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元明清战役

十三翼之战

提起成吉思汗这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人们自然会把他和诸如“一代天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亚欧大陆征服者”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确，成吉思汗一生金戈铁马，横扫欧亚，所向披靡，先后征服四十余个部落和国家，奠定了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元朝的基础。其辉煌的武功，不仅在蒙古史上是仅有的，即使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可是有谁知道，成吉思汗平生亲自指挥的第一仗，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呢？

12世纪的蒙古高原上，生活着蒙古部、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篾儿乞部、汪古部等数以百计的大小部落。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之间时夺成联盟，时而又互相攻伐、互相残杀，结下了难解之怨。

公元1162年（金大定二年，南宋绍兴三十二年），蒙古乞颜部酋长也速该的妻子诃额仑生了一个男孩。这个婴儿出生的当天，也速该率同族人袭击塔塔儿部获得胜利，并且抓到两个酋长，其中有一个名叫铁木真。在蒙古语中，铁木真是“精钢”的意思，也速该认为这个名字不错，就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也叫铁木真。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被叫作铁木真的婴儿长大以后，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成为威震全球的草原英雄成吉思汗。

铁木真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争战与苦难中度过的。九岁那年，他的父亲也速该被仇敌塔塔儿人毒死，所属人众离散，乞颜部的势力渐渐衰落下去。铁木真随寡母生活，屡遭艰险。又过了几年，原来的乞颜属部泰赤乌部的奴隶主，担心铁木真长大以后会来寻仇，就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把铁木真抓来，给他戴上木枷示众。有一天，铁木真乘泰赤乌部人举行宴会的机会，用枷锁打倒了看守人，在奴隶锁儿罕失剌父子的帮助下，才逃回到家中。

铁木真逃离虎口后，就把全家迁到了不儿罕山（今蒙古国大肯特山）去居住，并按婚约与蒙古翁吉剌部的特薛禅之女孛儿帖结了婚，以便取得翁吉剌部的支持。可是，婚后不久，又遇到世敌篾儿乞人的袭击。铁木真等人虽然逃脱，但他的新婚妻子孛儿帖却成了篾儿乞人的俘虏。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国画）挫折和灾难磨炼了铁木真的意志，也燃起了他复仇的怒火。他决心恢复父亲的事业，振兴孛儿只斤氏族。但挫折使铁木真懂得，单凭自己聚集力量是不足以战胜敌人的，只有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取得一些部落奴隶主的支持，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打败那些敌人。

克烈部是乞颜部南边的近邻，地广人众，势力很强。其首领汪罕曾与也速该结为“安答”（义兄弟）。札答剌部原是蒙古部的一个部落，紧靠孛儿只斤氏族牧地。首领札木合颇具才识，与铁木真在少年时代就曾结过“安答”。汪罕和札木合都曾作过篾儿乞部的俘虏，久存复仇之心。因此，铁木真决计同克烈部和札答剌部结成联盟，共同对付篾儿乞部。

为了联络克烈部，铁木真忍痛把妻子的嫁妆黑貂裘献给了汪罕，并认他做义父。汪罕十分高兴，满口答应帮助铁木真，出兵进攻篾儿乞部。

铁木真取得克烈部的支持后，又去向札木合求援。札木合得知汪罕愿意派重兵相助，遂再次与铁木真结成“安答”，欣然允诺出兵。

于是，汪罕与札木合各出兵两万人，加上铁木真自己的部队，三方结成联军，由札木合任总指挥，向篾儿乞部发动了进攻。作战中，札木合指挥联军迂回到敌人侧后，从其背部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击败了篾儿乞人，夺回了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帖。

这是铁木真一生中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札木合在此战中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使铁木真深感佩服。于是，铁木真积极向札木合靠拢，在战后把金带、马匹等战利品送给札木合，并与他合营于豁儿纳主不儿（今内蒙呼伦贝尔附近）。

铁木真与札木合相处了一年多的时间，白天常在密林浓阴下举行宴会，夜里常在一个帐幕中同枕而眠，情同手足一般。

札木合的部众里，有许多人是也速该的旧部和亲族，他们看到故主的儿子有着超众的射骑之术，有着宽阔的胸襟和过人的胆略，越来越认定铁木真将是能为他们夺得富饶牧地和财产的首领，时间一长，便纷纷向他靠拢。其中有一个叫木华黎的聪明人，甚至编造出铁木真将做可汗的“天意”之说，更使得人心日益归附于铁木真。人们在背后悄悄议论：“札木合当败，铁木真当兴。”这些话不时传到札木合耳中，他对此也渐渐不能容忍了。

终于有一天，铁木真与札木合并肩走在车前，札木合忽然说道：“铁木真安答，我们靠山下马住下来吧，好让牧马者寻草喂马；我们依水下马住下来吧，好让牧羊人找水饮羊。”铁木真不明白这话的含意，一时愣住了。他赶忙回到营帐向母亲请教，诃额仑沉默不语。这时一旁的孛儿帖听出了札木合的弦外之音，便说：“人家都说札木合胸襟狭窄，如今想必是容不得我们了。或许什么时候会加害于我们，咱们还是赶快动身，与他分手为好。”铁木真认为妻子的话有道理，便乘迁徙别处游牧的时机，借故与札木合分道扬镳了。

铁木真临行前，札木合部队里一些也速该的老部下，以及札木合的一些部众，都络绎不绝地来归附铁木真。铁木真带着他们沿斡难（鄂嫩）河北岸西行，回到不儿罕山附近游牧，从此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

经过对篾儿乞部的战争，铁木真在各部落中的声望已大大提高。武装独立后不久，蒙古部中旧时的属民、那可儿（伙伴）、奴隶也纷纷来投靠铁木真。铁木真麾下便聚集了许多能征善战之士，其中有后来统称为“四杰”的木华黎二博尔忽等人，以及被称为“四狗”的哲别、速不台等人。这些人如众星拱月一般，凝聚在铁木真周围，使铁木真的力量大为加强。

公元1189年（金大定二十九年，南宋淳熙十六年），有个名叫豁儿赤的奴隶主看到铁木真已是众望所归，便提议推举铁木真为国主，得到了蒙古部许多奴隶主的一致赞同。在他们的拥戴下，27岁的铁木真登上了可汗的宝座。

铁木真为汗后，即着手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决心统一蒙古高原。他冷静地分析了蒙古高原各部的情况，决定首先从整顿本部军队人手，加强武装力量。他组建了专门警卫汗的侍卫军，又建立了保护、训练战马，负责军队给养的专门机构，还对各队、各种组织机构分别指定了长官，分工负责各项事务。在整顿军队的同时，铁木真展开外交攻势，派遣使者向各部落首领报告自己被推戴为汗的消息，以获取他们的支持。

就在铁木真雄心勃勃，欲有一番作为的时候，有一天忽得急报：札木合率军前来宣战。铁木真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自铁木真从札木合那里收走也速该的旧部众以及一部分札木合的部下后，札木合一直对此耿耿于怀。铁木真被推举为汗后，他意识到新近崛起的铁木真将是他逐鹿高原的劲敌，因而对铁木真就更加愤恨。在他的眼里，已经容不下昔日的好友铁木真了。正巧此时，札木合的弟弟塔合察儿抢夺铁木真部下的马群，结果送了性命。于是，札木合打着为弟弟报仇的旗号，联合泰赤乌部等十二个部落共三万多人，向不儿罕山杀来，准备一举击垮铁木真。

铁木真被迫应战。他迅速召集部众，把所有的亲族故旧、侍从仆役，统行征发。就连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也向他请缨，坚决要求领兵杀敌。铁木真拗不过母亲的固执，遂答应了她。这样，加上归附助战的尼鲁温氏族，铁木真共得一万多人，号称三万骑。针对札木合进军的形势，铁木真把部队分成十三翼，分兵迎战札木合。诃额仑老当益壮，着戎服，跨骏马，统领亲族、属民及诗人作为第一翼；铁木真统帅诸子、那可儿和他的侍卫军作为第二翼，是作战的主力。其余各翼，分别由乞颜部贵族首领们统领。

铁木真率十三翼人马来到不儿罕山下答阑版朱思（今蒙古国温都尔罕西北）的旷野上，遥见札木合军已逾岭驰来，如电掣雷击一般，瞬息即至。铁木真整饬各翼军队扎住阵脚，严防冲突。说时迟，那时快，这边铁木真部众刚刚做好战斗准备，那边札木合已经率部杀到。就在答阑版朱思平川上，两支骑兵大军的鏖战开始了。

札木合下令敲响牛皮鼓，十三部人马顿时如汹涌的激流向铁木真的军队呼啸而来。三万多人的喊杀声汇聚在一起，像晴天一阵霹雳，震得苍穹摇摇欲坠；三万多匹马四蹄如飞，踏起一团团黄沙，把答阑版朱思的天空染成了黄色。强大的攻势足以使铁木真部队的士兵们感到窒息。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铁木真并没有被敌人的这种阵势吓倒。他镇定地传令各翼领军，吹起牛角号，迎击进攻的敌人。勇将木华黎大喊一声，一马当先狂呼着冲向敌阵。紧接着，铁木真的十三翼骑兵，也都如饿鹰扑食般勇敢地跟了上去。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铁木真年轻的将士们，刀剑砍卷刃了，衣衫被鲜血染红了，仍然在奋力与敌人拼杀。战斗中，木华黎左臂中箭，几乎成了一个血人。铁木真手下的其他几员猛将，也都受了伤。

札木合站在高坡上观战。他看到铁木真的阵形渐渐乱了起来，有些抵挡不住了，就命人连连击鼓，示意自己的部队加强攻势。

铁木真意识到，这样打下去伤亡只会越来越重，自己的力量将会受到更大的损失。他看看难以取胜，为了保存实力，便果断地下令撤退，率人马驰人斡难河上游的哲列涅山谷中。札木合不肯就此罢休，带着部众追赶过来。铁木真命大将博尔忽堵住谷口，凭险据守。札木合率军一连攻了三天都没有攻下，只好撤军而去。

为了发泄恼怒和仇恨，札木合下令把俘获的铁木真部属，用皮绳扎住舌头串在一起，带到一个看台前。札木合坐在看台上喝酒。他每喝一口酒，就要斩掉一个人头。接着又命人架起一口大锅，把战俘放入锅中活活地煮死，要不就将人系在马尾上拖死。最后，札木合把婴儿的脑袋也扔进了锅里，一共煮了70锅，然后一个个挂在高杆上。而且扬言，要是把铁木真抓来，也在这里斩头，祭他的军旗。

札木合的种种残暴行径引起了部下强烈的不满。许多部族纷纷离开札木合，投奔铁木真去了。

铁木真见此情形，就在札答剌部牧地附近的树林里大摆筵席，欢迎各部来投的人。这样一来，投奔铁木真的人越来越多，铁木真的势力反而得到了迅速加强。

铁木真在平生指挥的第一次战斗中，虽因力量不足、缺乏经验而失利，但他在战后采取的热情招待来投者、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却大获成功，初步显示出他的深远战略眼光和政治雄才大略。同时，这次经历也使铁木真认识到，人心的向背，既是战争胜负的关键，也是事业成功与否的根本保证。因此，在以后的征战中，铁木真很注重团结内部，争取民心。这一“人和”思想，后来成为成吉思汗治军方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保卫战

元朝被推翻后，一部分残余势力逃往漠北，历史上称作“北元”。后来经历了几十年的演变和分裂，北元瓦解，分成鞑靼和瓦剌等部。到了15世纪中叶，瓦剌部在其首领脱欢、也先的统领下逐渐强盛起来，并统一了蒙古各部，控制地域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逼大明疆土，成为明王朝北方的劲敌。

这时候，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宦官王振专权，政治黑暗，贪污成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农民大量流亡。政治的腐败与经济的萧条，导致了明朝军事力量的不断削弱，北部防线逐渐南移。也先看到明朝边境防御日渐空虚，就不断派兵南下袭扰，并乘势步步进逼，把自己的疆域逐步向南扩展。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瓦剌派使者向明朝贡马，谎报朝贡人数，企图多领赏品，王振由此下令削减马价，双方引起纠纷。也先早就想发兵南下，于是便抓住这次机会，以明廷侮辱贡使、削减马价为借口，纠集大军进犯大同，并分兵向辽东、宣府、甘肃等地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边报传至朝廷，王振不顾众臣的劝阻，竭力怂恿年轻的明英宗御驾亲征，打算借皇帝亲征之名，吓退瓦剌军队，也趁机抬高自己的声望。明英宗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在王振的挟持下决定出征。

八月十四日，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遭到瓦剌军的堵截包围。翌日，瓦剌军佯退，王振下令移营就水，阵势大乱。瓦剌骑兵乘机进攻，明军仓猝应战，将士伤亡过半。英宗被俘，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

土木堡惨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群臣相对而泣，上下一片惊慌。十七日，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接到英宗派人送来的密信，信中要求多送金帛赎回自己。皇太后急忙命人搜索宫中珍宝，装了八车送往瓦剌，结果毫无回音。皇太后没有办法，只好命郧王朱祁钰（英宗弟）代理朝政，召集众臣商议战守对策。

朝议中，翰林侍讲徐理说：“我观验星象，看出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可以解救国难。”徐理话一出口，立即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兵部侍郎于谦站出来，义正辞严地斥责道：“倡议南迁的人，该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宋朝南渡的教训难道大家忘了么？现在应立刻调集勤王之兵，誓死守卫京师。”于谦的意见得到了皇太后、邮王以及多数朝臣的支持。于是，朝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部署保卫北京的事宜。

这时，北京城内疲兵羸马不足十万，政局动荡，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于谦受命于危难之秋，针对这种形势，决定先从稳定政局入手。

一天，郧王临朝理事，众臣哭诉王振的罪行，纷纷提出族诛王振以安人心的要求，朱祁钰迟疑不敢答复。王振的党羽马顺上前喝斥，激起众怒，被群臣一拥而上当场打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宦官毛贵、王长。又有人乘势捉住王振的侄子锦衣卫指挥王山，一时群情激愤，朝班大乱。王吓得六神无主，正要退避。于谦挺身而出，上前拉住王，劝他当众宣布马顺等人当死，百官无罪，这才将混乱的局面安定下来。接着王下令处斩王山，诛王振党羽及全族。朝中的宦党势力受到打击，人心渐渐趋于稳定。

内患既除，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王监国摄政，遇大事总不敢决断，这对明王朝的战守非常不利。于谦等文武大臣多次劝谏，说服了皇太后和王，拥立王即位称帝，统一朝政号令，从而扭转了动乱的局面。同时，这也从政治上打击了也先，使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诡计不能得逞。

稳定了政局，于谦又从各地选拔出有才干的将领，组成抗战的指挥集团，开始着手调兵筹饷，整军备战。于谦等人首先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紧急集中北京，又派人到京畿、山东、河南等地招募兵士，速成训练，以备调遣；将通州（今北京通县）可供京师一年之用的数百万石粮米运入北京，加强了后勤实力。接着于谦组织军民加固城墙，并疏散城外周围居民，加大防御纵深；又命工部赶造兵器战车，同时将南京库存的军用物资赶运来京；还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军丢弃的盔甲兵器，以充实战备。经过这些措施实施，短时间内就组织起22万兵强马壮的守卫大军，明军的守城实力迅速得到了加强。

十月，也先率瓦剌军分三路大举攻明。东路两万人马取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作为牵制力量；中路五万人马，从宣府方向进攻居庸关；西路由也先自率十万主力，挟持明英宗，经大同进攻紫荆关（今河北易县紫荆岭），企图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分进合击，一举夺占北京。也先由熟知紫荆关设防部署的被俘太监喜宁引导，率军偷越山岭，内外夹击，攻克了紫荆关。此后，又挥师南下，经易州（今河北易县）北上直逼北京。

于谦得到瓦剌入侵的战报后，立即奏请景帝朱祁钰，急调各地宗室的部队进京勤王，以配合北京守军夹击瓦剌军。接着于谦召集抗战指挥集团，商讨作战方略。

针对敌人的来势，兵马司提出，拆毁城门外民房，实行坚壁清野，以利于战守。都督王通发表意见说：发动军民在城外挖深壕，前筑工事据守。总兵石亨则主张军队全部撤入城内，尽闭九座城门，坚壁死守。众将领虽然意见不尽一致，但都认为瓦剌军来势凶猛，应先避敌锋芒，以守为主。于谦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不应该消极防御，他向众将领陈述了自己的主张：“瓦剌现在气势嚣张，据守不战则表示我们害怕他们，这就会更加助长敌人的气焰。我们不能示弱，让他们轻视我们。我认为应该列阵于城外，用冲锋来迎战他们。”众人听后，也觉得拒敌于城外更为主动，都同意了于谦的主张。最后，于谦同众将领协商制定了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相互配合的作战部署。土木堡城门于谦随即将调集的二十二万军队依城列阵于九门之外，都督陶瑾、刘聚等将领分别统兵列阵于安定门、西直门等城门下，于谦则同石亨指挥诸军，并亲率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在德胜门外，挡住瓦剌军的来路。同时派都督王通、副都御史杨善率一部分兵力防守城内。

布置完毕，于谦下令闭门誓师，宣布任何人即使战败也不得退入城内。并规定，将领临阵不顾军队先退的，斩首；军士不听将领指挥先退的，后队斩前队。于谦躬擐甲胄，身先士卒，眼噙泪花，号召守城三军：“要用我们的头颅与热血，来雪皇帝被俘的奇耻大恨！”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主力逼近北京。也先命军队列阵于西直门，而把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想要迫使明廷献城投降。于谦不为所动，决定先发制敌，打一打也先的气焰，于是命令都督高礼、毛福寿率军出击，在彰义门（今广安门西十余里）北，打败了瓦剌军先锋，斩杀数百人，夺回被俘者千余人。这天晚上，于谦又派薛斌率军潜入瓦剌军营，偷袭成功。瓦剌军受此两挫，士气大为折损。

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没想到北京守军于谦像阵严气盛，战斗力这么强，开始感到有点惊恐。也先料想如果继续打下去，恐怕于己不利，便采纳了降阉喜宁的计策，遣使入城，邀明廷派大臣“迎驾”议和，妄图诱于谦、石亨等人前来，将其扣留，使明军失去指挥，不战自溃。于谦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但为了揭穿也先的诡计，掌握主动，遂派赵荣、王复前往谈判，同时，于谦下令守城将士不得谈论议和之事。

也先见于谦、石亨等重要将领未到，就借口来使官小，不与谈判，要明廷派于谦、石亨、王直等人前来。这时朝中主和派又乘机大倡和议之策，景帝一时难以决断，就派人征求于谦的意见。于谦坚定地回答：“现在我只知道有战事，其他事一概不愿听到。”并劝景帝说：“当前应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于谦的一番话，坚定了景帝抗战的决心，粉碎了也先的阴谋。

十三日，也先撕下了议和的伪装，集中主力向德胜门发动进攻。于谦令石亨在城外民房设置伏兵，派小队精骑主动迎击，交战后佯装败退，诱敌进入设伏地域。也先果然中计，率万名骑兵紧追不舍。范广出其不意，指挥“神机营”突然发射神铳、火箭，打得瓦剌军晕头转向。石亨乘机率伏兵投入战斗，前后夹攻，瓦剌军死伤无数。号称铁颈元帅的也先弟弟勃罗和平章卯那孩也中炮身亡。也先这时才发现明军主力就在德胜门，于是急忙撤军，集中力量转攻西直门。

都督孙镗率西直门部队迎击瓦剌军，杀败了瓦剌军先锋。但也先不断增兵，孙镗力战不支，想退入城中。负责监军西门的给事中程信严令不许开城门，让城上守军发射火器轰击瓦剌军，配合孙镗守军战斗。这时高礼、毛福寿和石亨率援兵从彰义门、德胜门赶到，会合孙镗三面围攻瓦剌军。瓦剌军抵挡不住，在也先的率领下仓皇向西南方向退去。

十四日，也先整顿兵马，再次进攻彰义门，于谦派武兴、王敬率军迎战。明军前队以神铳轰击，后队列弓弩继进，将瓦剌军击退。这时，景帝所派的监军太监率数百骑企图抢前争功，冲乱了明军的阵势，副总兵武兴中箭牺牲。瓦剌军乘势反击，追至土城（在德胜门外）。在此危急时刻，土城居民纷纷爬上屋顶，大声呼喊，向瓦剌军投掷砖石，配合明军打击瓦剌军。佥都御史王弦和都督毛福寿又率援军赶到，再次打退了瓦剌军的进攻。

此时，进攻居庸关的五万瓦剌军也遭到守关明军的顽强抵抗，被迫撤退。也先见北京城防守严密，屡战不利，手中的英宗又失去了要挟作用，在得到中路军兵败居庸关的消息后，又获悉各地勤王军即将到达，他害怕后路被切断，于十五日夜间偷偷拔营撤走。于谦发现也先撤军，立即派石亨等集中火炮轰击，并急令明军乘胜追击，又在固安（今河北固安）、霸州（今河北霸县）歼灭瓦剌军万余人，擒获其将领四十八个，夺回被掳人口、牲畜数以万计。至此，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瓦剌败退后，于谦继续加强北方边镇的防务。也先几次出兵南犯，都被击退。在武战不胜、求和不成的情况下，瓦剌被迫于景泰元年（1450）八月无条件释放英宗回朝，恢复了对明朝的臣属关系。其后，瓦剌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势力渐渐衰败下去，明朝北方边境的威胁才得以解除。

宁远之战

“我从25岁带兵作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何单单一个宁远城却攻不下来呢？”后金杰出的军事首领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失利以后，这样向他的部将问道。

宁远一役，后金损兵折将，是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以来，最为惨重的一次失败。已近风烛残年的努尔哈赤，经受不住宁远城下的惨败所带来的精神打击，背生毒疽，不久便愤然辞世。而明军凭借主帅的正确谋略，镇定指挥，同仇敌忾，以少胜多，取得了自萨尔浒（今辽宁新宾西）战役惨败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宁远之战连同这位主帅的名字一起载入史册，名垂后世。这位主帅便是袁崇焕，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

袁崇焕，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生于广西藤县。他为人慷慨，心雄胆壮，富有谋略。自少时起，他就立志于边塞，以安边治国为己任，希望建立不朽勋业。为此他熟读兵书，平时与人交谈，也离不开用兵打仗。他在任邵武（今福建邵武）县令期间，每天都找了解“辽事”的老兵讨论边塞军事，侃侃而谈，“绝不阅卷”。由此他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边塞知识和用兵谋略，故常以“边才”自许。

就在袁崇焕忧心欲报国的同时，努尔哈赤率领的铁骑已把明朝边防冲得七零八落。自“七大恨”誓师起兵以来，后金军已先后攻占抚顺、开原、铁岭、辽阳、沈阳等地，萨尔浒之战令明军元气大伤。天启二年（1622）正月，明军辽西战事失利，努尔哈赤又得广宁（今辽宁北镇），直接对关内地区构成了严重威胁。

广宁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明廷上下一片慌乱。正值此时，袁崇焕入京朝觐，当他得知辽西战役失利后，立即上书朝廷，表示愿赴关外为国效力。此时正是用人之际，熹宗即刻任命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二月十六日，袁崇焕辞朝出关，详细考察了山海关形势。回京后，他向朝廷发出豪言壮语：“给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以守关！”袁崇焕的一番话，给惶惶不安的明王朝注入了一支镇定剂。二十八日，熹宗批准提升袁崇焕为宁前兵备佥事山海监军。三月初，袁崇焕肩负重任，出关赴职。

袁崇焕认为对后金应主守而后战，主张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坚守关外，在举足轻重的宁远（今辽宁兴城）要塞，建立坚固的防线，防止后金军队南下。但他的意见得不到辽东经略王在晋的支持，袁崇焕纵有满腹奇略，却一时也不能付诸实施。

八月间，王在晋被免去了辽东经略的职务。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以天下为己任，勇赴国难，自请出任经略。袁崇焕再度提出守关外以捍关门的方略，得到了孙承宗的全力支持。孙承宗是个颇具战略眼光的人，他也发现了宁远依山傍海，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便和袁崇焕等诸将领一道，倾注全力经营宁远。三年间的苦心经营，一条以宁远为重点的宁锦防线终于建立起来。袁崇焕的战略构想变成了现实。

孙承宗、袁崇焕挡住了后金南下的铁蹄，却没有能够挡住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从背后射来的暗箭。孙承宗在朝廷中功高权重，魏忠贤想把他拉拢到自己一边。但孙承宗不肯与阉党同流合污，遭到魏忠贤的嫉恨，他唆使其党羽上书熹宗，参劾孙承宗。在魏忠贤的打击下，孙承宗被迫去职。天启五年（1625），辽东经略的职务落到了阉党高第的手中。

高第是个怯弱无能的人，主张退守关内，故而一上任就下令拆撤宁锦防线。眼看自己数年心血毁于一旦，袁崇焕怎能不痛心疾首？当高第命令袁崇焕撤出宁远卫与前屯卫（在宁远西南，今绥中西南）两城时，袁崇焕拒不从命，他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宁前道，当官在此，要死就死在这里，绝不离开宁远半步！”袁崇焕眼睁睁地看着高第撤防、驱赶军民进关，心中悲愤难当，上书朝廷要求辞职，但熹宗不准奏，于十二月还提升他为按察使，继续执行原定职责。此时，他驻守的宁远城在关外辽西一线仅是孤城一座了！

努尔哈赤听到明朝辽东前线换帅，又自动撤了锦州、右屯一带防务的消息，不由得大喜过望。自他天启二年初占得广宁直到现在，时隔三年多没有发动大规模伐明的战争，除了出于其自身因素考虑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明廷派重臣出关，致力于防务，努尔哈赤未测虚实，不敢贸然用兵。此时出现这样的形势，对努尔哈赤来说无异于天赐良机，眼看自己的宏图大业就要实现，努尔哈赤怎不心花怒放？于是他决定，攻克宁远，挺进山海关，以图霸业！

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统领八旗大军，向明朝发动了新的大规模进攻。后金兵将如入无人之境，未遇任何抵抗，一往无复顾忌，直取宁远。二十三日，抵达宁远城郊。

努尔哈赤到底是一个谋略很深的人，他以攻心为上，想收到不战而得之效，遂先派被俘汉人进城给袁崇焕传信：“我以20万大军攻此城，定能攻破。你们若肯投降，马上封以高爵！”袁崇焕反唇相讥：“汗为何向宁锦加兵？这都是你抛弃的地方，我既已恢复，就有责任死守，岂有投降之理？你说出兵20万，是虚夸之数。我已知道你的兵力只有13万，我又怎能对此数嫌少呢！”

袁崇焕对后金的进攻早就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他已决定与宁远卫共存亡，并精心进行了军事部署。

当后金兵渡辽河的消息传来后，袁崇焕命令中左所、右屯等处兵马及宁远城外的驻军，连同西洋大炮，一并撤入宁远城防守，集中兵力，严阵以待后金兵马到来。接着袁崇焕又实行坚壁清野。传令住在城外的百姓携带守城工具迁入城里，所剩屋舍与积蓄全部付之一炬，使后金兵到此一无所获。同时在防务上实行严密分工，集中指挥。袁崇焕令同知程维模督察奸细，防止后金派人混进城中刺探军情；通判金启家编排民夫，供给饮食；卫官裴国珍负责采办物料；总兵满桂提督全城的防务，自己则总督全局。

袁崇焕深知，以宁远城一万余人的兵力，抵抗十数倍于己的敌人，关键是要激发起全城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战热情，树立起敢战敢胜的无畏勇气。他召集大将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等，把全城官兵集中在一起，慷慨激昂地进行了战前动员。讲到激愤时，袁崇焕突然拔出佩刀，手起刀落，左臂赫然出现一道血口，鲜血顿时喷涌而出。他用右手食指蘸着鲜血，在众目睽睽下血书急就而成。袁崇焕托起血书，面对全体将士，双膝下拜，郑重委托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牺牲，坚守住宁远这座孤城。袁崇焕全城军民都为袁崇焕的壮举所深深打动，纷纷表示愿与宁远城共存亡。他们迅速行动起来，不能登城打仗的，就参加后勤供应，连那些文弱书生也投笔从戎，负责把守城内各巷口。为了防止军心民心动摇，袁崇焕与军民约定，战斗中有乱行动者即杀，城上的人有擅自下城者即杀。他通令守前屯的赵率教、守山海关的杨麒，凡从宁远脱逃经其处者，逮住即杀，如若放跑一人，惟赵、杨是问。经过一番严密的组织动员，宁远全体军民把共同的命运都维系在宁远一战的得失成败上了。

袁崇焕抱定如此誓死守城的决心，努尔哈赤的诱降之计又怎能得逞？回答他的是从宁远城上发出的隆隆炮声。后金军队猝不及防，被炸死伤数十人，不敢久留。忙把营帐迁至城西侧。

努尔哈赤见攻心失败，遂调整兵马，二十四日下令发起对宁远城的总攻。他选择了明军防守力量薄弱的西南角作为攻击点，企图由此突破，并可以阻击从山海关调来的援兵。努尔哈赤横刀跃马，亲自指挥攻城。

城内，袁崇焕正与几个幕僚闲谈，得到后金攻城的警报后，他面无忧色，镇定如常，立即乘轿至敌楼，令城上的兵民偃旗息鼓，不要发出声响。待后金兵近城，进入射程之内，袁崇焕一声令下：“开炮！”忽听一声巨响，架在城上的西洋大炮开始发挥威力，震得城墙都发颤。袁崇焕笑着说：“敌人攻城，正好让他们尝尝西洋大炮的滋味！”他推开窗子，俯视城外，后金人马蔽野，骑兵、步兵、循车、钧梯一拥而至。

后金采取楣车与步骑相结合的“结阵”法攻城，却抵挡不住威力强大的西洋大炮。只要一被击中，檐车便炸得粉碎，后金士兵更是血肉横飞。但后金毕竟人多，他们不顾死伤累累，踏着同伴的尸体拼命向城下推进，一些栀车已直抵城墙脚下，猛烈地撞击着城墙。冲到城下的后金士兵，在循车的遮护下也开始凿城，不多时，宁远城下已有三四处高约二丈余的墙被凿出了一个个大窟窿。情况万分危急！

袁崇焕眼见城墙要被凿破，也豁了出去，他身先士卒，挑石土堵塞缺口，不意受伤，众将士见主帅受伤就要把他拉下。袁崇焕厉声喝道：“偷息以生，复何乐也！”说着，从自己身上撕下战袍，包扎伤处，继续奋不顾身地挑土搬石。袁崇焕的大无畏气概，深深感染和鼓舞着将士们，他们个个争先，很快又将缺口堵住。此时通判金启亻宗急中生智，猛然想起用火对付敌军的办法。袁崇焕迅速采纳了他的建议，把一捆捆柴草浇上油并掺入火药，用铁索系到城下，城上明兵急速投下点燃的火箭、硝磺等易燃物，引燃柴草。楣车、盾牌都是木制的，遇火即燃，顿时城下一片火海，潜伏在循车下的士兵大多被活活烧死。

激战一直持续到晚上，后金兵冒死不退。城上举火，又将火球、火把掷下，城上城下，火光冲天，把半个天空照得如同白昼。后金兵马伤亡惨重，尸体堆积成山。至二更时，努尔哈赤只得下令停止攻城。

次日，后金又发动新的攻势，喊杀声、炮声与北风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战斗进行得像昨日一般残酷异常。明军在袁崇焕的带领下，箭如雨，矢如蝗，西洋大炮轰鸣声不绝，抵抗得仍很顽强。久攻不下，伤亡惨重，后金兵斗志渐消，再也没有一个敢靠近城下。努尔哈赤在乱军中奋力指挥，不料被西洋大炮轰下马来，后金兵一见主帅受伤，登时队伍大乱。努尔哈赤不能继续组织攻城，只得下令退兵。袁崇焕乘势领兵杀出城去，一直追赶了三十里，大胜而归。努尔哈赤收拾残兵败将，退到距沈阳四十里的云爱鸡堡，才停了下来。

宁远之战，以明军大胜而告终。此后，明与后金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宁远战役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明王朝的灭亡。

袁崇焕战后的一番总结，回答了困惑努尔哈赤的问题。他认为取胜后金的原因在于将士用命，百姓支援，上下同心，众志成城。此外，他还认识到旷野厮杀、拼击不是明兵所长，只有依赖坚固的城池和大炮，使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制服后金。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的提出，恰是从军事上对宁远之战的经验总结。它成为明军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对后金作战的指导方针。

雅克萨之战

公元17世纪，满族崛起于东北，建立清王朝，并入关夺取了对全国的统治权。这时候，世界上早期殖民主义势力正方兴未艾，大肆从事对外扩张，许多国家和民族遭到前所未有的劫掠、奴役和蹂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接踵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沙皇俄国也窜至中国的北部和东北边疆。清王朝，从它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起，就遇到了复杂而棘手的同西方国家的矛盾，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险恶的国际形势。从明崇祯九年（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起，俄国侵略军开始入侵中国东北边疆，先后占据了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城（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和雅克萨城（今黑龙江漠河东南）。俄军在尼布楚与雅克萨建筑寨堡，设置工事，勒索责税，绑架人质，建立殖民农庄，奴役和镇压当地的中国各族居民，并不断向黑龙江下游进行骚扰、扩张。

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是清朝的发祥地，王朝统治者自然不能容忍俄军在这里为所欲为，驱逐入侵军、收复失地成了朝廷十分强烈的愿望。康熙皇帝曾说：“朕13岁亲政之后（康熙帝亲政在康熙六年，1667年），即留意于此（指俄国侵占黑龙江流域），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可见清王朝的统治者早已看出来自沙俄的侵略势力不可低估，一直密切注视着北方边防，抵抗侵略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在入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正集中全力，争夺对全国政权的控制，不可能用很多力量去顾及黑龙江的防务。直到清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叛乱之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东北，开始作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各项准备。

清廷奉行的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他们在和俄国长期交涉的过程中逐渐懂得：没有强大的武装，不建立巩固的边防，不经过激烈的斗争，是不可能劝说俄军放弃侵略、撤出中国领土的。同时，清朝统治集团也懂得：中、俄两国都是封建大国，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彼此压服，只有通过谈判，商定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才能保障边境的安宁，才能保持长期的和平。所以军事斗争的结果还是要举行谈判，用兵的目的是为了自卫，为求得比较公正的解决。

康熙皇帝总结了中国军民三十多年来同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经验，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康熙二十一年（1682），即平定三藩之乱后的第二年，康熙帝在四月到盛京（沈阳）谒陵后，由抚顺、兴京（今辽宁新宾西）、哈达城（今辽宁西丰东），出柳条边，五月到船厂（今吉林市），航行于松花江上，亲自视察边防情况。同年九月，康熙派副都统郎淡、公彭春率领数百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附近侦察地理形势和水陆交通。郎淡等回到北京后报告说，“攻取罗刹（清朝对俄国人的称呼）甚易，发兵三千足矣”，并建议立即采取行动。康熙没有同意这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的意见，认为必须作更为充分的准备，先在黑龙江（今黑龙江黑河东南）和呼玛尔（今黑龙江呼玛河口）两地建城驻兵，贮存粮食，修造船只，筹划屯田，开辟驿路，以求战而能胜、胜而能守。

康熙二十二年（1683）夏天，第一批古塔官兵一千人在副都统萨布素率领下到达瑷珲（今黑龙江黑河南）。次年秋，又有乌喇宁古塔官兵及增派的达斡尔官兵一千人，携带家属到黑龙江屯田驻守。这两批军队共有两千人，是守卫边境、对俄作战的主要力量。清军到达瑷珲后，即在黑龙江东岸古城的废墟上建立城堡，城名黑龙江，设将军驻守，萨布素担任第一任黑龙江将军。

清军进驻黑龙江后，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拔除了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的许多侵略据点，收复了大片中国领土。但清朝统治集团并不是单纯采取军事手段，每次战斗都先礼后兵，派人进行政治劝说，表明只要俄军停止侵略，就愿意同俄国保持和平。而俄国方面则野心不死，准备顽抗到底。俄国政府将黑龙江地区殖民占领的军事机构作了全盘调整，任命熟悉情况并以精悍骁勇著称的弗拉索夫和托尔布津分别担任尼布楚和雅克萨的督军，增调援兵，贮存粮食物资，构筑工事，加固城防，准备赖在这里，长期盘踞下去。清廷除了用武力驱逐侵略者以外，已没有其他选择了。

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清军进抵雅克萨，先遣返俄俘费咬多里等三人入城，带去了两件公文：一件是康熙致沙皇的信，一件是清军都统彭春给雅克萨俄军的咨文，要求俄军立即撤离中国领土，对侵略者发出最后警告。

六月二十三日，清军统帅部移至雅克萨城下与俄方对话，但俄军头子托尔布津却出言不逊，并故意挑衅。

二十四日，清军列阵，包围雅克萨。

二十五日，有一队俄军从黑龙江上顺流而下，企图冲进雅克萨，被清军拦截，在江面上展开激战，毙伤俄军四十多人。接着，清军又架起大炮，向雅克萨猛烈轰击，城内到处起火，俄军伤亡惨重，心胆俱裂，走投无路。清军多次把劝降信射入城内，投降条件十分宽大，俄军只要撤出雅克萨，保证不再重来，就可以保全性命，并允许俄军带走自己的武器和财物。至此，托尔布津无可奈何，只好竖起了降旗。清军准许七百多名俄国人撤出雅克萨，并把他们送到额尔古讷河口。另有巴什里等四十五名俄军不愿回国，要求留在中国，随清军回到瑷珲。雅克萨据点内还有一百六十多名被俄军扣押为人质的中国索伦族、巴尔虎族人民，全部获得释放。第一次雅克萨战斗以俄军的战败、投降和撤出雅克萨而告终。

托尔布津率领俄军从雅克萨退到尼布楚，但侵略的野心不死，仍想卷土重来。这时，由俄国政府委派的一名普鲁士军官拜顿率领六百名援军抵达尼布楚。同时，他们打听到，清军战胜后已全部撤回了瑷珲，并没有在雅克萨留兵驻守。因此，托尔布津和拜顿立即率领俄军八百多人又重新占领了雅克萨，并全力构筑城堡工事，妄图负隅顽抗。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清廷不得不再次出兵，萨布素率清军二千余名进抵雅克萨。先释放了俄俘鄂克索木果，令他带信入城，再一次警告俄军：“你们又偷偷返回，重建城堡，据守其中。还欺凌我方渔民猎户……今我大军已兵临城下，绝对不会轻易舍弃。尔等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你们将被逐出，无力卷土重来，结局便是如此。”但俄军自以为兵多粮足，负隅顽抗，频繁出城攻击。而清军士气高昂，又有当地各族群众帮助，屡次挫败出城掠战的俄军。在战斗开始以后的几天内，就打死了一百多个侵略军官兵，俄军头子托尔布滓也中炮毙命。

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和包围，俄军大多战死、病死，八百多名俄军最后只剩下六十六人，粮食弹药亦消耗殆尽，尼布楚方面也无力派援军来，困守雅克萨的侵略军只能坐以待毙。

十一月，正当雅克萨围城旦夕可下的时候，一批俄国信使从莫斯科星夜奔驰，来到北京，路上历时几达一年之久。原来，俄国政府已知道雅克萨战争的消息，康熙的几封信也先后被人带到莫斯科。俄国政府清楚：中国进行自卫反击的态度非常坚决，因此十分焦急。可是，当时俄国正由彼得一世的姐姐索菲亚公主执政，贵族们争权夺利，统治很不稳定，又在西方连年作战，兵疲财尽，不可能再派大批军队到中国，困守在雅克萨的饿军眼看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沙俄政府为了缓和远东方面的紧张局势，决定接受清廷的建议，举行边界谈判，并派出了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使团。

清朝统治者表现了极大的和平诚意，以礼接待俄国信使。在雅克萨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同意了俄国的请求，停止战斗，解除包围，并实现单方面撤军。第二次雅克萨战斗由于中国方面倡议和平谈判并停火撤军而宣告结束。此后，中俄关系的历史进入了谈判阶段。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年9月7日），中俄双方经过长达三年的艰难曲折的谈判，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俄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正式文本是拉丁文本，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条约共六条，实质性部分包括：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侵略和逃入的处理，中俄往来贸易的规定等。

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是条约中最重要的部分。条约明确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讷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又规定，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清政府在领土方面作了重大让步，将尼布楚及其以西直至贝加尔湖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所以条约又规定了俄国在雅克萨和额尔古讷河南岸的据点全部拆毁、迁移。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双方代表都在各自政府事先指示的范围之内进行谈判交涉，没有也不可能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最后达成的协议并没有越出中俄国政府愿意接受的范围。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是中国的领土。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中俄的东段边界稳定了下来，边境相对比较平静，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交往和贸易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虎门之战

17～18世纪，西方国家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为攫取更多的财富，英、法等国纷纷伸出魔爪大肆扩张。他们把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视为一块大肥肉，蜂拥而至，企图用工业品敲开封建王朝的大门。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无法渗入中国人的生活，相反，在贸易中，中国货却畅销西方各国，这让西方资产阶级既慕又恨。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追逐高额利润，从18世纪末开始，他们丧心病狂地把鸦片输入了中国。销烟池旧址鸦片是用罂粟果实中乳状汁液制成的毒品，里面含有大量能麻醉人的毒素。吸食者骨瘦如柴，精神萎靡，最后凄惨死去。英、法等国贩来的鸦片，在很短时间内就毒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据粗略统计，仅1838年，全国吸食鸦片的人就超过了二百万，而且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至朝中权贵，下至贩夫走卒，甚至还有缉毒缉私人员。鸦片的泛滥，严重地摧残着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加剧了清王朝的腐败，给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华民族造成了深刻的民族危机。

面对烟毒造成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和财政危机，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林则徐力排众议，以“（对烟毒）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疾呼震动了犹豫不决的道光帝。他临危受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慨然前往遭受烟害最重的广东禁烟。

在广东人民的全力支持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及水师提督关天培的大力协助下，林则徐沉重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粉碎了他们的种种阴谋，一举收缴鸦片237万多斤。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6月3日至25日，这些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全部销毁。前后23天，前来观看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群情激愤，就连林则徐特邀来观看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也不得不“摘帽敛手”以示钦佩。中国人民的禁烟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鸦片贩子哪会就此甘心，他们疯狂叫嚣着要报复。9月4日，处心积虑的英国人在九龙山口岸以索食为名靠近中国水师战船，发动突然袭击，燃起了鸦片战争的战火。

在这场战斗中，中国士兵在参将赖恩爵的指林则徐雕像挥下对入侵之敌给予坚决回击，先后击毙十七名英军，打断敌兵船“甘米力治”号船长忌刺士的胳膊，于下午6点击退了狂妄的侵略者。此战不仅打击了英军的嚣张气焰，也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后来，当时参战的英军士兵艾姆斯里回忆说：“我真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战斗，这回，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了。”

11月3日，英舰“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又开到虎门以外的穿鼻洋面，企图拦截遵照林则徐“永不夹带鸦片”规定、从事正当贸易的商船报关入口。关天培闻讯赶往查看。正当他准备与英舰交涉时，“窝拉疑”号船长士密悍然下令开炮。顿时，中国水师战船周围巨浪滔天，炮弹横飞。英国人望着烟火弥漫的中国战船，得意地大笑起来。

可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措手不及的中国水师在关天培的带领下，迅速组织了有效的还击。硝烟中，关天培不顾头、手受伤，血流不止，持刀屹立船头，大喊：“有击中敌船者，重赏！”话音未落，只听敌船“窝拉疑”号船头一声巨响，随后腾起一团黑烟，船头之人纷纷滚落海中。“好！打得好！”关天培用刀指着敌舰高声称赞道。随后，炮手麦廷章指挥士兵又连续两炮击中该船，打穿舰身左右舱口，摧毁了后楼。

英国人万万没想到中国水师会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偷鸡不成反倒蚀了一把米，看着“窝拉疑”号浓烟滚滚，帆斜旗落，而“海阿新”号也好不了多少，再也无心恋战，慌忙开足马力，灰溜溜地往外洋逃去。第一次穿鼻之战以装备处于劣势的中国军队取胜而告结束。

紧接着，停泊于九龙尖沙咀的英舰不甘心失败，又连续六次向官涌炮台发动进攻。林则徐早料到英军会打官涌的主意，命令尖沙咀和官涌的清军“固垒深沟”，严阵以待。英军的六次进攻无一例外以惨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侵略者占据尖沙咀洋面作巢穴的美梦宣告破灭。他们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远遁外洋。

第一次穿鼻之战和官涌之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也说明当时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同时，林则徐和邓廷桢、关天培等人清醒地认识到，要打败装备精良的侵略者，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根据当时中国水师战船的作战能力和装备状况远不如英舰的事实，林则徐制定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策略，并在此原则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准备。

首先充实了广东水师的力量，提高战斗力，加固了禁烟时布设的木排、铁链，保证实战时能守得住，并在可能经常发生战斗的战略要地——尖沙咀、官涌添建炮台。林则徐认为，英国侵略者赖以为恃的就是船坚炮利，因此他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购来了两百多具西洋大炮，甚至还购买了曾参加过“九龙之战”的英国旧商船“甘米力治”号，把它改造成了一艘战舰。同时他命令关天培等加紧训练水师，招募船户壮士五千余人作为预备队。此外，他还“日日使人刺探夷事，翻译夷书，又购其新闻纸”，以做到知己知彼。

事实证明，面对强敌，林则徐的应敌之策是完全正确的。英国侵略者见虎门附近的大小炮台都有重兵把守，虽有侵略之心，却无来犯之胆。他们在虎门外海面盘桓了十几天，始终无机可乘，不得不离开广东海面，向北窜入浙江境内。

一方面是侵略军增加力量，北上骚扰东南沿海；另一方面却是闽浙一带准备不足，甚至毫无防备。因此，英国侵略者得以乘虚长驱而入，袭取定海。这时，优柔寡断的道光皇帝动摇了。他相信投降派琦善和伊里布等满洲贵族的话，决意妥协。对御敌有功的林则徐不仅不提拔奖赏予以重用，反而无端斥责是他把英军逼到闽浙，最后干脆把他给撤职查办了。由此，战局急转而下。

接替林则徐主持广东大局的琦善是个满脑子“妥协议和”念头的投降派。他竟然任用被林则徐缉拿在逃的汉奸鲍鹏与英国人“周旋避战”，对侵略者的话言听计从。他不仅不巩固海防，反而“一切力反前任所为”，对林则徐在任时的战守设施大加裁撤，遣散了林则徐募集的数千壮丁水勇；有人向他报告缉拿汉奸、鸦片的情况和英国军队最新动态时，他也大加训斥，反诬说汇报者是汉奸。

正当琦善、鲍鹏等人进行投降卖国活动的时候，英国侵略者却在积极准备军事进攻。1841年1月7日，英军在虎门外发出登陆信号。由于琦善裁撤了珠江口周围的大量军事设施，又拒不发兵增援，英军花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轻易攻占了虎门的门户沙角、大角炮台。1月25日，英国侵略军的铁蹄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沙角和大角炮台一失守，整个虎门防御体系立时陷入瘫痪状态。在琦善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交锋，定无把握，决意妥协求降的指导方针下，守军根本无法进行认真的备战。当时，关天培驻守靖远炮台，李廷钰守威远炮台，马辰和多隆武守定远炮台，手下都只有几百人而已，弹药也严重不足。面对整日游弋在虎门外海的英舰，守军们无不感到心急如焚。无奈之下，李廷钰跑到琦善面前痛陈虎门形势，谁料琦善死活不答应增兵，还大发脾气说：“就是因为你们整天只知打打杀杀，惹恼了洋人，议和才屡屡受挫！”李廷钰急了，“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号啕大哭，乞求发兵增援。琦善见状，面色一变，犹豫片刻，终于开口了：“添兵二百！多一个也不行！”

虎门前线的指挥者连求援增兵的请求都得不到允准，又怎么能根据敌情进行适当的战斗部署！原本坚不可摧的虎门要塞就这样在琦善的盲目指挥下形同虚设。

2月23日，英舰“复仇神”号冲进三门口，把钉在海中的木桩轻易拔去，破坏了拦海栅栏，以扫清虎门前沿阵地。25日，十八艘英舰包围横档、永安两炮台，并在虎门防线最薄弱的环节下横档强行登陆，修建了巩固的炮兵阵地，26日清晨，英军炮轰清军炮台所在的上横档。不过两个小时，上横档失守。下午4点，虎门要塞陷落。

在虎门之战中，由于胆小的琦善懦弱无能，严重影响了清军的士气，当英军利用涨潮时机由横档西边浅水道包抄进攻时，清军中许多人掉头就跑。有些炮台甚至未放一炮便落入敌手。真正同侵略者作殊死战斗的，只有关天培部。

战斗开始前，关天培自知敌强我弱，又孤立无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将一个装有自己几缕头发和几枚牙齿的木匣交给家人带走，说：“我已决心以死报国，若是战后找不到我的尸体，就把它葬了！”

激战中，他不顾随从劝阻，亲自操炮瞄准射击。但是由于弹药制造商偷工减料，炮弹中火药分量严重不足，有的甚至全是沙土，中方的火力根本无法达到阻击敌人之目的。滚滚硝烟中，关天培圆睁虎目，满身是血，仍然沉着地瞄准射击。一些官兵在他的带动下，也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突然“轰”的一声，关天培身边的一门大炮发生膛炸，周围士兵死的死、伤的伤，幸存的也个个面无人色。关天培当即被震倒在地，一个随从见状，扑上来抱住他，大喊：“事不宜迟，快走吧！”说着背起他就准备往后撤。关天培擦擦脸上的血，拔出佩刀作势要砍背他的随从，叫道：“谁敢后退，我就砍了谁！”随从无法，只好松开手。关天培一挥佩刀，高喊一声：“好汉子，跟我杀敌！”转身又投入了战斗。

这时，英军已攻入炮台，关天培大喝一声，带领数人冲入敌阵。只见刀光闪闪，血花飞溅，英军被砍得七零八落。然而终究寡不敌众，关天培和他的战士们在力劈数十个英军后，重重地倒在了血泊之中。一代名将就这样血染沙场，为国捐躯了。

关天培与守台将士四百余人壮烈战死，虎门之战的失败，一时震惊全国。这本是琦善投降卖国政策所导致的后果，并非英军不可战胜。然而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却心惊胆战，丧失了抵抗侵略的信心和决心，一心只想妥协求和，丝毫不理会广大人民和爱国将士要求抵抗的呼声。此后，英军趁胜闯入珠江，27日攻下乌涌，又乘潮占领了距广州仅20里的猎得、二沙尾。广州的门户洞开，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被英国侵略者所掌握，中国进一步坠入了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深渊。

三元里之战

英军攻占虎门之后，溯流而上，沿途的防守要塞在琦善的卖国投降政策下丢失殆尽。英军遂长驱直入，于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5月24日直逼广州城下。

守卫广州外围的清军不战而退，纷纷撤至城内，又使英军从容占据了广州城外的几处重要炮台。英军以其中的四方炮台为据点，公然在城外高地上架炮轰城。一时间，广州城内火光冲天，一片混乱。三元里古庙和三星令旗此时，接替被撤职查办的琦善前来“靖逆”的靖逆将军奕山，却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呆坐在总督府议事大厅。满屋的文武官员也都默不作声，不知如何是好。突然，站在奕山身后的一个护卫打了个响亮的喷嚏，一直提心吊胆的奕山竟吓得全身一颤，面无人色。

“诸位，事到如今，我们如何是好？”沉闷了好久，奕山开口了。众官员面面相觑，良久，终于有人嘀咕了一句：“我看还是以和为贵。”奕山闻言，精神一振，“和？”他假意皱起眉头想了想，“嗯，我礼仪之邦怎能与蛮夷一般见识！就由你去议和吧！”他指了指刚才发话的人。

26日上午，广州城头飘起了白旗。27日。奕山代表清廷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清军撤出广州城六十英里，向英方缴纳600万元“赎城费”。广州就这样落入了敌手。

面对满城废墟和一纸滴血的和约，民族仇恨的烈火在广州人民胸中熊熊燃烧。广大群众既痛恨侵略者的无恶不作，又愤然于官府的软弱无能。他们纷纷把官府的告示撕毁，决心“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把侵略者赶出国土。一场迅猛的暴风雨在酝酿之中。

广州北郊，白云、越秀二山连峰叠翠，雄伟多姿。山脚有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便是后来名噪一时的三元里村。

5月29日，盘踞四方炮台的英国鬼子和往常一样外出抢掠。在三元里村口，他们遇到了正在劳作的菜农韦绍光及其妻子李喜。一见美貌的妇女，英国鬼子嘻皮笑脸地围了上去，就想调戏。平日练得一身好功夫的韦绍光哪容他们如此放肆。只听他大喝一声，冲入敌群，左右开弓，拳打脚踢，当即打倒几个家伙。周围有的乡亲马上鸣锣告警。附近村民闻讯纷纷赶至，把压在心底多日的怒火全部发泄在这些鬼子的身上，当场打死了十几个侵略者。其余英军见势不妙，鼠窜而去。

估计到吃了大亏的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晚上三元里全村父老相约来到村北的三元古庙。这古庙前后两进，青砖石脚，古色古香，已有百余年历史，向来是全村人集中议事的地方。这天晚上，庙内火烛齐明，有如白昼。韦绍光站在桌上，挥动着拳头说：“乡亲们，鬼子兵占我良田，抢我财物，辱我妻女，无恶不作，天理难容，我们该怎么办？”“杀了他们！”“赶走他们！”众乡亲挥舞着手中的铁锄、铁叉，喊声此起彼伏。“好！”韦绍光喊道，他一把拔出庙内神像旁的神旗，把这面三角形，黑底白边，缀着三连星的神旗插在地上，“这就是令旗！旗进人进，旗在人在！我们和鬼子拼了！打死无怨……”

乡亲们知道，要想打败凶残的侵略者，单凭一个村子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韦绍光立即派人连夜向周围的唐夏村、萧岗乡告急求援，又修书数封分别送往邻县南海、番禺等地，约定共同起事。唐夏村、萧岗乡及南海、番禺等地的群众早就憋足了一口气，闻讯立即举旗响应，星夜赶到三元里。这样，广州周围一百零三乡的群众，都集合到了反侵略的义旗之下。

敌人装备精良，力拼不是办法，因此各路首领一合计，决定以智取胜。这时，韦绍光发话了：“村外四五里地有个叫牛栏冈的小山，上面树老林深，藏上几百人不成问题。山腰就是鬼子来犯的必经之路，再往山脚，又有大片的烂泥坑。这个地方地势险要，山路既窄又难行，正是伏击鬼子的好地方。大家说怎样？”“好哇！那我们便在山上埋伏，再派些人把鬼子引过来，在牛栏冈摆桌鬼子宴！”唐夏村义勇首领颜浩长，快人快语定下了对敌策略。于是，各乡义勇依计行事，凌晨时分，一切准备就绪。

5月30日清晨，对三元里人民恨之入骨的英军侵略者，由司令官卧乌古率领，气势汹汹地向三元里扑来。离三元里还老远，鬼子兵便不时遭到鸟枪、弓箭的零星阻击。仗着武器优良，侵略者紧追不舍。

没想到中国义勇“毫不禁打，一战即溃”，英国人大为得意，追得更带劲了。这天天气异常闷热，英国兵们又不像当地百姓能在羊肠小道上行走如飞，没多久，一个个都累得直喘粗气。10点多钟，英军三三两两地追到牛栏冈附近，眼看手下的士兵精疲力尽的样子，卧乌古不得不下令就地休息。

敌人越聚越多，抄后路的义勇看到鬼子兵差不多全进了包围圈，便依计向天放了一枪。枪声划破了沉闷的空气，只见山顶三星令旗一动，霎时间杀声震天，旌旗遍野。埋伏在树林里、大石后的众义勇一齐杀出，挥舞着手中的大刀、长矛、铁锄、钉耙等，向横七竖八躺在地上休息的英国鬼子冲了过去。

鬼子兵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慌忙拿起枪边顽抗边四下逃命。勇敢的猎手怎允许落网的猎物轻易脱逃，只见身材魁梧的颜浩长手持长矛冲在最前面，所挡者非死即伤，勇猛无比。在杂葬岭，他截住了一个全副武装的英军军官。“是鬼子兵头头毕霞！”有人认出了那个军官。“好！”颜浩长断喝一声，一抖长矛冲上前去。毕霞自恃身高马大，又是全副武装，心想对付眼前这个貌不出众的农民不成问题，便狞笑着迎了上来。好个颜浩长，出手如电，“唰”的一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刺毕霞咽喉。毕霞做梦也没有想到，对方出手如此之快，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便一命呜呼了。①英国侵略者在中国大肆劫掠；②三元里民众抗英用过的部分兵器；③三元里民从在抗英斗争中缴获的战利品：服装、佩剑和印章。

正在勇士们群起杀敌的时候，一场暴雨从天而降。一时间，风急雨横，雷电交加，没多久，四周顿成一片汪洋。侵略者笨重的大皮靴在泥泞的小路上举步维艰，曾令他们颇为自得的火枪又因火药尽湿成了废铁。如此，陷入重围的侵略者只剩下挨打的份儿。不少人慌不择路，失足跌下山来，命丧黄泉；有的还打算作困兽之斗，被当场击毙；也有些人眼见上天无路、人地无门，只得举手投降，“一时乞命之声震山谷”。

一群鬼子被赶进了牛栏冈山脚的烂泥坑里，烂泥齐腰，笨拙的敌人怎么也挣扎不出来，急得哇哇乱叫。但追赶他们的义勇赶到了泥坑边，也不敢贸然进去，眼见鬼子近在跟前，却无法歼灭，急得众义勇抓耳挠腮。情急中，有人找来长绳，拴上乡村里常用的耙钩，看准了朝敌人扔去。钩子不偏不倚地钩住了一个鬼子兵的衣服，没等鬼子挣扎，义勇一使劲，就把鬼子拖出泥坑，旁边的人手起刀落，结果了这个鬼子。其他义勇连忙如法炮制，轻松地消灭了这股敌人。

初战得胜，各乡义勇连同陆续赶到的花县、增城等地的武装群众一鼓作气，从四面八方涌到四方炮台。几万人马把侥幸脱逃的卧乌古一伙与前来增援的义律等牢牢困在炮台里，义律站在炮台上心惊胆战地往外看，只见四周的山坡、平地上，旌旗林立，刀枪纵横，寒光夺目，他的心都凉了半截，望望旁边的卧乌古，动了动嘴唇，却未说出话来。

三元里这边群情激忿，乡民们奋不顾身地为国杀敌，而广州城里，奕山等不但不抓紧有利时机实施反攻，反而命令清军继续撤离广州，以示“诚意”。消息传到炮台里的义律耳中，他像抓住了根救命稻草，赶忙派汉奸混出重围带信给奕山，威胁说：如果围攻炮台的老百姓不马上散去，就会被当作是中国官方的行动。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都要由中国一方承担。

这样色厉内荏的威胁居然又把胆小的奕山吓住了。他慌忙派出广州知府余保纯带上南海、番禺的知县出城为侵略军解围。

余保纯找到各路义勇首领，一扫在英国人面前的战战兢兢，趾高气扬地说：“现在朝廷已同洋人议和了，你们就不要胡闹了，快散了吧！”

众义勇哪肯就此便宜了恶贯满盈的侵略者，坚决不答应。有的人见官府不但不抗敌，反而还替敌人说话，怒不可遏，当场大骂余保纯是汉奸卖国贼。余保纯恼羞成怒，又拿义勇们没有办法，便转而威胁率众参加战斗的各乡士绅：“若是此地出了事，现在都要由你们承担！六百万元赎城费都由你们出！”

乡绅们平素就害怕官府，这一下纷纷开始动摇，陆续带走了他们的家丁。围困的群众孤掌难鸣，到了第二天下午，不得不撤围而去。这次轰轰烈烈的人民自发斗争，就这样被封建统治者强压了下去。

义律、卧乌古一伙绝处逢生，再也不敢久留，灰溜溜地拉着溃不成军的队伍，逃到泊于珠江江面的英国军舰上。四方炮台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这一仗，英国侵略者遭受了第二次广东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损失极为惨重。按当时率水勇参战的林福祥所说：“水勇砍得逆夷头目首级一颗，杀毙夷兵十二名，乡勇杀敌二百余名，而水勇、乡勇战死者共二十余名而已。”

可笑的是惊魂未定的侵略者一边仓皇逃跑，一边还死要面子掩盖败绩。他们沿途贴出告示，说什么：“此次百姓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再犯……”

群众看了这个恬不知耻的告示以后，马上针锋相对地贴出檄文，驳斥道：“尔日前虽占炮台……我义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灭尽尔等畜类。尔若有能，就不该转求广府，苦劝我义民罢战！”并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宣布：“务使鬼子无只影留存，鬼船无片帆回国。汝等无避，卜日交战！”

外强中干的英国侵略者闻风丧胆，“海上霸王”的威风扫地殆尽，再也不敢在广东地界停留，灰溜溜地退出虎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敢前来进犯。

浙东之战

英国侵略者在广东战争中没有占到多大便宜，反而吃了不少苦头，又急又气不甘心就此罢休，便于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8月21日自广东启碇北上，妄图在闽浙一线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以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得到（中国）皇帝对……提出的一切要求，完全无条件地应允。”

8月25日黄昏，英军舰队出现在福建厦门青屿口海面，并向中国守军示威挑衅。厦门局势一触即发。闽浙总督颜伯焘派出使者据理力争，要求英军立即离开。英军首领璞鼎查竟趾高气扬地对使者说：“我要求你们马上放弃城池和周围的一切堡垒，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面对气焰嚣张的侵略者，立志坚决抵抗的颜伯焘毫不畏惧。虽然此时负责福建海面防务的水师出洋巡缉海盗未归，厦门守军力量严重不足，他怀着“澄清海宁之志”，整顿防务，招募水勇，要与侵略者放手一搏。

8月26日下午1时许，英军分两路发起进攻。颜伯焘和驻守金门的总兵江继芸指挥白头汛、屿仔尾和鼓浪屿的守军从三面抵抗。由于交战双方实力悬殊，更由于颜伯焘应战心切，和敌人硬拼打消耗战。坚持到下午6点左右，各炮台相继失守，厦门落入了侵略者的魔爪。

在厦门大肆掳掠了十余天后，英军继续北犯。9月26日到达了浙江定海附近的舟山洋面，妄图再在这儿捞点好处。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定海已不是他们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轻易占领的定海了。自1841年2月24日定海收复后，驻守定海的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和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齐心协力积极备战，大大加强了定海的防御工事和作战力量。他们协调部署，由王锡朋和郑国鸿分别率部防守侧翼的晓峰岭和竹山门，葛云飞则守土城作正面防御。三部严阵以待，要给入侵者以迎头痛击。

英军指挥巴加和郭富自恃船坚炮利，8月27日公然驾船闯入定海防线的咽喉竹山门窥探形势。我英勇的守士将士哪能容他如此狂妄。守卫土城的葛云飞一声令下，只听“轰”的一声炮响，入犯英舰的头桅应声倒下，吓得巴加面色煞白，慌忙下令掉头逃窜而去。

28日，英军开始进攻定海。作了充分准备的守军隐蔽在岩石洞中，任英军怎么狂轰滥炸，仍是毫发无伤。等炮击一停，英军准备登陆时，众守军迅速到位，沉重打击蜂拥而来的侵略者。英军的多次进攻都这样被击退了，就连偷偷渗到五奎山脚建立起来的炮台阵地也被葛云飞发现，几炮给轰掉了。面对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英军指挥官们一筹莫展。

30日，台风突袭定海，风雨交加昼夜不停，平地积水达四五尺，给连日激战的守军带来了极大困难。同时，英军屡获增援，轮番骚扰，而守军却因为贪生怕死的提督余步云拥兵不援，昼夜都得不到休息，弹药、粮食已告枯竭，战斗力急剧下降。这便给了英军以可乘之机。

10月1日清晨，英军利用大雾天气，在大炮掩护下，由汉奸带路，分三路对土城、晓峰岭和竹山门发起了攻击。

晓峰岭上，已率部与敌激战四天的王锡朋指挥守军奋起还击。一时间阵地上炮火盈天，硝烟弥漫，连使用的抬枪枪管都打得发烫发红了。然而由于晓峰岭守军没有大炮，也无法获得足够的炮火支援，未能压制住一拥而上的英军。眼见敌人冲上山岭，王锡朋来不及细想，抓起大刀率部与敌展开肉搏，手刃数人之后，终因力竭不敌侵略者的围攻，壮烈殉国。晓峰岭失陷！

与此同时，竹山门激战正酣。战斗从早晨一直进行到中午，郑国鸿部炮矢皆尽，再也无法阻拦满山遍野的英军。有人建议撤退。郑国鸿听了，两眼一瞪，高声道：“武臣效命疆场，是我的责任！”表明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此时，攻占晓峰岭的英军绕道从背后向竹山门袭来，与下面的英军形成夹攻。郑国鸿部腹背受敌，几乎伤亡殆尽。绝望之中，郑国鸿单骑冲入敌阵，左冲右突，身被数十创，最后中炮阵亡。竹山门随之宣告陷落。

守卫土城的葛云飞在激战中惊闻晓峰岭、竹山门失守和王锡朋、郑国鸿两总兵为国捐躯的噩耗，悲愤异常。他知道，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于是他将自己的印信交给随从军官，激愤地说：“你快回大营请求援兵，趁敌人立足未稳反攻，我就算死了也要化为厉鬼相助！”

当攻占竹山门的英军合而为一向土城冲来时，葛云飞果断下令调转炮口向竹山门方向轰击。可是由于连日大雨，四千斤的大炮深深陷入淤泥之中，难以转动。形势非常危急，只听葛云飞振臂一呼：“跟我杀贼去！”说完带头跃出土城杀向敌军。二百多名亲兵紧随其后，与英军展开肉搏。战斗中，葛云飞的大刀砍折了，他拔出战前打就的“昭勇”、“成忠”两把佩刀继续砍杀。杀到竹山门山麓时，他的右脸已被削掉一半，右手臂也被砍断，全身受了四十多处伤，血流如注，但他仍竭力拼杀。忽然，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胸背，他“立竹山门崖石而卒，尸植不仆，手擎刀作杀状”。就这样，葛云飞和他的将士英勇牺牲，定海陷落了。

定海的失守，主要原因不在于英军无法抵挡，而是钦差大臣裕谦的战略决失误。裕谦作为一个满蒙大臣，怀有一腔报国热情，然而却缺乏“制寇之才”。他把精兵良将布置在孤悬海外的定海岛上，希望在那里与侵略者一决雌雄。事实上，英军在海上拥有绝对优势，在孤立的小岛上与之硬拼，于己有百害而无一利。当时，林则徐和领命驻守定海的葛云飞都先后就此提出过建议，可惜裕谦杀敌心切未予采纳，终于使定海在激战六昼夜后再度落入敌手。

英军占领定海后，又继攻镇海。裕谦率领四千人防守，他亲自登城督战。后因提督余步云溃逃，总兵谢朝恩战死，镇海也失陷了。面对国土沦丧，裕谦悲愤交集，含恨投水殉难。于是，英军在舟山群岛及其属区内设立了一个以丹尼斯为首的所谓军政府，对当地人民实行殖民统治。他们以此为基地，先后袭取了宁波、余姚等城。清朝守军除少数顽强抵抗外，大多闻风即溃，不战而逃。

道光帝得到定海、镇海等地相继失守的消息，并未怎么放在心上。因为广州的奕山借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胜利来粉饰自己，谎报说广州战争大胜。昏庸糊涂的道光帝对中英战争的实情并不了解，信以为真。他认为，既然一个“靖逆将军”能打败英军，再派一个“扬威将军”去浙江也同样能打败英军。于是10月18日，他委任奕经为“扬威将军”到浙江进行反攻。

奕经虽然接受了反攻的命令，但并不坚决主战。经过他的老朋友臧纡青的再三劝告，他才逐渐定下了决心。

臧纡青还提出了一种“遇散便攻、见夷即杀”，“人自为战、战不择地”对付侵略者的战术。这实质上就是游击战术的一种表现，也是较弱的军队抗拒较强的和有组织的军队的有效方法。然而奕经只是表面上同意，实际上却没有按这条建议准备。

奕经领受了办理浙江军务之责后，于12月初到达苏州，一住就是两个月，未曾检阅一次部队。1842年1月25日，他忽然梦见英军“纷纷上船，窜出大洋”，以为“吉兆”，决定克期进驻绍兴，准备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定海三城。3月8日，他在准备不充分、时机未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反攻宁波，终以大败告终。

相对清军的屡战屡败甚至不战而败，东南沿海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却呈高涨之势，在敌后坚持抵抗侵略者的战斗，以浙东人民在黑水党领导下的斗争最为引人注目。

黑水党是当时浙东沿海人民的一种自卫武装组织，以宁波为中心，活动地区遍及镇海、定海一带。他们在实践中与臧纡青“遇散便攻、人自为战”的策略不谋而合，灵活机动地利用他们自己置备的八桨小艇，神出鬼没地打击英国侵略军。

一次，一艘英国运输小火轮由于退潮而搁浅。船上的英军无奈之下上了岸，抓到一个中国人当向导。他们哪知这名中国人是“志愿”让他们“抓”到的。这名中国人顺利地把这些侵略军带进了黑水党的包围圈。经过激烈搏斗，英军仅一人逃脱，其余或被消灭或被生擒。

英军占据宁波城后，为防备清军反攻，夜里总要派出不少人巡逻。这些零散的士兵正好成了黑水党人袭击的目标。他们乔装改扮，引得英军巡逻哨靠近，或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落地解决战斗，或者干脆将其生擒活捉。如果不小心被发现，则专挑深僻的小巷穿行，英军往往都迷路搞不清方向。这又给了黑水党人以可乘之机。有的英军士兵刚才还在和同伙说话，一转眼便一命呜呼了。

对付在城墙上巡逻的英军，黑水党人用的方法则更显机智。他们用长藤绕个环，悄悄守在城墙下。当城墙上有英军士兵出现时，他们故意弄出响声。英军伸出头俯看，正好中计。黑水党人用藤环套住他的头轻轻一拉，立刻就把中计的英军士兵拉下了城墙。闻声而来的其他士兵出于本能也伸头察看，静候城下的黑水党人又如法炮制。如此擒得几名鬼子兵后，他们把俘虏装入麻袋扛着大笑而去，只留下城上的英军鬼哭狼嚎般的叫声。

在黑水党的这种出其不意的游击战术干扰下，英国侵略军整日人心惶惶，食不甘味，睡不安寐。每天都有人死亡或失踪，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而侵略者对此却束手无策，恐惧之下，英军官兵再也不愿在宁波一带久留，再加上种种别的原因，1842年5月7日英军仓皇撤离宁波。

尽管中国人民坚持反抗侵略，而且取得了较大成效，然而清朝统治者却看不到这点。他们把反抗的人民诬蔑为“汉奸”，称黑水党人为“别贼”，把自己失败的责任转嫁到人民头上，奕山甚至说：“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奕经也认为：“……到处汉奸充斥。该处人情，败坏至此。”像这样在大敌当前之时，还处处与人民为敌的将军，怎么能不打败仗呢！浙东之战的失败，更严重的是直接导致了清廷彻底投降政策的确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

吴淞口之战

早在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9月底，英国侵略者就制定了一个狂妄的计划，企图占领一片对中国来说举足轻重的土地，借此向中国统治者施压，“以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一个令人满意的“条约”。他们选中了长江下游。

众所周知，长江下游自古便是鱼米之乡，自明代开始就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如果说北京在当时是中国的大脑中枢，那么长江下游便是中国的心脏要害。只要控制这块地方，便控制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命脉，清朝统治者就必定会惊恐万分，会因此而言听计从。

正是看准了这一点，英国侵略者调动了一百多艘军舰，调集了一万多人蠢蠢欲动，准备向长江下游进发。可是，昏庸无能的清朝统治者不经周详的调查研究，就盲目地对侵略军的目的作出错误的估计。他们主观地认为，英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沿海北上，通过白河进攻北京。因此，他们所忙于部署防守的是北京，而不是长江下游。这就给了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1842年6月8日，气势汹汹的英军到达长江口，阻挠交通，侦察吴淞口的防御布置，公开进行武装挑衅。

虽然清朝政府并不重视长江下游的防务，但驻守吴淞口的江南提督陈化成却不遗余力地积极备战，此刻，从吴淞口延伸至宝山沿线都筑有坚固的炮台，并且安置了一百六十多门大炮。黑洞洞的炮口直指长江口外鬼魅般游荡的敌舰。水师方面，守军还新制装备了一种明轮船。这种战船比当时一般的水师船快得多，火力也强大得多。这些连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对吴淞这个要塞的防守，是经过认真准备的。”然而，仅靠第一线的固守是远远不够的，吴淞防线的两个侧翼和后方的兵力部署却十分薄弱，而且担任指挥的都是些假抵抗派。战斗一开始便暴露出其贪生怕死的本质，直接导致了战斗的失利。

6月16日拂晓，英军悍然向吴淞进犯。在提督陈化成的亲自指挥下，守军群情振奋，炮火不但猛，而且准，给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英军没料到中国守军如此厉害，一时间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战后一个英军军官心有余悸地回忆说：“这是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炮火最厉害的一次。我方损失惨重，旗舰‘皋华丽’号后甲板被击穿；‘布朗底’号被击中十四次；‘西索斯梯斯’号被击中十一次；好几艘战舰的船身被打穿；多人阵亡，其中中国人的第一炮就打死了我方一名中尉军官和几名水手……”

坐镇后方大营协调指挥整个战斗的两江总督牛鉴，表面上看是个很坚决的抵抗派，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投降派。战斗开始前，他跑到陈化成面前，说什么敌人太强大，和他们硬拼只不过是拿鸡蛋碰石头。不如选送些东西过去犒赏一下，作缓兵之计，然后再从长计议。六十七岁的陈化成勃然变色，大声道：“英人强大，可我们也不是鸡蛋！我打了四十多年仗，从未临阵退缩过！今天更是有进无退！况且作为武将，战死沙场也是我的本分！你就不要多说啦！”一席话把牛鉴说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再也不敢乱说什么，只得悻悻离去。

战斗刚开始，牛鉴缩在大营里坐立不安，想跑又怕承担临阵脱逃的罪名，心中暗暗叫苦。这时，前线喊声震天，不时有打中敌舰的好消息传来。他不禁大喜过望，赶忙带人赶到校场，升起帅旗，命令擂鼓助威，想借此获得亲临前线督战的赞誉。谁知英军的瞭望哨发现了他的帅旗，指引炮火延伸到了校场。一发炮弹不偏不斜落在演武台上，击毁了演武台一角。这下把牛鉴吓得面无人色，两腿打颤，慌忙下令撤退。他怕自己身着引人注目的官服成为明显的目标，硬逼着一名士兵穿上他的衣服、坐在他的轿子里代替他，而自己则混在乱军之中狼狈逃去。如此胆小无能的总督怎么能指挥协调整个防线呢？他一跑，负责两侧和后方防守的军队便随之溃散。整个吴淞防线只剩下陈化成和他的部下以寡敌众，用落后的武器抵抗侵略者。

当时阵地上枪弹几近枯竭，但却得不到武器、人员上的任何支援。由于两翼空虚，英军顺利登陆，并从两侧包抄过来。看着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敌人，年近七旬的陈化成转身对自己的部下喊道：“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你们怕不怕？”已为数不多的部下望着这位斑白的须发都被鲜血染红了的老将军，齐声回答：“不怕！”“好！听我号令！开炮！”随着陈化成手中令旗一挥，仅余的几门大炮一齐怒吼，大地为之一震，前方的英军立刻倒下了一片。“打得好！”陈化成满脸鲜血在硝烟中赞道。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阵地上的守军人数越来越少，能用的大炮几乎没有了。而英军越逼越近，隐隐约约都能看到他们的蓝眼睛高鼻子了！这时陈化成血流如注，身上已是七处负伤。他挣扎着站到阵地中央，发现连他在内，阵地上仅存三人。他悲叹一声，拔出佩刀，激愤地对身后的一名随从说：“阵亡人亡，我无颜苟活了！我死后，你把我就地埋葬，我就是死了也要守着阵地！”

说完，将佩刀用力往地上一掷，大哭数声，气绝身亡。吴淞要塞遂告失守。

吴淞战斗失利，宝山、上海等城的大小官吏闻风而逃，只留下两座无人把守的空城。英军进入上海时，只派出了两三名士兵设法爬过城墙打开城门，就进入了上海，连一个清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顺利得令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

占领了上海，通往镇江的门户便敞开了。镇江位于南北走向的运河与贯通东西的长江的交汇点，自古便是交通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就在侵略者一步步向镇江逼近的时候，清政府还正手忙脚乱地“设法羁縻求和”，哪有什么心思布置镇江防务！把守镇江的只有京口副都统海龄带领的千名旗兵和六百名青州兵以及几门旧炮，而敌人是拥有各种先进武器的一万二千多名英军。实力之悬殊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投降派的阻挠破坏，英军从上海到镇江一路畅通无阻，没费一枪一弹直抵镇江城下。骄横的侵略者根本没把镇江守军放在眼里，他们连一个完整的攻城计划都未制订便贸然进攻。他们想不到，等待他们的是前所未有的惨痛损失。

英军架起云梯争相攀登，都想第一个登上城头，以领取可观的奖金。谁知城墙上的守军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把云梯推倒。云梯上的英军纷堕如落叶，摔了个七零八落，非死即伤。怎奈守军太少，无法兼顾一拥而上的英军，陆续有不少亡命之徒爬上了城墙。惨烈的肉搏开始了。训练有素的守军个个以一当十，奋不顾身。有位勇士身负重伤，仍奋力与一个比他高出一头的英军搏斗。情急之下，他大喝一声，冲上前去牢牢抱着英国鬼子，纵身跳下高高的城墙，与敌人同归于尽了。从未见过中国军队如此勇猛顽强，色厉内荏的英军开始退缩了。就这样，英军的数次进攻都被击退，只留下城墙角一堆堆尸体。同时，守军也有较大伤亡，守城的任务更加艰巨。

很快，英军卷土重来。这次，他们调来了军舰，准备以优势火力压制守军。海龄见状，果断下令抓住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先敌开火！只见几门旧炮再显神威，敌人措手不及，刚才还在船上指手画脚的一名军官和十几个士兵立刻上了西天。但是，由于装备窳劣，弹药不足，十几分钟后，守军的火力弱了下来。得以喘息的英军凭借其强大的火力优势逐渐占据了主动。在他们集中火力轰击下，城墙塌陷了一个口子，成群的侵略军士兵从缺口处蜂拥而入，对镇江军民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海龄自知再也无力回天，全家自杀殉国。7月21日，镇江城破！

两个月后，一群卖国官僚耆英、伊里布等在南京江面登上了臭名昭著的英舰“皋华丽”号，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成为中华民族永世难忘的国耻日。

湖口之战

19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到了穷途末路。西方列强疯狂渗透瓜分，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发展成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农民武装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经过精心筹划，以洪秀全为首的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号称“太平军”，建号“太平天国”。由于领导人的正确指挥，更由于各地人民的全力支持响应和广大太平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太平军连续突破了清军的多重围追堵截，越战越勇，越战越强，纵横驰骋数千里，从珠江流域一直打到长江流域。1853年3月19日（咸丰三年二月十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十天后将其改名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从此开始了革命的新阶段。

定都天京以后，如何争取更大的胜利，以尽快结束满清的腐朽统治，便成了太平天国领袖们面临的新课题。为此，他们制定了一个分兵出击、两路齐发的战略计划：一路尽选精锐长途奔袭清朝的中枢——北京，给予统治者最直接的打击；另一路便是挥师西征，夺取长江中上游各省，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域。这一大胆的计划，一方面反映了太平天国领袖们在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后的昂扬斗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在领袖们头脑里有所滋生，对后来的军事斗争产生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

1853年5月19日，西征太平军在胡以晃、赖汉英的率领下，攻克和州，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太平军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受到沿途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因此进展颇为顺利。然而在进军湖南时，太平军碰到了一个新的凶恶敌人，那便是由清朝反动官僚曾国藩建立的地主武装——湘军。

太平军刚进驻天京不久，清朝统治者便在天京南北建立了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太平军。然而他们也深知，单靠已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八旗和绿营兵是不足以对付迅速发展的太平军的。因此，他们利用一些汉族地主本乡本土的封建政治、经济、宗教势力，在几个重要省份举办团练，积蓄反革命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湘军便是这一阴谋的产物。经过曾国藩的苦心经营，湘军具备了比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太平军的主要作战对手。

1854年（咸丰四年）4月，曾国藩为解除太平军对长沙的威胁，亲率水、陆两军扑向长沙外围要塞靖港。守卫靖港的太平军用猛烈的炮火迎接这些“不速之客”，并乘着风势火攻。湘军水师接连起火，顿时大乱，竞相逃命。水师的混乱迅速波及陆上的湘军。太平军趁势进攻，把送上门的湘军聚而歼之，大挫湘军锐气。曾国藩又羞又气，一头扎进水中，企图以“自尽”掩饰窘态，演出了一场“自尽未成”的把戏。

在城陵矶，智勇双全的“飞将军”曾天养抓住敌水师顺流而下、易进难退的弱点，率领“虎头军”，于旋湖港设下天罗地网。本来水陆联手作战的湘军水师仗着船多兵多，贸然进攻，正中太平军下怀。待敌完全进入包围圈后，四下伏兵尽出，一举歼灭助战而来的广东水师及总兵陈辉龙、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等四名敌主将。

在节节胜利的同时，多线出击所造成兵力严重不足的后果日益暴露。太平军无法在新开辟的两湖地区站稳脚跟，不得不放弃原计划，步步回撤，退出了湖南、湖北。这便给了湘军以喘息之机，从而死里逃生。

这年11月，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翼王石达开受命主持西征军事。他清醒地分析当时形势，认真总结湖南战场的成败得失，把西征军略加收缩，着力经营几个战略要地，加强水师建设，在短期内建成了一支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水师部队，使战局为之一变。

湖口，位于鄱阳湖出长江之口，地势险要，上通楚北，下达皖南。在石达开眼里，这儿正是聚歼湘军水师的好战场。1855年初，他亲临湖口组织部署，要在这里与湘军展开决战。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他制定了以守为攻、惊营疲敌、诱敌深入、奇袭制胜的作战方针。

在鄱阳湖与长江交汇的水面，石达开命人扎起大小两座木排，在两岸厚筑土城，安装炮位，严阵以待。急于报复的湘军缓过劲来之后，千方百计地对湖口发起多次进攻。无奈石达开率众沉着应战，据险坚守，湘军每次进攻都无功而返。技穷的曾国藩望着江中耸立的木排只剩叹气的份儿，不得不下令水师停止进攻，另寻他计。

敌驻我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支由百余条小船组成的小部队悄悄出现在江面上。这些小船或三只或五只地连在一起，船上堆满了混着火药的柴草。等小船神不知鬼不觉地滑到湘军战船中间时，只听一声炮响，四下立时火起。船上的湘军从睡梦中惊醒，已身陷火海，被烧死的、自相践踏失足落水被淹死的不计其数。从那以后，太平军不是以小船袭击，便是以强弓硬弩射去火箭惊扰。湘军昼夜担惊受怕，寝食难安，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人伤亡，士气日益低落，“锐师倏而变为钝兵”。

如此过了二十多天，曾国藩心知长期对峙于己不利。因为太平军身后有着广大江西人民的鼎力支持，无后顾之忧，而对杀人如麻的他，老百姓们除给了一个“曾剃头”的绰号外，别无他物。所以决定集中全部兵力，从水、陆两路猛扑湖口，以撕开石达开的沿江防线。西征中最精彩的一幕开启了。

1月29日，湘军集中炮火向鄱阳湖口的太平军阵地狂轰滥炸。炮火引爆了木排上太平军的弹药箱，接着又引燃了木排。太平军在水面已无险可守！面对不可一世的湘军，太平军果断后撤，避敌锋芒。曾国藩自以为得计，笑着对左右说：“破了湖口，就可以‘直捣金陵’啦！”

面临险境，石达开随机应变，决定利用木排被焚作诱兵之计，肢解湘军水师再各个击破。他命令守军趁夜将大船凿沉江心，堵塞水道，只在西岸边留下一道狭窄的隘口，象征性地设置了几处障碍。这样，湘军的重型战船便进不了鄱阳湖。

骄横的湘军哪知是计，气势汹汹地派出一百二十多艘轻便快船舢板等冲入湖内，而将“快蟹”、“长龙”等大船尽留外江。石达开闻讯大喜，立刻命令埋伏的太平军封锁隘口，将钻进内湖的敌船牢牢锁在湖内。湘军水师一下被分割成互不呼应的两部分，原有的部署立刻一片混乱。

上了钩的大鱼怎容它轻易溜掉，埋伏已久的太平军抓住有利时机，以关门打狗之势痛击失去大船掩护的内湖湘军。只一夜工夫，“入瓮”的湘军便所剩无几了。而停泊在外江的大船，由于没了轻快小艇的配合，犹如“飞鸟去翼，爬虫去足”，根本无法进行战斗。太平军一阵猛打猛攻，湘军立呈败象，一部分战船见势不妙，顾不上照应其他船只，掉头就跑，狼狈逃往九江。

2月11日，仓皇失措逃回九江的湘军惊魂未定，便发现大举反攻的太平军在夜幕掩护下，以数十只小船为先导，悄悄靠近湘军水师大营。一声令下，火箭、喷筒万支齐发，太平军以翻江倒海之势猛扑上去，喊声震天，刀光闪闪。措手不及的湘军闻风丧胆，溃不成军，连曾国藩的座船也被太平军包围了。曾国藩羞愤难当，自思如此大败，以后有何面目见人，又是一头扎进水中企图自杀。众随从慌忙把他捞起，藏到了一艘小船的甲板下，趁乱狼狈逃去。他的管驾官和监印官则被当场击毙。

经过这样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曾国藩已成为惊弓之鸟。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指太平军战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湖口、九江大捷之后，石达开指挥西征太平军趁势全线反攻，连克武穴、兴国、汉阳等城，重新控制了武汉至九江的长江水面及附近的湘、鄂、赣广大地区，在较短时间内完全扭转了长江中游的战局。

在西征取得初步胜利之后，石达开又率军顺江而下，与守卫天京的太平军密切配合，一举粉碎了围困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江南大营。同时，由陈玉成率领的太平军也一鼓作气消灭了江北大营的清军。天京的肘腋之患完全肃清，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达到了最高潮。

综观西征，太平军之所以能在强敌环伺的不利环境中取得空前的胜利，除了战士们作战勇敢外，还应归功于石达开的正确指挥。他冷静分析敌长我短，确立了避敌锋芒、诱敌深入、惊营疲敌、快速制胜的战术思想，不仅令太平军将领们赞不绝口，更使他的老对手曾国藩和与他交过手的英国侵略者自叹弗如，以致谈“石”色变。

三河之战

至1856年（清咸丰六年）夏天，西征太平军经过三年多的苦战，控制了湖北东部及江西九江、安徽安庆、湖北武昌等重要军事据点，攻破了围困天京三年多的江南、江北大营，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就在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刻，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公开激化，发生了天京变乱。从杨秀清逼封“万岁”开始，经过韦昌辉的大屠杀和石达开的带兵出走，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造成太平天国“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严重局面。

这次变乱不仅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反而使敌人得以重整旗鼓，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向太平天国反扑过来。革命形势由此急转直下，太平天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时，被洪秀全果断提拔为军事统帅的陈玉成和李秀成，受命于危难之间，立志扶大厦于将倾，担负起了支撑时局、开拓新局面的重任。

综观当时局势，要想摆脱军事上的被动不利局面，长江下游必须歼灭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长江中游同时又必须击退湘军的进攻，确保军事重镇安庆不落入敌手。为实现这一战略，1858年（咸丰八年）7月，年仅21岁的陈玉成与李秀成在安徽枞阳联合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上，陈玉成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构想，各将领也慷慨陈词，决心“各誓一心，订约会战”。这次会议确立了年轻的陈玉成作为太平军军事统帅之一的地位，同时也肯定了他提出的避实就虚、迂回包抄、声东击西、反客为主等机动灵活的战术思想。太平天国后期在军事上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正是这些战术思想在实战中得到贯彻的结果。

枞阳会议后，陈玉成当即挥师连克庐州、店埠等地，与绕道而来的李秀成军夹击盘踞在江北大营的清军德兴阿部。对太平军的战略反攻未作任何准备的清军措手不及，大败而去。陈、李二部合而为一，又与驻守天京的太平军分进合击、围攻建于江北浦口的清军江北大营。这一仗打得痛快淋漓。由于太平军进展神速，清廷钦差大臣德兴阿吓得“愁急交攻，彻夜呻吟”，根本拿不出什么主意。这时，他身边的人又建议说：“不如来个三十六计之上计吧！”德兴阿正求之不得，赶忙顺水推舟道：“既然大家说该这样做，就依你们吧！”

于是，江北大营的这些大小头目们纠集了一帮亲兵，狼狈逃窜，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跑了一百多里地，武器弹药等军事物资扔得沿途比比皆是，连专门铸造用来对付太平军的十余门九千斤大炮也“送”给了太平军。自此，太平军彻底摧毁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并使之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这一胜利，使太平天国的南北交通线得到了恢复，长江南北的物资又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天京。这对于稳定天京城内的人心和扭转危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巩固这一成果，太平军在陈玉成、李秀成的分别率领下，继续兵分两路扫清天京外围的残留清军，进一步扩大战果。其中，李秀成部奋力消灭了龟缩扬州的清军残兵败将，占领了这个富庶的城市；而陈玉成则率军攻打被清军吹嘘为“铁铸”的六合。

六合，位于天京之北。若以浦口为咽喉，六合则是江北之心腹要地。太平军的将领们认为：“要解天京之围，就要先破六合！只有这样，清军水师才会被赶离天京附近江面，如此一来，太平军在江北一带就能纵横驰骋，战局必会由此改观。”

事实证明，选择六合作为整个战局的突破点是完全正确的。10月24日，在陈玉成的锐意进攻下，这个被敌人吹嘘为“铁铸六合”的战略要地一举攻破。清军主帅温绍原当场毙命。这样，不仅使太平天国的江北防线得以巩固，还为后来攻破江南大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使陈玉成部队实行江北作战的计划少了后顾之忧。

就在太平军以主力进攻江北大营捷报频传的时候，西线的湘军乘虚而入，加紧大举进攻太平军。将军都兴阿、副都统多隆阿、总兵鲍超及水师提督杨载福等率部直扑安庆。防卫安庆的太平军“一日五文前来告急”。湘军中最为凶悍的一支部队李续宾部接连攻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进逼到了离庐州仅五十余里的三河镇，气焰极为嚣张。李续宾一时间也被清军吹捧为“威望冠诸军”的人物。西线形势万分紧急！

三河镇在庐州之南（今属肥西），扼庐州咽喉，为水陆交通要道，是太平天国当时在安徽的重要军事据点，筑有一座大城，内外堡垒九座，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军械，以接济庐州、天京等地。因而，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对太平天国来说，三河镇的得失都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

正在长江下游作战的陈玉成接到三河守将吴定规的告急文书，马上指挥部队星夜奔赴安徽战场。同时，李秀成也挥师绕过清军的阻击前去接应。陈、李两军再一次并肩作战。

到了安徽前线，陈玉成立刻率部投入战斗。根据湘军长驱直下，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的弱点，他制定了围而歼之、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同时，他又看到湘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瞧不起太平军，果断派出小部队从各个方向不断骚扰敌人，一方面麻痹敌军，另一方面分散湘军兵力，迫使湘军多线作战，难以集中。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陈玉成亲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三河东南的白石山和西南的金牛镇，包抄敌军后路。占领白石山和金牛镇的湘军还沉睡在梦乡里，忽听一阵枪声，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便当了太平军的俘虏。敌军的退路被切断了！可是陈玉成却丝毫没有松劲，他连夜派人传令庐州守将吴如孝带兵南下，阻击舒城方面湘军的救援。当庐州太平军已到达阻击地域的消息传来时，陈玉成严峻的脸色终于有了一丝笑容。至此，围攻三河镇的湘军完全陷入了太平军布下的天罗地网！

陷入重围的湘军情知不妙，慌乱发动进攻，妄图夺路而逃，外围的湘军也加紧接应的步伐，想救出自己的难兄难弟。太平军陈、李、吴三部密切配合，无论湘军如何挣扎，包围圈也未漏丝毫缝隙，反而逐渐缩小收拢，收网的时机成熟了！

11月14日，陈玉成率部逼攻三河湘军大营。次日黎明大雾弥漫，数步之外就只闻人声不见人影，湘军突袭金牛镇。猛听一声炮响，一彪人马自敌后方浓雾中杀出，这支勇猛的部队正是由陈玉成亲自率领的，直杀得敌人哭爹叫娘，一败涂地。由于准备充分，又占天时地利，陈玉成部如摧枯拉朽般横扫三河镇外围的三路湘军，干净利落地打碎了敌人的全盘计划。威风一时的李续宾暗叫不好，赶忙纠集一伙人以攻为守，企图击退太平军突围而去。太平军严阵以待，连续击退了其十多次进攻。李续宾气得哇哇乱叫，连斩两名临阵脱逃的士兵，但仍挡不住退下来的湘军。无奈之下，他只好撤回大营，固守待援。

此时，李秀成部自白石山赶来助战，吴定规等守军也自三河镇内冲出，三路太平军会合成一只拳头，狠狠击向湘军的中军大营。先期抵达的太平军机智地把长江河堤挖断，滔滔江水汹涌而出，断绝了湘军的最后一条退路。逃至江边的李续宾望着翻滚的江水，自知在劫难逃，绝望中上吊自杀。这个七年间攻克四十余城、经历大小六百余战、双手沾满太平天国战士鲜血的刽子手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主将一死，湘军更是溃不成军。经过前后三天的激战，这支湘军精锐部队六千余人，上至李续宾、曾国藩的三弟曾国华，下至普通走卒，无一漏网，悉数被歼。

三河镇战斗结束后，陈玉成等挟胜利之余威，乘胜追击，夺回了舒城、桐城、潜山、太湖等地，迫使围攻安庆的清军弃营而去，安庆之围不战而解。从此，长江中游的战局发生了有利于太平军的变化，天京上游的局面得到了相对稳定。

这一仗，给了清朝反动统治者一个沉重打击。听到三河惨败、全军覆没的消息后，曾国藩忍不住痛哭流涕，一连数日食不下咽，他懊丧地承认：“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湘军另一头目胡林翼也跺着脚哀叹道：“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日。……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

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年轻的陈玉成已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军事统帅。连他的对手曾国藩都不得不承认，“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也！”在民间更有“军强冠诸镇，与国藩相持数年，国藩深畏之”的说法。由于战功卓著，陈玉成被晋封为英王，时年仅22岁。

大沽口之战

1858年5月20日（清咸丰八年四月八日）上午8点，清朝直隶总督府外来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外国人。他们交给直隶总督谭廷襄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清朝守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天津守备重地大沽口炮台，让他们“护卫”特使进京，否则将以武力占领。这伙人便是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的信使。他们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断然拒绝。清军炮击进犯大沽口的英法联军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没几年，贪婪的英、法等国不满足于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又相互勾结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了由英法直接出兵、美俄暗中支持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前期，他们在广东沿海大肆进攻。当他们发现这并不能使清朝政府屈服时，便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京津地区。5月初，英、法侵华军全权代表额尔金与葛罗率大小舰艇二十六艘、官兵约二千七百人，逼近天津。

由于清政府对英、法早有戒心，加强了津门重地大沽口一带的防务，配备轻重火炮五百余门，总兵力达一万三千多人。来势汹汹的英法联军自知如果开战占不了什么便宜，便派出了文章开头的那一队士兵，妄图恐吓守军交出炮台。结果却自取其辱，遭到中国方面的当头痛斥。

5月20日上午10点，英法联军悍然打响了第一炮，拉开了大沽口之战的序幕。清军当即予以还击。大沽口一带顿时炮声震天，硝烟弥漫。法舰“霰弹”号的螺旋桨在游弋中被中国军民事先布好的渔网缠住，无法动弹，成了炮台上清军的“活靶子”，一阵炮火袭来，法舰顿时变了形。还有些敌舰被白河上渔民施放的火筏阻挡，难以前进一步，连船上的帆都被引燃了。激战近两个小时，英法联军的三艘战舰当场沉没。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大海退潮引起白河河水猛退，联军舰艇顺势后撤，退出了守军火炮的有效射击范围。清军的炮弹呼啸着飞来，却在距敌舰不远处力竭落水爆炸，未伤敌分毫。而敌舰的火炮由于性能远胜于清军，既打得远又打得准，屡屡命中清军炮台。纵然守军英勇顽强，也逐渐丧失了还击的能力。此战双方各有伤亡，但清军因准备不足、装备落后，加之主帅谭廷襄以及直隶提督张殿元、署天津镇总兵达年等逃跑，致使北、南炮台先后失陷，天津完全暴露在了英法联军面前。在敌人的武力威胁下，清廷被迫屈服，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求和，在天津与侵略者再度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天津条约》，中国进一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陆续撤出了津沽一线，京畿威胁暂告解除。胆战心惊的清政府为防备联军卷土重来，任命悍将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加强京津防务。

吸取了前战失利的教训，僧格林沁着力经营，经过细致的调查，提出了集中兵力、重点设防的总方针，进行积极防御。他亲自督办了以大沽沱口为重点的近海、沿海及侧翼的多重军事设施，还选调精兵强将充实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大沽重地的防守力量有了质的提高，官兵们士气高涨，要给来犯之敌以沉重的打击。

果然不出人所料，1859年6月（咸丰九年五月），英法联军又借“进京换约”之名，由英海军上将何伯率领大小舰艇21艘（其中英国17艘）、官兵约2000人再度来犯。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以深水舰只正面袭击大沽炮台，以浅水炮艇开道越过横江障碍进攻，从而摧毁炮台，然后组织陆战队登陆占领，扫清武装进攻的障碍。

6月25日上午，十余艘联军舰只驶至清军在前面铺设的铁戗旁，先后用缆绳拉倒了十余架铁戗，然后放下浮标标记开辟通道。僧格林沁闻报，心知来者不善，但为避免扩大事端，他一面派人与英法侵略者交涉，一面命令各部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敌人开战，坚决予以还击！尸横遍地的大沽炮台阵地自兵临大沽海口以来，何伯就在极力收集大沽守军的情报。从各种途径得到的消息，正如他本人亲眼在望远镜中见到的一样，阵地上见不到几个士兵，根本不像是大战在即的样子。何伯放心了，当日下午1时30分，他下达了总攻击令后，便回舱喝咖啡去了。他满以为清军仍和去年一样经不起他的重炮轰击，要不了多久便可以从容登陆了。

殊不知何伯正中了僧格林沁的骄兵之计。局势紧张之初，僧格林沁便有所安排，他要求各守军注意伪装隐蔽，要做到炮台白天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守军隐于安全处，任凭联军如何试探决不暴露。何伯的贸然进攻，正中僧格林沁下怀。当闻报联军已进入预定水域时，僧格林沁哈哈一笑，高喊一声：“打！”只见各部守军从藏身之所鱼贯而出，迅速撤除了掩盖在火炮上的草帘，按早已计算好的角度、距离向敌舰猛烈开火。

英法联军猝不及防，完全笼罩在炮台守军的炮火之中，当即便有几艘军舰中弹起火。有艘企图抢滩登陆夺头功的炮艇被突如其来的炮火击毁了锅炉，无法动弹，紧接着又被一顿狠揍，冒着浓烟沉入了河底。不久又有一艘炮舰“庇护”号步其后尘。刚才还在舱室里悠闲地喝咖啡的何伯，此时站在旗舰“行鸟鸟”号的甲板上，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突然，一颗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正好落在他的旁边。只听“轰隆”一声，站在何伯身后的“行鸟鸟”号舰长当场毙命，何伯受了重伤，“行鸟鸟”号受损严重，无法指挥作战。

原来，清军采用了“擒贼先擒王”的战术，集中火力轰击联军指挥舰。无论何伯转移到哪艘船，只要升起旗舰标志旗，必定引来清军倾泻的炮弹。何伯无法，只得下令全线撤退。

不甘心失败的联军在零星炮火的掩护下再次组织陆战队强行登陆。早有准备的守军利用各种防御工事予以猛烈回击，一批批亡命之徒应声倒毙。激战至晚上，联军“术穷力尽”，无心恋战，抛下了上百具尸体狼狈逃回船上。没几天，英法联军的残兵败将便灰溜溜地南逃了。是役，清军以伤亡三十余人的代价，换取了击沉四舰、伤十余舰，毙伤英军464人、法军14人，生擒2人的巨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英法联军在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引起了英、法两国极大的震动。英、法上层统治阶级几乎都不相信这会是事实。为了报复，更为了在华攫取更多的特权和利益，英、法两国再度任命侵华老手额尔金和葛罗为公使，带领一百二十多艘军舰和近三万陆军来华，试图进一步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

对英、法的报复，清政府早就有所准备，加强了大沽一带的兵力部署。但是，初尝胜果的清军中开始出现盲目乐观的情绪，僧格林沁也没有了上回的谨慎，甚至夸口说：“如果他们敢再来，我迎剿兜击，必胜无疑！”主帅轻敌，部众麻痹，战争尚未开始便潜伏了危机。

在大沽口以北，有一片荒地叫北塘，是保卫天津的门户之一。这里原有炮台，海边还敷设了地雷。但由于清政府曾选定北塘接待英法特使由陆路赴津，因此炮台和其他工事都遭废弃，驻军也撤走了。北塘成了不设防区域。僧格林沁布防时，认为北塘至天津的那片荒地于联军而言没什么利益可图，便主观地以为联军不会在北塘登陆，因此这里仅留了少量部队驻守。

英法联军探听到这一消息以后，却公然声称将在北塘登陆，故意让僧格林沁知道。自负的僧格林沁大手一挥，说：“洋人狡猾，故意放出消息骗我调兵北上，我才不上当呢！”在错误的判断下，他作出了弃守北塘、诱敌深人的部署，结果正中了联军的避实就虚之计。

1860年（咸丰十年）8月1日，英法联军由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俄国人带路，绕开重兵防守的大沽口，驶至北塘河口。由于北塘近似无人把守，联军未费一枪一弹即顺利登陆，占领北塘一带的废旧炮台，并站稳了脚跟。两天后，联军向清军发动了进攻。陆上作战，联军的火力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重武器都被抽调到大沽前沿布防，此时此地的清军官兵手中多只是弓箭和刀枪等冷兵器，根本无力阻挡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蜂拥而上的英法联军。

占到便宜的联军洋洋自得。12日，前往迎战的三千清骑兵全军覆没，新河、军粮城失陷；14日，唐儿沽（今塘沽）在激战两小时后被敌占领；18日，白河南岸的大小梁子亦告不守。至此大沽炮台陷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

一天清晨，大沽北炮台下来了一行洋人，为首的正是侵略军头子巴夏礼。他用马鞭指看炮台大叫大嚷，要守军赶快投降。回答他的是几声清脆的枪声和驻守炮台的直隶提督乐善的严词拒绝：“你们要炮台的话，就拿你们的命来换吧！”巴夏礼气急败坏，悻悻返回营中。

19、20两日，侵略军数百人由唐儿沽进至石缝炮台背后，填塞沟渠，作进攻准备，被清军击退。

21日清晨5时，联军兵分两路向大沽发起攻击。这是一场殊死的血战，清军将士奋不顾身地使用一切手中可以利用的东西进行抵抗。他们如猛虎一般扑向冲上炮台的联军，用长矛，用大刀，用石头，甚至用牙齿顽强阻击，整个阵地都为鲜血所染红。

激战多时，联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海上舰艇亦纷纷发炮助战，而清军因腹背同时受敌，两线作战，人员本就不足，再加上战斗减员严重，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北岸炮台陆续失守，只剩下石缝炮台有一门大炮还在轰鸣。联军一个军官在望远镜中发现，这门大炮是由一个满脸鲜血的清军士兵操纵，他装好炮弹后便果断开炮，根本不管敌人的炮火就在自己耳边掠过，直至一枚炮弹正好击中他，整个炮台才完全沉寂下来。

据守南炮台的僧格林沁见大势难支，下令全军撤退；直隶总督恒福在巴夏礼的威胁下，交出南炮台及全部军火物资。英法联军付出了死伤三千多人的代价，最终占领了天津门户北塘、大沽。

清朝统治者的抵抗决心至此完全丧失，8月24日，联军轻松进占天津；9月3日，兵临北京城下。9月22日，咸丰皇帝狼狈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把北京城交给了以恭亲王奕讠斤为首的一群留守大臣。10月10日，众大臣“开门揖盗”。18、19日英法强盗在圆明园抢掠了一切可以抢掠的东西之后，纵火焚毁了这座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艺术宫殿，对人类文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奕讠斤在俄使伊格那提也夫居间“斡旋”下，于24、25日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又一纸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

“在将来交付历史审判的时候，人们不要忘记这两个强盗，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法国大文豪雨果这样评价这场战争。

谢庄之战

北京近郊，有一座美丽的小村庄，周围是茂密的森林，连绵的群山。村民们在这里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打猎、种田自得其乐。这个“桃花源”式的小山村便是后来名噪一时的谢庄。

村里有户姓冯的猎户，是早年间自山东迁移来的。户主冯三保，练得一身好功夫，为人豪爽仗义，被村里人称为“谢庄第一猎手”，隐约成了谢庄猎户的首领。冯三保有个宝贝女儿叫婉贞，长得眉清目秀，却不爱描花捏针，只好舞枪弄棒，也练得了一身漂亮的拳脚，时常与村里的青年男女相互切磋，俨然也成为青年中最出色、最有威信的一个。

1860年（清咸丰十年）9、10月间，一天，远方传来阵阵轰鸣，北京方向还冒起滚滚浓烟。村里人议论纷纷，不知道外边出了啥事，就派了几个人外出打探。没多久，便有消息传来：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城，赶跑了咸丰皇帝，还在大肆抢掠了圆明园后放火烧毁了这个有名的园林。

村里一下子炸开了。人们脸上满是惶恐，往日的宁静平和荡然无存。有的人甚至收拾东西准备搬家了。就在一片慌乱中，冯三保与村里的几位长者冷静地商量过后，决定留下来，保卫自己的村庄。有人问：“官兵都挡不住洋人，我们行吗？”冯三保黝黑的脸膛显露着坚毅：“这里是我们的土地，决不能让洋人糟蹋了！拼死也要把他们挡住！”

斩钉截铁的话语打动了人们。村里人推举冯三保为首领，组织全村老少积极备战。他们在村前的谷口砌了一道坚固的石墙，又屯集了大量猎枪、火药和粮食。村里的青壮年们分成几拨，轮流守卫值更。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村里暂时平静了下来。不过，这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寂静。

几天以后，谢庄前面的空地上出现了一队英法侵略军。这些刚刚掠夺完的侵略者似乎还未填满自己贪婪的欲壑，发现了谢庄这个小村庄，便狞笑着逼了过来。村中老少闻讯，纷纷拿起了猎枪、猎叉等武器，有些小孩也拿着木棒、石块，准备和石墙外的“饿狼”大战一场。

冯三保站在石墙上，冷冷地看着一步步靠近的侵略军，迟迟未发话。这时，侵略军中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叽哩哇啦”喊了一大通，大意是让村民们打开大门，放弃抵抗。冯三保根本不予理会，暗中命令手持猎枪的猎手们在墙垛后面隐藏好，准备战斗。整个谢庄除了敌人狂妄的叫嚣外，竟是逼人的沉寂。

时值正午，阳光强烈地炙烤着大地。敌人耐不住了，哇哇地发动了进攻。几十名士兵端着枪若无其事地靠近石墙。他们根本没把这个小村庄里的老百姓放在眼里，脑中还在幻想着攻陷村庄后要饱餐一顿，美美地睡上一觉。敌人越来越近，有的猎户按捺不住了，不住地往冯三保这边看。手握自己心爱的猎枪，冯三保嘴里还叼着烟袋！看着有人等不及了，冯三保不紧不慢地取下烟袋放到脚边，悄声对周围的人说：“放近了打，注意节省火药！听我号令！”

敌人更近了，连眉毛胡子都看得清了！只听冯三保一声暴喝：“打！”石墙上“乒乒砰砰”地响起一片枪声，无数的铁砂应声飞向近在咫尺的侵略军。敌人猝不及防，遭此迎头痛击，当场倒下了好几个，其余的连滚带爬地往回跑，连同伴的尸体也顾不上了。看到敌人跑得远了，冯三保和几个艺高胆大的猎户飞身从墙上跃下，拾起敌尸旁的钢枪，解下子弹袋，满载而归。抚摸着锃亮的钢枪，冯三保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这下好啦！有了这枪就更不用怕洋鬼子啦！”周围的猎户们见初战告捷，也都个个笑逐颜开。

十几分钟后，气急败坏的敌人卷土重来。冯三保率众如前法炮制，再度击退敌人。如此再三。傍晚时分，敌人对谢庄仍是无可奈何，不得不灰溜溜地撤走了。

一举击退连官兵都挡不住的洋人，村里人高兴得赛似过年，有些人家甚至拿出鞭炮燃放以示庆贺。冯三保和众猎户聚在一起，大碗大碗地畅饮着家酿的美酒，大家脸上都溢满了胜利的喜悦。

在全村同贺胜利之时，冯婉贞却轻皱眉头，满腹心事地独自坐在家里，不时长长地叹息一声。深夜，尽兴回家的冯三保刚进屋，婉贞便迎了上去，焦急地说：“爹！今天洋人是未做准备，才会被我们轻易打退。万一明天他们做好准备，把大炮带来，我们恐怕就抵挡不住了！您看……”

“女孩子家懂什么！”微醉的冯三保没等婉贞说完便打断了她的话，“明天鬼子敢再来，我保管叫他有……有去无回！”说完，他自己进屋倒头便睡，留下婉贞一个人满脸焦虑地呆站在原地。

冯婉贞咬着嘴唇来回走了几趟，忽然猛地一转身，进屋提了一包东西，拿着自己的佩刀转身出了门，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没过多久，十几条黑影骑着马悄悄出了村，轻车熟路，直奔村外那片茂密的树林。原来，冯婉贞担心侵略军会带重型武器来犯，便带领村里平时常和自己切磋武艺的十几个青年男女连夜出村，到敌人进犯的必经之地——野树林埋伏，希望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借以挽救谢庄。

天色微明时分，远处传来车辚马啸声，间杂着“叽哩哇啦”的叫喊，敌人果然带着大炮来报复了！他们自以为凭着这几门大炮，定能攻下谢庄，因此肆无忌惮地沿着大路，大呼小叫地向谢庄开来。透过茂密的枝叶，冯婉贞禁不住捏了把汗，自己只有十几个人，十几把刀，能挡住气势汹汹的敌人吗？

略一迟疑，冯婉贞对围在她身旁的十几个青年人说：“我们分散埋伏，听我号令，看我进攻方向，一起冲杀，定能给鬼子当头一棒，也好减轻村里的压力！”说完，指定了一人回村报信，其余便各自连人带马埋伏在树林里。

英法侵略军自然想不到还离谢庄数里之遥便会有埋伏，仍然毫不顾忌地往前走。不一会儿，便到了树林深处。此时天色尚暗，林中古木参天，遮天蔽日，走在路上的敌人不得不打起火把。这正好成了青年们的目标。只听凌空一声脆喝：“杀啊！”大路两旁旋风般冲出十几条黑影，挥动手中雪亮的钢刀劈头盖脸地向英法侵略者砍去。

敌人大惊，慌忙四处躲闪，但终究慢了半拍，几个鬼子当即身首异处。林子里顿时乱成一锅粥。冯婉贞等乘乱大展拳脚，杀得敌人鬼哭狼嚎，鼠突豕奔。

然而，敌人毕竟都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士兵，很快便回过神来，利用手中的武器开始反击。骑在马上作战的青年左右回旋极不方便，目标又显著，所以干脆弃马而下，手持利刃徒步与敌搏斗。由于是近身格斗，敌人的钢枪没了用武之地，肉搏又明显不是武艺高强的青年们的对手。没多久，侵略者又倒下了好多，受伤流血的比比皆是。

狡猾的敌人很快意识到肉搏绝非对手，便佯作败退，企图龟缩到一起，让穿梭于敌群的冯婉贞等暴露后，再用枪去对付他们。冯婉贞一眼便看穿了敌人的诡计，高喊一声：“冲进去！别让他们有机会开枪！”青年们心领神会，纵身投入敌阵，奋力搏杀。这下敌人无计可施了，只好硬着头皮应战。刺刀哪有钢刀好使，晨曦中不停传来敌人的惨叫声。青年们闻声，斗志倍增，而侵略者们则愈加胆寒，只能勉强抵挡，根本无还手之力。

这时，天逐渐亮了，树林里也透进清晨的曙光。奋战近两个小时的青年们已有些累了，进攻的节奏慢了下来。惊魂稍定的敌人这才发现进攻他们的原来只有十来个人，不禁恼羞成怒，恶狠狠地反扑过来。虽然敌人损失了不少，但相对青年们仍处于绝对优势，他们以三五个为一组，围攻几近精疲力竭的青年们。冯婉贞等左突右挡，却因寡不敌众且又被分散包围，没多久都身披数创，鲜血染红了衣衫。

正在这紧要关头，四周传来震耳欲聋的呐喊声。林中冲出一群手持钢刀、长矛的人，为首的正是冯三保，只见他豹眼圆睁，手提大刀冲人敌群，两刀便把正在围攻冯婉贞的几名鬼子解决了。他扶着已多处受伤的女儿在一棵树下坐好，说：“好女儿，你歇着，看爹替你杀敌！”说完转身又投入了战斗。

好一场恶战！当太阳高挂时，敌人终于不支，仓皇而逃，留下了近百具尸体和几门锃亮的大炮。

凯旋的队伍中，冯三保和冯婉贞走在最前面。谢庄百姓们敲锣打鼓迎接这对机智勇敢的父女和无畏的勇士们。

以弱胜强的谢庄之战，在很短时间里便传遍各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京津附近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此，侵略者再也不敢在京津附近乡村为非作歹。没过多久，他们便撤出了北京城，其中不能说没有像谢庄这样的广大乡村人民的功劳。

高楼寨之战

清代中叶，在河南和安徽等淮北广大农村，出现了一种称为“捻党”的秘密组织。当时当地农村中迎神赛会要搓纸燃油，所谓“捻”便由此而得名，即一群、一组或一拨人的意思。参加捻党的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他们聚集在一起，与残酷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封建统治者展开了斗争。

虽然清朝当局早就严令禁止群众结捻，但因为刚开始捻党只是分散的、零星的活动，根本无法对统治者的统治构成威胁，所以清朝官吏们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到了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抵达长江流域，特别是北上远征的太平军横越淮北地区时，捻党斗争便日益蓬勃发展起来。过了两年，黄河河南段再度决口，滔滔河水在山东、安徽和江苏许多地方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灾害，而官府和地主反而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广大劳动人民更加无路可走，纷纷加入捻党。捻党的力量日益壮大，星星之火逐渐汇成燎原之势！

在残酷的斗争中，捻军与太平军患难与共，给予了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天京陷落之后，太平军与捻军幸存的将士又逐渐集结在赖文光的周围，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又掀起了另一幕轰轰烈烈的革命。

赖文光，广西人。1850年（道光三十年）秋，赴金田参加太平天国团营，转战桂、湘、鄂等地。1852年（咸丰二年）担任文职。杨韦事变发生后，奉命出师江西。次年回朝，保卫天京。曾参加二破江南大营之役，后随英王陈玉成西征。1861年（咸丰十一年）被封为遵王。翌年，与陈得才等率军远征西北。天京失陷后，转战于豫、鄂、皖边界一带，连败僧格林沁所部。1864年（同治三年）底，张宗禹、任化邦所率捻军和西北太平军合编后，推其为领袖。他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一名优秀军事统帅，毅然挑起了领导捻军反抗清朝统治者的重担。赖文光根据太平军的组织体制对捻军进行了整编，改变了捻军过去那种分散的、半农民半军队的状态。捻军从此以全新的面貌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捻军面临的最强劲的对手，便是以僧格林沁为首的蒙古骑兵。这些骑兵不仅凶狠异常，而且气焰极为嚣张，他们对捻军采取跟踪追击、穷追猛打的方针，妄图把捻军赶尽杀绝。

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为了保存自己，争取主动，赖文光放弃了过去太平军筑垒守城的阵地战战术，创造出骑兵奔袭的主动快速流动战术，在运动中疲惫敌人，迷惑敌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寻找适当的机会，出其不意地快速歼敌。

1865年5月18日（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捻军在山东曹州（今菏泽）西北高楼寨地区，干净漂亮地全歼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震撼了清政府朝野上下。

从1月开始，捻军在赖文光、张宗禹的率领下，主动进逼开封。清廷慌忙命令僧格林沁立刻前去解围。等僧军马不停蹄地赶到开封城下时，捻军早已从容离去，不知所踪。僧格林沁甚为自得，以为捻军仍和以前一样，只不过是一群残兵败将罢了，根本不是他的骑兵的对手。正当他在开封城里大宴宾客的时候，有探子报告，捻军又在黄河对岸出现！僧格林沁立即翻身上马，带领他的蒙古铁骑，风风火火地追向捻军出现的地方。

捻军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物资供给都不如僧军，硬拼肯定是不行的。但他们拥有一个僧军想也想不到的优势，从而使赖文光的流动战术得到充分贯彻。捻军中绝大多数将士都是生于淮北、长于淮北的庄稼汉，对淮北的民情、地形了如指掌，而长期劳动练就的铁脚板，不管是在平地还是在山间，都能健步如飞。捻军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引诱僧军左一下右一下地疲于奔命，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有一回，正在快速运动中的捻军与僧军不期而遇。赖文光发现这只是一支侧翼弱敌，计上心来，他果断下令全体捻军不退反进，朝着僧军猛冲过去。僧军措手不及，一下被猛虎般冲来的捻军冲了个七零八落。还未等他们回过神来，捻军的旗帜已消失在远方了。这样，捻军一下又从敌人的正面跳到了敌人的背后。

僧格林沁闻讯，大为光火，马上下令前军变作后队，转头追赶捻军。只见成千上万铁骑在淮北平原席卷而过，扬起漫天尘土。正当僧军全力以赴追赶捻军时，捻军却突然停止了急进的步伐，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藏了起来。僧格林沁求战心切，哪里停得下来，一下子又远远地冲到了捻军的前面去了。

目送滚滚远去的僧军，赖文光满脸自信地对部下们说：“我们到山东等他们！”于是，大军昼伏夜行又悄悄地北上山东去了。

如此三个月，僧格林沁的骑兵被捻军牵着鼻子来回奔驰在方圆几千里的大平原上，往返不下三四千里，连人带马都累得疲惫不堪，一个个又黑又瘦。急行军中，有时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下层士兵中陆续有开小差的，有病死、累死的，连一些军官也开始抱怨起来。而僧格林沁本人寝食俱废，连续十几天不离鞍马，以致手都累得握不住缰绳，只能把缰绳缠在手腕上才能勉强驭马。就这样，他仍然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不顾一切地命令军士日夜追赶。他已完全被激怒了，整日咆哮着要与捻军决一死战，任何人稍不顺意便劈头盖脸一顿皮鞭。到后来部下们都怕接近他，每天只是远远地跟着他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一路狂奔。

5月18日，捻军在曹州府高楼寨布下天罗地网，然后以小股捻军引诱敌军“入瓮”。“追了三个月，终于追到了！”僧格林沁心中大喜，马上命令全军紧逼，以为可以一口吃掉令他恨之入骨的捻军。他自己更是一马当先，叫嚣着冲了过去，两只血红大眼犹如饿狼的眼睛。

只听一声炮响，前面“逃窜”的捻军一转身反冲过来。两侧埋伏的骑兵分两路闪电般从僧军侧背包抄，一骑夹一步为团阵，齐头并进，一下子把僧军层层包围起来。

僧格林沁见状暗叫不好，却又不甘心就此俯首就擒。他挥舞着手中的皮鞭，拼命要手下往外冲。然而疲惫异常的僧军哪里是以逸待劳的捻军的对手！况且心中早有不满的士兵又不肯卖力。战斗进行了没有多久，威风一时的蒙古骑兵或死或伤或投降，即宣告全军覆没了。

身陷重围的僧格林沁还想作困兽之斗，狂叫着冲向步步逼近的捻军将领。说时迟，那时快，从赖文光身后闪出一骑，手握长矛迎上前去。没几个回合，僧格林沁便招架不住，喘着粗气一拉缰绳，转身想跑。他坐下那匹马奔波了几千里，早已不堪重负了。此时又经血战，再也支持不住，只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僧格林沁随之摔在地上。捻军小战士张皮绠策马赶上，只见寒光一闪，僧格林沁连惨叫都没来得及，便丧命于麦田中。

高楼寨一役，僧格林沁与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等均被击毙，只有总兵陈国瑞重伤脱逃，僧格林沁所部马队一万一千人，几乎全部投降了捻军。

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是清廷镇压捻军的主要力量，也是清军中的“王牌军”。这支部队的全军覆没，不仅使当时尚处劣势的捻军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斗争的信心与热情百倍高涨，而且使清王朝丧失了一个镇压人民的可靠支柱，大大动摇了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这次战斗，在我国军事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代表意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赖文光富有创造地提出流动作战，以快速运动疲惫和迷惑敌人，从而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抓住适当的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赖文光的战略战术，对后世军事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后来的许多大规模战争中，运动战都以主角身份登上战争舞台，成为弱小军对付强敌的“杀手锏”。

金积堡之战

唐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的一天，一列庞大的队伍慌慌张张来到当时叫作灵武（今宁夏灵武南）的一个小城。他们身后是叛将安禄山、史思明点燃的滚滚狼烟。队伍安顿下来后，一位身穿黄袍的年轻人在众人的簇拥下宣布继承皇位。这就是唐肃宗李亨。他即位的地方便是后来的金积堡。

金积堡因附近的金积山而得名。山中特产五色彩石和金色泥土，因此得名金积。到了清代，由于历史的变迁，小城已经荡然无存，仅余一处村镇，但在中原与西北各省之间，依旧不失为一个军事要地。这一带因有秦、汉两代兴修的明暗渠，故而灌溉方便，物产丰盈，东及中原，西接西域各地和蒙古各部落，地理位置颇为险要，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世纪50、60年代，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点燃了全国各族人民武装反清的烈火。1862年（清同治元年）春，久受当地统治者残酷压迫的陕甘回民揭竿而起。清廷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无暇西顾。义军兵分四路，趁机占领了河州（今甘肃临夏）、灵州（今宁夏灵武）、肃州（今甘肃酒泉）、西宁（今青海西宁）等地，控制了西北广大地区，与太平军、捻军遥相呼应。

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运动被清朝统治阶级镇压下去，清军稍事喘息之后，便腾出手来对付仍然坚持战斗的陕甘回军。1867年（同治六年）初，清廷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左宗棠戴着朝廷赏赐的双眼花翎走马上任了。是年6月，左宗棠军分三路入陕。他刚到西安，鞍马甫卸便召集驻西北各部清军将领开会，重新部署兵马，密谋把西北各路回军“剿灭”净尽。

左宗棠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放手镇压回民起义的命令，还带来了屠杀太平天国革命军民的主力——湘军。这些湘军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个个异常凶残，手中使用的又是左宗棠想方设法购得的德国制造的优良武器。对回军而言，实在是个非常危险的敌人。

老奸巨猾的左宗棠并未直接进攻回军。他采取“由外及内，各个击破”的策略，先派刘松山率“老湘军”自山西渡黄河，由绥德西攻回军的盟友——董福祥领导的陕北饥民武装。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湘军几次猛攻之后，民军惨败，董福祥被俘投降。刘松山从民军中挑选精壮编成“董字三营”，纳入湘军指挥，更加壮大了湘军的力量。

1869年（同治八年）4月，清军分三路进攻，相继占领了陇东萧金镇、董志原等回军外围重要据点，然后集中力量进攻甘肃的回军。

在甘肃四支回军中，以灵州马化龙实力最强，他以金积堡为根据地，控制了灵州及周围州县。为抵御清军，他令人在金积堡外围修起四五百所堡寨。金积堡更是修得异常坚固，墙高四丈，厚三丈多，周围九里有余。堡中更有堡，颇似郡县的城和关，到处壁垒纵横、渠水环复，而且屯集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粮食。

左宗棠在分析了甘肃各路回军的形势后认为，“西事关钮全在金积，此关一开，全局在握。”因此，他兵分三路进军灵州，于是年11月中旬，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包围。

金积堡周围有两处地险，一个是东面的永宁洞，这是山水河通往秦渠暗洞的咽喉，另一个是龙王庙的峡口，即黄河青铜峡峡口，是秦、汉两渠渠口汇合的地方，回民军便以此两处地险为依托，顽强抵抗。清军开战以来，几乎是连战连胜，骄气日盛，哪能想到会受挫，仍是一味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猛冲。

回民军躲在事先修筑的堡洞里，待清军炮火一停便鱼贯而出，占据有利地形反击。清军一时竟拿回军毫无办法，丢下具具尸体狼狈而退。统率老湘军的悍将刘松山眼见清军损失惨重，气得咬牙切齿，眼里布满血丝。他亲自到了黄河青铜峡峡口前督战。长期跟随他征战的湘军见主将亲临，士气大振，更加亡命地与回军冲杀。

回军毕竟不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青铜峡未多久便告失守，金积堡外围防线被撕开了一条口子。望着在回军阵地叫嚣的湘军，刘松山得意地哈哈大笑。笑声未绝，一阵惊天动地的炮声平地而起。刚才还在叫嚷的湘军顿时血肉横飞，抱头鼠窜。刘松山张大了嘴呆在原地，一颗炮弹恰恰落到他身边爆炸。等卫兵们把他从碎石堆中扒出来时，他早已咽了气。这个身经百战的左宗棠的大将到死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原来，回军是以退为进，先让出阵地，待湘军松懈以后，再集中所有炮火给敌以猛烈的打击。老湘军未料会有此一劫，伤亡遍野，连统领刘松山也未能逃脱。

损兵折将，清军士气大挫。为应付危局，左宗棠起用刘松山之侄刘锦棠任统领。年轻的刘锦棠在军中征战多年，颇有指挥才能。他接替叔父刘松山之职后，第一件事便是召集湘军部将开会。他满脸悲伤地对众人说：“我军即将取胜，却不幸兵败将亡。各位都是追随我叔父多年的老将了，难道忍心就此罢兵吗？我叔父的仇能不报吗？”一席话说得众将个个咬牙切齿，叫嚷着要报仇。看看火候差不多了，刘锦棠命人把刘松山的灵柩放到大营中，然后派人报告左宗棠，湘军既不坚守，也不退屯，而要继续力攻！就这样，湘军在刘锦棠的鼓动下又卷土重来。

为抵御刘锦棠的进攻，固守金积堡的回军首领马化龙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修堡建垒，还相继掘开秦渠、板桥堰和山水河，使地处下游洼地的清军营地陷入一片泥泞之中。清军调兵遣将和物资运输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刘锦棠复仇心切，根本无视眼前的这些困难，每日往来于齐膝深的烂泥中，率领湘军逐堡逐寨地进攻。他的这招“逐次进攻，步步为营”颇为奏效。回民军因是各自为战，兵力分散，虽竭力阻击，仍然没能挡住湘军进攻的步伐，苦战数月，金积堡外围的堡寨相继落入湘军之手。回民军退守金积堡，依靠坚固的城墙和环复的沟渠防守。湘军与回民军面对面的较量开始了！

金积堡墙高壁厚，防守十分严密。湘军反复多次进攻，均是无功而返。亲临一线指挥的刘锦棠看着一批一批从城墙下败回的湘军，被复仇火焰冲昏的头脑反而清醒冷静了下来。他思虑再三，下令停止进攻后撤。前线的一些将领早就杀红了眼，一听停止进攻后撤，都急了，冲着刘锦棠咆哮：“不能撤！你忘了你叔父是怎么死的吗？”刘锦棠冷酷地回答：“我没忘！只是强攻不行，我要用锁金法困守！看他们能顽抗多久！”他下令清军环绕金积堡挖了前后两道宽三丈、深一丈的长壕，壕边筑起高约丈余的围墙，又在堡外高地上筑成几座炮台，居高临下，每日不断向堡内轰击。

刚开始，堡中的回民军凭借事先贮藏的粮食弹药，毫不畏惧地抵御清军。坚持了近一年，堡内的粮食弹药快耗尽了。首领马化龙先后派遣多人出堡向各地回民军告急求援，然而由于长壕完全切断了金积堡与外界的交通和联系，派出去的人不是惨遭杀害便是被俘，消息根本送不出去。

从回民军派出信使日益频繁的情况，刘锦棠判断堡内的物资供给已经出现困难，遂下令清军炮台加紧轰击。其实，围困金积堡快一年的清军自己的物资供应也出现了困难，士气有所下降。刘锦棠不得不经常到士兵中去鼓舞士气。

在这种对峙中，被困在堡内的回民军，虽然同仇敌忾，英勇顽强，但在弹尽粮绝的危境下，许多人饿得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哪儿还有力气战斗？经过深思熟虑，马化龙派出代表找到刘锦棠，提出以保全堡中全部回军的生命为条件投降，否则便拼个鱼死网破。

刘锦棠连想都未想便一口答应了。1871年1月6日（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清晨，紧闭近一年的金积堡大门打开了，马化龙和老老少少近两千名回军从堡内蹒跚而出。清军一窝蜂冲了进去，占领了这个令他们头疼这么长时间的城堡。

刘锦棠一面假意安排接纳两千多回民军，做出践约的样子麻痹回军，一面派人火速请示左宗棠如何处置。没过多久，信使带来了左宗棠的命令：杀！

3月2日夜，清军悄悄包围了回民军的营地。一声枪响，众清军一拥而入，对手无寸铁的回民军展开了残酷的屠杀。惨叫声划破了铁一般的宁静。屠杀一直持续到天明才停止，鲜血染红了金积堡的每一寸土地。

镇压了金积堡的回民军，左宗棠下令清军就地休整。一年以后，恢复元气的清军，又在刘锦棠的率领下，对西宁回民军发起强攻。两个月后，清军进驻西宁。1873年（同治十二年）10月底，刘锦棠进逼肃州。他故技重演，先围城数日，待守城回军弹尽粮绝后，利用义军降将喊话诱降。守城回军首领马文禄轻信上当开城投降。紧接着，又是一场惨烈的屠杀。至此，陕甘回民起义被完全镇压下去。

左宗棠和刘锦棠用回民军广大战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不久，左宗棠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西北军务，刘锦棠则被擢升为甘肃西宁道。西北回民武装抗清运动从此陷入了低潮。

新疆之战

1864年（清同治三年），早有分裂野心的新疆封建主金相印与中亚浩罕汗国相勾结，在新疆南部分土割据。浩罕摄政王派遣帕夏（军事头目）阿古柏于次年侵入新疆。几年间，阿古柏完全掌握了南疆的统治权，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自称“毕条勒特汗”，并将势力扩张到了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在各城开征地税，还命令回、汉人民一律遵照中亚安集延（今吉尔吉斯境内）的风俗习惯，“光顶圆领”，剪去辫发，改变服饰装束，妄图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中完全分裂出去。在对内残酷奴役各族人民的同时，他还向英、俄大肆出卖新疆权益，以求取列强对他的“承认”和支持。

1871年7月（同治十年五月），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并不满足于间接侵略，悍然派兵入侵，强占了新疆西北的伊犁地区，为其鲸吞整个新疆夺取了一个重要的桥头堡。新疆形势危在旦夕！

此时，年近六旬、已准备告病还乡颐养天年的左宗棠，看到沙俄“窥我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多”，便毫不犹豫地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于是他挺身而出，要“引边荒艰巨为己任”，以花甲之年率兵西向，规复大好河山。

可是，在要不要出兵收复新疆这个问题上，腐朽的清朝政府却一直举棋不定。当时日本正侵犯台湾，东南海疆频频告急。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者，公开提出停兵撤饷，暂罢西征，说什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对此，左宗棠据理力争。他从全局出发，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指出新疆是我国西北屏障，一旦放弃，必将导致“我退寸而寇进尺”，后患无穷。

1875年5月（光绪元年三月），清廷终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命他“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指挥关外一切军事的全权。

要使沦陷多年的新疆重归版图，困难之多、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左宗棠想方设法，历时一年多，先后解决了短缺达数百万两的军饷难题，出关作战的军粮来源和运输问题，又妥善安排了军火、器械等军需物资的供应，还裁减冗员，精练部队。各项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他将西征指挥部移到了肃州（今甘肃酒泉），以便就近指挥。

1876年4月27日（光绪二年四月四日），西征军在肃州祭旗出征。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左宗棠和湘军统领刘锦棠“熟商进兵机宜”后，制订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基本战略和“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的作战原则，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左宗棠以刘锦棠统率的二十五个营（约一万一千人）为前锋，分四批出星星峡，进攻乌鲁木齐，而以提督张曜部严守哈密至奇台一线作为后卫。6月，西征军抵达济木萨城，探得守卫乌鲁木齐外围要地古牧地城（今新疆米泉）的是叛匪白彦虎五千余人。当时通往古牧地城有两条路：一条是走西树儿头子，为大道，易于大军通行，但要经过戈壁，汲饮困难；而另一条路是走黄田小路，水源充足，却被敌人筑卡设栏，严密防守。叛匪就是企图逼迫西征军放弃小路走大道，届时以逸待劳，在戈壁滩上困死、渴死清军。

左宗棠一面命人在西树儿头子大道沿途筑垒凿井，装出一副不得不走大道的样子，另一方面悄悄命令刘锦棠率精兵强将在夜色掩护下自小路出击。守卫黄田的白彦虎部以为清军会沿大道走，根本没想到刘锦棠率领的大军从天而降，来不及做什么有效的抵抗，便举手投降了。道路一打通，大军迅速进逼古牧地城。经四昼夜激战，终于攻占了该地，取得了西征的首次大捷，打开了通往乌鲁木齐的门户。

在古牧地城，刘锦棠于一堆书信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封乌鲁木齐来的机密文件，得知乌城几乎无兵可守。他一面派人汇报左宗棠，一面率领部下马不停蹄地驰往乌城。等到信使带着左宗棠“进攻乌城”的命令追上刘锦棠时，他已经站到了乌鲁木齐的城墙上察看战果了！

西征军7月20日（闰五月二十九日）攻占乌鲁木齐后，又于11月再克玛纳斯城，完全斩断了阿古柏伸向北疆的魔爪，掌握了通向南疆大门的锁钥，并且控制了乌鲁木齐以西的富饶地区，解决了就近采办粮草的问题。收复新疆的第一阶段便告结束。

经过五个月的精心筹划准备，左宗棠于1877年（光绪三年）4月又组织了第二阶段战役，进攻矛头直指战略重镇吐鲁番。

清军收复北疆之后，阿古柏将他的军队收缩起来，分别盘踞于达坂、吐鲁番、鲁克沁三处，妄图凭借天山关隘负隅顽抗。这三座城互成犄角之势，易守而难攻。

左宗棠看准了阿古柏和叛匪白彦虎貌合神离的弱点，采取了分而击之、各个击破的策略。他派刘锦棠部为主力攻打达坂，而以徐占彪部翻越天山佯攻吐鲁番。

17日凌晨，刘锦棠部迅速占领达坂城周围高地，将阿古柏精锐四千余人尽数困于城中。

天亮以后，刘锦棠不顾随从阻拦，亲临城下侦察敌情。城里的敌军认出了他，集中火力向他射击。刘锦棠应声连人带马摔在地上。众随从大惊，慌忙命令还击，拼命把倒在地上的刘锦棠拉回军中。谁知刘锦棠对大家笑了笑，便起身易马而前。原来他在枪林弹雨中竟然毫发无损，只是战马受伤倒地而已。

摸清了城防概况，刘锦棠立刻上报左宗棠。左宗棠命令环城挖沟筑垒，构筑炮台，准备强攻，还特别命令夜间在城墙周围遍燃火把。众将不解。他解释道：“我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守军有任何举动都要尽收眼底，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9日晚，城东炮台筑成，西征军以德国造开花大炮对城中守军进行轰击。没多久，守军弹药库中弹爆炸。英国援助阿古柏军的弹药“轰隆隆”炸得大地发颤。此时大风骤起，烈火眨眼间燃遍全城。守敌惊溃，四散奔逃。刘锦棠一面指挥各营截击，一面发动喊话劝降。在强大攻势下，守敌纷纷投降，达坂收复。

对大批俘虏，左宗棠实行宽待政策。凡新疆平民，不论哪个民族，全部发与衣粮释放，愿留者留，愿走者走。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达坂守军头目主动给阿古柏写了劝降信。在收复新疆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宽待俘虏的政策，对分化瓦解敌人起了重要作用。

攻占达坂后，西征军趁胜而进，一举攻克吐鲁番、鲁克沁，历时半个月，胜利结束了第二阶段战役。通往南疆的大门完全敞开，收复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左宗棠此时却并不急于续进。因为此时正值盛夏，不宜用兵。他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养精蓄锐，为第三阶段作战做准备，待到秋高气爽，再行长驱而入。

在此期间，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阿古柏由于精锐丧尽，已无力再与官军抗衡，而长期受他压迫的广大回、汉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阿古柏被迫服毒自杀于库尔勒。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汗位互相残杀，最后哥哥伯克胡里杀了弟弟，带着残部窜到新疆南部，阿古柏政权基本瓦解。

针对盘踞南疆之敌长于流窜的特点，左宗棠于当年秋令刘锦棠亲率精骑为前锋先行追击。在刘锦棠的带领下，先行部队以四昼夜长驱八百里，沿途且战且追，给伯克胡里和白彦虎以沉重的打击。原来被阿古柏胁迫的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纷纷反正起义，占领各城“以待官军”。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如丧家之犬，分率残部由布鲁特窜入俄国境内。一月之内，西征军驰驱两千余里，胜利收复了南疆。收复新疆的三次战役画上了一个完满而精彩的句号。

新疆平定后，左宗棠建议新疆设省，并提出浚河渠、建城堡、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和分设义塾等项主张，以促进新疆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收复新疆的战争虽历时一年又九个月，但实战时间总计才半年。这是因为左宗棠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在战术上“缓进疾攻”，充分做好准备工作，每战必求以优势兵力速决，以防师疲粮匮；在战略上“先北后南”，先取乌鲁木齐以控制新疆总枢纽，“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正因为如此，西征军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无往而不胜。英国人包罗杰在他所著的《阿古柏伯克传》中承认，左宗棠“在这场光明正大的战争中，用谋略战胜了、打倒了他（阿古柏）”。

镇南关之战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法国把侵略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西南部。他们以越南为跳板，一步一步把魔爪伸向了富饶的两广大地。

年近七旬、已解甲归田的原广西提督冯子材眼见法国侵略军步步进逼，忧心如焚。他一面派人深入越南境内，探听法军虚实，一面向驻防广西边境的清军多次建议扩军备战。

1883年（清光绪九年）12月，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率六千人自河内出发，攻打越南北部的山西，向应越南政府之邀而进驻的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由此拉开了中法战争的序幕。

法军有备而战，而清军装备相对较差又措手不及，因此，战争一开始清军便节节败退。清朝政府手忙脚乱，用人之际方想起赋闲在家的冯子材，遂命其督办高、雷、钦、廉四府二十五州县团练，参加抗战。冯子材在一无饷源、二无实权的情况下，很快成立了九个州县团练，其中他亲自挑选训练的五百名钦州练勇后来成为抗敌主力“萃军”的骨干。

法军连连得手，气焰极为嚣张，变本加厉地向中国进犯。1885年2月23日（光绪十一年一月九日），法军侵占广西门户镇南关（今友谊关），其前锋部队深入中国境内二三十里。由于广西人民奋起抵抗，加上战线过长、兵力不足、部队补给困难，法军不得不在大肆掠夺之后退回其大本营文渊。撤走前，法军炸毁了镇南关的城墙和附近的军事设施，还狂妄地在爆炸后的废墟上树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广西的门户已经不再存在了！”

消息传到冯子材耳中，他义愤填膺，慨然上书要求领兵抗法。新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答应了他的请求，授予其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带领十八个营的军队，开赴抗法前线。中法战争即将揭开新的一幕。

临行前，须发皆白的冯子材祭别祖先，嘱托家人：万一军有不利，百粤就非我所有。你们速带家眷，奉香火驰归江南祖籍，永为中国臣民，免受外人奴役。他还把两个儿子带在身边为国尽忠，同时也准备万一战死沙场，有人料理后事。他的拳拳爱国之心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人们更加敬佩这位在疆场征战了数十年的老将军。

当时前线的情况极为严峻，法军气势正盛，而清军却是一团糟。法军占领镇南关的当天，清军前敌总指挥潘鼎新便一口气逃到距镇南关百余里的海村，完全放弃了指挥。而其他清军将领又相互推诿，不服调度，散兵游勇四处劫掠，老幼难民蔽江而下，关内震动。冯子材以七旬高龄，德高望重，被前线将领推举为“前敌主帅”。原先一盘散沙的清军逐渐团结在他的周围，众志成城，要与法国侵略者血战到底。法军尽管气焰嚣张，然而也面临着许多困难：远离后方补给基地；失去泊于江河的炮舰的强大火力支援；兵力不足，能战之兵仅四五千人。冯子材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处境，制订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亲临前线勘查边境各处山隘，最后选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关前隘为预设战场，还命人在东、西两岭间构筑了一道三里多长的土石长墙，墙外挖了深堑，在东、西岭上又修筑堡垒多座，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山地防御体系。在兵力配置上，冯子材把士气高、战斗力强的“萃军”和“勤军”放在主阵地上，在左、右翼派了较强兵力，以防法军迂回包围，最后以强大的预备队驻幕府、凭祥，随时准备投入反攻。一切布置妥当之后，冯子材才放心地说：“不论法人如何进攻，我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法军见冯子材防备精当，不敢从正面进犯，便想从侧翼偷袭。冯子材接到了越南民众的密报，令苏元春率军阻击，同时派出一支“萃军”乘虚袭击法军据点扣波。3月13日，从侧翼偷偷来犯的法军遭到了苏元春部的迎头痛击，败逃至扣波时，又遭到守候多时的“萃军”的重击，溃不成军，狼狈逃回了文渊城。

偷袭未成，连吃败仗，法军指挥官尼格里深感脸上无光，为捞回面子，他不待援军到齐便仓促决定提前发起全面总攻。

3月23日清晨，法军二千余人趁大雾偷偷进入镇南关，一路重点进攻东岭炮台，另一路顺关前隘谷地前进，企图在主力夺取大青山顶峰堡垒后，前后夹击关前隘清军阵地。敌人以新式开花大炮为掩护，来势极猛。东岭上赶修起来的五座炮台，很快就被攻陷了三座。

法军占领东岭后，居高临下，以重炮轰击关前隘长墙，其主力则乘势向长墙猛扑过来。在这关键时刻，冯子材朗声高呼：“如果再让法军入关，我们有何面目去见两广父老！”在主帅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士兵们勇猛无畏，拼命杀敌。恶战一直持续到深夜，援军相继赶来，充实了前沿阵地的兵力。敌人疯狂的进攻终于被击退了。

当天晚上，身为前敌指挥的苏元春等产生了畏敌情绪，借口弹药不足要求后撤。对前来劝说的表兄黄元高，冯子材愤然拔出指挥刀，喝道：“你知道这里是军法重地吗？”吓得黄元高连话都说不出来，慌忙退出。苏元春等又亲自请求，被冯子材严词拒绝。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不会退！我誓与此墙共存亡！法国人说广西的门户不复存在了。我们要用他们的头来重建广西的门户！”一席话说得怯敌的将领羞愧难当，坚定了坚决抵抗的决心。镇南关清军大败来犯法军第二天清晨，大雾弥漫，数步之外便不见人影。法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兵力增至七八千人，大小火炮数以百计。霎时间，关前隘炮声震天，硝烟直冲云端，远在几十里外都能听见炮声。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法军主力再一次向清军阵地猛扑。狼群一般的法军转眼便拥到长墙下，有的甚至已经爬上了长墙，眼看长墙阵地就要被攻破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冯子材“以帕裹首，赤足草鞋”，振臂一呼：“有进无退！”率先手持长矛跃出墙外。他的两个儿子相荣、相华紧随其后。

清军将士看到年近七旬的主帅亲自冲锋陷阵，顿时热血沸腾，打开长墙栅门，一齐从墙内冲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群，与敌展开殊死肉搏。法军没料到清军会以肉搏方式反攻，本身又不善格斗，心中立时没了刚才的锐气，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清军终于把敌人压制到山谷里。此时，王孝祺、王德榜两军先后杀到，经过“七上七下”的激烈争夺，夺回了被法军占领的三座炮台，并赶走了占据西岭的敌人。中国军队完全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不久，各方面援军及几千名越南兵勇汇拢，法国侵略军欲进不得，欲退无路，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

3月25日，冯子材发出总攻击令。清军各部从各山头、战壕里浪潮般涌出，向困在山谷的法军猛冲过去。法军惊恐万状，溃不成军，有数十名军官和一千多名士兵被当场击毙，少数漏网的残敌仓皇往越南谅山方向奔逃。中国军队取得了镇南关战役的完全胜利。

为继续扩大战果，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冯子材指挥清军乘胜追击，收复文渊，直逼谅山城下。

法军指挥官尼格里为挽回败局，在谅山作了固守安排。他以主力扼守谅山门户驱驴，以屏蔽谅山；另以一部兵力分守谅山与外界联系的交通要道；留下老弱残兵驻守谅山的城垣堡垒。冯子材深知清军攻坚能力不强，待法军布置妥当，再想攻取谅山，就会困难重重。于是，他召集部下，商定了“正兵明攻驱驴，奇兵暗取谅山”之计。

27日，冯子材派杨瑞山率部在夜色掩护下从小路进至谅山城下潜伏。第二天，冯子材率各部兵分三路逼攻驱驴。激战中，尼格里胸部中弹，无法指挥。接替指挥的爱尔明下令法军退往淇河南岸。清军顺势冲进了驱驴。守卫谅山的法军一见满山遍野的清军，慌了神，慌乱中也不管对岸还有许多自己人便砍断了淇河浮桥。留在北岸的法军无路可退，一部分缴械投降，一些自恃会游水的拼命向谅山泅渡逃命，结果溺死河中的不计其数。城下的杨瑞山部乘乱杀出，一举冲入谅山城。

镇南关和谅山大捷是中法战争中规模空前的大胜利。它从根本上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面，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并直接导致了法国国内矛盾激化，茹费理内阁因战败而倒台；同时它又极大地鼓舞了清军将士。冯子材命令各军“跟踪追剿，不准延缓”，以席卷之势又收复了一批城镇。

当时的战局对中国方面极为有利。

可是，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却认为，继续打下去“有碍中外和局”，高叫“乘胜即收”。6月9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正式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答应撤出中国军队，允诺法国在中国西南的种种特权。至此，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从此中国西南边省门户被打开，成为法国对华扩张的重要地域。

冯子材领导的抗法战争胜利，虽然被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断送了，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不顾年迈，勇敢抗击外敌侵略的爱国热情，却深为广大军民敬佩。当老英雄凯旋时，沿途居民以香灯、爆竹拜迎三十余里。诗人黄遵宪特作《冯将军歌》颂之：

将军气涌高于山，看我长驱出玉关。

平生蓄养敢死士，不斩楼兰今不还。

甲午之战

“东沟海战天如墨，炮震烟迷船掀侧。”1894年9月17日（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巨浪翻滚，炮声震天，一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海战正在进行。交战双方是被迫应战的中国北洋水师和早有虎狼之心的日本海军。

在这场战斗中，双方共投入了二十二艘战舰，五千六百多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战斗之激烈在当时为世所罕见。这便是著名的中日大东沟海战。在这场激战中，中国北洋水师的广大爱国将士面对强敌，英勇顽强，以生命和热血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者无力镇压，请求清朝政府派兵“进剿”。6月，清军进驻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早就对朝鲜及中国垂涎三尺的日本看到有机可乘，便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出了大批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进入汉城，与驻朝清军形成对峙，并多次蛮横地拒绝“两国同时自朝撤军”的建议。朝鲜半岛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就在日本极力筹划侵略战争的同时，愚弱的清政府却把希望寄托在与日本狼狈为奸的帝国主义国家所谓的“调停”上。6月20日，李鸿章再次请求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出面调停朝鲜事，希望中日两国同时撤兵。但日本方面根本不予理睬，日军反而于7月23日闯入朝鲜王宫，劫持了国王，组织傀儡政府。25日，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悍然对运送援兵赴朝的中国海军“济远”、“广乙”等舰发动海盗式的突然袭击，击伤“广乙”、“济远”两舰，击沉“高陛”号运兵船，船上七百余名清军官兵遇难，还掳走了满载粮饷的“操江”号。几乎同时，日本陆军向驻守牙山成欢驿的清军发起进攻。中日甲午战争由此爆发了！

战争爆发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等爱国将士主张予敌以坚决回击。然而掌握着清廷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却把北洋海军视为一己私产，采取“避战自保”的消极方针，严令丁汝昌只可守大同江至威海卫一线，后又缩小至成山角和鸭绿江一线，决不准“滥进袭击”。对于这个命令，广大将士愤慨不已，但也不得不只在规定区域内游弋。

9月17日上午，刚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停泊在鸭绿江大东沟口外的海面上正准备返航。这天天气晴朗，水波不兴。10时30分，“镇远”舰的望哨报告西南方海面有一簇烟雾，并且越来越大，烟雾下面一支舰队疾驰而来，估计是日本舰队。尖锐的警报声立时打破了海面的宁静，丁汝昌果断下令起锚迎敌。北洋舰队开足马力，破浪前进。在距敌舰五千米处，旗舰“定远”号发出了开炮的命令。北洋水师先敌开火，各舰大炮怒吼不止，颗颗炮弹呼啸着飞向敌舰，激战开始了。

北洋水师参战舰艇共十艘，而日本舰队不但舰数要多两艘，而且航速快，火力猛，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日本方面公然叫嚣，要“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气焰极为狂妄。这次由日本海军中将伊东柘亨率领的舰队有备而来，当然不会放过到手的机会。

日舰速率快、炮位多的优点，很快便显示出来。他们避开北洋舰队“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绕向北洋舰队的侧后，以左右舷炮轰击两翼小舰，而以首炮狂轰“定远”、“镇远”两舰背面，致使北洋舰队队形大乱，陷于被动局面。在敌人猛烈炮火的轰击下，“济远”、“广甲”两舰相继临阵脱逃，其余各舰仍奋勇还击。

面对强敌，丁汝昌指挥果敢冷静。激战中，他身负重伤，站立不稳，便坐到甲板上鼓舞士气，激励大家英勇杀敌。

日舰打乱北洋舰队的编组队形后，又以先锋舰“吉野”号为首的四艘快速巡洋舰直逼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定远”号是整个北洋水师的指挥中心，若有闪失，后果无法设想。为了保护旗舰，“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开足马力，驶到“定远”号之前迎战来敌。顿时，“致远”舰陷入了四艘敌舰的包围之中，但“致远”舰将士在邓世昌的指挥下，顽强作战，不断给敌舰以沉重打击。舰上配备的炮弹打完了，便用步枪射击。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致远”舰中弹累累，船身倾斜，势将沉没。这时，敌舰“吉野”号野兽般冲近“致远”舰。这艘“吉野”号是日本参战舰中速度最快的主力舰，其马力几乎是“致远”的三倍。开战以后，它横冲直闯，对北洋舰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邓世昌怒视“吉野”号，登上舰桥，慷慨激昂地向全舰官兵宣布：“我们为国作战，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舰船伤弹尽无力再战，决定撞沉那横行霸道的‘吉野’号，与敌人同归于尽！”全舰官兵齐声高呼表示拥护。邓世昌跨进驾驶室，双手紧握舵轮，开足马力向“吉野”号猛冲过去。

日舰发现“致远”撞船的意图，立刻集中火力向“致远”猛轰。“致远”号燃起了熊熊大火，但并未停止，像一条火龙乘风破浪冲向“吉野”舰。“吉野”号上的日本兵见此情景，惊恐万分，纷纷跳水逃命。眼看“吉野”号就要完蛋了，不幸的是一枚罪恶的鱼雷击中了“致远”号，顿时全舰起火爆炸，不久便沉没了。

邓世昌落水后仍大呼杀敌，他拒绝别人的救助，抱着“阖船俱没，义不独生”的信念，与全舰二百五十多名将士一起牺牲于汹涌的波涛中。

“致远”舰的英勇行为大大激发了北洋水师将士的爱国热情。“定远”号在刘步蟾的指挥下，越战越勇，首先击伤敌舰“比睿”号，令其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狼狈退出战斗。邓世昌殉难紧接着，“定远”号又咬住了敌“赤城”号，一举击毙敌舰长坂元八太郎。然后又击伤敌“西京丸”号。不久，“经远”号也中敌鱼雷沉没。打到后来，“扬威”、“广甲”两舰伤重自毁，“超勇”也被击沉。作为北洋舰队的两大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相互掩护、相互支持，在中方只有四舰与敌搏杀的情况下，一再给敌人猛烈的回击。敌军旗舰“松岛”号屡被击中，其储备的弹药被引爆，八十四人当场毙命，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和指挥力。黄海大海战下午5时半，精疲力竭的日舰再也无力作战，首先退出了战场，大东沟之役结束。这次海战，北洋海军虽然有很大损失，但保住了舰队主力，还给敌人以有效的杀伤。

黄海大战后，北洋舰队退回旅顺军港全力休整。一个月不到，整个水师基本恢复了元气。10月18日，北洋舰队移师威海卫（今山东威海）驻防。

海上未占到什么便宜，日军便打起了陆上的主意，分两路从陆路大举入侵。腐朽不堪的清朝陆军数万人望风而逃，不战自溃，辽东半岛陷落。1895年1月，日军又在山东荣成湾登陆，直接威胁威海卫军港的后方。威海沿海一线防御工事完备，火力配备也较强，应付来自海上的进攻绰绰有余。然而负责其后方守备的山东巡抚李秉衡昏庸怯懦，听到日军逼近的消息便狼奔豕突逃到莱州（今山东掖县），将威海卫南、北两方的陆路炮台拱手让给了日军。停泊于军港内的北洋舰队，顿时面临日军的海陆夹攻。

北洋海军虽然在黄海海战中损失了五艘战舰，但主力尚存，完全有能力与来敌决一死战，可是李鸿章抱着投降论调，高唱什么“避战保船”，严令北洋舰队不准离开威海卫一步，连日常的海上巡逻也取消了。丁汝昌竭力反对坐以待毙。在旅顺告急时，他便面见李鸿章直抒胸臆，要求率队出击。日军荣城湾登陆后，他又慨然陈词：“与其安坐而待围攻，曷若僭师而起迎头痛击！”他的这些请战要求，换来的却是褫职留任。李鸿章当面呵斥道：“若违令出战，虽胜亦罪！”在这种情况下，丁汝昌只好全力以赴，准备这最后一战，寄希望于奇迹能够出现。

2月2日，日军完成了对威海卫的合围，军港与外界的联系全部断绝。丁汝昌抱着“吾身早已许国”的信念，率领将士苦撑危局，多次击退来犯的日军。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立于最危险之地”指挥作战。由于众寡不敌，清军损失越来越大，最终威海卫陷落。丁汝昌组织反攻，击沉敌舰两艘、鱼雷艇五艘。日军以两岸炮台配合军舰轰击港内北洋舰队，“来远”、“威远”、“靖远”诸舰相继沉没。十二艘鱼雷艇突围未果，全部被掳。“定远”舰严重受损。为防沉没，刘步蟾当机立断，下令断锚驶至刘公岛东南浅水处搁浅，以作水中炮台继续战斗。

7日，日军发动总攻，北洋水师仅存的两座炮台之一日岛炮台失守。在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北洋舰队中的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四下活动，与一些贪生怕死的将领相勾结，胁迫丁汝昌投降。开战之初丁汝昌便断然拒绝了日本舰队司令伊东礻右亨的劝降，此时当然更不会同意。面对绝境，为不使尚存的舰只落入敌手，丁汝昌毅然下令炸船毁台。但部分卑怯的清军将领为了投降讨好日本人，竟然拒绝执行。只有“定远”舰刘步蟾执行了命令，并自杀殉国，实践了他“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

12日，北洋水师最后一个据点刘公岛告急。这时密报传来：“援军无望！”一些民族败类在洋教习唆使下，持刀胁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宁死不降，含愤服毒自尽。在他尸骨未寒之时，洋员和败类们便向侵略者俯首乞降了，将尚存的十余艘大小船只及大批枪炮辎重拱手相让。清朝政府苦心经营十六年，耗费巨资的北洋海军，就此宣告全军覆没。

北洋海军的覆灭，从表面上看是清军海陆防线协调不当，出现后防漏洞所致，实际上却是李鸿章之流封建统治者的投降主义路线带来的恶果。在当时那种腐朽的统治下，是不可能真正完全战胜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北洋水师广大爱国官兵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将永远为人们称道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