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前期筹备工作

  • 毛泽东说:“那就叫‘人民大会堂’吧!因为这座建筑是属于人民的嘛!”
  • 梁世德等人感叹地说:“我们画得太累了,不得不休息几分钟再画。”
  • 韦纳尔夫人激动地称赞说:“中国人民真是了不起!”

北京市委筹建国庆工程

1959年10月1日,来到天安门的人都会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啊!天安门变新了,广场变宽了,就连地面也变平整了。更令人惊叹的是,几幢新建的建筑,更是庄严雄伟,气势磅礴,让人们对古老的天安门广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经过重修的天安门广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80米,总面积达44万平方米。

广场西侧耸立着刚刚峻工的人民大会堂,东侧则是与人民大会堂交相辉映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

这几座在国庆前刚站立起来的巨大建筑物,连同广场先已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将建国十周年庆祝大典的会场装饰得异常壮观。

大家一定很奇怪,天安门广场是何时改变的模样,这些建筑为何像是一夜间突然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

事情还要从一年前说起。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中央决定,隆重举办十周年国庆活动,通过这个庆祝活动,宣传我国十年建设的伟大成就,展示新中国的崭新风貌。

在这次会上,中央还决定:为了搞好国庆的庆祝活动,市国庆筹备委员会要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改建,并在改建的同时,建设起一批公共建筑工程,这些工程要在国庆十周年时投入使用。

按照中央这一决定,从1958年年底开始,北京市委市政府,开展了一系列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庆典活动,而进行的筹备工作。

按照惯例,历次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中央都是指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担任首都国庆筹备委员会主任。

筹备委员会下设阅兵指挥部、群众游行指挥部及3个办事机构:布置处、秘书处、警卫处。

阅兵工作由北京军区负责,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担任阅兵指挥部总指挥。

群众游行的组织工作由北京市委负责,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担任群众游行指挥部总指挥,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和市政府副秘书长辛毅担任副总指挥。

9月2日,彭真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书记处会议,部署十周年国庆筹备工作,并确定了北京市筹备委员会成员。由副书记、市委组织部长刘仁担任主任,副市长万里、公安局长冯基平、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等人担任副主任。

其中,国庆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建设的总指挥交由万里市长主要负责,市城建委主任赵鹏飞和市政工程局局长贺翼张协助万里完成。

中央提到的国庆建筑工程就是后来被简称为“国庆十大工程”的一系列建筑物。分别是: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北京展览馆10大建筑。

修建这些工程的核心就是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改建。

此前,天安门广场上已经进行了多次改建,如:1949年开国大典前,天安门广场上修建了国旗旗杆,移建了华表、石狮;1950年,天安门广场又拆除了东、西3座城门,将天安门前修建了4座可容纳约5000人的观礼台;1952年,广场上又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将观礼台改建为永久性建筑;1955年,天安门广场做了一次较大的改建,拆除了原东长安街和西长安街的东西两道宫墙,广场面积扩展了近1公顷,天安门前的榆槐树换植油松,广场铺砌了混凝土方砖……

到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天安门广场虽然经过了几次改建,但仍然面积狭小,视野不够开阔,有碍于人民群众在广场上举行游行集会等大型活动。

对天安门广场的继续改造工作,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和十大工程的建设一直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关怀和重视。周恩来专门委派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负责联系国庆工程的建设事项,并亲自指导方案的规划设计、审查。

周恩来提出:

要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所用,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取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

周恩来的指示,成为天安门广场改建和其他国庆工程的重要指导思想。广大设计人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开拓视野,努力去创造具有中国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建筑。

为了集中群众智慧,做好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市委发动北京市城市建设工作者,并邀请全国1000多名建筑师、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参加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竞赛。

竞赛结束后,市委在过去方案的基础上,又综合了30多个方案,经过归纳筛选,取长补短,最后综合成一个方案,上报中央。

1958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周恩来亲自介绍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情况,会议通过了综合设计方案。

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天安门是一个庄严雄伟的政治性广场,保留正阳门和箭楼,拆除中华门,东西两侧分别为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其体形、体量和高度,既取决于建筑物本身的需要,也要与广场的整体性,乃至旧有的古建筑相协调。广场面积初定40公顷,略呈长方形。

其后,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了国庆十大工程的范围:

大会堂、国家剧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农业展览馆、艺术展览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科技馆及一个新建旅馆等10项为既定目标;电影宫和工人体育场为争取项目。并决定农业展览馆、艺术展览馆、电影宫等项目的设计由建工部工业设计院负责;国家剧院和科技馆由清华大学负责;其余的工程则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负责。

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商讨压缩国庆工程问题。

原来,国庆工程启动后,占地需拆迁民房2.1万多间,而周转房仅有5000余间,致使4000多户居民要投亲靠友自行解决住房。政府曾接到拆迁户来信,反映居住困难问题。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说:

我们修建国庆工程,需同时注意解决人民居住问题。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只顾追求表面上的繁华,而不顾人民的实际困难。我们推迟一些建筑,把材料和劳动力省下来,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是完全必要的。1959年北京计划新建30万平方米住宅,实在太少了,我看至少应新建50万平方米,并争取在国庆节前建成。以便能让困难户早日搬进新居。

此次会后,又经几度研究。鉴于原计划的10大建筑,因为有的已经建成,如北京展览馆;有的推迟缓建,如科技馆、艺术展览馆、国家剧院;有的原来算作两座,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后来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实际是一座建筑;有的虽为国庆工程却未列入10大工程,如钓鱼台国宾馆;有的当时正在兴建,后又列入国庆工程,如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民族饭店、工人体育场。所以最后完成并确定了国庆10大工程的建筑项目。

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从1959年3月开工至1959年9月结束,仅用了6个月时间。

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面积达44公顷。广场中心干道长390米,宽80米,可同时通过150列纵队游行队伍,广场中部可容纳40万人游行聚会。

在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中,工程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国庆十大工程”是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初,是没有一个正式名字的,直到十周年国庆大典前的9月的一天凌晨,毛泽东在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工地视察,万里才笑着向毛泽东说:“这座建筑至今还未真正命名呢,请主席给它确定一个名字吧!”

毛泽东问:“那你们现在怎么叫它呢?”

万里回答:“我们一般叫‘大会堂’或‘人大会堂’。”

毛泽东听后摇摇头说:“这些名字有些封建。”他和大家议论了一会儿,最后说:“那就叫‘人民大会堂’吧!因为这座建筑是属于人民的嘛!”

自此,这座建筑被正式取名为人民大会堂,并且沿用至今。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关怀和指导下,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钓鱼台迎宾馆等工程于国庆十周年前夕如期建成,并在国庆期间以崭新的面貌示人,赢得了中外人士的交口称赞。

园林部门绿化美化市区

高大的油松青翠欲滴,绿茵茵的草地生机盎然,错落有致的元宝枫、合欢、河北杨、立柳等乔木为整修一新的天安门广场带来了春天的信息。

国庆十周年前夕,中共北京市委为了让全世界看到一个绿化、环保的首都,向市政工程提出要求:

必须在10大建筑完工的同时完成植树绿化任务,并要求栽上一批大树,使每个人都能够见到绿化美化的效果。

1958年10月,市园林局一名副局长带领机关职能科室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园林绿化职工一起,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他们制定计划、搜集苗木,精心设计,不辞劳苦。

然而,在来年的绿化植树的黄金季节,却正是建筑工程紧张施工的时候。

建筑施工单位占用了预定植树的场地,迫使绿化施工必须推迟至8、9月份。

在非植树季节栽植树木,同建筑、市政工程交叉施工,这些对于园林工作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园林职工多次座谈、讨论,确定囤苗假植,并制定了具体技术措施。

一般苗木都来自苗田和绿地,但近千株大油松则选自本市郊区、县,有的需从辽宁、河北、山东、江苏等地运来。

所有假植苗木,根据不同科类,采用不同包装方法,以提高苗木成活率。

如大油松,需要用木箱包装;规格较大的元宝枫、合欢、河北杨、立柳等,需要带土掘苗,用蒲包、草绳包装;对秋季掘出的假植露根乔木,则需要先做假坨,然后装筐;露根灌木不做假坨,可以直接装筐假植。

园林部门为了不耽误季节,在故宫西华门内和天坛东南外坛两地共囤苗木30多种,1万多株,设专业队、班养护管理。

这批假植苗木对保证绿化质量和进度起了重要作用。

国庆十大工程植树量大,施工时间短。绿化工程的设计,是以建筑和市政的施工设计为依据的,因此只能采取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的办法。

工地施工单位有27个,而绿化施工是排在最后一道工序。

为了保证按时完成绿化工程任务,园林工人见缝插针,腾一块,清一块,种一块。

有时连夜突击抢种,有时忘了吃饭。

栽植后,园林工人们又及时加设防护措施,防止交叉施工中造成的人为损伤。

这一年,北京地区降雨量很大,给运苗和施工都带来很大困难。

然而,园林职工经过的紧张奋战,以较高的质量完成了种树、铺草、栽花任务。

国庆期间,绿草红花,排排树木,为天安门广场新落成的建筑增添了雅致的色彩。

全市整顿环境卫生

1959年2月份,北京市爱国卫生委员会,提出了《1959年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工作计划》报告。市人委通过了这一计划、并提出:

为迎接十年国庆,本市应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更加一把劲,基本消灭“四害”,把本市卫生工作再推向前一步。

计划中提到的“四害”分别指的是: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具体对它们的消灭安排是:

春节时大扫除,消灭过冬残存蚊蝇,扑打老鼠;

惊蛰时挖蛹灭鼠,烟熏过冬蚊蝇;

“五一”节前大扫除,彻底消灭第一代初生蚊蝇;

6、7月份,发动群众扑打、烟熏蚊蝇,挖制水坑药喷蚊蝇;

9月开展“四无”“四洁”大突击,做到基本消灭“四害”。

市爱国卫生委员会提出的灭“四害”计划里,将除害的时间安排得妥妥当当,全市人民在“爱卫会”的领导下,很快投入到实际的行动中去。

6月,市委通过了市公共卫生局《关于当前卫生工作的报告》,决定为了防治夏季传染病和迎接国庆十周年,从7月起再进行几次全市性的突击运动。

突击运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力扑打苍蝇,各饭店、旅馆、公共场所,以及一切公共食堂和饮食制售业,要做到无蝇,养猪要有圈,城镇养鸡要有栏,不招蝇生蛆。

二是搞好饮食卫生,提倡不喝生水,不吃腐烂不洁食物,食堂饮食业的餐具容器应彻底洗刷干净,有条件的应进行消毒,建立健全食品验收验售制度。

三是加强防痢工作。

四是做好工厂、工地及田间劳动的防暑工作,有条件的可调整作业时间,供应清凉饮料及消暑药,医务人员要深入工厂、工地和田间,进行宣传和急救工作。

五是在城区、郊区和重镇人口稠密地方,要做好厕所保洁和垃圾处理,翻盆倒罐堵树洞,消灭苍蝇蚊子。在农村彻底清掏厕所,清除牲畜棚圈,保护牲畜健康。

8月3日,市公共卫生局党组又提出了8、9两月爱国卫生运动安排的意见:

8月9日至11日,城区、近郊区、远郊区除农业人口外一致行动、以处理蚊蝇孳生环境为重点,结合扑打蚊蝇。农业人口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结合种菜积肥处理孳生环境;

8月22日至26日,不论城市、农村一致行动,继续大力整治蚊蝇孳生环境,搞好重点地方的环境卫生,并要求做到“五洁”,即街道洁、院内洁、室内洁、食堂厨房洁、厕所洁;

9月10日至12日、结合整顿市容大搞环境卫生,城区及郊区重镇用一切办法力争彻底消灭蚊蝇;

9月14日至16日,各区进行循环检查,根据检查情况进行补课,于23日、27日重点进行烟熏蚊蝇。

此外,北京市委还发出关于整顿街头宣传品的通知,通知提出了八项要求:

一是所有宣传牌、画廊、影剧广告牌均由市文化局统一管理;

二是街头张贴的公告、判决书、大字报等,除经过各区委会批准者所在指定地点公布外,一律不许在街头张贴;

三是街头的壁画、雕塑、标语由文化局加以清理,凡内容不妥、形象不好、艺术水平不高的必须清除;

四是主要街道和主要路口的公共广告牌应由文化局组织有关部门予以拆除,各区在次要街道和胡同内保留小型广告牌,作为私人及招贴其他广告之用;

五是街头的阅报牌由市邮政局统一管理和维修。阅报牌上不得张贴广告和其他宣传品;

六是商店、企业橱窗和门前广告要做到内容正确及时,形式整齐美观;

七是各种街头宣传品均由设置单位负责维修、凡是已经过时的宣传品,应当由原设置单位及时更换或撤除;

八是凡违反本办法的由公安部门协助文化部门予以制止和取缔。

对于节日街道布置工作、市委还要求各区委检查街道、居民、商店门口悬挂国旗的问题,不准挂破烂的不合规格的国旗,而且悬挂位置要正确;市委宣传部要统一组织检查各主要街道的标语布置。

由于措施得力,安排细致,节日的北京给中外来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少外国通讯社不仅撰文盛赞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还对北京的公共环境表示了高度地赞赏,他们在文章中说:

对于一个只有10岁的年轻国家而言,中国发生的一切实在令人惊叹。

10月1日这天,金秋的北京,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各主要路口摆放着千姿百态的花坛,家家户户插挂着鲜艳的红旗,人们扶老携幼,身着新衣,来到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大街上,一起聚集到整修一新的天安门广场。

在国庆十周年期间,北京整洁的环境,美观的市容,给中外来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筹委会组织训练动态图案

在十周年国庆大典上,天安门广场中央由11万群众队伍组成的动态图案受到了所有人的注目。从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远远望去,广场中央是各种颜色的鲜花组成的一个巨大的国徽和“1949”与“1959”等数字图形。

当国家主席毛泽东率领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宾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广场的群众见面时,刚刚还是国徽图案的群众队伍,瞬时间一波翻卷而过,变成了“毛主席万岁”的红底金字。

阅兵结束后,在长达两个小时的群众游行时,组字图案,也随着经过天安门前不同的游行队伍的职业,而不断变化。

当工人方阵经过广场时,组字的图形便变成了一只铁水奔流的高炉,当农民方阵经过时,图案又变成了滚滚的麦浪……

站在观礼台上的巴西新闻工作者韦纳尔夫人看到这种宏大的场面,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她说:

我虽然到过许多国家,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伟大的场面,中国人民真是了不起!

这是对大典筹委会最高褒扬。

事实上,为了办好这个庆典,他们早在1年前,就开始了庆典的筹备工作。

中央和北京市委的领导,还特别指示负责此事的游行指挥部,要求十周年大庆时的游行队伍,必须比历年游行更加雄伟壮观,以显示这10年来新中国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在研究如何进行庆祝大典的会议上,游行指挥部的各位领导畅所欲言,提出了各种设想。

指挥部的主要领导人辛毅和吴垣,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广场组织10万人队伍的计划,决定在广场中心由群众举花组成“1949”、“国徽”、“1959”的图案,并在空中用氢气球标语做装饰。

这一方案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的批准。

广场是国庆大典的主会场,它处于主席台和观礼台前,开会期间始终处于毛泽东、中央领导和国内外观礼贵宾们的视线之内。广场队伍组织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庆大典的组织工作水平和国家的体面,不容许出现任何事故,出了事故将无法遮掩,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广场地位如此重要,如何组织好广场队伍,就成为游行指挥部领导所千方百计考虑的一个重大课题。

有关人员经过多次商议,决定:

组织少先队员列队站在广场北端,即军乐队两侧,手持各色鲜花、花环和小彩色气球;

组织大学生在广场中心组成国徽图案;

组织工人在国徽两侧分别组成“1949”和“1959”数字图案;

国家机关列队广场西侧路,城区队伍列队广场东侧路,用各种彩花为国徽图案镶边;

广场东、西、南三面在60米高空升放14个大气球、吊挂大幅标语12幅;

广场北侧上空升起5个大宫灯气球上,书“毛主席万岁”大标语;

大会开始和结束,放各色小气球5000多个;

大会结束时,要求10万队伍一齐拥向天安门金水桥前向毛主席欢呼。

这个方案一经确定下来,各单位马上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其中组国徽、组字是筹备工作的重点,难度也最大。

广场上组字的范围设计为:东西约274米,南北约232米,除中央南北路用花岗石铺地外,其他都用50厘米见方的水泥砖铺地,总面积约6.3568万平方米。

如何把组图组字图案落实在这样大的面积上,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首先有个视角问题。站在主席台上俯视广场组字区,视角约呈15°角,如果组字队伍再将花举起来,又增加了组字图案的高度,进一步缩小了主席台的俯视角度。

如此复杂的国徽图案从天安门上看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能否保证图形正确、效果圆满,谁也没有把握。

在讨论会上,有的人说可能出来效果,有的说也可能像压扁了的鸡蛋,众口纷坛,莫衷一是。总之,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怎么办呢?最后决定用一个笨办法按现场的尺寸缩小比例,搞模型。这项工作由北京市总工会组字指挥部负责,具体搞设计的还有劳动人民文化宫体育部的高郡明等人。

他们的模型设计与制作工作都非常辛苦,工作量非常大。

单就组国徽图案来说,就需要用2万人。开始时在图纸上用圆规画小圈圈,一个小圈圈代表一个人,画2万个小圈圈是一项十分枯燥艰辛的事,甚至搞的头昏眼花。

为此,设计同志感叹而幽默地说:“我们画着画着眼前的小圈圈都‘立’起来了,不得不休息几分钟再画。”

小圈圈画完了,又根据国徽颜色着色,为了有立体感,还要放上东西,代表人站在圆圈上。

用什么代替呢?用跳棋子占的面积太大,且高矮不合比例;用小木头棍吧,分量太轻,又站不住。

最后,一位同志想出一个办法,找到四号铅字作代用品,尺寸合适,又好立住,东西现成,用不着定制。只要按国徽要求涂成几种颜色就可在模型上摆放了。

染色比较容易,可是摆放就不那么简单了。要把2万多个铅字按国徽图形插在沙盘上,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按图摆放,密密麻麻,一个不许错,一不小心,手一碰倒一片。

大家用几天几夜的时间,好不容易摆完了,还没等领导来看,不知哪位粗心人碰了桌子一下,全部碰倒,大家叫苦不迭,只好又得重摆。

有志者事竟成,模型终于制成了。

根据天安门主席台的实际高度和俯视角,按比例确定了观看点。游行指挥部有关领导看了国徽模型,一致认为基本上还可以,能够出来效果,不会模糊不清。只是感觉视角太小,不知道在天安门上观看实际效果如何。

经过多次讨论,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大家满意为止。最后确定下来,进行制图付印。

最复杂的基础设计工作完成后,下一步工作是把这数万小铅字组成的模型变成真人组成的阵势。

广场地面是5060厘米的方砖铺成,为了节省人员,以不影响效果为原则,东西方向每块砖上站一个人,南北方向是隔几块砖站一个人,从北到南由隔两块砖到隔四块砖不等。

这样计算下来,组国徽实际需1.9441万人;而组两侧的年号,实际需要3.2661万人。把5万多人安排在5万多块方砖上,需要把每块方砖编成号码,每个人对号站定,以防出错。

为了做好这件事、大家在5万块方砖上用白漆写5万个号码,开始想自己干,后因工作量太大,时间紧迫,不得不找工人去写。工作人员负责检查质量。

5万个号码,一个不许错,否则就会影响组图效果,检查工作也要十分仔细认真。

组国徽图案是安排大学生担任的,这是考虑到国徽图案比较复杂,为了避免差错,由文化水平较高的学生来担此重任,才比较放心。后来经过多年实践,证明只要训练和组织操作科学化,便能保证效果。因此,后来就改由工人担任了。

经过艰苦、紧张的筹备与训练,十周年大庆时的天安门广场的组图组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看到这种场面的人,无不为这种精巧的构思和设计而赞叹欢呼。

市文化局组织挑选文艺大队

十周年国庆大典上,在分列式阅兵之后,首都70万群众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大游行。

在游行队伍中,由7000人组成的文艺大队出场时候,抬着“文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标语牌,载歌载舞地跟在祖国的花朵学生队伍后面。

随后,文艺大队中的20辆彩车上扮演着反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的各种剧目的舞台片断,将大游行队伍推向了高潮。

这些将游行队伍推向高潮的文艺工作者们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和挑选才有机会在这里来参加表演的。

文艺大队的队员,以业余为基础,专业为骨干。他们主要是北京各中学高年级的学生,其次是首都部分高等学校学生、工人、农民以及专业艺术单位的同志。

各省市来京参加游行的节目,只选派节目设计者和排练者来京负责排练,再由北京各中学学生演出。

为了做好十年大庆文艺大队的工作,1958年北京市国庆总指挥部责成市文化局起草文艺大队游行工作初步方案,发送中共中央及地方、军队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反复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其总的方针是:

通过文艺大队的游行表演,反映文艺工作在党的领导下,1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处处丰收、成果累累,歌颂人民的幸福生活、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新气象;歌颂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的伟大胜利。

在这个方针的基础上,市文化局以此为依据确定了游行队伍中的节目选择和创新。

为此,市文化局还成立了文艺大队筹备委员会和设计委员会。

文艺大队筹备委员会由中央文化部、市委文化部、总政宣传部、北京市文化局、音协、剧协、美协、舞蹈研究会等负责人组成。

市委书记陈克寒担任主任委员,周巍峙、张梦庚、李伟、吴雪任副主任;文艺大队设计委员会由专业艺术单位专家组成,吴雪任总设计。

1959年“十一”庆典游行中,文艺大队把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综合一起做为整体安排,受到周恩来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称赞和国际友人的好评。

后来,根据群众的要求,文艺大队在游行中的部分节目,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成艺术片,向全国放映。

市委宣传部确定宣传重点

1959年8月,为配合十年大庆,北京市委宣传部提出了宣传文化工作的意见,确定了节日期间的宣传重点如下:

1、宣传我国十年来伟大成就;

2、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3、宣传国际形势,进一步宣传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发展和团结的加强、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阵营的四分五裂。

宣传的规模和方法为,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地、大张旗鼓地向全体干部和群众进行一次关于我国10年来伟大成就、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的宣传教育。

市级各机关、团体、厂矿、交通、建筑企业及高等学校,由本单位的党员干部亲自作报告,区属各单位由区委负责组织报告员向群众作报告,并组织全体干部深入学习八中全会文件。学习周恩来1959年8月2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作《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

各单位还要召开各种小型座谈会,请老工人现身说法,小型展览会,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

国庆街头宣传做到分区负责,整洁美观,渲染节日气氛。

在全市以天安门和东西长安街以及外宾必经的路线为重点,设置以标语塔、牌坊、政治宣传画、标语牌、宣传牌、橱窗、画廊、阅报廊、报亭、报贴画厅、浮雕等形式的宣传点站。

另外,还要编印一本纪念建国十周年的北京画册,印数为7000册,主要用于赠送外宾,也公开发售一部分。报刊、电台、通讯社则制定了宣传报道计划,宣传首都10年来的建设成就。

《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和全市各小报在国庆节前都出版纪念特刊。

全市各报以专题特写形式、宣传好人好事,如一个工厂、一个公社、一所学校、一个企业、一个农民、一个家庭妇女、一个工程师、一个教授、一个艺术家等10年来的变化。

为丰富节日首都的文化生活、市委对北京文化工作也作了全面部署。

如上映7部国庆献礼影片:《万水千山》、《风暴》、《青春之歌》、《无名岛》、《矿灯》、《林家铺子》和《飞越天险》。

开展国庆新片展览月:上映《林则徐》、《老兵新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回民支队》、《宝莲灯》、《老兵新传》、《林家铺子》等25部影片。

举办文艺晚会80场,其中北京市直属艺术团体演出的有55场,外省市以及部队、广播、产业系统来京演出的有25场。

举办艺术作品展览:在故宫午门东雁翅楼展出全市美术作品共2400件。其中要有国画、油画、版画、水彩、插图、宣传画、漫画、雕塑、工艺美术品等。这些作品大应以反映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

除此之外,北京市委还要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优秀书籍。其中有《永乐大典》、《史记》等古籍书3种,《傅立叶选集》等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4种,《学生字典》等中外文辞工具书3种;国庆必备的重点书目,包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共及兄弟党的党史、文件和领袖著作,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某些学术名著,共计1398种75万册。

北京市委的这些文化宣传活动,一经布置,立即得到了各级部门的积极响应,而且立竿见影地在十年大典期间起到了重大作用。

10月1日,人们无论是在天安门广场,还是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处处都能感受到新中国蓬勃向上的青春活力和热闹欢快的喜庆气氛。

调整大典期间主副食供应

1958年8月,自从中央决定将隆重举行十周年国庆大典的活动传出后,全球来自多个国家的外国朋友们纷纷来到北京,以亲自目睹这一盛典。

这些外国朋友的到来,使北京的西餐食品、皮革制品等高级日用品,骤然出现供应不足的现象。

1959年5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妥善解决外国专家、外宾、使领馆人员所需副食品及高级日用品问题的通知》,要求各部门及时对北京市的部分日常用品做出调整。

6月8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转发了国务院通知。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粮食局于7月7日向商业部、粮食部、水产部报送了1959年下半年所需主要副食品计划,并且对北京市外国人员所需食品的供应办法,做出规定。供应单位统一由市副食品商业局所属食品供应处负责安排。

供应办法分4种:

1、凭购货证。各国大使馆在京的外交人员,由外宾单位做出食品需要计划,经核实后填入“外交人员副食购买证”,凭证购买商品。

2、设专点供应。根据外国人员面貌特征,不限量供应。

3、外国留学生等外宾,由食品供应处根据市局批准的介绍信安排供应。

4、住在各大饭店、招待所的外宾临时供应,以及招待宴会需要商品,凭介绍信安排供应。

每人每月供应的具体标准为:

肉类3~12斤

鸡蛋2~5斤

鸡、鸭、鱼、虾3~5斤

食油2~3斤

白糖2~4斤

蔬菜20~30斤

纸烟不超过4条

茶叶不超过3斤

粉丝、粉条1~3斤

淀粉1~2斤

豆制品3~10斤

麻仁1~3斤

麻酱1~3斤

所需糕点、糖果、水果、汽水、啤酒等食品、饮料,按实际需要平价供应。对涉外大饭店户,除烟、酒、茶外,根据需要提出计划即可供应,不限量。

食品供应处在商品分配掌握上把国宴、外宾的食品供应放在首位。为保证特需商品质量,实行专点供应、专厂生产、专库储存、专门设备、专人负责。在商品进销各个环节上,制定了一系列较为完整的制度。

这一系列制度的制订和实施,缓解了各种物质供应的紧张状况,保证了外宾的需要,使庆典得以顺利进行,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