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卡夫卡——现代主义经典大师

他的作品才思敏捷，哲理深刻，对人生具有洞察纤毫的敏感度，其作品很有深意地抒发了他愤世嫉俗的决心和勇气，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也因此被尊称为20世纪现代文学的鼻祖和现代艺术的探险者。

一个怕父亲的孩子

1883年7月3日，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在今天的捷克西部。

卡夫卡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犹太人。“卡夫卡”这个姓氏是希伯来语，其含义为“穴鸟”或“寒鸦”。据资料记载，卡夫卡这个姓，很可能是在犹太人遭受迫害期间，奥匈帝国为犹太人规定的仅供选用的几个姓氏之一。

在卡夫卡的童年，他所经历的一件事就是怕父亲。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强暴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形成了孤独优郁的性格。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是个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富商。他的体格壮硕，说话充满了自信，动作快速，脾气火暴，他期盼长子卡夫卡像自己一样刚猛，然而卡夫卡瘦弱的外表和性格，简直和父亲有天壤之别，卡夫卡叙述自己在父亲面前自惭形秽。

父亲对儿子的行为总是暴跳如雷，特别是卡夫卡经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出来，更让父亲火冒三丈。父亲从来不曾试着去理解儿子的才华，也不喜欢卡夫卡所有朋友。虽然卡夫卡的母亲个性极为温柔，总能给儿子许多安慰，但她对丈夫百依百顺，长期在生意上充当丈夫的助手，她能给孩子的时间也就极为有限。

卡夫卡回忆童年有一次，为了找人跟他说说话，半夜藉口要水喝，无理取闹，结果被父亲扔到屋外的走廊，罚站一夜。他说这对他的心灵伤害很大。

父亲不在乎孩子的需求是什么，每天餐桌上，他最在乎的只是孩子有没有遵循种种严苛的餐桌礼仪，他自己却可以吃得杯盘狼藉，同时剪指甲、挖耳朵，还时时吆喝着：“快！快！吃快点！”

卡夫卡称父亲是“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说自己“像奴隶活在父亲掌控的世界里”，他“已经丧失了说话的能力”，“父亲的律法单单为他而设，他却没有能力完全满足父亲的要求”。

虽然后来布劳德批评卡夫卡将童年梦魇过度放大，但任何人只要读一读卡夫卡在1919年写的《给父亲的信》，就不难理解卡夫卡终其一生，不论是童年还是求学期间，不论是职业还是婚姻的选择，父亲巨大的影响总像噩梦般缠绕着他。信是这样开始的：

最亲爱的父亲，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同往常一样，我对你无言以对，部分由于我对你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

36岁的成年男子，写下这样百余页的一封信，述说自己内心的纠葛。这份血泪的自我剖白，目的不是控诉，而是爱的尝试。卡夫卡一生试着寻求和父亲和解，盼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不过母亲却不敢将这封信转交。

相对于父亲，卡夫卡的母亲气质抵郁、多愁善感。这些对后来形成卡夫卡孤僻忧郁、内向悲观的性格具有重要影响。卡夫卡小学至中学在德语学校读书，后学会捷克语，自幼酷爱文学。

小时候，卡夫卡的父母就对卡夫卡寄予很高的期望。为了使卡夫卡有所作为，他们将卡夫卡送到一所德国人办的文科中学学习，因为当时哈布斯堡王朝为了填补官员的空缺，总是从中学中遴选优秀学生，培养他们当官。

在这所中学，卡夫卡熟练的掌握了德语和德语的写作技巧。据卡夫卡的中学同学回忆，卡夫卡在中学时是一个服饰朴实、举止腼腆的学生；“他很文静，而且是微笑着的，把世界朝自己打开，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让这个世界了解他”。

卡夫卡在日记中曾写道：“就我的经历而言，学校和家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抹杀我的个性。”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从中学时代开始，卡夫卡就已经表现出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倾向。卡夫卡是一个“独自冷峻地思索的孩子”。

另外，中学时卡夫卡对达尔文进化论产生了高度兴趣，这成为后来卡夫卡悲观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他在那阴郁而恐怖的“猴子的原罪”中看到了人类和自己的宿命，找到了他自己悲凉而局促的“家”，卡夫卡曾在日记中说，“那是我的归宿”。

这一点在很大意义上帮助人们理解后来卡夫卡的艺术世界，理解卡夫卡艺术世界中那些甲虫、鼹鼠、豺狗、猴子、耗子、兀鹰……以及理解卡夫卡自己这只“翅膀萎缩的寒鸦”。

1901　年夏天，卡夫卡的学校举行中学毕业考试。规定的笔试有数学、德文—拉丁文翻译、希腊文—德文翻译、拉丁文—德文翻译，以及一篇题为《奥地利在世界形势下及其基本地位中有何优势？》的德文作文。

当时，卡夫卡十分害怕这场考试。多亏了一个名叫雨果柏格曼的帮助，卡夫卡才勉强通过中学的数学结业考试，而那位雨果则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就这样，卡夫卡完成了他中学生涯，接下来，开始了大学的生活。

大学生涯

1901年，卡夫卡进入布拉格费迪南--卡尔德文大学大学，当时只有18岁的卡夫卡对文学满怀热情，但他和雨果一起选择了化学专业。

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当时犹太学生所能做的最好选择是法律和医学，卡夫卡的父亲弗朗兹和雨果对这两个专业都不感兴趣，但他们听说学化学对将来找工作有利，于是就选了化学。而同时，波希米亚是奥匈帝国的工业中心，工厂里烟囱林立，浓烟滚滚。就这样，卡夫卡开始了化学专业的学习。

大学生活开始了，但是卡夫卡很快发现实验室的工作对自己不合适。于是，只坚持了两个星期，卡夫卡就转到了他起初抵制的专业法律。

卡夫卡在法律系各课程中的听课经历平淡无味，他在第二学期干脆去听德国语言文学的课，这是他真正爱好的课程。

不过，在大学里，卡夫卡也听了奥古斯特萨乌尔主讲的德国文学和艺术史课程。虽然他是一个饶有风趣而且很有煽动性的演讲者，但是他讲的课却使卡夫卡大倒胃口。但卡夫卡很讨厌他那种保守倾向，特别是他那种泛日耳曼主义的文学理论，挫伤了卡夫卡的民族自尊心。

在新的学年里，卡夫卡接触到一些名教授，如奥地利公法教授、社会科学国家考试委员会主席约瑟夫·乌布利希、教会法教授亨利希·辛格等。

当然，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卡夫卡每周在乌布利希那里听三个小时关于民法的讲座。但这位教授讲的东西无聊透顶，而且完全不拘小节，对仪表举止毫无顾忌，经常蓬头垢面、穿着邋遢地来到课堂里，还喜欢坐在讲台上。他的总结性、概论性的讲课方式，同卡夫卡偏爱的文学方式的生动性、具体性大相径庭。

在大学这一阶段的生活中，卡夫卡的个性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似乎不再那么懦弱，跟人的接触也略微广泛了。他经常参加一些聚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一向对跳舞不感兴趣的他居然参加起化装舞会来了。

也就是在此时，卡夫卡加入了一个很有名的学会，并认识了一些对他有影响的朋友。卡夫卡坐在的布拉格大学建于1348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这所大学在1882年，分裂为两部分，即德语大学（卡夫卡所在的学校）和捷克语大学。两所学校中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极为高涨。学校甚至为说捷克语的学生和说德语的学生开设了不同的入口和出口。

同大多数说德语的犹太学生一样，卡夫卡很快加入了学生联合会“德语学生阅读演讲厅”，这个联合会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定期组织会员阅读文学作品，参加展览和音乐会，并开展讨论。卡夫卡对联合会的“文学艺术部”特别感兴趣。

当时，卡夫卡学了一年罗马法、德国法、哲学和德国艺术史，功课是枯燥乏味的，只有在联合会里，卡夫卡才能呼吸到自由活跃的空气。

1902年10月23日，大学二年级的卡夫卡参加了文艺部举办的关于叔本华和尼采的报告会，正是在这一天，卡夫卡遇到了马克斯布洛德。当时的布洛德是一位法律系的优等生，音乐家、诗人和未来的小说家，在当时宛如一颗明星，他在这次报告中称尼采是一个“骗子”。

卡夫卡的观点当然与他相反，报告结束后，卡夫卡和布洛德一起回家，两人在路上进行了热烈地讨论。这位布洛德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卡夫卡死后，他为卡夫卡赢来了文学上的声誉。

同其他年轻的孩子一样，这个时期的卡夫卡在精神生活上左右摇摆，常常感到迷惑。大学一年级时，他经常改变主意，听了很多不同的课程，一年后，他打算离开布拉格，到慕尼黑大学完成学业。1902年秋天的一天，他到了慕尼黑，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破产了，原因很可能是他的父亲不肯提供资助。

在布洛德的记忆中，大学二年级的卡夫卡外表“极不显眼，他经常穿的深蓝色衣服，得体合身，像他本人一样不引人注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人，很快就开始崭露头角了。

到第二年底，卡夫卡在这个组织的文学活动中已不仅是旁观者，而且成为有关艺术领域的报告主讲人。由于他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他的文学眼界进一步开阔了。过去他主要靠自中学高年级以来阅读的文艺刊物《艺术守卫者》来了解文艺方面的信息，形成自己的艺术观点，但《艺术守卫者》毕竟有局限性，而且由于过分强调不能因现代文学而忽视古典作家，不能高估消遣文学，因而具有片面性。

现在他开始冲破《艺术守卫者》的框框了。另外，也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他的社会接触面扩大了。过去他对中学高年级以来的好友波拉克有依赖性，只要波拉克在布拉格，他就只跟波拉克来往，只跟波拉克谈话，即使有别人在场也是如此。

然而，这位卡夫卡依赖的波拉克在这一年里离开了他，随家搬出了布拉格，把艺术主讲人的头衔也留给了卡夫卡。卡夫卡不得不有所改变了。就这样，卡夫卡在　1904　年的夏季学期，又当了文学报告主讲人。

当然，作为后来的文学家，社交活动只是他大学生活的一小部分，文学创作才是他的主要生活。早在卡夫卡大学一年级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开始崭露出写作才华。在一封给波拉克的信中，卡夫卡第一次试着用虚构、寓言的方式叙述了发生在生活中的真事。他写了一个名叫《高个子出丑记》的故事，其中的高个子就是卡夫卡本人，另外一个人物是卡夫卡的中学同学埃米尔乌蒂茨。

在这封信里，生性羞涩的高个子身体瘦长，顶破了天花板，脚只好伸到窗外，他的手指“笨拙，瘦得皮包骨头，像蜘蛛的脚一样。”一个热情而饶舌的朋友“坏心眼”从城里来看他，朋友走后，高个子哭了起来：“他感到心痛而又无处倾诉。”在故事人物那奇特而难看的外形以及沉默、无助、绝望的心理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卡夫卡后来大作《变形记》的影子。

卡夫卡进入大学第二阶段以后，对法律课程仍无多大兴趣。他在课堂上边听课，边在笔记本边沿空白处画了许多图画，以此来打发时间。虽然这些图画非常粗糙，完全是无意中画下来的，但图中那些孤独绝望的人物形象，使人看到了一个和他后来的小说一致的想像世界。

在卡夫卡的大学中，还发生了一件事，这对这位后来的文学家的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那时在1903年7月，卡夫卡有了第一次性经历。对方是一个出身低下的捷克女孩，卡夫卡一家居住的房子对面是个服装店，一个女售货员经常会站在服装店门口。

这天，卡夫卡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背诵“令人厌恶的罗马法”中那些“毫无意义的论点”，为初次参加秋季的国家法律考试做准备。卡夫卡一次次地走到窗口，向那个姑娘张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腼腆的年轻人竟然同姑娘打起了手势。他比划着对她说，他要在晚上八点去找她。

当晚，卡夫卡走下楼，发现她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那个男人挽起姑娘的手臂，但是那姑娘向卡夫卡打手势，让他跟在后面。那个人带着姑娘去了安全岛，在那里喝啤酒，卡夫卡就坐在他们的邻桌。然后，他们起身回到姑娘的住所，最后那个男人离开了，姑娘跑又折回来找卡夫卡，他们俩去了一家偏僻的旅馆。他后来又同这个姑娘睡了两晚。

然而，后来卡夫卡后悔了，他觉得不该让一个女售货员玷污自己的纯洁。同女售货员发生关系以后，马拉斯特拉纳旅馆的这段经历时常困扰在卡夫卡的心头，挥之不去。卡夫卡后来也说：“我的身体，有时会一连几年安宁平静，然而突然间它会无法抑制地对一件细小的、特别具体的下流事充满欲望，渴望某种有点恶心、尴尬、龌龊的东西，一丝轻微的污秽的气味，硫磺和地狱”。这件事，给卡夫卡的影响是不小的，他后来的一定程度的“禁欲”生活，可能与此有关。

在1904　年冬季学期中，卡夫卡写下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一场斗争的描写》，后来，这个小说在双月刊杂志《徐培里安》上发表了其中的两个部分，其他部分在他有生之年终未见诸于世。

这篇小说展现了卡夫卡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以及他的作品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布洛德后来回忆，这是卡夫卡向他朗读的第一篇原创作品：“我和卡夫卡交往了好几年，却根本不知道他在写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布洛德和卡夫卡的友谊飞速发展，布洛德逐渐取代了奥斯卡波拉克在卡夫卡心目中的位置。

1905　年夏天，卡夫卡由于精神过度疲劳而第一次住进了疗养院。他在奥地利境内的楚克曼特尔疗养院整整住了一个月。此时，卡夫卡从那里给他的一个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卡片的正面是一群穿着游泳裤的男子们在水里嬉戏，在卡片的背面，卡夫卡用潦草而轻松的笔迹写道：“在这里，你畅饮的不是啤酒而是空气，你沐浴的不是水而是空气”。

1905年秋天，气候恶劣，卡夫卡又回到了布拉格，准备参加严格的法律考试。整天死记硬背给他本来就脆弱的身体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当时，卡夫卡的毕业考试又叫“博士学位口试”，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要参加11月7日的奥地利民法和刑法考试。其次是1906年3月16日的宪法和国际法考试，最后是1906年7月13日的罗马法、德国法规和教会法规考试。

结束这一连串的考试后，又过了五天，卡夫卡得知自己成绩“合格”，由阿尔弗莱德韦伯教授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就这样，卡夫卡顺利通过了考试。当然，作为一个不爱法律的法律专业学生，有人认为卡夫卡的顺利过关，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借用了布洛德的财政法笔记。就连卡夫卡自己也承认，这些笔记“为我挽救了三个月的生命”。

毕业初的生活

毕业之后，卡夫卡并不清楚下一步要做什么。他对找工作没有兴趣，惟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写作。他也可以不工作，但他并没有具体的打算。然而，从经济上考虑，他必须立刻工作。

从1906年10月开始，卡夫卡先后在地方法院、刑事法庭从事司法实习。他对这种乏味的工作毫无兴趣，感到自己在那样一些地方非常不能胜任，非常不合适，所以他感觉很痛苦。

但是，不管怎么说，卡夫卡在法院的一年实习还是很有收获的，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奥匈帝国司法机关内的许多内幕，接触到各级官吏，有机会领教当时国家机器中盛行的官僚主义。这写经历，对他后来在《审判》与《城堡》等作品中以讽刺笔法成功地刻画那些麻木不仁、随心所欲、草菅人命的官吏形象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工作时，尽管每天只有六个小时，卡夫卡却总是像个傻子一样。事实上，1906年冬天到1907年初春之间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1907年2月，布洛德在柏林《当前》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论。

1907年10月1日，24岁的卡夫卡进入意大利里维斯特保险公司布拉格分公司，开始正式上班，这家公司宏伟的总部大楼至今仍然屹立在意大利东北部德里雅斯特市码头附近。从这一天起，卡夫卡和现代主义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一样--比如博尔赫斯、艾略特和史蒂文斯，成为了一名只能在工作之余写作的办公室职员。

在保险公司工作以后，卡夫卡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对人和蔼可亲，殷勤周到，十分乐于助人，尤其对地位比自己低或有求于自己的人非常关怀体贴，很是善解人意。但是他的基本性格仍然像过去一样：沉默寡言，羞怯懦弱，不易接近。

而卡夫卡自己也是这样认为自己的，他常常抱怨孤独，但他往往向往的正是孤独。他对自己的言行缺乏信心，总担心自己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不能被人承认和接受，因此而变得十分神经过敏，疑神疑鬼。他说：“如果我和某人谈论最无关紧要的事，只要他稍微朝旁边看一下，我就有受到藐视之感。”

保险公司的工作虽然不十分紧张，但从早到晚，职员们很少能有自己支配的时间，这使卡夫卡感到很不自在。而且在上班时间以外，卡夫卡偶尔还要到年迈多病的父亲店里帮忙，他感到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因此，在保险公司上班才几个星期，他就盘算着要离开这个职位。

1908年6月，卡夫卡经朋友帮助，找到了一个下午两点钟下班的工作。这个新职位是在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这是一家半官方的机构，犹太人要想在这里谋职很困难，绝大多数犹太人都被拒之门外。

而卡夫卡之所以被录用，多亏了他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父亲是这个机构的董事长。在这里，除了卡夫卡和这位董事长是犹太人以外，在职人员中间只有一个犹太人。

卡夫卡的新工作是督促大企业主采取预防工伤事故的措施，并负责处理企业主的抗议书，因为许多企业主抗议保险公司按工伤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把工厂企业划分成若干危险等级。有些企业主对自己的工厂被划为高危企业感到不满，常常向保险公司施加压力，卡夫卡就负责拟订相关的对策和文件，必要时作为公司代表在法庭上出席。他还要到自己负责的地区--莱钦伯格附近的波希米亚北部工业区--巡视各家工厂。

因此，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卡夫卡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和起草文件的才能。他通过这份工作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充分了解到工人在事故发生后所遭受的不幸命运，以及工厂主对加强安全措施漠不关心的事实，这更加坚定了他对底层劳动者天然的同情心。

“这些人是多么谦卑啊，”卡夫卡不止一次地对布洛德说：“他们到这里来，是向我们乞求的。他们不是来捣毁保险公司，把它砸个稀巴烂，他们是来乞求的。”

尽管卡夫卡总是说他对工作并不在行，但他的上司却很赏识他，卡夫卡因此获得了数次提升。许多和卡夫卡面临同样情况的作家都明白，自己的心和灵魂其实在别处，卡夫卡也是一样，但他的应对办法是极其勤奋、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以免招致不负责任的恶名。

卡夫卡的工作使他有机会到各地旅行，上班两个月后，他已经从易北河畔的特斯辰等地给布洛德寄明信片了。不久，他又获得了短期的休假机会，他去了与巴伐利亚接壤的斯皮特岑，他在给布洛德的信中写道：“我非常幸福……，如果你在这儿，我该多么高兴啊，因为森林里有能让人躺在苔藓上想上好几年的东西。”

然而，卡夫卡仍然时时感到孤独，同家人的关系仍旧十分疏远。“我迫切渴望找到某个人，无论是谁，只要这个人以友好的方式触摸我。”他从度假地回到布拉格后不久，就这样告诉布洛德。

随着年龄的增长，卡夫卡越来越感到单身汉的苦恼，他渴望结婚，生儿育女。他在1911年11月14　日写的题为《入睡前》的日记就表达了这种苦恼和渴望：

单身汉多么想和别人一起度过快乐的夜晚，但却总是孤零零一个人，手里拿着晚餐回到家中，也没有妻子陪他一块儿上楼，生病时亦得不到别人的照顾，自己没有孩子，只有为别人的孩子赞叹的份儿。

后来，他把这种感想几乎逐字逐句地写进了他　1912　年发表的散文诗《单身汉的不幸》中。在11　月24　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连犹太教法典都说：“男人没有女人便不是人。”他在　1915　年初写的短篇小说《老单身汉布鲁门》则更详细地回到这个主题上。

文学创作

1912年3月，卡夫卡对自己过去写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清理，烧掉了许多他认为不合格的青年时代的尝试之作，决心要写出一部像样的小说来。

从这年的9月开始，卡夫卡开始创作他的第一篇成功小说《判决》这是他文学创作上的一次突破。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也是从这部作品开始的。

在这部书里，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一位年轻的商人，刚写完信，待寄给在国外的少年时代的朋友。这位朋友在俄国彼得堡经营一家店铺，刚开始挺火，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却越发的惨淡，返乡的次数逐渐的少了，人也面黄肌瘦，“每次见面时都要诉一番苦。他就这样在异国他乡徒劳地苦撑硬拼”。

于是，本德曼为他惋惜，却爱莫能助。想劝其回乡追随干得很成功的朋友，又怕他认为是在外国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回去，让人瞧瞧他这个迷途知返的人。但话说得越委婉，就越会伤害他，“这样，他无论如何都会留在异国他乡，这些规劝会伤他的心，他与朋友们就又疏远了一层。...与朋友相处不得其所，没有朋友也不行，总觉得丢脸，这才是真的再也没有了家乡，没有了朋友；与其如此，他就这样继续呆在异国他乡，不是还好得多吗？”

于是本德曼为保持通信，就不能真正告诉他什么消息，每回都说些无关痛痒的话题。这次，他犹豫要不要告诉这位朋友他与一位富家小姐订婚的事。

拿着信横穿过短短的过道，来到父亲的房间，想征求父亲的意见。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来这儿了，虽然在商行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父亲坐在昏暗的房间里看报，没有阳光。他的母亲在两年前去世，去世前，父亲在店里独断专行，阻碍了儿子的真正有所作为。母亲过世后，父亲有所收敛，这两年儿子在生意中却有了长足的发展，他称之为是他的幸运！

现在他决定将订婚的事对朋友和盘托出，是喜事，应该让朋友高兴。发信之前想跟父亲说一声。父亲对本德曼的伪善行为很清楚，他已经留意了好几年，就等着本德曼来问这个问题。然后当头棒喝——“格奥尔格，你听着！你为这事到我这儿来，想和我商量一下。这一定让你觉得自己很光彩。但你现在如果不把实情通通说出来，就全等于零，而且比这更气人...你母亲的过世给我的打击远比你的大...这是件小事儿，不足挂齿的小事儿，你就别骗我了。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吗？”

父亲其实知道彼得堡的这位朋友，早将家乡的实情写信告知了，朋友已知晓本德曼一直在欺骗他，所以三年来没回家乡，与本德曼通信也逐渐减少。母亲过世，这位朋友也只是干巴巴的表示哀悼，本德曼却以为之所以干巴，原因只可能是为这种事而悲痛，在异国他乡是不可思议的事。

父亲“兴奋得在头上晃着胳膊喊道：‘他全都了如指掌，比你还清楚一千倍！’……现在你明白了，世上不光只有你，直到现在，你只知道你自己！你原本是个无辜的孩子，其实却更是个魔鬼！——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就判你溺死！”本德曼觉得自己已被赶出房间，来到河边，跳下河去……

《判决》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品，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据英国作家默里的《卡夫卡》所载，卡夫卡曾对布罗德说，写《判决》的结尾时，有一种射精的感觉。

卡夫卡在这个时期的创作势头非常凶猛，很快他又完成了长篇小说《美国》第一章《司炉》的创作。《司炉》继续关注父子冲突问题。

在继续创作长篇小说《美国》的其他章节的同时，他在1912年底，又推出了一部不朽的名著《变形记》。该小说史卡夫卡短篇代表作，是卡氏艺术上的最高成就，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作品之一。

在本书中卡夫卡描述了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的荒诞情节，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生动而深刻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荒诞的、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描绘。“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这正是著名小说家卡夫卡的天赋之所在。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

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使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由此看来他的变形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卡夫卡通过小说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除这个世界，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

还有人这样评价这篇小说：

阅读《变形记》，有一种思维的乐趣，有一种睿智的感觉，思想上的所得显然多于心灵的收获，能从那极度的变形与夸张里体会到生命的悸动与冲突。本书比较完整地代表了卡夫卡的思想深度与创造特点，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有人认为，卡夫卡之所以能创作出如此不同凡响的作品，这和他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有关。当时，卡夫卡在家庭和公司里的现实处境很不理想。他一方面想摆脱这种环境，另一方面却又必须依赖这个环境，这使他感到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渺小与无奈。

从这一时期卡夫卡的作品来看，他已经成长为和当时的文学大家向并肩的高度了。而同时，他也选准了自己的艺术道路，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心。

奇怪的爱情

卡夫卡一生多次与人订婚，在他短短41年生命中却终生未娶，卡夫卡的这种爱情被称为“卡夫卡式爱情”。

卡夫卡真正对女孩子感兴趣是从二十岁开始的，尽管父亲建议他可以到妓院解决青春期的生理需求，但他一开始却选择了一个售货员。

当然如前文所说，卡夫卡的这段经历令他后来非常后悔。他觉得捷克姑娘玷污了他的纯洁，这段经历，就像随手捡起的一个烂苹果，吃的时候是因为饥饿，吃完以后才发现那种肮脏的滋味让人厌恶。此后，他干脆接受父亲的建议去逛妓院，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论白天还是黑夜，性欲都在压迫我，折磨我。”去妓院是唯一的出路。

卡夫卡的爱情是在他29岁的时候才姗姗来迟。当时，一次卡夫卡去一个朋友家去。当晚，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年轻的职业女性，菲利斯鲍尔。这次相遇对卡夫卡来说是值得纪念的，几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非常想念--在写下这个名字前多么尴尬--FB。”

尽管卡夫卡最后的女友多拉说：“卡夫卡觉得同她（菲利斯）结婚，就等于同整个欧洲的谎言结婚。”但他还是和她交往了五年，并且和她订过两次婚。五年中，卡夫卡写给菲利斯的信多达500封，卡夫卡过世后，这些信以《致菲利斯的情书》一名作为独立一卷出版。德语版《情书》厚达800页，比卡夫卡任何一部长篇小说都长。

菲利斯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女性，对华美的室内装饰品和舒适的居住环境很感兴趣。卡夫卡后来说：“她（菲利斯）是一个极好的姑娘，但她完全是个资产阶级。同她结婚就等于同整个欧洲的谎言结婚。”

菲利斯不支持卡夫卡写作，于是，卡夫卡只好通过写信的形式对菲利斯进行引导。他们长达五年的恋爱以书信作为基础，为他们矛盾重重的感情搭起了一座漫长的桥梁。这些信都是卡夫卡深夜的杰作，缠绵悱恻得令人感动，也展现了恋人之间反反复复的曲折经历，可惜的是菲利斯对卡夫卡的恋爱心情不知去向，不然相互映证的情节将会更加感人。

有趣的是，这对恋人从第一次见面到第二次见面相距了6个月，他们鱼来雁往，从来没有想过要相会。然而，即使相会，这两个恋人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见面的过程，卡夫卡不过是在公园里充当了菲利斯身后不紧不慢的影子，以不冷不热的方式完成了这次蓄谋已久的重逢。菲利斯在柏林，卡夫卡在布拉格，其间相距8小时火车车程，换了其他恋人，这根本不是距离，但在这对恋人之间却有天涯之隔。其实，真正的距离并不在远近，而在心灵。

在同卡夫卡接触几个星期之后，她越来越觉得卡夫卡有些异常，这时她仅仅同卡夫卡见过一面，这场恋爱是以书信来往为基础的。她当时很可能和卡夫卡一样，急切渴望结婚，因此她准备忍受本来无法忍受的东西。

卡夫卡向往爱情，但并不渴望婚姻。而菲利斯是“物质女性”，她希望过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生活，注重个人情趣，讲究秩序和规律，这样的两个人不在一条轨道。卡夫卡是素食主义者，他不仅在饮食上如此，在婚姻上也有同样要求。他在写给菲利斯的信中说：“我决不敢冒险做一个父亲。”并以拿破伦的检验报告“睾丸的大小决定性的能力”来暗示菲利斯，他在性生活上将无法满足她，是“冒险”接受这份爱情，还是趁没有伤害彼此分手，他将自己置于被动地位，将主动权抛给了对方。

菲利斯长得并不漂亮，且满口烂牙，但卡夫卡爱她。第一次婚约的结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他们仍旧联系，在彼此相互迁就的磨合中，两人有过一次快乐的同居。十天的同居直接的成果是迎来了第二次订婚。但再一次订婚后，这对恋人之间的战争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一样弥漫，按照卡夫卡的说法是：“没有她我活不下去，但和她在一起我仍然活不下去。”

而第二次订婚后，卡夫卡开始孕育《审判》，然而，这次写作迎来的却是鲜血从口中夺腔而出。于是，卡夫卡不再犹豫，他意识到爱情和文学之间的战争必须停止，就像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肺病感染只是象征，在这种象征中，感染的炎症叫做菲利斯。”

一个月后，卡夫卡写信告诉菲利斯，他已经决定要和菲利斯就此了结。当他提出毁婚时，菲利斯平静友好，而卡夫卡却哭得死去活来，五年的爱情，或者说五年的战争完全被他的眼泪淹没了。

后来，在她和卡夫卡彻底决裂以后，她嫁给了一个富裕的德国商人，1931年移居瑞士，1936年又去了美国，1955年，她同意发表卡夫卡写给她的情书。五年后，她就去世了。1967年，卡夫卡写给她的那些些情书作为独立的一卷首次出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地利皇帝退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宣布成立，36岁的卡夫卡成了捷克公民。就在此时，卡夫卡认识了尤丽叶这个布拉格姑娘。

尤丽叶28岁，是个混血儿，父亲是个鞋匠。她漂亮单纯，喜欢化妆，看去像和卡夫卡曾经相识的格蕾特。卡夫卡刚从菲利斯那段愁肠百结的恋情中走出来，需要爱情的抚慰，而尤丽叶的未婚夫已在战争中失踪，生死不明。

就这样，两个人一旦交错，相互的经历无需太多的铺垫，自然就形成了火焰，他们很快就订婚了。然而，这段婚姻却遭到了卡夫卡父亲的极力反对，他认为一个鞋匠的女儿不配做他的儿媳，他甚至刻薄地挖苦卡夫卡，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性欲，与其与鞋匠的女儿结婚，还不如去逛妓院。

卡夫卡当然不会受父亲的影响，不幸的是，另一个女性又出现了。她就是米伦娜。米伦娜25岁，一边做翻译，一边为报纸专栏撰稿。她是个知性女人，已经结婚，丈夫也是个作家，婚姻并不幸福，住在维也纳。

但在卡夫卡的眼里，米伦娜从来就不是一个少妇，他觉得她是一个真正的少女，是少女中的少女。米伦娜是一团燃烧的火，在与她见面的过程中，这团火烧得卡夫卡疲惫不堪，卡夫卡无论怎样努力也满足不了她的需要。

与与米伦娜的相遇，意味着与尤丽叶的结束。当时，他与尤丽叶仍在订婚中，她根本不知道卡夫卡此刻正跟米伦娜打得火热。这个温柔善良的姑娘也许正在做着择日作新娘的美梦。

卡夫卡一番激情燃烧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尤丽叶的身边，他毫无保留地将他与米伦娜的遭遇告诉她，希望得到她的理解，并请她离开自己。

尤丽叶听后，浑身发抖，告诉卡夫卡“我不能离开你”，但最后，卡夫卡还是绝情地离她而去。几年后，尤丽叶不堪承受感情上连续的打击，住进了精神病院，据说后来死在里面。

1923年，卡夫卡的生命行将接近尾声，一个浑身散发着贞洁和情欲气息的波兰女孩在海边朝他跑来。女孩名叫多拉，19岁，在德国的难民营当志愿者，是孤儿院的裁缝。

女孩张开的双臂就像天使的翅膀一样，让卡夫卡找到了最后的幸福。这最后的时光，卡夫卡拖着病弱的身体去到德国与这位天使同居了半年。

多拉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卡夫卡，不仅使卡夫卡最后看到了人类最温柔的光芒，也使他完成了又一篇重要的小说《地洞》。由于病情不断恶化，卡夫卡只好转院回到家乡。不久，多拉随后前往，尽了一个最温柔情人天使般的责任。最后时刻，卡夫卡曾打算与多拉结婚，并写信给多拉父亲，但后来却没有结果。

就这样，虽然认识了很多女性，卡夫卡却终生未婚，至于他这种奇怪的爱情，也许像他的作品一样充满着悖谬：“没有她，我不能生活；和她在一起，我也没法生活。”两难中，他最终选择了没有她的生活。

审判与《审判》

一战爆发前，卡夫卡还在为与菲利斯订婚和结婚的事而烦恼不已。为此，卡夫卡6个星期没有给菲莉斯写信。菲莉斯在焦急不安之余，委托因工作需要来往于柏林和布拉格的女友格莱特作为中间人与卡夫卡接洽。

然而，就在与格菜特接触的时期，卡夫卡暗中与她发生了异常亲密的关系。据后来卡夫卡研究者们认为，格莱特甚至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为他生了一个孩子。

大约在这同时，卡夫卡与格莱特的暧昧关系被曝光。7月11日，卡夫卡奔赴柏林，第二天，在他下榻的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由菲莉斯及其妹妹、格莱特、以及一位作家组成四人“法庭”，对卡夫卡进行了“审判”。

深受打击的菲莉斯作出了强硬的反击，而格莱特出示了卡夫卡给她的书信，并朗读了其中划有红线的内容。最后，这个独特的“法庭”判决解除菲莉斯与卡夫卡之间的婚约。

遭遇“审判”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奥匈帝国卷入了战争，而卡夫卡因为体检不合格，避免了服兵役。

解除婚约，大战爆发，许多家人朋友离开家庭，这一切终于向卡夫卡提供了他渴望已久的孤独环境，虽然本质上他也像害怕人群一样害怕孤独。此时，卡夫卡开始没日没夜地写作，进入了休笔一年半来又一个创作高潮。

就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卡夫卡的日记中出现了一个虚拟的名字约瑟夫·K，这个名字就是后来卡夫卡重要的长篇小说《审判》中的主人公。到当年的10月初，这部书最初几章的写作业已完成。

12月初，《审判》已经进行到第八章了。正在这时，菲莉斯妹妹爱尔娜来信告之，她们的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她们的家境变得十分困难。

此时，卡夫卡深深内疚起来，他认为：“是我造成了菲莉斯的不幸。”这样一种内疚感和到本已十分沉重的身心状态中，一并苦苦折磨着他。

也许正正因为如此，卡夫卡中断了《审判》第八章的写作，并以极大的努力，在12月写出该书第九章《在大教堂》，并在第二年年初写出最后一章《结局》。

《审判》无疑是卡夫卡第二个创作高潮期的最杰出作品。这部作品主要讲了一个30的银行经理约瑟夫·K在自己租的房间被两个差役逮捕了，却没有宣布他的罪名。差役并没有指出他们所供职的机关。K没有被带走，但要呆在家等候来自审问委员会的指示。那天晚上，K没有像往常一样去看一个妓女艾尔莎。

K的房东格鲁巴赫太太想去安慰K，但无意间惹恼了K，因为她猜想K的被捕可能与他和他隔壁的房客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暧昧关系有关。深夜，K和布尔斯特纳小姐谈论起他的困境，但在最后吻了她，这印证了房东先前的猜想。

在初审时，K被通知去一个当地的法庭，但却没有被告知时间。这导致他要浪费时间来等被传唤。当他最终被传唤时，却莫名其妙地被告知已经迟到了。

审讯一开始，他就被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法官把他的身份搞错了。K在气愤地法庭上说了许多——对被捕一事感到不满，并质疑法庭的能力和公正性。当他走的时候，初审法官对他说：“今天，你自己抛弃了审讯肯定会给被告带来的全部好处。”

在空荡荡的审讯室中—学生—办公室里，K想去见见预审法官，但他只找到了“法院”门房的妻子。在她的帮助下，K翻翻了法官的书，惊讶地发现这都不是些法律书，而是一些色情书籍。这个女人试图诱惑K，而K决心顺从她，以示对法庭的蔑视和挑战。

K一个有影响力的叔叔来看K，那位叔叔在法院里有个当书记的朋友。他对K的困境表示同情，但对K低估这个案子的严重性感到很担忧。K的叔叔把K介绍给一个律师。这个律师身体不好，由一个护士莱妮照顾。K在他的叔叔和律师还有那个法院的书记谈话时，偷偷和莱妮亲热了一会儿。K的叔叔对此生气，他觉得这可能会对K的案子不利。

K去见了一次律师，发现他反复无常，而且对案子帮不上什么忙。K回到银行后觉得他的同事们都在和他捣乱。K的一个主顾建议K去见见蒂托雷利。

蒂托雷利是一个个给法官们画像的画家。他虽然没有什么正式职务，但对法院了解颇深。他说：“你知道，一切都属于法院。”他给K想了几个办法，但这些办法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因为这些办法非常费力，而且结果并不彻底。K的前景不妙。

后来，K决定由自己来掌握命运，他去见律师，并打算解聘他。在律师的办公室，他看到一个被践踏的人——谷物商勃洛克。勃洛克的案子已经持续了5年之久，他太依赖于律师所提供的一些没有什么用的建议，在律师面前他完全失去了尊严。这到这幕情景，K相信继续请律师有弊无利，于是干脆解聘了他。

一次，K要带一个从意大利来的主顾参观大教堂。但这个主顾没有来，正当K要走的时候，一个牧师叫出了K的名字，尽管K从来没有见过他。

这个牧师为法院工作，他给K说了一个寓言，这似乎在说K的案子已经不可挽回了。而牧师的话也暗示了K最后的结局。

在K三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两个黑衣人把K带走了。K几乎没有反抗，显示出他早就预料到此事不可避免。在被押解的路上，K看到一个形似布尔斯特纳小姐的人。最后K被带到一个采石场，两个黑衣人处死了K。

很多对过《审判》都认为，该作品是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故事，他的每一个环节，都自然开展，但同时也能看出，所有的事件都是不可能的，都是臆造的，甚至无比荒诞的，但它因为百分之百的忠实于个人经验，你相信K是只能那么做的。

在全世界，似乎只有卡夫卡，准确地描述了司法和制度，除了在那种象征性中书写着制度的荒诞之外，我们必须认同社会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去运行的。即使有着不公和耻辱，那也是公共的，全体的。

K的悲剧，仅仅在于他一直在忙碌，寻找并努力认同它其实是拒绝的现实。他是他自己的对立面。所以，即使无耻的画家，在谈到法官那肮脏龌龊的形象时，他仍然可以将其亲切地称为朋友，其实他们也是读者的朋友，因为我们在阅读时，似乎在体验着与K相同的命运，但在整部小说的远处，你得承认，你并不是K，不仅不是K，甚至是你不想成为K，因为那是愚蠢而消极的。《审判》的荒涎是戏剧性的，但它不是私人性，它是一个公然的假设，它是二十世纪第一部使人显得绝对被动的作品，它书写了一个二十世纪处境最艰难的人。

《审判》一书不仅以伤筋动骨的“审判”、“判决”和罪感问题让卡夫卡深受触动，而且也以较大的工作量以及突击性的工作进度一时耗尽了卡夫卡的精力。第二次创作高潮实际上已告一段落。

病逝与荣誉

第二个创作高峰的两年后，卡夫卡又开始把精力放在了写作上。从1916年11月到1917年4、5月之交，卡夫卡度过了一个丰产的冬春，创作了大量短篇作品：《桥》、《猎人格拉胡斯》、《骑桶者》、《豺狗和阿拉伯人》、《新律师》、《乡村医生》、《在胡同里》、《在马戏团顶层楼座》、《视察矿区》、《邻村》、《弑亲者》、《邻人》、《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敲了庄园的大门》、《十一个儿子》、《杂种》、《致科学院的报告》、《有家眷人的心事》以及一个剧本《守墓人》的片断。这一些作品都没有很大的篇幅，但它们相当晦涩，有的甚至十分怪诞。

事实上，它们都是卡夫卡深刻哲理思考的产物。就创作的艺术形式而言，它们无可置疑地确立了卡夫卡作为“短篇和小型题材专家”的地位。而它们的内涵则从新的艺术角度折射出卡夫卡生命复杂的本质。

在感情的冲击及写作劳累的带动下，本来就虚弱的卡夫卡身体逐渐不行了。1917年8月的一天，卡夫卡在游泳时咳出了血。

最初的两位医生都把卡夫卡的病误诊为一般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可是，在大咯血之后的第二天夜里，他又吐了一点血。再往后，他逐渐自感呼吸急促，并伴有越来越严重的咳嗽、发烧、虚汗等症状。

9月4日，卡夫卡被医学权威确诊为肺结核。5日后，卡夫卡致信菲利斯，告之自己的病情，表明自己接受这一事实，但认为诊断尚未完全确定，病情将如何发展还是一个未知数。

十多天后，菲莉斯前来看望卡夫卡，但两人之间已无更多的话可说。以至卡夫卡私下责备自己，“我是个冷血动物，我毫无感情。我冤枉了她，让她受了酷刑，而且，我还亲自使用刑具！”

1924年6月3日凌晨4点，卡夫卡最后一个女友多拉手中拿着一束和自己一样美丽的鲜花站在卡夫卡的床前，他深深地闻着带有少女气息的鲜花的芬芳，慢慢地合上了他不想关闭的灵魂的双眼，年仅41岁。

卡夫卡的遗体被运回了布拉格，并于6月11日安葬在斯特拉斯尼茨的犹太公墓。而他的朋友布罗德在卡夫卡死后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没有将卡夫卡的作品销毁，而是使它成为了不朽之作而流传了下来。

卡夫卡常采用象征、梦幻、隐喻、夸张的手法，作品往往总体荒诞而细节真实。他的主人公都由一种莫明的势力支配着。这种势力控制着人物的生存状态，怎么也无法摆脱，表现了渗透在西方社会中的异化以及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困惑、恐惧和迷惘。他的作品语言明晰、简练，又极其精确。

卡夫卡的一生，都在审视着这个世界，甚至在晚年时，他还感叹没有时间第二次审视这个世界。内心的不满足，甚至曾经让他做出将作品“付之一炬”的冲动。

卡夫卡的著作在生前并未引起广泛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卡夫卡的作品被重新发现，世界各地也不断出现卡夫卡热。但对他的创作和作品中寓意的阐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