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18 世纪的法同和当今的法国相去不远，并不仅仅是由于不平等状态。其他许多我们认为是崭新的民族面貌特征，当时已经隐约可见。

可以一般地说，没有比贵族制更有利于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和维持久远了。

在贵族阶级占有的领土的各个地点上，每一处总可以找到一个或若干个贵族，他们由于出身与财富，天然地高人一等，取得或接受治理权。在一个地位平等的社会里，公民间大致平等，他们自然要将行政细务即政府本身，委托给高出于群众之上、引人注意的那个人。即使他们不准备把这项责任委托给他，他们也常常由于个人的软弱和难于和睦相处，而不得不容忍他掌权。

的确，当一个民族一旦接受了人民主权原则，当知识在那里已经普及，当洽国科学已臻完善，在人们已经尝到过集权的政府的苦头时，就会经常看到居住外省和城市的公民们如何在他们中间努力创建某种集体政权，来处理他们的自身事务。有时，最高权力在特权的重压下，试图使公共行政地方化，采取多少有点奥妙的手段，企图在领土的不同地点人为地建立某种选举贵族制。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人民凭本能就被推向中央集权制。他们只有凭深思熟虑才能走到地方自治制度。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地方自治总要冒极大风险。在贵族制的国家，不管中央政权如何，地方政府却经常存在，无需中央政府介入便能生存。在民主制的国家，地方政府常常是中央政权创造的，中央政权允许人们夺去它的某些特权，或者它自愿放弃某些特权。

民主的民族中这种中央集权的自然倾向，主要出现并明显增长在斗争与过渡时期，在这时期中，两种原则争夺事务领导权。

当人民开始成为一种力量，并且发现贵族领导着所有地方事务时，便攻击地方政府，不仅作为地方政府，而且特别作为贵族政府加以攻击。地方权力一旦从贵族阶级手中夺过来，应该交给谁便成了问题。

在法国，独揽地方权力的不仅有中央政府，而且有国王。其原因值得探讨一下。

我认为，社会的民主部分有一种中央集权的自然愿望，但我绝不人为人民的志趣会把行政权自然而然地集中于国王一人之手。这要依形势而定。当人民有选择自由时，它永远宁愿将行政权力委托给一个集体或民选的行政官，而不愿将它委托给一个人民无法控制的国王。但是，人民却经常缺乏这种自由。

当社会的民主部分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要崛起之际，它仅仅由众多的个人组成，他们同样软弱、同样无力，孤立地与贵族阶级的强大个体进行斗争。它具有那种不要任何治理工具而进行统治的本能欲望。这批为数众多

的个人，由于极其分散，又极不善于联合，本能地感到需要在他们自身和贵族阶级之外的某个地方，找到一种已经组成的力量，他们无须共同协商，就能在这个力量周围齐心合力，依靠全体联合，便能获得他们每一个人所缺乏的那种力量。

不过，民主制远未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在贵族阶级之外，人民能够利用的已经组成的唯一权力就是国王。国王与贵族之间无疑存在着天然的类似之处，但井非完全一致。如果他们的爱好相似，他们的利益却经常对立。因此转向民主制的民族通常从增加王权的权限开始。国王激起的嫉妒和惧伯比贵族要小；何况，在革命时代，使权力易手已算是了不起的事了，哪怕只不过是剥夺一个敌人的权力，为把它转交给另一个敌人。

英国贵族的杰作是使社会各民主阶级长期地相信共同敌人是国王，因而使贵族终于变成了各民主阶级的代表，而不再是他们的主要对手。

一般来说，只有在依靠国王、彻底摧毁贵族阶级之后，民主的人民才向国王讨还他们让国王占用的权力，并努力使国王依附自己，或将授与国王的权力转为依附权力。

但是即使当社会的民主阶级终于将行政权置于他们真正的代表手中之后，要划分行政权的行使时，他们也往往非常难于办到：或是因为难于从当权者手中夺取权力，或是因为难以知晓委托谁来使用权力。

民主阶级在自己内部，总能找到大显有教养和精明强干的人材，足以组成一个政治议会或中央政府，但是却可能找不到足够的人才组织省政府；外省人民可能并不愿听任贵族阶级统治，而人民尚无能力实行自治。在等待这一时机到来时，人们不能不将行政权的行使委托给中央政权。

况且，刚刚摆脱贵族控制的人民要花很长时间，才感到有必要习惯于中央集权。

在长期屈从于贵族制的国家里，每个属于下层阶级的个人，自幼便养成一种习惯，要在周围寻找一个最引起他羡慕或畏惧的人。同时，他将中央政府看作他与当地压迫者之间的当然仲裁者，并且往往赋予中央政权以超凡的神明与智慧。

产生这两种现象的那些原因已经消失后，现象本身继续存在。

贵族制被摧毁后很久，公民们仍怀着某种本能的畏惧，注视着在他们身旁发生的一切；他们很难相信身旁就有明智与公允的司法，以及备受尊重的法律。过去他们嫉妒高踞于他们之上的人，现在则嫉妒他们的左邻右舍与他们平起平坐。最后他们仿佛彼此害怕起来，他们不再认为中央政府能保护他们免受贵族的暴虐，于是又把贵族视为防止他们自己越轨行动的保护人。

由此可见，实行民主制社会的民族，开始几乎总是集中权力于国王一人，后来当他们具有必要的力量和毅力时，他们便打碎这个工具，并把这些权力转到一个依附于他们自己的当局之手。

由于他们更加强大，更有组织，更有教养，他们便更进一步从他们的一般代表那里收回部分行政权，委托给次一级代理人。看来这就是那些按其社会状况、思想风尚，而被推向民主制的社会所走的道路，这是出于本能的，也可以说兄必由之路。

在法国，王权扩及公共行政的一切对象，是与民主阶级的诞生和逐渐发展相关联的。随着社会地位更趋平等，国王也就更加深入更加经常地插手地方政府；城市和各省失去了它们的特权，或逐渐忘掉使用特权。

人民和第三等级竭尽全力促进这些变革，他们往往自动让出自己偶然拥有的权利，目的是与贵族的权利同归于尽。这样，省级政府和贵族权力以同一方式同一时间被削弱。

法国历代国王在这种趋势中，大大得力于法学家在几个世纪内给与他们的支持。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存在看特权等级——贵族与教士，他们集中了部分知识和几乎所有国家财富，民主制的天然首领便是法学家。在法国法学家要求以人民的名义亲自统治以前，他们一直积极地从事毁灭贵族以利王权的工作；他们表现出出奇的灵巧和无穷的技艺，屈从于国王的专制愿望。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法国所独有；可以相信，法国法学家在为王权服务时，既遵循着他们固有的本领，同时也照顾到他们偶然成为其首领的那个阶级的利益。

居维叶①说道，有机体的所有各部分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以致人们只要接触到从其中之一分解出来的一个部分，便能恢复整体。同样的分析可以用来了解支配所有事物的大部分普遍规律。

如果人们仔细研究人类有史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就不难发现，在所有文明国家发号施令的专制君主旁边，几乎息有一位法学家，他使君主那些专横而前后矛盾的意志合法化并加以协调。法学家们把国王对权力的普遍和无限热衷，与法学家天赋的讲究治理的条理与知识结合起来。国王能迫使人们暂时服从，法学家则有本领使人们几乎心甘情愿地长期俯首听从。前者提供强力；后者提供法律。前者靠专横跋扈掌握统治权；后者则靠法制掌握统治权。在他们会合的焦点上，建立起使人们透不过气来的专制制度；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法学家的人，只了解专制暴政的一个部分。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两部分，才能设想出整体。

除我刚讲过的一般原因外，还存在其他若干偶然性的次要原因，它们加速所有权力向国王手里集中。

巴黎很早便取得了王国内压倒一切的独特地位。法国有一些重要的城市；但人们只看到一座大城市，即巴黎。自中世纪以来，巴黎就开始变为知识、财富和王国政权的中心。权力集中于巴黎，使这个城市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而巴黎与日俱增的强盛又反过来有利于权力的集中。国王将国家事务吸引到巴黎，而巴黎把国家事务引向国王。

法国从前是由通过条约获得或通过武力征服的一些省份组成的，长期以来这些省份彼此仍处于民族与民族间的关系。随着中央政权终于使国土的不同部分服从子同一行政制度，它们之间的明显差异逐渐消失；而随着这些差异的消失，中央政权发现更便于将它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整个国家。因而国家统一有利于政府统一，而政府统一有助于国家统一。

18 世纪末，法国仍划分为 32 个省。13 个最高法院在各省自作主张，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法律。各省的政治体制五花八门。有些省保持着某种国民代议制，另一些省则始终没有实行国民代议制。有些省采用封建法；有些省采用罗马法。所有这些差异都是表面的，也可以说是外在的。真正说来，整个法国已达到只有一个灵魂的水平。从王国的这一端到另一端，流行着同样思想。同样的习俗在各地生效，同样的意见在发表；人关精神处处受到同样的培养，走向同一方向。一句话，法国人虽然有这许多省、这许多最高法院、

① 居维叶（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著有《解剖学教程》等。—— 译者

五花八门的民法、千奇百怪的习俗，他们无疑在当时的欧洲已成为内部联系最密、必要时最能团结一致共同活动的民族。

这个由各种协调一致的成分组成的伟大国家的中心是王权，它在掌握了重大事务的领导权之后，已向最细小事务的管理权伸手。

所有强大政权都试图实行中央集权；但是，它们的成功程度取决于其固有性质。

当议会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时，中央集权制成为有名无实。因为只有靠法律才能实行集权。而法律无法预料一切；即使预料到一切，实行起来只有靠官员和不断的监督，而立法权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议会集中政府，却不集中行政。

在英国，议会有权插手几乎社会上所有大小事务，却没有听说行政权的集中，国家权力终究给个人意志留下很大的独立性。我想，这并非因为这个大团体天性好节制。它爱惜地方自由并非因为它尊重地方自由，而是因为身为立法权，它找不到得心应手的制服地方自由的有效手段。

反之，当行政权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居统治地位的人也有能力使其全部意志顺利贯彻执行时，这个中央政权便能逐渐将其影响扩及一切事物，或者至少在它自己的政体中不受任何限制。假如这个政权被置于一个一切都自然趋向中央的民族中，在这里每个公民都无法单个进行反抗，而几个人又不知如何合法地联合反抗，同时所有的人几乎都有着同一习惯和同一风尚，安然屈从于同一法规，那么人们便无从知道专制暴政的界限在哪里，无法明白专制政府在处理了国家重大事务以后，为什么不能进一步支配家庭事务。

1789 年以前，法兰西呈现的便是这样一幅图画。王权已直接或间接地夺得一切事务的领导权，真正可以为所欲为了。在大多数城市和省份，王权已干净利落地取消了地方政府；在其他地方，王权也未留下更多东西。法国人则形成了欧洲民族中最统一的民族，行政程序也最为完善，后来称为中央集权的制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刚才已阐明，在法国，政体正继续趋向专制，然而出现一个奇怪的对照：习惯和思想日益变得更加自由。自由从政治制度中消失了，但在风尚中依然保存。自由的保障愈少，它对于个人就愈珍贵，仿佛他们每个人都继承了从国家备大团体那里夺得的种种特权。

推翻主要敌手之后，王权便自动止步；王权的胜利使它变得温和，似乎进行争斗是为了夺取特权，不是为了使用特权。

如果认为在法国自由精神是与 1789 年大革命一起诞生的，这是人们常犯的严重错误。自由精神在任何时代一直是法兰西民族的突出特征；但是这种精神每隔一段时间显示出来，可以说是断断续续出现的。与其说经深思熟虑，不如说出于本能，来去无常，既猛烈又软弱。

从来没有任何贵族比封建时代的法国贵族在见解和行动上更高做，更有独立性。民主自由精神从没有比在中世纪法国公社中和直至 17 世纪初（1614 年）不同时期召开的历届三级会议中，表现出更有劲，我几乎要说更粗野了。

即使当王权继承了所有其他权力时，人们服从它，但不卑躬屈节。

必须将服从这一事实与其原因区别开来。有些民族屈从于国王的专横，因为他们相信国王有进行统治的绝对权力。另一些民族则将国王看作祖国的唯一代表，或上帝在世间的形象。还有些民族崇拜继贵族专制寡头政治而出现的王权，怀着某种夹杂着欢乐与感激的宁静心理去服从王权。在这些不同

种类的服从中，无疑可以遇到一些偏见；它们表明知识不足，精神谬误，却并不表明心灵卑下。

世纪法国人与其说是服从国王，不如说是服从王权；他们服从国王不仅因为他们认为国王强大，而且因为他们相信国王仁慈合法。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对服从有一种自由的爱好。因此他们在服从中搀入了某种独立、坚定、微妙、任性和易怒的成分，这些成分足以说明，他们在接受一个主人时，仍保持自由精神。尽管这位国王能任意支配国家的财富，但他在约束人们最细微的行动或压迫最微不足道的舆论上，却常常会显得无能为力；
一旦出现反抗，臣民得到风尚的庇护，比自由国家的公民常常得到的法律保障更有效。

但是，过去一贯自由的民族，或后来变成自由的民族，是不能理解这些感情和思想的。前者从未体味；后者久已遗忘：二者在服从专横权力中，只看到可耻的卑躬屈节。在那些尝到过自由而后又丧失自由的民族中，服从确实永远具有这一特征。但是，在从未获得自由的民族的服从中，常常贯穿着一种必须承认的道德观念。

世纪末，法国人始终引为特点的独立精神格外发扬光大，其性质完全

改变。法国人的自由概念在 18 世纪经历了一番改造。

自由实际上能够以两种形式在人类精神中产生。它可以是共同权利的使用或特权的享受。人们想在行动中或某些行动中自由，并非是因为所有的人均有独立的普遍权利，而是因为每个人本身拥有保持独立的特殊权利，这便是中世纪人们所指的自由，在贵族制社会，人们也几乎总是这样理解自由。在贵族社会，社会地位极不平等，人类精神一旦习惯于特权，便将尘世所有财富的使用权列入特权范围。

既然这种自由概念只与设想出这一概念的人，或至多与他所属的阶级有关，它便能在缺乏普遍自由的国家里存在。有时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众人所得到的对自由的必要保障越少，某些人对自由的珍爱反而更强烈。物以稀为贵。

在接受这种贵族式的自由概念的人口中，产生了对个人价值的狂热感情和对独立的强烈爱好。它赋予利己主义以某种能量，某种出奇的力量。这种概念虽由个别人设想出来的，但它常使人们作出最卓越的行动；当它被全民所采纳时，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民族。

罗马人认为，在人类中间，只有他们才应享有独立；他们相信这个自由权绝非来自天性，而是来自罗马。

按照现代概念，即民主概念，而且我敢说按对自由的准确概念，每个人既然从自然得到了处世为人的必备知识，那他生来便有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只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务上，独立于他人之外，并有权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

自从这种自由概念深入人心井牢牢扎根时起，独裁专横政权只不过是一种物质现象或暂时偶然现象罢了。因大每个人既然对自己拥有绝对权利，那么，最高意志只能来自全体意志的联合。从此，服从也失去了它的道义性，在公民那雄壮自豪的美德与奴隶那卑下自得之间，再也没有中间道路。

随着人民中地位平等化，这种自由概念必然要占上风。

然而，法国久已脱离中世纪，思想风尚久已朝民主方向转变，但封建贵族的自由概念仍被普遍接受。每个人在保护个人独立不受政权约束时，着眼

于保卫个人的特殊权利而非承人普遍权利；在斗争中，他们依靠的不是原则，而是事实。15 世纪某些思想冒进的人曾窥见自由的民主概念，但它几乎立刻消失了。只有在 18 世纪，才能说发生了变化。

每个个人，推而广之，每个民族，均有支配自身行为的权利；这个仍很模糊、定义不全面、表达欠妥的观念，逐渐被引入所有人的思想。它以一种理论的形式凝固在有教养的阶级中；它仿佛像一种本能流传到民间。其结果是出现了奔向自由的更强大的新冲动：法国人对独立的一贯喜爱遂变为有根有据的系统主张，这种主张逐步推广，终于把王权也拉向自己一方。王权在理论上永远倾向专制，但它开始在行动上心照不宣地承认，权力莫大于公众感情。路易十五说道：“任命大臣的是我，但将他们免职的是国民。”

路易十六在狱中追述他最后的也是最隐秘的思想，在谈起他的臣民时，仍称他们为我的同胞们。人们在 18 世纪才第一次听到谈论普追的人类权利，人人能把它们作为合法的、不可改变的遗产要求平等享受，听人谈到普遍的自然权利，每个公民都应加以利用。

大革命前 20 年，1770 年，当马尔泽尔布②代表王国主要法庭之一讲话时，他对国王说道：

“陛下，您的王冠只得自上帝；但是，您没有理由不欣然相信，您的权力也来自于臣民的自愿服从。在法国存在着某些属于国民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您的大臣们焉敢对您否认这一事实；倘若必须证明这一点，我们只有提出陛下本人提供的证据。不，陛下，人们尽管费尽气力，也未能使您信服法兰西国民与彼奴役人民之间，无任何差别。”

他后来又说道： “既然所有中间团体均软弱无力或已袱摧毁，那就请询问国民自己吧，

因为唯育国民才能聆听尊旨。”此外，这种热爱自由的感情是通过著作，不是通过法令，是通过个人努力，不是通过集体业绩，往往是通过幼稚的、无理性的反对，而不是通过严肃系统的反抗表现出来的。

舆论的力量就连那些常常压制它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但这种力量强弱无常，大起大落：头一天强大无比，第二天几乎难以捉摸；它永远毫无节制，变化多端，难以确定：它是没有器官的躯体；它是人民主权的影子，而非人民主权本身。

我想，在所有爱好和向往自由但还未能建立自由制度的民族中，情况都将是这样。

我并不是认为在不存在这类政治制度的国家，人们无法享受某种独立。习惯与舆论便足以办到。但是人们绝不能保证永远自由，因为他们绝不能保证永远要求自由。有些时候，即使最热爱独立的民族也甘愿将独立视为他们努力的次要目标。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于，当人类精神不关心自由时，继续当自由的后盾，并给与自由它固有的某种植物性生命，以便人类精神到时候能回到它那里来。这些制度的形式保证人们即使一时厌恶自由，也不会丧失自由。我认为这是自由制度的主要优点。当人民执意要当奴隶时，谁也无

① 参见路易十六临死前夕所写遗嘱。

② 马尔泽尔布（1721—1794），法国政治家，在政府中任要职，主管出版和新闻时保护启蒙哲学家，出版

《百科全书》，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794 年恐怖时期，因替国王申辩被处死。——译者

③ 参见《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最高法院谏书》，1770 年。

法阻止他们成为奴隶；但我认为，自由制度能使他们在独立中支持一段时间，而无须他们自助。

18 世纪末法兰西的面貌呈现下列最主要的特征：这个民族比起世界上当时存在的任何民族来，包含更少的穷人，更少的富人，更少的强者，更少的弱者；不管政治状况如何，平等这一理论已在人民的思想中扎根，对平等的爱好已掌握人心；比起任何国家来，这个国家所有各个部分联合得更为紧密，它服从一个更加集中、更加精明，更加强大的政权；在这里，自由精神永远生机勃勃，近期以来，它具有更普遍、更系统、更民主、更不安现状的特点。

假如现在我们合上历史书，让时光流逝 50 年，再来考察这段时间产生的一切，我们便会注意到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但是，在所有这些新的陌生事物中，我们很容易认出半个世纪前给我们强烈印象的那些同样特征。人们通常夸大法国革命产生的后果。

毫无疑问，从未有过比法国革命更强劲、更迅猛、更具破坏性、更有创造性的革命。尽管如此，若认为从这场革命中产生出一个全新的法国民族，若认为法国革命建起一座大厦，而它的基础在革命前并不存在，那就大错特错了。法国革命创造了大量派生的、次要的事物，但它只不过使主要事物的萌芽进一步发展；这些萌芽在革命以前便已存在。革命对一个重大动机产生的结果加以整理、协调和法制化，但它不是这个动机本身。

在法国，社会地位已比任何国家更加平等，大革命加强了平等，并把平等的学说载入法律。法兰西民族早于所有其他民族并比它们更加彻底地抛弃了中世纪的分裂与封建个性；革命终于将国家的不同部分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单一整体。

在法国，中央政权已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严密地控制地方行政。大革命使中央政权更加灵活，更加强大，更有所作为。

法国人比其他人更早、更清晰地构想出自由的民主思想；革命给与国民本身即使还不是主权的全部实际，至少也是主权的全部外表。

假使这些是新事物，那只是就形式，就发展而言，而不是就原则，就本质而言。

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会产生，对此，我深信不疑；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藉此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尚。①

法国人从旧国家中保留了哪一部分？构成教士、第三等级、贵族的那些成分，后来变成了什么？哪些新的划分取代了旧君主制的那些划分？贵族的和民主的利益采用了哪些新的形式？土地财产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产生了哪些后果？国民的整个思想、习惯、风俗、精神，发生了何种变革？

这些问题乃是以下书信将论及的主要题目。

① 在人们刚读完的本文手稿的最后一页上，可以看到托克维尔用铅笔写的下面几行，像是他向伦敦杂志许诺的但从未完成的第二部分的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