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

由于洋务运动的产生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所以在初期时活动中心在于“自强”。关于这一点，奕在总理事务衙门成立后几天，即1861 年 1 月 24 日就明确地说：“窃臣等酌拟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在于练兵。”这就是说，“自强”是围绕着获得外国新式技术、武器装备和练洋操为主要内容来进行的。

奕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首先倡导和主持陆军的编练。这里所谓的“练军”，就是使用从外国购买的武器，聘用洋教官对兵士作配合新式武器的训练。“练军”最初在北京的神机营开始，此后陆续推广至湘军、淮军乃至于各省兵营的。1864 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曾对李鸿章等人在江苏“练军”的效果给以极高的评价：“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

在大量购买的同时，总理衙门还极力主张在此基础上开办兵工厂，自己制造。总理衙门刚成立时，曾国藩就提出了建议：“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为永远之利”。奕对此意见极为重视，不几天就“筹划办理”。1861 年 8 月，曾国藩又指出，总理衙门奏请购买外洋船炮的要求系“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并且发挥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国则罕于所见。⋯⋯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奕对曾国藩的这番高论极为赞赏，称之为“深思虑远之论”，上折奏请饬令曾国藩“访求一、二诚实洋人，令其指授造法，倘将来中国能于自造，则洋人不得据为独得之奇，而破浪乘风，可以纵横海上，亦自强之一道也。”在奕等人的支持下，1861 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

曾国藩相信中国人“智者尽心，劳者尽力，无不能制之器，无不能演之技”，因而，在这个内军械所内，“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而让中国科学家华蘅芳、徐寿来主持。军械所是一个综合性军火工厂，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火轮船。1862 年 8 月，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它的结构与当时居世界先进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相类似。曾国藩看了蒸汽机的试验运转后很高兴，当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知矣。”后来，又造成小轮船一艘。当船在安庆江面试航时，曾国藩亲临船头。他得意地说：“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矣。”这个内军械所没有机器设备，仍采用手工生产。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还不属于近代军事工业，但却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近代工业的建立提供了条件。

在安庆内军械所创办一年之后，李鸿章在上海也办起了制造军火的洋炮局。李鸿章是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国家“长技”的另一个洋务派著名首领。1862 年，他率领淮军到达上海，亲眼看到了外国“落地开花”炸弹的威力，赞之为“神技”，决心学习仿造。第二年，他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一所由英人马格里主持，其余二所分别由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丁、韩二局未雇佣外国工匠，也无机器设备，完全采用手工劳动方式，后来这两个局并入了江南制造局。马格里主持的炮局，最初也是采用手工劳动方式，后来虽买到了一部分机器，但“不全之器甚多”。这个炮局一度随李鸿章迁至苏州，1865

年又迁往南京，在此基础上扩建为金陵机器局。

1864 年湘军攻陷天津，太平天国的失败已成定局。清统治暂时趋于稳定。这年，李鸿章致书总理衙门，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觅制器之器”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所以，奕对此很是赞赏。他立即上奏朝廷：“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个主张得到政府认可后，于是洋务派们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兴办军火工业，近代军事工业迅速兴起，成为洋务运动初始阶段的重心。

据学者们统计，从 1865 年至 1890 年，洋务派共创建了 21 个局厂，其中

规模较大的有 5 个，即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

江南制造总局

最早提出建立江南制造局的是丁日昌。1864 年，他上书李鸿章，提出了设厂制造炮局的理由：“方今中外互市，彼实窥我有事之秋，多方挟制。近虽大难克平，而元气未复，不得不虚与委蛇，而亦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 因此，他认为，讲求洋务已是当务之急。因为“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所以，我们即使“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而且，“门外有虎狼，当思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之计也”。因此，他建议李鸿章，咨商总理衙门，筹措经费，选择一个适当口岸建立船厂。

总理衙门几经磋商，同意了设立船厂建议，李鸿章便提出了建厂计划。对于机器的购买，他主张在国内解决。他认为，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实无把握”；若派人赴外国机器厂学习，“其功效迟速与利弊轻重，尤非一言可决”。因此，他主张：“不若于就近海口，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进退之权既得自操，尺寸之功均获实际。”

于是，丁日昌按照李鸿章的指示，于 1865 年访得在上海虹口美商设立的旗记铁厂准备出售。他了解到该厂能修造轮船和枪炮，并且“为洋泾滨外国厂中机器最大者”，在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后，以银 6 万两购买该厂及所存储

的铜、铁、木料等。李鸿章将该厂定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并于 9 月 20 日具奏，报告购厂经过，并表达了经营此厂的雄心：“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尤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这样，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兵工厂宣告成立了。

总局厂址设在虹口旗记铁厂原址，因虹口被美国占为租界，侵略者反对中国在那里制造军火；又因“厂中工匠繁多，时有与洋人发生口角生事，均不相宜”；另外，为了不断扩大规模和修造轮船，则既需要有发展余地的地界，又必须选择一临江处所。诸种因素加在一起，建厂伊始，便面临着“择地移局”的问题。

1867 年夏，总局迁往上海城南高昌庙，开始圈地 70 亩，1870 年扩大至

400 余亩。局内分设机器厂、汽炉厂、铸铜铁厂、木工厂、熟铁厂、轮船厂、

枪厂、船坞等 16 个分厂；另外，又在附近买了一些零星土地设立分厂。

值得注意的是，总局在设立时，虽然是以制造军火为目的，但既注重于

“制器之器”，则在军火之外，也制造各种民用器具。李鸿章在建厂时即有这一指导思想，他在具奏中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抑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括之牵引，轮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固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惟其先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

江南制造总局的军事产品，主要有 5 项：

一是枪支。1867 年设立枪厂之初，只能制造旧式前膛枪；1871 年，开始仿造林明敦式中针后膛枪；1883 年，又加造黎意枪。至 80 年代后期，鉴于林明敦式后膛枪比较陈旧，因而改制自行设计的快利新枪。据统计，至 1895

年，总局共生产前膛枪约 7000 余支，后膛枪约 5 万支。

二是大炮。炮厂虽至 1878 年才正式设立，但在 1876 年，已聘请英国阿

姆斯庄炮厂的督工员麦金泉监督制造 40 磅重炮弹的熟铁前膛大炮，至 1878

年制成两尊；80 年代间，又先后制造 120 磅及 150 磅重炮弹的前膛大炮；90

年代初，仿造全钢后膛快炮，制成 40 磅及 800 磅重炮的前膛大炮。至 1895

年，共生产劈山炮及各种类型的西式大炮各 300 尊左右。这些大炮主要供南北洋海防及长江沿岸各炮台使用。

三是弹药。1874 年设立黑色火药厂，日产 1000 磅；80 年代末，随着后膛快枪、快炮的购买和制造，开始试制栗色火药和无烟火药，并于 1892 年及

1893 年设立栗色火药厂和无烟火药厂。至 1895 年，共生产各种火药约 450

余万磅，各种炮弹约 130 余万发，此外，还生产了地雷和水雷 1000 余具。四是钢铁。1890 年始设钢厂，此前所需钢料一直是向外商购买。钢厂有

英国式 15 吨西门士马丁炼钢炉和 3 吨炼钢炉各一座。1891 年炼成熟钢 27000 余磅；1892 年为 137000 余磅；1893 年为 80000 余磅，除炼钢外，钢厂还生产压轧钢板、钢轴、枪坯、炮坯等。这是近代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熟钢和钢材，虽然数量极少，但却在钢铁工业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五是轮船。总局成立时因专造枪支，至 1867 年才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设立轮船厂和船坞，并于次年造成第一艘轮船“恬吉”号（后改为惠吉号）。由于造船所需经费多，总局无力负担，在造了 8 艘兵船及 7 艘小型船后，至 1885 年已基本停止，以致该局在造船方面未能跟上世界先进水平。

江南制造总局虽以生产军事产品为目的，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无直接的影响，但是，军事工业的建立，必然促进采掘、冶炼等民用企业和近代电讯、交通运输业的产生和发展。70 年代相继出现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等民用企业，就是在军事工业的推动下建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总局等军事工业的创办，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另外，江南制造总局在传播西学和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也做出了贡献。洋务派官僚兴办洋务之初就很重视翻译西书的工作。总局于 1867 年设立了翻译馆，聘请傅兰雅、金楷理、林乐知等英美人从事翻译，由局员徐寿、华蘅芳、王德均、徐建寅等协同工作。至清末，共翻译西书约 200 余种，其中大部分是属于科技类，尤其是兵工方面的书。该局长期编纂的《西国近事汇编》丛书，自 1873——1899 年，共出版 108 册，详细而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国际形

势和各国状况，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具有很大的影响。著名维新派学者梁启超在 1896 年撰写的《西学书目表序例》一文中对此评价很高。

在翻译西学的同时，并设立培养人才的学堂。1869 年，把上海方言馆纳入总局，招收 15—20 岁的学生入学，学习汉文、英文、法文、算学、舆地等课程，4 年毕业；1898 年，设立工艺学堂，学习课程除汉文、英文、算学、绘图外，还仿照日本大阪工业学校章程，设立化学和机器两科，由徐蘅芳、徐华封、王世绶、杨渐逵等担任教习，学制 4 年。另外，在总局的生产实践中，也训练了大批熟练的工匠和许多近代工业的管理人才。

2、金陵机器局

1865 年夏，原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在离苏州移驻南京时，将其所办的、由英人马格里和刘佐禹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往南京，厂址选定在雨花台，建立金陵机器局。

苏州洋炮局的前身即前文提到的上海洋炮局。1863 年 12 月，李鸿章攻陷苏州后由上海随迁。当时，总理衙门决定遣散通过总税务司李泰国在英国购买的所谓“阿思本舰队”，该舰队所配有的一套制造枪炮子弹的机器，也拟同船舰一起驶回英国变卖。马格里极力怂恿李鸿章将这套机器买下，因而苏州洋炮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采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

金陵机器局在苏州炮局的基础上，逐年添购机器，生产规模也逐渐扩大。至 1869 年，已能够制造大炮、炮车、炮弹、枪支以及多种军用品。此后，该局又进行了几次扩充：1879 年合并乌龙山机器局，机器设备有了明显增加，拥有机器厂 3 座，翻沙厂、熟铁厂、木作厂各 2 座，经费也由每年的 5 万两

增加到 10 万两；1881—1882 年，拨经费 5.6 万两，购买江南炮台所需水雷、铜火等件及拉铜车床等机器；1883 年，每年经费又增加到 10 万两；1885 年，又增购制造枪炮子弹的机器 50 余具，并在次年动工添造厂房，自 1887 年起，

每年经费又增加到 11 万 4 千两。

虽经历次扩充，机器局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但生产的产品与先进的机器设备并不相适应。据英人贝斯福在 1898 年所见，局内“机器是现代的、头等的，但用来制造过时的无用的军需品，他们正在大量制造一种小炮，只能放射一磅重的炮弹”，“大部分的机器用来制造了抬枪”。至 1899 年，刘坤一

报告了机器局的制作水平：“宁（金陵的简称）每年可造后膛抬枪 180 支，

两磅后膛炮 48 尊，一磅子快炮 16 尊，各项炮弹 65800 颗，抬枪自来子弹 6

万粒，毛瑟枪子弹 81500 粒。”

金陵机器局主要为李鸿章的淮军提供枪支弹药，李也将它视为个人在政治上的重要资本。但在前期，机器局主要掌管在英人马格里手里，这不能不使企业带有一定的买办色彩。这可从马格里的表现得到证明。

机器局本由马格里和刘佐禹一同负责，但马氏为了达到独控全局的目的，怂恿李鸿章撤了刘的职。从此，他在局里飞扬跋扈，气焰十分嚣张，竞发展到随意“虐待中国工人，稍不从命即加以鞭笞或解雇”，他甚至设立了一支由 30 名士兵组成的私人武装队，以炫耀他的威风与权势。他的这种野蛮举止，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并引起了李鸿章的不满。1874 年，李任命段寿虎为总办，将他降为工头，他当即拒绝接受，并以辞职相要挟。马格里虽威风有加，但并不真正了解军火制造技术。1875 年，机器局所造的大炮在演试时一再爆炸，7 名士兵被炸死。李责问马格里，马不服气，又试放大炮，结果又发生爆炸。这时，他在事实面前无法抵赖，不得不承认大炮的钢质不良并

有裂缝，但仍以种种借口推卸责任。李撤销了马的职务，将他送给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大臣郭嵩涛做顾问去了。此后，机器局一直由中国人主持，未再任用洋人担任监督。

3、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 1866 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制造轮船的专业工厂。

左宗棠有感于“泰西诸邦均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的现状，很早就十分重视轮船对巩固海防的作用。他曾致函总理衙门建议：“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夺彼族之所恃”，不仅可以在军事上做到有效地御侮，而且也可以在经济上与洋人竞胜，“分洋商之利”。1864 年，他率军攻占杭州后，曾觅匠仿造过一艘小轮船，在西湖试航。他在高兴之余，以该船询诸于洋枪队首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这两位法国人说：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德克碑等以法国造船图册相示，并请求“代为监造”。1865 年 1 月，德克碑奉左宗棠之命，回法国购买机器和雇觅洋匠。但此时太平军仍需镇压，左宗棠暂时无力顾及制造轮船。到 1866 年春，太平军余部被歼后，筹设造船厂的问题才提到了议事日程。

1867 年 7 月，左宗棠设造船厂的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他立即函邀日意格和德克碑两人迅速来闽商量。8 月，日意格抵达福州，与左宗棠选定马尾山下为厂址，并商定了设局、建厂、造船、驾驶、经费、期限等事项，草签了合同，由日意格带往上海，邀请法国总领事白来尼画押担保。10 月，德克碑来到福州，当左宗棠与他继续商量造船厂的有关问题时，14 日突然接到清政府调他担任陕甘总督的命令。为了不使建厂工作中途停顿，他随即派按察使福建补用道胡光墉（雪岩）主持作择地、购器、雇匠等建厂工作，并推荐当时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担任总理船政大臣。

12 月初，经与日意格和德克碑协商，左宗棠制定了船局的建设蓝图——

《船政事宜十条》，其中的主要规定：（一）船政局设立正、副监督，通晓汉语的日意格为正，德克碑为副。（二）设立“艺局”，招募“艺童”学习英、法两国文字及有关造船和驾驶的专门学问，培养海军人才。（三）5 年内制造 150 匹马力的大轮船 11 只，除购买现成轮机两副外，其余九副由船厂

自造；另购买 80 匹马力的轮机 5 副，制造小轮船 5 只。5 年期限应自铁厂开工算起。（四）聘请洋匠 30 余人，5 年限满时，如果能使中国员匠自行按图监造并驾驶，则奖励日意格、德克碑两人各银 24000 两，奖励各洋匠银 6 万两。

船政局筹建工程于 1866 年 12 月 23 日破土动工，进展很是顺利，到 1877 年沈葆桢丁忧期满上任时，基建工作大体完成了框架。此后，在沈葆桢的主持下，克服了诸多的困难，经过船台、船坞、厂房、住所、办公房、学堂等工程的建造和机器装配，经过——6 年的努力，到 1874 年建成了一所以造船为中心的大型机器厂。船厂的结构主要有：核对处、稿房处、会计处、支应处、文案处、绘事院、船政局衙门，以及健丁营、水师营、艺圃和前后学堂等；车间则有锯木、铸铁、锻铁等 13 个，形成了规模既宏大、设备又很齐全的专业船舶制造厂。

就船政局在洋务运动期间的发展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1868 年到 1875

年为初创发展阶段，1875 年到 90 年代末为停滞阶段。

在第一阶段，造船工作的进展是比较顺利的。从 1869 年 6 月第一艘“万

年青”号下海到 1875 年，共造船 15 艘，其中前 4 艘船的轮机都是从外国购买的，从第五艘“安澜”号开始，轮机即由船厂自己制造；第七艘“扬武” 号船，有 250 马力，后来成为福建水师中的旗舰。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工匠通过实际操作，工艺技术水平已大有提高，对船厂的发展有着奠定基础的意义。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在 1876 年参观船政局后写道：“工人由中国工头监工，工头是由船政学校训练出来的”，他们“和欧洲人毫无差别地能够胜任愉快”， “船与引擎的绘图与设计工作，由船政局学校训练的中国制图员担任”，“在建筑过程中，未曾有任何外国人帮忙”；而且船厂所制造的产品，“工艺与最后的细工，可以和我们英国自己的机械工厂的任何出品相媲美而无愧色。” 这一评价说明，船政局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成效是显著的。

在第二阶段，由于洋人的雇佣合同先后到期，雇员陆续被辞退，船舰的设计、制造都由中国技术人员担任，从而进入了自造船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造船技术不断改进，轮船由原来的木壳为主变为钢壳为主，不断缩短与西方先进国家造船工艺的差距。

虽然这一阶段的技术比前一阶段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这一阶段船政大臣调动频繁，使管理上失去了连续性和稳定性。如，自 1875 年丁日昌继

任之后，到 1890 年为止，先后担任船政大臣的有吴赞诚、黎兆荣、何如璋、张佩纶、裴阴森等人；1890 年至 1895 年间，清政府未再派专职官员主持船政，先后由闽渐总督卞宝第、谭踵麟、边宝泉等兼管。他们 10 人的平均任期

不过 2 年，其中任职较短的丁日昌、何如璋、张佩纶等人，任职时间不过半年左右。船政大臣走马灯似地更替，导致许多措施缺乏连贯性，办厂方针也随之不稳定，与此相伴随的是，经费短缺的现象日益突出，造船数量上也减少。在第一阶段的 8 年多时间里，造船共 15 艘，平均每年大约 2 艘，而在后

一阶段的 20 年的时间里，造船不过 18 艘，年均不到 1 艘。4、天津机器局

天津机器局，是在奕的授意下，由清室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 1867 年在天津创办的。它最初称为军火机器总局，1870 年改称天津机器局。它的成立，经历了初创、扩充两个阶段。

早在 1862 年，崇厚便曾在天津仿造外国炮车并试铸炸炮，但规模很小，而且完全采用手工劳动，不属于近代化的军事工业。随着江南制造总局和马尾船政局的相继创建，奕为了防止汉族武装力量的过分膨胀，有效地控制江南地区新出现的军火工业，急于建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工局厂。1865 年5 月，捻军驰骋于山东、河南等省，京城危急。清政府便令李鸿章与丁日昌一同“赴天津开局”，并要索取李的军工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由于李的拖延抵制，天津局的设立暂时停顿下来。1866 年，直隶总督采用西法练兵，神机营也编练使用洋枪洋炮的“威远队”，都迫切需要各种新式军火。于是，奕正式向清政府提议，成立由崇厚主持的津局的筹建工作。清政府批准了他的建议，津局进入了初创阶段。

从 1867 年到 1870 年，在津局的初创过程中，崇厚主要依靠了一位名为密妥士的英商。此人为崇厚积极出谋划策，崇厚则对他言听计从，从采买机器到雇佣工匠，直至筹建安装机器，一切都由密妥士操纵。1867 年，在天津的海光寺建立了一个机器厂和炼铁厂，称为西局，因机器数量有限，第二年

又通过丁日昌从上海买到了车床、刨床、直锯等 8 种机器设备。1869 年夏，又在天津城东贾家沽设立了火药局，又称东局，局内装有从国外订购的以制造火药和铜帽为主的各项机器。东西局的相继建成，使津局初具规模。

1870 年 6 月，崇厚出使法国。这年冬，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接管津局。

到 1875 年，津局从此进入扩充阶段。

李鸿章接手后，立即将它紧抓不放。他认为，津局虽“初具规模”，但“垣屋尚须加修，机器尚须添制，火药亦尚未开造，自应就此基绪逐渐扩充，逐事核实，非廉正熟悉而有条理之员，不足与谋。”为了改变“津局专任领事官英人密妥士”的局面，他奏保前江南制造总局办沈葆靖“总理天津机器局事务”，从密妥士手中收回了津局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他还任命大批南方人到机器局，而把北方的旗人和汉人逐批解雇。当时，曾有人评述道：“李鸿章的这种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再过半年，机器局将要连一个北方工人或学徒都留不住了，而机器局则将完全由忠于李鸿章的南方人所把持。其结果一定是中央政府在军火和军器的制造与修理方面完全得依靠李鸿章了。”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清中央对李鸿章的依赖性确实越来越大。

在这 5 年间，李鸿章加添了厂房，添购了机器，又在大清河、北运河之间兴建了一所火药库。1872 年，增建了铸铁、熟铁等厂；次年，在原有药碾机器的基础上，又添制了西洋药碾机器，并建立了第二座碾药厂。1874 年，又建成第三、第四座碾药厂，购买制造林明敦枪和制中针枪弹的机器，成立洋枪厂和枪子厂。经过逐年扩建，津局已颇具规模：东局以制造洋火药、洋枪、洋炮、名式子弹和水雷为主，并附设水师、水雷、电报学堂；西局以制造军用器具和开花子弹为主，同时也制造各种炮车器具、电线、电机等。

津局的产品，“向以火药、铜帽为大宗”。自李鸿章接管该局始，到 1882

年为止，津局共造成各式洋火药 610 万磅，枪子 1607 万余颗，炮弹 40 余万

枚，铜帽 2 亿 9746 万颗，水雷约 3000 具；林明敦后式膛枪 520 支（因造价太高而停止生产），130 马力的布雷艇两艘。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加强海军建设，尤其加强北洋舰队的建设。于是，津局的生产范围又扩大，为海军制造铁舰、快船、鱼雷艇以及水雷营和各口炮台所需的军火弹药。1887 年所建的栗色火药厂，就采用了“最新式机器制造最新式的炸药”，以为海军服务。

1895 年，津局改称北洋机器局，李鸿章因失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职务，从而失去了对津局的控制权。1900 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津局所属的东西两局均遭破坏。

洋务派在“自强”口号下创办的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虽然基本上是封建官营工业，并在机器设备和技术方面依赖于外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但是，它由手工生产过渡到大机器化生产，并雇佣了一些以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劳动者，即中国早期的工业无产阶级，与旧式的封建官营工业已有明显的不同，已体现出近代中国生产方式新陈代谢的过渡形态。

由于军事工业的创办，不但需要原料和燃料的供应，而且还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近代电讯和运输工具的支援，所以，军事工业的兴起，为民用企业和近代电讯、交通运输业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洋务派的倡议下，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民用企业。70 年代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等民用企业，都是在军事工业的推动下相继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