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骥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个消息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空间物理学家钱骥。

那天晚上，钱骥失眠了。他心中涌现出一个十分强烈的愿望：一定要放飞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

没过多久，钱骥和赵九章等科学家也开始着手制定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

钱骥主动承担起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可行性报告的调研工作。他率队走访数十个研究所，写出具有充分证据的调研报告，并协助赵九章将报告送交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

为了中国的卫星事业，钱骥不知疲倦地奔波着。

钱骥写出一份又一份的资料报告，并把它们源源不断地送到各个有关部门，为中国制定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展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钱骥经过反复考虑，还与一些专家一起确立了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以探空火箭为起点；以发射上百公斤卫星为先导；以最终发射数千公斤卫星为目标。

1965年5月3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581组，并且要求581组必须在6月10日前，拿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方案设想和卫星系列规划轮廓。

钱骥作为581组的领导成员，往返于各个研究场所，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推动着各项工作的不断深入。

在钱骥和他的战友们的奋力拼搏下，581组仅在10天之内就拿出第一颗卫星的初步设计方案，并且把第一颗卫星命名为“东方红1号”。

不久，钱骥携带“东方红1号”卫星的初步设计方案来到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有关情况。

当周恩来知道钱骥姓钱时，他亲切地握着周恩来的手，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也姓钱啊，我们搞尖端的原子弹、导弹和卫星，都离不开‘钱’啊！”

10月20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友谊宾馆牵头组织召开“东方红1号”卫星方案论证会。

这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个著名的会议。

在会上，钱骥就卫星本体的设计问题作了总结性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卫星的基本目标。

接下来，钱骥负责编写“东方红1号”卫星总体方案、本体方案、运载工具方案和地面观测系统方案的初稿。

会议结束时，钱骥将他对“东方红1号”卫星的要求概括为12个字：上得去，跟得上，看得见，听得到。

钱骥满怀激情地开始了设计卫星的工作。他一头扎进资料室里，反复研究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

钱骥将研制卫星的任务分解为一个一个具体的课题，制成数百张任务卡片，然后下达给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研究单位。

不久，钱骥遇到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地面测轨设备和轨道的42度倾角不能满足日后卫星运行的需要。如果选择更大的轨道倾角，有两个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一是如果第一圈测轨失败，其中第二圈，第三圈，卫星分别从西藏和新疆入境，横贯国境，还有补救的余地；二是大倾角入轨一旦失败，运载火箭和星体可能落在蒙古或者苏联，会导致很大的麻烦。

钱骥清醒地认识到：“东方红1号”卫星升空一定要做到安全稳妥，如果采用大倾角轨道方案，则需要另建发射基地。

钱骥十分苦恼地想：“到底怎样才能做到既加大轨道倾角，又不另建发射基地？”钱骥知道如果这样，不但能节约上亿元的资金，还可为发射卫星争取时间，因此，他一直在苦苦地思索着这个难题。

为此，钱骥专门召开轨道问题的讨论会，他在会上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他对有些专家提出的从酒泉向海南岛方向发射，使卫星轨道倾角提高到70度左右的想法十分重视，他热情地与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设想。

在会后，钱骥和一位同事一起起草中国科学院党组上报中央的《关于我国人造卫星的轨道选择》的报告。

中央经过郑重考虑，批准选用70度轨道的报告。

1966年1月，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正式成立，代号“651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钱骥为副院长，并且担任“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全面负责技术工作。

钱骥身为设计院副院长，他更加忙碌了，但他似乎乐此不疲。他在组织开展“东方红1号”卫星的研制工作的同时，还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协调他的同事们开展返回式卫星的前期探索工作。

1966年，钱骥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他怀着痛苦的心情离开了他视为生命的卫星研制工作。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出“东方红1号”卫星，全国人民奔走相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啦！

那天晚上，当“东方红1号”卫星高奏着《东方红》乐曲从北京上空飞过时，钱骥仰望星空，百感交集。

1983年，钱骥身患癌症，他躺在病床上，但他的思绪仍然集中在卫星上。每当领导来看他时，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述卫星，讲自己对中国卫星事业的想法和建议。

每当谈起他钟情的卫星，钱骥就会兴高采烈，忘记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恼。

在钱骥生病期间，他始终没有谈一句个人问题，没有为自己提出一个要求。

在钱骥的心中，中国的人造卫星事业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