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

• 伍修权自信地说：“总理，有毛主席和您的英明领导，再加上乔冠华等人的协助，我有信心完成这项任务。”
• 伍修权向挤在扩音器前的记者和摄影师们说：“中美两国人民从来就存在着深厚友谊，我愿趁这个机会，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
• 在中国代表团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字样的席位标志牌子。虽然这个牌子很小，但显得格外醒目。

周恩来任命伍修权为团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6月27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站在一幅世界地图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他们的野心太大了，狼子野心啊！”然后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对于中国应该对美国的暴行作出什么反应，毛泽东心里已经有了底。

10月3日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以正式外交途径通知美国政府：

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

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的伍修权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变化。

1950年10月中旬的一天，伍修权的秘书匆匆走进办公室，对伍修权说：“司长，总理下午要见你。”

“总理要见我？”伍修权诧异地问。

“大概是关于派代表团去联合国的事。”秘书回答。

当天下午，伍修权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简单地寒暄后，周恩来说：“修权同志，中央经过研究决定，由你出任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

伍修权以为自己听错了：“由我任团长？”

“对，这次代表团去联合国，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本来我们考虑应该派一位文职人员，但是文职人员又太温和。毛主席指示说，这次去联合国斗争一定非常尖锐复杂，我们一定要给美国佬一点颜色看看。我们要派一员武将到联合国去打这场文仗。所以我想到了你。”

伍修权不仅有不平凡的军旅生涯，还有外交经历，正担任着外交部苏东司司长的职务。在周恩来心中，伍修权是最适当的人选。

伍修权有些迟疑，周恩来看透了他的心思，向他投去信任的目光，周恩来坚决地说：“没关系，你是军人出身，性格上比较符合这次出使的任务。再加上你当了这么长时间的苏东司司长，外交经验上也很丰富。”

“但是，我们对联合国不甚了解啊！”伍修权的心里还是没底。

“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了，在联合国里我们有苏联老大哥帮我们撑腰，有什么问题不清楚他们可以帮我们嘛！你的俄文水平高，联系起来比较方便，这也是任命你为团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伍修权问道：“代表团还有哪些人呢？”

“噢，我们准备派乔冠华当顾问随团出使，在一些问题上他可以给予你帮助。”

听到乔冠华将任自己的顾问，伍修权心里总算放心了。乔冠华是外交部里有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是个“文胆”，有他帮助，大可不必担心。

所以，伍修权自信地说：“总理，有毛主席和您的英明领导，再加上乔冠华等人的协助，我有信心完成这项任务。”

随即，在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下，伍修权带领全团人员，开始了出发前各种紧张的准备工作。

对于伍修权来说，这已是第二次接受前往联合国的任务。第一次是在1945年初联合国成立时，中国接到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的邀请。

当时，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团自然也应当是由各党派的代表组成。

1945年2月15日，周恩来致电回美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说：

目前中国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它不能代表解放区九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老百姓的公意，因此，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国民党应当只占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占三分之二。

周恩来要求赫尔利把中共中央的意思转告美国总统罗斯福。赫尔利后来给周恩来回电，表示不同意中央的建议。

1945年3月7日，中国共产党方面提出，由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等做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蒋介石不想让共产党参加，于是他找出各种理由和借口排斥其他党派的人员参会。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不择手段，最滑稽的是，他说伍修权有“沙眼”，会传染给别人，所以不能出国，伍修权因此被留在了国内。

共产党是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蒋介石将中国共产党排斥在外的做法很不得人心，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觉得这样做不太妥当。

1945年3月7日，国民党政府在没有征得其他党派意见的情况下，公布中国出席旧金山制宪会议代表团的名单。

其中，首席代表是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包括：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王宠惠、吴贻芳，前驻美国大使魏道明、胡适，青年党代表李璜，民社党代表张君励，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大公报》总经理胡霖。中共党员章汉夫、陈家康做为秘书参加。

1945年6月，中国代表团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那一次，因为蒋介石的阻挠，伍修权没能前往联合国。但是，仅仅5年之后，伍修权却做为拥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代表前往联合国，他的心中自然充满了感慨和希望，也充满了强大的力量，因此，他敢于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发出正义和平的强大声音。

中央十分重视中国的这次联合国之行，毛泽东坚持要派一位将军出去给美国佬一点颜色看看，充分表明中国人民的力量。周恩来千挑万选，终于挑中了外交经验十分丰富的伍修权，希望他以正义的姿态登上联合国的舞台，胜利完成这次重大的外交使命，为新中国争光，为全国人民出气。

周恩来设宴为代表团饯行

1950年11月12日，中南海西花厅里热闹非凡。周恩来在这里接见伍修权等代表团全体成员，并设宴为代表团饯行。

席间，周恩来反复向伍修权交代代表团此次行动的方针大计，以及注意事项。

宴会最后，周恩来站起来，举起酒杯郑重地对大家说道：

同志们，这次你们出国，是我们伟大的新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到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的意义。你们要把中国人民的愿望带到联合国去，让世人知道任何困难和威胁都是压不倒中国人民的。

顿时，宴席间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接着，周恩来向大家祝愿说：

同志们，这次去联合国，任务艰巨复杂，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把这一仗打好，完成祖国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最后，祝你们一路顺风。

宴席结束后，周恩来拉着伍修权的手把他送到门外。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老伍啊！这次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你一定要记住，你们代表的是全国的人民，要有信心，拿出气魄来给美国佬看看，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另外要记住，去了之后要相机行事。”

伍修权挺直了胸脯对周恩来说：“总理，您放心，我一定会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的。”

伍修权心中知道这次任务十分艰巨，中国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重重阻挠才赢得了这次联合国之行。

美国想方设法阻挠中国的联合国之行，但还是没有成功。

早在1950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答记者问时承认，美国的坦克和飞机正在运往台湾，但是费用要由美国国会通过的给予蒋介石集团1.25亿美元的“援助”中拨款支付。

1950年9月15日，美国侵略者集中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对策有变化，因为美军正大举向朝中边界推进，需要麻痹中国人民。

于是，厄瓜多尔代表在9月29日提出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参加安理会关于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讨论的提案，在安理会上得以通过。

美国为了延缓时间，又借口苏联所提控诉美国侵略中国领土案已列入第五届联大议程，让安理会的讨论推迟到11月15日以后。

1950年9月19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

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9月24日和27日，分别以电文控诉美国侵朝军队飞机侵犯中国领空和美国侵朝军舰炮击中国商船的罪行，严正地要求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控诉。

美国被迫在联合国内承认其侵朝军用飞机侵犯中国领空并进行了轰炸和扫射的行为，却把美国的所谓“福摩萨问题”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

11月8日安理会通过讨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报告的决议，并决定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与会。

11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中国不能接受安理会11月8日会议所决定的邀请，并要求安理会将我国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案与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问题合并讨论，以便中国提出控诉。

周恩来在电文中称：

纽约成功湖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并请转安全理事会主席贝勃勒先生：

赖伊先生三十六号电谨悉。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声明：我们不能接受一九五○年十一月八日安全理事会第五二○次会议所决定的邀请，因为这项邀请，按照决议的内容，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讨论中国人民所最感迫切的问题，即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中国的问题，而将中国代表的权利限制在讨论所谓联合国司令部的特别报告上面；这个所谓联合国司令部是在安全理事会没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并在美国操纵之下非法产生的，因之它的报告不仅是片面的和别有用心的，而且是非法的，绝不能作为讨论的根据。

……

安全理事会应将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议案与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问题合并讨论，以便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安全理事会讨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议案时，得以同时提出控诉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问题，实为至便。

专此奉达，即希查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九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北京

1950年11月14日，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搭乘苏联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北京起程。机场上举行了有北京市各界代表参加的盛大欢送仪式。

当代表团的成员登上飞机的时候，从伍修权到下面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很激动。中国代表团带着全国人民的愿望，向纽约成功湖出发了。

当时，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代表团入美的签证地点定在布拉格。代表团只好乘民航班机取道苏联，再飞往达布拉格办理签证，11月23日乘飞机经伦敦赴纽约。伍修权曾回忆说：

我们对于自己能作为新中国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一面觉得十分光荣和兴奋，一面又觉得肩头担子很重，内心是不平静的。

11月14日，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向联合国所在地美国纽约成功湖出发。

代表团赴布拉格办理签证

1950年11月14日，赴联合国代表团登上飞往苏联的飞机，在机场送行的人们目送着他们，直到飞机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云端。代表团带去了中国人民的心愿。

前往机场欢送伍修权一行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首席代表张闻天，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副主席彭真、常务委员彭泽民，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章汉夫，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副主席吴晗、曾昭抡，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许之桢，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谢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以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各单位代表，以及北京市各团体代表共约100多人。

中国这次派出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

早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就决定要争取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曾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合国大会主席、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周恩来在声明中严正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于十月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于政府成立之日，即郑重向全世界宣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基本上解放了全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且已得到全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因此，目前以代表中国人民名义参加联合国组织并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的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精神，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以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

但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操控下，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行动屡屡受阻，因此，中国代表团的这次联合国之行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时，中央选定的路线往返行程有2万多英里，先从北京乘苏联的飞机到莫斯科，然后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再到伦敦，从伦敦直飞纽约。

途中飞机的飞行时间就有100多个小时，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后来伍修权在给外交部人员做报告时幽默地说，“这回飞机的瘾是过够了。”

代表团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二天，飞经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时，遇到大风雪，飞机只得在当地机场紧急降落。

代表团担心耽误行程，赶忙打电话给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大使馆立即向苏联外交部通报，请求给予帮助。苏联外交部研究之后很快答复，会尽最大努力保证代表团按期成行。

1950年11月20日，代表团飞抵布拉格机场。

到机场欢迎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费林格，副外长波拉克，中国驻捷大使谭希林，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中国司司长卡尔比西克，人民民主国家司司长西比科瓦―哥特华多瓦，交际司司长查鲁巴，布拉格卫戍司令伊珍姆将军，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拉佐卡耶夫以及联合国组织驻布拉格办事处代表里特尔等。

按计划，代表团将在布拉格停留3天，由联合国方面负责向美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办理中国代表团进入美国的签证。

按照一般做法，美国使馆应当发给代表团外交签证。但是，当护照拿回来的时候，大家发现，美国人给的竟是普通签证。

代表团预先估计到美国可能会做些手脚阻挠代表团的联合国之行，所以，当发现没有给发外交签证后，代表团立即向联合国方面表示抗议，要求他们同美国使馆交涉。

联合国自然知道美国人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但因为时间太紧，换发外交签证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代表团按照预先准备好的应对方案提出，要求美方出具一张免验证明，以保证代表团在抵达美国时享受应有的外交礼遇。

美国使馆的人却说他们没有发免验证的做法，但许诺会给代表团以礼貌的待遇。

在等签证的间隙，代表团请了捷克外交部一位出席过联合国会议的副部长介绍联合国的情况。同时，大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估计和研究。

自从发布了中国代表团将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消息后，中国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世界的关注。代表团一路上要极其谨慎，除了在布拉格机场发表已经准备好的讲话外，没有在其它任何公开场合发表意见，随身携带的伍修权的发言稿要妥善保管，防止被盗，以免泄露中方意图。

为了确保安全，代表团9个人分成了3个组，伍修权说，这就像作战一样，是三三制，3个人专管文件和行李，3个人保管机要事务，另外3个人对外办交涉。分工明确之后，代表团立即按这个“三三制”行动。

11月23日清晨，代表团从布拉格起飞。代表团起程时，捷克副总理费林格，外交部副部长白莱克与塞卡尼诺娃，对外贸易部部长格里哥尔，外交部中国司司长卡尔比西克，外交部交际司司长查鲁巴，布拉格卫戍司令伊珍姆，中国驻捷大使谭希林，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拉佐卡耶夫及联合国驻布拉格办事处代表里特尔等，到机场送行。

飞机经瑞士抵达伦敦，到达伦敦时，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司长前往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

当时，有一位英国国务大臣，本来是跟代表团同机前往美国的，在机场时，有一个记者问伍修权，他们知道不知道有国务大臣同机而行。

这位记者大概是想让中国代表团感到，能跟一位大英帝国的国务大臣同机而行是很荣幸的。

代表团冷冷地说：我们不知道。

在飞机起飞前一小时，这位英国国务大臣突然取消了行程。当时有舆论说，这位大臣面对“傲慢的”中国代表团很不舒服，所以临时决定不上飞机了。

飞机横越浩瀚的大西洋，终于到达美国上空。

伍修权在纽约机场慷慨陈词

1950年11月24日，纽约时间6时13分，一架载有新中国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纽约机场。9位中国共产党人，持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护照，正气凛然地踏上美国的土地。

代表团的飞机徐徐降落了。在机场入口处一排警察的监视下，100多个摄影师、记者、官员开始骚动。服务人员将红地毯一直铺到飞机降落的地方。照相机的灯光和汽车的强光直射向机舱门，使黑夜如同白昼一样光明。

伍修权整理了一下衣服，稳健而自信地率领着代表团成员们走出机舱。这一刻，标志着新中国人民正迈开矫健的步伐，登上左右国际形势的政治舞台。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联合国负责礼宾的官员，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友好国家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

此时，美国各大报刊和其他一些国家驻纽约的记者，还有一些闻讯赶来的友好人士正等在机场入口处，见中国代表团一行过来，便蜂拥而上，向伍修权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伍修权没有就他们的问题发表意见，只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在一片镁光灯的闪烁和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中，伍修权向挤在扩音器前的记者和摄影师们说：

本人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出席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讨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我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控诉案，能够在安理会上得到公平处理。果如此，将有利于亚洲及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愿望……中美两国人民从来就存在着深厚友谊，我愿趁这个机会，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

站在伍修权代表旁边的是苏联代表马立克，摄影师们一再说：“马立克先生，请等一等，再照一张照片。”

就在这时候，马立克和伍修权微笑着亲切握手。

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一时成为美国官方和民间的关注焦点。代表团成员的一举一动都成了记者争相报道的题材。

伍修权在机场讲完话后，乘车离开机场前往纽约最大的华尔道夫·阿斯多利亚旅馆。美国警方派出4名便衣担任代表团的保安。这4个便衣从代表团一下飞机，就寸步不离地跟在中国代表团左右。

代表团的9个人住在饭店第9层，每人住一套设备相当豪华的套间，价格极为昂贵，但代表团人员住起来却不放心，他们总担心房间里有窃听装置。

为了干扰可能的窃听，代表团成员经常在房间里开着收音机，听新闻报道和晚间广告。

访者都被纽约警察局的保镖们拒之门外，外交官们也很少外出，只是偶尔到附近一个公园的僻静处谈一些重要问题。4个保安住在代表团隔壁。

第一次来到美国，代表团每个人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处处留神，神经绷得紧紧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当时大家看到地毯上因静电擦起的火花，都会想一想，这是不是什么特殊的特务装置，其警惕程度可想而知。

为了防止被窃听，大家不在房间里谈论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商量事情的时候，就到饭店旁边的一个公园里，边散步边商量。

很多美国老百姓对中国代表团十分友好。当代表团在饭店下榻之后，有很多人送来鲜花，整个房间里都摆满了。还有很多人给代表团写信，表示欢迎。代表团到达当天就接到50多封信，几乎都是表示欢迎。

从11月24日至12月19日，代表团在美国26天，收到来自40个州的美国人民来信、来电708封，这里面还不包括记者和其他国家的来信。

代表团到旅馆稍事修整后，当天下午前往联合国总部礼节性拜会秘书长赖伊。伍修权向赖伊递交了周恩来的介绍信，中国政府任命伍修权为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

随后，代表团到苏联代表团住地，拜会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和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商谈安理会开会的事情。

中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能尽快开会讨论中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议题，最好整个议题能够在11月份完成。因为按照次序，12月份安理会轮值主席是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

按照联合国的有关程序，中国代表团无权直接向赖伊要求什么时候举行会议，但苏联做为常任理事国，他有权向安理会主席提出来，而且一旦有常任理事国提出开会，安理会无权拒绝。伍修权提出希望明天就能开会。

苏联方面完全同意，马立克当即给安理会主席、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打电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已经抵达纽约，建议安理会明天开会。

代表团正义凛然步入联合国

1950年11月24日，中国代表团到达纽约的当天，美国代表企图使邀请中国代表出席大会的决议不生效。但美国的行径没有得到广泛响应。经过辩论，大会又作出决议，重申对中国的邀请。

1950年11月25日是星期六，原定下午3时开会，结果当天纽约刮起了大风雪，风雪交加，很多代表不愿意出门。代表们提议为了安全起见，会议改期。

赖伊安排安理会主席贝勃勒跟中国代表团会见。会见中，中国代表团询问，即将召开的会议中，除了中国代表团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之外，还有什么议题。

贝勃勒说：“还有美国控诉中国侵略朝鲜案，你们可以出席讨论。”

贝勃勒接着说：“纽约靠着大西洋，今天刮起大风暴，海边的房子和树都给刮倒了，所以今天的会改在下周举行。”

伍修权提出，中国代表团希望先发言。

贝勃勒说，美国代表先报的名，所以中国只能排在第二个发言。

伍修权说，会议既然是讨论中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提案，应当中国先发言。

贝勃勒解释说，安理会有程序规定，只能是谁先报名谁先说。中国代表团也就不好再争。

在代表团准备的伍修权的发言稿里，对蒋介石集团和美国政府进行了很辛辣到批评，中国代表团对此征求苏联代表团的意见。

维辛斯基想了想说：“不要紧，你只要保持沉着，马立克会给你打开局面的。”

有了维辛斯基这句话，伍修权心里便有了底。

1950年11月27日，中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主席的邀请下，首次出席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会议。

那天，会场非常拥挤，很多记者、华侨知道今天中国要参会，都纷纷赶来，想听听中国的声音。

当伍修权、乔冠华一行进入会议大厅时，会场上顿时热闹起来，听众纷纷起立张望，正在发言的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立即中断演说，友好地向合法的中国政府代表表示欢迎并祝中国代表团成功。

维辛斯基说：

请原谅，我暂时中断我的演说，我以我们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在主席的邀请下，现在正在会议桌前就座的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权先生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致敬，并祝他们今天在联合国组织中开始的活动获得成功。

在联合国官员的引导下，中国代表团的人员走到位置上，接顺序入座。

在中国代表团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字样的席位标志牌子。虽然这个牌子很小，但显得格外醒目。

中国代表团的位置旁边是英国代表杨格，杨格旁边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杜勒斯和中国相距也就一米左右。

当时，杜勒斯的表情十分滑稽，后来伍修权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

美国代表杜勒斯明知我们到了身边，却强作镇静，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我倒满不在乎地瞧了这位美国头面人物一眼，只见他满脸僵冷木然的表情，嘴角生气地使劲地往下拉，藏在镜片后面的双眼，直楞楞地呆视前方，连抬头看一下我们的勇气都没有。这种对新中国及其代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顽固态度，我们看了真觉得又可气又可笑。

维辛斯基的讲话完毕之后，该杜勒斯发言了。

杜勒斯在讲话中否认美国有侵略中国的行径。当时，中国政府提出的抗议说，美国侵犯中国领空有80多次。

杜勒斯狡辩说，这80多次当中，有60多次只是侦察行动，其余20多次的轰炸和扫射是在中朝边界桥梁地带，不能算是侵犯中国。他说着，还拿出地图给维辛斯基看。

维辛斯基驳斥道：“你说60多次是侦察行动，难道侦察行动就不是侵略行动吗？你有什么权利去侦察中国的领空呢？”杜勒斯一时语塞。

这一天，中国代表团没有发言，只是到大会上去亮一下相，正式宣告人民中国代表的到来。虽然中国代表不发言，但在场所以记者的镜头都对准了中国代表团。

会议一结束，一群记者和摄影师蜂拥而上，他们把中国代表团首次走进联合国的消息传到了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