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之诗——植物学家吴征镒（题记）

一位美国著名植物学家对吴征镒在植物学上的成就赞叹不已，发出了一句由衷的评价：吴征镒先生是在写一首“植物之诗”。

纵观吴征镒93岁波澜壮阔的一生，浓墨重彩，充满了浓浓的诗情。吴征镒不仅是一位世界级的植物学家，也是一位诗人。从童年开始，受家学影响，他便养成了读诗、写诗的习惯。15岁时，他的一首古风《救亡歌》振聋发聩，激情四射；26岁时的两本诗集《去日集》《爝火集》诗情澎湃。直至今日，他仍将爱诗、读诗、写诗当做发之于心，呼之于情的重要爱好。他爱祖国广袤的山川，爱祖国的一草一木，爱祖国历尽磨难而淳朴的人民，为了实现中国植物学本土化，他的脚印几乎印在了中国的每一片土地，他对中国植物学的研究，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植物学界。著作等身，成果累累，这样的评价对吴征镒来说，是毫不过分的。他用科学的语言抒写着一首植物之诗，科学之诗，也用诗的语言写下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真理，对科学的追求和热爱：我愿意默默地深深地崇拜……

我全然不改……

倘使您冰莹的慧眼……

照澈了我最深的灵魂的内在！吴征镒，不正是用他如椽的大笔，用他在祖国大地的绿色足迹，用他对植物学的挚爱，抒写着一首宏大的诗篇吗？

（一）

有人说：生命的历程是种缘，一种千呼万唤出来的缘。然而吴征镒与大自然的精灵——绿色植物的缘，却是从童年就开始的。

吴征镒的童年是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扬州度过的。扬州地处江苏中部，浩荡的长江和古老的大运河从城边流过，富甲天下，《尚书·禹贡》载“淮南维扬州”，至今已有2400多年历史。这里的美丽为无数诗人倾倒，留下的诗文汗牛充栋，至今人们还记得杜牧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临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苏轼的“扬州十里最妩媚”，还有唐代扬州人张若虚眼中看到的是大江瀚海、明月星光、长空鸿雁、潜跃鱼龙，思绪却联通万里、思考人生宇宙的《春江花月夜》。

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一个“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的城市，小小的吴征镒张开饥渴的眼睛，开始在这个中国文化积淀之地成长。

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吴征镒出身书香门第，家学丰厚，他的祖父是清末进士第四名，伯祖父是清末拔贡，父亲吴启贤也是饱学之人。虽然是书香门第，吴家却并不守旧，父亲受梁启超的影响，鼓励孩子们依其所长攻读工科为多。因此，吴家出了四大人才：大哥吴征铸，是著名词作家，词研究大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二哥吴征鉴，是著名寄生虫病专家，对黑热病、疟疾、血吸虫病有很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我国基本消灭黑热病作出了重大贡献；五哥吴征恺，是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放射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中国铀扩散浓缩事业、放射化学、分子光谱学的奠基人之一。1979年，吴征鉴、吴征恺、吴征镒三兄弟在“文革”劫难后相聚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被传为佳话。

吴家有两个使吴征镒终身受益的地方：一是扬州著名的藏书楼——测海楼，二是吴家的花园——芜园。

测海楼是吴家的藏书楼，取“以蠡测海”之意，即用海螺量海水的自谦之辞，其实它是藏书量超过宁波“天一阁”三倍的晚清第一大藏书楼。测海楼在鱼池之北，上下两层，宣统二年（1910年）吴氏编成《测海楼藏书目录》，达8020种、24万卷之多，由此可知其藏书之富。其《苏长公密语》《大乐律只无声》等书均为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图书馆的珍藏，明弘冶刊本《八阔通志》《延安府志》，明嘉靖刊本《广西通志》等更是海内孤本，今存台湾的《嘉靖唯物志》抄本为世所珍。测海楼藏书有三个特点不同一般：一是不太讲求版本，但讲求实用，杂书很多；二是搜罗各省、府、州、县志甚全，明清都有；三是“同文馆”、“译学馆”译书和坊刻、小说、戏文、晚清杂志也都齐全。

“有福读书堂”位于测海楼底层，取有福读书之意。在有福读书堂，有一幅吴征镒伯祖父题的对联——“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既反映了吴家的藏书之盛，又抒发了知识分子的万丈豪情。

楼前有一大方池，很深。这池是藏书楼防火用的。吴征镒小时候很“顽皮”，一次掉进池里，幸好是冬季枯水，有惊无险。

吴征镒出生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在他出生的那年年底，祖父却因脑出血过世，同年家里连连出事，年轻的五婶、七婶都珠胎毁月，死于难产。那一年蕙兰盛放，迷信的祖母以为吴征镒是花妖临世，见了他就生气。小时的吴征镒多病，由于孤独，到了4岁，还不太会说话。

然而，孤独的吴征镒却得到了母亲的爱和温暖。母亲在他患病时，紧紧地抱着他，摇着他，教他背诵第一首唐诗——元稹的“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尽管吴征镒不懂，她还是耐心地一字一句地教。博大的母爱使吴征镒得以康复。吴征镒走路常常摔跤，有一回摔在石阶上，下颚裂了一个大口子，也是母亲用手捏紧，等血凝了才放松，免于留下伤疤。母亲温润的手，使吴征镒至今难忘。

吴家大宅斜对面就是芜园，进门有三间小平房，住着看门的一家两口子，右手边墙上刻有伯祖题的“芜园”二字。芜园四周墙根都种着半野的毛桃，每年春天二三月，桃花似火，宛若一片灿烂的云霞。草地顶头，母亲就让那些养到老的老妈妈们开出一片地来，冬天种上蚕豆、豌豆，春天好为家里添补点菜。每到春末夏初，吴征镒就偷偷地来到豌豆地里，把甜嫩的豌豆剥着生吃，这倒是童趣之一。春天还有一件乐事，就是在大草地里摸爬滚打和帮助老妈妈们掐“黄黄仔”来炒着吃，这是一种开小黄花名叫“苜蓿”的野菜，上海人叫金花菜。

芜园杂种着许多花木，吴征镒后来除认得梅花、杏花、李花之外，还有紫薇、绣球、凌霄等，春天百花盛开，倒也让他想起念过的唐诗。只是小道边上一棵很少见的“丝兰”让他觉得奇怪，长剑样的叶边有丝丝，夏天从中间抽出一大蓬挂着许多白玉铃铛样的花，后来吴征镒知道它是一种外来品种。多年后吴征镒在济南大明湖旁的许多公园里见到它，才悟出这大概是祖父在山东登州、济南一带游宦时带回来补种的。进园门右拐，就是一片孟宗竹林，每到春天雨后，吴征镒就在竹林里看春笋，这些春笋拔节时簌簌有声，转眼就已经长得和自己一样高了。

竹林一直到园的北头，东边有一大方池子，没有引来水，故而经常是干的。有一架紫藤架倒了都没人管，吴征镒花开时就躺在地上，看着紫藤的花开花落。池子东边有个“魁星阁”，与西边的测海楼遥遥相对，阁下有一不规则的长方形池塘，池内植有青莲。魁星阁大约比东边城墙高一人多，原本有楼梯能上去，但大人不让上，顽皮的吴征镒就偷偷地上去，在上面能看到城外大运河，河边的小街上人声熙攘，运河上风帆来往，宛如看一幅清明上河图。

芜园是吴征镒童年时代的乐园。当时还不见狐、兔和菜花蛇，但夏天各种鸣虫却很多，什么金铃子、金钟、纺织娘、蛐蛐都有，知了、蝴蝶、蜻蜓更是常见，有时逮住几个，用各式各样的盒子养起来，放在床头。芜园，孩子们叫它“大院子”。只要有人找吴征镒时，就听到母亲和老妈妈的叫声：“又溜到大院子里去了！”

6岁时，吴征镒的母亲边为他梳头边教他识方块字，认识差不多两千字了，就进家塾拜师傅。师傅叫黄吉甫，他原是晚清时吃公家粮而考不取举人的老“廪生”。家塾念的是清末民初上海澄衷中学的新式教科书和《四书》，吴征镒因为识字已经不少，读教科书很容易。

9到11岁时，这时识了字，读得懂文言文，兰心慧质的吴征镒开始懂事而又开了窍，他在空闲时间，就躲进大厅右边父亲的小书房里找书看。父亲吴启贤在吴征镒8岁时，就从北京辞职回家当“议员”了。因他是济南客籍学堂毕业，又在农商部做过“京官”，管过地质调查所和三贝子花园（北京动物园前身），与故宫博物院联系不少，所以他的藏书很杂，也带回不少书。比如有故宫博物院用珂罗版照相印的《神州国光集》，上面有很多各时代的山水、花鸟、人物；有地质调查所的《PaleontologicaSinica》，上面印着一些动植物化石；还有吴友如用“工笔画”石印的《点石斋画报》，里面都是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各种新闻……这些都让吴征镒长了不少见识。由于父亲是进步党人，他有一套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吴征镒特别喜欢读梁启超恣肆汪洋、贯淹经史、参驳古今的文言议论，也懂得了国家民族正处于危难之中。吴征镒读完了《古文观止》，接着选读南宋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实在有些乏味，对其观点颇有异议，就写了长文来驳他，因而家塾师傅批了红批：“东莱之言，何可訾议。”吴征镒看书越来越多，很快就变成了“大近视”的“小老头”。一天，吴征镒看到了清代植物学家吴其写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牧野富太郎写的《日本植物图鉴》，竟然一下引发了对植物的浓厚兴趣。从此他就按图索骥，认识了芜园中的各种野生和栽培的花草、树木，芜园成了吴征镒认识植物的启蒙之地。

那些年，北洋政府行将崩溃，军阀四起，洋货充斥，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最先是江苏省督军和浙江省督军的新吴越之战，后来江苏的孙传芳自封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又和直隶的吴佩孚及西北的吴军冯玉祥打，扬州常成为拉锯战的要道。每逢大兵过境，各家都拴上大门，吴家女眷常带着孩子们向西面两排空房里躲避，惊恐万状。

到1927年，城里城外响起了枪声，“北伐军”来了。

当时的北伐军也是良莠不齐，住在吴宅里的一些军官就和扬州的书商勾结起来，在测海楼盗走了不少善本和珍本，用军用卡车成大箱地运出去卖给书商，后来这些书分散到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大图书馆。军队走后，家人才发现书箱有些异样，带着测海楼的书目去检查，才知道被盗走一百多种书。吴征镒不满12岁时，家庭破落，测海楼所余的藏书也以三万银元全部卖给了天津书商。

1942年冬，当吴征镒在西南联大时，日军攻占扬州，吴宅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隔三岔五地到吴宅搜查，每来一次，都是一场浩劫，抢走吴家很多的字画文物，芜园也被砍去树木而成为练兵场，从此消失。

那年月，家庭的破落，时代的变迁，都给吴征镒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好在吴家家风仍存，读书救国之志牢牢地刻在吴征镒的心中。到了13岁，吴征镒以同等学力考取江都县立中学，从而结束了他的童年生活。

（二）

扬州是一座重视教育的城市。1927年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和扬州第八中学合并的扬州中学，名师如云，是全国著名的中学。吴征镒初二即以优异的成绩跳考进入扬州中学，就读高中。

扬州中学的学风甚浓，吴征镒在家塾时，已因强记，“于书无所不读”，又在芜园中认识了几十种树木花草，初步奠定了日后专攻植物学的思想基础和志趣。1929年吴征镒读初中一年级时就得唐寿先生的启发，学会了采集制作标本和解剖花果的植物学入门技术。1931年高一时又受到后来成为中国木材研究专家的唐耀先生的鼓励，并课外读了邹秉文、钱崇澍和胡先的《高等植物学》及彭世芳的《植物形态学》（实为外部形态），从商务版《自然界》杂志中体会到“边采集，边思考”优良习惯的重要性，有了对植物地理概念的初步认识。唐耀见到吴征镒采集制作的标本，便在班上开了一个展览会，予以展出，以资鼓励。这批标本约有100多种，都由吴征镒参阅《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植物图鉴》写上中文名和学名，并由在南京金陵大学生物系的二哥吴征鉴请其同事焦启源先生正式鉴定过。这件事对吴征镒年轻的心灵自然有很大影响，使他立志投考大学生物系，决心做一名植物学家。

当时扬州中学已有共产党的活动，师生中进步思想盛行。吴征镒也深受影响。

那时，扬州中学年年都有被开除或抓走的学生。有一位姓温的同学高一时与吴征镒同桌，大约也只十四五岁，念了半年就不见了，据说有共产党嫌疑。很巧，“十年动乱”后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吴征镒发现中宣部工作人员中有个叫温济泽的同志，很像这位同学，于是冒昧找到他住的房间，一问果然是当年的同桌。相隔半个世纪其间又经兵荒马乱居然还能见面，两人都很兴奋。温济泽告诉吴征镒，那时当局正要抓他，是两位老师暗中把他放了，他就赶快逃到上海租界，后来投身革命。

吴征镒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怀着正义感参加了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一次罢考。罢考的积极分子中有他的好朋友孙庆恺，参加革命后改名孙克，他那时已经加入党组织，后来在新四军时期担任江都县委书记，在扬州的西山打过游击；另一位好友叫胡光世，也比较倾向于革命。这次罢考活动使学校被迫收回开除进步学生的成命，师生们取得了胜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的消息传到了扬州中学。学校师生们的爱国情绪一下被点燃了。刚满15岁的吴征镒也不例外。这个平时被大家称为“小夫子”的少年夜不能寐，流着泪写下了一首长诗《救亡歌》：九月十八日方明，天外忽来霹雳声，驻沈日军肆强暴，借口攻我北大营。我军时方梦中醒，曳兵而走狼狈形。云是奉命不抵抗，即速退后不计程。全军方震恐，唯闻声隆隆。一炮空中来，迫击炮厂倾。一炮倏又至，血肉竞飞红。唯闻惨呼急，唯见惨雾浓。倭寇雄心犹未已，更占长春吉林宽城子。派兵占领谁敢违，唾手而得乐如此！茅庐瓦屋比户烧，童妇男儿尽诛洗。奸淫掳掠诸兽行，发泄无遗谁可弭！缴械之兵与警察，炮声一到骈头死。我来杀汝不抵抗，只有强权无公理。尸堆成山血如水，不抵抗者亦如此！虽使杀人如蝼蚁，我护日侨不得已！

噩耗传来自东北，闻者伤心皆一哭！彼为刀俎我鱼肉，焉能不加反抗听诛戮！揭竿一呼聚者百，共议抗日而救国。挫其齿，裂其目。彼能覆，我能复。斯我中华之土服，焉能令彼暴日作鹿逐！可忍此辱，国将不国！请求前线休退缩，一半犹当数矢簇。

吁嗟呼！国亡亦已久，日维饰太平。南北争意气，东西谈纵横。战争犹不止，如何敌强邻？夺利休言义，争权不用情，内心不团结，如何敌强邻？学术多守旧，服用乃维新，科学不发达，如何敌强邻？水利多窳败，农业不经营，地不尽其利，如何敌强邻？政府皆冗员，市井尽游民，人不尽其才，如何敌强邻？体格多不健，军事鲜能精，不能致康强，如何敌强邻？人格多堕落，道义不能行，日维贪私欲，如何敌强邻？吾愿全国人，如闻警钟声，春梦争先觉，始得庆更生。国亡同为奴，富贵焉足争。各尽其天职，莫为袖手人。从今百改革，首要唯革心。亟宜大团结，阋墙不用争。亟宜大勤奋，科学以昌明。亟宜倡农业，国富财以生。亟宜兴工业，得用诸游民。亟宜倡体育，民权始可臻。亟宜倡道德，莫贻害其群。凡事须实践，莫沽虚伪名。一心唯对日，誓如白水深。与之绝来往，誓如高山陵。国耻庶可雪，方为中国民。歌毕声嘶力欲竭，唯愿全国皆努力！必欲此耻一旦雪，莫作五分钟之热！这震撼天地的爱国之声，这发自肺腑的悲愤呼喊，犹如滚滚雷霆，和着长江的惊涛，在扬州上空震响！“科学不发达，如何敌强邻？”“如今百改革，首要唯革心。”——很难想象，这样思想深刻的诗句竟出自一位15岁的少年之手！当时读过这首诗的人都说：有这样的年轻人在，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不会灭！

（三）

1933年，17岁的吴征镒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从此开始了他纵贯一生的植物学研究。

从1933年至1937年，吴征镒正是“弱冠之年”。那时华北已岌岌可危，地下烈火已在运行。1935年何应钦和梅津签署了“何梅协定”，实已出卖了华北。志士仁人忍无可忍，1936年终于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次年又发生了西安事变。日本侵略者的亡我之心不死，蒋介石被迫抗日之势已成。吴征镒的大学生活也就在这种形势下穿插进行，只是由于坚持“读书报国”、“科学救国”的信念，而更加奋发努力。

那时，清华大学生物系设在新建成的清华生物馆内，楼建得精致，是个读书的好去处。吴征镒拿着选课单去找系主任陈桢先生签字，陈先生人不高，微胖，宽脸上架一副黑边眼镜，口音很有扬州味，这对第一次远离家乡求学的吴征镒来说，自然觉得十分亲切。陈桢写的《高中生物学》，是当时唯一内容充实和近代化的教科书，吴征镒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唐耀老师就已采用。虽然吴征镒早就知道作者的大名和专业特长，但总不如当面听他亲切地询问那样感到幸运。

清华大学当时推行“通才教育”，一则为将来深造打好基础，二来也为学生就业多些门路。大学一年级不分科，国文由朱自清任教授，英文由外文系著名教授叶公超担任，其余除通史必修外，理学院的学生必须学普通化学（高崇熙授课）、普通物理（萨本栋授课），文学院学生则必读普通生物（陈桢授课）。这样的必修课扎扎实实读一年，目的是使来自四面八方学业成绩不同的青年学子“整齐划一”一些。

二年级时，吴征镒入生物系，但不分组，无脊椎动物学也属必修。吴征镒终于真正在生物馆楼中上课和做实验。那时一楼还是心理学系，二、三楼才是生物系。一楼后对中间左侧楼梯口有个小门，出去就是斜着通向西院的大道边，已由生物系吴韫珍教授培植成小型植物园。那早春开花的白头翁、耧斗菜、探春、迎春以及榆叶梅、连翘等北方常见花卉，更能吸引吴征镒这样刚刚步入植物学大门的毛头小伙子的好奇心了。吴韫珍先生在二楼西头向北的另一小间屋里研究和备课，旁边是沈同、杨承元等植物组助教们的大实验室，再向东楼梯口是李继侗先生的实验室，朝南是一排教室和实验室，楼的东半部则是动物组的天下。三楼西头有一大间是植物标本室，其东小间坐着绘图和管理图书的蒋荇孙。标本室内仅有一位整天劈劈啪啪整理资料的管理员赵沙修，中间是系专用图书室，藏书7000余册，主要是日常教学和研究参考用书和杂志，要找大型非专用杂志则还要到大图书馆。三楼上面还有一层阁楼，北面是储藏室，向南则是一间实验温室。李继侗先生的研究材料，各助教的备课材料尽在其内。系办公室只有一位总是歪着头的庶务，和采购兼会计的余光蓉。在这里，吴征镒初识吴韫珍教授，吴韫珍教授上课总是在课前30分钟已将黑板写满，学生必须先去半个小时，才能完成笔记。植物形态学当时世界上正在开展藻、菌、地衣、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的个体发育、世代交替的研究，吴韫珍所用的课本是植物学家张景钺教授的老师所写得美国大学课本，还要参考欧洲的教科书。他讲课时并不“照本宣科”，而是随时将发表在BotanicalGazette、AnnalsoBotany等英美著名刊物上的内容详细介绍给学生。

在清华大学，吴征镒在吴韫珍、李继侗、陈桢、戴芳澜、沈同等名师的指导下，如饥似渴地学习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其中，吴韫珍先生、李继侗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理念，对吴征镒影响最大。

吴韫珍先生一心想把中国植物学本土化，他常说：“中国植物种类很多，分类还没有过关，要从搞清楚各地植物基本情况做起，同时把以前国内研究中国植物的材料集中起来，彻底考证整理，以澄清过去的混乱。”他一生的愿望就是要把中国植物分类搞清楚，并培养一批人来完成这项工作。那时每逢假期和星期天，吴征镒都会跟吴韫珍先生到北平西山、八达岭等地去采集标本，回来后又接着整理、造名录、查文献和分种检索表，并把已有文献记录的名录做考证处理。大学三年级时，吴韫珍先生给吴征镒布置的论文是写华北莎草科薹属，要求他要从野外调查入手。这一属当时全世界有800余种，华北近50种，是号称疑难大属的植物。论文要求将每一种的苞片、囊果按同样比例画成精细的鉴别特征图，每种要详细考证学名。吴韫珍先生多次告诫吴征镒，做学问就像啃骨头，多啃硬骨头方练得出真功夫。

李继侗先生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美国森林学博士的教授，后到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教。李先生教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态学，讲课精彩迭出，形象生动，课堂上时而鸦雀无声，时而哄堂大笑。他学问广博，治学严谨，乐观、健谈、幽默且有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

两位老师的教诲，为吴征镒以后从事植物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确定了方向。

（四）

1937年7月6日，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吴征镒以助教身份参加了段绳武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都是自费。

中国的西北地域辽阔，草原、沙漠、戈壁、冰川、雪峰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地形环境。

第一次进行长途植物考察的吴征镒兴奋异常。因为他想起了读过的无数描写西部风物的诗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更有“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吴征镒很快体验到西部自然环境的美丽和严酷。

七月的草原，苍莽而又美丽，一望无际的茵茵绿草宛如一匹绿毯铺到遥远的天边，天空高远而湛蓝，偶尔飘过的白云让吴征镒遐思万千。草原上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朵，淡紫色的凤毛菊，黄色的锦鸡儿……无不让吴征镒为之着迷。他顶着烈日忙碌着，他要把每一种植物都采集起来，整理出来。

自然，吴征镒也痛心地看到，西部因为水土流失和过度开发，植被已被严重破坏，他在想，自己是研究植物的，要使这里的恶劣状况得以改善，让荒原披上绿装，是一项多么神圣的职责。他特别留心那些在严酷环境中千年不死的荒漠植物，如芨芨草、沙打旺、针茅和紫花苜蓿、甘草、枸杞等可做药材的植物，以及具有耐沙割、抗沙蚀能力的沙米、沙蒿、沙冬青等，它们都是在荒漠中只要有几滴雨水，就能顽强地生长。

吴征镒不禁为这些植物喝彩！

大自然赋予了它们一种“精神”，这便是不论处于何种境遇，何种困苦都能顽强生存、发展的精神！而人不应该也是这样吗？

考察团进行了一个多月调查采集，吴征镒被塞外的太阳晒成了“非洲人”。每天在“朝穿皮袄午穿纱”的气候下工作，白天辛苦了一天，大家十分劳累，匆匆吃过晚饭，都先后休息了，只有吴征镒还在油灯下给标本夹里的标本换纸，接着又是登记，又是记录，一直忙到深夜才休息，一天只能睡上四五个小时。这次考察使吴征镒初步认识了草原半荒漠和荒漠。

正当吴征镒沉浸在花的草原中时，传来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接着又传来北平沦陷的消息。当时，考察团的成员无不悲愤，有的竟痛哭失声。考察团只得发放剩余旅费、伙食余款给各人，而被迫散伙。

9月底，吴征镒舟车辗转回到扬州，大病一场。病好之后，他刚刚开始在私立震旦中学讲第一堂课，即接到李继侗先生的消息，让他速到长沙。于是他匆匆和六七位扬州中学、清华大学两度同窗的旧友，赶到长沙韭菜园临时大学报到。

长沙临大是西南联大的前身，只存在于1938年1月，当时的北平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于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吴征镒这个助教在那却无“教”可“助”，被派到岳麓山后左家垅清华工地上的一个小院落中，与清华农业研究所的一些同事搞“研究”。有一天，吴征镒刚从南岳衡山采集归来，在圣经学院左侧大楼整理标本，9架日寇重型轰炸机从屋顶飞过，接着炸弹便在500米外开了花。事后他们得知，小吴门火车站附近旅馆被炸，炸死了举行婚礼的一家亲友。

1938年2月，长沙时局已不稳定，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并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组成了。吴征镒和师生们一起走上了颠蹶逃难之路。步行团是准备沿途做一些科考工作的，吴征镒跟随生物系李继侗教授考察植物，同行的还有清华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两位研究昆虫的学者毛应斗和郭海峰。

当时正值冬末春初，湘西和贵州正是“天无三日晴”的时候。吴征镒每天都要赶路，不方便带标本夹，只背了一个方方的硬纸小盒，里面可以装一些小标本，但由于天天下雨，到了昆明后，这些标本都已经烂掉了。但吴征镒将从湘西桃源的桃源洞采到的一种大花、单叶的十字花科植物牢牢记住，到昆明后，查出它就是最早由法国神父在贵州发现的“堇叶芥”，是中国特有的植物。

值得一提的是，吴征镒在逃难路上，结识了对他一生都有重大影响的闻一多先生。闻一多是中国文化史的通才，在诗歌、戏剧、绘画、文学评论和古典文学的研究上，都有很深造诣。爱读书、爱诗、爱昆曲的吴征镒早就读过闻一多的作品，特别是《红烛》《死水》《发现》《一句话》等充满激情的爱国诗篇，更是使他对闻一多充满仰慕之情。而此时，竟然能与闻一多相识，并结伴而行，他的心情无比激动。闻一多也很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一有机会，便与他说诗谈戏。有时吴征镒采集标本时，闻先生就在一边绘画。在微风里，闻一多先生长髯飘拂，宛如一幅图画。到昆明后，闻先生和吴征镒都在西南联大任教，两人的接触也日益增多。闻一多先生住的西仓坡，是吴征镒经常的去处。那时除谈诗论文之外，更多的是抨击时局，性如烈火的闻一多总是流露出对祖国前途的无限忧虑和对时局弊政的愤懑。吴征镒也感同身受，他想到了闻先生悲怆的呼喊：“问天问地问青风，中华到底在哪里？我哭着叫你，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也想起希望：“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五）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寇，复神京，还燕碣。这是西南联大悲壮的校歌，吴征镒唱着这首歌走过了八年的艰难岁月。

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之初，贫无立锥之地。大约在一年后才建成了土基茅茨的新校舍，包括教室、实验室、大饭堂、图书馆、办公室、宿舍等。那时，西南联大教授的收入每况愈下，闻一多先生靠为别人刻印为生，朱自清先生抚养着8个孩子，一身重病，吴韫珍先生更是无法维持生计。孑然一身的吴征镒也只能勉强维持一日三餐，不得不兼任家庭教师和中学代课教员。

1942年6月，吴征镒最敬爱的恩师吴韫珍先生贫病交加，他把妻子儿女打发回上海青浦老家后，把钱大部分寄回家，自己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有时，一天就吃上一小包花生米，但他仍在苦苦钻研植物学。由于严重缺乏营养，吴韫珍先生胃病日趋严重，做了胃切除手术，术后不停地打嗝，内外伤口都不能愈合，最后惨死在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里。

在恩师吴韫珍先生病床前，吴征镒不知哭了多少次。他满怀深情，为敬爱的老师写下了这样的挽诗：图形番本草，名物记拉丁……

骀驽劳知己，凄凉付阖棺……然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仍心系国家民族命运，都怀着民族大义和对科学事业的追求，他们活着，痛着并快乐着，苦着并思索着，忍着并追求着……

在扬州，都传吴家子弟多爱昆曲，吴征镒也不例外，他对昆曲非常爱好，并有很深的造诣，能唱不少昆曲段子。

吴征镒虽年仅二十出头，却显得老气横秋，被大家戏称为“吴老镒”，后来讹为“吴老爷”。1942年后，吴征镒考取张景钺教授的研究生，当时西南联大没有固定的教职员宿舍和女生宿舍，所以他搬过六七次家，先后曾和张澜庆、李家治等住先生坡2号。后来这个院子全部腾出，给些单身汉或刚成家的租住，故而男女混杂，十分热闹。吴晓玲是戏曲家，有时兴高采烈地练几下“三挡杨林”的把式，很像杨小楼的几招，这都不免引起吴征镒“发思古之幽情”。那几年课余吴征镒除参加“读书会”从事进步活动外，也参加了“曲会”唱昆曲，做一点“苦中作乐”之事，“笳吹弦育”颇盛一时。那时吴征镒嗓子也好，能唱“弹词”、“骂曹”、“扫秦”、“冥判”、“夜奔”等全出，慷慨悲歌，略抒愤懑。这些业余好爱好，确也起到“掩蔽”的作用，促进了“读书会”的“交友”活动。

1945年，吴征镒经闻一多、吴晗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旋又由闻一多介绍，加入学生社团、新诗社、剧艺社。同年，又与李希泌、张澜庆、汪等创办私立五华中学，一边教学，一边在师生中传播民主进步思想，并参加了“一二·一”学生运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吴征镒和西南联大的师生一道，欢欣跳跃。可是，全国人民渴望实现和平民主的愿望却很快化为泡影。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奉行内战政策。1945年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便背信弃义，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处于全国民主运动中心的昆明青年首先行动起来，发出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吼声。

吴征镒多次参加了西南联大举行的时事晚会，与吴晗、闻一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一起谴责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的罪行。

11月25日，吴征镒在住所听到西南联大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后来才知道军警特务在联大冲击群众集会的会场。吴征镒愤怒地指责道：“难道不要内战，要和平，要民主有罪吗？”

12月1日，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分别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学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等4人，重伤29人，轻伤30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事件发生后，吴征镒义无反顾地参加对烈士的公祭活动，参加全市人民的大游行。

在烈士下葬的那一天，吴征镒和所有的人低声念着悼诗：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

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

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里看不见我们？吴征镒读着这些诗句，泪水早已模糊了眼睛，可他心里却紫电腾跃，雷声轰鸣，升腾出的是一个信念：只有推翻这黑暗的社会制度，中国才有希望，人民才有希望，科学才有希望！

吴征镒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46年2月的一天，吴征镒由生物系的同学殷汝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大学标本馆里，他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从此，吴征镒成了一名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可是，继李公朴先生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的遇害，又一个噩耗传来了。7月15日，吴征镒所敬重的良师益友闻一多先生在主持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上，作了“最后一次演讲”，他激愤地说：“你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最后他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话果然应验了！回家的途中，在翠湖边离家门只有几步的地方，他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身中六枪。

那天夜晚昆明上空阴霾重重，仿佛翠湖边的每一颗草木都在低着头，都在为闻一多默哀致敬。吴征镒奋笔写下一首诗，献给闻一多先生：暗夜风雷迅，前军落大星。

轻生凭胆赤，赴死见年青。

大法无纲纪，元凶孰典型？

深哀在民众，初醒即黎明。

拍案而怒起，先生小屈原。

只身化红烛，举国赋招魂。

得路由先导，危身以正言。

大江流众口，浩荡出荆门。吴征镒说：闻一多先生一人倒下后，我便成为“千万个站起来的人中的一个”！

（六）

在1938～1946年西南联大期间，虽然时局动荡，但吴征镒从未放弃对植物学的研究。

云南，立体地形，立体气候，热带、亚热带和高山寒带的植被类型应有尽有，素来享有“植物王国”、“绿色皇冠”的美誉，迄今云南发现的高等植物有一万五千多种。来到云南后，吴征镒被红土高原的山山水水，丰富的植物种类，复杂多样的植被景观所吸引。它们以特有的色彩和风姿，在年轻的植物学家心中唤起绿色的愉悦，绿色的思考。

在植物地理分布上，云南处于东亚植物区系与喜马拉雅山植物区系的交接区，又为泛北植物区系与泛热带印度—马来植物区系的交错地带，是世界罕见的多种植物区系的荟萃之地。

由于植被的水平地带性分布和垂直地带性分异的规律，使云南从南到北、从低到高依次分布着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温带针阔混交林、亚高山寒温带针叶林，高山灌丛草甸、沼泽和水生植被、干热河谷肉质多刺灌丛以及稀树干草原等典型的植被类型，是全国植被分布的缩影。

丰富的植被，壮丽的景观，生机蓬勃的大自然，抚慰了吴征镒那颗因战乱而受伤的心。科学救国的理想又在心中激荡，他决心从研究云南的植物入手，攀登植物科学高峰。

从此，他和云南的山山水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8年5月，吴征镒在昆明认识了神交已久的蔡希陶。当时蔡希陶在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该所是由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云南教育厅商协合办而成的。联大生物系的师生常来这儿实习，农林所成了师生们的歇脚地。吴征镒也成了那里的座上客，并和蔡希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那里他又认识了郑万钧、王启元、俞德浚等许多老一辈植物学工作者。

同年6月初，吴征镒和清华八级的熊秉信，雇了一头驴，带上行李和考察用具，绕昆明郊区各村镇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吴征镒采集植物标本，熊秉信则考察地质矿物。熊秉信是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先生的长子，也是位充满科学救国理想的青年。他们一路谈自然，谈人生，一路领略美丽的滇池风光。熊秉信发现这个被一位清华文科同学誉为“为有才华翻蕴藉，每于朴实见风流”的高材生的确有些特殊。

一个多月，吴征镒几乎把滇池周围的山水、村寨跑遍了，才初步认识到2000多种昆明地区的植物，从中领略到云南高原植物区系的复杂多样性。云南这个地方，对于植物研究来说，真是遍地黄金！

此时，他的老师吴韫珍则每天去近日楼花市上买些野花，边解剖，边绘图，紧张地准备着植物分类学的课本教材。吴征镒考察回来，吴韫珍对他的满载而归高兴不已。师生二人连忙整理标本，一边对照手边仅有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滇南本草》等资料，一边对照模式标本照片进行鉴定考证。

8月，张景钺、吴韫珍两位先生率周家炽、杨承元、吴征镒、姚荷生一行，到大理点苍山和宾川鸡足山考察。用木炭作燃料的汽车从昆明到下关整整走了三天多，狭窄的座位挤得两位老师每天下车后腿脚麻木，行路艰难。而且，渡过洱海，再到鸡足山还得骑马，一路颠簸，十分辛苦，但整个小团体亲如一家甘之如饴。

大理点苍山和鸡足山的植物种类丰富，令这一群人高兴雀跃。那冰川湖清澈见底，杜鹃灌丛繁花似锦，冷杉苍翠欲滴，更使他们心旷神怡。

在鸡足山祝圣寺和金顶的几个星期中，吴韫珍先生绘制了不少活植物图，吴征镒则画了许多品种的野凤仙，他和杨承元集中采集高等植物标本，杨承元还兼采苔藓，周家炽专采蘑菇和真菌，张景钺先生忙于浸制植物形态解剖教学和研究用的材料，这也算是一次综合性的植物考察。这一年，吴征镒22岁，正是青春似火的年龄。点苍山耀眼的白雪，鸡足山蓊郁的森林，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更令他心醉。而最使他难忘的，是当地白族人民痛苦贫穷的生活，是那些淳厚的山民，是师友们教给他的知识，是深深的情谊。

从大理回昆明刚一个月，李继侗先生又组织对滇西南进行综合考察。吴征镒又急忙打点行装和考察用具，作为李先生的助手，跟随20多位“综考”人员沿刚通车的滇缅公路去芒市、遮放、勐卯（瑞丽）。刚在滇西采集了高海拔的亚高山针叶林、高山灌丛和高山草甸的标本，又一路看到松栎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直到热带雨林的壮丽景观，吴征镒沿着植被的垂直分布带做了一次长长的旅行。

回到昆明后，他对两次考察的标本进行了整理，同时回顾从西北一路南行所见的自然景观和植被类型，这样植物地理分布的规律性在他脑海中变得清晰起来。这几次考察，使吴征镒在学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云南，为这位年轻的植物学家提出了搞清全国植物分类、搞清中国植物区系和植被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等重大课题。吴征镒后来说：“那时我深深预感到，这儿有我终生的事业，我一生的事业将永远和这块土地连在一起！”

边陲交通极为不便，生活非常艰苦，但少数民族兄弟对考察团的人都非常尊敬。他们热情欢迎考察团的到来，并给考察团研究工作提供种种可能的支持。吴征镒深深感到：“科学是属于人民的，世上没有不欢迎科学的民族！”

热带雨林的多姿多彩，使吴征镒收集的标本更为丰富，眼界更为开阔。在这里，他已经基本认识全国由北至南，横跨寒、温、热三带的植被类型。

吴征镒兴奋地整理着从热带雨林、季雨林和各种次生植被里采集到的珍贵植物标本，并于1946年以英文在华西边疆学会汇报上发表了《瑞丽地区植被的初步研究（附：植物采集名录）》，首次报道了这里的植被，而且发表了新种。

吴韫珍先生去世后，他的一切教学任务和待开辟的《滇南本草图谱》工作，不得不由吴征镒接替。在附近的陈家营中国医药研究所内，他与匡可任、蔡德惠在1941～1945年三年中，自写、自画、自印（石印），考证完成了《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计25个种类26幅图。他代吴韫珍先生发表了石竹科的一个新属，该书印成于1945年4月，是他与吴韫珍先生从1939年共同考证《植物名实图考》中云南植物，尤其是云南的草药和野生花卉开始以来的“植物考据学”工作的成果，也是中国“植物考据学”的滥觞之作。

1940年到1950年，吴征镒还用了十年时间利用授课之余做文献和模式照片的整理工作，其中有吴韫珍先生从国外抄来的中国植物名录，也有秦仁昌先生从国外拍摄的模式标本照片。十年的辛苦工作，吴征镒整理出卡片近3万张。这不仅方便了以后编写植物志的专科工作者的查阅，也对吴征镒日后从事植物分类学工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所写的国内外植物分布记录，成为他以后钻研植物地理的基础。特别是通过精读标本上的陈年记录，吴征镒熟悉了植物的各种小生境，吴征镒再将它们和各种植物地理考察记录相结合，各种植物在群落中的位置便了如指掌。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是西汉著名词赋家枚乘《七发》中的名句，意思是“陈说山川原本，尽名草木之所出”，描述了人类弄清楚山川地理的情况、对草木名称及本性进行透彻研究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这句话被众多植物学家奉若圭臬，也被吴征镒后来定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所训。

吴征镒发现，动物、植物、微生物和人类本身，连同所在环境即大气层、水和土壤是一个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循环系统，也是一个辩证统一体。植物是主要的第一性生产者，没有绿色植物（特别是高等植物），就意味着没有生命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动物是主要的消费者，也是第二、第三性的生产者；微生物是分解者，同时也可以成为生产者；人类是最大的消费者，同时也能成为最大的生产者，可以成为破坏者，也可以成为协调者。人类自产生以来，依赖于植物生存，对植物的探求也从未断绝，因此，植物学研究是人类必不可少的，而在植物学研究中，植物分类学又是最基础的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植物大国中，搞清其植物的“家底”，弄清各种植物的来源、分布、特性、用途，将对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植物学发展的基础。吴征镒还认识到，虽然中国植物研究源远流长，但现代植物学仍十分落后，还有非常艰巨的工作要做，特别是要实现吴韫珍先生提出的建立中国化植物学体系等目标，还有很长很艰巨的路要走。吴征镒似乎感到，这个重担将落在新一代植物学家的肩上。不管这条路多么艰辛，他决心要走下去！

历史需要这样有雄心的科学家，人民需要这样有志气的科学家，年轻的吴征镒在艰难竭绝之中，在科学崎岖的山道上，又迈开了新的步伐。

（七）

1946年7月11日，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大结束，吴征镒告别云南，回到了阔别近十年的北平，回到了他思念的清华园。

可是，北平和清华园展现在他眼前的都是一片凋敝和凄凉。此时，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高涨，清华园已不是安静读书和做科学研究的地方了。

吴征镒返校后，便投入了党领导的活动。他先后参与清华“剧艺社”和清华教职员的“读书会”活动，通过排演新剧，宣传进步思想，通过读书活动，凝聚大学教职员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力量。1947年5月28日，北京和天津八院校500多人在《呼吁和平宣言》上签名，其中清华大学就有143人签名。组织这些签名的，就是“读书会”的会员。那时，吴征镒经常出入于周培源、朱自清、李继侗等著名教授家中，在这些教授眼中，吴征镒为人质朴无华，谦虚踏实，是值得信赖的人。

清华“剧艺社”和“读书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在1946年8月19日对爱国师生进行了大搜捕。幸得梅贻琦校长尽力保护，才使上了黑名单的师生安全脱险。

1948年8月，吴征镒尊敬的老师——朱自清先生坚决不吃美国的救济粮，在贫病交加中逝世，吴征镒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8月12日，吴征镒参加了朱自清先生的追悼会。他代表清华教员助教联合会和本人，分别为朱自清先生写下了两副挽联：使贪夫廉，使懦夫立

求经不易，求人师难十五载时沐和风翘首夕阳无限好

两三年连摧大树惊心昧旦有深哀吴征镒与朱自清先生仿佛早就心有灵犀，他记得当年报考清华时，一篇作文深得朱自清先生的赏识，得了第一名。清华一年级，朱自清又是他的国文教师。先生的《荷塘月色》《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吴征镒早就烂熟于心。

吴征镒后来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在为人品格上是闻一多和朱自清，在学术上是吴韫珍和李继侗。此时四人已故去三人，走在清华园草木蓊郁的小路上，吴征镒心中不由感到了一阵悲凉，也升起了一种悲壮，他要沿着恩师指引的道路，在真理和科学的道路上勇敢地走下去！

追悼会刚结束，党组织便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吴征镒立即起身去解放区。吴征镒抹干眼角的泪水，草草收拾行装，第二天经天津转移到冀中解放区泊头镇，找到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荣高棠同志，并向组织汇报了北平教授的思想动向。10月，吴征镒经河间、霸县一带，到保定、涿县、房山，在房山听了叶剑英、彭真作报告，再由荣高棠率领，经门头沟到北平外围青龙桥。在张宗麟的领导下，回到北平的吴征镒开始参加接管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工作。

1949年2月3日，古老的北平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人民解放军列着威武雄壮的方阵，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北平沸腾了！中国沸腾了！吴征镒作为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副处长参加接管北京大专院校、各学校研究机构和文物单位的工作。他满怀激情地奔走于北京的各所院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大量的协调工作，团结了国内一大批知名教授和科学家，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科教事业步入正常轨道忘我地工作着。

1949年的一个夏夜，已经是深夜两点钟，吴征镒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光，他奔波了一天，又坐下来写工作情况汇报。可是当他起身上厕所时，在漆黑一片的厕所内被电击中，受了重伤。

在病床上，吴征镒通过有线广播听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主席那震撼世界的声音，使吴征镒心情激荡，泪如泉涌。此时，他想到了很多，想到了闻一多，想到了朱自清，想到了吴韫珍，想到了许多历尽磨难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想到了他们共同的企望：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今天，这一天终于来了，中国科学有希望了！他不由从内心发出了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八）

吴征镒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出院后，他便直奔清华大学生物系植物教研室。这时，他还穿着石膏背心，不能弯腰，只能直挺挺地坐在桌边，整理植物标本，做卡片。他的举动引起了一位女性的注意，这便是后来成为吴征镒夫人的段金玉。段金玉是辅仁大学的毕业生，当时是李继侗先生的助教，她动手能力很强，做的植物生理实验，操作非常严格，很受李继侗先生的器重。1951年4月22日，这对年轻人走到了一起，结为伉俪。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他们主婚，历史学家吴晗（时任北京市市长）为他们证婚，婚礼简单而热闹。几十年来，这对夫妻志同道合，相濡以沫，早已过了婚姻的钻石之年。

1949年12月，吴征镒奉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工作，与汪志华一起分别担任党支部正副书记，党组由恽子强、丁瓒领导，但全院党员只有七人，均由院外调入，其中一人尚为秘密党员。

1950年1月，吴征镒就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为钱崇澍，接管私立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并将二所合并为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静生所”在文津街3号的旧址成为科学院最初院址。直至5月，吴征镒主要从事新中国成立前各老研究所的调查、研究、整顿、合并工作，以及筹建一批新的研究所，如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等。

1950年2月，吴征镒到北京植物所任研究员兼副所长，回到了他挚爱的植物学研究岗位。

次年，吴征镒奉派与陈焕镛、侯学煜、徐仁组成代表团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之起源及分布”学术讨论会。此行有两重使命，首先，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又是二战后在新兴国家印度召开的，所以临行前吴征镒和侯学煜受到周总理亲自接见，总理指示：“要多交朋友，多了解情况。”第二个使命是在印度访问期间，动员当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供职的殷宏章和在印度Sahni古植物研究所任所长的徐仁归国。代表团在印度考察了典型的热带季雨林和稀树干草原、热带荒漠等植被类型。吴征镒发现，在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的不少古植物和云南植物的种类很相似。回国后，他写了一篇报告，介绍了历时两个月考察印度的情况。此行对他十年后返回云南所作的“关于北纬20°～40°之间的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的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1953年，吴征镒又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他对苏联学者详细研究苏联植被、植物地理学以及植物区系学所取得的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中国植被、中国植物区系类型和分区问题，作为自己以后的研究对象。回国后他写了两篇报告，详尽地介绍了苏联在地植物学、植物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在植物园建设和利用植物资源方面的宝贵经验，以及植物学研究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情况。这两篇报告发表后，在中国植物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一年起，吴征镒开始组织中国大区的综合考察。这次大区考察分为华北和西北，华南和西南两个大组，其规模之大，是中国科学考察的第一次。吴征镒先任华南组的负责人，1955年又转到西南组。

原产于巴西亚马逊河的天然橡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战略物资。当时，帝国主义对刚诞生的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为了打破这种封锁，党中央作出了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引种橡胶的决策。以北京大学李继侗教授等为首的全国植物学、林学、生态学等方面的专家奔赴海南岛、广东西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进行橡胶宜林地的调查工作，并在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栽种。当年，三叶橡胶从南纬5°的巴西引种到中国一次成功。但是，橡胶栽培中问题较多，橡胶成活率较低，广东、广西沿海不宜种植橡胶。1952年到1954年，吴征镒和罗宗洛、李庆逵、马溶之等科学工作者每年都要去海南，一去就是三个月，对橡胶宜林地大气、土壤、肥料，以及橡胶生长规律进行综合考察，积累了几万个科学数据，并通过细致的观察分析，终于找到了橡胶种植的科学栽培方法，橡胶种植和高产的目标得以实现。到1955年，橡胶林终于在海南岛自然成林，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橡胶基地。这几年的热带资料考察，使吴征镒认识了华南热带季雨林，特别对其次生林和灌草丛等热带植被的分布、演替等规律有所了解。虽然对其他稀少的原始雨林、海岸林、红树林等是走马观花，未能深入，但对热带北缘的特点，季风、台风、寒潮和石灰岩区干旱仍有切身体验。在此基础上，吴征镒重写了中国植被初步分区中有关热带植被的部分。

此时，吴征镒在学术研究上已硕果累累。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

1956年，苏联科学院提出与我国合作，研究解决紫胶虫北移至苏联的寄主问题，初由科学院派刘崇乐率队，蔡希陶在云南就地参加，后又派吴征镒和简焯坡两人赶去。至次年再由刘崇乐任队长，吴征镒和蔡希陶任副队长，正式组成西南生物区系及资源综合考察队，实际上他们承担了橡胶宜林地和紫胶寄主问题两项重点考察工作，苏联专家的任务只是动植物区系调查和采集。此行先到德宏一带，因吴征镒是旧地重游，植物区系和植被都比较熟悉，有问必答，苏联学者给了他“植物电脑”的谑称。1958年，考察团又去了滇东南一带。至1959年，考察团的队伍有所扩大，就开始了在西双版纳的调查。虽然此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但植物学家之间的合作尚在高潮中。

随着考察的深入，他们开始筹划在西双版纳建立热带生态地理群落定位研究站的工作，并到勐仑的葫芦岛勘查热带植物园址，从而为现在的西双版纳植物园确定了园址。

（九）

1957年，吴征镒发表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论文《中国植被的类型》（署名钱崇澍、吴征镒、陈昌笃）和第一幅全国植被图（署名吴征镒、陈昌笃）。

这时的吴征镒已年逾不惑，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实现吴韫珍老师所说的建立中国植物学本土化的研究体系。在解放前这只是梦想，新中国却使这个梦想有可能成为现实。吴征镒还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那就是“一天高一丈，云南在天上”的神奇的云南。

吴征镒说：要搞清中国的植物，必先认识云南的植物。于是，1958年他毅然放弃了北京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举家迁往云南。

吴征镒一到云南，便与在抗战时期就结下了深厚友谊的蔡希陶一道，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并根据云南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类型多样、植物种类丰富、资源开发利用和发展潜力巨大的特点，开展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化学、植物生理、植物引种驯化和植物形态解剖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在50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一支高水平的植物学研究队伍。

吴征镒对蔡希陶非常钦佩。1933年当时还在清华念书的吴征镒到静生所时，就听胡先说：“希陶将有壮行！”果然，蔡希陶只身去了云南，并历尽艰险，完成了中国植物界对云南的一次大考察。

在云南植物界，如果蔡希陶是披荆斩棘、开山辟路的勇士，那么吴征镒就是胸怀万壑、探索奥秘的睿者。他们相知相交，情谊深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经历过中国最黑暗时期的苦难，都汲取了中国优秀文化的精髓，都有很深的文学功底，都有着最坚定的为真理奋斗的崇高信仰，都有着为中国植物学献身的坚强意志，都有着科学的创新精神。吴征镒调到昆明后，与蔡希陶互相敬重，合作十分默契。他们与苏联专家共同赴西双版纳考察，为热带植物园选定园址，不久，蔡希陶即赴西双版纳勐仑葫芦岛创建了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并在热带生态地理群落定位研究站的基础上开始多层多种经营的研究。

1961年2月，吴征镒随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广州开热带资源开发利用会议，在会上首次提出“开发热带作物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自然保护区，以保存和继续观察自然环境的发展变化”，这一建议后由钱崇澍、陈焕镛等在全国人代会上正式提出议案。后吴征镒又和寿振黄在云南省提出建立全省24个自然保护区的具体建议，并首先由曲仲湘率队在热带勐龙、小勐养进行本底调查，不久，小勐养和勐仑、勐醒等三处的自然保护区也予以划定。这是吴征镒涉足保护生物学的开始，现在我国自然保护区已成为一大事业。

1962年5～6月，吴征镒率队赴古巴进行热带植物考察，此行取道前苏联，重访莫斯科，再至捷克，经爱尔兰越大西洋，到加拿大，又循北美大西洋岸南下直达古巴，遍历了古巴全国。这是吴征镒首次到新世界，并见到加勒比海植物区系。虽然只采了少数植物标本，但却在其南岸原为Arnoldar boretum的热带分园内，采得各种树木种子共一大柳条包，托当时在古巴作外交访问的卫生部长李德全带回国。这批种子是当时在美国封锁条件下“漏网”的首批热带植物，有酒椰子Raphia、香果Casimiroa（芸香科）、猴面包树、轻木、象耳豆等等，均分给了西双版纳植物园和海南的热作学院植物园种植，其中有些至今已成大树。此行也为后来赵其国（研究土壤学）、郝诒纯（研究微古生物学）赴古巴做援助专家作了铺垫。从古巴归国不久，吴征镒又与云南大学生物系朱彦丞教授和北京植物所研究生陈艺林等赴丽江、中甸进行了历时约两个月的植被和植物区系调查。

1964年1～4月，吴征镒与北京植物所汤彦承、张永田组队赴越南北方考察，足迹几遍北越，此行的收获是肯定了越南北方至我国南方的区系相似性及其从第三纪以来共同的历史发展背景，这些都充实了吴征镒随后发表的《中国植物的热带亲缘》一文的内容。

同年10月，吴征镒又率队赴柬埔寨考察，虽所见原始林区甚少，但也见到稀树草原中的龙脑香林和吉里隆的热带松林。柬埔寨若和北越相比，显然热带性更强，更带有印度色彩。

1966年，“文革”开始，吴征镒是“当权派”，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毫无例外地被批斗和关进“牛棚”。大约是1970年，全国兴起大搞中草药运动，他在劳动之余为云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展出的中草药进行学名订正，利用同志们为他搜来的各地中草药手册，整理记录了各地中草药植物的四大本笔记，后来成为编辑《新华本草纲要》的基础和基本上可靠的依据。在艰难的岁月里，吴征镒虽身处“牛棚”，但仍旧坚持做科研工作。他那双深沉的眼睛不知疲倦地寻求、思索着。一种渴望献身的欲望，一种拥抱祖国母亲的激情，久久地缠绕着他。他坚信，冬会过去，春会到来，枯萎的树枝会绽放嫩芽，会结出蓓蕾，会繁花满枝……

（十）

1972年，吴征镒基本得到“解放”，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他热爱的植物学研究事业。

1975年，吴征镒在海拔5000米的西藏希夏邦马峰考察在上世纪70年代，进西藏进行植物野外考察，对每一个科学家来说都是艰难的，一是缺氧，二是交通不便，三是不少地方人烟稀少，人迹罕至。1975年5月，花甲之年的吴征镒参加了中科院组织的青藏高原考察。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到了藏西南的日喀则、聂拉木和志隆萨噶。他的任务是考察喜马拉雅山北坡的植被和青藏高原的植物区系，包括森林、灌丛、草甸、草原和高寒荒漠等。吴征镒真正体会到西藏的雄伟和辽阔，壮丽和神秘。西藏辽阔深邃的蓝天，白雪皑皑的雪山，晶莹透明的冰川，湍急而清丽的河流，都让他激起了诗情。然而，青藏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植物的分布更引起他的兴趣。以至于1976年6月他再次从道路十分艰险的滇藏线进藏，横穿三江（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大峡谷，又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和东南坡植被进行深入考察。在这里，他对横断山脉地区植被的分布带有了更深的了解；对金沙江、澜沧江分水岭和澜沧江、怒江分水岭植物垂直带的分异，对西藏高原面上和雅鲁藏布江沿岸的河谷柏树林及大片原始云杉林等生物多样性的差异和联系，有了深刻印象；对三江河谷的干热、干暖及干冷河谷的植被的递变更有直观的感受。两次入藏，使吴征镒对横断山地区和西藏高原植物区系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认识，他花甲之年的生日也是在林芝度过的。

进藏考察时，吴征镒一路上都是谈笑风生，毫无倦意。他在颠簸的吉普车上，仍然手拿纸笔，随手记下车窗外看到的植物。在泥泞的山路上，他因为平足而经常摔跤，让他吃尽了苦头，走遍中国的吴征镒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摔跤冠军”的称号。有一年在云南文山考察时，吴征镒摔了一跤，却因为这一跤而发现了云南的一种新植物——锡杖兰。所以他笑言：“摔跤好啊，摔跤还可以发现新种呢！”

1984年，吴征镒去实验室途中出了意外，左股骨颈骨折，从此以后，他只能拄杖而行。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己奔波考察的脚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征镒先后进东北、内蒙古，在大兴安岭、长白山和千山考察，对我国北方的温带植物区系进一步加深了认识。他还两次入新疆，从西宁翻越祁连山时，虽是6月却遇漫天大雪，他坚持冒雪前行。一路上，他考察了戈壁荒漠，考察了天山、阿尔泰山的旱生草甸、草原植被，以及特有的春雨和夏雨短命植物，还到新源的野果子沟看原生的苹果属Malus的自然林，直观云杉植被和其他林带分布。后来，他又对华中的梵净山、张家界、天平山、神农架，华西的灌县卧龙、九寨沟、黄龙寺，东南的武夷山、天目山、千岛湖等地进行考察，其间还到海南总结人工群落的工作。直至1998年到宝岛台湾，从台北、台中、台南一直考察到最南端海岸，才结束了他的国内植物考察工作。对全国的野外考察，使吴征镒对中国广阔国土上的植被类型和植物区系以及从热带、亚热带到温带、寒带的植物区系分布的替化性和过渡性已了然于胸。加上70年代两次进藏的考察和对中南半岛诸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和泰国）的考察，使他对青藏高原的各种垂直植被带分布以及喜马拉雅与横断山脉的联系与区别，还有对中国南部热带季雨林与中南半岛的热带雨林的联系和分异等问题，有比以往更为清晰的认识。

1988年，吴征镒率队赴美国圣路易密苏里植物园，谈判并签订中美合作编辑和出版“FloraofChina”（即《中国植物志》的英文增订版）协议，并出席了第一次联合编委会。从1979～1995年间，吴征镒无数次到国外考察、访问或交流讲学，除了非洲，他的足迹遍布各大洲诸国。他考察北美洲，访问美国、加拿大，足迹撒遍东西南北，使他阅历大增，对中国—北美的区系分异与联系以及植物的太平洋洲际间断分布的意义深有感悟；考察南美洲，遍访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使他对三国在南半球的植物分布和区系组成有了基本的感受，还亲睹了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的丰富和壮观；他四访英伦，两进法国、德国、瑞典，查阅了欧洲各大著名标本馆的馆藏标本（包括重访柯马罗夫植物研究所），对欧亚大陆上的水青冈属Fagus和栎属Quercus落叶阔叶林群区获得了较深的印象；五赴日本，历遍诸岛，对中国—日本植物区系的分异和联系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在植物化学和药学方面有很多收益……直至1995年4月赴英国爱丁堡出席“FloraofChina（《中国植物志》英文增订版）”第七次联合编委会，年事已高的吴征镒才结束了他的国外考察工作。

吴征镒在与世界各国科学家的交流中，特别是参加第十三次至十五次的世界植物学大会，扩充了学识眼界，得益匪浅，也让各国科学家对我国植物学研究有所了解。正因为如此，吴征镒学贯中外，他的眼界与思考，他的科学研究，远远地走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前列，成为全世界植物学界公认的世界级的植物学家。

（十一）

“植物志”是记载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植物种类的分类学专著。一般依分类系统，记载植物的种名（学名和通用名）、形态特征、生态习性、地理分布、经济价值等，并附有分类检索表、科属说明等。《中国植物志》是我国高等植物多样性研究的宏大基础科学工程，是中国植物学的鸿篇巨著，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植物志》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1997年基本完成编写工作，历时45年，在吴征镒完成第一卷的编写后，终于在2004年底全部书稿编辑完成并出版。

《中国植物志》是三代植物学家集体工作的结晶，吴征镒在其中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作出了特殊贡献。他1940～1950年间完成的一套近3万张的中国植物卡片，成为编著《中国植物志》最基础的资料之一。由于他对中国植物学研究的深厚功底和广博知识，而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中国植物志》的80卷126册中记载了301科、3409属、31155种植物，吴征镒在1987年担任《中国植物志》主编期间出版了54卷82册，其中记载了166科、2019属、20197种植物，完成了全套著作约三分之二的编研任务。此间他还对每一个卷册均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到标本室根据标本审阅。中国植物中的大科、难科和关键类群的研究是吴征镒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他在主编过程中还重点编写了唇形科、天南星科、罂粟科、秋海棠科、紫堇科、石竹科、桑科、雪胆属（葫芦科）等一些大科、难科。

根据英国皇家植物园IndexKewensis光盘版的检索数据，截止到2005年，在吴征镒长达70年的植物分类研究中，由他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1758个（涵盖94科334属，其中新属22个），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

根据长期的工作积累和潜心研究，吴征镒1964年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的观点。当年8月，吴征镒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科学讨论会，他在大会上宣读的《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一文，是大会宣读的八篇论文之一。这是吴征镒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包含了他多年来研究的创见，后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吴征镒认为，“中国植物区系与东南亚热带区系尤其是印度支那半岛之间，有着一个较长的和更相似的历史背景。居于北纬20°～40°之间的中国南部、西南部以及印度支那的广袤地区，是最富于特有的古老的科、属的。这些从第三纪古热区系传下来的成分可能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核心，而这一地区是这一区系的摇篮。更广泛地说，它也许甚至是北美和欧洲植物区系的出生地”。这一观点标志着中国植物地理学全面、系统工作的开端。

通过对中国种子植物已知约3300属的分布格局的研究，吴征镒揭示了植物分布区型的划分及其历史来源，创造性地将其划分为15个分布区类型和31个变型，结合大陆漂移学说，在进化的背景下，分析了每种分布区类型形成发展的过程和历史渊源，论证了我国植物区系的三大历史来源和15种地理成分，揭示了中国植物的分布规律和中国植物在世界植物区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吴征镒首次提出了世界种子植物科属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案，将其划分为18个大的分布区类型，这是世界上至今为止对植物分布现象和规律最为全面和完整的分析，显示了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的研究特色。他1991年发表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成为近年来植物界SCI引用率极高的一篇论文。2006年他与合作者的新著《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出版，其所形成的较为完整的学术思想，代表着我国植物区系地理研究的新水平。

吴征镒提出了中国和世界陆地植物区系分区新概念。过去一般认为世界陆地植物区系为6个区，即泛北极、古热带、新热带、好望角、澳洲和南极植物区。吴征镒认为，对6个植物区的划分，很大程度上受到Engler的北极第三纪学说的影响，可以说是从欧洲的角度认识世界植物区的起源、发展和分区的。关于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独立植物区观点，则是东方人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从植物区系分区的基点出发，立足东亚，放眼世界而提出的可能更为符合实际的理论，对于整个植物区系的起源分化和分区将有重大理论意义。“东亚植物区”与泛北极植物区相并列的这一陆地植物区系分区系统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的形成。

吴征镒还明确回答了中国植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理论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他为我国植物资源学，特别是药用植物学和植物化学研究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提出了植物有用物质形成与植物分布区形成历史相关联的理论，成为我国植物资源的寻找、开发利用以及引种驯化等的理论指导。昆虫蜕皮激素、人参皂苷、甾体皂素等资源植物在我国的发现和产业化，充分证明了他所提出的植物资源有关理论的实践价值。

吴征镒认识到天然植物群落的规律对于人类合理利用植物资源的重要性，在国内首创热带生物地理群落（生态系统）定位研究，为人工生态的建立和混农林生态系统的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他强调建立自然保护区要与建立人工生态系统相结合，大力倡导这一学术指导思想，并指导和参与我国南方植胶区胶茶人工群落的实践与推广，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植胶区推广取得了重大经济效益。

在药用植物方面，吴征镒1945年完成了《滇南本草图谱》，对我国传统中草药进行了学名的考订；70年代在“牛棚”中完成了《新华本草纲要》的初稿，并对当时的中草药名混乱进行了大量的校定，先后主编了《中国经济植物志》（1961年）、《新华本草纲要》（1989～1991年）等一系列专著，为我国中草药的规范化、科学化和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基础。

1990年，吴征镒提出了人类在利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措施的双刃性问题，以及近代农业不但要有微观利用和改造植物遗传特性的一面，还要有热带至温带多层经营核心这一对立统一的生态农业的战略观点。这一创新观点，成为他荣获1999年度COSMOS国际奖（被称为世界植物学界的“诺贝尔奖”）的重要依据之一。

1999年，吴征镒又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提出了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设想。对建设野生种质资源库的科学价值及科学意义的重要性，吴征镒说：生物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开始的利用生物资源是一个高级历史进程。根据遗传学观点，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遗传特性，不同的遗传特性均应视为不同的种质。生物种质资源主要指有用生物的种质资源。各种有用生物均隶属于相应分类等级的科、属种，往往具有大量的近缘属种。长期栽培的植物、驯化的动物和有用微生物菌株，由于人为的定向培育皆具有不同程度的特性，与其野生类型和不同区域形成的变型相比，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特性。收藏、研究这些种质资源，对人类有益，国际上很多研究中心、机构都建立了各种相应的收藏种质资源的“种子库”或“种子银行”、“精卵库”、“细胞库”、“菌株库”乃至分子水平的“基因库”，利用不同的种质进行杂交，以期获得满足人们不同需求的新品种，获得了各种成功，特别目前以DNA克隆、杂交、定向移植、异体表达等新技术为标志的生物基因工程的应用，在生物种质资源的收藏、研究和利用方面显示出极富魅力的前景。然而，由于植被的破坏，环境的恶化，当今世界种质的损失日趋严重。种质的消失是不能再造的，建立“野生种质资源库”，使我国生物研究在世界科学上占有一席之地，将为我国的生物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对国民经济建设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吴征镒深刻而睿智的思想和建议，立即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将建设“野生种质资源库”列入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计划。经过几年的建设，如今，“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在昆明建成并投入使用。

2006年，九十高龄的吴征镒，率领弟子着手整理研究我国清代著名的植物学专著《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开启了我国植物考据学研究的新篇。

2007年1月，国家决定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由吴征镒担任主编，继续为编纂这一贯通中外、上下古今的续脉巨著奉献力量。

至此，吴征镒推掉所有的行政事务，开始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他随读随写，系统读，系统写，耄耋之年的吴征镒，开始了他植物学研究的“喷发期”。

从1996～2006年，他与诸弟子协作，完成了《论木兰植物门的一级分类——一个被子植物八纲的新方案》（1998年）、《被子植物的一个“多系-多期-多域”新分类系统总览》（2002年）、《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2003年）、《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统》（2003年）、《中国植物区系中的特有性及其起源分化》（2005年）和《种子植物的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2006年）等论著。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吴征镒为植物学研究献身的精神令人敬佩。笔者感慨万千，禁不住赋诗以赞：寒老枝头出嫩黄，蹒跚步履遍青康。

科学迷宫探幽径，冰峰雪岭论短长。

（十二）

吴征镒挚爱的母亲家有一“五之堂”，是取《礼记·大学》中一句儒家的话：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早已成为吴征镒的人生格言。他一生也时时恪守这句格言，身体力行，上下求索，殚精竭虑而百折不挠。

吴征镒重视培养植物学的后继人才，他的研究生都成为了中国植物学界的著名学者，如孙航、李德铢、周淅昆、彭华、朱华等形成了植物学研究的一个青年科学家群体。吴征镒爱他的学生，学生也爱这位慈爱如父的老科学家。他们说：吴先生以他高尚的品格教育我们为人，以他严谨治学的理念教我们从事科学研究，他的科学创新精神，使我们受益一生。

吴征镒常对他的学生说：研究科学首先应有一大群永远不懈的求真者，在自然界和社会里从各方面追求真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学说都要受到各有关方面事实的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才能备其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才能不断创新，对一切学说，应持“毋意、毋固、毋我”的态度，即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认为必定如此，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我说了算。科学是老实学，永远要老实，容不得一点虚假，任何自创理论都必须摸着石头过河。摸石头过河是去伪求真、去粗取精的过程，务求理论联系实际，得到对相对真理的统一认识。反对迷信权威、迷信专家、迷信个人、迷信教条和迷信单方面的效果，一切都经过实践、经过评论、经过考验，这就是去粗取精、去伪求真的过程。所谓科学与民主相结合，就是既民主地求科学真理，也实行各种学说的公开，在自由的评论、辩论中求民主，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发展创造性思维……

真水无香。吴征镒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家乡扬州曾想为这位植物学家塑像。他们征求吴征镒的意见，却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说：“与其浮在面上当英雄，不如沉下去做学问。”

是的，吴征镒一生都在实践着这一诺言。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成就，获得什么样的荣誉和奖励，他总是说：“我是站在科学大师肩上来探索科学未知，一个人的力量和贡献都是微不足道的。”他深知，科学领域是无穷尽的，一个科学家的使命，就是争分夺秒，不懈探索。

1988年，吴征镒带6位博士在昆明西山考察周俊院士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吴征镒经常到西双版纳进行考察工作，那时西双版纳还不通飞机，只能坐小飞机到思茅再转西双版纳。小飞机受到气流影响，颠簸得非常厉害，很多乘客都受不了，而年逾花甲的吴征镒却捧着一本书看得入迷，全然不受影响。如今，吴征镒也因为用眼过度，双眼都换了晶体。

吴征镒的学生、科学考察专家武素功也讲了一个故事：吴征镒从青藏高原考察回来，被安排到青岛疗养，吴征镒便叫武素功把在西藏收集的一大箱标本、材料一起带到疗养院。武素功说：“这哪里是疗养呀！一到青岛，他就开始了整理和写作的工作，跟着吴老疗养比在家里还辛苦！”吴征镒“疗养”了一个月，就编写了《西藏植物名录》《西藏地名录》重要资料，为《西藏植物志》的编写做了基础性工作。

植物学是研究植物的形态、分类、生理、生态、分布、发生、遗传、进化的科学。植物学的研究注定是长期和艰苦的，要经过长期的积累，并有不断创新立论的精神，方能探知其奥秘，攀登其高峰。吴征镒以踏实工作、沉下去做学问的精神，在植物学研究领域，一年年耕耘、一点点积累、一次次收获、一步步创新，最后攀上了令人仰视的高峰。

吴征镒用诗一样的语言说：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只有地球孕育了神奇的生态系统，孕育了生命这个星球上美丽的花朵，正是这种强大的生命力使人类历史得以延续，创造了人类的伟大文明。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让生命的花朵在无奈中凋谢，绿色是生命存在的环境基础，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环境，崇尚绿色必然成为衡量人类文明程度、进步程度的标志。

说得多么好啊！

行百里而半九十。93岁的吴征镒，还在以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在植物学领域中继续演绎着探索、演绎着创新、演绎着诗情、演绎着人生，有如巨大的科学路标，永远激励和指引着后来者向着科学高峰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