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两大联盟的联合

1．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建立

欧战爆发后，日本阿部信行内阁发表声明：“日本帝国不介入，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1939年9月13日，它又宣布“对外坚持自主立场，以应付复杂微妙的国际形势”的外交方针，企图摆脱对德国的依附，与英美保持协调的外交关系，以便最后解决“中国事变”。1940年1月16日开始执政的米内光政内阁，在执政初期基本上沿袭了阿部内阁的外交路线。

1940年4～6月，德军闪击北欧和西欧六国接连得手，令日本眼花缭乱，一度销声匿迹的缔结三国同盟的呼声在日本重新抬头。日本政府认为，低地国家和法国败降后，英国犹如风前残烛，东南亚已成真空地带，日本应乘机同德意结盟，首先摆脱中日战争的困境，进而推行其南进政策；另一方面，德国在西线获胜后，特别是它一旦打败英国，就会强逼战败国割让它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如果日本参加轴心同盟，德国也许会考虑其负有的义务，不致损害日本在该地区的利益。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合约》在柏林签署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宣读德国政府声明。6月19日，日本驻德大使来栖三郎通知德国外交部，正在罗马访问的日本外务省顾问佐藤尚武将去柏林访问，裕仁天皇准备重新考虑他在一年前拒绝的关于建立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建议。此时，德国正为自己在西线的胜利洋洋自得，而对日德结盟不感兴趣。因此，对日本的提议冷淡地表示：“如果日本有可能向德国提供实质性的利益，如供应原料等，也许能达成一项协定。”7月8日，佐藤在会晤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时说，由于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转移了英法美的注意力，使德国得以在西线顺利取得胜利，希望两国今后密切合作，排除美国干涉欧洲事务，在欧洲建立德国的新秩序，在亚洲建立日本的新秩序。里宾特洛甫则表示，三国同盟谈判失败就是由于日本对欧洲事务漠不关心，他不明白现在日本提出加强德日合作有何用意，暗示日本提出更具体的建议。

为此，日本外务省草拟了一份日德协定大纲：(1)德国承认包括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在内的南洋地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并支持日本在这一地区的霸权，帮助日本处理“中国事变”，给予日本与欧洲非集团通商的优惠待遇；(2)日本承认德国在欧洲和非洲的霸权，并协助德国迫使英国投降，给予德国与“大东亚”地区通商的优惠待遇；(3)德日两国应共同维护同苏联的和平，但如其一国受到苏联的威胁，两国应共同协商采取措施，如果其中一国与苏联开战，另一国不得给予苏联援助；(4)德日两国应共同合作来阻止美国干涉欧洲和亚洲事务。

7月12日和16日，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省、海军省官员就上述草案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外务省拟订的方针，通过《日德意提携强化案》，提出日德意三国“在不参战范围内，实行最大限度的合作。”

在欧战爆发前，米内身为海相曾极力反对与德国结盟。欧战爆发后，米内内阁又奉行“自主外交”，后为形势所迫，它对与德结盟的态度有所改变，但不很积极。米内内阁的谨慎态度遭到陆军将领和其他激进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要求与德意结成生死与共的坚强同盟，决意踢开米内内阁，建立一个能同轴心国密切合作的内阁。

1940年7月16日，陆相火田俊六上将经授意提出辞职，军方则拒绝推荐继任人，米内内阁被迫全体辞职。7月22日，法西斯分子近卫文再次组阁。米内内阁倒台后，与德意结盟谈判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7月19日，近卫组阁前夕，在私宅荻洼庄与即将上任的陆相东条英机、海相吉田善吾、外相松冈洋右举行会谈，制定了新内阁的对外政策方针：“为适应世界形势的巨变，迅速建设东亚新秩序，应加强日德意轴心，东西相互策应，以便执行各自的重要政策。”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纲要》，决定为“推进中国事变的处理”，解决南方问题，在对外政策上要“以德意为政策重点，特别要迅速加强同德意的政治上的团结。”7月30日，松冈洋右主持制定了《关于加强日德意合作的文件》，提出：如果德意要求军事援助以对付英国，日本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使用武力的时间由日本自主决定；如果缔约国一方有与美国开战的危险，缔约各方应就采取何种措施进行磋商。8月1日，松冈洋右和驻德大使来栖三郎还分别在东京和柏林试探了德国对“大东亚共荣圈”和日德意结盟的态度。

德国政府一改其冷淡态度，对松冈的建议做出积极反应。8月13日，里宾特洛甫通过其远东问题专家海因里希·施塔默通知日本驻德大使，德国准备就加强德日同盟问题恢复谈判。对此，德国有其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法国败降后，英国誓死不降，严词拒绝希特勒的“和平建议”，德国面临长期作战的危险，且美国不断加强对英援助，对德参战的可能性大增，德国希望借助与日本结盟向英国施压，迫其就范，并牵制美国，阻止其参战；另一方面，自法国败降和苏联向罗马尼亚提出割让比萨拉比亚与北布科维纳地区的最后通牒以来，德苏关系开始破裂，德国加快了侵苏准备，它希望借助日本在远东牵制苏联。

松冈洋右邀请施塔默访问东京。日本内阁于9月上旬多次召开首相、外相、陆相和海相四相会议，确定同其谈判的要领：(1)日本与德意两国对建设世界新秩序具有共同立场，对建立和治理各自的“生存圈”应相互给予支持；(2)日德意三国加强经济合作，日本向德意提供“大东亚”的农林、水产、矿产品等，德意应向日本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和飞机、机械、化学制品等；(3)日德意三国从东西两面牵制苏联，因势利导，使之符合三国共同利益，并设法使其势力范围向较少直接影响三国利益的地区如印度方向发展；(4)如果“中国事变”大致处理完毕，或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而不再容许犹豫，那么，日本可以对英美使用武力。9月7日，德国政府全权代表施塔默抵达东京，两天后开始与松冈会谈，提出了德国对结盟的几点要求：日本应牵制美国在东亚的行动，阻止其投入欧洲战争，并协助德国获取战略物资；德国则向日本提供武器和军事物资，并承认日本在东亚的政治领导权。经两天会谈，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日德意三国希望美国不参加欧洲战争和“日华纠纷”；德国不要求日本介入其对英战争；只有日德意三国坚决采取一致的态度，才能抑制美国的行动；三国条约下一步也要使苏联参加，德国就日苏合作进行斡旋；德国为避免日美在东亚的冲突而努力。9月11日，双方对条约草案取得一致意见。9月19日，日本御前会议认可了会谈结果。

德日就缔结军事同盟达成共识后，希特勒决心将意大利拉入同盟条约。意大利虽与德国缔结过军事同盟，但它不想当德国的副手，企图与德国平起平坐，打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相平行的战争”，以实现复兴“大罗马帝国”的美梦，因而与德国同床异梦。德国发动侵波战争后，意大利拒不参战；1940年法国败降后，德国曾准备在英国登陆，意大利不顾德国的劝阻，单独在非洲和希腊挑起战火。因此，德国希望通过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向其施压，迫使其调整侵略计划，以协同德军作战。9月19日，里宾特洛甫前往罗马，向墨索里尼和意大利外交大臣加·齐亚诺通报德日谈判的情况，双方就意大利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达成协议。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为期10年的同盟条约。条约开宗明义地写道，德意日三国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在欧洲和“大东亚”地区建立并维持新秩序。第一、第二条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第三条规定，“如果三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第五条规定，本条约诸款“毫不影响三缔约国各与苏俄间现存的政治地位”。此外，为了实施本条约，条约还规定三国派员组成联合技术委员会。在三国条约签订的当天，松冈和德国驻日本大使欧·奥特还在东京互换了几项秘密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如果日本遭到尚未参加欧洲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国家攻击，德国将全力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并预先尽力给予技术和物质援助，协助日本做好应付此类事变的准备；如果日本同英国开战，德国尽量援助日本；德国将尽全力促进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友好谅解；以前属德国而此时由日本受国联委托管理的岛屿，仍由日本统治，但日本应给德国一定补偿；此时由日本占领的前德国属地在欧战结束后应归还德国，届时双方可经过谈判，将这些属地卖给日本。

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是德意日实现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勾结的标志，它加强了法西斯国家的战略地位，加速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步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巩固三国同盟，协调各方行动，1941年12月11日，德意日三国又在柏林签署联合作战协定，规定缔约国各方将以一切手段对英美作战，直到彻底胜利，非经协商，不得单独同英美休战或媾和。

1942年1月18日，三国又签署新的军事协定，划分各自的作战区：东经70°以东的亚洲大陆和太平洋地区属日本作战地带，东经70°以西的近东、中东和欧洲属德意作战区域。

2．英美军事联盟的形成

欧战爆发后，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保持中立。德军攻占丹麦和挪威后，取得了从海上进攻英国的前哨阵地，英国面临入侵的严重威胁。温斯顿·丘吉尔出任首相后，英国在对德国采取海上封锁、空中轰炸、陆上颠覆等战略的同时，把赢得战争的希望主要寄托在美国身上，因而把争取美援和促使美国参战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1940年5月25日，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一份形势评估报告中断定，英国未来的希望在于“英国能够依赖美国在经济和财政上的全力支援，可能还要发展到美国参加到我方作战”。为此，丘吉尔不断向美国陈述英国的困境及英国战败对美国的灾难性影响，以寻求美国的援助。他上台后第5天便致电罗斯福说，“我相信你会认识到，如果美国的意见和力量压抑得过久，也许将会毫无作用。一个完全被征服的纳粹化的欧洲很快就会出现在你眼前，这种压力也许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现在所要求的是，你宣布美国处于非交战状态，这即是说，美国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支援我们。”丘吉尔要求的援助包括：提供40～50艘旧驱逐舰、数百架新式飞机、防空设备与弹药、战略原料，派遣舰队访问爱尔兰港口，利用新加坡基地，以遏制德国和日本。6月4日，丘吉尔发表震动世界的演说，明确重申英国将战斗到底，并首次向美国发出求救呼吁。

德军在欧洲的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特别是对马奇诺防线的突破，使罗斯福及其三军参谋长认识到，“联合王国和任何残存的法国政权的生死存亡，取决于美国能为它们生产和输送多少军需物资了。”因此，罗斯福积极呼吁加强对英援助。但是，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有限，飞机、枪炮和军火供应不足，无法大规模扩大对英法的援助。

此外，在援助英国问题上仍有不少反对者或怀疑者。孤立主义顽固派仍在叫喊欧洲战事与美国无关；战争悲观论者慑于纳粹德国闪击战的空前威力，认为英法已无法挽救，若把武器送到英法，还不如留着保卫美国。在国内还未从物质和心理上做好参战准备的情况下，已决定竞选连任的罗斯福拒绝考虑丘吉尔关于宣布非交战状态的建议，并以政治上不合时宜和有碍美国“国防需要”为由，拒绝援助驱逐舰，但他保证，美国将尽力提供最新式飞机和其他军用物资。罗斯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绕过中立法的羁绊和国内舆论的关注，通过私人厂商把美国军火库中的武器几乎全部卖给了英国。这些武器包括50万支步枪、8.5万挺机枪、2.5万支自动步枪、数百门75毫米口径火炮、2.1万支左轮手枪以及一些弹药。这些物资虽数量有限，质量不高，但对几近弹尽粮绝的英国来说，却是雪中送炭，鼓舞了英国军民的斗志。

意大利的参战使本来深陷困境的英法雪上加霜，为坚定英法的抗战决心，罗斯福于1940年6月10日在夏洛茨维尔，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将举国一致奉行两项明确的、同时并举的方针：我们将向抵抗暴力者提供我国的物质资源；同时，我们将统制和加速利用这些资源，使我们自己在美洲得到装备和训练以应付任何紧急事变和一切防务需要。”这表明，美国决心向抵抗轴心国家侵略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并愿意作为它们的一个非交战国盟友。丘吉尔对罗斯福的讲话感到高兴，并致函罗斯福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不过的，就是要把你们为我们重新装备的30或40艘旧驱逐舰拿到手。”

然而，法国败降后，美国对英法获胜的希望一落千丈，要求援助英法的人数大减。到6月末，仅有1/3的公众认为英国将取胜，赞成扩大援助的人数在3周内减少了10％，甚至连美国军方决策者也认为，向英国提供援助“将严重削弱我们目前的国防力量”。国会走得更远，于6月28日决定禁止出售美国陆海军物资，除非武装部队首脑宣布这些物资对美国防务不重要。

法国的败降使英国面临直接入侵的威胁，丘吉尔迫切希望美国给予实质性的援助。7月31日，他对罗斯福说：“我们不能长期经受目前这样的损失，如果我们得不到强有力的增援，则战争便将由于这个次要的而且容易弥补的因素(即旧驱逐舰)而遭到失败。”他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向英国转让50～60艘旧驱逐舰，而不是以前所说的30～40艘。丘吉尔之所以多次强烈要求美国提供旧驱逐舰，是因为，一方面英国舰队在挪威海战和敦刻尔克之战中损失惨重，而英国在欧战爆发时制定的造舰计划要到1941年才能完成；另一方面为防止德国入侵，英国领海需要大量轻型海上飞机，这也削弱了英国在大西洋为其舰队护航的能力。

1940年9月，根据美英驱逐舰换基地协议，美国向英国海军提供50艘驱逐舰和若干潜艇。罗斯福认识到，“联合王国作为一个基地，皇家海军作为一支武装力量，对保卫西半球的重要性”，他决定“用他所能调动的一切力量，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持英国那似乎没有希望的事业。”1940年8月初，美国通过英国驻美大使菲·亨克洛西恩向英国提出：美国同意用50艘旧驱逐舰交换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和百慕大的海空军基地；为防止德军俘虏美国提供的驱逐舰，并利用这些舰只来进攻美国，美国要英国保证，一旦英国战败，其舰队不得投降或自行凿沉，而应转移海外继续作战。8月13日，罗斯福又致函丘吉尔，直接提出上述交换条件。

美国提出以基地交换驱逐舰，既表明美国愿意支持英国抗战到底，也说明它企图乘人之危敲诈勒索。此举自然令英国大为不满，但仍对英国极端有利，“它标志着美国已从中立国转为非交战国”。因此，英国只好做出让步。8月15日，丘吉尔致函罗斯福，表示同意他提出的条件。于是，英美达成折衷方案：英国发表一则表明英国舰队决不投降或自行凿沉的电报；把纽芬兰和百慕大的一些基地作为礼物租借给美国，而用加勒比海的基地交换驱逐舰。

9月2日，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英国驻美大使克洛西恩互换照会，正式达成协议，美国向英国提供50艘旧驱逐舰，同时取得对纽芬兰、百慕大、巴哈马群岛、牙买加、安提瓜、圣卢西亚、特立尼达、英属圭亚那等地8个海空军基地的租借权，为期99年。

驱逐舰—基地交易是美国摆脱中立走向美英结盟迈出的关键性一步。丘吉尔在评价这笔交易时说：“毫无疑问，这一发展进程意味着，两个讲英语的伟大民主国家——英帝国和美国，为了相互的共同利益，必将在某些事务中结合起来。”

在总统竞选期间，罗斯福比较谨慎地处理援助英国的问题，他向国人保证，“在不同本国防务相矛盾的情况下，给予他们所能动用的一切物资援助”。事实上，罗斯福总是以对美国防务有利为由，尽量满足英国的要求。在竞选的最后几天，英国要求美国卖给他们10个师的装备，把交付的飞机由1.4万架增加到2.6万架。罗斯福马上表示同意，他宣称，接受这批订货不仅可以刺激美国经济发展，还可以增强美国军工生产的设备能力，而这种设备能力“将在紧急时刻为美国的需要服务”。选举结束后，罗斯福更加明确地表示，要用参战以外的一切方法援助英国。重新当选后的第三天罗斯福便公开宣布，将把新生产的军需品分给英国一半。为避免因英国船舶损失过多妨碍物资运送，罗斯福还建议由美国制造货船租给英国。

根据“现购自运”的原则，英国在源源不断从美国获取所需物资的同时，也陷入财政危机。早在1940年7月，英国财政部官员就向美国提供了英国财政困难的具体数据。到11月底，英国现金储备几乎耗费殆尽，迫切要求美国提供财政援助。1940年12月8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历数英国所处的困境，要求美国提供运输和财政方面的援助。他说：“那些已经提交或正在磋商中的定单……已经超过大不列颠手中残存的全部外汇储备若干倍。我们不能再以现金支付船舶和供应品的时候即将到来……我们深信，你们是一定能够找到将来为大西洋两岸的子孙后代赞扬的途径和方法的。”

这样，美国面临着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要么撤销对英援助，使自己在战略上面临更严重的困境，最终因被迫参战而耗费更多的资财；要么继续向英国提供援助，而不管英国是否有现金支付能力。美国决策者从未动摇过援助英国的决心，从1940年夏开始，美国财政部一直在寻求解决的办法，但是在选举结束前，美国不可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行动。选举结束后，财政部官员根据1892年的一项法令(当陆军部长认为军队的财产租借出去有利于公众时，他有权这么办)，提出把军队财产租借给英国的设想。罗斯福收到丘吉尔的长信后，与其顾问进行过多次磋商，并在1940年12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租借法的原则做了一般性说明。他说：“保卫美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英国成功地保卫它自己”；“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次重要战争是因缺钱而被打败”；美国可以接受英国的订货，并“达成某种协议，使英国人在有利于美国防务的基础上使用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并达成谅解，战后我们照样拿回这些东西，从而避免了使用美元标记……而代之以归还实物的君子协定”。罗斯福把这种做法比作把花园里的水龙头借给邻居去灭火。12月29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首次公开谴责纳粹德国，抨击国内姑息主义者，声称要尽一切可能援助英国，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

在罗斯福的授意下，租借法案先由财政部起草，后经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司法部长、国务卿和国会领袖讨论修改，最后定稿。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在提交国会的年度咨文中，重申了租借法案的原则。1月10日，租借法案被提交国会审议。2月8日，众议院以260票对165票，3月8日，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分别通过租借法案。

这一法案的正式名称是：“增强美国防务法案”，3月11日经罗斯福签署正式生效。该法案规定：当总统认为对美国防务有利时，他可以在他所取得生产所需资金范围内，批准为任何国家的政府生产和采购任何防御物资；授权总统向他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其他方法处理任何国防物资。3月27日，国会又通过70亿美元的租借拨款计划。根据这一法案，美国在战争中向盟国提供了大量战争物资，1941年3月其主要对象是英国，4月扩及中国，9月扩及苏联。自1941年3月至1945年战争结束时，共有38个国家接受了此案所提供的价值491亿美元的援助(其中英联邦国家占63％，苏联约占22％)。

租借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由非交战国向交战国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为英美联盟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丘吉尔对租借法案做了高度评价，称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个转折点”。

在努力扩大对英援助的同时，美国还积极调整其军事战略，协调两国的军事合作。

1937年12月，美国海军作战计划处主任罗亚尔·E英格索尔上校访问伦敦，与英国海军作战计划处主任菲利普斯进行秘密会谈。双方讨论了两国海军的造舰计划和在远东的军事合作问题，达成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两国海军联合行动的非正式协议。英方还提出，一旦英国与德国交战，希望美国太平洋舰队保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1938年和1939年上半年，英美海军多次进行秘密接触，进一步交换情报，协商联合作战问题。法国败降后，英美军事合作不断加强。

1940年8月，美国派戈姆利海军上将率代表团访英。代表团名义上是为了收集情报，实际上与英方就英国的生存能力、美国对英国援助的方式、美国一旦参战两国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和行动区域的划分，以及两国的情报交换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根据这次会谈的情况，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R斯塔克上将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即“猎犬计划”。斯塔克指出，美国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国的生存，“如果英国对德决定性胜利，我们就能在全球各地取得胜利；如果英国战败，我们将面临严峻的形势，尽管我们不致于到处失败，但很可能到处都不能取胜”。因此，他主张在参战前美国应加速建立西半球的防务，加强美国海军和陆军力量，同时大力援助英国；一旦参战，美国应在大西洋采取攻势行动，而在太平洋则采取守势。

斯塔克的主张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的观点不谋而合，也得到罗斯福的默许，成为美国与英国会谈的基本立场。接着，斯塔克电告在伦敦的戈姆利海军上将，邀请英国三军参谋长派代表到华盛顿参加参谋工作会议。12月15日，英国三军参谋人员讨论了英国应当采取的立场，并达成几点共识：欧洲战区是至关重要地区，首先应集中力量打败德国和意大利，然后对付日本，美国应派海军援助欧洲战场；英国要集中兵力在欧洲战场，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主要由美国来保护。

1941年1月29日至3月27日，英美参谋人员在华盛顿举行秘密会谈。在长达2个月的会谈中，双方在远东和太平洋问题上分歧较大，争论最激烈。英方认为，远东对英国至关重要，但英国本身无力保卫其远东领土的安全，希望美国派一支增援部队到新加坡。对英国这种既自私又有违“欧洲第一”战略原则的要求，美国严词拒绝了。最后双方只好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在欧洲和大西洋问题上，双方很快便取得一致意见。

会议最后通过了参谋工作会议的报告，简称“ABC－1号”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

(1)确立“先欧后亚”战略。“鉴于德国是轴心国中的首要成员国，因而大西洋和欧洲地区是决定性战场。美国军队的主要力量将放在该战场，其他战场上美军的作战行动应有利于该战场的行动。……如果日本参战，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美国无意加强它在远东的现有军事力量，但是将以最适当的方式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处于进攻状态，以削弱日本的经济力量，并牵制日本用于马来西亚的力量以支援马来要塞的防御。美国准备增加它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的部队，以使英联邦得以抽出必要的部队来增援远东。”

(2)规定了对付轴心国的“主要进攻政策”：以封锁手段对轴心国施加经济压力；持续不断地对德国进行空袭；早日消灭意大利；陆海空军联合对轴心国进行袭击，并展开小规模的进攻；支持中立国、盟国及轴心国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斗争等等。

(3)规定了英国地面部队对轴心国的进攻任务和美国当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任务。此外，还规定了各自的作战区域、组织指挥，并决定互派军事代表团，以交换情报，不断制订行动计划。

“ABC－1号”计划于5月28日获得美国海军部长的同意，6月2日获得美国陆军部长的同意。罗斯福虽未正式批准，但实际上已经默许。“ABC－1号”计划的通过，标志着英美双方“先欧后亚”共同战略的初步确立，这一战略成为以后指导英美两国进行全球联合作战的基本战略。

总之，租借法案的通过和英美共同战略即“先欧后亚”战略的确立，标志着英美两国已联结成日益紧密的伙伴，也就是罗伯特·舍伍德所说的“非正式联盟”的形成。从此，美国实际上在进行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了。

3．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形成

欧战爆发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建立反法西斯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和条件，这一体系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建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不断扩大，遭受法西斯国家侵略和威胁的各国终于认识到法西斯是它们共同的敌人，于是，它们从战胜法西斯的共同目的出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逐渐走向联合，建立起国际反法西斯联盟。

租借法案签订后，美国与英国已事实上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虽然美国尚未直接参战，但是，通过大量包括军事装备在内的物资援助，无疑给在西欧与法西斯德国浴血奋战的英国以巨大鼓舞。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这个重大事件为美英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联结成盟友提供了可能，因为没有任何力量比面临共同的敌人更能使两个不同类型的社会联合起来。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到苏德战争爆发的消息后，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因为他认为，苏联参战后“我们再也不孤单了”。此时，德意法西斯不仅占领了欧洲和北非广大地区，而且企图在击败苏联后回师英国；日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后，积极准备南进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英国意识到，它在亚、非与地中海的广大殖民地和自治领，甚至其本土都受到轴心国的致命威胁。为了对付主要敌人，它急需摆脱孤军奋战的局面，争取与同其唇齿相依的美苏等国相互支援与配合。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当晚发表广播演说指出：希特勒派兵“入侵俄国，只不过是企图入侵不列颠群岛的前奏。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可以在美国的海空军进行干涉以前击败英国……因此，苏联面临的危险就是我们和美国面临的危险”。他宣布英国将给苏联以“我们力所能及的、对苏联有益的一切经济和技术援助”。

苏德战争前，美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已有所改善，双方在经贸领域的交往增多，1941年1月22日，美国宣布取消对苏联的“道义禁运”。但是，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隔阂，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仍未取得谅解。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德意法西斯一旦夺取欧洲、非洲和中近东，将对美国海外利益构成极大威胁；日本扩大对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侵略并企图南进，既是对美国的势力范围、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严重挑战，也可能导致太平洋战争。

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担心苏联过早崩溃会使美英的处境更加不利。因而，它将苏德战场视为美英的第一道重要防线，并从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出发，迅速表示支持苏联抗击德国的侵略。6月23日，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代表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认为，任何反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任何反希特勒主义的力量的团结，不论其来历如何，都会加速当今德国统治者必然败亡的进程，从而促进我国的国防和安全。今天，希特勒军队是美洲大陆的主要危险。”6月2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美国准备向苏联提供援助，撤消对原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价值3900万美元的苏联资产的冻结。

面对德国背信弃义的侵略，苏联也放弃原有立场，采取新的外交方针，希望与欧美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1941年7月3日，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告苏联人民书中声明，伟大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保卫苏维埃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且要援助那些沦为法西斯侵略者牺牲品的其他各国人民。他还强调指出：“我们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定会与欧美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所有维护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奴役和奴役威胁的各国人民的统一战线。”这样，苏美英三国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开始向结盟道路迈进。

由于英国所受的威胁远远大于美国，因此英国联苏的步子要早于和大于美国。英苏协定就是两国在反法西斯同盟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1941年7月初，英国驻苏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后与斯大林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会谈，商讨两国协定的基本条款。丘吉尔获知协定草案后致函斯大林，向其表示：“我们完全赞成你所提出的关于英苏协议宣言的建议。”

7月12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各自全权代表本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了《英苏关于对德国联合作战的协定》。该协定包括2项条款：“(1)两国政府保证，在对希特勒德国作战期间，互相给予一切援助和支持；(2)互相保证，在这次战争中，除非经过双方同意，任何一方既不能谈判也不能签订停战协定或和约。两国政府取得谅解，日后还得用更明细的政治和军事协定来补充本协定。”同时，两国开始研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

英苏协定表明，英苏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承担了彼此支援和战斗到底的义务。这一协定的签订，是英苏建立盟友关系的标志，为日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与英国相比，美国因受尚未直接参战的制约，联苏的步子迈得较小。虽然罗斯福奉行援苏“慢慢来”的政策，但为掌握有关苏联实际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和苏联在军事援助方面的具体要求，特派他最信任的助手、负责租借援助事务的哈里·霍普金斯出使莫斯科。接到总统指令后，正在英国访问的霍普金斯立即从苏格兰飞抵阿尔汉格尔斯克。7月28日，他抵达莫斯科。

霍普金斯很快受到斯大林的接见。他向斯大林转达了罗斯福总统关于美国“愿意在苏联对德作战中给予援助”的愿望。斯大林也坦率地向他介绍了苏联的危急情况和苏军的迫切需要，并允许霍普金斯到前线考察。通过考察，霍普金斯亲眼看到苏联强大的军事潜力，掌握了苏军在许多地方实施反突击的详情。同时，苏联军民坚定的必胜信念和英勇斗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由此得出结论：苏联不仅能经受住敌人的攻击，而且能给敌人以沉重的回击。因此，他向斯大林建议，迅速召开美苏英三国会议，讨论决定援助苏联的数量。随后，他分别向罗斯福和丘吉尔详细汇报了莫斯科之行，强调援助苏联对击败德国的重要性。

霍普金斯这次访苏是战时美苏关系的转折点，罗斯福听取他的汇报后，最后确定了采取实际措施援助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方针，坚定了美国参加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决心和信心。8月2日，美国通知苏联，决定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将美苏贸易条约规定的有效期延长一年。10天后，美国向苏联派出第一支船队。

在这一过程中，美英两国愈发感到有必要修正过去的外交方针，进一步加强两国间在各种国际问题特别是在对苏联关系上的战略合作。经双方商定，最后决定在8月举行美英两国首脑会议，研讨战略合作问题。

1941年8月9日，丘吉尔率英国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陆军上将约翰·迪尔爵士、空军上将威尔弗里德·弗里曼爵士、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彻韦尔勋爵、战时内阁助理秘书L霍利斯上校、汤普森海军中校，在霍普金斯的陪同下，乘坐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抵达纽芬兰的普拉森舍湾的阿金夏港，受到早一天乘“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到达该港的罗斯福总统、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陆军副参谋长亨利·阿诺德中将、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等一大批军政官员的欢迎。为保密起见，8月初，罗斯福就离开华盛顿去进行一次重要的“钓鱼旅行”，在新英格兰沿海的“波托马克”号游艇上当众垂钓，然后，从那里秘密地驶往纽芬兰。

阿金夏会谈为期4天，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与丘吉尔的许多会面中的第一次。8月9日晚，罗斯福在“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举行盛大晚宴，欢迎英国朋友。

晚餐中，罗斯福与丘吉尔谈话的主题是：日益增长的日本侵略威胁，拟议中的五点(后增至八点)联合宣言。

次日清晨，罗斯福登上“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两国首脑及军政顾问开始正式会谈。英国要求美国舰队驶入地中海，并希望美国海军扩大为英国船只护航的范围，其中包括德国潜艇大批出没的北大西洋。但是，美国领导人不愿过早直接卷入战争，他们反复强调：“他们的职责在于防卫西半球，因而不愿讨论超过亚速尔、加那利和佛德角群岛、达喀尔、法属摩洛哥和西属摩洛哥以外的任何事情。”美国只答应为英国海上船只护航至冰岛。这是美国做出的唯一具体的军事承诺。直到9月份，德国潜艇在冰岛附近海域袭击美军“格里尔”号驱逐舰时，罗斯福才公开宣布上述承诺。

在对日政策上，双方产生很大分歧。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卡多根提出：“美国应明确警告最近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半部的日本，不许进一步侵略，如果日本进攻英国或荷兰的东南亚属地，美国应保证参战。”因为摆脱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束缚需要时间与机会，因而罗斯福不同意英国的建议，只答应与日本继续谈判，希望英国利用日美谈判加强在远东的防务。

关于援苏问题，双方很快达成共识。罗斯福原则上同意丘吉尔提出的召开莫斯科会议，与苏联人一起商定军援的建议。

这次最高级会议最著名的成果是关于战争目标的八点声明——《大西洋宪章》。该宪章由威尔斯与卡多根共同起草，8月12日会议结束时由两国政府首脑签署，正式公布于8月14日。其内容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和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代表首相丘吉尔经过会晤，认为他们两国国策中某些共同原则应该予以宣布。他们对于世界所抱有的一个美好未来局面的希望是以此项政策为根据。

(1)两国并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

(2)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改变，两国不愿其实现。

(3)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

(4)两国将努力促使所有国家有国际贸易和获得原料的同等机会。

(5)两国希望加强世界范围的合作，以提高劳动标准，促进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

(6)待纳粹暴政被最后毁灭后，两国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

(7)在上述环境中，公海上应能自由航行。

(8)两国相信世界所有各国，无论为实际上或精神上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倘国际间仍有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军备，致在边境以外实施侵略威胁，或有此可能，则未来和平势难保持。两国相信，在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未建立之前，此等国家军备之解除，实属必要。同时，两国当赞助与鼓励其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以减轻爱好和平人民对于军备的沉重负担。”

在商讨该文件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争论，暴露了美英两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例如，在讨论第4条时，英国要求保护其歧视性的帝国特惠制，而美国则坚持塞进它们长期鼓吹的“机会均等”原则。双方各不相让，几成僵局。最后，霍普金斯强烈地认为，宪章的宣布与会议本身消息的发表应在同一时候。他担心旷日持久争论下去，无益于大局，遂劝说罗斯福与丘吉尔达成妥协。在讨论第8条时，英国拟制的草案有这样的文字：“两国所寻求的和平，不仅要永远推翻纳粹暴政，而且要通过有效的国际组织，使一切国家与民族获得安居乐业的手段。”但是，罗斯福反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联盟大会。他既不愿激怒国内的孤立主义者，又不愿得罪狂热的国际主义者，因而删去丘吉尔提出的“有效的国际组织”一词，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

大西洋会议期间，英美两国政府首脑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交换意见。《大西洋宪章》是一篇反法西斯宣言，它体现出一种道义力量，符合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意愿，几乎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立即接受了它。英国认为，“这八点中每一点都是对轴心国行为的挑战，是它们无法作出有效回答的挑战”。在9月24日召开的伦敦15国同盟会议上，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代表均表示忠于《大西洋宪章》提出的“共同原则”。因此，《大西洋宪章》不仅是美英两国政治联盟的标志，而且是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纲领，成为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但是，大西洋会议和《大西洋宪章》也反映出殖民主义的痕迹，暴露了美英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争夺。在会议期间，两国就未来世界利益划分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罗斯福认为，英国应该把殖民地问题交出来讨论，而丘吉尔却声称，“我当首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该宪章没有明确提出反法西斯斗争参加者以何种方式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也没有确定战后如何保障实现所列各项人民民主权利，没有具体说明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战后的命运。丘吉尔事后在英国下院曾说：“在大西洋会议时，我们心中想的，主要是恢复纳粹奴役下欧洲国家与民族的主权、自治与民族生活，再就是关于它们的疆界可能有必要作出任何变动的指导原则”。由此可以看出，美英毕竟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认识问题的出发点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把亚洲、非洲国家排除在它们的“原则”之外。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西洋宪章》仍对动员和鼓舞全世界人民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大西洋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美英两国商定援助苏联抗击德国。两国领导人在听取曾赴莫斯科考察访问、并会见斯大林的哈里·霍普金斯汇报后，决定派使团前往莫斯科，把霍普金斯同斯大林进行的仓促会谈继续下去。1941年8月15日，斯大林收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联名电报，其主要内容是：

在哈里·霍普金斯先生从莫斯科回来后，我们曾利用研究他的报告的机会，一起商量了我们两国如何能对贵国对纳粹进攻所进行的辉煌保卫战给予最大帮助的问题。我们目前正在合作把你们最迫切需要的供应品最大限度地提供给你们。

现在我们必须转而考虑一个较长期的政策，因为在能够取得完全胜利以前，还得经历一段漫长和艰难的路程，如果不取得完全的胜利，那么我们的努力和牺牲都将是白费的。

为了使我们大家能就我们的共同资源分配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我们建议，我们准备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我们将派遣一些可以直接和您讨论这些问题的高级代表出席。

我们充分认识到，苏联的英勇和坚决的抵抗对打败希特勒主义有着多么巨大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感到，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在制定将来分配我们共同资源的计划这件事情上迅速立即行动起来。

斯大林欣然同意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建议，苏美英三国开始积极准备有关事宜。8月28日，丘吉尔内阁决定派供应大臣乌克斯·比弗布鲁克男爵为英国使团团长。因为英国援苏物资很大一部分将要从美国援英物资中划拨，丘吉尔指令比弗布鲁克：“我想请你偕同哈里曼先生前往莫斯科，以便安排对俄国军队的长期供应问题。……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援助，即使要我们自己作出重大的牺牲，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为了我们的利益的事……。你的任务不仅是协助制订援俄计划，而且要确保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致遭受过大的损耗。”

显然，英国政府在援苏问题上坚持3条原则；一是把美国援英的物资转给苏联；二是真诚合作，尽力而为；三是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

美国拟让霍普金斯担任使团团长，后因健康方面的原因，改派艾夫里尔·哈里曼执行这一使命。为向苏联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罗斯福指示陆海军首脑；“我认为不仅在当前，而且在苏联继续对轴心国作有效斗争的全部时日里，为它提供一切合理的军火援助，对美国的安全和保障是极端重要的。我确信在拟议中的莫斯科会议上，……必须大量地全面地对苏联承担这种性质的义务”。从而，他阐明了苏联对德作战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直接相关，由此出发，美国有义务援助苏联。

1941年9月15日，美国使团抵达伦敦。为协调双方的政策与目标，美英两国使团利用6天时间，“共同分析了可以提供给苏联的武器和原料的项目单，拟订了《胜利纲领》的生产指标(即制订一个在面临的长期战争中供应各条战线的固定的生产目标)”。

9月22日，美英使团乘坐英国皇家海军“伦敦”号巡洋舰由斯卡帕湾启程，经由北极圈内的北冰洋前往苏联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为保证安全，美英采取了许多欺骗措施：美军派出2架B—24型轰炸机，搭载使团的一般成员或随员直飞莫斯科，掩盖使团主要成员取道海上的真相；英军不派护卫舰护航，以减少德军飞机的注意等等，这些措施收到了预期效果。9月23日，柏林电台就播发了美英两国使团已安全飞抵莫斯科的消息。

9月27日下午，“伦敦”号巡洋舰在白海的北德维纳河口抛锚，转乘1艘苏联驱逐舰逆水上溯32公里，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受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热烈欢迎。当晚的宴会上，三方共同举杯预祝盟国的团结和法西斯的垮台。

次日，美英两国代表团成员分乘4架DC—3型飞机，在苏联战斗机编队护航下，飞行5个小时，抵达莫斯科。他们一下飞机就立即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受到斯大林、莫洛托夫、前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接见。

会见中，斯大林首先向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介绍了苏联战场的局势。他说：“德国优于我们的地方：在空军实力方面，为三与二之比，在坦克方面，为三或四与一之比；在师的数目方面，为320个对280个。”他最后表示最迫切需要的是坦克，其次是反坦克炮、中型轰炸机、高射炮、钢板、战斗机和侦察机。关于坦克的具体数量，斯大林透露：“他每月需要2500辆，在此数中，1400辆可以在苏联境内制造出来。但尽管他还需要1100辆坦克，他仍然只想每月从美国和英国取得500辆就满足了，免得被人指责‘胃口太大’。”

在第一次会见中，斯大林还同美英使团就苏英两军在乌克兰协同作战、美军使用西伯利亚机场运送援苏物资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哈里曼还试探性地让苏联官方保证，“苏联宪法第124条所说的保证全体公民享有信仰和礼拜自由的话是算数的”，暗示美国舆论对苏联人权状况不满而影响援苏。斯大林对美国这种借援苏之机干涉苏联内政的行为非常反感，表示对此不屑一顾。

9月29日上午，莫洛托夫、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举行正式会谈，决定设立航空、陆军、海军、运输、原料和医药6个三方委员会，分别讨论相关的具体事宜。

当日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第二次会见美英使团团长。斯大林对美英提供的援苏物资数量表示不满，他问哈里曼：“为什么像美国这样一个年产5000多万吨钢的国家，(每月)只能给我1000吨供坦克装甲用的钢板？”他甚至责备道：“你们的少得可怜的许诺清楚地表明是想看到苏联被德国打败！”当美英要求苏联提出需要提供军用物资的正当理由或根据时，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是不会提供这方面的情报的”。

几十年来因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产生的不信任与不理解，使会谈一度陷入僵局。然而，这个僵局又一次被美英苏的共同敌人德国打破了。

9月30日，德国宣传机构根据它们获取的情报向全世界发表如下新闻：莫斯科会议已陷入僵局并发生争吵，英国人和美国人永远不可能同这些“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有共同的立场。共同的敌人使美苏英三方回到严峻的现实，逐渐建立起信任与理解，缩小它们之间的分歧。当日晚，斯大林在第三次会见美英使团时，提到了德国播发的上述消息，指出，“要由他们3个人来证明戈培尔是个撒谎者”。

第三次会谈的气氛比第二次融洽。双方就苏联提出的援苏物资清单逐一讨论研究。斯大林在听完哈里曼关于美英两国准备提供的军用物资的介绍后，表示非常满意，没有提出异议。

会谈行将结束时，斯大林建议将莫斯科会谈的结果写成书面协定，在美英使团离开前加以签署。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显得有些为难，因为他们未被本国政府授权签署任何东西。根据美英政府的立场，现行的援苏协议完全是非正式的，并不想签一个什么协定。但斯大林坚持己见，美英使团团长同意次日与莫洛托夫一起处理这个问题。

美英使团对第三次会见斯大林的结果感到满意。哈尔曼说，“这次会见是以尽可能最友好的方式结束的。斯大林并未掩饰其热情。我的印象是，他对大不列颠和美国的认真态度完全满意。……我离开时感到他同我们一直是坦率的，倘若我们拿出我们所答应拿出的东西，倘若我们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保持下去，那么苏联政府和我们两国政府之间所存在的猜疑就可以完全消除。”比弗布鲁克也称赞斯大林是“一位和善的人”。

10月1日，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与他们的使团成员会面，听取6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然后，他们又前去拜会莫洛托夫，了解苏联政府要他们签署的那个协定的内容。最后，他们提出美英两国可以向苏联提供其要求的武器和物资，但不能承担把这些武器和物资送交到苏联港口的义务；如果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物资清单应重新制定。苏联方面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

尔后，英美苏三国使团团长分别代表本国在《英国、美国、苏联三国代表会议议定书》上签字。这份被西方盟国称之为“圣经”的文件，详细列举了美英援助苏联的70类物资，其中有：飞机、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侦察车等武器装备；战地电话机、海底电缆等通信器材；铝、镍、铜等有色金属及其制品；坦克用装甲板等各种钢材；甲苯、乙烯醇等石化产品；机床、电炉等工业设备；橡胶、黄麻、皮革、羊毛、小麦等农畜产品。这70类物资每月按规定数量送交苏方。

这份议定书还有3个附件。第一个附件是，1941年10月~1942年6月苏联海军需要美英援助的装备与物资清单，其中包括：军舰、舰炮、船用柴油机和发动机和船用潜艇探索器。第二个附件是，1941年10月~1942年6月苏联需要美英援助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清单，共83类。第三个附件是，英国希望从苏联得到的供应品，其中包括：沥青、猪鬃、铬矿、中国密蜡、步枪及步枪子弹、生丝或碎丝、木料和鲑鱼罐头等27类。

这次会议于10月1日结束，苏英美三方都对会议结果表示满意。当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与美英使团全体成员共同庆贺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席间，斯大林对哈里曼说：“战争须由三国军队会师才能赢得胜利”。10月3日，斯大林分别致函丘吉尔和罗斯福，对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的工作表示满意，感谢美英两国政府对苏联的援助。相信它们“将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保证尽可能迅速和充分地实现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尽管苏联认为这个议定书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协定规定的期限不长，这就使苏联指挥部难以拟定未来的作战计划。”但苏联官方仍然认为：“莫斯科会议对动员各同盟国的资源用以击溃侵略集团，有着巨大意义”。

莫斯科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的重要国际会议。苏美英三国代表为实现战胜法西斯的共同目标，首次进行会晤。他们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捐弃前嫌，求同存异，最后达成协议，从而为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奠定了基础。根据三国签订的议定书，自1941年10月至1942年上半年，美英向苏联提供无息贷款，并输送包括4500辆坦克和3600架飞机在内的各类物资150万吨，总值约10亿美元，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艰苦抗战；苏联坚持对德作战和提供大量原料，也为美英争取时间加强战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引起美国朝野上下群情激愤，普遍要求政府集中力量打败日本。在军界，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呼声最高、影响最大的则是远东美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中将和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

面对变化了的战争格局，温斯顿·丘吉尔又喜又忧。喜的是美国终于参战了，忧的是他“觉察到有一种重大的危险，即美国可能在太平洋进行对日本的战争，而让我们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他决定再次与罗斯福会谈。12月9日，他致电罗斯福：“我们可能根据现实和新的事实去检查全部战争计划，以及生产与分配问题。我觉得这一切事项(其中有些正引起我的关注)在最高一级的行政阶层上能够得到最好的解决。再次同你会晤，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快乐，并且愈早愈好。”次日，他又焦急地电告罗斯福：“我觉得面对着新的(特别是在太平洋中的)不利局势，如果再等待1个月才决定我们的共同行动，那会造成很大的损害。我曾希望于明天夜间启程，但将推迟航行，以待获知你所指定的会晤地点。我对于最后胜利，从来没有感到过有这么大的信心，然而只有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达到胜利。”

丘吉尔还对艾夫里尔·哈里曼说：“这场战争是长是短都在美国掌握之中。如果你们以战斗机保卫太平洋地区的每一个城镇，那么这场战争就会长，要打5年。如果你们勇敢一点——让入侵者进来，这有啥关系？——那么这场战争就能在2年内结束。”

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在大西洋会议上建立的同盟受到严峻挑战，是继续坚持1941年l～3月两国共同提出的“先欧后亚”、“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还是把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成为反法西斯同盟能否协调一致共同对敌的关键。

12月9日，罗斯福在对日宣战后向全国发表的“炉边谈话”中说：“德国和日本是根据一项联合计划来进行其陆海军作战行动的。这项计划把不帮助轴心国家的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当作全体和每个轴心国家的共同敌人。这就是它们简单明确的总战略。所以，美国人民必须认识到，只有类似的总战略才能够与它抗衡。……我们期望能消除日本的威胁，但是，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却发现世界其他部分则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去支配，那就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他暗示美国仍将坚持“先欧后亚”战略，把希特勒作为头号敌人。

为在新的形势下协调和完善美英两国的战略方针，罗斯福认为也有必要与丘吉尔会晤。他在接到丘吉尔的呼吁后，于12月11日电邀丘吉尔赴华盛顿会面。

12月12日，丘吉尔在哈里曼陪同下，率三军高级将领，从苏格兰的格里诺克港乘坐“约克公爵”号新型战列舰，启程赴美参加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两国首脑会谈。之所以选择“阿卡迪亚”作为这次会谈的代号，是因为两国领导人希望这个词所比喻的古希腊田园牧歌式的静谧，将能成为他们协调一致的象征。

在横渡大西洋的8天中，丘吉尔准备了3份文件作为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这些文件阐明了他对盟国在1942年和1943年作战计划的设想。

第一份文件题为《大西洋战场》，主要分析了欧洲、非洲和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形势，提出1942年的主要目标是英美军队占领整个非洲沿岸和从达喀尔到土耳其边界的地中海东部海岸。第二份文件题为《太平洋战场》，谈到了1942年为恢复盟国在太平洋上的控制权所应采取的各项举措。第三份文件题为《在1943年进行的战役》，宣布英美军队将在这一年夏季在德国占领区内最适宜的地方登陆以解放欧洲。这是英国在“先欧后亚”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具体作战行动的设想，清楚地反映了丘吉尔对“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理解，即第一步的行动重点是北非和地中海，同时设法控制太平洋局势；第二步行动的重点是欧洲大陆。

因为忙于对付太平洋的危急局势，美国方面对会议的准备不如英国充分。12月20日，陆军部长史汀生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把所有战区划分为两部分。主要战区——北大西洋战区，其中也包括西欧战区；其他战区——太平洋战区、西非战区、中东战区和近东战区。关于西非战区，备忘录说：该战区在两个方面对美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是它能确保与埃及、波斯湾、远东地区的空中和海上交通线；二是它能防止德国人占领达喀尔，因为他们依靠达喀尔将会封锁通往南大西洋的海路和威胁美洲大陆。这个备忘录是美国方面对“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理解。但是，美国没有提出具体战略行动计划。

12月22日黄昏，丘吉尔从弗吉尼亚的汉普顿锚地飞抵华盛顿，被接至白宫下榻。当晚，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会谈，“一致同意打败德国应比对日作战更重要”。在双方三军参谋长的正式会议上，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和哈罗德·R斯塔克海军上将代表美国重申“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1)在1941年2月美英参谋部会谈中，曾一致同意德国是轴心国的首要成员，因而大西洋和欧洲战场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2)自2月以来已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尽管日本参加了战场，我们的观点仍旧认为德国依然是胜利的关键。只要德国被打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就必然会接踵而来”。

美国的“先欧后亚”立场打消了英国的顾虑。会议的主要议题由丘吉尔担心的应否实施欧洲第一上转到了如何实施欧洲第一问题上，双方按照这个战略方针开始讨论制定共同的战略行动计划。

12月23日下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丘吉尔提出了向北爱尔兰和冰岛部署美军的“磁铁”计划，和英美盟军进攻西北非的“体育家”计划。罗斯福对前者表示赞同，对后者则建议交给参谋人员讨论后再定。但是，美国军方却反对“体育家”计划，马歇尔列举了许多后勤方面的问题，并担心法国维希政府会反抗，那样将使这一行动变得非常危险。一旦初战失利，将对英国人的士气产生很坏的影响。因此，反对实施“体育家”计划。马歇尔的得力助手莱利斯·麦克奈尔中将甚至要求战争计划处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准备65条理由来说明不应执行“体育家”计划，以防止按英国方案而无谓消耗军事力量。但是，由于美国会前准备不充分，没有一套具体战略行动方案，所以阿卡迪亚会议只讨论和制定了共同的总作战计划，没有决定在1942年实施北非登陆作战，只是“责成比弗布鲁克和霍普金斯搜罗船只，并在尽早的可能日期研究‘超级体育家’计划”。

阿卡迪亚会议根据“先欧后亚”战略方针，制定并通过了盟军联合战略计划，其基本原则是形成和紧缩对德国统治下领土的包围圈。这个包围圈的范围大体上是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黑海，经过安纳托尼亚，再同地中海北岸和欧洲大陆的西海岸连接起来。主要目标就是加强这个包围圈，把缺口堵起来，办法是支撑俄罗斯战场，武装和支援土耳其，增强它们在中东的力量，以及占领整个北非的海岸，以防德国突然进攻波斯湾和西非海岸或其他地区。

阿卡迪亚会议通过的这个战略计划，是英国从前关于“在轴心国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防御圈比进攻行动更为重要”的战略思想的具体化，而这次会议又为美国所赞同。它表明美英两国在军事行动上开始协调起来。

在联盟作战中，仅有统一的战略方针和战略计划是不够的，还不能保证作战行动的胜利。阿卡迪亚会议完成的另一重大事情就是，解决了联盟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1941年12月25日下午，马歇尔指出：“我深深感到最重要的事情是指挥统一问题。……我认为必须由一个人来统率整个战区——包括海、陆、空三方面。我们不能单靠合作来用兵。人的缺点就是这样严重。他往往特别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划出一部分交给别人去指挥。如果我们现在制定一个统一指挥的计划。我们的麻烦十有八九就会解决了。”马歇尔建议，美、英、荷、澳四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统一指挥机构，丘吉尔初时坚决反对，称太平洋地区的盟军过于分散，不可能由1个人进行有效的指挥。

罗斯福首先赞同这一建议，为征得丘吉尔的同意和支持，他力荐英国上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担任从孟加拉湾到澳大利亚的ABCD战区最高司令官，统一指挥在这一战区作战的美、英、荷、澳四国军队。邱吉尔立即改变主意，欣然表示同意。

统一指挥原则的确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盟作战的重要措施。随着战争的发展，盟军在各战区都任命了最高指挥官，有力地协调了各盟国军队的作战行动，保证了联盟作战的胜利。

阿卡迪亚会议还决定设立一个盟军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指挥各战区的作战。12月29日，出席阿卡迪亚会议的美英三军参谋长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指挥系统大纲，建议现存的盟国各战区作战指挥机构：“A、不论最高指挥官作出何种建议，他都要电告伦敦和华盛顿两地的三军参谋长委员会。B、伦敦的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要马上发电给驻华盛顿的英国代表团，表明他们是否将用电报提出意见。”

美英三军参谋长的这份大纲，并未提出设立专设的联合统帅机构。罗斯福认为，联盟作战需要有一个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于是在这份大纲上批示：“建议为此目的在华盛顿成立一个专设机构。A、3位美国代表、3位英国代表；B、为磋商和咨询起见，增加1位澳大利亚代表、1位新西兰代表和1位荷兰代表；据此建议，上述机构应按下列方式行使职权：A、不论最高指挥官作出何种建议，他都要电告上述设在华盛顿的委员会；B、在华盛顿的委员会要马上电告伦敦，征求他们的建议和意见。”这个机构后来定名为联合参谋长会议，它在美英两国首脑监督下，指导盟军的作战，“以2个民族从未有过的谅解和效率发挥着作用”。

如果说，统一指挥原则保证了各战区的联盟作战顺利进行，那么这个机构的设立则保证了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战场的胜利作战。难怪“丘吉尔和马歇尔两人都认为这个决定是阿卡迪亚会议最有价值和最有持久意义的结果”。

此外，阿卡迪亚会议还决定成立军人分配部和战时生产部等美英联合机构。

阿卡迪亚会议于1942年1月14日结束，这次会议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和美国正式参战的形势下召开的。在几个战场并存的情况下，会议统一了美英两国关于“欧洲第一”和“德国第一”的思想，坚持和完善了“先欧后亚”战略方针。两国首脑从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出发，求同存异，密切配合，进一步巩固了美英联盟。会议决定设置的军事机构和采取的其他措施，为盟军的密切协同和反法西斯战争中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保障。

《大西洋宪章》发表后，受到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赞同。在《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鼓舞下，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逐渐积聚起来。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则直接促使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最后形成。

美英首脑草拟的《大西洋宪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日宣战。德意日为协调一致行动，1941年12月11日签定对美英共同作战的协定，承担在无相互全面谅解的条件下不得与美英停战或媾和的义务，同时德意宣布对美英开战。美英被迫分别对德意和日本宣战。接着，轴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对美宣战。而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西兰、南非联盟、哥斯达黎加、古巴、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和波兰政府向日本宣战。中国则向德意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了最大规模。全世界遭受法西斯侵略及其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强烈要求组建强大的国际联盟，共同抗击法西斯。

面对新的战争形势，罗斯福考虑将所有同德意日进行战争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同盟，通力合作，打败法西斯。1941年12月24日，他向丘吉尔就成立一个大同盟交换了意见。丘吉尔早在大西洋会议上就建议成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使一切国家与民族获得安居乐业的手段”，只是由于当时美国尚未直接参战，罗斯福不肯答应，只同意“建立一个更广泛和更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代替“国际组织”。这次，罗斯福提出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丘吉尔欣然表示同意。他说：就这个问题“在原则上、在感情上以及确实在文字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大同盟的成立宣言草案是罗斯福拟定的，最初叫《协约国家宣言》。后来为有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集团，罗斯福从拜伦《蔡尔德·哈罗德游记》一诗中，借用了“联合国”一词，称之为《联合国家宣言》。12月25日，宣言草案正式提出，送交有关国家讨论。内容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加拿大自治领、澳大利亚联邦、新西兰自治领、南非联邦、比利时、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等国政府，赞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大不列颠首相于1941年8月14日所发布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里面所载的宗旨和原则的共同纲领，深信所有这些政府取得彻底的全球性胜利，不但在各自的国内，而且在全世界，对保卫和维护生命、自由和独立以及人类自由、正义和社会保障的正当潜力，都是不可缺少的；他们现在进行的斗争就是共同保卫一切地方的人类尊严，以抗击力图征服全世界的凶恶和野蛮的力量，兹宣布：

(1)每个政府保证动用它的全部资源，以抗击轴心国的侵略力量，而且继续动用这种资源直到最终击败这种力量。

(2)每个政府应向参加本《宣言》的其他政府保证在作战行动和资源使用方面进行完全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3)每个政府保证对共同的敌人或其中任何一个敌人继续作战，而不同他们单独媾和。

凡愿意加入本《宣言》的其他各国政府均特此准予加入之。”

草案文本拟出后，美国、英国、苏联三国进行了磋商研究，提出了各自的修改意见。罗斯福认为，应在“前言”中加进“宗教自由”，由于《大西洋宪章》没有写进“宗教自由”，他曾受到国内舆论的责难。这次他一定要把它写进宣言中。他担心苏联不会同意他的修改意见，遂约见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解释之所以要用“宗教”这个词，是因为这已经用在他时常向世人宣示的“四大自由”里面了。他说传统的杰斐逊的宗教自由原则是有着非常广泛的民主含义的，其中连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也包括在内——它给个人以崇拜自己所选择的上帝的权利或不信奉上帝的权利。李维诺夫已把草案文本通电给莫斯科，听完罗斯福的意见。李维诺夫将罗斯福的意见转给斯大林。不料，事情并没有像罗斯福想得那样棘手。苏联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出发，把美国的更改意见“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接受了”。

苏联政府鉴于自己没有参加对日本的战争，而且还同日本保持着和平关系，不能在一份明确写有保证共同打败轴心国的文件上签字，所以建议修改宣言的一些用词，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来代替战胜轴心国的字眼。苏联方面解释道：在他们国内，“希特勒主义”包括“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美英两国理解苏联政府保持苏日和平关系的政策，接受苏联的意见，对宣言做了较大修改，将原来文本上的第1条：“每个政府保证动用它的全部资源，以抗击轴心国的侵略力量，而且继续动用这种资源直到最终击败这种力量”修改为：“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与各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国成员及其仆从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删去了原文本中的第2条，把最后一段增改为：“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资上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得加入上述宣言。”这种巧妙而灵活的修改，既照顾到了当时苏日之间的特殊关系，又没有损害反法西斯同盟纲领的原则。

英国建议在宣言中加进“当局”两字，以便可以让像“自由法国”这样的组织参加到宣言中来。但是，美国开始表示反对。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还想通过某种方式同维希政权打交道，所以不同意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加入宣言。霍普金斯也认为，“眼下不应当把自由法国包括进去”。后来，丘吉尔说服了罗斯福，同意加进“当局”两字，但是，又遭苏联反对。李维诺夫虽不像赫尔那样，因反对“自由法国”加入而不同意加进“当局”两字，但却强调任何一个苏联驻外大使都无权不经本国外交部批准擅自同意在一个国际文件中做任何改动。尽管丘吉尔竭力解释这种要加的东西无关宗旨，但是李维诺夫坚决不同意，他要待国内批准再定。由于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急于将宣言马上发布出去，来不及打电报与苏联政府商量，遂放弃了加进“当局”两字的主张。

关于印度能否加入宣言问题，英国内部曾发生争论。按内阁意见，不同意印度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加入宣言。这个主张遭到了前印度总督洛德·哈里法克斯勋爵的反对，他认为，把那个尚未被授予自治领地位的国家排除在外，将是一个错误。最后，英国战时内阁作了让步，同意印度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自治领一起列为宣言签字国。

宣言草案文本有关签字国的排名先后次序是美国为首，其次是英国，接下来是英国的各自治领，跟着才是按字母先后次序排列的其他同盟国，苏联放在最后。霍普金斯根据各同盟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建议修改排名先后次序，“把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提到同我国和联合王国的并列地位；区别的方法可以是，那些在自己的国土上积极作战的国家为一类，另外则是已经被轴心国征服了的国家。”

丘吉尔则“坚持英国各自治领必须紧接大不列颠之后，一起列入签字国名单上”，反对因按字母次序而同英国分开。

但是，罗斯福接受了霍普金斯的建议，并说服丘吉尔做出让步，最后由他亲自排出签字国的次序：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这4个国家之后的其他各国包括已经宣战的拉丁美洲各国则按字母顺序排列。

修改稿完成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2月27日分批会见了各同盟国驻华盛顿大使，向他们介绍了宣言的内容。同时，用急电把宣言发给各同盟国的政府，请这些政府正式授权它们驻华盛顿的代表签署这项文件。

1942年1月1日，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宋子文(中国新任外交部长)聚集在白宫罗斯福的书房内，分别代表各自国家签署了这个庄严的宣言。次日，其余22个同盟国在美国国务院按国名英文字母顺序依次签字。至此，《联合国家宣言》诞生，全文如下：

联合国家宣言

(1942年1月1日于华盛顿)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联邦、南斯拉夫各国的联合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

对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所作联合宣言称为《大西洋宪章》内所载宗旨与原则的共同方案业已表示赞同，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全其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同时，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兹宣告：

(1)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与各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仆从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

(2)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资上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得加入上述宣言。

《联合国家宣言》的签订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它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首先，它体现了“目标原则”。26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撇开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的分歧签署一个共同宣言，就是因为它们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战胜法西斯是它们的共同目标，各国参加联盟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战胜法西斯，而成立联盟的目的就在于使这一目标顺利实现。没有共同的目标，则联盟无任何基础。

第二，它体现了“共存原则”。联盟的巩固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个战争共同体的某个国家是否在战争中媾和。因为，引诱对方联盟的成员国单独媾和是政治行为者十分注意的一个战略决策。因此，《联合国家宣言》规定签字国不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和和约。这就使当事各方对实现战胜法西斯这一目标作出了具体保证。“由于把这项承诺写入条约，这使这一努力获得一定的合法性；各方才有更大可能去追求这些目标。因为联盟的建立赋予缔约国以新的地位，这使他们很难相互背信弃义，否则就会因不守信用而背上欺世盗名的恶名”。因此，“共存原则”是加强联盟或联合的内部力量。

第三，它体现了“灵活原则”。参加某一联盟的各成员国从各自的国家利益认识问题，势必产生矛盾与斗争。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说：“俄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而英国和美国则不是，也不打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但是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我们为了共同的安全和正当的利益而制定出良好的计划”。《联合国家宣言》的倡议者与制定者为了“共同的目标”，在制定宣言过程中，采取了灵活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把反法西斯国家团结在一面旗帜下，集中各同盟国的一切力量去战胜德意日。

《联合国家宣言》把26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肤色的国家集合在打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和旗帜下，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形成，实现了一切反法西斯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大联合，大大加强了反法西斯的力量，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为反法西斯国家扭转被动局面，进而夺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联合国家宣言》在历史上最大的共同作战努力中，把代表六大洲绝大多数居民的26个自由国家的决心和意志联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说明遵守法律、爱好和平的国家到了必要的时候能够团结起来使用武力去维护自由、正义和人类的基本原则。”

不容置疑，除美英苏外，中国等世界许多国家也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不仅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有力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而且还积极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早在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着眼世界战略全局，发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共两党立即做出反应，主张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并成立正式同盟，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1941年12月9日，中国领导人还致电美英苏三国首脑，建议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协调各国作战。无疑，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因而，中国同美英苏一道率先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既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要地位与作用的体现，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所作贡献的肯定。

4．德意法西斯的欧洲“新秩序”

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侵略扩张伊始，就在其占领的国家和地区逐步建立法西斯殖民统治，美其名曰欧洲“新秩序”。它们在这一幌子下，对占领区人民实施残酷的暴力统治、种族灭绝和经济掠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36年3月7日，德军进驻莱茵兰，开始进行对外扩张的预演。2周后，希特勒首次宣称：欧洲应该建立一种“新秩序”。其言下之意就是，要建立一个他在《我的奋斗》和《希特勒的第二本书》中鼓吹的、由雅利安“优等种族”占统治地位的欧洲。

1939年5月23日，希特勒在德国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重申，德国应获得“与其国家地位相称的生存空间”，以解决其8000万人民的粮食供应和其他经济问题。据此，德国不满足于恢复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边界，准备将法国北部、勃艮第大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奥地利，以及佛来米人、瓦隆人、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并入大德意志国版图；在东方为本国夺取直达乌拉尔的广阔的“生存空间”，其中，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乌克兰和克里木应成为德国的移民区；在法国的剩余部分、巴尔干半岛、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组建德国的卫星国。希特勒认为，实现上述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动战争，对外扩张。

种族主义也是影响德国欧洲“新秩序”构想的重要因素。纳粹党党纲污蔑犹太人是德意志民族的祸害、煽动破坏德国的罪魁。有人还根据德语中斯拉夫人(slawe)一词与奴隶(sklave)的拼法近似，推断斯拉夫人与奴隶有内在联系。希特勒则声称，只有“优等种族”雅利安人是“文明的建设者”，有权主宰欧洲；犹太和斯拉夫民族等“劣等种族”是“文明的破坏者”。他主张以战争手段消灭犹太和斯拉夫民族，将华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夷为平地，以便为日耳曼民族腾出广阔的“生存空间”。1939年1月30日，他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时再次预言：“倘使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势力能够使各国再一次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么，其结果决不会是全世界布尔什维克化和随之而来的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彻底消灭”。据此，德国制定了民族灭绝和民族压迫的方针。

犹太人被押入集中营在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于1940年4月宣称，应将德国的“革命”推广到欧洲各国。其言下之意就是，要在德国占领的国家和地区强制推行法西斯制度，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全面控制，取缔和镇压一切反纳粹活动。为彻底消灭布尔什维主义，希特勒于1941年3月就入侵苏联的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方针：即将发生的苏德战争“不仅是一场武装斗争，它还会导致两种世界观的搏斗。由于地域辽阔，击败敌人的武装力量还不足以结束这场战争，必须使整个地区解体为几个国家，各自建立我们能够与之和解的政府”，“必须铲除迄今压迫人民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6月6日，德军统帅部又根据希特勒的旨意下达《关于政治委员的命令》。该命令规定：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不应以国际法标准对待被俘的政治委员，而应将所有政治委员从战俘中挑出来，尔后就地处决。

为解决因穷兵黩武造成的经济困难和满足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负责制定欧洲“新秩序”计划的德国经济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瓦尔特·冯克于1940年7月25日向国内外宣布，德国对欧洲经济进行“改造”的设想是：各国之间实行专业分工和“密切合作”，在统一计划下安排工农业生产；调整出口结构，减少贸易壁垒；以柏林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德国马克为通用货币。总之，欧洲应成为一个由德国控制的经济共同体，德国的所有占领区和卫星国都要为德国提供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最大限度地保障德国军备生产、稳定经济、改善福利和争霸世界的需要。这是德国当局关于欧洲“新秩序”的第一个计划，但它只涉及经济方面的内容。关于“新秩序”的政治意义，直到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之后，才开始变得明确起来。

尽管如此，德国关于欧洲“新秩序”的上述构想仍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计划，并在尔后实践中不断有所变化。意大利只是德国的小伙伴，处处听命于德国，它所侵占的地盘及其势力范围也比较有限。因而，德国的上述构想基本代表了德意两国。

欧洲“新秩序”是德意法西斯以侵略战争为手段，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1938年3月～1939年3月，德国以武力威胁和外交手段首先吞并了中欧的奥地利和捷克。自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1940年又相继侵占北欧和西欧的丹、挪、荷、比、卢、法。1941年4月，德国还伙同意大利等国入侵并瓜分了南欧的南斯拉夫和希腊。至此，德国在欧洲夺取了约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约1.4亿人口。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后，还一度占领了苏联欧洲部分莫斯科以西的大片领土。此外，意大利也于1939年4月和1940年6月先后侵占埃塞俄比亚和法国一部。从而，它们为建立“新秩序”创造了条件。

为加强对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控制和掠夺，德国法西斯根据其种族主义、地缘政治的原则和战略方面的考虑，针对不同对象暂时采取以下4类统治形式：

第一类，并入德国版图的合并区。1938年，德国首先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尔后将其划分为几个行政区。1939年10月8日，希特勒发布《关于东部地区行政区划和管理办法的公告》，将波兰的大片领土并入德国。其中，在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之间设立但泽—西普鲁士行政区和瓦尔塔兰行政区，而将切哈努夫和苏瓦乌基地区并入东普鲁士省(苏德战争爆发后，原波兰东部的比亚韦斯托克地区也于1941年8月并入该省)，上西里西亚地区并入西里西亚省。尔后，比利时的欧本和马尔梅迪等地也被并入德国莱茵省；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分别并入新设的巴登—阿尔萨斯特行政区和威斯马克行政区；卢森堡被并入新设的摩泽尔行政区；南斯拉夫的下施泰尔马克和克雷因的一部也分别并入施泰尔马克行政区和卡恩滕行政区。这样，德国的版图就向外扩展了许多。

第二类，由德国行政官员直接管辖的德国移民区。1939年3月16日，希特勒下令将德军新近强占的捷克剩余领土纳入德意志国，但保留其有限自治，并改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其自治政府首脑必须是希特勒分子，政府成员须经德国的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保护官认可方能就职。德国保护官负责监督当地政府，又可直接颁布法令。根据10月12日希特勒的命令，在包括华沙、克拉科夫和卢布林在内的波兰领土设立总督辖区，德国原司法统一部长汉斯·弗兰克被任命为该区总督。1941年8月1日，东加利西亚地区也被并入总督辖区。德军入侵苏联后，又先后组建东部地区专员辖区(主管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专员辖区，以管辖被占领的苏联西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就开始向上述地区移民。

第三类，在德国行政官员监督下的仆从国。出于政治考虑，德国允许有不同数量日耳曼居民的丹麦、挪威、荷兰等国暂时保持“独立”，但要受德国全权代表或专员的严密监督。例如，德国曾将丹麦标榜为它的“模范保护国”。其国王和政府因同意德军进占而被保留下来，原中央和地方政府表面照常工作，其军队未被解除武装，甚至该国的非法西斯政党也没有解散，但该国的任何重大决定都必须得到德国全权代表同意。然而，1940年7月，丹麦政府被迫改组，亲德的法西斯分子参加了政府，斯哈威利斯出任首相。从此，丹麦的内外政策发生逆转，人民集会、言论等自由权利受到限制，政府采取了反犹太人措施，并于1941年9月25日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来，随着战局的变化，德国在苏德战场上的失利和丹麦国内反法西斯运动的开展，德国干脆撕下“模范保护国”的假面具，由过去的间接控制变为直接控制。全国处于戒严状态，其国务活动受到德国党卫队和警察监视。同样，其他几国政府也是德国扶植的傀儡政权。

第四类，由德国武装部队直接控制的军管区。根据尔后作战形势的需要，德军对荷兰的重要港口、比利时大部、法国北部与西部沿海地区、英属海峡群岛、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大部、希腊的塞萨洛尼基等地和部分岛屿，以及作为德军后方的苏联部分领土实施军管。

除对被占领国家和地区实行分类统治外，德国还将它的仆从国纳入其欧洲“新秩序”。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等被拉入德意日三国同盟，芬兰和西班牙也被德国视为盟友。在欧洲“新秩序”中，上述国家名义上保持“独立”，实际上也在德国的控制、压迫和掠夺之下，并被绑上其侵略扩张的战车。1940年8～9月，德国迫使罗马尼亚将北特兰西瓦尼亚和南多布罗加地区分别割让给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尔后，又要求罗、匈、保三国为其提供军事基地、大批粮食和原材料，并承担德军的占领费。此外，匈、罗、斯、芬、西等国的士兵，还被分别驱上入侵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战场。

作为纳粹德国主要盟友的意大利，对德国的依赖性很大。它一面受到德国的影响和摆布，一面在其有限的势力范围建立自己的“新秩序”。1939～1941年，意大利先后将阿尔巴尼亚的全部领土和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马其顿各一部、达尔马提亚沿海部分地区与岛屿、斯洛文尼亚南部，以及希腊的南斯波拉泽斯群岛并入自己的版图，并对被其占领的希腊大部、南斯拉夫的黑山地区和法国的芒通和罗讷河左岸部分地区实施军管。

同时，德意法西斯还制定了一系列占领法规，实施法西斯专政和掠夺性的“经济一体化”，并设置有关机构。例如，德军入侵苏联不久，希特勒便于1941年7月17日发布《关于东方新占领区管理工作的法令》和《关于东方新占领区治安保卫工作的法令》。上述法令规定，这些地区一旦停止战斗，即由德国军事当局移交有党卫队和警方等有关人员参加的民政部门管理。为统一领导上述地区各专员公署，德国还新建以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为首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除在占领区实施连坐责任制外，希特勒于1941年12月2日发布“夜雾命令”，规定“任何人触犯德国占领当局或德国占领军，除判死刑者外，都应秘密押回德国，移交治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判刑或处决”。这些人须佩带NN(夜与雾的缩写)标志，在押期间不得同本国和家属通信，死后不通知家属，以获得“持久的威吓效果”。对占领区事务，德国内政部、经济部、秘密警察、党卫队、负责战略工程构筑的“托特组织”和劳动力分配事务专员等纷纷插手。它们职权重叠，各自为政，形成混乱无序的欧洲“新秩序”的雏形。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在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亚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的前提下，日本也“承认并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然而，德意法西斯的欧洲“新秩序”是对欧洲各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彻底剥夺，是对欧洲各族人民的种族灭绝、殖民统治和疯狂掠夺，因而，它遭到欧洲人民的坚决反对，并伴随德意法西斯的垮台彻底破产。第二步对欧洲占领区的暴力统治和经济掠夺欧洲“新秩序”的建立靠的是暴力，而要维持和巩固这个“新秩序”也只能借助于暴力。在德意法西斯的暴力统治下，秘密警察取代了谍报局，党卫队取代了国防军，酷刑室取代了军事法庭，欧洲变成了各民族的监狱。

反犹灭犹是希特勒和纳粹党的一贯思想和主张。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后，波兰犹太人立即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在6个星期内，就有5.7万名犹太人被押送德国服劳役。在华沙和罗兹等城市，犹太居民还被送进隔离区。截止到1939年底，有25万名犹太人被德国党卫队和当地反犹分子杀害。1940年4～6月，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犹太人先后落入德国的魔掌。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希姆莱又奉命实施消灭东欧犹太人的计划。据此，德国党卫队的一些特别行动队在整个东欧，特别是在德军侵占的苏联各地实行灭绝犹太人的政策，他们用机枪、毒气或者是其他方法屠杀了许多犹太人。1942年1月20日，纳粹官员根据戈林的指示在柏林附近的万湖召开会议，会上提出最后消灭欧洲犹太人的罪恶计划：“在最后解决的过程中，犹太人应以适当方式在东方从事义务劳动。凡具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男女分开，组成劳动大队，前往这些地区修筑公路，这当中无疑会有一大部分由于自然减员而淘汰。最后剩下的人(这些人无疑是抵抗力最强的)必须给予相应的处置，因为他们作为物竞天择的结果在被释放时应被视为新的犹太组织的生殖细胞。”根据这项“最后解决”犹太人的计划，在纳粹分子海德里希指挥下，特别行动队把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的犹太人驱赶到东方或北方的某些地区，然后集体屠杀。在奥斯威辛，他们只用15分钟的时间就杀死2000名犹太人，这种屠杀一天可达3～4次，仅在这个地方，被毒气杀害的就有25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另有50万人因饥饿和患病而丧生。据统计，1939年住在德国占领区里的犹太人约有1000万，而“最后解决”一直进行到欧洲战争结束时为止，大约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占全部犹太人的一半以上。

在欧洲占领区，斯拉夫人的遭遇并不比犹太人好多少。按照德国法西斯的计划，被占领的苏联、捷克、波兰和南斯拉夫等斯拉夫国家，应为日耳曼民族腾出广阔的“生存空间”。

为此，德国保安总局于1941年起草了一份《东方总计划)，它于1942年6月12日得到希姆莱批准。这个计划的实质是将东欧各国的“劣等民族”驱逐到异国他乡，或加以消灭，以便给德国移民腾出“生存空间”。据此，80%～85％的波兰人、65％的乌克兰人、75％的白卢西尼亚人、50％的捷克人都要在若干年内迁到西伯利亚，剩下的人则日耳曼化，为新建的日耳曼国家提供劳动力。

在斯拉夫国家中，波兰和苏联是德国镇压的重点对象。德国在波兰的暴力统治开始得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手段最残忍。为了给日耳曼人腾出“生存空间”，德国法西斯将波兰西部地区的70万人强制迁出。波兰总督弗兰克宣称：一定要使“波兰”这个概念永远消失。在并入德国的波兰国土上，德国一面驱逐当地居民，一面限制人口增长，强迫波兰人做绝育手术，并把大批儿童掠往德国再更名改姓，以使用日耳曼精神教育他们，使纳粹观念深入他们的思想，甚至不准波兰人称波兰人，只让他们使用古老的部族名称，如“卡舒布人”、“玛祖尔人”等等。在总督辖区，德国也有计划地消灭波兰居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例如1940年春夏，德国在这里进行了一次“AB行动”(“特别绥靖行动”)，杀害了3500名波兰科学家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关闭了大中学校。

苏联既属斯拉夫国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因而，德国法西斯将其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在其占领的苏联西部采取更加严酷的镇压措施。例如，侵苏德军第26军在其辖区实施的《处理平民中不良分子和可疑分子的方针》规定，应将国家和党的干部、地方苏维埃成员、现役军人和游击队员立即枪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负责人、流民、隐匿财物或煽动不服军管者送进监狱，并对消极抵抗或逃避劳役者实施体罚或监禁。无论在军管区还是专员辖区，被关押的苏军战俘和无辜群众都备受虐待。他们不仅被强制劳动，还要经常忍饥挨饿，10余万人被活活饿死。此外，德国党卫队的特别行动队还任意杀人，至1941年底就杀害苏联军民30余万人。

在被肢解的南斯拉夫、希腊和捷克，德国法西斯也实行极端残暴的统治。例如，在斯洛文尼亚，德国纳粹分子摧毁各民族文化中心，屠杀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在塞尔维亚，只要1个德国士兵被游击队击毙，就有数以百计的平民被杀害。捷克的大专院校被关闭，中小学生接受日耳曼教育，剧院、音乐厅和艺术营被改成军营，知识分子被杀害，整个文化基础被摧毁。

在西欧和北欧占领区，德国的统治似乎比在中欧和东欧有所“节制”，主要通过兼并和同化实现德意志化。然而，随着德军在东线和北非的作战失利，德国纳粹分子在西欧和北欧的统治变得更为严厉。如在法国，共产党员和抵抗运动的成员受到镇压；来往的邮件、信函受到检查；德国人插手非占领区的事务，派遣许多代理人到那里进行监督，驱逐了一些原法国官员，新任命的官员须经德国人批准；在占领区的几个主要省份强制推行德语教学，禁止讲法语，倘若有人讲一句法语“您好”，就被立即罚款。

总之，整个欧洲在德国的铁蹄下变成了一座监狱，在这所监狱里，人们失去了一切自由，必须接受德国主人的统治，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奴仆，否则不是被驱逐，就是被关押或杀害。

随着欧洲“新秩序”的建立，德意法西斯将大半个欧洲的资源、设备和粮食等攫为己有，并根据其战争经济的需要，重新配置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要素，建立以大德意志国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

在波兰，根据1939年10月19日戈林的命令，占领当局试图将合并区的经济尽快并入德国的经济体系，而将总督辖区能够用于德国战争经济的原料、废料和机器等全部运走。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捷克人可以处理大部分事务性的经济工作，但必须在德国的直接监督下完成。

在南斯拉夫，德国和意大利没收了私人企业、运输业和商品储备，并将粮食搜刮一空。德国把南斯拉夫看作自己理想的粮食基地，在这里专门设置特派员以保证粮食的征收和供应。

在希腊，大批原料和粮食被掠往德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也分得一份残羹。

在苏联，德国的掠夺更加不择手段。战前，德军统帅部曾指示部队：“使德国得到尽可能多的粮食和石油，这就是战争的主要经济目标。”由德军统帅部战争经济与军备局研究制定的针对苏联的第一项经济掠夺计划，就是要阻止苏军在撤退时毁掉粮食、原料和工业品储备，破坏国防工厂、矿山和铁路干线。在对苏战争的头几个月，就开始利用苏联欧洲部分的经济资源，以满足德军的战争需要。因此，计划尤其强调占领高加索石油产区的重要性。

为进一步获得有关苏联军事工业、原料和燃料产地的详细资料，并加以研究和利用，德军战争经济与军备局还成立了一个代号为“奥耳登堡”的战争经济参谋部。苏德战争爆发后，该部又增设5个经济检查处、23个经济检查队及其分支机构，负责“开发”占领区的经济。该部拟定的文件规定，将苏联的贵重原料(如铂、菱镁矿、橡胶等)和设备立即运往德国，并夺取尽可能多的粮食和石油。在1943年的交货单中，就列有900万吨谷物、200万吨饲料、300万吨马铃薯、66.2万吨肉类。在德军占领期间，德国从苏联运走900万头牛、1200万口猪和1300万只羊，运走的其他物资不胜枚举。

在西欧，至1940年底，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占领区没收了13.5万吨钢、2万吨铅、9500吨锌、9000吨镍和9000吨铝，仅掠夺的法国汽车就可装备德军88个师。不仅如此，德国甚至将那里的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和艺术珍品也劫掠一空。据德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报告说：“到1944年7月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共装了137辆铁路货车，共有4174箱，21903件，其中绘画10890幅。”此外，德国还对荷兰、比利时、法国和丹麦的经济实施一体化，通过指令性的加工定货，充分利用它们的工厂企业为德国的战争经济服务。

令人发指的是，纳粹的掠夺连死人也不放过。集中营犯人受害前，他们的衣服和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头发被理掉以制造潜艇人员的专用鞋。犯人尸体则作为制造肥皂和肥料等产品的原料。

德国每占领一个国家，便马上夺取这个国家银行的黄金、外汇和外国证券。例如，德国在奥地利就没收黄金和外汇4.5亿先令，后来又接收了捷克、法国和比利时的部分黄金储备，没收了南斯拉夫国家银行的全部资金。此外，德国在占领区禁止一切外汇交易，对私人持有的全部黄金和外汇进行登记，限制使用敌方帐户，要求个人把全部黄金和外汇卖给中央银行或其他指定机构，最后由该银行和指定机构转让给德国。至于集中营囚犯的黄金、首饰，德国一律没收，甚至连死人的金牙也要拔掉。

德国凭借军事实力强迫其占领国和保护国，提供远远超出它们所能借出的贷款额，并在清算协定中明确规定，这些贷款要到战争结束后偿还。通过这种方式，德国获得的款项相当可观。例如，法兰西银行被迫贷给德国45亿马克。

占领费是德国的一大笔收入。德国迫使被其侵占的国家(丹麦因未参加战争而被除外)，按德国要求的标准和该国的支付能力负担德国占领军的全部费用。例如，到1944年2月，德军向法、比、荷三国分别征收占领费258.5亿马克、45.2亿马克和77.2亿马克，向挪威征收12.8亿马克，向塞尔维亚、希腊和埃塞俄比亚分别征收5.6亿马克、37.6亿马克和0.3亿马克，向东部地区专员辖区和乌克兰专员辖区分别征收7.5亿马克和13.5亿马克。此外，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芬兰等德国的卫星国也无一幸免，共被征收18.5亿马克。至战争结束前，德国共攫取占领费约600亿马克。其中，法国缴纳了350亿马克，年均70亿马克，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每年赔款数额的4倍以上。

罚款，是德国惯用的一种经济掠夺方式，它不时在被占领国内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罚款，以取得更多的资金。例如在挪威，1941年9月，斯塔万格市政当局因所谓破坏电话线的罪名被迫向德军缴纳200万克朗的罚款。在荷兰，仅对62个市政当局的罚款至少有2024.3万盾。在法国，罚款多达4.1亿法朗以上。

总之，通过种种名目的敛财途径，德国向各被占领国家总共榨取1040亿马克。

缺乏劳动力是德国这部战争机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奴役占领区的劳动力是德国对外掠夺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弥补德国劳动力的不足，早在1930年5月23日希特勒就指出：“非德意志地区的居民不服兵役，可以提供劳动力”。欧战爆发后，德国把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源源不断地劫到德国服劳役。然而，在占领区为德国服劳役的人数远远超过在德国本土服劳役的人数。据不完全统计，服劳役的战俘1940年为34.8万人，1941年为131.6万人，1942年为148.9万人，1943年为162.3万人，1944年为183.1万人。此外，希姆莱于1942年春决定，要最大限度地使用集中营里的劳工，于是，在纳粹集中营中又增加了“劳动教育营”、“外国民工营”和“强迫劳动营”等新的类型。数百万囚犯被迫为德国人无休止地干活，直至累死。

5．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

在德意法西斯建立欧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已着手在亚太地区建立其殖民帝国，并于1940年8月将其称为“大东亚共荣圈”，妄图以“共存共荣”的口号美化其对外侵略和殖民掠夺。实际上，“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法西斯以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占领和奴役亚太各国和地区、实行残暴殖民统治和疯狂经济掠夺的一幕丑剧。它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而产生，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矛盾的加剧而逐步形成的，它是日本对外侵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早在19世纪末，佐藤信渊等人就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1916年，后藤新平向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1917年，西原龟三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亲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并随着对外侵略的扩大而逐步充实和完善。

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皇国与盎格鲁—萨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最大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这种东亚联盟思想为后来的“东亚新秩序”声明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6年8月，广田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走上了全面征服中国的战争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为了“膺惩中国”，“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10月1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纽，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

11月30日，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该方针的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3项原则：(1)善邻友好。中国放弃抗日，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2)共同防共。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要求在指定地区驻兵，内蒙作为特殊的防共区域。(3)经济合作。中日经济提携，中国应承认日本公民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特别给予日本在华北与内蒙以开发资源之便利。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至此，被称为“东亚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1940年，日本在侵华战争、物资供应和对美英关系等方面陷入新的困境，急于寻求出路。首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第4个年头，然而其最终解决仍遥遥无期，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同时，日本在政治上的“策略攻势”也未能奏效，除拼凑一个实力有限的伪“国民政府”外，远未实现其分裂蒋介石政权并使之屈服的目的。当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使那里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其次，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重要的军需原料均不能自给，战时石油自给率只有5%～10％；铁沙、铸铁、铜、铝、棉花、铅、锡、锌、羊毛等自给率也很低，分别为23％、70％、59％、30％、20％、8％、29％、29％、5％。此外，如橡胶、锑和镁，日本完全没有或几乎没有。由于侵华战争陷入持久战，日军军费空前增加，国内矛盾加剧，特别是军需物质日益短缺，即使是尽力搜刮中国东北和其他占领区的财富，也不能满足其庞大的战争消耗。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一旦控制了东南亚的橡胶、锡和石油等丰富的战略资源，日军的战斗力就能获得划时代的充实和扩大，并为实现其称霸大东亚的野心创造条件。

再次，中国是日、美、英帝国主义角逐的主要对象，它们的矛盾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而日益尖锐，美英不能坐视日本独占中国。1940年1月26日，美国废除《日美通商航行条约》，限制对日本的军事物资出口。这对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迫使它建立自给经济圈。另一方面，日本对美英援助中国大为恼火，认为中国的对日攻势由于英美的援助而得到加强。因而，日本谋求侵占东南亚，切断援华路线，孤立中国的抗战。此外，东南亚对英美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工业所需橡胶和锡的80％来自东南亚。日本如果控制了东南亚，对英美的军事和经济都是沉重打击。于是，“南进论”在日本迅速抬头。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它于7月26日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欲望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局限于“日满华”三国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三国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旧殖民统治，而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会见记者，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至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政略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个中国、东南亚、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内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得到德意的认可。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东亚新秩序”的延伸和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恶性膨胀。“东亚新秩序”是日本军政当局在面临中日战争长期化的情况下发表的政策声明。其主要内容是，“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巩固东亚和平”，实质是把被肢解的中国作为日本的附属国，以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大帝国”；同时也有其策略性的一面，意在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实施诱降，以结束中日战争。“大东亚共荣圈”则是日本军政当局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做出的极富冒险性的战略决策，旨在推翻英美等西方国家旧殖民统治，建立日本领导下的“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实现日本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和殖民统治。

哈尔滨平房地区的日本“731部队”细菌工厂残迹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陆军南方军在马来半岛登陆，进攻菲律宾群岛，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日本法西斯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2月10日，日军大本营和日本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此次对英美的战争及今后随着形势演变发生的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统称“大东亚战争”。12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使用这一名称，并由内阁情报局公布：“此次对美英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称为大东亚战争。这是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目的的战争，但并不意味着战争地域仅限于大东亚。”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军政当局把1937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12月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看成是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进行的同一场战争，有着相同的战争目的和战略企图。

1941年11月，日军参谋部和军令部就南进的作战计划达成最后协议，确定要攻占的范围大致是：缅甸、马来、苏门答腊、爪哇、苏拉威西岛、婆罗洲、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香港等地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本基本完成对“大东亚”的征服，控制了西起缅甸、马来亚，东到中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北达阿留申群岛，南抵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的亚洲太平洋广大地区。日本法西斯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正在变为现实。

对日本法西斯来说，殖民征服的过程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逐步建立的过程。针对各占领区的不同特点，日本军政当局采取不同措施进行控制，使其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和1940年在中国沦陷区扶植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同年，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控制德古政权，把印度支那变成日军在东南亚的一个重要据点和军事基地；1941年12月，日本政府又实现对泰国的“和平”进驻，迫使签订同盟条约，答应给予日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面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南方各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和军政一体化，以便对战略资源进行掠夺，加速战争机器的运转。1942年6月，大本营在南方军中设立军管总监部，以统辖和指导各军管区。为缓解被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日本军政当局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不同需要，对各占领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在印尼，日本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原荷属东印度分为3个不相统辖的行政单位(爪哇、苏门答腊和由日本海军管辖的部分地区)。在马来亚，日本取消了英国时代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在统治体制上的区别，将马来亚分为8个省，均由日本人任行政长官。对菲律宾和缅甸，日本占领者在确保控制权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自治权。1942年1月成立菲律宾政务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由日本顾问控制其大权；8月在缅甸成立以巴莫为首的缅甸“行政委员会”，但大权同样操纵在日本顾问和日本军事当局手里。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后，与盟军展开旷日持久的激烈争夺。为加强日本和被占领地区的特殊关系，完成“大东亚战争”，东条内阁决定建立一个特殊机构。早在1942年2月，日军刚一占领新加坡，陆军省兴亚院和企划院就研究了“关于规划和实施对大东亚各国及各地区的各项政策的综合责任官厅”的设置方案。经过半年多的准备，9月1日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规定新省的宗旨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11月1日，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4个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同时，原拓务省、兴亚院、对满事务局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并入该省，这样便大大限制了外务省的权限，东乡外相曾辞职以示反对。大东亚省的设置意味着被占领区实际上成为日本的行政区，日本与被占领国不再具有普通的外交关系，“大东亚地区之外交官和领事……乃是披着外交、领事外衣的一般行政官员。”所以，大东亚省的设置是日本法西斯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采取的殖民政治的重要步骤。

1943年2月，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败并被迫撤退，此后开始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守势，战争态势进一步恶化。为应付盟军的猛烈进攻，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在5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其中，第一条规定：“帝国为完成大东亚战争，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进一步强化和整备战略态势，坚持战争的主动性，以适应世界形势。”第二条规定：“整备政略态势应以强化诸国诸民族对于帝国的战争合作，尤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着眼点。”基于这种目的，日本于10月30日同江伪政权签订了《日华同盟条约》，并承认缅甸和菲律宾作为“以大日本帝国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环”的“独立”，其外交权和军队的编制与指挥权均由日本控制。这种战略上的调整是日本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所做的极为有限的让步，意在拉拢各傀儡政权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卖力。

“大东亚会议”的召开是“大东亚共荣圈”建立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举措，其目的是使“大东亚各国领导人齐集东京，向国内外宣示坚决贯彻战争之决心及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据此，1943年11月5～6日在东京议会大厅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独立国”代表有：“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汪兆铭、泰国内阁总理銮披汶的代表汪瓦塔雅昆、“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共和国总统何赛·P拉乌雷尔、缅甸国内阁总理大臣巴莫。此外，流亡新加坡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苏巴斯·昌德拉·鲍斯，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

“大东亚会议”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所有会务活动都由大东亚省在幕后精心安排。东条英机在开幕词中竭力宣传正在建设中的“大东亚新秩序”，谴责英美两国以关心和平和正义为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永久化。会议最后通过《大东亚共同宣言》，除继续为其发动“大东亚战争”进行辩解外，提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5条纲领。这些纲领只是罗列了“共存共荣”、“大东亚亲和”、“发扬大东亚文化”和“大东亚繁荣”等抽象空洞的口号而已，并无任何真实的内容。

“大东亚会议”企图把各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紧紧捆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但因日本的失败已见端倪，“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矛盾重重，各成员国同日本主子之间也开始明争暗斗。原定参加会议的泰国总理銮披汶，最后“拼着总理不干”也不参加会议，以致日本曾决定“以实力解决”泰国问题。这充分表明“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的分裂。同时，由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抗日斗争的蓬勃开展，盟军发起反攻，可以说，“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之日也正是它走向崩溃之时。

“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一是“大亚细亚主义”。日本法西斯打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和“共存共荣”的旗号，企图把它进行的侵略战争美化为民族解放战争。1940年7月26日，日本政府制定的《基本国策纲要》声称：“皇国的国是基于八紘一宇肇国之伟大精神，以导致世界和平之确立。”

1942年1月21日，东条英机在日本第79次帝国议会作关于“大东亚建设的设想”的演说时，进一步指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根本方针，实渊源于肇国之伟大精神，欲使大东亚各国家和民族各得其所，确立基于以帝国为核心之道义的共存共荣之秩序。”

1943年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再次呼吁：“大东亚各国相互提携，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然而，在上述华丽辞藻的背后，日本外务省大讲东方的“家族规”，要求亚洲各民族必须以日本为“本家”或“宗家”，把自己当作“分家”。可见，“八纮一宇”就是要实现日本对整个大东亚的领导，“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无非是由日本军国主义取代欧美帝国主义。

1941年12月，日本外务省进一步明确了对南方的占领政策：“新加坡、海峡殖民地、英属婆罗洲的沙捞越应成为日本领土，由驻新加坡的日本总督治理。除了4个北部马来邦以外，马来亚的其他部分应在驻新加坡总督的管辖下，成为日本的保护领地。驻新加坡的总督对文莱也行使同样的权力。荷属东印度群岛应联合成为一个印度尼西亚联邦，但其外围地区如荷属新几内亚、荷属婆罗洲和帝汶的荷属部分应在联邦‘自治领’的名义下继续保持在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菲律宾应予独立，但是它的独立地位应服从于日本在该地的军事和经济特权。”

1942年11月，日本设立大东亚省，该省职权范围是：“大东亚大臣负责实施有关大东亚地区(日本本土、朝鲜、台湾和南库页岛除外)之诸般政务(纯外交除外)，保护帝国在该地区内对各国的商务，并管理有关在该地区各国侨民与帝国臣民有关的事务，以及关系到该地区的移民，海外拓殖事业和对外文化事业等有关事务。”日本在该地区原驻外交官，在上述事务处理的问题上应受大东亚大臣的“指挥与监督”。《大东亚省官制》第19条规定：“大东亚省应同陆海军策应合作，执行有关大东亚地区内占领地行政事务”。大东亚省的设置，取消了日本与被占领各国的正常外交关系，把各占领区当作日本的一个行政区域。

“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军国主义来说，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的含义，而且是要在精神文化上进行奴役，即承认日本为亚洲文明和文化的领袖。为此，日本法西斯分子特别强调他们在亚洲的文化使命，“大东亚战争”即是为弘扬日本文化精神而进行的“圣战”。在各占领区，日本都派出大批日本教师去讲授日本文化，逼迫占领区人民学说日语，组织学者编写美化日本的大东亚史，等等。日本竭力宣扬亚洲精神文化是最丰饶的文化，日本文化又是亚洲文化中最崇高的文化，是最能体现东方道德、宗教及家族主义的文化，企图从思想意识上消除人们对日本的反抗，以维护其殖民统治。

综上所述，“大东亚共荣圈”只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建立“大日本殖民帝国”的一块招牌，根本不是什么“共荣圈”，乃是日本法西斯进行残酷统治和血腥掠夺的“殖民圈”。

日本对“大东亚共荣圈”内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统治基本上采取两种方式：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直接统治区大多是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包括香港、新加坡、婆罗洲、新几内亚、中国台湾、朝鲜等。日本在这些区域公开实行法西斯残暴统治。

间接统治就是依靠扶植傀儡或维持原有政权机构来达到统治目的。傀儡政权包括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华民国、1943年8月1日成立的缅甸巴莫政府、1943年11月成立的菲律宾若斯·洛雷尔政府。在泰国保留了原来的銮披汶政府，在印度支那没有取消原有的法国殖民机构，但日本在那里享有许多特权，原有的法国殖民机构实际上与傀儡政府没有多大区别，完全听命于日本的旨意。它们都是日本的统治工具而已。

日本依靠暴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也依靠暴力对其进行统治。它强化统治机构，成立各种法西斯组织，凭借武力大肆镇压抗日群众，滥杀无辜人士，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的恐怖专政和殖民统治，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灾难。

在朝鲜，日本于1937年设立“朝鲜中央情报委员会”，加强对朝鲜人民的监督和控制，同时还残暴地镇压金日成领导的“祖国光复会”和游击队。1940年10月，日本成立“朝鲜国民总体力量同盟”，由日本驻朝鲜总督兼任总裁，在各地建立与各级行政机关平行的基层组织，最小单位是由几户家庭组成的“爱国班”，每个家庭都有“爱国班员代表”，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是“爱国班员”。通过这一法西斯组织，日本进一步加强对朝鲜人民的控制。

日本妄图把中国东北变成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1932年，在中国东北实行“保甲连坐法”，加强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发放居住证、身份证，把东北人民置于法西斯的恐怖统治之下。为“扫荡”和镇压抗日武装，日军建立了各级“清乡委员会”，疯狂“讨伐”东北抗日联军。他们把群众赶出村庄，集中编成“集团部落”，以切断抗日武装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到1938年，日本强行在东北建立的“集团部落”有12565个。在建立这些“集团部落”时，日伪当局大批破坏烧毁民房，迫害、屠杀群众。1937年至1938年2月，日伪当局在伪三江省的桦川县南部地区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群众1.3万余人，荒芜土地2100多垧。1941年4月，日本改组了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帝国协和会”，把它同各级行政机构合为一体，加强对东北人民的恐怖统治。日本还在中国东北建立代号为“731”部队的细菌研究所，用中国军民以及朝鲜、美国和荷兰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作细菌实验，共杀害1万余人。在华北，日本从1938年底开始推行所谓“治安肃正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推行“清乡运动”，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施疯狂“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为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法西斯统治，日本还在华北建立法西斯组织“新民学会”，它的各级组织均由伪官吏把持。1939年，“新民学会”成立了1840个分会，拥有245599名会员，到1941年9月底增至3548个分会，674057名会员。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的侵略和残暴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3500万人的重大伤亡。

在东南亚，日本把自己打扮成“亚洲人的解放者”，标榜战争的目的是“赶走西方殖民者”，追求大东亚的“共存共荣”。然而，事实上日本在这里同样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在缅甸，1942年8月1日，巴莫在日本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权——“行政委员会”，一切群众性的民主组织均被取缔，民众稍有不满即受严刑拷打，甚至处死。“缅甸独立军”遭到解散，代之以“国民军”，实则是日军控制下的傀儡军。日本在缅甸共设警署334个，警察15968人，警察机构得到加强。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了间谍和告密系统。1943年8月1日，缅甸宣布“独立”，日本顾问操纵一切，成为“太上皇”。他们驾驭于政府各部门之上，没有他们的同意和参与，任何微小的政策和措施都通不过。在马来亚，日本依靠当地封建势力与统治机构的合作去镇压农民、洗劫城市。日军大肆屠杀抗日民众和无辜人士。新加坡在1942年2月的“大验证”中，就有2.5万人被杀于海滩上；3年之内，竟有10万马来亚人惨遭杀害。日军还大肆屠杀当地华人，仅新加坡就有7万华人被逮捕和审问，5000华人被监禁，许多华人被当作练刺杀的活靶子，骇人听闻地遭处决。新加坡还被改名为“昭南市”，作为日本统治东南亚的政治、军事中心。日本将荷属东印度划分为3部分：第16集团军驻守爪哇和马都拉；第25集团军驻守苏门答腊；其余地区由海军管辖。各地设军政府进行统治，取缔进步组织，禁止一切政治活动，镇压抗日人士。在加里曼丹，日军一次就处死2万人。日本在菲律宾实行法西斯的恐怖专政，规定“任何企图伤害日兵和日本平民的行动”，都以枪毙10个菲律宾人来报复；日本还在菲律宾加强警察制度，城乡都建立了“邻组制度”，“任何违反日军利益的行为”和一切“不合作者”，都受到严惩。日军统治期间，菲律宾人战死和被屠杀者共111万人，财富损失(包括死亡人口折合值)共160亿比索，约合80亿美元。

摧残民族文化、推行奴化教育，是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进行殖民统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它较之于法西斯的恐怖专政似乎温和一些，然而却是日本实行殖民统治最毒辣的手段，是力图从根本上、从长远的目标上巩固其对亚洲各国人民的统治。

日本首先在朝鲜和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禁止使用汉语和朝鲜语，规定日语为朝鲜“国语”，强迫朝鲜人民“创氏改名”。在台湾，从1931年起就开始实施“普及日语10年计划”。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曾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收缴焚烧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在日本控制下，1940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国本奠定诏书》中宣布其教育方针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使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会之精神，训育忠良臣民，更炼成之。”一句话，就是要培养日本的顺民。汪伪国民政府的教育也是灌输反共媚日的内容，宣传“中日满亲善”等欺人之谈。

在印度支那，日本把封建教派——“高台教”和“和好教”联合成“国际宗教集团”，奉日本天皇为最高领袖，使宗教为法西斯服务。

在泰国曼谷，日本于1943年开办了日本文化学院，为使它“不仅是传播日本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一个在泰国普及日语的机构”，日本政府为此拨款280万日元。日本还主张把泰国变成世界佛教的中心，并以沙拉武里为宗教中心。

在缅甸，日本禁止使用英语，大办日语学校，到1943年底，开办的日语学校有25所，在校学生数千人。日本在缅甸还先后成立了“缅甸振兴佛教联盟”、“缅甸僧侣大会”等组织，开展以强化“日缅亲善”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利用佛教僧侣来巩固日本的殖民统治。此外，日本还组织了“睦邻协会”、“作家联合会”等形形色色的亲日文化组织。

在荷属东印度，日本禁止使用荷兰语和英语，将日历也改用日本历。1942年3月，日本在荷属东印度建立宗教事务部。1943年10月，日本解散“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大会”，而代之以“马斯友美党”(即“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宣传大会”)，该组织在爪哇各州均设有支部。

日本军国主义在“大东亚共荣圈”内除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外，还在占领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1941年11月15日，日本藏相贺屋宣兴承认：“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无暇顾及当地居民生活，暂时将不得不执行所谓榨取之方针。”1942年1月21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第79次帝国议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指导帝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一语道破了日本法西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根本目的和基本方针。

日本的经济掠夺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进行。日军每到一地便无偿地直接占有该地区的财富、资源和劳动力。日本在占领区大量发行纸币、军用票和南方开发金库券，以攫取人民的财富。此外，日本还设立“东洋开拓公司”、“台湾拓殖公司”、“华北开发公司”、“华中振兴公司”、“满洲重工业公司”、“南洋拓殖公司”等机构，对占领区进行间接掠夺。

1942年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应如何使用帝国资源圈》的决定。其中称，“为了让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骨干力量——即帝国的战斗力获得划时代的充实扩大”，将日本、中国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划为“帝国资源圈”，澳洲和印度等地划为“补给圈”，要求在15年内资源圈的年生产能力扩大到钢铁3000万吨、煤(焦炭除外)2亿吨、铝60万吨、石油2000万吨、船舶2000万吨(外加油轮200万吨)，力求在“大东亚”实现对上述物资以及粮食和被服原料等必需品的生产自给。其实，这是日本在“共荣圈”内不择手段地掠夺各国的资源和财富的计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了掠夺，扩大纸币和军用票的发行量。1941到1945年，“台湾银行”的纸币由2.5亿日元增至23亿日元，“朝鲜银行”纸币由7亿日元增至80亿日元，“满洲中央银行”纸币由12亿日元增至88亿日元，“蒙疆银行”纸币由1亿日元增至36亿日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纸币由9亿日元增至1326亿日元，“中央储备银行”纸币由2亿元增至26972亿元，“中国事变军用票”由2亿日元增至25亿日元。“南方开发金库券”由3000万日元增至194亿日元。无止境的滥发纸币和军用票，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以1936年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至1941年，华北上涨到450.2，上海上涨到1099.3。到1945年，上海米价比1941年上涨6300倍。1944年9月与1941年底相比，东南亚物价上涨情况是：马尼拉140倍，巴达维亚(今雅加达)13倍，新加坡65倍，仰光58倍。日本顾虑到露骨的剥削会招致南方各国人民的更强烈反抗，乃实行一种“进口信贷制度”，即把从南方各国掠夺的物资和原料折价，记入日本海外贸易银行设立的被冻结的清算账户上，这种永不偿还的清算账，到日本投降时竟高达386亿日元。

此外，日本还采取见不得人的掠夺行为，如夺取被褥里的棉花做纺纱原料、偷运鸦片、绑票、充当海盗等。日本统治者从1929年起就有计划地大量生产贩运鸦片以充军费，日军所到之处，烟毒随即泛滥。1937年5月，国际鸦片贩运委员会指出：全世界90％的非法海洛因是日本在大连、天津等地生产的。1939年，日本仅在南京一地鸦片收入每月达300万美元，1942年的收购和销量是700万两。

日军设在中国某地的“慰安所”用武力征用劳动力，是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进行经济掠夺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战争期间，日本将大批朝鲜和台湾的青壮年劳力送到日本从事最繁重、最危险的劳动，把大批妇女送到前线，充当“慰安妇”(即妓女)。据统计，日本征用朝鲜劳动力人数，1941年为5万，1942年为11万，1943年为12万。

日本还从中国东北和关内强征劳工，当作奴隶使用。中国劳工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生活困苦不堪。从事军事工程劳动的劳工，一旦工程结束，为了保密起见全部被杀戮。据统计，到1944年为止，在东北强征的劳动力已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虐待致死的占总数的29％。在华北，从1937年至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抓捕出关的劳工就达529万人，还有4万多中国劳工被抓捕运往日本，其中，仅在秋田县花冈矿的986名劳工，就有418人死亡。

日本在东南亚普遍建立“劳动营”，强迫南方各国人民去修建道路和军事战略工程，使许多劳工死于劳累和饥饿。在菲律宾，日军驱赶成千上万名劳工去“劳动营”服役，又规定16～60岁者每周无偿为占领者劳动一天等。日军强迫荷属东印度人民为日军筑路、修工事、伐木、装卸与运输货物，把20～50万的荷属东印度民夫送到缅甸、马来亚各地前线为日军筑路做工。这些民夫大多暴尸异国，到日本投降时，幸存下来的不过7万人。1942年11月至1943年10月，日本强迫战俘及东南亚、中国等地劳工约40万人，修筑泰国—缅甸铁路。该铁路全长约400公里，所经泰缅边境的热带雨林区，地形险峻，气候恶劣，瘴疠流行，劳动条件极差。40万劳工和战俘在日军的刺刀和皮鞭下筑路，劳动强度大，供应却十分低劣，大部分被摧残致死。到铁路竣工时，4万多名各国战俘死亡1.2万人以上，劳工死亡约达25万人。其中，泰国就有15万劳工死于筑路工程中，马来亚有4万人死亡，缅甸的10万多名劳工也大多暴尸荒郊。平均每修筑1公里铁路，就有650人死亡，每10米就埋着6个半死尸。这条泰缅铁路也因之得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名字——“死亡之路”。

总之，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和疯狂掠夺，给被占领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共荣圈”内，工人失业，经济衰败，疾瘟流行，民不聊生。“共荣圈”实际上是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共穷圈”和“共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