是与回鹘进行的，目的是借助回鹘之力平定内乱、防范吐蕃。“和亲”的规格也随之提高，有三位“天子真女”远嫁回鹘。755年（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南下，由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756年（唐至德元年），肃宗派遣李承、大将仆固怀恩到回鹘，请求援助。第二年，在回鹘军队的帮助下，唐朝收复了长安和洛阳。758年（唐乾元元年），肃宗册封回鹘葛勒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并把女儿宁国公主下嫁给他，以荣王之女（回鹘称为小宁步辇图（图右坐者为唐太宗，左第二人为吐蕃使者禄东赞）国公主）为陪嫁之女。回鹘可汗又为儿子移地健请婚，肃宗又把仆固怀恩之女嫁过去，759年移地健即位，为牟羽可汗（又称为登里可汗），唐朝册割仆固氏为婆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因为“天子真女”下嫁和多次“和亲”，回鹘与唐朝关系极其密切，其军队与唐军多年并肩作战，在肃宗、代宗时为平定叛乱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成为唐朝的严重威胁，为防止回鹘被吐蕃拉过去，唐王朝又一再与回鹘“和亲”。769年（唐大历四年），唐朝又把仆固怀恩的另一个女儿册封为崇徽公主，再嫁给牟羽可汗。787年（唐贞元三年），移地健的从兄顿莫贺取代他成为新的可汗，派遣使者与唐朝通好，请求“和亲”。德宗把第八女咸安公主嫁给他，他则表示愿意向唐朝称臣。第二年，他派人迎娶公主，并向唐朝表示：“过去回鹘可汗与唐朝皇帝是兄弟关系，现在我已经是唐朝天子的女婿，是半个儿子了。”咸安公主在回鹘生活了21年，先后嫁给了四个可汗。咸安公主死后，回鹘又多次请求“和亲”，到822年（唐长庆二年）穆宗封第十七妹为太和公主，远嫁回鹘。

“和亲”与经济文化交流

唐朝与边疆民族“和亲”是其治边政策的一部分，具有明显的政治、军事目的，在这方面也发挥出积极作用。正如唐朝时就有人指出的：公主“和亲”实际是发挥了“辅佐政事”的作用，拓宽、实现了大唐王朝“怀柔远人”的政策。其实，“和亲”公主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如758年宁国公主出京时，肃宗送出很远，公主泪下如雨，对父皇表示：“愿以国家大事为重，即使身死异域也无遗恨！”肃宗也为之心酸落泪。父女两人一送一位之中，既有女儿远嫁时的父女离别之情，更有对江山社稷的无限担忧，又反映出“和亲”公主对自己使命的深刻认识。不仅如此，远嫁的公主及其随从们还在边疆地区传播了中原的文化，推动了中原与边疆的经济文化文流，促进了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下面我们就以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远嫁吐蕃为例来看一下。

吐蕃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唐朝初年逐渐强大起来，赞普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吐谷浑先后与唐朝“和亲”，634年（唐贞观八年）就派使者向唐朝求婚。太宗没有答应，使者怕回去不好交代，就说是唐朝因吐谷浑挑拨才不答应的。松赞干布便派兵进攻吐谷浑，还讲“如果大国不嫁给我公主，我就会继续进攻”，接着又攻打唐朝的松州（治今四川省松潘县），被唐军击败。松赞干布很快就派使者到唐朝谢罪，并再次求婚。太宗答应把文成公主嫁给他，他又派禄东赞带来大量的聘礼，前来迎亲。641年，唐朝派送亲专使、江夏王李道宗与禄东赞一起，伴送公主出长安，由西而南，前往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到黄河之源迎接，见到李道宗便行子婿之礼，非常恭敬。公主到吐蕃后，松赞干布对亲信大臣讲：“我的父辈都没有与中原上国通婚的，现在我能娶大唐公主，实在是国家的大事。”还派人在玛布日（布达拉山）建造了宫室，让公主居住。

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关系非常密切，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得到加强。他在迎接公主时就赞叹唐朝的服饰之美和礼仪之周，公主入吐蕃之后不仅带来了文成公主像华贵、丰厚的嫁妆，而且带去为数不少的工匠，携带了经史、佛经、佛像和工艺、医药、历法等方面的书籍，把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文化传播到吐蕃。公主还建议他废止一些原有的风俗，他不但接受了建议，还派贵族子弟到唐朝留学，诵读诗、书。松赞干布去世于650年，此后禄东赞家族专权，唐蕃关系出现了曲折，双方战争不断。此间，文成公主虽然无法干预吐蕃政局，但在吐蕃仍受到爱戴和优待。680年（唐永隆元年），文成公主病故，吐蕃在以后又多次要求“和亲”，均未实现。

707年（唐景龙元年），中宗把金城公主又嫁给吐蕃赞普赤德祖赞，709年公主被迎到吐蕃，唐蕃实现了第二次“和亲”。金城公主入吐蕃后，中原与吐蕃的交流与联系进一步加强，不仅中原的丝织品和生产技术更为广泛地传入吐蕃，金胡瓶、羚羊衫缎、金鹅盘等吐蕃土特产传入中原，而且还应金城公主的请求，唐朝在731年（唐开元十九年）赐予《毛诗》、《礼记》、《左传》等典籍。金城公主在740年去世，在吐蕃生活的三十多年间，还在缓解唐蕃冲突、促成双方划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藏族的传说、壁画和史籍中仍有许多文成、金城公主的故事，作为历史的见证，这些又都是对唐蕃“和亲”及当时内地与吐蕃经济文化交流、国内各民族友好往来的赞美之歌！

兴平公主

907年，唐朝灭亡，中原地区出现割据混战局面，进入五代十国时期。10世纪中叶，宋朝建立，中原地区实现了统一。在边疆地区，仍存在着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如北方的契丹（后改称辽）、金，西部的西夏和回鹘政权，西南的吐蕃各政权和南诏（大长和、大天兴）、大理等等。其中，辽、金又长期与宋朝南北对峙，直到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全国，中国才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此后，明朝取代元朝，清朝又取代明朝，相继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我国各个王朝、政权与边疆民族首领之间仍然多次“和亲”，这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等史籍中都有相关的记载。

从五代到元代，根据张正明教授的统计，见于各种史籍记载的和亲共16起，五代十国时期有1起。宋辽夏金元时期有15起，明代则未见明王朝与边疆民族的“和亲”。这16起“和亲”中，汉族建立的政权与边疆民族首领之间，即南汉的刘龚把增城县主嫁给南诏大长和国的郑曼的这次联姻在五代至清朝的一千多年间极具特色，这是从五代十国、宋朝到明朝的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和亲”的罕见个案，又是发生在中国南方的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就更为少见了。其他15起都发生在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权之间，包括辽朝与西夏的3起，与回鹘的1起，与吐蕃的2起；西辽与乃蛮部的1起；西夏、回鹘与吐蕃的各1起；蒙古（元朝）与金朝、西夏的各1起，与高昌的4起。

其实，上述统计并不完全，比如辽朝也曾通过政治联姻治理国内的边疆民族，对于西北边疆的阻卜族先是采取武力征服的政策，辽圣宗后期则改为安抚的策略，1004年（辽统和二十二年）阻卜酋长铁刺里来朝求婚，辽圣宗就答应了这一请求。又如，元朝给予吐蕃的款氏家族很高的地位，不仅从八思巴起不少人被封为帝师，还把这一家族的许多人封授为司徒、司空，还有人娶了蒙古公主，如恰那多吉、达钦桑波内、琐南藏卜、贡嘎勒贝迥乃坚赞贝桑布都被封为白兰王，娶了蒙古公主，成为元朝的驸马。其中，琐南藏卜既是蒙古公主所生，又娶了蒙古公主。这些联姻显然也属于“和亲”的范畴。

从背景和效果来看，这一时期的“和亲”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类是被动的、无奈的，往往势力较弱的一方是在敌方大军压境时献女求和，以求一时的苟安，缺少整体、长远的战略目标，而“和亲”之后强者往往继续进攻，弱者难以逃过灭亡的命运。西夏、金朝与蒙古的“和亲”就较为典型。1205年（夏天庆十二年）至1209年（元太祖四年，夏应天四年），成吉思汗第三次征讨西夏，前两次由于西夏的顽强抵抗，蒙古军只在大肆掠夺之后撤军。1209年，蒙古铁骑击败了西夏的5万主力军队，包围了西夏的都城中兴府（治今宁夏银川市），还放水淹城。夏襄宗李安全曾向金朝求援，但遭到拒绝，无奈之下把女儿献给成吉思汗求和，向蒙古称臣纳贡。蒙古军队在大肆抢掠之后撤军，西夏暂时躲过灭顶之灾，而后统治集团又陷于内争，更无力抗击蒙古，直到1227年最终被蒙古灭亡。1211年以后，蒙古军队又连续南下，向金朝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攻破河北、山东九十多个郡，1213年又直逼中都（今北京），金宣宗完颜询被迫求和，献出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金帛和童男女，蒙古军队才撤走。这位公主成了成吉思汗的“公主皇后”，在他的妻子中排位第四，但这次和亲也无法挽救金朝，到1234年仍被蒙古、南宋的联军消灭了。对于这两次“和亲”，后世也认为是得过且过的妥协之计，缺乏长远目标，明朝初年所修的《元史》就称1209年为“夏主纳女求和”，1213年为金主求和“奉”上岐国公主。

第二类是主动的、积极的联姻，与过去汉唐时期的“和亲”一样，是各王朝、政权当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目的多为通过联姻加强政治、军事上的联系，确保本政权或统治集团的现有地位或既得利益，并志在开拓疆土。南汉与南诏的“和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刘在其兄刘隐势力的基础上割据岭南，917年建立了以广州为都城的南汉政权。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颇费心机，919年（南汉乾贞三年），他册封楚王马殷之女为皇后，意在拉近与北方强邻楚的关系。对于西面的南诏也想加强联系，923年，南诏大长和国的郑派使者前来，献上红鬃毛的白马，要求“和亲”，而且使者自称是皇帝郑的亲兄弟、归仁庆侯郑昭淳。刘心中大喜，给予隆重接待，并把刘隐的女儿增城县主嫁给郑。这次联姻发生在群雄割据、混战不休的五代十国时期，双方都无力也不可能一统宇内，联姻是为了声气而通、远交近攻，确保双方在当时中国南部的有利地位。

南汉与南诏的“和亲”发生在中国南方，只能对局部地区产生一定影响，而西夏与辽朝“和亲”是在辽、宋、夏对峙分立的情况下出现的，具有更重大的战略意义，对当时的中国局势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西夏在李继迁时期采取“联辽抗宋”的策略，利用辽、宋的矛盾发展自己。辽圣宗为了利用他对抗宋朝，也极力拉拢之，986年（辽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把宗室耶律襄之女封为义成公主，嫁给李继迁，还赐给他3000匹马。990年，辽圣宗又封继迁为夏国王，双方结成联盟对抗宋朝。后来，李继迁又暗中联络宋朝，力求从辽、宋矛盾中取渔翁之利。他儿子李德明即位以后，西夏利用宋、辽“澶渊之盟”后的形势，采取同时结好辽、宋的政策，结果两边都对他不断加官晋爵，以便拉拢李德明，“和亲”依然是辽、夏加强关系的重要手段。1029年（辽太平六年，宋天圣七年），李德明向辽为儿子元昊求婚，辽圣宗欣然答应，两年后元昊娶了辽的兴平公主，被辽朝加封为夏国公、驸马都尉。双方的亲密关系仅仅维持了几年，因为西夏与辽朝管辖下的党项、吐谷浑往来，以及1038年兴平公主死去，辽朝曾派遣使者责问，双方矛盾公开化。

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前后，西夏与宋朝关系密切起来，辽、夏战争不断，直到1053年才恢复和好。此后，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断，与宋的关系也时好时坏，到李乾顺时期（1087年～1139年）才与宋朝相对和好，同时又倾向于辽朝。1099年（辽寿昌五年），李乾顺在辽的支持下掌握了西夏的大权，第二年就向辽求婚，结果被辽道宗拒绝。以后，李乾顺又两次向辽求婚，1105年（辽乾统五年）辽天祚帝把宗室之女成安公主嫁给他，双方关系再度加强。这果然有利于辽、夏调整对宋、金的关系，特别是宋、夏冲突时，辽就向宋施加压力，帮助西夏；当辽屡屡被金攻打时，西夏就予以援助，甚至在天祚帝无路可走时请他到西夏避难。1124年，在金的压力之下，西夏才与辽断绝关系，第二年辽朝也就走向了灭亡。边疆与边疆民族三、边疆与边疆民族。

万国

大约公元前21世纪，夏族（史称夏后氏）的首领禹及其子启建立了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第一个王朝。夏朝确切的疆域仍待进一步考证，现在一般认为，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在今天山西南部、河南西部的汾水下游和伊洛地区，东疆应当包括今天河南东部、安徽和江苏的北部、山东的全部以及河南的南部，南疆应当到达了今天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一带，西疆到达了今天河西走廊地区，北疆可能到达了今天河北涿鹿。

当时的夏朝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华夏族活动在中心区域，外围居住着奉夏朝为宗主的众多民族或部族集团；东部居住着被称为“夷”的东夷部族，包括夷、莱夷、羽畎、岱畎、淮夷、岛夷（或鸟夷）等等；南部生活着被称为“三苗”的部族，由于长期与华夏族为敌，帝尧时曾把其中的一支迁往“三危”；西部有昆仑、析支、渠搜三个“西戎”之国，以及帝尧时被迁来的“三苗”的一支；北部则是被称为“畎夷”的部族，有人认为畎夷大概就是后来的犬戎，属于北狄民族集团。这些部族集团虽然奉夏朝为宗主，但与夏朝的关系比较复杂，据说禹在涂山（今地在何处尚有争论，一说在安徽省怀远县）举行大会时有“万国”来参加，夏朝建立后与东夷的关系最为重要，夏后氏曾与东夷的有任氏、有辛氏进行了政治联姻，但在前期又与东夷纷争不断，甚至出现被后羿部族灭国百年的“失国”时期，中期夷、夏相安无事，末期又因抵不住商汤、东夷的联合进攻而灭亡，商朝建立。

四土

商朝是由商族（华夏族的一支）的首领商汤在公元前16世纪建立的，是我国有确凿可信历史的最早王朝。商朝前期的疆域与夏朝大致相同，后期有较大扩展，被称为“邦畿”的中心区域范围较夏朝要大得多，范围包括今天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的广大地区。邦畿之外是臣属于商王朝的众多的方国，这些地区在甲骨卜辞里称为“四土”，即“东土”、“南土”、“西土”和“北土”。考古资料和文献都表明，商朝的疆域东达今山东滨海，南及今天江、汉、湘、赣流域，西含今陕西大部及甘肃南部，北至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

在商朝的广大疆域内，许多地区尚未开发，仍有不少地区是荒山野林，所以更像一张由村邑、城邑、方国以及散居其间的少数民族部族构成的大网。在这个网状疆土之中，华夏族主要生活在中心区域的村邑、城邑里，邦畿外围的方国就是当时边疆的民族或部族。商朝前期的情况是：东部有符娄、伊虑、仇州、沤深、九夷、十蛮、文身等，南方为瓯邓、损子、桂国、百濮、九菌、产里等，西部是昆仑、狗国、鬼亲、枳己、贯胸、雕题、漆齿、离丘等，北方则有空同（崆峒）、大夏、莎车、姑他、旦略、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其龙、东胡等。这些方国中有一些可以考证出活动范围，如九夷当为夏朝的“夷”族，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天山东、江苏，而许多方国现在难以确知其地望，只能知道大致的方位了。

商朝后期情况有所变化，东部仍是九夷的活动地域，主要有虎方、夷方、林方等；西北和北方出现了许多强大的方国，如鬼方、系方、揸方、羌方、蜀、基方等，他们活动在今天山西和陕西北部、宁夏六盘山一带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区，与商王朝发生过多次战争；南方出现了荆楚等部族。商朝后期曾与周边各方国发生多次战争，西部的华夏族方国周就在这一时期逐步强大起来，公元前1066年前后商朝正对东夷用兵，周武王姬发乘机向商朝都城发动进攻，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历史上称为“西周”。

王畿

西周的疆土包括西周直辖的“王畿”和诸侯国辖地两部分。武王灭商后定都丰镐（今西安市西南），附近的渭河平原地区称为“宗周”；成王时期又在伊、洛河流域修建了洛邑，附近地区称为“成周”。宗周、成周都是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称为“王畿”。西周初年，武王、周公和成王镇压了以武庚为首的商朝残余势力的反抗，征服了徐、奄等夷人方国，接着又推行了“封邦建国”的政策，大批的姬姓和异姓（主要是姜姓）贵族被分封到商人残余势力集中分布区和边疆部族居住区。相传周初分封了71个诸侯国，它们的辖地和王畿就构成了西周时期的疆域：东至今天的渤海、黄海、东海之滨，南抵长江以南，西到今甘肃省，东北到今天的辽宁，影响区域则达到了今天松花江、黑龙江流域。

公元前770年西周终结，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邑，开始了东周时代，东周又分为春秋（前770～前476年）和战国（前475～前221年）两个时期。春秋之初，王畿还包括今天河南省西北部地跨黄河两岸的大片地区，方圆600里左右，但到后期或者分封给诸侯，或者被非华夏族占领，缩减到方圆不过一二百里的区域，比一个普通诸侯国还小。这一时期，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齐、晋等较为强大的诸侯国先后称霸，在兼并其他诸侯国疆土的同时，又向邻近的非华夏部族扩张。齐是东方的大国，疆土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包括今天山东泰山以北的地区和河北的东南部地区。吴、越都曾是东南部的强国，吴国的疆土包括今天江苏的大部分、上海市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越国拥有今天浙江的大部分和江西的一部分，公元前473年消灭了吴国之后，疆土扩大到了今天山东东南部，成为了东方的大国。楚国占有江汉、淮河流域，疆土包括今天湖北全部和河南、陕西、四川、安徽、江西五省的一部分，是春秋时期土地最为广阔的诸侯国。秦国本来是一个小国，穆公时征讨西戎各部族，拓地千里，疆域最大时东至潼关，南抵秦岭，西到甘肃东部，北到今天陕西延安附近。晋国起初疆域狭窄，经过多年扩张，最强盛时拥有今天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和河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

战国时代，周王室的影响更为低落，周天子直辖的王畿更加小了，开始时还拥有伊洛一带，到公元前256年被秦国灭亡时，王畿只有7座城邑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各个诸侯大国在不断的战争中开疆拓土，形成了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齐国曾与魏、楚展开争夺，又消灭了宋国，疆土比春秋时略有扩大。楚消灭了越国、鲁国，又派将军庄矫率军入滇，控制了今天云南省滇池一带，疆土包括了今天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秦国侵夺了韩、赵、魏、楚之地，又兼并了义渠、巴、蜀等边疆部族，疆土包括今天陕西全部，四川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山西、河南、湖北的一部分。韩拥有今天河南中西部、山西南部地区。魏国拥有今天河南东部、山西南部地区。而赵国东灭中山国，北破楼烦、林胡，疆土不断扩大，强盛时包括今天山东一部分，河南南部和山西中部、北部，北至河套地区，还依阴山修筑长城，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燕国是战国时兴起的北方强国，拥有今天京津地区、河北北部和辽宁西南部。因此，随着诸侯国辖地向南、西、北方向的扩展，当时的中国疆域东到大海，南至五岭，西南到云南滇池一带，西抵甘肃东部，北含辽宁、内蒙古南部。总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扩展，东周时代周王的王畿再加上各国的疆土，总体上比西周时期的疆土有所拓展。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与非华夏族的部族比邻而居，形成了交错分布的局面。自夏商至西周，我国逐步形成了华夏、东夷、南蛮、北狄、西戎五大民族集团。华夏族建立夏、商、周王朝，居住在“中国”。“中国”意思是“众国之中的国家和大国”，在夏商时期是指王畿所在地，也就是当时的“天下之中”，周朝时期除了这层意思外还具有与华夏族同等的性质，比如《左传》中出现了“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的话，意思是讲“华夏族不加强武备，蛮夷部族就会入侵”。其实，到西周、东周时代，华夏族的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中心区域，也向当时的边疆地区迁移，特别是西周初年分封齐、鲁、晋等国，就使华夏族大批地迁往当时属于东夷、北狄的活动区域，形成了比邻而居、交错分布的局面。

周代的东夷主要指生活在淮河、徐泗一带和山东半岛的某些民族，包括商奄、蒲姑、徐戎、淮夷、莱夷等，是在夏商以来东部边疆民族发展来的；南蛮包括荆蛮、越、濮等几个系统，因为越、濮内部氏族林立，又称为“百越”、“百濮”；西戎包括巴、蜀、氐、羌、义渠、央林、北唐、西申等等。北狄的情况较为复杂，包括两个民族系统，一是犬戎、赤狄、白狄、长狄等，战国时称为胡和匈奴；另一个肃慎、貊、貉、山戎，战国时称为东胡。这些部族与周朝、各诸侯国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的辖区与华夏族的辖地时有进退，有时和平共处，有时战争不断，既有周朝、诸侯国对它们的侵夺（西周时期多次对东夷、荆楚、犬戎、淮夷等进行征伐，春秋、战国时代的晋、齐、秦等国的疆土扩大都与吞并邻近的边疆部族有一定关系），又有它们对周朝、诸侯国的进犯，甚至使周朝、诸侯国面临灭顶之灾，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前770年西周在申侯（属华夏族）和犬戎等的进攻之下灭亡。

九原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秦王朝。在此后的十多年内，秦始皇派军北击匈奴，在河套地区设九原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将原来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绵延万余里，以阻碍匈奴南下；南攻陆梁地，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把今天的两广地区和越南北部收入版图；在西南地区控制了冉、邛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凿五尺道，设置巴、蜀、黔中三郡。到公元前210年，秦王朝已经成为拥有辽阔疆土的大帝国，它的疆域东起今天朝鲜半岛北部，西至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南到今两广地区和越南北部，北至今天的河套、阴山和辽河下游。秦朝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建立统一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些地区也构成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成为中国统一的基础。

秦帝国的疆土之内，华夏族是主体民族，在边疆地区生活着众多的民族或部族，东北是夫余、貉、朝鲜、真番，东南仍是百越的活动区域，西南则为巴、蜀、滇等部族。在秦帝国之外，当时中国的北部是强大的匈奴，河西走廊聚居着乌孙、月氏等部族，西域分布着几十个以绿洲为聚居中心的小国，青藏、云贵高原上则生活着一些羌人部落，他们及其政权并未被秦朝征服。

南蛮北狄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了汉王朝，此后四百多年间因新莽的出现而分为两个时期，即公元前208年至公元9年的前汉（西汉）和公元25年至220年的后汉（东汉）。汉朝建立之初，辖境比秦朝极盛的疆域有所缩减，主要是南部、东南部出现了独立的南越、东瓯、闽越政权，北方的河套地区又被匈奴夺走。汉武帝时大力开拓疆土，建立了比秦帝国更为庞大的汉帝国，此后汉朝的疆域又有所变化：

东北边疆。武帝时用兵卫氏朝鲜，在今天朝鲜半岛上设立了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东汉时因马韩、貉的压力，被迫放弃了玄菟郡的全部和乐浪郡的一部分，辖地大大内缩。

东南边疆。武帝时解散了今天浙江南部和福建的东瓯、闽越政权，把越人迁往江淮地区，这一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对于南越，武帝在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派军征讨，在其旧境设立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个郡，其中儋耳、珠崖两个郡在海南岛上，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在今天的两广地区，交趾、九真、日南三个郡在今天越南境内。汉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并不十分稳固，到公元前46年（汉初元三年）儋耳、珠崖两郡都被撤销。

西南边疆。巴、蜀之地是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统一全国的基地，武帝时期又成为向西南开拓的前沿。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武帝派唐蒙出使蜀郡以南的夜郎，接着在那里设立犍为郡，治所就在今天四川省宜宾市的西南。公元前122年（汉元鼎五年），武帝在犍为郡的且兰部族居住区设立了柯郡，而后又把邛都、白马、冉、、滇等部族都纳入汉朝统治，在四川西部和云贵高原上设立了越、沈黎、汶山、武都四郡。公元前109年（汉元封二年），滇王归附汉朝，而后设立益州郡，治所就在今天云南省晋宁县的境内。公元前47年（汉建武二十三年），益州以西的哀牢夷归附东汉，据说该部的辖地东西有3000里，南北有4600里。明帝时期（58～75），东汉王朝在这一地区设立永昌郡，治所在今天云南保山市的西北。这样，汉朝的西南边疆不仅包括了云贵高原的全部，而且包含着今天缅甸的东部地区。

西北边疆。河西、西域地区汉初曾受到匈奴的威慑和控制，武帝时期出于联合西域诸国打击匈奴的需要，派张骞出使西域诸国，后来还把公主嫁到乌孙，通过“和亲”与西域的乌孙等国建立联系。与此同时，武帝在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出兵河西，这里的匈奴部族纷纷归降，汉朝接着在今天的兰州修筑了军事重镇金城，把西部边疆扩展到了河西地区。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匈奴的分裂与衰弱，汉与西域各国关系的日益密切，公元前60年（汉神爵二年），汉朝在西域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野云沟附近）。西域都护既是汉朝的军事驻防区，又是一个特别行政区，管辖着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至今天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最初有36国，后来发展为50国，汉朝一般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但掌握着它们的军事、人口等情况，都护代表汉王朝掌管着它们的军事、外交权，可以调动它们的军队，必要时还可以直接废立它们的君主，甚至取消一个国家，因此这一地区已成为汉朝西北边疆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汉初年，由于匈奴的侵扰，西域诸国与东汉朝廷“三绝三通”，特别由于班超、班勇父子的经营，东汉恢复了在西域的统治，123年（汉延光二年）改西域都护为西域长史，继续对西域行使管辖权。

北部边疆。匈奴在秦汉之际强大起来，先夺回河套之地，西汉初年又频繁南下，汉朝北疆烽火时起。在著名的平城之围之后，西汉朝廷放弃对匈战争政策，以“和亲”求边疆稳定，但效果并不显著。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强盛，多次出击匈奴，迫使匈奴北迁，而且控制了阴山以南地区，双方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北部边疆开始相对稳定。后来，由于汉朝、乌孙等的打击和国内部族的反抗以及天灾的影响，匈奴陷于分裂，出现了五单于并立的局面。公元前53年（汉甘露元年），匈奴的呼韩邪单于率部降汉，受到汉朝的礼遇。从此，匈奴的疆土归于汉朝的版图之内，匈奴原来所辖的贝尔加湖、阿尔泰山及其以南地区就成为了汉朝的北部边疆。

总之，汉朝在最强盛时的疆域东北包括今天朝鲜半岛北部，东临大海，南到今天海南岛和越南北部，西南包含哀牢夷地区，西北到达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这一疆域在某些地区、一定时期又有所变化。由于汉朝的强大及其深远影响，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也在汉朝形成，华夏族在汉朝以后被称为了“汉族”，并且分布在内地和边疆，与边疆地区的许多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中华土地上。当时边疆地区的民族，东北和北方主要有、沃沮、高句丽、乌桓和匈奴，东南主要是被称为“蛮”和“百越”的众多部族，西南包括冉、夜郎、都、邛都、滇、哀牢等西南夷，西部和西北主要是氐、羌和西域的乌孙、楼兰、龟兹、姑师等各国。

五胡乱华

公元220年至589年，中国历史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大分裂、大融合的时期。220年起，原来汉帝国的疆域内形成了魏、蜀汉、吴三国鼎立的局面，265年司马炎建立的西晋取代了魏，280年重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317年，西晋在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下灭亡，短暂的统一宣告结束，中国重装甲马作战图境内由此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在中国南部，316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称帝，重建了晋王朝，史称“东晋”，直至420年被刘宋取代。与东晋大体同期，在我国的北方、西北方和西南地区有汉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建立的十多个国家，史称“十六国、时期”。420年，刘裕建立宋代替了东晋，此后至589年在中国南方先后出现齐、梁、陈，历史上称为“南朝”。439年，北魏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地区，而后又经历了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历史上称为“北朝”。到581年，杨坚建立的隋取代了北周，589年消灭了陈，结束了南北朝的对立，也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

这三百七十多年间，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境内的王朝、政权既有汉族建立的，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但都以“中华正统”自居，大多以统一全国为己任。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又都把秦汉时的中国疆域视为自己应当管辖的范围，力图打破牵制、平衡的格局，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魏、蜀尤其如此，刘氏建立的蜀汉政权更是多次北伐、力图统一；西晋以所谓的“禅让”的办法从曹魏手中取得江山，而灭亡西晋的匈奴族首领刘渊则表示自己是汉朝刘氏的外甥，更有资格成为“中华正统”的继承人，他祭祀汉朝的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等皇帝，以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南北朝时期，南方的汉族政权以“正统”自居，不断北伐，力图收复故土家园；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等政权也不甘心居于“夷狄”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汉族政权区别不大，也强调要统一“戎”和“华”。这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特点，即民族融合加速，“中华一体”观念深化，分立阶段各政权力图统一，统一王朝则希望维护统一。在这一大前提之下，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中国疆域在汉帝国疆土的基础上也有所盈缩：

统万城城墙遗址东北边疆。东汉末年公孙度割据辽东、乐浪、玄菟三郡，西击乌丸（又称乌桓），东伐高句丽，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把辽东郡分为辽东、辽西、中辽三郡，还渡海占据今天山东半岛的部分地区设立营州刺史。公孙度死后，他的儿子公孙康即位，又在朝鲜半岛上继续向南发展，在乐浪郡以南设立了带方郡，治所就在今天朝鲜黄海北道的沙里院以南。此后，公孙恭、公孙渊相继统治这些地区，直到238年被曹魏政权消灭。曹魏在公孙氏统治的地区设置了平州，统领辽东、乐浪、玄菟、带方四郡，又设置东夷校尉掌管东北地区夫余、高句丽等部族的事务。西晋时期，这些地区仍在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十六国和北朝时期，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夺取了带方郡，高句丽、鲜卑等少数民族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上设立正式政区的历史至此结束。随着高句丽的强大，辽东、玄菟、乐浪三郡都成为其辖地，后来还从北魏夺取了辽水以东地区，成为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强大的边疆民族政权。

东南、南部边疆。东汉三国之际，今天的广西东部、广东和越南北部、中部地区为交州之地，在士燮兄弟的控制之下，210年至226年孙权利用他们统治着这一地区。226年以后，孙吴对交州实行直接管理，曾把交州划分为交州和广州，还在海南岛上设立了珠崖郡。280年，西晋灭吴，继续管辖交、广两州。317年以后，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继续统治这些地区。当然，从东汉末年至南朝时期，由于林邑的兴起和北侵，交州南部的日南郡被林邑逐步侵吞，孙吴、东晋、南朝的疆土也由汉朝强盛时的北纬14°逐渐退缩到北纬18°一线。此外，孙吴政权对台湾的经营也值得关注。230年（吴黄龙二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军万人渡海前往夷洲，历时一年左右，80％以上的士兵不服水土，因疾病、瘟疫而死，返回时从那里带回了一千多夷洲人。夷洲就是今天的宝岛台湾，尽管孙吴政权没有在台湾设置郡县，但增加了内地对台湾的了解，为今后大陆与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西南边疆。在三国时期，今天的四川西南、贵州西部和云南称为“南中”，在蜀汉的统治之下。孙吴政权对这一地区也虎视眈眈，几度与蜀汉展开争夺。为控制西南边疆，稳固后方，蜀汉极力经营南中，诸葛亮率军征讨，对于在南中各部威望很高的大姓孟获七擒七纵，终于平定了南中，而后设立建宁、云南、兴古等郡，任命官吏，发展生产，进一步稳固了西南边疆。263年曹魏灭蜀汉，265年西晋取代曹魏，这一地区又成为曹魏、西晋的西南边疆。271年（晋泰始七年），西晋设立宁州，管辖原来益州的建宁、云南、兴古三郡和交州的永昌郡，282年又撤销宁州建制，四郡统归益州管辖，并设南夷校尉掌管南中少数民族事务。302年（晋太安元年），西晋重新设立宁州，南中地区归该州管辖。西晋末年，李特、李雄建立的成汉控制了西南地区，南中也是这一政权辖区的一部分。347年，成汉被东晋灭亡，此后南中地区始终在东晋、宋、齐的管辖之下。梁武帝时期发生侯景之乱，当地官吏奉命率军救援建康，当地大姓乘机脱离梁朝，此后南朝无法在南中维持统治了。

西北边疆。曹魏政权在东汉之后继续管辖雍州西部、凉州以及西域地区，平息了各地方势力的叛乱，派官吏管理雍州、凉州各地，又设置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府管理广大的西域地区。西晋时期，在雍、凉两州之地又增设秦州，在西域仍设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府，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十六国时期，西北边疆地区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西秦、北凉、西凉等政权。439年（北魏太延五年），北魏灭北凉，而后北魏、西魏、北周在这些地区建立统治，但460年高昌在今天吐鲁番盆地地区独立建国，直至640年才被唐朝消灭。

北部边疆。三国初期南匈奴迁入今天山西北部，河套和大漠南北是鲜卑等民族的游牧之地，曹魏、西晋初年的北部边疆大致在今天六盘山、黄河、吕梁山、桑干河一线。八王之乱以后，北方的匈奴、氐、羯、鲜卑、羌、乌桓等纷纷内迁，而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当时的北部边疆，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国、匈奴铁弗部建立的夏国统治着今天的内蒙古、山西北部、宁夏和大漠南北，疆土比东汉后期、曹魏和西晋都有所扩展，北魏统一北方以后继续统治着这些地区。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分立时期，柔然、突厥等先后兴起于北方，控制了大漠南北的广大地区，中原政权的北部边疆地区有所退缩。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当时中国境内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北方地区有不少边疆民族迁到内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晋就是被汉化了的匈奴人刘渊灭亡的，再加上十六国时期的政权多数为匈奴、氐、羯、鲜卑、羌所建，所以带有大汉族主义情结的旧史家称之为“五胡乱华”。其实，这一时期内迁的边疆民族并不止这五个，而且仍有许多民族生活在边疆地区，东北边疆有高句丽、勿吉、夫余等，东南边疆有遍布今天福建、浙江、江西等的山越和夷洲（今台湾）的各民族，西南边疆有氐、叟、昆明、濮等民族，西北、北部边疆有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以及西域地区的龟兹、鄯善、高昌等部族。

隋朝边郡

隋朝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消灭南方的陈，又多次用兵边疆，在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统治，其陆地疆域东北到今天辽宁西部，东至大海，南抵今海南岛和越南北部，西南包括今天云南、四川、贵州部分地区，西到今天新疆的且末县和罗布泊一带，北达今蒙古的南部。

在东北，隋朝设置了辽东、燕、柳城等郡，管辖着今天辽宁西部和河北东部地区；奚、室韦、等部族都臣属于隋朝，不断朝贡；与高句丽则发生多次战争，614年（隋大业十年）高句丽王遣使求和，隋朝稳定了东北边疆。

在东南，隋朝继陈朝之后对今天江、浙、闽等省沿海地区进行管辖，隋炀帝时派羽骑尉朱宽到达流求（今台湾），因语言不通而返，虽未设郡县，但与三国时孙吴派军到夷洲一样，有助于加强大陆与台湾的联系。

在南部，由于岭南冼冯家族特别是俚族首领冼夫人的支持，隋朝灭陈后将岭南纳入版图，而且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临振三郡，对该岛实行了有效管辖；隋朝灭了今天越南中部的林邑国，设置了冲、农、荡三州，后改为比景、象浦、海阴三郡，把最南的疆土拓展到西汉日南郡之南。

在西南，隋朝设置犍为、越、三郡，管辖着今天云南、贵州、四川的大片地区。在西北，隋朝灭吐谷浑，又与突厥展开争夺，先后设置了河源、西海、鄯善、且末、敦煌、伊吾等郡，管辖着东起青海湖、西至塔里木盆地、南依昆仑山脉、北至库鲁塔格山脉的广大地区，把今天青海、甘肃、新疆的部分地区纳入版图，而当时西域的广大地区仍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

在北部，东突厥控制着今天蒙古高原和贝加尔湖地区，隋朝则在今天的宁夏、内蒙古地区设置了灵武、朔方、五原、榆林等郡。

在隋朝辽阔的边疆，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东北边疆有奚、契丹、室韦、等民族，其中奚、室韦都分为5部。高句丽也是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边疆民族政权，它管辖着今天辽河以东直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大片地区，与隋王朝发生过多次战争。在东南、南部边疆，流求（今台湾）有少数民族生息、繁衍，今天广西的各族隋初被称为“蛮”，岭南地区（含海南岛）的少数民族或称为蛮，或称为俚，或称为僚。在西南边疆，白蛮、乌蛮、河蛮等“蛮”族生活在今天的云南地区，今天青海、西藏地区则有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在北部、西北部边疆，强大的突厥成为隋朝的严重威胁，西北边疆还有西域的龟兹、高昌、于阗、疏勒等部族政权。

都护府

618年，李渊（即唐高祖）称帝，建立唐朝，此后通过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和玄宗李隆基一百多年的开疆拓土，在世界的东方形成了疆域空前广阔的大唐帝国。在最强盛的时期，唐帝国的疆土东北至黑龙江、外兴安岭一带，东到大海，包括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及南海，包括今天越南的北部和中国的海南岛及所属南海岛屿；西至咸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北达贝尔加湖。这一疆域超过了西汉鼎盛时的版图，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势力最强的封建大帝国。在辽阔的边疆地区，唐朝设立了安东、安南、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六大都护府进行有效的管辖。

东北边疆，设安东都护府。唐朝曾用兵高句丽，册封契丹、奚、室韦、等民族的首领，669年（唐总章二年）设安东都护府，管辖着今天辽宁、吉林南部、黑龙江下游和朝鲜半岛一带。唐朝对东北的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马大正教授所指出的：这“使勒拿河流域以东地区成为中国疆域的一部分，特别是大兴安岭南北和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流域成为中国疆域的一部分”。

南部边疆，设安南都护府。622年（唐武德五年），唐朝改隋朝的交趾郡为交州总管府，不久又改为交州都督府，679年（唐调露元年）又改为安南部护府，757年（唐至德二年）再改为镇南都护府，768年改为安南都护府，管辖着今天广西、广东、海南、云南东南部和越南的中、北部地区。

北部边疆，设安北、单于两都护府。唐朝平定东、西突厥，与回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把北部疆土拓展到北起安尔加河，东抵额尔古纳河流域，西至巴尔喀什湖，南邻居延泽的广大地区。在这一地区，647年（唐贞观二十一年）设置了燕然都护府，663年（唐龙朔三年）移往大漠以北，统领漠北各州府，并改名为瀚海都护府，669年又改名为安北都护府。663年，又设云中都护府，第二年又改名单于都护府，管辖着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唐高宗末年由于后突厥的兴起而对这一地区失去控制。

西北边疆，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太宗时期（627年～649年），唐王朝多次用兵西北，征讨西突厥，降服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使今天的青海、甘肃、新疆地区归于唐朝的统治之下。640年（唐贞观十四年），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设安西都护府，统辖安西的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管辖着今天新疆和中亚的大片地区。武则天时，把安西都护府移往龟兹，管辖天山南路直到咸海的广大地区；又设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东起巴里坤湖、阿尔泰山，西至咸海的广大地域。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衰弱，安西都护府的辖区退到葱岭以东，北庭都护府之地被吐蕃夺去，唐朝的西北边疆大大内缩。

唐帝国的疆域如此广阔，但唐王朝并没有同时管辖过这样的范围，而且到达最远点的时间也是短暂的，比如唐朝仅仅在661年至665年的四年间控制了碎叶以西至咸海的广大地区，但那时还没有灭掉高句丽，东部边疆还在辽河一线。唐朝中期以后，大食的侵占使唐朝丧失了葱岭以西的疆土，吐蕃的争夺和南诏、渤海、回纥（788年起改译为“回鹘”）的兴起也使唐朝疆土内缩，六大都护府也被迫撤并或者内迁。这些边疆民族政权同唐朝的争夺与大食的侵占有本质的不同，因为这些政权都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它们与唐朝疆土的进退得失都是当时中国内部不同政权的领土变动，而大食的东侵则使当时的中国丧失了大片土地。当时，吐蕃控制着今天的青藏高原，后来从唐朝夺取了河西走廊和西域大部分地区；南诏控制着今天中国的云南和缅甸、越南的一部分，渤海控制着今天的中国东北北部、朝鲜北部和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回纥控制着蒙古高原，这些地区与唐朝的疆土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的疆域。

唐朝时期，生活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东北、北部边疆有突厥、回纥、室韦、、契丹、奚、高句丽等民族，东南和南部地区是俚、僚各族，西南边疆则是南诏、吐蕃，西北地区为吐谷浑和西域的高昌、龟兹等国。

五代十国

朱温像907年，朱温自立为帝，建立后梁。唐王朝灭亡，五代十国开始。后梁统治着黄河中下游、淮河以北和今天湖北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在923年至960年间相继由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统治。后晋时期，“儿皇帝”石敬塘把燕云（蓟）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一地区以今天的北京市和山西大同市为中心，西起山西省神池县，东至河北遵化市，北起长城，南至天津市和河北省河间、保定市以及山西省繁峙、宁武县一线，此后近100年间就在契丹（后改称辽）的管辖之下。同一时期，在中国的南部和山西地区，先后出现了吴、南唐、吴越、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南平）、楚、北汉十个割据政权。

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取代了后周，史称“北宋”。此后近20年间，北宋消灭了吴越、南唐、南汉、荆南、北汉等政权，到979年完成了在五代十国范围内的统一。宋朝的疆域与盛唐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未超出唐末五代十国旧疆，北部在今天河北、山西中部一带与辽对峙，尽管一直努力收回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却长期无法如愿，直到1123年才勉强成功，但1127北宋也灭亡了。东、南濒临大海，南部因丁部领在今天越南北部建立大瞿越，宋朝的南疆较唐朝大大内缩；值得注意的是，宋王建塑像朝时把一部分居住在流求（今台湾）的民族称为“昆舍邪”，澎湖隶属于福建路的泉州晋江县，并修建营房，派驻军队屯垦。西南以今成都平原、贵州西部与吐蕃、大理毗邻，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流域与西夏、吐蕃相邻。1127年，北宋被金朝灭亡，赵构建立南宋，与金最初以黄河为界，1141年宋金议定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而南宋的南部、西部与北宋相比没有发生变化，直到1279年被元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