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事家的军事思想

伊尹

伊尹，本名挚，因曾在商汤时任官阿衡，太甲时任官保衡，所以因官得名，历史上又称之为阿衡或保衡。出土甲骨卜辞中，亦有称之为黄伊、寅伊或单称伊者。伊尹主要活动于夏末商初（前1600年前后），曾辅佐商汤取得灭夏战争的胜利，他既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伊尹也是我国军事史上有确凿记载的第一个军事谋略家。

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与了灭夏战争的计划、准备与实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文献对这次战争的记载，多语焉不详，缺乏系统、具体的途述。虽然如此，综合文献各说，加以归纳，仍能看出伊尹在这次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军事发展的角度来看，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及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次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运用于战争指导

夏、商都是在我国黄河流域建国的王朝，这里的地理条件适宜于农业生产，所以夏、商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不能不受农业生产水平的制约。由于当时生产力不高，还处于靠天吃饭的生产水平上，人们对大的自然灾害还无力克服，所以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在当时占统治地位。认为上帝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活动，都受上帝意志的支配。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神权政治，最高统治者们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后裔，是天之子，他们的权力和行为，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如商汤在灭夏战争的动员令中说：“格尔庶众，悉听朕言，非台（我）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征）。”表示他是奉天命讨伐夏桀。因而，人们对战争的胜败，也认为主要依靠天命，每次战争之前，必先向上帝及祖先祈祷，恳请降福、赐予力量，并用占卜向神请示，以决定行动和指导作战。但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通过对前人无数次战争实践的总结，伊尹已开始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朦胧地发现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感觉到了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胜败。他和汤都认为“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把民众拥护国君与否，看做是衡量一国治乱兴亡的重要尺度，而不再认为是单纯的天命。这一观点就成为伊尹指导战争的主要思想。

伊尹第一次去夏时，看到桀“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就判断“夏命其卒”，认为夏王朝的覆灭已不可避免，因而与汤共同定下“必灭夏”的决心。在战争准备期间，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现实，伊尹强调“修德”，对内争取广大民众的拥护，对外争取其他邦国的支持，促使人心背夏而向商。战争开始时，又在动员令中痛斥夏桀的暴政，说他强迫劳役，用尽民力，残酷剥削、遭民痛恨，为此才不得不讨伐他。其用意依然是争取民众的拥护和鼓舞战士的斗志。

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在现在来说当然是人所共知的简单公理，但在三千六百多年以前，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造。伊尹能够看到这一点并运用于指导战争，不能不说是对军事发展的重要贡献。

第一次采用“用间”谋略

早在原始社会，人们从狩猎活动中，就已学会了根据野兽情况决定行动的原则。因而，在进行战争时，必然也懂得荫察敌情。但在认为国家治乱兴亡全出于天命的神权政治时代，这种侦察却只能是纯军事性质的战场侦察。由于伊尹已经感觉到了民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所以他在两次去夏时，就主要是侦察夏王朝的政情和民情，属于战略侦察。根据第一次侦察结果，判断夏桀必败，从而定下灭夏决心之后，第二次去夏，就不仅仅是了解情况，而是进一步用扩大敌人矛盾的办法破坏其内部团结，以削弱其实力，为未来灭夏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据《竹书纪年》说：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爱二人，……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末）嬉氏，以与伊尹交，遂以亡夏。”《吕氏春秋》也有类似的记载。孙武称之为“用间”，并总结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这在我国军事史上，是有记载的第一次采用“用间”谋略。

第一次选择有利战机

商在灭掉葛、韦、顾以及昆吾等各国后，统治区域有所扩大，军事实力有所增强，攻夏战争的准备工作也已完成，而当时的夏王朝，又内部矛盾重重，呈分崩离析之势，一般说向夏发动决战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但伊尹为了确有战胜的把握，却认为仍须慎重，一定要等到大多数方国都不支持夏桀时，才发动进攻。为试探各方国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议汤停止向夏进贡。桀知后大怒，即“起九夷（在今淮河流域）之师”，准备大举伐商。伊尹见九夷等方国还心向夏桀，听从他的指挥，认为决战时机未到，遂与汤恢复朝贡，向桀谢罪。第二年再度停止进贡，桀又召集诸侯在仍（山东微山西北）会盟，准备伐商。但有缗氏（山东金乡东北）首先叛夏，“九夷之师也不奉夏命，“夏桀完全处于孤立地位。伊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不顾国内因旱灾影响征集兵员的困难，紧紧抓住这个从总的战争形势来说对己有利的时机。立即向夏发动进攻，结果获得了决战的胜利。

在以占卜、观象等手段请上帝示兆，以决定战争是否发动和何时发动的夏末，伊尹能够第一个不问天命，根据客观形势，由自己，即由人来决定发动战争的时机，实在难能可贵。

从伊尹在军事上的成就来看，他对军事史发展的贡献，最主要、最突出的就是能冲破天命观的军事思想，第一个比较清醒地看到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用间和战机的选择，都是在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下实现的，从而为我国战略学说的建立，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伊尹之前，我国虽然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战争历史，但由于那时用于作战的兵（人）力不多，编组指挥简单，战争和战斗不分，双方胜败主要取决于兵（人）力大小和参战人员的体力强弱、勇气高低，再加以一切行动听命于天，所以对指挥人员的要求不高，也没有战略可言。商汤想推翻已建立五百多年的夏王朝，夺取天下统治权，除了必须制造自己是天命所归的理论根据以外，还必须设法改变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这样，谋略就成为时代的需要，军事谋略家也就应运而生，伊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的。他争取人心、用间以及选择战机等各种措施，无一不是谋略的产物。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军事谋略家，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能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他虽然开始冲破了天命思想的束缚，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天命思想的束缚。如灭夏战争的进军路线与进攻方向，就是伊尹根据在梦中上帝的示兆决定的。商都亳位于夏都斟寻之东，一般应向西进攻，但因伊尹第二次去夏时，曾听到妹嬉说。“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所以在开始进攻部署军队时，“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绕道至斟寻以西再向东进攻。可见他还未能完全不受天命思想的影响，在作战指导上，还蒙有一层迷信的色彩。尽管如此，仍应看到：他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个依据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政治观点，运用谋略指导战争的军事谋略家，对我国军事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吕尚

吕尚，是我国早期的军事谋略家之一。主要活动于商末周初（前1101年～前1030年）的历史舞台上。曾辅佐周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和成王姬诵，为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吕尚原姓姜名望，又名子牙，其先祖是起源于宝鸡一带的姜姓血统的一个氏族。后迁居于吕（河南南阳西），故改姓为吕。吕尚本人是西周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曾任周初最高军政长官的“太师”职务，被周人尊称为“师尚父”，所以后世称之为吕尚。又因太师位为公爵，吕尚又是齐国的始祖，所以在古籍中，对吕尚有姜太公、太公望等多种称谓。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灭商战争的准备与实施，以“太公之谋计居多”，“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谋略）皆宗太公为本谋。”吕尚他是我国军事理论的启蒙者，在军事思想上有重大的突破，对军事、特别是对战略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世界军事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吕尚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军事谋略家，他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他曾经辅佐周王、在消灭商纣和建立西周统治的军事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还因为他对军事史的发展，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1.他动摇了在军事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天命”思想，提高了人对战争的指导作用，创造了以谋略取得战争胜利的最早战例，为“兵者，诡道也”的军事理论开辟了道路。

夏商之交，仍然是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迷信对战争的影响依然极大，每次战争之前，仍由迷信的卜筮来决定军事行动。仅河南安阳小屯一地出土的刻有文字的占卜用龟甲兽骨，据1955年出版的《殷墟发掘》统计，就有十五万件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与战争有关。从出土的甲骨卜辞看，不仅在出征之前要问卜是否可以行动，而且还要由占卜来选择出征的日子。在这样的军事思想指导下，指挥人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很难在战争中得到发挥，战争的胜败，也不决定指挥人员的智慧和谋略运用，而决定于作战双方的人员数量、体力和勇敢，所以当时不需要有专门军事知识的指挥人员，对指挥人员的要求，也主要是勇。如《六韬》在《论将》中，将勇列为“五材（勇、智、仁、信、忠）”之首。其实吕尚本人就是一位极其勇猛的大将，在牧野之战时，他亲率战车，带头突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吕尚能初步地认识到人的指导作用对战争的重要意义，从而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运用智慧，实施“谋攻”，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当时的社会思想，终周之世，天命观仍在军事领域内占有重要地位。但他毕竟动摇和削弱了这种落后的思想影响。他的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对我国军事史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对我国军事理论的建立，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2.他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了战争与政治的某些内在联系，认识到了人心向背对战争有重要影响，自发地将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结合起来，为我国战略学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夏商时期，战争方式简单，战争规模不大，军队以贵族成员为主体，数量不多，战争通常在一个战场进行，一次战斗即决定胜败，所以战争和战斗很难区分。人们一向从战斗的角度观察战争，看作是单纯的武装力量的斗争。这对强大的夏商王朝向弱小方国进行掠夺性的战争来说，当然不成问题；但对实力较弱的西周王朝向商纣进行夺取天下统治权的战争来说，则显然是不可能的。吕尚能朴素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自发地以政治来统率其他，如外交斗争、争取与国，瓦解敌人，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等各种斗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与军事斗争密切配合，以保证战争胜利，不能不说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对我国早期战略学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深远，使我国的战略理论从一开始就走上不脱离政治的正确道路。

3.他摒弃了商代车战的传统战法，创造了以战车集团实施正面突击的新战法，使我国的车战战术前进了一大步。

商代有战车和步兵两个兵种，一般是分别编组，协同作战。战时各战斗单位的步兵在前列为方阵，军官身份的贵族甲士们乘坐的战车，在步兵之后排成横队，步兵先与敌接触进行格斗，然后战车才投入战斗。这种作战方式，限制了战车机动性和冲击力的发挥。吕尚在牧野之战中，将三百辆四匹挽马的大型战车编为前锋方阵，由他亲自率领“驰帝纣师”，向商军步兵方阵实施猛烈的冲击，《诗·大雅·大明》己述这次战斗情况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极力赞扬周军的威武强大。这种声势浩大、前所未有的战车冲击，不仅破坏了商军的物质力量，而且在商军心理上产生了震撼、威慑作用，动摇了纣王及其贵族军将的信心，从而削弱了商军的稳定性与抵抗力。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运用战车冲击的战例。以后，战车即成为军中的主兵，步兵下降为战车的隶属徒兵，进入了以车战为主的时代。

大约在牧野之战的同一时期，在埃及、古希腊等地，也已有了战车，并在麦吉多之战和特洛伊之战中大量使用。但它们是两匹挽马的小型车，除了“作为弓箭手的机动平台使用”外，“在古希腊末期（公元前3世纪前后）前，战车主要用来把战将运送到战场，战将下车后再跟敌人进行白刃格斗”吕尚所运用的战车战术，在世界军事史上居于领先地位。

管仲

管仲（约前730～前645年），即管敬仲，名夷吾，字仲。曾辅佐齐桓公建立中原霸权。《史记》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他是我国奴隶社会后期第一个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的大政治家，也是对我国战略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军事谋略家。

《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名著，战国末期即已行世。韩非曾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西汉时刘向曾加以整理，成八十六篇，今仅存七十六篇。书中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著者托名管仲，实际上并非管仲所作。史学家认为“《管子》不仅不是管仲的书，而且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的旧档案；一部分是汉朝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汇献而来的”。有的还进一步指出，《管子》内容，“一类是管仲学派的著作，另一类是稷下先生的著作，这是刘向编书时才掺杂进去的”。管仲相齐，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管仲学派的学者们，记述了管仲的言行，继承了管仲的思想，但在相传过程中，也以管仲的名义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就这样不断地增加和丰富管仲学派的理论，再加上秦汉时掺入的其他作品，于是就形成了现在的《管子》。不论哪种说法，都没有否定《管子》书中包含有管仲的原始思想。根据《左传》、《国语》以及《史记》等记述的管仲言行，我们认为《管子》在军事方面所反映的管仲思想，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朴素地认识到经济与战争的关系

管仲不但继承并发展了吕尚的战争观——人心向背等政治因素对战争的进程与结局有重要影响，而且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对战争进程与结局的重要影响。在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上，他认为“夫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政之所兴，以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如不得人心，则“小者兵挫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至于“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由此而深入一步地认识到只有搞好经济，然后才能谈到战争。他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又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还曾说：“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为兵之数，在乎聚财”，“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征服）天下”。总之，他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

由于春秋初期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较低，军队的武器装备比较简单，战争的规模也较小，战争对经济的依赖程度不太高，只要有粮食和冷兵器，就可以进行战争。所以管仲的认识，也还是狭隘而不全面的，和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战争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不论如何不全面，在两千六百多年前能够有这样的军事思想，已经是极为可贵的了。当然，还必须看到，管仲的利民、富民政策，是为了巩固齐国奴隶制度的统治，是为了图谋霸主地位以控制更大的地区，绝不是为了民众、特别是奴隶们的利益而实行的。这从《管子·侈縻》“甚富不可使，甚贫不可耻”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其中奥妙。这就是说，让民众的生活富裕起来，就不会听从奴隶主统治者的支配和驱使，但吃不饱就不懂羞耻，不但作战不勇敢（孔子就说过“知耻近乎勇”），甚至可能要造反。所谓利民，实质是让被统治阶级的民众，既饿不着、也撑不着，仅仅限于能维持最低生活的温饱就可以了，其他当然都是奴隶主贵族的。这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谋略，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进步意义，更不能认为这种手段比残酷迫害民众更具有欺骗性。

初步地认识到战争的两面性，反对废兵，主张慎战管仲认为“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还认为：“谋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开始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军队不能废除，所以他说：“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厦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这种认识，是符合春秋大国争霸的社会实际，符合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另一方面，管仲又竭力反对轻率用兵，主张慎重对待战争。他说：“数战则士罢（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国安得无危？”。所以他警告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他对战争的主张是“至善不战，其次一也”，也就是最好能不战而胜，如非用战争手段不可，则要求一战而定。这与以后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相同，也与英国现代军事理论家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根据西方世界二千五百年来大量战例的分析所提出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的精神，有某些相通之处。

综观管仲相齐的几十年中，除了对小国毫不留情地予以吞并外，对于一些大国，确实是尽量将战斗行动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特别对实力雄厚的大国，更是尽可能地避免进行没有把握的决战。例如桓公三十年（前656）攻蔡伐楚之役，本来是因为楚攻郑引起的，郑是齐的盟国。齐身为霸主不能不救，所以才率领八国联军远道伐楚。但当楚成王派人质问小白为什么向楚进攻时，管仲却根本不提救郑伐楚的本意，却以尊王为幌子，说什么“尔贡包茅不人”等空洞的话。实际上是因为自称“蛮夷”的楚国，虽然也在小白“攘”的范围之内。但此时已灭掉了申、邓、息等大批小国，占有了江汉广大地域，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军事实力非常雄厚，齐国并不具备一战而定的力量与把握，这次向楚进军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所以才表面上摆出要交战的架势，但内心并不愿冒险进行无把握的决战，才“王顾左右而言他”。楚国当时也同样不愿冒险与中原霸主率领的联军进行决战，于是以承担“贡包茅”为辞，作了一点名义上的让步，终以召陵结盟结束了这场危机。这是管仲慎战思想的体现，比西周“仁义之师”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

开始认识到物质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军队训练、纪律，强调武器装备要精良战争中的物质因素，尽管在发展水平、规模以及种类上，古代和现在迥然不同，但其中最主要的基本要素，军队的数量质量、武器装备以及后备兵源、战略资源等，则大致相同。从管仲的言论和实践中可以看出，他对此已开始有所认识。他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传统，重视军队的战术训练及纪律，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武器装备要充足、精良。管仲创建“叁其国”制度，将士家集中在一起居住，并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规定“处士必于闲燕”，就是为了便于训练，有利于提高后备兵员的素质及战斗技术水平。他认为“且以田猎（以狩猎形式实施实兵演习），因以赏罚（通过实兵演习培养士兵组织纪律观念），则百姓通于军事矣”。而且军士们“旦昔（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成为实际上的世兵制。对于在军服役的人员，他要求能熟练“三官”、“五教”、“九章”和“十器”，也就是要求熟悉鼓、金、旗等各种指挥信号，按照信号准确地进行各种队列动作，并能在不同的气象、地形条件下进行野战动作，以及能熟练地使用各种兵器。

管仲认为“备具（武器装备）胜之源（胜利的根本）”，“交物因方（考校武器要符合设计方案），则械器备”，“备具无常（不好），无方应也”。他提出要“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武以练，精锐为右（为上等），成器不课不用（制成的兵器不经检查不能用），不试不藏（不试验合格不入库）”。此外，管仲还实行了“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的政策，允许罪人按罪行轻重上交兵器或金属赎罪，以增加国家武器装备的储存量。管仲是我国历史上明确提出要求武器装备必须精良的第一个人。

对军事史的贡献

春秋是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因素日益增长的过渡时代。管仲是第一个向奴隶制发难、进行带有封建制因素改革的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由于他在政治方面的知名度掩盖了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所以一般都只称管仲为政治家。其实，他对我国军事史的发展，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首先，他将经济因素纳入到战略范畴之内，使我国的古代战略学又前进了一步。众所周知，战略是受各种因素制约或影响、以客观条件为基础而见之于主观的产物。战争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这是自有战争以来就如此的客观存在，但人们并不是——开始就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春秋以前的军事家们，对构成战略基础的政治因素和精神因素，已逐渐有了认识，并在制订自己的战略时予以考虑和运用，但对经济因素，还没有哪一位军事家，曾经像管仲一样明确、具体地阐述它与战争的内在联系。管仲的这一学说和实践，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战略学的内容。在此之前，战争的主要对手多是只有一个，进入春秋之后，大国崛起，为了开拓疆域或保存自己，各国都竞相充实军力和寻求外界支援力量。管仲的“尊王攘夷”，是政治口号，也是外交原则，开了以外交手段配合战略的先河。

其次，管仲创建的军队编制与地方组织一元化的“寓兵于农”制度和具有职业兵性质的早期世兵制，对我国军事制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起

吴起（约前440～前381），卫国左氏（山东定陶西）人。曾任鲁国将军、魏国西河郡守及楚国令尹。著有《吴起兵法》。他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与孙武齐名。史称“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擒）敌立胜，垂著篇籍”。郭沫若也誉他为“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

《吴起》原名《吴起兵法》，两汉时为四十八篇，后在流传中不断散失。吴起至宋时已大部亡佚，所以南宋学者、礼部尚书王应麟说：“今本三卷六篇，图国至励士，所阙（缺）亡多矣”。当时已有木版印刷本，即是现在通行的《吴子》。

两汉后《吴起兵法》虽不断散失，但始终传世未绝，被改称为《吴子》。三国时魏太尉贾诩曾为之作注，唐时户部侍郎陆希声曾为之编次。北宋时礼部侍郎、武学负责人朱服及中国第一个武学博士何去非为之校正。清代以前，所有学者，从未有人说不是吴起所著。明代学者胡应麟，虽然怀疑为“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篇”，但仍认为“非后世伪作”。自清代学者姚鼐等提出伪书之说后，章太炎、梁启超、郭沫若等著名学者，相继指为后人伪托。至今两种说法也未得到统一。我们认为：《吴子》全书内容和基本精神，与其他先秦古籍如《战国策》、《尉缭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所记吴起事迹及思想符合，是吴起所著兵法的一部分，在流传过程中，曾经后人整理、编次，有所增删和润色，其中也有当代人记录的他的言论，其内容可以代表吴起的军事思想。

“先和而造大事”与“战胜易、守胜难”——基本战争观吴起对战争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他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二是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是属于政治范畴的“人和”，只有在内部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三是反对穷兵黩武，过多地依赖战争手段，主张慎战。

吴起试图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现象中，寻求战争产生的根源。他将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和“逆兵”五种。实际上是初步地将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性质两种类型。他所谓的“义兵”，就是为“禁暴救（制止）乱”而发动的战争，属于正义性质；其他四种，则属于非正义性质。

吴起继承了春秋时期“师克在和不在众”和孙武“令民与上同意”等的思想，进一步予以发挥和深化，将“人和”置于治国和获取战争胜利的主要地位上。他说：“不和于国（国家内部不能上下一心，意志统一），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军内不能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不可以出陈（阵）；不和于陈（临战各部各行其事），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上下左右不能密切协同），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必先和而造大事（发动战争）”。吴起把政治看作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战争特点的反映。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时间的延长，武器的发展和兵种、作战样式的增多，人的因素愈来愈突出，所以“人和”也就成了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同时代的许多军事家和思想家，都有与此相同的观点，如稍晚于吴起的孟轲就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和吴起的“在德不在险”，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吴起继承了孙吴“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命题。他认为采取必要手段，在战争中获取胜利，并不困难，而在胜利后保持胜利的既得成果，使战争不再发生，则颇不容易。因而他强调必须争取以最少次数的战争，来实现自己的战争目的，绝不能穷兵黩武。否则，频繁地使用战争手段，即使每战皆胜。也必将耗尽国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患。所以他说：“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这里所说的“五”、“四”等，并非表示绝对数字，而是表示战争次数的多与少。日本战国时代（1467～1591）的著名军事统帅武田信玄，有一句名言：“十次之中，有六七次取胜，那就等于十次都胜了，如果十战十胜那么必然带来极大的损失，以后的战争一次也不会取胜了”。其主要精神，与吴起基本相同，但他晚于吴起二千年。

“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政治、军事密切配合的国防观点吴起第一次见魏文侯时，就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纲领性主张。他以“承桑氏（神农时部落）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禹时部落）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的历史教训，来说明“文德”与“武备”不能偏废的道理。文德即政治，武备即军事，吴起的主张就是搞好政治和军事工作，使二者密切结合，以巩固和加强对内的统一和对外的国防。

吴起所谓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百姓，指统治阶级及为其服务的各级官吏，万民，指被统治阶级的各阶层人民），使“百姓皆是（拥护）吾而非（反对）邻国”；“民安其宅，亲其有司（官吏）”，以达到国家、军队都能保持内部上下一心，团结和睦。要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真正“和”，当然是极难办到的。但在吴起生活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里，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新生的农民阶级，在对待奴隶主阶级的问题上，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和”的。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劳苦”等“爱兵”行为，就是他对这一思想的实践。

吴起所谓的军事工作，主要是“要在强兵”和“先戒为宝”。他认为必须拿出相当的财力、物力，以“奉选练之士”，建设一支“其众可合而不离”，虽“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的精锐常备军。并做好一切战备，才能巩固国防（固国）。

“料敌”、“应变”、“因形用权”——主要战略战术思想吴起继承了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思想，在作战指导上，非常重视敌情判断（料敌），和根据敌情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法（应变）。魏武侯魏击问他：魏国处于秦、楚、赵、齐、燕、韩“六国四守（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形势不利，如果发生战争，应如何进行？吴起首先讲了六国军队的特点：“齐陈（阵）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指韩、赵）陈治而不用”，再从各国特有的政治措施、地理条件、民众性格以及士兵作战心理等各方面，分析特点形成的原因，最后针对特点，提出相应的基本战法。以秦为例，他说：“秦性强（民众性格），其地险（地理环境），其政严，其赏罚信（政治措施），其人不让，皆有斗心（士兵作战心理），故散而自战（作战特点）”。针对“散而自战”的特点，他提出“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的基本战法。

具体战役、战斗的敌情、地形等条件不会相同，而且战场情况不断变化，仅有基本战法不可能对付所有情况，所以吴起在“审敌虚实”的基础上。强调要依据敌情的变化，善于捕捉战机，以乘敌之危。他举出了“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和“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前八种情况，属于敌危之情相对稳定的战机。如敌军因冒酷暑、严寒、狂风等恶劣气候，昼夜兼程急行军，以致士卒饥渴、军队疲惫时；又如敌军兵力不多，所处位置又水源缺乏，地形不利，以致人马染病，或粮尽援绝，军心动摇时等。后十三种情况，属于敌危之情时间短暂的战机。如敌军远来新到，部署未定，设防之前，或过度疲劳、涉水半渡时等。经过一定时间，这些情况很快即会发生变化。这种战机，瞬息即逝，所以必须“急击”。吴起将上述两种情况，概括为一条原则：“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吴起不但举出了敌人处于不利的危境时应当“击之”或“急击”的若干情况，而且也举出了当敌处有利地位，我处不利形势时应当“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如敌军在兵力对比上占绝对优势而武器装备精良时，敌人内部团结，纪律严明，将领贤能以及有“四邻之助，大国之援”时。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可能避免交战，保存实力。

依据敌情，采用“击之”或“避之”等不同的战法，吴起概括为“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本来是春秋以前的军事专著——《军志》中的一条原则，他不仅继承了这种思想，而且加以发挥，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见可而进”的“可”，这里已不是单指力量对比，而主要指的是战机。当时机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人时，坚决发动进攻，必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知难而退”的难，也不是指在战场上所遇到的困难，而是指即使经过主观努力，暂时也难以获胜的情况，这就应当退避一步，以等待或创造“可进”的战机。这种思想，已近似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思想。

吴起不仅重视对敌军的一般情况判断，而且还十分重视分析敌军指挥官的品质和军事才能，并据之以运用谋略。他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他认为这样才能“不劳而功举”。他举了十一个例子，如“其将愚而信（轻信）人，可诈而诱”；“轻便无谋，可劳而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阻断大路，开放险路），可邀而取”等等。总之，根据敌将品质和才能，及其指挥军队所造成的各种情况，分别采取欺诈、贿买、离间、疲困、威慑等谋略，和伏击、追击、袭击、火攻、水攻等战法，战胜敌人。当不了解当面敌军将领情况时，吴起还提出了战斗侦察的办法。派遣勇敢而身份较低的军官，“将轻锐以尝（试攻）之，务于北（败退），无务于得”，以观察敌将的反应措施，从而判断敌将的智、愚，再据以决定自己的行动。

吴起在作战指导方面的战略战术思想，总的来说，就是：强调“料敌”、“应变”，根据敌情（包括敌将素质）及地理、天候等条件的不同和变化，采用灵活多变的不同战法去争取胜利。从军事哲学角度看，这种思想，是带有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因素的。

“戒教为先”，“以治为胜”——军队建设思想吴起极为重视军队建设，他主张建立一支士气旺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而又勇敢善战的新型军队。他认为兵不在众而在精，精兵三千，则“内出可以决围（突破重围），外人可以屠城（攻破城邑）”。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戒教为先”，“以治为胜”。也就是要狠抓教育、训练、纪律、组织这四个环节。

吴起认为，军队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作好教育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他说：“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也就是说，只有先用新兴地主阶级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礼，来教育军民。用符合这个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义，来激励官兵，使他们懂得光荣与耻辱，才能使他们为争取光荣和避免耻辱而去为统治阶级战斗。吴起对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认识也比较深刻。他认为“严刑明赏”固然重要，但“非所恃也”，不能完全依赖它来获取胜利。必须通过思想教育，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达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才能确保战争胜利。吴起激发士气的办法，是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并用。物质鼓励，就是对立功者赐以官爵田宅；精神鼓励，就是使有功者感到光荣。例如他曾建议魏击，在宗庙召开庆功宴会，座分前、中、后三行，“上功坐前行”，食上等酒菜，用贵重餐具；“次功坐中行”，待遇稍次；“无功坐后行”，一切从简。并将与会人员的家属，也召集到宗庙门外开会，不仅让他们看到自己夫、儿、兄、弟的座次情况，而且也同样按功给奖。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有功者必感光荣，无功者也会引以为耻，既鼓励了有功者，也激励了无功者。据说：“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万数”。吴起请求魏击，“试发无功者五万人”由他率领与秦作战，魏击同意了他的请求，授予他“车五百乘，骑三千匹”，结果“破秦五十万众”。人们评论说，“此励士之功也”。看来吴起颇懂得一些军事心理的学问。

吴起在军队建设上，十分重视训练工作。他说：“夫人常死其所不能（不会战斗技术），败其所不便（不熟练战术）”，因而，虽然常备军的土卒都是考选而来的精壮之士，仍需进行严格的训练。吴起提到的训练内容相当全面，既有单兵动作，如跪下、起立、行进、停止以及转法等（“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又有队列教练，如解散、集合、列队及队形变换等（“分而合之，结而解之”，“圆而方之”），还有行军、宿营和掌握指挥信号以及保养马匹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训练方法，大有创新。他不用一般的同时集中训练的方法，而采用了一种先训练少数骨干予以提高，再训练多数人员予以普及的办法。他说：“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这在当时，应当说是相当先进的。

吴起虽然认为胜利不能专恃“严刑明赏”，但并非不重视军队纪律，而是极为强调。他说：“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因而，他要求士卒必须“任其上令”，绝对服从，一定要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他处死未奉命而斩敌首级之卒的事例，足以说明他执法之严。他还规定作战时“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他认为这样的军队，“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在军队组织上，吴起主张精锐部队应按照各人的特点进行编队。例如将“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编为一队）”，“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等。这样编队，有利于根据战术需要部署部队。在各队的编组上，吴起也主张量才使用，按士卒具体情况分配战斗任务。例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等。同时还吸收了管仲组军的精神，注意“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使同乡邻居之人编在同一什、伍之中，以利于互相帮助和互相担保。

进入战国以来，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频繁，尤其是作战样式的增多，除了对军队素质的要求愈来愈高外，对军事指挥人员的要求也更为提高。吴起认为：作为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应该“总文武（政治、军事兼备）”，“兼刚柔（勇敢、智谋具全）”，“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他批判那种“论将常观于勇”的片面观点。据说一次战斗前，吴起的“左右进剑”，他说：“将，专主旗鼓尔（专司指挥），临难决疑，挥兵指刃。一剑之任（持剑战斗），非将事也”。这很能说明他的军事人才思想。

吴起对将帅品质才能的要求，比过去更高。他认为首先必须具备理、备、果、戒、约五项基本条件。这就是说要具备“治众如治寡”的指挥能力，“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怀生（不作苟活考虑）”的献身精神，“虽克（战胜）如始战”的谨慎态度，“法令省而不烦”的简练作风。他特别强调将帅必须有“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的高贵政治品德，并要求将帅，必须以“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吴起还认为，将帅在作战指挥方面，要能掌握“四机”：气机、地机、事机和力机。也就是要善于控制军队士气，善于利用地理条件，善于运用战略战术，善于保持和加强军队战斗力。他认为符合上述基本条件和指挥才能，才算得上“良将”；这样的良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

吴起强调统军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他强调到一人之去留，关系国家之兴亡，就未免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可见吴起在军事人才思想上，和孙武等多数古代军事家一样，存在着历史唯心主义的因素。

吴起的军事思想，是继承前一代，特别是孙武的军事理论，并吸收和总结同时代的战争经验，以及自己的战争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他的许多理论原则，都来源于《孙子兵法》。但随着社会的前进和战争的发展，理所当然地也有所丰富和提高。吴起对军事科学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点：

在战争观问题上有新的认识

孙武在战争观上，虽然已较前有所进步，认识到战争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还没有从性质上对战争进行研究。吴起则对战争发动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根据他的认识将战争区分为正义性质的“义兵”，和非正义性质的“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两种类型，虽然还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揭示战争的本质和规律，但他的认识，已大大超越了前人的见解，比同时代的墨翟也有所深化，使我国的军事理论，在战争观问题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在思想工作上有新的方法

吴起吸取了春秋时宋襄公（前650～前637）大夫子鱼所提“明耻教战”的基本精神，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教育军民，使他们愿意为封建统治作战。最可贵的是，吴起不仅仅采用上述属于理性号召的教育手段，而且还采取了属于感情号召的思想工作方法。他针对人人皆有自尊心、荣誉感，喜欢受人尊敬，不愿被人耻笑的心理，在大型宴会上，按照战功的有无、大小，规定三种不同的待遇，这对与会人员来说，必然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会引起积极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将各人的父母妻儿也召集来参加大会，并使之享受同样的分等待遇，更强烈地激发了人们的荣誉感。尤其是对那些无战功的人员，绝大多数会产生想通过积极的作战行为表现，来改变人们对自己的观感的愿望。这种崭新的思想工作方法，不但在当时曾起过良好的效应，即使在现在，也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军队训练上有新的创造

吴起继承了春秋以来即重视军队训练的优良传统，对训练的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将军队训练置于关系到将士生死、战争胜败的高度上进行考察，并在晋悼公（前572～前558）曾经实施过的、分科训练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当全面的训练内容。特别是在训练方法上，创造了类似现代“几何基数累进式、扩散式”的训练方法。对我国军事训练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其他方面的新发展

除上述三点外，在战略战术思想、军事人才思想和地形利用等方面，吴起也有较前人有所发展的地方。例如孙武曾列举了“相敌（观察判断敌情）”的三十二种征候，但他没有进行归纳。吴起将这些现象进行了分类、概括，并总结出在何种情况下应“急击”或“击之”，在何种情况下应“避之”等。这就更加明确和条理化。又如孙武要求将帅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吴起则要求得更高、更全面。不仅要求具备“威、德、仁、勇”和“理、备、果、戒、约”等基本条件，而且要求在作战指挥上能掌握“四机”。“四机”的内容，都是孙武提到过的，但将它们概括为四个关键问题，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则应视为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再如孙武虽然极为重视地形对战争的影响，但由于春秋时期仍以车战为主，受地形条件的限制较大，所以他的论述，在对地形的利用方面，稍有消极成分，对复杂的地形，往往主张“必亟去之，勿近也”，或者要求迅速通过离开（如圯地）。吴起则较为积极，他认为兵力少时要战胜敌人，一定要利用险隘的地形条件。他说：“用少者务隘”；还说：“以一击十，莫善于呃，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甚至还涉及到水战。这些理论比孙武时代又前进了一步，是吴起对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贡献。

从史籍所记吴起一生事迹看，他极为重视吸取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军事历史知识。他与魏斯、魏击等谈话时，经常引经据典，以史例来论证他的见解。据专家学者们的考证，我国最早的一部大量记录春秋时期各国军事历史的名著——《左传》，也与吴起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学者、中垒校尉刘向在《别录》中说：《左传》一书，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清代学者、刑部郎中姚鼐在《左氏补注序》中说：“《左氏书》出一人，累有增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现代学者童书业通过进一步考证，认为《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郭沫若则认为：“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熟悉。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孙开泰、徐勇两同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确认《左传》草创于左丘明，而编定于吴起。他们说：“吴起在《左传》的传授过程中，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他大量增补了鲁、三晋和楚的材料，最后编定成书，并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因而吴起对于《左传》的成书所起的作用最大，贡献最多”。这样，吴起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军事理论家，也应该是我国先秦时期优秀的军事史学家。

墨翟

墨翟，主要活动于战国初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来久居于鲁国。现代学者也有认为墨翟是楚国鲁阳人的。墨翟本是孔丘的学生。“学儒家之业，受孔子之术”，但后来因为不同意孔丘所尊崇的繁文缛节，反对孔丘所倡导的厚葬和服三年之丧等的礼，认为这些是“靡财而民”，“伤生而害事”，于是脱离儒家，自创新说，另立学派。有的学者根据这一线索进行考证，认为墨翟就是孔丘著名的学生澹台子羽。

墨翟自称“贱人”，生活上“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可见他出身低微。但他又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不需要亲自参加劳动生产，就可以拿“束惰（学费）”到孔丘的私人学校去学习；就可以来往于各地讲学和面见国君游说。这说明他也绝不是一般平民，应该是由工商平民上升、或由没落贵族下降而来的“士”，即没有任官的知识分子，属于统治阶级的最低层，是当时社会上最活跃的一个阶层。

墨翟所创的学说，在当时与儒家学说并称“显学”，孟轲还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可见其对社会影响之大。墨翟的学说，主要保留在《墨子》一书中。此书为墨翟本人及其学生的著述，也包含有战国中后期、墨家后学的部分言论。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时全书共七十一篇，今已亡佚十八篇，仅存五十三篇。其中：《亲士》等开头三篇，基本上仍为儒家之言；《七患》、《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二十八篇，是墨翟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的言论；《耕柱》、《公输》等五篇，是墨翟及其学生的言行记录；《经说》、《大取》等六篇，是墨家有关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方面的科研成果；《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十一篇，全部是关于城市防守战术的理论。有的学者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十一篇军事著作，“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不可偏废”。从上述《墨子》的内容来看，墨翟不单是我国古代的著名政治思想家，也是我国战国初期城邑防御战略战术的军事理论家，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应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墨翟在军事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他在战争观上，按战争性质，明确、严格地将战争区分为有义和不义两种。他认为攻无罪小国的战争是不义的，诛无道暴君的战争是正义的；至于为抵抗进攻而进行的防御战争，则更认为是正义的，并积极加以研究和提倡。这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还是第一次，比《孙子》的不区分战争性质进了一步。当然，墨翟的战争观，也有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他反对当时一切进攻别国的战争，从发动战争的主观动机和战争本身的掠夺性、破坏性出发，认为是不义的（和孟轲“春秋无义战”观点相同），没有看到兼并战争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在当时列国混战的情况下，需要的是统一战争，而不是维持封建割据。他的学说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其实他所称颂的三代圣王禹、汤、武王，就征服和兼并过大量小国。墨翟在战争观上的矛盾，和他整个思想体系都存在矛盾的情况是一致的。

第二，墨翟总结并发展了我国战国以前城邑防守作战的理论，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军事遗产，使我们对我国先秦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城邑防御体系，城邑攻、防战术，以及各种先进的兵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备城门》等十一篇，不仅是冷兵器时代最早、惟一专论守城作战的军事著作，而且记述得极为细微、具体，这也是与其他军事著作所不同的特点之一。可惜由于文字过于古典和因错简、传抄所造成的错乱、重复甚至抵牾，许多地方已难以理解，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根据墨翟在认识论方面强调实践和他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来看，《备城门》等各篇所记载的一些防守兵器，完全有可能是墨翟在前人实践基础上，通过自己研究和实验而创造出来的。这些兵器，器械，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以后整个冷兵器时代，都是守城作战效益最显著的先进兵器。

由于墨翟是先秦主要学派之一、墨家的创始人，在学术思想方面的知名度极高，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在介绍军事人物的书籍中，很少提到他。根据他在城邑防御理论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在我国、甚至世界军事史上，也应予以一定的地位。

商鞅

商鞅（约前390～前338），卫国人，出身公族，原名卫鞅，亦称公孙鞅。在秦时被封为列侯，食邑于商，号为商君，所以后世在习惯上称之为商鞅，曾辅佐秦孝公嬴渠梁变法图强，是我国先秦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长期担任秦国军、政最高长官——大良造，为秦的富强及后来统一全国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军事改革家和军事谋略家。他著有专门的军事论理论《公孙鞅》二十七篇，《汉书·艺文志》归入兵权谋家一类。可惜已经散佚。现在传世的《商君书》（亦名《商子》），系其门人后学所撰，其中尚保存有商鞅关于军事方面的部分言论。商鞅战国时期，仅较大的作战，就发生了二百三十次，几乎年年都有。所以战争就成了社会各阶层都关心的大事，随之也产生了对战争的各种不同看法。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形成了他的战争观。根据史实和《商子》所载商鞅的言论，可以看出，商鞅的战争思想，大致有以下四点。

认为战争胜利是达到统一目的惟一途径

战国时期封建割据战争的发展趋势，必然是统一全国。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要求。商鞅从历史经验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认识到：“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战胜者也。名单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者也。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很明显，这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就统治者的主观动机而言的。但在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商鞅的军事思想来源于此，商鞅的改革措施也由此出发，这是商鞅对战争的根本观点。

认为战争胜利的基础是发展农业经济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不单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还是经济力量的竞赛。因为军事力量的强弱，都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物质基础的。虽然古代战争方式简单，对经济的依赖关系不像现代那样明显，但没有充足的军粮和一定的武器装备，也难以获得战争的胜利。商鞅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特别强调农业生产，把农与战并重，看作是获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他说：“圣人知治国之道，故令民归心于农”，农业发展了，才能“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从而他得出结论：“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重农重战，是我国古代军事家的一贯重要思想。而商鞅，则是第一个较系统地论述农、战重要意义的军事家。农、战，是商鞅军事思想的核心。

认为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政治

战争产生于政治，政治对战争胜负起决定作用。商鞅虽然还未能从理论上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但他已经认识到“战法必本于政胜”。认为要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首先要搞好国内的政治。商鞅所谓的“政胜”，即保证战争胜利的政治条件，主要有四条。

1.“缘法而治”

为了保证战争胜利，首先必须能确实控制全国民众，使其绝对服从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命令。因而，商鞅赋予政治的第一个职能，就是“缘法而治”。即实行法治。商鞅说：“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遏制）民以法，而民、地作（得）矣。”为做到令出必行，禁出必止，商鞅规定了严酷的刑罚维护法治，使“民莫敢议令，”“有敢（duo，删改）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

2.“举国而责之于兵”

为了保证战争胜利，最重要的必须有足够的军队和充裕的兵源。因而，商鞅赋予政治的第二个职能，就是实行全民当兵的兵役制度。商鞅认为“圣王见王之致于兵也（王业成就于兵强），故举国而责之于兵（要求全国民众都当兵）”，所以商鞅特别重视户籍制度。据《文献通考·兵考一》说：“及孝公用商鞅，定变法之令，令民什伍，……凡民二十三，附之畴官，给郡县一月而更，谓之卒。复给中都一岁，谓正卒。复戍边一岁，谓戍卒”。“正是由于这种严密的户籍制度和全民当兵的兵役制度，才保证秦国有充裕的兵源，使秦军高达“带甲之士百万”。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第一个提出并实行全国适龄民众都要服兵役的动员制度的军事家，就是商鞅。这一制度对我国军制史的发展，影响极大，几乎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沿用。

3.“一民于战”

为了保证战争胜利，最主要的必须使军队经常保持有勇敢杀敌的高昂士气。因而，商鞅赋予政治的第三个职能，是“一民于战”，即用法律、制度来培养和巩固全民重战的精神。商鞅说：“民勇者战胜，民不勇战败。能一民于战者，民勇，不能一民于战者，民不勇”；“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可用矣”。怎样才能一民于战？商鞅认为“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则兵无敌矣”。所以商鞅实行了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军功爵制度，使“利禄官爵搏（专）出于兵无所异施，”不论何人，要想得到官爵利禄，只有在战场上立劝，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商鞅还对于军功的晋级加赏办法，以及户口登记、攻城和野战立功的标准、考核方法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与赏伴随而行的则是重刑。商鞅认为：“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立约也”。例如他规定，攻城时突击队员（陷队之士）十八人编为一组，能拼命奋战，完成任务，每人赐爵一级，战死者由家中一人继承爵位；但如不肯拼死奋战，则斩首；逃避战斗，则处以当众车裂之刑。商鞅就是用赏刑两手使全民重战，从而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比他稍后一点的荀况，曾对齐、魏、秦三个大国的制度及战斗力进行评论。荀况认为：崇尚个人技击的齐军，只有“事小敌”；实行“武卒”职业兵制度的魏军，“数年而衰”；只有用赏刑两手，“使天下之民，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的秦军，才最有战斗力。他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必然溃败。这种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4.“故秦事故，新民作本”

为了保证战争胜利，除了要有大量从事战斗的军队以外，还必须有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大军。因而，商鞅赋予政治的第四个职能，就是招引三晋民众来秦，实行“故秦事故，新民作本”的政策。商鞅根据当时秦国地广人稀，三晋土狭民众的情况，用“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的优厚条件，招诱三晋的民众来秦务农。他认为这样将使“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百万之众的人民离开了三晋，“其损敌也与战实同，而秦得之以为粟”，这是对农、战两利之计。商鞅说：“夫秦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安则敌息（敌人得到休养生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四世战胜而天下不能令。以故秦事故（以秦国原有的民众从事作战），而使新民作本（使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兵虽百宿于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境内所能给军卒、车骑。（我所说的用兵，不是全国内所有人都去作战，而是按国内所能提供的兵员、车辆和马匹来动员）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春天破坏放人农耕），夏取其食（夏天去吃敌人食粮），秋取其刈（秋天抢收敌人庄稼），冬陈其宝（冬天发掘敌储存之粮）。以大武摇其本（用战争手段破坏，动摇敌国的根本），以广文安其嗣（再用政治手段争取敌国民众）。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无不归顺之民）。”商鞅将民众划分两部进行大体分工，一部主要从事作战，一部主要从事生产的政策，来源于管仲的“三其国而五其鄙”，它对秦国当时和后来的战争，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认为战争胜利的关键是战略决策正确

战略、战术，作为军事理论，在我国先秦时期还没有明确的区分。但在进入战国后，由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有时甚至同时存在两个战场，战争全局和局部的区分，逐渐清楚；战争的战略决策和战争的作战指挥之间的差别，也开始为人们所了解。商鞅对此有相当可贵的认识。他非常重视战略的作用，他认为带有全局性的战略决策，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他说：“若兵敌强弱（双方力量相当），将贤则胜（将帅指挥才能高的一方战胜），将不贤则败（将帅指挥才能差的一方战败）；若其政出庙算者（如果战略决策是根据对战争全局权衡后作出的），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将帅指挥才能差一些也能获胜）。”他还认为所谓权衡战争全局，就是对敌我双方总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他说：“兵起而程（衡量）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军粮储备）不若者勿与久（持久战），敌众勿为客（敌军数量占优势不要进攻它），敌尽不如，击之勿疑（敌各方面都不如我军，则毫不迟疑地向它攻击）。兵大律在谨（决定战略的主要原则是必须谨慎），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作出决策之前，能从各个方面对敌情进行分析，就可以判断出战争的结果）”。

此外，在《商子》中，还保存有商鞅有关城邑攻防战法和军队编成等部分言论，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战术思想。在当时，他是被看作为优秀的军事家的。如荀况就将他和田单、乐毅、庄跻等名将并提，说他们“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

嬴政

嬴政（前259—前210），即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秦王朝的建立者。他“继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领导秦国进行了统一战争，消灭了并立称雄的六国，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他在统一之后，进行改革，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封建政治、经济发展及巩固国防的政策和措施。嬴政与此同时，也实行了一系列残酷剥削和压榨人民的暴政。他既是一个对我国历史有过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给当时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暴君；同的还是一个有远大战略眼光、善于使用军事人才、对后世的军事发展起过巨大影响的军事统帅。

秦之所以能够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最直接的军事原因，是秦的力量强大而六国的力量微弱。这是秦自变法以来，经各代君臣们数世经略的结果。“时势造英雄”，嬴政正是在结束割据局面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登上王座的，所以统一战争的胜利，才在他的手中实现。从战争过程来看，嬴政并未表现出过人的军事才干，他的战略和作战指导，也没有超出前人的水平。但作为秦的最高军事统帅而言，他具备军事统帅所必须具备的品格和能力。这就是统一战争胜利于公元前221年而不是以后的主要原因。

从军事人才角度看，军事人才是分为不同的若干层次的。诸葛亮曾说过，“将之器，其用大小不同”，并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将才分为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人之将和天下之将六个层次。对天下之将即最高军事统帅的要求，当然不同于一般将领。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瑞士的若米尼说：“一个军队总司令最主要的素质永远是：具有顽强的性格或勇敢的精神，能够作出伟大的决定……”我国古兵书《军谶》提出将帅的“十二能”，其中有能接受下属意见，能容纳人才等内容，嬴政正具有这两方面的品格。

嬴政亲政后，立即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形势，用李斯、尉缭之谋，对战略作局部但很重要的调整，加强进攻力量，加快进攻步伐，这就是“伟大的决定”，是关系历史进程的伟大决定。当攻赵之战连续受挫，部队被歼十余万，遭到他即位以来最严重的打击时，他能毫不动摇地继续执行他的战略方针，没有一定的洞察力、预见性和合理的冒险精神，是难以下上述决心的。

废除“逐客令”和大批任用外来人才，说明嬴政能够接受属下意见，能够容纳人才。李信本是一个勇敢的青年将领，在灭赵、破燕之战中，都立过大功。曾率领数千人的少数兵力，穷追燕军于千里外的辽东，迫使燕王喜杀太子丹献头求和。所以嬴政拒绝了老将王翦的要求，派李信为主帅率军攻楚，结果大败而归。嬴政发现自己判断错误，李信并非帅才，立即亲请王翦挂帅，倾全国之兵交其再度攻楚，终于获胜。而对待李信，嬴政也不是将战败之责完全推给他，自己承担了识人不准、使用不当的领导责任。他认为李信虽非帅才，但仍不失为优秀的将才，依然予以重用，命他率一支大军跟随王贲进攻辽东及代，终于俘燕王喜、虏代王嘉，消灭了燕、赵的残余势力。第二年随王贲灭齐，被嬴政封为陇西侯。这又说明嬴政不但能接受意见、容纳人才，而且敢于承担责任，勇于纠正错误和善于使用人才。这也是他虽不亲临战场指挥，却能决胜千里之外、迅速消灭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嬴政的品格和他在军事上的伟大成就来看，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最高军事统帅。但他之所以应该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在军事家的队伍中占有一席的原因，却并不在此。而是因为他继承前人军事遗产的墓础上，创建了一个统一的、相当完善的国防体系。

中国统一之后，主要威胁来自匈奴，嬴政因而将战略方向由中原转向北方。匈奴以骑兵大兵团进攻为主要作战方式，所以嬴政首先下令北部边境修整和增建长城，使之成为一道统一的国防防线，以限制匈奴骑兵机动性的发挥并从而夺取战场主动权。这条国防防线。是由大量依险据扼、利用有利地形修建的亭（哨所）、障（小据点）、塞（要塞、大的据点）、城（军事重镇）、再以长城联结起来的永备工事。亭、障有步兵戍守，城、塞中有以骑兵为主的各级预备队集中驻屯，战略机动部队部署在首都咸阳。以咸阳为中心的道路网络通往四方，主要防御方向有直达道路通至边防。沿途防线和驰道又密布着烽燧、邮驿等报警通讯等设施。当长城外的望哨发现敌情时，立即通过烽燧信号将情况报告至各级指挥部及一定范围的边防地段，进行战斗准备。通过邮驿传递，可以迅速地上报情况和下达命令，使中央及各级指挥部都能及时掌握边防情况及事态的发展。必要时可通过良好的驰道，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足够的兵力于指定地点，或实施出击。可见这个以长城为主体的边防线，不但可以起到保障边内人民安定地生产和生活的防御作用，而且可以起到掩护军队集中、调动、作为进攻出发地位的作用。这样的国防体系，在我国军事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在以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多数王朝的国防虽然有所发展，但在总体规划上，都没有完全突破嬴政创建的这个国防体系。因而，嬴政有资格被称为对我国军事有重要贡献的军事统帅。

韩信

韩信（前196），淮阴人，汉初著名的军事将领。他熟谙兵法，常能创造性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后世兵家所推崇。在楚汉战争中，他战功最大。刘邦称赞他“战必胜，攻必取”，列为兴汉三杰之一。先被封为齐王、楚王，后贬淮阴侯，最后为吕后所杀，韩信善于治军，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统兵“多多而益善”，曾参与整理汉前兵家著作；并著有兵书三篇，及收集、补订军中律法，可惜都已失传。韩信韩信降为淮阴侯后，居京都。一日上朝，汉高祖刘邦问韩信说：“如我能将几何？”信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刘邦再问：“于君何如？”信答：“臣多多而益善耳。”刘邦笑着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答：“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韩信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多多益善”。就是在人心所向的基础上，尽量扩地增兵，广开人力、物力、财力的来源，大量扩建军队，从政治上孤立项羽，经济上压倒项羽，军事上包围项羽而最后战胜项羽。

军事家的战略思想，都产生于一定历史背景，并为其政治目的服务。韩信所处的历史背景是：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后，刘、项继之而起，刘邦乘虚入关，灭了暴秦；项羽救赵，全歼了秦主力章邯军，诸侯折服，威震天下。虽然楚怀王有约，“先入关中者王之”，但刘邦力量较弱，不得不接受西楚霸王项羽的号令，让出关中。项羽成了当时天下的共主。但项羽军力虽强，却失去人心，又不能用人，不仅刘邦不服，诸侯也多不服，项羽的天下是极不稳定的，这就是韩信所说他的“其强易弱”。刘邦的军队不仅数量上不及项羽，而且质量上更不如项军的傈悍善战。楚汉战争的经过表明直到垓下决战，刘邦军的突击力仍不如项羽军。在战役战斗上，正如项羽乌江自刎前所说的：“七十余战，未尝败北。”但刘邦入关后政治上颇得人心，也比较能够用人；经济上汉中地连巴蜀，潜力亦大。只有刘邦具有与项羽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可能性，韩信背楚投汉的原因就在这里。在这种楚强汉弱的特定条件下，韩信要辅助刘邦战胜项羽，就必须在战略上做到以多胜少，以数量上的优势，来弥补质量上的不足。所谓多当然不是乌合之众，而是按军法治军，按号令行动，按阵法作战的节制之师。把新收编和征发来的士兵，迅速建成节制之师则是韩信的特长。他在刘邦颇得人心的政治基础上，扩地增兵，大量建立节制之师，在正确的作战指导下，以时间和多次的作战去抵消项羽军强大的突击力，终于使敌我的强弱易势，一战彻底消灭了项羽，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韩信灭魏后所提出的“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的战略计划，充分体现了他的战略思想，是一个扩地扩军、包围项羽的绝妙计划。不仅刘邦大量抽调赵、代精兵充实荥阳正面，以抗住项羽的突击；韩信自己还建立了一支三十万人的大军，实现了从北面包围项羽的战略计划，成为垓下决战最终击灭项羽最重要的因素。

垓下决战的战役指导，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战略思想。汉军的总兵力占五倍以上的优势，只韩信就有三十万人，加上刘邦亲率的正面大军和彭越、英布的军队，远远超过五十万人；而项羽则只有十万人。这样大的数量上的优势足以抵销项羽军强大的突击力。汉军的战役部署是三个梯队，即大纵深的部署。韩信军抗不住项羽的突击，有两翼军进入交战；一梯队抗不住，有二梯队；二梯队仍抗不住则有三梯队。这样不断削弱疲惫项羽军，最后必能取得完全优势，把项羽军层层围住而取得最后胜利。战争经过表明，韩信“多多益善”的指导思想是成功的。

韩信的战役指导，充分体现了“知彼知己”，因地制宜，出奇制胜，每有新意。

韩信在北方战役中组织了三次河川战役：破魏之战，佯渡诱敌，避实击虚；井陉之战，背水诱敌，奇兵袭壁，潍水之战，沙囊堵水，半渡而击。每战都“知彼知己”，“致人而不致于人”；都因地制宜，样式各异；都出敌意外，突出一个“奇”字。结果每战都取得了全胜。

还定三秦和袭占临淄两役，则充分发挥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妙用。

《孙子兵法》中所提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因敌而致胜”，“致人而不致于人”，“故其战胜不变，而应形于无穷”等原则，在韩信的战役指导中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挥。

韩信不仅是一位每战必胜的优秀军事将领，而且是一位著有兵法的军事理论家。他曾撰写兵法三卷（已散失），并与张良共同整理过先秦的军事著作，从一百八十二种兵书中，精选出三十五种，对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后世对他极为推崇，说“古今兵家者流，当以韩信为最”。

周亚夫

周亚夫（前143），沛人，绛侯周敦次子。文帝十五年（前165）即已任河内郡守；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受封条侯，“续绛侯后”。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匈奴大入边，烽火直通长安，亚夫受命以河内守为将军屯细柳，与将军刘礼、徐厉共卫京畿。周亚夫营纪律严明、制度整肃。汉文帝极为赞赏，拜为中尉。周亚夫景帝三年（前154），吴王濞与楚、赵、胶东、胶西、川、济南等七王举兵叛乱，直抵长安。景帝以周亚夫为太尉，率兵平定叛乱，仅三个月，七国皆平，七王或被杀或自杀。

这次平叛战争，关系到汉室的巩固、发展，及汉王朝的统一，也关系到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贯彻。对汉及其以后的王朝均有极大的影响。周亚夫以大致相当的兵力，一击而胜，成为汉代的名将。

刘邦翦除异姓诸王后，曾与诸大臣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大封刘氏子弟为王。他以为凭血缘关系，可以避免王室孤立，期能共保汉室。殊不知权位之争并无亲疏之别，子杀父，弟杀兄，屡见不鲜。大封同姓诸王，恰恰种下了吴楚七国之乱的祸根。经过铲除吕后和外戚诸吕之乱，同姓诸王的权势更为显赫。他们“跨州兼郡，连城数十”，控制着南北各地大片地域。汉室直辖地区仅十五郡，而诸侯王的封地竟达三十九郡。各诸侯国可自置除丞相以外的官吏，掌握着地方的财政、军事大权。吴楚七国都在山东、江淮富庶地区，他们的经济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积累，经济力量最强的吴国所铸的钱币流通全国。

文帝时著名的政治家贾谊、晁错等不断上疏，指出当时“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已形成尾大不掉的危险局面；并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其支郡”等削藩建议。文帝、景帝先后采纳这一建议，于是汉室中央与吴、楚等诸侯王之间削藩和反削藩的矛盾，成为当时突出的矛盾。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辈分最高、封地最广，辖有扬州、会稽、豫章等郡，都城在广陵（江苏扬州），广产盐铁，财力富足，早有觊觎帝位的野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军力的扩充和中央削藩政策的推行，暗中串通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川王贤、济南王辟光，以诛晁错为借口，于汉景帝前三年（前154）正月，起兵发动叛乱。吴王刘濞亲自率吴军二十万人，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号称精兵五十万，要“匡正天下以安高庙”，锋芒直指长安。

梁国是文帝次子刘武的封地，辖四十余城，首当吴楚大军之冲。正月，棘壁（河南永城西北）一战梁军数万被歼，吴楚军乘胜西进，围攻梁都睢阳（河南商丘南）。

景帝初闻七国反时，为吴相袁盎所误，以为“急斩错以谢吴，吴可罢”，错杀了晁错。刘濞叛乱的目的是夺取皇位，岂是为一晁错。刘濞拒见汉使，围攻睢阳如故，景帝这才决心平叛，以周亚夫为太尉，率三十六将军击吴楚军，命郦寄、栾布率军击赵、齐，以宿将窦婴为大将军，率军屯荥阳以支援各方。

周亚夫受命击吴楚时，向汉景帝建议说：“楚兵剽轻，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这就是他的战略方针。在景帝同意后，他采取了下述措施：

抢占荣阳，先声夺人

周亚夫受命后，立即令各军到荥阳集中，自己准备走直道经山、渑池、洛阳去荥阳。有名赵涉者拦车献策说：“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指深入敌后的伏兵）于骰渑（山、渑池间的险路）之间。且兵事尚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周亚夫采纳了这一建议，即改道出武关直指洛阳。搜查渑间，果获吴伏兵。赵涉的建议很有见解，吴王派出伏兵刺杀主帅，假如得逞，将造成后方紊乱，会破坏汉军计划，有利于吴楚军鼓舞士气和迅速西进；而汉军若能迅速地按计划集中荥阳，则可表明景帝平叛决心大，汉军素质、计划好，可收先声夺人之效，对其他各有打算的叛王，也可以起到使其犹豫徘徊的作用。

周亚夫“会兵荥阳”，是很有战略眼光的。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冲，系兵家必争之地。荥阳以西，北有黄河，南有嵩山，中有渑之险，是豫西、陕、洛的屏障；而荥阳以东则是一马平川，利于汉军车骑行动。汉军迅速顺利地集中荥阳，不仅占有武库兵械，据有敖仓米粮，保证了军队的物质供应，而且也扼制了关中的门户，能确保京师的安全。对固守待援的梁国，也能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更重要的是“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从而加强汉军的战斗力。所以周亚夫到荥阳时高兴地说：“今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

进据昌邑，以梁委吴

“以梁委吴”是周亚夫战略运用的核心。梁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河南杞县西南），四十余城，多大县”，是人力、物力、财力都较强的大国。梁孝王刘武，是太后的少子，景帝的同母弟，又有宿将韩安国为之辅佐，而梁都睢阳，则是防御设施良好的坚城，易守难攻。吴兵虽众，在刘武与韩安国的坚守之下，必不可能迅速攻下。周亚夫深入分析了梁的地位、战力和作用之后，认为“吴兵锐甚，难与争锋”，即使两军会合，也难以限制吴楚军的行动；但“楚兵轻，不能久”，若“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俟其精锐尽耗坚城之下后，再行进击，必可一战而胜。周亚夫遂决定东据昌邑（山东巨野东），与睢阳成犄角之势。如睢阳尚能守，则坚壁不出，以待吴楚军力竭自疲；如睢阳危，则挥军南下，直击吴楚军之背；且昌邑在睢阳东北，向东南进击，就可威胁楚都徐州并切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有后顾之忧。这样，不援而援，委而不弃，以此来消耗吴楚的精锐，使其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确实相当高明。睢阳以南是淮河水系，昌邑之北是黄河和大野泽，睢阳、昌邑地区是无法绕过的，何况窦婴还在荥阳控制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所以周亚夫这着棋一下，吴楚军受制的态势就形成了。

绝其粮道，一战而胜

吴楚军知周亚夫已屯昌邑，于是加紧进攻睢阳，刘武多次遣使请援，甚至向景帝告状，周亚夫均毫不动摇，坚壁不出。只派弓高侯等将率轻骑出淮泗口（江苏淮阴市西泗水入淮处）断吴楚军粮道。直至吴楚军攻势顿挫，无法西进，军力大为削弱时，周亚夫才率军南移下邑（安徽砀山），直接威胁吴楚军的退路，但仍坚壁不战。吴楚军西进受挫，退路又受威胁，不得不转攻周亚夫以寻求主力决战。吴楚军虽然数次挑战，周亚夫始终坚壁不出。刘濞企图以声东击西的战法击败汉军，派一部兵力佯攻汉营东南，而以主力精兵暗袭汉营西北。周亚夫识破其谋，采取明防东南，实备西北的方法，迎头痛击，大败吴楚军。这时吴楚军“士卒多饥死叛散”而去，吴楚军不得不引兵退走。周亚夫率精兵乘胜追击，再次大破吴楚军。刘濞逃至江南，被吴越王诱杀，楚王刘戊自杀。其他战场，胶西王及赵王亦自杀。仅三个月时间，吴楚七国之乱皆平。

周亚夫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制敌机先，即在战略运用上要比敌方棋高一着，一开始就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逐步将敌逼入困境，尔后击其饥疲，一举破之。

七国叛王联盟，在政治上的共同点是反对削藩，但对汉室中央的军事力量都有所顾忌，且各有打算：有的要推翻汉景帝，夺取全国统治权；有的想扩大地盘，增强力量；有的则只想保住封地，保住军、政、财大权。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开始的形势对战局的发展关系巨大。如叛军旗开得胜，长驱直进，则叛王联盟就会加强，叛王的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加，甚至原持观望态度的也会跟着参加。而汉室方面则必然人心惊恐，战区扩大，不仅调动物力、集中兵力增加许多困难，甚至能否稳定战局，控制战事的发展也颇成问题。反之，如果汉室决心果断，汉军集中迅速，叛军行动受挫、受限，则叛王们的观望情绪就会增长，有的甚至可能犹豫、动摇，形势发展会正好与上述相反。

叛军以吴楚合势为主力，由彭城西进，一开始就受到梁国的坚决抗击以致顿兵坚城之下，这正好为实现制敌机先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制敌机先的首先要求，是必须能使汉军迅速集中荥阳，并尽快东进抢占战略要点，使梁国不致孤军作战。以便能利用睢阳坚城消耗疲惫叛军。周亚夫在这一点上完全做到了。

周亚夫的作战指导，是“以梁委吴”，“坚壁不出”，“绝其食道”，击其饥疲。汉军集中荥阳并占了昌邑之后，就已反客为主，能以大致相当的兵力，组织防御战役来完成战略进攻的任务了。这一指导，代价小，平叛快，的确非常巧妙。

梁国棘壁一战，损失数万，吴楚乘胜而进，梁军又败，最后坚守睢阳。周亚夫大军“以梁委吴”，不救睢阳而北走昌邑，在吴楚军加强攻梁、梁王数遣使求救的情况下，仍然坚壁不出。这种作法，从理论上讲很好理解，但实际做起来却非常难。“以梁委吴”，必须委而不弃，恰当地掌握火候。“委”到什么时候呢？要“委”到梁王虽竭尽全力但还能勉强支持的时刻，否则就不能达到最大限度削弱吴楚军的目的。当然，周亚夫还掌握了两张王牌，一张是遣轻骑出淮泗口断吴楚军粮道，一张是向南挺进，直接威胁吴楚军后方，所以心中较有把握。但梁王在围城内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万一吴楚军突入，就要城破身亡，因而一再请援。周亚夫顶住了梁王的求援已很不容易，更何况梁王上诉景帝，请下诏出援，景帝也果然下了诏，周亚夫竟“不奉诏，坚壁不出”，这就非常难能可贵了。梁王是景帝的亲弟，太后的爱子，万一睢阳失守，梁王有失，周亚夫是要被杀头的。他能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坚持自己的作战指导方针不变，这在封建时代的确是罕见的。仅此一例，就可以看出周亚夫指挥的坚定了。

文帝后六年（前158）冬，匈奴大举人边，三万骑入上郡（陕西榆林南），三万骑入云中（内蒙呼和浩特西南），烽火直达长安。汉文帝除派军防守狐（河北蔚县东南）、句注（山西代县西北）、北地（甘肃庆阳西北）外，令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屯细柳（陕西长安西北），宗正刘礼为将军屯霸上（陕西长安东），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屯棘门（陕西长安北），以保卫长安。文帝亲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时，直驰入营，将军以下均下马迎送。及至细柳军，军士披甲执锐，弓弩持满，戒备森严。文帝先遣官员到时，不得入，宣称“天子且至”，而军门都尉却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不久，汉文帝到达，亦不得入。于是遣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劳军。”周亚夫这才传令开营门。营门军士又对随驾车骑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驰驱。”汉文帝只得按辔徐行。至营内时，周亚夫身戴兵器作揖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深为感动，立即改容俯身就轼，表示敬意，并使人称谢说：“皇帝敬劳将军。”礼成而去。出营门后“群臣皆惊”。汉文帝说：“嗟呼，此真将军矣！曩者（以前）霸上，棘门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乃任周亚夫为中尉。文帝临终前，戒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死后，周亚夫被任为车骑将军。

周亚夫平七国之乱，有大功于汉，五年后拜为丞相，景帝甚为器重。但梁王刘武对周亚夫坚壁不救，一直耿耿于怀，每入朝，常在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短处。窦太后要封皇后兄王信为侯，丞相周亚夫上言：“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汉景帝“默然而沮。”以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景帝又想封其为侯以劝后来者，又遭周亚夫反对，景帝不听，并免其丞相职。不久，景帝于禁中召周亚夫赐食，“独置大（大块肉），无切肉，又不置箸（筷）。”周亚夫心中不平，向掌膳者索筷，景帝笑着说：“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吗？”周亚夫免冠谢罪而出，景帝目送之说：“此鞅鞅，非少主臣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景帝对周亚夫的功高威重是深为忌惮的。当强敌压境、七国叛乱时，文帝、景帝都能十分明智的理解军令军威对战胜敌人的重要性，但危机过去，时过境迁，涉及皇亲国戚的利益，特别是太子年幼，深恐大权旁落时，倚重就变为猜忌了。这种情况在封建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以后，周亚夫的儿子为其父买甲木盾五百具准备作为葬具，被人告为“欲反”，事情牵连周亚夫，被“召诣廷尉”，周亚夫自知不免，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但周亚夫平吴楚七国之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他细柳屯兵治军严谨，虽皇帝亲临也坚持照章办事是历来传为美谈的。

从军事学术的角度看，周亚夫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都有一定的成就。首先，他能在全面分析敌我兵力对比和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力争制敌机先，处处掌握主动，使整个战争进程，都在自己驾驭之下，这在古代战争史上，并不太多。其次，“以梁委吴”的作战指导，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也颇有创新精神。至于以战役防御为主要手段，去完成战略进攻任务，更是古代战争史上少有的战例。

卫青

卫青（前106），西汉杰出的军事将领。“善骑射，材力过人”，胆略兼备，“有将帅材”，“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由骑奴而至大将军统帅，击匈奴，五战五捷。以殊功位至大将军、大司马，封长平侯。对骑兵沙漠作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卫青卫青，字仲卿，河东平阳（山西临汾西南）人。其父郑季原为县吏，后在平阳侯曹寿家供职，与侯家奴婢卫媪私通，生下卫青。青的同母姐姐卫子夫为侯家歌女，被汉武帝看中召入宫中。恩宠日隆，青遂冒姓卫氏。

卫青少时，其父郑季命他牧羊，因是私生子，所以受同父异母兄弟的歧视，形同奴仆。长大后被平阳公主选为骑奴，位虽低微，但锻炼了骑射，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卫子夫入宫后，卫青亦得在建章宫供职。不久，卫子夫怀孕。陈皇后无子，甚妒子夫，大长公主派人捉住卫青要杀他泄愤，被卫青的好友骑郎公孙敖中途夺去，得以不死。汉武帝得知此事后，召见了卫青，授青为建章宫监、侍中。从此卫青得随侍汉武帝左右，以材力绝人，逐渐得到赏识。接着卫子夫封为夫人，卫青亦得任太中大夫。

汉武帝即位之后，对匈奴的战略，开始由消极防御转为反攻。第一次马邑诱击战虽然劳师无功，但却获得了不少启示。首先是发现了步兵机动性太差，无法与匈奴骑兵相比，使用于马邑伏击的军队，绝大多数为步兵，设伏时行动缓慢，准备费时，不易保守秘密，而当敌军退走时，虽距离不远，也无法实施有效的追击。其次是发现这种“守株待兔”的战法过于被动，必须主动出击、寻敌决战，才能真正解决边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汉军宿将战术思想保守，缺乏积极进取精神，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求。如当匈奴北撤时，老将王恢，虽有截敌辎重的想法，但囿于以往消极防御思想的影响，明知可行，“亦不敢出”，使汉武帝不得不提拔一批年轻有为、英勇敢战而又不受旧的战术思想影响的将领，置于领导岗位，以执行他的反攻任务。他的左右亲随人员，自然在首选之列。汉武帝喜骑射狩猎，“又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其中亦有从狩猎中训练骑士、选拔将材和提倡好武之风的成分。卫青、霍去病都是从随从狩猎的侍卫中选拔出来的。

卫青“善骑射，材力绝人”，加上卫子夫得宠，卫青贵为外戚，就更得武帝青睐。元光五年（前130），卫青由侍中一跃而为车骑将军，从此开始了他驰逐大漠的军事生涯。此时估计他不过二十五六岁。

元光六年（前129），汉武帝组织了一次塞前近距离出击，共分四个方向。由卫青等四将统帅。各万骑，四将之上不设统帅。此役只卫青袭击了单于龙庭，歼敌七百人。其余三将，或无所得，或损失过半，老将李广亦战败被俘（途中抢马夺弓，驰回本军）。充分显示了卫青的将材，使他初露锋芒，“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卫青受封关内侯。

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发动了河南战役，由卫青统一指挥。出云中，至高阙，实行了进军二千余里的一侧大圈转包围，聚歼了河南匈奴军，仅跑掉白羊、楼烦二王。这是一次远距离的侧敌进军，随时有受到右贤王侧击的可能，所经大部分是从未到过的沙漠、草原，要从一侧压迫河南匈奴军于河套而歼灭之，更需行动迅速，组织周详。卫青对如何封锁消息，秘密行动，捕捉匈奴暗哨巡骑，寻找可靠的向导，了解水草位置，以及解决大军供给等等，都计划得很周到，从而达到了收复河南、聚歼白羊、楼烦王所部的战役目的，显出了卫青指挥一个较大战役的卓越才能。获得了汉武帝更大的信任，晋爵长平侯。

元朔五年（前124）春，汉武帝又发动了袭击右贤王庭战役，此役卫青指挥四将军共十余万骑，已是大军统帅了。在卫青的指挥下进行了一次非常出色的远程奔袭。十余万骑的大军，出塞六七百里，秘密迅速，做到了完全出敌意外，而且情况摸得很准，真是“飞将军从天而降”。到达目的地后，卫青又十分果断和迅捷的展开兵力，四面合围，除右贤王仅率数百骑得以突围逃走外，其余右贤王所部、包括裨王十余人，全部被歼。此役打得干脆利落，的确很出色、很成功。可以这样说，卫青的指挥艺术已经成熟，已掌握了在沙漠草原地带，在广正面大纵深中，以大骑兵集团捕捉和歼灭敌骑兵集团的要领。汉武帝立派使者至塞上，授卫青以内朝最高的职位大将军，诸将皆受大将军节制。

元朔六年（前123），卫青率六将军两出定襄，袭击单于本部，均未捕捉住匈奴主力，仅斩获一万余人。但汉军已损失三千余人。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决心在漠北与匈奴主力决战。命卫青率四将军，五万余骑出定襄求左贤王所部决战，命霍去病率五万精骑，出代郡求单于主力决战，另有步兵数十万掩护辎重在后跟进。

卫青出塞后，获俘得知单于所在，虽卫青的任务是求左贤王所部决战，但他深知武帝总的企图，当机立断，立即率精兵直奔单于所在。过沙漠后，发现单于正在漠北陈兵以待。卫青立即命武刚车构成环形车阵。派五千骑出战，单于亦派万骑应战。双方激战至黄昏，大风骤起，扬沙击面，两军互不相见。卫青当机立断，乘势派骑兵从左右两翼实施包围，单于见汉兵既多且强，自率数百壮骑，趁天色昏暗，冲出包围向西北方向逃去。卫青击溃当面匈奴军后，立即派轻骑连夜追击，大军在后继进。因得知单于逃走的消息较晚，所以未能追及。卫青率主力进至匈奴后勤基地的寅颜山赵信城，补充军粮后，烧毁余粮及赵信城凯旋而归。此役歼敌一万九千人。这次关键性的漠北决战，卫青把沉着谨慎与大胆猛进和谐的结合起来，表现了很高的指挥艺术。

卫青大军一出沙漠就遇单于主力严阵以待，卫青沉着应战，首先环车为营，自立于不败之地。假如匈奴发起冲击，则汉军可依托武刚车阵，发挥强弩的威力，先以防御作战消耗敌人，然后后发制人发动攻击，这就大大削弱了匈奴以逸待劳的有利条件，夺得了战场的主动权，正合乎孙子所说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当大风骤起之时，对双方造成的困难完全相等。取胜的因素主要看双方指挥官的智勇和军队的素质。卫青占敌机先，立即纵大军合围单于主力，充分显示了卫青的胆略。匈奴主力陷入包围。不知汉军有多少，战斗意志已完全瓦解。这时军队素质亦起重要作用。汉军训练有素，赏罚严明，纵然在两军互不相见的情况下，卫青的号令仍能层层下达，坚决执行。匈奴军则素来“不羞遁走”，善作鸟兽散，此时各级组织已失去指挥，各人自顾逃命，单于本人一走，胜败之局就定了。

卫青不愧是西汉杰出将领，司马光评他“有将帅材”“故每出辄有功”，是很恰当的。他的战略战术的成就，可以归纳为：善于在沙漠草原组织骑兵集团的进攻战役；善于发挥骑兵的特长，实行远程奔袭，捕捉战机和包围歼敌。在此之前，汉族名将中没有人在沙漠草原地带指挥过规模如此巨大而又获得成功的战役。卫青的战略战术运用，是极其有创造性的。

元朔六年，卫青二出定襄击匈奴本部时，右路赵信投敌，苏建孤军奋战，只身逃回。卫青问僚属当如何处理。议郎周霸说：“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卫青对周霸的意见非常反感，他和掌军法的僚属看法一样，认为“建以数千里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他批评周霸说：我以皇帝“肺腑”统军，“不患无威”。让我为明威而斩战将，“甚失臣意”。即使苏建确实当斩，我也“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还是“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以示“人臣不敢专权”。后汉武帝果免苏建罪，仅使赎为庶人。卫青这种不为自己立威而斩将的作法，是深得士心的。

据苏建说他曾向卫青建议，让他招纳一些名流文士，以提高他的威望。但卫青却说：“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卫青这种奉法遵职，不肯为提高自己的声望而网罗门客的作法，正说明了他的谦虚谨慎和不妄自尊大。

由于卫青地位尊宠，“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独汲黯分庭抗礼，长揖不拜。卫青并不为此不满，反而更尊汲黯之贤。他这种居功不骄，“遇士大夫以礼”的品德，更受到朝士的尊重。

漠北之役，卫青与霍去病都立了大功，但汉武帝重赏霍去病而不赏卫青。卫青对此一无异词，也不闹情绪。从此以后，“大将军日退，而骠骑日益贵”，卫青属下故人多去奉承霍去病，卫青对此亦听之任之，不争不妒。

袭右贤王之役后，卫青十分得宠，汉武帝除了封卫青为大将军并加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外，还封卫青的三个幼子为侯。卫青谢恩并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列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汉武帝听了之后连忙说：“我非敢忘诸校尉之功也。”立即加封了公孙敖等九人为侯。漠北之役，李广失道自刎，后其子李敢为郎中令，怨大将军“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卫青不计私怨，爱护部属，所以“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

卫青除了有杰出的将材，还深受将士的爱戴，这也是他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刘彻

刘彻（前156～前87），即汉武帝。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三年，大部时间在战争中度过。他“雄才大略”，“好大喜功”，是封建时代最有名的帝王之一。由于战争战略的实际决策，均出自他手，所以也是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统帅。他武功显赫，是中国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位的半个世纪，是汉代武功的极盛时期，但由于“穷兵黩武”，战争频繁，也给人民造成很大的灾难。不过他晚年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力图纠正，避免了一场像秦始皇那样的命运。他在战略上也犯有错误，但他在军事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在中国军事史上，应当给予适当的地位。

战略指导思想

刘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以进攻解除北部边患。在他的进攻思想指导和影响下，汉匈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浩大的战争：正面近万里，纵深数千里，双方总共投入了近百万的以骑兵为主体的大军，战争持续了近百年之久（从武帝元光二年到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133刘彻年到公元前34年）。最后以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内附，北匈奴郅支单于西奔康居，汉西域都护府副校尉陈汤越葱岭攻破郅支城，郅支单于战死而宣告结束。“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刘彻的进攻思想有下述特征：

1.扩建骑兵兵团以骑兵对骑兵

当时战争的主要对象是以骑兵为主的匈奴，要想以攻势战略在沙漠草原地带战胜它，就必须建设一支数量多，质量好的骑兵，以骑兵对骑兵。为此，刘彻把官养苑马扩充到四十五万匹，京师和郡国的骑兵都建立起来了。他还在南军中增设期门千人，羽林左骑八百，右骑九百，选召精于骑射的六郡良家子充任，担任皇帝的侍卫。平时通过狩猎，发现人才。卫青、霍去病皆出身于此。刘彻又在北军中创设八校尉，一半为骑兵。马邑诱击时还是步、骑、车都有，到卫青第一次出击时，已主要为骑兵。刘彻就依靠这支骑兵，在沙漠草原的广正面上，进行大纵深的机动作战。

2.实施连续进攻

有计划的五次战略反攻战役，间隔时间都很短。最长的三年，最短的只有两三个月，刘彻这样做的目的，是不给匈奴以喘息和恢复战斗力的时间，以实现其既定的战略目标。以进攻、进攻、再进攻，来摧毁匈奴的一切抵抗。

3.集中优势兵力

每次战役，刘彻都是集中可以集中的一切力量，以造成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绝对优势，以压倒敌人，求得每战必胜。河南战役，兵力不详。袭击右贤王和单于本部时都集中了十余万人。河西战役，虽然只是击其一翼，也出动了最精锐的霍去病所率精骑数万人。最后漠北决战，更是倾全国之力，使用了十万精骑和数十万步兵，以求得保持持续的战斗力，在远渡沙漠之后，仍能保持优势与单于主力决战。

4.开动全部国家机器为军事进攻服务

——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以保证刘彻的战略企图，在全国范围内不折不扣地顺利推行。

——实行严刑峻法，规定“行留”、“后期”都要问斩，但对立功者也不惜重赏。

——加强外交活动，孤立匈奴。派彭吴通涉貊，以阻止匈奴向东发展；派张骞通西域，与西域诸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以切断匈奴右臂。“丝绸之路”从此开通。后至宣帝时还设立了西域都护，统辖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正式在西域建立行政机构。

——发展生产，增加税收，以储备雄厚的资财支持战争。如增加口赋、盐铁官营、酿酒专卖、舟车收捐、出卖爵位、以及纳钱赎罪等。虽有力地支持了战争，但也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提拔青年将领，适应新的形势。在汉初长期消极防御指导下，一批老的将领如韩安国等，始终不赞成和不适应攻势作战。李广是一代名将，历任边郡太守，战功卓著，但在大规模攻势作战中，很少建功，甚至在沙漠中因迷路而误期。刘彻为贯彻自己的攻势战略思想，打破传统框框，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特别是青年将领。如卫青、霍去病出身都很卑贱，虽然他们以后都以姊或母贵而成为外戚，但汉武帝不断提拔他们，并非仅因其为外戚，更主要的是看中他们“善骑射”，英武骁勇，胆气过人，能够适合攻势作战的需要。事实证明，刘彻的作法是正确的，卫青、霍去病等在战争中都建立了殊勋。刘彻对骑兵集团的战略运用自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中原地区的骑兵已逐渐成为独立的兵种，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增大。但在此之前，还是执行战役、战术任务。刘彻以骑兵集团作为战争的主力兵团，遂行战略任务，就中原地区来说，在中国军事史上还是第一次。

骑兵具有机动性大和突击力强的特点，刘彻在使用骑兵集团时，充分发挥了它的长处。对于它的短处，即战斗持续力稍差，则多方设法加以弥补。如寻找熟悉水草和道路的人充当向导，因粮于敌，以及携带预备马匹等。但这些措施只能在深入距离不大、战役时间不长的情况下解决一些问题。对于以十万骑兵组成的大集团，进行两千多里的远征作战，是解决不了补给问题的。为此，刘彻创造了新的办法，即以数十万步兵组成步兵兵团，掩护辎重纵列在骑兵集团之后逐次跟进，使之成为移动式的前进基地。不仅解决了补给问题，而且还使骑兵集团得到强有力的支援。有些受到损失的骑兵部队，还可以在步兵兵团的掩护下进行休整补充，以恢复战斗力。刘彻的漠北决战计划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制订的。

刘彻对骑兵集团的战略运用，在五大战役中都有所论及，这里再集中起来突出几个要点：

1.各个击破

匈奴是当时的军事强国，区域辽阔，企图一口吃掉，是不现实的。只有各个击破，才能逐次肢解它。匈奴三大部中，右贤王对长安的威胁最大。刘彻于是选择他为各个击破的第一个打击对象，但右贤王人马多、辖地广，也只能一口一口的吃。所以刘彻由近及远先击突出部的河南，再击右贤王庭，然后歼灭河西部分。这不仅重创了匈奴主力，而且使匈奴的东西两部越来越远，更有利于继续各个击破。

通过各个击破，在给予右贤王及单于本部沉重打击之后，集中最大优势的兵力，向远走漠北、势单力孤的匈奴主力寻求决战，终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各个击破在战争史上是常见的，但如刘彻这样在数千里广阔的战场上进行的战例则是罕见的。

2.远程奔袭

匈奴地域辽阔，都是骑兵，机动性强，且无固定居处，更不采用专守防御，通常分散在纵深内，狩猎放牧，待机而动。要捕捉这样的敌人，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准确查明敌情的条件下，发挥高度的突然性，对所选定的目标，实施高速度的进攻。刘彻正是这样运用骑兵集团的。战略反攻的五次大战役，基本上都是远程奔袭。

3.迂回包围

迂回包围是捕捉机动性强的敌人的有效手段。刘彻在五次战役中采取了不同样式的迂回包围。河南战役是一侧大圈转包围，利用黄河地障聚歼敌人。河西战役的夏季行动，是深入二千里，绕过居延泽的主力迂回，达到了出其不意，攻其后背，将敌人压迫在祁连山麓而聚歼之的目的。袭右贤王庭和漠北决战，也都是以迅速的战场包围，歼灭敌人的。

4.将计就计

将计就计是“出敌意外”的一种特殊形式，能够更加“出敌意外”，从心理上使敌方丧失信心。

漠北决战，单于陈兵漠北，企图待汉兵度漠后士马饥疲不堪时一举歼灭汉军。这个计划在一般情况下，是理由充分，无可指责。刘彻一面顺着单于的思路度漠深入，使他满以为胜券在握；一方面用前人所没有过的，在通常情况下也是难以办到的办法，即以数十万人组成的步兵兵团掩护庞大的辎重纵列，在骑兵集团之后跟进，以保持战斗持续力，来粉碎单于关于击其饥疲的设想，从而获得了更大的突然性，使单于看到“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意志顿丧，弃军遁走。

另外，刘彻经常将精骑集中使用在一个方向上，如把“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去病”，歼灭了匈奴左部兵七万余人。这是对吴起“聚卒”、“练锐”思想的发展，对后世李世民的“选锋”思想，也有一定影响。

刘秀

刘秀（前6～57），即东汉光武帝，字文叔，南阳蔡阳（湖北枣阳西南）人。是汉高祖刘邦的远支宗室。王莽代汉称帝，失去爵位。其父刘钦官县令，生三男，即刘绩、刘仲、刘秀。秀与纟寅均参加反莽起义，在绿林军所建更始政权中为将。后以河北为根据，建政权和军队，自立为帝，南下镇压了赤眉军，又先后扫平中原割据势力，再次统一了中国。历史上称为“光武中兴”，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杰出的军事统帅。

刘秀总的战略思想，是军政相辅，把运用政治战略放在优先的地位。

政治战略

刘秀在战争中所采用的政治策略，前面各段均已叙述。这里简单地加以归纳，大致有以下几点：

1.韬光养晦

刘秀以重建汉室为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保存自己，他不惜委曲求全。如其兄刘纟寅被杀后的表现就是如此。结果不仅未被牵连受害，而且得到去河北发展的机会。

2.务悦民心

刘秀深知人心向背对战争胜负有决定性影响，为发展个人实力，争取战争胜利，他针对时弊，采取一切办法去争取社会各阶层的人心。如他在河北时的作为，废除暴政、平反冤狱，以及严办贪官污吏等等，都是如此。结果，不仅获得地主阶级的拥护，而且也得到农民的一定支持。很快即发展为几十万大军，成为他逐鹿中原的资本。

3.坐收渔利

刘秀深知疲敌易打的道理，为了能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他极善于利用矛盾和掌握战机。如他在发觉绿林、赤眉开始敌对的时候，一面积极进行消灭他们的准备，一面则坐山观虎斗，等他们互相削弱、两败俱伤的时候，再发动进攻，逐次予以消灭。事实正是如此，刘秀在绿林、赤眉和自己三大主力争夺两京的关键性战争中，并没有花多大力气，就夺得了中原霸主的地位。

4.联陇制蜀

刘秀深知两面作战的危险性，为了不让敌人联合和最大限度地孤立主要敌人，他经常实施拉一个、打一个的策略。如对待陇、蜀的关系上，他充分利用隗嚣既想割据自立又怕刘秀势大的心理，采取了先拉后打的方针。对隗嚣封官赐爵，优礼有加，终于使隗嚣暂时倾向刘秀。几次出兵帮助冯异击退了公孙述向关中的进攻，从而破坏了陇、蜀关系，使刘秀赢得了三年多时间，削平了关东群雄，这是刘秀政治战略的很大的成功。

5.收揽人才

刘秀深知人才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利用一切机会，采取一切手段去“延揽英雄”，使天下人才尽为我用。在河北时，招纳的一批骨干，如冯异、邓禹等固不待言；许多降人，也都成了他得力的战将，如朱鲔等；他甚至以“挖人墙脚”的办法，争取对手的重臣，如马援等。以致刘秀军中文武兼备能独当一面的将帅之多，在封建开国帝王中独一无二。他们对东汉王朝的建立，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军事战略和作战指导

1.各个击破

刘秀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就是：先东后西各个击破。

2.挖心战术

刘秀很善于运用挖心战术：昆阳之战，刘秀率三千人从城西水上直冲王莽大军的指挥部，就是一次挖心战术；平陇之战，命来歙秘密伐山开道，袭占洛阳，也是一次成功的挖心战术，他自己说：“心腹已坏，则制其支体易矣！”；平蜀之战，命吴汉“坚据广都，待其来攻，……须其力疲，乃可击也。”又是一次挖心战术。秘密从间道或以大迂回，袭占敌心腹要地，或堵塞其内部交通，或威胁其指挥中心，然后坚壁不战，使敌方不得不尽调精锐部队来攻，反客为主，以防御手段消耗敌方的精锐，为大军全面进攻创造条件，这种战术在以往战争史上是不多见的。

3.“量时度力，举无过事”

刘秀的战略思想也体现了一个“稳”字，即不急于求成，不勉强做力所不及的事，力求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如击秦丰，围困黎丘达两年之久；围困舒城李宪也达一年半，均不强攻。

刘秀深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所以在统一全国后。“非什警，未尝复言军旅。”对北方匈奴、鲜卑、乌桓，均采取息边养民的政策，只屯兵备边而已。虽西域诸王多次请派都护，刘秀均未为所动，这虽然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它充分体现了刘秀“量时度力”的战略思想。

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原名吉利，小名阿瞒。东汉沛国谯（安徽亳县）人。曹操少年时机警善变，任侠放荡，却“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当时以识人著称的许子将曾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二十岁时以孝廉推举为郎，任洛阳北部尉。为官之始，曹操即严法治政，不惧豪强，棒杀犯禁的受宠太监之叔父。一时间京师豪强敛迹，无敢犯禁者。黄巾起义爆发后，曹操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升为济南相。他到任后惩治污吏，禁毁淫祠，雷厉风行，毫不留情，任所内“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但此时黄巾起义已严重地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朝廷日趋没落。曹操为权贵所忌，遂告病回归乡里，读书射猎，以待时机。

在中国的军事史上，曹操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军事战略家和军事思想家。他征战一生，始终孜孜不倦地研习兵法，手不舍书，从中吸收了丰富的传统营养，并作《孙子略解》三卷。同时他又不拘于传统，能够依据实际，翻然出新，如《魏书》所说：“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兵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因而曹操的军事思想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限于水平和篇幅，这里仅略作了以下几点探讨。

胸怀大志，屡挫不馁

曹操以五千士卒起兵，在汉末军阀混战的角逐中，能够扫灭群雄，统一北方，首先在于他有经远之虑，建业之志，以平定天下为己任，因此虽然屡遭挫败，却从不气馁。例如蒙阳战徐荣，淮阳攻吕布，宛城反张锈，官渡敌袁绍，赤壁遇周瑜等，曹操都是屡遭险境，甚至是仅以身免，曹操但他猛志不衰，雄心仍在，所以总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以弱敌强，转败为胜。而其他军阀，或只求割据一方如张邈，或逞强于一时如吕布，或作皇帝梦如袁术，或兵败即气闷病发如袁绍，或观望而不求进取如刘表，他们所拥有的兵马地域都曾超过曹操，最后却都为曹操所吞灭。

选将用人，博采众长

曹操军事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选将用人，他多次提出“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等主张，其主要方面有：

1.善于识别选拔

曹操有识人之能，他善于从各个阶层，不拘一格地选拔才能出众的将领谋臣，如《魏书》所说：“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正因为如此，许多在其他割据集团中不得志的贤臣猛将都纷纷投奔曹操。在曹操周围形成了一个三国时期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人才聚集团”。这个“人才聚集团”保证了曹魏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那种人才匮乏的现象。

2.敢于放手任用

曹操不但善于识人，而且敢于用人，他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把他们分别放到最能发挥其才智的地方去，敢于让他们独当一面，承担重任。即使偶有差错，他也能给予改正的机会，使将士更加忠勇地克尽职守。例如曹操曾提拔重用魏种，兖州为吕布所攻占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后知魏种已然逃出叛变，曹操大怒发誓要杀他。后来又将魏种生擒。曹操说：“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仍任命他为河内太守，负责一个郡的事务，魏种后来在牵制袁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

3.明于择善而从

三国时期，孙刘二方一般都是以一个重要大臣主持军政，如刘备以诸葛亮为主谋，孙权先后以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为主谋。而曹操不然，他自己始终是决断者。但他明于择善而从，每遇军机大事，曹操总是聚众而谋，谁的判断正确，方案周密，谋略巧妙就采纳谁的意见，而从不依据赞成或反对人数的多少做决定。这一方面显示了曹操自己有很高的决策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左右的谋臣将士养成了勤于思考，敢提异议的良好风气，对于曹操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正确决策，稳操胜券起了重大作用。

兵之变化，固非一道

曹操统军作战善用孙吴兵法，而又不拘泥于孙吴兵法。其主要特点是：

1.伐谋为上

曹操是在群雄混战中崛起的，经常同时面对着数个敌手，曹操在此情况下，为避免多面作战，善用纵横捭阖之策，分化瓦解，离间敌手的联盟，扩大敌手的矛盾，以便从中渔利，各个击破。例如在对付袁术、吕布、刘备三个集团同时，曹操运用孙子“伐谋为上，伐交为上”的策略。因敌设计，使袁吕互攻，刘袁互攻、刘吕互攻，取得了敌为我所用，我不攻而敌自有攻的效果。在剿灭河北袁氏兄弟，平定关中韩、马，解除襄樊之围诸役中，曹操的伐谋伐交之策都取得了成功。

2.避实击虚

曹操在运用孙子“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者，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的战法方面，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例如官渡之战曹操一边与袁绍大军作正面相持，一边攻袭袁绍的运粮车辆和屯粮之所，终使袁绍大军不战而溃。还有北征乌丸时，不走无终大道，却出卢龙险塞；平定关中时，不击潼关之军，却取西河之地等等，却是避实击虚的典型战例。

3.兵行诡诈

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曹操用兵素以诡诈著称。例如设伏击吕布，决水灌下邳；假渡延津口，轻兵袭白马，饵敌斩文丑、改旗烧乌巢；显兵出宛叶，间行克荆州渡渭为坚垒，畜力破马超，伪退懈刘备，乘夜攻张鲁等等都显示出曹操用兵的诡诈机变。

曹操的军事思想是多方面的，但可以用他与袁绍的一段对话来概括其军事思想的纲要。在关东诸军起兵讨伐董卓时，袁绍与曹操谈到将来的打算时曾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由此可见，在“争天下”这个问题上，袁绍注重的是地盘实力，曹操强调的是主观指导，而最后的结果是曹胜袁败，这不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吗？

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东汉徐州琅琊郡阳都县（山东沂南）人。

他少怀大志，虽隐居隆中（湖北襄樊北）躬耕于陇亩之间，却博览群书，关心天下大事，他常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将相管仲、乐毅自比，可见其抱负所在。

诸葛亮自二十七岁起辅佐刘备创立基业，后为蜀国丞相，直至五十四岁病死军中。近三十年期间，他一直是三国中左右局势，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历史作用仅次于曹操、孙权和刘备，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卓越政治家，也是我国军事史上的杰出的军事战略家。诸葛亮诸葛亮有文集二十四篇，为《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辑。但书早已散失。后人所编的《诸葛亮集》中有些文章真假难辨，现主要依据《三国志》，对诸葛亮的军事战略思想作一简要论述：

察形观势，结援抗敌

诸葛亮处在汉末混战，三国鼎立时期，他的军事战略思想首先表现在能够纵观天下大势，利用各方矛盾，结盟为援，抗御强敌。诸葛亮善察大势，这在三国人物中是较为突出的。正是由于他从大处着眼，从战略全局上看问题，才能在《隆中对》中把利用吴、魏矛盾，联吴抗魏作为长期的战略方针确定下来。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孙、刘两家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刘备也因而占据了荆、益二州。后来蜀吴交恶违背了这一方针，刘备遂先失荆州，后遭败绩。诸葛亮执掌蜀国军政之后，恢复了联吴抗魏的政策，数次派遣邓芝、陈震使吴修好，结盟定约，希望吴国“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特别是在孙权称帝，蜀汉诸臣欲与吴国绝交时，诸葛亮详细地分析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矛盾关系，”重申了维护吴蜀联盟的重要意义，保证了联吴抗魏方针的顺利执行。

诸葛亮这种依据客观形势的发展情况。分析斗争各方面的矛盾关系，联络可以结为盟友的力量，共同抗御主要强敌的战略思想是很有价值的。

深谋远虑，谨慎用兵

诸葛亮用兵以“谨慎”著名，有“诸葛一生惟谨慎”之称。深谋远虑，立足不败，谨慎用兵力争万全是诸葛亮军事思想的又一特点。

蜀国是三国之中割据最晚，地方最小。人口最少，兵力最弱的一国。欲与大于自身数倍的魏、吴两国鼎立相持，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诸葛亮作为蜀汉丞相，身负重任，又有挥师中原之志。所以他在用兵之时，必先对天文、地理，敌我态势，进退方略等作全面的谋划。他认为：用兵之道，必先定计谋，而后实施。要了解天时、地利，观察人心动向，熟悉武器使用，明确赏罚原则，研究敌人策略，察看道路险易，识别地形利弊？判断双方情况，懂得进退机宜，掌握有利时机，等等，这才是为军大略。“诸葛亮出师北伐向来都是缓进稳行，利则战，不利则退。故而虽未能大胜，也从未从败。他不肯采纳魏延袭取长安的计划也正是基于这种先求不败而后求胜的“思想”，诸葛亮还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供应，视粮草为军队的命脉，他亲自创制了木牛流马，作为转运军粮之用。

诸葛亮用兵谨慎，直到临终之前还密授退兵之策，令魏军司马懿不敢乘势追击。当时百姓就传有“死诸葛走生仲达”的谚语，可见诸葛亮的谋划是很周全的。

避强击弱，奇正相依

诸葛亮文集中有兵法遗文一篇说：“士之不能皆锐……天下皆强敌也”。这段遗文论述了诸葛亮军事思想的又一特点：避敌之强，攻敌之弱，以己之长，击敌之短。《隆中对》的一个基本策略就是避开已成为强者的曹操、孙权，去攻取相对虚弱的荆、益二州。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劝说孙权时，也是着重指出了曹军“远来疲敝”和“不习水战”的弱点，从而坚定了孙权破曹的信心。后来诸葛亮率军北伐，绕道祁山而不直趋长安，同样是企图避开魏军的防守重地，“以迂为直”，攻其弱处。

诸葛亮用兵也强调奇正相依，他本来有荆益二州，兵分两路，奇正相依，夹击中原的战略规划。后来在北伐时，诸葛亮也极力约请孙权同时出兵，以形成东西呼应之势。但在具体作战中，诸葛亮出于谨慎，往往以正兵为主，用奇兵不多，如大将魏延几次欲独领一军，作为奇兵，但总得不到允许。所以陈寿评论诸葛亮“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明纪为将，严法治军

诸葛亮军事思想的又一突出之处是强调：为将之道在于明纪，治军之策在于严法。《三国志》作者陈寿所编定的《诸葛亮集》中的最后三篇都是“军令篇”其书虽已散失，但在留存下来的遗文片段中“军令”部分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自然是人尽皆知的“挥泪斩马谡”。其实最能体现诸葛亮治军严明的还是布阵行兵。

诸葛亮创造了“八阵图”的作战方法，要使这种方法行之有效，不仅取决于阵法的编排，更重要的是号令严明，军纪整肃，方能保证阵形按照主将的意图进行变化。若有一时一队不听指挥，则阵形必乱。诸葛亮说：“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可知诸葛亮治军严整，八阵图才能有如此威力。

李世民

李世民（599～649），即唐太宗。祖籍陇西成纪（甘肃静宁西南），后世居陕西武功，系高祖李渊次子。隋末佐父起兵反隋，战功卓著。唐统一战争中的各次主要战役，多为他策划、指挥。武德九年（626），他发动玄武门之变，即位皇帝。在位期间，以亡隋为鉴，励精图治，用贤纳谏，使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军事史上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军事战略家。李世民着眼战争全局，积极进取。

李世民极重视战争全局，一切服从于全局，只要与全局有利，李世民就是积极战略决策的主张者和实行者。如霍邑之役，“退”与“进”的决策；柏壁之役前，放弃河东和坚决击灭刘武周的决策等，李世民都是从统一战争的全局出发，是积极决策的主张者。

在强大敌人面前，善于分析形势，找出致胜之道，而不为表面现象所吓倒，以主观努力，化被动为主动，转弱为强，而后战胜敌人。终李世民一生在军事上的活动，从战略全局出发，他都是轻视敌人，敢于进取，敢于胜利的。

善于后发制人，创造、捕捉战机

李世民在战略全局上，轻视敌人，勇于进取，从不退缩，但他在具体战役指导上，非常重视敌人，一般采取后发制人作战指导，就是没有把握不打，估计不能全歼敌人不打，条件不具备，虽诸将请战，也不为所动，时机一到，及时出击，锐不可当，常能掌握战场上的主动，选择适合己方的战场，如浅水原击灭薛仁之战，柏壁击灭刘武周之战大都是先坚壁以疲敌，制造战机，战机一到，倾军而出，因而战能常胜，一经出战，就锐不可当，兵法上“始如处女，”“后如脱兔”这句话，形容李世民是很恰当的。

创造战机是军事统帅的最高艺术，李世民表现较为突出，如浅水原之战，对求战心切的薛军坚壁不战，条件成熟，方命将列阵，诱之进攻，使其暴露翼侧，为唐军的夹击制造了条件。战机往往转瞬即失，捕捉战机往往是指挥员凭敏锐的头脑，冷静的观察，及时而果断的作出地，李世民在这方面，表现突出。

重视敌情，分析深入，判断正确

李世民无论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上都很重视敌情。首先，以各种方法，掌握敌情，并常亲自侦察敌情，虎牢之战，还以试阵的方法，观察敌情，说明他对敌情的收集多样化。其次，分析敌情深入，能窥取本质，如进军关中时，他分析李密“顾恋粮仓，不遑远略”，宋老生轻躁，不足一战等，都是很深刻的，因而能据以定下正确决心。虎牢之战，亲自观阵，分析窦军“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分析深刻，因而得出“我按甲不动，彼勇气自衰，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的结论，类此例证甚多，不胜枚举。

善于运用骑兵，选锋，出奇制胜

李世民极为重视骑兵速度快和冲击力强的特点，并善于运用这一特点出奇制胜。凡关键战役，大都以骑兵为最后决胜力量。围洛阳时，李世民以精骑、悍将组成“玄甲”，就是精中选精的突击部队。通常用为奇兵，在关键时刻，投入战斗。如浅水原之战，李世民“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喉望见，复回师相拒。太宗将骁骑数十入贼阵，于是王师表里齐备，罗喉大溃”。又如李世民追击宋金刚战于介休西门外时，部署李世绩、翟长孙等当其北、南。“诸军战小却，为贼所乘。太宗率精骑击之，冲其阵后”。都是如此。胡三省说：“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取胜”。是符合实际的。

善于选择主突方向

李世民用兵，从来不平均使用兵力，常能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上。而这个方向，一般是选在敌人要害及薄弱部分。为此，李世民在未登上皇帝宝座之前，常常亲临战场选定主突方向。多指向敌之翼侧或背后。如霍邑之战、浅水原之战等，无不如此。但虎牢之战时，却实施了中央突破，直贯窦建德军阵地，说明李世民非常机智，善于在不同情况下选择不同的主突方向。

善于猛打、穷追，歼敌彻底

李世民善于猛打、穷追、彻底歼敌的作战，和他长于运用骑兵以及和他个人勇敢坚决、不避艰辛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柏壁之战更为典型，一昼夜追击二百里，一天中八战八胜，两日不食，三日不解甲等等。这种猛打、穷追，彻底歼敌的作战行动，是顽强战斗作风的体现，对后代军事作风，也极具教育意义。

综合上述，李世民确具有较高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也应当认识到，除他个人才能外，还在于他善于集中群众智慧。李世民头脑冷静，多谋善断，从谏为流，勇敢果决，确为常人所不及。他总结作战经验说：“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这也就是他自己对军事指挥艺术的总结。

赵匡胤

赵匡胤（927～976），即宋太祖，涿州（河北涿县）人。出身将门，青年从戎，曾随周世宗柴荣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后乘柴荣去世之机，发动兵变，代周自立，建立了宋王赵匡胤朝。他在柴荣所创事业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消灭割据、统一中国的战争。虽然在尚未完全实现其战略企图之前即突然去世，但在他手中已基本上统一了南方及中原地区，结束了中唐以来二百多年的割据混战局面，并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局势。虽然对他的评价，到目前为止，仍然毁誉参半，但从军事角度看，赵匡胤不失为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卓越军事统帅和军事战略家。

赵匡胤是唐幽都（北京城西南）令赵眺的后裔，世代为官。其父赵弘殷，曾在后唐、后晋、后汉及后周四朝任武将。他出生于洛阳，据说“容貌雄传，器度豁如”，“学骑射辄出人上”不仅娴于军事，而且勤于学问，后来即使在戎马倥偬之际，也手不释卷，从未废读。二十一岁时离家出游，曾在陕西、甘肃、湖北等地度过一段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活，饱尝了下层社会的艰辛。后来在邺都（河北大名东）应募从军，在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当亲兵。当时天下扰攘，群雄角逐，有实力者即可登上统治宝座，正如安重荣所说：“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赵匡胤既有将门家学的渊源，又有勤学向上的性格，加以流浪生活的锻炼，与同时代中卤莽少学、目光短浅的一般武人相比，确实胜过一筹。这对他后来的发展，有极大关系。

赵匡胤参加了拥立郭威为后周皇帝的兵变，被郭威提升为东西班行首，开始跻身于禁军军官的行列。两年后调开封府马盲军使，从此又成为皇子柴荣（时任开封府尹）的心腹部将。柴荣即位（周世宗）后，赵匡胤也随之“复典禁兵”。

显德元年（954），赵匡胤从柴荣抗击北汉军，在高平之战中初露头角。当禁军指挥樊爱能等临阵逃跑。形势危急之际，赵匡胤率部猛冲敌军，终于以他的机智和勇敢，使后周军转败为胜。因功被升为殿前都虞侯，并领严州刺史衔。

显德二年（955）冬，柴荣开始进攻南唐。在这次作战中，赵匡胤脱颖而出，他的军事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不仅深得柴荣的青睐，而且受到时人的称赞，他的个人威望遂大为提高。显德三年（956），从柴荣攻淮南，首败南唐军万余于涡口（安徽怀远东北），接着又袭占南唐以重兵防守的清流关（安徽滁县西北），亲手俘擒南唐军主将皇甫晖、姚凤。后又在掩护主力北撤时，在六合以东地区，击败南唐援军齐王李景达部，歼敌万余。赵匡胤又以屡败南唐军和治军严谨有功，升任殿前都指挥使，不久再拜定国军节度使。

显德四年（957）二月，柴荣第二次亲征南唐。在进攻寿州（安徽寿县）的作战中，赵匡胤大败南唐援军，尽破城外敌军营寨，迫使城中守军投降。以战功又拜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但实职仍为殿前都指挥使，统领皇帝的近卫。

显德四年十月，柴荣第三次亲征南唐。赵匡胤率军为前锋，连下泗州（江苏盱眙）、楚州（江苏淮安），直抵长江北岸的瓜步（江苏六合东南）。迫使南唐割地求和，将长江以北的十四州，全部献给后周。据史载：赵匡胤回师时，随身携有书籍数车，柴荣问他何用？他答为“广见闻，增智虑”；他还特别重视学习历史，以吸取经验教训，并常对历史人物的成败发表评论。回京后，再拜为忠武军节度使。

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三月，柴荣率军北攻契丹，赵匡胤受命为水路都部署，沿途进展顺利，挺进至瓦桥关（河北雄县西南），四十二天内，兵不血刃，北周军即占领了三州十七县。当时契丹主力均在幽州（北京）以北地区，并未出战。正当柴荣准备攻幽州时，忽染重病，只得撤军。此时赵匡胤已完全获得了柴荣的信任，回汴京后，即升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傅，成为后周禁军中最精锐的皇帝近卫诸军（殿前诸班）的最高统帅。

柴荣回汴京后即病重去世，其七岁幼子柴宗训即位。赵匡胤乘主幼国疑之机，筹划取而代之，遂以镇（河北正定）、定（河北定县）二州名义，假报辽（公元947年世宗耶律阮即位时，改契丹国号为辽）军南犯，以抗御为名，率军至陈桥驿（开封东北四十里）发动兵变，效法郭威，在部将拥戴下自立为皇帝。推翻后周，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

消灭反对势力巩固统治

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之后，首要问题是巩固统治。当时后周的实力人物，并非全都甘心听命于新的王朝。第一个发难反对的是昭义节度使李筠。当年四月，他联结北汉，起兵潞州（山西长治），进占泽州（山西晋城），声言讨伐赵匡胤篡逆之罪。赵匡胤立即派石守信等先行抢占太行要隘，防止李军南进。五月间赵匡胤率主力西进，与前军会合后，“倍道兼行，掩其不备”，于二十九日大破李军于泽州之南，歼敌三万，李筠败退泽州城内。赵匡胤组织强攻，激战十余日城破，李筠自焚，第一次平叛之战胜利结束。

李筠举兵潞、泽之际，淮南节度使李重进遣其心腹翟守询潜与李筠联系，企图联合反宋。但翟守王旬暗与宋通，将李重进的谋划秘密报告赵匡胤。赵匡胤重赏翟守王旬，并使仍回李重进处，以“养威持重，未可轻发”的理由，劝其暂援起事。以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从而可以各个击破。击灭李筠后，赵匡胤调李重进为平卢节度使，命其移镇青州（山东益都），李重进遂抗命起兵，于九月间据扬州反宋。赵匡胤仍用速战速决的方针，以石守信等为前军，立即进击，自率主力跟进，李重进曾向南汉请援但南汉惧不敢应。在“外绝救援，内乏资粮”的困境下，扬州很快于十一月间即被攻破，他也兵败自焚。至此，两支主要反对势力，全被歼灭，其他一些意存观望的后周故将，皆不敢动，赵匡胤的统治，基本上得到了稳定。

赵匡胤在消灭反对势力的作战指导上，有三点值得肯定。其一，以政治策略破坏二李的联合，延缓李重进的发难时间，这就避免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有利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其二，采用速战速决的方针，不俟其他持观望态度的后周故将响应，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迫敌仓惶应战。这不仅对消灭二李本身极为重要，对稳定全国局势也关系极大。其三，在进击李筠时，抢占太行要隘有利地势，止则可以阻敌南进，屏卫汴洛，有利于安定人心，稳定形势；进则可以以“高屋建瓴”之势击破敌军，这是建立在自固基础上的速战速决思想。

消灭割据势力统一中国

赵匡胤在消灭国内反对势力之后，宋王朝的统治日趋巩固，消灭割据势力以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便提到日程上来。当时北方有军事强国辽国和它的亲密盟国、太原的北汉政权；南方有金陵（江苏南京）的南唐，杭州的吴越，成都的后蜀，兴王府（广东广州）的南汉，朗州（湖南常德）的武平，江陵的南平，以及漳、泉等地方割据政权。应将主要进攻方向先指向何处，这是制定统一战争战略的核心问题。赵匡胤在广泛地听取了主要谋臣和将、相的意见后，决定采用先南后北、即先弱后强的战略方针。他说：“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指北汉）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地。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

赵匡胤的这一战略决策，基本上是周世宗柴荣所用王朴所献“安边策”的修正案。王朴则是继承隋高颍灭陈策略而提出的。主张先南后北，“先易后难”，首先击灭南唐。认为“得吴（指南唐）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吴、蜀平，幽可望风而已”。王朴的这一方案，从先南后北来说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但从先攻南唐来说，则并不符合“先易后难”的原则。柴荣攻南唐三年，方夺得江、淮地区，而江南地区仍丝毫无损。没有一定数量水军，不占长江上游之势，要迅速消灭南唐是不容易的。赵匡胤跟随柴荣，参加了南征北战的所有战争，深知南唐不易轻取，所以才将王朴方案稍加修正成为“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尔后再向北方的方案。

赵匡胤为保障南方的攻势作战，对北方采取了守势。派军分屯瀛州（河北河间）、常山（河北正定）、易州（河北易县）、棣州（山东无棣）等地防御辽国；分屯延州（陕西延安）、庆州（甘肃庆阳）、环州（陕西环县）、灵州（宁夏灵武）等地防御党项；分屯晋州（山西临汾）、潞州、泽州等地防御北汉；并“敕沿边诸州，禁民无得出塞侵盗”，以与辽国维持互不攻扰的局面。至开宝七年（974），又主动与辽议和通好，以解除进军南唐时的后顾之忧。基本上获得了“累年无西北之虞，得以尽力东南”的效果。

建隆四年（963），宋军开始向南方进军。首先以“假途灭虢”的策略，于当年袭并了荆南、湖南，消灭了武平、南平两个割据政权；乾德三年（965），又以分进合击战术攻入四川，迫降了孟昶，消灭了后蜀割据政权；开宝四年（971），再以声东击西的谋略进军岭南，迫降了刘张，消灭了南汉割据政权；由于赵匡胤早已用政治策略争取了吴越王钱做，所以这时实力最强的南唐，已完全陷于孤立，处于战略包围之中，失去了长江天险。开宝七年（974），赵匡胤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五道出师，进攻南唐。首先令曹彬由荆南乘船顺流而下，突袭长江南岸据点，占领桥头阵地后，再以预制浮桥，在采石渡主力过江。以预制浮桥渡江，在古代军事史上这是第二次，宋军渡江后即包围了金陵，次年十一月城破，李煜出降，南唐灭亡。至此，赵匡胤统一中国战略的第一步，削平南方割据势力的企图，已经实现；第二步即将转变战略主要方向，将进攻矛头指向北方。

赵匡胤对统一北方和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极为重视。虽然他早已定下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但当他自认为北方出现有可乘之机时，立即转移主要方向，改用兵力于北。如开宝元年（968）七月，北汉主刘钧死，养子刘继恩嗣位，内部矛盾加剧，政局不稳（不久，刘继恩被刺死，其弟继元代立），赵匡胤认为是北进的良机。遂派李继勋攻北汉，进至太原城下，但因辽军来援，被迫撤回。次年，赵匡胤又率军亲征，包围了太原。亦因辽军来援不得不撤围退回。经过两次小挫之后，赵匡胤才又回到先南后北的轨道上来，专力先图江南。

灭南唐后，朝臣请加“一统太平”尊号，赵匡胤没有接受，他说：“燕、晋未复，可谓统一乎？”加紧作北伐的准备。开宝九年（976），派党进等率军进击北汉，正当宋军在太原城下大败北汉军之际，作为宋军最高统帅的赵匡胤，突然去世，其弟光义即位（太宗），下令撤军。赵匡胤收复燕云，统一中国的壮志，终于未能在他生前实现，赵匡胤死时仅五十岁。

赵匡胤本是北周禁军的最高统帅，又曾亲历了郭威以兵变代后汉，自己以兵变代后周的重要历史事件，深知兵权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理解了“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命涂地”的根本原因，是“方镇太重，君弱臣强”，也就是军人兵权太重。所以在他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为了永保皇权和安定政局，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将军权集中到王朝中央，集中到皇帝手中来。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项。

罢宿将以解除潜在威胁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统帅禁军的高级将领，都是过去在陈桥兵变中拥戴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宿将。他们虽然和赵匡胤利害一致，同属一个权势集团，并有不少人是赵匡胤的好朋友或义社兄弟，但从保障赵氏皇位的角度来看，他们却正是赵匡胤子孙皇位的主要潜在威胁。这从赵普与赵匡胤的一次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赵匡胤欲用宿将“符彦卿典兵”，赵普认为，“不可复委以兵柄”，赵匡胤说“朕对彦卿至厚，彦卿岂负朕也？”赵普说“陛下何以负周世宗”？赵匡胤恍然大悟。为预防陈桥兵变的重演，他设法免去了宿将们的禁军军职。史籍上有“杯酒释兵权”的记载，对赵匡胤的思想和手法，叙述得极为生动和准确。据说赵匡胤一日“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居此高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不欲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谢恩：‘陛下念臣等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由于赵匡胤手中掌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这种以经济特权换回兵权的作法，可以为宿将们所接受，大家心中都很明白，既然赵匡胤已经下定收回兵权的决心，除非敢于造反，否则别无出路，只能主动交出兵权。宿将们交出兵权后，赵匡胤任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将领统领禁军，并使他们直接听命于自己，将禁军大权，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废藩镇以消弭叛乱根源

赵匡胤罢宿将兵权，解决了中央禁军的控制权问题后，即开始解决地方藩镇的权势太重的问题。他从削弱藩镇的权力入手，逐步达到尽废藩镇的目的。其具体措施大致有四：其一，“收其精兵”。派人去各地挑选精兵，将藩镇军中的精壮骁勇之士，选送京师，编入禁军。这既可加强中央禁军的实力和战斗力，又能削弱地方藩镇的实力和战斗力，一举两得。其二，“除藩镇留州之法”，使地方一切财政收入，俱输中央，“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也就是去消藩镇的财权，使其无法利用地方经济力量对抗中央。其三，将地方兵权划归各州，使各州直隶朝廷，节度使遂变为虚衔。其四，以文臣知州事，甚至任边防大帅，以减少他们造反的可能性。

定军制以保证长治久安

赵匡胤为了赵宋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他还创建了新的军事体制，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军权永远集中在赵氏王朝中央及皇帝手中。赵匡胤所创军制的主要特点有四：其一，带兵、发兵、用兵三权分离。赵匡胤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是国家最高军事机关。长官为知枢密院事及枢密副史等，参与制定国家战略，掌握发兵、调兵大权，但他们一般皆为文官，而且手下并无一兵一卒。平日统兵的中央机关，为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待卫亲军步军司，简称三衙。各司长官为都指挥使及副都指挥使，一般皆为武将，分领中央禁军。但他们都没有发兵、调兵之权。一旦发生战争，也并不一定由三衙长官率军出征，而是由皇帝临时指派统帅。史称这种制度是：“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后人则说赵匡胤“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年无兵变也。”这种权力分离，互相牵掣的制度，使枢密院和三衙的长官，都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至于指挥作战的统帅，在战事结束后，立即解除兵权，也难以成为皇权的威胁。其二，“强干弱枝”，“内外相制”。赵匡胤将国家正规军分为禁军、厢军两种。禁军是中央直辖军，不仅护卫宫禁和京畿的安全，而且要戍守州郡和保卫边疆，担负着对内镇压、对外防御和征战的任务；厢军则是原来诸州的镇兵，壮勇者被选送禁军后，剩下的多为非精锐，由地方长官统辖。禁军与厢军虽同为国家正规军队，但强弱不同。所以后人称这种制度为“强干弱枝”。”禁军是赵匡胤维持其统治的主要支柱，当时共约二十二万。赵匡胤在兵力部署上，采取了京师和地方各一半的方法。以京师的十多万禁军，足以控制外地分屯的禁军；合外地分屯的十多万禁军，又足以抵挡在京的禁军，这种在“强干弱枝”基础上的内外兵力相对平衡，后人称之为“内外相制。”其三，实行“更戍法”。赵匡胤规定驻屯京师和分屯边疆、各地的禁军，定期变换驻地和任务。一般三年一换但统兵将领常驻防地，并不随士兵行动。史称这种制度为更戍法。实行更戍法的目的，有双重意义。从军事上说。可以使基层官兵“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以锻炼部队；又可以使统兵将领熟悉自己防地的山川险阻、交通状况、城塞设施，人力物力以及气象条件、风俗人情等各种情况，平时既可以预制出符合实际的各种作战方案，遇事又可以快速反应、及时作出恰当的处置，以提高将领的指挥才能。从政治上说，则可以得到“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惰”的效果。以防止兵与将领或军队与地方势力结合反抗中央。其四，实行募兵制。赵匡胤接受周世宗柴荣整顿军队的经验，主张精兵主义。为确保禁军成员素质优良，他主要以召募办法补充兵员。赵匡胤规定对应募人员，“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查视力），然后赡面（刺字脸上），赐以缗线。衣屦，而隶诸籍。”在召募对象上，赵匡胤主张召破产农民，以便使潜在的反抗因素，转化为维持其封建统治的现实力量。

通过上述各种措施，军权高度集中到赵匡胤手中。从历史上看，是空前的。而这种军权的集中，又是加强皇帝专制统治的重要保证。所以可以说，赵匡胤是我国历史上集中军权最彻底的专制皇帝之一。

赵匡胤一生的军事活动，最主要的有两件事：一是进行了削平割据势力的统一战争，一是建立了高度集权中央的军事体制。由于他在尚未收回燕云地区之前即突然去世，而他去世之后，宋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又常吃败仗，所以后人对他的先南后北战略和加强军事集权措施，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虽然毁誉不一，但指责其消极一面的则占多数。现仅从军事角度，简单地提出一点看法。

“先南后北”，是指导统一战争走向胜利的正确决策赵匡胤采用“先南后北”的战略，取得统一南方的胜利，基本上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割据混战局面。后人对此并无异议，有争议的是这一战略方针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看法，认为赵匡胤的国防战略思想，从来就是“虚内守外”，即对内加强专政，对外屈让妥协，根本就没有收复燕云的打算，根据是宋神宗时宋敏求所著《春明退朝录》和宋高宗时李攸所著《宋朝事实》等书，曾有赵普认为幽州取易守难，因而赵匡胤再也不提收复幽州的记载。其实，这一记载值得怀疑。首先，幽州是包括燕山山脉和长城在内的河北北部地区，从地理形势上来说极为险要，过此以南，则为中原平原地区，历来就是中原王朝的边防重地，决不是易攻难守。其次，赵匡胤至死也没有放弃收复燕云地区的企图。他始终是把它作为统一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他说“汾晋未平，幽蓟未复，不能谓之一统”的言论；在“取荆湖、下西蜀”时就设立“封桩库”，准备北取幽蓟的军费，以及对“献阵图请讨幽州”军校的奖励等事实，都足以说明这一点。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赵匡胤的“先南后北”战略，错过了穆宗统治时期北取燕云的有利时机。辽穆宗耶律王景统治残暴，政治腐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周世宗柴荣乘机北进，一月之内，兵不血刃就连下三关，迫近幽都，而耶律王景却说：“此本汉地。今以还汉，有何惜耶”。假如柴荣不死，继续北进，或赵匡胤取得政权之后，即乘柴荣之势，先攻幽州，就有可能收复燕云。赵匡胤等到统一南方之后，才开始北进，此时辽朝内部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战机已失，所以燕云十六州才始终无法收复。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从军事角度来看，似乎还有商榷的余地。第一，柴荣假如不死，继续进攻幽州，并无胜利把握，这是因为：（1）柴荣北进，虽连下三关，但并未与辽军主力作战；（2）耶律王景虽对三关的丧失并不在意，但对早已定为陪都的南京（即幽州），就未必毫不在乎，他决定亲至南京指挥作战就是证明；（3）周军过去和辽军的直接接触，只有忻口之战一次，那是在柴荣大败北汉军之后发生的，但却被辽军击败，死大将史彦超，柴荣被迫退军。根据上述情况，柴荣假如不死，继续进攻幽州、与辽军主力决战，怎么能断言一定胜利呢。

第二，赵匡胤如果采用“先北后南”的战略，历史能否如现在这样很快就结束割据混战局面，很难断定。这是因为：（1）不论是先攻北汉还是先攻幽州，都不单是北汉与燕云十六州的问题，而是与辽国作战的问题。辽是一个新兴的军事强国，自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立契丹政权并吞并渤海国后，疆域已达到“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辽的兵力，不计各部族军五州乡丁及属国军，仅皇室直接指挥的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及大首领部族军，即达十余万人，而且都是机动力与突击力强的骑兵。赵匡胤统一南方前的总兵力不过二十余万，由他直接指挥的禁军，只十万余人，且多为步兵。在这种兵力对比情况下，要想迅速击败辽国，消灭北汉，并一劳永逸地夺回燕云十六州，是很难有把握的。（2）一旦与辽国正式开战，不论燕云十六州是否收复，宋辽的战争都将是长期的，宋的“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仅以江北中原地区的财力、物力，很难养活大量军队，更难支持长期战争。（3）假如赵匡胤先以主力北征，与辽军持久战争下去南方各割据政权，是否一定按兵不动？南唐是否一定不收复淮南？很难保证。如果陷入两面作战的危境，则赵匡胤能否如实际历史一样顺利地结束中国割据混战的局面，就很难逆料了。

辽穆宗耶律王景“不恤国事”，只知“昼寝夜饮”，被称为“睡王”，没有扩展疆域、南进攻宋的雄心。赵匡胤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在严防的基础上，设法与辽议和，以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先解决肯定有把握在短期内予以解决的南方诸割据势力，尔后再转用兵力于北方，与辽军决战，以解决北汉与燕云十六州的问题，正是他战略思想的可贵之处。

第三，赵匡胤统一南方后再进军北方，辽朝内部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穆宗被杀，景宗耶律贤即位，经过他的改革活动，形势已开始好转。但也应当看到：辽的军事实力，在此期间未有多大增长，而赵匡胤由于统一了南方，不论军事实力还是战争潜力都较前有大幅度的提高，仅兵力一项而言，赵匡胤直接指挥的精锐禁军，就已增至十九万余人，而且国内统治已经巩固，在宋、辽双方经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力量对比上，和赵匡胤未统一南方前，恐怕不会是辽占优势罢。至于后来宋太宗赵光义攻辽，一再败于高梁河和歧沟关等地，终于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问题，责任应由赵光义负，不能算在赵匡胤的“先南后北”战略上。

根据以上看法，我们认为赵匡胤“先南后北”的战略，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是指导统一战争走向胜利的战略。

加强中央军事集权是保证分裂局面不再出现的正确措施赵匡胤整顿军队、加强中央军事集权，从根本上去掉了唐末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的主要支柱，改变了五代时期骄兵悍将的面貌。对此，后人似无异议。但对有宋一代的所谓“积弱”，绝大多数的史论家，却归罪于宋初的军事体制和赵匡胤。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有些看法似乎多少也不免失之于偏颇。例如：

1.认为“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实行“更戍法”造成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兵”或“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更戍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对将帅的战术运用有消极作用，这是事实，但认为必然导致军队“积弱”，则未必全面了。宋军以营为基本建制单位（五百人），营的长官指挥使和副指挥使，以及营以下各级基层军官，长期与士兵生活在一起。军队调动，将领不动，指的是当地驻军最高长官，直接带兵的营指挥使、甚至军的都指挥使，都是与军队一起行动，对这些将领来说，根本不存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问题。如果军队素质较好，高级将领的变动，不会严重影响战斗力，更不会使军队“屡战屡败”。而且这是平时的制度，一旦出军作战，没有故意乱调的记载，终赵匡胤一生，也没有临敌易帅的作法。在此之前，唐初府兵制，以团为基本建制单位（二百人），分散隶属于各折冲府中，平日生产，轮流宿卫，一旦有事，临时由各折冲府调集军队，由皇帝指派将官统领出征，战事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目的是使“将帅无握兵之重”，并无人以此责备李世民；在此之后，明初实行卫所制，基本上也是临时由各卫所征集军士，另由皇帝指派将领统率出征，也无人为此责备朱元璋，更没有人将府兵制、卫所制后来崩溃的原因，归之于创立者，何独对赵匡胤求之过苛！至于两三年变更一次防地的制度，对于国家主力野战部队的禁军来说，也不见得就是弊多于利。

2.认为“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赵匡胤在战略部署上，采用了“强干弱枝”和“内外相制”的方针（这是后人按自己的理解来概括的，并不一定准确地表达了赵匡胤的全部战略思想），以致削弱了边关的防御能力。并说这是历史事实，无法为赵匡胤洗脱。明人陈邦瞻的评论，就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赵匡胤“当时务强主势，矫枉过直，兵材尽聚京师，藩篱日削，故主势强而国事反弱矣，亦不可谓非其遗孽也”。姑不必从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角度来分析，仅就史实来看，似乎也值得商榷。首先，赵匡胤生前进行的战争是统一战争，指导统一战争的战略是进攻战略，而要在进攻作战中获得胜利，最主要的就是必须集中兵力，必须有一支精锐而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控制在最高统帅手中，以便能掌握战机，不失时宜地发动进攻，以充分发挥进攻的突然性。其次，宋的首都在汴京，北部边防的主要屏障、燕云十六州及山西等地未收复前，汴京与威胁最大的强敌辽国之间，一片平原，毫无险阻可守，辽军骑兵，数日内即可挺进至黄河，而渡河就是汴京。即使从防御的观点来看，控制一支精锐而又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于京师地区，也是必要的。赵匡胤的这一战略部署，似乎不宜只看到它“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对内一面，还应当从国际战备的一面来衡量其得失。

这样作是不是削弱了地方军呢？当然有所削弱。如所周知精与不精是相对而言，为了战略战术的需要，根据承担任务的不同，将精兵集中于野战主力部队，并不违反军事原则。何况赵匡胤本身，从未放弃对厢兵的训练，更未将其降为杂役军。一方面他规定厢兵召募，同样有相当严格的标准，一方面他还规定了各种淘汰老弱的制度。因而，后来厢兵丧失战斗力的责任，似不应由他来负。再从史实看，边关防御能力是否因之而削弱了呢？从赵匡胤登上帝位的建隆元年（960），至赵匡胤去世的太平兴国元年（976），辽军对宋边关州县共进行过八次规模较大的进攻行动，多时兵力达到六万。两次未交战，一次是辽军以六万之众与宋军三千作战，宋军坚守满城数日，最后安全突围而回。其次五次，在固安、辽州、阳曲、定州、易州均被宋军击败。由此可见，赵匡胤在世之年，边关的防御能力并不弱。

3.认为“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赵匡胤实行募兵制度，又推行“养兵”政策，以致成“冗兵”。首应肯定，“冗兵”确是宋代“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冗兵”的形成，也确与赵匡胤的“养兵”政策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应肯定：赵匡胤虽主张“养兵”，但并不主张“冗兵”，因为他一向是主张“精兵主义”的。他对军队规定有详密的淘汰制度，而且生前曾多次整顿军队，汰弱留强。在削平南方各割据政权的作战中，收容的降兵，不下百万，但在他最需要军队的北进前夕，全国兵力也不过三十七万八千人。因而，宋朝后来的兵愈多而战斗力愈低的状况，不应全由赵匡胤负责。

另外，还有将造成军队“积弱”原因之一的“将从中驭”，也认为是赵匡胤集权造成的。事实上赵匡胤命将出征时，虽然在临行前也作过一些指示，但绝无不信任将帅的表现，也无临战更换主帅的事件。所以王禹僻说他对“所用之将，专而不疑”有时他也给将领以阵图，对战争进行一定程度的遥控。但那是根据敌情，任务及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向部属下达作战预令或战术指示，是军事最高统帅的应尽之责。他本人从无箝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指挥权力、以致贻误军机的战例，所以“将从中驭”的责任，也不应由他承担。

总之，任何一种军事制度，都包含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因素。世界上不存在有绝对好或永远好的具体制度。同一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统治集团和不同的实施方法下，就会起不同的作用。即以募兵制来说，由于它的职业兵性质，从而存在着军队易于老化，士兵易于骄惰和后备力量不足等的缺陷。但它在战争急烈、频繁的年代里，如赵匡胤所处的年代里在统一战争中，就曾发挥过良好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兵役、徭役的负担，对发展生产也起过一点积极作用。但在“养兵”的建军思想指导下，特别是在宋太宗赵光义转变国防战略思想之后，它消极的一面因素，就日趋上升了。对历史人物的要求，不能超出他所在的具体历史条件。赵匡胤面对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如何防止二百年来分裂割据、军阀混战局面的再现，因而，他在吸收前人经验、制定各项制度时，就难免侧重于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方面。责备他未能采取措施预防消极因素的上升，固然可以，但将后世决策人物未能根据面临的历史任务，对前人所定制度进行修正的责任，也归结于制度本身和赵匡胤身上，就不一定恰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