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和战之争

月 12 日深夜 11 点多钟，夜幕笼罩着南京城，市民们已经酣睡。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却灯光通明，译电参谋们出出进进，神色匆忙，会议室里烟雾弥漫，吵吵嚷嚷。这里正在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处置问题。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认为张、杨“劫持统帅”、“犯上作乱”、“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另一种意见主张和平解决，认为“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之出入，而无性质上之枘凿”，还有“说服之余地”。如果立即进行讨伐，不但“内伐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两派激烈争辩，互不相让，直至 13 日凌晨 3 点才作出决议：（一）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二）褫（chǐ）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国民党中央又电告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回国，以使国民党内有个代替蒋介石的人物。汪精卫接到电报后，先召集南京政府驻德、意大使，看看各国的态度，于 22 日启程回国，这样，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主战派占了上风。

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一向有野心，不仅一生反共，而且一贯亲日。蒋介石被扣西安，他认为这是抓军权继续亲日反共的大好时机。在取得调动军队大权后，他立即调兵遣将，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发动对西安的进攻。16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由南京政府发布讨伐令，同时任命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17 日，中央军向华县发动进攻，飞机连续轰炸华县、三原等地，只因西安天降大雪，无法飞行，才未能轰炸。

在何应钦积极布置对西安进行讨伐的同时，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主和派也四处奔走，开展活动。他们的口号是和平营救蒋介石。孔祥熙、宋美龄首先派与蒋介石、张学良都有私交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去西安探明情况。老谋深算的孔祥熙，在南京临时主政，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重要作用。他首先争取英、美的支持，稳定上海金融市场，从而稳定全国金融市场，安定人心，为和平解决西安创立必要的环境。其次，采取各种措施，争取和平解决事变，营救蒋介石。14 日上午，孔祥熙以代行政院长名义，在他的公馆召开了一个高级会议，许多人都表示赞成主和派的主张，何应钦等人也不好公开反对，会议便确定了和平营救蒋介石的方针。

宋美龄虽然连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无权参加一些高级会议，但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她在对付主战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宋美龄与何应钦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何应钦说：“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必须立即进兵讨伐并轰炸。”

宋美龄说：“你这样做，万一把委员长炸死了，中央政府由谁来领导？” 何应钦说：“这是中常委的集体决定，要迅速平定叛变，不能不用快刀

斩乱麻的手段。”

宋美龄追问：“委员长的安全与国家存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国难深重的今天，没有委员长，就没有统一的政府，除委员长外，哪个可以领导全国？”

何应钦也恼了：“妇道人家就知道救丈夫，国家事不许你管！” 宋美龄大嚷：“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

这番争吵，使宋美龄看清了何应钦的别有用心，她在请端纳转交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中，最后写道：“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宋美龄极力争取黄埔系的支持，她约集黄埔系军官和空军军官开会，告诉他们不要进攻西安，更不要轰炸西安，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她还到中央军校去演讲，指出讨伐派的人是另有所谋，击中了何应钦等人的要害，使主战派的人不能不有所顾忌。

端纳来往穿梭，传递信息，使南京主和派与蒋介石互通音讯，迫使何应钦下令停止军事行动三天。19 日，孔祥熙、何应钦、孙科、宋子文、宋美龄在孔祥熙公馆会商。决定：（一）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营救蒋介石；

（二）将对西安方面的停止轰炸期延长到 22 日。

19 日中午，宋子文经洛阳飞赴西安，表明主和派终于在国民党中央内部占了上风。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政府内部的主战派、主和派分别致电地方实力派，以期得到支持。地方实力派因各自的利害关系不同，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积怨甚深，矛盾重重。16 日，李、白等 16 人通电全国，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

四川的刘湘对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十分不满，希望“促成和平解决之办法，以保全御侮救国之实力”，赞同张、杨的抗日主张，反对武力讨伐。

绥远的傅作义与张学良关系密切，表示“我对张、杨两公此举，决心拥护到底”。24 日，傅作义乘飞机去西安，准备居中调停放蒋并与张、杨商讨抗日援绥办法。因大雾途中迷路，他在河北易县迫降，后改乘火车 25 日赶到太原，此时，张学良已陪蒋介石回南京了。

山西的阎锡山几经风雨，处事圆滑，当张学良发专电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却提出了一堆问题。但阎锡山并不反对张、杨发动“兵谏”，只是认为时机未到，不能贸然表示明确态度。

新疆盛世才一贯反对蒋介石，事变爆发之初，准备响应张、杨。但他在新疆要靠苏联的帮助，知道苏联反对西安事变，便马上改变态度，19 日发表声明称，“此次西安事变，不但与新疆毫无关系，且亦绝不赞同。”

尽管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要求和平解决事变，一致抗日。这对南京政府主战派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国际社会对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一事也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英、美两国为了维护在华权益，一贯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赞同和支持宋美龄等人营救蒋介石的活动。英国汇丰银行应孔祥熙的要求，支持中国、中央、交通三家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限制兑换，以稳定上海金融市场。

苏联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指责张、杨发动“兵谏”是受日本人煽动，利用反日口号来反对南京政府，是同汪精卫合作。当时，苏联为避免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夹攻，在远东推行联蒋遏日方针，它把中国抗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反蒋事件。

日本支持南京政府主战派，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声称：“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硬而使蒋委员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置之不理。”

各国、各种政治势力在西安事变上的态度，都在影响着事态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