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编外交谋略

7·1 从“两大阵营”到“三个世界”，再到邓的“东西南北”矛盾论

国际战略，外交谋略，盖基于一个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恰如诸葛亮的隆中对：纵论天下大势，然后给刘备献出“三分天下享其一”的定国谋略。

中国共产党自立国以来，用于分析世界形势的概念框架先后有三个：毛泽东在 50～60 年代用的是“两大阵营”。随着中苏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70 年代过渡到“三个世界”。80 年代，邓小平的分析框架，可以叫作“东西南北”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选》ⅢP.105）

东西南北论的特色是在国际关系中把政治的考虑与经济的考虑适当分开。

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以和平反战为主题。邓的基本谋略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思世界政治新秩序，为中国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

南边和北边的关系建立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差异上。邓的基本谋略是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共谋发展的全球视野构思世界经济新秩序。

毛的”三个世界”论超越了原先的“两大阵营”，邓的“东西南北”论又超越了“三个世界”。“三个世界”仅相当于一个“南北关系”。与毛相比，邓的世界战略视野中明显地多出一个“东西关系”。正是这一点，把 80 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搞活”了。

按照“三个世界”的划分，中国只能把自己定位在第三世界。这对中国团结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并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是仅仅局限在第三世界，对中国的自我发展极其不利，首先会增加中国对第三世界穷伙伴的义务，使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背上沉重的包袱。其次不便于中国放开手脚独立自主地进行全方位外交。 “三个世界”论是鉴于中国处于弱者地位而采取的一种积极防御战略。

问题是中国在经济上虽属不发达国家，在政治、军事上都有相当优势可资。要在国际上积极进取，有所作为，既需要团结第三世界，以压迫发达国家； 又需要利用自己的优势，超出第三世界范围，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邓的“东西南北”论正是这种既站在第三世界中又可跳出第三世界，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更大自主性和灵活性的外交谋略。

“东西南北”论把中国放在两种关系中加以定位，在东西关系中处在“东”的位置上，在南北关系中处在“南”的位置上，使中国的国际角色地位具有两重性。这样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

乔纳森·波拉克分析说：为什么中国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所制定的谋略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世界其他国家对它又是那么密切注视？问题的答案在于，尽管中国把自己塑造成受威胁、受委屈的样子，但它却机敏地利用了它可以利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结果，中国成了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是一个什么都是的国家。

这种不明确但却十分灵活的角色地位，正是中国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得以成功地推行全方位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的秘密。

7·2 虽然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战争可以避免

对当今世界形势怎么估计，怎么感受，是战争的阴云密布，还是和平的祥云升腾，不只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问题，还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方针。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如此。中国的人口相当于美、日、苏加上整个欧洲的总和，而经济上则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对战与和的问题不可能漠不关心。

中国对世界形势的基本估计，在毛泽东时代是“战争迫在眉睫，立足于早打大打”。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倾向于“战争不可避免；但是可以推迟”。80 年代中期邓小平作出新的判断：“虽然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战争可以避免”。

邓的判断基于以下事实：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但是苏美两家都拥有毁灭对方的力量，因此形成恐怖平衡，谁也不敢先动手。再说苏美双方的全球战略都受挫，都陷得根深，尽管两家当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 但苏联已形成骑虎难下的局面，无法考虑打一场世界战争，相反倒有谋求缓和的趋势。其次是世界上制约战的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真正想打核大战的狂人很少。再则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未来的世界竞争将主要取决于经济和科技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这一点苏美也不能不考虑到。

邓看到今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有一个从武力手段向和平手段的转变，即使是帝国主义也并不认为战争是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好手段。这一认识改变了中国对战争根源的帝国主义本性的看法。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所以认定战争不可避免，乃基于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见解。“文革”中的王稼祥因建议放弃这一提法，结果被看作投降主义、“三和一少”而受到批判。实际上， 尽管战争的主动权在帝国主义手里，但被动的一方采取什么态度，是对抗还是合作，也是很有关系的。战争可否避免取决于双方是否都愿意打，包括被动一方是否也觉得除了打再没有别的应付办法。如果后一方采取要打就打， 一决雌雄的态度，就会形成苏美对抗那样的局面，很难区分谁正义谁不正义。

中国的外交谋略是立足于打还是立足于和，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对现存世界秩序采取什么态度。如郑宇硕先生言，中国态度的转变带来它的外交政策的“半激进化”，即倾向于改革而不是全盘推翻现存世界体制。这一转变使中国淡化了世界革命的使命感，更多地从国家现实利益出发考虑问题， 改变了对西方世界的敌视态度。最明显的表征是不再使用“帝国主义”之类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名词去称呼它昔日的对手，而改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发达国家”、“超级大国”等比较中性化的称谓。在传统的不信邪、不怕鬼的做骨精神中加进了一些敢与魔鬼打交道的胆识和愿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风格。结果是由敌视走向接触，由对抗走向和解， 由拒斥走向参与，并为中国开展广泛的国际交往和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邓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引导中国的外交政策从立足于战争转向立足于和平。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邓不感兴趣，重要的是中国自己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 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 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邓选》ⅢP.82）和平外交不再仅

仅是一个策略性口号，而是出于中国战略利益的考虑。打仗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中国不是胆小怕事，而是担心万一打起来，就要耽误已经耽误了很久的现代化进程，就会打乱四化顺序，再次丧失发展自己的机会。相反，广泛地开展和平外交和国际合作，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到急需的技术和资金。

7·3 反霸一招，既能镇住强者，又能结交弱者，弱者从之，强者不敢欺

反霸维和是邓小平的一号外交方针。他说：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树立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邓选》ⅢP.128）

反霸，如果仅仅是对霸道作风不服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表现一副侠骨柔肠、忠肝义胆，那就不见得“十分重要”因为邓讲究的是实际。

那么，反霸维和对中国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反对强欺弱的侠义精神，以强凌弱谓之霸。有人研究， 这种人文精神有利于弱者生存。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中国无疑还是个弱者， 在许多方面不能逞强，更无法同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较强。因此， 维护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不许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这一保护弱者的原则，无疑有利于中国自己。

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还是一个弱者占数量优势的世界，强国不多，真正能逞强，好称霸的就更少。邓的策略是同一切国家都来往，不管它是强国弱国大国小国，来者不拒。但是谁要是搞霸权，欺负弱小，即使不针对中国， 中国也要站出来说话，主持公道，反对那少数搞强权的人。这样的反霸立场， 固然要得罪少数国家，却可以结好绝大多数国家。有了绝大多数的支持，本来不算很强的中国，就变得很有力量了，那些因为中国反霸而不悦的人，对中国也奈何不得。反霸一招，既能镇住强者，又能结交弱者，使得弱者纷纷从之，而强者又不敢欺，当然十分重要。

中国不仅要站在弱者一边，以结好占世界人口 3/4 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且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这样路子就更宽了。世界上拥护和平的人口和国家更多，即使是想以战争捞得好处的人，也不能弃和平旗帜而不顾。高举和平旗帜足以号召天下，这就使霸权主义更加孤立。邓将反霸和维和联系起来，以证明搞霸权不利于世界和平。就中国的实情来说，对付霸权主义还是有能耐、够格的；真正担心的是战争，因为中国需要集中精力搞现代化。邓以维护和平的号召来反霸，说明中国的反霸不单纯是个防守性策略，不是因为看不惯霸权风而反霸，还有积极内容，即抑制战争因素，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反霸维和的另一意义是抵销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若按预定目标到某个时候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又有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人口，到那时， 会不会称霸一方，转过来欺负原来的小兄弟呢？许多中小国家就是因为这种心理对中国敬而远之，甚至防一手，他们一方面支持中国的反霸立场，但又怕支持过头，让中国很快强大起来，反于自己不利。高举反霸旗帜，申明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这样，至少从理论上看，中国的发展等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等于第三世界自身的壮大，有何可怕？

7·4 邓继承毛的谋略，宣布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邓小平高度评价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称其对于团结世

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试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计划，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中国和世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邓仍然重申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一次，他对一位第三世界的朋友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邓选》ⅢP.94）

谁都知道第三世界都是小国、穷国，弱国。中国怎么看，经济上是个穷国、弱国、小国。政治上则是不可小视的大国，如果逞强一点，中国完全可以大国自居。但这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智慧：弱者道之动。弱者有一个办法使自己成为实际上的强者，那就是把自己放在弱者一边，以弱者的代表出现。如果这世界上的弱者占大多数，那么它一下子就变得很强了，足以和占少数的强音相抗衡。

邓继承毛泽东的谋略，宣布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代表第三世界说话， 有两大意义：

第一，可以团结大多数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加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份量。中国本来不算强大，但有广大第三世界朋友在身后，足以令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刮目相看。

第二，可以通过与第三世界的南南合作从中得到类似发达国家同中国合作得到的好处，并以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对发达国家施加压力，例如要求发达国家从全球利益出发拿出钱来帮助不发达国家共同发展。

7·5 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

“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有种种不同站法，站得好，对中国有利；站得不好，反受其累。

一次邓小平警醒党内同志：“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邓选》ⅢP.363）

当头怎么啦？有史为鉴：苏联当了好一阵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弄得“大家庭”内“兄弟”间争争吵吵，哪家出了问题就要去维持秩序，对外还要承担保护安全的义务。结果成为外强中干的军事巨人、经济小国，里外不好做人，终于支持不下去，分家过日子。

“文革”期间，中国有一些老左想仿效苏联，以毛泽东的“三个世界” 为号召，把中国搞成世界革命根据地，明明自己吃不饱肚子，还勒紧裤带充好汉，慷慨援助第三世界兄弟国家，发誓要解放全人类，更是闹剧一场！

在邓看来，站在第三世界一边，讲讲公道话是可以的。但决不能当头； 当了绝无好处：

一是中国自己的力量不够，当不起这个头。当头，等于把放在墙上的葫芦拿过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那么多葫芦总有一大会把中国压得伸不起腰来，至少行动不便。再说中国本来就穷，自己的事都做不完，那有能力把那么多小兄弟都包起来，况且你去大包大揽，吃了力不一定能讨好。把 10 亿之

巨人口的中国搞好，本身就是对人类作出了很大贡献。弃 10 亿人民的温饱而不顾，硬去充头揽事有什么必要？

第二，一当上头，就会失去许多主动。当头，等于把中国绑在第三世界的船上，而且还要当船长，负责全体船员的安全。第三世界从理论上说，是以富国，尤其是超级大国为敌人的。当上了他们的头；就得起领导作用，带

领这些小兄弟去同发达国家、超级大国相对抗。果若如此，中国就无法独立自主地同发达国家打交道，无法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来取灵活机动的策略。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是同超级大国打交道的一张重牌。但是如果陷得太深， 那中国反过来成了其他国家手上的牌。这等于作茧自缚，给自己设置障碍， 堵死了中国同发达国家开展合作、获取资金和技术以利四化建设的道路。

7·6 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邓小平 80 年代外交新思维，若用一句话概括，这句话便是：“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邓选》ⅢP.330）

中国过去对外交往与合作为什么长期打不开局面？有人家的原因，也有自己的原因。自己的原因，主要是把“姓社姓资”一类教条搬到国际关系上， 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去衡量敌友，制度相同，观点一致，才能做朋友，否则就是敌人。中美敌对 20 多年，中国同整个西方世界长期不合作，中苏之间

出现 20 多年的对抗，其中有对方的原因，就自己方面说，一个是帝国主义， 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修正主义，加上不信邪、不怕鬼的硬骨头精神，发誓要消灭帝、修、反，怎么可能接触、对话、合作呢？

邓用一句话挑明了问题的实质：这些都是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

国与国关系的障碍并不纯粹是人为的幻影，根子还在利益冲突上。问题是利益冲突一旦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挂起钩来，问题就复杂化、深刻化了。纯粹的利益冲突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通过协商谈判找到一种双方均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制度和观点上的分歧掺合进来后，冲突双方就会相互以敌人形象看待，谁也不服谁的理，没有商量余地，让步就等于投降，没骨气。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打倒、消灭，消灭不了就僵持、冷战， 谁也不买谁的账。

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考虑国家关系，在苛责别人的同时，也孤立了自己。要做朋友就得和我制度相同，观点一致；不能与“豺狼”为伍，与“魔鬼”打交道。这样能交几个朋友？邓意识到这种划地为牢的政策，等于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中国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向所有国家开放。全方位开放要求拆除一切人为的障碍。障碍去除后，便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邓选》ⅢP.260）第三世界要交，发达国家更要交；北朝鲜要交，南朝鲜也要交；不管白猫黑猫，只要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就要结交。邓知道“用这样的思想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邓选》ⅢP.330）因为同什么人都打交道，包括同“魔鬼”打交道、同过去的宿敌打交道。因此同时更需要智慧：“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邓选》ⅢP.260）

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考虑国家关系，不仅朋友难交，交了也难处， 很容易闹僵。因为强调一致，容不得别人与自己有差异，一有差异就觉得不够朋友，就要指责、干涉，强加于人。干涉总是相互的，你振振有词地指责别人，别人也有权利回敬于你，结果平地风波，一言不合，即可散伙。中国过去也做过干涉别人的事。改革开放以后，变得比较宽容，不再好管别人的闲事。剩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不让别人干涉中国。在同有优势的发达国家打交道时，中国倾向于不干涉别人，但是容不得、经不起别人干涉自己。邓知道一些国家好对中国说三道四，也是因为把国家关系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分歧搅合在一起的缘故。因此强调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变得

对自己十分有利。你家事我不管，也请你放尊重些，不要管我的闲事吧！这样才能保证独立自主地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

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给中国自己带来两大坏处：朋友变少且动辄闹翻。邓稍稍超越一点，就获得两大好处：朋友变多又独立自主。

7·7 对抗会失去朋友，结盟会失去独立性

邓小平认为，中国处理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应努力避免两个极端的政策：对抗和结盟。对抗会失去朋友，结盟会失去独立性。介乎两极之间最理想的方式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它的精髓是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和平友好， 但是又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才是对中国最有利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邓以极大努力先后结束了同美国、日本、西欧和苏联的敌对或隔膜状态。但对任何一方，邓都留有余地，不贴得太紧，更不抱成一团。中国同第三世界一向友好，但是不搞成“国际大家庭”。有些第三世界国家主动要求中国当头，邓坚决不当。中国同亚洲的经济强国日本一衣带水， 以亲密友好邻邦相称，但总不同它搞成“势力范围”。邓 1979 年访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明显有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用意，但不打算加入美国“政治集团”。访问结束时，只发表联合新闻公报，而不发官方的联合声明，因为这样非正式些，约束力小一点。80 年代末同苏联改善关系，但是再不像 60 年代以前那样“同志加兄弟”了，为的也是独立自主。

这种既交朋友又不过分亲热的态度，可不能理解成对朋友不忠诚，而是一种广交朋友又不丧失独立性的中国式外交谋略。

等距离地对待朋友才能保持更多的朋友。对某一个或几个朋友过分亲密，势必令其他朋友不安，所以不利于广交朋友。如果中国同一个或几个要好的国家搞成一个什么集团，那就意味着同这集团外的其他国家割袍断交， 不能再交其他朋友了，而集团内的盟友是否靠得住还是个问题。

和朋友保持一定距离，反而更便于处理同朋友的关系。贴得太近，反受他人制约；使自己丧失许多主动性。相反，离得稍远一点，他还生怕你跑了哩，怕你跑到别人那里，加强了对手的力量。这样，你反而主动起来，用不着看朋友脸色行事。他有什么不对，你还可以批评几句。如果过于亲密，那就不好批评了，一批评就见外。

保持一定距离，约束力小一些，自己的自由度也就大一些。虽然做了朋友，但有所保留，除了保留同第三方交往的权利，还保留批评你这个朋友， 甚至在你很不够朋友时离你而去的权利。有所保留就可以自由来往，可以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更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 而不是什么都围绕别人转。

感情上稍微亲密一点没关系，也是难免的，邓特别强调不能搞成有盟约的集团。结盟有三种情况：一是别人更弱，中国作盟主。这样可能得一些好处。但中国可作盟主的似乎只有第三世界，而对这些小兄弟，中国一向的态度是义务感大于权利感。再说这张牌在政治上也许有点份量，在军事和经济上就算不得什么。二是作盟员，别人比中国强大。中国加入这样的集团等于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上了别人的战车，失去自由不说，还要把自己的安全保障托付给别人。这意味着必须看别人脸色行事，一旦反目，就什么保障也没有。三是实力相当，做地位平等的盟友。在内部，义务和权利都是对等的；对外，你可以打我的牌，我也可以打你的牌，互相打牌，抱成一团。这看起来不错，但并非上策。上策是做朋友，但又保持一定距离，保留来去

自由的权利。这样主动权就全在我手中。这边不够意思我可以稍微往那边靠靠，那边不够朋友我又稍微往这边倾倾。结果谁都怕中国离去了，别人打不了我的牌，我反过来可以不时打打别人的牌。

不依附于任何人，会不会被孤立？如果中国弱小得一钱不值，势必如此。然而中国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不可以被人忽视的。仅凭中国巨大的市场， 就足以令许多国家放弃不得。当然有这些条件而不依附于任何人，要不被孤立，还得有个前提，那就是谁都不要得罪。不得罪任何人，谁都交朋友，但谁也不依附，保持独立地位，结果会怎样呢？谁都想争取，谁都怕得罪。这样中国的分量就加重了，朋友也更多了。

所以邓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邓选》ⅢP.162）

7·8 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怕什么？

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原则之一。它本是 50 年代处理同

中国地位差不多的印度的邻居关系的一个规则，没想到在 80 年代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自卫武器，成为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面对世界讲话时的口头禅。邓甚至说：“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邓选》ⅢP.360）

干涉内政不同于武装侵略。它是一个国家基于国家实力以外交方式对另一国施行的压力或影响。能不能对外施加影响或怕不怕外来影响，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强弱大小。一般地说，主张干涉，或不在乎干涉是强国的立场，而弱者则倾向于不干涉主义。

经济上不发达，加上不希望其他少数国家主宰世界的心理，决定中国是大国干涉行为的天然反对者。由于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对于针对中国的干涉行为特别敏感。当然不能说不干涉原则是只对中国有利的片面原则。邓充分估计到该原则能够在国际上获得大多数的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此外，占世界人口 1/5 的众多伊斯兰国家也不会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干预。再加上中国，也占世界人口的 1/5，这个队伍就够大了。

不干涉是双方行为，要求别人不干涉自己，自己也不得干涉别人。中国要做到不干涉别人是比较容易的。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历来只专注在中央大国内部如何战胜、控制别人，对域外夷邦从来没有什么支配欲，最大的希望是别人勿来打扰。“文革”中少数人有过世界革命根据地的狂妄想法，做过一些强加于人的事，出发点还是好心帮助别人，且中国从中付出的比得到的多得多，只有极不聪明的人才会这么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心交好于天下，担心战争影响四化建设，把发展自身放在首位，自己的事都做不完，根本无心他顾。既然中国无心也无力去干涉别人，那么“互不干涉”对中国来说，就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有力武器。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对外开放，尤其要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在这种情势下，如果不把内政和外交分开，允许相互干涉，看起来权利是对等的， 你干涉我，我也可以干涉你，实际上却于中国不利。因为中国、处于弱势， 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还不足以令人信服，不设防的互相干涉，中国影响不了别人什么，别人凭借多方面的优势，则足以改变中国的颜色，把

中国引向自己政权无法控制的方向。当然，干涉不过别人，还有一个防范办法，就是把国门重新关闭起来，不与外界打交道。可是这样又于现代化建设不利。在不得不打开国门，又不愿看到全盘西化后果的考虑下，互不干涉就成了一条必不可少的自我保护措施。

不允许干涉，也是在国际上做人的一种技巧。中国正因为弱，更需要维护中国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不接受干涉的形象，不能示弱。这倒不一定是阿 Q 精神，而是因为在强者面前，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人家并不因软了就对你好一些，反倒觉得你好欺负，更看不起你。如此得寸进尺，以后的麻烦越来越大。当然，对强者进行这种心理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邓正好不乏勇气，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怕什么？

中国要变也可以，但必须按自己的意愿变，而不能让外人指手划脚。这关系到中国人的自尊心。邓懂得，没有民族自尊心，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一次他对尼克松讲了自己的“真话”：“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就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邓选》ⅢP.332）的确，近代史上凡是有卖国嫌疑的政府都长不了。

更实际的问题是中国还有维护自己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没有完成。台湾问题一旦国际化，祖国统一就无望。用什么阻止台湾问题国际化？ 就是不干涉内政原则。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海峡两岸怎么搞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任何国家都想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前提是都得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分。再如“六四”事件，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为此事发表宣言制裁中国， 邓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谁给他们的权力！”“六四”中受到指控的民主派都是西化派，如果允许西方插手，要稳住阵脚就很困难。

7·9 如不事先给北极熊安上笼套，怎好轻易对越动兵？

“北极熊”苏联从 60 年代开始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部署重兵，包括

派到蒙古的军队，总数达 100 万；指向中国的导弹，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1/3。70 年代末，苏联又成功地把曾经受到中国大力援助的越南拉了过去。

1978 年 11 月，苏越签定安全条约。一个月后，苏联支持的越南进军中国的盟友柬埔寨。又一年后，苏联直接入侵中国的近邻阿富汗，苏联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国的后院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刚刚战胜凡是派、掌握中国最高决策权的邓小平，本希望中国从此以后一心一意致力于现代化建设。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可是在苏联三面包围的形势下，怎么能安下心来搞建设？邓不得不一边部署现代化进程，一边考虑怎样给北极熊安个笼套，以遏制它对中国的扩张野心。

第三世界朋友帮不了多少忙。恰好这时美国作出了主动表示。华盛顿不愿看到俄国人在亚洲的势力过分膨胀，觉得面对苏联的威胁，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增多了，于是在原来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台湾问题上作出妥协，第一次接受了对台撤军、断交、毁约三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邓迈出他外交战略上重大的一步，接受卡特总统的“正常化”邀请，于 1979 年初，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飞越太平洋，第一次对美国进行攻关访问。

许多观察家注意，邓在访美期间，努力把自己扮演成一位亲美分子。仅仅为了寻求现代化所需的经济、技术合作，当然没有必要这样。更重要的考虑是要惜以强调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以便给北极熊一点颜色看看，在同卡特的正式会谈中，邓强调美国、中国和印度应该协调行动遏制苏联的扩张，

但有重大保留，认为没有必要建立正式联盟。然而在公开场合，邓作出的反苏姿态是“文革”以来从来没有的。在与新闻界接触时，邓呼吁美国、中国、日本、西欧和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他说；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来自苏联，对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威胁来自苏联。“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破坏它，挫败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捣乱。谈到中越关系，邓说：越南起的作用比古巴更坏。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有人说，邓这几天在美国的反苏言论几乎与“文革”期间对苏联的攻击同样激烈。为什么？在接受《时代》周刊来访时，邓作了回答：“要给北极熊安上笼套”。离美之前，邓留下最后的话：“如果要束缚住北极熊，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苏联《真理报》指责邓的访美是“为发动反苏煽惑游说的一星期”。实际上，邓在途经日本时，所强调的是同一主题。

人们还注意到，邓旋风回到北京后第 10 大，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开始了教训越南的自卫反击战。西方舆论界据此认为，邓此前的环太平洋访问是对美、日两国态度的火力侦察。是啊，如不事先给北极熊安上笼套，怎好轻易对越动兵？越南是与苏联有安全条约的。为了加固宠套，整个 1979 年，中美两国在加强经济文化合作的同时，也开始了军事合作，例如美国海军访问中国，双方军事代表团进行交流，美国对中国出售武器。1979 年中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 开始中美军事合作。中国和美国共同监视苏联的核试验，交换有关阿富汗和越南的情报。

7·10 邓把他的访美行期定在农历大年初一

中美敌对 20 余年，主要障碍无非两个：社会制度的差异和台湾的位置问题。就中国方面说，前者关系到姓“社”还是姓“资”，后者关系到爱国还是卖国，都是极敏感的问题。

如果加上国际条件，中美关系的实际走向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政治决策对资本主义取什么态度，是一概批判、否定，还是主张有所学习、借鉴。这一点虽不直接却从根本上决定中美关系的大势。二是中美双方对台湾问题各取什么态度，双方能在多大程度上达成谅解。这一点非常直接地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曲线。三是中苏关系这个外部因素。按照中国传统的外交战略，主要敌人只能有一个，不可两个拳头同时打人。如果中苏紧张加剧，就会直接推动中美接近，当然中苏缓和并不一定意味着中美关系要退到临界点下。

三个因素相互制约。70 年代初，随着中苏北部边境危机加深，毛泽东逐步把原来的反两霸战略向苏联重点倾斜。与苏联相比，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对中国的现实威胁毕竟要小得多。1972 年，毛以“台湾事小，世界事大”的风度同尼克松握手言和。毛有意与美国结成心照不宣的战略同盟以抵制来自北极熊的威胁。然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并不顺利。华盛顿不愿轻易放弃它在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在台湾问题上迟迟不愿作出相应让步。而中国在继续坚持文革路线的条件下，也难同头号资本主义的美国走在一起。

这一切都靠邓小平扭转乾坤。邓心目中装着四个现代化，他设计的四化目标，倚仗两个轮子前进：一是对内改革旧的体制以大幅度地解放社会生产力；二是对外结束长期闭关锁国状态，向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开放， 以便获得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现代化的管理经验。邓知道向西方开放首先要经

过美国这一站。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头儿，又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过去中国同整个西方世界隔绝，首先是因为同美国隔绝，现在要通向西方， 首先要敲开美国的大门。

但是邓同样受到各种因素制约，不得不审时度势，小心从事。1977 年万斯来华访问，与邓谈判正常化向题：邓显得有点避重就轻，几乎不愿触及台湾问题。后来白宫发表的报告称此次会谈取得了进展，中国领导人对正常化的条件表现出灵活性等等，邓甚至起而加以反驳。这一行动虽令美方感到惊讶，实际并不难理解。因为此时邓刚复职不久，他的政治基础还很脆弱，在中美关系这个敏感的话题上不能不有所顾忌。1978 年 5 月，布热津斯基再来搭桥，情况就很不同了。这时邓的权力已经明显上升，他表示中国现在愿意谈判正常化问题。

随后，中苏关系的恶化又成为有效的催化剂。苏联与越南于 1978 年 11 月签订安全条约，一个月后越南进攻柬埔寨，构成对中国的包围之势。中苏关系已没有缓和余地。美国鉴于苏联在南亚的扩张，也作出积极反应，第一次接受对台撤军、断交、毁约三条件，只保留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利。联美拒俄本是毛生前的意向，邓不失时机地推进了这一进程，1979 年 1 月 1 日，

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完成了历时 8 年的正常化谈判。这一进程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的伟大转折汇合在一起，标志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开始。

紧接着，邓开始了 30 年来中国第一位最高领导人对美国的正式访问。除了巩固和发展业已形成的中美友谊，邓此行还有三项使命：联合美国共同遏制苏联，以减轻中国边境的压力；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为刚刚启动的现代化工程寻求经济技术合作。

邓把他的访美行期定在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人们都忙于拜年，讲究图吉利，开门红。邓选择这一天到大洋彼岸拜年结友，使卡特总统深为感动。在次日的欢迎词中，卡特说：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这是人们走亲访友的时刻，也是团聚和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今天是和解的时刻，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在华盛顿盛大的国宴上，邓致词说：“我们两国曾在 30 年间处于相互隔

绝和对立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一次，当着许多记者面和卡特热烈握手，邓兴奋地说：“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

除了联合对苏的默契，两国领导人签定了一系列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协定。内容包括：两国互设领事，互派留学生，能源开发、高能物理和空间技术合作等。卡特说这些协定代表了中美关系“一个新的不可逆转的潮流”。邓则说，这些“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今后还“有更多的双边合作领域和渠道等待我们去开拓”。

分歧只有两处。卡特的日记写道：邓极力反对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计划，但他原则上同意美国的新闻机构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邓不赞成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要求卡特明年起在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来取审慎态度， 还希望美国和日本敦促台湾同意与大陆谈判。

在美 8 天，邓用一半时间访问美国三大工业中心城市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这样的安排，目的是为今后彼此间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奠定基础， 他特别留意美国的高新技术和现代化成就，一再表示美国有很多东西值得中

国学习。这不仅仅是客套或谦虚。在西雅图，邓发表了一段结束语：“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就是你们这个被称为‘通向东方的大门’的城市。这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两国是隔水相望的邻居。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8 天中，邓不知疲倦地与美国总统和其他官员进行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在不同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并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2000 多名新闻记者跟踪采访报道，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都变成“邓小平时间”。世界舆论普遍认为，邓这次访美所受到的隆重接待和空前欢迎，是近 20 年来美国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华社记者则评论说，在中外关系史上，“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的立场以这种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

这次在美国掀起的邓旋风把中美关系推到前所未有的顶点。但是有人因此产生错觉，认为中国有求于美国，把中国看得无足轻重，甚至认为中国出于反苏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邓觉得有必要降点温。事实上各种制约因素也在变化。苏联在 1979 年中越战争中保持了克制，这意味着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而美国在卡特执政后期，竟搞出一个《与台湾关系法》； 紧接着里根在竟选纲领中又说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话。与此同时，国内反华国锋阵线出现裂缝，邓的改革路线压力增大。因此在访美后的第二个年头，邓开始对中美关系作低调处理。尔后数年中，中国方面不断就台湾问题向美国发出抗议，而美国则以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相还。双方争吵不断，但经济技术合作一直照协定进行。

7·111989 年 5 月，86 岁的邓小平和 59 岁的戈尔巴乔夫见面了，不是在苏联的任何地方，而是在中国的北京

中苏对立亦起于两端：一是意识形态分歧，争论谁是马列主义的正宗。

二是存在已久的边界争端：沙俄时代从中国划走 15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60 年代苏联又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

邓小平曾是一名出色的反苏战士。他同赫鲁晓夫有过面对面的较量，被赫氏称作“很难对付的小个子” ， 1974 年邓在联合国讲坛上向世界公布中国的立场：与美国相比，“在欺侮他国上，那个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超级大国更为凶恶”。

苏联成为对中国来说比美国更危险的主要敌人，不是因为它的“修正主义”形态和社会制度，而是它对中国的安全造成比美国大得多的现实威胁。意识形态之争就中方来说纯属“文革”产物。中国人消除对“修正主义”的成见比消除对“资本主义”的戒心毕竟要容易些。“文革”结束后到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拨乱反正，“苏修”敌人的形象亦自动消失。这应该说是两国开始接触、对话的一次机会。不料，勃列日涅夫此时又增加两个新障碍：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并直接进攻阿富汗，对中国形成“C”字形包围圈。

在中苏缓和无望的情况下，邓不得不继承毛泽东晚年的国际战略：联合美国共同遏制苏联的扩张野心。这一招果然见效。经过 1979 年初邓在美国的攻关访问，苏联在中国教训越南时保持沉默，没有使事态扩大，发展成中苏直接冲突。

邓虽然素以对苏联态度强硬著称，但他也像刘少奇一样，一直认为同苏联保持和平至关重要。现代化工程启动后，邓对苏战略的根本点，是缓和紧

张局势，以防战争爆发。中国不需要同苏联在军事上比个高低，只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以便专心于现代化建设。

同苏联改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可以使中国不致于因为苏联的威胁而过分地依赖于美国。那样，中国在国际舞台活动的余地更大了。

事实上渡过 1979 年的危机期后，从 80 年代初开始，中苏关系就出现缓和迹象。虽然中苏间有一笔沉重的历史老帐，一提起来就令人气愤。但邓从现实出发，只要求苏联解除对中国的边境威胁，回到 50 年代边界状态就万事大吉。这个要求是很低的，苏联只要收敛一下它的霸权主义野心就可以做到。

当然，希望苏联放弃霸权野心只是一厢情愿。能不能放弃，最终取决于苏联内部的变化。苏联一直想同美国争霸全球，但它的经济实力显然不及美国，这一点决定它终有一天支持不下去，由于对外扩张战线拉得太长，进入80 年代，苏联渐渐暴露出它外强中干的实质。中国的和平外交和改革内政对同属社会主义的苏联也许多少有点启示：中国致力于发展自身的战略，同苏联致力于对外扩张的战略，哪一个更可取呢？

80 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邓领导的中国走在最前面，

1982 年中国农村改革已初见成效。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贸易活动开始复

苏，从 1982 年到 1986 年，两国贸易增长 6 倍。改革带来的实惠比当年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更富有吸引力。昔日的”老大哥”突然觉得亚洲的“小兄弟”有值得效法之处。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拉开了苏联改革的序幕，而且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比中国的总设计师走得更远。两国都走向改革道路，着意反省、革除原体制的弊端，尽管思路不同，却足以为消除 20 多年的敌意铺平道路。

在邓的心目中，只要苏联不制造边境紧张，消除对中国的威胁，别的就不用过于计较，先把自己的事办好再说。可是美国对削弱苏联的兴趣大得多。那就让美国去计较吧！苏联的威胁也好，优势也好，全在于它的军事力量。这一点在苏美双方拉锯般的裁军谈判中明显削弱了。既然苏联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它对中国的威胁自然也不存在了。

从苏联方面说，既然愿同美国结束冷战局面，有什么必要再同中国对抗下去呢？于是在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上，苏联变得主动起来。1986 年初，苏联提出让苏联专家重返中国的建议，邓没有表示惊喜。7 月，戈尔巴乔夫又抛来彩球，申明苏联方面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

对戈氏的这一表示，邓回以“谨慎的欢迎”。“欢迎”是因为它有点新的东西，是 20 多年来少有的。“谨慎”是因为邓从苏联外交部听到另一种调子。于是邓又把“球”传了过去，通过新闻媒体告知苏联：改善关系的前提是除掉中苏间的“三大障碍”：苏联从蒙古和中苏边界撤军，从阿富汗撤军， 敦促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戈氏在 7 月讲话中已申明苏联正在研究从蒙古撤

出相当大一部分苏军，并许诺 1989 年底以前从阿富汗撤回 6 个团的苏军，独不提柬埔寨问题。邓强调“三大障碍”中最主要的是越南入侵柬埔寨，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在柬埔寨的军队同中国对峙。

现在苏联不只是自己撤军问题，还要劝说它的盟友从第三国撤军，不得不喝下这杯自己酿造的苦酒。不过邓的姿态亦很高。他表示，只要苏联主动

消除这些障碍，尽管他已经 82 岁了，再没有出访的任务，他还是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1989 年 5 月， 86 岁的邓小平和 59 岁的戈尔巴乔夫见面了。不过不是

在苏联的任何地方，而是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从 1961 年中苏两国领导人实际

脱离接触，到现在也近 30 年了。

邓建议利用这次会晤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不过，为了更好地开辟中苏关系的未来，邓当着戈尔巴乔夫认真算了一下两国的旧账，毫不客气：从沙皇俄国侵占中国 150 万平方公里领土到苏联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以证明历史上从中国得利最多的，除了日本就是俄国，而近 30 年来，对中国构成主要威胁的，又是苏联。这不啻是一篇控诉，邓申明，他讲这些看法， 不要求回答，也不要求辩论，只是想使苏联同志们知道中国是怎样认识“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中国愿意结束过去，并不是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屈辱，只是为了未来着想， 未来怎么样？那就要看苏联同志了。

7·12 世界大三角

邓小平不止一次讲到“世界大三角”。一次，他对日本朋友说：“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 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

（《邓选》ⅢP.105）这不是否认“三角”存在，而是觉得中国这一角尚需努力。又一次他对自己人说：“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邓选》ⅢP.128）

中国的分量从何而来？自己块头特别大、人口特别多？有第三世界广大朋友的支持？这些即使是原因恐怕也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先是毛泽东，特别是邓小平，懂得如何处理大国关系的诀窍，精通”三角学原理”。仅就双边关系说，无论中美之间，还是中苏之间，邓都主张“和为贵”。

同美国和好，有利于现代化的开放政策，可以从西方得到不少好处。同苏联缓和，可以减轻边防压力，避免战争爆发，安心搞现代化。因此邓主张既同美国改善关系，又同苏联改善关系。但又拒绝成为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附属物或盟友。

70 年代末，为了抵制苏联的霸权野心，邓一度继承毛的战略，改同时反两霸为反一霸，主动向美国靠近。但在同美国结好时，邓努力避免与美国抱成一团。即使在 1979 年的“蜜月”期，他也留有余地，例如，在与卡特总统会议时，他主张中美两国应协调行动遏制苏联，但认为没有必要建立正式的联盟。两国首脑会谈成功后，须向世界广而告之，邓选择“联合新闻公报” 的形式，而不用惯常的官方联合申明，据说这样显得非正式些，约束力小一点。

邓知道同美国打交道应掌握一个“度”，“蜜月”过后，有必要冷却一下。为了改变一下美国认为“中国无足轻重”，“中国有求于美国”的锗觉， 从 80 年代初开始，邓不断对美台关系的现状表示不满。里根上台后，中国方面一再强烈谴责美国对台出售武器一事，甚至威胁，如果美国不改变立场， 就要降低中美关系的级别。1982 年，邓还对新闻界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一大障碍，当迈克·华莱士问他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哪些作为时，邓说： 可以鼓励劝说台湾跟大陆搞“三通”，为进一步谈判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距离又不能拉得太大，防止回到过去的敌对状态。“六·四

事件”后，中美关系一度降至临界点。邓对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制裁中国一事万分恼怒，强烈谴责，决不示弱，半年后，事态淡化，邓又觉得“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并请美国总统特使向布什转告他的诚意：“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邓看出美国曾有一个想法：中国出于反苏的战略考虑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他警告美国新朋友不要利用这种朋友关系来要挟中国。中国为什么要反苏？只是因为苏联攻势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事实上从 80 年代初开始，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渐趋缓解，真正在不断扯皮的是苏美两家。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需要，已单方面遏制苏联，中美关系中联合拒苏的意义已不大。美国凭什么在中国面前打苏联牌，难道中国就不能对你打打苏联牌？

到 80 年代中期，中苏缓和的趋势更明朗，邓终于把这张牌打了出去，开

始同苏联探讨和解的条件。1988 年 10 月，邓宣布中苏两国将于 1989 年举行

近 30 年来的首次首脑会晤，西方一些外交官注意到：邓提前几个月，选择在这个时候宣布中苏首脑会晤不是偶然的。过不了一个月，美国就要举行总统选举，中国作出这一宣布为的是向美国下届领导人表示，中国打算在外交上积极发挥作用，中国牌打不成了。

1989 年 5 月，与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正式会晤时，邓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正常化。这下又有人担心，中苏两国言归于好后会不会形成一个对西方构成威胁的新的共产党集团。了解中国人的尼克松断言：这是不可能的。邓需要改善中苏关系，但不会恢复到 50 年代的状态，不会再去做苏联的“小兄弟”。“除非中国完全抛弃西方，否则它决不会投入北方这个可怕的邻居怀抱”。

前文提到邓几次讲到世界大三角，都是在 80 年代中期。这时，中国经过改革，实力大为增强，形象也大为改观。邓决定将外交战略来一次转变，他说：“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邓选》ⅢP.127）。

这一转变就是要跳出美国的怀抱。跳到哪里去呢？不是重新投入苏联怀抱，而是自立门户，独立自主，谁也不得罪，谁也不依靠。

邓明白在中、美、苏三角中，中国这一角比较单薄。不管中国投靠哪一边，只能充当小伙伴或小兄弟的角色。自己要失去许多主动，还会成为别人手中的牌。此外还有两大坏处：势必得罪另一方，无端给自己树立敌人；势必失去第三世界的朋友，使自己变得孤立无援。结果只有一门心思倒在别人怀里。可世事万变，你投靠他，他是否靠得住呢；万一闹翻，岂不彻底孤立？邓懂得三角原理：一个系统中如果只有两个角，往往形成僵局。出现三

个角，就可以做成活局，而且往往有利于后起者。投靠某一方，三角变成两角，与另一角对峙，等于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处处被动，有求于人。相反，谁也不投靠，在两极间保持同等距离，自己就取得一个独立地位，反过来两方面都要向“中间王国”求爱。这时候，如果有必要给某一方一点颜色看看，只需稍稍向另一方倾斜一点就行。灵活自如，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别人打不了中国牌，中国却可以不时打打别人的牌。

不投靠任何一方，从形式上看似乎又回到最初同时反两霸的立场。这样说也可以，不过方式大不相同，不再像原来那样用对抗、断交，两边树敌， 于自己不利的愚办法去反霸，而是在同双方都改善关系的前提下，“谁搞霸

权就反对谁”。这样的“反对”可能会得罪某一方，但是不要紧，他奈何不得，因为他不会轻易地让你跑到对方那边去，这叫做“谁也不得罪”（都改善关系），“谁也不依附”（保持一定距离），结果“谁也不怕”（谁有错误都敢批评）。

如此这般站在中间立场上“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仗义执言，主持公道， 还有一大收获：可以把对霸权主义不满的所有国家都团结在自己周围。“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邓选》ⅢP.128）结果，中国，这本来相对单薄的一角，却变得很厚实了。

研究大国兴衰史的保罗·肯尼迪看到：中国在当前（和将来）的国际体系中作为真正独立的角色的重要性，由于它在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风格而大大增强了。中国经常蔑视两个超级大国的要求和爱好，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的行为又出乎他人的意料。尽管它的弱点显而易见，但它从未对莫斯科或华盛顿表现出圆通或屈从。⋯⋯由于所有这一切，中国在国际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其实，凭中国的分量，它在一定意义上应被看作是候补超级大国——并非仿效苏联或美国的那种超级大国而是反映北京在全球政治中的独特地位的那种超级大国。

7·13 过去的让它过去，并不等于忘记过去，但着眼的是开辟未来

中日关系在邓小平的外交谋略中占有特殊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改善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重要性。

与中美、中苏相比，中日之间的共同点显然要多些。中苏之间一度有几千公里的边界冲突，中美之间则有异常敏感的台湾问题。从日本方面说，它同苏联有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同美国虽有安全条约，但经济竞争尤其是贸易摩擦只会越来越严重。这两个问题都不是很容易解决的。中日之间只有一个无足轻重的钓鱼岛，邓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巧妙地避开了这一障碍。日本虽然是经济强国，但战后在国际政治事务中一直处于战败国地位。日本要改变这一现状，就不能忽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为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文出访日本，在会见

天皇时，邓讲过一句话：“中日条约可能具有出乎我们预料的深远意义”。对中国来说，日本不构成苏联那样的战争威胁，同时又具有美国那样的现代化潜力。中日友好既可以起到共同遏制苏联的作用，又可以使中国不致于因为现代化的需要而过分地依赖美国和西方。

1972 年，中美建交比中日建交稍早一步，可是后来中日关系正常化反过来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前面。1978 年，邓在访美前 3 个月把中国改革开放的信息首先带到日本。在邓访日期间，中日双方对经济技术合作都表现出浓烈的兴趣，日本对中国这个大顾主似乎等待了很久。这对美国无疑是个刺激， 这时中美关系正常化还差一截距离。凡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希望能够乘上通往中国大市场的早班车。美国怎肯让他在太平洋区域的经济竞争对手捷足先登？同日本友好，对于中国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掌握太平洋地区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主动权，肯定是一颗重要的棋子。即使中国同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的关系都搞僵了，只要中日合作保持下去，中国也还有向外学习和引进现代化的通道。

算历史账，从中国得利最多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和后来的苏联。不过日本在二次大战以后，再没有占中国一寸土地。而苏联，老债未还分毫， 又欠下新债，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日苏之间也有账可算，那就是北方四岛。

中日在对付苏联这一点上并不亚于中美。日本虽然不想与苏联为敌，但它成为中国 80 年代中期以前反苏统一战线中的一个盟友还是不成问题的。1978

年邓首次访问日本时，在东京国宾馆的欢迎仪式上，有 28 国驻日大使参加， 日本应中方要求，独不邀请苏联大使。邓利用日本讲坛，解释中日和约中的反霸条款，除了中日双方自我约束，还包括反对任何国家的霸权主义行径。面对世界各国记者，邓更强调“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三个月后，邓为遏制苏联在南亚的扩张而出访美国， 归国途中又在日本作短暂外交，再一次向日本领导人强调反霸问题，这样才有尔后的对越目卫反击战。

邓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只是 20 世纪，还考虑下一个世纪，下几个世纪。这方面有利条件不少。例如两国同属亚洲籍， 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都是黄皮肤，东方文化系统，历史上有过两千多年友好交往。邓很注意利用这些宝贵的人文资源发展中日关系，例如访日期间，他特意专程前往奈良市拜访唐招提寺，并许下让鉴真和尚回国探亲的愿。尔后在两国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过程中，中国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日本产品如洪水般涌入中国，另一方面对日本的高科技和资金则是来者不拒。1988 年日本向中国一次提供贷款 8000 亿日元，邓对此事表示惊讶，亲自向竹下登表示谢意。这大概是邓第一次向外国首脑致谢辞。

中日关系不是没有障碍，最大的潜在障碍可能是中日战争在两国人民心头刻下的痕迹。中国人很难消除对曾在中国杀人放火的“日本强盗”的敌意。不过，这个障碍经过邓的转化工作反过来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有利因素。访日期间，邓在会见天皇时，日本政府官员深怕他当面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邓掌握了这个心理，他不像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那样历数从沙俄到苏联的罪过，而是采用另一种更有征服力的方法：天皇还没有提到过去，邓先声夺人， 非常爽快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这种不计前嫌的风度使昔日的战争罪人深受感动。邓马上占领了优势；天皇在讲话中出乎意外地离开原定讲稿以“不幸的事情”的措辞表示谢罪之意。之后，福田首相在祝酒词中又一次脱离讲稿，对侵华战争深表遗憾。这就是邓要达到的预期效果。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单是死人， 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战后中国高姿态，不向日本索赔，如今两国修好时，又如此大度地不计前嫌。这就给中国方面造成一种人情优势。中国是同昔日的战争罪人交朋友，日本人心理上先就有一种负疚感。邓知道这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很有利的：中国今天虽然需要日本帮助实现现代化，但是日本过去欠了中国一笔人情债。

过去的让它过去，并不等于忘记过去。邓知道要使中日友好关系保持下去，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改变过去日本侵华犯罪的历史事实。所以中日关系正常化后，邓对钓鱼岛一类问题毫不在意，但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中国曾对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否认日本侵华事实一事提出严正抗议。1985 年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邓间接而又严厉地提出了警告。北京、西安等地大学生在 9·18 前后发动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军国主义， 邓没有批评学生制造动乱。1987 年日本防卫费突破百分之一，邓也非常敏感。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当然有维护亚大地区和平的考虑，但主要不是怕日本重新侵略中国，而是不能让日本翻侵华战争的案。邓不断提醒日本朋友不要忘记过去的惨痛教训，他知道，要使日本成为一个对中国无害而又比

较好把握的朋友，就必须让它把侵华战争的人情在债背着，让他们保持着对中国有愧的感觉。没有哪一个两国关系像中日关系这样，一方面在现实中亲密友好，相互合作，朋友以待，另一方面中国却可以毫不避嫌地通过各种方式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两个方面相互制约，谴责过去是为了开辟未来。

7·14 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是邓谋求世界和平和中国发展“三级跳”

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是邓小平谋求世界和平和中国发展的“三级跳”。日本学者看到：中国积极开展睦邻外交，是为中国倡导的“国际新秩序”打基础；在亚洲建立新秩序是“中国的生存战略”。

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安稳的国际环境，首先是周边地区的安稳。中国过去深受列强侵犯之苦，而其中为害最大的恰是两个相邻的列强：沙俄和日本。邓把改善中国同周边邻国的关系放在外交政策的优先位置，首先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防止相邻的大国、强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防止其他邻国被大国、强国利用来拚凑对中国的包围圈。

同邻国改善关系，当然还有开展互利合作的积极意义。中国与周边邻国有地缘上的优势，同许多国家还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在资源、市场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如果放弃身边的朋友而远交欧美，无疑是舍近求远的下策。同周边国家开展互利合作，求得共同繁荣，实乃共创亚洲太平洋世纪的真功夫。

邓对河野洋平的名字很感兴趣， 1977 年秋在北京见过一面，就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次年访日时，邓对河野说：“请永远不要改你的名字”。河野有点茫然，邓解释说：“太平洋和平是我最大的希望”。河野这才明白邓的一片苦心。日本是中国周边一个世界级经济大国，中日友好是邓谋求太平洋地区和平的一着重棋，他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1977 年邓复出不久，第一次会见日本客人，就敦促日本尽快恢复谈判，早下决心缔结条约。1978 年他掌舵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日本。邓曾说：“中日关系有许多话可说， 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最关键的一句”。为了实践这句话，他利用一切机会，同日方各界人士广泛接触。据统计， 80 年代 10 年间，他一共会见外国来访者 365 批（次），其中日客

人有 55 次之多。对有影响的中日友好人士，邓视作上宾，多次见面，有的

10 年中 6 次晤面交谈。在两国关系出现难题时，他会见日方人士就更频繁。对可能影响中日关系的消息，如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处理日台关系等，邓始终保持高度敏感，一有苗头就发表意见，提出批评进行交涉。这些事单独看关系不大，但积累起来有可能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断送来之不易的中日友谊，破坏太平洋地区的安稳。邓要求写进中日条约的反霸条款， 首先是中日两国自我约束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他对日本人讲得最多的话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邓希望日本成为对中国无害的朋友。1989 年 6 月以后，日本跟随其他西方大国制裁中国，邓会见中日经济协会访华团说： “日本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要自强，不能自卑”。1991 年 8 月海部首相正式访华，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和好如初，邓这才放心。

朝鲜半岛是中国的东大门。当年日本入侵中国大陆，随后美帝威胁中国安全，都是以此为跳板。朝鲜半岛不安稳，对中国东部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安全利益构成直接威胁。邓意识到“中朝关系不同一般”的重要性。70 年代未以来，中朝两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常来常往。80 年代，邓采取更加务实明

智的政策，除了继续巩固中朝之间“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还适应东西关系缓和的大势，同南韩改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单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考虑问题，以北方为友而以南方为敌，加剧南北对立，而从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采取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方针，力促朝鲜半岛问题和平解决， 如支持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支持南北双方对话，和平解决统一问题。不但自己和，也希望别人和，无非是为了周边的安宁，亚太的稳定。

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友好是邓谋求周边环境和平与安宁的另一重要方面。东南亚地区成半月形环绕中国东南部，这里的形势演变直接关系到中国南部的安全利益。1978 年邓完成访日任务后的第二步攻关旅行就是出访东南亚国家。

邓希望在中国和东盟国家间建立起一种“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关系”。所谓“相互支持”是指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这里建立霸权或势力范围， 是中国和东盟各国共同的安全利益所在。“相互援助”是鉴于近年来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得较快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加速现代化建设。11 月，邓访问东盟的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向三国表明中国的邦交态度：”善意、真诚、谅解，尊重各自的地位和立场”。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南海上一些岛屿的领土之争，对此，邓采取“避开主权，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化解。国际舆论认为，“中国在重申它是南沙、西沙群岛的合法所有者”的同时， 提出“有关各方集资共同开发这些岛屿”的建议，“也许是最富有建设性的办法”。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还有个心理疙瘩，即所谓“中国威胁沦”，害怕中国强大后会欺负它们。为了排除这些障碍，邓呕心沥血。80 年代 10 年中，他先后会见来访的东盟客人 17 次，反复表明中国的善意和真诚，消除他们对中国的疑虑，推动各方交流和合作。邓的心血没有白费。1990 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西兰建交， 1991 年又同文莱建交。至此，中国同所有东盟国家都建立外交关系。1992 年，中国首次参加一年一度的东盟中国外长对话会议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1992 年 4 月，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第一次在北京召开年会。东盟邻居已认识到，亚太事务没有中国参与难以解决。

南亚地区北部国家与中国有 5000 公里左右共同边界。这里的局势对中国影响更直接。邓对这一带的态度是力排动乱，但求安稳，凡是不安定因素就尽力排除之，凡是和平的迹象就尽力支持之，如支持南亚国家建立南亚无核区的建议，支持尼泊尔宣布尼为和平区的主张，支持斯里兰卡提出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建议。

中国在南亚最要好的伙伴是缅甸和巴基斯坦。中缅保持了 30 多年的睦邻

友好。邓认为中缅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友谊——“胞波”情谊，自他 1978 年访缅后，双方像是亲戚一样，“亲戚越走越亲”。中巴关系照邓的说法“没有任何疙瘩”，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相互理解，如 1989 年 6 月后，西方国家都

对中国不满，唯巴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表示充分理解。邓主政 10 余年，同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传统睦邻关系都得到有效地巩固和加强。

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同中国有 2000 多公里共同边界，又有 2000 多年的

友好历史。中印又是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和睦相处实在重要。可惜自 50 年代以后，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结下了疙瘩。为了解开这个疙瘩，邓费尽心思。1978 年他访问尼泊尔时，托印度外长捎信给他们的总理：“我们应该改善关系”。1979 年初印度外长访华，他又敦促：“现在，我们要抓紧时间来改善

两国的关系。”怎么改善？邓使用他惯于擅长的化解矛盾法，把边界问题和国家关系的改善分开，以求同存异，不使边界分歧妨碍两国在其他方面改善关系。边界问题慢慢来，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经贸文化方面发展往来，以增进了解和友谊。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遵守边界现状，维护边界地区稳定。当然边界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最终要解决。邓主张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不必吵架或动武。从 1981 年开始，两国举行多轮边界会谈。邓分析边界争端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面积虽然不大，但涉及两国人民的感情，单方面让步本国人民难以接受。于是采取折中办法，双方都让点步，来个“一揽子解决”，把解决边界问题和发展互利合作结合起来，这样就比较好说服各自的人民。1988 年底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正式访华，邓对中印关系作了总结： 50 年代我们两国关系非常好，后来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况是彼此不愉快的，忘掉它！一切着眼于未来。邓还对甘地晓之以理：中印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好好发展自己。人们都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可是目前亚大地区比较发达的国家，总人口不足两亿，即使加上苏联、美国和加拿大的部分地区，也不过 3 亿左右人口，而中印两国

人口加起来就是 18 亿。这个简单的算术题说明中印不发展，就没有什么亚太世纪。年轻的印度总理听了这番话茅塞顿开，感到两国间对谈及的几乎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邓说：“从你的访问开始，我们能够恢复朋友关系。两国领导人将成为朋友，两国将成为朋友，两国人民将成为朋友。”

南亚地区最大的麻烦是越南。中国曾不遗余力援助它抗美，可是 70 年代末它在苏联支持下走向反华道路，出兵侵略中国的盟友柬埔寨，给中国的边境造成威胁。邓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的总原则是“和为贵”。为了和，他甚至不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他知道和平不是单方面可以乞求的，对付越南这样的地区霸权主义，不好好教训一下，任何其他办法都难奏效。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谋划，1979 年邓用武力手段狠狠教训了越南一顿。然后，又采取政治、外交手段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问题是80 年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纽结，牵涉到越南、老挝、苏联几个方面。在越南撒军的同时，邓积极推动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一方面支持柬人民的爱国反霸斗争，另一方面力促柬三派爱国力量联合、团结，努力消除内战因素，成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邓及时告诉西哈努克：中国支持三派联合不是一时的策略，而是长远之计，柬独立后仍需联合统一，和平安定，不能像阿富汗那样苏联撤军后陷入内战。柬问题政治解决取得明显进展时，1986年底，中国同老挝开始恢复和改善关系。1989 年 10 月老挝党政领导人凯山·丰威汉正式访华，邓与之长谈 75 分钟，双方还签订了边界协定。最后剩下一个越南，教训归教训，教训了以后，邓还是主张和为贵。越南之与中国对抗， 是因为背后有苏联。1989 年中苏关系正常化，越南再也支持不住了，邓见好就收，向越南表示，中国也愿意同它改善关系，条件和中苏关系一样：越南从柬埔寨痛痛快快撤军。邓说：“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越南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同它结束过去”，别的事都不用提了。越南已经得到严重的教训，现在中苏也和解了，尽管它还有个西沙问题，也不好僵持下去了。1991 年 11 月，越南高级代表团访华，迈出中越和解的第一步。至此，东南周边的局面基本摆平。

中国北部周边长期不得安宁，主要是苏联作祟。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整个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中苏之间逐渐出现缓和迹象。

邓顺势而行，积极谋求中苏和解。他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办法与苏联达成边界协定，最后于 1989 年在苏联接受从阿富汗撤军、从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三个条件的前提下，同苏联“结束过去”。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中蒙关系也得到新的改善，双方高层次互访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扩大。1991 年苏联解体，邓没有过多计较社会主义阵营的损失，而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看到它对中国有利的一面：消除了中国周边地区最大的祸患，因此才能够心平气和地同独联体国家建立并发展关系。1992 年俄罗斯外长访华，确认了中国同原苏联签订的一系列双边关系文件，沿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道路继续发展中俄睦邻关系，并不失时机地同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相邻的独联体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发展边境贸易。

短短 10 年多时间，邓以卓有成效的睦邻外交，就把中国东西南北的周边环境理顺了，开创出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同周边邻国关系最好、最稳定的时期。这不但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对亚大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和平与发展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7·15 德国《波恩评论报》说：所有访问中国的知名人士都认识到，没有中国参加，就不可能成功地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80 年代后期世界政局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随着东欧巨变、苏联解

体，战后持续 40 多年的两极格局，以一极的坍塌而告终。

旧的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无定局”状态。这无疑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机遇。可机遇只是天时，能否充分利用起来，还得靠人谋。过去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寻求均势的“大三角”战略已失去客观依据，现在需要随机应变，及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

从理论上讲，两极格局结束后，有两种新的可能性：走向一极化或走向多极化。哪种可能有利于中国？过去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又都不依附，居中平衡，为的是独立自主，以“三角”抗衡“两极”。现在两极只剩下一极，更没有必要去依附它。相反，多极格局，中国可以算上一极。于是，邓小平把原来争“三角”的外交战略调整为争“多极”，并从两

个方面去争：（1）继续同原来的两个超级大国改善关系，保持接触，同时花大力气加强同日本、西欧、东欧三个方面的独立和平外交，利用西方大国间的矛盾，推动多极化进程。（2）继续以第三世界为后盾，同西方大国相抗衡， 在多极化过程中逐步加重中国这一极的分量。

1988 年 10 月，邓对来访的外宾说：世界由两个大国主宰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世界，这里边包括中国、日本、西欧和其他好多国家集团。

日本和欧洲各国都不满意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的苏美主宰世界的两极格局。这些国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接受一个霸主的支配，正是两极对峙的产物。如今两极格局终结，并不意味着一极失败而另一极胜利了。随着苏联集团的瓦解，美国集团也失去了内聚力。既然共同的敌人不存在， 有什么必要再抱成一团，受制于一个霸主呢？大家都想分家过日子，不管原来属于哪个集团，都希望建立多种力量并存而又相互制约的多极格局，把自身包括进去，恢复自己的独立“人格”。邓的多极取向，使中国与日本、西欧、东欧诸国在反对超极大国控制这一点上有了共同的立场，中国可以放手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日本对美国在政治上的监护和经济上的压抑早就不满。从 70 年代初田中

角荣任首相起，日本就开始改变一味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实行以日美合作为轴心的多边自主外交。1972 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表示：“日本跟美国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正是这两个说了对美国不利的话的人，最先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不甘心充当美国的小伙伴，目前它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美国的 60％多，人均则已超过美国。日本企划厅经济研究所所长吉富胜还推算：到 21 世纪初，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会与美

国相当，人均则会高出美国一倍。美国从 1985 年起从债权国沦为债务国，1989

年欠外债 6600 多亿美元，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在金融力量和技

术实力两方面，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日本。美国电子协会 1991 年发表

一份报告说：“日本生产的 20 种重要的零部件已被用于美国的武器系统，而

其中的 7 种只有日本才能提供，别无他源”。如果没有日本生产的微蕊片， 海湾战争根本打不了高技术战。日本报刊不无揶揄地说：“美国在海湾危机期间以‘世界警察’的架式炫耀了一番，但它也不得不打上联合国的旗号让有关国家分担军事费用”。日本已公开宣称要敢于对美国说“不”。邓敏锐地捕捉到，日美矛盾的加深会加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分量。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极力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但日本政界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中国的参与，亚太地区的重大问题无法顺利解决；没有中国的支持，日本不可能真正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美国已有人把日本当作它 21 世纪最大的成胁，但美国又有求于日本，对日本的一些“越轨”行为无可奈何。因此美国实际上也很希望中国能够成为牵制日本的一大力量，美日两国都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来牵制对方，中国怎么办？邓的谋略是：（1）同日本巩固友好关系，同美国也保持正常交往，利用日美间的矛盾，居中起制衡作用，构成太平洋地区的“三角”关系。像 80 年代中美苏“大三角”一样，中国谁也不得罪，谁都不用怕， 倒是日、美两方都怕中国离自己太远，离对方太近，都不敢轻易得罪中国。这样，中国这一极虽然在经济实力上是最单薄的，但在处理亚太事务时，中国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一极，中国随便站到哪一边，另一边都承受不了。（2） 在同时与日、美双方交往的前提下，把中日关系放在比较优先的位置。1983 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一项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邓对中曾很说：“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中日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中美，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珍惜两国关系。优先考虑中日关系是邓的一贯决策，因为日本对中国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构成大的威胁，而美国则有可能。中日团结是对付美国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砝码。有了巩固的中日友好关系，美国要想垄断亚太事务，要想孤立中国都很困难，即使中美关系完全闹僵，中国也有一定回旋余地，例如“六·四事件”后，带头制裁中国的是美国，而最后打破僵局，首先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是日本。

西欧各国对美国的控制更加不满。早在 50 年代就有人提出欧洲联合的必要性，以免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戴高乐首先与美国闹独立性，提“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以同美国控制西欧的局面相抗衡。欧共体的建立和发展， 推动了西欧的经济合作。苏联解体后，两德统一，欧洲联合的步伐加快。1991 年底欧共体 12 国通过马斯特里赫条约，加快了西欧各国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竭力摆脱美国的影响。西欧的整体的经济实力已超过美国，统一后的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苏联的衰落和解体，使它对于西欧的军事威胁不复存在，原来维系美国和西欧的纽带松弛，美国难以继续通过“北约”

组织维持它在欧洲的主宰地位。如今，法国等国主张以欧共体为中心建立未来的欧洲结构，美国则试图通过改组“北约”，转换“北约”职能等方法来继续它对西欧国家的控制。欧美双方在安全、防务和贸易等问题上出现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尽管美国并不打算惜助中国牵制西欧， 但美国对西欧控制的削弱，却为中国打入西欧市场提供了机会；早在 1983 年邓就提出了“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尔后两、三年，邓一直在考虑如何加强同西欧的经济联系，1985 年邓鼓励意大利客人：欧洲也应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就是请不要听美国摆布，大胆地同中国合作。西欧的长处是技术，在许多方面不亚于美、日，而且欧洲人对技术转让比较开明。加强同西欧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国就不会过分依赖美、日两国，东边不亮西边亮，扩大了回旋余地。西欧同中国不存在地缘上的竞争问题，而中国的大市场无论对西欧还是美日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谁都希望捷足先登。东西两边都开放，都打交道，在未来的多极格局中，中国这一极的作用和分量就不只限于亚太地区，而具有全球意义。

苏联曾粗暴干涉东欧各国的内部事务，严重伤害了东欧各国的民族感情；单一的苏联模式给东欧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损害。东欧人久欲从苏联的控制下解放出来。1985 年，苏联的控制开始松动，邓鼓励来访的奥地利客人：现在不仅西欧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独立的政策，东欧国家也在一定限度内采取了一定的独立政策。这是十分可喜的，这是国际政治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苏联的解体对东欧国家来说不啻是一次解放，势必向亚洲寻找出路，这等于为中国开辟了又一条对外交往的通道，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卑于东欧国家，双方在经济上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东欧有一些技术比中国强， 而中国的轻工产品在东欧大有市场。同东欧交往虽然得不到很多高新技术和资金，但中国在经济上不会吃亏。政治上，则可以在欧亚大陆上构成一个中国、东欧、俄罗斯的三角关系。中国同东欧、俄国两方面都交往。虽然中国无意把原苏联的“小兄弟”都招过来，也不想同俄国对抗，但东欧人可能更乐意同没有威胁的远东朋友打交道，这对于防止俄国重新对中国构成威胁也是有利的。

第三世界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支超越于两极体系的独立反霸力量。中国过去不算强大，却能同两个超级大国周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第三世界的支持。进入 80 年代末，邓看到，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邓选》ⅢP.329） 因此，中国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的发言权，增加与西方大国打交道的分量，在多极化世界中争一席之地，仍然需要紧紧依靠第三世界，借助第三世界的力量，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第三世界虽然穷，但就其拥有的人口、地域面积、战略交通线和海陆资源来说，它在总体上具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欧共体委员会前主席詹金斯曾说：“共同体的繁荣依靠第三世界繁荣的程度，大于依靠其它贸易伙伴——美国和日本”，西欧原料消费额的 1/4，日本的 2/5，需从第三世界进口。美国工业消费的 95 种主要原料中有 68 种需进口，其中 15 种全需进口，进口对象主要是第三世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在一定意义上并不亚于后者对前者的依赖程度，政治上，目前联合国近 180 个成员国中，发展中国家超过 100 个，加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约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 2/3，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共同点多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苏联解体后排除了中国

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的主要障碍。在目前的国家体系下，第三世界国家只有中国能够代表他们说话。邓反复申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一票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仍然是第三世界的一员。此外，他还紧紧抓住南北问题，致力于南南合作，这本身就是加强中国同世界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又通过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代表占世界人口 3/4 的第三世界国家同“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讨论全球问题和国际新秩序。中国本身就不算弱，加以第三世界作后盾，灵活地同西方大国打交道， 未来的世界，不管几极，中国无论如何要算一极，而且这一极的分量不会很轻。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这一极有多大分量？最好看看外间世界的感觉： 德国《波思评论报》说：“所有访问中国的知名人士都认识到，没有中

国参加，就不可能成功地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还有一种世界舆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拥有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新的均衡尚未形成之际，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的解决少不了中国的合作”，“中国的确可以扮演更重大的角色”。

7·16 韬光养晦

1989 年“六四平暴”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施压，制裁中国。

为了顶住外部压力，平息内部的余波，反“和平演变”的口号重新提到战略高度。哪知没过多久，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传来震惊人心的消息，许多姓社的国家一夜之间改变了颜色。中国一时处于两面受压（苏东变故是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某种意义上比西方制裁的压力更可怕）的境地，情况比50 年代中期毛泽东面临的国际局势复杂、险恶得多。不少人慌了手脚：刚刚针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攻势，大讲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突然间社会主义的红旗纷纷落地，这可怎么办？

这时邓小平已决定完全退下来，辞去最后一项职务—— 军委主席，实现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掉的愿望。在交待退休事宜时，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献计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 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邓选》ⅢP.321）

后来在传达时，还有第四句话：韬光养晦。合起来被称作应付当前国际形势的“16 字方针”。

要是不冷静，对“苏东事变”匆忙作判断、发议论，能说些什么呢？ 要么说它变得好。这等于承认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势必动摇中国的“立

国之本”。正迎合了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需要，更麻烦的是这样说将与“六四问题”的定性和处理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当时余波未息，这样做无异于自乱阵脚。

要么，对苏联东欧谴责一通，骂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葬送了十月革命的成果，砍倒了列宁主义大旗。这极可能重新引发一场比五六十年代更激烈的“共运”大论战。而且，中国用来反对西方制裁的主要武器是“不干涉内政”，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的社会制度，如果中国急急忙忙跑去对苏联东欧的新制度说三道四，岂不是干涉人家的内政？

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来说，第一种危险不大可能出现，最值得担心的是第二种倾向。因为当时确有不少人以为现在“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 而不仅仅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问题。他们希望中国挺身而出，

乘苏联衰落之机，当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头，扛起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大旗。

邓觉得这样做不是抬高中国的地位，而是把中国放在火炉上烤。西方国家看到苏联东欧变过去了，社会主义大国只剩下中国，本来就以中国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新中心”。若中国当真把旗扛过来，势必要成为西方攻击的中心目标。那样中国同西方的关系就没有缓和的余地。苏联东欧国家也未必服气，刚刚同他们缓和的关系有可能以另一种形式重新紧张起来。这样中国将会腹背受敌，重新走上“反帝反修”的老路，重新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邓的谋略相反：“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邓选》ⅢP.320）收敛锋芒，韬光养晦。少管别人的闲事， 更不做那种图虚名而受实害的蠢事。只做好一件事，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

自己的事怎么办？稳定和改革并重。不管苏联东欧怎么变，“中国自己要稳定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同上）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办不成。但是不能因为求稳而放弃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苏联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还有的国家是因为长期不改革。邓强调要重新树立改革开放的形象，认真做几件改革开放的实事，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变。他认为这是化解国际国内矛盾的关键，所谓“沉着应付”是也。

意识形态实行“内紧外松”的方针。对内仍然要讲苏联东欧的教训，强调反“和平演变”的必要性，不然稳不住局面，动乱因素又会抬头。对外则讲“尊重苏联东欧人民的选择”，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管苏联怎么变，都从容地同它发展关系。结果，苏联这一边没有搞僵，倒是苏联的衰落和解体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搞垮了，丝毫不影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西方的制裁和压力，一是坚决顶住，决不示弱；二是不搞孤立主义， 尽量寻求缓解机会。例如请李政道转告“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邓选》ⅢP.327）请美国总统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邓选》ⅢP.351）结果，那些开始起劲制裁中国的国家，看到中国块头这么大，又不怕鬼，不信邪，制裁根本不起作用；也慢慢转弯了： 不如继续保持接触，免得失去中国市场上的利益。再说，中国照样改革开放， 这就可以了，压得太重大急，万一重新关上国门，那样岂不更糟？最后，西方这一边也按邓的意思，陆续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

7·17 邓是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

1978 年邓小平访日期间，一位美联社记者，约籍·罗德里，感其攻关才能，称“邓在日本访问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

邓要推销的当然不是一项产品，也不是他个人，而是一度与世隔绝的中国。他要向世界推销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因为这是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请看邓在日、美两国怎样推销中国。

在中日和约换文仪式上，两国国旗并悬，国歌齐奏，热烈握手，举杯祝愿⋯⋯这些就够了，然而邓突然来了个新花样：同福田首相和园田外相亲切拥抱。两位著名的外交家被邓的举动弄得一时不知所措。中国人一向拘谨，

才向西方学会握手不久呢。谁也想不到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会用这种“投入怀抱”的形式向他们资本主义朋友表示友好。邓还在东京举行了一次西方式的记者招待会。这在共产党国家也是首例。这些举动使全世界的观众获得一个明确印象：中国开放了，开放的程度出人意外。

河野洋平最佩服邓的是他掌握人心的本领。本来，赴日国事访问，交换批文，同官方人士打交道，公事公办一番就可以了，邓却很注意投人感情。他专程前往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的私宅，感谢他们曾经为中日友好作过的积极努力。这种拜访纯属交流感情，有效表达了中国人识得好歹、不忘故旧的特殊感情。还有已故老朋友的家属，邓不能——登门拜访，就把他们请到宾馆来亲切接见。这些家属有的是第二代、第三代人，受到如此厚待无不感动， 有的当场落泪。邓的话更富有感情：“诸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亲属，当然也是中国人民的亲戚”。邓希望他们像走亲戚一样多到中国去看看。中国人如此重感情，讲信义，有什么理由不友好呢？

中日民间都有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日本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邓同日本6 个在野党领导人恳谈时，表明他此行的目的，除了交换批义，对日本的老朋友表示感谢，再就是寻找长生不老药。公明党的竹下委员氏一语双关：“最好的药不就是中日条约吗？”邓点头，他要寻找的正是日本成功的经验。在这方面，邓可真像一名出色的推销员。

参观日产汽车公司时，邓得知该厂人均年产汽车 94 辆，比中国最先进的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多 93 辆，无比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这也是加深两国的政治关系。”

新日钢铁公司从 1977 年开始已与中国有过 38 亿美元的交易。邓参观该公司的君津钢铁厂，与日本的“钢铁帝王”稻山嘉宽当面协谈上海宝钢的合作项目：“我国管理能力差，想学习。如果在管理方面不教我们，就不好办了。咱们订一个君子协定。如果上海搞不好，那就不是学生的责任，而是教师不好”。稻山后来多次表示，一定要帮助中国把宝钢建得比君津更好些。松下公司的创始人幸之助人称“经营之神”。邓参观该公司的一个彩电

生产线后坦诚地说：“值得我国学习的东西很多，希望松下老先生和各位给予援助”。幸之助表示：“我们什么都传给你们”。

中国需要援助、合作，这对日本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中国有 9 亿人口， 资源丰富，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将向国外购买大量的机器设备。日本经济界人士都把中国看成世界上剩下来的最大的贸易市场。邓抓住这一点，在日本经济界炒起一股“中国热”。有 200 多家日本公司同时在各大报刊上刊登广

告，庆祝中日条约生效，欢迎邓公访问日本。还有 6 个经济团体举行的迎邓

宴会，平常他们这类宴会出席者不超过 200 人，欢迎英王伊丽莎白时接近 300

人，这一次却达到 320 多人。宴会上还真的出现推销活动：日方人员同邓的随员一对一地交换名片。

邓在日本最后一站推销活动是在关西地区。不是说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吗？关西就是日本最需要中国的地方。战后日本关西经济基础削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去了中国市场。《每日新闻》评论说：“中国对关西财界寄予的期望之大出乎意料的，而关西经济界对中国市场所寄予的巨大期望又超过了中国”。邓到关西前，关西经济界人士就为出席他们政府部门举办的欢迎会展开角逐。后来，他们索性专门为邓举行了一场欢迎宴会。

三个月后，邓旋风从日本岛刮到美利坚，开始征服美国观众。

向美国观众推销中国，需要掌握美国人的特点。此问不宜过多地感情投入，更重要的是要显示中国人的个性魅力。

布热津斯基是中美友好关系的使者，又是著名的反共专家。邓抵美后仅两个小时，就驱车前往他的郊外住宅，参加 7 个月前就预定好的家庭晚宴一吃烤肉片。万斯曾抱怨布热津斯基在华的一些公开言论妨碍了他有效地发挥国务卿的作用，为此，卡特总统一度降低布氏的形象，要他躲在幕后。这次邓的光临，分明是在公开赞扬布热津斯基对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的积极贡献，同时也表明，中国人为发展中美关系，连反共专家也引为朋友，学会了同“魔鬼”打交道的勇气和风度。晚宴间，布热津斯基提到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在国内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问邓是否也碰到类似的困难。邓巧妙回答了这个不该问的问题，并借机表明了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他说：“是的，我也碰到了困难，在台湾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对”。

在肯尼迪中心，邓出席了一场文艺晚会。一流小钢琴演奏、现代芭蕾、职业篮球表演⋯⋯样样精采，令人陶醉，最后一个节目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演唱中国歌曲，把晚会的祥和气氛椎向高潮。演出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及其夫人一起登台与演员见面。这场晚会耗资 50 万美元，是由一家石油公司赞助的。该公司同美国其他大公司一样，看好中国这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 想借邓小平访美之机好好推销一下自己。邓把它变成向美国观众推销中国的机会，卡特总统在日记中记述：”当邓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拥抱演唱中国歌曲的小演员时，流露了真诚的感情。他亲吻了许多儿童，后来记者们报道说，不少观众甚至感动得流泪了。参议员克泽尔特是极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但这次演出后，他说他输八没有办法投票反对儿童们唱中国歌曲。邓⋯⋯确实轰动了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们。”

休斯顿是美国南部最大的炼油、化学、机器制造和造船工业中心，还设有航天中心。邓花两大时间在此间访问。在休斯顿西北部的西蒙顿举办了一场带有西部风情的烤肉宴会以表欢迎，美方出席宴会的除政府官员，大多为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他们对前往中国投资开采石油或其它矿产资源抱有浓厚兴趣，都想借机推销自己。有一位不速之客专程从加利福尼亚赶来，并设法“混”进了宴会厅。他就是世界著名的石油巨头，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亚蒙·哈默。此公曾见过列宁，由于他同苏联历届领导人关系密切， 卡特的顾问们怕他成为邓小平所担心的人物，但邓的举动出乎他们意外，把哈默请到自己身边就座，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译员按惯例向邓介绍哈默时， 邓止住了译员的话，对哈默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到中国来访问”。这个表示很今哈默高兴，他说：“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太大了，坐一般民航飞机我可受不了，可是中国又不让专机降落”。邓听后大笑起来，把手一挥：“这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来个电报，我们会作出安排的，希望你多带专家来”。三个月后，哈默果真乘自己的专机飞临北京，并迅同中方签署了石油勘探、煤炭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方面的初步协议。此后哈默几乎每年都要来华一趟，并同邓见面。邓对哈默在中国的活动扫除障碍，让哈默把中国的大熊猫带到洛杉矶奥运会。

在西蒙顿，邓还应邀观看了一场马技表演。这是美国人最喜闻乐见、充

满西部牛仔精神的娱乐活动。进场前，夫人卓琳先已带了一顶灰色牛仔帽。进场后，两名骑着白马的妇女又向邓和方毅各赠一顶崭新的、边沿翘起的白色牛仔帽。邓当即高兴地戴在头上，并坐进一辆 19 世纪的马车绕竞技场潇洒地转了两圈，向热烈鼓掌的观众挥手致意。不久前还有位美国作家称中国人是一群毫无个性特征的“蓝蚂蚁”，他肯定不会想到此刻站在美国观众面前的“蚂蚁王”对得克萨斯的牛仔帽表现出爱好。邓的到来还为附近的牛仔帽生意促了销，一个货摊上数百顶牛仔帽很快就被以 30 美元一顶的高价抢购一空。

邓在访美期间所受到的隆重接待和空前欢迎，是美国外交史上近 20 年来所没有过的，对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可以说美国人从未这样。据说当年赫鲁晓夫要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美国移民局坚持要他打指纹才能入境。邓能够赢得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欢迎，短短 8 天，在美国掀起一股“中国热”。每一个人都想见见他，同他握握手，向他欢呼，问好，要求他签字留念。有 2000 多名记者跟踪采访报道他的行踪，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全都成为“邓小平时间”。邓不知疲倦地同美国官员会谈，会见了数百名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在不同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演说。《人民日报》记者评论说，在中外关系史上，“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

7·18 共同开发

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是个老大难问题，历来似乎只有诉诸武力一条路。邓小平却想出一个新的解决办法：共同开发。

台湾岛北端有个小岛，日本叫尖阁列岛，中国叫钓鱼岛，地方很小，岛上没有人烟，地图也没有标出，历来被看作台湾岛的附属小岛屿。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割走台湾，这个附属小岛自然包括在内。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退出台湾，却没有人反过来问一问钓鱼岛现在归谁所有，大家都没把它当回事。后来岛上出了石油，归属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72 年中日建交时，田中首相要求周恩来总理明确该岛的归属权。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以解决的小问题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局，周采用回避策略，表示现在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日方只好作罢。1978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已促成，园田外相想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机，一鼓作气地要求中国承认该岛归日本所有， 又一次向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邓仍采取回避办法，轻松地说：“一如既往， 搁置它 20 年， 30 年嘛。”双方还约定在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不再涉及这一问题。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友好的气氛正浓着。25 日下午邓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国领导人出席这种“西欧式”记者招待会还是头一遭。邓面对 400 多名世界级著名记者，沉着自信，对答如流，而且话锋幽默风趣，会场气氛十分活跃。突然有位日本记者提出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 请邓副总理回答。该记者提问的目的，如果不是存心出难题，考考邓的智力， 就是想利用这种公开场合提出他们官方不便正式发问的问题，乘中日友好的气氛，逼邓当众表个态。

这个态怎么表？若回答应归日本，等于中国公开放弃了该岛的主权，岛是不大的，但国家主权事大。说它归中国吧，必引起争议，至少会给刚刚确立的中日友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在坐的各国记者万万没有想到邓选择了第

三种答案，不但巧解难题，还“将”了对方一下。

邓说：这个问题“双方有不同的看法，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会谈中日和平友好条件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过不久邓就找到了更好的方法：共同开发，把主权问题先挂起来。日本人已经在钓鱼岛开发了许多年，既然是共同开发，中国也有一份。这比默认岛上的现状无疑要好些。你开发，我也开发。主权挂起来，并不等于放弃了。现在不谈主权问题，是因为谈了不利两国关系的大局。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日本帮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一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都好解决。即使中国不在乎这个小岛，轻易宣布归日本所有也是下策。不如把它悬起来， 使日本人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不会想到只是中国有求于日本，日本再无求于中国。

邓推而广之，不只是中日间的钓鱼岛，许多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均可以用这个办法来化解矛盾：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个思路有点像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主权问题太敏感了，容易引起冲突甚至战争。邓用共同开发——共同享有使用权的办法将其软化，堪称化解矛盾冲突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