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884 年 1 月，严冬笼罩着欧洲大地。在奥地利布鲁恩市（今捷克布尔诺市）修道院的广场上，数百人身着黑色丧服，为刚刚去世的修道院院长举行葬礼。

葬礼的气氛肃穆而庄严。送葬者对死者怀着敬意和同情。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一位可爱、善良、正直的老人。但是，直到灵柩被放进城内中央墓地的墓穴时，不论宗教界或科学界，也不论尊者或平民，仍无一人知道，已经埋葬的这位老人并不是普通的修道院长，而是伟大的生物学家和气象学家，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他的名字堪与牛顿、伽利略、哥白尼、达尔文相提并论！这位科学巨人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生前却默默无闻，直到他去世之后 16 年，人们才真正地认识到他的重要。

他，就是格里戈尔·约翰·孟德尔。

一、从穷学生到修士

孟德尔祖籍德国，生于当时属于奥地利摩拉维亚地区的海钦道夫（现属捷克的海恩因斯）。那里到处是鸟语花香，景色醉人，素有“多瑙河之花” 的美称。

孟德尔的出生日期向有争议。现保存在摩拉维亚博物馆内的出生证明书和洗礼名册上，都记载着孟德尔生于 1822 年 7 月 20 日；而在布尔诺修道院

的文件，例如拉丁文的孟德尔死亡通知书上却清楚地印着 1822 年 7 月 22 日生。这个问题经过捷克的著名学者伊尔蒂斯多年的研究、考证，已将孟德尔的生日确定为 7 月 22 日。后来有关孟德尔生平的记述，大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孟德尔家族世代务农，祖辈一直是农奴，直到孟德尔的父辈才有了自己的土地。孟德尔的父亲名叫安东，母亲罗西娜是园丁的女儿，他们在一起生了 5 个孩子，有两个早夭，约翰·孟德尔是活下来的唯一男孩，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孟德尔的父亲爱好园艺，是嫁接果树的行家，他把田间劳作之余的时间都消磨在自家园地里。约翰从小就跟父亲学会了各种农活，并对果木嫁接产生了浓厚兴趣。

约翰的舅舅斯维特里切是一位很有素养的教育家，海钦道夫村的第一所正规学校就是他创办的。约翰就在舅舅创办的这所小学上学，很受老师赏识。11 岁那年，他转学到海钦道夫西南 30 公里左右的小城莱布尼克，这是具有世界声誉的捷克作曲家和爱国者斯美塔那读过书的地方。约翰以全班最佳成绩从该校毕业，并获得“优等”和“超众”的评价。接着，他到靠近波兰国境的特鲁堡，进了高级中学。这所学校具有近 200 年的悠久历史，并与藏书丰富的特鲁堡博物馆相毗邻；这所学校和博物馆，对约翰·孟德尔以后的科学生涯都有很大的影响。

孟德尔在中学时成绩依然出类拔萃，但生活极其艰苦。因家贫如洗，手中无钱，有时不得不整天饿着肚子听课。后来，孟德尔在一份简短的自传中写道：“1838 年我的双亲连学费也缴不出了，16 岁的我被迫自寻生计。于是这一年我参加了特鲁堡郡立学校预备教育和家庭教师讲习班。幸好考试成绩优秀，被推荐到高等中学高级班，一面勉强自立，一面继续读书。”孟德尔是靠当家庭教师挣几个钱糊口，才算读完了中学。

1840 年，孟德尔考入了奥尔缪茨大学哲学学院学习。此时，他更加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在特鲁堡学习时，他的生活费就减少了一半，面包和奶油都由他的双亲从 20 英里外的海钦道夫送来。更不幸的是，1838 年，他的父亲在工作时突然被一棵大树砸伤了胸部，长期不愈，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全家的生活雪上加霜，完全陷入绝境。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孟德尔毅然担起家庭的重担。劳累和饥饿，加上精神上的打击，终于使孟德尔病倒了，不得不回家休学一年。一年之后，他的身体康复了，但仍没钱复学。他的妹妹特雷西亚不忍心看到哥哥辍学，便咬牙变卖了自己的嫁妆，使孟德尔得以重返大学校园。

孟德尔越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比以往更加刻苦努力，他又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来维持生活。在 4 年的大学生活中，他食不果腹，还经常受到疾病的袭击，但他仍以超人的意志克服这一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现在，孟德尔要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作出抉择。沉重的生活压力使他认识到，“我有必要投身于一个不必为糊口而没完没了地操心的行业。这样就会摆脱为生存而斗争的痛苦。”他为此去求教他的老师迈克尔·法朗兹教授。法朗兹认为，修道士最适合孟德尔的选择。孟德尔很明白，像他这样的穷学生，只有进修道院才能解决吃饭问题；只有解决了吃饭问题，才能获得进一步学习提高的机会。他太热爱学习了，所以他只能这样选择。

法朗兹教授给布尔诺的奥古斯丁修道院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信中称孟德尔“是一个具有严肃稳健品质的年轻人，在物理的学习上几乎是全班最好的”。

1843 年 10 月 9 日，孟德尔正式进了奥古斯丁修道院。修道院为他举行了着衣式，并取了一个格里戈尔的教名。他定下心来在这里度过虔诚祈祷和实际劳动的一生。

当时的奥古斯丁修道院不仅是善男信女的宗教集会圣地，还是摩拉维亚的学术中心，许多成员都是预科学校和哲学学院的教师。修道院院长 F·C·纳普是位博学多才的人物。他既在当地政界、教育界任要职，还是当地的科学协会的负责人，亲自主持过 1840 年在布尔诺召开的全德农业大会。由于他本人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在修道院的治院方针上也与众不同，既有战略眼光，又抓具体措施。他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他突破传统，规定修道院的青年修士必须进修数理化及哲学课程，学成后还必须在大学或中学授课。为此事他

曾遭到宗教领袖的批评和反对，经过顽强的斗争，最后以纳普获胜告终。从此奥古斯丁修道院蒸蒸日上，远近闻名。

欧洲当时的修道院都以酿造良酒为荣，奥古斯丁修道院也不例外。为了研制一流佳酿，纳普十分注意果树和葡萄的栽培、育种技术。他在修道院内专门建立了葡萄苗圃，亲自研究遗传的规律，培育葡萄良种，他还积极参加有关遗传问题的讨论会，力图以遗传规律来指导良种的培育过程。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注意吸收有才学的修士和学者参加修道院的科学教育及研究工作，形成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当孟德尔进修道院时，修士克纳谢尔、布雷湍克、萨勒等在学术圈子中已闻名遐迩。

克纳谢尔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生物学家，还是一位受人爱戴具有进步思想的哲学教授，他曾在修道院的花园中进行遗传实验，孟德尔曾作过他的主要助手。他熟悉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认为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力图对自然界的进化作出简单明晰的说明。由于他坚持学术自由的观点，支持参与了一些民族解放运动而被解聘。1849 年，他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出版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起源》一书，遭到迫害，被迫逃往美国。克拉谢尔渊博的学识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对孟德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德尔在自传中，有一段话特别感谢克拉谢尔这位有经验的学者对他的帮助和指导。

布雷湍克曾作过 30 年的大学教授，并亲自担任过院长和教务长，著有多种科学著作，他对达尔文的思想有深入的研究。萨勒则是一个植物学家，以博学、热诚和饮酒的宏量而知名。萨勒曾周游全国，广泛采集各种植物标本，在修道院内建立了一个颇有名气的植物标本室，他还主编出版了《摩拉维亚园艺报告》周刊，鼓励青年植物学家的成长。另外，纳普院长的助理迪博尔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孟德尔聆听过他讲授的植物学、育种学和农作物栽培等多门课程。他的专著《论农业工作者的农学研究》曾明确指出两个不同种或变种，以人工授粉的方法能够很好地改良植物品种，甚至出现新的良种。孟德尔的植物杂交技术和利用杂交改良品种的思想直接受益于迪博尔。

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中，孟德尔虽身着修士服，却并不感到孤寂、消沉，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知识，在苗圃中精心实验，与诸教士切磋研讨，提高成长得很快，为他以后在生物学上的巨大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 世纪 40 年代，革命浪潮席卷欧洲，人们正如饥似渴地追求和吸收着新的思想和新的设想。甚至像修道院这一类封闭隐居的地方，新的思想和观念也钻了进来，并逐渐生根。有一些和孟德尔在一起的教士就在这时离开了修道院，回到人间那个广大世界去了，因为他们宁愿到外面去为人们战斗，而不愿在这里为人们做祷告。

至于孟德尔本人，革命的浪潮推着他向前走了几步，可是不多时又把他抛到了后面，到头来，他还是一个学生，而不是一个战士。尽管他具有农民的那种执拗脾气——这一点我们将在他生平后期看到，那是表现得很强烈的

——但是，他终究是个老好人，过于心慈手软，吃不消现实世界里天天发生的那种你给我一拳，我还你一脚的流血斗争。他的恻隐之心甚至使他怕见人间的痛苦。1848 年，孟德尔见习期满，被任命为修道院附近一教区的牧师。他的主要任务是从精神上安慰医院中的病人。但是他的教区上司不久便发现他不适宜于这种工作。原因是，“当他不得不去访问一个重病或病危的教民，看到他受罪的样子时，他自己首先就会难过得失去控制⋯⋯事实上，这种弱点使得他自己的健康也遭到严重的损害。因此我们不得不解除他的教区神父的职务。”

这样，孟德尔又回到了他的修道院和植物园。但是，他对于寺院的这种消极生活并不满意。仅仅修行，对于他这样精力充沛、好动的性格是不适宜的，必须得干点什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