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渔业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池塘养鱼的国家之一。在渔业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先民在鱼类养殖、鱼类捕捞、捕鱼方法、渔具创制等方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编著了很多渔业文献，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我国的渔业文明不仅指导了当时和后世的渔业实践，而且也对世界渔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年代久远的鱼类养殖业

我国是世界上养鱼最早的国家之一，以池塘养鱼著称于世。一般认为池塘养鱼始于商代末年。《诗经·大雅·灵台》记叙周文王游于灵沼，见其中饲养的鱼在跳跃的情景。这是池塘养鱼的最早记录。从天然水体中捕捞鱼类到人工建池养殖鱼类，是渔业生产的重大发展。随着渔业的发展，养鱼的种类逐渐增多。同时，在鱼池建造、放养密度、搭配比例、鱼病防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国近代养鱼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我国的养鱼业，一般认为始于商代末年，依据是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上载有：“贞其雨，在圃渔”，意思是指在园圃的池塘内捕捞所养的鱼。以此推断，我国养鱼至少始于公元前12世纪。

战国时期，各地养鱼普遍展开，池塘养鱼发展到东部的郑国、宋国、齐国，还有东南部的吴、越等国，养鱼成为富民强国之业。

《孟子·万章上》中记载，有人将鲜活鱼送给郑国的子产，子产使管理池塘的小使将鱼养在池塘里。东晋散骑常侍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也说，战国时期的张仪和张若筑成都城，利用筑城取土而成的池塘养鱼。

这时的养鱼方法较为原始，只是将从天然水域捕得的鱼类，投置在封闭的池沼内，任其自然生长，至需要时捕取。

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东汉史学家赵晔的《吴越春秋》等史籍记载，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曾养鱼经商致富，相传曾著《养鱼经》。该书反映了春秋时期养鱼技术的若干面貌。

西汉开国后，经60余年的休养生息，奖励生产，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至汉武帝初年，养鱼业进入繁荣时期。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临水而居的人，以大池养鱼，一年有千石的产量，其收入与千户侯等同。

当时主要养鱼区在水利工程发达、人口较多的关中、巴蜀、汉中等地。经营者有王室、豪强地主以及平民百姓。养殖对象从前代的不加选择，变成以鲤鱼为主。

鲤鱼具有分布广、适应性强、生长快、肉味鲜美和在鱼池内互不吞食的特点。同时有着在池塘天然繁殖的习性，可以在人工控制条件下，促使鲤鱼产卵、孵化，以获得养殖鱼苗。鱼池通常有数亩面积，池中深浅有异，以适应所养大小个体鲤鱼不同的生活习性。

在养殖方式上，常与其他植物兼作，如在鱼池内种上莲、芡，以增加经济收益并使鲤鱼获得食料来源。

湖泊养鱼也始于西汉。葛洪在《西京杂记》中说，汉武帝在长安筑昆明池，用于训练水师和养鱼，所养之鱼，除供宗庙、陵墓祭祀用外，多余的在长安市上出售。

我国的稻田养鱼历史悠久，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表明，至迟东汉时期，我国已经开始进行稻田养鱼。巴蜀地区农民利用夏季蓄水种稻期间，放养鱼类。

事实上，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在这个系统中，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耕田除草、松土增肥、提供氧气、吞食害虫等多种功能，这种生态循环大大减少了系统对外部化学物质的依赖，增加了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稻鱼文化，不仅蕴含丰富的传统农业知识、多样的稻鱼品种和传统农业工具，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节庆文化和饮食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化。

东汉的养鱼方式还有利用冬水田养鱼。这种冬水田靠雨季和冬季化雪贮水沤闲期间的蓄水养鱼。

在汉代养鱼业发达的基础上，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养鱼著作《陶朱公养鱼经》。该书的成书年代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春秋珍年越国政治家范蠡所作，一般认为约写成于西汉末年。

从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得知其主要内容包括选鲤鱼为养殖对象、鱼池工程、选优良鱼种、自然产卵孵化、密养、轮捕等。

自三国至隋代，养鱼业曾一度衰落，到了唐代又趋兴盛。唐代仍以养鲤鱼为主，大多采取小规模池养方式。

唐代养殖技术主要继承汉代的，但这时已人工投喂饲料，以促进池鱼的快速生长。随养鲤业的发展，鱼苗的需要量增多，到唐代后期，岭南出现以培养育鱼苗为业的人。当时岭南人采集附着于草上的鲤鱼卵，于初春时将草浸于池墉内，旬日间都化成小鱼，在市上出售，称为鱼种。

唐昭宗时，岭南渔民更从西江中捕捞鱼苗，售予当地耕种山田的农户，进行饲养。居住在新州、泷洲的农民，将荒地垦为田亩等到下春雨田中积水时，就买草鱼苗投于田内，一两年后，鱼儿长大，将草根一并吃尽，便可开垦为田，从而取得鱼稻双丰收。

宋元明清时期主要饲养青鱼、草鱼、鲢鱼和鳙鱼，在养殖技术上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养殖区域也随时间在不断扩展。这是我国古代养鱼的鼎盛时期。

北宋年间，长江中游的养鱼业开始发展，九江、湖口渔民筑池塘成鱼，一年收入，少者几千缗，多者达数万缗。

南宋时期，九江成为重要的鱼苗产区，每适初夏，当地人都捕捞鱼苗出售，以此图利。贩运者将鱼苗远销至今福建、浙江等地，同时形成鱼苗存在、除野、运输、投饵及养殖等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经验。

会稽、诸暨以南，大户人家都凿池养鱼。每年春天，购买九江鱼苗饲养，动辄上万。养鱼户这时将鳙鱼、鲢鱼、鲤鱼、草鱼、青鱼等多种鱼苗，放养于同一鱼池内，出现最早的混养。

宋代还开始饲养与培育我国特有的观赏鱼金鱼。随养鱼业的发展，这时开始进行鱼病防治。

元代的养鱼业因战争受到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元代大司农司下令“近水之家，凿池养鱼”。农学家王祯的《农书》刊行对全国养鱼也起了促进作用。书中辑录的《养鱼经》，介绍了有关鱼池的修筑、管理，以及饲料投喂等方法。

明代主要养鱼区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养殖技术更趋完善，在鱼池建造、鱼塘环境、防治泛塘、定时定点喂食等方面，有新的发展。

养鱼池通常使用两三个，以便于蓄水、解泛和卖鱼时去选鱼。池底北面挖得深些，使鱼常聚于此，多受阳光，冬季可避寒。

明代后期，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还创造了桑基鱼塘和果基鱼塘，使稻、鱼、桑、蚕、猪、羊等构成良性循环的人工生态系统，从而提高了养鱼区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混养技术也有提高，在同一鱼池内，开始按一定比例放养各种养殖鱼类，以合理利用水体和经济利用饵料，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增加收益。

河道养鱼也始于明代。这种养殖方式的特点是将河道用竹箔拦起，放养鱼类，依靠水中天然食料使鱼类成长。明嘉靖时期，三江闸建成，绍兴河道的水位差幅变小，为开发河道养鱼创造了条件。

池养也见于明代。松江渔民在海边挖池养殖鲻鱼，仲春在潮水中捕体长寸余的幼鲻饲养，至秋天即长至尺余，腹背都很肥美。

清代养鱼以江苏、浙江两省最盛。其次是广东。江苏的养鱼区主要在苏州、无锡、昆山、镇江、南京等地。浙江养鱼以吴兴菱湖最著名，嘉兴、绍兴、萧山、诸暨、杭州、金华等地都是重要的养鱼区。

广东的养鱼区主要在肇庆、南海、佛山。其他如江西、湖北、福建、湖南、四川、安徽、台湾等省，也有一定的养殖规模。养鱼技术主要承袭明代的，但在鱼苗饲养方面有一定发展。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鳞语》说，西江渔民将捕得的鱼苗分类撇出，出现了最早的撇鱼法。

在浙江吴兴菱湖，渔民利用害鱼苗对缺氧的忍耐力比养殖鱼苗小的特点，以降低水中含氧量的方法，将害鱼苗淘汰，创造了挤鱼法。

除了鱼类外，我国古代还有牡蛎、蚶子和缢蛏。牡蛎早在宋代已用插竹法养殖，明清时期养殖更加广泛。清代广东采用投石方法养殖，如乾隆年间东莞沙井地区的养殖面积约达200顷。

明代浙江、广东、福建沿海已有蚶子养殖业。在水田中养殖的泥蚶以及天然生长的野蚶，人们已能对两者正确加以判别。

明代福建、广东已有缢蛏养殖。《本草纲目》、《正字通》、《闽书》等记述了缢蛏滩涂养殖的方法。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水产养殖业。

逐渐进步的鱼类捕捞业

我国地处亚洲温带和亚热带地区，水域辽阔，鱼类资源丰富，为捕鱼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早在原始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鱼类为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之一。先是在内陆水域和沿海地区捕鱼作业，后来逐渐较大规模地向近海发展。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的渔具和渔法。清代末年，随着西方新技术的传入，捕鱼开始以机器为动力，从传统的生产方式逐步走向近代化。

我国的捕鱼业始于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期，那时人们除了采集植物和猎取野兽外，还在附近的池沼里捕捞鱼类。当时已能捕获长约80厘米的大草鱼。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捕鱼生产逐渐在我国南北各地展开。在农作物种植相对较多的地方，捕鱼成为重要的副业，而在自然条件对鱼的生长有利的地方，捕鱼则发展成带有专业性质的生产。

伴随着原始捕鱼活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捕鱼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发明了许多新的渔具，如弓箭、鱼镖、鱼叉、鱼钩、渔网、鱼笱、鱼卡等。

距今约7000年前，居住在今浙江余姚的河姆渡人，已经使用独木舟之类的船只到开阔的水面捕鱼。5000年前，居住在今山东胶县的人们，已经以捕捞海鱼为生。

公元前21世纪，捕鱼仍占有一定比重。在多处夏文化遗址出土的渔具，包括制作较精的骨鱼镖、骨鱼钩和网坠，反映出当时的捕捞生产已有进步。

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的《竹书纪年》说夏王“狩于海，获大鱼”，表明海上捕鱼当时是受重视的一项生产活动。

商代的渔业在农牧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商代的捕鱼区主要在黄河中、下游流域，捕鱼工具主要有网具和钓具。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出土有青铜鱼钩。这枚鱼钩钩身浑圆，钩尖锐利，顶端有一凹槽，用以系线，有很高工艺水平。

河南安阳殷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铜鱼钩，还有可以拴绳的骨鱼镖。出土的鱼骨，经鉴别属于青鱼、草鱼、鲤、赤眼鳟和鲻，此外还有鲸骨。鲻和鲸都产于海中。

商人捕捞的鱼类范围很广，有淡水鱼类青鱼、草鱼、赤眼鳟和黄颡鱼等，有河口鱼类鲻。说明当时的渔具和技术已经很先进了。

周代捕鱼有进一步发展，捕捞工具已趋多样化，有钓具、笱、罩、罾等多种，可归纳为网渔具、钓渔具和杂渔具三大类。此外，还创造了一种渔法，是将柴木置于水中，诱鱼栖息共间，围而捕取。成为后世人工鱼礁的雏形。

由于捕捞工具的改进，捕捞鱼类的能力也有相应的提高。据《诗经》记载，当时捕食的有鲂鱼、鳏鱼、鲿鱼、鲨鱼、鲤鱼、鲔鱼、鲦鱼、鲟鱼、嘉鱼等10余种，这些鱼有中小型的，也有大型的，分别生活于水域的中上层和底层。

网具和竹制渔具种类的增多以及特殊渔具渔法的形成，反映出人们进一步掌握了不同鱼类的生态习性，捕鱼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西周开始对捕鱼实行管理，渔官称“渔人”。已形成一支不小的管理队全。渔人的职责除捕取鱼类供王室需用外，还执掌渔业政令并征收渔税。

为保护鱼类的繁殖生长，西周还规定了禁渔期，一年之中，春季、秋季和冬季为捕鱼季节，夏季因是鱼鳖繁殖的季节而不能捕捞。对破坏水产资源的渔具和渔法，同样也作了限制。

春秋时期，随着冶铁业的发展，开始使用铁质鱼钩钓鱼。铁鱼钩的出现推动了钓鱼业的发展。近海捕鱼这时也有很大发展，位于渤海之滨的齐国，因兴渔盐之利而富强。

从秦汉到南北朝的七八百年间，人们对鱼类的品种和生态习性积累了更多的知识。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所载鱼名达到70余种。当时对渔业资源也实行保护政策。

汉代随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捕鱼业较前代更盛。据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辽东、楚、巴、蜀、广汉都是重要的鱼产区，市上出现大量商品鱼。

捕捞技术也有进步，唐代官员徐坚《初学记》引《风俗通》说，罾网捕鱼时已利用轮轴起入，这是最早的使用机械操作。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乱龙篇》说，当时使用一种模拟鱼诱办法，就是集鱼群以使鱼上钩，这是后世拟铒钓的先导。

这一时期海洋捕鱼也有很大发展。汉武帝时已能制造“楼船”、“戈船”等大战船，从而推动了海洋捕捞技术的发展，使鲐鱼、鲭鱼、鳀鱼、鲼鱼、石首鱼等中上层和底层鱼类的捕捞成为可能。

魏晋至南北朝，黄河流域历遭战乱，捕鱼类衰落，在长江流域，东晋南渡后经济得到开发，渔业也在相应发展。这时出现了一种叫鸣粮的声诱鱼法，捕鱼时用长木敲击船板发出声响，惊吓鱼类入网。

在东海之滨的上海，出现一种叫沪的渔法，渔民在海滩上植竹，以绳编连，向岸边伸张两翼，潮来时鱼虾越过竹枝，潮退时被竹所阻而被捕获。随捕鱼经验的丰富，对鱼类的游动规律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唐代的主要鱼产区在长江、珠江及其支流，这时除了承用前代的渔具、渔法外，还驯养鸬鹚和水獭捕鱼。这是捕捞技术中的新发展。

唐代渔法之多超过历代，当时的钓具已很完备，有摇钓线的双轮，钩上置饵，钓线缚有浮子，可用以在岸上或船上钓鱼。还有用木棒敲船发声以驱集鱼类，用毒药毒鱼或香饵诱鱼进行捕捞等。鸬鹚捕鱼也已出现。

据代张鷟的笔记小说集《朝野签载》记载，当时还有木制水獭，口中置有转动机关，鱼饵放在机关中，鱼吃饵料时，机关转动，獭口闭合而将鱼捕捉。

唐末，诗人陆龟蒙将长江下游的渔具、渔法作了综合描述，写成著名的《渔具诗》，作者在序言中，对各种渔具的结构和使用方法作了概述，并进行分类。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论及渔具的文献。

宋元明清时期以海洋捕捞为主，出现了捕捞专一经济鱼类的渔业，捕捞海域逐渐上近岸向外海扩展，同时出现了不少新的渔具和渔法。海洋捕捞方面实行带有几只小船捕鱼的母子船作业方式。

宋代随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开发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大量经济鱼类资源得到开发利用，浙江杭州湾外的洋山，成为重要的石首渔场，每年三四月，大批渔船前往采捕，渔获物盐腌后供常年食用，也有的冰藏后运销远地。

此外，据《辽史·太宗本纪》记载，北宋时辽国契丹人已开始冰下捕鱼，契丹主曾在游猎时凿冰钓鱼；此外还有凿冰后用鱼叉叉鱼的作业方法。

马鲛鱼也是当时重要的捕捞对象。使用的渔具有大莆网和刺网等。据南宋文学家周密《齐东野语》载，宋代捕马鲛鱼的流刺网有数十寻长，用双船捕捞，说明捕捞已有相当规模。

宋代淡水捕捞的规模也较前代为大。比如江西鄱阳湖冬季水落时，渔民集中几百艘渔船，用竹竿搅水和敲鼓的方法，驱使鱼类入网。再如在长江中游，出现空钩延绳钓，它的钓钩大如秤钩，用双船截江敷设，钩捕江中大鱼。

竿钓技术也有进步，北宋哲学家邵雍《渔樵问答》把竿钓归纳为由钓竿、钓线、浮子、沉子、钓钩、钓饵6个部分构成，这与近代竿钓的结构基本相同。这一时期，位于东北地区的辽国，开始冬季冰下捕鱼。

明代海洋捕捞业继续受到重视，主要捕捞对象仍是石首鱼，生产规模比前代更大。

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广志绎》说，每年农历五月，浙江宁波、台州、温州的渔民以大渔船往洋山捕石首鱼，宁波港停泊的渔船长达5千米。这时的渔民已开始利用石首鱼在生殖期发声的习性探测鱼群，再用网截流张捕。

明代淡水渔具的种类和构造，生动地反映在明文献学家王圻的《三才图会》中。该书绘图真切，充分显示了广大渔民的创造性。它将渔具分为网、罾、钓、竹器四大类，很多渔具沿用至今。

又据《直省府志》记载，明代已使用滚钩捕鱼，捕得的鲟小者100至150千克，大的500至1000千克。

《宝山县志》介绍当时上海宝山已有以船为家的专业渔民，使用的渔具有攀网即板罾、挑网、牵拉网、捞网等，半渔半农者则使用撒网、搅网、罩或叉等小型渔具。

当时湖泊捕鱼的规模也相当大，山东微山湖、湖南沅江及洞庭湖一带都有千百艘渔船竞捕。太湖的大渔船具6张帆，船长八丈四五，宽二丈五六，船舱深丈许，可见太湖渔业的发达。在东北，边疆少数民族部落每当春秋季节男女都下河捕鱼，冬季主要是冰下捕鱼。

我国明代的海洋捕鱼业尽管受到了海禁的影响，仍有很大进步，出现了专门记述海洋水产资源的专著，如明末清初官员林日瑞的《渔书》、明代官员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明末清初文人胡世安的《异鱼图赞》等。

这一时期的渔具种类，网具类有刺网、拖网、建网、插网、敷网，钓具类有竿钓、延绳钓，以及各种杂渔具等。渔具的增多，表明了对各种鱼类习性认识的深化，捕捞的针对性增强。

当时已经出现了有环双船围网，作业时有人瞭望侦察鱼群。南海还用带钩的标枪系绳索捕鲸。东海黄鱼汛时，人们根据黄鱼习性和洄游路线，创造了用竹筒探测鱼群的方法，用网截流捕捞。声驱和光诱也是常用的捕渔方法。

清初，广东沿海开始用双船有环围网捕鱼。围网深八九丈、长五六十丈，上纲和下纲分别装有藤圈和铁圈，贯以纲索为放收。捕鱼时先登桅探鱼，见到鱼群即以石击鱼，使惊回入网。这是群众围网捕鱼的起始。

此后，浙江沿海出现饵延绳钓，钓捕带鱼及其他海鱼，渐次发展成浙江的重要渔业之一。

内陆水域捕鱼也有发展，太湖捕鱼所用渔船多至六桅。在边远地区，一些特产经济鱼类资源也得到大量开发利用。

清末，西方的工业捕鱼技术开始传入我国，光绪年间，江苏南通实业家张謇，会同江浙官商，集资在上海成立江浙渔业公司，向德国购进一艘蒸汽机拖网渔船，取名“福海”，在东海捕鱼生产。这种安装动力机器的渔船，在航行上不再依靠风力，在生产操作上借助机械的传导，提高了生产效率。

创造出的多种捕鱼方法

渔业是人类最早的生产活动之一。据考古工作者证实，旧石器时期山西汾河流域的“丁村人”，能够捕捞到青鱼、草鱼、鲤鱼和螺蚌等；旧石器晚期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知道采捕鱼、蚌，这说明我国祖先的捕捞能力。至新石器时期，捕鱼技术和能力已有一定的发展。

在我国出土的古代文物中，从南至北都有鱼钩、鱼叉、鱼标、石网坠等各种捕鱼工具。据考古实物和有关资料考证，我国古代已经有多种捕鱼方法。

原始人时期，有一种长臂人，最善于用手捕鱼，可以单手捕捉鱼类，上岸时能两手各抓一条大鱼。这种长臂人捕鱼的本领，无疑是长期实践练就的。

鱼是一种很难用手抓到的动物，在水中游动迅速，且鱼体非常光滑，徒手去摸鱼，捉到鱼的几率很小。为了捕到更多的鱼，随着经验的不断总结和发展，人们便想出了“竭泽而渔”的办法。

“竭泽而渔”是原始的捕鱼方法。就是把小的水坑、水沟弄干，把鱼一举捉尽。单从方法上讲，这是一个飞跃。如果不是靠“竭泽而渔”的办法，原始人是不可能一次捕到好多鱼的。在最初，这种“竭泽而渔”很可能是一种相当普遍采用的方法。

原始人定居以后，对于“竭泽而渔”的后果逐渐引起了注意：周围小型水体被弄干，鱼无生息之处了，昨天还是鱼香满口，今天连鱼味也闻不到了。

古人终于明白取之不留余地，只图眼前利益，不作长远打算的害处。提倡适度开发、可持续发展，反对追求竭泽而渔式的短期利益，我们的祖先早已具备了这样的生存智慧。

古代捕鱼还有以棍棒击鱼的方法。在没有木刀的情况下，也用棍棒打鱼。后来，在滇川交界的泸湖畔，每当早春三月，岸柳垂绿，桃花盛开之际，当地的普朱族和纳西族仍利用鱼群游到浅滩产卵的机会，用木刀砍鱼，刀不虚发，每击必中，使鱼昏浮在水面。

箭射捕鱼是秦汉以前捕捞较大鱼类的主要方法之一。史记载，公元前210年，徐福入海求仙药时，带有众多弓箭手，见鲛鱼则“连驽射之”。明代人们常用带索枪射鱼。

少数民族箭射捕鱼也很常见。鄂伦春族、高山族常用弓箭或鱼镖射捕鱼，当鱼浮出水面，或举弓射击，或用鱼镖叉鱼。

以兽骨或角磨制的鱼镖有多种形式，多具有倒钩，有的一边具倒钩，有的两边具倒钩。鱼镖尾柄凸节或凹槽，可以固定在镖柄上，或拴以绳索，插于镖柄前端的夹缝中，成为带索鱼镖，鱼被刺中后挣扎，鱼镖柄脱离，可以持镖柄拉绳取鱼。

最古老的钓鱼方法不用鱼钩，这就是无钩钓具。这一捕鱼的方法甚至沿袭至近代。

过去，云南有些苦聪人和芒人妇女钓鱼时，一般仍用一根竿头拴一根野麻绳的钓竿，钓鱼时，先把竹竿斜插在河岸上，绳端拴一条蚯蚓，然后把绳头置入水里，待鱼群见饵而来争食蚯蚓，把竹竿拉得左右摇动之时，钓者猛拉鱼竿，准确地把鱼甩在竹篓里。

有钩钓具捕鱼比较普遍。有一件6000多年前的骨鱼钩，倒钩至今还甚锋利。这是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可以与现在的钓钩相媲美。在骨器钓钩之前，有以树的棘刺、鸟类的爪子钓鱼。

古代的钓鱼方法很多，有竿钓、下卧钓、甩竿和滚钩钓等。不同的季节，钓鱼的地点也有差别，故有“春钓边，秋钓滩，夏季钓中间”的渔谚。

用网捕鱼是一种古老的方法。渔网的发明很早，据有关史料记载，网是伏羲氏看见蜘蛛结网后受到启发而制作的。《易·系辞下》载，伏羲氏“做结绳而为网罟”。

最初的网既用于捕鸟兽，又能捕鱼。自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关于网的记载。在最初的象形文字中，就有用网捕鱼的字形。在秦汉以前的古籍中，已经提到多种网具和网的结构，据载有的网具已有很长的网纲，有的相当于后来的大拉网。

古代劳动人民曾经发明以假鱼引诱真鱼的方法。这种以形象引诱的方法，比饵诱法经济得多。过去东南沿海地区捕捞墨鱼的时候，渔民多在潮水到来之前，先划船入海，以长绳牵引数十个鱼篓，每个鱼篓里盛一个牝墨鱼，潮水淹没后，牝墨鱼发出呜叫，墨鱼闻声而至，潮水退后，再收篓取鱼。这种诱法是利用物异性相吸而发明的。

古代灯光诱鱼也经常采用，一般在捕鱼、捉蟹，都点燃火把为号，鱼、蟹见光而至。这是利用鱼、蟹的趋光性，用光引诱的方法捕鱼。

鱼筌捕鱼也是古人使用的方法之一。鱼筌是以竹编制的，呈圆锥形，尖端封死，开口处装有一个倒须的漏斗。使用时，将其放置在水沟分岔处，鱼可顺水而入，但因倒须阻拦，而不能出来。

鱼筌起源很早，在浙江杭州水田畈遗址就出土一件鱼筌。说明几千年前，长江下游的原始居民已经开始运用鱼筌捕鱼了。

西南地区有些少数民族捕捉鳝鱼、泥鳅时，多砍取一些竹筒，一端由原来的竹隔膜封死，一端装一个有倒须的漏斗，夜间放在田垄之间，鱼能进不能出，天明取回竹筒。

陷阱捕鱼也被采用过。陷阱是以篱笆或土石筑成的，各民族普遍使用。东北鄂伦春族的“挡亮子”就是这种方法。

鄂伦春人根据鱼类“春上秋下”的游动规律，在小河岔口处筑一个开口，然后安置一个较大的口小腹大篮筐，无论是鱼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都能进入，有进无出，人们可以“瓮中捉鳖”，一次能捕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鱼。这类方法流传的时间长，采用的人多。

把野生的鸬鹚加以驯化，用来捕鱼，以我国为最早。据我国文献记载，在《尔雅》及东汉杨孚撰写的《异物志》里，均有鸬鹚能入水捕鱼，而湖沼近旁之居民多养之，使之捕鱼的记载。

据古书记载，驯养鸬鹚捕鱼，大概起源于秦岭以南河源地区，此地三国以后开始推广鸬鹚捕鱼。这要比日本于5世纪始用鸬鹚捕鱼的记载要早得多。

综上所述，人类的捕鱼技术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鱼生活在水中，捕捞难度大，所以捕捉的方式不管如何千变万化，都是尽力断绝其生存条件。

因此，捕鱼方法既采取了若干狩猎方法，也有不少新的发明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记载。

不断改进的鱼钩和鱼竿

鱼钩和鱼竿是从事钓鱼活动的专用工具。它是人类在长期的钓鱼过程中逐渐发明的，并且随着钓鱼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地得以改进。因此，鱼钩和鱼竿的制作突出地反映着古代钓鱼技术的发展水平。

鱼钩是获鱼的直接工具，在竿、线、钩、漂、坠、饵中，与饵一样，发明得最早，改进得最多、最快。竿钓的发明，是因为鱼有自卫能力，不肯近前，于是人们在钓鱼实践中发明了竿钓。

鱼钩在我国最早使用的是兽骨或禽骨劈磨而成的直钩和微弯钩，称之为鱼卡。其两端呈尖状，磨得锋利，中间稍宽，并磨出系绳的沟槽，或钻有穿钓线的小孔。

鱼卡是8000多年前新石器时期的产物，全国各地均有发现，仅辽宁大连长海县的广鹿岛和大长山岛的遗址中，一次就发现36枚；黑龙江新开流新石器时期遗址中也出土了7枚。江苏连云港出土了用蚌壳磨制的直钩数十枚。

到了新石器晚期，即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弯钩，有倒刺和无倒刺两种骨制。有兽骨截断单独磨成的，有用禽骨磨成的，禽骨坚韧锋利。但磨成弯钩很困难，于是拣细而坚利的磨成带倒刺的钩尖部分，然后绑在另一节作为钩柄的骨头上，成为绑制弯钩。这些弯钩原是用麻丝或晒干的肠衣绑制而成鱼钩的。

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已会用手绑制打结，制造出了细腻的劳动工具，其智商已远远超出所有灵长目动物。

从直钩到弯钩是钓鱼工具的一大进步，直钩只起到“卡”的作用，钩横卡在鱼嘴里，如果直接提上岸，多数会脱钩。

有时卡的不是地方，或卡的角度不对，鱼嘴一活动，头一扭摆，钩会从鱼嘴里脱出，鱼逃之夭夭。而弯钩就可避免这些缺点，只要钩尖锋利，线、竿牢固，钓者又有一定的擒鱼、遛鱼、抓鱼本领，一般的鱼是难以逃脱的。

直钩到弯钩是一大进步，从无倒刺弯钩到有倒刺弯钩又是一大进步，由于当时钓具粗放，在没有发明鱼竿之前，是用手拽棉、麻搓制的捕鱼线，或动物肠子晒干加工制成的鱼绳，鱼钩的角度、钩弯的角度、柄的长短，还是不够科学实用。因此，弯钩无倒刺的骨制钩还是易跑鱼。

在考古挖掘中，发现离现代年代越近的新石器时期，氏族社会晚期，所制作的鱼钩越精细而科学，有倒刺的鱼钩也越来越多。

钩的形状也逐步有讲究，不仅有短柄，也有长柄，龙门的宽窄也有区别。钩尖的弯度，钩的形状也不同，以适应钓取不同的鱼类和运用于不同的水域。

倒刺钩大大降低了脱钩率，对于当时只求将鱼钓上来食用说，是生产上的一大进步。这也为后世制作各种型号的鱼钩奠定了基础。

在有些墓葬中，还发现一些石钩和玉钩。虽然历经几千年，仍旧可看出其精心磨制的痕迹。这些钩都较鱼钩大而重，钩尖也钝。原来这些钩是没有使用的痕迹。

有些人的墓葬中以金属殉葬为主，也夹杂些这种石钩和玉钩，也是从未使用过的。有的酷爱钓鱼，逐步使钓鱼从纯生产型上升到娱乐型，钓鱼取乐。

制造这种石钩、玉钩就是为了欣赏，表示自己的爱好和身份。有些铜制钩和铁制钩也做得十分精巧，也从未钓过鱼，其作用也是欣赏娱乐。

骨鱼钩的出现，是钓鱼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金属鱼钩的问世，表明我国古代钓鱼活动已经由手工磨制进入由金属冶炼的新时代，这不仅是钓鱼事业的一大进步，更说明这个活动已大步跨入文明时代。而最典型的就是，青铜的使用在钓鱼活动中体现出来。是谁最早制作铜钩已无史可考，但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铜鱼钩已有3500年。

古代的鱼竿产生于何时、何地，已无迹可考。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发明鱼钩后，仅用藤蔓、棕榈、肠衣等作线钓鱼。

竿的材料不外乎树枝、芦苇、竹、荆条之类，总之可以延长手臂使钩抛远施钓的长而轻的植物，似乎都用过了。竹竿又轻又坚韧，古代似乎每地均有所用，而且一直流传下来。

鱼竿正式在史籍上出现，是2500年前的《诗经》。其《卫风·竹竿》诗中有一句的意思是说：我用又细又长的竹竿啊，在淇水边钓鱼。这是鱼竿的最早记载。

另外，从绘画上看，五代时的《雪渔图》、宋代的《寒江独钓图》、明代的《秋江渔隐图》、版画《子陵钓图》、清代的《江山垂钓图》，以及清代的彩色年画《渔归》和版画《蜀江得鲤》等，都描绘有独根细竹竿做的钓竿。

用其他植物枝干做钓竿的也不少。《列子·汤问》篇说，有个人以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条为竿，粮食为饵，到大河边去钓鱼。

这里说的荆条，是无刺的灌木，种类很多，多丛生原野，光滑柔软，坚韧不易断，可以作钓竿，也可做抽打人的鞭子。古有“负荆请罪”之说，也有用荆条来做筐的，用途很广。

用多种随手可得的植物枝干作钓竿，是为了钓到鱼而发明的临时工具。待到钓鱼上升到娱乐阶段，钓鱼为了享乐，不免要在竿子上做些文章，使其既美观又适用。比如在竹钓竿绘上或刻上美丽的花纹图饰，使竿具有观赏价值。

南朝梁学者刘孝绰《钓鱼篇》中有“银钩翡翠竿”之句。钩用银子制作，钓竿上嵌以翡翠宝石，多么漂亮。难怪后来用的钓竿都漆得红绿相间，十分好看，这也是传统留传下来的习惯。

我们的祖先在连续不断的钓鱼实践中，还发明了抛竿。抛竿的特点是长线短竿钓，运用绕盘的机械原理，将钩抛远以钓取大鱼，以绕盘可以收放线的特点卸去大鱼的巨大冲击力，有效地防止线断竿断，而将大鱼稳稳地擒获。这是我国钓鱼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飞跃。

因抛竿是将木或竹制盘圆轮装在手柄处缠线收放，因此古代称之为“轮竿”；又因它的原理是将战车的曲轴运用到钓竿上，故又名“奔车”。

抛竿的文字记载始于唐代，有两种：

一种是轻巧小轮，有4齿的，也有6齿的，轻小，绕线少。有的能转动，有的不能转动，按在竿的中部前方，其槽内放线少，一般15米左右。这种轮竿多用于坐在船头或深水矶头钓鱼，还是手竿钓，不可抛钩掷远，所以还称不上是抛竿。

还有一种是竿上有过线环、竿柄上方有绞盘的轮竿，古称钓车。其原理及运用与今天的抛竿，或称之为海竿、甩竿已一模一样。

到了清代，已有关于延绳钓的详细记载，《古今图书集成》更有大量涉及钓鱼内容的叙述。

延绳钓是指钓具通过干线上间隔相同的支线连结钓钩，具有干线长而支线多和钓捕范围广的特点。为便于操作，钓线平时整齐盘放在箩、夹等容器或夹具里。每箩干线长数十米至数百米不等，有的可达千米以上，用以悬垂支线数十根至数百根。作业时，干线少则数箩，多则数百箩连接使用，并通过浮、沉子等装置，使干线沿水平方向延伸，保持在一定的水层。干线上通常还有适当数量的浮标，便于识别和管理。作业方式有定置式和漂流式两种，前者用锚、沉石或插竿等固定，可在流急和狭窄的渔场使用；后者随流漂移，适宜于在宽阔的缓流水域作业。为了钓捕不同水层的鱼类，延绳钓还有浮延绳和底延绳的区别。

延绳钓在钓渔具的捕捞生产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但用于淡水作业时规模较小，且多属定置式；海洋中作业的延绳钓有大、中、小型之分。延绳钓有手工操作和机械操作两种形式。简单的机械操作只备立式或卧式起钓机1台，比较完善的则已实现放钓、起钓机械化，有的还安装了能收容全部干线的卷线机。

这些都表明，我国的钓鱼历史源远流长，经验十分丰富。

丰富的渔业文献

我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渔业经济问题有过许多论述，编辑著作了丰富的渔业文献。反映了当时的渔业状况，指导了当时及后世的渔业生产，在我国古代渔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古代渔业文献中，比较著名的有《陶朱公养鱼经》、《闽中海错疏》、《种鱼经》、《渔书》、《官井洋讨鱼秘诀》、《然犀志》、《记海错》、《海错百一录》。这些文献，都是研究我国渔业发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渔业的大发展。

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渔业文献。早在《诗经》、《尔雅》等古籍中，就有有关渔具、渔法和水产经济动植物的记载。

汉代以来，随着养鱼业和捕鱼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方面文献日益增多，多散见于笔记、农书和方志之中。在水产品利用方面，也从食用发展到药用，这在历代著作中均有所反映。至明清两代，渔业文献趋向系统性，产生了很多专门著作。

主要有《陶朱公养鱼经》、《闽中海错疏》、《种鱼经》、《渔书》、《官井洋讨鱼秘诀》、《然犀志》、《记海错》、《海错百一录》等。

《陶朱公养鱼经》原书已秩，后是从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辑出的。学术界一般认为该书是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所著。范蠡晚年居陶，称“朱公”，后人遂称之为“陶朱公”，故本书又名《陶朱公养鱼经》、《陶朱公养鱼法》、《陶朱公养鱼方》等。

《陶朱公养鱼经》现存400余字，总结了我国早期的养鲤经验，以问对形式记载了鱼池构造、亲鱼规格、雌雄鱼搭配比例、适宜放养的时间，以及密养、轮捕、留种增殖等养鲤方法，与后世方法多相类似，是我国养鱼史上值得重视的珍贵文献。

《闽中海错疏》是明代屠本畯写的记述我国福建沿海各种水产动物形态、生活环境、生活习性和分布的著作。这书是他任福建盐运司同知时写的，成于1596年。

该书是现存最早的水产生物区学志。在海产动物、贝类动物、淡水养殖业、鱼类、医药学、农学、动物学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在海产动物方面，《闽中海错疏》有许多新发现。鳁是一种名贵的金色小沙丁鱼，明以前不见于记载，此书却对它作了描述。

福建地处浙粤之间，有些海产动物是相似的，所以屠本畯对福建海产动物的描述，多用浙东沿海所产的加以比较，因此，《闽中海错疏》可视为中国早期的海产动物志或海产动物专著。

屠本畯通过对海产动物的研究，获得了许多海洋动物形态生态知识。例如，他形象地描述方头鱼头略呈方形；虎鲨头目凹而身有虎纹的形态特点；对真鲷、橄榄蚶、结蚶等海产动物形态的描述也很具体。根据所描述的特点可以鉴定到种。与福建地区现生种类基本相符。

在贝类动物方面，屠本畯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泥螺在7至9月间产卵，秋后所采是产过卵的个体，所以肉硬且味不及春。当年孵出的螺个体小，肉眼不易看见，第二年春季长到谷粒大小，至五六月开始繁殖。

从屠本畯对泥螺自然繁殖的描述来看，反映出他对泥螺的生态习性已有清晰的认识。他还观察到棱鲻在深冬时卵巢和精巢充满腹腔，以及性腺成熟和产卵。到春天鱼排精产卵后，即体瘦而无味。这种对鱼生殖期的认识，在养细业上有参考价值。

书中对某些海产动物的内部器官也有叙述。如指出章鱼腹内有黄褐色质，也就是肝脏，有卵黄。以上都说明在16世纪时，我国人对海洋动物的观察和认识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在淡水养殖业方面，明代淡水养殖业已相当发达，在《闽中海错疏》中也包含一些有关的资料。如记载肉食性的乌鱼时指出，在池塘放养鱼之前必须清除池塘中的乌鱼。

书中还介绍了福建地区饲养草鱼和鲢鱼的方法：农历二月从鱼苗养起，先到小池，到一尺左右再移到大池，用青草喂养，九月起水。

随着鱼的成长而更换鱼池，当年可从鱼苗养成商品鱼。草、鲢混养时，鳢鱼必须清除的经验，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也反映了明代池塘养鱼的进步。

《种鱼经》又名《养鱼经》、《鱼经》，作者是明代南京吴县人黄省曾。书成于1618年之前，是现存最早的淡水养鱼专著。《种鱼经》分为3篇，第一篇述鱼种，第二篇述养鱼方法，第三篇内容较少，主要记载海洋鱼类的性质及异名。重点内容在第一篇和第二篇。

在第一篇鱼种部分，记载了天然鱼苗的捕捞及养殖方法，青鱼、草鱼鱼秧的食性，鲢鱼鱼种养殖中要注意的事项。其中所见明代松江府海边的鲻鱼养殖，是我国鲻鱼养殖的最早记载。

在第二篇鱼方法部分，对于鱼池建造，主张二池并养。其好处有可以蓄水，可以去大存小，免除鱼类受病泛塘等。池水不宜太深，深则缺氧，水温低不利鱼类生长；但池塘正北要挖深，以利鱼受光避寒。池塘环境要适应鱼类生长的需要，指出池中建人造洲岛，有利鱼类洄游，促进鱼类的成长。环池周围种植芭蕉、树木、芙蓉等植物，也有好处。

对于鱼病防除，科学地指出鱼类聚集的不可过多，否则鱼会发病；池中流入碱水石灰也会使鱼得病泛塘。强调饵料投喂要定时、定点，要根据鱼类生长阶段及食性投喂。还指出不可捞水草喂鱼，以防夹带鱼敌入池。

《官井洋讨鱼秘诀》是一本记述福建官井洋捕大黄鱼经验的书，发现于福建宁德县。官井洋为海名。可能是老渔民口述经验，他人记录而成。

书中专讲官井洋内的暗礁位置以及鱼群早晚随着潮汐进退的动向。正文第一部分，讲述官井洋18个暗礁的位置、外形、体积和周围环境等。

第二部分讲述官井洋里找鱼群的方法，分别叙述在早、汐、中潮时分鱼群动向。最后一部分讲述捕鱼中应注意事项。内容极为详细，是一本很有实用价值的鱼书。

《然犀志》由清代李调元所著。他曾任广东学政，此书即是他任此职期间写的，成书于1779年。记述了广东沿海淡水鱼类、贝类、虾、蟹、海兽、龟、鳖等，共90余种。《丛书集成》收有该书。

《记海错》记述的是山东沿海水产动植物。作者是清代郝懿行，他考察山东沿海鱼类资源之后，写成于1807年，刊行于1879年。

由于作者是训诂学家，所以书中引用了许多古籍进行考证：本书收入作者的《郝氏遗书》中，另外在《农学丛书》中也可找到。

“海错”一词原指众多的海产品。该书记述了山东半岛常见经济鱼类、无脊椎动物以及海藻等49种，一一注明其体形特征，并考辨其异名别称。这部《记海错》是古代山东唯一一部专门辨识海洋生物的专著，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海错百一录》作者是清代郭柏苍，是一本比较全面的福建水产生物区系志。写成于1886年，现存有成书当年的刻本。书分为5卷，卷一记渔，卷二记鱼；卷三记介、记壳石；卷四记虫、记盐、记海菜；卷五附记海鸟、海兽、海草。

记渔记述渔具渔法；记鱼主要记述福建沿海经济鱼类，也包括某些淡水种类；记介、记壳石主要记述蟹类，也包括琅瑞、盆等；记虫、记盐、记海菜主要记述福建海产贝类；记海鸟、海兽、海草主要记述海淡水虾类，也包括海参、沙蚕等无脊椎动物，还记述各种海藻。本书中所录大抵皆是言之有据，能经得起考证的。当然，有些解释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书中所述奇闻颇多，亦颇有趣。如对“占风草”的记载，说此草可预报台风，在天气象预报的古代，亦不失为一则具有科学价值的资料。

除了上述渔业专著外，宋代傅脆著有《蟹谱》，上篇辑录蟹的故事，下篇系自记，明代杨慎著有《异图赞》，收录鱼的资料。两书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