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

1．出使中国

1883年，史迪威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帕拉特卡一个绅士家庭。1900年中学毕业后，考入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1904年毕业后赴驻菲律宾美军中服役。1906年任西点军校教官。1911年再次赴驻菲美军中任职。1913年重返西点军校任教官。1916年调任纽约普拉茨堡军事教官。

史迪威将军1917年，史迪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任旅部副官、军部首席情报官，参与作战组织工作，1919年回国。1919年5月，史迪威被任命为陆军首任语言军官，并被派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汉语。

1920～1923年，史迪威被派往中国工作，并取中国名字“史迪威”。在此期间，他应国际赈济委员会之约，曾担任修筑山西和陕西公路的总工程师。1923～1925年，回美国本宁堡步兵学校学习，随后出任该校校长助理，后又到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深造。1926～1939年，在中国天津任驻华美军第15步兵团营长、团参谋长，与马歇尔共事。1928年由少校晋升中校。1929年7月起调任美国本宁堡步兵学校战术系主任，成为副校长马歇尔的得力助手。

1935年7月7日，史迪威上校到达北平。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不管中国局势如何，他一到这里就感到安稳、幽静，似乎身处世界上最优美、大度的地方。

1935年10月，美国大西洋舰队旗舰“奥古斯塔号”到泰国进行正式访问。史迪威的职务包括兼驻泰国武官，于是搭乘旗舰入曼谷湾登陆，到了这个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家。泰国王室隆重接待了“奥古斯塔号”旗舰上下来的一行人，并第一次见到了美国武官。史迪威除参加宴会、社交聚会和王室人物会见外，还参观了步兵、骑兵和防空部队，编写了一份关于泰国陆军训练、编制和防御能力的详细报告。这是他作为武官要观察、研究所驻国的军事能力和意图的必尽职责。

史迪威自泰国返回北平时，已进入初冬的11月。日本在平津非军事区以北集结了重兵，对宋哲元将军施加压力，要他宣布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等5省脱离南京政府，以完成日军割取华北之计划。宋哲元这次奉南京政府旨意，在日本压力下依从了。但是，他并没有屈服，他指望南京能作出抵抗的决定，但蒋介石却按兵不动。

日军肆无忌惮，在平津一带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恫吓。11月25日，国民党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宣布冀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日本要宋哲元12月10日前宣布“华北自治”。中国人的怒火骤然爆发出来了！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抗日游行。史迪威观察到了这个如“五四运动”一般的“一二九运动”。当时路旁的行人，都为游行的学生们鼓掌，一同高呼抗日口号，好多人不顾军警的阻拦加入了游行的队伍，甚至连黄包车夫也振臂高呼起被禁止的抗日救国口号。这次游行立即扩大到全国各大城市，势不可当。向南京政府请愿的学生们，乘上京沪线火车，沿途劝说人们迫使政府立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后几个月里，北方民众中出现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救亡联盟”等抗日救国团体。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在各阶层民众中广为传播，并受到热烈拥护。

史迪威在这期间，不断看到《大公报》等中、英文报纸上有关红军长征的报道。1935年底，他着手整理了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小册子，也给别的武官看过。1936年2月，英国大使馆在一项照会中，还专就史迪威提供的小册子“很有意思”，表示感谢。史迪威当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熟悉并同情中国农民的苦难，所以他把共产党的出现，看作是农民遭受压迫的结果。

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军长征到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的1.3万人，以“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在山西汾离公路南侧的石楼、隰县城郊和中阳县关上村的战斗中，歼灭阎锡山的两个团又两个营，并在孝义县兑九峪地区打退阎锡山的反击。随后红军在晋西北、晋南、晋东南的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历时两个多月，歼敌约7个团，扩大红军8000人，胜利回师陕北。

3月末，史迪威到太原和汾阳调查了这次军事行动。他给陆军情报部的报告说，红军是在“寻找维持生存的新地盘”。他还写道：“他们的情报工作搞得很好。组织健全，战术高明。他们不要大城市，甘愿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差，然而却把政府军吓得要死。”

1937年7月7日，史迪威的武官处得到一个通知：日军今晚在卢沟桥举行军事演习。第二天清早，武官处获悉，中日军队开枪打炮，发生了冲突。武官助理包瑞德少校和戈特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他们看到一排日军守着一具日军尸体。中国守军说日军开炮轰击了宛平城，要中国守军交出枪杀日军的中国军官。宛平守军指挥官拒绝日军提出的条件。双方正举行谈判。史迪威已获悉，大批关东军正穿过长城。他和包瑞德一致认为，日军要采取行动强占华北了。后来事实证明，这就是中日战争的开端。

第三天，史迪威乘车去宛平，突然遇到中日双方的猛烈交火。他回到了北平，立即组织了情报小组，密切注意战局变化和日军动向（他的儿子小乔也是情报员之一）。为了便于让全世界及时了解日军侵略关内的真相，他把武官处发往美国军事情报部的报告，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供记者翻阅。

南京的沉默使史迪威感到失望。但蒋介石的庐山讲话，宣布在华北不能再放弃阵地，并说同日方达成任何解决协议，都不得损害中国的主权。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已忍无可忍，必须进行武装抵抗了。北平人听过广播后激动不已，敲锣打鼓上大街游行，表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不幸的是，这股热情随后又平静下来。史迪威感到愤怒的是，日军已犯下种种罪行，美国政府却迟迟不表态。日军已控制了北平，只在城外还有宋哲元的部队进行英勇抵抗。

7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天津，重点却是南开大学。这和日军过去打朝鲜时一样，始终是有计划地破坏民族觉悟的源泉——学校。日军还在通往天坛的路上伏击了一支中国部队，史迪威和包瑞德一起到现场观察，看到30卡车的中国士兵全被打死，无一人幸免。与此同时，驻通县的伪保安队听说中国军队打了胜仗，信以为真，于是杀了大批日本官员和傀儡官员，但是随后便被日军的增援部队消灭了。整个通县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全撤走了，日军成了这里的“主人”。史迪威对中国政府缺乏统一的防御政策和计划感到失望。中央政府、蒋委员长这时方调集兵力进行作战。两广部队愿效力中央，白崇禧到南京担任了参谋总部次长，大批川军正开往前线，共产党的部队编为第八路军，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已在陕西誓师，正向华北敌后挺进。

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3万日军兽性大发，在保定恣意烧杀奸淫抢掠长达一周之久。日本兵像鬣狗般的凶残，越是得手越发贪婪嗜血。9月25日，八路军的第115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军1000多人、打了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一个胜仗，人民受到振奋，蒋委员长也给予褒奖。这也引起了史迪威的注意，认为共产党掌握了确实值得研究的战术。几个月后，史迪威同到过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并随军转战几个月的史沫特莱，花了整整半天时间，探讨、分析平型关战役和八路军的高超战术。

蒋介石和宋美龄拉着史迪威照了一张合影。他们手挽着手，脸上堆满笑容，以显示中美之间的团结与合作。8月中旬，上海保卫战打响，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打破了日军想在3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使全世界关注中国。大批记者拥到中国来采访这场战争。蒋介石的目的本来就是想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他调重兵保卫南京，设想南京有外国使馆，会把外国牵扯到战争中来。然而，外国使馆却一个接一个的撤离了南京。

1937年12月，史迪威离开北平，乘船从海上绕过山东半岛，然后由陇海线到郑州，再向南到达汉口。从南京迁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各外交使团都在这里。在此后的8个月当中，这里是中国的首都。蒋介石把他的总部设在武昌，外交使团挤在汉口江畔租界区的几幢洋楼里。美国海军长江巡逻队的旗舰“吕宋号”停泊在江边。市区一片混乱。

史迪威到达汉口一周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人想就此胁迫中国结束战争。他们实行的残酷杀戮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中国，认为与其毁灭不如同日本言和的人大有人在，其中有的是政府官员，后来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就是他们的代表。但不容许投降，反对与日本达成和解的占大多数。史迪威写道：“蒋介石无法罢手。他向全国发出过号召，全国人民作出了响应，现在不得不继续打下去。”17日，蒋委员长公开重申全力以赴继续抗战。他说：“日本的军事力量终有枯竭之日，到那时，中国就能取得胜利。”这时，日本在大陆上的兵力已超过100万人。詹森大使说：“中国现政府既不能同日本媾和，也不能同日本决战。”

12日，发生了日本飞机袭击美国停在长江的“帕奈号”炮舰事件。舰长等48人负伤，2人死亡。史迪威坐立不安，焦急万分。因为他的助理武官罗伯茨上尉正在舰上。但直到下午他才得知罗伯茨平安无恙，而且当舰队长负伤后，他代理指挥，领着水兵们上岸，表现不错。日本随后就“帕奈号”事件表示了歉意。史迪威见政府不再追究日本人，怨恨、抑郁的心情更加重了。

4月15日，史迪威回到汉口。由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第一次打了大胜仗，全国人民高兴得发狂，把过去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台儿庄是日军向徐州推进必经的一个小镇。在桂系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这场战斗共打了17天，日军伤亡1.6万人，损失40辆坦克、70辆装甲车、100辆汽车和许多大炮。这是日军现代化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大惨败。在大战中汤恩伯那个军是增援部队，打得很好，史迪威如果不去兰州，正好同他们在一起。但他和一些支持中国的外国人一样，认为中国没有乘胜追击，已经丧失了良好战机。他对参谋次长白崇禧说：“中国人永远听不进发动进攻的主张！”

史迪威到台儿庄现场参观时，同李宗仁谈了话。坦率地抨击了不乘胜追击，向日军发动进攻，就想以拖垮日军而取胜的想法，认为中国抗战的前途令人悲观。李宗仁对这位美军上校的看法印象很深，他要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笔贷款，以使中国购买作战物资。

台儿庄大战后，日军重新发起进攻，5月底，徐州失守。同时日军另一路部队从华北南下，企图在开封以北强渡黄河。整个中原地区，包括武汉本身面临危险。蒋介石这时不是组织军队进行抵抗，而是孤注一掷，不计后果地求助于黄河。他命令商震将军在日军先头部队过河后，立即炸毁郑州大堤。后来商震对史迪威说，蒋三番五次打电话催问，督令执行。商震一直拖到他的部队撤到安全地带后才炸堤。炸药爆炸了！目击者都惊骇万分。当时在场的杰克·贝尔登报道说：“混浊的河水涌过黄河故道，卷起巨大的旋涡，翻腾着冲击堤坝上炸开的缺口。突然，随着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河水冲开缺口，汹涌地冲向地势低洼的地区，咆哮着向东奔入大海。11座城镇、4000座村庄被淹没，3个省的庄稼和农田被毁坏，200万人流离失所，四散逃荒。日军暂时被挡住了，而在这片幅员辽阔的灾区里，又积起千百万平民百姓对蒋氏政府新的仇恨！”

在10月21日至25日这5天时间里，日军不仅占了汉口，而且占领了中国最后一个出海口广州。史迪威不在汉口，没有目睹日军入城。他离开汉口到了长沙商震的司令部里。长沙是新防线的中枢。但战局变化不定，他和前线部队、外国同僚、记者和大溃败中流离失所的人一道转移。

1939年1月，史迪威心绪安定之后，在给陆军情报部的报告中认为，美日之间爆发战争势不可免，在这个前提下，中美是盟友的关系。他概述了对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看法。他写道：“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本人直接造成的。”

1939年9月，史迪威乘坐一艘陆军运输舰，经过长达4个月的海上漂泊，终于回到了美国。

2．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12月7日清晨7点40分，日军特遣舰队向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从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380多架飞机，将炸弹像雨点般地投向港湾里的舰船和陆地上的机场。30多艘日军潜艇悄悄潜入港内，用鱼雷向美舰发起攻击。不到2个小时，珍珠港内一片火海，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与此同时，日军还对香港、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等地的美英军队发动了进攻。当天下午，东京时间已是12月8日11时40分，日本天皇发表了对美、英等国的《宣战诏书》，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中)与新编第1军军长孙立人(左)、新编第6军军长廖耀湘在缅北战场上一起研究作战计划。史迪威面对着窗户，双手习惯地抱在胸前，若有所思地眺望着海面上卷起的阵阵波涛。虽然他早已料定美日之战必不可免，但日本竟然如此大胆地扑向5000多公里以外的珍珠港，而且在如此遥远的航程中，美国竟然毫无察觉，实在太出人意料了。

太平洋舰队的惨重损失，使美国的西海岸失去了海上屏障，保卫这一地区安全的责任完全落在了陆军的肩上。史迪威指挥的第3军，负责从克雷森特城到墨西哥边境，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西部沿海的防务。在指挥系统上，属于第4集团军司令德威特中将领导的西部防御司令部之下的南部战区。这里离珍珠港最近，史迪威感到一种崇高的责任和巨大的压力。他立即派副官多恩少校去奥德堡要塞，通知部队取消训练进入警戒状态。随后，又打电话给军参谋长托马斯·赫恩上校，要他把休假和外出人员召回营地，并派出侦察部队，严密监视海面上的动静。

在以后的2周时间里，史迪威处在极度紧张和繁忙之中。尽管他十分肯定地相信，日军到不了加利福尼亚，但是整个美国西海岸门户洞开，使他不能不保持警觉，认真做好各种应急准备。当时的加州，集中了全国80％的航空工业，其他军火工业也占了很大份额，这是美国保存和挖掘战争潜力的重要基础。此外，还有广播电台、发电厂、造船厂、水库、堤坝、桥梁、隧道、油井、医院等等，这些重点目标都必须严加防守。史迪威抽调34个团的部队，一个个地安排好有关目标的警戒，并组建起完备的警报系统。

如此一来，南部战区本来就不多的兵力，更加不敷分配。几天以后，第4集团军调来了一些增援部队，他开始调整和加强海岸防御。史迪威从来就看不惯海军的那股傲慢劲，这时海军也神气不起来了。圣迭戈的海军基地，只有几艘执行护卫任务的驱逐舰，万般无奈之中，只好请墨西哥派来5艘驱逐舰，帮助完成加利福尼亚海湾的巡逻任务。

陆军的武器基本上是充足的，但弹药十分缺乏。如果万一发生战斗，轻武器弹药只够用几个小时，而炮弹则更少的可怜。史迪威打电话向陆军部报告，要求尽快给以补充。接电话的军官支支吾吾，没作肯定的答复，只是说：“我们将尽力而为。”史迪威对这种敷衍塞责的答复气愤至极，他对着电话吼道：“你们尽力而为，老天爷！那他妈的我该怎么办？难道让我用棒球赶走日本人吗？”几天后，弹药运来了，情况稍稍有所改善。

更让人恼火的是由于过度紧张而造成的慌乱。大战爆发以前，许多人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掉以轻心，不以为然；而战争一爆发，他们又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直闹得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耸人听闻的谣言不时地到处传播，一会儿是日本舰队逼近美国海岸了，一会儿是某处海域发现潜艇的潜望镜了，一会儿是日本飞机进入美国领空了……史迪威本来已经十分繁忙的工作，让这些捕风捉影的“警报”闹得更加难以应付。

12月9日，史迪威接到报告，说在旧金山至洛杉矾之间的海面上，发现一支由34艘舰船组成的“日本舰队”。事后查明，所谓“日本舰队”原来是蒙特雷市出海返回的14艘拖网渔船。

12月11日，史迪威接到第4集团军司令部的紧急电话，称“日本主力舰队距旧金山164英里。所有部队进入全面警戒”。史迪威急忙赶往埃利奥特营地的海军部队，找到沃格尔将军。海军派出一艘巡逻艇在海面上搜寻了一大圈，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12月13日，西部防御司令部发来敌情通报，说洛杉矾将遭到空袭，正在考虑发布“空袭警报”。史迪威认为盲目发布“空袭警报”造成的恐慌和损失，不会小于一次真正的空袭。“司令部的高级人员，最重要的是保持镇静。”因此，他决定不理睬所谓的“空袭警报”。

正当史迪威为部署西线防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在12月22日接到华盛顿打来的电话。陆军部情报处的布拉顿上校在电话里说，陆军总部要史迪威立刻动身赶到华盛顿，为准备出动的美国远征军部队制定作战计划。不一会儿，刚刚晋升少将并准备出任第82师师长的布莱德雷又打来电话，向史迪威透露说，可能会让他出任这支远征军部队的司令官。

史迪威向陆军部报到后，来到陆军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处。在那里，他遇到了曾和他一起在利文沃思指挥和参谋学院学习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现在是作战计划处的副处长，不久前刚刚晋升为准将。他告诉史迪威，阿卡迪亚会议已根据去年美、英两国商定的原则，确定了“欧洲第一”的战略，也就是先集中力量战胜德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日军暂取守势。美国根据这一战略正在拟定一项“黑色作战计划”，准备派遣远征军横渡大西洋，在法属西非登陆，作战目标初步定在达喀尔。陆军总部已决定由史迪威来指挥这次进攻战役。

马歇尔挑选史迪威来担负这一任务，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次行动是美军在战争中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必须由一名最出色的军官来指挥，以确保首战必胜。马歇尔让他的助手马克·克拉克准将对全军的将级军官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史迪威在所受教育、部队训练、作战思想、指挥艺术、军事经验和应变能力等各方面，都名列前茅。特别是他坚定、自信、刚毅、果敢的典型的美国军人性格，更使得这一重要使命非他莫属。

第二天，史迪威开始阅读各种文件，研究非洲战场情况，准备“黑色作战计划”的各项具体方案。但是，由于美、英两国在战役决心和作战目标等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战场形势的急剧动荡，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双方不断发生争论，使得各项作战计划一直变化不定。根据丘吉尔的意见，美军的作战目标由达喀尔改到了离欧洲更近的卡萨布兰卡，“黑色作战计划”也被代号为“体育家”的新计划所取代。史迪威和一些参谋人员，随着首脑们战役决心的更改，起草了一份又一份的作战方案，包括“灰色计划”、“紫色计划”、“鸟计划”、“酒计划”，但一切都没有最后决定。

史迪威为“体育家”计划整整忙碌了20天，还没有来得及松弛一下，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如同不可抗拒的命运之神又落到了他的肩上。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他，陆军正在物色一名最合适的人选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并且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命运之神正在向你招手。”

史迪威深深感到了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他明白，使命的最紧迫问题，是关于缅甸的防御。当时从仰光到昆明的滇缅路运输，是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的唯一国际通道。保持这一运输通道畅通，才能支援和推动中国积极对日作战，从而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但是，缅甸战局正处于危险之中。1月20日，已占领泰国的日本第15军以第33、第55师团越过泰缅边境，攻入缅甸南部。驻缅英军兵力薄弱，斗志涣散，无力抵挡日军攻势。中英两国虽签订有“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但在协防缅甸问题上却是困难重重。

早在一个月前的中英美三国重庆会议上，蒋介石就提出要派遣中国军队入缅布防。但是，傲慢的韦威尔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他当着蒋介石的面，用轻蔑的口气说：“要中国人来保卫缅甸，实在是大英帝国的耻辱。”蒋介石只好命令已经开始动员的中国军队“暂勿入缅”。日军进攻缅甸后，英国人慌了手脚，急忙向中国求援，但却坚持要把中国入缅部队交给英国人指挥。蒋介石虽然保卫缅甸心切，但决不愿受制于英国人。他之所以接受史迪威指挥中国入缅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借用美国人对付英国人。史迪威的面前不仅有严重的敌情和战争，而且面临着同盟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和勾心斗角。

1月29日，史汀生和宋子文以换文的形式，就史迪威的任务和职权达成了正式协议。同一天，美国公开宣布了史迪威的赴华使命。像是为史迪威壮行和撑腰，美国国会于2月初通过了一项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对华巨额贷款。陆军部还准备通过海运，向中国派去400名教官和技术人员，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教会他们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并向他们传播美国的战术和技术。

史迪威进入了最后的准备。他以原第3军军官为主，组织了随行的参谋班子。第3军参谋长赫恩准将和步兵主任赛伯特准将，成为他的主要助手。原在步兵第15团工作过的军官怀曼上校和博特纳上校，也调到了他的身边。军事情报处的中国科科长罗伯茨上校，担任了参谋班子的情报处长。出生于四川，曾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过的戴维斯，被借调来担任政治军官。多恩上校继续做他的副官，另外，还调来了一位年轻的夏威夷华人迪克·扬上尉。这个由35人组成的参谋班子，成为史迪威率领赴华的全部美国军队。

两天以后，即1942年2月11日，史迪威乘坐的飞机离开华盛顿，开始了飞向中国的航程。两年半以前，他乘船横渡太平洋，从中国回到美国，那时太平洋还保持着宁静，现在即使是飞机也不敢从太平洋上空飞过了。欧洲和北非的上空也不安全，他只有绕道南美飞越南大西洋，穿过非洲再转向东方。

3．兵困缅甸

1942年3月3日，史迪威飞抵滇湎的重要枢纽地腊戍，与蒋介石进行礼节性会面之后，经昆明飞往重庆。蒋介石也随即赶回重庆。3月6日，史迪威正式拜会蒋介石。他向蒋介石申明了美国方面赋予他的来华使命和职权，并谈了他对缅甸作战的初步想法。他最关心的指挥权问题，得到了蒋介石比较明确的回答。蒋介石允诺，将由史迪威来指挥中国的入缅部队。史迪威感到：“这使我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不用每天早晨在惶恐不安中醒来，发愁到底能做些什么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了。那种日子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史迪威在缅甸前线。同时，史迪威发现，蒋介石所关心的主要还是美国人将向中国提供哪些支持和援助。史迪威知道，这些与他所希望得到的指挥权有重要关系。他向蒋介石保证说，美国的租借物资将会不断地运到中国。即使缅甸的通道受阻，美国设在印度的转运站，也会向中国空运物资。以印度为基地的美军第10航空队，也将在他的指挥下，接受蒋介石的统辖。

蒋介石对与史迪威的第一次谈话，显然十分满意。两天以后，他正式任命史迪威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并负责指挥中国的入缅部队。但是，就在同一天，仰光失守，日本人切断了滇缅路的出海口。而且英国人在放弃仰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知中国的联络官。蒋介石又一次被英国人激怒了，这大大损害了他对入缅作战的情绪。

3月9日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他们的黄山别墅举行宴会，招待已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黄山位于重庆以南十几公里处，蒋介石的住所建在向阳的山坡上，绿树掩映之中，显得十分幽雅。从这里可以眺望参差错落的重庆山城和在城中交汇的长江和嘉陵江。宴会之后，蒋介石夫妇把史迪威留下来，又同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尽管史迪威并不赞同蒋介石的作战思想，但他意识到，能让一个外国人来指挥中国军队，这对蒋介石来说已经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把蒋介石指示的要点，十分认真地一一归纳、复述了一遍，以表明他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在他离开重庆的那天，蒋介石告诉他：“今天早上，我已命令在缅的第5军和第6军归你指挥，并命令杜聿明、甘丽初两位军长和驻滇参谋团林蔚团长绝对服从你的命令。”3月11日下午，史迪威从重庆飞往腊戍。

史迪威重回腊戍之时，中英两国军队正在调整部署。中国第5军的先头部队第200师，已于3月8日南进至东吁一线组织防御，准备迎击日军，掩护军主力展开。英军弃守仰光之后，沿伊洛瓦底江北撤，转移到东吁以西的卑谬地区占领阵地。两国军队在仰光以北250多公里处，形成了一条平行的防线。

但是，两国军队的指挥和协同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蒋介石为抵制英国人要求统一指挥中国军队的企图，于3月12日宣布成立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部，以卫立煌上将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中将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当时未到任，其职务由杜聿明代理。远征军长官部负责直接统辖入缅的中国军队。英国人也在采取对应的措施，他们在3月8日任命因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而闻名的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为英缅军总司令，以取代在他们看来对中国人过于软弱，并且缺乏威望的哈丁·赫顿中将。

3月12日，史迪威率领随行人员从腊戍驱车赶往眉苗。眉苗位于缅北交通要冲曼德勒以东，是一处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避暑胜地，被称作缅甸的“夏都”。城里的街道和房屋都是按照英国式样建造的，仿佛是一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当时，英国在缅甸的总督府和英军司令部都设在这里。史迪威也在这儿选了一座美国人的浸礼会教堂，建立了他的指挥部。

3月20日下午，史迪威在重庆举行了来华之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自从他一到重庆，就成了新闻记者们注意和追踪的对象，但他一直谨慎地避开他们，因为他对一切还心里没数。经过两个星期紧张和忙碌的工作，他觉得开始有了点头绪：中国入缅部队的指挥权已经交给他，同英国人也已作了接洽和交涉，关于缅甸的作战计划已经得到批准……。他向记者们说：“我对中国军队充满了信心。我要用事实向人们证明，中国军队不亚于任何同盟国的军队，而且一定能超过他们。我相信会有一天，中美两国军队将共同进入东京，那将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天。”

3月21日，史迪威乘飞机离开重庆，经昆明赶往腊戍。

史迪威重回腊戍之时，中国远征军的前哨第200师，已在东吁以南地区与日军发生战斗。日本第15军占领仰光后曾稍作休整，随即便兵分两路开始北犯。西路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右岸向英军进攻；东路第55师团沿锡唐河谷地和仰光至曼德勒的中央铁路向中国远征军逼近。后者是日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日军司令坂田祥二郎中将率指挥部在第55师团之后跟进。3月19日，第55师团先头部队进入远征军第200师在普尤设立的前沿警戒阵地，中国军队以突然的出击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由此打响了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第一仗。20日，日军调集兵力向第200师的防御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听完腊戍参谋团关于前线战况的汇报，史迪威立即签发了他的第一号作战命令。命令第5军第200师坚守东吁防线，掩护军主力展开；第5军新22师立即由曼德勒开赴彬文那以南地区，准备支援第200师作战；第5军第96师由腊戍开往曼德勒，作为总预备队；第6军第93师、第49师和暂编第55师一部，在萨尔温江东岸之景栋、孟板、莫契一线占领阵地，监视泰国境内的敌人，并掩护第5军东侧安全；第6军暂将55师主力交由第5军指挥，配合东吁防线的作战。待全军完成部署，相机向日军发起反攻。命令发出后，史迪威连夜赶到眉苗的指挥部。

22日一早，他从眉苗出发，前往第5军设在漂贝的指挥部。第5军是远征军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在目前的部署上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军长杜聿明还身兼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这个军的作战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远征军的战役全局。

史迪威上次来缅甸时，曾经对杜聿明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他知道杜聿明曾率领第5军血战昆仑关，给日军王牌第5师团以沉重打击。他认为杜聿明精通战术，有旺盛的进攻精神，随时准备作战，是个优秀的指挥官。但他只看到了杜聿明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另一面。

杜聿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了黄埔系的核心组织“复兴社”，是最受蒋介石信任和赏识的军事将领之一。1932年国民党组建第一个装甲兵团，他出任了团长；1938年，在该团基础上编成第一个机械化师——第200师，他晋升师长；同年底，第200师扩编为第5军，他又在不久荣任军长。第5军是国民党的王牌，蒋介石的嫡系，也是杜聿明起家的老本。初入缅时，蒋介石让他统一指挥第5、第6两军，随后又担任远征军代司令长官，他十分得意地把自己看作远征军的统帅。对于史迪威的到来，他的戒虑与不满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

3月4日，蒋介石在腊戍第一次告诉杜聿明，要他听从史迪威的指挥。杜聿明马上机敏地问道：“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校长的决策，那该怎么办呢？”蒋介石回答说：“你直接打电报向我请示后再说。”事后，蒋介石似乎觉察到了杜聿明对史迪威的不满，又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指挥。3月11日和21日，蒋介石又两次致电远征军，规定了史迪威的指挥权，但杜聿明仿佛摸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始终并没有把史迪威放在眼里。

3月14日，杜聿明以中国远征军“统帅”的名义拜会了眉苗的英国总督。多尔曼·史密斯两天前刚刚接待了史迪威，他对又出现一位“统帅”感到大惑不解。杜聿明露出一丝狡猾的微笑回答说：“噢，阁下，那位美国将军只是自己把自己看成统帅，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要让美国人参加到战争中来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只有我们掌握住实权，他们才不致干出太多的傻事来。”

这一切史迪威当时并不知晓，他在第5军军部仍然踌躇满志地向杜聿明说明了他的部署和作战意图。杜聿明同意把新22师调往彬文那以南地区，支援第200师作战。可是几天过去了，新22师仍未到达指定位置。史迪威开始怀疑杜聿明在“玩弄诡计”，阳奉阴违地抵制他的命令。

第200师在东吁地区的阻击战打得十分艰苦。日军在空中和地面炮火的支援下，向东吁正面防线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并且派出部队向两翼迂回。其左翼一路攻占了东吁西北约8公里的克永冈机场，切断了200师的后方联络。全师官兵在戴安澜师长的镇定指挥下，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继续坚持战斗。

史迪威在漂贝、曼德勒、眉苗之间来回奔波，一面监督前线作战，一面不断催促后续部队的开进。3月27日，新22师终于全部到达距东吁前线约30公里的耶达谢。史迪威一再要求新22师立即发起攻击，但是杜聿明和师长廖耀湘仍然迟疑不决。情况紧急，时不我待，史迪威只好连夜赶往眉苗，要求参谋长林蔚向杜聿明下达进攻命令。林蔚在史迪威的压力下，终于接受了这一要求。

随后，史迪威又马不停蹄地返回漂贝，督促杜聿明和廖耀湘执行进攻命令。与此同时，他又打电话给眉苗，请求西线英军与远征军相配合，从早谬地区发动一次支援性进攻，英国人答应了他的请求。

3月28日，新22师开始向东吁方向攻击前进，但是，由于杜聿明和廖耀湘缺乏进攻决心，同时也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进展十分迟缓。东吁城内的200师情况十分危险，从新加坡北调的日军第56师团先头部队也在当天投入战斗，大大增强了日军的攻击力量。

3月29日，史迪威亲自赶到耶达谢前线新22师师部督战。廖耀湘支支吾吾仍在拖延，他认为新22师进攻力量不足，要等第96师赶到以后再全力攻击。杜聿明竟准备让第200师突围后撤，放弃东吁防线。史迪威瞪着拒不从命的杜聿明和廖耀湘，怒火中烧。在东吁至卑谬一线阻止日军进攻，是中英两军共同商定的作战计划。蒋介石也曾在3月20日发出手令，要求远征军“必须死守”东吁，特别是在英军未撤出卑谬以前，“我军绝不能先撤东吁阵地”。现在英军应史迪威之请，正以30辆坦克为先导向瑞同、德贡方向发动反攻，而杜聿明却要放弃阵地后撤。

史迪威多日以来心中积聚的愤懑，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怒视着杜聿明，声色俱厉地吼道：“你必须执行我的命令，如果胆敢抗命，我要用军法制裁你！”他很清楚第200师在东吁的困境，但他认为救援第200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新22师全面出击，打退日军的进攻。

杜聿明的反应十分冷漠，这冷漠之中透着轻蔑和鄙视。他说：“对不起，将军。我不能让第5军同如此强大的敌人冒险硬拼，必须保全第200师，才利于以后的作战。我要对我的部队负责。”史迪威问道：“你不对我的命令负责吗？”“不，我只对委员长负责。”杜聿明的回答非常干脆。其实，他在前一天就已经报告蒋介石，准备让第200师撤退，并且得到了批准。史迪威对这一切竟毫无所知。杜聿明转身走了，带着随行人员撤往彬文那，把史迪威甩在了耶达谢，他知道这位参谋长的“军法制裁”不过是一句唬人的空话。

当天深夜，戴安澜率第200师从东吁突围，向耶达谢以东地区撤退。3月30日，日军占领东吁。

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当时的痛苦心情：“精疲力竭，我在精神上几乎崩溃了……，我发誓，我真的受够了。”第二天，他在无可奈何之中离开前线。途中又见到了杜聿明和廖耀湘。“廖和杜仍在支吾其辞。他们根本就不打算进攻。前线平静无事，日本人没有反应。十足的懦夫。”他在东吁一线集结部队向日军反攻的计划已经破灭，远征军根本不听他的命令和指挥，在杜聿明、廖耀湘的背后，还有一支牢牢地控制着他们的铁腕。“机会就在手边，却眼睁睁让它溜走了。既然无所作为，那就坚决辞职。”史迪威暗暗下定了决心。

3月31日，他在眉苗会见了亚历山大和从印度赶来的韦威尔。尽管他并不能对远征军的撤退负责，但仍然感到脸上无光。他知道，英国人已在公开地嘲弄“史迪威发动的伟大的中国攻势”，他无言以答，只能对形势作了一些解释。其实，英国人的反击也未能奏效，他们的部队也正从卑谬撤退。当天，史迪威离开眉苗，飞往重庆。

在重庆一下飞机，他见到了商震。商震向他透露说，第200师从东吁撤退是蒋介石亲自批准的。那天是4月1日，恰好是“愚人节”，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蒋介石愚弄了的“傻瓜”，心里的怒火全都集中到了蒋介石的头上。“我们失去了一个在东吁打退日本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就在于蒋介石的插手。”

当天中午，他会见了蒋介石，毫不客气地向他“摊了牌”。“我名义上是总指挥，但军长和师长们都不服从我的命令，而我又没有足够的权力强迫他们服从。我不能撤他们的职，更不能枪毙他们，仅仅同他们讲道理是毫无用处的。其最终结果，我成了个毫无权利的傀儡，受苦受累地工作，还要为别人的失利承担责任。鉴于这种状况，我必须提出辞职。”

蒋介石摆出一副十分惊讶和关心的样子，问道：“他们为什么不服从？娘希匹，我要调查，哪个师长不服从命令，我就枪毙他。杜聿明是我的学生，我会教训他的。我一定告诉他们，必须服从你的命令。这个不是什么问题，我会解决好的。”

史迪威也并非真想辞职，他主要是想通过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以便真正掌握远征军的指挥权。他向蒋介石表示，如果要继续让他指挥远征军，那就必须授予他指挥这支军队的全权，并要求蒋介石增派云南境内的第66军开赴缅甸。同时，他甩出了一只具有一定威慑力的“杀手锏”：“如果指挥官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不能让美国空军支援这支部队。”

第二天，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告诉史迪威，已决定让罗卓英上将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并担任史迪威的执行官。史迪威的命令可以由罗卓英下达给各部队，并监督执行。罗卓英毕业于保定军校第8期炮科，与陈诚是同班同学，原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其资历和职务均远在杜聿明之上。史迪威同意了蒋介石的安排，他认为“罗是个强硬的家伙，能够对付杜聿明”。

4月5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与史迪威一道从重庆飞往缅甸。为了稳住这位美国将军，他要作出一种姿态，亲自向远征军进一步明确史迪威的指挥权。同时，也是为了视察前线战况，以便具体商定和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在眉苗召见了史迪威、罗卓英和杜聿明等人，亲自宣布了5条命令：第一，史迪威是我的参谋长，由他担任指挥远征军在缅作战的职责；第二，罗卓英接受史迪威的指挥，远征军各部都要听罗长官的指挥；第三，一切问题由史迪威将军全权作最后决定；第四，史迪威有提升、撤职和惩罚所有军官的全权；第五，对英方一切问题的交涉由史迪威将军接洽。

召见之后，蒋介石和宋美龄拉着史迪威让战地记者照了一张又一张合影。他们手挽着手，脸上堆满笑容，以显示中美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杜聿明站在一边，产生了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从最初统一指挥第5军和第6军，到“代司令长官”，现在他上面不仅有了史迪威，又加上一个罗卓英，心中的愤愤不平油然而起。他私下里找了蒋介石，满腹怨气地说：“校长，远征军大多是您的精锐，我不能不负责任。如果照史迪威的命令，第200师早就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您……”蒋介石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这些我知道的。以后有罗长官在，他会了解的。你要服从史迪威和罗长官的命令。你应该明白，我们吃的是美国饭。”

随后，蒋介石与史迪威等人共同商定了组织“彬文那会战”的计划。其部署是：以第96师在彬文那一线构筑预设阵地；以新22师在斯瓦至彬文那之间逐次抵抗，将日军吸引到第96师主阵地之前；尔后，以新22师、第200师和第66军新38师从彬文那两侧出击，将日军包围在彬文那南部予以歼灭。

4月8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离开缅甸回国。史迪威又一次振作起精神，开始行使他的“指挥全权”。要实现“彬文那会战”计划，关键的一环是要保证远征军主力的翼侧安全。他在眉苗约见了亚历山大，要求西线英军必须固守亚兰谬一带的协防地区。4月9日，他在曼德勒和彬文那检查了新38师、第96师和200师的部署情况。第二天，他又赶到东线，视察了第6军的防务。这个军的三个师至今还没有与日军接手，他们的装备和战斗力比第5军还要差些。史迪威要求军长甘而初，必须守好东部防线，伺机攻击前进。

正面新22师的逐次抵抗打得十分艰苦。廖耀湘指挥着他的3个团交替掩护，边打边退，一面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将日军引向彬文那地区的预设阵地。精心设计和组织的“彬文那会战”计划，正在一步步地实现。

恰在此时，史迪威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西线英军放弃了亚兰谬，并一路后撤，在逃至仁安羌一带时，被日军第33师团一支1000多人的穿插部队切断退路，英缅军第1师7000多人陷入日军包围。同时，东线也出现了严重情况，日军第56师团从东吁转向右侧迂回，在莫契击溃了第6军55师，正急速向乐可、东枝方向穿插。

彬文那地区的远征军主力，东西两翼都遭到了日军威胁，情况十分危险。4月16日，史迪威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失败。……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如果我们被日本人赶进深山老林，那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18日，史迪威不得不放弃彬文那会战，命令第5军各部向漂贝、塔泽、敏铁拉一带撤退。

英国人像迷了路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地要史迪威派部队救援在仁安羌一带被围困的英军。4月19日，孙立人率远征军新38师经过激战攻克仁安羌，打退了日军。这次战斗共救出英军7000多人及被俘英军、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多人，并夺回了被日本人劫获的英军辎重100多车。英国人一时感激涕零，但没过几天就全都忘在了脑后。

史迪威把他的指挥部从漂贝撤到距曼德勒约30公里的皎克西，准备在曼德勒及其以南地区寻机与日军决战。但是，东路第6军的战况却进一步恶化，致使整个战局急转直下。向东侧迂回的日军第56师团于4月20日攻占乐可，尔后向和榜方向急进。日军的这一穿插行动，在第5军和第6军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这不仅威胁两军的翼侧，而且使远征军的后方要地腊戍门户洞开。

面对这一严重形势，史迪威急调第200师向葛鲁、黑河方向出击，并命令第6军第93师和第49师向南曲依、莱卡一线回防，以封闭第5、第6两军的结合部，阻断日军穿插。4月23日，他亲自赶到已推进至东枝外围的第200师前线督战指挥。他根据罗卓英的建议，悬赏5万缅甸卢比，以尽速拿下东枝。25日，第200师夺回东枝。但是，向西回防的第6军部队刚刚与日军接触便溃不成军，仓皇向景栋方向撤退。24日，军长甘丽初报告，他手中已无兵可以指挥。尽管第200师从东枝截断了日军第56师团的后路，但该部日军竟完全不顾后方情况，径直以每日机械化行军110公里以上的速度长途奔袭，闪电般地扑向腊戍。

4月25日，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与亚历山大等英军指挥官在皎克西召开会议。会议认为盟军的前线部队已陷入危险境地，遂决定放弃曼德勒，撤往伊洛瓦底江以北。随后，史迪威和罗卓英对远征军部队的行动作了部署：第66新28师由曼德勒驰援腊戍，会同新29师阻击日军穿插部队；第6军东渡萨尔温江，向景栋方向集结；孤悬东枝的第200师，就近向第6军靠拢；远征军主力包括第5军新22师、第96师和第66军新38师，经曼德勒北渡伊洛瓦底江，退往英多、八莫、密支那方向，据守缅北三角地区，以确保印度——密支那——昆明的空中走廊。

4月27日，史迪威从皎克西撒到曼德勒以北约80公里的瑞波，在那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第二天，他又轻车简从返回曼德勒前线，指挥远征军部队后撤。现在，重新打通滇缅路已不可能，唯一的希望就是保住印度至昆明的空中走廊。如果丢失缅北，美国对华的空运物资就只有绕道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了，那将是一条十分危险和艰难的航线。

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罗斯福总统也很重视这个问题，他在4月28日致电蒋介石，明确表示：“一定能够找到把军火和飞机送到蒋介石委员长军队手中的途径……一个不可征服的中国，不仅会在东亚，而且会在全世界，为实现和平与繁荣发挥作用。”

但是，目前的形势却在一步步地恶化。4月29日，仓促在腊戍布防的新28师和新29师一部被击溃，日军占领了滇缅路上最后一座门户；同时，西线英军渡过伊洛瓦底江之后，已决定放弃缅甸，正沿着耶乌至加里瓦大道向印度境内撤退。中国远征军主力的两翼再度暴露在日军的威胁之下。

4月30日，远征军部队全部撤过伊洛瓦底江，沿曼德勒至密支那的窄轨铁路向北退却。当天晚上，随着一声巨响，横跨在伊洛瓦底江上的阿瓦大铁桥被拦腰炸成两截，断口处的两端沉重地跌入涛涛的江水之中。这虽然一时阻断了日军的追击，但同时也把远征军关在了崇山迭嶂、森林茂密的缅北三角地带。这时，日军的一支机械化部队正沿着另一条道路从腊戍向八莫和密支那奔袭，那里是缅北远征军退回国内的最后通道。

中英联军放弃曼德勒，撤过伊洛瓦底江之后，英国人已无心作战，他们甩下请来的中国军队，径自向印度境内西逃；杜聿明则率领第5军第96师、新22师和66军新38师，沿着铁路和公路匆忙向北退却。史迪威清楚地意识到：“分裂和崩溃的危险已经迫近。”

5月1日，杜聿明已经跑到了孜公，罗卓英那天早晨也悄悄离开他，乘火车追赶杜聿明去了，史迪威仍留在孜公以南40多公里的瑞波。他的身边除了几十名美国军人以外，只有16名中国卫兵。许多美国军官对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和中国军队的作战不力气愤已极，他们不知道继续留在缅甸还能做些什么。

在第5军担任战术顾问和联络官的赛伯特准将对史迪威说：“乔，英国人跑了，罗卓英和杜聿明也走了，我们要飞机回国吧！”赛伯特的这一建议，并不能理解为怯懦。当战局处于无法挽回的危险情况下，首先应考虑保存高级指挥官，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史上已成为一种惯例。当新加坡即将陷落时，韦威尔从那里撤到了爪哇；当爪哇再次出现危机时，他又飞到了印度；当菲律宾败局已定时，麦克阿瑟从那里飞到了澳大利亚。战争需要军队，但更需要统帅。一个士兵或下级军官从火线脱逃，那是可耻的；一个统帅或高级指挥官从危机情况下摆脱出来，却是允许的。战争就是如此。

史迪威现在并不想这样做，他觉得有责任挽救中国远征军的失败。他对赛伯特说：“尽管我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是徒有虚名，但我还必须对他们负责。如果我现在就走，他们可能会遭受更加惨重的损失，说不定会出现又一次投降。那样，我就再也不能回来指挥中国军队了。”

那天上午，有27架日军轰炸机飞到瑞波上空，人们四处隐蔽，以躲过空袭。日本飞机投下了几颗炸弹飞走了。当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时惊异地发现，史迪威仍坐在屋里的桌旁，独自一人饶有兴味地玩着纸牌。他的镇定与沉着，影响和感染了有些慌乱的美国军官们。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史迪威仍在那里端坐着。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伊洛瓦底江，正在追击前进。瑞波已经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参谋人员不由得为史迪威捏着一把汗，日本人惯于穿插奔袭，他们那短短的罗圈腿，跑起路来却像飞一样快。

近中午时分，一架美国飞机在瑞波上空盘旋了几圈后，降落在临时充作机场的一片空地上。机舱门打开，走下了两名美国空军上校。他们是美军空运司令部司令官凯莱布·海恩斯和执行官罗伯特·斯科特。这个司令部设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负责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运输，10天前才刚刚开始工作。在昆明他们接到美国空军司令哈普·阿诺德将军的命令，要他们立即飞往瑞波，把史迪威和他的参谋人员接出来。

两位空军上校对史迪威说：“先生，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搭救你出去。”“搭救”这个词刺痛了史迪威，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瞪了他们一下，严厉的目光表示了他的不满和拒绝。海恩斯焦虑地告诉他，他们在空中盘旋时发现，日军距瑞波只有20多公里了，情况非常危险。史迪威不想对两位空军人员作更多的解释，他决定让司令部的大多数军官乘飞机前往印度，并要他们转告已在印度的罗伯茨上校，与英方商量安排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并做好接应的准备。

道格拉斯C－47型美军运输机向西飞去，史迪威带领留下来的十几名美国军官和其他随行人员离开瑞波，开始北撤。

从曼德勒到密支那只有一条单线的窄轨铁路，车厢很小，运输能力十分有限。罗卓英率领他的长官部人员昨天晚上乘火车出发，走出不到30公里就与另一列火车相撞，造成了铁路运输的中断。中国军队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或乘车，或步行，仓皇向北撤退。大批逃难的英国人、印度人和缅甸人，夹杂在溃退的军队中间，显得一片混乱。

史迪威在北撤的路上经过耶乌，他去了设在那里的英军司令部。司令部已人去屋空，只有几名下级军官在那里手忙脚乱地清理物品、焚烧文件。史迪威找到一名军衔最高的上尉，向他询问英军的去向。“我想，我们的人都已经走了。”那个上尉失神的眼里显露出内心的惊慌失措。史迪威用电台叫通了亚历山大，向他通报说，中国军队正在向密支那撤退，但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很可能将不得不退到印度。亚历山大回电说，同意为接应中国军队撤往印度进行准备。史迪威为远征军安排了一条在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后退路。

但是，他知道要说服中国人接受这一安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天以前，他曾和英国佬商量过这件事。亚历山大和史密斯总督虽然表示可以接受中国军队入印，却坚持要按照所谓“国际惯例”，以“难民”的身份接待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做的实在太绝、大损。中国人最讲“面子”，恐怕很难接受英国人的苛刻条件。

史迪威离开耶乌继续北行，当天晚上赶到了孜公。

第二天一早，杜聿明来见他，一会儿罗卓英也赶到了这里。他们一起研究了目前的形势和远征军的下一步行动。

要远征军的主力撤到密支那，是蒋介石亲自来电做出的部署。他的意图是让远征军固守缅北三角地带，确保印度至昆明的空中走廊和由英帕尔经密支那到云南腾冲的中印公路。如果万一缅北不守，便由密支那撤回国内，那里有一条公路通往云南的腾冲。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以东，占领腊戍的日军第56师团主力正沿着一条平行的路线，向八莫和密支那疾进。那里已经没有任何阻击部队，日本人如入无人之境。如果日军赶在远征军之前占领密支那，那么缅北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死胡同。北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野人山，东面则是高黎贡山，那里是一块插翅难飞的绝地。

史迪威并没有想立即改变占领密支那的决心，但他宁愿作最坏的打算。他谈了在万不得已时将远征军撤往印度的想法和与英方交涉的情况。罗卓英表示赞同，他要求向密支那派一架飞机，及时查明那里的情况。但杜聿明却严辞拒绝，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必须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把部队带回国内。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路，如果万一不行，我宁肯弃车上山打游击，绝不去印度当他妈的什么难民。”说完，他戴上军帽拂袖而去。

杜聿明并非不知道缅北形势的险恶。一年以前中国政府应英国之邀派出了一个由14人组成的军事考察团，对缅甸、印度、马来亚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承蒙“老校长”的厚爱，杜聿明成为这个考察团的重要成员。除了参谋团的林蔚、侯腾以外，远征军里就他一人参加了这次考察。但是，他追随蒋介石多年，深深地了解委员长的用人之道：他可以容忍败军之将，但绝不能容忍部下对他有丝毫的不忠。杜聿明要不顾一切地表现出他对委员长的绝对忠诚。

杜聿明走了，把他的罗长官晾在了那里。罗卓英对史迪威尴尬地挤出一点生硬的笑意，以掩饰他的无可奈何。史迪威看得出来：“他内心对自己感到羞愧。”

下午，史迪威再次出发。他来到路边，看着正在后撤的部队，一辆辆军车挤满了士兵，爬不上汽车的人在公路两侧散乱地走着。一支英国部队从孜公向西拐，朝着加里瓦前进。在烈日之下，史迪威的脸上布满了汗水，公路上扬起的尘土和汗水搅在一起，使那些表明他年龄的褶皱更加清晰可见。

一位名叫海萍的中国随军记者看到了这一场面，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以致久久不能忘怀。回国之后，他在当年8月10日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战场随笔，文中写道：“5月2日，正当我们同英国友军在路边道别的时候，史迪威将军刚好带了他的小队随员从这里经过。我们原本听说，他早已飞回重庆，又说他到了印度，孰料他却在尾随我们大军一道进退。以他那样高龄，还是那样风尘仆仆地在战场上转进，真让人不胜敬佩……”

史迪威清点了一下他的队伍，现在还有18名美国军官，6名美国士兵，16名中国警卫战士，这是他仅有的作战人员，他们必须随时做好与日军穿插部队遭遇的战斗准备。此外，还有志愿参加战地服务的西格雷夫医生和他的19名缅甸护士，以及一直为美军人员服务的新闻记者、厨师、勤杂工和一些英国难民，一共99人。

5月20日，史迪威和他率领的队伍，经过16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印度的英帕尔。事后人们才知道，在当时所有撤出缅甸的部队中，只有这支经沿途收容增至114人的队伍，无论是军人还是贫民，没有发生一个减员。人们曾怨恨史迪威的严厉和粗暴，然而，正是这位严厉而粗暴的老将军，带领他们平安地闯出了绝地。史迪威为此感到兴奋和自豪，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能把我的那帮人带出丛林，我简直高兴极了。”

4．整训远征军

8月15日，从缅甸撤退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和新22师，番号已改成了“中国驻印军”。经蒋介石同意，史迪威担任这支部队的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赴印之前，史迪威听说这支部队共有1.2万人，但实地点验却只有9000多人。孙立人的新38师有7000人，廖耀湘的新22师只有2000多人。这9000多中国官兵成为兰姆加尔训练中心的第一批受训部队。

过了不久，兰姆加尔的中国部队从军装、皮靴、钢盔、背囊，到步枪、冲锋枪、机枪、火炮和车辆，全都换上了美式装备。训练中心的医院，为受训官兵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服务，接种了预防霍乱、伤寒、天花等传染病的疫苗，伤病情况明显减少。英国人提供的伙食虽算不上太好，但米饭、面包和牛肉罐头却能保证每天饱食三餐。一段时间下来，长期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平均体重增加了近20斤。整个部队士气高昂，战斗力明显提高，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史迪威的目标，是要在1943年1月发起反攻缅甸战役之前，在印度建立起两个齐装满员的陆军师和其他特种保障部队，目前的9000人是无法达到这一要求的。蒋介石虽然已经答应向印度空运5万部队，但却并未付诸行动。史迪威把中国驻印军训练、装备、演习情况的大量照片和一段纪录片送给蒋介石，果然使他十分满意，他立即批准了向印度空运补充兵员。到1942年底，中国驻印军已达到了3.2万人。新38师和新22师，每师1.25万人，各辖有3个步兵团，3个炮兵营，1个工兵营，l个辎重营，1个通讯营及其他配属分队。此外，还组建了3个炮兵团，每团36门105毫米榴弹炮；2个迫击炮团，每团48门150毫米重迫击炮；1个汽车团，有400辆载重汽车。中国驻印军已成为一支火力凶猛，机动性较强的战役突击部队。

当然，在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和整编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史迪威非常了解国民党军队中虚报冒领、克扣军饷“吃空额”等腐败现象。为杜绝这些情况发生，他建立了“补给到连，供应到人”的后勤保障体制，特别是坚持以集体点名的方式，直接把津贴费发放到士兵手中。这一做法，受到广大基层官兵的拥护和欢迎，而一些高级军官却对此耿耿于怀。罗卓英到印度就任副总指挥之后，要求由他来“总领”驻印军官兵45万卢比的军饷，遭到史迪威的严词拒绝。这成为史迪威和罗卓英之间爆发一系列冲突的重要原因。不久，在史迪威的坚决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调走了罗卓英。

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和装备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在翌年初便发起夺回缅甸的反攻战役，以重新打通滇缅路，扩大对华援助，增强中国战场的对日作战力量。

中国方面关于反攻缅甸的准备工作确实在积极地进行，史迪威的情绪也渐渐高涨起来。他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已得到英国佬和中国人的许诺。并且开始了行动。如果我们能在韦威尔的屁股底下点上一把不灭的火，并能掌握这边的指挥和训练，这件事就会办得漂漂亮亮的，真是太棒了。由于所有的人都说这事不可能，我自然要努力把它办好。”11月22日，他致电马歇尔，认为中国方面已经采取了实际行动，因此，美国应当履行自己关于增加对华援助的承诺。

但是，当时美、英军队正在忙于北非作战，很难大量增加对华援助。马歇尔给史迪威发来电报，只答应提供现有的租借物资，并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史迪威感到愤愤不平，他无法用这样一点点物资去抚慰中国军队作出的反攻努力，这或许还会招来他们的嘲笑。在发给陆军部的回电里，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他认为如果美国就是这样“支援”中国军队的话，那就再不要提什么“支援”两个字了。他要求尽快向中国战区提供2个战斗机中队l1个轰炸机中队和50架运输机，并把每月向中国空运的租借物资从3500吨逐步提高到1万吨。马歇尔为满足史迪威的要求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他同意增加中国的空军力量和物资援助，并保证把史迪威的要求放在仅次于北非战场的优先地位。他在发给史迪威的复电中说：“我已看到你那封骂娘的电报了。我非常同情你的反应。”

但是，就在反攻缅甸的准备刚刚取得一点进展的时候，英国人的突然变卦又一次让史迪威陷入了尴尬的境地。11月下旬，英国人就已经考虑缩小反攻缅甸的作战规模，他们提出由英军夺取缅甸西部的若开山、钦邦山和加列瓦一线，并袭扰日军的后方。很显然，英国的目的只是想为保卫印度构筑前进阵地，并不想收复整个缅甸，他们也不希望中国军队进入缅甸。12月7日，韦威尔正式提出取消反攻缅甸的计划。

1943年1月8日，蒋介石也致电罗斯福，正式拒绝在预定时间发动缅甸作战。史迪威的心情十分沮丧，精心准备了近半年的作战行动，突然便被搁置起来了。他在日记中把1月8日这一天记成了“黑色的星期五”，并写道“英国佬得逞了，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现在他们想推卸责任，中国人也要撒手不管，让倒霉的美国人去勇往直前、艰难奋战吧！”

几天以后，史迪威得到了美国政府授予他的一枚“优秀服役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上一年4月冒着炮火亲临东枝前线指挥作战的英勇行为。但是，这也难以排解他心中的郁闷。他深深地感到：“迎着枪弹勇猛冲锋而牺牲，或许是一种解脱。我宁愿和士兵们一起战斗而长眠在大地上，也不愿卷入现在这种勾心斗角和讨价还价之中。”作为一名勇敢、刚毅的军人，他是那样渴望战斗，但是，中缅印战区复杂的同盟关系，像乱糟糟的一团绳索紧紧束缚住了他的手脚。

5．缅北反攻

经过史迪威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和斡旋，蒋介石终于同意他指挥中国驻印军队进入缅甸作战。1943年12月21日，史迪威怀揣蒋介石授以“全权”的手令，满心欢喜地离开重庆，赶到印度的利多。他不顾旅途的劳累，立即找来中国驻印军将领召开会议，研究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

中国驻印军进攻密支那。关于中国驻印军的进攻目标和作战计划，史迪威早已成竹在胸。他准备率领部队从利多出发，跨过印缅边境，首先占领新平洋等塔奈河以西地区，建立进攻出发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而后翻越野人山，以强大的火力和包抄迂回战术，突破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夺占缅北要地密支那；最后向八英方向发展进攻，与云南的中国远征军会师，打通中印公路。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驻印军虽然经过兰姆加尔的整训，全部换上了美式装备，火力和机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中国军队毕竟从未对日军打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缺乏这方面的作战经验。目前可以投入作战的部队，只有新38师和新22师，兵力不到3．5万人。刚从国内空运来的新30师，眼下尚在兰姆加尔整训和换装，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开赴前线。右翼英帕尔的英军，虽然集结了第14军和第15军共6个师，但何时能够发起进攻，还不清楚。云南的中国远征军的11个师，蒋介石已明确表态，只要英国海军不在缅甸南部登陆，他就不让这些部队入缅。驻印军的缅北反攻，可以说是孤军奋战，兵力上对日军并无优势。

从利多到密支那的作战路线，要经过野人山中的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地形极为复杂。这里崇山峻岭、飞崖叠峰、森林蔽日、河流纵横。部队难以机动，难以展开，难以充分发挥火力优势，后勤补给更是十分艰难。

当面之敌日军第18师团，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该师团有3．2万人，是日军的一支王牌部队。1937年，它参加过进攻上海和南京的作战，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1938年，它又南下在广东大鹏湾登陆，攻占广州。1939年在广西钦州登陆，投入进攻南宁的作战。1940年，它被调往南洋地区专门进行丛林作战的特别训练。于1941年占越南、进泰国、横扫马来亚。翌年2月，它在新加坡创造了以3万多人迫使8．5万英军缴枪投降的奇迹，随后又投入缅甸作战。长期的热带丛林作战经验，使其获得了“丛林作战之王”的美称。原任师团长牟四口廉也已升任缅甸方面军第15军司令官，现任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曾任日军大本营作战部部长，是个诡计多端、老谋深算的指挥官。

尽管如此，史迪威仍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必须打赢这一仗，因为这不仅可以打通中印公路，增加对华援助；而且可以有力地证明他的观点：只要加强整训，更新装备，实施正确指挥，中国军队完全可以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他认为，如果能让蒋介石看到中国驻印军的战斗力，或许能促使他在整编军队、进行军事改革方面，采取积极一些的态度。

史迪威请已先期入缅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介绍了前线情况。两个月前，新38师为掩护中印公路的修建，已派出第112团进入缅甸境内。当时，日军第18师团主力尚在密支那及其以东地区，印缅边境仅有日军少数守备部队。10月24日，第112团开始攻击前进，29日占领新平洋。11月上旬，该团进至于邦地区时，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前进受阻。

日军第18师团发现中国军队入缅后，立即调整部署，以第114联队留守密支那，以第55联队和第56联队向前线增援，师团指挥部亦向前开进。12月中旬，第56联队主力到达于邦地区，向中国军队发动反扑，被我军击退。目前，战场呈胶着状态。

史迪威认为，必须乘日军主力立足未稳，迅速发起进攻，占领于邦，掩护后续部队入缅。第二天，他便赶到新平洋，建立了指挥部。23日，召集新38师各师、团长开会，部署对于邦的进攻战斗。此时，新38师第113团和第114团已到达前线。史迪威决定，以第113团担任正面进攻，第112团和114团分别从左右两翼，向日军侧后攻击。

24日清晨，史迪威离开新平洋徒步赶往前沿阵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步行，在战斗开始前20分钟到达了担任正面进攻的第113团第3营指挥所。军官们惊呆了，一位60岁开外的中将、战区副统帅，竟跑到第一线的营级指挥所来视察战斗，这他们在中国军队里从未见过。

上午9点，于邦战斗打响，炮兵部队进行了1个小时的炮火急袭，370多发炮弹在敌人阵地上开花。10点零5分，随着一阵嘹亮的冲锋号，部队向敌人发起了攻击。史迪威看着驻印军官兵一个个地夺占敌人的据点，心中感到十分喜悦和快慰。“中国人打得很好，这些人勇猛无畏，下级军官是好样的。”那天晚上，史迪威回到司令部，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观感。

10月29日，新38师经过6天的激战，全部夺占了于邦的日军阵地。日军第56联队丢下300多具尸体，仓皇向后退却。

于邦战斗初战告捷，充分显示了中国军队经过兰姆加尔整训之后，战斗力特别是攻击能力的明显提高，大大鼓舞了驻印军官兵打败日军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也给日军以巨大的震撼。据日军战史记载：“过去，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营）对付中国一个师绰绰有余。尤其是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最有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按此情报后，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1月2日上午，史迪威召集驻印军将领，部署下一阶段的战斗。

此时，日军第55、56联队已退守达罗至太白加一线。这里是胡康河谷中一块少有的平缓地带，塔奈河曲折婉蜒横贯其间，日军在河对岸凭借突起的山地和热带丛林构筑阵地，以阻止中国军队的进攻。其主力部署在太白加一带，企图乘驻印军发动攻击、兵力分散之机，从右翼实施反击。

驻印军新38师正从于邦地区向太白加攻击前进，廖耀湘新22师的先头部队第65团已进至新平洋。史迪威决定，以新38师第113团向太白加日军第56联队之左翼攻击；第114团为主要突击方向，进攻太白加敌之右翼，并切断日军第55联队与第56联队之间的联系；以第112团为穿插部队，翻越太白加以北山地，插向日军左侧后，阻断日军退路；另以新22师第65团攻击达罗之敌。

至1月中旬，新38师已夺占日军各外围阵地，开始攻击太白加之前沿。日军急忙抽调达罗第55联队主力向大白加方向增援，遂造成左翼空虚。新22师第65团，乘势迅速包围达罗之敌一个大队，经过激战将该敌大部歼灭，于1月31日占领达罗。新38师亦于1月28日，向太白加发起总攻。美军第10航空队出动了30余架飞机，轮番实施空中打击，日军第18师团主力不得不突围后撤。2月1日，新38师占领太白加。

达罗——太白加战斗的胜利，使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境内站稳了脚跟，开辟了向纵深地区进攻的道路；同时打乱了日军的部署，使敌人陷入被动地位。

2月1日，史迪威将指挥部迁至刚刚夺占的太白加，准备下一步的作战行动。驻印军占领太白加、达罗一线后，已深入缅甸境内约90公里，距利多基地达120公里。继续向纵深进攻，后勤补给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2月5日，负责修建中印公路的皮克准将应召来到太白加，史迪威命令他于3天之内，在太白加修建一座可供运输机起降的临时机场，并在2月20日之前将中印公路从新平洋修到此地。皮克将军是一位出色的工程专家，而且非常能干，他果然准时完成了任务。

在整个反攻战役过程中，尽管地形极为复杂，交通十分不便，运输非常困难，但驻印军的弹药、粮袜、油料和器材等军需物资一直比较充足，负伤官兵也都能得到及时的救治，这对取得作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驻印军在战后的经验总结中写道：“我军任至何处，弹药不虞缺乏，即令深入敌后被敌包围，亦可利用空军投掷补充，亦不致发生断绝之危险。总之，物资多，运输便，后方之补给圆滑，前方之战力自可发挥。此足证明补给运输实为战胜之最要条件。”

日军第18师团自达罗、太白加一线撤退后，改变防御部署，将第55、56联队成梯次配置，分别占领孟关和瓦鲁班地区，两地前后相距约12公里，企图以坚固的纵深防御，阻止驻印军的进攻。

2月20日前后，中国驻印军各部队进至孟关外围阵地，新22师已全部投入战斗，美军上校罗思韦尔·布朗率领的驻印军坦克部队和美军的加拉哈德部队也已到达前线。根据史迪威的部署，以新38师为左路，新22师为右路，担任向孟关之敌的正面进攻，同时两师各抽出一部兵力攻击孟关后侧；以坦克部队穿越丛林，切断孟关与瓦鲁班之敌的联系；以加拉哈德部队沿北侧山地长途迂回，攻占瓦鲁班，完成对日军的包围。

2月24日，中美联合部队向日军发动全面进攻，新22师和新38师主力迅速向孟关逼近。3月1日，美军加拉哈德部队在崇山密林中艰苦跋涉近百公里，抵达瓦鲁班东北地区，随即向日军发起攻击，并占领其侧后南北河渡口。日军发觉其后方被截断后，除留少数部队在孟关正面抵抗外，集中全力向瓦鲁班发起反击。加拉哈德部队在已迂回至此的新38师第113团的支援下，与日军展开激战。3月4日，新22师攻克益关正面阵地，继续发展进攻，日军已被包围在瓦鲁班周围的狭小地段。3月9日，日军凭借工兵部队在丛林中临时开辟的两条秘密通道，侥幸逃出绝境。

孟关-瓦鲁班战斗，歼灭日军1500多人，给第18师团以重创，并肃清了胡康河谷之敌，为反攻缅北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战斗结束的当天，新22师师长廖耀湘兴高采烈地来见史迪威，他骄傲地说：“新22师在昆仑关打败了日军最厉害的第5师团，这回又打败了日军第二厉害的第18师团。”本来，史迪威对原属于杜聿明部下的廖耀湘并无好感，在他和孙立人之间，史迪威还是更器重和欣赏孙立人。但是此时，他也为新22师表现出来的崭新面貌和战斗精神感到由衷的高兴。多年以后，廖耀湘尽管对史迪威也略有微词，但仍然满怀深情地说：“他的确是一位真正的军人，卓越的统帅，我非常敬佩他那刚毅勇敢的性格和注重实际、讲求实效而且忘我的作风与献身精神。他作为我的长官，永远受到我的尊敬和仰慕。”

史迪威根据日军已受重创，仓促布防的情况，采取了更大胆的包抄迂回战术。他命令，以新22师担任坚布山隘口的正面进攻；以新38师一部向坚布山口右侧后迂回，将敌前后斩断；以加拉哈德部队和新38师另一部，从左侧向沙杜祖后方包抄，将当面之敌包围歼灭。

3月14日，各部队开始攻击。第二天，史迪威亲自赶到担任主攻的新22师第66团督战。19日，新22师攻克坚布山隘口。这一天恰好是史迪威的61岁生日，几位工作人员为他做了一个生日蛋糕，上面还做出了“乔大叔生日快乐”，的字样。马歇尔给他发来了生日贺电：“你的工作对这场战争和中国的未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史迪威对在战场上度过这样一个有意义的生日，感到非常兴奋。

战斗在顺利进行。3月23日，新38师和加拉哈德部队到达指定位置，与敌人展开激战。日军第18师团毕竟是一支作战经验极为丰富的精锐部队，尽管经前期作战兵力已折损近半，且被中美联合部队切成数段，但仍然顽强抵抗。3月26日，日军集中全力向沙杜祖方向突围。中美穿插部队长途奔袭，立足未稳，没能切断敌退路，致使日军残部突出重围，朝加迈方向逃窜。3月29日，中美部队占领沙杜祖，肃清了坚布山中的残敌。坚布山战斗虽未达到全歼日军的目的，但仍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并且打开了进入孟拱河谷的大门。

就在史迪威率领中美联合部队胜利进军的时候，英军的英帕尔战场出现了十分危险的形势。3月8日，日军主动打破了战场的沉寂，向英军发动进攻。15日，日军3个师团突破亲敦江，进入印度境内。至3月下旬，英帕尔、科希马等要地的英军，陷入日军包围。如果英军一旦溃败，日军就会切断阿萨姆至孟加拉的铁路；史迪威率领的部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蒙巴顿一面调集部队向英帕尔和科希马增援，一面要求伦敦和华盛顿向重庆政府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出动云南的远征军，以牵制日军行动。同时，他也致电史迪威，要他去重庆，争取说服蒋介石。

3月28日，史迪威赶到重庆，立即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已在前一天直接致电罗斯福，明确拒绝派云南的远征军部队向日军出击，当然也不会接受史迪威的劝告。但是，他还是同意在4月份前后向利多空运两个师，即第50师和第14师，以加强缅北的攻势。史迪威立即与有关方面联系，确定了具体的空运计划。

3月30日，史迪威从重庆直接飞到孟关，这里已经建立起了机场。此时，史迪威面临着十分艰难的选择：当面之敌已遭受重创，正仓皇后撤，恰是乘胜追击、包围歼敌的大好时机；但是，英帕尔的日军已严重威胁缅北战场的侧后，万一英军不守，日本人就会切断中美联合部队的退路和后方供应线，继续前进无疑将冒很大的风险。史迪威必须首先弄清楚英国人是否有坚守英帕尔的决心和力量，他立即致电蒙巴顿，要求在阿萨姆召开军事会议，以研究目前的形势和盟军的行动方针。

4月3日，史迪威在阿萨姆的美国空军基地会见了蒙巴顿和斯利姆等人。他首先提出，可以从北方作战司令部抽调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时曾救援过英军的新38师孙立人部，协助英军防守英帕尔。其实，史迪威并不希望英国人接受这一增援，他只是想以此来试探英军守卫英帕尔的决心。蒙巴顿认为，让中国军队来协助防守英帕尔，恐怕和把英帕尔丢给日本人一样不幸。斯利姆明确表示，英军绝不会从英帕尔后退。同时，英方提出，可以把温格特将军已深入缅北敌后的远程突击部队交给史迪威指挥，以扩大在缅北的攻势。

温格特的远程突击队共9000多人，已于3月5日空降至密支那和英多之间的莫罕地区，并击溃了企图北进增援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4旅团。这支部队对保证北方作战司令部缅北反攻的侧翼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人的态度使史迪威“大出意外”，这多少缓解了他的后顾之忧。4月4日，史迪威回到前线，立即命令中美部队向溃逃的日军攻击前进。

但是，日军第18师团主力退守孟拱河谷以后，得到了从后方医院返回的2000多名补充兵员，并得到了第56师团一部和第53师团主力的增援，抵抗力量大为增强。而中美联合部队经过连续作战，长途奔袭，部队十分疲劳，因此进展迟缓。

4月21日，史迪威充分发挥他的战术想象力，作出了一项最为大胆的作战部署。他命令新22师向加迈方向攻击前进；新38师沿加迈左侧向孟拱迂回；另以美军加拉哈德部队和刚刚开赴前线的新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绕道北侧的崇山峻岭，插向敌后的战略要点密支那；将日军在密支那、孟拱、加迈一线分割包围，予以歼灭。

这一部署将彻底打烂日军的防御体系，把日军防线撕成几个碎片，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当然，这一部署也冒着很大的风险，尤其是插向密支那的一路，长驱敌后，情况复杂，结果难以预料。但是，不“出奇”便难以“制胜”，最大的风险也意味着最大的成功。正是这种冒着极大风险、让人意料不到的大胆部署，才充分体现了史迪威在战术指挥上的杰出想象力和创造性。

4月24日，史迪威命令新22师和新38师“全力攻击前进”。28日，中美联合突击部队秘密向密支那进发。

新22师和新38师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前进受阻。5月5日，史迪威与廖耀湘长谈，向他介绍了战术指挥经验，鼓励他勇敢战斗。5月8日，史迪威在孙立人的陪同下，视察了第113团、114团指挥所。

史迪威已经61岁，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连续的奔波、战斗、紧张、失眠，使他精疲力竭，骨瘦如柴，脸上的皱褶更多、更深了。他把自己戏称为“老火鸡脸”，有些士兵以为他有70岁了。一次，一位美军黑人士兵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没戴军衔的史迪威，然后哀怜地摇摇头，对他说：“那些征兵局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怎么能让这么一个老头干这种事呢？”但是，史迪威的战斗精神，工作热情，顽强毅力，却比年轻人还要高。

5月14日，史迪威终于收到了中美联合突击队发出的信号，他们距密支那还有48小时的路程。两天后，这支部队隐蔽地接近了密支那外围。

5月17日清晨，美军出动大批飞机对密支那进行了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上午10点，中美联合突击队向密支那以西约1公里的飞机场发动猛攻。日军对突如其来的中美部队茫然失措，仓皇抵抗。盟军经4小时战斗，完全肃清了机场上的敌人。下午，满载着武器、弹药、给养和增援部队的运输机及拖曳的滑翔机，在密支那机场降落。

第二天上午，史迪威带领12名战地记者飞抵密支那。他视察了中美联合突击部队，鼓励他们继续战斗，夺取密支那城区。记者们手持照相机，对着史迪威和奇袭密支那的英雄们，不停地按动快门。随即，“盟军奇袭占领密支那”的新闻迅速传向各同盟国。

蒙巴顿以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又给史迪威发来了祝贺电报，写道；“在你的英勇指挥下，美、中两国军队勇猛作战，一举夺取密支那机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翻越古岭的行动，在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实，蒙巴顿的心里并不是滋味。10天以前，他还曾致电丘吉尔，断言史迪威无法占领密支那，因此要求实行所谓“海上战略”。丘吉尔得知中美军队突然占领密支那机场后，马上责问蒙巴顿：“美国人是怎样漂亮地在密支那从天而降的，对此你该作何解释？”

密支那的初步胜利，切断了孟拱、加迈之敌的后勤补给线，大大鼓舞了新22师和新38师对日军的正面进攻。5月底，新38师将瓦兰之敌团团包围，主力迅速向孟拱方向急进。6月1日，新22师攻克马兰高地，立刻向加迈发展进攻；16日，占领加迈，歼敌大部，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率3000余残兵，在第53师团主力的接应下仓皇向南逃窜。6月25日，新38师攻克孟拱，歼敌1600余人。

但是，夺取密支那城区的战斗却进行得十分艰苦。中美联合突击队占领密支那机场后，日军急忙调派部队向密支那增援，使该地的日军从3000多人迅速增加到5000多人。史迪威连续向密支那空运了第14师的第41团、第42团，新30师的第89团、第90团，第50师的第149团，各部队不断向日军发动猛攻。但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致使中美联合部队屡屡受挫。

7月以后，孟拱、加迈之敌已被歼灭，密支那成为一座孤城。但是，日军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按照“死守密支那”的命令，依然负隅顽抗，作困兽之斗。史迪威第4次飞赴密支那前线，他不得不撤换了指挥官博特纳准将，“把博特纳一顿臭骂，他叫喊着抗议”。一个月前，他已经撤换了爱将梅里尔。新任指挥官是韦瑟尔斯。部队重新进行了城市攻坚战术训练，并调整了部署，以第50师、新30师和加拉哈德部队从三面围攻密支那。

7月13日，中美联合部队向密支那发起了总攻，很快肃清了外围阵地，攻入市区，随即开始与日军逐个房屋、逐条街道地进行艰苦争夺。经过20天的激战，终于在8月3日肃清了密支那的残敌，占领了整个市区。8月1日，日军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见大势已去，用手枪自尽。仅有少数残敌偷渡伊洛瓦底江，向八莫逃窜。密支那战斗，歼灭日军3000多人，克复了缅北的核心要地，史迪威缅北反攻的作战目的基本达到。

通过这一阶段的缅北反攻，虽然还未最后打通中印公路，但对华空运已大大改善。自5月起，阿萨姆的空运司令部已不必绕道驼峰航线，开始经缅北径直飞往昆明，空运量明显提高。5月份运抵昆明的援华物资达1.3万吨，6月份提高到1.8万吨，7月份更急速上升为2.5万余吨。

缅北反攻作战，给日军王牌第18师团等部以歼灭性打击，消灭日军2万多人，一雪两年前兵败缅甸的耻辱。廖耀湘在胜利后，立即致电蒋介石，兴奋地谈到：“此次敌重武器及军用车辆遗失之巨，人员死伤疾病转于沟壑者之众，狼狈溃散惨状，有甚于两年前国军野人山之转进。追昔睹今，因此痛雪前耻，官兵大奋。”

6．被召回国

5月11日，远征军一支先头部队渡过怒江，拉开了滇西反攻的序幕。第二天，远征军主力分两路向龙陵和腾冲的日军第56师团发动了全面进攻。

史迪威虽然没有参加远征军的指挥，但他为这支部队的整训和换装，为推动这支部队早日投入对日作战，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当看到这支中国部队终于以前所未有的威猛攻势冲向日军阵地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但由于长期以来，史迪威与蒋介石在诸多方面意见不和，致使蒋多次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召回史迪威。罗斯福为了美国在华利益，于10月5日给蒋发了回电。这封电报是他和马歇尔互相妥协的产物，虽然在文字上采用了一些马歇尔的强硬措词，但在实质上表现了罗斯福对蒋介石的让步。电报对蒋介石取消授予史迪威指挥权的协议表示“惊讶和遗憾”，非常体面地宣布由于中国战场形势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不再承担任命一名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的责任；同时，电报同意免去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和管理租借物资的责任。电报只提出了一项要求，让史迪威继续指挥在云南和缅甸的中国军队。

史迪威敏锐地指出：“这是个软弱的有条件投降。”

尽管史迪威的处境已十分艰难，前景已非常迷茫，但他仍然以高昂的热情、坚韧的精神，密切关注着抗日战场。

10月6日，史迪威飞往密支那，看望了那里的部队，检查了进攻八莫的作战准备情况，工作了通宵。

10月14日，史迪威飞往柳州，与白崇禧、张发奎一同研究了广西的防御部署。

10月19日，乔治·马歇尔来电告诉他，罗斯福已致电蒋介石，同意把他从中国召回。罗斯福的电报随后到达重庆，把上述决定通知了蒋介石，但总算维护了一点史迪威的名誉——肯定了他指挥缅北反攻、夺取密支那的重要功绩。

在随后的1天半时间里，史迪威怀着愤怒而沉重的心情，匆忙地向各方面的友人告别。

他致函延安的朱德将军，表示“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同时，他命令美军观察组的约翰·谢伟思返回华盛顿，报告延安的情况，以说服政府与共产党及其军队建立联系。

他看望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她哭了，很苦恼。”不到1个月前，宋庆龄曾会见史迪威，希望他能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她认为，史迪威“比中国人更能为中国办事”，“是替中国人民说话的”。

他给美军援华空军军官陈纳德留下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对他取得的显著战绩和中国人对他的爱慕而感到骄傲。他从未把陈纳德看作是竞争对头，而只是认为他有点异想天开和桀骛不驯，是个不懂规矩的下属。

他向高斯大使辞行，得知他已决定辞职。由于赫尔利牢牢地拉住了蒋介石，高斯大使几乎无事可做。高斯离开重庆后，赫尔利如愿以偿地就任驻华大使。

蒋介石派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名下级军官，给史迪威送来一枚最高等级的青天白日大绶章。史迪威派一名同等级别的美国军官谢绝了。蒋介石还是彬彬有礼地约见了史迪威，“蒋介石说他对这一切感到十分遗憾；我为中国做了许多事，训练部队——领导部队，等等。只是由于我们性格上的不和，他才要求把我解职。”史迪威最后对蒋介石说：“无论你对我怎样看待，请记住，我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蒋介石甚至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10月21日午后，史迪威乘坐的飞机离开重庆。

在飞赴印度的途中，他在昆明、保山、密支那、兰姆加尔稍事停留，看望了那些一起战斗过的部队和军官们，看了看留下了他的足迹的山岭、密林、道路、河流。但他不能向他们正式告别，华盛顿命令他必须对他的部队和军官严守秘密。

10月27日，史迪威离开了中缅印战区最西端的卡拉奇。“黎明时离开机场。8点，最后看了一眼中缅印战区。”他满怀感慨地写道：“一个人的经历，在广阔的世界里和战争的洪流中，变得那么无足轻重。”尽管他已是名声显赫的四星上将，可美国总统更需要中国。在罗斯福的眼里，蒋介石就是中国。同蒋介石的中国相比，他宁肯牺牲一位“无足轻重”的将军。

1945年1月23日，他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职责是负责国内部队的训练工作。

两天以后，从中国传来消息，他曾经付出巨大艰辛的中印公路于1月25日正式通车。从印度利多开出的第一批105辆卡车，满载着武器、弹药、油料，拖曳着重炮、山炮、高射炮，轰轰地开进中国云南。翌日，云南的门户畹町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2月4日，车队开抵昆明，10多万群众涌向路旁，挥舞着标语和小旗夹道欢迎。

蒋介石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已经打破了对中国的封锁。为了纪念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卓越贡献，和在他领导下的盟军以及中国部队，对缅甸战役和这条公路的修筑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把这条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已一分为二，魏德迈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索尔坦将军任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索尔坦根据蒋介石的决定，正式发布命令，宣布了对“史迪威公路”的命名。他在给史迪威的来信中说，打通这条道路的是“您不可征服的意志”。据统计，从1945年2月至8月，共有386支车队沿着史迪威公路向中国运送了8万多吨物资。

广播电台的陆军节目邀请史迪威为此发表讲话。他对着话筒，仿佛就面对着曾在丛林里作战和筑路的士兵与劳工们，他称赞了他们的伟大贡献，向他们致敬。但他没提自己，好像他根本就没去过那里似的。2月10日，美国政府为表彰史迪威的功绩，授予他一枚荣誉军团勋章和一枚优秀服役勋章。

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1945年1月，太平洋西南战区的美军部队，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进攻吕宋岛，随即向马尼拉进军。2月，海军上将尼米兹率领的太平洋中部战区部队在硫磺岛登陆。史迪威密切注视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仍盼望着有一天能指挥美国军队对日作战。根据第二次魁北克会议的决定，盟军已把太平洋作为对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同时准备在中国沿海登陆，以消灭大陆上的日军。美联社2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曾在评述这一计划之后，分析了能指挥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军官人选，其排名顺序依次是史迪威、麦克阿瑟和尼米兹。

4月，美军对太平洋上的指挥系统作了调整，麦克阿瑟任太平洋美国陆军总司令，尼米兹统率太平洋地区的所有海军舰队。同月，罗斯福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5月，马歇尔安排史迪威到麦克阿瑟的太平洋前线视察，顺便也看看那里有没有合适的指挥位置。

史迪威和麦克阿瑟是仅差一届的西点军校同学，彼此非常熟悉。麦克阿瑟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向他介绍了前线情况，并为他安排了视察活动。美军在太平洋上正迅速推进，菲律宾的战斗已基本结束，硫磺岛也已占领，冲绳岛和塞班岛上的战斗正激烈地进行。6月18日，史迪威准备回国，麦克阿瑟又与他亲切交谈。他问史迪威是否愿意担任他的参谋长，史迪威摇了摇头，对他说：“我认为我适合当一名前线司令官。”麦克阿瑟又问他，作为一名四星上将是否可以担任集团军司令。史迪威答道：“只要让我带兵打仗，哪怕指挥一个师也行。”可是，当时确实没有位置可以安排。第二天，史迪威只好离开前线回国。当他抵达夏威夷的火奴鲁鲁时，突然接到麦克阿瑟的电报：“立即返回关岛，指挥第10集团军。”原来，该集团军司令巴克纳将军在冲绳指挥作战时，不幸被弹片击中身亡，史迪威侥幸得到一个指挥位置。

6月23日，史迪威正式就任第10集团军司令。但在同一天，美军已基本占领了冲绳岛。以后的战争进程更是急转直下，史迪威终于还是没能指挥美军部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役。

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

8月8日，苏联远东方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史迪威带着喜悦和无奈的复杂心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句话。

9月2日，史迪威出席了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7日，他又亲自主持了琉球群岛日军的受降仪式。

1946年9月28日，一贯坚强地与各种困难斗争的史迪威，终于被病魔击倒，住进了旧金山的莱德曼陆军医院。

10月3日，医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给他作了手术检查，发现胃部的癌变已到晚期，并且已扩散到了肝部。显然，他的病已经很久了。人们回想起，在1944年反攻缅北时，他就时常胃疼。回到重庆后，他也没有去检查。

史迪威已到了弥留之际，他提出希望得到一枚战斗步兵纪念章。这是一种极普通的奖章，凡在第一线战斗过的士兵都可以获得。史迪威作为战斗一生的四星上将，已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包括一枚荣誉军团勋章，一枚优秀服役十字勋章，两枚优秀服役勋章，但他渴望得到作为一名火线战士的荣誉。10月11日，陆军部满足了这位老战士的最后希望。

第二天，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将军在昏迷中与世长辞，走完了他63年的人生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