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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的搜集、整理、判断、处理的过程就是经营生意的过程。——巴菲特
及时捕捉商机
巴菲特的辉煌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有着重大的关系，后来人们也把这个名字叫作“伯克希尔帝国”。
伯克希尔的前身是由奥利弗·蔡斯创建的，他于1806年在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开业。业务渐渐发展为纺织业的龙头，使伯克希尔公司的纺棉量曾一度占到整个国家棉花总量的1/4。
1929年，几家纺织公司和伯克希尔棉花生产公司联合起来，并更名为“伯克希尔纺织有限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那些年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商机。在军需品公司的请求下，公司纺织品生产也将原来300万码的生产任务增加至500万码。
战争结束后，伯克希尔精棉纺织有限公司和另一个叫哈撒韦的制造公司共有180万美元的利润，遍布新英格兰州的10多家大型工厂，共雇用员工1万多人。
后来，一场强大的飓风造成了其中一个工厂的毁灭，对公司最大的综合建筑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哈撒韦公司不得不和伯克希尔棉花纺织公司合并，合并后公司的名字也改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由于纺织生意非常难做，在接下来的9年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每况愈下。至1964年，这个曾经规模宏大的公司，几乎只剩下一堆瓦砾、两个工厂和大约22万美元的资本净值。
根据经济理论来说，如果一家公司经营不善，迟早会有投资者认为自己能把它的资产派上更大的用场，于是将它接管下来，这一切就在巴菲特注意到伯克希尔时发生了。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巴菲特就已经注意到这家公司了。那时的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他只是在看着这家公司的股票在一路下滑而没有做任何表示。
直至1962年为止，巴菲特都不过是一个目睹公司经营惨状的旁观者。此时伯克希尔的股价已跌到了每股8美元，这看上去是个相当不错的机会。
随着他兴趣的逐渐高涨，一位叫丹尼尔·考因的纽约经纪商朋友，又为他找来了一大堆股票。
1963年的一天，考因应巴菲特的要求来见他，笑容满面地说：“恭喜，沃伦，你已经是伯克希尔最大的股东了。”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巴菲特严肃地说，“我要你对外界暂时隐瞒我的股东身份，替我出面来处理一切事宜。”
“那你需要我下一步做什么呢？”考因敏感地察觉到朋友可能要有什么大举动。
“我要你先在伯克希尔董事会里争到一席之地。”巴菲特明确地指示。
股界消息流传很快，渐渐有传言说考因的客户是巴菲特。伯克希尔的销售总监认识巴菲特，马上直接打电话询问：“沃伦，你是不是在买我们的股票？你还要买进更多的份额吗？”
“有可能，但也说不准。”巴菲特含糊其词地敷衍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巴菲特将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不久以后，巴菲特参观了这个纺纱厂。他复印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伯克希尔的全部财务状况，然后又要求看看厂房。肯·察思，一位平易近人、快满50岁的化学工程师被派去陪同他。
在两天的时间里，长着方方下巴的察思带着巴菲特在纺织厂里四处转。巴菲特觉得一切都很神奇：厚厚的一捆捆棉花原料消失在巨大的漏斗里，纤维被织成闪闪发光的透明网状物，它们像绳子般的细丝在成千上万台的纺架上被拧成纱线，好像士兵集结到一起。
“这台机器是干什么的？它的技术年限是多少？公司目前销售什么产品？销售对象是谁？”巴菲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每件事都要刨根问底。
凭自身实力奋斗成为生产副总裁的察思对答如流。
“那么，”巴菲特突然停住脚步，盯着察思问，“您能告诉我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如何吗？”
“坦率地说，很不乐观。”察思回答，“事实上，我们面临着全面的衰败。除两家纺纱厂外，其余的厂子都被关闭了，资产减少了一半，而且只剩下2300名工人。”
巴菲特点点头，继续向前参观，兴致勃勃地提问，但心里却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人。
就是这样的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被沃伦·巴菲特和他的投资合伙体看中，他从1962年开始购入这家公司的股票，于1965年购买下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取得了这家公司的控制权。
大约一个月后，察思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你还记得那个沃伦·巴菲特吗？他想控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而且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股票。”察思还未来得及从这个消息中反应过来，对方接着说：“他有事想和你谈谈，希望你能到纽约的广场饭店和他见个面。”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巴菲特和伯克希尔的一个化学工程师察思一同走进前面的一家小店，巴菲特买了一些冰激凌和奶油棒。
巴菲特单刀直入地问道：“我想让你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总裁，你意见如何？”
“好，我同意。”察思下意识地点了头。
“那你先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巴菲特叮嘱了一句，“想想你都需要些什么，伯克希尔已经是你的孩子了。”
此时的察思当时已经48岁了，而这个许诺启动他事业的人却只有34岁。
巴菲特的这个许诺很令察思费解，他还没来得及答应下来，巴菲特就补充说他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股票，可以在下次董事会上办妥这件事情。巴菲特和察思的谈话前后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而察思却一直没回过神来。
正式接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后，巴菲特真的任命察思为公司的新总裁。正式接管的那天清早，巴菲特飞到了新贝德福德。他理着一个小平头，衣服扣得紧紧的，尽是皱褶，还被一个公文包和巨大的旅行袋向下坠着，活像一个热情奔放的推销员。
这是1965年5月10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当天便开始暴涨，以18美元每股收盘。董事会会议之后，巴菲特和察思漫步走过这座历史悠久的纺织厂。
此时，察思早已准备好要听取这位新业主对工厂的计划，但是巴菲特却说任何有关于纱线和织布机的事情都由察思来处理，而他自己只管资金。
“那么您靠什么来评价我的工作呢？”
“我不在意你能生产出或卖出多少纱线，对一个孤零零数字所表示的利润额也不感兴趣，我关心的只是利润与资本投资额的百分比值，那才是我评价你业绩的标准。”巴菲特提出的是一个关于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
“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察思觉得这个观点真是闻所未闻。看到一脸迷惑的察思，巴菲特向察思讲解了一些有关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解释后，巴菲特最后说：“我宁愿要一个盈利率为15％的1000万美元规模的企业，而不愿要一个盈利率为5％的10亿美元规模的企业，我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投到别的地方去。”
“还有，”巴菲特补充说，“我会拨给你一笔18000美元的贷款，足够你买进1000股股票。”
“不，我可还不起这么一大笔钱。”察思开玩笑似的拒绝了。他的工资不到30000美元，平常连根鞋带都不愿去借。
“我们应该与企业同风险、共命运，”巴菲特是个优秀的推销商，推销自己时尤为出色，“难道你不相信我吗？我向你保证，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相信您，巴菲特先生，我接受您的提议。”察思有种很强烈的预感，只要有巴菲特来主管，好运气就会来临。
很明显，巴菲特买下伯克希尔看重的是可以投资的“别的地方”。很快，察思也认识到了巴菲特的用意，他向别人提及这事时说：“我很快就明白了，沃伦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更快地周转现金。”
因此，巴菲特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管理就是抓重点。他放手给察思以自治权，他告诉察思不必为每季度的项目和其他一些浪费时间的琐事所烦扰，而巴菲特只需要察思给他送来每月的财务报表。当然关于资金的调度大权属于巴菲特本人。
接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后，因为巴菲特关注的重点是资金，所以当巴菲特发现，纺织品是一种日用品，总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中，制造商们无法靠提高价格来获取更多的利润时，他对继续追加投资的兴趣变低了。
在以后的两年里，尽管世界纺织品的市场十分繁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得到了不错的回报，但巴菲特并不是十分满意。因为权益资本收益率并未超过10％的水平，这对于一向擅长投资赚大钱的巴菲特来说，无疑有点失望。
于是，巴菲特便不愿意再追加投资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了。当然，巴菲特并没有放弃改变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努力。为了尽快使这项大的投资实现盈利，巴菲特要求察思对公司存货和固定资产进行清理。
经过察思的一段清理整顿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局面大为改观。最明显的特征是公司的现金状况也好转了，这令巴菲特和他的合伙人都高兴了起来。
1967年时，巴菲特问林沃尔特是否可以在凯威特广场暂留一下，两人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林沃尔特是国家赔偿公司的主要持有者。
事情已经很明显，巴菲特又开始盯向国家赔偿公司了。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之前，巴菲特已经从一位名叫查尔斯·海德的奥马哈经纪人那里知道，要想说服林沃尔特放弃国家保险公司绝非一件易事。
然而，巴菲特认准的事情，就会一干到底。和林沃尔特沟通时，林沃尔特并不是十分热情，巴菲特只好说只需占用他15分钟的时间。
后来，在林沃尔特的回忆录《国家赔偿公司及创始人逸事》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巴菲特开门见山地说：“你为何从未想过要卖掉你的公司？”
林沃尔特回答道：“也许只有恶棍和破产的人才会想要它。”
巴菲特问：“还有其他原因吗？”
林沃尔特说：“我不想让别的股东得到的每股收益比自己低。”
巴菲特继续追问：“别的呢？”
林沃尔特回答道：“我也不愿让我的雇员丢掉饭碗。”
“别的呢？”
“我想让它在奥马哈持续经营下去。”
“别的呢？”
“理由还不够多吗？”
“你的股票价值多少？”巴菲特切入正题问道。
“市场价每股33美元，但股票本身每股值50美元。”
“我要买下它。”巴菲特说道。
最后，经过艰难的谈判，巴菲特终于以总成交价格860万美元，买下了国民赔偿公司和火灾及海运保险公司的全部流通股。
此次购买的资金是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赚得的，因此，这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开始，也是他非凡成功故事的开端。
当时，很多人都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一个纺织工厂想要并购奥马哈的一家保险公司，这好像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啊！
当然，巴菲特有他自己的考虑。原来，经过认真研究后，巴菲特发现，虽然纺织品行业有一定的利润，但它更需要厂房和设备投资，这对于急于大笔资金进行投资的巴菲特来说，无疑是不利的。
而保险行业就不同了，保险公司投保人为之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入，保险公司可以用这些现金进行投资，直至有索赔发生。由于索赔发生的不确定性，这就为巴菲特提供了一大笔可供长期使用的资金。
因此，在外界感到不可思议的事，其实对巴菲特来说，得到的不只是两家运作良好的公司，更是一个良好的筹资平台。此次并购杀入保险业，对于巴菲特这样的股票投资老手来说，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巴菲特购进这两家公司时，拥有价值2470万美元的债券和720万美元的股票投资组合。至1969年，仅经过两年，巴菲特就使这两家公司债券和股票总值达4200万美元。
有了充足的资金后，巴菲特的财富增长得更快了。以前伯克希尔是属于自己的合伙控股企业，随着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解体，至1970年，巴菲特个人拥有了29％的伯克希尔股票，大概有47.5万股，他成为了伯克希尔最大的股东。
积极进行扩张
1969年，在华尔街大萧条前，巴菲特成功地提前退出了，当时他公司的资金已经达到了1亿美元。为了应对股票的崩盘，巴菲特把其中的1700万美元投资到股票上，而其他的8000多万美元被他投资到了证券上。
至1972年，购买证券向来要求稳妥的巴菲特又开始活动了。显然，他从华尔街又嗅到了股票上涨的信息，就像猎人看到了猎物的踪影，他又要在股市上一显身手了。
然而，此时的股市在外人看来，并不是那么好。当时的美国政治上刚刚经历过著名的尼克松“水门事件”，弹劾总统成为当时美国人的一个重要话题。
而在经济上，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衰退，通货膨胀也非常严重，华尔街的股市上一片萧条。
伯克希尔保险公司的证券组合价值1.01亿美元，其中只有1700万美元投资于股票，巴菲特把余下的钱一股脑儿都投到了债券上。但是，他逐渐一步一步回到了游戏规则中来，这次导致他转变的催化剂又是华尔街。
此时，1969年的股市崩溃还让许多人记忆犹新。在1969年的大崩溃中损失惨重的那些投资者、经纪人们，都吓破了胆，有的还转入到了其他行业。
曾被繁荣后的崩溃吓坏了的基金管理者们，都纷纷缩回到壳里。经纪人的报告空洞无物，分析家们都在为人送包裹，那些1969年上市的公司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股票跌了一半。
那些仍然坚守在股市上的资金，此时也变得非常谨慎，他们都选择把资金投资在那些广为人知的成长型股票中，如宝丽来、雅芳等成熟稳健的股票。
当时，人们还给这些股票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漂亮的50种股票”。在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中，这些公司有一定稳定性，所以，它们不同于大繁荣时代那些忽高忽低的公司，将会永远成长下去。因此投资它们无疑是安全的。
当然，投资这些公司是安全的。在1972年，“漂亮的50种股票”以天文数字般的80倍盈利率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易。于是，在股市一片萧条的情况下，那些基金纷纷聚集到更安全的股票上来，把这些优秀企业的股票拉得非常高。
很明显，现在再投资所谓的“漂亮的50种股票”，此时利润也已经非常有限了。善于出奇制胜的巴菲特自然不屑于追逐那“漂亮的50种股票”，他要在“漂亮的50种股票”之外寻找机会。这也是巴菲特从不人云亦云、另辟蹊径的做事风格。
股市的低迷给巴菲特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他的改变出奇地熟悉却完全颠倒了方向，就像过去年代里电影胶片倒放一样。在大繁荣的年月里，他的主意和愿望慢慢地干涸了；但在现时市场没落的情况下，他却活蹦乱跳的像一匹小马驹。
巴菲特一直在寻找低价的股票，至1973年，巴菲特身边的人们发现，巴菲特开始研究各个公司的股票，他这儿抓一把NPI公司，那儿抓一把底特律国际桥梁公司，接着是美国卡车、芝星维公司、汉帝哈曼，一大串名单都在巴菲特的视野中徘徊。
当市场下滑时，巴菲特企业名单的数量增加得更快了，考德威尔班克公司、狄恩瑞特公司、国王商场、摩西鞋业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匹克赛夫公司，这些显赫的公司的资料，都出现在了巴菲特的面前。
经过认真的研究，巴菲特不断在寻找着商机，而他本人也处在一种极度的亢奋之中。
有一次，巴菲特与人谈话时，他的眼睛眨了眨，“你知道，”他说，“有几天我起床以后甚至想跳踢踏舞。”
发现了商机后，巴菲特就会果断出手。那时，巴菲特会拿起电话，订购股票。
“巴菲特先生，你要咨询什么股票？”
“我不要咨询，”巴菲特略显兴奋地说，“我只想知道有没有公司的股票？”
“有。你打算吃进多少？”
“你们有多少？”
“我们有很多，能吃进5000股吗？当然还有更多的，10000股也有的。”
“那就把10000股统统吃进！”巴菲特果断地说。
据巴菲特的一个经纪人克利福德·海斯后来回忆说：“巴菲特会每天两三次，甚至四五次地打电话进来。他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大呼小叫的方式回答一句最普通的‘你好！’，仿佛他无法控制自己喜悦的心情。”
当时，巴菲特在疯狂地吃进股票。然而，外人感到吃惊的是，巴菲特的股票还在一路下跌。至1973年年底，巴菲特的投资组合的市值已经跌至了4000万美元了。
对此，巴菲特并没有过分地忧虑。面对朋友的咨询，他还幽默地调侃道：“幸好我现在经营的不是合伙人企业，如果我不把合伙人企业解散，目前的市值情况可能会令那些合伙人发疯的。”
至1974年，巴菲特的账面损失更加严重了。而用伯克希尔股票价格来衡量的净价值跌了一半多，然而这些事实对他的士气却没有任何打击。
巴菲特的一个朋友后来回忆说：“从巴菲特的谈话中来看，他仿佛没意识到什么。”
那时巴菲特持有的主要是联合出版公司股票，这个公司的股票上市时曾经是10美元一股。然而，它却不断下滑，在一个月内降至了8美元一股。
然而，巴菲特还在继续吃进，从1974年1月8日那天开始的107天时间里，他都买了联合出版公司股票，最低买价达到5美元一股。这个做法自然使人们感到疑惑。
当时的各大刊物都以显著标题，描述这场前所未有的恐慌。如：《商业周刊》说“从墓地呼啸而过”；《福布斯》说“为什么买股票”；《商业周刊》说“可怕的崩盘”，等等。
此时的美国在全球势力范围内也处于衰退之中：在欧佩克组织成功业绩的激励下，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组建卡特尔；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黄金时代的发展到头了。
华尔街也被国家的阴沉气氛所笼罩，“漂亮的50种股票”也在不断下跌，施乐从171美元跌至49美元。
股票的一路走低，为巴菲特继续吃进股票提供了条件。经过这一轮的吃进以后，巴菲特的财富王国里变得丰富起来，纺织、保险、糖果、零售、银行、出版等多种行业都加入了进来，这些低价位吃进的股票，为巴菲特后来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
这实在是一个股票乱世，但也只有现在才是出英雄人物的理想时机，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胆识和毅力来做英雄。
9月份，格雷厄姆从他的退休生活中重新露面，劝告证券分析家们认识到所谓的“价值复兴”。他语重心长地提醒道：“投资，并不要求天才。它所需要的是：第一，适当的智慧；第二，良好的经营原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顽强不屈的性格。”
也就在这个时候，1974年10月初，巴菲特生平第一次对股票市场做了公开的预测，他接受了《福布斯》对他的采访。
“您对当前股市有什么感想？”记者问他。
“现在是该投资的时候了！”巴菲特说。
“什么？现在吗？”记者吃惊地问。
“不错，现在是华尔街少有的几个时期之一：美利坚正在被抛弃，没人想要它。”巴菲特镇静地重申了自己的反应，“当别人害怕时，你要变得贪婪。”
他热情地表示：“我把投资业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因为你永远不必改变态度。你只需站在本垒上，投手扔来了47美元的通用股票、39美元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没有惩罚，只有机会的丧失。你整日等待着你喜欢的投球，然后趁外场投手打瞌睡的时候，大迈一步将球去丢向空中。”
他曾在1969年洗手不干，但是现在，正当市场处于低潮时，他又系好了钉鞋，竖起了球拍，准备出击了。
巴菲特又回来了！现在是该投资的时候了！
巴菲特的大儿子豪伊认为他的父亲是自己所认识的人中第二聪明的，在他看来，最富有智慧的是他父亲在西海岸的朋友查理·芒格。芒格是巴菲特的共鸣板。只有芒格，巴菲特才会让他走进自己的帐篷。
巴菲特总是一副欢快的样子，而他的这位洛杉矶伙伴却很冷峻。他没有巴菲特那种轻松优雅，常常连再见都懒得说，喜欢在对什么事作出结论后就马上从椅子上站起身并走得无影无踪。
在许多次收购活动中，巴菲特都用芒格做他的律师，但他们的事业却是彼此分开的。巴菲特曾劝芒格：“老兄，你的才智用在法律上太可惜了，加入我的伯克希尔吧！”
芒格却总是一耸肩，轻快地回答：“算了吧，那我自己的公司怎么办？”事实上，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一直经营着一家投资合伙企业。
但他们职业上的联系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他们每人都各自独立地在洛杉矶公司买进一种叫蓝筹印花的股票。巴菲特为自己买了一点，也为伯克希尔公司买了一点。至20世纪70年代初，巴菲特成为蓝筹股票的最大拥有者，而芒格则位居第二。
蓝筹公司从分发赠券的超级市场收取费用，然后用“免费”的烤箱、草地椅等东西来换取这些赠券。巴菲特对烤箱没有任何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钱。而蓝筹的“利润”——也就是出售给零售商的那些赠券，每年达到1.2亿美元。于是巴菲特又多了一个货币储备来源。他和芒格双双加入了蓝筹的董事会，并接管了投资委员会。
1971年，巴菲特和芒格遇上了一桩好生意。
罗伯特·弗莱厄蒂是蓝筹公司的一位投资顾问，他得知加州最主要的巧克力连锁店喜诗糖果店将要出售。蓝筹公司的一位决策者威廉·拉姆齐也很有意思要买下它。两人在办公室打电话给正在奥马哈家中的巴菲特，讲述了这件事情。
“哦，什么，”巴菲特说，“糖果生意！我觉得我们并不想做糖果生意。”话音刚落，他就挂上了电话。
拉姆齐听到他这番话后，心烦意乱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等着再接通巴菲特的电话。每一分钟都过得那样漫长。秘书在慌乱之中错拨到巴菲特的办公室，那儿没人应答。
约莫三四分钟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他们还没来得及说话，巴菲特就说：“我正在看它的数字呢。好吧，我愿意出个价买它。”
他随即打电话给芒格商量这件事，说：“你知道，也许产自法国8英亩葡萄园里的葡萄的确是全世界最棒的，但我总是怀疑其中4％是说出来的，而只有1％是喝出来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芒格干脆地问。
“我的意思是说，加州爱吃巧克力的人们都乐意为公司的糖果多付一些钱的。”
“你再把那些数字给我念一下。”芒格说。
巴菲特照办。芒格沉默了一下，说：“账面价值不大嘛！他们开价多少？”
“3000万美元。”巴菲特回答，“但我觉得2500万美元已经足够了。”
“不错，我也这么想，买入价不能高过2500万美元。”芒格响应了巴菲特的意见。
他们真是非常走运，尽管价格相差很大，但由于无人竞争，公司回电话答应了2500万美元的价格，这是巴菲特迄今为止做的最大的一项投资。
选择合作双赢
在商业战场拼杀，相互竞争无疑是非常普遍的，但竞争有时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在很多情况下，只有与别人开展合作才能取得更大的共赢，而共赢的前提就需要让人放心。
巴菲特作为一个具有超凡经营意识的投资者，自然明白这些，在对《华盛顿邮报》和可口可乐的投资上，巴菲特就充分利用了这一原则：让人放心。
巴菲特喜欢报纸，他的一生都与报纸有缘，儿童时期，他就曾做过几年的报童。历史也许有许多巧合，巴菲特做报童时就曾卖过《华盛顿邮报》，多年以后，没想到自己竟成为了这家报纸的股东。
《华盛顿邮报》于1877年由斯蒂尔森·哈钦斯创办，它是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最大、最老的报纸。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揭露水门事件和迫使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辞职，《华盛顿邮报》获得了国际威望。
当时的华盛顿邮报公司是一家综合性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广播、有线电视系统和杂志。1973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上市总值为8000万美元。
而经过认真调查后，巴菲特估计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实际价值有四五亿美元。
即便这样，巴菲特还是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要在邮报市场价格少于其总实质价值的1/4时才买入。不论情况如何，他都将在公司价格大大低于它的实质价格时才毫不犹豫地买进。这个策略符合老师格雷厄姆的教诲：低价买进才会保证有安全性。
从1973年2月开始，巴菲特开始逐渐吃进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
华尔街股市的萧条，无疑给巴菲特吃进华盛顿邮报公司股票提供了便利。至当年的10月，巴菲特已经成功买进华盛顿邮报公司股票的70000股，成为了这家公司的最大外部投资者。
巴菲特对华盛顿邮报公司股票的购买虽然进行得很低调，但是后来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女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还是知道了。
看到一个非家族成员拥有华盛顿邮报公司这么多股票，凯瑟琳未免心存顾忌。即使巴菲特没有控制权，但对她来说这也是不安全的。
此时，巴菲特明白，他需要让凯瑟琳确信他的购买纯粹是投资行为。为了让她放心，巴菲特决定亲自去拜访一下这位华盛顿的女富豪。
在给凯瑟琳寄去一封友善的信后，巴菲特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来到了华盛顿凯瑟琳那富丽堂皇的豪宅。
看到巴菲特的着装，凯瑟琳微笑着说：“巴菲特先生，你为什么喜欢穿这样的衣服呢？”
巴菲特微笑了一下说：“倒不是我非常喜欢这种着装，好像许多人都要找我衣服的茬儿，我为了满足大家的愿望，所以才穿了这件衣服。”
凯瑟琳准备的宴会开始了，各种丰盛的美食、香槟都摆了上来。然而，在宴会上巴菲特只是喝那相对廉价的百事可乐。
整个社交界都很兴奋，因为不管就餐时在座的人穿得多么高雅庄重，巴菲特先生总是只喝百事可乐。凯瑟琳生日聚会那天，许多大人物们聚在一起用餐。出版商兼文学鉴赏家麦尔考姆在高潮中起身，用银勺轻轻敲了几下盘子，人们立刻安静下来，静候他的发言。
“各位，”麦尔考姆拿出一瓶澄澈莹碧的葡萄酒，大声宣布，“这是凯瑟琳出生那年装瓶入窖的，让我们共同分享这份生之喜悦。”
“哗……”掌声立刻响起，人们频频点头，准备品尝这瓶他花大价钱买来的上好佳酿。
当侍者走到巴菲特面前时，这个百事可乐的忠实者用手挡住了杯子。“不用了，谢谢。”他说，“我看我还是省点儿钱吧！”
巴菲特和凯瑟琳经历了很美好的谈话时光。巴菲特保证他不再购买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并书面宣布他希望伯克希尔能“永久”保持所持有的股票。凯瑟琳也就一些财政问题咨询了巴菲特，发现他是一位很有真知灼见的行家高手。一种友好、轻松、坦诚的合伙人关系开始在两人之间逐渐形成。
巴菲特作为回报，也邀请凯瑟琳去自己的海边度假屋做客，并特意买了个沙滩椅。
凯瑟琳很喜欢巴菲特家的随意气氛，但当她和巴菲特躺在沙滩椅上时，却发现他的几个孩子一直在周围打转，充满期待地大笑。
她捉住漂亮的女儿，问：“告诉阿姨，你们笑什么？”
“啊，爸爸为欢迎您买了这些椅子，”女儿心直口快地回答，“可我们还从未见他下过水呢！”
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巴菲特笑得有些发窘，而凯瑟琳却笑得有些感动。
她移过身子诚恳地说：“我希望您有一天能加入董事会。”
“那您还在等什么呢？”巴菲特也是当仁不让。
“如果您以后有意见就尽管说，但一定要说得婉转些，如果冲我大叫大嚷的话，我宁愿去上吊！”凯瑟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重申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巴菲特拍拍她的手，示意她根本不需要说这番话。
巴菲特参加宴会的事，在华盛顿传开了。顿时在整个华盛顿的上流社会，都在流传着巴菲特这个“乡巴佬”的幽默故事。
当然，巴菲特关注的不是这些。通过这次和凯瑟琳的见面，他告诉这位控制着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女富豪：“我只是一个投资者，我的兴趣在于赚钱。而我对公司的管理绝对没有兴趣。”
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为华盛顿邮报公司的一名董事，他是第一个自己带着椅子坐到桌子旁边的人。他在董事会议上很少说话，但偶尔也会插上几句。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致力于寻找投资新领域的工商管理硕士对每位消费者在传媒和娱乐工业部门的花费作了一番概述。他指出，家庭娱乐的数目达到了50亿美元。
巴菲特抬起浓浓的眉毛足有3寸之高。“50亿美元，这个数字很有意思，”他说，“这意味着美国如果有2000万10多岁青少年的话，那么每人每月都要在录像上花费20美元。”这就是他脑子运转的方式——用数字来说话。不用说，华盛顿邮报公司没有涉足于录像业。
与此同时，巴菲特也成为凯瑟琳的私人教师。每次他去华盛顿总会带上一大堆年度报表，然后教她一行一行地阅读它们。
一天，巴菲特送给她一张迪斯尼报告的封底图片，上面画着一个小孩熟睡在婴儿车中，旁边写着：“这是读第20份年度报告后的你。”
凯瑟琳开始公开引用巴菲特的原话和大量财务术语。回答职员提议时，她常说：“有意思——我们去问问沃伦吧！”有些同事认为巴菲特在操纵她，但凯瑟琳觉得和他在一起很有意义。他并不告诉她要做些什么，而只是提出建议和劝告，越了解巴菲特，就会越喜欢他。
实际上，巴菲特总是尽量小心地不明确表态，而是促使凯瑟琳变得更自主一些。“沃伦，你来一趟华盛顿好吗？”一次，凯瑟琳又给他打电话，“我想让你参加一项谈判。”
“什么内容？”
“我想把华盛顿邮报公司在华盛顿的电视台加一笔钱，换成底特律的一家电视台。”
“不行，”巴菲特说，“你自己去谈判。”
“那好吧，我们给多少价？”凯瑟琳问。
“不知道。你自己想，你能想得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方法更有效一些。正如老师充分信任一名学生，那么诚挚的学生绝不会辜负他。
巴菲特的出现给不是很擅长财务管理的凯瑟琳撑了腰，再没有人敢轻易欺骗这位富有的寡妇；而凯瑟琳也把他当作自己“最贴心的朋友”，无论是个人事宜还是商务大事，都很信赖他。一种叫作“友谊”的东西开始成长起来。
有一次，巴菲特邀请凯瑟琳去奥马哈参观。他知道她根本不知道奥马哈在哪里，便决定开开她的玩笑。登上飞机以后，他叫她画一张美国地图，标出奥马哈的位置。这张地图简直糟糕透顶，他想抢过来留下作个纪念，但凯瑟琳手脚很快，一把就把它撕成了碎片。
还有一次，他们到拉瓜迪亚之后，凯瑟琳急着要打电话，便问他有没有0.1美元。巴菲特在口袋里摸出0.25美元硬币，和其他百万富翁一样，他舍不得浪费0.15美元，于是就跑出去想换成零钱。气得凯瑟琳在身后跺脚大叫：“沃伦，快把那0.25美元给我！”
为了让凯瑟琳放心，巴菲特还建议全权委托凯瑟琳的儿子代理自己行使股票权。
巴菲特的努力终于使凯瑟琳消除了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凯瑟琳放心地邀请巴菲特加入董事会，并且很快任命他为董事会财务委员会主席。
在以后的日子里，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凯瑟琳如何运作一家成功的企业。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巴菲特通过华盛顿邮报，确实赚到了很多钱。1973—1993年，巴菲特对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投资数额由1000万美元上升至4.4亿美元。
而华盛顿邮报公司给巴菲特的回报则更高。当巴菲特购买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它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是15.7％，只略高于斯坦普工业指数的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
但至1978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就增加了一倍，是当时斯坦普工业指数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的两倍，比一般报社高出约50％。
在以后的10年间，华盛顿邮报公司一直维持着它的领先地位。至20世纪80年代末，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更达到了36.3％。
快速发展的背后，自然也让巴菲特的投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975—1991年，华盛顿邮报公司赚取的现金，比转投资于本业所需资金多出许多。
面临将盈余还给股东还是运用到新的投资机会的选择时，巴菲特倾向回馈给股东，其做法是大量购入邮报公司的股票，以每股60美元的价格，购入了43％的股份。
统计资料表明，从1973—1992年的20年的时间中，华盛顿邮报公司为它的业主赚了17.55亿美元，从这些盈余中拨给股东2.99亿美元，然后保留14.56亿美元，转投资于公司本身。其市值也从当年的8000万美元，上涨至27.1亿美元，市值上升了26.3亿美元。
1990年，华盛顿邮报公司将每年给股东的股息由1.84美元增加至4美元，增加了117％。这样，无论是卖出该股票或继续持有该股票的投资者，都由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华盛顿邮报的高额回报，再一次证明巴菲特认为“一份强势报纸的经济实力是无与伦比的，也是世界上最强势的经济力量之一”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巴菲特加入华盛顿邮报公司董事会后不久，重新又对另一个老牌公司产生了兴趣。
巴菲特从哥伦比亚坐火车来到华盛顿，敲开GEICO的门时，它还只是一家小公司。在随后几年中，它迅速成长。洛里默·戴维斯这位曾在多年前的那个周六耐心倾听巴菲特提出问题的人，已经晋升为总裁，而GEICO也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商。
但20世纪70年代初戴维斯退位后，GEICO的新管理层出现严重失误。至1976年初，它宣布前一年份的亏损额达到惊人的1.26亿美元。1974年时的股票曾创下每股42美元的纪录，而如今跌到了4美元。
与此同时，GEICO的原主席、巴菲特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度过了自己80大寿的庆典，过着一种宁静朴素的生活。
一个宁静的冬日，巴菲特敲开了格雷厄姆的家门。许多年不见，昔日沉稳睿智的老师与青春热情的学生都已让岁月改变了模样，成为白发苍苍的老翁与名动天下的投资家。两双手穿越时光，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他们一起畅谈过去的物是人非，真是感慨万千。巴菲特转入正题，很恭敬地说：“谢谢您给我资格和机会与您一起合著《聪明的投资人》的合订版，但我想放弃合著者的身份，只愿意做一名‘合作者’。”
“为什么呢？”格雷厄姆仍保留着师者风范。
“这个，”巴菲特沉吟了一下，但仍在老师面前坦诚相告，“我发现我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说说看。”老师又在循循善诱。
“我希望书中能有部分内容来界定‘大型企业’，确定它们的‘内在价值’问题。”
“可是一般读者并不需要这点，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像你一样大手笔地买进。”
“您建议一个人投资在股票上的资产额上限为75％，我倒更乐于在合适价位上押上我所有的赌注。”
“并不是别人都像你一样有足够的判断力，适当地保留余地是必要的。”
“我可不想千里迢迢来与您争斗，”巴菲特抛开了这个话题，转问老师，“您近来注意到GEICO的动荡了吗？”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还有些积蓄在GEICO的股票里。”格雷厄姆不慌不忙地回答。
“您知道吗？”巴菲特的眼神变得温暖起来，“自我很久以前售出GEICO的股票后，我心里一直有个心愿，我想大规模地重新投资于这个公司，就像对华盛顿邮报公司一样。”
“在它面临破产的不安全条件下吗？”老师的眼神却依旧锐利与理性。
“它目前是陷入了一场大麻烦，但如果管理能得到改良的话，这将是一个机会。”
巴菲特向前挪了一下身子，重又像当年一样热切地凝望着老师。“更重要的是，我想跟随您的脚步，拯救您的公司。”
“太多愁善感！太英雄主义！”老师下了评语，但他的眼神也温暖起来，拍拍巴菲特的肩，老人说：“去干吧，孩子，谢谢你！”
1976年4月，GEICO举行年度会议，400名股东解雇了原总裁，精力充沛的约翰·丁·伯恩取代了他的位置。
伯恩在全国范围内关闭了100家办公机构，裁员将近一半之多，但仍无济于事。现在GEICO的财产值跌至了最低点，只值2美元一股了。这个一度不可征服的公司正面临着成为保险业有史以来最惨痛失败者的危险。
巴菲特决定出手了。
遵照他的意思，凯瑟琳给伯恩打电话说：“伯恩，有位贵宾想见见你。”
“我现在没空，让他另找时间吧！”忙得焦头烂额的伯恩没好气地回答。
时过不久，伯恩又接到GEICO原总裁戴维斯的电话：“伯恩，你是不是怠慢了沃伦·巴菲特啊？”
“我？没有哇！”伯恩有些莫名其妙，但突然省悟到什么，“等等，刚才凯瑟琳来电说有人想见我，被我拒绝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戴维斯随即大声咆哮起来：“你这头蠢驴！快到他那儿去一趟。”
7月的夏夜，在凯瑟琳家的豪宅中，巴菲特与伯恩长谈了数小时，他对GEICO的现状有了充分了解，也对伯恩的魄力留下了深刻印象。临别前，他握着伯恩的手说：“GEICO是一个正在度过一段困难时期的伟大企业，暴风雨总会过去的。”
伯恩也心领神会地表示：“我会记住您这番话的。”他已经在长谈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伯恩离开后数小时，巴菲特就起床给自己的经纪人打电话，指示他以2美元的价位买进50万股GEICO，并说随时都准备“买它几百万股”。
在华盛顿邮报公司年度董事会上，他更是泄露出消息：“我刚刚投资了一家也许会破产的企业，也许不到下周，所有投资都会化为泡影。”但一旦开始，巴菲特绝对不会中途停下，伯克希尔很快就在GEICO上投资了400多万美元。
但GEICO远未脱离危险，它必须筹集到新的资本。伯恩跑遍了华尔街上的8家公司，都遭到了拒绝。他极度沮丧地回到了当时还是个小公司的所罗门兄弟公司。
伯恩坐定以后，所罗门总裁古特弗伦德拿开嘴里叼着的雪茄，冲他很不高兴地冷笑一下，“不知道有谁会买你兜售的这种该死的再保险协议。”他说。
伯恩心平气和地回答：“你对自己所说的该死的东西一无所知。”
他表现出的男子汉气概给古特弗伦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立即要求自己的分析家研究了GEICO股票，听到巴菲特投资的消息后，他就更加安心了。
8月份，所罗门兄弟公司同意替GEICO承销价值7600万美元的优先股，并发行成功，巴菲特一个人就买下了25％的股份，相当于伯克希尔2300万美元的投资。
短短6个月时间里，GEICO就上升至8美元，达到原来的4倍。随后几年内，伯克希尔把份额翻了一番，从而使巴菲特成为具有控制权的投资者。
不久，伯恩兴冲冲地来见巴菲特，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沃伦，有人投标想收购GEICO，是全球前500名企业中的一个。我们该怎么办？”
“你自己做主好了。”巴菲特不动声色地说。
“哦，拜托了，你可以完全告诉我怎么办吗？”伯恩真是拿他没办法。
巴菲特仍是什么都不说。他拍拍伯恩：“走吧，我答应过陪你去参加纽约夜市交易会，再不走就迟到了。”
交易会上热闹非凡，许多金融界与商界的大人物们都前来参加。
“嗨，沃伦，”那位投标GEICO的企业家热情地拉住了巴菲特，“咱们得谈谈，我听说你在GEICO里有控股权。”
“那你可就找错了谈话对象。”巴菲特把伯恩推到了身前，“他才是你们该找的人。”便转身离去了。
不一会儿，满面焦急的伯恩在人群中终于找到了正满脸笑容与人应酬的巴菲特。他把巴菲特拉到一边，小声恳求道：“你就在我耳朵边悄悄说个价格嘛！”结果巴菲特还是保持缄默。
曲终人散，巴菲特看到了一脸沮丧的伯恩。伯恩做了个苦相，说：“谈崩了，他们嫌价高。”
“这就对了！”巴菲特终于绽开了笑容，“GEICO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干吗要卖掉它！”
“可你先前为什么不明确反对！”伯恩很惊讶。
“因为我信任你，你有权决定一切。”
伯恩觉得心底涌起一股暖流，但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我说沃伦，要想知道你脑子里究竟想什么，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1976年9月，GEICO尚未完全脱离困境，格雷厄姆就在法国的家中逝世了，享年82岁。许多年后，当伯恩接受传记作家采访，谈到自己的事业时，伯恩带着明显的喜悦说：“我最成功的事情是选对了英雄人物，它都来自于格雷厄姆！”
1976年圣诞前夜，华盛顿邮报公司总部里彩灯闪闪，人声鼎沸，这里正在举行传统的圣诞晚会。
巴菲特拿着他的百事可乐，和大家随意闲聊着。突然，他注意到几位主管领着一位肤色黑黑的客人躲进了一个房间。“凯瑟琳，”他拉住正路过身边的朋友，“那是谁？”
“啊，是文森特·麦奴，一位报业经纪人。”凯瑟琳看了一眼，回答说，“他想说服我们投标购买《布法罗新闻晚报》。”
巴菲特的耳朵一下竖了起来，他问：“你对这生意有兴趣吗？”
“布法罗只是一个又旧又冷、满是铁锈的钢铁城，这家晚报又没有周日版，倒有13个工会。”凯瑟琳没直接回答，耸耸肩，摇摇头。
“开价多少？”巴菲特关切地问。
“4000万美元。不过没人特别感兴趣，麦奴已经降到了3500万美元。”凯瑟琳突然有所领悟，她笑着问：“沃伦，你莫不是对此感兴趣了吧？”
“哎，凯瑟琳，如果你不买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巴菲特果然表明了立场。
经纪人麦奴不久就接到了巴菲特的电话。
“你星期天工作吗？”巴菲特问。
麦奴说：“这要紧吗？”
“我想你可能在乎。”
1977年新年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巴菲特和芒格来到了麦奴家中。他们在麦奴的俱乐部吃饭，被火烘得暖洋洋的。当他们回到住所时，巴菲特提起了购买事宜，他代表蓝筹公司出价3000万美元。
“不行，太低了。”麦奴不同意。
“3200万美元。”巴菲特提高了价格，但麦奴还是摇摇头。
“我想提醒你1976年《布法罗新闻晚报》的税前收益只有170万美元。”芒格向来在谈判中唱红脸。
“我也想提醒你，《布法罗新闻晚报》的日发行量是它的竞争对手的2倍，广告额要多出75％。”麦奴的态度也很强硬。
巴菲特止住芒格，拉着他一起离开了那个房间。过了一会儿，两人一前一后地回来，芒格一句话没说，只在一张黄色法律用纸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正式出价：3250万美元。
“差不多了。”麦奴点了头。
合同很快签订，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交易。
巴菲特和芒格立刻飞抵布法罗，考察报纸情况。他们发现竞争对手《信使快报》的发行量与晚报之比为1∶4，但能靠近万份的周日版来维持平衡。
“这种平衡状态应该打破，没有周日版，《布法罗新闻晚报》会失去统治地位，而且可能会逐渐走下坡路。”芒格直率地说。
“不错。苏珊常说她不介意我是全国倒数第二个理平头的，但我要是成了倒数第一，她可受不了。”
巴菲特幽默地对朋友咧咧嘴说：“我想咱们在布法罗的下一步行动是很明白的。”
不久，巴菲特就以董事长的身份开始筹划晚报的周日版，领导手下绞尽脑汁地设计方案，并乐在其中。但是布法罗人担心当地萧条的经济状况经不起两家报纸的殊死搏斗，纷纷预言总有一家报纸会被挤垮。
《信使快报》也明白这一点，发起了惊人的攻击。它控告《布法罗新闻晚报》有垄断意图，要求禁止它的周日版在11月13日的首次发行。
1977年11月4日，来自伊利湖的暴雨即将来临的时候，巴菲特站到了联邦法庭上。他神情泰然，衣服皱巴巴的，怎么看也不像个富翁。
整个长廊上挤满了《信使快报》的雇员和他们的家人，等待着决定他们生计那一刻的到来。对他们来说，这个来自奥马哈的百万富翁是条毒蛇。
控方律师发起了猛烈进攻，巴菲特则平静地回答他的问题，小心翼翼地避开种种圈套。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提供事实，什么也不能激怒他。
“你为什么要学《信使快报》发行周日版？”
“你们都觉得《信使快报》已经发行许多年头了，独此一家，可人们的习惯力量是很强的。每天早上我刮胡子都先刮同一边，穿鞋都先穿某只脚。人是习惯性的动物，他们多年来使用的产品是有很大优势的。”
“那么你是否想过出版周日版可能使《信使快报》停业？”
“没有。”
“从来没有吗？”
“我想《信使快报》的日子还长着呢！”
控方律师终于让对手上钩了。他走向审判席，手里挥舞着一份最近《华尔街日报》上关于巴菲特文章的复印件，大声朗读了其中一段，证明巴菲特其实一直有垄断报纸的念头。
“沃伦把拥有一家垄断的或主导市场的报纸比作拥有一座不受约束的收费桥梁，然后可以随意提高价格，要多高有多高。”
这引用的是巴菲特朋友的话。一刹那间，全庭上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个收费桥梁的比喻太形象了，正是他童年的梦想，人人都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法官的判决是允许周日报出版，但严格限制了它的推销工作。
两家报纸全力展开了古老的新闻战，但在争夺星期天霸权的战斗上，晚报由于这场官司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978年《信使快报》每个周日都比《布法罗新闻晚报》多发行10万份。这一年，《布法罗新闻晚报》的税前损失达290万美元。
1979年，纽约联邦法庭推翻了对《布法罗新闻晚报》的禁令和歧视诉讼，还巴菲特以清白。但在此期间，明尼波利斯之星暨论坛报业公司买下了《信使快报》，《布法罗新闻晚报》又面临着对抗另一位外地大富豪的持久战。这一年，《布法罗新闻晚报》创纪录地损失了440万美元，这是巴菲特和芒格遭受的第一次大损失。
但巴菲特并没有武断地强令挽回经济损失，而是全力以赴地进行反击。“我们力争比别人有更多的新闻，”他对所有人说，“如果他们有7页的体育新闻，我们要比他们更多。让所有的传统做法见鬼去吧！”
他请来《奥马哈太阳报》的出版商利普西坐镇布法罗；他频频会见大的广告商和零售商；他支持发行系列版和竞争……总而言之，他做了能做的一切。
“沃伦，这回我们似乎挖了一个永远也填不平的坑。”芒格向他抱怨。
“没办法，我们已经欲罢不能了，只能咬牙坚持下去。”巴菲特镇定地回答。
事实上，由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价格在1977年开始反弹，卖到了每股132美元，巴菲特的资产达到了7400万美元左右，但其中有一半已经投在了《布法罗新闻晚报》上。
关键时刻，《布法罗新闻晚报》又面临着与工人的新危机。1980年底，送报的卡车司机们要求增加人手以及不工作的时候也拿钱，巴菲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那是12月份的一个星期一晚上。
在另一工会负责人希尔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星期二早晨6时，司机们开始游行。在纠察队的干涉下，报社工作全部停止。《信使快报》大受其益，登出了罢工的联名呼吁。布法罗到了最可怕的一刻。
报纸总编赶到办公室时，发现巴菲特孤独地站在窗边，注视着窗下喧闹的游行人群。
“我们得想办法赶紧复工，否则就得关门大吉了，损失的市场占有率会要了我们的命。”他对着巴菲特的背影焦急地说。
“可一旦我妥协，其他12个工会也会跟着来。”巴菲特低声回答。
“现在是我们两家报纸竞争的紧要关头，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总编指出事情的另一关键之处。
“所以他们才以为我一定会妥协。”巴菲特慢慢地转过身，总编发现他面色严肃，没有了往日的笑容。“但我恰恰敢冒这个险。”巴菲特缓缓地说，一颗豆大的汗珠从他额角悄悄淌了下来。
他快步走到办公桌前，拨通了工会谈判代表的电话，一字一顿地表明了自己最后的立场：“如果报纸不出版，我就不发工资，并解雇全体员工。如果司机们影响了最重要的周日版工作，我宁可取消周日版！”
电话那头的人一字不漏地转达了巴菲特的话，他“言必信，行必果”的一贯作风让所有人都感受到这番话的分量。
“不管你们要争取什么，都别做得太过火了。”其他工会领导人提出了善意的劝告。司机们体面地让步了。
星期二下午，大街小巷上又看到了《布法罗新闻晚报》。
5年后，巴菲特买下该报后的税前损失已达1200万美元。布法罗盛传着会有一家报纸倒闭的消息，问题在于是谁先熬不住。
1982年9月，《信使快报》倒闭了。《信使快报》关门的那一天，《布法罗新闻晚报》改名为《布法罗晚报》并开始发行晨报。6个月内，它的发行量就增至36万份，充分显示了它劫后余生的读者率和垄断地位。
报社在无竞争的第一年的税前盈利就达到1900万美元。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该报年盈利为4000万美元，比巴菲特在蓝筹公司和伯克希尔公司的总投资还要多。巴菲特的循环投资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劲有力。
20世纪70年代后期，巴菲特陆续搞了一批投资。当股市疲软时，他兴致勃勃地用伯克希尔保险公司的大量流动资金来买股票，而且是大批买进。有关巴菲特买某种股票的消息能使股价立刻上涨10％。
一次，他的股票经纪人闯进办公室，气恼地向他抱怨：“昨天我们刚刚开始收购‘通用食品’，今天它的股价就升得像长了翅膀一样！”
芒格从卷宗、报表中抬起头，大声诅咒道：“这帮狗娘养的又在跟进了。”
“嘘！”巴菲特止住他，接起铃铃作响的电话：“对，是我！什么？通用食品？不，我对这只股票没什么兴趣。现在股市低迷，我不会轻易买进的。”
挂上电话，他轻松地坐进转椅：“着什么急？我们需要的只是耐心等一等，等别人都抛出，股价回落时再重新购买好了。”
多数人不可强求的股票就不要理它，而一旦看中某种股票就义无反顾地买下。巴菲特自己就是这么干的。在买下大都会公司后，他有整整3年没买过一股股票。但当他盯上可口可乐后，他拿出了伯克希尔公司市场价值的1／4左右。
巴菲特有一次去商学院讲课，学生们纷纷追问他投资的秘诀，可当他详细讲解了这种原则后，又没有人真的肯相信和身体力行。
“巴菲特先生，你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你有过人的天赋，可我们只是普通人啊！”一名学生这样抱怨道。
“那你就错了。这不需要正式的教育，也不需要高智商，要紧的是气质。”巴菲特回答。
“让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吧，”他说，“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班上某位同学将来收入的1/10，你们愿意选谁呢？请你们随便挑选，并写下选择的理由。”
学生们立刻兴奋起来，一阵忙乱后，答案都汇集到巴菲特手中。他大声念出被选中率最高的几位同学的名字，微笑着问：“这些人是你们班上最聪明的吗？”
“不是。”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摇摇头。
“那么你们为什么选他们呢？”巴菲特此时极像当年格雷厄姆那样循循善诱。
学生们静默了，每个人都在想着这个问题。
巴菲特按了按那一叠答案，说：“我总结了一下，发现你们的理由大多集中在下面几点上：忠诚、有活力、有原则、有头脑。”
“而最要紧的是对自己判断的信心，这样才能保持冷静，免得乱了手脚，”巴菲特结合自己的经验，总结道，“如果你认识到了某种股票的价值，那么它下跌的消息就不会引起你的恐慌。”
“那么你做到这一点了吗？每次投资前你都完全相信你选中的股票吗？”另一个学生问道。
巴菲特认真地想了一下，回答：“是的。即使市场连续几年处在崩溃边缘，我也为拥有自己的股票而自豪。这并不特别，人们住的房子并没有每天的报价，可大多数人并不会为担心它的价值而失眠。好股票就像你住的房子一样。”
巴菲特做的大多数事情，如年度报告、搞调查，小投资者们也能干。但他发现很多人却喜欢把事情弄复杂，要么想一口吃成个胖子，要么永远不吃。
可口可乐是一家享誉世界的饮料公司，世界上一半的碳酸饮料都是由可口可乐公司销售的，这一销量是它的劲敌百事可乐公司的3倍。
早在1950年，可口可乐的广告就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标题为“世界和朋友”，并画了满脸快乐、干渴难忍的地球正在狂饮可口可乐。
但就在1980年的一天，可口可乐公司的管理人员突然发现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在大规模地吃进公司的股票。当时，美国股市正经历一段萧条，可口可乐的股价比萧条前减少了25％。在这种情况下，吃进的数量非常巨大，这令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长戈伊兹亚塔和总经理凯奥警惕起来。
戈伊兹亚塔说：“真是奇怪，这个神秘的人到底是谁？他想干什么？”
凯奥也皱起了眉头，思索这个神秘人物的用意。此时两人显然都担心神秘人物控股公司，可能会给公司的管理层带来变动，那非常不符合两人的利益。
凯奥说：“也许我们应该从股票经纪人入手，调查一下这位神秘的人到底是谁？”
很快，股票经纪人的资料摆在了戈伊兹亚塔和凯奥两位可口可乐高管的面前。看到资料后，戈伊兹亚塔和凯奥得出结论：“他是中西部一带的人。”
戈伊兹亚塔看着凯奥说：“但中西部谁有这么大的实力，吃进这么多可口可乐？”
“沃伦·巴菲特！对，一定是他！”凯奥叫了起来，“只有沃伦和他的伯克希尔公司才有如此雄厚的实力。我要立刻给沃伦打电话，问他有何企图。”
其实，说起来，这位可口可乐的总经理凯奥还曾经是巴菲特的老邻居呢！
戈伊兹亚塔也立刻明白了，并同意了凯奥的举动。
电话打通了。经过简单的寒暄后，凯奥迫不及待地问道：“嘿，老伙计，你已经是闻名世界的股神了，怎么还对我们的可口可乐感兴趣？”
“哈哈！”听了凯奥的话巴菲特大笑了起来，并愉快地说，“我非常喜欢你们的饮料嘛！我可是从5岁起就帮你们销售过饮料的。”
凯奥虽然笑着听巴菲特在开玩笑，其实内心已经有些着急了，因为他更为关心巴菲特的真正意图。于是，凯奥问道：“老朋友，看在多年交往的份上，你给我说句实话吧！你吃进可口可乐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听到这话，巴菲特严肃了起来，因为他明白他的投资行为如果要共赢就需要凯奥等老朋友的支持。“请你放心，也请你转告戈伊兹亚塔，我只对投资利润感兴趣，对管理公司绝对没有兴趣。”
凯奥放心了，他又问道：“沃伦，这么说你笑着看好可口可乐的股票了？”
“对！在此之前我已经认真研究了你们的可口可乐，我对可口可乐的前景很看好！”巴菲特回答道。
看到凯奥放心了，巴菲特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老朋友，我消除了你的顾虑，作为交换的条件，你是不是也应该为我做一些事情？”
“当然，”凯奥轻松地说，“说吧！只要你不对上面说的作出变动，我这个总经理非常乐意为你这位大股东效劳的。说说你的条件吧！”
巴菲特说：“我的条件很简单，就是在没有公开前你对我的投资行为保持沉默。”
“一言为定！”凯奥爽快地回答道。
其他投资者对此毫不知情，自然为巴菲特的买进提供了便利。就这样，巴菲特在凯奥等人的默许下，偷偷地吃进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
至第二年春天，巴菲特已经对可口可乐公司投进了10.2亿美元，买进了可口可乐7％的股份，平均价格为10.96美元一股。
在以后的岁月里，巴菲特继续吃进并长期持有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他自己也坦承自己最喜欢的股票是可口可乐股票，在伯克希尔公司的诸多股票中，可口可乐的份额也是最大的，因为可口可乐为巴菲特带来了非常多的投资回报。
1983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恢复到了正常水平，股市重新复活，华尔街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与兴盛。
伯克希尔持有的股票中，《华盛顿邮报》买进时的中间价为5美元，现在蹿至73美元；阿弗利亚特买进时为5美元，年底收盘价为38美元；国际公众广告公司从6％涨至52％；GEICO则翻了39倍……昔日一文不名的伯克希尔拥有了13亿美元的市场股票。
伯克希尔公司自己的股票那年也看好。开盘时为775美元每股，到年底收盘时已涨至1310美元，巴菲特的身价也因此涨到6.2亿美元。用《福布斯》的话说，他现在是全国最富的人之一。
在奥马哈，已经有50人因为巴菲特而成为百万富翁，在全国则有好几百。当他去哥伦比亚商学院讲投资学时，有200名热心听众被拒之门外，房子已经装不下了。奥马哈的一位股票经纪人久慕巴菲特之名而无缘相见，便在妻子即将分娩时，拿了份《财富之王》的复印件给妻子大声念有关巴菲特的章节，好像要以此胎教来提高未出世儿女的智商。
至1986年，伯克希尔的股价已突破3000美元。在21年的时间里，沃伦·巴菲特把一个小纺织厂的碎渣变成了黄金，股票翻了167倍，而同时期的道琼斯只翻了一倍。整条华尔街对他是又敬又怕。当他告诉范妮梅的主席大卫·麦格斯韦说他对他的公司进行了投资时，麦格斯韦激动得想跑到窗前对外大喊：“沃伦·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
《福布斯》杂志称他为“神话般的英雄”；而头条新闻的作者们则称他为“迈达斯”（即希腊神，据说会点石成金术）、“巫师”、“奥马哈来的智者”和“奥马哈神”。
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会议时，巴菲特的神话传说就会达到顶峰。
其他公司的年度会议几乎连一个股东也吸引不了，因为那是浪费时间。而1986年时，来奥马哈参加会议的股东共有450人，巴菲特不得不租下陵墓般巨大的乔斯林艺术博物馆作为会场。股东们从全美各地潮水般涌来，拿着巴菲特的报告，像鸟儿一样塞满了奥马哈。
有一位来自密西西比的财政计划人梅德利，是巴菲特的忠实信徒。他的妻子吃惊地问他：“你花1000美元到内布拉斯加，只是为了听人讲话？”要知道，梅德利只有一股伯克希尔公司股票。“我也许是有点儿疯狂，”他承认，“可你是个忠实的教徒，你常去教堂，巴菲特对我就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梅德利在博物馆走廊里充满敬畏地见到了巴菲特。这位“奥马哈神”正在欢迎投资者。他头发乱糟糟的，穿着蓝色上衣，一条肥大的灰裤子，皮带眼的地方已经磨薄了，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学篮球教练。
“嗨，詹姆斯！”巴菲特拍拍一位年轻人的肩，“哦，弥尔顿！”转过身又拥抱住一位保险商。他热情洋溢地握住一位钱商的手，“欢迎来奥马哈，老朋友，怎么今年居然带夫人到这里，来度结婚纪念日吗？”
他喜欢看到熟悉的面孔——他认识多年的人，因他而富的人，像那个叫道·安格尔的昔日平民，现在已经有了1500万美元。
会议本身就像是一次盛典，大厅里人头攒动，笑语喧喧，桌上放着咖啡壶，桶里装满了罐装可乐——公司的官方饮料。
当巴菲特和芒格走上讲台时，人群崇敬地安静下来。台上放着可乐，像圣餐一样。“事先声明，要早走的人只能在芒格发言时走，我说的时候可不行，我会很伤心的。”巴菲特一本正经地作了开场白，引起一阵笑声。
以后的几小时内，他们毫无顾忌地谈起了年度报告，回答了关于伯克希尔公司和业务方面的问题。巴菲特的情绪和在场听众一样越来越高，眉毛简直在脑门上跳起了华尔兹舞，还时不时用个小故事来说明道理，幽默轻松，就像在夏日午后与友人闲聊一样。
“巴菲特先生，您有什么管理技术可以推荐给我们吗？”台下有人高声在问。
“啊，我曾经听说有一个陌生人想和当地人交朋友，他走到村子的广场上，看见一位老头，他小心翼翼地看着老头脚下的那只狗问：‘你的狗咬人吗？’
“老头说：‘不。’于是他弯腰拍了拍那只狗，狗扑上去，很熟练地咬下他的袖子。
“陌生人生气地问老头：‘你不是说你的狗不咬人吗？’老头说：‘那不是我的狗。’”
哄堂大笑声中，巴菲特举起一个指头，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我的技术：问对问题是很重要的。”
“巴菲特先生，我最近想搞一个经纪人保险业务，您有什么诀窍可以指点于我吗？”一位千里迢迢飞来的保险商终于抢到了发言的机会。
“我对具体业务可不大在行，不过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打扑克？打牌时总有一个人要倒霉的，如果你环视四周却看不出谁要倒霉，那倒霉的就是你自己了。”巴菲特的回答很简单，但含义深刻。
保险商与其他听众一起频频点头。不要承担你不懂的经纪人风险模式——他们都已接受了巴菲特的这份警告。
“最后一个问题，”又一个股东争得了宝贵的机会，“您的健康状况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巴菲特先生。我还想多买一些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但不得不考虑您个人会发生某些事，我可承受不了意外风险！”
巴菲特笑着用双手止住台下的巴掌声和口哨，幽默地回答：“我也承受不了。”
与会95％的股东至少持有股票5年了，其中多数人把积蓄都转到了这种股票上，这种忠诚在华尔街上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对它如此依恋，简直到了宗教信仰的地步。
巴菲特就是他们的神。他们仔细注意他的每个手势，仔细聆听他的每句话，好像可以把它们拖起来挂在墙上一样。他们都美滋滋地认为自己也有那么点荣耀——即使自己不是天才，至少他们发现了天才。
迈向财富之巅
1987年，春夏两季，股市正处于牛市全盛期，道琼斯指数让人大开眼界地一路狂涨至2700点，许多人从牛市中大发横财。尽管伯克希尔公司股票又创造了新纪录，即4270美元，但巴菲特却未卜先知似地决定提前退场了。
他静悄悄地卖掉了大多数股票，甚至一批马上就要分红的股票，只保留了“永久”的三种：大都会公司、GEICO、《华盛顿邮报》。他的助手说：“命令很明确，把一切都卖掉。”
这回他的预测准吗？他的直觉还灵验吗？
牛市已经持续5年了。从1987年1月1日至8月达到最高点2722.4点，道琼斯惊人地增长了44％，股价达到了历史上最不稳定的水平——利润的22倍，人人都被冲昏了头脑。
但现实逐渐揭开了面纱，通货膨胀的苗头开始出现，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美元汇率急剧下降。证券市场从10月初开始向下猛跌。
10月19日星期一，市场堆满了出售表。由于30种道琼斯平均工业股票中有11种在交易开始后一小时内就不能开盘，中午时分，证券保险售出程序自动启动了。门显得太少了，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挤进股票交易大厅。高耸入云的股票像做自由落体运动一样重重地跌了下来。
黄昏时分，恐慌终于发展成了大崩溃。
波士顿投资公司外面等待变卖股票的人排成了长龙；纽约的金融中心则比平常安静了许多；洛杉矶报纸上刊登着各种“歇斯底里”的消息……人们都待在办公室里紧盯着计算机显示屏，“黑色星期一”成了现代社会里的第一次历史事件。
它无所不在，并没有具体的震源中心。大家只知道道琼斯跌了508点，或者说是22.6％。
伯克希尔公司经过22年的辛勤经营，现有资产近50亿美元。在大崩盘发生前一周，它的股票卖到4230美元；16日星期五的收盘价为3890美元；在疯狂的星期一，它跌到3170美元。看上去似乎一切都没变，可在一周内市场价值就减少了25％，一代人的成果有1／4消失了。
尽管事先已清空了所有股票，但巴菲特所有的损失还是达到了3.42亿美元。他仍可能是全美为数不多的没有密切关注经济崩溃的人之一。
他的一名手下惊慌地冲进来，着急地问：“伯克希尔公司现在怎么办，我们是抛还是买？”
“买。”巴菲特平静地给出一个字的简洁答案，又低头埋进书中。
他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平静、悠然地读书、看年度报告，墙上贴着一张关于1929年股市大崩溃的报纸。
两天后，巴菲特和研究生同学们一起聚会在威廉斯堡。市场仍在动荡不安，但他们仍然置之不理。
“沃伦，沃伦，”一位财经记者一直缠着巴菲特不放，“对你而言，这次崩溃到底意味着什么？”
“也许是市场升得太高了。”巴菲特轻描淡写地回答。
“可是我听说你已经成功预见到这个大崩盘，并将自己的损失减低到了最小。”
“我不是在预测，”巴菲特认真起来，严肃地回答，“我只是遵守了两条宝贵的规则：一是永远不要损失；二是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
1988年10月的一个周日傍晚，巴菲特在奥马哈家中接到古特弗伦德的电话，他正与所罗门的几个银行家待在第五大街的公寓里。
“沃伦，好消息！上星期五，雷诺烟草公司的老板提出让我单独收购他的公司。”
“哈哈，一笔大交易！”巴菲特不置可否。
“可消息一露出去，华尔街的其他银行也都想插一手。你是所罗门的董事和大股东，你支持我们投标吗？”
“我很早就说过，经营权是属于你们的。”
所罗门的高级投资银行家接过话筒开始向巴菲特解释烟草公司的优势，话筒里却传出巴菲特急促的中西部口音：“别跟我谈经济学。我知道情况很好：你花一分钱生产的产品可以卖到一美元；买主都很有病，他们对这个牌子也情有独钟……你把电话给古特弗伦德，问他到底还有什么问题。”
古特弗伦德照直说了：“伯克希尔愿意自己出1亿美元以普通伙伴的身份参加这笔交易吗？”
“这个——有点儿问题，”巴菲特犹豫了一下，“我不想在烟草业中充当什么主角或合作伙伴。”
几分钟时间，协议达成了。巴菲特支持所罗门参与投标，但不想直接参与。
但银行家们不知道，巴菲特讨厌烟草业，却不反感从烟草交易中赚钱。几天前，他就已经开始大量购进雷诺烟草公司的股票。尽管所罗门最后没有竞买成功，但雷诺烟草公司250亿美元的成交价却为伯克希尔公司带来了丰厚的赚价差，即6400万美元。
巴菲特的投资还涉及金融领域，其中购入威尔斯法哥就是一个例子。
1990年，威尔斯法哥以每股高价86美元上市，由于投资人担心经济不景气会蔓延到西海岸，导致对商业区和住宅区的不动产市场的大量贷款损失。
由于威尔斯法哥是加州地区银行业中拥有最多商业不动产的一家银行，因而人们纷纷抛售，并有人估控该股，导致股价下跌，威尔斯法哥股票在当年10月的卖控收益高达77％。
在这种情势下，巴菲特见时机成熟，开始陆续购进威尔斯法哥的股票。几个月后，伯克希尔公司已掌握有威尔斯法哥银行流通在外的10％股份，成为该银行的第一大股东。
巴菲特的介入，导致了围绕威尔斯法哥银行股票走势的一场争议。在巴菲特一方看来，他介入持股是看好该股，因此，他投入2.89亿美元，为的是它日后的成长。
而在控该股者一方看来，威尔斯法哥是死定了。摩根斯坦利公司一位有影响的分析师巴顿认为，威尔斯法哥股价最终会跌到只剩10％以上的价格。
当时得州由于能源价格下滑而导致银行倒闭的事给人们的心理预期蒙上了阴影，乔治·沙劳认为“加州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得州”。弦外之音是对威尔斯法哥的情形不容乐观。
在贝伦的一位名叫约翰·利西欧的业内人士也表示：“巴菲特无须担心谁在长期挥霍他的金钱，只要他一直试着去买低谷价位的银行股。”
很明显，在当时的议论中，几乎所有的舆论都看淡威尔斯法哥，甚至有人开始教巴菲特，如何在他最熟悉的行业之一银行的投资了。
而巴菲特之所以选中威尔斯法哥银行投资，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他有自己了解到的威尔斯法哥信息，更有对信息的准确判断。
巴菲特了解到，1983年，卡尔·理查德出任威尔斯法哥公司董事长，他是一个深具理性兼睿智的人。走马上任后，理查德决心不惜血汗，要把死气沉沉的银行来个根本转变，使之变成能赚钱的大企业。
在理查德的努力下，1983—1990年的7年间，威尔斯法哥的平均获利是13％，而且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是15.2％。1990年，威尔斯法哥以560亿美元的资产，排名为美国的第十大银行，充分显示出了理查德的管理水平。
尽管理查德尚未着手股票回购或发放特别股利的计划，就已经使股东们获利了。
巴菲特在1990年买进这家银行的股权时，该银行是国内任何主要银行中，对商业不动产放款最高的银行，总额高达145亿美元，是它股东权益的5倍。
由于当时加州的经济不景气状况正在恶化，因此，分析师推算银行的商业放款中，有一大部分将成为呆账。正因有此预计，才导致了威尔斯法哥股价在1990年和1991年的下跌。
也就是在当时，美国发生了一件震动金融界的事情，那就是美国联邦储贷保险公司的倒闭。此时，金融检查人员认真地分析了威尔斯法哥银行的贷款投资组合情况，迫使银行在1991年拨出13亿美元作为呆账准备，1992年度再提列12亿美元作呆账准备。
因为准备金是每月拨出，投资人开始对每次的提列金额感到紧张。按规定银行并非一次足额提列放款损失准备金，而是在两年内慢慢提列，但投资人对于银行是否能撑到它的放款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表示怀疑。
1990年，由于巴菲特宣布他拥有威尔斯法哥股权后，股价在1991年初明显上扬，达到98美元一股。这为伯克希尔公司赚取了2亿美元的利润。
但正如巴菲特事后承认的那样：“我低估了加州的不景气和那些公司的不动产问题。”果真在1991年6月，当银行宣布另外一笔放款损失准备的提取时，银行股票两天之内下跌13美元，成为每股74美元。
虽然股价在第四季度略有回升，但由于威尔斯法哥必须为它的放款损失再增拨另一笔准备金，这明显将使盈余减少，因此到年底，该股以58美元一股收盘，这与1990年10月伯克希尔以平均每股57.88美元买进的价位基本持平。
威尔斯法哥银行1990年赚了7.11亿美元，但1991年由于提列呆账准备，只赚了2100万美元，1992年虽然达到2.83亿美元，但仍小于它前两年的盈利水平。
但反过来说，如果加上呆账准备金，那么该银行仍有每年赚进10亿美元的盈利能力。
巴菲特为伯克希尔公司建立了一个理性购买模式，他认为：“加州银行所面对的主要风险是地震，除了危及贷款者，也破坏了借款给他们的银行，它所面对的第二个主要风险是系统性的，包括一些企业萎缩的可能性或严重的财务恐慌，以致不论经营者多么精明地管理它，它几乎仍会危及每一个靠高负债运作的组织。”
巴菲特的判断使他觉得发生这两种重大风险的可能性不高，但他仍然认为：“市场最惧怕的莫过于西岸的不动产值将会下挫，因为房屋兴建过剩，而且会造成提供融资扩张的银行极大的损失。因为威尔斯法哥银行是不动产贷款的领导业者，它被认为尤其容易因此受到伤害。”这将是一大风险。
为此，巴菲特计算出威尔斯法哥银行每年在支付平均3亿美元的贷款损失费用之后，仍赚进10亿美元的税前盈余。如果480亿美元的贷款里，不只包括商业性的不动产放款，也包含了其他所有银行放款，其中10％是1991年的问题放款，并因此产生损失，包括利息损失，平均为放款本金的30％，则威尔斯法哥会达到损益平衡点。
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低，即使威尔斯法哥一年没有赚钱，这想法也不会令人沮丧。而伯克希尔公司的收购或投资方案，是立足在该年未赚取分文，但预期未来它的股东权益可能成长20％的企业。
巴菲特收购威尔斯法哥的股权，还有另一条理由是，他信任理查德。
巴菲特认为自己的眼光没有错。1992年伯克希尔公司继续买进威尔斯法哥银行股票，使持股增至630万股，占威尔斯法哥总股本的11.5％，然后又利用自联邦准备局拿到的清算超额准备金，再买进该银行股票，使持股增加到22％。
巴菲特的坚持再一次获得了成功。1993年11月，伯克希尔公司以每股介于106美元和110美元之间的价格继续买进该股票。至当年年底收盘，威尔斯法哥的股票已涨到每股137美元。
这场争议巴菲特以投资不断盈利的事实为之画上句号，也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他的投资理念和方法是经得起考验的。即便是大多数人反对和风险降临，而且几乎动摇人们信心的时候也是如此。
巴菲特赞赏卡尔·理查德，表明他挑选银行投资，是挑选经营者最好的银行。他说：“我不想吹嘘威尔斯法哥的股票或任何事，我只是认为它是真正的好企业，有最好的经营者，价格也合理，通常就是这种情况，投资人可以赚得更多的钱。”
20世纪90年代，巴菲特率领下的伯克希尔公司大举收购迅速扩展。在20世纪90年代的收购行动中，不少人对巴菲特收购通用动力公司的股权感到困惑。
原来，这家公司既不具有巴菲特以往认定的被收购公司所应有的特质，甚至也不具有经营良好的历史记录，那么巴菲特为何会作出这项投资决策呢？
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在全美乃至全世界都是名声赫赫的企业，它是美国主要的军事工业基地之一，是美国核潜艇的领导设计者、建造者以及装甲车辆的制造者，其产品包括美国陆军的MIA1和MIA2战车。
1990年，通用动力公司是仅次于麦道公司的美国国防承包者。它为美国提供飞弹系统、防空系统、太空发射器和战斗机。“F－16”当年的销售总额超过100亿美元。
然而，通用动力公司的辉煌终究有低谷的时候。自20世纪90年代柏林墙倒塌、苏联瓦解、东欧易帜后，全球政治经济态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冷战政策的结束必然引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而世界第一号军事强国美国，也面临军事工业的重整，也是必然结果之一。
1991年，威廉·安德森出任通用动力公司总经理，当时通用动力的股价处于10年来的最低点，即19美元。
当时，威廉·安德森了解由于国防工业面临的基本形势的变化，为了企业的生存，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步骤。在近半年时间里，通用动力通过出售非核心部门企业，增加了12.5亿美元现金的收益。
安德森此举引起华尔街的注意，通用动力的股价也因此上扬了112％。
安德森在充裕的现金基础上，宣布首先要满足通用动力的流动资金需要；其次是降低负债以确保财务实力。对于仍然多余出来的现金，安德森决定为股东造福。
1992年7月，依据标购游戏的规则，通用动力按每股65.37美元至72.35美元之间的价格，回购了它流通在外约30％的股份共1320万股。
安德森的这个大胆高明的举动，引起巴菲特的兴趣，他亲自打电话给安德森，告诉他自己购买了430万股通用动力股份。巴菲特说：“我对通用的经营策略有深刻的印象，我买股票是为了想投资。”
两个月以后，巴菲特又宣布，只要安德森保留有公司的总经理职务，通用动力的董事会将拥有伯克希尔公司股权所代表的表决权。
巴菲特的这个决定对威廉·安德森来说，不仅使他终生难忘，而且增强了安德森改革的决心。
对于这样的一个企业，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巴菲特的投资决策是否有误，因为这是一家被政府控制，90％以上业务来自政府机构，而且国防工业市场正在日趋萎缩的企业。通用动力公司只有少得可怜的收益和中下等的股东权益报酬率。除此之外，它未来的现金流量也是不可预知的。
对此，巴菲特是如何想的和做的呢？
1993年，巴菲特对此事解释说：
在购买通用动力股票一事上，我们是幸运的。我直至去年夏季才稍微注意公司的动向。当它宣布公司将透过标购，买回大约30％的股票时，我就料到会有套利的机会。我开始为伯克希尔公司买进该公司的股票，希望赚得微薄的利润。
很明显，因为巴菲特知道这是为套利而购买股票，所以不适用伯克希尔投资股票的原则，包括财务和营运表现的一些条件。
但是，为什么从套利出发后来又变成为对该股的长期持有者呢？
巴菲特说：
后来，我开始学习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形，以及威廉·安德森担任通用动力公司总经理以后的短期表现。我看见的事情令我眼睛为之一亮。他有一个条理井然的理性策略：他积极实现其想法，而那成果真是丰硕。
正基于此，巴菲特不但抛弃了原先套利的“短炒”的想法，反而决定变成长期持股，应该说这是一记胜招。
事实证明，巴菲特这项决策是对安德森是否能够抗拒盲从同业不理性行为的一大考验。就在那时，一些人已批评指责安德森解体了一个公司。但是，安德森则辩解说，他只是将公司的未实现价值转换为现金而已。
在巴菲特的支持下，安德森的工作确实取得了成效。
当安德森1991年就任总经理时，通用动力公司的市价是账面价值的60％，而且那时，相对于其他10家国防工业公司的17.1％的年平均报酬率，通用动力为它的股东创造了9.1％的年复利报酬率。
面对困境，巴菲特认为，很少有这样的一家公司，以低于账面的市价交易，并产生出现金流量，而且积极展开股权强制过户的方案。
此外，最重要的是，这家企业的经营者能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地为股东谋利益，这是巴菲特最为看重的管理者的素质。这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优秀管理人才，在巴菲特投资理念中的重要的地位。
安德森没有停止他的改革步伐，尽管他曾想保留飞机、太空系统作为其核心部门，但后来还是决定继续将其出售，如航空器卖给了洛克希德。通用动力公司与洛克希德和波音公司本是新一代战斗机F-22的合伙人，3家各自拥有1／3股权。后来通用动力通过转让，洛克希德取得了F-16业务，波音又取得对F-22的2／3股权；接着通用动力的太空系统又出售给了太空发射系统的创始人马丁·玛丽塔。这两项销售给通用动力公司提供了17.2亿美元的资金。
现金流量的充沛，公司再度分配股利给股东，仅1993年，4月份发给股东每股20美元的特别股利；7月份又发给股东每股18美元的特别股利；至10月又发给股东每股12美元的特别股利。
一年间，3次发给股东每股红利即达50美元，而且每季支付的股利也从每股0.4美元，提高至0.6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巴菲特的收益自然也是非常可观的。巴菲特和他的伯克希尔公司在1992年7月至1993年底的一年半时间中，只要投资每股72美元于通用动力股票上，即获得了每股2.6美元的普通股股利和50美元的平均特别股利。
同时，由于安德森开始清算通用动力公司的货币价值，并给予它的股东以现金股利，这对通用动力的股票投资收益，不但强过它的同行，并远胜过同期斯坦普工业指数的表现。因此，至1993年底，通用动力公司股价上扬到每股103美元。
对于外界关心的巴菲特将会持有通用动力公司股票的时间，巴菲特说：“我将会在股东权益报酬率令人满意且公司前景看好，市场不高估通用动力公司的股票价值以及经营者为诚实有才干者的情况下，才会继续持有。”
话虽简单，但这正体现了一代股神巴菲特最擅长的投资基本原则。
在巴菲特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巴菲特投资以套利为目的的股票不能不令人惊讶。巴菲特居然也想玩一把“投机”，可见其投资股票时在具体操作上并非墨守成规、一成不变。
通用动力公司的成功，也说明股票投资领域方法多样性的重要，虽然这次巴菲特是以“投机入市”，但后来通过研究该股和管理层，从中又发现了新的投资价值，并决定持股和授权安德森以伯克希尔公司持股的表决权。可见巴菲特投资思想之活跃，投资艺术之高超了。
2003年，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市场人士普遍看淡石油股，但是巴菲特却一掷10亿港元，先后4次增持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石油”股份。
按照规定，从当年4月1日起，持有某一香港上市公司5％的股权，就必须向监管机构申报权益。此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很少投资中国企业股份的巴菲特原来持有大量“中国石油”股份，持股量累计达到11.8亿股，约占6.7％的股权。
事后人们才得知，仅在4月17日至24日短短的几个港股交易日，巴菲特即通过各种途径，斥资10亿港元，4度买入“中国石油”股份。
截至4月24日，巴菲特的持股量已经急升至13.35％，成为“中国石油”的第三大股东。
至5月，巴菲特在其股东大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近期已成功追加了对中国石油总公司的投资，并将进一步加大在亚洲的投资力度。
巴菲特宣称：“我们正在亚洲寻找合适的公司，如果那里的政策允许，我们将收购他们的股票或是购买整个公司。”
尽管巴菲特认为，在亚洲投资不论政策或市场风险都很大，但他仍向股东明确表示，“在那里允许犯错误的几率很低，但我们仍十分乐意去尝试。”
巴菲特对中石油的投资，再次使他获得了巨额回报。
2003年12月，中石油连着3天创下历史新高：12月1日中石油股价突破3港元；12月2日最高交易价格曾达到3.150港元，最后以3.075港元收盘；12月3日中石油的股价也是一路上扬，最后以3.225港元收盘。
至2003年年底，一位关注中石油股价的投资人士说：“股神巴菲特又该乐开花了。”因为这期间，中石油一路走高，大股东巴菲特的这笔中国财富比购进时猛增38.6亿港元。
巴菲特的投资收益自然也引来了各界媒体的关注，中国的一家媒体就以“中石油3天飘红香港岛，股神巴菲特猛赚38.6亿”为标题，记录了2003年巴菲特投资中石油的获利情况。
在投资中石油猛赚23亿余港元后，巴菲特又瞄上了新近上市的“中国人寿”。
2003年12月30日，市场有消息称，巴菲特通过摩根士丹利，大量吸纳中国人寿的股票。受此影响，中国人寿的股价也在当天一度攀升至7.05港元，最终报收于6.4港元。
与每股发行价3.59港元相比，短短两周时间，涨幅已近80％。此前，亚洲首富李嘉诚通过旗下的信托公司大量买进中国人寿的股票而赚了个盆满钵满。
和在中石油的投资相似，这次，巴菲特又想重演“传奇”。不可否认的是，和中石油一样，中国人寿自身良好的业绩也是支撑股价上涨的重要原因。
当然，所谓美国“股神”是人而不是神，他偶尔也有后悔的时候。2007年7月份，巴菲特首次卖出持有了4年多的中石油股票，因为他一向是股票市场的风向标，所以巴菲特的此举引起媒体的广泛猜测。
仅隔一个月，股神巴菲特再度减持中石油，众多分析师表示猜不透。
香港联交所还披露，巴菲特再度减持中石油。减持发生在8月29日，减持量9265.8万股，远远超过第一次的1690万股。第二次减持时的均价只有11.473港元，比上一次的12.441港元要低。
值得关注的是，香港联交所披露的信息显示，此次巴菲特所持中石油股票从21.43亿股减少为20.51亿股。但第一次减持其所持股票是从23.30亿股降至23.13亿股。
这也意味着，在这两次减持之间，巴菲特还曾悄然减持近2亿股。由于没有达到一定的比例，这些减持联交所没有披露。
这让业界分析师非常惊讶。巴菲特第一次减持时，众多国内分析师不认为其会持续减持。因此，巴菲特减少对中石油的股票持有，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
然而，人们的担忧是多余的，这一次巴菲特的“风向标”作用似乎有些不灵了。
巴菲特在首度大规模减持中石油的均价为12.23港元，但在此之后，受到国际油价屡创新高、公司油气储备新发现以及回归A股等因素推动，中石油的股价一路飙升，截至8月份收市已达18.92港元。
因此有人计算，如果巴菲特所持的股份并未售出，其市值约为443亿港元，比出售套现获得的315亿港元高出约128亿港元。
因此，到了当年的10月，看到中石油股票的一再坚挺，巴菲特首度证实，已全数清仓其所持有的中国石油股份，但鉴于中石油股价近期不断狂升，令他后悔出售的时间可能早了点。
巴菲特坦率地说：“如果中石油股价大幅回落，我会再买。”
虽然留下了一些遗憾，但巴菲特投资中石油无疑又赚到了一笔不小的利润。他买入中石油23.39亿股，斥资大约38亿港元。
2007年巴菲特出售中石油时，股价介于160～200美元，因此，巴菲特总共获利35.5亿美元，约合277亿港元，显然这笔收入相当可观。
1994年年底，巴菲特公司已发展成拥有230亿美元的伯克希尔工业王国，它早已不再是一家纺纱厂，它已变成巴菲特的庞大的投资金融集团。
当然，巴菲特的财富积累还在快速前进。从1994年开始，伯克希尔公司利用全美股票市场报酬率走低的时候，开始了又一轮大规模的收购行动。
当时巴菲特的观点是，只有当优良的公司被不寻常的信息包围，导致股价被错误地评价的时候，才是真正大好的投资机会。经过这一轮的大规模收购，巴菲特公司的市值似乎在短暂时间内升值有限，但为它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随着财富的日益积累，对巴菲特的各种评价也多了起来。人们普遍认为，巴菲特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显得那么慈祥、诚恳。
有人比喻，如果说索罗斯的投资故事惊心动魄翻江倒海，充满血雨腥风、生死相搏的话。那么，读巴菲特投资的故事，就好像是品茗饮茶，于逸趣闲情时欣赏清新隽永的小品文，云淡风轻、傍花随柳，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切，甚至波澜不惊、风和日丽。
即使在金融界风云骤变的1998年初，这位奥马哈长者除了贵金属市场令他有兴趣外，对全球金融界人士的恐慌竟有浑然不知之感。
危机之时，巴菲特忙着在全球贵金属市场指令大量收购白银现货，由于他的介入，人们顺着他点石成金的手寻觅发财机遇，于是全球白银价格居然在肃杀的凉意中扶摇直上，创下了10年来罕见的新高。
当然，对于全世界的“巴菲特迷”们来说，每年的伯克希尔公司股东大会无疑是最令人神往的。这也可以说是巴菲特家族的一个盛会，这一天巴菲特会率领全家出动赴会。
在股东大会上，作为董事长的巴菲特在致股东们的报告中，要报告过去一年的经营情况，报告公司正在做什么，报告公司在新的一年中还将怎么做以及要这样做的理由与分析。
巴菲特的这个董事长致全体股东的信，是要给全体股东来看，即便你只有一股，也会郑重其事地寄给你。
莫小看了仅仅持有一股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由于这家公司30余年来没有分过一次红，也没有扩过一次股，它的总股数仅226万股，每股净资产在1998年初已经是11000美元。
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从1962年的每股12美元，到后来的几万美元，这个价位虽说很高，但是也是一票难求，有行无市。
在美国持有伯克希尔公司股票已成了荣誉与身份的象征，虽说它是小盘股，但由于总市值已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实际是一家大公司一点不假。
因此，每年一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堪称“全球第一”股东大会。每一次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都是奥马哈市的盛大节日。
为了营造更好的气氛，当地有名的几个旅馆，如红狮、雷迪逊等均告满员，股东们在这里喜气洋洋地比较着各自回报的多少，当然赢者总属于投资最多、持股最长，而且敢于重复加码的股东们。
20世纪90年代，巴菲特已是华尔街响当当的人物，世界级股坛为数极少的大腕之一。不管巴菲特平生是否拥有当个世界级富豪的鸿鹄之志，但命运之神却把他推进世界级富豪之列。
当时，世界权威的金融和财富刊物公布的世界富豪名单，一再把沃伦·巴菲特的富翁交椅往前挪动，至1998年，他已是全球富翁中的第二号人物，仅屈居于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之下。
1998年，应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邀请，巴菲特与盖茨为该校学生作了一次讲演。
人们对此的评价是：“太阳系中最富有的两个人进行的极为简单的公开的对话。”因为这篇讲话中包括了巴菲特对人生、对新技术、对投资理念的最新认识与看法，而且由于有盖茨的联袂讲演，能使我们更加深对此的理解。
可以这样说，沃伦·巴菲特是天才的投资家。他奉行的是最朴素的投资理念，他对近些年由学术界发明出来的理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那些时髦的理论，那些使用财务杠杆、期货、动态套头保值、现代资产组合分析等在巴菲特这里没有市场。
巴菲特不染指他不熟悉的东西，他也不理会现在教授们在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他只遵循自己理解的、熟悉的并坚信不疑的投资理论与方法，从头至尾坚持执行。
当然，并非巴菲特老顽固，不思进取，如果按辩证的说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个原则，巴菲特无疑是对的，历史的、实践的结果都证明他是对的、成功的和正确的，至少在金融投资界，迄今无人能超越他。
在巴菲特的投资生涯中，避免使自己置身于股票市场的情绪冲动之外，这也是他一生步步走向辉煌的原因。
由此可见，巴菲特其人不仅是投资界公认的投资艺术家，在管理界也是名列前茅的管理艺术家，在美国经济史上，荣获这两项殊荣的只有他一人。
2008年3月，《福布斯》杂志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富豪榜，巴菲特由于所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价大涨，身价猛增100亿～620亿美元，超过微软董事会主席盖茨的580亿美元成为全球首富。
就这样，这位从小就怀有赚大钱梦想的巴菲特，再一次实现了他问鼎世界首富的梦想。
热心慈善事业
从5岁就开始卖可口可乐，并以赚钱为人生目标的巴菲特只是把赚钱作为乐趣，但他并不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非常乐于慈善事业。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巴菲特对慈善事业的捐款力度明显变大了。
对此，巴菲特解释说：
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有能力用比较快的速度聚集财富的话，那么他在20年后捐赠慈善事业比较好，因为到那时他可以为社会捐赠更多的钱；如果一个人聚集财富的速度比较慢，那么他最好现在就进行捐赠。
所以，按照巴菲特的这种理论，在过去很多年里，他很少进行慈善捐赠，因为他显然比大多数人更懂得赚钱的办法。但是，妻子苏珊的去世，让巴菲特改变了想法。
原来，苏珊一直希望巴菲特把手里的财富回馈社会，巴菲特原计划他死后由苏珊负责这笔慈善基金。
巴菲特曾经说过：“苏珊比我小两岁，一般来说，女性通常比男性长寿。她和我一直都认为，她会继承我公司的股份，并看到我们的财富对社会作出的贡献。我们都觉得，财富应该回到社会上。”
当然，子女对财产的继承观念也会影响一个富翁对慈善事业的支撑力度。在这方面，巴菲特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很早就提出自己子女将继承他财产的一部分，比例并不会太高。
很明显，这与巴菲特过去一再表示，不愿意让大量财富代代相传的想法，是相当一致的。巴菲特曾表示：“我想给子女的，是足以让他们能够一展抱负，而不是多到让他们最后一事无成。”
因此，自2000年开始，巴菲特就通过线上拍卖的方式，为基金会募款。而大规模地捐献自己的财富，巴菲特无疑希望由妻子苏珊来完成。
然而，不幸的是2004年苏珊过早地去世了。巴菲特终于决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捐出大部分的财产。
2006年，巴菲特的一项捐款活动，一举震惊了世界。
2006年6月16日，就在巴菲特宣布捐赠的10天前，比尔·盖茨就宣布，在今后两年的时间内逐步淡出微软的管理工作，将更多精力和时间投入到盖茨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上，致力于全球健康以及教育工作。
为此，盖茨夫妇已为他们的基金会捐赠近300亿美元，用于贫困国家的卫生和教育事业。盖茨进入慈善事业无疑为巴菲特的巨额慈善投资找到了好的方向。
10天之后的6月26日，75岁的美国投资家巴菲特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签署捐款意向书，正式决定向5个慈善基金会捐出其所持有的财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的85％，按照当时市值计算，这笔捐赠约合375亿美元。
从那时开始，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将逐渐转移到比尔·盖茨夫妇所建立的盖茨基金会等5个慈善基金会。这笔捐款创造了世界纪录，也震动了美国和全世界。
面对各界的热议，巴菲特这样评价自己的义举：“我不是财富王国的热衷者，特别是当世界上60亿人还比我们穷得多的时候。”
曾有一位意大利的记者给了巴菲特另一个提议：“为什么不把这笔财富捐给美国政府？”
巴菲特说：“你可以选择把财产留给政府，或者通过慈善机构帮助他人。我认为，盖茨基金会从这笔财富中产生出来的益处要大于我把它交给美国财政部。”
375亿美元，相当于3000亿元人民币，这笔巨额财富巴菲特没有留给子孙后代，而是把它投向了一项更为高尚的事业，就是战胜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和疾病。
除此之外，巴菲特也对以其妻子命名的苏珊·汤姆森·巴菲特基金会捐赠了市值几十亿美元的股票。该基金会主要致力于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支持堕胎权利以及防治核扩散，这也是巴菲特本人非常关注的话题。
巴菲特还经常四处奔走，在许多大学、公司、团体举行他的仪式，讲述自己的故事，人们对他，对他的生活不知道的事情仍然很多，但他已然成为美国生活中一个独特的偶像人物。他不仅是位伟大的资本家，而且是位伟大的解释美国资本主义的人。
他教导了一代人该如何考虑业务，证明股票与垄断不同，投资也不是只凭运气的游戏。他用敏锐的市场眼光和坚守诺言这两项法宝，证明它也是一种合理的可感觉到的事业。他揭开了华尔街神秘的面纱，说它与美国没什么两样——也许是个不可捉摸的地方，但也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地方。
人们对这位股市天才充满了好奇心。经过奥马哈，经过他那座简朴的房子时总要缓步慢行，引颈侧望。
巴菲特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但他在很多人心中的确已成为股市神话，在那个属于他的股票时空中。
也许有人会不解，巴菲特年轻时疯狂地赚钱，然后年老时又一下子全部捐献出去，这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但了解巴菲特的人都知道，这符合巴菲特一贯的行事作风：“理智、有创见、打破巨富捐赠财富的常规模式。”
也许从这一捐款活动中，人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巴菲特这个一代“股神”的性格。
几十年来巴菲特有一套投资理论，这套理论使他在股市中常胜，也使他远离高科技股。
第一，他只从事长期投资，投资的绝不是概念、模式，也不仅仅是股票本身，而是真正的生意，投资能创造可预见性收益的公司。
第二，他讨厌股票期权多的股票，像高科技股，称这种股票是彩票。
第三，他认为买身边的品牌最可靠。谁做的广告多，消费者喜欢，就买谁。巴菲特的眼光一如既往。巴菲特投资成功的方略是多方面的，其中当数“集中投资”的方法最有效。很多投资者认为：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才算保险，因此，他们没有集中资金，反而将有限的资金四处出击。结果手中的资金被七零八落的股票所肢解，导致手中股票不是这只股涨，就是那只股跌，一年忙到头，好的可以赚点钱，中的打平手，不好的情况下则是负增长……有的人年复一年，也不善于总结，总认为运气不好，其实这是犯了一个投资者的大忌。纵观中外股市操作成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较善于精心选股、集中投资，很少有分散投资能带来辉煌收益的人。这一点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极为重要。巴菲特将“集中投资”的精髓简要地概括为：“选择少数几种可以在长期拉锯战中产生高于平均收益的股票，将你的大部分资本集中在这些股票上，不管股市短期跌升，坚持持股，稳中取胜。”为此，巴菲特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分析企业的经济状况以及评估它的管理状况，而不是用于跟踪股价。
人们不得不佩服巴菲特的长远眼光，也不得不承认长期而言价值投资策略能够战胜市场。因为大牛市不可能一直持续，过高的股价最终必然回归于价值。
要知道如何正确应对大牛市，请牢记巴菲特与众不同的投资信条：“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尽管组织形式是公司制，但我们将股东视为合伙人。我和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董事长）将我们的股东看作所有者和合伙人，而我们自己是经营合伙人。我们认为，公司本身并非资产的最终所有者，它仅仅是一个渠道，将股东和公司资产联系起来，而股东才是公司资产的真正所有者。顺应以所有者为导向的原则，我们自食其力。”
研究巴菲特的书汗牛充栋，通常都是从股票投资的角度入手。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投资经理人詹姆斯·奥洛克林的《沃伦·巴菲特传》，就从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一个资本管理者、民众领导者的巴菲特。尤其是在揭示巴菲特模式的过程中，对强制性力量和能力范围的研究，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