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极权统治相继建立

1、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形成

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制度处于全面危机时期，在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影响较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克服危机，对抗革命，争霸世界而出现的反动思潮、政治运动和政权形式。

法西斯运动最早产生于意大利。1914年10月5日，“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成立，10月24日，墨索里尼参加该组织。次年1月，该组织改名为“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墨索里尼等人决定重建法西斯组织。1919年3月，“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宣告成立，1921年11月，改称“国家法西斯党”。

它以“要求巴黎和会兑现伦敦条约对意大利的领土许诺为号召，扩大自己在民众中的影响，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它支持退伍军人和农民的土地要求，以赢得他们的好感；它又迎合统治阶级镇压革命运动，以求得与新老政客、垄断资本、封建地主和王室的结盟。这些策略和措施，使意大利法西斯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它首先夺取了意大利的许多地方政权，并于1922年10月27日向罗马进军，29日，墨索里尼被授权组阁，31日，第一届法西斯内阁组成，墨索里尼任首相兼内政大臣和外交大臣，此后，又通过暴力恐怖和非法等手段，建立了法西斯的极权统治。

2、纳粹德国政权的建立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对德国的打击特别严重，资产阶级政党向右转，导致1930年3月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米勒大联合政府垮台。这是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后第15届政府的失败。很显然，魏玛议会民主制已经丧失了联合存在的基础。

1930年，德国几乎没有一个政党具有议会政党的责任意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尽管不希望以损害政府为代价背离议会民主制，但是此时已不能单独阻止政局的右转。

中央党是社会民主党长期的联合伙伴，在因经济危机而政治偏激化的政党中受到的打击最小，对选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1928年12月，具有保守教会观念的路德维希·卡斯当选为党的主席，此后该党急剧右转。关于国家的观念，它已由主张民主制政党国家转变为主张带有完全权威特征的专制国家。

德意志人民党，也在其主席施特雷泽曼1929年逝世后右转，从一个自由主义的和支持共和国的政党转变为一个经济政党，反对共和制，要求恢复德意志帝制。该党公开表示，以大资产阶级（大工业家）代表居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联盟”，优于民族自由观念的协会。

德意志民主党也隐藏着一种右转的趋向，主张应与青年德意志教团、特别是与德意志人民党联合；而青年德意志教团追逐一种理想的结盟制度，并不赞成政党国家。

与魏玛资产阶级联合政党比较，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保守政党，主要代表大地主、易北河地区的贵族和重工业集团的利益，在资产阶级右翼势力中影响较大。该党始终站在魏玛宪法的边缘，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新闻康采恩巨头、重工业和农业利益代表人物胡根堡当选为党的主席之后，该党从1928年10月起作为反议会制度的一种“运动”，转向“民族反对派”队伍。在魏玛共和国后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和纳粹分子联合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势力。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右转和反共和制势力对不受政党影响的强大国家观念的宣传，资产阶级政党在对待社会民主党“这一棘手的问题”上，发生了由最初与之联合，到持保留态度，最后与之决裂的转变。这样一来，大联合政府中的诸政党就不能在议会内形成团结一致的强大势力，加之它们又没有看清楚纳粹党和胡根堡领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真面目，直到纳粹党夺权，在德国都没有形成以民主人士为一方，以纳粹分子为另一方的明确阵线。

大联合政府中的诸政党自动让大联合政府垮台，这使人们对国会扭转日益严重和波及广泛阶层的经济危机的期待破灭了，增加了人们对议会体制本身的怀疑。作为摆脱政府危机的唯一出路，由总统任命组成一个依附性的少数派政府，是取代议会制的一种权威式的解决方式。资产阶级政党公然允许背离议会民主制的事态发生，从而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排斥有组织的工人组织，向权威制国家转变提供了条件。

1930年之后，纳粹运动发展成一股滚滚的褐色洪水，推动纳粹政权的建立。

1930年3月29日，兴登堡总统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赋予的权力，作为“大联合”政府垮台和抵制由经济下降而引发的财政危机的出路，任命中央党人布鲁宁为总统制内阁总理。

9月14日进行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取得了决定性突破，在国会中的议席急剧增长。相反，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遭到惨败，在国会中的席位大大减少，社会民主党的议席也明显减少。在以后几年中，各政党力量消长的总趋势一直未能改变。而资产阶级传统政党中具有保守、权威思想的派别的势力日渐增长，因此，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逐渐无力左右政局的发展。大工业主、农业主、军人和官吏等权势集团趁机加强对总统兴登堡的影响。这样，便加快了独裁体制取代议会民主制的进程。

1930年11月27日，德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开始把希特勒作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提出来。

1931年，莱因河畔法兰克福经济政策联合会向兴登堡总统呈文，要求把政府交给希特勒纳粹党。

希特勒非常清楚，要想合法上台，必须得到总统的任命。因此，兴登堡总统周围的容克朋友和顾问们的态度，对希特勒的政治前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争取容克地主的工作，希特勒多次向容克地主发表演说，阐述纳粹党对他们的态度。1931年1月14日，他同欧根堡—海尔特菲尔德公爵进行了一次谈话，尽量解答容克地主期待澄清的问题，解除容克地主的疑虑。他明确表示，绝不没收和剥夺大地产，将继续执行对易北河东部容克地主“东方援助”的政策，重视同大地主合作，准备同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以保证执行有利于容克地主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

在1932年7月和11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分别获得230席和196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图为1932年8月纳粹头子在向新当选的230名纳粹议员训话。欧根堡—海尔特菲尔德公爵将这一谈话记录连同他的一封信，在容克地主中间广为散发。1931年1月21日，希特勒出席了冯·阿尔尼姆—波伊岭堡伯爵组织的一次有15名容克地主参加的小型私人集会，并在会上做了报告。有影响的大容克地主们认为，希特勒公开提出的政治目标与他们的现实经济利益相一致，应该支持纳粹党。1932年2月25日，阿尔尼姆伯爵写信给兴登堡总统，表示支持希特勒出任总理，并阐述了希特勒和纳粹运动的重要性。

1932年5月30日，布鲁宁的下台是魏玛共和国的又一转折点。他的下台并非因为遭到议会的否决，而是失去了总统的信任。布鲁宁曾试图通过减薪、降低物价、移民措施和改进失业救济金来克服危机，未能奏效。1930年，他试图通过重新举行国会选举获议会多数，又遭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兴登堡考虑向右敞开大门，“竭止褐色洪水”，即把吸收纳粹主义和加强权威权力机构的愿望，同根本上干预魏玛社会体制的要求结合起来，在此情况下布鲁宁下台。

继布鲁宁之后，巴本成为总统制内阁总理，只有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追随他及其政策。巴本限制失业救济金，取缔最后的“民主堡垒”——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普鲁士政府等措施，从根本上修正了魏玛体制。但是，巴本的政策遭到了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基督教工会和原布鲁宁政府成员的反对。

1932年7月31日，德国第六届国会选举揭晓这次选举结果为德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纳粹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明显的胜利。纳粹党囊括了37.4%的选票和230个国会席，成为德国国内最突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除此之外，只有德国纳粹党（占21.6%/133）个席位，德国共产党（14.5%/89）、中央党（12.5%/75），德国国家人民党（5.9%/37）和巴伐利亚人民党（3.2%/22）成为重要的议会党派，游离党派则全军覆没。这次选举之前，纳粹党与德国会社会党、共产党形成对立局面，双方甚至发生流血冲突。

1932年8月13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纳粹党）虽然在7月31日的国会大选获得胜利，但是希特勒纳粹党仍不能摄政。原因是选举之后，在纳粹党和德国内阁举行的一次谈判中，纳粹党与总理巴本无法取得协调，双方出现严重的分歧。因为巴本只同意最多让希特勒担任副总理的职务，但是希特勒坚持要担任总理，他的党员要出任普鲁士邦的首席部长职位，以及其他许多重要的部长职位。

巴本下台后，1932年12月23日，兴登堡任命施莱歇尔将军为总统制内阁总理。施莱歇尔采取的国家干预政策，不但未能取得工人和广大下层民众的支持，还引起了垄断资本集团的不安和恐怖。

以上说明，布鲁宁、巴本、施莱歇尔总统制内阁政治基础薄弱，缺乏群众基础，无法稳定政治、经济局面。希特勒的纳粹党则乘机争取权势集团和舆论界的支持，以达其上台执政的目的。

希特勒十分清楚，纳粹党要想做到合法上台，除了利用经济危机，依靠强大的群众运动之外，还必须得到各权势集团人物的支持。因为他们能够对总统施加决定性影响。于是，纳粹党便想方设法与各权势集团结盟。

反对马克思主义，敌视民主制，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是纳粹党与垄断资本等权势集团结盟的共同基础。但是，纳粹党纲领中有关“反资本主义”的条文却是二者接近的障碍。

为了加强对垄断资本集团的争取工作，希特勒反复向重工业家代表解释，纳粹党纲领中“反资本主义”的条文，只是反对“贪婪的犹太资本”，绝不反对“创造性的雅利安人资本”，并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出于宣传和争取群众的需要。希特勒通过在工业家集会上演说，消除了垄断资本家对纳粹党“反资本主义”条文的顾虑和对“施特拉瑟左派”的恐惧，使纳粹党与垄断资本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1929年，希特勒提出与垄断资本的结盟问题，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响应。同年9月，纳粹党发表的“反对奴役德意志人民法案”被称为“自由法案”，法案称纳粹党要与持种族权威观念的保守派结为联盟伙伴，集中解决“德国世界政治地位的衰落”问题，“重新赢得我国人民的自由”。

同年12月2日，德国工业家全国协会提出一份备忘录——《德国经济的崛起或毁灭》。在这份关于德国经济和财政改革的方案中，激烈地攻击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和魏玛共和国，表示愿意与纳粹党结盟，并且指出：“德国的经济面临着抉择。如果最终不能改变航向，并使我们的经济、财政和社会政策根本变向，那么德国经济的毁灭将无可挽回”。德国工业家全国协会呼吁说：“一切建设性的力量”应该联合为“一种广泛的和统一的反击阵线，抵制一切敌视经济的努力，”把经济“从一切非经济障碍中解救出来！”

1931年10月11～12日，纳粹党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容克地主和垄断资本家代表结成“哈尔茨堡阵线”，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建立公开的恐怖专政，向魏玛共和国发起总进攻。

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向600多名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经济界领导人发表演说。为了迎合大企业界领导人的需要，希特勒大肆攻击民主制，宣扬以效率和伟人建设经济的思想，强调天才人物和个人主动性的价值，鼓吹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和战争。希特勒的演说，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大会主席、鲁尔地区最有权威的大亨之一弗·蒂森代表听众向希特勒表示感谢。他说：“只有纳粹主义运动和元首精神，能够改变德国的命运！”

希特勒的这一演说发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经济界的许多代表人物的态度发生了有利于希特勒纳粹党的转变。他们也希望以自己的观念来影响纳粹党，以便其行动体现自己的意志。这次在杜塞尔多夫城的集会，成为希特勒的纳粹党与垄断资本集团开始结盟的标志，为他日后上台奠定了基础。后来，应希特勒的请求，由工业家威·凯普勒组织领导了一个“凯普勒社圈”，为纳粹党上台提供经济咨询。该机构由10多名经济界领导人组成，其中有银行家雅尔马·沙赫特和联合钢铁厂总裁阿·弗尔格勒等人。

1932年11月6日，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丧失了34个议席。在这种情况下，大工业和重工业界的资助人对继续捐助纳粹党表示迟疑。银行家施罗德立即向希特勒表示帮助，成立了一个由十几名重要工业家和银行家组成的为纳粹党债务承担信用担保的银行集团。施罗德是贵族俱乐部的成员，并与总统之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关系密切，可通过后者对总统兴登堡施加影响。因此，他对希特勒上台执政会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

1932年年底，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决定选择纳粹党作为它们利益的代表。同年11月19日，20位重要的工业、银行、商业和农业方面的代表人物签名，向兴登堡总统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任命希特勒组织总统制内阁。垄断资本集团的活动，为纳粹党上台起了重要作用。

没有军队的支持，夺取并保持政权是很难想象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国防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无时无刻不在梦想重建昔日德国的大国地位，进而夺取世界霸权。而且，国防军在德国内阁更替中日益发挥着左右局势的作用。

从1929年起，希特勒便开始有计划地对国防军加强宣传活动，表示愿意与陆军联合。同年3月15日，希特勒在一次演说中阐述了纳粹党与国防军的关系，正式声明：“……严格的纪律将把德意志人集聚起来，我们由此产生希望，新的德意志民众国家将开始取代当代的阶级一政党国家”。他对军队大加赞美，声称，“帝国军队是德意志民族的最高学府”，以此满足军官团具有的自我精英意识。

1930年10月，希特勒再次声明：“……国防军居于运动之首。如果我们上台执政，那么国防军将重新成为伟大、悠久、高贵的人民军队。”希特勒向国防军做出的明确保证，使一些陆军高级将领感到宽慰。他们认为，美好的时刻即将来临。许多较年轻的军官对纳粹党的宣传欣喜若狂，他们从希特勒关于扩军备战的诺言中，看到了晋升的希望。国防军中以第一军区（东普鲁士）司令布洛姆贝格及其参谋长赖兴瑞为代表的一派，极力主张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他们认为：“解决国防军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只能由唯一的力量——纳粹运动加以实现纳粹运动是国防军实现扩军备战的巨大发动机。”

1933年1月下旬，布洛姆贝格和赖兴瑞受召同兴登堡总统商议组阁问题。二人提议任命希特勒为民族阵线政府总理。1933年1月29日上午，兴登堡总统任命布洛姆贝格为国防部长，客观上加强了希特勒和国防军内亲纳粹派的地位。

魏玛共和国官吏集团也是希特勒纳粹党着意争取的势力。魏玛共和国建立之时，对旧的官僚体制未加触动。魏玛共和国宣布，确保官吏的合法权利和法官的独立性。但在渡过了王朝崩溃的危机之后，官吏阶层对新产生的魏玛共和国并无善意，对魏玛宪法中规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平等原则持保留态度，推崇王朝时代对上服从和对下命令的专制方式，留恋君主制及其“光彩”，不愿意放弃军国主义等等。

纳粹党大肆攻击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推行所谓领袖原则，这些与魏玛共和国官吏集团的权威思维方式不谋而合。同时，纳粹党的宣传及其选举成就，使官吏们逐渐与纳粹党接近，最后支持希特勒上台。官吏集团的重要代表、总统的顾问、国务秘书奥·梅斯纳，为大资本家和大容克地主向兴登堡总统呈交“陈情书”，要求任命希特勒为内阁总理。他和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权势集团幕后策划人之一）为希特勒组阁，穿梭于希特勒和总统之间。

基督教在德国具有重大影响。92％的民众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希特勒为了上台执政，也进行了争取教会的工作。

魏玛共和国后期，天主教会内部帝国思想派的影响逐渐扩大，主张支持纳粹党。新教内部出现的“德意志基督教信徒信仰运动”，完全肯定纳粹主义，赞成和支持希特勒纳粹党上台。

德国知识界的保守人士，在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机构居于优势。他们把纳粹党上台视为拯救德国、摆脱危机和新生的开始。在大学生中，反动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反民主和反犹观念广为传播。1931年7月之后，德国大学生协会的许多领导人为纳粹分子。知识界出现大肆宣扬战争、诋毁民主和主张权威的保守思潮，为希特勒纳粹党的上台制造了广泛的社会思想舆论。

在布鲁宁——巴本——施莱歇尔总统制内阁缺乏国会多数支持、德国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大资本家、大容克地主、军人和官吏等权势集团代表人物、教会和知识界，都要求总统兴登堡让希特勒出面组阁，他们一致认为，希特勒的纳粹党是最佳选择。他们不仅能够利用纳粹党拥有的众多选民及广泛的群众基础，稳定政局和渡过危机，同时又能利用纳粹党对内废除议会民主制，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利，对外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枷锁，恢复德国世界霸权地位。

1933年l月22日，兴登堡之子、总统副官奥斯卡·冯·兴登堡，国务秘书梅斯纳和巴本，同希特勒、戈林、弗兰克密谈组阁问题。1月25日，资产阶级右翼党团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发表声明，支持希特勒组织政府。1月28日，总理施莱歇尔下台。总统顾问巴本、奥斯卡和梅斯纳向兴登堡建议，组成希特勒——巴本——胡根堡“民族联合政府”。1月29日上午，希特勒同意了组阁条件。

1933年1月30日上午，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内阁总理。一个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政权在德国建立，它标志着欧洲已形成一个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1933年10月2日，有64个国家出席的国际裁军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德国出席会议的目的是希望废除《凡尔赛和约》，但这一企图与法国等国的愿望相悖。1933年3月16日，英国代表在裁军会议上提出一项裁军公约草案，规定在未来5年之内允许德国获得与法国、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同等的兵额。但这一草案受到法国的非议。法国要求将草案提及的5年期限延长至8年。

在裁军会议未能取得任何有利于德国的妥协的情况下，1933年10月14日，德国政府致电国际裁军会议主席，宣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后德国曾提出一系列违背《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要求作为恢复出席裁军会议的条件，被法国断然拒绝。德国退出国际裁军会议使该会议实际上陷于瘫痪。此后，德国公然加紧扩军，使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10月19日，德国又退出国联，从而向实现法西斯称霸欧洲和世界的目标迈出一大步。

1934年6月14日，德意志银行宣布，德国暂时不再履行所有的中期和长期偿债义务。由于缺乏外汇现款，对接受道威斯和杨格计划提供贷款后所应付的义务也不再履行。虽然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威胁要对迟迟不肯偿还债务的国家停止提供国际信贷，但德国仍然作出这个决定。德国在致各债权国的换文中试图解释它的行动。

1934年6月30日，在纳粹冲锋队（SA）结束一切活动，准备休息一个月，并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准予开始放假的前一天，一场酝酿已久的权力争斗开始白热化，而且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6月30日，希特勒在广播和报刊公开宣称，他压制了恩斯特·罗姆领导纳粹冲锋队所进行的颠覆活动，并且格里高尔·斯特拉赛和前帝国总理库特·史莱布将军也参加这项反对政府的阴谋。希特勒本月初从帝国党卫军方面获知纳粹冲锋队计划要将该队建设成一支武装力量，并入帝国部队，而纳粹冲锋队的首领罗姆同时公开声称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因此希特勒曾在5日与罗姆举行会谈，试图劝这位自1923年以来合作的战友达成和解，但罗姆仅保持沉默。10日，罗姆鼓动纳粹冲锋队向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领导权挑战。军方亦响应这项反抗活动，国防部长握那·芳·布拉姆伯格21日探望在努坦克养病的兴登保总统时向希特勒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其中他提及将在帝国部队中宣布紧急状态，并以接管行政机关相威胁。25日，军队指挥部司令官弗莱贺·握那·芳·弗利兹克果真向帝国部队宣布紧急戒备令，希特勒便毅然采取行动。罗姆原定计划于30日在巴德·维悉湖召集纳粹冲锋队主要干部会议，希特勒针对这次会议展开整肃行动。戈林及希姆莱也分别在柏林警察局向纳粹精卫队（SS）下达命令，希特勒在慕尼黑亦命令党卫军开始行动。希特勒率领纳粹精卫队在凌晨4时左右冲进纳粹冲锋队的营地，逮捕罗姆及幕僚人员。他们被押解到慕尼黑斯达德尔汉监狱，立遭党卫队枪决。戈林在柏林同时展开“扫荡行动”，结果纳粹冲锋队和主要干部之一柏林纳粹冲锋队队长卡尔·恩斯特被枪杀。史莱希夫妇与布莱多将军均在家中被射杀。格里高尔·斯特拉塞被捕，随后在普林兹—阿柏莱契特街的盖世太保大楼遇害。希特勒任命维克多·鲁兹接替罗姆职位，并要求纳粹冲锋队服从命令。

德国总统兴登堡逝世两周后，希特勒在德意志民族面前表明他是总统继承人，虽然他从1934年8月2日就已开始掌握了行政职权。德国政府在兴登堡去世的前一天通过《国家元首法》，决定将总统和总理的职务合并为一。由于希特勒在2日就已出任总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民的表决将使他正式获得这个职衔。

希特勒上台后，一手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1933年2月27日晚，戈林命令冲锋队长恩斯特从地下暖气管道偷偷潜入国会大厦，洒上大量汽油并点燃。一时火焰熊熊，映红了半边天。此外，希特勒还希望在官方的用辞及一般的场合中，一律称他为“元首”（总统兼帝国总理）。事实上，所有的德国士兵都把这个惯用语当作一个新誓言，它取代了以往宣誓的对象——宪法，士兵们不再对人民和祖国承担义务，而是对希特勒个人负责。纳粹党为这次的公民投票大肆宣传。戈林、戈培尔以及鲁道夫·海斯和汉斯·凯尔等几位部长在全国组织大型活动，以统一人民的思想。该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是前总理巴本郑重的宣布兴登堡的遗嘱，遗嘱中希特勒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被称为德国美好未来的开路先锋。大选当天，95.71％具有选举权的选民参加投票。结果，希特勒获得3800万张赞成票（89.93％），430万张反对票，874000张票无效。从此希特勒可以合法地成为德国独裁者了。

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又一件喜事正等着他，即萨尔已归还德国。萨尔位于德国西南部，南与法国接壤的这一地区是德国的重要煤炭基地，在历史上长期是德法两国争夺的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就萨尔归属问题做出规定，该地区由国际联盟委托法国代管15年；此间萨尔煤矿的所有权和开采权归法国所有。15年后，由萨尔地区居民投票决定其归属，或维持原状，或与法国合并，或与德国合并。为使萨尔回归德国，受到德国政府资助的“德意志阵线”早在1934年就在该地区积极开展活动。在德国法西斯的压力下，在1935年1月13日萨尔公民投票中，近54万张票中的47.7万票赞成并入德国，4.6万票赞成仍归国际联盟监督管理，而赞成并入法国的只有2万票。主张并入德国的票数比例在90％以上。根据投票结果，国际联盟做出决议，自1935年3月2日起，萨尔地区交给德国。萨尔投票的结果极大地鼓舞了德国法西斯势力。

1935年3月16日，正当人们还在欧洲的银行之间为战债的问题绞尽脑汁时，欧战各强国已经公开地为可能发生的世界战争作准备。德国元首希特勒在所有的电台中宣布，德国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这是对凡赛和约的公然违抗，此举使欧洲各国震惊不已。使欧洲震惊的第二项消息是德国所公布的未来军队实力，希特勒预备扩建36个军约合兵力50万人。事实上，连德国高级指挥官们也对这个扩充军备的规模而感到吃惊。外国空军武官在本月10日晋见德国航空长赫曼·戈林时得知，德国在纳粹党掌权后国防政策已有显著的变化。3月4日，英政府自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宣布扩充英的军备。在希特勒发表令人震惊消息的前天，法国国会亦决定延长义务兵役的期限。

1938年1月4日阿道夫·希特勒将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使他的内阁与军队之间逐步激化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元首自命为德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并把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希特勒强迫两位将军提前退役。其中一位是陆军元帅兼陆军部长维尔纳·冯·布隆伯格，有关他的丑闻加速了他的退役。当时布隆伯格刚刚结婚，希特勒本人就是证婚人。自举行婚礼以来，许多人一直在指控他的妻子，说她原来是一个妓女。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也被迫退休。他被指控为同性恋者。威廉·凯特尔和瓦尔特·冯·布劳希奇两位将军都被提升到最高位置上。希特勒成立了一个秘密内阁会议，以作他的对外政策顾问。他还任命了几位老朋友到这个会议中来，其中包括鲁道夫·海斯、赫尔曼·戈林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3、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建立

军部完成法西斯化之后，成为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就在军部法西斯化急剧发展的同时，军队内部在如何建立法西斯政权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以永田铁山、石原莞尔、宇垣一成、东条英机等上层将领组成的幕僚革新派认为，鉴于军部的势力在不断扩大，军队完全有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径，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因此，他们自“十月事件”后便开始放弃通过流血手段夺得政权的方法。由于他们主张保持军部中央机构的统制，依靠合法手段自上而下建立军部独裁，因而被称作统制派。

但是，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为首的基层革新派，却仍然坚持其通过军事政变途径实行“国家改造”的主张。由于他们宣扬“皇道精神”，提倡国体明征、天皇亲政，因而被称为皇道派。皇道派认为，日本的军备和国力反正比不过美英苏，因而不太重视军备的现代化和总体战思想。他们所热衷的是皇道精神，喋喋不休地鼓吹精神主义。荒木贞夫讲话写文章，通篇尽是皇道、皇军、皇谟、皇威、皇献之类冠以“皇”字的字眼。他甚至对人说：“国力不足，我们并不介意。何必要为物质之类的东西多费心机呢？”

1932年初，当犬养毅组阁时，永田铁山等人曾支持荒木贞夫出任陆相，希望荒木能按照总体战的要求重整陆军。但是，荒木与真崎甚三郎等结成皇道派，在军内大搞派阀之争，排斥异己，失去了多数幕僚军官的支持。幕僚军官逐渐以永田铁山为中心形成了统制派，其中还包括东条英机少将、今村均上校、武藤章、富永恭次、下山琢磨、影佐极昭中校、地田纯久、田中清、四方谅二（宪兵）少校这些人。在永田等人的影响下，1933年11月，以片仓衷为中心的14名尉级幕僚军官成立非常时期对策研究会，也属统制派。

皇道派和统制派形成后，因意见分歧，对立尖锐。两派的主要分歧是：第一、关于改造国家的手段，统制派主张自上而下地合法进行；皇道派则坚持自下而上地搞暴力政变。第二，关于改造的次序，尽管两派都主张对外侵略扩张，但统制派主张先外后内，通过发动战争，推动国内的法西斯改造；而皇道派的中下级军官则强调“国内第一主义”，主张先在国内建立法西斯统治再谋对外侵略。

统制派得到军队内大多数中上层军官的支持，势力渐丰。1934年1月，荒木贞夫辞去陆相职务，支持统制派的林铣十郎接任陆相。林铣在陆军省内安插统制派成员，排挤皇道派。3月，永田铁山任军务局长，在陆军省，这是仅次于陆相、陆军次官的最有实权的职务。统制派掌握了陆军的大权，成为推进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体力量。

建立高度国防国家离不开统治阶级的支持，尤为重要的是军部与官僚、财阀的结合。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中出现了一批新官僚，他们在1932年与军部一起推动救农事业，开始崭露头角，当时最活跃的是农林相后藤文夫。以后新官僚的队伍陆续扩大。他们大多是内务、经济方面的官僚，主张用极权主义取代自由主义，与军部完全合拍。他们超越各省厅的界线，形成横向联合，在推进综合统制方面具有很大能量。1935年5月，按照统制派的主张，在军部的推动下，设立了综合国策机构“内阁调查局”。它后来发展为企划厅、企划院，成为新官僚的大本营。新官僚是军部最亲密的同伙。军部与财阀的结合有一个过程。新兴财阀是在1931年后日本政府实施军需通货膨胀政策、经济军事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军部的积极支持者。财界主力三井、三菱等旧财阀，由于过去投资的重点是轻工业和民用工业，所以尽管他们不反对军部发动侵略战争，但是不希望军部使日本过早地卷入力所不及的大规模国际冲突。旧财阀往往通过内阁、政党和舆论界，对军部干预政治进行一定的抵制。同时，军部一度也有排斥财阀的倾向，如关东军、荒木贞夫陆相都曾宣布拒绝财阀资本进入“满洲”。

很显然，皇道派失利了。

1932年，在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的冲击下，发生了“财阀转向”。其表现是：（1）向社会事业捐款。三井、三菱、住友都有捐款，最大的一笔是三井拿出3000万日元，设立社会事业团体“三井报恩会”。（2）协助开发“满洲”。三井、三菱、住友向“满洲国”的银行、军火企业提供2000多万日元贷款。（3）财阀家族退出第一线，辞去财阀直属公司负责职务。承认子公司的相对独立性，这意味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4）公开出售所属企业的股票，售价高出股票面额1倍以上。财阀转向是为了缓和社会上的反财阀情绪，也是为了迎合、接近军部，并且趁机改革不适应扩大经营的家族封闭式体制。

1934年，统制派在陆军中占支配地位，他们重视协调军部与财阀的关系，深知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不能没有财阀的支持。陆军小册子明确宣布，只要不违反国家的要求，可以“满足个人的创造性和办企业的欲望”。关东军也在实践中认识到，开发“满洲”离不开财阀的财力，于同年6月宣布不再排斥财阀投资。

对于旧财阀来说、他们看到新兴财阀在重化学工业等军需品产业中大发横财，加之对外倾销政策四处碰壁，也逐渐扩大了重化学工业的投资。这样便加强了对军需生产和军部的武力夺取市场的依赖，于是财阀与军部在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在对外侵略、扩大军需生产、加强国内控制等方面利益一致。到1935年，连一向比较稳健的关西财界也公然主张，外贸谈判已无济于事，必须“从外省转向军部”，“以军事力量确保东洋市场”。财阀过去是政友会、民政党的后台。政党政治完结后，政、民两党企图联合起来，东山再起，与军部争权夺利。但从1934年下半年起，财阀主流已不再支持政、民两党联合运动。1936年2月中旬的总选举后，三井已不再向政党提供经费。至此，军部与垄断财阀正式勾结起来。

1934年统制派支配陆军后，对陆军的全面统制尚未确立，统制派与皇道派的斗争异常激烈，尤以统制派与皇道派青年军官之间的斗争更甚。统制派反对武装政变和恐怖暗杀，要求全军“一丝不乱”地服从军部中央的统制，采取军部介入政治的途径，推行自上而下的合法改革。这一立场深得垄断资产阶级的赏识。但是，皇道派青年军官坚持擅自行动，不放弃用“清君侧之奸”的恐怖手段，对上层施加惩戒与压力，以实现天皇亲政和昭和维新。他们攻击统制派是财阀的走狗。双方展开了统制、压制和反统制、反压制的斗争。

1934年11月，皇道派军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和陆军士官生图谋政变，被统制派揭发。事后，林铣十郎任陆相进行“整军”，清洗皇道派的军官，两派矛盾尖锐化。

1935年7月，林铣陆相得到参谋总长闲院宫的支持，免去皇道派主要头目之一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

统制派与皇道派的明争暗斗日趋白热化。皇道派军官们认为，这是属于统制派的永田军务局长策划的，于是便散发了《关于整肃军队的意见书》、《军阀重臣阀的大逆不道》、《教育总监更迭情况要点》等攻击永田的秘密文件。受此影响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校，于1935年（昭和10年）8月12日上午闯进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室，大喊一声“天诛”，即把正在听取汇报的永田铁山砍死。相泽被逮捕后声称，他的行动是“奉伊势神宫之神旨”，是“大神附体，进行天诛”。

1936年1月，军法会议公审相泽。皇道派青年军官通过法庭辩护和散发文书，指责统制派是“军阀”、“以阴谋为能事之徒”。同时，村中、矶部决心再次发动政变。为了分化皇道派，2月21日，陆军省宣布将皇道派军官较多的第1师从东京调往中国东北。此举成了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的导火线。

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军官在北一辉、西田税等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以“昭和维新”为目标发动了武装叛乱。皇道派军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20多名青年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兵，袭击了首相冈田启介的官邸和其他内阁委员的住宅，杀死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侍从长官铃木贯太郎，占领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警视厅等处。叛军还错杀了首相秘书，首相冈田启介得以幸免。叛军打出“尊王讨奸”旗号，当天早晨向陆相川岛义之提交了“蹶起趣意书”和七项要求。他们要求实行维新，充实国防，重用皇道派，惩处统制派。除了具体的派阀人事意见外，他们没有提出实行维新、收拾事态的任何具体主张。他们希望真崎甚三郎或台湾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出任首相，但认为这是“私议天皇大权”，没有正式提出。兵变之后，他们就静候天皇颁发“维新大诏”，没有任何进一步行动的打算。

陆相川岛听取荒木、真崎的意见，承认叛军为“崛起部队”，叛军的行动是“出于显现国体之至情”，同意把希望上奏天皇。天皇得知叛乱和大臣被杀后，十分恼怒，严令立即加以平定，并一再催促。统制派和一些上层军官也主张加以镇压。28日夜，陆军中央从东京附近调集2.4万兵力，配有飞机、坦克和大炮，包围叛军。29日，叛军未作抵抗，俯首投降。

军内派系斗争是“二·二六”事件的直接起因，而实质则是两派法西斯势力围绕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政变。虽然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它对日本国家的法西斯政权建立却起了催化和加速作用。“二·二六”事件被平息后，统制派乘机在军队内部实行大整肃，直接参与“二·二六”事件的80余名军人受到处罚，其中17名骨干分子被处死刑，另有2名民间法西斯分子也被判处死刑。皇道派的7名上将、8名中将、7名少将被编入预备役，1000多名皇道派官兵被清洗出军队。更重要是，统制派通过控制军队，向政府施加压力，一举建立了军部法西斯政权。

冈田内阁在“二·二六”事件发生的当天辞职。叛乱平定后，3月5日广田弘毅受命组阁。陆军自恃平定“二·二六”事件有功，对新内阁提出4项要求：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刷新外交。6日，将出任陆相的寺内寿一，在统制派重要成员、军事科高级科员武藤章的陪同下，前往组阁本部通知广田，不许吉田茂等自由主义分子入阁，否则陆军将无人出任陆相。寺内回陆军省后，又发表强硬声明，反对“专事维持现状或妥协退缩”。声称，“采取积极政策以革新国政，是陆军的一致要求。妥协退缩非但不能收拾局面，反而会使事态更加紊乱，以致给将来留下严重祸根。”广田不得不更换了吉田茂等几名入阁人选，组阁才告成功。

参加“二·二六”事件的日本皇道派军官新上台的广田内阁完全成为军部控制和操纵的傀儡。执政伊始，即按照军部的要求和意愿，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政策”：

第一，广田内阁在军部的安排下，于1936年5月恢复陆海军大臣由现役军官专任。这一制度的恢复，为军部控制政权提供了合法手段。军部从此可以肆无忌惮地以派出陆海军大臣为筹码，干涉内阁的组成，操纵内阁，使之成为军部的应声虫。

第二，为服从法西斯对外扩大侵略的要求，广田内阁把称霸中国大陆和西太平洋提上实践日程。8月，首、陆、海、外、藏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要求以“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为根本国策。为此，应“充实国防军备”，“消除北方苏联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之紧密提携”。这是在法律上确认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为以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定下了基调。此前2个月，军部修改通过了《帝国国防方针》，确定了新的扩军计划。该计划规定日本国防所需兵力，陆军是50个地面师、142个飞行中队，海军是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基地航空部队65队。陆军以此兵力为目标制定了扩充军备的“六年计划”，海军制定了“五年间充实必需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

第三，实行准战时财政。广田内阁根据军部“庶政一新”要求，确定了充实国防，刷新教育，改革税制，安定民生，振兴产业贸易，确立对苏政策，整顿行政机构等“七大国策”。其核心是适应陆、海军的扩军计划，推进经济准战时化。军部推荐的马场一藏相，采取了优先考虑军费、膨胀预算支出的方针，其主持制定的1937年度预算，总额30多亿日元，其中军费14亿日元，两者均比前一年增加1／4左右。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高度国防化与经济准战时化进程。

第四，与德意接近，结成法西斯国际侵略集团。为加强与德意两国提携，牵制苏联、英美，日本于1936年11月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同年10月，德意“柏林—罗马轴心”已形成于前。这样，日本的加盟，便在国际上初步形成了一个国际法西斯主义集团。

1937年1月下旬，由于滨田国松议员在国会发表批评陆军的演说，引起政党与陆军关系紧张，最终导致广田内阁辞职。宇垣一成陆军上将受命组阁，但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无人出任陆相，宇垣组阁流产。2月，在军部的授意下，陆军上将林铣十郎上台组阁。兴业银行总裁结城车太郎任藏相，他又请出原三井领导人池田成彬任日本银行总裁。马场（前广田内阁藏相）财政的过分膨胀超过了承受能力，需作某些调整。日本经济联盟要求政府压缩开支，但又声称，加强国防是当务之急，必须确保国防费。财界支持大幅度的军费开支，财界首脑亲自出马主持财政表明垄断财团已与军部结成紧密联盟。

广田内阁上台后，军部法西斯已经完全控制了日本的国家权力和内外政策。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和军部与垄断资本联盟的最终形成，标志着日本军部法西斯政权的正式确立。

从上述法西斯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执政的法西斯存在着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德意类型。它们主要是通过内部较量，对国家另起炉灶，在政治体制上实行彻底的改变。其主要特点是有一个由强有力的党魁领导的“群众性”的法西斯党，采取自下而上为主的方式，与统治阶级权势集团结盟，夺取全国政权，进而废除议会民主制，全面确立法西斯极权制。另一种是日本类型。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先外后内、上下结合，并借助天皇制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地逐步实现国家的法西斯化。其政治体制以渐进的形式逐步从君主立宪范畴的近代天皇制转向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体制，保留了较多的传统形式和特征。

执政的法西斯主义尽管有其不同的情况，但其基本特征是一致的。第一，它是崛起于社会中下层的右翼狂热运动，同原有统治阶级权势集团结成政治联盟所建立的反动政权，代表以垄断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新老统治集团的利益。

第二，它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政纲核心，以侵略扩张、发动战争、争霸世界为其一切重大政策根本出发点的最野蛮凶残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

第三，它是以极权制取代民主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的恐怖独裁统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形式。

4、西班牙法西斯的形成与建立

西班牙位于西欧，20世纪30年代前是一个半封建的君主制国家。1931年4月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软弱，新政府虽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但不彻底。在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势力的鼓舞下，西班牙右派保皇反动势力猖撅活动。左翼政党也积极开展群众斗争，保卫共和制度，发展民主成果。

1933年1月10日，当革命扩展到南部城市塞维利亚。格拉纳达和赫雷斯城时，整个西班牙不断出现骚动、炸弹爆炸事件和枪战。燃起这场战火的是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者叛乱的共产党人。这股联合的力量威胁说将发动总罢工。这些事件的发展促使西班牙政府授权阿萨尼亚总理在必要时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由于紧张的局势越演越烈，设防在许多地方的全副武装的卫兵实际上已将国家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在塞维利亚，以及在河对岸的特里安那区7名无政府主义者和1名公民警卫队成员在炮击中被打伤。接连的几次爆炸震撼了这座城市，街道上行人遭到搜查，检查是否携带武器弹药。著名的梅迪辛尼宫殿门前也发生爆炸，这座宫殿受到轻微损伤。因为发生骚乱，整个安达卢西亚陷入瘫痪，塞维处亚省长命令部队看管工人。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在巴塞罗那曾发生过几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其中包括在一个星期炸死5人的爆炸事件。这个宣言要求造反者中断电话、电报、铁路交通，并且烧掉所有过时的档案。西班牙政府中绝大多数西班牙人反对这场革命。

西班牙成立共和国以来，一直处于党派纷争和各种分裂的阴谋阴影中。到了1934年10月份，这种纷争已升级到内战的边缘。在少数民族区之一的加泰隆尼亚宣告成立共和国的同时，巴塞罗那亦设立一个临时中央政府，预备另行成立西班牙联邦共和国，这个临时政府由前总理曼纽·阿札那任主席。在这次分裂的同时，社会主义分子和工会主义劳工联盟也共同发动大罢工。马德里政府出动大批的军队、大炮和战舰来镇压这场暴动。据一项非官方的估计，双方约有500人死于战斗中。继而，在阿斯托里恩又发生另一起分裂行动，此次行动据推测是由社会主义分子策动。他们以同样的军力，并接受一支摩洛哥军团的支持，与马德里政府展开对抗。这一次工会亦号召举行总罢工。但是社会主义分子并未参加讨论这一局势的议会会议。他们的领袖拉哥·卡巴莱洛在15日被捕，但阿斯托里思的暴动直到23日方平息，许多参与暴动者均被宣布判处死刑，但没有执行。

1935年6月2日，以何塞·迪亚斯（1894——1942）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第一次号召成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并提出了这个同盟的纲领。1936年1月15日，签订了人民阵线公约，参加者有左翼共和党、共和联盟、工人社会党、劳工总会、共产党、工团主义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等左派政党和团体。人民阵线纲领规定：大赦1933年11月后被捕的政治犯，吸收因政治信仰、维护自由和法制而被解雇的人参加工作；降低赋税，消灭高利贷，减少地租，取缔投机商，鼓励农产品出口；保护民族工业，保护关税，扶助小工商业，执行公共工程计划等。人民阵线纲领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在2月16日举行的全国议会选举中，人民阵线获得胜利。在472名议员中人民阵线各党占258席，中间政党占62席，右翼政党占152席。2月19日，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建立，由左翼共和党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组阁。工人社会党和共产党人没有参加政府，但表示支持实行人民阵线纲领的新政府。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建立是西班牙民主力量对右翼法西斯反动势力的一个重大胜利。

1936年2月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成立，引起了西班牙反动势力的仇恨。在大地主、大资本家、反动僧侣和法西斯势力的支持下，反动军队准备武装叛乱夺取政权，其中反动军官组织“西班牙军事联盟”和法西斯组织“长枪党”起着重要作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扩大了对西班牙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并答应给叛军以军事物资援助。叛军领袖是反动将军圣胡尔霍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1936年7月17日，西属摩洛哥首先发难，参加叛乱的3.5万官兵中有1.1万“外籍军团”、1.4万摩洛哥雇佣军。7月18日西班牙各大城市也发生了暴动，武装力量的80％——12万官兵和大部分国民警卫军——站在叛乱分子一边。7月19日，佛朗哥乘英国飞机从加那利群岛（人民阵线政府免去佛朗哥的军队参谋总长职务后调任加那利群岛司令官）飞抵摩洛哥的得土安直接指挥叛乱。7月20日圣胡尔霍从葡萄牙（圣胡尔霍曾因组织叛乱被判刑，大赦释放后移居葡萄牙）飞回西班牙途中因飞机失事身死，佛朗哥成为叛乱的魁首。10月1日佛朗哥被宣布为“国家元首”和叛军“最高统帅”。他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鼓吹西班牙必须建立强大的极权主义国家，佛朗哥的叛乱挑起了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爆发的内战迅速波及到全国。法西斯军队的领导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发誓要继续前进，直到占领马德里。忠于共和政府的军队则奉命与反叛者决一死战，要把马德里以北的瓜达拉马山变成“法西斯的坟墓”。这场战争的爆发使整个欧洲的局势紧张起来。

佛朗哥将军（中）和叛军将领在一起意大利已派遣飞机前往西属摩洛哥以帮助佛朗哥，使得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法国向英国和意大利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召开一个联合会议。这次会议将强调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必要性。英国外交部对法国的呼吁反应冷淡。美国迅速采取行动，转移被这场战争困在西班牙的美国人。大约有150名美国人跑到马德里大使馆避难，他们中许多人睡在地板上和浴缸里。海岸警卫队汽车艇“卡尤加号”救起了在圣塞瓦斯蒂安的美国难民，还有一些美国人在圣让—德吕兹避难。克劳德·鲍尔斯大使逃往靠近法国边境他自己的避暑别墅。“卡尤加号”在以后的几天里将停留在靠近他的别墅的海域。美国班轮“埃克塞特”号破例在巴塞罗那靠岸停留，帮助160多名美国人离开西班牙。他们中很多人是妇女和儿童。夜间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恐怖事件使那里的居民毛骨悚然。忠于共和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公然默许左派分子搜查民宅。据悉已有不少人甚至是全家人在夜晚失踪。另据报道说，在城市附近偏僻的地区有暗杀事件发生，被暗杀的甚至有传道士和修女。在马德里，内务部长已经下令不许继续进入民宅搜寻反叛分子和武器。一份报告说有几百名反叛军官已经被捕，首都局势很紧张。政府官员们宣布那里食物供应充足，试图以此来安抚民心。但是也警告市民如果他们藏匿食物，囤积居奇，他们将被告发。54名忠于共和政府的士兵正保卫首都的水源。佛朗哥将军自从带着来自摩洛哥的军队在卡的斯登陆并发动了内战之后，已经运动到阿尔赫西拉斯。他正企图沿着海岸去往被称之为叛军大本营的马拉加。佛朗哥宣称“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我们胜利的进军，西班牙得救了！”佛朗哥强烈要求共和政府解散。此外，在南部前线，右派力量正向塞维利亚挺进。政府军的飞机轰炸了马略尔卡岛上帕尔马市的叛军阵地。许多叛军企图乘小汽船逃跑，但是他们被政府军的潜水艇抓住。从北部向马德里挺进的叛军已经由于共和政府军队凶猛的反击而减缓下来。政府宣布已经有成千的叛军被处死。在北部，叛军控制了圣塞瓦斯蒂安周围的乡村。得到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支持的忠于共和政府的军队还没有力量能阻止叛军的稳步前进。据说成千的巴斯人参加了叛军，叛军的飞机扫射了圣塞瓦斯蒂城的街道。虽然政府最近在马德里附近炫耀自己的军事力量，但它的政治力量比起它的军事力量来却相形见绌，佛朗哥在本月早些时候发出的威胁使政局动荡不安，致使西班牙在24小时之内换了3届政府。

此刻德、意法西斯开始插手，不但帮助将叛军从摩洛哥运抵西班牙，还分别派遣5万和15万军队去西班牙协助叛军作战。英、法等国在“不干涉”政策的名义下，对西班牙政府进行封锁。国际进步力量积极支持西班牙联合政府，来自54个国家的大约3.5万名志愿人员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1936年11月6日，佛朗哥叛军和干涉军战争矛头直指马德里。至1937年3月，叛军先后向马德里发动4次大规模进攻。在西班牙共产党等领导下，马德里守军和人民击退了叛军的进攻，守住了首都。之后，叛军把作战重点转向西班牙北部。1937年4月，叛军主力推向毕尔巴鄂方向，对未加设防的城镇和乡村实施空袭，6月20日占领毕尔巴鄂。继而向桑坦德、希洪进军。尽管此间共和军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战略进攻，但未能挽救北部危局。接着，叛军转向东线，1938年3月，突破共和军防线，夺得东线战略主动权。

1938年4月19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宣布西班牙内战结束，敦促忠于共和政府的军队投降。在取得击败政府军和外国支持者的关键性军事胜利后，佛朗哥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佛朗哥说，他已击败了“赤色分子”，但“对其他国家并不怀有任何敌对情绪。我们完全是为文明而战。我们不信任一个民主自由的政权，因为这个政权给西班牙带来的损失太大了。”佛朗哥是在他的部队在地中海沿岸取得胜利后发表这番讲话的。他的部队放弃了对托尔托萨的进攻，转而向南，一路长驱直入逼近比纳罗斯海滩。这一胜利把西班牙实际上分成两半，使忠于共和政府派的大本营巴塞罗那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分隔开来。一支以“林肯——华盛顿营”著称的美国先遣队在反叛者的袭击中惨遭失败。他们根本不是佛朗哥装甲部队的对手。这个营的大部分人在托尔托萨的袭击中丧生。只有极少数幸存者在敌人防线后面发动了游击攻势。其中6人决不投降。在试图游过埃布罗河时淹死。

7月25日，共和军在埃布罗河战役中获胜，部分扭转了军事形势。但《幕尼黑协议》的签订助长了德意法西斯支持佛朗哥对共和国的进攻。12月23日，叛军和干涉军开始全面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共和国内部又出现党派分争，力量削弱。

1939年3月28日马德里陷落，共和国倾覆，佛朗哥建立独裁统治。内战中有100余万人死亡，成千上万的群众逃往法国。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最大的流血战争之一，给西班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1939年1月26日，佛朗哥的军队胜利进入巴塞罗那。在过去的3天里皇家军队已经撤离该城，佛朗哥的军队进城时，只遇到零星的抵抗。26日晨佛朗哥的军队从两侧夹击并占领了这座市。挥舞着旗帜的佛朗哥国民军从北向南推进时，一下子占领了几个机枪阵地，从西杀来的摩洛哥军队只打了几枪，就席卷全城。佛朗哥的军队入城时，人们潮水般围拢过去，行佛朗哥式礼，挥舞着红白两色帜。大批难民和市民从他们躲藏的地铁车站涌出来。一队队卡车开始向饥饿的人群分食品。士兵痛哭流涕的场面使庆祝活动受影响，因为他们好容易找到家后发现家人经在这场斗争中死去。

1939年7月，佛朗哥签署法令，制定了新的长枪党章程，强调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逮捕、枪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39年8月颁布新法令，独揽一切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他亲自领导内阁，任命内阁部长，批准法令和法律。所有高级官员、将军甚至主教的任命，均须得到他的同意。取消其他一切政党，宣布法西斯政党长枪党为唯一合法政党。根据1940年3月的法律，凡参加共产党和其他任何秘密组织的人犯有罪行，送交“政治责任”特别法庭审讯，被告人无权聘请辩护律师。

到1941年初，有100—200万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取消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重组受佛朗哥势力监督的产业工会，恢复天主教会的许多特权，教会对戏剧、出版、书刊实行严格检查。与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建立友好关系。以爱国为招牌，开展仇视犹太人和一切外国人的运动。1947年宣布西班牙为君主国，任终身摄政王。1969年7月宣布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孙胡安·卡洛斯为王位继承人。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逝世，卡洛斯继位。佛朗哥独裁政权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