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资产阶级运动的启蒙——19世纪印度教改革运动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出现了近代工业，产生了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由于欧洲列强的侵入已经破坏了印度原有的封建经济，商品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所以，随着殖民者一同进入的资本主义思想早在19世纪初叶即已影响了印度的知识界，造就了最早的印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多半集中在有机会接触西方思想和制度的东印度公司下级官吏和职员，以及富裕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里面。他们亲身体验到资本主义各种制度的优越性，通过阅读了解到西方伟大启蒙思想家们的政治、经济和哲学理论，最先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进而不可避免地要用西方的一切来衡量印度的现实。印度的现实和殖民者的压迫使他们不满。他们开始思考并致力于印度现状的改造。这种意识形态的改造首先触及的便是印度的宗教，尤其是信徒最多的印度教。

罗姆·摩罕·罗易（1772~1833年）是印度最早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出生在西孟加拉拉达纳加尔地方的一个小地主家庭，早年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波斯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英文和希腊文。少年时代的罗易即表现出激进的思想，以致不能见容于家庭，被迫出走。三四年间，他漫游了北印各地和中国西藏，深入地了解了印度的社会状况和普通人民的生活。从1804年到1814年，他在东印度公司做了十年税吏，又有机会目睹殖民机构压榨印度人民的现实。中年以前的生活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印度在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等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严重弊端，需要改革。于是他在1814年辞职，次年移居加尔各答，专心从事理论研究和社会活动。

1815年，罗易组织“友爱协会”，开始宣传一神思想。理论上，他严厉批评当时流行的印度教多神论，反对偶像崇拜，主张“梵”是惟一真神。“梵”没有形体，人只要凭祈祷和默思就能达到对他的崇敬。实践上，他坚决反对由婆罗门祭司垄断的繁缛的祭祀仪式和印度教内长期流行的重婚、多妻、“萨蒂”（寡妇殉夫）、禁止寡妇再嫁以及种姓歧视等陋规，主张普及妇女教育和全民理性教育，提倡不同种姓间的通婚。他的进步主张尽管反映了印度统一的愿望和摆脱中世纪封建束缚的要求，却不可避免地招致了正统派印度教徒的仇视和攻击。他坚持斗争，终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1829年，总督班廷克宣布取消“萨蒂”制度。为唤起年轻一代的觉悟，罗易在朋友的协助下于1817年创办了印度第一所现代类型的学校“印度学院”。这所学院在教学上兼用印度和西方的语言和方法，不但教授人文科学，而且教授自然科学，成为培养印度近代知识分子的主要摇篮之一。1821年，他出版了孟加拉语的第一家印度周刊《明月报》，次年又出版了波斯语的《镜报》，把它们办成宣传改革思想的阵地。两家报纸还通过对国内外时事的报道和评论，开阔普通印度人的眼界，引导他们思考重大的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1828年，罗易创立“梵社”。“梵社”着力抨击印度教的种种弊端，特别是对妇女的压迫。在它的努力下，“萨蒂”、多妻和童婚等受到抑制，寡妇再嫁也获得承认。

受时代的限制，罗易的改革主张无疑是温和的，有局限性的。但他毕竟是倡导改革的第一人。他曾被比作印度历史上一座沟通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在桥的前后，一面是种姓、迷信和专制，一面是人性、科学和民主。

1833年，罗易去世，以“梵社”的活动为发端的近代印度教改革运动一度失去势头。十年以后，戴宾德罗纳特·泰戈尔（1817～1905年）加入“梵社”，使之重新振兴起来。他为社员们制定了礼拜的形式，并委派另一重要成员凯舍夫·钱德拉·森（1838～1884年）到各地宣传“梵社”的主张，使它的影响迅速扩大。新的领导人更加重视理性，反对偶像崇拜、朝觐圣地、苦行和献祭。1860年以后，“梵社”内部发生分裂，出现了以钱德拉·森为代表的青年激进派。他们主张放弃只有“再生者”才能佩戴的“圣线”，鼓吹种姓之间进行通婚，并向千百年来一直由婆罗门祭司垄断的神人中介的地位提出挑战。钱德拉·森在1868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印度梵社”，要求在印度实行全面的社会变革，主张在宗教方面吸收更多的基督教因素。后来，钱德拉·森借口天意，让自己的女儿13岁结婚，违背了该社反对童婚的宗旨，致使一批青年愤而出走，另组“大众梵社”。“梵社”组织尽管一再分裂，但梵社运动通过它的37种杂志和报纸，通过建立学校和其他活动，在宗教、社会和政治改革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妇女获得了初步的解放。她们的地位提高了，甚至有了受教育的机会。种姓制度这一存在了两千多年的顽固堡垒在它的抨击下也已开始动摇。

1875年，出身古吉拉特婆罗门家庭的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1824～1883年）建立了另一个印度教改革组织“圣社”。萨拉斯瓦蒂不赞成接受西方思想，主张复兴古代雅利安人的信仰。他认为印度教中的迷信和其他弊端来自《往世书》等该教的后期著作，因此他提出口号：“回到吠陀去”。“圣社”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旁遮普和古吉拉特。它由于强调印度人民所熟悉的吠陀信仰，所以突破知识阶层，进一步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参加者亦有不少是手工业者、商人和封建主。萨拉斯瓦蒂也反对偶像崇拜、祖先崇拜、动物献祭，朝觐圣地、寺庙捐赠、童婚、种姓制度和不可接触制度，提倡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重视社会福利。为了从教育入手，启发民智，“圣社”在各地的分会建立了大批学校，影响十分深远。在抵制基督教的渗透上，“圣社”做了很多工作。它的活动削弱了流行的所谓西方种族文化优越论的观点，成功地建立起印度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为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但是，“梵社”和“圣社”等组织虽然积极活动，它们影响的范围和人数却始终有限。传统印度教的势力依然很大。事实上，只有把新思想和旧传统结合起来，同时采取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才能有效地把印度教改革运动深入广泛地开展下去。有鉴于此，斯瓦密·维韦卡南达（辨喜，1863～1902年）于1897年在加尔各答建立了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罗摩克里希那（1834～1886年）是辨喜的老师，是一个身为婆罗门，但广泛精通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家。他崇信吠檀多思想，但也不排斥其他宗教和哲学的经典。他主张一神论，却也承认多神论，说正如各不相同的语言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同一概念一样，世界上的人们也用安拉、诃利、基督、黑天等名字来称呼同一位最高神。它既是一，又是多；既是可见的，又是不可见的；既是沛乎天地的宇宙精神，又是赋形各异的具体象征。他并不排斥偶像崇拜和献祭等宗教仪式，只不过认为它们在亲证一神的各种方式中，还处在比较低级的阶段。但低级阶段总是要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人的精神性也应在这种发展中有所提高。在社会实践上，他主张无私的博爱，指出爱自己的人类同胞就是爱神，因为神乃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尤其是人类之中。辨喜坚持罗摩克里希那的学说，把服务于人类当做印度教信仰的基本精神。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不仅出版杂志和书籍，而且开办学校、医院、施药所和孤儿院。它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力图把它们和印度的精神结合起来，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传教会在复旧的外衣下继承了改革的成果，并把改革在广大的印度教徒中间继续进行下去。由于辨喜多次到美洲和欧洲说教鼓吹，吠檀多思想也在西方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19世纪的印度教改革常常带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性质。改革使得欧洲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开始在群众中传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改革也启发了印度人员的民族主义觉悟，培养了一批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为民族解放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