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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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柏林，在莫斯科皇家舞蹈学校见到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邓肯决意马上创办一所学校。

再也不能拖延了！

她和姐姐伊丽莎白在格吕内瓦尔德的陶登大街买了一栋新落成的别墅，又订购了 40 张小床加上布帐。学校就有了。

这所学校的确办得有些莽撞，既没有资金筹划，又缺乏管理规章。邓肯的经纪人也被气得七窍生烟：

“我一直在张罗你的环球旅行，这可是一次天赐良机。你在希腊逗留一年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现在又办什么狗屁学校。我告诉你，在伦敦、巴黎那些城市里，有许多人盗窃你的舞蹈杰作，大发其财。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呀，依莎多拉。”

这些话不对邓肯的胃口。现在，她的学校高于一切。她的教学让正统的舞蹈学校大摇其头。

下午三至五点，体操训练。这是形体美的基础。邓肯开门办学，把孩子们拉到郊野，在河边草地或森林里舒展四肢和筋骨。邓肯一边看着学生的姿势，一边授课：

“就像风吹动树枝一样，你的眼睛看到你的内心深处，注意，往内看，那里起风了，在美的阳光下，艺术的和风徐徐吹拂，拂乱你的头发， 拂动你的手、脚、腰肢，你随风而动，翩翩起舞。动作要到位，不能中途而止，也不要勉强，顺其自然。风吹到哪里，动作就做到哪里，你的意识、思维完全溶进风里去了。”

五至七点的舞蹈练习，尤为有趣。

第—课是迈着步子向前慢走，合着简单的节奏。首先极缓，几分钟才准跨出一步。邓肯要求同学们必须慢下来，慢得让别人看不出你是在行走，而你的全部意念却都在行走当中。

接着，加快。在复杂的节奏中快速行进。

最后，跑与跳夹杂，该跑时跑，该跳时跳，邓肯以此检验孩子们对音乐的感受能力。

“你自己就是一个音符，你的跑、跳、行走都有一种节奏，脱离了这个节奏，你的步伐就会乱，你的心理也会跟着乱，舞蹈便无法进行。轻重缓急抑扬，如何达到最微妙的结构上的和谐，使身心合一，乃是你们在训练中要达到的目的。”

邓肯的学校照例偏向贫穷的学生。她说，天才被穷困埋没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但事情往往会产生许多负面效应，每一次都得付出代价。邓肯的学校也面临着很大的难题，不仅仅是学费收入不高，而且学校几乎变成了收容所。

有一天，邓肯演完日场回来。快到寓所时，马车夫饶有兴味地对她说：

“前面住着一个疯子，她在报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学什么舞蹈， 优惠得好像慈善性质。缺衣少食的孩子一群群涌来了，好不热闹。”

邓肯下了车，付了款，笑着告诉车夫： “那个疯女人就是我。”

穷还不怕，最大的问题是病。孩子们的身体状况异常差。法国当时最好的外科医生霍法叹道：

“你这儿不像是学校，而是一所儿童医院。这些孩子都患有遗传性感染。你首要的问题不是教他们跳舞，而是不得不耗尽心血让他们活下去。”

霍法医术超群，名满欧洲。他的诊费也高得惊人，他从王公贵族、金融巨头那里“攫取”了大量资金，自己创办了一所专门为贫苦儿童开设的医院。现在，他又主动将邓肯的“学校”纳入了他医院的范围。邓肯戏称他是个收拾烂摊子的高手，他的回春妙手让那些孩子们一个个健康成长起来。

借了霍法的功德，邓肯也由“疯女人”一跃变成了全知全能的“圣女”。她在柏林家喻户晓，大街小巷都传说，只要把病人抬进邓肯正在演出的剧场，立马痊愈。这样，每次演出，剧场的过道里都挤满了担架， 有些重病人呻吟着“依莎多拉·邓肯”的名字，而忙得不亦乐乎的却是霍法。

2

1905 年那天晚上演出前，邓肯预感到，有一个奇遇在等着她。

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她的表演更是非同以往的超妙优美，像云中白鹤，如出水芙蓉，天上人间，均是依莎多拉·邓肯施展才华的舞台。

一声断喝，把邓肯从沉梦中扰醒： “你太出色了！但你的布景是窃了我的。”

这是一个比希腊神话中河神之子纳西索斯更英俊的男子。 “您说什么呀？这是我自己的蓝色幕布，我第一次用它时才五岁。” “不，就是我的布景、我的构思。不可能有这么一致，除非你是我

一切梦幻的活的化身。” “那⋯⋯您是谁？”

“克雷格。我母亲也是一位像你一样真正的、优秀的女性，她叫埃伦·特里。”

“埃伦·特里？！”

邓肯的眼前掠过一道强光。这位英国女演员向来是邓肯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女人，她是莎士比亚的旷世知己，将莎剧中的女主角一个个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欧洲具有崇高的声誉。克雷格本人是当时英国最富有创造性的舞台设计家，他的舞台设计以其“象征的诗意”而创立一个崭新的流派，这位“浑身散发着火光和闪电”的中年人最早冲决了旧现实主义的樊篱，成为莱茵哈特、雅克·科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先驱者。

邓肯头一遭亲自邀请一个陌生人到家里吃饭。

她与克雷格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她的艺术理想。克雷格则以拥抱和亲吻回应着她，他喃喃自语：

“你是属于我的布景，我的布景。”

爱情的风暴不可避免地登陆。邓肯说，这场风暴让两个孪生的灵魂会合，它们仿佛分开得太久了，一旦会合在一起，就再也不想分开。邓肯连家都不要了，晚上就住在克雷格的工作室里，那里没有床榻，没有桌椅，只得在地板上足足睡了两个星期。邓肯的母亲急得团团转，她找遍了警察局和大使馆，说女儿被一个坏蛋拐跑了。邓肯的经纪人更是不知所措。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家报纸竟然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邓肯小姐患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邓肯和克雷格爱得着实累了，才回到母亲那儿，想找点吃的东西。克雷格受到了一生中最严厉的斥责：“你这个该死的骗子，给我滚出去！”学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校董会由一群贵妇人组成。她们联名写信给

邓肯：“鉴于这所学校的领导人对于道德有如此越轨的观念，我们不便再充任该校校董。”

这时，所有邓肯身边的人都认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执迷不悟的“爱情狂”。

事物的发展总是乖离预想的方向，生活中的悲喜剧大多根源于此。依莎多拉·邓肯在这场爱情冒险中并没有控制住局势。克雷格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常常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喜悦；可是，他一开始工作，就陷入一种冷肃的性格中，而且，这似乎才是他性格的本质的一面。爱情所唤起的女性的温柔看来已经成为克雷格这个工作狂的绊脚石。他越来越多地对着邓肯吼道：

“你是一个讨厌鬼，只会干扰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该死的讨厌鬼，你烦不烦？”

邓肯谋求事业与爱情共同发展的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挫。她的激情和克雷格的艺术灵感简直成了一对势不两立的天敌。

“你可以不干了吗？老在舞台上胡乱挥舞你的手臂，没有用的。你应该贤慧地留在家里，给我削削铅笔。”

“胡乱挥舞，你对舞蹈就是这样理解的吗？我留在家里是贤慧，但舞蹈呢？对舞蹈就是一次残忍的背弃。克雷格，你太自私了。”

“依莎多拉，女人是不可能成为艺术家的，你要相信这一点。”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我就是艺术家，而你不一定是，如果你抱着

这么庸俗的观点。克雷格，我不只是你布景中的一个人物，或者一种装饰；我属于舞蹈，舞蹈就是我的生命。你不能理解它就无法接受我！”母亲因年岁渐大，怕成为子女的拖累回美国去了。邓肯和伊丽莎白

姐妹俩把她送到了码头。她们含泪告别。可敬的母亲，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全部献给了子女，子女有所成就时，她却执意要回去度过自己寂寞的晚年。

母亲在甲板上看见小女儿邓肯伏在围栏上呕吐不已。她大声喊道： “依莎多拉，你怀孕了，注意身体⋯⋯”

3

邓肯对怀孕溢满了幸福的感觉。她下了一个定义： 怀孕——神圣信息在将为人母的躯体里歌唱。

克雷格显然对邓肯的怀孕措手不及，他十分烦躁，坐立不安，嘴里叫嚷着：“我的工作，我的工作。”邓肯知道自己将不得不独自走过母难的历程，她悄悄地去了北欧。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邓肯盛情邀请她心仪已久的作家斯特林伯格来观看她的舞蹈。斯特林伯格回信说：

“我哪儿也不去，我仇恨人类，他们不是动物就是怪物。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舞蹈吗？或许有，但我不想看，我不能再失望了。”

邓肯一直给他在舞台上留了一个位置。但他，一直没有来。

斯特林伯格的思想无疑影响了情绪不好的邓肯。她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渴望远离人类，独处。她一口气跑到北海滨上一个叫诺德维克的地方，租了一所在沙丘中的“玛丽亚别墅”。她在这里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迪尔德丽。

诺德维克距最近的村庄都有三公里路程，到最近一个城镇足有百里开外。邓肯发作的那天下午，只有一位乡间医生在边上。阵痛持续了两天两夜，依然不见动静。医生耐不住了，他一不做，二不休，拿了一对大夹钳，麻药都不用，就把婴孩强行拽出。

“除了被火车辗压以外，恐怕再没有什么能和这种近乎屠宰的痛苦相比了”。

孩子的到来使邓肯忍受了一切，也忘记了一切。乳汁源源不断地从自己的胸脯流向孩子的嘴里，邓肯认为这种幸福远远超过了情人的亲吻。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内，我常常把孩子搂在怀里，久久地侧躺着，瞧着她睡。有时看见她的眼睛里露出凝视我的目光，我觉得非常接近于生命的玄妙边缘，生命的奥秘，也许是生命的知识。这个新创造出来的身体中的灵魂，它用显然成熟的目光， 永恒的目光，来回答我的注视，而且充满爱恋。也许爱就是一切的答案。用什么言语才能描写这样的快乐呢？我不是作家，根本找不到恰当的言语来描述，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4

可爱的迪尔德丽多多少少弥补了一些邓肯与克雷格之间的裂痕。邓肯一边带孩子，一边力撮克雷格和著名舞蹈家埃莉诺拉·杜丝合作。她认为，最富创造性的舞台设计家与最有活力的舞蹈家的联手，一定能给舞蹈事业拓展更加广阔的前景。

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设想。在克雷格和埃莉诺拉·杜丝的相处中， 更多的是争吵与不愉快。虽然邓肯的极力斡旋使局面一度有所改观，但固执的克雷格和孤傲的杜丝还是一拍两散。

邓肯心力交瘁，患了神经炎，病得不省人事。杜丝对她非常关切， 派了自己的医生来照顾她，邓肯的病情才得以恢复。

邓肯在德国的学校步履维艰，资金匮乏。普鲁士的高压统治方式更是容不得新生事物的萌芽。德国皇后去参观雕塑家的工作室时，总要派她的御前侍卫在她驾到前把那些裸体雕像全部用布遮盖起来。那块布遮

盖的不仅仅是一尊石头或泥质的裸体塑像，而是清教徒式的极端脆弱与君主专制的极度骄横。

1907 年 1 月，邓肯同姐姐伊丽莎白一道去了圣彼得堡，希望奇迹能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发生。她们的全部信心，来自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的帮助，当然敌不过几百年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固有的表现形式。很显然，在这个林海雪原的国度建立一个倡导人体自由动作的学派，为时尚早。

1908 年夏天，邓肯又去了伦敦。演出的效果倒是相当不错，但办学校，没门。埃伦·特里的造访，亚历山德拉王后的光临，德·格雷夫人的恭维，曼彻斯特公爵夫人的建议，都如过眼云烟，只能留下海市蜃楼式的幻象。

钱花光了。

邓肯和经纪人签订了一个去美国演出的合同。她必须离开自己心爱的小宝贝迪尔德丽，小家伙快两岁了，金发碧眼，胖乎乎的。这种离别， 真让人黯然销魂。

邓肯站在远洋巨轮的甲板上，想起九年前，一家人搭乘牲口船在从纽约到欧洲的洋面上漂泊，心中鼓荡如洪。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已经是驰名欧洲的艺术家了。这一切，不是命运的安排，也不是定数的指使，而是漫漫求索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邓肯不由得想起了母亲的那句话：“上帝是大人假扮的。”我也是大人了，我也可以扮作上帝，不，我就是上帝。

然而，1908 年 8 月，邓肯不得不在纽约百老汇接受她的舞蹈遭到家乡人民冷落的现实。她一个劲地表演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和格鲁克的《伊菲惹尼亚》，尚未完场，本来少得可怜的观众都陆续退出了演出大厅。他们不认为舞蹈不好，但是觉得没必要为了看舞蹈而耽搁自己的事，比如做生意、打工、赌博等等。

对邓肯表示友好祝贺和热情鼓励的，还是一些诗人和画家。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这位以雕塑亚伯拉罕·林肯而青史留名的杰出艺术家，兴冲冲地跑进邓肯的化妆室：

“依莎多拉·邓肯，你是青年美国的象征。你的舞蹈就是美国在舞蹈。美国人不理解只是暂时的，你不要离开。我总有一天要让美国人明白，邓肯的舞蹈就是我们自己的舞蹈。”

邓肯被这番奇异的谈话怔住了，她没有被经纪人吓唬，返回欧洲， 而真的留在了美国。

巴纳德马上付诸行动，他只为邓肯找到一个人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沃尔希·丹罗希。此君系侨居美国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他是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和首席指挥。他对邓肯说：

“我看过了你的那场演出，主要是效果没出来，问题出在乐队上。那支乐队又小又糟，根本不能与你的舞蹈相提并论。我安排你到大都会歌剧院连续演出，我亲自指挥，怎么样？”

“那太棒了！”

丹罗希为邓肯的演出，拉起了一支 80 人的大乐队。场面顿然改观。邓肯在台上跳舞的时候，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跟乐队，跟指挥息息相通， 连成一体。乐队恢弘的气势，丹罗希雄壮的指挥，使邓肯的舞蹈犹如一

叶张满的风帆，在音乐的海洋里破浪而行。邓肯在舞台上，偶尔望见下面丹罗希俯览总谱时袒露的巨额，感到自己的舞蹈恰如雅典娜的诞生， 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头颅里蹦了出来。

1908 年 11 月 15 日的《太阳报》星期天增刊上，登载了一篇详细描述邓肯表演的长文：

“她从腰部以下裹着一幅美妙的带有中国刺绣的纱罗。她那短短的乌黑的头发鬈曲着，蓬蓬松松地编在脖子后面，自然地分开，披拂在两颊旁边，像圣母一般⋯⋯她的鼻子微微翘起，眼睛是灰蓝色的。许多关于她的新闻报道谈到她的身材高大优美，犹如成功的艺术品，实际上她只有五尺六英寸高，体重 125 磅。”

《艺术》杂志的编辑玛丽·范东·罗伯茨的评论则体现了邓肯的故国对她的舞蹈艺术所能理解的深度：

“当依莎多拉·邓肯翩翩起舞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那时，人们以形体之美作为自由表现灵魂的手段，运动的韵律和声音的韵律融合为一，人体的动作与风和海洋的运动协调一致，女人手臂的姿势犹如玫瑰花瓣的开放，她的脚踏过草地，好像树叶飘然落地。当宗教的、爱情的、爱国的、牺牲的或者欲望的整个热情，合着古弦琴、竖琴以及羚鼓的节奏表现出来时，当男男女女在他们的炉火旁和神的面前，或者走出家门在森林中，在海边，身上充满了生命的欢乐，以宗教式的狂热跳舞的时候，那必然是：人类灵魂的每一个强烈的、巨大的、美好的冲动，都从精神倾泻出来而化为身体语言，与宇宙的节奏达到完美无瑕的和谐。”

5

在首都华盛顿演出，又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原来，几位慕名而来的政府部长们，夸夸其辞，大谈不是，语调颇为激烈。

舆论有反戈的趋势。

某天日场，包厢那边突然人头攒动，气氛紧张而又热烈。邓肯忙问发生什么事了。丹罗希兴高采烈地说：

“依莎多拉，尽情地跳吧，罗斯福来啦。这可是个机会，就跳给他看。”

真的是罗斯福总统，那个圆脑袋在包厢里分外醒目。旁边那些人大约是警察，面部严峻，目光锐利，令人胆寒。罗斯福在每一个节目演完后，总是带头鼓掌，他的话一言九鼎，正本清源：

“这些部长们从依莎多拉的舞蹈中能找到哪些害处呢？在我看来， 她像是一个在晨曦沐浴的花园里跳着舞、采摘着想象之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

这句话为邓肯的巡回演出开辟了道路。所到之处，等待着她的，都是鲜花和掌声。

纽约银行邓肯名下的存款额往上猛涨。

乔治·格雷·巴纳德正在为邓肯雕塑一个舞蹈石像，题目都取好了： 美国在舞蹈。他从邓肯口口声声念着的惠特曼的诗句“我听见美洲在歌唱”中得到了启发。

可是，没过多久，巴纳德的妻子病倒了，塑像工作被迫停止。一周后，邓肯即回欧洲去了。“美国在舞蹈”一直是个半成品，但巴纳德还是抓住了邓肯舞蹈的本质，把瞬息的闪电传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