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

肾脏移植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器官移植的先河，是器官移植的范例。自1952年米雄大夫开始首例人体肾移植以来，目前人类已进行了20万例左右肾移植，5年存活率超过80%以上。

正如家中的“下水道”是用于排除各种污水的装置一样，肾脏在人体内也起“下水道”的作用。其主要生理功能是清除人体血液内的各种有害的代谢废物和毒物，一旦此“下水道”的功能已不可逆地丧失，人体的毒物和废物将急剧堆积，患者最终死于“尿毒症”。

随着肾移植术的不断发展，目前认为：任何原因的肾脏疾病，发展到不可逆性肾功能衰竭阶段后，若患者其他脏器功能良好，均应进行肾移植。在肾功能已衰竭后及移植的肾脏恢复功能前，一种叫人工肾的机器可完全代替肾脏的功能，即定期把患者的血液引入人工肾，由人工肾清除了血液内的毒物后，再将已净化后的血液重新注入患者体内。目前，人工肾不但可以完全取代肾脏，而且已成为由于各种原因（如缺少手术费用、缺少可用于移植的肾脏等）不能进行肾移植的患者维持生命、长期生存的一项措施。遗憾的是，一台几百千克重的、插满各种管道的机器，现在暂不能植入体内。因此，要想让不可逆性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生活，必须进行肾移植。

目前，据估计我国每100万人口中就有100多名终末期的患者需要肾移植，那么，想一想，我国12亿多人口中，大约有多少正挣扎在死亡线上等待肾移植的患者呢？须知，由于肾脏来源有限及患者经费不足，我国目前最多能进行3000例左右肾移植。器官来源不足，这也是当今极少数犯罪分子要偷器官的原因。肾移植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了防止肾移植后强烈排斥反应，需长期应用抑制排斥反应的药物——免疫抑制剂，而强有力的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同时又抑制了机体对产生肿瘤细胞的“免疫监视作用”，因此，5~10年后，恶性肿瘤的发生率较高。

对策：第一，用早产儿死后的肾脏，不但增加了肾脏的来源，也减轻了排斥反应；第二，加强开发可植入体内的人工肾。

1967年12月，南非开普敦市某医院，一位52岁的犹太商人因各种治疗无效已进入心力衰竭的终末期，患者、大夫、护士似乎都在等待着“死亡之神”的降临；同时，一个22岁的姑娘因车祸造成的严重脑外伤，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两件事时间上的巧合，加上该医院先进的设备和力量，年轻的巴纳德大夫果断决定：把因脑外伤而死亡的姑娘完好的心脏移植到犹太商人身上！由于双方家属的同意与支持，人类翻开了向“死亡之神”挑战的新篇章……术后，患者尽管因强烈的排斥反应和感染而死亡，但首例心脏移植毕竟是医学史上一个重大进展。随后1年内，世界各地进行了约100例心脏移植，患者都因强烈的排斥反应或严重的感染很快死亡，心脏移植跌入低谷。

直到1978年，新一代强有力的免疫抑制剂环孢霉素问世后，才又把心脏及其他各大脏器的移植再次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到1991年，全世界216个医疗中心共完成了18000多例心脏移植，仅1990年1年，全世界就完成了3054例心脏移植。目前，全世界心脏移植估计已完成了40000例以上，1年成活率已接近90%，5年成活率已超过75%。

心脏是一个时刻都在搏动的器官，它的主要生理功能和一台水泵完全一样：即源源不断地把血液“泵”入机体的各个组织和器官。若心脏的“泵”血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各组织、脏器代谢水平的需要，则称为泵衰竭或心衰；若心脏一旦停搏，只需几分钟，脑组织将出现不可逆性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许许多多心脏手术的前提是：心脏必须完全停止搏动。道理很简单，手术刀无法在一颗跳动着的心脏上准确地切开一条大夫们所需的切口；任何大夫也无法在不断跳动着的心脏上进行精细的外科手术操作。那么，怎样解决上述矛盾呢？事实上，在使心脏停搏前，一种叫“体外循环机”的机器已代替了心脏的泵血功能，从广义上讲，这种“体外循环机”就包含了一颗大的“机械心脏”，由它暂时泵血到各个器官，在整个心脏手术过程中，泵血功能得以延续。

那么，有没有更微小的人工心脏呢？

1982年12月2日，世界各国心脏科大夫都屏住了呼吸，把目光聚焦于美国某医院：一中年人因意外的车祸，心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患者生命垂危。由于患者其他脏器完好，医疗小组决定：给该患者植入一台名叫“贾维克7型”的人工心脏！术毕，“贾维克7型”开始进入工作状态，患者情况逐渐好转，开始靠这台人工心脏维持生命。世界各地的大夫们惊呼：“这是现代医学的胜利！”“各种微型化的人工脏器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纷纷进入人体！”

然而，10多天后，患者开始出现肾功能衰竭，随着时间的推移，肺、肝等多器官功能也开始衰竭，术后第112天，患者死亡。在这112天中，“贾维克7型”人工心脏正常搏动了1300多万次！它以事实证明：人工心脏是完全能代替心脏的！尽管“贾维克7型”的一部分——推动血液的气泵始终是放在体外，是靠几根管子和体内的人工心脏连在一起的，但我们已有理由相信，体积仅有拳头大的人工心脏，一定会很快进入人体。目前，在德国的一些大的心脏中心，一些原本是只能长期卧床的严重的心脏疾病患者，已能背着一个比肥皂盒大2倍的人工心脏在病房的楼道内四处跑动。理所当然，临床大夫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将体积进一步缩小的人工心脏植入患者体内，使患者能像正常人一样外出活动。

同种异体原位移植术自1963年成功地应用于临床以来，经过30年的积累，取得了十分瞩目的成就。截至1992年底，全世界共有157个肝移植中心，1990、1991、1992三年中共完成肝移植手术26371例，其中美国的74个中心共完成15842例，其他国家的83个中心共完成10529例，3年完成率稳定在70%左右。其适应对象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肝脏损害。在这些中心里，肝移植也和腹部其他大手术一样成为常规手术，救治了大批以往无法救治的病人，并有许多精彩的记录。

到1992年底，术后成活11年以上的42例，其中1例术后已存活22年11个月，各项检查都正常。这中间有29例是由美国丹佛城的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完成的，有8例是由荷兰、英国、德国的医生完成的。他们中最大的受术者76岁，最年轻的受术者是出生后12天，最瘦小的接受者是位4个月的婴儿，体重只2.5千克。他们中不用免疫抑制剂长期成活的有6例，现已分别存活13年、11年、10年、7年（2例）、5年。

第一例爆发型乙型肝炎孕妇于1989年8月完成肝移植后顺产一婴孩并于3年半后又生产第二胎。第一例天门冬琥珀酰合成酶缺乏病人，于1988年2月被成功施行肝移植术，术后肝功能良好（由美国匹茨堡大学医学院完成）。第一例劈开肝脏将活体右肝移植于一位63岁女病人，并存活良好的病例，是由德国医生完成的。

已成活8年5个月状况良好的、存活时间最长的联合肝肾移植，是由美国匹茨堡大学医学院在1984年7月22日完成的。

首例成功的肝胰联合移植术，也是美国匹茨堡大学于1988年7月1日为一位45岁的男性完成的。

异种或同种异基因器官移植后，受者的免疫排斥反应是人类自然保护的生物本能，而为了去除病灶，延续生命，在接受器官移植术后应用药物抑制这种本能，求得植入器官的长期成活，仍是移植医学中需要深入探索的关键性问题。器官移植能取得目前这样的进展，是与不断地研究、开发和应用一代又一代新的免疫抑制剂分不开的。

80年代开发应用的环孢菌素A带来了大器官移植的良好效果，推动了移植外科的大发展。而近年来推出的新一代免疫抑制药FK506的研究和应用，正迅速成为预防和治疗人类同种异基因肝移植后，急性乃至慢性进展性排异的一种可供选择的药物。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随着强有力的移植免疫排斥抑制剂的开发和应用，一个突出的并发症——感染并发症，始终是移植医学中的重要问题。在一组604例大宗分析报告中，64.7%的病人发生单一的细菌、病毒等感染，或它们的联合感染，尽管病人术中和术后应用了各种治疗药物。巨细胞病毒近年来尤其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与研究。这些感染并发症增加了死亡率。因此，在大力、积极开发应用强有力的移植免疫抑制剂的同时，应积极寻找不用免疫抑制剂又能促使移植物成活的药物和途径。异种移植之所以被提出并越来越受到重视，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对供体越来越大的数量要求，另一方面也在为少用或不用免疫抑制药探索途径。这是更高层次和更具挑战性的研究。

纵观肝移植30年的走向，在不断积累与完善供体手术和受体手术技术经验的同时，已由单一的肝脏移植到肝脏与其他腹内脏器的联合移植或腹内多脏器移植（胃、十二指肠、肝、胰、脾、大小肠一次完成），直至异种肝移植（匹茨堡大学移植外科曾两次在临床用狒狒的肝植入人体）。可见，器官移植的发展十分迅速。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美国匹茨堡大学医学院的移植外科，完成的肝移植术达3931例，是全美国，也是全世界完成肝移植手术最多的。由托马斯·斯塔卓主持的器官移植研究所和1991年接手主持移植外科的约翰·冯，以他们在临床上的肝移植、多脏器联合移植的硕果，大动物和开发应用移植免疫排斥抑制剂的实验与临床研究令世人瞩目。托马斯·斯塔卓教授是世界上第一位在1963年完成首例肝移植术于临床的权威，为此他曾获1991年度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

伦敦皇家医学院附属医院正在试验的一种生物人造肝脏，依靠活的人体肝细胞而工作，可以用于抢救等待肝移植者的生命。

这种人造肝脏的好处是，医生可以向被克隆于特制纤维里的人肝细胞提供特殊的营养，因而这种人造肝脏可持续使用数月之久。据认为，肝功能不全达到20%的人有可能在1周之内死去，而这种人造肝脏能为肝功能不全患者架设起一座生存之桥。

据报道，英国每年大约有120人等待捐献肝脏进行肝移植，其中50人在尚未等到捐献肝脏时就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