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击者及其他——人间三相闪击者

同事中很多人都很注意她，说她美丽；但是我却看不出她到底美丽在什么地方。

她自己说，她嗜好文学，会唱歌曲，还演过话剧。

她还年青，很多人也都夸赞她年青。

有一天，几个人在一道谈天，谈着谈着便谈到婚姻问题上去，说谁已订婚，谁将订婚，谁准备结婚，谁结了婚便要立刻离开这里……有一个人故意想揶揄她说：

“听说你也快要订婚了？可不要瞒人呀！”

“嘁！谁说的？我从来还不曾想到过这件事！结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辩驳着，脸都气红了。

每天，她平均可以收到两三封信，挂号的，快递的，或是航空的，从远地或近处寄来。每晚，她就分别的回答他们；给他们一点点轻微的希望，一点点不太甜的安慰，一点点不会过分的鼓励，或是一些些佻皮的谴责，一些些没有深意的戏谑。于是，她完成了她一天之内的主要的工作，同时又很坦白地把来函和去信都对着她的一个知己的友人去作一番介绍，甚至于要求着给她一个批判，一个比较，或是一个选择。

“说真话，我不会和他们之中任何的一个人订婚的！”她有时候真会说出了这样披肝沥胆的实话，表明她所往来的友人也只是友人，不会再超越友谊范围以外了。

但不知道在她眼前的这位知已友人心里，感觉着安慰还是失望。

住在乡间久了的人，不免感到生活的过于平静和单调；所以凡是有人从城里回来，她必定很羡慕着他或她，常常自言自语地说：

“城里多好玩呀！可以看电影。”

她所羡慕着的都市的文明，仿佛只有有电影可以看这点便包括尽致了。

有一天上午，她忽然悄悄地走了，听说在她走的以前，曾经接到过一个长途电话。但是谁也不晓得她究竟为了什么事情，有什么目的而走；就连她那位知己友人，也瞠目结舌，难于回答旁人的这样询问，说真的，他这一次确实不曾作到她的真正的“知己”这一步程度。

“说不定她进城看电影去了。”有人推测着。

“说不定她进城烫头发去了。她平时不提这个，其实她顶羡慕的就是这个。”有的人又如此揣测着。

“决不会的！”她的知己的友人这次忍不住地替她辩护起来了，“我敢赌我的脑袋！她果真烫了头回来，看她还怎样见人！”他坚决地下着这样的判语，脸都说得通红的了。

过了四五天之后，她回来了。

许多许多人堵塞着她的寝室的门口，络绎而来的人才到门边便说：

“让我也来看看×小姐的头发烫得怎么样。”

只见她一个人坐在床边，她的头上好像起了一堆乌云，一团黑烟。她的身上也换了一件新大衣，脚上还穿了一双新胶底鞋，这是最时髦的，机器做的，由航空运来的所谓香港纹皮鞋。我们乍看到她这一副新的打扮，几乎都不敢“认”她了。可是，在这时候谁也没有留心到那位和我们赌脑袋的同志在什么地方去了。

四五天之后，在报上发现了她和人订婚的广告。她说，这次的婚约，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之快。两个人完全不认识，就是那次的一个长途的电话邀了去，被一个热心的同学热心地撮合成功了。

又是一个星期之后，我们从报上找到她业于某月某日和某人结婚的一条启事，那时她已经离开这里搬进城内去了。

不久，在这里的那位知己友人接到她这样一封信：

“……我看他很好……这原来是一件正事，一个女人迟早总要结婚的；我现在安定了，我暂时不想出来工作了，请转达那些关心我的朋友们把我从过去中忘掉了罢。”

其实，我相信着大概不会有人把她完成这件“正事”当作一个笑话的；看她信中的口气，似乎多少有点辟谣的性质，倒未免弄得过于认真似的了。至于她的这位知己的友人，也并没有把他的脑袋输给谁，而对于她的这一番闪击也没有弄昏厥过去，虽属一种奇迹，但不能不称作一种不幸中的大幸了。

自然，我还这般想：一件新大衣，一双新胶底纹皮鞋，使一个女人完成了，并且很迅速的完成了她的“正事”，使她的一头三万六千根青丝都卷曲了都痉挛着不知所以起来，就不能不归功于那一位闪击者已经如期地完成了他的战略了。

陈嫂

据说她姓陈的时期并不长久，最近又改过姓；至于她以前姓什么，换过几个姓，她自己到底姓什么，就没有人提起过，似乎也没有人对此发生过追究的兴趣。

为人沉静，做事也颇勤快，抽暇还给主人家的小姐做活计。

“看新姑娘！”人家取笑着她带的那位小姑娘穿了一双红花布鞋。

“屁——”她扭着头，娇嗔着，以最简单的语气斥责着逗她的人。

陈嫂领着这个小姑娘，取一种不闻不问也不帮腔的态度走开了。

有几天不见了陈嫂，有人问起这个小姑娘来：

“陈嫂不帮你们家啦？”

“她呀？”小姑娘望望那个问话的人，接着说：“她睡在床上不好起来。人家说，一个月内不许她出门上别的人家去。”

“她为什么不回到她自己家里去呢？”

“她说她没有家，她的男人死了好两年了。”

这个小姑娘好像尽量保持着一种神秘的事情似的。可是问话人的心里早已有了数，他没有再对这个小姑娘解释什么了，这神秘性的事情其实已经被这个小女孩自己说明了，她并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她真的不全知道：男人死了好两年，怎么又会生出一个小孩呢？

过了两三个星期还不看见陈嫂的出现。

“陈嫂呢？她的娃娃呢？”

这个小姑娘的眼里闪出一道乌亮的光，好像很惊奇地要追究这个发问的人，“你怎么会知道了她有娃娃的呢？”她楞了一下，仿佛有点惋惜似的说：

“那个小娃娃才活了二十几天就死了。她说她不想帮我们了，她要当奶妈去，当奶妈一个月可以挣很多很多的钱。”

没到满月，陈嫂又带着主人家的小姑娘出现了。

她的模样并没有改，人还是那么沉静，身体也并不曾瘦下去一点。一个健康的，能劳作的女人，生个把孩子本是一件最普通的，家常便饭的事情吧？我想。

有一次，我拉过这个小姑娘悄悄地问：

“陈嫂到底还帮不帮你们家了？”

“你不要再叫她陈嫂了，她现在是刘嫂了。”

“刘嫂？”

“她星期天才和你们那个挑水的老刘结了婚。她以后姓刘了。”

这个小姑娘是异常的聪明伶俐，但是我确信她还不会了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意义。

等陈嫂再走过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她的脚上已经换了一双新的鞋子，红花布的面子，和那个小姑娘脚上所穿的一双完全是同样的料子。

——也不是全无准备了的。我想。同时我注意她，她的模样还是和寻常一样的沉静；无论从什么地方看，她并没有缺少了什么，也没有添多了什么。

一些人们，为什么要想得那么多，考虑得那么周全，而所作的所得到的又是那么稀少，那么空虚呢？

陈嫂，刘嫂也罢，还有许多许多这样的女人，她们在生活里从生活里所得的那种饱满的充沛的生活的意味，谁能说不是天赋的智慧与幸福呢？

幸福生活的门墙上，恐怕是用不着花卉的点缀的，仅只砖石，仅只泥土，才是发散着自然的芬芳的吧？

奎宁小姐

不少的教会学校造就出很多不喜欢嫁人的女人，一批一批的从学校毕业出来了，过了二十岁，过了三十岁，青春的一段岁月都过去了，她们都可以当得起“坚贞”这两个字。不过时光是不容情的，时光在她们的脸上刻上一道一道的纹路，受着人们的尊敬，不然便是被人揶揄地称呼着一声：老处女。

男人们毕竟是男人们，他们不懂得女人们究竟打算嫁什么样子的一种男人：同样的说，女人们毕竟是女人们，她们不了解男人们究竟准备娶什么样子的一种女人。

当今是这么一个世界，Cupid还不及财神菩萨那么被人惦慕着，自然也就没有人再相信什么“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莫错过前生注定良缘。”的空话了。

平心而论，女人爱男人仿佛是一种冒险的行径，男人爱女人也往往非有孤注一掷的勇气不可。于是，男人们不是避鬼狐而远之，便是什么也不敢惹，女人们不是爱上帝爱猫狗去，便是什么也无所寄托了。

可悲的是那些连上帝和鬼也不爱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生在世界上显然是一种多余，或是缺陷。

其实，据我所知道的，世界上并没有多余下一个男人，也没有缺少了一个女人。

今天我在报纸上看见一位小姐的婚约启事，我就证实了我的想法并没大错，而且禁不住欣喜着世上又添了一对配偶。

这位小姐我是知道的；至少我知道她是过一个上帝的女儿，她自己也常常介绍她是一个顶名贵的教会大学毕业生，她一直不结婚，除了宗教是她的信仰，灵学，神学，佛学是她的伴侣以外，她保持着她的坚贞；在她看来似乎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可嫁，不然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不把她当作一个老处女而被尊敬着。

她的一双眼睛，为了她在学校专攻数学的原故早已变成近视的了，但是她决不戴眼镜，她有时隐约地表示着，戴上眼镜，其作用只是显得年纪更为老大而已。

我也懂得一点外国人的习惯，表现着我的礼貌的地方，就是我决不在任何一个女人的面前谈到年龄的问题。这位小姐的年龄我自然也不能知道了。

她平时不大说话，说时必夹二三外国语。挺爱和人出谜语，不过她的谜语大多是从外国来的，而且全用着外国语讲出来，所以听的人不多，能猜中她的谜语的更少。

的确，她的谜很不容易猜。

现在，我想起了她，还如同我当时分着一部分的脑力去猜想她的谜似的。

以前，为什么总是看见她买了白布又买蓝布，买了许多许多衣料和布匹呢？

为什么已经是一个公司里的股东了，而还不是一个家庭的主妇呢？

为什么买了一大瓶奎宁丸，又买一大瓶奎宁丸，又买一大瓶奎宁丸，而她自己并没有终终年月发虐疾呢？

为什么她成天价用笔算，用算盘打，总也计不清她所要的数目字呢？

我终于不能了解她，或了解一位小姐，如同我不能了解物价的激增的指数一样。

看着上帝的慈悲，允许我祝福这位奎宁小姐罢！慈悲的上帝说过爱是没有罪的。爱罢！爱人，也爱她的奎宁。

（原载《现代文艺》6卷2期1942年11月25日）

序言

熊融张伟

国现代文坛上，三十年代前后，曾涌现了一批以很大精力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如：丰子恺、梁遇春、方令孺、吴伯箫、缪崇群、何其芳、李广田、陆蠡、丽尼等。他们在散文领域中，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还成为一代大家。虽然，由于生活道路和思想认识的局限，他们的作品还没有能够深刻而广阔地反映出尖锐复杂的社会现实，但是，他们以自己的笔，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反映、表现出那个动荡年代的风貌；在艺术上，他们的作品更有着各自鲜明的创作特色，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五四以来散文创作的业绩。这里论述的缪崇群，他的名字对于读者来说，颇有生疏之感；这是一个不该冷遇、然而几十年来一直遭到冷遇的作家。

一

缪崇群，笔名终一，江苏六合人。1907年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生坎坷，贫病交迫。1945年1月，正当风华盛茂之际，却溘然病逝于重庆北碚江苏医院，享年三十八岁。

缪崇群多才多艺，著作甚丰，在小说、散文、翻译等领域都有耕耘和收获，但倾其毕生心血的还是在散文创作方面。他开始发表作品于192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仅在散文方面，就奉献出：《唏露集》（1933年2月北平星云堂版）、《寄健康人》（1933年11月上海良友版）、《废墟集》（1939年9月上海文化生活社版）、《夏虫集》（1940年7月上海文化生活社版）、《石屏随笔》（1942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社版）和《眷眷草》（1942年8月上海文化生活社版）等六部集子；病逝以后，他的好友韩侍桁和巴金先后又替他编选了《唏露新收》（1946年2月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版）和《碑下随笔》（1948年11月上海文化生活社版）两部散文集。此外，还有不少作品没有收集，散见于当时的报刊上。缪崇群的这些散文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风貌，留下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烙印，显示了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独特风格及其发展轨迹。

根据缪崇群的生平和他的创作实际，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少年求学时期。缪崇群原籍江苏六合，但从小生长于北平。父亲是大学教员，母亲也有文化。然而父母的关系却不融洽，家中成员多有疾病，还在他求学期间，哥哥、母亲先后病逝。如此沉重、阴郁的生活环境，使他从小就养成多愁善感的性格。他曾说：“因为早熟一点的原故，不经意地便养成了一种易感的性格。每当人家喜欢的时刻，自己偏偏感到哀愁；每当人家热闹的时刻，自己却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见《守岁烛》）他善于观察、思索，而却拙于交际、应酬，这种沉默寡言的孤僻习性一直影响着他的一生。他在北平读完小学和初中，于1923年，十六岁时转入天津南开中学上高中。当时的同学有靳以、韩侍桁等，他们对他后来的生活和创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25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庆应大学文学系，1928年学成归国。三年的异国生活使他广泛地观赏了日本的山川风光，并且接触了日本的风俗民情，更体验了日本贵族官僚的骄横淫逸和劳动人民的纯朴友爱，这些都成为他后来从事散文创作的一个丰富的源泉。

第二阶段，创作前期。少年的家庭生活和十几年的求学生涯，给他的生活和思想烙上了深深的痕迹。他自己也产生着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因此，在他的前期作品中，这方面的惠材占着相当大的比重．1928年归国后，他便勘奋写作。他与鲁迅有过通信、投稿关系，在《北新》、《语丝》和{奔流易等刊物上发表过一系列的作品。1930年，他在南京参加了中国文艺社，并担任了大约半年的《文艺月刊》编辑。期间，由于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曾在《文艺月刊》上发表了两篇讽刺“普罗文学”的文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以后，由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以及在编辑方针上与王平陵等人产生分歧，便辞退了该刊的编辑工作。就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杨晦、巴金等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他于1933年先后出版了《瞬露集》和《寄健康人》，这两本是他前期创作的主要代表作；1939年出版的《废墟集》，所收大都是1937年以前所写的作品。在缪崇群的前期创作里，主要写自己的生活和发生在周围的凡人小事。如对亡母、情人的追怀之恋，对师长、同学的思念之情，对异邦社会的感慨描绘等等。他写来如叙家常，明白晓畅，而又时时处处散发着深沉真挚的感情。显示了他平实、精细的风格和善于抒情的特长。

第三阶段，创作后期。七·七芦沟桥事变，如一声巨雷，震撼了中华大地。兵戈相侵，国土沦亡。人民辗转沈寓的悲惨遭遇，创痛深切的感慨情怀，都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反映到抱有正义感作家的笔底下。因此，不少进步作家的作品，大都以抗战前后作为划分创作和思想转变的标志。缪崇群也走着这一条道路。抗战爆发后，他拖着虚弱的病体，流亡于湖北、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地，以教书为生，一度当过《宇宙风》的编辑，最后落脚在四川重庆。他于流亡途中，饱经风霜，世态百相，尽收眼底。随着生活的巨变，视野的开阔，他的散文风格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虽然平实、精细、真挚和亲切的基本格调末变，但是作品中原来比较狭小的天地逐渐变得开阔，纤细的感情逐渐变得坚实，爱憎更显分明，作品也更具时代性和战斗性。这些特点在他后期创作的《夏虫集》、《石屏随笔》和《眷眷草》等集内都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1942年，他规划了《人间百相》的宏大写作计划。他设想对人情世态作一番心灵的探索，也想给世间的魑魅魍魉描下丑恶的脸谱。但是，他只开了一个头，病体阻碍了他的工作。他困居在重庆北碚的最后两年中，写得很少。1945年1月15日凌晨，他因患肺病咳血、长期不治而悄然长逝。当时报上刊载噩耗的标题是：一代散文成绝响！犹如盖棺论定，使人惋惜不已。

二

在缪崇群的前期创作里，回忆少年生活的篇章，占着很大的比重，《唏露集》里几乎全是幽思的囱忆之作。这些篇章大都是写人的，尤以女性为多。他同情这些被人压迫、蹂躏的弱者，歌颂她们的善良、纯真和友爱，谴责主宰她们命运的强暴者们的骄横、野蛮和自私，这是这组作品的共同主题。然而，毋庸讳言，沉郁和伤感又是这组作品的共同基调，这和作者的生活和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缪崇群的个性是孤寂的，哥哥和母亲的相继早逝，在他心灵上添了几道创伤，父亲的拈花惹革导致了父子关系的疏远和隔膜。为此，他曾两度离开家庭，远走他乡，自谋生路，他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他在描绘阖家团聚的除夕夜晚时说：这个家“没有一点生气，也没有一点温情，只有像垂死般地宁静，冰雪般地寒冷。”（见《守岁烛》）在这般境况下，那充满温情柔绪的少年时光，堪称青梅竹马的昔日伙伴，是怎样地勾起他的退想和回忆！他一再在文章中吐露自己的心事：“回想，唯有回想了；也正如同纸上的画饼与梅子：充不了饥肠，也止不住口渴。”（《童年之友》，载1930年10月《文艺月刊》笫1卷第3期）“我除了凭吊那些黄金般的过往以外，哪里还有一点希望与期待呢？”（《守岁烛》）流逝了的少年岁月，往往为作家们所珍重和追忆，以至回味和寄托，从而用历史的折射来针砭黑暗和丑恶。而缪崇群的这组回忆文章，交错着对人生的探求和怅惘的忧愁，从而使我们感觉到，它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黑暗、腐败现状的极端不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作者与当时许许多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为残酷的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看不到光明的前途，只能从回忆中寻找精神的寄托。恰如杨晦在《〈唏露集>序》中所说：“他于寂寞中领略一点人生的真味，于凄苦中认识一下自己的面目。”

缪崇群的这组回忆文章，感动人们的无疑是他的真诚，是他在追忆中寄寓着的情丝和爱憎。在《守岁烛》中，他写道：除夕的夜晚，母亲塞给他一包用红纸包着的压岁钱，他觉得自己长大了，知道母亲终年辛苦节俭，省下一点钱不容易，因此不愿接受。母亲却说：“唉，孩子，在父母面前，八十岁也算不上大的。”夜深了，他和母亲按照传统习俗，相对坐在烛前守岁。烛光下，香烟里，低声听着母亲的絮语，他感到自己愉快地融化在母爱之中。“佛前的香气，蕴满了全室，烛光是煌煌的。那慈祥，和平、闲静的烟纹，在黄金色的光幅中缭绕着，起伏着，仿佛要把人催得微醉了。”多么深情的描绘，多么亲切的回忆，母亲慈祥的身影，跃然纸上。

缪崇群从第二个散文集《寄健康人》开始，描写的题材渐趋宽阔，视野投向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旅途随笔》、《南行杂记》和《凤于进城》、《北南西东》等篇就是这个转变期中留下的珍贵记录。这些作品记叙的大都是旅行途中的日常见闻，从细微、平实的生活琐事中，暴露出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在朴素婉曲的叙述中，夹以精辟的独特的议论，抒发了作者心头的积愤和对社会世态的感叹，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优秀之作。这说明，一个作家只要真正地面向生活、面向社会，就可以改变或突破自己思想和认识上的局限。

在缪崇群的前期创作中，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没有雪——1933年北国风景线》，虽然没有被收入任何集子，但是篇值得引起充分注意的重要作品。这篇文章于1934年3月连载七天，长达七千余宇，这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是少见的。文章的副题是：“1933年北国风景线”，作品摄取了当时北京城的战时画面：有趾高气扬地飘浮在“西交民巷”上空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旗，有在我国国土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的日本军队，有在战争爆发时忙于搬运家私、乘飞机逃命的国民党将领，有被强征来的平民和骆驼组成开往前线送命的运输队，有在与前线失去联络给养、变成惊弓之鸟的几十万国民党官兵……作者从白描中央着讽刺，含蓄里蕴藏着愤慨，从容写来，动人心肺。

在《没有雪》一文中，作者既愤怒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也沉痛地鞭挞了置广大民众和士兵于脑外，而只顾搜敛钱财，仓皇出逃的国民党将军。宇里行间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和正义的呼声，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较高的成就，堪称一篇难得的佳作。从这些优秀作品中，可以看到缪崇群的创作风格有着可喜的转变和发展。

三

从“九·一八”起，缪崇群目睹了国土的沦亡，自己也遭受了妻死家破的祸灾，这对他寂寞的心灵起着莫大的撞击；“七·七事变”以后，他东转西徙，日夜奔波，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界开阔了，作品的题材也拓宽了。他在1938年5月写给巴金的信中说：“战争会使民族觉醒，我以为，作为民族革命的战争除了使民族醒觉以外，而且会更速更近的得到战果：一个新世界，人类里面居大多数的被压迫的人们，每个人获取了他的新生。”（见《碑下随笔·短简（二）》）确实，缪崇群在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是获得了“新生”。他已从个人狭窄的小圈子里挣脱出来，开始更多的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奋笔疾书。在流亡途中，他虽孑身独处，潜心写作，但是他的心与国家命运是相通的。日寇侵略的铁蹄践踏着神圣的国土，人民在苦难饥饿中的呻吟哀号，统治者却无动于衷，照常花天酒地，腐败无能，……一切的一切，使他忧心忡忡。他生性寂寞，不善交际，绝少朋友，惟一能表达自己的忧思、排遣内心的积郁，就是不停地写作。他抗战以后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夏虫集》，收录的大都是于1939年间的作品。作者在这本集子里，以莫大的义愤，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倾吐了长期郁积在内心的愤懑，体现了人民对神圣抗战的信念和意志，这恰是《夏虫集》中最为突出的主题。我们翻开目录，仅仅从《血印》、《天样的仇恨》等标题上，就不难谛听到那废墟中多少含泪的呼喊和带血的控诉。

可贵的是，缪崇群并没有沉浸于悲愤之中，作品更多的是洋溢着昂奋的激情和必胜的信念。在《苦行》中，作者先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从前在一个热带地方，有一个土人高举着手，等待鸟雀在他的手掌上搭巢结窠，别人嘲笑他是傻子，他却屹然不动，以苦行的精神来忍受无数的困难和折磨，鸟巢到底在土人的手掌上搭成了。作者赞叹道：“我陡然悟觉了苦行的道理，它好像一道闪光，照明了我在生命途中的一个指向。”接着，宣言似的说：“我在高举着我的手，柴枝般的手，只是为了一种招示：记住我们的敌人！认清我们的敌人！反抗他们！战胜他们！我的手永不放下！真理一定会在上面搭起了一个巢窠来！”凛然的正气，必胜的信念，至今读来仍感人肺腑。

与上述作品不同的，是总题为“夏虫之什”的咏物小品。篇幅短小，文笔精细，虽然缺少昂奋的激情，但含蓄蕴藉，委婉有致，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这组短文共十一篇，除第一、二篇外，每篇咏一种夏虫。它以象征的手法，曲折地抒发了作者积极进取的志向和愿望。由于作者采用拟人化的寓言手法，文外的涵义尤为丰富。如咏《蝇》篇说：“趋炎走势，视膻臭若家常便饭的本领，我们人类在它们之前将有愧色。……但无论如何，他总算是一员红人，炎炎时代中的一位时者，留芳乎哉！遗臭乎哉！”三言两语，下笔如神。这确实是在写苍蝇，但用来比拟那些卖身求荣的汉奸，又何尝不恰如其分呢！请看《臭虫》篇，他写道：臭虫有一个别名，叫“南京虫”。十几年前，当他在日本留学时，一天房东太太指着这种令人生厌的小虫，带着滑稽相地问他这叫什么虫时，顿时使他感到侮辱，一种强烈的民族尊严使他机智地回答道：“那小东西么？东京虫哩。”在记述了这桩十多年前的琐事后，作者还巧妙地加以发挥，说，“像这样侵略不厌，吃人不够的小敌人，我敢断定他们的发祥地绝不是属于我们的国土之上的。”作者的意图和感情流露得相当明晰而又强烈，读来使人肺腑洞开，拍案叫快。

《夏虫之什》每篇多则四五百字，少则仅二百余字。这样短小的篇幅，不但涵义深刻，文字也很精美。作者歌颂萤火虫说：“会飞的，会流的星子，夏夜里常常无言地为我画下灵感的符号。”作者还藉咏蝎抒发思念乡情：“什么时候回到我那个北方的家里，在夏夜，摇着葵扇，呷一两口灌在小壶里的冰镇酸梅汤，听听棚壁上偶尔响起了的司拉司拉的声音……也是一件颇使我心旷神怡的事哩。”从这些抒情文字中流露出作者的真挚情思，为读者所赏析和共鸣，这正是缪崇群散文之所以感人的秘密。

在这组咏物小品中，缪崇群自如地把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感受融化到所描述的客体景物中，并且用色彩鲜明的形象表现出来，想象丰富、寓意深刻，既具有浪漫主义的风格，又保持特有的哲理思考，从而给人一种情调隽永，韵味悠然的艺术享受。

四

读缪崇群的散文，犹似欣赏一幅幅绚丽多彩、纯朴自然的风俗民情画，引人入胜，发人深省。这一特点，在1942年出版的《石屏随笔》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抗战爆发以后，缪崇群一直辗转流徙，到处为生。1939年9月，他来到山清水秀的云南石屏。也许是时局稍稍安定了些，也许是石屏的景色吸引了他。这次，他在石屏住了较长的时期，并且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教书之余，他很有兴趣地观察人生和世态，也迷恋着独有的山光水色和风土人情，写下不少日常生活的速写和边陲风光的素描，用平实、亲切的文字，抒发种种感受和见闻。

在这些随笔中，作者用一支神奇的笔，引导读者走进一个山清水秀的美丽境界；又仿佛进入一个熙熙攘攘的热闹区域：清澈的《珠泉》，涌流出一片爱的深情；繁华热闹的《街子》，宛如一幅生动的民俗画；应接不暇的《做客》，描画出旧风俗的虚伪本质……无限风光，汇聚于三五镜头，人间百相，凸现在笔底纸间。在这些作品中，写的虽属凡人小事，乡情风俗，表现的视角似乎较窄。其实，细吟之下，作品在题材选择，感情抒发乃至哲理探求等方面，都是广阔而深邃的。因为，作者在对世态人情、风俗习尚进行描绘的同时，始终洋溢着时代的气息和关注着人民的意愿。在《牛场》中，作者由衷地表示要像牛一样“做我的祖国的奴隶”；在《鹦鹉》中，作者借喻鹦鹉，赞美了虽陷囹圄，仍不忘追求自由的顽强精神。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我们不难从这些文字中窥见作者的一腔爱国热情。

缪崇群有一个“窄中求深”的写作本领，即在琐碎细微中悟出深意，照出光芒。在《风物·石匠》篇里，他通过石匠刻碑凿石的铿锵之声，寻求一种人生的哲理：有的人刻了石碑，死后却偏被人们所遗忘。那末，人们“应该怎样才能留下一种比刻石还要长久而不磨灭的工作”呢？这一设问，就揭示了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来，岂不发人深思吗？!

可以说，在《石屏随笔》里，作者通过充满生活气息的生动描绘，使作品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它的基调是明朗的、健康的，激励着战时大后方人民的斗志和信念。

缪崇群随着对生活感受的逐步深化，渐渐地不满足于那些摹山水、写风景、抒性灵、发哲理的纯粹属于内涵性质的小品文字了。他试图探索人生，把视线移向社会上的芸芸众生，这便是“人间百相”的产生。关于这组短文，曾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但谁也没有真正评介过它的具体内容，这可能是没有看到原作之故吧！巴金在《碑下随笔》的《后记》中说：“可惜病妨害了他的工作，他似乎只写出了‘百相’中的几相，大概就是收在这集子里的‘更生’、‘流民’几篇吧。”这个猜测有误，缪崇群确实写出了“人间百相”中的几相，却非《碑下随笔》中的《更生》、《流民》诸篇。他计划中的百篇人物素描实际上只完成七篇，发表在1942年福建永安出版的《现代文艺》上，总题目是《人间百相——自有其人列传》。分别题为《将军》、《厅长》、《邹教授》和《诗人》（载该刊第5卷第5期，1942年8月出版），以及《闪击者》、《陈嫂》和《奎宁小姐》（载该刊第6卷第2期，1942年11月出版）。至于这组人物素描的写作意图，他在《前记》里写道：“莫泊桑从前学习写作的时候，他的恩师福楼贝尔告诉他：‘试写出一百个不同的人物看看。’我没有这样高名的先生指教，也不敢比拟莫泊桑氏的才学于万一，只有一副傻心肠，和一双拙笨的手，抱着‘人尽可师’的态度，随时随地记下每一个我曾遇见的，我所认识的人——他们就随时随地生活在我的周围，我也生活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每一个人的相貌、心眼、形态……等，未必不可以作为每一页人生课程中的最忠实的反映与最真实的示范罢？”（载该刊第5卷第5期，1942年8月出版）显然，作者是把它当作反映社会、认识社会的镜子来写的。无疑，缪崇群借此品评各色人等，探讨人生的哲理，并力图揭示社会的真实面貌和人类的复杂灵魂。

散文写人与小说不尽相同，它不要求具有完整的艺术形象，也不一定要通过完整的情节来刻画。缪崇群所擅长的是通过典型细节的提炼和重要特征的刻划来描写人物的性格。《厅长》中，他以简练的笔墨塑造了一个官僚的形象。这个厅长长着一幅长长的脸，就像装着公文的公函。他一训人，脸就更长了。而他偏好训人，每个星期必训人一番，下属们躲避敌机的轰炸，被他狠狠地骂为“零乱散漫”；而自己却抢先把公馆疏散到城外的风景区，还安排吸足了汽油的小汽车停候在他的办公室外面，以便随时逃命。作者接着讽刺道：厅长长长的面相像：“硬生生地装了一封套的官样的文章。”一个色厉内荏和“官贵民贱”的官僚典型，就如此生动地凸现眼前！

缪崇群发愿创作“人间百相”这么宏大的以写人物为主的作品。这对丰富散文的创作手法，提高散文的表现能力，明显地具有积极意义。当然，写好这样的人物素描，对作家的生活根底和艺术功力也是一种考验。从缪崇群完成了的七篇作品看，写了将军、官僚、教授、诗人、教会学生乃至小公务员、帮佣等，可谓三教九流，丰富多彩；就人物性格说，范围广，层次多，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这些特点，给作者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同时也增加了艺术把握上的困难。缪崇群采取的是庄谐自如、平易散淡的手法，并且以“神聊”式的第一人称来行文，娓娓道来，平易亲切，犹如谈家常，讲故事。在《陈嫂》中，作者采用对话方式来写人。邻居工于心计的设问，女孩充满神秘感的回答，写得活灵活现而又符合人物的身份，从中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妇女的命运。《邹教授》用讽刺的手法刻画了一位号称“天子门生”实际上胸无点墨的大学教授形象，作品寄寓了辛辣的讽刺，明眼人不难从中拈出这位所谓“天子门生”的真实分量。

缪崇群的这种形散而神不散的“神聊”式的叙述手法，是符合散文创作的特性的。他始终把握着用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尤其是生动的细节、人物的特征和各种现象之间的对比来写人，从不用作者的分析或结论来品评人物。从作品的效果看来，凡是作者较为熟悉的人物类型，大都写得比较成功，反之则差些。

应该指出的是：既然写“人间百相”，就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人的生活。黑暗丑恶的现象固然要揭露，光明美好的事物却应，颂扬，遗憾的是，在这组作品中，缺乏有血有肉的光彩的正面形象。这个缺陷或许与作品尚未完成有关，但从总体考察，实在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有关。靳以对此曾作过较为中肯的分析：“他不喜欢这个世界，可是由于健康的限制，他只能枯守在那里像一只受了伤的野兽，甚至于连声息都忽住了。……也许他实在不愿看这个世界了，他厌恶这‘人间百相’；假使有一天，当着死去的人复活的时候，世界该变好了。那时节他会爬起来，用快乐的眼睛观望人生，再继续他的《人间百相》吧。”（见《忆崇群》，载《文艺复兴》第1卷笫6期，1946年？月出版）可惜，缪崇群没有活到这一天。

五

缪崇群十几年的创作历程，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从迷惘走向进步，从表现自我走向描写现实的不断追求光明的过程。在那个残酷的、动荡的年代里，体弱多病的他迈出了艰难却很踏实的步伐，他用自己的作品向全社会说出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在那个时代应该说的话。

从缪崇群早期作品中，我们大致看出他所追求的艺术风格：那种精细而平实的笔触，忧郁而感伤的情调，和善于编织故事、渲染气氛、抒发哲理的本领，形成艺术上的特点。抗战爆发以后，忧郁而感伤的情调冲淡了，代之而起的，是昂扬奋发的阳刚之气。也就是说，从内心遐想的抒发到社会场景的描绘，这种过渡和变化是很自然的。可贵的是，并没有丢弃自己的所长，仍旧执拗地继续着自己的追求。因此在他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景物和情感总是那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借物抒情，融景入情，这是古今中外优秀之作的共同之处。在缪崇群的散文作品中，也具有这样的重要特色。他更喜欢描写有生命的动、植物，如写过燕子、鹦鹉、鹧鸪、老虎、蝙蝠、红叶、秋树，也写过狐、鼠、蚊、蝇、蝎、蛇和蝉等，种类之多，可称罕见。然而，他又不仅着眼于生物的描写，而是赋以丰富的感情和想象。有人评论说：缪崇群“悲哀、寂寞，在人世间没有温暖和快乐，他就寄情于自然，和小革对话，听天籁奏乐。春去秋来，花开叶落，虫鸣马嘶，他都能听出人们所听不出的深意。因此，他笔下的这一切，又都是有感情的，都拟人化了，性格化了。”（见张大明：《踏青归来》，1981年8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版）这是切中肯綮的分析。他在“阁阁阁”的蛙声中，追忆起深夜池旁与友人携手漫步的情景；他从柳叶飘舞、燕儿飞翔的自然韵律中，领悟人生的哲理；缪崇群对笔下的生物，不作精细的工笔描绘，而是注重于揭示或者生发、赋予某种感情和哲理，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生物常以平淡的姿韵出现，然而在这平淡的笔墨中，却隐含着深沉的情感。谚语云：“一粟之中现丈六金身，微尘之间见大千世界。”确实形象地概括了他的艺术上的写作特点。

如果说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特色，那么，注重真挚、纯朴感情的抒发，则可以概括缪崇群散文创作的基本特色。在他的作品中，有童年生活的深情回忆，也有对亡友、故妻的深切悼念；有对民族命运的深沉忧思，也有对侵略者不共戴天的深刻仇恨。深沉的爱与刻骨的憎，融汇成感情的溪流，涓涓流淌，永不枯竭。在缪崇群的前期创作中，由于个人生活道路的局限，作品中的感情，虽然真切动人，但不可避免地带有忧郁和感伤的色彩。抗战爆发后，祖国和民族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他笔下流露的感情较前深沉、凝重，对抗战的胜利和祖国的未来，也充满坚定的信心。为了便于抒写，他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即使写人叙事的篇章，也莫例外。这种叙述方式，易带作者的感情色彩，易于纵笔抒写“我”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并直接抒发“我”的审美感受，使作品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波澜，并且富有亲切的人情味，与读者保持亲密的情谊和相近的距离。

散文的魅力，固然来自作品的真知灼见和情思意境，然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绝然离不开作者对文字的娴熟驾驭。缪崇群的语言具有特独的风格：平实婉约、质朴亲切、娓娓犹如贴心的诉说，坦荡地向世人敞开自己的心扉，其中又不乏异军突起、独辟蹊径的哲言睿语。他曾用生动的句子形容充满信心的人生态度：

“生活载负在一叶微笑的扁舟上。”（《碑下随笔·老》）

描写仇恨时说：

“爆炸与震荡好像做成了一只摇篮，睡去的也许永远睡去了；或是惊醒，永不遗忘——在摇篮里的记忆，会一直浸上白的发梢。”（《眷眷草·一觉》）

也曾把已逝的岁月，比作残散的古帖。在回忆留日生活的篇章卷首写道：

“岁月易得，闲人总是无聊，现在灌以墨水，当作胶糊，一片一片地把它裱在这里，并不想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只是留着自己展玩而已。如果这部帖要一个题签，那么我只写：虽信荚而非吾土兮……”（《江户帖》）

这些写得浑然天生，毫不费力；但细吟之下，不得不使你佩服作者用语的精妙和寄寓的深邃。确实，在缪崇群的散文中，惊人的警句、解颐的妙语和精彩的比喻，常常纷呈叠现，使人赞叹不已。

由于生活环境和思想认识上的局限，由于孤寂的性格和虚弱的病体，缪崇群很少写有反映火热生活和尖锐斗争的涉及重大题材的作品，这也许是他的另一个缺陷，但是我们绝不能据此而抹煞他的成就。我们评价一个作家，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具体环境和自身的条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接触火热的斗争生活，因而，只能在他所接触到的范围里，有所侧重地用自己的笔来抒写，努力反映出动荡时代的一角，揭示人民心灵的呼声。从缪崇群的创作实践来看，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也是值得令人难忘的。巴金在给他写祭文时说：“你是不会死的。你给我们，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九本小书。那些洋溢着生命的呼声，充满着求生的意志、直接诉于人类善良的心灵的文字，那些有血有泪、有骨有肉、亲切而朴实的文章，都是你的心血的结晶，它们会随着明星长存，会伴着人类永生。”（《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载《巴金选集》第8卷，1982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版）这是一个著名作家对他所作的公允评价。

缪崇群在不到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七本散文集，共约几十万字。但是，建国以来末见整理出版，连他的名字在文坛上也几乎消失了。其实，早在他逝世不久，巴金先生等就曾考虑编印他的遗著和全集，甚至准备“替他编辑一本厚厚的《崇群书筒》”。（见《〈碑下随笔>后记》）但这些美好的计划，都因动荡多变的局势而成为泡影了。要使一位作家得到大家的认识，提供阅读作品的方便无疑是首要的条件，现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选集，对广大散文爱好者确是一个喜讯，让我们一起在他的作品中去重新认识这位不应被遗忘的现代散文作家吧！

一九九○年正月改毕于上海

同年九月重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