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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书
《老子》
一位美国学者预言说，中国的《老子》将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前几年，美国的《纽约时报》又把《老子》列为全世界古今十大名作之首。这部诞生于遥远的春秋时期哲学著作，迄今仍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高度重视，博得东西方学界的一致青睐。
《老子》一书的作者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与孔子同时代，但出生略早。他是春秋时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现在通行的《老子》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下篇第一句是“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因此后人取上篇的“道”字和下篇的“德”字，将《老子》称为《道德经》。
《老子》以诗歌的形式，提出了一套完整而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它标新立异，自成一家之言。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最早创立了“道”的理论，把“道”作为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使有“上帝”，“道” 还是上帝的祖先。天地万物都是效法“道”而自然而然地变化着的。这些观点无疑具有无神论的倾向，然而，老子又认为人对自然是不应有所作为的， 一切应听其自然，无为而治。
《老子》中具有比较丰富的辩证法因素。例如，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天下的人都知道怎样才算美，这就有了丑了；都知道怎样才算善，这就有了恶了。所以有了有才生无，有了无才生有，有和无是互相产生的；因难见易， 因易见难，难和易是互相造成的；长短是互相比较出来的；高下是互相靠拢对比出来的；音与声也是互相对立又互相倚靠的；前与后要彼此排列起来才看得出次序。”显然，老子已意识到事物永远在矛盾对立中运动变化着，也意识到难易、长短、大小、刚弱等相互转化的法则。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老子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他观察了自然方面以至万物变化的情况，他观察了社会方面历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与败，存与亡， 祸与福。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前，古代哲学家中老子确是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老子》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见解。例如 20 世纪初，一些科学家在宇宙的起源问题上提出了“大爆炸说”，认为宇宙起源于超高温、超高密的一团混沌的“宇宙蛋”，它因某些原因突然发生大爆炸，各个碎片向四面八方飞去，形成了无数的星系。这一理论与《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沌，先天地生”的说法，有一定程度的相符。因此，当代一些学者认为《老子》中“道”的思想体现了“宇宙大爆炸说”的萌芽，从而对它更加推崇备至。
《老子》一书文词十分简约，然而内涵深奥，精微玄妙。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可以从中找到各自的“根据”，所以它几乎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毛泽东同志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过《老子》中的话，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等，批判地改造和发展了《老子》的辩证法。尽管人们对《老子》褒贬不一，然而它深玄莫测的含蕴，长久不衰地激发着人们的兴趣，那透过表象从反面闪耀出的智慧光芒，至今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迪。由于对它如谜的真谛，谁都无法一锤定音或一言蔽之，所
以，也许它真是一本属于未来的书。
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孙子兵法》
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失败后偶而读到一部中国兵书， 他连连叹惋说：“可惜 20 年前没有看到这本书。”令威赫一时的德皇遗憾不已的这部中国兵书，就是被誉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的《孙子兵法》。尽管它事实上不可能挽回威廉二世发动侵略战争必须失败的命运，但这部兵书内容的精博深湛，的确使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折服倾倒。
《孙子兵法》是我国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军事著作。它是当时诸侯兼并、战争频繁以及诸子百家学术争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其奠基人是齐国人孙武，他曾以兵书见于吴王阖闾，被任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威震诸侯。现存的《孙子兵法》是经过三国曹操删定编注的，分为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等 13 篇，故又称为《孙子十三篇》。
《孙子兵法》是一个广博精深而比较完整的军事学体系。无论是论述战争、战略问题，还是论述作战方法问题，以及论述治军带兵问题，处处都显示了唯物全面的分析、深刻辩证的见解和现实开明的主张。
孙子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不主张穷兵黩武，轻率用兵，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划谋，其次代交，再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百战百胜，还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 才算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呀，所以，领导战争的上策，是在总的计谋上战胜敌人，其次是在外交上战胜敌人，再次是进攻敌人的军队，下策是攻城。攻城的办法是不得已的。）
对于作战指导，孙子强调主动灵活。他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所以善于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而争取主动的关键在于注重了解和正确判断情况，“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所以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不了解敌人而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各半；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那就每战都有危险了。）
在我国 2000 多年的战争史上，这部《孙子兵法》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无数惊心动魄的战例，都反复地证实了它的高超卓越和神机妙算。尽管也有死背兵法，墨守成规的惨败教训（如三国马谡失街亭），但更多的则是灵活运用《孙子兵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成功经验。书中许多论说，已经流传为著名的军事格言。如“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十则围之，五则攻之”（有十倍优势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有五倍的优势就进攻敌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等等。
这部我国古代最早最伟大的兵书，一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日本人推崇其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兵学圣典”。它早就被译成英、俄、法、德等十几种文字，传播到国外，据说拿破仑在战争中就经常披阅《孙子兵法》。即使以现代的目光来审视这部古代兵书，我们仍可以欣喜地发现，书中许多合理内核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它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曾将《孙子兵法》规定为 1990 年度所有陆战队官兵的必读书。1991 年初的海湾战争时期，驻海湾
的美国陆战队官兵争相阅读《孙子兵法》，并根据其“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的思想，改变了传统的硬拼作风，尽力避免与伊拉克军队正面对抗，一位美军将领说：“这是纯粹的孙子兵法”。同时，《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与思想，也已渗透到军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在企业管理、商业竞争、体育竞赛等活动中都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佛教典籍的总集——
《大藏经》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 6—前 5 世纪的古代印度。相传当时释迦族净饭王太子悉达多，为寻求解脱世界苦痛的办法，放弃王位，出家修行。6 年之后的一天，他盘腿坐在一颗菩提树下苦思，终于战胜了最后的烦恼魔障，获得了彻底觉悟而成了佛陀。教徒们尊称这位佛教创始人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
释迦牟尼虽然在印度本土传教达 40 年之久，但是他生前并没有将其佛教
学说整理成文。释迦逝世的当年（约公元前 485 年），他的弟子们，以摩诃
迦叶为首的 500 人集会，采用集体忆诵、讨论的方法收集整理释迦的言论（佛教称为结集）。当时，由阿难陀诵出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称之为“经”； 由优波离诵出释迦牟尼为信徒们制定的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称之为“律”； 由摩诃迦叶诵出有关佛教教理的阐述或解释，称之为“论”，由经、律、论组成的一整套佛教典籍丛书，就是大藏经，也叫“一切经”，或“三藏”。其中的经藏，就是现存的《阿含经》，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佛祖释迦牟尼最初说教的内容，所以有“根本佛教”之称，它是早期佛教的最基本的经典， 也是今天探究佛教的基本教义及历史渊源的最基本的素材。
佛教经籍在释迦牟尼逝世当年第一次结集以后，先后又结集过 5 次。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文七个系统。《汉文大藏经》在唐宋时代，收经、律、论计 5000 余卷，
现在编印的《中华大藏经》多达 23000 余卷。
原始佛教经典的基本教义是宣传“四谛”和“十二因缘”。四谛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分别阐述现实世界的痛苦现象，造成痛苦的原因，佛教最后理想的无苦境界，以及实现佛教理想所应遵循的手段和方法。佛教认为现实世界一切皆苦：生苦、死苦、老苦、痛苦、受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 真所谓苦海无边，这些痛苦都是由十二因缘引起的。十二因缘之首是无明（即愚昧无知），所以消除痛苦的途径在于消除无明，求得觉悟，而世人只有信仰佛教才能找到摆脱苦难的道路。此外，佛经还主张“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说，宣称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在不断的轮回（天、人、魔鬼、畜生、饿鬼、地狱）中生活，一个人今生的行为，若是违背佛法，来世就要变成饿鬼畜生或堕入地狱。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翻开印度、中国、日本、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的历史，佛教一度极为盛行。在东南亚一些国家里，佛教是“国教”。据 70 年代的一份统计，在泰国，佛教徒占 90％以上，僧侣达 26 万人；在缅甸，佛教徒占 80％以上。诵经拜佛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了。现在，全世界的佛教徒至少有 2．5 亿人。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佛经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习俗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唐僧取经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佛教的传入和普及，丰富与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并对中国哲学的发
展产生巨大的刺激和启发作用。宋元以后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名著， 都有不少佛教、佛经的内容。当然，佛经中的悲观厌世、因果报应思想以及对佛、菩萨、神鬼的迷信等，在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文化的发展中，无疑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半部书治天下——
《论语》
你听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吗？北宋政治家赵普是开国元勋，曾任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两朝宰相。一次在与宋太宗谈政的时候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薄薄的一部书，半部而可“打天下”，半部则可“治天下”，其作用与影响， 实在是亘古未有的。
《论语》主要记载春秋末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言行，由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集成，是儒家的主要经典著作。全书共 20 篇，每篇取第一章中的两字或三字作为篇名，如《学而》、《为政》、《公冶长》等。《论语》包含的内容很广，涉及到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故后人认为编纂成书当在战国初年，即公元前四百年左右。它是研究孔子和儒家学说的重要资料。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鲁国人。生于公元前 551 年，也就是鲁
襄公 22 年；卒于公元前 479 年，也就是鲁襄公 16 年。是儒学派的创始者。他是我国古代一位思想家和大教育家。他生当“礼崩乐坏”的奴隶制末期， 他周游列国，想用自己的一套学说挽救天下的危亡。他学说的基本核心是讲“仁”和“礼”。他对于“仁”字有很多解释，其基本的意思是“爱人”， 他说：“仁者，人也。”（见《礼记·中庸》）因此，他主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我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来对待我，我也不这样对待别人），要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统治者要节约用度，爱惜财物，同时也爱惜人；役使人民的时候要按着时节），他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他反对奴隶殉葬制度，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引，意思是说：第一个想出以俑作为殉葬的人，是没有后代的。）由此可知，他的“仁”，包含了一种要求把人当作人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奴隶社会把奴隶不当作人，可以任意地出卖、杀害，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由此出发，他要求对当时奴隶的政治作某些改良，从这方面看，孔子的关于“仁”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但他除了“仁”的思想以外，也提倡“礼”，“礼”的基本作用是要维护旧的等级制度。当他把“仁”的思想具体化到君臣、人伦关系上去的时候，则又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孔子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是行不通的，腐朽透顶的奴隶制，当时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当时历史要前进，就要摧毁奴隶制；可是孔子却不认识这一点，因此他周游列国，而到处碰壁。虽然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积极态度是颇为感人的，但他在政治遭遇上确是一个失败者。他一生除了仅在鲁国作了几个月的司寇以外，只是以讲学授徒毕其一生。
但孔子在当时文化的发展上，作出了很大贡献。首先，他是一个大教育家，他提出“有教无类”，是第一个以学者的身份聚徒办学的人，使从前掌握在官府的文化普及下来。他一生弟子众多，据说听他讲学的有三千人，其
中关系亲密而又著名的有七十二人。另外，孔子还在认真地整理和研究古代文化上作出了很大贡献。《论语》所记述的就是他平时与弟子们在一起讲学论道的言论，所谓“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一书，从内容性质上说，它属于一部语录体的思想、学术著作。但由于这些语录的记述者们，在记录的时候往往把孔子（包括他的弟子和其他的一些人）的某些仪态举止， 说话时的感情、口吻，以至音容笑貌都一起描绘出来，很能够显出人物的性情、感情和性格，因此，具有一定的文学特征。如《阳货》：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由对曰：“昔者偃（子由的名字）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有一次，孔子往武城去（他的弟子子由正在那儿做官）听见有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就微笑了一下，说：“杀鸡何必用牛刀呢？”（意思是说：治理这么一个小国，还用得着礼乐吗？）子由回答说：“我从前听老师讲学时曾讲过：‘君子学了礼乐的道理就会爱人，老百姓听了礼乐之道就容易听指挥’。”（意思是说：礼乐之道对君子和老百姓都是用得着的。）孔子马上对周围的学生说：“子由的话是对的。我刚才所讲的话只是玩笑而已！”这里写孔子的弟子在武城作官，按照孔子日常的教导，施行礼乐教化；而孔子却随口开了句玩笑，说他杀鸡用牛刀，无须这么小题大作。当弟子不能心服地反问时，他又赶紧改口，加以纠正，说前边的话不过是随口而出的玩笑。虽是几句话的小片断，但口吻逼真，情趣盎然。
又如《述而》：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这是孔子和他的学生的一段对话。孔子对颜渊说：“启用我，我就去干， 舍弃我，我就隐藏起来，这样的抱负只有我和你才有的吗？”子路在旁边听后插话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你和他是一样的，但如果你要指挥三军的时候，你和谁共事呢？”（“三军”，即军队，春秋时，大的国家都备有三军：中军、上军、下军，而以中军的将领统率三军，而子路是勇于打仗的人。）孔子就回答说：“空着手和老虎搏斗，没有船而淌着水过河，死了而不后悔，象这种人，我是不和他共事的。我一定要找碰到事情小心戒惧，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人共事。”这里记孔子与弟子的一段对话。孔子在弟子中最喜欢颜渊，赞许只有颜渊能与自己共事，而子路却不服气，问孔子如果作三军统帅将依靠谁，子路性格率直，好勇自负，认为颜渊也有不如自己的地方。结果孔子把他顶了回去，并重申了自己的意见。短短的片断，把孔子对颜渊的独美，子路突然插言不服气，和孔子对子路的耐心批评教育，都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又，如《子罕》篇记述孔子与子贡的对话：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子贡姓端木，名赐，当时的卫国人，孔子的弟子之一。子贡说：“有一块美好的玉石在这里，是把它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出去呢？”孔子就说：“卖掉它！卖掉它！我是在等着商人把我卖掉啊。”子贡
是孔子的一个聪明而善辞令的学生，这里写他用“隐语”跟孔子对话，用美术比喻有才能的人，问一朝碰见赏识的人，该怎么办？孔子是一位积极用世的人，他接着也用隐语马上回答说：卖掉，卖掉，我就正是正等待识货的哩。语句衔接急促，表示出孔子急切的感情。孔子周游列国，无非是想得到某一统治者的赏识而施展他的抱负，所以，当子贡这样一问，他的心迹也就流露得很急切，对语和比喻之句也极饶风趣。
书中记述孔子与阳货打交道的一段描写，更是生动的一章：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同馈）孔子豚（tún 屯）。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 qì 气）失时，可谓知智乎？” 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愿意见他，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小猪（按当时礼节，一个人受了别人的礼物要回拜）。孔子打听到阳货不在家时就去回拜。在半路上孔子还是碰到了阳货。阳货就对孔子说：“你过来，我和你说句话。”孔子过去后他又说：“你作为有本领的人，而使国家处于混乱中，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不行。”阳货又说：“自己是好参与政事的而屡次失去机会，这样的人能够算作是智的吗？”孔子回答说：“不行。”阳货又说： “光阴一天天地过去，年岁是不等人的。”孔子于是说：“好吧，我将要做官了。”阳货，又叫阳虎，当时把持鲁国政治，想拉孔子做他的帮手；孔子不愿意，又不便严词拒绝。他先是采取阳货上门不见，等阳货不在家时再去回拜的方式躲避他。他不巧又“遇诸涂（途）。”在谈话中，阳货态度很倔傲，又用孔子一贯所宣称的仁、智主张来诸问孔子，孔子的回答似乎完全顺从阳货的意见，实际是敷衍他。孔子的答话都很简短，那种不得已的敷衍态度活跃然如亲见。这一片断的记述很有戏剧性。
《论语》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向来为人们所传诵，即《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这段文字是记述孔子与他的门徒们的一次较长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是孔子问当时在坐的子路（仲由）、曾皙（点）、冉有（求）、公西华（赤）各人的志向如何？首先写孔的问话：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孔子说：“因为我的岁数比你们稍大些，不要使你们感到拘束了。平时你们常常说：别人不了解我。假如有人能够了解你们，那么你们将怎样去做呢？”这里孔子并没有开始就直接提问，而是先用谦和的口气，解除弟子们在老师面前可能会有的顾虑，又引出学生们平时的牢骚话（“不吾知也”） 来敦促和启发学生们尽情地畅谈自己的志向。显示出子循循善诱的态度。接着写“子路率尔而对”，即抢先匆忙地发言。他毫不谦虚地把他能治国安邦的本领，用极夸大的言辞讲了出来。他说完话后，“夫子晒之”，夫子含有深意地微笑了一下。简单地两句记叙性的词语（“率尔”、“晒之”），却活现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情、态度。
下面是孔子挨次地让冉有、公西华、曾皙谈话。冉有、公西华的话说得比较虚谦，冉有说，他只能使百里之国丰衣足食，而施行礼乐教化的事，自己却作不到。公西华表示，自己只能在诸侯祭祀、会盟时作个“小相”（司仪）。孔子只是静听，没有表示态度。最后，轮到曾皙回答，文中是这样写的：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暮春”，指暮春三月，已穿得住夹衣服了。“冠者”，指成年人，因为古时候到成年要行冠礼。有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孩子，到沂水那儿去洗澡，到舞雩台乘凉，唱着歌一起回来。孔子听后叹息地说：“我是赞赏曾点的”。这里写曾皙正在鼓瑟，听到孔子向他提问，便舍瑟而起，由于他所想的不同于前三人，因而颇为迟疑。经孔子的温语催促，他从容不迫地述说了自己的志趣。而孔子听后，却发出由衷的赞许。孔子平日教育学生的都是治国安邦的理想，前几人所答的虽然志向大小、态度傲谦有不同，但讲的还都是“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的问题，即如果得到国君的信任，在政治上有何抱负，唯独曾皙答非所问，讲了一通投身大自然，过悠闲自在生活的乐趣，这离开了政治。而孔子竟“喟然而叹”，赞许了曾皙。为什么呢？这段描写实际反映的是孔子某一方面的思想感情。孔子在后世封建社会曾被推为“万世师表”，是不可一世的大圣人，但孔子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颇不得志的政治家，他周游列国，四方游说，实际却处处受冷遇，一生坎坷。所以也不免有愤世嫉俗的苦闷，以至产生去过自甘淡泊生活的理想。他曾表白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心迹。而曾皙所表示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以说正与孔子这类心情相一致，因而有所共鸣。因为孔子虽是一个积极的用事者，但在屡受挫折后，也会产生希望过一种自甘淡薄的生活。
这章短文虽只有三百字左右，但描写人物的语默动静却很传神。孔子与学生在一起时的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子路的坦率而自负，冉有、公西华的谦逊，曾皙的志趣高远和性情淡泊，都一一勾勒得十分清晰、生动。而末后曾皙的一段话，非常形象地描画出一幅阳光和煦，春回大地，一群性格活泼的青少年，一起沐浴乘凉，融融乐乐，载歌载舞的游春图。这种刻划精细和诗意盎然的散文，可看做是我国记叙散文的萌芽。
另外还有一部分是记孔子言语的，虽然只是孤立的三言两语，但很能传达出感情色彩，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 孔子有一次在河边上站着，看着河水有所感叹，说：“消逝的时光就象流水一样向前流去。”“斯”，指河水。“夫”，是语气词。“不舍昼夜”，“舍”， 停止。日夜不停地流去。
另外，在《先进》篇里还记载孔子在听音乐后说的话：“子在齐闻韶（古乐曲），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孔子有一次在齐国听韶乐，“韶乐”，古时相传舜时的一种古乐，这种古乐很好听。“三月不知肉味”，很长时间吃肉嚼不出滋味。“三月”，泛指时间长。“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想不到古人创造音乐，竟然达到如此迷人的地步。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颜渊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他先孔子而死，孔子非常难过。“噫”，啊呀，表示感叹的语气词。“天丧予”，老天爷真要我的命。
第一段记孔子在河边看到日夜奔腾的流水，因而产生了伤逝哀叹之情， 感慨的语气，怆然若失的感情记录得惟真惟肖。第二段记孔子一次听音乐后
的感受，其赞叹之情，跃然纸上。第三段写孔子的爱徒颜渊死，孔子伤痛欲绝，如睹其顿足惊呼之状。
《论语》中还有许多语录，简明深刻，包含了丰富的生活经验，被后世一直作为格言传诵，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三人行必有我师”，“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等等，皆语言简洁， 深入浅出，语约义丰。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语言浅显简练，用意却很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显然， 这已不仅是单纯对松柏的礼赞，而是概括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格言式语录了。类似这样的警句，《论语》中还有不少。
由于在整个封建时代，尤其是汉代以后，孔子开创的儒学始终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因此，作为儒学主要经典著作的《论语》，在我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自然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是封建士大夫和莘莘学子的必读书，无论是精华面还是糟粕面，都深深地渗透进政治、道德、文教等各个领域里。它既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国民性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又被历代权势者扩大与利用其中的消极面，改造成为统治与奴役人民思想的手段，这种同样明显的正负社会效应，就使对《论语》的评价众说纷纭，甚至尖锐对立。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论语》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而且其影响已越出国界，遍及东方乃至世界。古今中外，关于《论语》的著作简直是“汗牛充栋”，仅日本学者林泰辅博士在《论语年谱》中所著录的就达 3000 多种。
世界是永恒的活火——
《论自然》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最美丽的猴子与人比起来也是丑陋的。” “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
上面这些富有哲理色彩的语录体论述，出自于赫拉克利特的《论自然》一书，这本著作收有他类似的残言片语 130 多则。
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卓越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论者。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他说：“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正象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而火与万物的转换变化都是按照必然的规律进行的——“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照规律燃烧着，按照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 赫拉克利特的这段话，以朴素的、生动的、新颖的方式，完整地表达了希腊早期唯物主义和早期辩证法相统一的思想，所以列宁称赞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变化的，宇宙间不存在静止和常住不变的东西。他提出过一个十分著名的命题：“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当你第二次走进这条河流时，它已经不是你第一次走进时的那条河流了，原来的那条河流早就变化了。赫拉克利特以生动形象的语言画出了一幅万物都处在产生、流动、变化、消灭过程中的世界图景。思格斯对此评论说：“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达出来的。”
那末，为什么世间万物会永远流动，永远变化呢？赫拉克利特指出，世
界是由许多彼此间进行着斗争的对立面组成的，对立面能够相互转化。他说： “在我们身上，生和死，醒和睡，少和老，都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 就成为前者，前者再变化，又成为后者。”“冷变热，热变冷，湿变干，干变湿。”“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事物运动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这是辩证法的一条最根本的规律，在欧洲哲学史上，赫拉克利特第一个提出了这种看法，因此列宁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
赫拉克利特的自然辩证法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承认真理的具体性，承认真理以一定条件为转移。例如，他说：“海水是最纯洁的，又是最不纯洁的。对于鱼，它是能喝的和有益的；对于人，它是不能喝的和有害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比起来也是丑陋的。”
赫拉克利特的这些著作残篇，言简意赅，闪烁着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光芒，千百年来，为众多哲学家们所引用和阐述，在哲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
《历史》
“垂训后世”是古希腊史学家修史的宗旨。希罗多德也不例外。他自己说，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这部著作主要记述公元前 6 世纪至前 5 世纪希腊诸城邦和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所以也叫《希腊波斯战争史》。它大约在公元前430 年问世，在西方向来被认为是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因此罗马著名哲学家西塞罗称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这一美名也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有关希罗多德的生平，现在所知甚少。他生于小亚细亚哈利卡纳苏城， 约公元前 484 年—公元前 425 年在世。他因反对本城的僭主吕戈达米斯而被放逐于萨摩斯岛。后来返回故乡，赶跑了僭主，但又因与国人不合而再次离乡背井。希罗多德游历过埃及、巴比伦、黑海沿岸等许多地方，所以后人又称他为“旅行家之父”。广博的见闻为他著述史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历史》共分 9 卷。1—5 卷的 28 章叙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的历
史、地理及民族习俗、风土人情；从第 5 卷 29 章起，主要叙述公元前 478 年以前的希波战争。每卷各冠以一位缪司女神的名字，因此后世又称其为《缪司书》。它内容丰富，是研究古希腊史的十分重要的材料。
这部史书的笔调流畅，富有文采，虽然书中人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语言生动，因此许多人又将它当文学作品来阅读，它是古希腊史籍中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下面是关于埃及国王阿玛西斯的一段叙述——
在早上，直到市场上挤满了人的时候，他热心地处理送到他面前来的事务；在这之后，他全天便都用来和他的好友饮酒作乐，吊儿郎当地和言不及义地排遣时间。但是他的朋友为他的这一点担心，于是劝谏他说：“哦，国王啊，你的这种轻佻的行动，是会损害你的国王尊严的。我们希望你终日严正地坐在威严的宝座之上处理国家大事。这样埃及人就会知道，他们的统治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你在他们中间也就有了更好的声名；然而你现在的行动却是和国王完全不适合的。”阿玛西斯回答他们说：“要知道，有弓的人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拉开的；如果弓老是拉着，它们就会毁坏，而等人们
需要它的时候，它已经没有用处了。人的道理也和这个道理一样。如果他们总是从事严肃的工作，而不把一部分的时间用来消遣，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便会疯狂起来或是变成傻子，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因此我轮流着分配两者的时间。”
《历史》中了记载了不少荒诞无稽的传说，当然不可全信，但另有不少记述却是希罗多德亲自调查得来的。在欧洲史坛上，他最先对史料采取一定程度的分析批判态度。作为古希腊史学的开山之作，《历史》在欧洲史学发展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古希腊大战亲历记——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公元前 431 年到公元前 404 年，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海上强国雅典之间，为争夺希腊地区的霸权，发生了一场大战。第一阶段斯巴达陆军攻入亚提加，雅典海军则活跃于南希腊海一带，互有胜负，最后订约停战。第二阶段雅典远征西西里惨败，斯巴达在波斯的帮助下，装备了数百艘战舰，诱使雅典舰队进入伏击圈围歼之，180 艘雅典战舰只逃出 8 艘，斯巴达获得最后胜利。这场战争是希腊历史的转折点，参战双方在人力、财力上蒙受了巨大损失，希腊社会开始由繁荣走向衰落。
古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这场大战的目击者和参加者。公元前 424 年曾任雅典将军，在安菲城战役中，因驰援不及而遭放逐。20 年后返回雅典，潜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著述。他以亲身经历和访查，较翔实地记述了公元前 411 年以前的大战经过以及当时人对一些政治事件的看法， 为后人研究古希腊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修昔底德把当时希腊哲学家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为后世的历史编纂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是这样写作的：“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可靠的。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 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成为一部不朽的历史著作。
修昔底德确实要比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高出一筹，他不但是第一个注意到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影响的史学家，而且是第一个尝试揭露历史事件发展中的真正因果关系的史学家。当时有些史学家常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 简单地归纳为诸如“劫走一个妇女”之类的偶然事件；而修昔底德则力图寻找更为深刻的原因，例如他认为伯罗奔尼撤战争爆发的原因是由于长期来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斯巴达的嫉妒以及科林斯和麦加拉的恐惧。这一见识显然比其他史学家深刻得多。
修昔底德对于神谶和灵详灾异之说持否定态度，不以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历史，这在古代历史学家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例如尼西阿斯因为月蚀而迟误了撒军的日期，以致全军覆灭，修昔底德在书中沉痛地谴责了他的愚蠢。
这部《战争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精心编撰的演说词约占全部著作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些演说饱含哲理、富有文采，与整个叙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巧妙地说明了与战争有关的各种问题。
《伯罗奔民撒战争史》以较强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叙述希腊奴隶社会正在
由繁荣走向衰落的这一段时期的历史，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集团间以及阶级间的矛盾，是世界史学文库中的杰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多次引述过此书，并且说，这是“令人感到新鲜”的书。
哲学王当主宰的等级社会——
《理想国》
柏拉图是古希腊唯心主义的最大代表。他在哲学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影响，柏拉图一生，以对话体形式，写了 30 篇作品，其中最主要的是《理想国》
（一译《国家篇》），此外有《美诺篇》、《斐多篇》、《泰阿泰德篇》、
《智者篇》、《法律篇》等等。
柏拉图的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他认为理念世界是第一性的。而可感觉的实物世界是第二性的和从生的。在柏拉图看来，实物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一切真实的知识不过是永恒的灵魂对理念的回忆而已。柏拉图将他的唯心论哲学运用到社会政治方面，就造出了他的“理想国”。
《理想国》阐述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以及道德、政治、教育学说。他认为民主制是国家制度的低级形式，贵族共和国才是巩固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理想制度。在柏拉图看来，道德生活的最高表现（智慧和勇敢）只有某些杰出人物，即贵族奴隶主才具备；庶民只能有服从的道德（节制的美德）；至于奴隶，柏拉图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否认他们有任何道德生活。他认为由贵族奴隶主所统治的“理想国”是正义的美德的体现者。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社会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最有智慧的哲学家，他们是管理国家的统治者；第二等级是勇敢的武士，他们是“雇佣的监视人”，负责保卫国家；第三等级是农业劳动者和手艺人，他们为国家生产一切必需品。柏拉图认为这种使剥削奴隶的制度永远巩固下去的分工是“自然的”和不变的。
柏拉图划分三个等级的理论根据是“神以各种金属造成各种不同的人”。神以金子造成具有统治能力的执政者（哲学王），以银子造成辅助者（武士）， 以铜和铁造成农夫和手艺人。一个人属于哪一种，他所生下来的子女也就属于哪一种。而一旦钢铁作成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便要倾覆。因此，“国家大事中最大的事”，就是对第一、第二等级即统治阶级的儿童和青年进行严格而系统的教育，挑选和培养统治者即“哲学王”。柏位图的著作中，人性论、天命论、血统论、天才论等等是直接融合在一起的。
柏拉图还主张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者应当说谎，也必须说谎。凡有利于统治的谎言是“高贵的”或“光荣的”谎言。这些谎言也许第一代人不大可能相信，但只要待久地宣传和教育，下一代以及以后的一切世代是会坚信不疑的。这套“不说谎话就不能成大事”，“谎话不断重复就成了真理”的谬论， 成了一切腐朽政客的原始信条。
总之《理想国》以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论述加强奴隶制国家统治的方案，为当时和以后的剥削阶级的国家学说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曾指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不过是埃及等级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直到 20 世纪，西方哲学家仍将《理想国》誉为“他（柏拉图）那个时代文化的最高代表作”，“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佳世俗思想”。
“逻辑之父”的逻辑巨著——
《工具论》
在人类文明史上，出现过为数不多的百科全书式的“巨人”，他们的博学与睿智，至今令我们钦佩不已。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便是一位这样的大学者。他的杰出贡献遍及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物理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动植物学和美学等各个领域，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科学水平。因此， 马克思称他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称他为“最博学的人物”。
《工具论》是亚里士多德逻辑著作的汇编总称。由于当时认为逻辑学既非理论知识，又非实际知识而只是知识的工具，所以后人将此书命名为《工具论》。全书包括六篇—一《范畴篇》，讨论实体、量、关系、质等问题；
《解释篇》，结合词语、语句讨论判断或命题；《前分析篇》，讨论推理的有效性、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后分析篇》，讨论证明的条件、种类、方法和构成因素，以及定义和证明的关系等；《论辨篇》，讨论论辩的艺术、推理的方法等，《辨谬篇》，专门培析和驳斥各种谬误和诡辩。
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在西方逻辑史上，亚里士多德第一个全面地、系统地研究了人类思想的形式和规律问题。他在总结、概括当时各门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吸收了先驱们有关逻辑的一些论述，以认识真理反对诡辩为目的，在西方建立了第一个逻辑科学的类型。
亚里西多德正确地指出：思想的真或假，决定于它是否和现实相符。在
《工具论》中，他第一个将概念分类，得出十个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和遭受。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中心内容是推理，他提出了演绎和归纳这两种逻辑的方法。演绎法是由普遍的原理推论到个别的东西，归纳法则由许多个别的事例推出普遍的原理。简单的演绎推理形式就是三段论法。亚里士多德认为自己的主要功绩就在于发现了三段论。所谓三段论就是由（一）大前提（二）小前提推出（三）结论。例如由“凡是人都要死的”（大前提）和“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可以推出结论“苏格拉底是要死的。”他在《论辩篇》中提出四种推理：证明的推理、辩证的推理、强辨的推理、谬误的推理，在《辨谬篇》中又提出了四种论证。其意图是探索哪些推理论形式是有效的，哪些推理形式是无效的，从而为人类的科学思维提供认识真理和表达思想的有效的工具和武器。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等著作，为形式逻辑这门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现在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2000 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都已经规定下来了。因此，人们尊称他为“逻辑之父”。
中国史学划时代的巨著——
《史记》
一部煌煌伟著的诞生，常常何其艰辛而曲折！司马迁以十多年的时间， 风尘仆仆，游历名山大川，调查古迹遗事，扩充历史知识，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38 岁任太史令后，又广览皇宫图书秘藏，正当他潜心著述历史名著《史记》时，一场飞来横祸从天而降。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汉将李陵抗击匈奴，寡不敌众，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替李陵辩护了几句，不料却触怒了汉武帝，因之投入监狱，备受折磨，又被处以腐刑——割除生殖器。身受“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的奇耻大辱，司马迁隐忍负重，呕心沥血，终于在公元前 91 年完成了 52．65 万字的不朽名著《史记》，而他的矢志不渝， 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就同他的伟著一起，光耀史册，千古传颂。
中国的史书，从《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到司马迁
的《史记》，无论著作的规模上、体例上，以及历史散文的发展上都是一个飞跃。在司马迁以前，中国已经有若干历史著作了。一些早就散遗的古史不必说，现在还可以见到的，象以文告形式保存下来的类似政治史的《尚书》， 以年代为序的编年史《春秋》，和同样以编年体叙事并间写历史事件的《左传》，还有以国来记事的国别史《国语》、《战国策》。这些史书虽然各有特点，但在《史记》之前还没有一部体例比较完备、内容丰富、思想倾向鲜明、散文艺术高超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
《史记》是中国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一部有五十二万多字的巨著。全书共一三 0 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部分组成。“本纪”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是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史；“世家”是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列传”为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记外国史和少数民族史）。这五种体例，互相补充配合，构成了《史记》全书的整体。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都是以写人物为主的，这种用纪传体来写历史是司马迁的开创。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是继承了先秦以来所谓“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的。他反对天道可以干预人事，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这种观点是与当时汉武帝所提倡的被视为儒学正宗的所谓“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相对立的。
正是由于司马迁有这种“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因此，他在写历史的时候，总是对人事、人谋作仔细的观察和记载，并从历史人物的客观活动中，分析其成败得失的原因，总结出有益的历史教训。这也正是《史记》一书比较能够保证历史科学的科学性的一个原因。
在“通古今之变”方面，司马迁《史记》也表现出许多进步的观点和卓越的见解。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说明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不同，他认为历史是通过各种变革向前演进的。因此，他对历史上出现的政治改革，总是采取称赞的态度。如战国时期，吴起在楚国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实行社会改革，打击了旧族势力，实现了富国强兵。司马迁称赞吴起的政绩说：“诸俟患楚之疆”（《史记·吴起列传》），即吴起改革后，楚国强盛了，使诸俟各国都畏惧了。商鞅在秦孝公六年（前 356） 实行变法，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说：“居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乡邑大治。”对于吴起和商鞅这两个人，司马迁在感情上并不喜欢他们，批评他们“刻暴少恩”，但对他们变法的政绩则是肯定的，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变革促使了历史的前进。
司马迁写作《史记》，据他自己说是要“成一家之言”的。“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说他要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出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理想。司马迁写《史记》自许是很高的，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写《史记》的理想，是要使他自己成为第二个
孔子，使《史记》成为第二部《春秋》。《春秋》这部书，在我们今天看来， 不过是编年体的鲁国历史大事记。但在司马迁当时却不是这样的看法；当时一般认为《春秋》一书是孔子晚年寄托自己一生的理想之作，所谓“因史记
（指鲁史）作《春秋》，以当王法”。这部王法，“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意思是说作为王法的《春秋》传门记述了天下国家政治上得失的情况，而且表现出所以成功或失败的道理，记载的道理很深，说得很清楚，不用过多的解释，内容就非常明昭。而且说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说：可以明辨古代贤君的治国之道，还可以辨明社会、人事之间当遵守的纲纪，辨别疑惑难明的事理，表明是非区别，决断迟疑不决之事，以善为善，以恶为恶，以贤为贤，尊重贤者，贬斥不肖之人。也就是说它含有“微言大义”，是有治国安邦的大道理，是存褒贬于其中的。当时的人还认为，孔子之所以借作《春秋》写历史来寄寓理想， 是因为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说，我与其凭空地发议论，还不如通过具体历史事实来表明我的见解和理想更为深切明白。这是当时一般人对《春秋》的看法，同时也正是司马迁写《史记》要窃比《春秋》的意思。由此可知，司马迁写《史记》也是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又主要是靠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来体现的。
《史记》是纪传体史学，它主要是用记录各种历史人物生平活动来反映历史情况的。《史记》里面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以及各种职业的各式各样人物。它写了许多帝王将相、贵戚豪门和富贾，也写了平民。它写了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也写了刺客、游侠、倡优和占卜的人。他还写了农民起义领袖，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史记》写这些人物，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而是几乎在每个人物身上都表明了作者的态度，表现了作者的褒贬、爱憎的感情。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司马迁《史记》以前的历史著作，或系年纪年，或分国记事，虽然也写到许多人物，但一般都流于片断，不够集中，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人物是做为某一历史事件的附庸而出现的，目的只在记述某一时期发生了某事，在某事件中有某些人物在活动而已。因此，它们虽然也写到一些人物，甚至在某些篇章里也较生动地刻画了人物性格，但总地说来，是分散而不完整的，给人的印象是不够深刻的。而司马迁的《史记》则采取了以写人物为中心，即用记录人物一生事迹的办法来反映历史情况。这样，它就有可能更充分更集中地刻画人物性格，并较完整地写出人物的一生和命运。因此，司马迁的这种主要以写人为对象的纪传体的创立，就更接近做为“人学”（高尔基语）的文学，也就是说，它与文学的主要靠描写人物来反映生活的这一特征，在精神上有更多的一致性。
我们知道，历史与文学本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他们分别表现出人类两种不同的认识形式，前者属于科学的范畴，后者是艺术的范畴，而《史记》的人物传记则是它们巧妙的结合和统一。也就是说，《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司马迁既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在中外文学史上，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卓越作家的名字，往往是与他作品中的一些具体的、个性鲜
明的主人公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说到曹雪芹，就会联想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提到托尔斯泰，就会使人联想起安娜·卡列尼娜、卡秒莎·玛斯洛娃。同样，提到司马迁的名字，我们就会联想到项羽、李广、刘邦、陈涉、张良、韩信、廉颇、蔺相如等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史记》在传记文学中所达到的这一境界，也正说明它是完全可以侧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的。
《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名著，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散文作品。它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有崇高的地位。
从史学上讲，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从远古传说时代写到汉武帝时代的通史，也就是说它是第一部从古至今（对司马迁而言）的伟大历史巨著。同时，它还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它以传记体的形式，比较完善地记载了汉代当世和以前的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和种种活动，使后代对这些人物有史可察，有案可稽，这乃是一个极为巨大的贡献。而且它所记述的人物，既有上层贵族人物，也有社会下层人物；不仅写汉族，也写少数民族；不仅记中国，也记当时接触到的外国。因此，无论从内容的丰富或所包括时代的长远上看，《史记》都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是后世史家的优秀楷模。宋代史学家曾评价《史记》一书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南宋郑樵《通志·总序》）后来清代史学家越翼也认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二十二史札记》卷一）事实上，自班固《汉书》以下至《明史》，以至《清史稿》这一系列的史书，在某些名目和门类上尽管有所改变，但基本上都沿袭的是《史记》的体例。
从散文的发展史上看，司马迁把中国的历史散文推向一个新高峰。《史记》以前，著名的历史散文名著已有《左传》、《战国策》等。《传记》把
《春秋》中一条条简单记事，铺张成为有细节描写和人物活动的叙事文，反映了一些具体历史事件，增强了形象性。但《左传》的叙事为年月所分割， 限制了叙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语言也不够流畅浅近。后来《战国策》在叙事和人物形象描绘上比较生动，但也还是片断的、不完整的。而《史记》无论是写人物，记场面都十分集中、完整；故事性强，结构谨严，匠心独具。语言也平易简洁，生动传神。它不但对历史散文有影响，而对唐、宋以后的古文发展也有重大影响。唐、宋古文家在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和艰涩古奥的文风时，即曾标举《史记》为典范。著名的所谓“唐宋八大家”，以及明清的古文学家，无不熟读《史记》，受到了《史记》散文的熏陶。
小说和戏剧同样受《史记》影响。《史记》传记中的故事化手法原具有小说的特点。它在人物的塑造、性格的刻画方面，人物对话的声口毕肖，以及细节的描绘和情节的安排等方面，都给后世小说家以很大启发。《史记》又是元明戏曲的一个重要题材来源。这说明《史记》的影响是十分广泛而深远的。
为奴隶起义领袖树碑立传——
《罗马史》
斯巴达克是 2000 多年前古罗马奴隶起义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他领导的奴隶起义，震撼了罗马的奴隶制度，给罗马奴隶主以沉重打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起义失败后 100 多年，罗马杰出历史学家阿庇安撰写了一部《罗马
史》，内中有一节专门记述“伟大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书中这样写道： “斯巴达克说服他的同伴约 70 人，要为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斗争，不要为
观众的娱乐而斗争。他们在路上夺取了人们的木棍和短剑，用以武装自己， 然后逃往维苏威山上。
此后，聚集在斯巴达克周围的人数更多了，使他的军队人数达到 70000 人。为了这些军队，他制造武器，搜集军事装备。因此，罗马现在派遣执政官们带着两个军团来了。
斯巴达克回转头来分别应战，把他们各个击破了。罗马军团在混乱中向不同的方向溃退。斯巴达克率领 12000 步兵向罗马进攻⋯⋯两个执政官又在匹塞浓地方迎战。在这里又进行一次大战，而罗马人又大败了。
这个战争，虽然在开始的时候，被人嘲笑和藐视，以为只是角斗士作乱， 但是后来对罗马人是这样的可怕，当新的大法官选举到了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害怕，没有人敢提出自己为候选人。”
书中这样描述斯巴达克的壮烈牺牲：“斯巴达克的大腿被矛刺伤了，他屈下一支膝，拿着盾牌在他的前面，这样和那些向他进攻的人战斗，直到最后他和一大群跟他在一块儿的人被包围并杀死时为止。”
尽管阿庇安是个奴隶主阶级的史学家，但他在《罗马史》中刻划的斯巴达克的英雄形象，千百年来，极大地鼓舞了反剥削反压迫革命运动中英勇战士们。《罗马史》的作用，何止于仅仅是拓宽见闻，增长知识呢？
《罗马史》全书共 24 卷，按地域、行省、民族、事件分卷叙述，记载王
政时代至图拉真时代（公元 2 世纪初）的罗马历史，是我们研究古罗马历史的重要史料。这部史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十分重视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物质背景。恩格斯说：“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马克思也指出，“他（指阿庇安）极力要穷根究底地探索这些内战的物质基础。”
确实，阿庇安把无产者和小土地所有者对大土地所有者的斗争，作为一条基本线索贯穿在他的《罗马史》中。通过具体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富有者如何以金钱购买土地和以暴力霸占土地，而苏拉、恺撒、屋大维等军事将领又是如何以分配土地为宠络士兵的手段的。争夺土地成了罗马共和末年内战的基本原因。
此外，《罗马史》还生动地反映了罗马统治阶级的贪婪、残暴和血腥的侵略战争，反映了罗马奴隶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及罗马人与被征服国家人民的尖锐矛盾，并为后世保存了许多早已失传了的史料，因此马克思说， 阿底安的著作是“一部有价值的书”。
15 亿基督徒的神圣典籍——
《圣经》
全世界现有宗教徒估计超过 25 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五分之三以上。其
中其督教信徒达 15 亿之多，而《圣经》，便是社会影响最大、传播地区最广的基督教的经典。2000 年来，它不仅支配着世世代代基督徒的精神生活，而且一直广泛地影响着世俗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西方基督教国家里，《圣经》至今仍是一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普及读物”。
人类曾无数次地面临一个古老的话题：“我们从哪儿来？”不同的宗教， 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圣经》则是这样记述的：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
个男人，名叫亚当，又取下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名叫夏娃，这便是人类始祖。然而，亚当与夏娃在极乐世界“伊甸园”里，不遵守上帝命令，偷吃“禁果”，犯了罪，结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这一罪孽人类自己无法补偿，只能世代相传下去，以至于人一生下来就有“原罪”。上帝为了救赎世人的“原罪”，制订了一个计划，最后使耶稣降生，被钉在十字架上作“赎罪祭”，替世人受死，完成救赎计划。整部《圣经》就是记录“救赎计划” 完成经过的一部“救赎史”。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神学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由于教会认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信仰的总纲，处世的规范，永恒的真理，所以这本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科学的研究，哪怕是从语言或历史的角度对《圣经》进行解释的尝试，都认为是不可饶恕的渎神行为，亚当、夏娃以及伊甸园里那幼稚而引人入胜的故事，一直被多数人接受为地球生命起源的终极真理。人们还一直确信，是摩西、大卫、所罗门和先知们写下了这部《圣经》。
《圣经》分为《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大部分，所以又称为《新旧约全书》。《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全书共有创世纪、出埃及记、诗篇、箴言等 39 卷，主要内容为世界和人类起源的故事传说，犹太民族古代历史的宗教叙述及一些文艺作品。《新约全书》是基督教自身产生的经典， 包括记载耶稣言行的“福音书”，叙述早期教会情况的“使徒行传”，使徒们的书信和“启示录”。原文为希腊文，公元四、五世纪，全部《圣经》被译成拉丁文。宗教改革运动前后，《圣经》在欧洲逐渐译成各国文字，广泛地流传开去，对各国民族语言的形成和统一起了一定作用。
当然，宗教无疑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但若据此而将《圣经》视作一部纯粹荒诞不经的迷信读物，那就委实太轻率了。因为它不仅是一本宗教经典， 而且是一部政治、历史、宗教、哲学、文艺、社会、伦理、法律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中世纪欧洲的许多文艺作品，都取材于圣经故事。世界上不少民族的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文化（包括观念、语言、风俗等）都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有人感慨地说，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就是
《圣经》文化。
伊斯兰教圣典——
《古兰经》
在阿拉伯人心目中，没有哪一本书的地位和作用可以与《古兰经》相提并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对《古兰经》有着无限的崇拜、敬畏、顺从和喜爱。
对于拥有 6 亿信徒，主要流行于亚非两洲的伊斯兰教来说，《古兰经》是神圣的经典，万古不变的教条，穆斯林生活的最高准则，伊斯兰国家立法的最高依据，总之，是信仰和法律的源泉。《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在公元 609——632 年的 23 年间，陆续零星得到启示而成的。穆罕默德每逢得到真主安拉的启示，就立刻口授给面前的弟子，弟子们马上记录在皮子上，石板上，树枝上，兽骨上或默记在心里。他死后，弟子们就将这些长长短短的启示汇编整理为这本 32 万字，114 章的《古兰经》。
《古兰经》的主要内容是宣传真主安拉的万能、权威和先知，宣传对安拉和安拉在人间的使者穆罕默德的绝对尊重和信仰。它是这样开篇的：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你所佑助者的路，不是受
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
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宗教制度是通过《古兰经》固定下来的，它支配着教徒们的公私生活。这部宗教典籍在阿拉伯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空前绝后”。凭着这部《古兰经》，穆罕默德在 23 年中把一盘散沙似的阿拉伯人熔铸成一个坚强的民族；凭着这部《古兰经》， 阿拉伯民族在百年之中解放了亚非欧三洲上被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所奴役的几百万人民。
不仅如此，文体优美流利的《古兰经》还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散文巨著。围绕着解释、阐述、传播《古兰经》，阿拉伯人草创和发展了文字学、文法学、修辞学、教律学、法理学以及民间文学等等。《古兰经》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和伊斯兰文化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研究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早期历史、语言、文化情况的必读书。
正因为《古兰经》的历史作用和文学价值早已超越了纯宗教的范畴，所以尽管它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但仍然作为世界名著而受到各国读者的推崇。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就曾这样高度评价它：“《古兰经》是百读不厌的， 每读一次，起初总觉得它更新鲜了，不久它就引人入胜，使人惊心魂魄，终于使人肃然起敬，其文体因内容与宗旨不同，有严正的，有堂皇的，有威严的——总而言之，其庄严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部经典，将永远具有一种最伟大的势力。”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资治通鉴》
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的一生，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呕心沥血编《通鉴》，始终不渝反新法。公元 1066 年，司马光将战国到秦末的史事编成《通志》八卷，进呈宋英宗。英宗十分赏识，令他设置书局，挑选人员接着再编
《历代君臣事迹》一书。1068 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他要了解历代的得失成败，司马光便将《通志》读给神宗听。神宗觉得这本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亦即能以历代兴衰为镜子，有助于治理国家，所以将书名改为
《资治通鉴》，并且还预先为之做了一篇序。
不久，王安石应诏进京主持变法，司马光极力反对新法，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由于政见格格不合，司马光辞去了枢密副使，退居洛阳，专心编写《资治通鉴》。在范祖禹、刘邠、刘恕的协助下，殚精竭虑，夜以继日， 经过 19 年的努力，终于在 1084 年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光是草稿就堆了两屋子，可见工程之浩大。当老态龙钟的司马光，令人将装满的《通鉴》的书匣抬上朝廷时，他感慨万千地说：“陛下，我一生的精力都在这部书里了， 望陛下借古鉴今，励精图治。”两年后，这位大学者就离开了人世。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通史，共 294 卷，加上考异、目录各 30 卷，总
计 354 卷。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下迄后周世宗显
德六年（公元 959 年），前后贯穿了 1362 年史事，年代如此久远的编年史，
在世界历史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其取材除正史 17 史外，还有野史、文集、
墓志、别传等杂史 222 种。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经济、文化为次。
司马光为什么要以毕生的心血编撰这部《资治通鉴》？他明白地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撰，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命休戚，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希望皇帝
“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简言之，他这部书是写给皇帝阅读的，意在让皇帝从前朝的治乱兴亡事迹中，获得统治国家的经验教训。
《资治通鉴》博采古籍，详辨史实，叙事简练，文笔生动，是中国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是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最大的一种，该书标志着我国封建时代的历史编撰学达到了一个新阶段，给以后的编年史树立了范例。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清朝毕沅的《续资治通鉴》，都是按《资治通鉴》的体裁和风格编著的。由于在政治史料的安排上，《资治通鉴》是以年系人， 即把历史大事都记在帝王在位的年月中，逐年逐月的记下去，自然容易看出治乱兴亡的过程。既有这样的阅读之便，历代帝王将相，也就非常重视这部“治国教科书”的作用。自这部煌煌巨著问世以后，已经印行了 77 个版次， 足见其影响之巨。即使在今天，它除了为我们研究五代以前的封建政治史， 提供系统的史料外，还让我们在历代的兴衰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迪。一代伟人毛泽东就曾反复阅读《资治通鉴》，圈划评点达 17 遍之多。
经院哲学的百科全书——
《神学大全》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经院哲学家。他的学说被奉为基督教神学的典范。天主教的教士法规规定，凡有志献身于教会工作的人必须化 2 年时间研究托马斯哲学，4 年时间学习托马斯神学，并要求教授们必须根据这位“举世无双的教师”的方法和原则从事教学。1323 年，托马斯被封为“圣徒”，1563 年被命为“天使博士”，从而成为经院哲学的最大权威。他的哲学和神学体系后来被称为“托马斯主义”，并于 1879 年由教皇利奥十三世正式定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
《神学大全》是托马斯的主要著作，编写于 1265 年至 1272 年。这是一
部名副其实的“大全”，未及终卷就已达 200 万字。全书分三编，第一编论上帝（天主）独一、上帝的造化与主宰万物等，第二编论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行为、罪恶与德行等，第三编论基督降生成人、受难钉死、复活升天及圣事等。书中每一段落文章都附若干条“问难”，论述主旨就是对这些问难而发的，全书共有问难 1 万条左右。
在《神学大全》中，托马斯成功地阉割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东西，利用其中僵死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来论证天主教的教义。他通过中世纪那种典型的纯粹形式主义的论证方法，把天主教的全部教条，从上帝、天使直到魔鬼，编纂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连法律、道德、国家、经济等问题的论述也统统纳入了这一神学体系，《神学大全》因而变成一部中世纪天主教官方思想体系的独特的百科全书。
托马斯认为，真理首先在理智中，然后才在事物中，上帝就是“存在” 和“理智”，不仅是“真理”，而且是最高和第一“真理”。他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范畴“有”和“本质”来说明上帝是“自有、永有的”，而宇宙万物都是由上帝从虚无中创造的。照托马斯看来，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以上帝为最终目的的严格的等级系统，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都由上帝所预定。因此，地上的秩序必须服从天上的秩序，政治必须服从宗教，现世必须服从来世，哲学必须从属于神学，知识必须让位于信仰。托马斯肯定政权和教权都来自上帝，但进而认为教权高于政权，教皇位居世俗君王之上，是“基督的全权代表”。如此“神学大全”，难怪教皇要正式宣布托马斯的学说是“天
主教会至今唯一真实的哲学”了。
毫无疑问，托马斯的这套神学体系，不仅敌视、窒息科学和唯物论的发展，而且在当时直接起着维持封建教权制席的作用。时至 20 世纪，托马斯主义的变种——新托马斯主义又成了现代天主教的官方哲学，在天上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内，大、中、小学都设置新托马斯主义的课程，托马斯的“幽灵” 继续在大约 6 亿人口的男女中游荡着。
传播东方文明的见闻录——
《马可·波罗游记》
在中西文化交流上，《马可·波罗游记》无疑是极其光辉的一页。
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出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17 岁时就跟随父亲和叔父踏上寻求东方世界的神秘旅程。经过三年半的长途跋涉，艰难历险，于 1275 年到达元朝上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盛情款待和重用。此后一直在元朝政府供职。精通中国文化的马可·波罗经常奉命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还曾提任过扬州总督，管理 24 个县。在中国的土地上度过了 17 个春秋后，他们
利用护送蒙古公主去波斯的机会，乘船返回欧洲，于 1295 年冬回到故土威尼
斯。然而 3 年之后，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一次战争中，担任一艘战舰舰长的马可·波罗不幸被俘，并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马可·波罗将自己东行沿途以及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所见所闻，口述给难友——一位比萨作家， 这位作家的笔录稿，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又称《东方见闻录》。
这本游记的内容丰富而奇特，各种异域民俗、风土人情的描述，揭开了东方世界的神秘面纱，尤其是向西方人民介绍了 13 世纪中国的文明与风貌， 成为当时欧洲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例如，书中以赞美的口吻介绍北京西南郊永定河上游的卢沟桥。“⋯⋯ 河上架有一座美丽的石桥，这也许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石桥。桥长 300 步，
宽 8 步；10 人骑马并肩而行，也不感觉到狭窄不便。桥有 24 个拱门，由 25 个桥墩支立水中，支撑着桥身；拱门用弧形的石头堆砌而成，显示了造桥技术的高超绝伦⋯⋯桥上各石柱之间都嵌上大理石桥，上面镌刻着精巧的雕刻，使整座桥气贯如虹，蔚为壮观。”
游记中还记载了当时中国使用煤炭的情况，这令欧洲人大开眼界。那时欧洲人还不知煤炭为何物，马可·波罗称之为“黑色石块”，书中第 30 章这样写道：“整个契丹省到处都发现有一种黑色石块，它挖自矿山，在地下呈脉状延伸，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火焰却比木炭更大更旺。甚至可以从夜晚燃烧到天明仍不会熄灭。这种石块，除非先将小块点燃，否则平时并不着火。若一旦着火，就会发出巨大的热量。”
这部奇闻荟萃，真情实录的宏篇巨著，很快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广为传播。它是研究 13 世纪中国与亚洲诸国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史籍，一些欧洲地理学家根据它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另有一些旅行家、冒险家、商人等则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发现了古老而富裕的东方文明，激起了远涉重洋与中国、印度等国沟通的愿望和决心。哥伦布就在 1492 年 8 月 3 日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信，率领一支小舰队前来中国和印度，只是随风顺流， 无意中“飘”到了美洲罢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哥伦布是在马可·波罗的影响下，才开辟了通往美洲的航路，“发现”了新大陆的。
古代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罗马法》
倘若追本溯源的话，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都直接、间接地受到过罗马法的影响。
罗马法是指罗马帝国时期，从罗马城建立（一般指公元前 753 年）到公
元 1453 年君士坦丁堡失陷东罗马帝国灭亡这一时期的法律总称。早期的罗马法律主要是习惯法，来源于古老的民族习惯传统和社会流行的各种惯例。约公元前 450 年，罗马共和国颁布了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法律，它在私有制度、财产继承、债权债务和刑法、诉讼等方面均有相应规定，对贵族的滥用权力亦作了一定的限制。这部法律刻在十二块铜牌上，所以称为《十二铜表法》，它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因而被视为欧洲法学的渊源。
此后，通过大法官的司法活动、法学家的阐述、历代皇帝的敕令、元老院的决议等，罗马法的体系逐步完备，内容逐渐充实。到公元 6 世纪 30 年代， 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设立专门机构，整理和编纂罗马历代法规和法学， 编成《法学阶梯》、《学说汇纂》、《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死后又增编《新律》。到 12 世纪，这 4 部法律汇编合称为《国法大全》，它集罗马法之大成，标志着罗马进入最发达的阶段。
罗马法有公法与私法、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市民法与万民法之分。其中最为完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私法。罗马私法的内容分人法、物法、诉讼法三部分。人法详细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各种权利的取得和更新换代。物法是私法的主体，内分物权、债权和继承权。这里作为权利能力主体的，首先是自由权，奴隶被视为“物”，没有自由权，也没有其它任何权利。诉讼法是保护私权的法律，分为公诉和私诉两种，规定了一套系统的复杂的诉讼程序。
罗马法是古代法律中保护私有制度，反映商品生产最完备、最典型的法律，被誉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它对当时商品生产的各种法律关系，如所有权、债务、契约等都作了详尽的规范，有力地推动了奴隶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为调整和维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提供了现成的模式。在立法技术上，罗马法也远高于其它奴隶制的法律，它所规定的概念、原则，具有确切、严谨、简明的特点。
当时，罗马统治阶级在其所征服的广大地区强制推行罗马法，欧洲一些君主国家也群起效尤，积极采用罗马法。罗马法中的自由民在私法范围内一律平等，契约以当事人同意为生效的主要条件，财产私有等原则，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有很大影响，法国 1804 年的《法国民法典》就是以罗马法为基础制定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罗马法的影响越出欧洲而扩大到亚、非、拉美各国。20 世纪初，罗马法传到中国，清末的民律草案及辛亥革命后制定的《民法五编》都深受罗马法影响。
欧洲历代君主的案头书——
《君主论》
这是一本令人“瞠目结舌”的书——它公开以赤裸裸的语言“教导”君主们如何玩弄权术，如何驾驭臣民，统治者的一切卑鄙无耻，都被冠冕堂皇地肯定为天经地义的正当手段。
马基雅维里完成此书是在 1513 年，当时的意大利正处在政治分裂、经济衰落、教会挑动纠纷、外国乘机入侵的动荡时代。他将结束这种混乱、灾难局面的希望，寄托在强有力的伟大的君主身上。这本献给洛伦佐二世的《君主论》，正如他自己所说，就是“从现代事变的长期经验中，以及过去事变
的不断研究中所得来的有关伟大人物的那些知识。”
马基雅维里的书中猛烈攻击罗马教会，认为教会是造成意大利四分五裂的主要原因，君主政权应当摆脱教会控制。他指出，君主要巩固自己的权势就要研究战争，懂得军事，注意实力，特别要培植忠于君王的军队。
全书共 26 个章节，在“君王们必须避免为人轻视，为人憎恨”；“君王如何恪守信用”；“君王们应如何赢取声望，如何远避谄媚者”等章节里， 马基雅维里着重讨论了君王的统治术。他认为君王的行为准则应该是：只要能达到统治目的，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欺骗、虚伪、尔虞我诈、阴谋诡计、背信弃义、软硬兼施等等，均须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这套卑劣手腕“对巩固政治统治更为至关重要”。
马基雅维里毫不含糊地告诫君王，必须摒弃那些公认的道德，一个国王如果永远做好人，必死无疑。“君王应该学会同时扮演狮子和狐狸两种角色
——狡黠如狐，凶狠如狮。不过人君的这种狐狸性格却必须懂得如何善自掩饰，效法狐狸的必须是出色的装模作样者与出色的伪装者，而人们是如此地头脑简单，如此地易于为目前的需要所屈服，因此，谁若设法去骗人，他永远会找到自愿的受骗者。
这本“惊世骇俗”的小册子，在当时一版再版，影响极大。但不久，教会势力联合起来对马基雅维里群起而攻之，1559 年，《君主论》在欧洲被列为“禁书”。几百年来，对这本书的评价出现了空前激烈的争论。攻击者称之为“无耻之尤”，赞赏者说它是“人类智慧在政治思想方面最精深的表现”。由于书中为君主们提出了一整套统治策略和政治权术，因而《君主论》成了欧洲各国历代君主和统治者的案头书，他们反复研究，并根据各自的统治需要，加以“运用”和“发挥”。下列史实，可以使人们略窥《君主论》的受宠程度和影响之巨：
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遭暗杀时随身还带着《君主论》； 路易十四把《君主论》作为每天睡前的必读书；
人们在清扫滑铁卢战场时，在拿破仑的用车里找到一本写满批注的法文版《君主论》；
希特勒说，他一直把《君主论》放在桌上床边，经常从中汲取“力量”； 墨索里尼则对人说：“我认为，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政治家最高
的指南，至今仍具有生命力。”
空想社会主义的美妙蓝图——
《乌托邦》
“乌托邦”一词，希腊语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英国人莫尔在 1516 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乌托邦》。“乌托邦”一词就是由此产生的。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批判当时的英国社会，揭露资本原始积累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当时英国毛纺织业发展很快，导致羊毛价格猛涨，养羊比种粮更为有利。于是贵族、地主们纷纷把耕地改为牧场， 把自己领地上的佃农大批赶走，残酷拆毁和焚烧大批村庄，世代安居的农民被迫到处流浪，沦为乞丐饿死沟壑⋯⋯在《乌托邦》中，莫尔借主人公之口， 愤怒地指责道：“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野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啦。”莫尔的这句不朽名言——“羊吃人”，是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英国社
会最简洁、最真实、最形象的概括，也是无产阶级的前驱者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最早控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引用过《乌托邦》里关于“羊吃人”的悲惨情景。
《乌托邦》第二部分描绘的是“乌托邦”这个理想国，它的完美与第一部分的罪恶形成鲜明的对照。乌托邦是个新月形海岛，岛上有 54 座城市，巨大而壮丽，有共同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法律。乌托邦人不分男女都以务农为业。实行计划经济和按需分配，财产公有，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 连住房也每隔 10 年用抽签方式相互交换。一切行政长官均由选举产生，实行彻底的民主管理⋯⋯总之，这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无比美妙、快乐的理想社会。莫尔敏锐地观察出私有制是罪恶的根源。在《乌托邦》中，他写道：“我深信，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如果私有制度仍然保留下来，那么， 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重负下。” 在这里，莫尔破天荒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原则——“完全废除私有制”，于是，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
《乌托邦》采用的是对话体的故事形式，以航海家希斯拉德独自来到“乌托邦岛”的见闻，写出了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蓝图。由于莫尔的时代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新航路、新大陆、新人民“层出不穷”，所以，这个航海家口中的“乌托邦”故事，使读者大感兴趣，几乎以假为真。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几百年来，“乌托邦”作为“空想”一词的同义语， 已经在各种著作中广泛地使用，并成为一个惯用词了。
莫尔是西欧第一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是西欧第一部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尽管“乌托邦”以农业和手工业为经济基础，并且还保留着奴隶和宗教，但是直到 18 世纪法律资产阶级革命时为止，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还找不出一部堪与《乌托邦》媲美的作品，它第一次系统地幻想了人类的远景，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伟大奠基作。
归纳逻辑的奠基作——
《新工具》
即使你不了解弗兰西斯·培根“其人”，那么也一定听说过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如同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象征一样，培根是近代新兴科学与技术的象征。马克思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本人身体力行地从事了大量的科学实验，65 岁那年（1626 年）因为在风雪中做冷冻防腐实验而受寒染病，同年 4 月 9 日去世。
《新工具》是培根的主要代表作。为了相对并区别于亚里士多德以演绎逻辑为主的《工具论》，培根将自己这部提出新方法（归纳法）的著作称为
《新工具》。培根认为，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人们要掌握真正的知识，就应该从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开始，分析感性材料，通过逐级次的归纳，从而达到发现一般性的真理。培根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认识的归纳法，致命地打击了经院哲学，打击了唯心论的先验论，有力地推进了科学的发展，在当时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
在《新工具》中，培根批判了经院哲学的观点，认为人应该是自然的解释者，为了观察自然，发现自然规律，并利用它们为人类服务，就必须去除成见和偏见。他把盘据人心而牢不可破的一些错误观念或看法，称之为偶像。
这些偶像有四种“种族偶像（由于人的本性而产生的谬误看法）；洞穴偶像
（个人的主观片面的看法）；市场偶像（由于语言的滥用而引起的谬误）； 剧场偶像（迷信权威，如为经院哲学所惑而引起的谬误）。培根认为只有破除这些撩乱人心的偶像，才能获得真正科学的知识。
培根在《新工具》中所阐明的自然观，开创了近代英国唯物主义的先河。他认为世界和一切事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具有永恒的实在性，“任何重力（或压力），任何猛力，任何长的时间都不能使极小的物质部分归于无物。”物质处在永恒的运动中，静止也是运动的一种形式，书中还专门讨论了反抗运动、连接运动、自由运动、静止运动等 19 种运动形式。书中的一些格言式论述，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如“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人们之所以在科学方面停顿不前，还由于他们像中了蛊术一样被崇古的观念，被哲学中所谓伟大人物的权威，和被普遍同意这三点所禁制住了。”
总之，《新工具》有力地宣传了唯物主义哲学，反对宗教神学与唯心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起了舆论准备的作用。当然，培根从本体论来说，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的思想中还包含着许多神学和旧思想的残余。因此，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是用格言形式表达出来的学说本身却反而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这是对培根的历史地位及其哲学的主要特征所作的公正而全面的概括和评价。
近代教育史上的里程碑——
《大教学论》
当我们谈及近代教育的时候，不能不提到被誉为“新时代教育之父”的夸美纽斯，不能不提到他的《大教学论》——近代第一部系统论述教育问题的巨著。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处在欧洲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时代。生前蒙受迫害，飘泊一生，然而他坚持教育实践，坚持著书立说，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教育和教学论著，《大教学论——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全部艺术》，便是他的代表作。
夸美纽斯从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反对封建贵族垄断教育权利，主张“所有城镇乡村的男孩和女孩”，“不论富贵贫贱都应该进学校”。
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提出用班级授课代替传统的个别教学制度。他认为在个别教学的条件下，一个教师所教的学生很少，教起来又很吃力， 许多学生同时作不同的作业又相互干扰，教学效果很差。而实行集体教学， “每个占有一个教室”，“一个先生同时可以教几百个学生”，学生在一个教师的督促下，作同样的作业，不但不会互相干扰，而且可以“互相激励， 互相帮助”。他进而提出建立一套完整的班级授课制度，内容有学年编制（一切公立学校应同时开学，同时放假），以及班级组织，教材分配，课时安排等。
夸美纽斯指责当时的经院主义教学“是教我们用别人的眼睛去看，用别人的脑筋去使自己变聪明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知识”。针对这种情况，他在书中提出了“直观教学”。他指出，在自然科学教学中，一定要重视参观和实践，引导儿童和青年观察客观世界。除了实物以外，还可以利
用图画与模型等直观教具进行教学。这一教育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革新的意义。夸美纽斯不仅提出理论，而且还运用这一直观原则，亲自编写了一本带有 150 幅插图的教科书《世界图解》，此书于 1658 年出版后，被迅速译成
欧洲各国文字，流行达 200 多年，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并曾博得莱布尼茨、歌德等人的好评。
在这本“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巨著中，夸美纽斯还以“自然类比”的思想方法，阐明了教育必须“遵循自然”“适应自然”的原则，强调教学必须坚持“简易性”、“彻底性”、“简明性”和“迅捷性”。凡此种种，都是在尖锐地批判中世纪旧式学校教学中提出来的，因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夸美纽斯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教育革新家，他在《大教学论》及其它著作
中提出的许多深刻的进步的教学思想、原则和教学工作的组织规则，对于全世界的教育思想和学校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在各国学校中基本上仍被采用着。因此，尽管受时代等局限，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宗教神学、形而上学等印记，但是人们对他的功绩仍然给予高度的评价，将他在教育学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跟笛卡儿和培根在哲学的发展中、哥白尼在天文学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相提并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声——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是个爱国的血性男子。19 岁的时候，他身藏铁锥，只身进京，替屈死于阉党的父亲报仇。在刑部大堂，他用铁锥将一名阉党爪牙打得“流血被体”。此后从事反对腐朽的宦官恶势力的斗争，气节凛然的黄宗羲成为当时东林子弟的领袖。清兵南下时，他变卖家产，在家乡余姚组织抗清义军， 兵败后率部转入四明山，坚持斗争，为恢复明政权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直到 1654 年，才结束了动荡奔波的生活，潜心著述。他经历了明清间的社会大
动荡，目睹了封建专制的残暴腐朽，痛定思痛，于 1663 年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
这部政论专著共分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等 13 个部分， 是黄宗羲结合自己几十年斗争实践，研究历史和明代政治所作的总结。它是声讨封建专制主义的檄文，也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启蒙篇。
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原君》中，黄宗羲以犀利的笔锋，公开抨击封建君主制度。他愤怒地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是何等的痛快淋漓，何等的一针见血！他指出，封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为了争夺“产业”（天下），他们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得了天下后，则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还“视为当然”。如此残暴的君主，老百姓当然无比怨恨，要“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啦。黄宗羲身处君主专制的绝对统治，敢于这样尖锐地抨击封建君主，其目光其勇气，一直为后人所钦佩。
在紧接着的《原法》篇中，黄宗羲批判了君主制的封建特权法律。他指出，“如今所谓法者，不过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只有打破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才能产生公天下之利的“天下之法”。在《原臣》等篇中， 黄宗羲大提地摒弃了历代相承，天经地义的“君为臣纲”的旧传统，把那些仅为君主效忠的臣僚，辛辣地斥之为皇帝的“仆妾”。他认为出仕做官应该“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君臣之间不是主仆关系，而
是师友关系——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向君权挑战，提供君臣平等的思想， 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为防止君权的无限制膨胀，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又提出了增加宰相权力、建立国家公法、实行舆论监督等民主措施。在经济上，他反对传统的“崇本（农业）抑末（工商）”，等一次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适应了当时社会扩大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黄宗羲不愧为中国 17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化巨人。在《明夷待访录》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主张，代表着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新思想，代表着时代的最高水平。这部著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及其理论基础的论著，它鲜明地体现了近代民主思想。就这一点而言，有人称之为中国的“人权宣言”，比法国卢梭的《民约论》要早 100 年左右。清政府当然不可能容忍这部动摇封建君主制基础的著作，宣布将它列为禁书。然而它那些振聋发聩的新思想是压制不了的，从清初一直影响到了清末。维新变法运动中，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秘密散发《明夷待访录》， 鼓吹民主思想，推动改良思潮。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邹容等人还利用这部著作中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的思想，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
投向旧制席的第一枚炸弹——
《哲学通信》
法国的伏尔泰被称为“哲学家之父”，他是世界哲学王国里的幽默大师。这位毕生向旧制度旧势力挑战的坚强斗士，直到临终时，也没有忘了对教会“幽默”一下。弥留之际，牧师前来听他忏悔，他却问：“谁派您来的，牧师先生？”“上帝派我来的，伏尔泰先生。”“那么能把您的证件拿给我看看吗？”——真是绝妙的一句。
伏尔泰于 1726 至 1729 年被迫流亡英国，这期间，他考察了英国的政体， 研究了洛克的唯物经验论和牛顿的自然科学，并将自己的见闻心得写成了一本不朽名著《哲学通信》（又名《英国通信》）。
全书共 25 封信。分别讨论了英国的宗教信仰，介绍了英国议会制度与政体结构，赞扬了英国的商业成就，评述了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叙述了对英国文学的看法等等。
伏尔泰认为人的一切观念来自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感觉，感觉是观念的唯一来源。他尖锐地批判了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认为官方宗教的根源是无知、狂势和欺骗。
在《通信》中，伏尔泰将英国的自由开明与当时法国的专制奴役作了比较。在他的心目中，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英国政治制度是理想的制度。他说：“英国是世界上抵抗君主达到节制君主权力的唯一国家⋯⋯在这个政府里，君主有无限的权力去做好事，倘若想做坏事，那就双手被捆缚住了。”
伏尔泰肯定了下议院的作用。他说，英国下议院“尽管排行第二，其影响却位居第一”，它是阻拦教皇、国王、贵族和主教势力卷土重来的巨坝。
《通信》盛赞英国人在经济地位上的平等。在英国，举国上下，不论是贵族，教士，还是乡下人，大家都依法纳税，无一例外，并且每个人不是按他的身份，而是按他的收入纳税。伏尔泰如此热情地赞扬英国，等于为尚处于封建专制和教会势力奴役下的法国同胞树立一个革命的榜样。因此， 1734 年该书法文版出版时，法国政府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出版商，焚烧存书，
通缉作者。伏尔泰不得不逃到一个偏僻小城，在一位侯爵夫人的城堡中避难10 年之久。
然而，这本著作在法国一直被秘密再版，在荷兰出版时，1 年就再版了10 次，成为当时法国进步青年的基本启蒙读物，以及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强大思想武器。它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伏尔泰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成熟，也标志着声势洁大的启蒙思想宣传运动的正式开始。所以法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史学家古斯塔夫·朗松把《哲学通信》称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枚炸弹”。伏尔泰的一系列哲学著作和文艺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作家雨果这样评价他：“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理性和自由的法典——
《法的精神》
贵族出身的孟德斯鸠，是与伏尔泰同时代的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他卖掉了自己的法官职位，冒着视力弱微可能双目失明的危险，埋首著述《法的精神》一书。他说，书中的一个章节，读一遍只要 3 小时，可他却化费了整
整 3 个月，头发都熬白了。经过 20 年艰苦卓绝的努力，这部伟大著作终于在
1748 年出版了。
《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政治学著作，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孟德斯鸠的哲学、社会学、法律、经济和历史观点，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和反动的天主教会。
孟德斯鸠的全部思想是建立在关于“法”的根本观点之上的。书中一开始，他就写道：“法，就最广的意义来说，就是由万物的本性派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之下，一切实体都有它们的法；神有神的法，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法，在人之上的天使有天使的法，禽兽有禽兽的法，人有人的法。”孟德斯鸠不是把神而是把法放在至尊无上、主宰一切的地位，这就剥去了封建制度和封建国家的神学外衣，对实现把社会国家问题从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无疑有重大意义。
书中论述了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认为，要保证政治上不滥用职权，就要让立法、行政权、司法权分掌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机关手中， 并且互相制约，保持协调的行动。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国家。这一三权分立的理论，对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以后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奉行的政治制度和制定宪法条规的根本准则。直到今天，多数资产阶级国家宪法和政治机构都保持着这种三权分立的形式。
孟德斯鸠又认为一个民族的道德面貌、法律性质和政体形式，是由他们所居住的地域的大小、当地的气候、土壤等地理条件决定的。他举例说，雅典由于土地贫瘠，因而建立了人民的统治；斯巴达由于土地肥沃，就建立了贵族统治。他是社会学中的“地理学派”的鼻祖。这种理论无疑夸大了地理环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但在当时条件下，却是一种想以自然原因而不以上帝的意志来说明社会历史进程的企图，因而具有反宗教迷信、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法的精神》出版后，立即轰动欧洲各国，2 年内印刷了 22 次。人们激动地评论说：“啊，妙极了，难以计数的想法，无与伦比的热情，鞭辟入里的论述，崭新的闪光的思想。”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称赞它“大概是世界
上前所未有的最佳政治理论体系”。爱尔维修则叹之为“世界上最伟大、最杰出的著作。”
确实，尽管《法的精神》具有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但书中那鲜明的革命倾向代表了尚处于幼弱阶段的法国新兴阶级的“理性”要求，因而伏尔泰推崇它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它与孟德斯鸠的另外两本名著《波斯人信札》、
《罗马盛衰原因论》一起，为即将到来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福音书——
《社会契约论》
卢梭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最伟大的代表，是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他的主要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又译《民约论》）为 18 世纪末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被称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福音书”。
《社会契约论》出版于 1762 年。全书共分四卷。第一卷论述人类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状态的过渡以及社会契约的根本条件；第二卷论述立法；第三卷论述政府形式；第四卷论述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
卢梭在书中宣言：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强使他人服从的天然权威，强力不能成为政治结合的合法基础，只有基于人民自由意志订立的社会契约才能成为国家和法的合法根据。在订立契约时，人人无保留地将自身及其全部与政治结合体有重要关系的权利转让给集体，并同意接受“公意”的指导，目的是保障自己的自由、财产和人身的安全，条件是人人无例外地遵守契约。
卢梭认为，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最好的政体应该是民主共和国。在按契约建立的国家中，人民握有主权，即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法律是公意，即人民共同意志的表现，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民不仅有定期决定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利，而且有通过起义推翻契约、法律和实行暴政的君主的权利。
在 18 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卢梭提出“天赋人权”、“建立共和国”、“政权属于人民本身和人民有永远的革命权”等学说，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法国社会。而官方当局的迫害也随之接踵而来。日内瓦市议会命令焚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并且下令，如果卢梭来到日内瓦，立即逮捕。接着法国政府向全国发出逮捕他的命令，卢梭不得不逃离法国。
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著作已迅速在欧洲各国广泛流传开了。德国哲学家康德怀着景仰写道：“卢梭是另一个牛顿”，“我轻视无知的大众， 卢梭纠正了我。我意想的优越消灭了，我学会了尊重人，认为自己远不如劳动者有用，除非我相信我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有的权利。”黑格尔则在纪念册中写下了“打倒暴君！”“自由万岁！”“卢梭万岁！”等革命口号。
《社会契约论》对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 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不仅如此，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以及两国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继承和体现了卢梭的理论精神和政治理想。卢梭著作中的进步思想，在 150 年以后的 20 世纪上半叶，仍引起法西斯分子的恐惧和仇恨。1940 年，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时，就把卢梭与伏尔泰精致的青铜像拆去熔铸炮弹，并把他们的著作，同马克思、列宁、
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一起纵火烧毁。可是这些著作的历史作用却决非一把火烧得掉的。例如，《社会契约论》不就已经被公认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古典文献了吗？
经济学的百科全书——
《国富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则是亚当·斯密的唯一的一部经济学巨著。
《国富论》出版于 1776 年，全书分五卷，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从分工开始，依次论述交换、货币、价值、价格、工资、利润、地租、资本、各国财富的进步、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直至国家的征税原则、预算体制等等， 真是包罗万象。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作为“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书中认为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在他看来，一国的财富就是该国的生产的商品总和。他第一次宣称任何劳动，不管用于哪一生产部门，都是价值的源泉，这与重农学派比起来，无疑迈进了一大步，因为重农派宣扬说只有农业劳动才是财富的源泉。亚当·斯密第一次比较正确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分为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三个阶级。亚当·斯密热烈地为自由竞争辩护，提出自由贸易的主张，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自由”的思想贯穿于全书之中。
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过亚当·斯密研究经济现象时的两重性：一方面， 他试图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关系，使用科学的抽象，深入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中去；另一方面他又停留于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的表面现象，并作出肤浅的解释，因而他的论述常常是科学与庸俗的混杂，深刻与浅薄的交叉。但是这本书正好适应了当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的需要，因此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普遍重视和赞扬。
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一致公认亚当·斯密是一门新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斯密由此而声名大震，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争相拜他为师，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引证《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国会论》很快被译成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的政府制订政策时都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著名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主人公奥涅金就曾经——“读过亚当·斯密的著作／经济学的知识真是渊博／他能向你述说／国家怎样致富，又靠什么过活／有了普通的产品／还要金银干什么。”一本经济学著作，能对当代人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在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
北美独立运动的战斗号角——
《常识》
“世界就是我的祖国”，“没有赢得自由的土地，到处都是我的家乡”
——怀着这样的信念，1774 年年底，37 岁的英国青年托马斯·潘恩，飘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投身于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革命运动。他的主要武器就是手中那支犀利的笔，它唤醒了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意识。
独立战争第一枪打响以后，潘恩满怀激情地写出了《常识》一书，这本“及时雨”式的著作，短期内售出了 50 万册（当时北美殖民地总人口仅 260 万）。据说，那时每个识字的美国人都读过潘恩的这本小册子。
全书由“泛论政权的起源和目的，并简评英国政体”、“论君主政体和世袭”、“对北美目前形势的意见”、“论北美目前的能力”等四部分组成。潘恩在书中猛烈抨击英国政府的暴政，严厉批判了英国的封建君主政体。他写道：“在英国，一个国王所能做的事情，往往不外乎卖官鬻爵和挑起战争。” “英王乃是一个皇室野人，带着王冠的强盗。”
潘恩驳斥了种种妥协论调之后，断然地说：“假如当初没有一个欧洲强国照顾它（指北美）的话，北美照样能够繁荣，或许还会更兴旺。”他坚决主张北美殖民地独立，建立共和政体，书中以激励人心的词句呼吁：“被杀死的人的鲜血和造化的啜泣声在喊着：现在是分手的时候了。”“论战已经结束，作为最后手段的武力决定着这场争执”，“热爱人类的人们，敢于反对暴政和暴君的人们，请站到前面来！”
《常识》在北美人民中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也遭到了维护殖民统治者的仇视，当时费城神学院院长化名“克图”，在报上用信札形式连续发表文章，攻击《常识》，并说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不过是情侣或夫妇之间的不和而已。潘恩立即以“林中居民”为笔名，撰文还击，逐点批驳了对方的谬论，明确指出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双方争论的“信件” 在国内传诵一时，这是“独立宣言”发表前最为激烈和最为重要的论战，而且几乎是一场战斗。其直接后果是，《常识》的传播更加广远，潘恩的观点更加深入人心，因而更加启发了北美人民的觉醒，更加鼓舞了他们的斗志。
《常识》吹响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战斗号角，激起了波涛汹涌的独立洪流。富兰克林读后，激动地称之为“天才之作”，立即叫人买了 100 本寄送给他的朋友。杰弗逊急忙派出特快信使把《常识》送给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华盛顿，华盛顿给予极高的评价：“《常识》将会使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的心理产生深刻的变化。⋯⋯自由的精神在我们的心里沸腾起来，我们不能屈服作奴隶，⋯⋯我们决心和这样一个不公正和不道德的国家断绝一切关系。”《常识》发表后半年，即 1776 年 7 月 4 日，北美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了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宣告诞生， 而《常识》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独立宣言》中有明显的反映， 实际上是《独立宣言》的先声。
乔治·特里维廉在《美国革命史》中写道：“很难再能找到一本像《常识》那样对革命进程产生如此直接、广泛、持久的影响的著作⋯⋯《常识》引导着亿万人民投入争取独立的斗争，创造了人间奇迹。”
“巨大的兵工厂”——
《百科全书》
“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 那么，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恩格斯的赞语，概括了狄德罗战斗的一生。
狄德罗是 18 世纪法国唯物论的领袖人物。早年写过一本反宗教的著作
《哲学沉思录》，触怒了教会与当局，结果书被焚毁。1749 年，已经发展成彻底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的狄德罗，又发表了《供明眼人参考的论盲人的信》，他借盲人之口指出，如果要一个盲人相信上帝，那就要让他摸到上帝。当局以“思想危险”的罪名，将狄德罗关进了监狱。然而，这非但没有使狄德罗屈服，反而更激起他反抗封建恶势力和宗教蒙昧主义的斗争意志。
出狱后，从 1750 年起，狄德罗与达朗贝一起主编了一部卓越的巨著——
《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手工业详解辞典》（简称《百科全书》）。狄德罗团结和组织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医生、工艺师等参加编纂工作，其中有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等。虽然他们的哲学观点不尽相同，政治主张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反对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这一点上，却是同样地坚决。他们在《百科全书》中传播了许多进步的思想和理论，并在编纂过程中团结在一起，因而被称为“百科全书派”。
作为《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除负责编辑、出版以外，还为全书撰写了数以千计的条目。他不愧为“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不仅比较全面地发挥了这派哲学家各方面的思想，而且比他的战友们具有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些较全面的较正确的看法，如关于世界万物的普遍联系和进化发展的思想等等。
1751 年，《百科全书》第一卷（全书共 35 卷）在法国出版，但是出版到第二卷时，就遭到了迫害，被迫移到国外出版。全书详尽地记述了法国各种工场手工业、农业以及最好的生产典型，反映了法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反映了当时科学文化的最高成就。这部巨著的重要性不但在于宣传了自然科学的知识，而且在于把这些知识作为反对宗教和“旧制度”的全部老朽思想体系的最有力的武器。正因为如此，该书编写过程中一再受到反对当局和天主教会的围攻、迫害，出版工作曾数度被迫中止，不少人（包括副主编达朗贝）纷纷辞退了编撰任务，但狄德罗毫不动摇，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不懈奋斗 30 年，终于在 1780 年出齐了这部罕见的巨著。
《百科全书》系统地概括了 18 世纪中叶所积累的各科知识，它是“一座巨大的兵工厂，在那里可以取得袭击旧法国的武器”。诚如恩格斯所说，百科全书派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他们选择了《百科全书》作为工具，来宣传他们自己的理论并应用到一切知识对象去，“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
开创批判哲学的新时代——
《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是德国古典唯心论的创始人，一生从事教育事业长达 49 年，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式学者。康德开创了一个哲学的批判时代，他把理性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事物都必须受到批判，即使是神圣的宗教，尊严的法律， 也只有经过理性的判定，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就是著名的“三大批判”——系统阐述哲学基本观点尤其是认识论的《纯粹理性批判》，阐述伦理学的《实践理性批判》，以及阐述目的论和美学的《批判力批判》。
《纯粹理性批判》初版于 1781 年，据康德自己说，这部著作是他用了差
不多 12 年悠久岁月沉思的产物。他自称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分析知识（数学
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的）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判断都是先天综合判断，因此“知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可以归结为另一问题， 即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康德把客观世界区分为绝对对立的“现象”世界和“物自体”世界，在他看来，“物自体”是根本不可认识的，对于我们的认识来说，它是彼岸的、超验的、先验的，是没有“任何直观的规定性”，只“等于 X 一般的某种东西”。这部著作主要就是阐述他的这种“先验论”的。在“先验感性论”部分中，康德主张几何学和算学的判断的可能，分别有赖于空间性和时间性这两个感性的先天形式；在“先验分析论”部分中，他主张自然科学的判断的可能，有赖于“实体性”、“因果性”等知性的 12 个先天原则式范畴。在“先验辩证论”部分中，康德强调这些先天形式和范畴只能应用在“现象”而不能应用在“本体”方面。康德的结论是人的认识能力是有局限性的，思辨理性低于实践理性。
《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热烈的赞同与猛烈的抨击同时涌来。其影响之大，使得根本看不懂这本哲学著作的小姐们，也都在闺阁绣楼里摆上一本《纯粹理性批判》，作为时髦的装饰品。海涅称颂《纯粹理性批判》是砍向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而当时的名流门德尔松则贬之为“破坏一切”的异端邪说。还有一些人专门办起了杂志，攻击康德。同时， 由于书中的唯物论因素触怒了教会，梵蒂冈僧侣们暴跳如雷，十分恼火，以至于他们把看门狗取名“康德”，以泄愤懑。
《纯粹理性批判》确实是一本重要的哲学著作。在欧洲哲学史上，这本著作第一次把认识论和本体论相区别，并使它独立出来。康德如此重视理论思维，对以后的黑格尔乃至整个德国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有关理性与自身的辩证矛盾观点，以及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三者一致的思想雏形， 对德国哲学中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正是在批判地继续康德哲学基础上创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没有康德，就没有黑格尔。
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
《人口论》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欧洲社会正处在变革的时代。产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却日益恶化， 失业、贫困成为英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对这一有目共睹的现象，不同阶级， 不同流派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1798 年，英国牧师马尔萨斯匿名发表了一本 5 万余字的小册子《人口论》，他在书中极力证明：失业、贫困及其引起的不幸和罪恶不是根源于社会制度，而是根源于人类的本性，根源于人类无限度增殖的倾向。1803 年， 马尔萨斯又将这本小册子扩充为洋洋 20 多万字的“大著”。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观点是：人口必须要受生活资料的限制；凡生活资料增加的地方，人口也必然会增加；要使人口恢复到生活资料的水平，须靠道德抑制、罪恶和灾祸这三种“特殊的障碍”。
马尔萨斯宣称：“我们可以认为毫无疑问的是，人口的增殖如果不遇到什么障碍，每 25 年就会增殖一倍，并且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与此同时， “生活资料即使在最有利的劳动条件下，最快也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
为了向读者描述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增加之间的极大的悬殊，马尔萨斯在书中这样举例：“假定现在地球上的人口有 10 亿。人类按 1、2、4、8、
16、32、64、128、256 这样的数字繁殖，而生活资料则按 1、2、3、4、5、6、
7、8、9 这样的数字增加。200 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就会成 256 与 9 之纟；
300 年后，就会成为 4096 与 13 之比；2000 年后，这个比率就成为无限大而无法计算。”
马尔萨斯认为人类要摆脱这种悲剧性的境地，出路就在于“道德抑制、罪恶和灾祸”这三种障碍。所谓“道德抑制”就是独身主义，无力抚养子女者不要结婚，节制性生活等，不过，马尔萨斯并不相信这一障碍会有良好的结果，他认为决定性的障碍是战争、瘟疫、繁重的劳动、贫困和饥荒。正是这些灾难才会使寿命大大缩短，使人口减少或停止增殖，从而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均衡。由于这种均衡不断被破坏，所以这些障碍也就要不断发生作用。
《人口论》出版后，轰动一时，马尔萨斯因此而声名大盛。有的资产阶级经常学家誉其为“第一流学者”。当然也招致了形形色色的“慈善家”的猛烈抗议，其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痛斥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庸俗性和反动性。这一理论的主要错误在于以人性为出发点的抽象人口规律来代替历史的人口规律，将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失业、贫困、罪恶等特殊现象， 说成是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结果。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了这一理论中不乏可取之处，《资本论》第一卷引用马尔萨斯的观点就达 21 处之多，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至今仍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利用人口统计和人口预测数字，声称当前世界面临着“人口爆炸”的危机。他们认为这一危机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并断言人口增长太快是第三世界贫穷落后的根源。
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法典——
《拿破仑法典》
晚年的拿破仑，回顾其“叱咤风云”的一生时，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 40 次大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这一切的回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一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1799 年 11 月 9 日（雾月 18 日），拿破仑率军包围国会，发动政变，建立了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了消除封建性的分散的地方习惯法，实现法律的统一，以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巩固资产阶级政权，他上台伊始，就任命特隆歇等著名法学家组成民法典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广泛征求意见，先后召开过 102 次起草会议。综观法典制定的始末，拿破仑起了决定性作用。在
参政院讨论法典草案的 87 次会议中，他亲自主待进行的就有 35 次。1804 年
3 月 14 日，民法典正式通过，命名为《拿破仑法典》。虽然 1870 年易名为
《法国民法典》，但习惯上，人们仍称之为《拿破仑法典》。
法典包括总则和三编 36 章，共 2281 条。第一编人法，主要内容是民事
权利的享有及消失、婚姻、亲子关系等关于民事权利主体的规定。在第 8 条中，明确宣布：“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第二编是关于财产和所有权的规定。包括财产分类、所有权、用益权、使用权等，贯穿了私有财产无限制的原则。第三级是关于取得财产各种方法的规定，包括继承、赠与、遗嘱、契约之债、非契约之债以及质权、抵押权等，实行的是体现资产阶级剥削自由的契约自由原则。整部法典鲜明地反映了拿破仑政权的阶级本质，其
基本原则是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和已获得的土地。
拿破仑引为殊荣的这部法典，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作用。它是最早制定的一部资本主义民法典，在历史上首先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这对巩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促进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当时，拿破仑的权势向外扩展和延伸到哪里，这部《拿破仑法典》也就实施到哪里，以法律的形式，无情地推毁封建制度。它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民事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恩格斯对《拿破仑法典》作了如下评价：它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直到现在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它国家在财产法方面实行改革时所依据的范本。”同时，由于这部法典在立法技术上体系严谨，言简意赅，表达明确，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作基础来使用的法典。”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终结——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紧接着亚当·斯密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最重要的英国经济学家是李嘉图。他出身于伦敦的一个交易所经纪人家庭，14 岁起就跟随父亲从事证卷交易， 并借自己的“投机天才”，大发横财。20 多岁时便成为拥资 3000 万法郎的大资产者。然而这位年轻的富翁不仅热衷于赚大钱，而且也热衷于研究学问， 他在一生的后半期，把所有的精力和才能都转移到获取精神财富上面上。他如饥似渴地钻研自然科学，并配备有研究电和光的私人实验室。后来，他接触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又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多年的研究，1817 年，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了。这本《原理》一下子就使他坐上了当时经济学界的第一把交椅。
李嘉图《原理》一书给人们的印象之深和震动之大，其程度决不亚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两书的出版相距不过 40 年，但是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其间发生了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发生尖锐的矛盾，亚当·斯密也没有触犯土地占有制，他的学说受到了“普遍”欢迎；但到了李嘉图的时代，形势不同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所有者的斗争空前激烈起来，李嘉图看到了这一变化，鲜明地站在工业资产阶级一边，继续发展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原则。
李嘉图的《原理》制定了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所能达到的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工人劳动所创造价值既是工资的源泉，也是利润和地租的源泉， 这一学说具有杰出的历史意义，比起他的前辈来，李嘉图远胜一筹地刻画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并且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他在书中表述了一个行政管理概括经济规律：工人的工资愈高，资本家的利润就愈低，反之亦然。他的一些信徒——英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曾据此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劳动才创造价值，那么，必要而公平的办法是使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工人也成为一切财富即一切劳动产品的主人。正因为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抓住了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源，他竟被某些人戴上了“共产主义之父”的红帽子，甚至把当时的阶级斗争归罪于李嘉图学说，这对李嘉图这样一个坚定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来说，不啻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误解。
马克思在深刻分析《原理》的种种阶级局限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李嘉图学说“在科学上的巨大意蚁”和“伟大功绩”，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最伟大的代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随着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位置，而李嘉图的这本《原理》，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终结，当之无愧地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最庞大的客观唯心论体系——
《哲学全书》
恩格斯说过：“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的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发展了现在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 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全面的系统的表述，是他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期间所写的主要著作《哲学全书》， 全书分为逻辑学（亦即小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如果说，黑格尔在此之前的著作是为构筑这个体系的建立所作的准备，那么，黑格尔在此之后的著作都不过是对这个体系的进一步阐发。
黑格尔是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去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是一切现实事物的源泉，世界上任何现象，无论自然的、社会的以及人的思维的现象，都是它的表现，都是从它派生出来的。
在黑格尔看来，这个“绝对精神”的本性乃是一种活动的本质，可是它的活动只能在思维中、在自我认识中表现出来，“绝对精神”的内部是矛盾的，它运动着，变化着，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着。它的辩证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基本阶段：逻辑阶段、自然阶段、精神阶段。从第一阶段经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化，也就是由思维转化为存在，又由存在转化为思维的过程。黑格尔全部哲学体系的内容，正是对“绝对精神”发展过程的描述，因此它的哲学体系也就是分别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这样三部分组成的。黑格尔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之大成，创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
唯心主义体系，第一个系统地阐发了唯心主义辩证法。他的著作中提供了空前丰富和系统的辩证法纲要——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规律； 关于事物发展中渐进过程的中断“飞跃”；关于同一、差别、对立、矛盾； 关于主体与客观、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有限与无限、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可能与现实、肯定与否定、抽象与具体、自由与必然、分析与综合；以及过渡、反思、异化、扬弃等 100 多个系统的辩证范畴，从而使人们从哲学高度深刻地把握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整个世界。不仅如此，黑格尔还把辩证法贯穿到他所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去，因而在这些领域中差不多都有划时代的发现。
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最积极的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 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唯意志论的基石——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历史似乎在与叔本华开玩笑。他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 1818 年发表的。他自认为这部书非常重要，甚至玄乎地说书中有些段落是
圣灵授给他的。可是出版后，学术界毫无反响，一年半时间里只卖掉 140 本，
其余竟被出版商当作废纸处理掉。叔本华伤心、屈辱，湮没无闻 30 年之久。
哪料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经历过 1848 年革命的德国资产阶级，突然发现了该书的价值，随即向他奉献出全部热情，称其为“思想大王”。叔本华顿时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叔本华热”一下子席卷了全德的中产阶层。1858年，世界各国学术团体还为庆祝他 70 寿辰举行各种活动。叔本华不无得意地写道：“流传久远和发迹迟晚成正比。”
这本大部头哲学著作集中体现了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全书分为四篇：“世界作为表象初论”、“世界作为意志初论”、“世界作为表象再论”“世界作为意志再论”。
叔本华在此书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宣称：“‘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是对于任何一个生活着和认识着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他认为，人并不认识什么太阳，什么地球，而永远只是眼睛看见太阳，只是手感触着地球。世界上一切存在物都必须和知觉到这些存在物的人相联系，都是作为这个人的表象而存在，所以说“世界是我的表象”。这种唯我主义的唯心论正是叔本华哲学的第一块基石和出发点。
然而，叔本华又认为，“世界是我的表象”仅仅说明了世界的一个方面， 并没有揭示世界的本质，因此他进而提出世界真正的内在的本质乃是意志。他说：“意志是世界的物自体，是世界的内在内容，是世界的本质；生命、可见的世界、现象只不过是意志的镜子。因此生命不可分割地伴随着意志， 有如影之随形：有意志，也就有生命，有世界。”总之，“世界是我的意志” 这一命题是叔本华哲学的核心。
由于叔本华将意志看作是邪恶的东西，是我们永无止境的苦难的罪恶的源泉，所以欲望的结局必是痛苦，人生就是悲剧，就是肥皂泡，就是恶梦。叔本华在此书中，极力宣扬他的悲观主义人生观。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说过：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残渣杂凑而成的”。然而这本著作为唯意志论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一定程度上通过尼采）对以后的马赫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都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叔本华认为，我们的生命意志是用象征性的，梦幻般的表现形式来表达那达不到的欲望，这就是弗洛伊德“梦的理论”的雏型。因此，这本《本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在西方近代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影响。
穷苦无产阶级的代言书——
《新基督教》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这场震撼世界的暴风骤雨，将一个出身显赫的年轻贵族，造成就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恩格斯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
圣西门的后半生一贫如洗，穷极潦倒，不得不依靠接济度日，然而，他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关注，他对改造现存制度的迫切愿望，他对建立美好新
社会的信念，却并没有因“岁月艰难”而有所改变或动手动摇。在一生的最后 10 年中，他顽强地写作，完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发表于逝世前
1 个多月（1825 年 4 月）《新基督教》一书，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最成熟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圣西门第一次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出现，宣告他努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
这部著作是以对话形式写成的。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保守者与革新者的对话”，“论宗教”，“论天主教”和“论新教”。圣西门认为，要建立一个新的“实业制度”，应当有一种新的哲学体系或宗教体系作为其基础， 这就是他创立的“新基督教”。在圣西门看来，基督教的最高原则本是“博爱”，也就是“人人都应当以兄弟相待”这一道德原则。可是以往的基督教僧侣阶级，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已背离或抛弃了这一最高原则，他们屈服于强者的霸权或世俗权力，滥施淫威，对穷苦阶级的人们非但不以兄弟相待，反而加以种种压迫和残害，他们实际上都已变成了真正基督教的“异端”。因此，圣西门主张重新建立“新基督教”，使基督教“重返青春”， 成为具有“最大博爱感”的理性宗教。他说：“新基督教不是要人们在天堂上得到幸福，而是叫人在世间得到幸福，宗教应当引导社会走向最迅速地改进最穷苦阶级的命运的伟大目的。”
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圣西门在这本著作中攻击现存的一切政权和神权，用大量事实说明穷苦阶级的贫困和灾难都是建立在弱肉强食原则上的世俗权力与宗教精神权力所造成的。他在著作中向有钱有势的人、学者、艺术家、实业家、僧侣、君主进言、开导、劝说和呼吁一关于人数最多的最穷苦的无产阶级。
《新基督教》标志着圣西门创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大厦的最后完成。尽管它带有资产阶级倾向，尤其是在宗教思想上走了回头路，但全书的中心口号是改变穷苦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以工人阶级的发言人的姿态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后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这部著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页光辉篇章。
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
《新世界》
傅立叶是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白天，迫于生计，傅立叶不得不到他称之为“谎言制造厂”的商业界工作，由此而目睹了种种尔虞我诈、黑幕罪恶；晚上，在寂静的室内伏案，紧张地进行着一系列富有独创性思想的写作活动。为了理想，为了事业，傅立叶终身过着孤独而简朴的生活。
《新世界》出版于 1829 年，47 万字，全名为《工业和协作的新世界， 或发展依情欲分类的吸引人的劳动和适合天性的劳动方法》，是傅立叶写得最好的一本著作，书中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
在傅立叶看来，历史不是一团乱七八糟的事件，而是有规律地发展的。他说：“上帝甚至为昆虫都创造了社会法典，他会忽略那比蜜蜂、黄蜂、蚂蚁更值得他关心得多的人类创造这种法典吗？”他进而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上升序列。这个序列共分 36 个时期，目前人
类只能上升到 8 个时期，即“和谐制度，复杂协作制度时期”。
以辛辣的笔调，讽刺的语言，尖锐而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是书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傅立叶写道：“文明制度状态乃是幸运的对立物，
是颠倒世界，是社会地狱”，“这是一种最阴险的社会制度，阴险到甚至引起野蛮人的藐视”。他严厉而精辟地谴责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病态与弊端：“工业主义造成惊人的现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对立。⋯⋯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家家打官司，建筑师梦想起大火，烧毁半座城市； 玻璃匠梦想下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窗⋯⋯这是反协作制经营方式或颠倒世界的必然结果。”书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引起危机的论述，关于“恶性循环”的分析，关于文明制度下贫困由富裕产生的观点，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新鲜和犀利”。所以，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对资本主义“能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
书中以大量篇幅，精心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各种图景。他认为和谐社会是“法郎吉”（协作制度下有组织的生产与消费的协作社会）的总和，对于每个法郎吉的规模、资金、组织、领导体制、工农业、商业、消费、分配、教育等，书中都作了详尽的规定或描述。这种和谐制度当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然而我们透过虚幻的外壳，依然可以看到许多合理的思想，例如计划生产，自由劳动，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等，这些可贵的猜测，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因此，恩格斯评价说：“虽然傅立叶的著作不像圣西门的著作那样闪耀出天才的光芒，虽然他的文体有些晦涩，可是我们却更乐于读他的著作，并且从中看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更多。固然这些著作也并不是没有最荒唐的神秘主义的色彩；可是，把它剔除以后，剩下来的就是圣西门派的著作所没有的东西，也就是科学的探讨，冷静的、大胆的、系统的思考，概括地说， 就是社会哲学⋯⋯”
西方军事界的必读书——
《战争论》
1858 年 1 月 7 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中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中，曾多次引用《战争论》中的一句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同时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战争论》是 19 世纪普鲁士军事著作家克劳塞维茨的遗著。他出生于
1780 年，12 岁时就在波茨坦的一个步兵团中充当士官生。此后戎马一生，一
直在军界服务。他曾两次参加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第一次是 1793 年反对法
国革命的战争，第二次是 1806 年反拿破仑一世的战争，在后者的奥尔施培特会战中随军退却时被俘，次年获释。1812 年 4 月克劳塞维茨反对普王威廉三世与拿破仑结成同盟，辞去普鲁士军职，并去俄国参加反拿破仑的战争。1818 年起，他担任柏林军事学校校长，同年 9 月晋升为将军。在任校长的 12 年中， 他致力于《战争论》的著述。这部著作在他生前并没有全部修改完毕，他将手稿 3000 多页分别包封起来，准备以后修改，但一直没有机会。1831 年 11
月，克劳塞维茨患霍乱去世。他的妻子整理并出版了克劳塞维茨遗著 10 卷，
《战争论》便是其中的头三卷。
列宁称赞克劳塞维茨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作家”。他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大量的战例材料，以及从钻研德国古典哲学而得来
的辩证法，认真地研究了战争的本质和战争理论问题，得出了一些至今看来尚属正确的论点。全书共分八篇：论战争的性质，论战争理论，战略概论， 战斗，军队，防御，进攻及战争计划。每个部分都从宏观到微观作了全方位的具体阐述。光是进攻篇中，就论述了从进攻与防御的关系看进攻，战略进攻的特点，战略进攻的目标，进攻力量的削弱，进攻的顶点，消灭敌人军队， 进攻会战，渡河，对防御阵地的进攻，对营垒的进攻，对单线式防御线的进攻，对沼泽地、泛滥地、森林地的进攻，不求决战的战区进攻，对要塞的进攻，对运输队的攻击，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牵制性进攻等 21 个章节。
这本著作在军事思想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初期的进步倾向和革新精神，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一部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它问世以后就被资产阶级军事界视为必读之书，并且至今仍为西方军事界所推崇。
冲击神学与唯心论的“火流”——
《基督教的本质》
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中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这个字本身的含义是“火流”，费尔巴哈用他那“火的洪流”，冲破了长期统治德国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樊篱，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的权威，把自然界和人提到了首要的地位，这就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划时代的作用。其实，费尔巴哈起初对黑格尔哲学的推崇理性也表示过赞赏，他曾在柏林大学哲学系听过黑格尔 2 年的课，并称黑格尔是自己思想上的“第二个父亲”。但同时，他又对黑格尔的理性派生出自然的说法感到怀疑，以后渐渐地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分道扬镳。1839 年，费尔巴哈发表了《黑格尔哲学批判》，这是清醒的哲学向醉醺醺的思辨的第一次坚决的进攻，标志着他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彻底决裂。
两年以后，即 1841 年，费尔巴哈最主要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在费尔巴哈一生的著作活动中，对宗教的批判始终是他的注意的中心。他说过，他的一切著作“都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意志和思想、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正是宗教和神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东西。”由于当时宗教是封建压迫和专制度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因而他把对宗教的批判当做反对封建主义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在这本《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声称他的任务“在于证明超越自然的宗教的深处隐藏着非常简单的、自然的真理”。指出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宗教无非是把人类的属性抽了出来， 当作独立的实体（即上帝）崇拜。因此费尔巴哈认为，“人的上帝就是人”， 基督教所谓的圣父、圣子、圣灵无非是把人的家庭关系神圣化，把它投射到彼岸世界中去。他把自然界（包括人在内）看作第一性的东西，把上帝看作人类的本质的幻想的反映，这同黑格尔把自然界看作观念的“异化”的说法根本对立。
这本《基督教的本质》是宣布人和自然的独立权力的“独立宣言”，它给宗教神学和唯心哲学以沉重的打击。它的问世，是唯物主义的真正胜利。它所宣传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对当时的德国和欧洲的先进知识界起了极大的解放作用。一时间，费尔巴哈的名字成为向愚昧、迷信以及专制政体进行斗争的标志。青年黑格尔派代表施特劳斯评价说：“他（费尔巴哈）的理论是这个时代的真理。”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读过了（《基督教的本质》）最初几页以后，我就高兴得跳了起来。”恩格斯给
予《基督教的本质》很高的评价，说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解除了黑格尔的“魔法”，炸开了黑格尔的“体系”，“并把其抛在一旁”，“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纲领——
《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是无产阶级第一次用气势磅礴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的奋斗目标。薄薄的《共产党宣言》犹如晴空霹雳，震惊世界；犹如进军号角，响彻环宇。它所产生的巨大的战斗力量，是无法估价的。
1847 年 11 月 29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
大会授权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宣言，作为同盟的纲领，由此而诞生了 1848
年 2 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这本小册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严整而系统的、异常光辉的形式阐述了他们世界观的第一部著作。这个世界观后来就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乃是人类思想史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共产党宣言》以马克思所特有的鲜明、犀利的笔调，论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论述了作为最完备最深邃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基础。
它一开头就深刻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它科学地断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它指出共产党人当前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它进而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它明确宣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最后的结束语是无比鲜明响亮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
《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它一发表，就受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它那烈火般的语言，钢铁般的坚定信念，鲜明彻底的无产阶级立场，鼓舞和教育了千千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正如该书 1890 年德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布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列宁曾这样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学说的“完整的、系统的、至
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
斯大林这样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
《宣言》的发表毫无疑问引起了当时反动政府的恐惧，它曾一度被宣布为非法。但是，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它又从后台走向前台，得到了广泛传播，据统计，迄今已被译成 70 多种文字，版本达 1000 多种。
19 世纪的“反抗学说”——
《不服从论》
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圣雄”甘地，曾经这样回忆道： “我第一次读到亨利·大卫·索罗的《不服从论》是在 1907 年，当时，
我正在非洲当律师，从事消极抵抗运动。我的一位朋友寄给我一本《不服从论》的小册子。我一下子被它吸引住了，我随即将一部分内容译成英语，在我所主编的《印度评论》上发表。索罗的这篇论文内容真实，令人信服，读后我感到有必要更多地了解一下作用。于是，我以极大的兴趣细读了他的其它著作和论文，以及有关的传记与评论，收获非浅。”
甘地不仅在印度出版了《不服从论》的单行本，而且在它的影响下，将消极抵抗运动更名为“不服从运动”，此后领导这一运动几十年，直到 1948 年遇刺身亡为止。
《不服从论》对历史的影响，在上述事例中可以略窥一斑。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索罗于 1817 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康考德的一个欧洲移民家庭里。从小家境贫寒，凭着勤奋好学，考进了著名的哈佛大学。索罗为人的特点是反对世俗传统，试图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抗议政府对奴隶制的支持，索罗拒交人头税，曾因此而被捕入狱。
1849 年，索罗发表《不服从论》，以犀利的笔触，通过对当时国家和政府性质的分析，抨击了不合理的纳税制度，揭露了罪恶的奴隶制和专制政体。
索罗认为，美国政府实质上是“一个奴隶制政府”，“如果号称是自由的庇护地的国家有六分之一的人民是奴隶，那么，真正的人一定会起来反抗， 进行革命。”他指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应该是政府为公民而存在，不是公民为政府而存在”，公民的责任就是与政府的罪恶行径作斗争。
在这个基础上，索罗提出了他的“不服从”主张：如果政府的法律不公正，“如果政府要你们对别人施加暴政，那么，我觉得，你们就应该不服从， 就要违法。⋯⋯如果是我的话，我决不同流合污。”他认为拒交人头税就是“不服从的一种明显标志”，是“公开反抗不合理法律的一种正当行为”。他相信如果有 1000 人拒交税金，就必然会导致不合理的税收法的改革。他自
己身先士卒连续 6 年没有缴税，不过他表示他从来不反对付公路税，付学校税，他反对的是缴那些支持奴隶制和战争的不正当的杂税。
索罗的主张，当然是“不彻底”的，与甘地的“非暴力抵抗”不谋而合， 有着各种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反封建专制与反奴隶制的斗争，的确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不服从论》在西方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甚至被称之为“19 世纪的革命宣言”，“新大陆上的有史以来最高昂的反抗学说”。
日本近代启蒙著作的精品——
《文明论概略》
作为日本明治时代首屈一指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日本近代思想史
上占有开拓者的重要地位。他被推崇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国民的教师”。自明治时代到现在，福泽思想始终作为重要课题而受到日本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有关的研究著作层出不穷。
从 26 岁起，福泽曾三次出使欧美，考察过美、法、英、荷、德、俄、葡等国。他在日本与欧美的对照思考中，加深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解，从而决心摆脱封建制度的精神枷锁，借助于西洋文明，把日本建设成为与这些欧美各国并肩而立的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国家。他撰写的《西洋事情》，向日本国民详细介绍了欧美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状况，销售数十万册，广为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明论概略》出版于 1875 年，是福泽谕吉文明开化理论的精品。全书
分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日本文明的由来”、“论我国的独立”等 10 章。福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为什么要把欧洲文明作为日本国民的目标。他认为，世界上是有文明国家（如欧美各国）、半开化国家（如日本等国）和野蛮国家的区别，但这是人类的必经阶段和文明的发展过程。为使日本国进步，就必须以目前人类智慧顶点的欧洲文明为目标。福泽还在书中驳斥了日本国体与欧洲文明不能并存等顽固守旧的观点。
西洋文明与日本文明的比较论，构成了该书的核心。福泽认为西洋文明重智力，各种学说可以自由并存，而日本是专制国家，权力偏重于一方，“只有政府，没有国民”，宗教和学问都操纵在统治者手里，各种学说非但不能共存、并立，而且往往以一种消灭其它。他认为这种权力偏重是日本社会停不前、文明事业难以进行的原因。
尽管福泽的社会历史观在整体上是唯心主义的，但在不少问题的看法上，也含有合理成分。譬如福泽认为文明包括“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两个方面，并提出了文明的外形（指先进技术的获取、生活水平的改善） 易取，而文明的精神（指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社会风气的改善等）难求的著名论断。福泽还认为单纯的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都不能算作文明，只有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才算文明。梁启超正是汲取了福泽的这一思想，才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两个文明”理论的人。
总之，福泽在书中传播了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帮助日本民众真正打开了眼界，并且创造性地给予当时的日本人一种与传统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思想根基上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日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日本迅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指示了前进的方向。与此同时，福泽的著作也对中国与朝鲜的近代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启蒙思想方面，对梁启超的影响最大；就是在教育理论方面，也对吴汝纶、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产生过一定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反杜林论》
杜林何许人也？他是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庸俗经济学家，曾任柏林大学讲师。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杜林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他宣扬折衷主义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用所谓“科学”的词句装潢起来，自称为最后的绝对真理的“体系”，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传播开来，并得到党内一些领导人的支待。伯恩施坦曾以“高兴的心情”迎接杜林的言论，甚至倍倍尔也一度上了杜林的当。
起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杜林的“胡说”和“痴愚”，只是付之轻蔑的一笑，但进入 70 年代以后，尤其是 1875 年之后，杜林变本加厉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为猛烈的攻击，公然宣布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所谓全面的“改革”，并企图利用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进行分裂活动。这时候，恩格斯觉得再也不能对杜林的进攻置之不理了，他在 1876 年 5 月 24 日写信给马克思说：“现在要问，我们对这些先生们的态度认真加以考虑，是否正是时候了。”马克思在 25 日立即回信：“我的意见是，要不顾一切，批评杜林。”恩格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维护工人运动的革命利益，毅然中止了《自
然辩证法》的研究和写作，担负起了反击杜林的任务。他化了 2 年时间，撰
写了这部洋洋 20 万言的《反杜林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大量的无可辩驳的科学材料，把杜林的思想驳得体无完肤。
这部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它由一个引论和三个篇章（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组成。这三个篇章既是针对杜林的主要著作《哲学讲义》、《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而写的， 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系统论述。该书全文于 1877 年 1 月 3 日到
1878 年 7 月 7 日在《前进报》上连载。恩格斯对杜林的理论提出的尖锐的致命的批判，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人建议不许中央机关报再登载这种批判。但他们没有得逞。这部在斗争中写成的伟大著作，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正如恩格斯在 1894 年所指出的：“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中，
——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
《反杜林论》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列宁给予这样的评价：“在恩格斯的著作《费尔巴哈论》和《反杜林论》里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也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海军战略的权威著作——
《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海军对于濒海国家是极端重要的，掌握海权（即控制海洋）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主要因素，若要实现全球战略目的，就必须拥有并运用优势的海军控制海洋。——这一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海权论”，是美国海军理论家、历史学家阿弗雷德·马汉创立的。
马汉毕业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参加过南北战争，历任罗得艾兰新港海军军事学院院长，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890 年，马汉出版了传世之作《制海权对 1660—1782 年历史的影响》（以后又出版《制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
国的影响》、《制海权与 1812 年战争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马汉认为，海权是统治世界的决定因素，拥有优势的海上实力，控制全
球海上交通线特别是咽喉要道至关重要。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则取决于国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政策等六大要素，马汉以英、法、美、荷兰等国的海权兴衰史及海军力量的强弱对比等为例，来具体阐述他的理论。
例如，法国一方面要建设海军力量，另一方面要在欧洲大陆搞扩张，以保持霸主地位，结果，人力物力的分散，导致了国防力量的脆弱。相反，英国得天独厚，处于海上中间位置，庞大的舰队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因而跻身于强国之林。
马汉指出，法国的人口远远超过英国，但是英国的海军和从事海上贸易的人数却大大高于法国，所以“拥有一个与海事有关的众多的人口总数，是一国海权大小的重要标志⋯⋯可惜的是，美国在这方面还很弱。”
马汉认为，为了夺取和控制海权，必须有正确的作战指导：海军舰队应与要塞、基地构成一个统一整体，舰队是海洋上的野战军，要塞、基地是舰队的根据地。海军战略的要素是集中兵力、中央位置、内线海上交通线，积极进攻作战等等。
这本《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出版，便在西方列强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由于马汉的争霸海洋的扩张主义理论适应了当时美国垄断资本重新瓜分世界的政治需要，1914 年前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将它作为制定对外政策时的战略依据。
马汉的著作大大加快了德国建立新的海军力量的步伐。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说：“我不只是在阅读这本书，我简直是想把它一口吞食下去。在舰上时， 它一直是我的案头书⋯⋯马汉上校说得对，未来决定于海洋，“三叉戟’的制海权象征应掌握在我们手里。”
至于英国，反响尤其强烈。当时老牌英国海军已吴衰落下坡之势，马汉的这本书，无异给它敲响了警钟，促使它重振军威，东山再起。因此，在英国，马汉的这本书被视为“国家的福音书”。一位英国海军上将说：“自 1900年以来，英国海军条件得到改善，力量得到发展，对此我们既不感谢保守党， 也不感谢自由党，应感激的是阿弗雷德·马汉，而不是任何别的人。
时至今日，马汉的海权论仍在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学说中有所反映。尽管它的某些提法与当前的核时代已不相适应。但由于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军建设和海战的某些共同规律，所以对西方海军强国的海军战略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
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圣经”——
《资本论》
“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 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恩格斯在这段话中所说的“这本书”，就是《资本论》，所说的“一个德国人”，就是该书的作者马克思。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是一部使人们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发生根本变革并把社会主义置于科学之上的不朽作品。其第一卷于 1867 年出版，
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于 1885 出版，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于
1894 年出版，阐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后两卷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后出版的。
在这部浩如大海的 160 余万字的巨著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性质，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历史使命。《资本论》的主要基础是剩余价值理论：工人为资本家工作， 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但他所得的通常是低于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形式的报酬。工人所创造的商品价值和工人工资间的全部差额都被资本家以剩余价值形式攫为己有。整个资本家阶级是作为集体剥削者，作为完全依靠占有剩余价值而生存的一个阶级来与无产阶级对立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
说第一次真正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揭露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奥秘， 它是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一把钥匙，它本身就已经对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性提供了科学的论证，因此马克思谈到《资本论》时写道：“无疑地这是一颗对资产者（也包括土地所有者）的脑袋发出的最可怕的炮弹。”
《资本论》思辨之明晰、材料之丰富、逻辑之严密、论证之完美、文字之流畅、技巧之高超，无不令人惊叹不已，钦佩万分。我们认真地读完《资本论》之后，就好像登上了一个居高临下的场所，从这里俯视展现在眼前的现代社会关系的一切领域，犹如经过一番突击而攀上最高山峰的人，从山巅鸟瞰迤逦在他脚下的山麓一样清晰醒目。为了这部《资本论》，马克思呕心沥血 40 年，研究的书籍达 1500 种以上，参考的资料无可胜数，一直到逝世时止都在从事《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把《资本论》称作是他毕生的事业。他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本的序和跋中曾这样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而所有进步的人们都毫不犹豫地公认：“马克思本人正是那个到达了光辉顶点的思想巨人。
对《资本论》的评价已毋须赘语。它不仅是一部经济著作，而且也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哲学著作，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列宁称之为“现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文献”，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分析一种
（而且是最复杂的一种）社会形态的模范，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模范。” 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约翰·菲力蒲·贝克尔则言简意赅地把《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这个比喻从理论上也许不太恰当，但从历史上来说却是完全正确，并当之无愧的。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前奏——
《权力意志》
德国哲学家尼采最后是发疯而死的。死后不久，其哲学理论受到了新起的法西斯分子的大声喝彩。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里，大段大段地引证厄采的话，并亲自去拜谒尼采之墓。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生日时，希特勒送去的寿礼就是一套尼采全集。至于墨索里尼，则在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宣称：尼采的著作“是我从头至尾读破了的东西，我从那里受到很大感染”。当时的法西斯机关刊物《国家社会主义月报》载文说：“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自称——笔者注）的政治运动和尼采哲学的共同点在于二者的世界观基础相同。尼采在自由主义时代所提倡的确定不移的英雄新道德，正是我们的东西。”
尼采的哲学为什么会大受法西斯主义青睐呢？只要看看他的代表作《权力意志》（1895 年）便可略知端倪。尼采是叔本华哲学的狂热崇拜者，他的权力意志论，就是承袭了叔本华生存意志论的衣钵，并加以引申、扩张和改造而成的。他赋予叔本华的那种无目的、无意义的单纯的生存意志以一定的目的和意义，这个目的就是“渴望统治”、“渴望权力”。尼采认为，贪得无厌的权力意志是万物的本原，权力是生命的意志的最高目标、最高价值和最高体现。
在尼采看来，权力意志不仅是有意识活动的人的本质，也是一切自然事物的本质。总之，一切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事物（包括人）之间的区别是权力意志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则是欺弱抗强的关系。强者永远依靠牺牲弱者而生存，强者必然要征服、压迫弱者。强弱权力意志之争，构成了整个
宇宙的全部历史过程和内容。尼采在书中说：“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 岂有他哉！”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认为社会的等级制是天经地义的，他说：“我的学说是：有上等人，也有下等人。”“人是非动物和超动物，上等人是非人和超人。”他认为只有出现了超人，人类才能免于退化、堕落。这个超人有极大的权力欲和统治欲，其言论就是法律，人民必须服从他。超人又是最残暴的， 他为实现权力意志可以不惜使用一切手段而不受任何良心责备。
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不但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思想材料和理论根据，而且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尼采哲学中的某些观点， 如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萨特就很欣赏尼采哲学。由于尼采主张对过去的一切统统推翻，打倒偶像，重新评价，所以，我国“五四”时期，一些反对旧传统，主张打倒孔家店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鲁迅、郭沫若等都曾评价和利用过尼采哲学。欧洲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利用尼采的思想，反对权威，反对传统。因此，尼采哲学的影响，又是很复杂的。随着德国法西斯的覆灭，尼采哲学也被人们厌恶地丢弃了。但本世纪 60 年代以后，尼采的著作在西方重又走俏，他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又被重新提及，一些西方学者惊呼：“尼采复活了！”
中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
《大同书》
康有为是维新变法时代的巨人，是 19 世纪后期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大同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
《礼记·礼运》篇中，有一“大同”章，那是处在乱世的儒家，依托孔子把传闻中原始公社的图景加以描绘和美化而成的。历代具有改革理想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常常依托“大同”为蓝本来描绘其理想社会的图案。康有为便把《礼运》的“大同”与西方的进化论、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博爱思想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他的空想“大同”学说。
《大同书》中的基本观点，康有为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就产生了。1884 年， 康有为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 年“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 并在广州、桂林讲学时，口授给亲信弟子。梁启超、陈千秋等人听到后，欣喜欲狂，都想广为宣传，但是康有为的原稿始终“秘不示人”，不肯拿出来。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周游世界，有机会亲眼目睹西方社会的危机，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的种种思想与学说，他对这部著作进行了修改补充，1901 年在印度化了 2 年时间完成了 20 万字的《大同》书。其中的甲、乙两部分于 1913
发表在杂志上，全书在他死后 8 年才由弟子出版。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提出了“三世说”的进化历史观。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处在封建的“据乱世”，应当加以改革，进到欧美资本主义的“升平世”，最后进入天下大同的“太平世”。那么，康有为的“大同社会”， 又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
财产公有，“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土地公有，“人无得私有”。百工之业，皆归公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无阶级、无压迫，“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弟，人皆平等”。工人地位最高，“工最贵，人之为工者亦最多”，既是工人，又是“学人”。生产力高度发展，一切生产劳
动，全采用机器，“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劳”，因此人们的劳动时间将大大缩短，日为“仅三四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康有为甚至把“大同”世界里的衣食住行以至器用、家具、沐浴等等的细微末节都作了详细的描绘。
那么如何到达这理想的“大同”境界呢？康有为认为只要破除“九界”， 就能解除人类苦难，进入大同世界。所谓去九界就是去国界、去级界、去种界、去形界、去家界、去产界、去私界、去类界和去苦界。他甚至根据科技日益发达，“飞船日出，国界日破”的趋势，预言“大同之运，不过百年”！
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是一种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不过，在中国思想史上，像这样详尽地设想未来幸福的大同世界情景的著作，《大同书》可说是唯一的一部。《大同书》以天赋人权论为武器直接对封建主义展开了系统的全面的批判。康有为以卓越的政治眼光猜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超势是进入没有私产、没有国家的高级社会。
《大同书》中的历史进化论否定和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和历史倒退论，打破了 2000 多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教条，激发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康有为的大同学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当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地缘政治学的奠基石——
《历史的地理基础》
在历史上曾名噪一时的“大陆心脏说”，是麦金德首倡的“中亚是亚欧大陆的心脏。谁统治东欧，谁就能控制亚欧大陆心脏；谁统治亚欧大陆心脏， 谁就能控制边缘地区，从而便能主宰整个世界。”
麦金德是英国地理学家，历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国会议员、枢密顾问官、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等职。1904 年，他在《历史的地理基础》中，提出了著名的“大陆心脏说”。
麦金德认为，在过去的 400 年里，以大陆为基地的国家和海洋国家之间的争斗连绵不断，结果导致一系列的大小战争，直到最近，海洋国家由于拥有致命的封锁和禁运手段，始终占据有利地位，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武器的更新，大陆国家正在逐步冲破海洋国家的封锁，打破海权的垄断格局。他宣称海权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陆权时代已经来临。
在麦金德看来，伏尔加河流域以东，贝加尔湖以西，北冰洋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这一资源丰富的中亚平原，是远离海权控制的铜墙铁壁区域，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地带，在世界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不管哪个国家， 谁控制了中亚这块核心地带，谁就将控制世界政治。因此，麦金德又将核心地带称为“心脏地区”，他认为统治“心脏地区”是国家能够对周围广大的“边缘地带”的国家施加威慑力量，而且由于前者占据着中心位置，凭借这一地理优势，便会始终稳操胜券。
麦金德进而指出，当时的东欧正好处于通向这个心脏地区的门户的位置，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任何能够征服这一门户（东欧）的西方列强，最终将有可能征服全世界。他的全球战略是如此推进的：东欧→中亚（心脏地区）→边缘地带→整个世界。麦金德的结论是，一部欧洲历史就是不同国家企图攫取“心脏地区”，而其它国家努力抑制这一攫取的反复斗争的历史。麦金德在以后的著作《民主理想与现实》中，又对“大陆心脏说”作了
进一步的发挥，两书一起构成了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奠基石。当时，流行于西
方的是美国马汉的海权论——制海权是战争胜利之本的理论，麦金德的陆权论，标新立异，将地理学与政治学结合在一起探讨，立即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注意。英国的反应是加强对中东、远东这一核心地带的控制，从而抬高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德国的卡尔·豪斯贺费尔则主编了《地缘政治杂志》， 将麦金德的学说发展为纳粹侵略理论，并于 1924 年出版《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以地缘政治理论重新解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原因，希特勒对此十分赏识，任命他为慕尼黑大学地缘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美国的斯派克曼在麦金德地缘政治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边缘理论”，认为对一国来说重要的是要拥有对自己有利的宽阔的边缘地带。在西方，麦金德的理论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被推崇为“地缘政治学之父”。
开创科学管理的历史篇章——
《科学管理原理》
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曾回忆说：本世纪初，他在美国一所工学院读博士学位时，选读过一门“科学管理”学科，所用的教科书，是泰勒著的《科学管理原理》，读后大有启发。当时很多学校陆续添设了这门课程。“各种工业都来采用，自不必说，其中‘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线’、‘自动线’ 最为成功。可以说。在 20 世纪初期，美国工业的突飞猛进，泰勒原理是一重要的促进力量。”
这位泰勒 1856 年出生于美国费城，当过徒工、技工、工长、总技师和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他是当时盛行的科学管理运动的创始人，被公认为“科学管理之父”。他创立的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就是通常所称的泰勒制和泰勒原理。其主要著作有《计件工资制》、《车间管理》，以及这本出版于 1911 年的影响最大的《科学管理原理》。
当时美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着效率低，浪费大，管理落后，潜力得不到发挥等弊端，《科学管理原理》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而写的。泰勒在书中说，他要通过一系列简单阐述，指出整个国家在几乎所有的日常活动中，因效率低下所造成的损失远比物质财富浪费所造成的损失大得多，而解决效率低下的补救方法与其说在于寻求一些奇才和超人，倒不如说在有系统的管理。泰勒认为，最好的管理以明确的规律、法则和原则为基础，是一门真正的科学， 这种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适用于人类的一切活动——从最简单的个人运动到最繁复合作的巨型企业的工作。泰勒自信地宣称：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正确应用这些原理，都会产生十分惊人的效果。
泰勒在阐述他的管理原理时，引用了著名的砌砖法作为例子。砌砖工作是一种最古老的行业，砌砖方法多少代以来都没有重大变化，科学管理原理是如何应用在砌砖技术上的呢？首先是对砌砖工人的每个动作进行分析研究，对于可能影响到砌砖工速度和疲劳的每个细节动作都作了试验，然后接二连三地淘汰所有不必要的动作并用快动作取代慢动作。这样，每砌一块砖的动作就由原来的 18 个减少到 5 个。而砌砖的速度则由过去每人每小时砌
120 块砖，提高到每小时 350 块，快了几乎 2 倍。泰勒的结论是，管理人员应该发展砌砖科学，给每个工人每个动作制订严格的规则，并使所有的工具和工作条件实现标准化和完美化。
《科学管理原理》问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是美国管理人员必读的入门书籍。泰勒制的广泛运用，一方面遭到了许多工人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又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进了美国工业的飞速发展。这本书在管理学
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当然，随着计算机管理的兴趣，泰勒制也日益显示出种种局限性，但是据美国 1971 年出版的《工业工程手册》介绍，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有 83％的美国公司和工厂应用泰勒所开创的某些科学管理基本方法。不仅如此，泰勒原理还引起了世界各国企业界的重视，例如前苏联、日本等国，就曾开展过泰勒原理的研究，并在工业部门推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79 年，日本又再次重版了泰勒的这部经典著作《科学管理原理》。我国科学家茅以升在 80 年代初推荐《科学管理原理》时说，他在建造钱塘江大桥时，造桥墩与装配钢梁同时进行，一气呵成，把浪费的空间与时间，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就是脱胎于泰勒的砌砖法的。他还预言：“今天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必能顺应潮流，得到新的应用和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髓——
《国家与革命》
一些伟大的著作，尤其是政治性的著作，常常是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应运而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连绵不断的帝国主义所造成的空前惨剧和灾难， 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日趋高涨。这时，国家问题， 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却极力歪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鼓吹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在大战中公开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帮助资产阶级政府进行非正义的掠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 为了革命的需要，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经验，在十月革命前夕的 1917 年 8、9 月间撰写了《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
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
列宁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说：“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号召：“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会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为了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的精辟论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它的伟大意义和巨大作用在于，不仅回答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革命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粉碎了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进攻，而且直接引导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无产阶级顺利地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推动和指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的蓬勃发展。
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
《三民主义》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卓越先驱孙中山先生，在总结其革命学说时：“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
——这就是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三民主义”，它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基础和核心。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别。在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它是孙中山针对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革三大历史任务而提出的革命纲邻。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推翻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实行政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的共和政体；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与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生活改善的愿望是基本相符的，它作为当时革命党人的战斗口号以及团结反清力量的鲜明旗帜，对于推进旧民主革命起了积极作用。然而旧三民主义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表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孙中山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坚持革命进化论的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进步。俄国十月革命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对孙中山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感到以前讲的三民主义，不够明确，也不够彻底，因此，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根据“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主张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是少数人所能私有人”；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后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是一个质的飞跃。尽管新三民主义并没有逾越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 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
孙中山为了使国民党的积极分子普遍明了他的革命理论，从而向全国人民进行宣传，于 1924 年 1 月 27 日起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始系统地讲述新三民主义。参加听讲的有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和广州各学校教职员、学生，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廷等。每周演讲一次，一共讲了 16 次。其中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各六讲，民生主义四讲。这些演讲记录，整理成《三民主义》一书，由孙中山亲自校订，于同年出版发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如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亚洲一些从事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国家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就这样说过：“在青年时代，我阅读过《三民主义》⋯⋯我受到孙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鼓舞。”
体现“美国精神”的哲学书——
《经验与自然》
实用主义是美国的特产，曾被人们称为美国的官方哲学。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博士说过，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心就是实用主义培养起来的。它产生于 19 世纪下半叶的美国，20 世纪广泛流行于西方世界，成为现代西方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哲学流派之一。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是皮尔士，体系化者是詹姆士，而集其大成、并“发扬光大”则是杜威。
杜威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学家。在詹姆士死后的 40 多年时间里，他一直充当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领袖，被称为实用主义家族的家长。他一生写过 30 多本著作，近千篇论文，其中最能体现他的哲学思想观点的有《哲学的改造》、《经验与自然》等著作。
《经验与自然》出版于 1925 年，共 10 章，几乎涉猎了哲学领域里的各个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范畴，其中对于杜威哲学之基础和核心的经验自然主义，论述尤为详细。
杜威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割裂了心和物、意识和对象的关系， 把心和物、意识和对象变成了两种互相对立的东西。结果，人们无法谈论认识问题，从而导致了不可知论。因此，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称作为片面的二元论。在杜威看来，只有把主体和客体、经验与自然看作一个连续性的“统一整体”，才能克服二元论的错误——这就是杜威全部哲学的出发点。
那么杜威的“经验”是什么呢？书中说：“经验指开垦过的土地、种下的种籽、收获的成果以及日夜、春秋、干湿、冷热等等变化，这些为人们所观察、畏惧、渴望的东西；它也指这个种植和收割、工作和欣快、希望、畏惧、计划、求助于魔术或化学、垂头丧气或欢欣鼓舞的人”，也就是说，杜威把客观世界、物质、人和人的思想都看成“经验”，并用“经验”来消除物质和意识的区别，消除“事物”和“思想”的区别。在他看来，这样就可以克服“二元论”的“错误”了。然而，他既然认为自然只能在主观经验之内，没有独立于主观经验而存在的自然，那么主观经验就完全成为第一性的东西了，因此，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的实质，仍然是主观唯心论。
由于杜威的哲学似乎超然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上，具有浓厚的“经验”、“科学”的色彩，由于它比其它西方哲学流派更突出地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体现了他们讲究实际功效的特性，所以很快就成为美国最时髦的哲学。同时，杜威与一般的书斋哲学家不同，他并不局限于专谈哲学概念。而是竭力把他的哲学理论推广、运用于政治、教育、宗教、道德以及现实生活的许多领域，从而大大地扩大了实用主义的影响， 使得实用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为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杜威作为“美国精神”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对美国社会思想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 直到现在，杜威仍被美国学术界称作 20 世纪美国头号哲学家。
20 世纪灭绝人性的罪行录——
《我的奋斗》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厚达 728 页，臃肿冗长，枯燥乏味。它之所以仍被人们认为是“20 世纪的一本极其重要的书”，乃是因为“它从 1933 年至二次大战结束一直主宰着纳粹第三帝国的政治⋯⋯《我的奋牛》里，每一个字，使 125 个人丧失了生命；每一页，使 4700 人丧失了生命；每一章，平
均使 120 万人丧失了生命。”
1923 年 11 月，啤酒馆政变失败以后，希特勒被捕判刑。在监狱中，享受贵宾待遇，独处一室的希特勒“决心著书两卷以阐明纳粹运动，描绘出运
动发展的远景。”第一卷于 1925 年 7 月出版，以自传为主，计有“我的家庭”、
“在维也纳学艺的艰苦岁月”、“我的政治生涯的开始”等 12 章。第二卷于
1926 年 12 月出版，计有“世界观和政党”、“同赤色阵线的斗争”、“唯
有强者是最有权力者”、“东方方针和东方政策”等 15 章。
希特勒认为：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这一大自然的铁律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雅利安人是最优等的“神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成果几乎完全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而犹太人则是“寄生物”、“不具备任何构成文化的力量”，是万恶之源，是德国外部的敌人。
希特勒在书中大肆渲染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并认为纳粹党必须开发“一场争取德意志民族灵魂的斗争”，“肃清马克思主义”。他公开扬言， “只有用武力的形式把争取独立的理想付诸战斗行动之时，民族的迫切愿望才能圆满地实现”。德国要“重新崛起”，就必须对内消灭马克思主义，对外进行一场新的侵略战争。为此，必须建立军事独裁，在这个国家确立元首
——希特勒本人——的绝对独裁权力。同时，要把整个国家变为战争机器， 把整个民族变为军队，就像以“血统和土地”为纽带的古日耳曼部落那样， 全书充满着浓烈的血腥味和火药味。
总之，这本《我的奋斗》，自传的成分并不多，主要内容是纳粹党的反共政纲和极端种族主义的谬论，以及用武力征服世界、奴役各族的叫嚣，它是法西斯德国反动统治和疯狂的侵略、战争政策的思想基础。假如说这本书也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在谈到侵略野心，消灭犹太人等时，用其语的露骨率直，令人毛骨悚然。
《我的奋斗》初版时，售出不足 1 万册。当纳粹党一跃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后，销路逐年增加。1933 年，即希特勒任总理的头一年，《我的奋斗》售出 100 万册。1940 年，此书在德国共售出 600 万册。在纳粹政权下，当时家家户户都有这本书，连青年男女结婚时，双方父母出于“义务”，也都要向新郎新娘赠送一本《我的奋斗》。不过真正从头到尾啃完这本书的人并不很多，书中的观点主要是靠纳粹党庞大的宣传机器灌输到群众中去的。在该书思想的影响下，德国走上了屠杀无辜（尤其是犹太人）、穷兵黩武的道路。希特勒的“奋斗”，给人类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这本每个字都沾满了无数生灵鲜血的书，也就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凯恩斯主义的标志——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这部著作的发表，产生过异乎寻常的轰动效应：半个世纪前，曾在西方引起一场“经济学的革命”，俗称凯恩斯革命。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甚至将它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一起奉为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巨大深刻影响的三部经济学经典著作。凯恩斯在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一整套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后人称之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是现代最有影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长期在剑桥大学任
教和主编《经济学杂志》，兼任英国财政部顾问和英格兰银行理事等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 1936 年，该书的直接历史背景是 1929—1933 年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大危机。西方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反危机”中纷纷加紧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凯恩斯《通论》中的经济理论，恰恰迎合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迅速地被欧美各国接受为“官方经济学”。
这部《通论》共分六篇，第一、第二篇概述就业理论的基本内容和解释若干概念；第三、第四篇进一步发挥就业理论，是全书的重点。第五篇谈工资理论，第六篇是危机理论。
《通论》的出发点是解决失业问题，从而达到并保证充分就业。而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核心则是“有效需求原理”。这一原则被看作是凯恩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凯恩斯认为社会的就业水平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水平；存在失业或者说难于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亦即国民收入不能全部转变为有效需求的原因则在于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的影响。他认为要使有效需求达到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水平，就必须大力刺激消费和投资，尤其是要创造良好的投资气氛和环境。为此，就必须扩大政府的机能，对经济实施干预。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克服经济危机，政府在财政金融方面尽可大胆采取行动，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也不应该过多忧虑。
《通论》出版之后，很快风靡西方各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第一部系统地运用总量分析方法来研究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学著作，在宏观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将凯恩斯主义视作“国策”，长期奉行。他们根据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以保持充分就业作为施政目标之一，扩大公共事业开支，扩大就业，提供救济，这一切都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因此， 凯恩斯主义的一些信徒，把战后的这一段时间称为“凯恩斯时代”，把凯恩斯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救星”和“战后繁荣之父”。其实，凯恩斯主义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经济学体系，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过，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总量分析法，以及政府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法的设计等， 的确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洛夫教育思想代表作——
《教育学》
凯洛夫是 30 年代至 60 年代苏联教育界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教育学》一书中。
20 年代的苏联教育界曾出现过一些错误倾向，例如提出“打倒教科书”、“把教科书从学校清除出去”的口号，全盘否定班级授课制，片面强调生产劳动等等，结果导致学校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凯洛夫系统地总结了二三十年代教育领域中的正反经验教育，批判地吸收了外国进步的教育思想，于 1939 年出版了由他主编的《教育学》。
全书包括总论、教学论、德育论和学校管理四个方面。凯洛夫十分重视智育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授予学生以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深刻而确实的普通知识”，形成学生的技能技巧，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凯洛夫认为“教学内容具体体现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 并对三者的性质、要求、作用等分别进行了论述。
书中明确指出，教学过程“一方面包括教师的活动（教），同时也包括学生的活动（学），教和学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
着。”
凯洛夫认为“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活动”，应按“感知—
—理解——巩固——应用”的程序进行，并提出了自觉与积极性、直观性、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个别指导等一系列教学基本原则。
在教学方法上，凯洛夫特别强调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双基教学”。在教学组织形式方面，凯洛夫肯定了班级上课制是教学的基本形式，强调了教师在教育和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凯洛夫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以马列主义观点为指导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教育家，他的这本《教育学》对社会主义教育学说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对当时的苏联，而且对解放初期的中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普通教育都产生了极大影响。1948 年版的《教育学》在我国先后印刷 18 次，发行上百万册，成为我国许多师范院校的教科书和重要参考书。
在凯洛夫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当时苏联各级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系统科技文化知识及基本技能的人才，直接促进了经济与科技的发展。1957 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美国一些学者和政界人士不得不承认苏联学校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是卫星之所以能上天的重要基础。当然，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凯洛夫教育理论中的一些形而上学倾向和片面性、绝对性观点，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对学校教育的需要了，但是他所揭示的一些教学规律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