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佛教文化

佛教教义教规

中国佛教在基本教义方面继承了印度佛教中的原有说法，其内容主要包括四谛说、缘起论、三法印说、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等，其教规分为小乘戒和大乘戒。

四谛说指四种佛教真理，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讲人生就是痛苦。佛教对苦又有种种不同的分析，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八苦说，它指出人生所经历的八种痛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五阴盛苦。八苦包括了生理的痛苦和社会生活的痛苦。集谛讲痛苦的原因，佛教以无明即对佛教真理的愚昧无知为苦因，认为众生由于无明而作恶业，于是感招苦的结果。灭谛讲灭尽诸苦，涅槃寂静的理想境界。道谛讲灭除痛苦的方法或途径，佛教认为有八种正确的方法，称八正道。

缘起论也叫缘生论，是“因缘生起”的简称，“缘”指条件、原因或关系。佛教认为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变化都有其原因，都处在“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的因果关系之中。缘起论是佛教用来解释自然、社会、人生及各种精神现象的最基本的理论。

三法印说是三种印证佛教学说的标准，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行无常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不居的，没有常住不变的东西，“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诸法无我是说一切事物都由缘而生起，没有独立的、恒常不变的实体作为自己的主宰。涅槃寂静指超越生死烦恼而达到寂静常住的涅槃境界。三法印再加“一切皆苦”就是四法印。只有符合法印的学说才称得上是佛教学说。

因果报应论是说有因必有果，无因必无果。人们的任何言行都必然会引起相应的结果，任何原因在未得到果报之前不会自行消失。善的行为产生善的果报，恶的行为产生恶的果报。人们在今生今世的贫穷富贵，都取决于自己的善行或恶行。佛教以此教导人们去恶从善，由积德行善而求得解脱。

六道轮回论说明人们由于作业（即活动）的不同而产生六种不同的报应，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人们在六道中流转，如同车轮旋转，循环无穷。这是因果报应论的进一步说明。强调恶行产生恶报，恶报又引出种种不良观念，产生新的恶行，感招未来的恶报，如此往复不尽，永无停止，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中永远不能出离六道，只有皈依佛教，才能超越轮回。

佛教戒律是为在家和出家的佛教徒所制定的行为规范。戒是出家僧侣和在家信徒共同遵守的用以防非制恶、归向善道正法的戒规，律是专为出家僧侣制定的用以制伏恶行恶念的禁戒。佛教戒律一般分为小乘戒和大乘戒。小乘戒包括五戒、八戒、十戒和具足戒。在家居士必须守五戒和八戒。五戒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居士终生遵守的戒条。八戒是在五戒之外加不眠坐高广华丽的大床、不修饰打扮和视听歌舞、不于午后吃饭三条，是居士在过临时性的类似僧人的生活时短期遵守的戒规。十戒是为沙弥和沙弥尼制定的戒规，其内容是将八戒中的第七戒不修饰打扮和视听歌舞分为两条，再加上不蓄积私人财物一条而成十戒。佛教规定，出家后受十戒的僧人，男性称沙弥，俗称小和尚，女性称沙弥尼，俗称小尼姑，年龄在17至20岁之间。具足戒是为比丘和比丘尼制定的戒规，因戒品完备具足而得名，也称大戒。比丘和比丘尼所遵守的戒规数量不一样，按《四分律》的规定，比丘戒有250条，分8个方面，而比丘尼戒有348条，分7个方面，对比丘和比丘尼的修行及衣、食、坐、卧等从身（行动）、口（语言）、意（思想）三个方面作出了详细而又繁杂的规定。受过具足戒的僧人，男性称比丘，俗称和尚，女性称比丘尼，俗称尼姑。大乘戒又称菩萨戒，分为重戒和轻戒两部分。重戒有十条，为十重戒。这十条是：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酤酒（卖酒）戒、说四众过戒、自赞毁他戒、悭惜加毁戒（即吝啬财法，不肯施舍，且加以诽滂诋毁）、瞋心不受悔戒（即仇恨他人，不受对方忏谢）、谤三宝戒（即毁谤佛、法、僧三宝）。犯十重禁戒者要受开除僧籍的重处。轻戒有四十八条，称四十八轻戒，它分为摄善法戒和饶益有情戒两种，前者是按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菩萨六度而设立的，分别为轻障施戒（妨碍布施的轻戒，如不信三宝、不敬长老等）、轻障戒戒（妨碍持戒的轻戒，如不乐涅槃、威仪不静等）、轻障忍戒（妨碍忍辱的轻戒，如报复瞋打骂弃等）、轻障精进戒（妨碍精进的轻戒，如贪图睡眠依卧、贪无义语虚度时光等）、轻障定戒（妨碍禅定的轻戒，如不求教授、不除障碍等）、轻障慧戒（妨碍智慧的轻戒，如诽谤佛教教义、不精研佛教而学异端异学等）。这六种戒旨在引导僧众行善法，所以又称摄善法戒。另外一种是利益有情众生，这是帮助他人的戒律，所以称饶益有情戒，具体指轻障同事戒（对他人痛苦不闻不问，如不帮助同伴、不看望病苦者等）、轻障布施戒（前一障施戒是妨碍布施佛法，这一戒是妨碍布施财物等）、轻障利行戒（对不良行为不予制止）。犯四十八轻戒者按照佛教有关规定进行忏悔，而不予开除。

佛教源流

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具体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文献中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就有八种之多，一般以汉明帝永平（58～75）年间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当时中国流行黄老方术，佛教也被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而来自西域的传教僧侣也以中国传统思想解释佛教，比如用道家守一的修行方法解释佛教的静坐观心的禅定方法。有些僧人还掌握某种方术，并以此来扩大佛教的影响。佛教依附于盛行的黄老方术，得到一些上层人士的信奉。汉代的佛教传播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并波及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等地。传教僧人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为代表。安世高（约2世纪），西域安息国人，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到洛阳。他是汉译佛经的创始人，他翻译的佛经集中在小乘佛教的禅数学方面，译风偏质，注重直译，共译出《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等佛教经典。支娄迦谶（约2世纪），西域月支国人，汉桓帝末年（167年之前）到洛阳，传播大乘佛教般若学，译风偏文，注重意译，所译《道行般若经》对以后的佛教理论发展影响较大。

魏晋时期，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三国时，更多的印度和西域僧人到中国内地译经传教，中国僧人也开始前往西域和印度寻求佛教经典，带回翻译，所译经典涉及大小乘经、律两部分。两晋时期译籍范围更加广大，法显（？～约422）西行印度，取回许多戒律和其他经典原本并加以翻译。道安（312，一说314～385）第一次在由政府组织的译场中译经，他把翻译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要求译经家按照中国语言习惯翻译佛经经意并提高译经水平。四部《阿含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也在这一时期译出。当时成就最突出的译经僧当推鸠摩罗什。鸠摩罗什（343～413），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后秦弘始三年（401）到长安，组织僧团，设立国家译场，从事译经。罗什所译主要是印度龙树（约3世纪）一系的大乘空宗学说，其译风以达意为原则，在尊重原意的基础上，尽量使梵语与汉语完美结合，后人给其译文质量以很高的评价。他所翻译的经典主要有《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阿弥陀经》、《大晶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成实论》和《十诵律》等，其中许多成为后来中国佛教派别所研究和尊奉的经典依据。当时译经事业的发展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是玄学。玄学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学经典，融会儒、道，它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注重研究现象和本体的关系，而佛教般若学恰恰具有和玄学相近似的特征，于是般若学说依附玄学而流行开来。般若学思想渊源于印度大乘空宗，大乘空宗以非有非无的双非方法论证世界的虚幻不实。但当时中国流行的般若学说并没有完全按照印度佛教的原有模式去理解和解释般若经义，而是按照玄学的观点去理解和阐释《般若经》。玄学关于世界万物本体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三种观点，即贵无论、崇有论和独化论，般若学也依据这三种观点理解《般若经》中“空”的意义，形成“六家七宗”，即道安的本无宗、支道林（314～366）的即色宗、于法开的识含宗、道壹的幻化宗、支敏度的心无宗和于道邃的缘会宗，加上本无宗的分派即竺法琛、竺法汰的本无异宗，共为7家。一般以本无宗、心无宗和即色宗三家最能概括七家的观点。本无宗主张无或空是世界的本体，无在万物变化之前，空为万物的开始。本无不是从无生有，而是一切事物本性空寂，所以称本无。这一派侧重于说明本体的无。心无宗主张使心虚静，不对事物起执着之心，事物是真实的存在。它侧重于说明现象的有。即色宗主张“色即是空，色复异空”，认为事物由众缘和会而生起，没有自性，本性空寂，同时事物又有虚假的存在，并非空无。这一派侧重于说明本体和现象的相互联系。

僧肇纠正了六家七宗对般若学说的曲解，比较全面、准确地阐述了佛教般若学理论，从而使佛教义学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僧肇（384～414），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少年时以抄书为业，因此而阅读了大量典籍，尤其喜欢老、庄之学。后来阅读了《维摩诘经》而信仰佛教，出家修行，拜罗什为师，是罗什弟子中最早和最有影响的一位。著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其中《不真空论》破斥本无、心无和即色三宗，说明空的意义即不真空，万物本性空寂，虚假不真，是为非有；但万物已经形成，假象还在，是为非无。《物不迁论》以求静于动、静不离动的即动即静论来证明不真空义的体用一如论。《般若无知论》强调有所知就有所不知，无知才能无所不知，才能认识真谛。

慧远是当时另一个重要的佛学家。慧远（334～416），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13岁开始学习儒家典籍和老、庄之学，21岁时从道安出家，继承并弘扬道安的般若学思想。后在庐山定居，组织僧团。他曾与罗什通信讨论佛学，又作《沙门不敬王者论》，反对出家僧人礼敬帝王，使政府要沙门敬王的诏令未能实行。他在东晋元兴元年（402）率领僧众123人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缔结莲社，希望升人西方净土世界，为中国弥陀净土信仰之滥觞。他还著有‘《三报论》、《明报应论》、《法性论》等多部论著。提出了法性本体论，认为法性是宇宙万物的绝对真实的体性，同时也是修行成道后的涅槃境界。主张形尽神不灭，以神不灭论作为报应论的基础。又把报应分为现报、生报和后报，称为三报。现报为现世受报，生报为下世受报，后报为在长期的轮回中受报。

魏晋时期，佛教的发展受到统治集团的支持。当时不少封建统治者不仅支持译经，还组织国家译场，并与高僧保持良好的关系。孙权（182～252）专为康僧会（？～280）建造建初寺，道安实际上成为苻坚（338～385）的政治顾问，鸠摩罗什则受到后凉政权和后秦政权的敬重。慧远也与王公贵族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佛教在统治集团的支持下得以顺利发展。据传西晋时洛阳和长安两地的寺院共有180多所，僧尼3700余人，而佛图澄（232～348）在后赵所建的佛寺就有893所。东晋时代也热衷于造寺。与此同时，佛教音乐、绘画、造像都得到发展，特别是综合建筑、雕塑、绘画为一体的石窟艺术开始兴起，著名的莫高窟即于建元二年（366）开始修建。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新体裁也在中国文学园地中出现。

南北朝时期，佛教从两个方向发展，南朝侧重于佛教理论，北朝侧重于佛教实践。南朝各代统治者都崇信并支持佛教，尤以梁武帝（502～549在位）最为突出。他原来信奉老子，天监三年（504）下诏皈依佛教，并称佛教为正道，儒、道两教为邪道。实际上他主张三教一致，而且从不同方面利用三教。他在宗教信仰领域抬高了佛教的地位，大力提倡和支持佛教。他给著名的义学僧侣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并请他们讲经说法，撰写论著。他敕建许多佛寺，著名的有智度寺、解脱寺、同泰寺等11处。又广造佛像，著名的有同泰寺的十方金铜像和十方银像等。又令僧人译编佛典，并亲自撰写佛学论著，向僧俗讲经。他还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由政府以一亿万钱奉赎回宫中，这实际上充实了佛教的寺院经济。南朝的佛教在梁朝时达到极盛，计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余人。而宋代有寺院1913所，僧尼36000人。陈代有寺院1232所，僧尼32000人。

北朝统治阶级对佛教则有废有兴。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386～409在位）及其继任都重视佛教。到太武帝（424～452在位）时下令毁灭佛教，为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北魏文成帝（452～466在位）时又复兴佛教，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各地寺庙达到6478所，僧尼77258人，北魏末年，仅洛阳一地就有寺庙1376所。北周时期武帝（561～578在位）再次推行灭佛政策，毁坏寺塔，焚烧经典，令僧尼还俗。朝廷的灭佛措施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矛盾的激化，但每次灭佛之后，随之而来的总是佛教的再度振兴。

这一阶段的译经事业继续得到发展，译经范围涉及大乘各种经典，包括净土经典和密宗早期经典，小乘经、律、论三典，佛教逻辑学和印度佛教史料等。南朝译出的重要经典有《大方广华严经》60卷、《达摩多罗禅经》2卷、《大般泥洹经》10卷、《胜鬘经》1卷、《楞伽经》4卷、《杂阿含经》50卷。著名的译师为真谛（499～569），他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重点译出了瑜伽行派的论著，据说《大乘起信论》也是真谛所译。北朝译经以菩提流支（生卒年不详）为首，组成译经集团，翻译的主要内容是瑜伽行派的经论，给佛教义学不发达的北朝提供了许多资料，但大多数没有发生理论影响，惟一发挥作用的是《十地经论》。昙无谶（385～433）在北凉玄始十年（421）翻译的《大般涅槃经》40卷首先流传到北朝，传入南朝后对南方佛教义学影响极大。

这一阶段的重要的佛学家当推竺道生。道生（355～434），俗姓魏，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寓居彭城。从竺法汰（320～387）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出家，随师姓竺。15岁开始讲经，受具足戒后已经很有名气了。晋安帝隆安（397～401）年中到庐山修行7年。隆安五年（401），鸠摩罗什到达长安传法译经，道生慕名北上受学，成为著名弟子之一。义熙五年（409）又回建康。不久，法显与人合译出《大般泥洹经》6卷，经中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但一阐提人即没有善根的人除外。道生经过研究，首先提出一阐提人也能成佛的观点，被佛教界视为邪说，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到苏州虎丘山，南朝宋元嘉七年（430）西行至庐山。不久，昙无谶的凉译本《涅槃经》传到建康，经中果然说一阐提人也有佛性，僧众极为佩服道生。在佛性论的基础上，道生又提出顿悟论，反对魏晋般若学者关于在七位顿悟（即在成佛的十个修行阶段中只在第七阶段顿悟）的观点，主张真理不可能分为不同的部分，觉悟只能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他还提出法身五色、佛无净土和善不受报等理论。以道生为首倡，涅槃佛性论和顿悟论曾盛极一时，影响深远。

随着这一时期佛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各种佛教学派陆续兴起。当时最重要的佛教学派有涅槃学派、成实学派、三论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毗昙学派、俱舍学派等。

涅槃学派因研习和弘传《大槃涅槃经》而得名。《大槃涅槃经》以常、乐、我、净为涅槃的四种品德，强调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南方的涅槃师以道生和慧观（383～453）为两大系，北方的涅槃学者则以慧嵩、道朗等为先驱。当时对于涅槃佛性的解释达11种之多。他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正因佛性，即成佛的内在依据？佛性是本有（即本来就有）还是当有（即将来必当成佛）？这一学派还首次提出判教说。

成实学派因研习和弘传《成实论》而得名。《成实论》的“实”指四谛，成实即成立四谛的道理。这一学派以四谛论组织教义，主要强调我空，兼论法空。成实师分为寿春系和彭城系两大系统，南方寿春系以僧导为代表，北方彭城系以僧嵩为代表。

三论学派因研习和弘传《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而得名。《中论》论述缘起性空和八不中道的中观学说；《百论》说明世界万物“毕竟空”的道理；《十二门论》也说明万物性空之理。梁代以前的三论学派称为“关河三论学”，指罗什之后在研习三论的同时，又研习《般苦》和《成实》等经论的综合性风格。自梁代僧朗在摄山（今南京栖霞山）开创“摄山三论学派”，主要研究二谛论和中道观。

地论学派因研习和弘传《十地经论》而得名。《十地经论》阐述了菩萨修行的十个阶段、阿黎耶识缘起等内容。地论师分为南道系和北道系，南道系以慧光为代表，他的弟子中以法上（495～580）为上首。北道系以道宠为代表。南道系主张八识说和佛性本有（现常），北道系主张有第七识即阿摩罗识，强调佛性当有（当常）。

摄论学派因研习和弘传《摄大乘论》而得名。《摄大乘论》主要宣传惟识观。由真谛首倡，其下以智恺、法泰、曹毗、道尼四人为最著，其主要观点是以第八阿梨耶识为妄识，而又立第九阿摩罗识作为纯净之识，认为阿摩罗识亦指佛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毗昙学派因研习和弘传阿毗昙理论而得名。阿毗昙指佛教的各种论说，作为毗昙学派研究的只限于小乘佛教的各种论。南朝的毗昙师以梁代慧集（456～515）为最著名，北朝则以道安为重视毗昙学的第一人，最著名者为慧嵩。他们主要讨论我空法有的理论。

俱舍学派因研习和弘传《俱舍论》而得名。《俱舍论》主张一切法为有，三世中的法都是有。俱舍师分两阶段，真谛译出《俱舍释论》后，由弟子慧恺等弘传，为第一阶段。唐代玄奘又重译《俱舍论》，其弟子从事传习，为第二阶段。这一学派主张现在世的法是有，过去世的法为无，而与《俱舍论》有异。

北朝还流行净土学派、楞伽学派。但北朝佛教的特点是侧重实践，特别是禅观，除楞伽系的禅师外，北朝还有许多重要禅师，尤其是僧稠比较突出。僧稠（479～560），俗姓孙，昌黎（治所在今辽宁义县）人，28岁出家，后投少林寺跋陀禅师，受北齐皇室厚遇。他的禅法主要是以四念处实行禁欲，流行面很广。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僧尼的增多，各级政府便从僧人中选任僧官，协助政府管理僧务。一般认为后秦最早设僧官。南朝僧制沿袭后秦，设僧正、悦众、僧录等职，以僧正为最高僧官，地方设寺主掌管一寺事务。北朝各代，北魏设监福曹为最高佛教管理机构，后改为昭玄寺，北朝其他各代大致也都如此。以沙门统为最高僧官，其副职为都维那。地方上设维那、上座、寺主等职。与此同时，寺院经济有了发展，寺院拥有土地，这些土地多为皇帝、贵族和地主捐赠。梁武帝建大爱敬寺时，一次赐给良田80多顷。寺院开设当铺性质的“质库”赢利，同时还受信徒施舍钱财，收入很可观。北朝还设置了僧祗户和佛图户，僧祗户是寺院的佃户，佛图户是寺院奴隶，来自罪犯和官奴。

南北朝佛教文学、绘画、寺塔、造像等继续发展。佛教文学分为诗和文两部分，佛教诗人以谢灵运最为突出，擅长佛教文论的有宗炳、颜延之、沈约等，许多人是诗文兼优。南朝的佛画作家以张僧繇为最，北朝则以曹仲达为最，后世称其作品风格为“曹衣出水”。寺塔建筑艺术达到了很高水平，南朝以梁武帝所造为最多最华丽，北朝所造也极为壮观。石窟造像艺术则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贡献。南朝只在摄山开凿石窟，北朝则极盛此风，北魏开凿有云冈、龙门和天水麦积山等著名石窟。北齐有天龙山和响堂山等石窟，并刻有石经。

隋唐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繁荣鼎盛期，其标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的相继产生，而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则在思想上和经济上为隋唐佛教的繁荣创造了条件。隋唐佛教首先得到朝廷的支持。隋文帝（581～604在位）在当政伊始就改变了北周武帝的灭佛政策，扶植佛教，度僧建寺，造像写经，他在100多个州立舍利塔，度僧23万，建寺3000多所，写经46藏，造像10．6万多尊。他还设昭玄寺为中央佛教管理机构，并立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等僧官，各州设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地方僧官。他还将全国各派佛教学者集中在长安等地进行学术交流。隋炀帝（605～618在位）采取扶植和保护佛教的政策，在各地建造寺院，支持译经。也曾设立无遮大会，即贤圣道俗平等无遮，共施财物佛法的法会。据传他在位期间共度僧尼16200人，铸刻新佛像3850尊。

唐代帝王自称是老子后代，尊重道教，实际上三教并重，以道教同佛教抗衡，又以儒教约束佛、道两教。唐高祖（618～626在位）早年就信佛教，执政后就立寺造像。他曾诏令三教次序为老子、孔子、释迦，后因太史令傅奕疏请而下诏沙汰僧尼，但未能实行。唐太宗（627～649在位）本人不信佛，但仍然奖挹佛法，既尊重佛教，又抬高道教。他在每处旧战场都立有寺院。他还设立译场，支持玄奘（600～664）等人译经。武则天（624～705）诏令佛教在道教之前。他组织翻译80卷本的《华严经》，聚敛钱财铸造大佛像。唐玄宗（712～755在位）恢复三教并用。唐朝的寺院和僧尼数量，唐太宗时全国有寺3716所，唐玄宗时有寺5358所、僧尼126000多人。唐朝的僧官制度，唐初以鸿胪寺为最高佛教机构，武则天时改为礼部的祠部统管佛事，设郎中、员外郎二位僧官。每寺设上洛阳白马寺座、寺主、都维那三纲各一人。贞元四年（788）又设左、右街大功德使掌管全国佛事。唐代实行度牒制度，由祠部发给合法僧侣身份证明书，称为牒，凭此可以免除徭役。唐代寺院经济十分发达，唐均田制规定僧人道士每人给田30亩，女尼女冠20亩，百人以上寺观可拥有常住田10顷，50人以上则7顷。实际上寺院占有大量田产，武则天时，全国公私田宅多为僧占。后来均田制破坏，寺院更是扩充庄田。另外还放高利贷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与世俗地主利益的矛盾加深。到唐武宗（841～846在位）时，终于下令毁佛，称会昌法难，使佛教发展大受打击。后来五代的周世宗（954～958在位）也诏令毁佛。

佛教宗派在隋代和唐代前期纷纷建立，隋朝时三论宗和天台宗创立，唐太宗时法相宗和净土宗创立，唐高宗（650～683在位）时律宗创立，武则天时华严宗和禅宗创立，唐玄宗时，密宗创立。禅宗在唐中叶后又出现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五派。各佛教宗派又先后传入朝鲜、日本等地。

隋唐佛教艺术也发展到了顶峰，集中体现在石窟艺术上。隋开皇九年（589）在河南安阳开凿的那罗延窟最为著名，云冈、龙门、响堂山、天龙山和敦煌石窟则继续开凿。唐代扩造龙门石窟，其中的奉先寺为龙门最大的石窟，窟中凿刻有卢舍那大佛，是造像艺术的代表作。同时又在其他各处继续建窟。在敦煌壁画中画有许多经变图画。在文学方面，由于俗讲即俗人的讲经活动的流行，变文的创作极为普及。变文是对描绘极乐和地狱的各种情景的变相图所作的说明，用通俗文字写成，为说唱文学的鼻祖。

宋明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逐渐衰落时期，其标志是佛教内部失去了创造力。隋唐佛教宗派大都以寺院为理论和传教中心，这同时也造成了它的封闭性，使僧众信仰和民众信仰之间产生隔阂，佛教本身在这一时期已基本上失去了理论创造的活力，经过会昌法难后，除了适合于民众信仰的净土宗和适合于士大夫口味并强调自耕自食的禅宗之外，其余诸宗均告衰落，而净土和禅宗也逐渐合流。

宋代一反后周的反佛政策而适当地保护佛教，寺院数量增加，寺院拥有土地，免除赋税徭役。宋初派遣157个僧人去印度求法，自太平兴国（976～983）初设立译经院，建立了完备的译经组织，译出以密典为主的大批经典，但并未对佛教义学发生多大影响。宋代开刻大藏经，共有官私五种版本，即蜀版《开宝藏》、东禅版《崇宁藏》、开元中华大藏经版《毗比卢藏》、思溪版《圆觉藏》和延圣版《碛砂藏》。宋代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流行，禅宗以临济宗和曹洞宗两派盛行。云门宗只在北宋流行。一批禅宗史书如《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禅宗语录如《古尊宿语录》相继编纂完成。净土宗提倡念佛。其他如律宗、华严、天台等宗的理论也在宋代流行，而他们的修行方法则结合了念佛禅法。宋代反佛势力也很大，佛教以儒佛调和论来替自己辩护。理学吸收华严、禅宗的思想成果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后，标志了佛教地位的降低。宋代盛行的口语体禅宗语录对文学有很大影响，宋代佛教塑像和绘画都以写实见长，主要石刻则有四川大足宝顶山摩崖造像。

辽代佛教流行华严宗、密教和净土宗。寺院经济特别发达。刻印《契丹藏》或《辽藏》大藏经，在刻自隋末唐初的房山石经上又凿刻了一些重要经典。金代受北宋影响则以禅宗最为流行，金刻大藏经为《赵城藏》，1934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被发现。元代佛教也很发达，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就有寺院24318所，僧尼21300多人，还不算私度的僧尼数。寺院经济发展很畸形，寺院除拥有大量土地外，还从事商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甚至开采矿藏。元代刻印的大藏经有《普宁藏》、《弘法藏》和《元代官刻本大藏经》。流行西藏密教和汉地禅宗。密教中重要人物首推帝师帕思巴（1239～1280）。元代佛教造像因采用藏密造像风格而称为梵式，传统的汉地风格则称为汉式。

明代改变了元朝尊奉西藏密教的政策，改奉汉地佛教，但自明初就限制和整顿佛教。朱元璋（1328～1398）令全国寺院分禅、讲、律三类，不得混杂，制定僧人服色区别。官方每三年发一次度牒，仿宋制设立僧官，并限制寺院经济发展，流行的是禅宗临济、曹洞两系，净土宗则是各宗的共同信仰，居士佛教也很盛行。明初高僧有楚石楚琦（1296～1370），明中叶有曹洞禅师无明慧经（1548～1618），临济禅师笑岩德宝（1512～1581）等，明末有莲池祩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和藕益智旭（1599～1655）四大高僧，主张三教会通，禅教合一和禅净合一，祩宏和智旭还分别被尊为净土宗第八祖和第九祖。明代编纂了一批重要的禅宗著作，如《指月录》、《禅林宝训》、《禅宗正脉》、《教外别传》和《居士分灯录》等，又曾先后五次刻印大藏经，即《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嘉兴藏》）。明代佛教的对外文化交流也很活跃。

永乐南藏万历藏清代帝室尊西藏密教，也尊奉汉地佛教，但采取限制佛教政策，僧尼人数直到乾隆四年（1739）后才有所增加。清世祖（1644～1661在位）一生好佛，与清初高僧多有交往，曾有逃禅的想法。清世宗（1723～1735在位）自称“圆明居士”，编写了《御选语录》19卷，他的禅学主张禅净一致。清初流行禅宗和净土宗，禅宗内部发生争论，世称“清初僧净”，受到清世宗的直接干预。清中叶后净土宗几乎一统天下，居士佛教也盛行不衰。著名居士杨文会（1837～1911）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对清末佛教文化的复兴起了很大作用，清代刻有汉文大藏经《龙藏》。清代的佛教诗、画很盛兴，有许多著名的画僧和诗僧。

近世佛教以佛学研究为中心，许多人试图通过佛学研究而复兴佛教，并设立佛教教育研究机构，如太虚（1889～1947）的武昌佛学院，欧阳竟无（1871～1944）的南京内学院等，还成立了一些佛教研究团体。这一时期的佛教研究结合近代思想方法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民众佛教信仰则和道教及一般民间信仰混合在一起了。刻有《频伽藏》和《普慧藏》大藏经。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在佛教传入西藏地区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佛教分支。除在西藏地区流行外，还传入蒙古、土、裕固、怒、锡伯和纳西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邻近一些国家。

公元7世纪左右，西藏从中国内地和印度传入佛教。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

前弘期佛教大约开始于7世纪中叶，历时200多年，其间经过了松赞干布、赤德祖赞、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巾的大力扶植和发展。

松赞干布（617？～650）之前，西藏已经有佛经和佛塔传入，但当地原始宗教——苯教的势力强大，抵制佛教。松赞干布主动遣使迎请佛像，又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为她们带来的佛像分别建造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又在拉萨周围建12所寺庙，请汉族和印度、尼泊尔僧人译经，并根据佛经中的十善戒思想制定部分律法条例，但未建立僧伽制度。

赤德祖赞（704～754）是松赞干布之后的第三代王，他派人赴印度求法，并修建神殿供奉取回的经卷。他迎娶唐朝金城公主，汉地佛教随之传入。又派人到冈底斯山迎请印度密教学者佛密和佛寂，但两人没有受请。他还收容了因避乱而流到西藏的西域僧人。晚年派人到汉族地区取回大量经典。但赤德祖赞死后，信奉苯教的旧贵族发动了禁佛运动。赤松德赞（742～797）执政后，废除了禁佛令，复兴佛教，禁佛时隐藏的佛经被重新取出。他从印度请来寂护和莲华生，寂护宣讲十善业、十八界、十二因缘等思想，莲华生擅长密咒。自莲华生之后，许多印度密宗咒师纷纷进入西藏。他还营建桑耶寺，建立僧伽制度，度藏民出家。又组织译经和讲学，倡导修行，召集佛教徒和苯教徒辩论，使苯教以理论粗劣而居于劣势，达到兴佛灭苯的目的。还组织汉僧与印僧讨论以便统一信仰。经过赤松德赞的大力扶植，西藏佛教开始以完备的形式传播。

赤热巴巾时期，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赤热巴巾请印、藏高僧统一佛教名词，汇编梵藏佛教辞典，编定已译三藏目录，给每个僧人分配七户居民供养，称七户养僧。他还令行政制度依经律为标准，使佛教代替苯教而成为国教。他最后被反佛势力谋杀。他的兄长朗达玛上台后，推崇苯教，又下令禁佛，使佛教沉寂一百多年才重新传入，开始后弘期。

后弘期佛教是藏传佛教的正式形成时期，佛教经过和苯教的长期斗争，互相融合和渗透，已经成为西藏的统一宗教，称为喇嘛教。喇嘛是上师的意思，指有地位、有学问修养、能为人师表、指导人们修行的高僧。前弘期佛教主张三皈依，即皈依佛、法、僧三宝，后弘期佛教则强调四皈依，除皈依三宝外，还要皈依上师。

一般认为，后弘期佛教开始于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这一年，西藏山南地区首领、桑耶寺寺主意希坚赞派10人到当时比较盛行佛教的多康（今青海西宁一带）求取佛经，返回西藏后大量建造寺院，度僧传戒。同时，阿里地区首领意希沃也遣使去印度、克什米尔学习佛教，延请高僧，使佛教在西藏复兴和发展。这一时期的主要佛教活动，除建寺外，就是译经。传译工作到13世纪初基本结束，译出的主要是印度波罗王朝流行的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典。这些经典被收入后来编成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中。甘珠尔指佛语部经典，包括显教和密教的经部和律部。丹珠尔指论部经典，包括经律的阐述和注疏、密教仪轨和其他部分。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西藏大藏经中，有甘珠尔1055部，丹珠尔3522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中，有甘珠尔1114部，丹珠尔3559部，还没有收入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在译经的基础上，后弘期佛教产生了许多教派，较大的派别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较小的则有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郭扎派、夏鲁派等。苯教在后弘期与佛教融合，其中的一部分也成为佛教的一个派别。各派依据的经典不同，教义也各有差别。

拉萨布达拉宫宁玛派的“宁玛”是古旧的意思，因遵循前弘期流传的旧密咒而得名。由于该派僧人都戴红色僧帽，又称红教或红帽派，是传入西藏的密教吸收苯教后形成的最早的教派。在前弘期所传的密教以秘密方式传播，而且杂有许多苯教的内容。宁玛派在秘密传播的过程中，比较分散，直到8世纪因“三素尔”即素尔波且父子三代的系统组织，才形成宗派。

宁玛派依据的经典中，根本密典有18部，通常奉行的有8部。它的判教为九乘，由低级到高级分别是显教三乘、密咒外三乘和无上内三乘，以无上内三乘中的第三无极瑜伽乘为最圆满法，也就是宁玛宗的大圆满法。

大圆满法是宁玛派的正传教法，强调众生本来具有清净心，“空明觉了”，空指心体本来空寂，明指心体光明普照，觉指心体本来觉悟，了指心的清净，这样的心本来具足一切法，称为“圆满”。了悟这个心就是最大的方便修行法，称为“大”。大圆满法分为心部、界部和教授部三部分，心部偏重讲心空，界部偏重讲心明，教授部则亦空亦明。

宁玛派的著名寺庙有多吉扎寺、敏珠林寺、四川西部的竹箐寺和噶妥寺等。宁玛派于14世纪传入不丹，后又传入尼泊尔，20世纪传入印度和欧洲。

噶当派的“噶”指佛的教诲，“当”是指对僧徒修习的指导，即用佛的教诲来指导人们接受佛教道理。该派由阿底峡（982～1054，一说980～1052）和仲敦巴（1005～1064）正式创立。仲敦巴的三大弟子又分别形成三个支派，即教典派、教授派和教诫派。教典派把一切经论作为解脱的方便，注重经典的学习。教授派则重视师长的教授指导，注重修持和密法。教诫派注重佛的教诲。噶当派的一般特点是显教和密教双融，而后弘期初，佛教界显密分歧，因此噶当派对后世藏教影响很大。15世纪初并人格鲁派。

噶举派的“噶举”是佛语传承的意思，传教方式为师徒相承，口语传授，耳闻心会。因该派僧人穿白色僧衣而俗称白教。在11世纪中由玛尔巴（1012～1097）创立，分塔布噶举和香巴噶举两系，香巴噶举在14～15世纪间消失，塔布噶举以后又发展出四大八小的支系，其中的噶玛噶举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和黑帽系、红帽系转世制度。噶举派的教义以中观论为基础，注重大手印传承，不重经典。主要寺庙有止贡寺和四川的八邦寺等。

萨迦派的“萨迦”是白土的意思，该派的主要寺庙萨迦寺建立在灰白土上面，故称萨迦派。又因寺墙上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纹，俗称花教。创始人为昆·贡却杰布（1034～1102）。他的儿子贡噶宁布（1092～1158）使该派正式确立体系，称为萨迦初祖。五祖帕思巴（1235～1280）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被忽必烈（1215～1294）封为国师。元朝设立掌管佛教和西藏事务的总制院后，帕思巴任总管。元至元二年（1265），他回西藏建立政教合一的萨迦派地方政权，又因制定蒙古族新文字有功，升为帝师，封号大宝法王，以后形成了元代的帝师制度。萨迦派的传承分为血统和法统两支，主要教义是道果法。14世纪中叶，因元王朝的衰落而失势，后来被噶举派的帕竹支系取代。

格鲁派又称甘丹派，因为该派的第一座寺院为甘丹寺。“格鲁”是甘丹必鲁，即甘丹寺派的简称“甘鲁”再转音而成的，是善规的意思。因该派是主要依据噶当派教义而建立理论，因此也称新噶当派，又因该派僧人衣帽均是黄色，所以俗称黄教。创始人为宗喀巴（1357～1419）。

宗喀巴生于青海，从小就学经，受沙弥戒，17岁时进藏深造，学习各派显宗和密教经典，倡导宗教改革。他提倡并宣传戒律，并戴黄帽以示复兴并严守戒律。他联络各方势力，并撰写理论著作，从事宗教活动，声望日增。1409年在帕竹地方政权的支持下，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规模宏大的祈愿法会，仅各宗派僧人就有1万多人参加，会后建立甘丹寺，创立宗派。

格鲁派教义以龙树《中论》为基础，从缘起和性空两方面解释世界，修行上主张止观并重，尤其重视戒学，显密兼行，由显人密，以显为因，以密为果，其学经制度也是先显后密。

格鲁派正式实行活佛转世和班禅转世制度。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索南嘉措（1543～1588）成为转世灵童，万历六年（1578），受蒙古上默特部首领赠予的达赖喇嘛尊号，意为智德广深如海无所不纳的上师。索南嘉措定为达赖三世，前二世为后人追封。清顺治十年（1653）清廷封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为达赖喇嘛，从此，达赖转世须受中央册封。达赖五世的老师罗桑确吉坚赞在清顺治二年受蒙古和硕特部首领赠予的班禅博克多尊号，“班禅”是大学者的意思，“博克多”是一种尊称。罗桑却吉坚赞被定为班禅四世，前三世为后人追封。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廷册封班禅五世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珍宝的意思。此后班禅转世也须中央政府册封。乾隆十六年（1751），清政府正式授权达赖七世格桑嘉措管理西藏地方制度，格鲁派终于成为执政的宗教，完成了政教合一制度。现在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第十四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第十世。

格鲁派的著名寺院除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外还有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等。

佛教文化

中国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儒教和道教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佛教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各朝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大力扶植和支持。虽然历史上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但每次灭佛之后，佛教照例是更迅速地发展起来。由于佛教在政治上有利于国家的利益，而且其出世的精神和儒教的人世、道教的避世形成互补的文化圈，因此，佛教能够成为官方文化的三极之一，以儒教为主，佛教和道教为辅，构成官方的意识形态。但佛教对儒教和道教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其实际地位比较特殊。

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三教之争。儒教对佛教从政治、伦理和经济上进行批评，也有人主张佛儒合流。从唐朝开始，儒家学者受佛教的影响已十分明显，他们自觉地利用佛教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内容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李翱（772～841）以佛学的方法来修养儒家的心性，他的复性说就与佛教的佛性说有联系。韩愈（768～824）的道统论则受佛教的法统论影响。宋明理学有“儒表佛里”之称，足见佛教对理学的影响之深。程朱理学吸取华严、天台等宗的思辨方法论较多。陆王心学则侧重于吸收禅宗的思想，因此朱熹称陆九渊为禅。王夫之（1619～1692）著有《相宗络索》一书，对惟识宗作了独到的阐释。近代哲学也很注意佛学。龚自珍（1792～1841）、谭嗣同（1865～1898）、章太炎（1869～1936）都对惟识宗精心研究。道教在对佛教长期进行批评的同时，也注意吸收佛教的长处，道教在建立过程中，其经典编集、组织结构、仪法仪轨等都受到佛教的影响。

中国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形式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文化形式包括中国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武术、气功、教育、饮食等。

中国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文论、散文、诗歌、小说和戏曲。中国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随着佛经的汉译而开始的。从文学的角度看，佛经本身就具有文学性质，其中含有许多譬喻、偈颂和民间故事等，充满了夸张的想象和神奇的变幻。佛教界也有一批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高僧，他们写下的许多论说佛理的文章本身往往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成果。中国佛教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写作技巧，思想方法等方面的借鉴，丰富了中国文学的题材内容和语言词汇。从文论和散文方面看，佛教推动了两者的发展，在六朝时，不注重修辞之美的议论文还不被认为是正规的文章，而在唐宋时议论文已经很普及了。佛教的议论文注重概念和思辨，这为唐宋古文运动所吸收。佛教的文风也影响了散文的风格，对纠正只重华丽辞藻的形式主义起了很大作用。佛教给中国文学带进许多新概念、新词汇，也赋予许多传统词汇以新的含义。在诗歌方面，佛教促进了诗歌的通俗化。佛教宣传过程中，为了使教理通俗易懂，常运用一些诗偈，这影响了传统诗歌的通俗化。佛教还促进了哲理诗的产生。佛教的诗偈，平易中隐含着深刻的佛理，诗歌中有一部分也向这个方向发展。由于禅宗的影响，许多诗歌追求内心的体悟，抒发无欲恬淡的自然意境，形成所谓禅诗。在小说方面，佛教为小说提供了无穷的素材，出现了许多以佛教为内容，宣传佛教思想的作品。佛教又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像《金瓶梅》和《红楼梦》等作品，都是通过人物故事表现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人生无常等观点。佛教对戏曲的影响与小说有相似之处。佛寺中的舞乐是传统戏曲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同时，许多戏曲题材也取自佛教。民间文学也深受佛教影响，民间文学中的变文和宝卷就与佛教有关。

中国佛教在举行法事仪式时，常配以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声乐有独唱、领唱合唱、齐唱和轮唱等各种方式，声乐的曲调则又分为赞、偈、咒、白等4种。器乐则主要演奏各种佛曲。中国佛教音乐对中国民间的说唱音乐、音韵学，以及乐律、音阶和字谱学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佛教思想也成为民间音乐的重要素材。

中国佛教的绘画艺术主要包括佛画和壁画。佛画就是画佛像或菩萨像，梁代的张僧繇、北齐的曹仲达、唐代的吴道子都创造了佛画的独特风格。壁画多见于各地石窟中，以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和佛、菩萨像为主要内容，佛画和壁画本身就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组成部分，佛教绘画改变了中国绘画的固有形式，佛学思想还对绘画思想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促进了以表现清虚淡泊、天真自然的山水画成为独立画种的出现，这一点，禅宗的影响特别明显。

中国佛教的雕塑艺术包括有石窟造像、摩崖造像、金铜造像、木刻造像、夹纻干漆造像和泥塑等。虽然受到印度犍陀罗和笈多风格的影响，但也有民族风格，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佛教建筑包括寺和塔两大部分，佛寺有普通寺院和石窟寺等形式。前者大多采用中国宫殿式结构，有些则是采用当地民居格式。后者也未完全照搬印度格式。佛教理论对中国传统建筑理论有一定影响，佛教的地、水、风、火“四大”论很受作为建筑理论重要内容的风水学说的推崇，佛教的出世观也影响了传统建筑的选址。佛塔也大都按中国民族格式建造，以方塔和八角形居多，少数仍为印度的覆钵状或圆坟形。佛塔已成为不可缺少的景观建筑。佛教建筑是中国建筑文化的一大遗产。

中国佛教的定学被气功界看作是气功，而且是中国气功六大家之一。虽然定学从本质上看还不能与一般的气功等而视之，但其中确实包含大量气功的成分。中国佛教武术以少林武术最为突出，成为中华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佛教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对中国传统教育也有影响。南北朝时佛教采用的开题、论难、格义讲经等方法，都为当时的儒家教育所吸收。禅宗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启发式教育更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成果。禅宗寺院的组织形式、清规戒律都直接影响了书院的组织形式和学规。

中国汉地佛教奉行素食制度，构成中国饮食文化中的素食文化。中国的一些民俗和民间节日也与佛教有关。

在当代中国文化中，中国佛教不只是作为宗教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化的存在。中国佛教是一个文化宝库，它虽然已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但仍有许多文化精华有待发掘，它的许多思想观念与当代文化能够相容，当代文化的许多类型仍然可以从中国佛教中汲取不同的有效成分。因此，中国佛教在当代中国文化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

理惑论

佛学源于印度佛教，大约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佛学思想随之出现，进而取代了玄学，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思想。

在此期间，僧肇在佛学上的阐释起到重要作用。他是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佛教哲学家，是中国化佛学体系的奠基人。

在此之前，牟子曾在东汉末写了一本《理惑论》，这部书的主旨是传播佛教思想，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传播佛教思想的著作。为了确立佛教的地位，他力图找出佛教与儒、道的相通之处，以此为切人中国思想领域的契机。无疑，《理惑论》最先体现了由汉代儒家独尊，向儒、释、道三家并存的转换。

在当时三教的激烈斗争中，《理惑论》是对佛教教义的重新阐释，表现了汉末佛教在中国流传的特点。同时，这部书也拉开了三教论争与交融的序幕。

神灭论

在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许多有“无神论思想”的人物。

王充（27～96），东汉思想家，在哲学上，他否定董仲舒的神学论，同时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元气”说。他认为世界最根本的是元气，一切万物皆由元气分化出来，万物的生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并非天意。他以此为理论，来解释人死不为鬼的自然生命现象。

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发展。范缜（约450～515）针对佛教的三世轮回说，写出了《神灭论》一书，并同王公显贵六十四人展开论战，始终不屈。

《神灭论》一书提出了形神一体的思想，并用刀的刃与利的关系来论证了形神一体的关系。他的善辩及对宗教神学提出的问难，亦为他在哲学上赢得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