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爱国名人（三）

一、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来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以重大的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表现了志士仁人勇当国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爱国热情。

急中生智退秦师

——弦高

弦高是春秋时期郑国商人，以贩牛为业。当时秦国将领杞子协助镇守郑国的首都——新郑的北门（三年前郑国大夫烛之武离间了秦晋两国，挽救了郑国之后，把子就被派往郑国协助驻守北城）。公元前 627 年，晋文公与郑文公先后死去，杞子以为这是里应外合灭亡郑国的好机会，便差人密告秦王： “郑国北门在我手中，若派兵速来偷袭，不难马到成功。”秦穆公接到杞子的密报后，力排众议，认为用兵之道，贵在神速，前怕狼，后怕虎是不能成大事的。于是他任命孟明视为主帅，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率领兵车 3 百， 偃旗息鼓，悄悄地向郑国进发，一路上竟未遇到什么阻挡。不久便踏入了南接郑国的滑国境内。

弦高此时正赶着畜群去周朝的首都洛阳做生意，走到滑国境内，得知秦师将偷袭郑国，不禁心焦如焚。他想到泰国是虎狼之国，而郑国国君新丧， 毫无准备，怎能抵挡得住强大的秦军呢？赶回去报告，已来不及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一定要设法解救。他急中生智，想出一条缓兵之计：一面派人日夜兼程回郑国报告敌情，一面直接迎上秦军，向孟明视奉上熟牛皮四张， 肥牛 12 头，假托是奉了郑国国君之命前来犒劳秦军的郑国使臣。并友善地说：“敝国国君听说三位将军远道而来，因时间匆促，不及修书，恐迟了有失迎接。特派小臣赶来在此敬候，先赠薄礼一份犒劳贵军，物轻义重，务请赏光。”孟明视听后大吃一惊，只得随机应变，顺水推舟地收下礼物后搪塞说：“听说贵国国君新丧，吾君为防止晋国乘机进犯，故派我来协助防卫。” 弦高镇静地说：“郑国处于秦晋大国之间，不得不日夜警戒，不怕有来犯者， 请将军放心。”秦军本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与杞子里应外合进行偷袭。如今大军才入滑国，郑国就派了使者前来迎接，又听说郑国早有戒备，估计难以强攻，又怕久围不下，后继无援，陷大军于困境。孟明视便又虚与回应道：“如此说来，郑国不用我们援助了吧！”弦高答道：“敝国虽然实力单薄，为贵军的到来早已经作好了准备，若你们想在郑国驻扎，我们就准备住房和粮草；只是路过，那就负责一夜的警卫。”孟明视只好说：“我们这次来是为帮你们防止晋国侵犯的，既然你们早有防备，我们就班师回国了，你们不必费心，就请回吧！”于是秦军灭滑国西还，半道上却被设伏的晋国军队以全部歼灭。

再说郑穆公接到弦高的紧急报告，十分震惊，立即布置城防，加强戒备， 并派人到北门侦察秦军的动向，了解到秦军正在收拾行装，厉兵秣马，到处笼罩着一片备战气氛。郑穆公当机立断，立即给秦国将领杞子下了逐客令， 杞子知道军机已经泄露，只得连夜撤走。郑国因此度过了一次危机。

弦高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在国难当头之际，临危不惧，舍财施计，智勇

双全，显示了非凡的胆略和机智，终于以一颗爱国之心，计退秦师，保卫了国家的安全。而当郑穆公要奖赏他“存国之功”时，他却“辞而不受”。

忧国忧民 立“论”上“策”

——贾谊

贾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政论家。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于公元前 200

年，卒于前 168 年。

贾谊 18 岁时，就以文才著名于洛阳。河南太守吴公听说他才能出众，把他召置到自己的身旁。汉文帝即位，征吴公为廷尉。吴公极力推荐贾谊年少多才，通各家之书。文帝求才若渴，年仅 20 的贾谊就被文帝召为博士。在这期间，又因贾谊成绩卓著，一年之内被提升为大中大夫。得到文帝的信任后， 他雄心勃勃，想在政治上来一番改革，使汉朝更加统一富强，他的政治见解得到文帝的重视。贾谊对当时一些重大政策的制订、颁布和实行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帝为充分发挥他的才能，还准备进一步提拔他。但是，这些锐意改革的措施，必然要触动达官显贵的政治、经济利益，于是，权臣周勃、灌婴、冯敬等人群起而攻之，说他“年少初学，节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不明真象，把他贬为长沙王太傅。在赴任途中，贾谊既被谗谪官，“意不自得”，渡湘水时有感于屈原当时报国无门的处境，再加上自己的处境与心情同屈原相似，于是作《吊屈原赋》以自喻，借古人的不幸遭遇抒发自己的感慨，字里行间流露着愤世嫉俗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

贾谊在长沙生活了 3 年之后，又被文帝召回京师。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文帝召见贾谊，问他“鬼神之本”。贾谊便讲述鬼神的由来。至半夜，文帝听得入神，竟移动坐席向前倾听。唐代诗人李商隐对这件事不胜感慨，写了《贾生》一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在这年，文帝任贾谊为其爱子梁怀王的太傅。前 169 年，梁怀王骑马失足跌死，贾谊受到刺激，一年后忧郁而死，年

仅 33 岁。

贾谊登上政治舞台时，正是西汉历史上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刘邦建汉几十年后，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经常正在全面恢复，中央政权的力量也在逐步加强。与此同时，刘邦所封的同姓王，这时已开始强大起来，渐渐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对中央威胁很大。北方的匈奴，虽与汉朝有“和亲”关系，但还是经济伺隙骚扰，“数为边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贾谊力主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巩固统一，是很有见解的主张。

西汉初年，统治阶级对于秦朝的灭亡，一直引为教训，并不断总结这段的历史经验，探求巩固西汉王朝的途径。贾谊所写的《过秦论》是其中影响最大，而又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在《过秦论》中，贾谊肯定了商鞅变法的历史贡献，赞扬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作用。他还充分肯定秦始皇抗击匈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功绩。至于为什么秦朝如此强大，而又迅速灭亡了呢？贾谊认为秦朝统治者只知“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赋敛无度”， 而不能很好地运用软硬两手策略。贾谊这个论点，在当时统治层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汉朝改行“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正是有鉴于此。贾谊还指出： 陈胜、吴广起义，“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影）从”，一举推翻秦朝， 说明了“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他从地主阶级

的根本利益出发，要汉朝统治者以秦速亡为戒，掌握“牧民之道”，调整好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使“狡猾之民”、“不轨之臣”、“暴乱之奸”对汉朝统治阶级的危害，都能及时消除。

贾谊针对诸侯王权势过大，可能危及治安的问题，向文帝上《治安策》， 提醒文帝注意。并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各封国皆分化小，封给原来诸侯王的子弟。这样，封国小了，也就容易控制。“力小则易使以义， 国小则无邪心”。从全国说来，中央驾驭诸侯，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莫不制从”，这才可能加强统一集权，而求得长治久安。

对于匈奴的长期骚扰，贾谊主张坚决抗击。他建议设立专门机构，统筹抗匈斗争。他在《论积贮疏》中，还积极主张屯粮贮粟、长期准备力量，一旦有事，才能“以功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贾谊还提出与匈奴贵族“争其民”的策略，主张把匈奴贵族与其下属臣民区别开来，尽力争取其下层，使匈奴贵族“无臣之使，无民之守”，陷于孤立，然后一战胜之。他的这些主张，只要运用得宜，是会有积极作用的。

贾谊的政论文章锋芒毕露，切中时弊，文笔雄放恣肆，挥洒自如，不仅叙事清楚，说理圆畅，而且颇有文彩，没有枯燥乏味的感觉。对当时及后世政治都有一定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富国强兵 巩固边防

——晁错

晁错是西汉政论家。颍川郡（今河南禹县）人。生于公元前 200 年，死

于前 154 年。

晁错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从张恢学习过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又随从伏胜学习《尚书》。青年时代的刻苦攻读，为以后的从政和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文帝统治期间，他因通晓文献典籍任太常掌故，后为太子（景帝）舍人，他以善辩得到太子的赏识，太子称他为“智囊”，对他十分器重。随后又因参加贤良对策获得高第，被提升为中大夫。

当时，诸侯王势力强大，危及中央集权。匈奴贵族又屡犯边疆。为了加强西汉王朝的统治，保卫边疆，使人民安居乐业，晁错多次向文帝上疏。如先后上了《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晁错主张抗击匈奴。在《言兵事疏》里，他分析了匈奴和西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首先概述匈奴“叛人边地”一再侵扰陇西的历史。认为，只要选择良将，匈奴是可打败的。然后根据战争的一般规律，提出“得地形”，加强对士兵的训练，使用锋利的兵器，是克敌制胜的三个重要条件，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根据汉、匈奴双方彼此的长处、短处，他强调要以汉军之长，击匈奴之短，才能取胜。他还建议团结好边疆的少数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在《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中，晁错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即以大规模移民到边疆定居，让他们一边从事生产，一边进行军事训练，以守卫边疆。晁错的建议，结合实际，分析透辟，当时就很受文帝赏识，还赐给盖着墨印的诏书， 专门嘉奖一番。

公元前 168 年，晁错又向汉文帝上了《论贵粟疏》和《减收农民租疏》。晁错提出了“重农”的主张。他认为，鼓励农民从事生产，减轻赋税，广积粮食，充实库稟，防备灾荒，就会取得老百姓的拥护。而当时尽管法律上重

农轻商，但商人仍旧富贵，农民依然贫贱，而想要改变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 只有“贵五谷而贱金玉”，实行“以粟为赏罚”。即凡是能向国家交纳粮食的，可以受爵，可以免罪。能交纳粮食的就让他们成为富人，富人通过纳粮受爵，国家就能获取粮食，从而可降低向农民征收的赋税。这样就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粮食有保障，国家就富强了。农民就要安居乐业了。晁错认为这是一种“取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一主张受到汉文帝的重视，对汉文帝时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晁错的政治活动主要是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而进行的削藩斗争。刘邦的建立汉王朝后先后消灭了几个威胁较大的异姓王，企图通过宗族关系来维护刘氏王朝。但是，到了文帝时，他们的经济、军事实力有了较大增强，也渐萌政治野心。其中以刘邦的侄子吴王刘濞实力最强，野心也最大。文帝和景帝时，西汉中央政权同各王国之间的矛盾已渐趋尖锐，于是就出现了削藩与反削藩的斗争。

文帝统治时，晁错曾多次上疏，提出削弱诸侯王势力、更定法令的主张， 但未被采纳。公元前 157 年，景帝即位后，晁错曾担任内史，对朝廷的法令制度作过许多修改，后又升任御史大夫。这时，诸侯王更加跋扈，对汉朝中央政权造成严重威胁，晁错力主强化中央集权，削除割据势力。他上书景帝， 指出吴王刘濞“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 劝景帝迅速派兵讨伐：“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 不削，反迟，祸大。”（《汉书·吴王濞传》）景帝接受了晁错的意见，采取了一些削弱诸侯蕃镇的措施，轻重不等地处分了心怀鬼胎的赵王、楚王、胶西王等。以吴王刘濞为代表的诸侯王，对“削藩”政策十分恐惧，便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诸侯王，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则” 的旗号，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袁盎曾为吴相，又与晁错不和，就趁机诬陷晃错，请杀晁错以与吴王刘濞讲和。景帝被袁盎的谗言蛊惑，应许牺牲晁错，以求吴、楚等七国罢兵， 将晁错腰斩。可是吴、楚七国并未因此罢兵。景帝后来追悔莫及，随下决心镇压七国之乱。他派太尉周亚夫统率大军，经过 3 个月的征战，终于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晁错的政治主张客观上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要求，虽然当时未能全部实行，但却为以后汉武帝清除诸侯王割据状态，完成汉王朝政治、经济的真正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晁错所著述的《募民实塞疏》、《论遗粟疏》、《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议论犀利，分析深刻，被鲁迅誉为“西汉鸿文”。

文才横溢 爱国情真

——韩愈

韩愈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生于 768 年，卒于 824 年。他的远祖是河北昌黎人，所以自称“昌黎韩愈”。出生在一个中小官僚的书香门第，3 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他的嫂子将他抚养成人。他 7 岁便开始读古籍，刻苦好学，而对当时流行的专重于声律对

仗的骄文却非常讨厌，所以他以恢复古文为己志，到 15 岁，便写得一手好文章。

贞元二年（786 年），韩愈 19 岁时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当时考场营私舞

弊的情况很多。韩愈这样一个贫寒书生，是很难被录取的。所以，从贞元二年到贞元七年参加了 3 次进士考试都落榜了。直到贞元八年，韩愈参加第四次进士考试，由于主持这次进士考试的是正直贤明的礼部侍郎陆贽，他才得以登第。

韩愈中进士 4 年后，从宣武节度使董晋徵为属僚，后官至吏部侍郎。韩愈发言直率，曾几次上书指评时弊。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人饥，黎民百姓饿死甚多。这时，韩愈任监察御史，他到民间私访后，心情异常沉重，写下一篇奏折，奏请免去灾区百姓赋役。这本是为民请命的好事，却得罪了当权者京兆尹李实。唐德宗昏庸不辨是非，听信谗言，贬韩愈为阳山令。被召回后，又因阻谏宪宗迎佛骨，几乎被处死，再次被贬为潮州刺使。不久，他又被调为袁州刺使。虽然多次受贬，但他每到一处都不忘为百姓办一些好事。看到一些州县的豪门地主对农民敲榨勒索，农民交不起地租或还不了债，就得把子女作为人质抵押给豪门地主，如果到期无力赎回，这些人质就终身沦为奴婢，供他们驱使。韩愈对此非常气愤，立即下令，凡没钱去赎人质而沦为奴隶的“准律计佣折直”，就是说，可将在债主家做的工计算报酬，用以把人赎回。这样，一时放免 700 多人。

长庆元年（821 年），53 岁的韩愈重返京都。韩愈回京后，政治地位渐升，曾任吏部侍郎。这时，他在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为统一国家出力。韩愈宣抚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曾被苏东坡称赞为“勇夺三军之帅”。

长庆二年秋，韩愈被升任兵部侍郎。这之前，成德兵马使王庭凑叛乱， 杀了原节度使田宏正自立，朝廷命令牛元翼等前去征讨，谁知一直到长庆二年仍不能获胜，牛元翼反被包围。后来朝廷无能为力，只得封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并派韩愈前往宣抚。当时大臣都知道这等于让韩愈去送死。进入镇州，韩愈直入叛军大营。王庭凑如临大敌，让士兵披甲带盔，持枪按剑，“迎接”韩愈。接入公堂后，又故意让大批将士拥入，威胁韩愈，授意士兵责问说：“我们承德军先太史曾替朝廷击败宋谄，血衣至今还在，有什么对不起朝廷的？为什么现在把我们当成叛军讨伐？”韩愈镇定地说：“我还认为你们不记得先太史的事情了呢，原来大家都还记得，这就太好了！究意是忠顺好不是叛乱好，不必讲远，就拿大宝以来这几十年的例子说吧，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朱谣、吴元济、李师古这些叛臣，现在还有子孙在世吗？还有做官的后代吗？”士兵回答：“没有了。”“你们的先太史王武俊归顺朝廷后，就封他为节度使，一直到中书令。子孙都封了官，个个富贵荣耀，这些都听说过吧？”士兵们答道：“都听说了。不过田宏正太苛刻，所以才反他。”韩愈说：“就算如此，你们不是已经杀害了他，连他的全家都杀光了吗？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呢？”众士兵都认为韩愈说得有道理，王庭凑也想到淮西吴元济的下场，心里也怕了，便对韩愈说：“你这次来，到底要我怎么样呢？”韩愈反问：“你们把牛元翼围困这么久到底想干什么？”王庭凑说： “我马上就撤除包围。”韩愈一看此行目的已达到，便说：“真要这样，你也就没事了。”后来牛元翼果然得到解脱。韩愈的镇州之行表现得有胆有略， 更证明了他并不仅仅是一个只会写文章的书生。

韩愈的一生，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统一；提倡“仁政”，反对官府对人民的聚敛横行，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具有较强的政治热情。思想上，维护儒家传统思想，主张排斥佛教、道教，强调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承的道统。文学上，是古文运动

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其基本出发点是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其文体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力求创造一种融化古人词汇语法而又适合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学语言；同时力求用这种新颖的文学语言创造一种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新形式。

韩愈一生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应举觅官，屡遭谗谤，进寸退尺，终无所成。因此发愤治文，以抒满腔抑郁悲愤之情。经济上的压迫政治上的失意， 社会的黑暗，都促使他向文学上发展，并在文学上干出了一番事业。可惜韩愈只活到 57 岁，就离开了人世。

先天下之忧而忧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吴县（今苏州）人，生于 989 年，卒于 1052 年。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常常只能吃到稀粥和咸菜。但他很有志气，发愤自学，慨然有志于天下。每当议论到天下大事，总是慷慨激昂，奋不顾身。他刚直不阿， 办事负责，不因个人利害关系而改变。宋仁宗统治期间，江淮、东京一带大旱，百姓饥馑困苦不堪。这时范仲淹宴饮作乐，不予理睬。范仲淹便质问仁宗：“陛下要是半天不吃喝，那是什么滋味？眼前有好几路地面遭灾缺粮， 怎能置之不问，不加抚恤？”仁宗被问得答不上来，只得派他去赈济百姓。

作为北宋由盛到衰的转折时间，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他很为之担忧。认为必须改革。天圣九年（1027 年），还仅仅是一个监楚州粮料院小官的范仲淹，就向朝廷上了一份长达万言的《上执政书》，指出，当今急务乃“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也”。要求从这 6 个方面改革。但由于当权者是些因循守旧混日的人，因此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景佑三年（1036 年），他又弹劾守旧派宰相吕夷简，指责朝政，结果被扣上“越职言事”的罪名，并遭贬。虽然如此，但他毫不在意，依然不断直谏。三年后复职，又担任对付西夏的军事重任。路过京师时，宋仁宗劝他同吕夷简破除前憾。范仲淹郑重地说：“我从前议论的是国家大事，同吕夷简并无芥蒂。”后来，范仲淹和吕夷简两人的关系果然和好如初。

1038 年冬，西夏统治者元吴自称皇帝，向宋朝的延州（今延安），环庆

（今环县、庆阳）一带发动进攻。西夏是西北羌族建立的政权，统治者历来为宋朝廷封以官职。元吴称帝后，朝廷决定免去他的官职，派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会同韩倚主持对西夏的防务。范仲淹到陕西后不久，就前往同西夏对峙的前沿地带。那里，不久前曾遭受过西夏的进攻，人心不安定， 随时准备逃亡。朝廷派去的官员，都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避免前去。范仲淹却决定亲自留下来，负责延州一带的防务。

对于西夏的侵扰，北宋朝廷多数官员主张发大兵征讨。范仲淹根据当时陕西战备不足，风沙之区难于作战、难于取生的情势，一反众议，主张采取“招抚”政策，以防御为主。并改变依次由职位低的将领首先出战的用兵方法，将延州的 18，000 军兵分为 6 支，每支 3，000 人，由一个将领指挥，根据敌方兵力强弱相机出战。在修缮城池、加强防务的同时，积极招抚各少数民族，并一体对待，还为归附的西夏人民解决土地、耕牛、粮食等实际问题， 使他们安居乐业。允许他们进行农产品和生活用品的买卖，以互通有无。对少数民族首领率众归附的，范仲淹总是以诚相待。由此团结了边境羌族等各

少数民族，羌人尊称他为“龙图老子”，西夏人也说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 西夏军队也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了。西夏王元吴搞假议和，范仲淹写了《答元昊书》晓以事实利害，宋、夏终于达成庆历和议。

西北局势虽然稳定了，但宋朝内部矛盾继续加重，官僚机构庞大、臃肿， 军队不断增加，财政发生危机，人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而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旧派腐败无能，束手无策。1043 年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他联合富弼、欧阳修等提出择长官、均公田、修武备、减徭役、兴水利等 10 条建议。其中大部分主张为仁宗采纳，以诏书形式颁发全国施行。是谓“庆历新政”。“新政”着重于改进吏治，限制大官僚的特权，遭到大官僚和守旧官吏的反对。以致“新政”仅施行一年，就因守旧派的围攻和仁宗的动摇而失败。他被罢职，出任陕西四路安抚使，再次防御西夏。庆历六年贬官邓州时，虽已离开朝廷，在《岳阳楼记》一文中，他以千钧笔力，写下了平生几起几落而始终不渝的信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两句话，不仅概括了范仲淹一生坚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 而且道出了中华民族一切志士仁人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美德。

爱国赤诚 寸心至死如丹

——陆游

陆游是南宋时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 1125 年，卒于 1210 年。面对北宋灭亡，金兵南侵的时局， 随其父陆宰及全家老小流离转徙，四处避难，饱尝离乱之苦。少年陆游的心里感到非常难过。过早地使这个少年懂得了民族压迫的苦难，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陆游的父亲陆宰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官员。同他交往的也多是优国优民的志士仁人。在一段时间里，这些人经常在陆家畅谈国家兴衰、民族危亡的大事。当他们谈到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被秦桧所害，爱国抗敌反而有罪时，有的拍案大骂，怒发冲冠，有的义愤填膺，怆然涕下。少年陆游看到这情景，深深地为父辈们的爱国激情所感动。陆游自幼勤奋好学，特别注意攻读兵书、学练剑术。每当父亲同那些友人学者，秉烛清谈、议诗论文时，正是他增长见识的好机会。他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一旁，凝神倾听，铭记心坎。这种家庭亲友间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他对耳濡目染，熏陶默化。因此，陆游很早就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壮志。

青年陆游想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以便实现尽忠报国的抱负。1153 年，他到临安参加礼部考试。恰巧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这次考试，主考官陈阜卿秉公判卷，取陆游为第一名，秦桧大为恼怒。第二年举行复试，主考官魏思逊等人在秦桧的授意下，把陆游的名字一笔勾去，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孙子秦埙取为第一名。陆游气愤地回到家乡。第一次仕途的攀登虽然失败了，但他对权奸的丑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不久，秦桧病死，人心大快。朝廷为了抚慰人心，一方面把秦桧一党的人罢职，另一方面，也相继起用一些曾被秦桧迫害的主战派人物，陆游在政治上也逐渐受到重视。孝宗赵 即位之初，表现出了“锐意恢复”之心。曾亲自召见陆游，陆游请求孝宗振肃纲纪，不要让诏令戒敕之语成为一纸空文。孝宗称赞说：“游力学有闻，言论剀切。他多次对朝政提出积极的批评建议，

比如在人材的任用上他就提出“惟贤乃可以知贤”，所以首先要选择使用那些“有才智学术之士”；也不应有“重南轻北”的倾向布要举“赵、魏、齐、鲁、秦晋之遗才，以渐试用，拔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仁祖用人之法，下慰遗民思旧之心，其于国家，必将有赖”！上述意见，对于修明政治无疑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孝宗的“锐意恢复”，对于主战派是一帖兴奋剂，不独陆游的反复进言， 就是以张浚为首的枢密院里的官员也在热烈地议论如何分兵进击。隆兴元年

（1163 年），孝宗接受主战派建议授命张浚统军 20 万大军，出师北伐。出师的那天，陆游特地前来向张浚表示祝贺，并献计献策。北伐的军队奋勇杀敌，杀得金兵望风而逃。后来，由于顽固派的暗中破坏，北.伐抗战失败了。南宋朝廷正式与金朝议和。但是，就在议和期间，陆游仍向朝廷上书，主张收复中原。随着主和势力的得势，陆游也终于遭到排挤，被调离临安，改任镇江、隆兴等地的通判。陆游到隆兴之后曾上书辞官。投降派便给陆游加上“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将他免职。

1170 年夏，陆游出任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后应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召请，到西北的抗金前哨南郑去襄赞军务，投身军旅生活。当时，陆游十分振奋，曾竭精殚虑，陈“进取之策”，可是不久，王炎被调离四川，他的收复计划也随之付诸东流水。陆游失望地重回四川、做了几年代理地方官的职务，在四川制置使成大幕府担任参议官。由于南宋朝廷继续执行苟安政策， 陆游的爱国抱负得不到施展。但是在川陕的 9 年生活经历，激发了陆游高度的创作热情，使他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大有长进。创作臻于成熟，成为独树一帜的大诗人。

他毕生主张坚决抗金，充实军备，要求“赋敛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之事宜先大商”，这就使这些人怀恨在心，因此一直受到南宋朝廷投降派的压制和打击。晚年被迫在山阴故乡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担胡尘”、“靖国难”， 以“恢复神州”的信念始终不渝。在他现存的 9，300 多首诗中，直“言恢复者十之五六”（清朝赵翼语）。抗敌御侮、为国雪耻，一向是他的诗作中永不衰竭的主题。晚年虽身在故乡，但念念不忘的还是祖国被蹂躏的壮丽山河及其人民。在其《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中写道：“三万里河东入海， 五千仞岳上摩天。民泪尽洒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对宋朝朝廷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求和的投降政策，表示了强烈的愤慨。而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沦陷区的父老，则怀着深沉的热爱。陆游 82 岁时，得知朝廷下诏伐金，兴奋之中写下《老马》一诗。诗中写道：“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表示了“老马”也要奔赴疆场的豪情。

1210 年初，这位 85 岁高龄的爱国老人，怀着“死前恨不见中原”的遗恨，和无限忧国忧民的悲愤，与世长辞了。在他瞑目之前，那顽强的生命火花，作了激情洋溢的爆发，直抒胸臆的吟唱，这就是传诵千古的名诗《示儿》：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激昂慷慨，雄浑豪放的短短 28 个字，直接表述了广大人民恢复国土的愿望，洋溢着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世代所传诵。

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

——元好问

元好问是金末文学家。字裕之，号遗山。生于 1190 年，卒于 1257 年。他的远祖系北魏时期的拓跋氏。太原秀客（山西忻县）人。封建士大夫家庭出身。元好问的父亲元德明以诗知名，老师郝天挺又是著名的学者，所以他在少年时代就受到较好的文化教养。27 岁时，蒙军南下，他从家乡流亡到河南。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 年），32 岁的元好问中了进士，历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袁宗时入朝为左司都事，天兴元年 （123 年）又任行尚书省员外郎。 1233 年，蒙古军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他被押至聊城（今属山东）。金亡后，获释隐居家中，专心著述。

元好问对统治者的屠杀、掠夺深恶痛绝。在其《岐阳三首》等“丧乱” 诗中控诉了侵略者的残杀罪行，表现了他对国破家亡的深切悲痛。汴京的沦亡使困处于围城之中的元好问成了阶下囚，眼看着敌人把亡国奴的命运强加到人民头上，他沉默不下去了，他用自己的笔写下了“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的凄凉景象。

元好问不但具有进步的文艺观，而且还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他早年即有志于用世，热望治理国家，减轻人民的负担。可是当权者并不重视他，使他非常不满。壮年时他说自己“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晚年他回顾自己的生活说：“勤如韩子初无补，晚似冯公岂见招。五十三年等闲里，一窗风叶雨潇潇。”流露出内心的不平静。

元好问写了不少关心民生疾苦的诗，暴露了金末社会的黑暗。据《金史》记载，金章宗时“批政日多，诛求无艺”，宣宗南渡以后，为了维持淫侈的生活和巩固摇摇欲坠的统治，“奖用肯吏，苛刻成风”，弄得人民“破田宅鬻妻子”，这种尖锐的阶级矛盾反映在元好问的诗作之中，就是对贪官污吏的嫉恶如仇和对清官的赞扬。他最早的《薛侯去思口号》有这种倾向，后来的《宛丘叹》就更突出了。他把这两种官吏作了鲜明的对比。“苍髯长官” 非常残忍：“至今三老背肿青，死为逋悬出膏血。”结果是造成满目荒凉， 获花遍野。另外一个官吏叶县令就不同了，他的惠政，从人民对他的爱载中得到表现。作者希望的是“早晚林间见鸡犬，一犁春雨麦青青”的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企图不触动整个社会的改良是行不通的，同情人民和效忠王室的矛盾在通常情况下难以调和。

元好问对金亡国深为悼惜，认为“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想利用金实录撰编金史，历受到阻挠，未能如愿。但晚年仍致力于金史的搜集，采摭所闻，抄录史料，得百余万言，著成《野史亭稿》。还著有《壬辰杂编》， 主要记述金末丧乱之事。另编有金诗总集《中州集》。收有金代 249 个诗人的作品，并为每个诗人写了小传，成为后世研究金代诗歌的主要资料。元好问的诗华美、质朴、苍老、清新兼备，而以悲壮为主，颇能代表当时北方诗人的特色。其《遗山集》存诗 1，300 首，内容相当丰富，被后世称誉为金末的“诗史”。

以天下万民为事

——黄宗羲

黄宗羲生于 1610 年，卒于 1695 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犁洲，浙江余姚人。黄宗羲少时读书即不守章句，14 岁补诸生。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党要

人，要求黄宗羲认真读书。黄宗羲 19 岁前后，自明十三朝录上溯二十一史， 每日刻苦攻读，通霄达旦，两年而毕，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

黄宗羲在 14 岁时就跟随已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的父亲上北京，因此得有机会时常倾听在京的东林党人评议时政的言论，深知朝政清浊。杨涟、左光斗等人的冤狱发生后，黄尊素为此弹劾阉党首领魏忠贤，被削职南归。接着， 魏忠贤血腥镇压东林党人，黄尊素惨遭毒刑，死在狱中。崇祯帝即位，19 岁的黄宗羲，袖里藏着奏疏和铁锤，独自上京告状。至京时，魏忠贤已经伏诛， 但是，朝廷里还有一批阉党在左右朝政。他大胆上书，为父鸣冤，先后在公庭上和狱门口，用铁锤击伤阉党许显纯，拔下了崔应元的胡须，归祭他的父亲，因此名闻天下，时人呼之为“黄孝子”。

21 岁那年，黄宗羲在南京参加了复社，其成员大多是东林党的后裔，他们联合发出《南都防乱揭》，揭发企图东山再起的阉党阮大铖，迫使其暂时收敛劣行。1644 年，清军入关，南京方面拥立明福王朱由崧，建立起南明弘光政权。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再次得势，他们兴大狱，凡置名《南都防乱揭》的 140 人，尽被列入《蝗蝻录》（以东林党为蝗，复社为蝻），企图一网打尽。黄宗羲在南京被捕。不久，清军南下，黄宗羲脱险回浙江，招募数百名爱国青年，组成“世忠营”，参加了熊汝霖、孙嘉绩等奉鲁王为监国的抗清队伍，共同防守钱塘江。他被南阳鲁王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后改任鉴察御史。由于鲁监国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导致钱塘江防线崩溃，鲁王也由海上潜逃至闽。黄宗羲命部将茅翰和汪涵率军士 500 人，退入四明山，结寨杖锡寺，徐国恢复之计。不料部下没有遵行他的团结山民、不可就地取粮的方针，山寨不久就被攻破，500 人的伤亡殆尽。黄宗羲不得不暂时隐居化安山内舍。后鲁王返回浙江舟山重建小朝廷，黄宗羲又参与其事。当时，张煌言、五翊等抗清义军已重建四明山寨，势力发展至会稽、天台和上虞等地。黄宗羲则奔走其间，呼应策划，并曾渡海去日本借兵，抵长崎不果而还。由于诸将骄横，互相倾轧，最后鲁监国政权败亡，黄宗羲见复国无望，才被迫停止了武装斗争。以后，清朝政府曾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三拒诏书，持节不仕。

黄宗羲晚年悉心著书讲学，虽是不出乡里，却文名满天下，清朝曾以博学鸿词科相延揽，他坚持不去。后清朝又要他参加修纂明史，他仍然拒绝。康熙三十四（1695 年）黄宗羲病故。死前遗嘱：葬时不用棺椁，“身遭国变， 期于速朽”。

黄宗羲的诗多故国之悲，其《山居杂咏》：“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地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自叙宁死不屈、贫不辱志的志向。政治上，他提出“非君说”的朴素民主思想，揭露了君主一人私有天下产业的罪状，作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下之所非未必非”，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 而在万民之忧乐”，因此，黄宗羲主张分君权，“公天下”。在经济上，他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反对历来封建统治的主张的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思想，这实际上是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顾炎武

顾炎武生于 1613 年，卒于 1682 年。原名绛，字忠清。明朝灭亡后，他立志坚持抗清。因为他平生十分敬仰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而文天祥有个弟子叫王炎午，于是，就把自己的名改为炎武，字宁人。他的家乡江苏昆山有个亭林湖，后人又称他为亭林先生。他的祖上三代都曾中过进士，是个官僚地主家庭。

顾炎武小时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和影响。从 10 岁起，他就在祖父顾绍芾的指导下，读孙子、吴子等兵书，《左传》、《史记》、《国语》、《国策》和《通鉴》等史书，并作札记。当清兵不断扩张势力，侵犯明朝边境时，他的嗣母王氏就选择许多历史上爱国者的故事讲给他听。到 15 岁的时候，开始接触社会。当时正是天启朝和崇贞朝更替的时候，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阉党的恶势力受到抑制，士大夫继东林党之后又组织了复社，顾炎武参加了复社。他在广泛接触了一些士大夫之后，对于当时科举制度的弊病，社会的黑暗， 政治的危机，认识得更清楚了。他读实用的书，读五经，读二十一史，读大明一统志，读各州县的志书。他认为，只有从这些书里，才能找到当时许多重要问题的具体答案如有关土地、国家税收、养兵、开矿、贸易，以及改革当时空疏的学风等。在那样的时代，一个少年在开始接触社会时就注意这些重要的问题，是难能可贵的。

1645 年（清顺治二年），清军南下攻破南京、进兵苏州时，顾炎武积极参加苏州人民自动组织的抗清义军，不幸这次起义很快失败，几乎半城的居民被清兵屠杀。接着，顾炎武等人又在家乡昆山举事、杀死清朝派来的知县， 焚烧了县衙门，并推举出守城的指挥官，封闭城门，准备抗拒清兵。保卫昆山的战斗，坚持 21 天，终因势孤力单，被清军攻破了城池。顾炎武由于掩护得好，没有遇难；但他的四弟和五弟，都被清兵杀死，他的生母何氏，也给清兵砍断了右臂。清兵接着攻破常熟。顾炎武的嗣母王氏得到消息，绝食 15 天后死去。面临苏州和昆山百姓的灾难，国亡家破的遭遇，顾炎武痛心疾首， 他的抗清思想更加坚定了。

在两度反清失败之后，顾炎武开始过着流浪生活。考察山川地势，广交朋友，图谋匡复明室。他在大江南北往返奔走，1657 年到了山东。47 岁到49 岁这两年内，还游历了河北省的许多名胜险要之地。1661 年以后，他又经过太行山到山西和陕西去从事更大范围的“求友”和访问活动，经过多年的考察活动，顾炎武认为西北居高临下，形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当时对清军打击最大的抗战策源地之一，因此，他又把抗清的希望寄托在西北。他由山东动身到西北后，除了奔走联络抗清志士，有时还亲自参加和组织生产，兴修水利，把江南的水车水磨介绍到北方，并提倡发展林牧。他这样做，是想尽力为复国运动积累物质基础。

然而，这时清朝的历史，已经由顺治翻到了康熙的一页。到康熙初年， 南明政权覆灭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病故，张煌言被俘后英勇就义，各地虽还有小股的抗清力量，已很难成气候。明朝的恢复，似乎已不可能，顾炎武的眼光，却因而放得更远了。1665 年（清康熙四年）顾炎武到山东章丘县长白山下的大桑家庄，租了一所房子，暂住下来。他要把头脑中日渐酝酿成熟的对国计民生等大事的看法，以及多年来实地考察所得的体会，编写成书，告诉大家。在这时他集中精力撰写《日知录》，他的哲学观点、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都在《日知录》中有所阐发。但他并不奢望他的主张行之于当世，

而是“著书待后”，期待后起的“王者”“有所师法”。

顾炎武提出并实践了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张，不但直接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斗争，而且始终坚持民族气节。曾与归庄等参加“惊隐诗社”， 以不仕清廷相激励。哲学上，顾炎武继承了气一元论唯物主义传统，注重实践，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书本知识和实际考察相结合，反对空谈性命义理，主张天下“众治”，反对“独治”。

炽烈的爱国者 深刻的哲学家

——王夫之

清朝初年，在湖南衡阳金兰乡石船山麓，隐居着一位渊博的思想家，深刻的哲学家，炽烈的爱国者，后人推崇他的学问和为人，尊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就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生于 1619 年，卒于 1692 年。

王夫之降生的时候，立国 250 年的明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中度着它的残存的岁月。在国内，成长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正悄悄地销蚀着古老的封建社会的基础； 随着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加剧，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在四处迸发；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内部矛盾日趋激化，竞争迭起，政潮频仍。东北地区，崛起的满族贵族，虎视眈眈，进逼中原，骠悍的八旗，挥戈跃马辽东的原野，古老的长城，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汉满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天比一天激烈地进行着。这“天崩地解”的时代，呼唤着一代思想巨人的诞生。

王夫之自 4 岁起就在家从父兄受严格的封建教育，14 岁考中了秀才。面对社会的大动荡和各种矛盾的空前激化，王夫之开始注意到时事政治，逢人便问四方之事，进而研究舆地，考察各地江山险要，民情风俗，生活疾苦， 以及历代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典章制度的沿革。20 岁时，在长沙参加“行社”，次年和郭风跹等人组织“匡社”，以期“匡时救国”。崇祯十五年（1641 年）24 岁时考取湖广壬午科第五名举人。此时，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起义军正纵横弛骋于黄河上，大江南北。明王朝危在旦夕。王夫之沿着一般封建士子通过科举走向官场的路被堵死了。

崇祯十六年，张献忠起义军攻克衡阳。因倾慕王夫之的学问和才能，执其父，逼使王夫之人幕襄赞军务。王夫之自伤其体，往见张献忠，坚不从命。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缢死。五月，吴三桂引兵入关。王夫之闻此巨变，五内俱焚，悲愤莫名。他自动投到唐王政府， 思效铅刀一割。清顺治三年（1646 年），他到湘阴，上书司马监军章旷，建议募兵筹粮，调和南北督师的矛盾，团结一致，协力抗清。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唐王政府也于是年垮台。

清顺治五年，清军进至湖南，王夫之与管嗣裘等在衡山组织义军，英勇抗击清军。战败兵溃后，王夫之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到达肇庆，顺治七年至梧州投效南明永历政权，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王夫之看到清兵压境，但统治阶级内部依然是奸臣当道，派系林立，互相倾轧，非常着急。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三次上书，弹劾奸佞王化澄，几遭不测。全赖忠贞营统帅高必正营救，才幸免于难。他见永历政权不能成大气，于是又到桂林投奔瞿式耜， 但桂林很快失陷，式耜殉难，永历政权也随之灭亡。从此，王夫之遁迹民间， 浪游于湖南的浯溪、郴州、来阳、晋宇、涟郡一带。为反抗清朝的剃发令，

他窜身瑶族山区，更换装束，自称瑶人，得“完发以终”。1669 年，51 岁的王夫之，迁徙到湘西金兰乡的石船山，造了几间茅屋，定居在这里，从事著作。降清将领吴三桂攻占衡州后，曾派人请他出来做官，他拒绝了；清朝官吏带了许多礼物去拜访他，他也拒不见面。王夫之暮年体弱多病，连磨墨握笔都很困难，但他仍然支撑着病体，竭尽全力，坚持著述。在自撰墓碑上， 他以西晋末年抗击匈奴贵族的刘琨自比，表明了反对民族压迫的志向。在王夫之的部分著述与诗文中，热情歌颂“轩辕所治，大禹所经维”的祖国是“田蚕所直”“聪明材勇，物万半犀”的“天地之奥区”。他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自固族类”，实行民族自卫，保证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如果君不能使其民族“自固”，便“可禅，可继，可革”。他坚决反对民族侵略， 强调要对外来民族的武力进犯坚决抵抗，狠狠打击。对汉族侵略少数民族， 他对坚决反对。主张互不侵犯，各安其所。

王夫之毕生努力，对于各方面的学问，都有深湛的造诣，详尽的阐述。尤其是他在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有卓越的创见，粗辟的议论。其哲学是对源之于老子、管子的气一元论唯物主义思想的总结，他肯定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宇宙的起源是实有而不虚无的，物质世界是有其规律的，是永恒的，矛盾和运动的。对政治制度，他从社会进化的观点出发，反对复古，主张根据时代的具体要求而立论。他觉察到土地兼并、集中和罪恶，在北宋张载有关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土地公有制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在《噩梦》的开端说：“土地不是帝王所得私有，人民生长在土地上，用自己的劳力，耕自己的田地，土地分明是耕者所有。”这是十分有创见的思想。

（焦吉林 王忠则）

二、历尽艰辛 不辱使命

对堪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古老东方大帝国，夷方外域有臣服者， 有交好者，有窥视者，有骚扰、进犯者。这就使派使节远足异国他乡成为必要。由此，引出了许许多多惊险的场景、动人的故事——

功垂青史 名扬西域

——张骞

张骞是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人，西汉外交家。生年不详，卒于前 114 年。他意志顽强、胆略过人，在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方面做出杰出贡献， 后封为“博望侯”。

汉建立后，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族。匈奴族兴于战国， 强于秦汉，其习惯是“逐水草迁徙，无城廓常居、骄田之业”。从汉高祖刘邦起汉朝就与匈奴时而和亲时而战争，始终没能解决匈奴对北方边境的骚扰。

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已国富民强、兵强马壮。汉武帝继位后（前 141 年），积极计划消除匈奴贵族对北方边境的威胁。为了征讨匈奴

更有把握，他多方了解匈奴的情况，亲自审问被俘的匈奴人，得知原住敦煌祁连山一带的月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因与匈奴战争失败被迫西迁，月氏王的头被砍下做了匈奴单于的酒器，所以月氏人对匈奴痛恨无比，双方结下了不解之仇。得知这一情况后，汉武帝决定派使者到西域联络月氏，共同夹击匈奴。

这一计划虽然不错，但实施起来困难很大。要到月氏必经匈奴的占领地， 还要经过沙漠，没有一定勇气和智慧的人是不能担此重任的。为了计划的实行，武帝毅然下令招募。不论官职大小、不论富贵贫贱，只有勇敢健壮、不避艰险，愿为国出力的皆可应征。

当时在宫中任职的张赛自告奋勇，积极应征。经考察，武帝正式任命张骞为正使。又挑选一百多人组成了出使队伍。公元前 138 年（建元三年）， 张骞持着代表汉朝威仪和使者身份的旌节，带着队伍踏上了西行的征途。

张赛一行离长安、走陇西、渡黄河、进祁连山。进入匈奴领地后，他们小心翼翼、昼伏夜行，不料还没走出祁连山就被匈奴人发现，送到单于那里。单于问：“你们是什么人？要到哪里去”张骞持节曰：“我们奉汉天子命要到月氏国去，请大王放行。”单于生气地说：“月氏与我为敌，汉朝怎能派使臣越过我的地区到月氏去呢？假如我派使者越过汉进到与你们为敌的国家去，可以吗？”遂下令把张骞一行软禁起来，作为奴隶使唤。

做了奴隶的张骞整天为单于放羊牧马。为了磨灭张骞的意志，使他忘记自己的使命，单于强令张骞与一匈奴女子结为夫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11 个春秋过去了。他东盼长安，西望月氏，想早日回到长安，更没忘记自己的任务，始终珍藏着旌节并发誓一定要到达月氏。后来，匈奴对张骞的监视也慢慢松了。张骞通过随从堂邑父暗中联络随行人员，做好准备，伺机逃走。终于在一个晚上，张骞一行跨上马背，向西疾驰，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 昼夜兼程，跑出了大草原，跨过大沙漠，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到达了大宛国（今中亚西亚）。

大宛国王早就听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个大国，文化发达、物产丰富，只因相隔太远，无法联络。如今汉使来临，他喜出望外，热情款待，为汉使坚贞不屈的精神所感动。张骞向大宛王转达了汉武帝希望同西域各国交好的愿望，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大宛愿意与汉通好，同时又送良马等礼物，派向导把张骞一行送到康居，再送到月氏。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张骞终于到达了出使目的地，他拜见月氏王并转达了汉武帝的伟大计划。月氏王很为感动，但月氏进入大夏后使其臣服， 拥立了新国王，且这里地肥少寇，人民安居乐业，已无心东还再与匈奴为敌， 报仇雪恨。张骞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始终没能说服月氏东还，只得回国。

张骞赴月氏时走天山南麓的北道，回国时为避免被匈奴发现，改由昆仑山南道向东前进，通过羌人居住地，返回长安。谁知，刚进入羌人居住地就再次被匈奴扣留，张骞等重新沦为奴隶。幸好一年后，匈奴单于病死，他的兄弟和儿子为争夺王位发生内讧，张骞乘机带着他的妻子和随从堂邑父逃离匈奴，一路上多亏堂邑父射猎飞禽走兽才免被饿死。历尽艰险，受尽磨难， 终于回到长安。

张骞这次出使西域，前后经过了 13 年，出使的 100 多人只有他和堂邑父两人回到国内。汉武帝得知张骞回来的消息，异常高兴，连忙召见他。张骞带回的匈奴内部情况在汉与匈奴的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了表彰张骞

首次通西域的功劳，汉武帝封他为太中大夫，任命堂邑父为奉使君。

公元前 123 年（元朔六年）春，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张骞以校尉身份随行。因为他有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经历，懂得干旱沙漠地区水草分布的规律，“广博瞻望，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食”（《汉书》卷一《张骞传》），立下大功，被武帝封为“博望侯”。两年后，张骞又奉命率 1 万骑兵，配合“飞将军”李广包抄匈奴，因耽误了会合日期，被削去爵位，贬为百姓。

张骞虽被削职为民，心中还不忘报效祖国，当武帝想再次派人出使西域时，张骞再次自告奋勇，并向武帝提出了“断匈奴右臂”的建议：西域诸国中，乌孙人口最多，它原同月氏住祁连、敦煌一带，因不敌匈奴被迫西迁。近年乌孙与匈奴矛盾尖锐，又贪恋汉物。如厚赂乌孙，结为昆弟，劝其东迁。通过乌孙联络其它国家，共同抗击匈奴，这就等于“断匈奴右臂也”。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任他为中郎将，再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 119 年（元狩四年），张骞率领 300 多人，带着黄金、丝绸等大批贵重礼品，来到乌孙。张骞又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前 115 年，张骞返回长安。这次出使虽未能说服乌孙东迁，但乌孙王派使者数十人随张骞到长安，加强了汉与乌孙的联系，以后乌孙还与汉朝联姻，关系更加密切。西域其它国家也相继派使者随汉使到内地来。西域各国同汉朝密切交往起来。

由于张骞在同西域各国交往时从不以大国欺压小国，而是平等相处。所以，在西域各国享有很高的威信。以后凡汉使到西域都提张骞的名字，以取得西域各国的信任。

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出产的葡萄、核桃、石榴、大蒜等陆续传入内地， 这些作物在黄河、长江流域逐渐繁殖起来。有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不是张骞通异域，安得佳种自西来。”中原的先进技术如打井、炼铁等方法也相继传入西域，特别是美丽华贵的丝绸更是越来越多地传到中亚和西亚各国，东西方的贸易来往越来越频繁。这条连结东西方的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促使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一代伟人张骞首次通西域的功绩分不开的。

牧羊北海 志节不辱

——苏武

汉武帝时汉朝国力强盛，卫青、霍去病几次攻打匈奴，获得大胜。匈奴被打败后，有好多年不敢侵扰汉朝的边境。有时匈奴派使者到汉朝来访问， 做出与汉朝和好的样子。出于礼节，汉朝也派使者回访匈奴，并送去一些中原地区的土特产。但匈奴单于不讲信用，经常扣留汉朝使者。为了报复，汉朝也扣留匈奴使者。这样，日子一久，双方互相扣留的使者就有 10 多起。

武帝天汉元年（前 100 年），匈奴且鞮侯单于建立，害怕汉朝趁他立足未稳、出兵袭击他，派使者到汉朝求和，并把以前扣留的汉使全部送回。汉武帝为了酬答匈奴善意的姿态，就派苏武为正使，率副使张胜、助手常惠和100 多名士兵，带着礼品，护送以前扣留的匈奴使者到匈奴去。

苏武，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生年不详，卒于前 60 年，

是个威武不屈、困苦不移的人。出使前在朝中任职，天汉元年被任命为正使出使匈奴。苏武接受任务后，带上“使节”出发了。“使节”是一根七八尺长的棍棒，顶部略弯，挂着一串串毛做的绒球，用来表示使者的身份。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苏武一行出长城、踏荒原、过沙漠，来到北方的匈奴地界，他看见了且鞮侯单于，转达了汉武帝的问候，递交了送回的匈奴使者的名单。而反复无常的单于不但毫无谢意，反而态度骄横，令人失望。苏武慎重地办理公事，一切交割完毕，准备返回长安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汉朝有个官员卫律，弃汉投奔匈奴后，死心塌地为单于出谋划策，干了许多反对汉朝的事情，受到单于的器重，被封为丁灵王。其部下虞常却仍忠于汉朝，对卫律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把卫律干掉。苏武一行到匈奴后，虞常非常高兴，因他在汉时与张胜是老相识，就找到张胜，私下商量：“听说汉朝天子非常怨恨卫律，我能替汉杀死卫律。我母亲和弟弟在汉朝将受到赏赐。”张胜没考虑利害，就同意了虞常的计划，还拿出钱财支持虞常。苏武对此一无所知。虞常准备乘单于外出打猎的机会射杀卫律，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汉朝。由于计划不周密，在执行时被人告发，单于大怒，把虞常交卫律处理。事已至此，张胜因害怕牵连自己，这才告诉了苏武。苏武听了，痛心地说：“事情已到了这般地步，你才告诉我，看起来我也要受牵连。我是汉朝的使者，与其让匈奴审问我而使汉朝受辱，还不如趁早自杀的好！”说罢就拔刀自杀，幸亏被张胜、常惠等人拦住。

卫律在审问虞常时，用了残酷的刑罚，虞常经受不住酷刑，终于招出张胜。单于知道后下令囚禁全部汉使，并派卫律审问苏武。苏武对常惠等人说： “我身为汉使，屈节辱命，即使活着，有何面目再回汉朝？遂拔佩刀自刺， 顿时血流如注，昏厥过去。卫律急忙抱住苏武、叫人抢救。气绝半日的苏武慢慢苏醒，常惠等人哭着把苏武抬回营房，张胜被捕。

苏武视死如归、不辱使命的行为，单于十分赏识。他一心希望苏武能够投降为己所用，就每天派人前去探视。苏武痊愈后，单于催促卫律前去劝降。卫律用尽了各种方法，在审问虞常和张胜时，叫苏武旁听。在审问过程中， 卫律当场杀死虞常。张胜害怕伏地乞降。卫律对苏武说：“副使有罪，你当连罪”。苏武从容答到：“我既不知他们的计划，又与他们没有亲属关系， 凭什么要连坐。”这义正辞严、理直气壮的回答，驳得卫律哑口无言。卫律恼羞成怒，举剑向苏武砍去，苏武昂首挺立、面无惧色。卫律看到用武力不能压服苏武，就换了一副面孔，装出诚心诚意的样子，劝道：“苏君，你还是投降吧，你看我归顺匈奴后，受到重用、被封为王，拥兵数万、牛羊满山， 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如果你今日投降，明天就会和我一样。否则你死在匈奴， 葬于荒原，有谁知你一片忠心呢？”卫律见苏武对他的诱劝无动于衷，就更加亲昵地说：“如果你能听从我的意见投降匈奴，我与你结为兄弟。否则你将再也见不到我。”卫律的劝降使苏武怒不可遏，指着卫律的鼻子大骂：“你身为汉朝使臣，背叛祖国，投降匈奴，真是忘恩负义、厚颜无耻。象你这样的人，我一辈了都不想见。今天你仗着单于的宠信，为所欲为，不但随意杀人，还妄图挑起汉与匈奴的事端，实在可恶。今天你杀了我，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来荡平匈奴，你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卫律被骂得狗血喷头，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单于得知苏武如此坚定，更希望苏武投降。为使苏武投降、听命于他，

单于下令将苏武关在一个阴寒的地窖里，断绝饮食，妄想用饥饿迫使苏武投降。时值隆冬，大雪弥漫，苏武蜷曲着身子，渴了吃雪块，饿了啃身上裹着的毡毛，顽强地活下来。好多天过去了，单于见苏武没饿死也没投降，无可奈何地把苏武流放到北海（今苏联贝加尔湖）边上去放羊。单于给苏武一群公羊说：“你好好放牧，等公羊生下小羊羔，就送你回汉朝。”雄鸡不下蛋， 公羊怎么下羔呢？很明显，单于是决意不放苏武回汉朝了。

北海，人迹罕至、荒原千里，终年白雪皑皑。苏武孤身只影在荒原上放牧，既无粮食、又无衣被。为了生存下去，有朝一日回到汉朝，苏武身处绝境不绝望、不气馁，想尽各种办法解决困难。没有粮食，依靠掘取野鼠储藏的草籽充饥；没有衣被，就挤身于羊群取暖。汉节是他唯一的伙伙，回汉朝是他唯一的信念。白天依靠汉节为仗立于风雪中牧羊，晚上抱汉节而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汉节上的毛都脱落了，苏武还紧紧地握着光秃秃的汉节不肯撒手。

有一日，千里荒原上出现了一队人马直奔苏武，原来是他的老朋友李陵来到北海。苏武又高兴又纳闷，李陵怎么也在匈奴。原来李陵在苏武出使的第二年，在与匈奴的作战中被俘，投降了匈奴，被封为右校王。单于不死心， 一心想使苏武为他所用，就命李陵前去北海劝降。李陵对苏武说：“你回汉朝的路已断，自你出使后，你母亲和一兄一弟相继死去，妻子改嫁，只有你的两个妹妹和 3 个孩子，十几年了也不知存亡。人生短暂如朝露，你何必这样白白地呆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活受罪呢？”苏武得知家的情况非常伤心， 对李陵的投降非常气愤，坚定地拒绝了李陵的劝降，再三表达了愿为祖国杀身报效的决心：“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你一定要我投降，我就死在你面前。”李陵喟然长叹，称赞苏武为义士，羞愧地离开了北海。

岁月在流逝，汉武帝和且鞮侯单于相继死去。公元前 87 年（后元二年）， 汉昭帝继位。此后几年匈奴发生内乱，新单于知道自己无力南进，又派使者与汉议和，汉朝遣使要求接回苏武。单于不肯，谎称苏武已死。后来常惠买通监视他的人，夜里悄悄与汉使会面，他陈述了苏武北海牧羊的情况，并向汉使面授迫使单于放苏武的计策。

第二天，汉使看见单于，再次提出放还苏武的要求，并说汉天子在上林

（皇帝射猎的地方）射下一只大雁，雁脚上系有帛书，说苏武在北海牧羊。单于听使者这么一说大吃一惊，他只好承认苏武还在人世，忙向汉使赔罪， 答应立即放回苏武。

公元前 81 年（始元六年）春，被匈奴羁留了 19 年的苏武，手持光秃秃

的汉节，和常惠等 9 人回到了久别的长安，晋见了汉昭帝，把那根光秃秃的汉节交还在武帝灵前。

19 年的北海牧羊，风沙撕破了他的衣服，岁月染白了他的须发，苦难的生活练就了他的骨头。他坚强不屈、不怕磨难、不辱使命的事迹，不仅轰动了当时的朝野，而且长期为后人所传诵。

投笔从戎 转侧绝域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风安陵（今咸阳县东北）人。生于公元 32 年，卒于

102 年。父亲班彪，哥哥班固，妹妹班昭都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

班超从小就立有大志，广泛涉猎书籍、练就好口才。公元 62 年（永平五年），班固被召为校书郎。一日他在抄写公文时掷笔于地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众人皆笑他，班超自语道：“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自张骞出使西域后，西域各国逐渐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加强了同汉朝的

联系，“丝绸之路”成了沟通东西方经济的纽带。可是到了西汉末年和王莽时期，中央政府衰弱，匈奴贵族乘机控制了西域各国，“丝绸之路”也被割断。匈奴贵族对西域各国人民非常残暴苛酷，“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 曾引起莎车等小国的联合反抗。东汉建立初，西域各国迫切希望与汉朝建立联系，共同斗争，解除匈奴贵族的压迫。刘秀时这些国家“皆遣使求内属， 愿请（重新设置）都护（府）”，以保护他们。但刘秀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为由，没有答应诸国的要求。以后西域呈现混乱状态，大部分国家隶属于匈奴。

东汉经过四五十年的恢复和发展，积蓄了力量，到汉明帝时，决心解除匈奴对西域的控制，重新沟通与西域的联系。班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活跃于历史舞台的。

公元 73 年（永平十六年），汉明帝派大将窦固率兵进攻匈奴，班超投笔从戎、随军出征，以假司马之职率军奋勇杀敌，出击伊吾卢（哈密附近）， 大战于蒲类海（巴里坤湖），立下战功，受到窦固的赏识。为了更有效地抗击匈奴，窦固派班超出使西域。这与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的使命相似，班超欣然从命。

班超带上精心挑选的 36 人踏上西行的征途，首先到达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鄯善是西域一个较大的国家，也是汉朝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初到鄯善，鄯善王对班超一行礼敬甚备，但很快就变得冷淡。班超分析： 必有匈奴使来，鄯善王不知所从的缘故，所以不敢亲近汉使。为了证明判断的准确，班超就询问伺候他们的鄯善人：“匈奴使者来了几天，现在在什么地方？”侍者一听，以为汉使已全部掌握，就一五一十地把匈奴使者到来的情况告诉了班超等。情况了解后，班超关闭侍者，召集随行人员说：“我们是汉朝的使者，来西域是为了立功报国。如今匈奴的使者刚到，鄯善王就怠慢我们，假如他把我们绑送给匈奴，我们的骸骨将被豺狼吃掉。”随行人员异口同声答：“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今之计，只有趁天亮前去袭击匈奴营帐，采用火攻。他们摸不清咱们有多少人，一定惊慌，我们则趁机全部消灭匈奴使者，以争取鄯善王的信任。”众吏士在班超的指挥布置下，当夜赶到匈奴使者营地。10 人带上战鼓，埋伏在营帐后面，约定看火光即擂鼓大喊杀声，其余的人都持兵弩在营门两边埋伏，班超则顺风放火。霎时前后呼应、呜鼓呼噪、喊杀声震天。匈奴人从睡梦中被惊醒，惊慌失措，陷入混乱。班超亲自杀了 3 个匈奴人，其

它人共斩 30 多个，还有 100 多人未逃出营帐就被烧成灰烬。班超的这一行动， 粉碎了匈奴贵族的阴谋，打消了鄯善王的顾虑，于是鄯善王下决心纳子为质、与汉通好。班超当机立断、有勇有谋的行动，表现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

班超在取得鄯善王的信任后返回军中，向窦回报告了出使经过，窦固很高兴，立即奏明汉明帝为班超请功，并请求再派使臣出使西域。班超的才干受到汉明帝的赞赏，遂下诏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

军司马，令遂前功。”（《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班超再次受命出使西班超要西行了，窦固劝他多带些人马。班超说：“我只带原来的 30 多人就足够了。如果遇到麻烦，人多反而不利。”于是就带上原班人马出发了。

班超一行先到于阗（今新疆和田）。于阗在鄯善西，国势较强，但有匈奴使者监执国政。班超到于阗后，于阗王十分冷淡。于阗王讲究迷信，向巫师询问应当怎么办，巫师倾向匈奴，就说：“神怒你为什么想和汉好？汉使者马，赶快取来祭祠我”。于阗王信以为真，就派人向班超索马。班超了解到情况后答应给马，但要巫师自己来取。巫师不知是计，果然来取马。班超杀巫师并把其头送给于阗王。于阗非常惊恐，曾听到班超在鄯善的英勇行为，如今又亲见其果敢的行为，立即杀匈奴使者投降汉朝，与汉和好。

班超以机智、果断、勇敢的行为，解除了匈奴对鄯善和于阗的直接威胁。以两国为根据地，安抚疏勒（今新疆疏勒县），联络乌孙（今新疆温宿县北、伊宁市南），争取了犹豫不定的康居（今新疆北部和中亚西亚一带），车师

（今新疆吐鲁番、昌吉、奇台一带），拘弥（今新疆和田附近）等国。经过班超的努力，西域各国逐渐摆脱了匈奴的残暴统治，与汉朝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中断了长达 65 年的西域和汉朝的联系重新沟通。

公元 75 年（永平十八年），汉明帝死，北匈奴乘机反扑。焉耆等国在匈奴贵族的支持下攻杀西域都护，并联络龟兹、姑墨进攻疏勒。班超孤立无援、处境十分困难。而东汉政府无力西顾，汉章帝只好下诏令班超撤回内地、重闭玉门关。班超奉诏东归，疏勒举国忧恐，都尉黎弇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诚不忍见汉使去。”就拔刀自刭。班超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为了巩固西域与汉的联系，打击匈奴贵族的势力，班超毅然中途返回疏勒，克服重重困难，团结于阗、疏勒等国，与乌孙通好，打败龟兹诸国的联合势力，迫使莎车王归汉，西域南道的形势重新稳定，班超的声威更加远扬。

公元 90 年（永元二年），长期和汉友好的月氏，因向汉求婚未允就派兵7 万越葱岭进攻疏勒。疏勒形势危急。班超分析形势，坚壁清野、围困月氏兵并大败之。从此月氏投降，与汉重新通好，每年如期向汉纳岁奉。

公元 94 年，班超率龟兹、鄯善等 8 国 7 万多部队，讨伐攻杀前都护，一直心怀二意的焉耆、危须、尉犁等国，俘其王侯贵族，“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焉。”

班超“宽小过，总大纲”，恩威并用，使西域各国纷纷归汉，从此西域地区和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丝绸之路”更加畅通无阻。在公元90 年，班超还派甘英出大使大秦（东罗马帝国），以扩大汉朝的影响。为了褒奖班超的功劳，东汉政府封他为“定远侯”。

从公元 76 年到 102 年，班超为了汉朝的事业，在西域活动了 30 余年，

改变了“匈奴独西域寇盗河西”的局面，加强了中西方的联系。公元 102 年，71 岁的班超因年老有病，上书东汉政府请求东归，“不敢望到九泉郡， 但愿生入玉门关。”同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九月就病逝。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顺应了汉族人民与西域人民的共同愿望，为增进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中原与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伟大功勋，不愧为杰出的外交家。他“投笔从戎”的爱国精神，“转侧绝域”、“不避死亡”、敢入虎穴、机智勇敢、坚毅不拔的顽强意志，一直为后人所传诵。

七下西洋 以身殉职

——郑和

永乐三年（1405 年）六月十五日，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口） 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呜，河面上帆樯林立、百舸争流，一支气派雄伟、蔚为壮观的舰队缓缓驶去，这正是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下西洋的首航式。

郑和本姓马，云南昆明人，回族，小字三保。生于 1371 年，卒于 1435 年。其父原系回族富豪，元朝时从西域迁往云南，曾朝拜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城。洪武十四年（1381 年），明太祖平定云南时，年幼的三宝被掳进军中， 带到京城，经阉割关进皇宫，因他容貌端庄，机智敏慧，被作为“礼品”赠送给燕王朱棣。从此，三宝成为燕王府的一名宦官。

三宝聪明好学、有智谋韬略，燕王起兵与建文帝争夺皇位时，他参战有功而深得燕王的赏识、器重，燕王做了皇帝后被晋升为内官太监，视为心腹， 并赐姓“郑”。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励精图治，农业经济迅速恢复，矿冶、纺织、造纸、陶瓷、印刷等手工业也有所发展，尤其是造船业空前发达，航海技术相当进步，这就为郑和的远航奠定了经济基础。明成祖自“靖难之变”，自命为天下“共主”后，为了宣扬国威，满足封建皇帝万国“朝贡”的侈心，重视皇朝的海外贸易，并决心派遣一支舰队，远航西洋。

由谁来统领这支舰队呢？明成祖几经思虑，认为郑和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郑和不仅精通文韬武略、足智多谋、处事果断，具有指挥才能；而且又是回族，熟悉佛教和伊斯兰教，容易和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西洋各国人民接触；再加上他祖父、父亲都曾到过麦加朝圣，家庭的熏陶使他对西洋各国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俗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明太祖与大臣反复磋商，决定派郑和领队远航。

永乐三年（1405 年），郑和奉命督造了 63 艘宝船和相应数量的中小海船，宝船“体势巍然，巨无匹敌”，“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六月，郑和与副使王景弘等率领宝船和将士、医官、水手、内监、翻译、采办、书算手、工匠等 27，800 余人所组成的庞大船队，从长江口的苏州刘家河出海， 经福州向南海进发，开始了西洋航行。

所谓“西洋”的名称，自元朝时就有。据考证，元明以来，大致以婆罗州（今文莱岛）为中心，以东称“东洋”，以西称“西洋”。《明史·婆史传》中这样写道：“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出，而西洋可自起也。”由此可见，元明时的“西洋”，大体上指的是今天的印度洋。但所指者不仅海洋而已，沿海陆地亦称西洋。

郑和率领舰队，首达占城（今越南南部），然后经爪哇（今爪哇岛）、旧港（又名三佛齐）、苏门答腊、南巫里（以上三地都在苏门答腊岛上）， 进印度洋，抵锡兰（今斯里兰卡），最后达古里（今印度西南的科泽科德）。每到一处，郑和都向当地的统治者宣传明朝的政策，赠送礼物，建立友好关系，并用携带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和铜铁制品，向当地商人和居民换取土物产品，进行互惠互利的贸易活动。如在印度古里遵守当地贸易习惯， 议价时在众人面前以拍掌为定，“自后价有贵贱，再不改悔”。在祖法儿， “王即遣目通谕国人，皆以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

别子之类来易纻丝、瓷器等”（巩珍《西洋番国志》“古星国”，“祖法儿国”条。）因此赢得了所到国家的欢迎，促进了明朝与各国的友谊。

永乐五年（1407 年），郑和返回祖国途经旧港时，同海盗遭遇。海盗首领陈祖义原广东人，跑到南洋纠集一批人占领了旧港，常常劫掠过往的商船。对郑和宝船上的财物，陈祖义既垂涎又惧怕船上骁勇的将士，不能明抢就阴谋暗夺。郑和则将计就计，一举歼灭海盗，烧毁海盗船只，并将陈祖义等海盗首领押解回国。

郑和歼灭海盗陈祖义，为各国商人除了害，促进了各国的海上贸易，受到各国的欢迎。郑和凯旋回国后，明成祖对郑和的首航成功大加赞赏，除下令将陈祖义斩首示众外，又嘱咐郑和及舰队好生休息，准备再下西洋。

永乐七年（1409 年）的秋冬，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当舰队到达锡兰时， 锡兰山国国王亚烈苦奈凶凯觎宝船财物，企图暗害郑和、劫掠船队。郑和发觉后率领船队赶快离开。当舰队返航又经过锡兰时，亚烈苦奈儿假装热情， 请郑和上岸谈判双方贸易等问题，“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待郑和发觉时回船的道路已被截断，情况危急万分。郑和临危不乱，认真分析情况，认为敌人大部分出国，国内防备必然空虚，于是就率所统 2，000 余人出其不意攻破其首都，生擒了亚烈苦奈儿及妻子、官吏。劫掠宝船的敌军听到后方情况有变，急忙回军援救，遇上郑和军队，敌军不战而败。郑和带亚烈苦奈儿和他的妻子回到中国，明成祖念他们是外国人，特别开恩，放他们回国，中国国威更加光大。

永乐十三年（1415 年），郑和第四次出使西洋，到苏门答刺，苏干刺因阻谋夺取王位发动叛乱，被国王打败逃亡一方。他还贼心不死，见郑和赐国王礼物而不给他，非常生气，率众数万，袭击郑和宝船。郑和在苏门答刺军民的密切配合下，大败苏干刺并将其活捉。押回北京。

从永乐三年（1405 年）到宣德八年（1433 年），前后近 30 年，郑和先后 7 次率领船队下西洋，耗尽了心血，在最后一次航行的归途中，病死在印度的古里。

郑和远航历尽艰险，不仅战胜了人为的困难，也战胜了自然的险恶，他在第七次远航时，为福建长乐南山的天妃行宫作的《天妃灵应碑》碑记中写道：“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 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历通衢者⋯⋯”记述了他们远航的旅途经过，所到国家之多、旅途之艰险， 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毅力。

郑和下西洋，奉行和平贸易、互利互惠的原则，给各国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所到之处，受到各国人民的盛情接待。如到占城时，国王亲自出迎，欢迎的人们“舞皮牌、捶善鼓、吹椰笛壳筒”，十分隆重。他们所到之处对寺庙进行大量的施舍并立碑纪念。为了纪念郑和，有些国家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纪念郑和航海的文物和古迹。如印度尼西亚有三宝洞，爪哇有三宝垄、三宝公庙等，在泰国有三宝寺，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城、三宝井，在非洲索马里等国发掘出了明代瓷器，被作为同中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我国南海诸岛中的永乐群岛，亦由此得名。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铺设了中国通往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及其随行人员对沿途各国的山水地理、人情风俗、政治经济的了解，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郑和亲自绘制

的世界第一本《航海地图》，总结航海实践经验写出的《针位编》，是远洋航海的宝贵材料；助手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翻译马欢著有《瀛涯胜览》， 费信著有《星槎胜览》等书。这些著作，大大丰富了我国人民的航海知识和地理知识。郑和下西洋，历时之长、涉地之广、规模之大，在世界航海史上是空前的。他比哥伦布到达美洲、达伽马发现好望角、迪亚士到达印度都要早上半个世纪，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郑和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先驱。

（赵灵仙）

三、蒙冤受屈 穷且益坚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许多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得不到帝王、上司的理解和任用，有的穷困潦倒，有的忧愤终生，有的甚至贬官下狱。尽管如此，他们却依然矢志不移，希望有朝一日受到重视，得到理解，一展宏图、报效祖国。

遭贬志不移

——屈原

屈原，名平，字原。出身楚国贵族。约公元前 340—前 278 年在世。曾做过左徒（国王的近臣，仅次于宰相，参与国家政令起草和外交等工作）， 当过三闾大夫（管理楚国王族屈、景、昭三大姓的子弟）。他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名见经传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浪漫主义的诗人。

屈原自幼勤奋好学、刻苦用功，“博闻疆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曾立下大志，要在政治上干一番事业，并一度深得楚怀王的信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同上），直接参与楚国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的决策。

屈原当“左徒”时，正是秦国和楚国争雄的年代。他一心想使楚国富强起来，统一中国。所以对内主张任用贤能的人做各级官吏，改革政治、限制贵族的特权；对外则主张联齐抗秦。但是，当时以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儿子子兰和近臣靳尚为代表的贵族不甘心放弃特权，千方百计排挤屈原，离间屈原和楚怀王的关系。当怀王轻信靳尚的诬告后，“怒而疏屈平”。屈原后来被去职，流放到了汉北。但这次政治上的沉重打击，并没有使屈原屈服，他仍然对怀王抱有幻想，心里始终想着报效祖国。

秦国为了孤立楚国，削弱六国联盟，趁屈原被疏之机，进行离间楚齐关系的阴谋活动。大约在公元前 313 年，秦派张仪做说客，来到楚国。张仪用钱财先后收买了楚国内奸靳尚和楚怀王宠纪郑袖，托他们在楚怀王面前为秦国说好话。张仪又诱使令尹子椒领他去见楚怀王，并趁机唆使楚怀王与齐国断交，说如果楚国与齐国断交了，秦王愿意送给楚国 600 多里土地。楚怀王贪财如命，轻信了张仪的话，立即答应与齐国断交。屈原闻知这一消息后， 便立即去见楚怀王，加以劝阻。但是，利欲熏心的楚怀王，不仅听不进屈原的话，反而认为屈原在破坏他跟秦国的友好关系。对屈原越来越心怀不满，

更加对他疏远了。此后不久，楚国完全断绝了与齐国的外交关系。可是秦国不仅没有按约将 600 多里的土地割给楚国，而且竟把前来泰国谈判的楚怀王扣押在咸阳。结果，楚怀王在秦国都城忧郁吐血而死，他的大儿子顷襄王做了楚国的国君。在国内顽固保守势力的包围下，顷襄王不仅不听从屈原改革内政的一些劝告，反而撤掉了屈原的一切职务，将他流放。这时，屈原已有50 多岁，须发皆斑白了。

屈原悲愤地离开了郢都，在流放地过着孤独的流浪生活。他看到自己的国家一天天衰弱下去，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到处是一片凄凉景象，心里非常难过，他忧国忧民，常常一个人独自在江边漫步，面对江水长声叹息。谓“整个朝廷都很混浊，只有我一个人是纯洁的；众多的官僚都昏庸似醉，只有我一个人是清醒的。我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因此被流放”。

屈原一面在江边漫步，一面赋诗表达他忧愤的心情。他面对滚滚东流的江水，想到楚国的衰弱情景，感慨万分，大声吟诵说：

⋯⋯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

屈原边走边吟的这首诗，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离骚》。

屈原赋《离骚》前后，还写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流传到今天的有《九歌》、

《九章》、《扫魂》、《天问》等共 20 多篇。这些作品充分反映了屈原爱祖国、爱人民、追求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在写作方法上，吸收了楚国民歌的精华，运用楚国方言声韵，叙写楚国风土物产，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所以后人称它为“楚辞”。

屈原遭贬被流放以后，楚国在没落腐朽势力的控制下，国力愈益衰弱。公元前 278 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楚国，占领了楚国都城郢都，楚怀王的祖坟被秦兵烧毁。屈原眼看楚国很快就要灭亡，人民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心里象刀割一样难过。就在这年的五月间，屈原走到今天湖南省东北部的汨罗江边，悲愤至极，最后抱着一块大石头投江而死，以表示自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抗秦到底的决心。据说，这一天正是农历五月五日。后来，每年五月五日，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屈原殉难的情景，并将它定为“端午节”，以示纪念。

端午节划龙船，是根据当年人们出动船只抢救、打捞屈原尸体的情景发展来的。这一天，人们还吃粽子。据说，最初人们是将粽子投到河里祭祀屈原的，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习俗，这个风俗也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和马来亚。1953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把屈原定为国际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另三位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并进行纪念。这说明屈原不令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也是受世界人民尊敬的伟大诗人之一。他那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品质和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屈原所作的不朽诗篇，也为祖国和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异彩。我们为祖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感到骄傲！

鞠躬尽瘁守东京

——宗泽

宗泽，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生于 1059 年，卒于 1128 年。是我国宋朝时期著名的抗金将领。

1091 年，宗泽考中进士，由于他在考试的时候，大胆正直地指出当时朝政的弊端和黑暗，受到主考官的厌恶，结果只录取于末甲（第三甲），萎派做大名府馆陶（今河北馆陶）的县尉。以后，还做了衢州（今浙江衢县）龙游令，晋州（今山西晋城）赵城令，知莱州（今山东掖县）掖县、登州（今山东蓬莱）通判等地方官，无论他在哪里就任，他都把所管辖的地方治理得很好，深受老百姓的爱戴。

1126 年，金人围攻北守都城东京（开封，也称汴京），宋徽宗传位给钦

宗，南逃镇江。宗泽被保荐担任正少卿的官职，应召到汴京，当时已经是 67 岁高龄了。他见钦宗时，慷慨地谈论当时的形势，坚决主张抗金。随后，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斗志昂扬地投入东京保卫战，英勇抗击金兵。

8 月，宋钦宗任命宗泽为和议使，出使金营。宗泽向钦宗说：“用和议这个名字是不妥当的，敌人会当我们非求和不可，不如改名计议使，表示我们并不是去求和的。”钦宗只好下令改和议使为计议使。宗泽在临出发前， 表示决不屈节求和。一心一意向敌人妥协投降的钦宗，就把他调出东京，调到磁州（今河北磁县）去做知州。

磁州在金兵侵时，已遭严重破坏。百姓逃亡他乡，府库空虚，防备艰难。宗泽到后，马上修复被破坏的城墙，制造兵器，召募兵土。不到一个月时间， 在军民的同心协力下，磁州的守卫工作就做好了。所以当金兵第二次南下， 攻陷定州（今河北正定）、派遣数千骑兵攻磁州时，宗泽披甲登城，指挥作战，命令部下用神臂弓射杀敌人，并开城门追击，斩杀敌人数百，金兵大败， 只好跳离磁州，转向东京逼进。

金兵进逼东京的消息，把钦宗吓昏了，便慌忙派自己的弟弟赵构和副使王云去金营求和。赵构到了宗泽镇守的磁州，被老百姓在路上拦住，劝他不要自投罗网，宗泽也竭力劝阻，人民又起来杀死奸臣王云，赵构只好留在磁州。这时，相州（今河南安阳）的守臣汪伯彦激请赵构去相州。不久，钦宗任命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汪伯彦和宗泽为副元帅，要他们领兵去救援东京。但随后又派人通知赵构说，议和正在进行，可望成功，叫他暂停进军。宗泽竭力提议把兵马向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推进，以解京师之围。可是， 汪伯彦却主张讲和，不愿进兵，还劝赵构要宗泽率兵先出发。宗泽只好单独率两千名士兵出发，赵构和汪伯彦却逃到东平去了。

宗泽率兵到开德（今河南濮阳），连续打了 13 次胜仗。他写信劝赵构号召各路军队到东京会合，赵构却置之不理。宗泽到了南卫（今河南华东）， 陷入金军的包围圈。面对险恶的形势，宗泽慷慨激昂地对士兵们说：“今天进是死，退也是死，一定从死里杀出一条生路来！”士兵们听了，大受鼓舞， 人人都拼命作战，以一当百，杀死了好几千人，金兵大败，后退了数十里， 宗泽预料，敌人不甘心失败，获胜后立即转移。果然金军连夜赶来反击，却扑了一座空营，大感惊奇，从这一仗里，充分表现了宗泽作战的勇敢果断。

由于投降派的卖国政策，1127 年金军攻陷东京，二帝（徽宗、钦宗）被

俘，宗泽主张出兵据金兵归路，迎还二帝。构构为争取得到帝位，却命令“移师近都”、“按甲观变”。

赵构即帝位（宋高宗）后，为当时形势和舆论所迫，不得不起用主张坚决抗战的李纲。李纲任宰相后即推荐已经 69 岁的宗泽任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宗泽来到开封后，一面巡视各处，出示安民，诛除地痞、恶棍，肃清敌人奸细；一面依靠人民的力量，召募义军守城；并根据城外的地形，立坚壁24 所，沿着河岸筑起连珠寨，以加强防御，把开封布置得象铜墙铁壁一样。宗泽还团结两河及陕西义军，共同对金兵作战。这样，宗泽一时拥兵达百万以上。还经常进行操练，士气很高。粮草的积累也很充足，并在战斗中屡败敌军。开封经过他的整顿，十分坚固。从此，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更为广大人民所崇敬。敌人也闻名而丧胆。

宗泽对于抗击金兵、恢复故土的事业抱有极大的希望，他曾多次向高宗上奏，陈说恢复大计，并劝高宗回开封主持抗金斗争。但是，昏庸已极的赵构，始终不准宗泽出兵北伐，还罢免了李纲的宰相职务，让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掌握了朝中大权。于是，宗泽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

1127 年冬，金统治者分兵三路进攻山东、河南和陕西。进攻河南的中路军遭到宗泽的英勇反击，其他两路也都受到各地义军的沉重打击，吃了败仗的各路金兵，纷纷撤退。

金军撤退的时候，正是南宋反攻、收复失地的好机会。宗泽召集部下， 要大家做好渡河的准备。还联合各地的义军，准备利用夏天敌人马瘦的时候， 进行全面反攻。宗泽还上奏赵构，要他回开封，组织全国力量打击敌人。但是，在扬州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赵构，不但不支持宗泽的抗金斗争，反而加以破坏。他怕宗泽联结义军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就派了一个叫郭仲荀的去开封做副将，监视宗泽的活动。宗泽眼看朝廷如此腐败，北伐的机会错过，满腔爱国热情得不到支持，觉得十分痛心和愤怒，终于忧愤成疾，背上生了疽， 竟于建炎二年（1128）七月初一逝世了。他病重期间，部下一些将领去看望他，宗泽还鼓励他们说：“只要你们能消灭敌人，我虽死无恨了。”将领们听了，都感到得纷纷落泪。宗泽睡在病床上，常念看唐朝诗人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来表明自己未竟之志。这位可敬的抗金老将临终前对自己的家事一句不问，只是连喊三声“渡河”而死！

宗泽死后，南宋朝廷派“酷而无谋”的杜充去做东京留守。杜充到开封后，废除了宗泽的一切措施，义军首领们非常失望纷纷散去。不久，金军前来进攻，杜充弃城南逃，开封终于被金军占领了。

抗金老将宗泽的这种热爱祖国、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

壮志未酬 死不瞑目

——辛弃疾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历城人。他是我国南宋时期一位极其坚定的抗金志士和爱国词人。

1127 年，金军消灭了北宋王朝以后，又连续不断地发兵南侵，进攻南守王朝。辛弃疾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民族矛盾极其尖锐激烈的历史时期。他一生中，始终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坚持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抗战路线。

但由于投降派不断诽谤他、打击他、排挤他，使他在 1181 年被罢官，闲居长

达 20 年。然而，投降派的迫害，始终未能磨灭他的抗战意志，也丝毫不能动摇他的爱国立场。晚年，辛弃疾被南宋王朝重新起用后，他仍以饱满的热情和顽强的斗志，为实现北伐、统一全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204 年春，朝廷正式任命辛弃疾为镇江知府。他精神抖擞地带着下属来到镇江。然而，在镇江府任上只有一年，就被弹劾降了官。弹劾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荐举的一个叫张瑛的人有不法行为。这样一来，辛弃疾在镇江的各项抗战措施，便又一次遭到半途而废的命运。次年六月，辛弃疾刚刚改任隆兴（今江西省南昌市）知府不久，朝廷上又有人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身上，使他被罢掉了所有的官职。辛弃疾怀着满腔愤懑，回到了故居。

1206 年夏，南宋王朝正式下令北伐。结果是“一败涂地，不可收拾”。迫于前线失利的压力，加上投降派的花言巧语，南宋统治者秘密派人到敌营去议和。金统治者向南宋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除了要求割让两淮，增加岁币，犒赏金兵 1 千万两银子以外，还指名要索取南宋太师韩佗胄的脑袋。

这样的条件南宋当然不能接受。于是决定停止议和，重新整师北伐。为了挽救当时岌岌可危的局面，宋廷不但恢复了辛弃疾的各项官职，还任命他为枢密院（主管军事机密、边防等事务的最高国务机关）的官员，要他火速赶到京城临安，商议军国大事。

前线溃败的消息，给了辛弃疾最沉重的打击，他觉得自己的希望完全破灭了。68 岁的辛弃疾再也经受不住这个最后的打击，终于得了重病。他深深地感到身体的衰弱，恐怕不久于人世了。人生都有一死，但是壮志未酬、中原未复，他是死不瞑目的。

朝廷派的使者来到了辛弃疾的家中，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猛然从病床上爬起来，急不可待地问使者：“朝廷有圣旨吗？”

使者说道：“北伐失利，金人议和的条件十分苛刻。朝廷决定重整旗鼓， 同金人决一死战，特任命您为枢密院都承旨，请立即入朝商议大事，挽救目前的危局。”辛弃疾毫不犹豫地说：“好，我马上启程！”使者望了望辛弃疾，只见他满面红光，精神焕发，一点病容也看不见了。

辛弃疾把老妻范氏叫到跟前，一连声催促道：“赶快给我收拾行装，我马上就要入朝，快！快！”范氏正要问个究竟，只见辛弃疾面色陡然变得苍白，一头昏倒在地。在病榻上，他还手持宝剑，连呼“杀贼”。

开禧三年（1207 年）九月十日，抗金志士和爱国词人辛弃疾，满怀着忧愤，与世长辞了！但他一生的抗金爱国活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留下的 600 多首词章，也是祖国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保卫京城 大败瓦刺

——于谦

于谦，字廷益，生于 1398 年，死于 1457 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明代政治家，杰出的爱国英雄。一生中政绩颇多。抵抗蒙古瓦刺的进攻，保卫北京城，是他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

明朝前期，居住在蒙古高原的蒙古族瓦刺部逐渐强大起来。瓦刺统治者经常率兵越过长城，向南骚扰明朝边境，掠夺人口和财物。1449 年，瓦刺首领也先带领大军南下，攻打明朝北方重镇大同，来势十分凶猛。明英宗没有

做好充分的准备，轻信宦官王振的话，不顾于谦等人的反对，亲自带兵迎战， 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刺骑兵包围，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这就是历史上“土木堡之变”。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廷一片混乱，文臣武将惊慌失措。王振的党羽、大官僚徐有贞主张迁都南逃。这样一来。北京城内更加人心惶惶， 军心动摇。当时守城明军不及 10 万，瓦刺首领也先挟持英宗为人质，一路夺关而入，直压京师。北京形势，危在旦夕。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以国家安危为己任的于谦，挺身而出，愤怒地斥责徐有贞说：“主张南逃的应当杀头！ 京城是天下的根本，怎么可以随便放弃？如果撤离京师，国家必亡。北宋南渡的历史教训，切不可忘记！”于谦的主张，立即得到广大军民的拥护和支持，主战派战胜了逃跑派，于谦被皇太后任命为兵部尚书，负责保卫京城。

于谦当了兵部尚书之后，立即采取了许多果断的措施来保卫北京。

首先奏请皇太后任命英宗弟朱祁钰为帝，是为代帝，以安定民心。为了加强北京的防御力量，于谦从全国各地调来军队，同时派人到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等地招募壮士，充实国防力量。还命令诸边守臣做好防务工作， 又命令工部尽快修缮器甲，赶造了几万副盔甲和大批武器。此外，于谦还把北京城外居民迁入城内，对敌人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于谦还积极训练军队， 作好战斗准备。经过整顿和训练，部队的士气高昂，战斗力大为加强。于谦派遣将领，率领军队分别镇守北京各城门。他自己也披甲戴盔，亲自率领总兵石亨、副总兵范广和武兴，镇守在镇德门外。并下令把北京的 9 个城门一齐关上，表示不打败敌人，决不回城的决心。

英宗正统十一年（1449 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带领瓦刺军主力，挟持着英宗皇帝，来势汹汹地进犯北京城，来到北京的西直门外。当天于谦就命将领高礼、毛福寿带兵迎敌，双方在彰仪门土城的北面展开激战，明军旗开得胜，歼灭敌军几百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当天夜里，于谦又派军主动偷袭敌营，又打死许多瓦刺军，夺回被抢去的 1 千多个老百姓。也先连吃两次败仗之后，便假装向明朝求和，阴谋在和谈中抓住于谦和石亨。也先对明军说：“你们的皇帝英宗来了，为什么还不派人出来迎接？只要你们派个大臣出来讲和，我们就放回你们的皇帝。”代宗帝听了信以为真，就派人去问于谦怎么办？于谦说：“这完全是敌人的阴谋诡计，决不可信。现在除了坚决抵抗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于谦为了戮穿敌人的阴谋，派人告诉也先说：你们来打北京，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亡国，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国家，皇帝是次要的。况且如今我们已经有新的皇帝了。也先讲和的阴谋破产后，更加恼火。13 日清晨就派出 1 万多骑兵向德胜门进犯。于谦先派石亨率领一部分精兵埋伏在德胜门城外的民房里，又派都督范广带领神机营（即火枪营）随后接应。然后派一小队骑兵去向敌人挑战。瓦刺军见后便毫不在意地冲杀上来，明军骑兵佯装战败逃走，把敌人引到城边。石亨见敌人已进入圈套，立即发出号令，埋伏的明军突然冲杀出来，范广带领的神机营士兵用火枪向敌人轰击，敌人乱成一团。明军大砍大杀，敌人 1 万多骑兵几乎全部覆没，连也先的弟弟索罗也被炮火打死了。

也先不甘心失败，又派军队进攻西直门。防守的都督孙镗立即领兵迎战， 打死了敌军先锋。但敌人越来越多，孙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不久，石亨领援军赶到西直门，瓦刺军看到形势不妙，只好狼狈撤军。

十月十四日，明军乘胜发起攻击。于谦派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率军到

彰仪门外和瓦刺军作战。明军先用火枪轰敌，接着弓刀队冲上去大杀大砍， 把敌人杀得东奔西跑，死伤累累。但是，不久大批敌兵又冲上来，武兴中箭牺牲，明军退到土城附近。彰仪门外的老百姓看见瓦刺军杀了过来，十分愤怒，他们爬在屋顶上用砖瓦石头向敌人投掷，并呐喊为明军助威。正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于谦派来了援军。敌人看到明朝援军来，便仓皇逃走。西直门之战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经过 5 天的激烈战斗，瓦刺军伤亡惨重。十五日夜里，也先带着残兵败将向北逃走。于谦令石亨带兵追击，在霸州（今河北霸县）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夺回被敌人掳走的 1 万多个老百姓，并活捉敌人的军官 48 人。至此，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北京保卫战后，于谦继续提高警惕，做好防务工作，同时，又采取其他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明朝的边防，屡次击败了也先的进攻。在瓦刺军屡战屡败之后，景泰元年（1450 年）八月，也先不得不向明朝乞和，并答应释放英宗。于谦顾全大局，劝代宗同意议和，并派人把英宗接回北京，居皇城南宫， 称为太上皇。

然而，英宗回京之后，明朝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大宦官曹吉样与石亨、徐有贞等人，暗中勾结英宗，打击和排挤于谦，伺机搞宫廷政变，夺取皇位。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英宗乘代宗病重，重新登级，史称“南宫复辟”。当天，于谦被捕下狱。过了几天，开庭审判， 结果竟以“谋逆罪”判处死刑。二十二日早晨，于谦惨遭杀害，死时已 60 高龄。曹吉祥等人还抄了他的家，结果“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

于谦被杀害，“行路嗟叹，天下冤之”！凡是有正义感的朝臣无不为之哭祭。他被害之后，其遗体被人暗中收殓，到第二年才由他的女婿运回故乡， 葬于杭州西湖边上的三台山。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英雄，把他在北京的住宅修建为“于忠肃公祠”（在北京东单西裱褙胡同路北）。每年春秋两季， 都有不少人去祭祀。于谦抵抗瓦刺，保卫北京城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王庆革）

四、呕心沥血 秉笔修史

巍巍青山，滔滔江河⋯⋯

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智慧和双手， 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汇成了源远流长的辉煌的民族历史。正是这丰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孕育了许许多多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们筚路蓝缕，发凡起例，以如椽大笔，追寻着历史的脚步。他们秉笔实录的浩然正气，不仅成为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司马迁、班固、刘知几、司马光等人，都是卓有建树的杰出史家。

受辱腐刑 幽而发愤

——司马迁

一提起史家和史书，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史记》和它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 135 年（一说前 145 年）出生在夏阳（今陕西

韩城县）龙门一个史学世家里，卒年不详。他的祖先曾“世典周史”，他的父亲是汉室专管文史星历的太史令，熟悉历史，精于先秦诸子。司马迁幼承家学，10 岁始诵古文，后随其父到长安学习经史。20 岁那年，他“南游江淮， 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沉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 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这次长途跋涉，并非是公子王孙的闲情逸致，而是他父亲有意安排他遍访胜迹、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增长见识，这对司马迁后来编写《史记》是大有裨益的。后来，司马迁做了郎中，经常奉使出访，足迹几遍全国。其间更无丝毫懈怠，继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为以后编修《史记》准备了大量宝贵的素材。

司马谈在注意对司马迁培养的同时，自己也立志仿《春秋》撰写一部完整的史书，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殒”。临终前对司马迁再三叮咛，司马迁含泪立下了撰写国史的誓言。

司马谈死后 3 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这使他更有机会大量接触汉室宫廷所藏图书，从先秦史学的深厚根基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又与自己多年的广博见闻融汇贯通，终于在其睿智的脑海中，构画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的图画，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决心将先父的遗愿尽早化为现实。公元前 104 年，司马迁着手进行《史记》的创作，从此开始了民族历史长河中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伟大壮举。

然而，由理想通往现实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司马迁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忍受了肉体的痛苦和心灵的磨难，以至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司马迁正是如此。他继承父志，私家修史，难处可想而知。他虽做过太史令，为皇帝近臣，但却无实权，而他又忠于职守，只有在公务暇余方能著书立说，其中之甘苦在史籍中虽未见片言只语，但是，当我们了解《史记》宏大的规模，对此是不难想象的。如果说司马迁殚精竭虑、笔耕不辍的精神令我们赞叹不已的话，那么他忍辱负重、幽而发愤的毅力和勇气更令人肃然起敬。

公元前 98 年，也就是司马迁开始《史记》创作的第 7 个年头，是年他

42 岁，正可谓雄心勃勃、踌躇满志之时，巨大的不幸却突然降临。这一年， 李陵征战匈奴，战败投降。当时朝中诸官都极尽谄媚之能事，对李陵落井下石。司马迁与李陵相交不深，但鉴于李陵孤军深入，外无救兵，投降匈奴实属万不得已这一事实，更主要的是他看不惯士大夫们拍马屁的丑恶嘴脸，据理为李陵辩护。由此而激怒了汉武帝，被下狱而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正因为司马迁太熟悉历史了，他深知“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等史事中所显现的坎坷境遇，从而忍受了比常人更大的痛苦，以至事隔四、五年后，在致友人益州刺史任安的书信中，司马迁愤慨地写道：“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汉书·司马迁传》）。他认为被处以宫刑已苦不堪言，而担任中书令本身也是奇耻大辱（因中书令一职均由阉者担任），在信中还列举了人生十大不幸，认为处以宫刑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突遭飞天横祸，忍受如此屈辱，是什么力量支持司马迁勇敢地活下去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

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进而发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的千古名言，而且自比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是秋》”，立志做重于泰山之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正是以修国史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才使他从逆境中奋起，而且表露出强烈的自信心。

为李陵辩护而受受凌辱，使司马迁更进一步认清了统治者的昏聩。司马迁敢于直言的勇气不仅丝毫未减，而且化作一腔感愤之情溶于他的著作中去，从而使文章更加深沉雄健，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三国以后才专以《史记》称之。《史记》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上下 3，000 年的历史， 共 130 篇，526，500 字，分为纪、表、书、世家、列传 5 部分，又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因此称《史记》为一部纪传体通史。纪、表、书、世家、列传等等虽散见于先秦诸种史籍中，但将他们综合运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赋予它们更强的生命力，却是司马迁的一个创举。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 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 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廿二史札记》）

当然，《史记》之所以成为传统史学的楷模，并不仅仅在于其优秀之编纂方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深邃的洞察力和秉笔直书的正气而使该书所蕴涵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司马迁使史学从经学的藩篱中摆脱出来，开拓了历史研究的广阔

领域。我国史学虽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在司马迁以前，历史被看作是为统治者追功述德的工具，记载范围很狭窄。而《史记》则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有大千世界，有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从人物上看， 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地位卑微的游侠、屠夫；就事物而论，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包。既有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匈奴列传》和《西南夷列传》； 也有为经济作传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从而被后人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第二，司马迁摆脱了神学的束缚，以变化的眼光观察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武帝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派，大谈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构造了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公然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司马迁奋然而起，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对势力显赫的公着派无疑是当头棒喝。正因为司马迁坚信天在变道亦在变，所以能把历史人物的活动置于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予以评说，从而使得出的结论更贴近客观事实。这突出地表现在对陈涉的评价上。陈涉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被历代统治者诬为盗贼，而司马迁认为秦的暴政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秦亡已是历史的必然。陈涉揭竿而起，是反秦的英雄，因而把陈涉列于世家。司马迁虽未能达到为农民起义领袖树碑立传的认识高度，却表现出卓然超群的胆识。

第三，司马迁在论述中十分重视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不仅设有经济史专篇，而且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经济发展有其本身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不是强硬的行政命令所能干预的，进一步论述人的道德观念是跟人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的。这些论述虽显得不十分明确，但在当时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

高度，对一个封建史家来说已属难能可贵了。

与《史记》宏大的规模竞相辉映，其思想内容也是博大精深的，绝非上述三点所能涵概。不仅如此，《史记》在文学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无怪乎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司马迁秉笔修史，不仅表现在敢于对当朝皇帝汉武帝崇信方术，欲求长

生不老的所作所为进行批判所表现出的“勇议汉非”的勇气。而更重要的是他精于考据，一定一句、一时一地，决不马虎，力求还历史的原貌。如他对商王帝系的记载经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订，错误很少。再者，司马迁有进步的思想和立场。如果说，在众多传统史家中不为时屈、勇议时非者并不止司马迁一人的话，那么，司马迁那种高屋建瓴的史识却一直是其后千余年众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峰。

悲欢离合 瑕不掩瑜

——班固

东汉时期，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史学家—— 班固。

班固，字孟坚，公元 32 年生于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元 92 年受窦宪牵连死于狱中。班固的父亲班彪才高学博。“专心史籍之间”（《后汉书·班固传》）。对《史记》问世以后诸家所著续作均不满意，“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史通·古今正史》），仿《史记》作《后传》65 篇。父亲谢世后，年仅 23 岁的班固有志完成父业，但认为《后传》太简，于是“探撰前继，缀集所闻”，开始编修《汉书》，没想到由此而酿成一段悲欢离合的经历。起初班固私修史书，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撰国史，班固因此被捕下狱，全部书稿被抄。班固的弟弟班超恐哥哥发生意外，赶赴京师，上书明帝述说原委，明帝看过书稿后，极为赏识班固的卓异才能，非但没有怪罪， 反而委任他做兰台令史，令他继续编写《汉书》。后又迁升为郎、典校秘书。因兰台为当时皇家藏书之所，所以班固有饱览皇室藏书之便等良好的著书条件，于是精心修史凡 20 余载。公元 92 年，外戚窦宪失势，班固曾依附于他而显赫一时，因此受牵连而入狱，同年死于狱中。此时，凝聚着几十年心血的《汉书》尚未完成，班固便在花甲之年，带着终生遗恨离开了人世间。所幸的是，班固的妹妹班昭继承哥哥未竟的事业，完成《八表》的编写，同郡学者马续又代著《天文志》，终于使《汉书》成为一部完整的史书，其中凝聚着两代人几十年的心血。所以赵翼不无感慨地写道：《汉书》“凡经四人物，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赵翼《廿二史札记》）。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由纪、表、志、传 4 个部分组成，共 100 篇，其中包括 12 帝纪、8 表、10 志、70 列传。记载了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 206 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共 230 年的历史。

《汉书》虽没有《史记》贯通古今，以展 3，000 年历史变迁的恢宏气势， 但述西汉一代历史却集博洽和精深于一体。这正是班固善于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师法司马迁之《史记》，并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必然结果。

《汉书》在继承以纪传为主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创断代史的体例， 从而为其后列朝正史纷纷效仿。确如章学诚所云：“迁史不可定法，固书因

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章学诚《史学通义》） 在编写《汉书》时，班固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

并世家于列传，形成纪、表、志、传的编纂模式，从而整齐了纪传体的体例， 避免了司马迁在途事上往往一人事迹分见数篇，前后屡出，“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汉书·司马迁传》），使人有首尾难稽之感的弊端。就是汉书中关于武帝以前的 4 帝纪、6 表、3 志、40 传凡 53 篇，虽多是增删《史记》原文而成，但班固并非一仍其旧，而是按他的原则进行加工、补充，有些还改得相当出色。班固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对史书体例的改进和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汉书》对西汉一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的记载比《史记》更详细、更完备，特别是改

《史记》 8 书并加以扩充而撰成的 10 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涉及古代政治制度史、经济史、法律史、水利工程史、艺术史、目录学与学术流源诸方面。如《艺文志》著录了西汉官府藏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总目。

总之，《汉书》“文赡而事详”，是研究古代历史，特别是汉代历史的重要的参考资料，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或许因为司马迁和班固生活时代相序，或许因为两人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后人总爱将他们二人进行比较而加以评论。或抑马扬班，或抑班扬马，总不免失之偏颇。而赵翼认为司马迁是“无所因而特创”，班固为“有所本而求精”（赵翼《廿二史札记》）， 确为精当的评价。

当然，我们在肯定《汉书》在传统史学上的贡献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它的局限与不足。

诚如上述，班固出狱后奉旨撰写《汉书》，有良好的著书条件，真可谓天赐良机，然而正是这良机却使本为私修的《汉书》成为“官史”。又因为班固热衷于功名利禄，投靠外戚窦宪，并曾以中护军身份随窦宪出征匈奴， 在故里也仗势欺人之恶名。这些对他撰写《汉书》都有消极影响。

班固一方面赞誉《史记》“不虚美，不隐恶”，并继承秉笔直书的传统， 在《佞幸传》、《外戚传》等篇章中，对朝廷的昏聩、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争、黑暗腐败都做了某些如实的揭露。另一方面对司马迁无情地鞭挞封建统治者的贪婪暴虐大不以为然。他站在儒家思想的正统立场上，制造“汉绍尧统，自当继尧”的无稽之谈，为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寻找历史根据，突出地描绘了西汉统一王朝的富庶景象，为统治者纪功铭德，使历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班固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印记，但班固的良史之才并没有被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时代需要所完全湮没，而且相对于《汉书》的巨大成就而言，其不足只是白玉微瑕。正因为《汉书》在中国传统史学上的地位，班固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千余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轻议前哲 志在创新

——刘知几

中国传统史学经由先秦时期萌芽，两汉时期的初步发展，到隋唐时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有唐一代，承隋设史局之遗风，加强对修史的控制， 使设局修史成为制度，更是成绩斐然，二十四史中就有八书为唐初撰成即是一例。对唐以前丰富的史籍和众多的史家进行总结、评判，已成为史学发展

的时代要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独当此任，集多年心血，撰成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此书一出，标志着我国传统史学由纪实向理论发展，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刘知几，字子玄，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公元 661 年，卒于 721 年。刘知几小时即与其兄俱以诗才闻名乡里，而且好读书犹喜广泛涉猎，不拘泥于一家之说，开阔了视野。20 岁那年考中进士，当时“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竟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旧唐书·刘子玄传》），刘知几便作

《思慎赋》以刺时政。当时的苏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后感叹道：“陆机豪士所不及也。”正因为这种不为传统所惑的求知方法和勇议时非的叛逆性格，才使他的著作中洋溢着可贵的批判精神，当然也注定他官场失意、仕途多舛。

刘知几在武则天长安年间，历任左史和凤阁舍人等职，兼修国史不辍。他担任史官期间，一直“守兹介直、不附奸回”（《史通·忤时》）。但史馆记武后事多有溢美之辞，刘知几“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旧唐书·刘子玄传》），因此倍感压抑。唐中宗景龙初年再转太子中允，又一次入史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但是由于他与当朝宰相、史馆监修肖至忠意见相左，也为其他史臣因嫉其才能而有所不容，所以愤然离开史馆，并致书肖至忠，痛陈史馆之弊端，又一次显出他不为时屈的品格。

刘知几离开史馆，并不仅仅因为官场失意，更重要的是他崇拜私修，欲独自发挥自己的才能。在《交通·辨职》中写道：“昔丘明之修《传》也， 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诸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 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 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 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刘知几在此自比于孔丘、左丘明、马司迁等，足见其志高远。于是开始撰修《史通》一书，并于景龙 4 年（公元 710 年）完稿。

“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旧唐书·刘子玄传》曾这样评价刘知几，可见刘知几一生著术甚丰，而《史通》一书则代表他在史学上的最高水平。

《史通》全书共 20 卷，分为内、外篇各 10 卷，共 23 篇。书中既分析史书源流、体例和编纂方法，也阐述史馆建置、沿革和评价史书得失。

从《史通》所评史籍看，范围很广。既有历代正史，即编年和纪传体史书，对其他“绩述”也多所涉及，并专设《杂述》篇，共列偏记、小录、逸事、别事等 10 种。即使对不被一般史家所看重的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和王劭的《齐志》也备加赞誉。特别是对儒家经典著作《春秋》和《论语》等的批判，更表现出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识。在《惑经》篇中指出，因《春秋》为本国讳，为贤者讳，从而导致“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在叙事上也“巨细不均，繁省失中”。在《疑古》篇中也指出了《尚书》和《论语》有悖于史实的地方，认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告诫人们不要轻信。这样，就剥去了儒家经典神圣的外衣，而把它们与其他史籍等同看待。

如所周知，自西汉儒学独尊地位确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尊孔崇儒视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儒家经典也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有唐一代， 自然也不例外。可贵的是，刘知几已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史通·自叙》），但却逆流而

上，标新立异，敢于对儒家经典著作提出非议，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来承受时俗的非难啊！

对于唐代以前的史籍，刘知几追根溯源，分别流品，归纳为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并指出唐以前的史籍主要编纂形式为左传和汉书二家，其他四家则不可“祖述”。因此，又特设《二体》篇，着重对汉书和左传二家进行评论， 指出编年、纪传作为正史二体，“考兹胜负，互有得失”，“各行其美”， 并行于世，并进而对世家、列传、志、表等诸篇也加以评判。刘知几六家和二体的归纳是有见地的，而且详略得体，简繁适中。当然其评论也有错误之处，如重断代而轻通史，反对设《艺文志》、《天文志》等，因推崇班固， 对司马迁也难免有过激之辞。

刘知几正是以批判的精神、以发展的眼光、以渊博的学识在对众家史籍得失进行评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正确的史学主张和见解，这突出表现在史才三长论的提出。

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载，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的原因，刘知几回答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苦公输， 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也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在这段对话中，刘知几的史学思想表露无遗。从中国史学的发展看，无论对哪一史书的品评都离不开才、学、识三点，但有的史家抓其一点而不能顾及其他；有的虽三者都有所涉及，但论述不深。而只有刘知几博采众家之长，独树一帜，对才、学、识三者综合运用并阐明三者之间的关系，真可谓前无古人。

在才、学、识三者中，刘知几最重史识，强调撰史要以秉笔实录为贵， 并在《史通》一书中专设《直书》篇，指出“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催玉折，不为瓦砾长存。”对历史上不畏权贵、秉笔修史者大加褒扬，推崇备至。对文过饰非、任意褒贬，曲意奉迎者大加口诛笔伐，斥之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表现出对曲笔诬书者的深恶痛绝。

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对其后的史学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从而也确立了刘知几在传统史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古鉴今 经世致用

——司马光

北守时期的马马光，既是一位颇有政绩的政治家，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史学家。一生中既有宦海的沉浮，又有著述的艰辛。而且他一生中的主要著作都与他的政治生涯息息相关，有的著述本身就是为施展其政治抱负而作。如他主持编修的著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以济世之心而探求济世之术的尝试。因此，离开了他的政治活动，我们就元法全面地了解司马光在史学上的贡献。

司马光，字君实，祖籍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生于 1019 年，卒于

1086 年。1019 年随其做官的父亲生于河南光州，故取单名“光”，后随其父到处漂泊，到过浙江、四川广元等地。生活虽游移不定，但司马光的父亲非常注意对他的培养。16 岁时，司马光就随其父诵读诗书，相传他的父亲曾为他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因圆木易动，不能睡稳，故曰“警枕”，司马光一旦惊醒，便挑灯夜读。父亲的苦心不仅使司马光学识大长，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两点都是司马光以后踏入仕途和著书立说所不可缺少的。

20 岁那年，司马光中进士甲科，后做过多年地方官，并为葬父而闲居故

里。虽环境有变，但他没有丝毫懈怠，坚持读书，直到 1061 年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生活才开始安定起来。司马光做了谏官以后，屡奏表章以评时政，方辞甚切，提出许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但终不为英宗所采纳，难以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但忠诚可嘉的司马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宋史·司马光传》）。

《通志》仿效《左传》，以年为经，叙战国与秦朝事。

《通志》呈给英宗后，“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阅，续其书”，此事发生在治平三年（1066 年）。从此，司马光可以专设史局，自选史臣，且有遍览宫廷藏书和政府供应笔札等良好的撰书条件，开始了《资治通鉴》这部宏篇巨制的编写。

司马光清楚地知道，要编这样大部头的著作，“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因此邀集范祖禹、刘恕、刘攽作他的助手。范祖禹精于唐史，编写唐五代部分；刘恕编写魏晋南北朝部分；刘攽则负责周秦两汉部分的编写。这三个都是名重一时的历史学家，而司马光又能根据各自特长进行合理分工，这就保证了《资治通鉴》一书能有相当高的质量。

就在司马光开始编写《资治通鉴》的第二年，即 1068 年，宋神宗以王安石为相，推行变法，司马光与王安石虽曾为好友，但在变法与否和怎样变法方面与王安石存在严重的分歧，因而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领袖。王安石新法既行，司马光受到排挤，政治上失意，被罢了翰林学士之职，并于 1070 年到永兴年（今西安）任地方官，后又出任西京御史台，居住洛阳

15 年。御史台为有名无权的荣誉差使，这样，司马光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主持和参与《资治通鉴》一书的编写。离开京师，居住洛阳，无疑是在政治上对司马光的一次沉重打击，但对于《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的问世却是一件幸事。

在留居洛阳期间，司马光已是人生暮年，且身体赢弱多病。元丰五年（1082 年），司马光“忽得语涩病、疑且死，豫作遗表置卧内”（《宋史·司马光传》）。即使如此，司马光及其助手常常闭门谢客，而且“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披阅众多史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修撰不已。

历时 19 载，在 1084 年完成了《资治通鉴》一书的编修。司马光考虑到

《资治通鉴》一书卷帙浩繁，阅读多有不便，又编写了 30 卷的《资治通鉴目录》。止目录仿《史记》年表体例，年代列于上，所载历史事件在《资治通鉴》一书中的卷数列于下，使读者便于循览。此外，曾编有 30 卷的《资治通鉴考异》，说明编书时对材料的考订和取舍。这两本书成为充分了解《资治通鉴》一书的史学成就所必不可缺少的资料。

成书两年之后，即在 1086 年，司马光与世长辞了。故人虽逝去，功业存千秋。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三家分晋到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 959）共 1，362 年的历史，凡294 卷。

经东汉荀悦编《汉纪》以后，我国传统史学的编年体史书均断代为史， 而司马光则编写了一部编年体通史，融汇古今、上下贯通、气势磅礴，堪为史家典范。

《资治通鉴》一书虽有编年体体例，但却吸收了纪传体的优点，每记一历史事件，必详细交待其前因后果以及相应制度的沿革，避免了记流水帐的弊端。这样，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既有时间性，又有完整性。

在史料的选择上，《资治通鉴》一书也是既网罗宏富，又取舍精审。除历代正史上，又广采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等。每论一事，往往用三、四种资料相互徵发。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先列《长编》、著《考异》，在确保资料的系统化前提下，先考订真伪然后择优选取，然后着手《资治通鉴》的编写。《资治通鉴考异》一书，除说明在众多史料中存此去彼的原因外，还保留了许多亡佚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史家修史，旨在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得失，从而做到以古方今，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之一。但明确提出以此为目的而修史，并在此原则指导下进行选材和编纂者，恐只有司马光一人。在编《资治通鉴》一书时， 司马光曾说：“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诫者，为编年一书。”（《进通鉴表》）当然，《资治通鉴》一书对经济、文化方面则涉及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鉴于《资治通鉴》的成就，不仅后代史家纷纷效仿，而且出现了许多专治《通鉴》的专家，形成“通鉴学”。后人也把司马光与司马迁相提并论， 誉为中国历史上的“两司马”，以褒扬司马光为中国史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迟延璋）

五、志坚业精 光耀华夏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生动感人的小说、戏剧，精妙的哲理和自然科学理论，巧夺天工的技艺⋯⋯出现了许许多多令人叹服的文化巨子，堪称志坚业精、光耀华夏。

创二仪 测天地 德高识广

——张衡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县南）人，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生于公元 78 年，卒于 139 年。其祖父官至太守，至张衡家境败落，时需亲友接济度日。张衡少年时就富有求知欲望，十六、七岁就曾游历长安、洛阳一带，观赏山川之险，考察物产风俗、世态人情，游览名胜古迹。在京都洛阳，他结识了东汉儒学大师，文学家马融和书法家崔瑗。

公元 100 年，张衡由洛阳返回家乡，做南阳主簿，掌管文书工作。108

年辞职在家，直到 111 年才入京做尚书台衙门里的郎中，负责起草文书。115 年任太史令，掌管天时、星、历。121 年调任公车司马令，负责保卫皇宫， 通达内外奏章等。126 年任太史令，136 年被排挤出京，任河间相。

张衡任南阳主簿时，曾一度潜心于文学创作。他感于统治阶级的奢侈堕落，作《二京赋》描述洛阳和长安两座都城的繁华，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抨击了那些过着荒淫奢侈生活的官僚贵族。

张衡担任太史令的时间前后达 14 年之久。在这期间，他精心研究天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创造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地动仪，还第一次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浑天仪的主体是个空心大铜球，球面上刻布着满天星宿，故又被称为“天球仪”。天球外绕着好几个铜圈，它们分别代表地平、赤道、黄道等。张衡又给这架浑天仪安上了自动装置，那是根据古代计时器的铜壶滴漏原理，用水力推动那个天球，使天球的转动与地球自转的速度恰好相等，这就再现了天象的最基本的变化。有了这架仪器，坐在屋中就可以看到星空的变化。后代的天文学家就根据张衡造的水运浑天仪的原理，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

张衡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大地上地震频繁的岁月。自张衡 12 岁时起，

到他 62 岁逝世后的一年，在这半个世纪中发生了 53 次地震。人们在频繁的天灾面前束手无策。社会上迷信流行，皇帝和臣民都在祈祷、叹息。55 岁的张衡经长期研究，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探测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地动仪形如一个酒坛，内部装着机关，四周按 8 个方向装有 8 个龙头，口内含着一个铜球，每个龙头下又放了个张口望天的铜蛤蟆。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正对着这个方向的龙嘴便会自动张开，铜球就落入下面铜蛤蟆的口中，发出地震的警报。永和三年（138 年）二月初三，一个铜球落下，但洛阳并没有感觉到有地震。许多人议论纷纷，怀疑它是否准确。过了几天，离洛阳 1 千多里的陇西地方有人骑着马来报告说，那一天在那里发生了地震。于是，大家都很惊叹地动仪的精确。这架精密的仪器是 132 年发明的，比欧洲创造的地震仪要早 1，700 年。本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科学家们根据零星记载，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弄清了张衡制造的地动仪所应用的原理，并复制出一个地动仪的模型，陈列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汉史馆里。

张衡不仅精通天象，穷究大地，他还制作了“相风铜鸟”、“记里鼓车” 等仪器。相风铜鸟与 12 世纪欧洲创造的候风鸡相仿，是世界上最早的候风仪。记里鼓车的原理则开了现代汽车里程表构造原理的先河。

张衡将他对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书叫《灵宪》。灵指神灵，这里指天象。宪是法则，即天象法则的意思。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 浑天说和宇宙无限的思想。他还科学地解释了日蚀与月蚀以及月亮盈缺的成因，指出月亮自身不会发光，它反射的是阳光。同时，他还绘制了中国第一张星图，指出在中国地带可见的星有 2，500 颗。现在天文学家证明，夜空中肉眼可见的星总计约有 6，000 颗，而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可见的星则不过 2， 500 颗左右。这使人不得不赞叹这位天文学家观察星象的精心和准确。

张衡作为一个科学家，一生勤学不倦，他的好友崔瑗称赞他：“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他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兴趣和顽强钻研的精神， “约己博艺，无坚不钻”；谦虚谨慎、虚怀若谷，“虽才高于世而无以骄尚之情。”

张衡一生傲骨凛然，是一个有高风亮节的科学家。他不慕虚荣、淡于名

利、洁身自好，不肯与那些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达官贵人同流合污。有人请他出来做官，他也不去。与当时的“谶纬”之徒相对应，他认为“图谶虚妄， 非圣人之法”。分析批判了“谶纬”的虚伪，指出其中牵强附会的解说自相矛盾，要求皇帝“收藏图谶，一禁绝之。”鲜明地表示了自己反对“谶纬” 邪说的坚定态度。由于张衡的不合作态度，虽然他对科学事业有重大贡献， 但不被重用，而且时常受贵戚和宦官的忌恨、陷害。晚年倍受“天下流弊” 压抑之苦，他有改变黑暗现实的愿望，然而却无法实现，心情抑郁，于永和四年（139 年）与世长辞。张衡的贡献为世人所肯定，他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尤著，月球上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环形山，宇宙间也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星。为了纪念他，1956 年河南省南阳县重修了他的坟暮和读书台，暮前立起一块石碑。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碑上题词：“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敬仰。”

目尽毫厘 心穷筹策

——祖冲之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遒（今河北省涞水县北）人。生于 429 年，卒于

500 年。是我国南北朝时代南朝的一位伟大科学家。据史籍记载，祖冲之的家庭好几代都在朝廷掌管历法。他的曾祖父祖台之爱好文学，写过一部叫《志怪》的小说；他的祖父祖昌，具有一些科学技术知识，曾在刘宋朝廷里担任过大匠卿。大匠卿是负责营造的官吏，主持建筑工程。祖冲之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使他从小就有了接触科学技术的机会，并为他以后从事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条件。祖冲之从 461 年起，开始在刘宋朝廷里当一名小宦，历任南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西部和安徽部分》从事史，司徒府的公府参军等职， 还做过娄县令，谒者仆射。到了萧齐王朝，祖冲之调任长水校尉。这是他平生最高的官阶，相当于四品官。

从青少年时代起，祖冲之就开始钻研科学技术，他对于自然科学和文学、哲学都有广泛的兴趣，特别是对天文、数学和机械制造，更有强烈的爱好和深入的钻研，由于他勤奋好学，二十几岁就有了博学的名气，被刘宋统治者孝武帝请到了当时政府学术部门“华林学省”。在这里“搜练古今，博采沈奥”。阅读了前人关于天文、数学等方面的浩繁著述，但又不“虚推古人”。不盲目接受，而是经常“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进行精细的测量和仔细的推算，敢于推翻前人的错误结论。例如《汉书》中提到的《黄帝历》、《欠顼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6 种古代历法，在以后的几百年间被人们认为是古代黄帝、颛顼、夏、殷、周和鲁先后所采用的历法。祖冲之深入地研究了这 6 种历法，指出历法的形成不会那么早，不过是后人假托前人的伪作而已。

祖冲之步入仕途以后，从不放松科学研究。他以极顽强的毅力，用简陋的仪器成年累月地观测天文，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如制订历法需要测量日影的长度，他坚持了全年测量日影，持续 10 年以上。长期的天文观测为

他的历法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他能在 33 岁的那年便提出了那个时代最好的历法——《大明历》。比以前的古历都精确得多。在《大明历》里， 祖冲之应用了东晋天文学家虞喜首次发现的岁差原理，计算出一回归年是365.24281481 日。同近代科学测量的结果比较，一年只差 50 秒。他又测出

月亮环行地球一周（交点月）的时间是 27.21223 日，同近代科学测量比较，

相差还不到一秒。他还改革了置闰方法，以往 19 年置 7 闰，这样每 200 年比

实际多出一日，造成历法同天象不合。他采用 391 年置 144 闰的方法，使之更符合天象实际。这些，在天文历法上，都是重大的改革和进步。

祖冲之不但精通天文、历法，他也是一位闻名于世的伟大的数学家。他著有《缀术》和《九章术义注》。《缀术》是祖冲之将其研究成果总泄而写成的一部著作，是我国唐朝和中世纪朝鲜、日本的学校教科书，可惜这部书早已失传了。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把前人对圆周率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祖冲之采用东晋数学家刘徽创造的“割圆术”的科学方法，经过精心推求，最后算出圆周率是在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他采用两个分数表示圆周率的数据：一个是比较精确的，称为“密率”355／113， 另一个是“约率” 22／7。他把圆周率的数值推算到小数点后 7 位数字，而欧洲的数学家一直到他死后 1 千多年才算出密率 355／113 来。因此，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建议把密率 355／113 称为“祖率”，来纪念这位中国的大数学家。

除了上述重大成就外，祖冲之在物理学，尤其对机械制造也有重大贡献。魏国马钧制成的指南车，在晋朝的战乱中丧失了。478 年，祖冲之应皇宫禁军头目萧道成的请求，重造了一辆指南车。这辆车是铜铸的，经实验证明， 这辆指南车造得非常好，随便车子怎么拐弯，车子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祖冲之在地方做官时，看到农民舂米、磨粉很费力，便发明了利用水力转动石磨的水碓磨，用机械代替人力，以减轻劳动强度。这种水碓磨在我国农村现在还使用。祖冲之对水陆交通工具也有研究和发明，他设计制造过一种船只， 在建康城南的新亭江中试航，能日行一百多里，被称为“千里船”。

祖冲之的晚年，还研究文学、音乐等，著有小说《述异记》10 卷。他精通“钟律”。还著有《安边论》，主张开屯田，广农殖。

祖冲之研究天文、历法、数学、机构制造等取得卓越成就，在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居重要地位。

历尽艰辛取真经

——玄奘

玄奘是唐朝一位高僧。他西游天竺（今印度）取经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泛流传着。

玄奘，俗姓陈，名袆，生于 602 年，卒于 664 年。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乡镇）人。兄弟 4 人，排行第四。13 岁到洛阳出家为僧，法号玄奘，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

据后人记述，他的出家，原因有二：一是在婚姻问题上出了一些波折， 受到刺激非常苦恼。二是受其在洛阳净土寺为僧的二哥的影响。当他感到非常苦闷之时，其二哥便劝其脱离尘缘。

他出身于儒学世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文化功底较厚。出家后潜心研究佛经，进步很快。他开始在洛阳净土寺跟法师学习《摄大乘论》，后来跋山涉水到陕西、四川等地求教名师，向他们学习了毗昙、摄论、迦通等经。年龄不足 25 岁的玄奘，其造诣之深，所学之广，已为佛界所知了。后来， 玄奘又离川东下，在荆州讲经。接着，他北上到相州、道州求道学经，大约

在 25 岁时到大觉寺拜道岳高僧为师，跟他学习《俱舍》。

玄奘在研究佛经过程中，对照圣典检查，发现佛经译本多存有差异，令人莫知所从。他决心西游天竺，到佛教发祥地问师解惑。他的这种念头得到了几个朋友的支持，于是陈表上奏朝廷，请求出国求经，未被批准。诏书传下后，同伴们心灰意懒，自行散去，独玄奘毫不动摇，毅然踏上了西行的征途。

贞观元年（627 年）八月，玄奘从长安出发。适有秦州僧人孝达在京学习，功业完毕准备还乡，玄奘便与孝达同到秦州。接着又与人结伴到兰州。玄奘到达兰州时，恰遇凉州送官马的人返回，玄奘又随他们来到凉州。凉州都督李大亮因朝廷明令禁止百姓出蕃，不准西行。当地慧成法师闻知，派弟子慧琳、道整二人，潜送玄奘西行。他们不能公开露面，昼伏夜行，到达瓜州。瓜州刺史独孤达热情接待，在瓜州居住月余。凉州刺史发现玄奘西逃， 即发文缉拿。州吏李昌密告玄奘，催其尽早离开。于是玄奘夹杂在一群客商中，混出玉门关。此后，玄奘孑然孤行于沙漠之中，途中曾 4 晚 5 日无滴水沾喉，几欲昏死。玄奘以坚强的毅力走出沙漠，来到伊吾。当他走进一座寺院时，寺中有三个汉僧，其中有一位老者，听说来了位大唐和尚，衣不及带， 跣足出迎，抱着玄奘号哭起来，说道：“没有想到今天在这荒漠之中能够重见乡人。”

高昌王鞠文泰听说大唐高僧来到伊吾，特地派人远迎玄奘到王城，劝他留住讲经，不再西行。玄奘再三拒绝。高昌王见软的不行，意欲强力相留。玄奘一心西游取经，意绝食 4 日，以死自誓。高昌王见法师如此坚定，深深愧悔，稽首礼谢，并与玄奘结为兄弟。盛情之下，玄奘只得停住一月，讲般若经。高昌王制送法衣 30 具，以御西土之寒，又赠黄金百两，银钱 3 万，绢

等 500 匹，以备法师往返路途 20 年之资。他还拨给法师 4 个沙弥，以充给侍。

给马 30 匹，手力 25 人。又作书 24 封，通屈支 24 国。

玄奘一行由天山南路横穿新疆，又自葱岭北隅翻越终年积雪的凌山（今天山穆素尔岭），丁西突厥王城素叶（一说碎叶）见到叶护可汗。可汗盛情接待，并派人骑马前行，告之所部诸国，递送玄奘法师。当时，大雪山以北60 余国皆为其部统，所到之处，凡有名僧胜地时，皆令谒见。他们的护送。为玄奘提供了一些便利。玄奘渡过乌浒水（今中亚阿姆河），然后转向东南， 重登帕米尔高原，通过西突厥的南端要塞——铁门关天险（今阿富汗巴达克山），路过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于 628 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 他由西向东，游历了一些佛教胜迹，还在克那仆底国（今印度旁遮普邦）调查了有关中国桃子、梨子传入印度的传说。

贞观五年（631 年）末，玄奘终于到达西行的目的地天竺国的那烂陀寺。当时，这座古寺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当时印度文化的中心。寺里的住持戒贤是当时印度佛学权威，尤其精通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瑜迦论》。戒贤当日已一百多岁，本来已不再讲学。他见玄奘不远万里特来求法，特意收为弟子，用了 15 个月的时间，给玄奘讲解了最难懂的佛经《瑜伽论》、《顺正理》、《显扬》、《对法》等。玄奘受益匪浅。在戒日王发出敕令召集的五印度诸国僧众在曲女城的集会中，玄奘用焚文写了一篇论文，作为辩论会的主题。辩论会持续了 18 天，无一人能驳倒玄奘。玄奘折服了五印度诸国名僧，被大乘僧众称为“摩诃耶那提婆”，意为“大乘天”；被小乘僧众称为“杈提婆”，意为“解脱天”。戒日王也赞叹不已，施予玄奘金银 1 万，银

钱 3 万，上氎衣 1 百具。最后，戒日王还恳请玄奘乘坐一头用精美的华幢装

饰了的大象，游行了一圈，并邀请他参加历时 75 天的铎罗耶伽无遮大会。

无遮大会是天竺佛教的盛会，每 5 年举行一次，戒日王特邀玄奘参加， 表示对他的尊敬。大会期间，玄奘受到特别优厚的待遇。戒日王、鸠摩罗王等常常高兴地与玄奘交谈，玄奘向戒日王介绍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以及宗教等多方面的情形，引起戒日王的很大兴趣，表示要亲自来大唐访问。

643 年，玄奘准备回国了。印度的朋友都不愿他离开。戒日王也一再挽留。可是玄奘深深怀念着祖国，归意已定，戒日王只好答应。动身那天，戒日王、鸠摩罗王等以及当地人民相饯数十里，洒泪而别。戒日王遣官 4 人护送法师，令听经诸国发乘递送，直至汉境。

贞观十八年（644 年）玄奘到达于阗。他上表唐太宗。太宗下诏降使迎劳。贞观十九年（645 年）正月二十四日，44 岁的玄奘回到了阔别 18 年的京城长安，数十万人前来迎接。翌日，在朱雀大街之南举办一次盛大的展览会， 展出了玄类从西域所得如来舍利 150 粒，金檀佛象 7 躯，经论 520 夹 657 部。

时太宗在洛阳，玄奘便到洛阳谒见太宗。太宗发现玄奘“堪公辅之寄”， 劝他还俗，到朝廷担任要职。玄奘婉言谢绝，表示要集中精力翻译经书。太宗肯定了他的想法。三月初一，玄奘从洛阳回到长安，居于弘福寺，便立即开始了他的著书和翻译工作。

玄奘首先集中精力用了一年的时间，写成了游记性的著作《大唐西域记》。书中根据他的旅行见闻，记载了他亲自游历的 110 个国家和所闻的 28 个国家的情况。地域包括今天我国的新疆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那些国家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传说掌故以及人口、城市、物产等情况。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准确可靠。现在它已被译成几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上述许多国家的史料大都散失了，而《大唐西域记》就成为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写完西域游记后，玄奘又集中精力翻译佛经。他先后在弘福寺和兹恩寺主持翻译工作。后来，还在慈恩寺修建了大雁塔，收藏经书。他主持建立了专门翻译佛经的“译场”，网罗天下有才干的和尚，帮助他翻译经书。除了和尚之外，还请了朝廷的官员或名儒参加，负责润色译文。经书译完后，往往要送给皇上过目。达宗还为之作《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的翻译工作非常勤奋，他为自己制订了每日进度表，严格执行，直到完成任务才停笔。另外，他还要念经、礼佛行道，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如经常参见太宗、高宗等。他“三更暂眠，五更复起”，“专精夙夜，不堕寸阴”，加上他精通梵文， 又有较高的汉文修养，言词明达，传译便巧，如擎一物掌上示人，万言无殊， 所以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玄奘共翻译佛经 75 部 1，335 卷，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古代世界上的一个创举。

玄奘是古代世界史上著名的旅行家、杰出的翻译家，是中印人民友谊的使者，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那种意志坚定、埋头苦干、严于律己、舍身求法的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后人称道和效法的。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生于 701 年，卒于 762 年。祖籍陇西成纪

（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因罪被流放到西域，他就诞生于西域碎叶。5 岁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青莲乡，因自号青莲居士。

李白幼年所受的教育和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对他豪放的性格和诗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幼年除读儒家经籍外，还喜欢文学、奇书和百家杂学。自谓“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书怀重寄张相公》），20 岁开始漫游川蜀，曾登峨嵋、青城诸名山。

李白在年轻时已有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立志抱效祖国，“奋其智能， 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列元十四年，李白 26 岁，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离开四川，到各地去漫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开始了漫游而兼求仕的时期，踪迹所及半中国。他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想凭借自己的文才得人推荐。希望虽落空，但他在游历中创作了大量诗歌，已名扬海内。

天宝元年（742 年），李白42 岁，终因朋友道士吴筠和贺知章等的推荐， 被召入京。“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诗人以为报国立业的时候到了，欣然入京。但 3 年的翰林供奉使李白初步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现实政治的黑暗，不甘心作唐玄宗的御用文人。他“彷徨延阙下，叹息光阴逝”，开始写出一些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诗篇，也使他招致了权臣们的谗毁。在这种情况下，李白上书请还，离开了长安。

诗人离开长安，并没使他放弃发挥自己才能，为国效拿的理想和“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东武吟》）的豪放乐观的精神，又开始了一个 10 年漫游兼求仕的生活（“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天宝三年春，在洛阳他遇见了杜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他们的会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两位诗人畅游梁园（开封）、济南等地。天宝四年秋，李白和杜甫分手后，又南游江浙，北涉燕赵，往来齐鲁间，但以游梁宋为最久。安史之乱前的 10 年中， 李白的生活是窘困的，但始终没有丧失乐观和自信，仍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随着天宝年间的政治的日益黑暗，他揭露现实的作品越来越多，反抗情绪也越来越强烈。不过，游侠和求仙仍是李白诗歌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也反映了李白自身的矛盾，即出世和入世的矛盾。诗人求仙，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蔑视，对自由快乐生活的追求，但在求仙过程中又兼求仕，又表明了他始终如一的拯物济世的热望。这种矛盾对映在他的大量诗歌创作中。

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由宣城避地剡中，后至庐山。第二年，永王李璘到江陵奉命督师，过庐山，李白出于爱国热情，受邀请参加幕府。在此间，写下许多诗，表示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报国的决心。可李璘暗怀争帝位的野心，不久被消灭，李白也获罪下浔阳狱，以后又被判处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58 岁的李白悲愤无奈，“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乾元二年（739 年）幸遇大赦，中途被释。他经江夏、岳阳又回到浔阳，重游金陵，往来于金陵、宣城间。上元二年（761 年），61 岁的李白依然痴心不改，由当涂北上，想参加郭子仪的军队征讨史朝义，走到金陵，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 年），贫困交加的李白病死在族叔李阳冰家中，他把诗稿交给李阳冰，请代为编集作序，这一年，李白 62

岁。始葬于采石矶，改葬青山。

李白的诗现存 900 多首，这些诗集中体现了诗人一生复杂的思想和经历，也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背景。

李白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开元、天宝年间，即盛唐时期。国家的空前繁荣强大激起了他向往功名事业的雄心，使他接受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要“济苍生”、“安社稷”、“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种追求建立不世功业的强烈愿望，终其一生也未曾消减。直到临死前一年， 李光弼出镇临淮，李白还抱病请缨，思有以报国，写下了《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但李白本身是个极其矛盾的诗人，他同样还接受了道家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同时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对于李白，求仙与求功名并行，而且并无轻重之别。当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被黑暗的政治现实一次次打碎后，他日益蔑视痛恨昏庸腐朽的幸臣权贵，写了许多表达自己愤懑和愿望的诗歌，如《行路难》《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现实生活与他酷受自由、放荡不羁的独特性格相对立，促使他追求神仙世界， 追求幻想中不受任何拘束的一个更广阔更自由的彼岸世界。李白常常寄情山水、求仙学道，这也为他的诗带来了瞬息万变的丰富的想象，从而写出许多极为开阔壮美的山水诗。但求仙只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排遣忧愁的手段罢了，“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透露出了他不得已的心情，李白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度过了一生。

李白是一个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他采用各种浪漫主义手法来进行自我表现，并惯于大胆地夸张、借助于惊人的想象，“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他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尤其是屈原诗歌创作的成就，使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新高峰。在诗歌革新上，李白发展了陈子昂的主张，开一代新风，以致“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以尽”（李阳冰《＜草堂集＞序》。

1 千多年来，李白被人们称颂为“诗仙”，但他到底不是一个仙人，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热爱祖国和人民，同封建权贵和封建社会的一切束缚和压迫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他的诗歌，错综交织或深或浅地贯穿着这些思想，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使李白的诗歌在神州大地上得以千古传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骚客文人。

胸有奇才气节高 书坛千古翰墨香

——颜真卿

颜真卿，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著名学者颜师古的五世孙。生于 709 年，卒于 785 年。少年丧父，在母亲的训导下成长，博学多才、善于辞章，事素孝。

他在玄宗开元年间举进士，任醴泉县（今陕西中部）尉，再升为监察御史，任职于河陇（相当于今陕西中北部，甘肃东南部及内蒙、宁夏的河套地区）。当时，隶属于河陇的五原地区，有冤狱长时间未得判决，巨当地旱情严重，人民生活极为困苦。颜真卿到任后，审查卷宗，及时解决了冤案，又逢天下大雨，缓解了灾情，当地百姓欣喜异常，呼“御史雨”。在任期间， 颜真卿赏罚分明、为政清廉、体恤民情，深受敬爱，后遭宰相杨国忠排挤，

出任平原郡太守。

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图谋反叛已露出苗头，颜真卿觉察后，便以大雨连绵为借口，加修城墙，深挖城池、集训兵士、招纳贤才，并积极储备粮米柴草、暗中防备。同时，又每天与宾客泛舟饮酒，以打消安禄山的猜疑，安禄山果然没有识破。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变，向附近各郡进犯，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都被叛军攻陷。平原镇因早有防备，加之官兵顽强抗敌，才未被攻破。颜真卿派司兵参军李平快马进京传报。玄宗始闻叛乱消息时，曾感叹说：“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 待听到李平的禀告，非常高兴，面对左右大臣，夸赞颜真卿行事有谋略。

当时，平原之内只有守兵 3 千人，为防不测，颜真卿便广收兵丁，人数增至万人，任命录事参军李择交作统领，下设五部，严阵以待。颜真卿还在城西门大飨士兵，慷慨陈辞，官兵为之感动，倍受鼓舞。附近有 5 个郡的太守也率兵马来归集，士气大振。叛军攻破了东郡，杀死守军将领李憕、卢奕、蒋清，并派段子光 3 人的头带往守军辖区悬以示众。颜真卿担心官兵因此产生畏惧心理，便向各位将领说：“这三个人我认识，叛贼用以示众的头颅是假的。”接着暗中派人杀死了段子光，把三人的头藏了起来。几天后，收敛祭奠，且设立牌位，颜真卿为之哭泣不已。

为更有力地抗击叛军，颜真卿又派人联络当时任常山太守的堂兄颜杲卿，接着有 117 个郡的守军共同响应，合兵 20 余万，颜真卿被推举为盟主。

这样使安禄山在黄河以北控制的地区只剩下 6 郡，大大地牵制了叛军，安禄山因此不敢急于攻击潼关。从而为大唐更好地抗击叛乱赢得了时间。

肃宗时，颜真卿任太子少师，封鲁君公，人称“颜鲁公”。他曾多次上疏，陈述自己的政见，并对不利于治国的奏议直言驳斥。由此得罪了宰相李林甫，遭贬谪。后代宗即位，他重新受到重用。任尚书右丞。当时，宰相元载背着皇上结党营私，非常害怕群臣在皇上面前揭发他，便奏禀皇上说：“群臣讨论国事，言语中多有谗毁，以后再商议国事时，不如让他们先告诉长官， 长官再告诉宰相，宰相最后作定夺，择要禀于陛下。”颜真卿闻知后，慨然上疏，陈述自己的看法：“郎官、御史，是陛下的心腹之臣，他们出使天下， 对国事民情细加察访，然后归朝禀告，这样才使陛下得以了解整个国家的真实情况。如果陛下自我屏蔽，国家如何治理好呢？⋯⋯我以为，宰相的建议是自古未曾有过的，即使李林甫、杨国忠也不敢公然这样做。如果陛下不早日觉悟，渐渐孤立起来，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颜真卿的直言正义，深得朝廷内外臣民的敬重。但元载却怀恨在心，后来终于找了个借口，谪贬了他。

德宗在位时，李希烈发动叛乱。对颜真卿也心怀忌恨的宰相卢杞向皇上建议，如果派颜真卿去向李希烈宣告皇上旨意，不必出兵镇压就可以使叛乱平定，德宗准许了卢杞的荐举。众臣却都大惊失色，他们知道，此去必死无疑。但颜真卿还是毅然前往。到达李希烈占据的汝州以后，他向李希烈宣告皇帝谕旨，言辞坚定。李希烈的千余名养子拔刀将颜真卿围住，诸将也纷纷谩骂不已，意欲杀死他，但颜真卿毫无惧色。李希烈先把颜真卿请入府邸， 企图让他上疏给皇上，替自己开脱罪责，他坚决拒绝，并痛斥李希烈的叛国行为。李希烈见不能说服颜真卿，便把他囚禁起来，派士兵防守于门外。而且，李希烈还在院中控了个大坑，以活埋相威胁。但颜真卿仍不动摇，对李说：“死生自由天命，不必再枉费心机。”颜真卿考虑到自己必定要被杀害， 便写下遗表、墓志、祭文，指着栖身的西墙说：“此处就是我的葬身之地。”

表示自己死而后已的决心。后来，颜真卿多次指责李希烈祸国殃民的罪行， 终于被害。

颜真卿坚持操守、忠为国、反对叛乱、刚正不阿的行为和品德，深受人们的敬仰。后人不以姓名只以鲁公称呼他。由他扶植起来的李正己、田神功等人，皆以颜真卿为立身行事的楷模，都立下了大功。

颜真卿还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初学褚遂良，再研习张旭笔法，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正楷端庄雄伟、古朴苍劲，行书遒劲郁勃，打破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书体，古法为之一变，后人称他的书法为“颜体”。传世碑刻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等；书迹有《自书告身》、《祭侄文稿》等。另外，颜真卿还修过地方志书， 撰有地方志《石柱记》。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

颜真卿志坚业精，光耀华夏，永为后人称道。

济时敢爱死 穷年忧黎元

——杜甫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曾祖时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东）。生于 712 年，卒于 770 年，他家世代“奉儒守官”，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杜甫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学熏陶。

杜甫的青年时期，经济状况较好。20 岁后曾先后在吴、越、齐、赵一带漫游，和李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值开元盛世，10 年壮游使杜甫接触到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使其诗歌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倾向，一首《望岳》流露了诗人的雄心壮志以及对祖国河山的无限热爱。

35 岁以后，诗人困居长安 10 年，才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怀济世宏愿，天宝五年（746 年）杜甫到长安谋职，10 年之久无结果。这期间，唐玄宗纵情声色、穷兵黜武，官吏贪污骄横，人民受到的剥削和侵扰日益严重，安史之乱正在酝酿之中。杜甫的生活逐渐困窘起来，不得不过着“朝扣富儿门，幕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仕途失意使他认识到政治的黑暗，深入生活使他体味到人民的痛苦，从而写出了《兵车行》、

《丽人行》、《赴奉先咏怀》、《前出塞》、《后出塞》等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诗人历尽艰险，遭受种种磨难， 尝到了国破家亡的辛酸。后来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穿过双方对峙的战场，奔赴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拜见了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不久，因上疏营救房琅触怒肃宗，从此屡遭贬斥。乾元二年（759 年） 春，杜甫由华州往河南旧居探亲，归途中深切体味了人民蒙受战乱的痛苦， 目睹了残酷兵役下人民的悲惨遭遇。这期间他写出了《哀王孙》、《悲陈陶》、

《春望》、《羌村》、《北征》以及“三吏”、“三别”等具有高度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篇章，这些诗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乾元二年（759 年）秋天，杜甫弃官携全家由华州经秦州、同谷，漂泊至尚未遭兵燹的成都，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盖了一座草堂。5 年后，杜甫被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称“杜工部”），过了几年比较安定的生活。永泰元年（765 年），推荐杜甫的严武去世后，杜甫不得不同家

人乘舟东下，“漂泊西南”，在云安羁留半年后到夔州住了近两年。大历三年（768 年），杜甫起程想北归洛阳，没有成行，在湖北、湖南一带辗转漂泊。大历五年（770 年）冬，贫困交迫的诗人死在茫茫湘水上的一条破船中， 终年 59 岁。灵柩开始停在岳阳，诗人身后萧条，43 年后，遗体才得以归葬偃师。从 759 年到 770 年 11 年间，贫困中的杜甫竟写了 1 千多首诗，他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遭田父泥饮》、《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都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品。

杜甫的诗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无论生活何等艰难，前途怎样险恶，他总是“穷年优黎元，叹息肠内热”（《赵奉先咏怀》），“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真正做到了以后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诗人所留下的 1，400 余首诗篇，字字句句渗透着爱国爱民的赤诚。

杜甫的个人命运同祖国的命运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热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变化，其诗涉及国家生活中的军事、外交、内政各方面。读杜诗， 如同欣赏一段段渗透了爱国激情的历史。如《春望》写下了国家危难时诗人的悲愤：“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新婚别》中不仅写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同时写了新娘子鼓励丈夫杀敌报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杜甫支持平息安史之乱、阻止外族入侵的正义战争，歌颂广大人民不惜自我牺牲、保家卫国的精神，可见杜甫由反战到主战态度的转变完全是由国家人民利益出发的。他痛述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一旦大乱初定，诗人便欣喜若狂，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热爱国家也使杜甫极端憎恨祸国殃民的各种贪官污吏、权臣军阀。他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正是唐帝国由兴盛转入衰颓时代，目睹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和百姓的颠沛流离，愤恨之中写下《兵车行》、《丽人行》、“三史”、“三别”等许多揭露黑暗的作品。《丽人行》中，杜甫用极深刻的讽刺口吻描写杨国忠兄妹的奢侈荒淫，表达出他对权贵的憎恶。

《兵车行》则是他对向外侵略、加重人民负担的封建王朝的抗议。在《赴奉先咏怀》这首不朽的长诗中，他用鲜明的对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有力地揭露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高度的爱国精神，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一大特色。

人民，是杜甫诗歌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杜诗不仅广泛反映了人民痛苦， 如“三吏”、“三别”、《征夫》、《兵车行》、《岁晏行》等等；而且替百姓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和愿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他赞美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如《负薪行》、《最能行》、《遭田父泥饮》等。住在成都草堂，茅屋被吹破又遭大雨时，他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从自己的痛苦联想到天下没有茅屋住的贫苦人民，表现了他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已经不再是推己及人， 而是更高一层，“宁苦身以利人”，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古来有多少人能真正达到这种境界！

杜甫诗歌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现实

主义特色在他的叙事诗中得以充分体现。杜甫继承了中国少数传统叙事诗的优点，并加以创新和发展。抒情诗也有他自己的特点，多用五、七言近体， 叙事诗则多用五、七言古体。杜诗的风格多种多样，但历来为人们公认也是杜甫自道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杜甫晚年，艺术创作的责任感进一步加强， 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同时大量运用民间俗语，诗句平淡、自然、亲切感人，杜甫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力求每篇都“毫发无遗憾”。

杜甫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他一生念念不忘疮痍满目的祖国和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文人，如陆游、辛弃疾、顾炎武等。杜甫诗歌中也曾表现出一些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他以创作实践替文人的诗开辟了接近人民诗歌的宽广的道路，是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沈括

沈括，字存中，杭州钱塘县（今杭州市）人。生于 1031 年，卒于 1095 年，是我国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科学家。他在许多科技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 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元朝人所修的《宋史·沈括传》称赞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并将他的著作《梦溪笔谈》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说：“沈括这样的人物，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唯有中国出了这样一个，我把沈括称做中国数学家的模范人物或理想人物，是很恰当的。”

沈括出于一个封建官吏家庭。他的父亲历任通判、知州、转运使等地方官，后官至太常寺少卿分司南京（今河南商丘）。沈括青少年时代，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了解风物民情，这对他的思想和学识有一定的影响。沈括的母亲许氏知书达理，在母亲的指导下，沈括 14 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

1054 年，沈括 23 岁以父荫袭为沐阳（今江苏沐阳）主薄（办理文书等

事务），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他主持“疏筑百渠九堰”，整治沐水，使 70 万亩土地得到灌溉。1061 年，在宣州任宁国县令，修复了规模更大的“万春圩”，开辟出旱涝保收的良田 1，270 顷。1063 年考中进士，出任扬州司理参军。任中得到上司转运使张的常识，保举他入京（开封）当编修，这使他有机会广泛阅读皇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在此期间，他对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因此又被提升为太史令兼任司天监。主持编修《奉元历》。他还提出了根据实测来修历的正确主张。

1069 年，宋神宗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下令推行王安石的新政。沈括的思想和王安石有很多共同之处，参与了变法活动。并接受了当时的一项重点水利工程——疏浚汴河的艰巨工作。那时候， 北宋都城开封仰赖汴河漕运。可是汴河泥沙淤积、年久失修、河床升高，影响了漕运和京都人民的生活。他对汴水进行了细致的勘测，不仅测出从开封到泗州入淮河口的汴水河道长度，而且用“分层筑堰”的方法精确地测出了开封到泗州汴水沿岸的地势差为 19 丈 4 尺 8 寸 4 分。

11 世纪中叶，辽国统治者乘北宋被西夏所困，向宋提出领土要求，边界纠纷不断发生。1074 年宋神宗决定派沈括来办理这桩棘手的交涉。当时辽的

态度很强硬，人们都担心沈括此行有生命危险。神宗问沈括：“辽人的心理是难以捉摸的，万一中途生变，危及使者安全，不知你将何以自处？”沈括毫不犹豫地答道：“臣只有一死来回答！”表明了他为维护民族尊严誓死不屈的决心。沈括入辽，13 天里谈判 6 次，双方展开激烈交锋。沈括据理力争、针锋相对，结果是辽方大失所望，沈括凯旋而归。

还朝不久，沈括提任三司使，管理全国财政，推行财政制度改革。王安石罢相后，沈括也因诬告被罢三司使职。1080 年又被起用，出知延州（陕西延），做鄜延路安抚使，统帅陕西大军，与西夏交战，屡立战功，受到宋廷嘉奖。1082 年，西夏大军攻陷永乐城，沈括当时力保绥德，不能前往救援， 因此而遭贬。

沈括从 1076 年起，奉命编修《天下州县图》。经过 12 年不懈的努力，

《天下州县图》终于编成。这是一套大型地图集，其中有北宋全国大地图一幅，高 1 丈 2 尺，宽 1 丈。全图共 20 幅，绘制精细，内容丰富。《天下州县图》在我国地图绘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后，沈括迁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他在那里购置田园，建起一座美丽的花园， 取名梦溪园。他将自己平生的见闻读录加以整理，编成《梦溪笔谈》。这部书虽称“笔谈”，实际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极有学术价值的学术著作，它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包括了沈括毕生研究科学的结晶，反映了 11 世纪我国科学技术上达到的水平和取得的巨大成果，它在世界科学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

从《梦溪笔谈》里，可以了解沈括在许多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在天文历法方面，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太阳历和农历相结合的人。他创制的《十二气历》是一部彻底的阳历，用于农业生产比现行的公历合理；在地质学方面也是他最早提出了关于水流侵蚀、冲击作用的理论，在数学方面，他首创了隙积术和会圆术；在物理学方面，他是地磁偏角的最早发现者；在医学方面，他提出的“五难”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沈括也是世界上最早认识石油的。他到延州时曾见到过当时被称为“脂水”的石油，并取来烧烟制墨，他断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石油”之名，就是沈括首先使用的。

《梦溪笔谈》还使我们知道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指南针和活字印刷的国家，更可贵的是这部书还闪烁着劳动人民智慧的光辉，布衣毕升，河工高超、平民卫朴、木工喻浩，以及掌握“团钢”、“灌钢”技术的河北锻钢工人，从沙石泉水中采集石油的鄜延人民等的光辉业绩，都得到了颂扬。这些，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梦溪笔谈》在介绍科技发展的同时，对北宋的社会现实有所暴露，对国家兴亡表示了关心，所以这也是一部有变革思想的爱国的科学家撰作的一部学术著作，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部不朽的杰作。

沈括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一颗醒目的科学巨星，他的爱国精神以及顽强刻苦、勇于探索的钻研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今天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杂剧抒胸臆 梨园领风骚

——关汉卿

关汉卿，号已斋叟，元代大都（今北京）人，确切生卒年已不可考，约

1220—1300 年在世。一生没做官。

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民族矛盾极为尖锐。中国北部的蒙古贵族，先后灭掉了金和南宋政权，统一了中国，建立起元政权。元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在全国的统治，实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将全国人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对汉族一般知识分子采取压抑政策，几乎 80 年间就开过一次科举考试，而录取后授官，不同等级的人也官位不同，仍是一等等降低。当时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之说。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极为低下的。

关汉卿的父祖辈可能是以行医为业，这样的家庭在当时是比较受重视的，可以免交一些捐税，子孙即使不再行医也可袭为医户。关汉卿是否行过医，已不可知，但从他的杂剧中推知他精通医学（见《拜月亭》第二折）。关汉卿没有以行医为业却投身杂剧艺术事业，用自己手中的笔，猛烈抨击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为人伸张正义，表现出一个爱国者的凛然正气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同时，关汉卿的选择，也体现了一个正直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省察时政、关心人民疾苦的高尚品质。他也把自己比喻成“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以示绝不向统治者屈服的决心。

杂剧是一种高度综合的艺术，创作和演出都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才能学识。元人陶宗仪在《南付辍耕录》中说关流卿是“高才风流人”，《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概括出一个戏剧家学识渊博、文才横溢、举止萧洒、幽默滑稽、富于情感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风貌。关汉卿对当时流行民间的各种技艺也很精通，他在散套《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很自岁地写道：

分茶钺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

我也会围棋，会蹴，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 会吟诗，会双陆。

精通这些技艺，表明他与市民阶层有着广泛的联系，熟悉下层民众生活。据记载，他与当时戏剧界的王和卿、杨显之、梁退之、费君祥等都有很深的交往，有的还是忘年交。而且，关汉卿与当时名妹朱簾秀还有密切往来。他曾作过一首《南吕一枝花》赠朱，赞叹她的容貌和风姿，对其优美的舞台形象和娴熟的演出技巧也由衷赞赏。关汉卿后一南游扬州，仍没忘旧交情，为两人的重逢欣然命笔。在当时，涉身勾栏瓦舍与娼优为伍，为一般文人不睬， 更为封建士大夫所不屑。关汉卿不顾这些，甚至亲自登台，与社会地位低下的艺人一道演出，表现了他献身戏剧的坚强决心。他曾写道：“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还照样“向烟花路儿上走”。关汉卿成为玉京书会的才人领袖，成为“编修师首”、“杂剧班头”，表明他在杂剧界的崇高地位。

最能体现夫汉卿热爱祖国壮丽河山、痛恨反动统治者，同情人民的苦难， 歌颂人民群众反抗民族压迫、阶级剥削的斗争精神的，是他的散曲和剧本。关汉卿也曾有过一段漫游生活。漫游中，他饱览了祖国南北风物名胜，开阔了眼界胸怀。北国冬雪中的村野景色，使他留连忘返，江南春天的山光水色更令他陶醉。他深情赞美：“澄澄水如蓝，灼灼花如绣”。在扬州，他惊叹风物的繁盛，写出名句：“千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在《单刀会》里，借关羽之口，抒发了他面对奔腾浩荡的长江感发的豪万情怀：“长江， 今经几战场！却正是后浪催前浪。／大江东去浪千叠”、“水涌山叠，年少

周郎何处也？”寥寥数语，把长江的气势同内心的激荡融合，充满了对祖国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的感慨，洋溢着积极昂扬的精神。杭州，这座闻名遐迩的古城，更引得他盛赞不已。专门写了散套《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其中有“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 “纵有丹青下不得笔”的句子。该散套成为至今最真切、最具体地描绘南宋故都繁盛风貌的历史资料。

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多达 60 余种，现存 18 种，其中以妇女为主角的占

12 种之多，充分反映了他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妇女问题往往是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透过它可以深刻地反映社会弊端。《窦娥冤》、《救风尘》是代表作。窦娥 3 岁丧母，7 岁卖给蔡婆家做童养媳。长大后，结婚不到两年，丈夫又死去，婆媳二人相依为命。蔡婆讨债遇险，被恶汉张驴儿父子救起，张氏父子借此威胁婆媳相嫁，窦娥执意不肯，张驴儿便想趁蔡婆卧病时毒死蔡婆，强占窦娥，不料张驴儿父亲误食药汤身死。张便陷害蔡氏婆媳二人，且买通官府。在严刑下，窦娥为救护婆婆，屈打成招，被判死刑。在法场上， 窦娥责天怨地，痛斥官吏的不公，骂骂黑暗的社会现实。临刑前发下 3 桩“无头愿”，以示自己的清白，果然三桩誓愿俱都应验。3 年后，已中举的父亲来审案卷，窦娥的鬼魂向父亲诉说了冤情。终得昭雪。剧中，桃杌太守是贪残暴虐的元统治者的代表，张驴儿则是社会上那些依恃官府，横行无忌的“泼发凶顽者”的典型。窦娥苦难的一生，也是千万善良贫苦的人民不幸命运的缩影。关汉卿在这些人物身上寄寓了审美理想，而全剧始终贯穿着一个反判的主题。

《救风尘》以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妓女为主角，写侠妓赵盼儿设计救出同伴宋引章的始末。在关汉卿笔下，她们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沦为达官贵人的玩物，但她们并不自甘堕落。她们有感情，有理想，有过正常人生活的强烈要求；她们有胆识，有正义感，有魅力，机智勇敢。尽管内心深处潜藏着深得的痛苦和悲哀，仍坚贞不屈，顽强抗争，争取做人的权利。在她们身上， 同样反映出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

在关汉卿的剧作中，还有以三国故事为题材，意在反抗异族统治的作品。他借助塑造的历史英雄人物，热情歌颂了在压迫面前慷慨悲壮、义不受辱的战斗精神。代表作是《单刀会》。剧中描写东吴鲁肃为索取蜀汉占据的荆州， 约驻守荆州的关羽过江赴宴，设下圈套，希图囚禁关羽，达到逼索荆州的目的。关羽明知有诈，但毫不畏惧，充分相信自己，毅然单刀赴会。在宴会上， 关羽对鲁肃索要荆州的要求严辞拒绝。在危机时刻，一手拉起鲁肃，一手提着青龙偃月刀，从容走向江边，东吴伏兵不敢轻动，关羽安全渡江而回。在船上，关羽对着波涛万顷的江水，豪情勃发，慷慨高歌，使人们看到一个顶天立地、坚持“汉家节”的英雄形象。在当时元政权的民族压迫下，全剧矛盾所向是清楚的。关羽那种保卫汉家基业，坚持“汉家节”的精神品质，虽然是一种正统思想，却敢会自然地唤起人民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感情。

总之，关汉卿的名字，已彪炳青史。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曾说：“从来豪杰之精神，不能无所寓”，王实甫、关汉卿的作品，“皆其一生精神之所寓也”。关汉卿以他的剧作、他的人格，赢得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爱戴。世界和平理事会曾将他作为 1958 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这确实是中国人的骄傲。

中国的“第谷”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路刑台县（今河北省刑台县）人。生于 1231 年，

卒于 1316 年，是我国元代杰出的科学家。因其父亲早年去世，郭守敬从小随祖父长大。其祖父郭荣学识渊博，通晓五经、数学、天文、水利等多种学科。他因受祖父的熏陶，从小学习就很刻苦，并且很留心观察周围的自然现象。祖父为了使他得到深造，曾让他跟随自己的老朋友刘秉忠学习。刘秉忠深通天文、算数、地理、音律等各方面知识，当时他正在今河北武安县紫金山与朋友张习谦等人一起研究学术，郭守敬和唐县的少年王恂等跟着知识渊博的大师们学习，很快在天文、算数、历法等方面有了很大的长进。

郭守敬从小胸有大志，专心致于学习，遇事善于思索，学习勤于实践。在他十五、六负时得到了一份“璇玑图”，被古人用仪器观测日明星辰的景象吸引住了。他认真阅读了“璇玑图”，又亲自动手用竹蔑制了一台竹浑天仪，还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安放浑天仪的土台，在台上用竹浑天仪直接观测天空中星星的位置。还有一次，他得了一幅古代计时仪器“莲花漏”的图样， 莲花漏的原理和构造的当时是比较复杂的，成人不风实物也不容易搞清它的原理。可是郭守敬得到这幅图后，象着了魔似地日夜琢磨，终于弄懂了它的原理，并能清清楚楚地把原理表述给别人。

郭守敬的经历和科学研究同他幼年时期紫金山的师友有密切的关系。他30 岁时，其师长张文谦兼任了大名府和彰德路（今河北大名地区西部至河南安阳地区东部）的宣抚使，郭守敬应邀做张文谦的助手。在这些地区亲眼见到了灾害频繁、农村凋敝的情景，了解到战争破坏和赋役压迫下北方人民的苦难，感到恢复农业生产的根本的问题之一是兴修水利。于是他认真地察看了这一地区河流水渠的分布情况，仔细对地势地形进行实地考察，并且酝酿了一整套治理的规划设想。中统三年（1262 年），当张文谦引荐他见到元世祖忽必烈时，他向忽必烈提出了治理这一地区的 6 项建议，忽必烈称赞“象他这样的人，才是真能办事的人，而不是摆样子吃闲饭的”。忽必烈很器重他，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次年，又升任他为佩带银符的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1264 年），蒙古族人唆脱颜被派往西夏（今甘肃、宁夏和内蒙西部一带）视察，郭守敬随行。这一地区原是黄河流域富庶之地，素有“塞外江南”之称，可郭守敬去视察时，这里已是一片残破景象。土地荒芜、渠道淤浅、闸坎倾废，人民纷纷外逃。见到这种情景，郭守敬马上着手进行有关水利的勘测和规划。提出“因旧谋新，更立牐（闸）堰”的正确方针，西夏河渠疏浚修复工程顺利完成后，很快显出了效益，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以后，郭守敬被提升为掌管全国河渠、堤防、桥渠等项事宜的高级官员——都水少监。后又亲自勘察和规划了多处水利工程，“河、渠、泊、堰”不下百余所。至元八年（1271 听），升任为都水监。至元十二年（1275 年），他以海平面为标准，比较大都（今北京）和汴渠（今开封）地形的高低，成为“海拔”概念的始创。

1271 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这时，他已经统一了中国北方，认

识到了编订新历的重要，于 1276 年设立了编订新历的专门机构——太史院， 由当时的昭文馆大学士张文谦总管。郭守敬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他提出治历的指导思想。认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主张以实际

的观测为基础，事先要做好适用的仪表的准备。太史院集中了一批天文学家， 在郭守敬等人的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历法研究、仪表制作和天文测量的工作。郭守敬对旧的天文仪器亲自逐一检查，并开动脑筋与工匠配合，研制出新的天文仪器 20 余种，其中许多仪器在当时是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例如， 郭守敬发明的“简仪”，是改造宋朝的“浑仪”制造而成。简仪构造简易， 使用方便，精密度也大大提高。这样的精度，3 百年后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发明的仪器才能与之媲美。郭守敬还改进了我国古代测量日影长短变化的工具

——“圭表”，减少了测量的误差。他还利用小孔成像的原理，创制了“景符”，使虚影变清，使测量的精密度得到了提高。清朝初年，西方的传教士汤若望来到中国时，看到郭守敬创造的天文仪器，表示非常钦佩。他尊称郭守敬是“中国的第谷”。

在改造和创制天文仪器的基础上，郭守敬又建议成立“司天台”，并在全国各地设立 26 个观测点，开始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这次观测有极大收获，特别是对于恒星的测量，精度比宋代提高了约一倍。此外还测量了前人未命名的恒星 1 千余颗，使记录的星数从传统的 1464 颗，增加到 2500 颗。

这个数字，比 1 百年后西欧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 1022 颗多出一倍半，显示了我国古代恒星位置的测量水平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在大量观测的基础上，经过郭守敬、王洵等天文学家的努力，1280 年新历告成，命令为《授时历》。《授时历》吸取了我国古代各种历法的精华， 运用了宋朝以来数学发展的新成就，并加以创新，成为当时最优秀的历法。它的所有数据几乎全是历史上最先进的。它采用的太阳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 日。这数值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 26 秒。现今通

用的公历比《授时历》晚 3 百余年颁行，采用的也是同一数据。《授时历》

从 1281 年始在全国实行，直到明末，使用时间长达 363 年，成为我国历史上使用最长的一部历法。

新历制成后，郭守敬又把注意力转到开凿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工程上。在劳动群众配合下，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段运河就是著名的“通惠河”。从此，古代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就全部完工了。这一成就不仅便利了南粮北运，解决了当时大都的水源问题，而且对后来北京的建设也有深远的影响。

郭守敬是一个在天文、历法、数学、水利等方面都有杰出在就的著名科学家，也是一个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为了彰示他的成就，1970 年，国际天文学会决定将月球背后134°W、8°N 位置上的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1978 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正式公布将该台 1964 年发现的、国际小行星编号为 2012 号的小行星（2012.1964TE2）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

“东方医学巨典”的完成者

——李时珍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山人，别号可观。生于 1518 年，卒于 1593 年。是我国明代卓越的医学家，也是当时世界上伟大的科学巨匠之一。因著有《本草纲目》而垂芳青史，流誉五州。

李时珍出身于湖广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的一个世医之家。祖父即善

操医术，父亲李言闻，是当地一位有着丰富实际经验和药物学知识的著名医生。李时珍受家庭影响，耳濡目染，从小便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但在旧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乡村医生更是屡遭官僚乡绅富商等的轻侮。李言闻屡试不第，又痛感为流俗所轻之苦，便把仕进的希望，寄托在李时珍身上。力督李时珍读经书，习八股。由于李时珍天生聪慧，加上勤奋好学， 14 岁（1531 年）便考中秀才。此后，李时珍越来越受医学，厌倦读经书、习八股。因此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尤其是在最后一次赴武昌考试后，积劳成疾，幸亏得到他父亲的一剂黄芩汤才使他转危为安。这件事使李时珍切身体会到医中奥妙，成为他弃儒从医的契机。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自己不能再在这条路上虚掷生命了，于是终于下定了摒弃仕途、从事医学的决心。

1542 年，李时珍开始随父行医。由于李时珍用心钻研前人的医学著作，又注意在医疗实践中学习并检难书本上的知识，因此，他的医术提高得很快。 1545 年前后，蕲州一带发生水灾，瘟疫流行。他悲于悯人、救死扶伤，

对病家总是有求必应，不计报酬。医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1551 年，李时珍由于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被聘做楚王府的奉祀，掌管官府里的“良医行”。后来，又因他治愈了楚王朱英燈的世子（楚王王位继承人）的暴厥症，又被推荐到太医院做事。到太医院后，他本想为祖国医学作点贡献，但这美好的理想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人们的非议和毁谤。不久称病辞职回乡。

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结合着治病读了大量的药物书籍，发现了不少药书对药物性能的记载有错误。还耳闻目睹了很多因误用药物而发生的死亡事故。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决心要写一部新的药书，纠正古书中的错误，同时把新发现的药物和科学的医药知识写进去。

为了做到这些，他阅读了大量的古代医药著作，对药材进行了全面的比较、选择和鉴别。他前后共读了 800 多种医药学方面的书籍。并不满足于书

本上的知识，带着弟子出外考察，走过全国 10 多个省，深入穷乡僻壤、荒山野畔。白天采集标本，晚上加以分类，整理笔记。对每一种药用植的名称、产地、栽培、育苗及形态、气味、功效、保管等方面，都研究得非常细致全面。有时为了验证一种药物的功能，李时珍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品尝。

有一次，他为了弄清蔓陀萝的麻醉程度，就亲自服下了这种药。过了一会儿，他就感到精神恍惚，失去了知觉。他的弟子们吓坏了，急忙给他灌下了具有解毒作用的绿豆甘草汤。过了很长时间，李时珍才渐渐苏醒过来。他很高兴，马上拿笔记下了自己的感受。

李时珍在研究药物的同时，还注意收集“单方”、“验方”及民间秘方、土方。他有意接触很多人，只要能对他的研究有帮助的人，他都虚心求教。很多人听说他要编辑一部新的医学著作，都主动热情地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他，有人甚至无私地把祖传秘方也交给了他。

李时珍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本草纲目》的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时 27 年，终于在 1578 年，年逾花甲的李时珍

完成了《本草纲目》的初稿。又经过 10 余年的修改，先后三易其稿，才将这部空前的药物学著作最后定稿。

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时作为蓝本的《征类本草》，原载药物 1558

种，但这些药物名称杂乱，而且重复很多。经李时珍整理后，实得药物 1479

种。李时珍又收录宋代以后各代医家新采用的药物 29 种，他自己新增加的药

物 376 种。全书共 52 卷，190 多万字，分为 16 部、62 类，共收药物 1882

种。除植物性药物外，还有动物性药物 445 种，矿物性药物 276 种。另外，

书中还收录古代医家和民间流传的方剂 11096 个，其中李时珍自己收录的就

有 8161 个。书中还附有 1160 副药物形态图，以增加人们对药物的感性认识。

《本草纲目》的最大贡献，在于对我国 16 世纪以前的“本草之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澄清和纠正了前代一些不合理或错误的传说和记载，并增加了许多新发现的有效药物，充实了本草的内容，把我国的医药事业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李时珍一生写了很多医药书，如《奇经八脉考》、《濒湖医案》等等。现在大部分已经散失了，流传下来的只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两书。这两部书现在是学习诊脉的必读书籍。

1593 年，75 岁高龄的李时珍与世长辞了。而《本草纲目》直到他逝世后的第三年才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出版，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金陵版” 的《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的出版，受到了我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普遍赞誉。1606 年， 该书传入日本和朝鲜，以后又陆续被译成拉丁文、法文、俄文、德文、英文等多种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地，被称为“东方医学巨典”。

历名山大川 书鸿篇巨制

——徐弘祖

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江阴（今属江苏）人。生于 1586 年，卒于

1641 年。他是我国明代一位杰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著有《徐霞客游记》一书。就毕生从事旅游，且游之广、路之远、时之长、游记篇幅之巨和内容之丰富而言，徐霞客及其《游记》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无与伦比的伟人和巨笔， 在世界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徐霞客上祖豪富，至他父亲时家道中落，但他的父亲与母亲拮据修身， 竟也渐复旧观。富裕优越的生活，使他能够结交当时的许多名人学者，从小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家里的丰富藏书，使他有机会博阅古今史籍及方志。徐霞客自幼聪颖过人，青年时代曾应试不得意，有感于明末政治黑暗，从此不应科举，不入仕途。他最喜欢涉猎历史、地理和游记一类书籍，读得越多， 兴趣越浓。他决心走出书斋，投身大自然的怀抱，进行实地考察。

徐霞客的旅行探险生涯，从 22 岁开始，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55 岁） 为止。30 多年中，足迹遍及今北京、天津、上海 3 市和 16 个省区，行程数万里。他早期的出游，由于老母在堂，旅游的时间都较短，每两次旅游之间总有一些时间在家侍奉老母。所到地方，交通都比较方便，可以计程来往。他的母亲是他终生旅行的巨大鼓舞力量，她不仅勉励儿子外出远游，而且还为儿子亲手缝制“远游冠”，“以壮其行色”。1624 年，在她 80 高龄时， 还与儿子一道游了家乡附近的荆溪、勾曲两地。徐霞客所受的鼓舞可想而知。次年母卒，徐霞客至服丧期满，遂上万里征程。他不无感慨地说：“当初有老母在堂，我不能不有所分心，现在是我可以全心全意献身于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了。”

崇祯元年（1628 年）徐霞客游闽直至广东罗浮。次年，北上游北京及盘山。崇祯三年又游闽。崇祯五年，游浙江天台山、雁荡山。崇祯六年，又北

上京都，辗转山西五台，归里后，又入闽。几年之间，旅程忽南忽北，一来一去，何止万里。在那时的交通条件下，这是一般旅行者所万不能及的。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从崇祯九年到十三年，即从徐霞客 51 岁到卒前止，他连续 5年过着旅行生活。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时间最长、旅途最远的一次旅行。在整个旅行中，徐霞客同大自然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访名山，探幽洞必

须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走的是崎岖的羊肠小道，甚至要攀登悬崖峭壁，穿越深邃洞穴，常常置身于荒野险僻处，出没于深山老林中。一路上，风餐露宿，栉风沐雨，历尽了千难万险。如在游浙江雁荡山的时候，为了勘明大龙湫瀑布的源头和雁湖的确切位置，他冒着坠身深壑的危险，几次攀登雁岩顶峰，途中碰到一面绝壁，就解下足布，接起来悬于崖顶。但带子又为突出的岩石磨断，经过再次系结之后，又用力腾跃，才脱离了险境。然后利用这垂空的足布攀援而上。又如，他在湖南茶陵探索麻叶洞时，当时居民说洞内有神龙蛰居，不肯给他做向导。他便和仆人待火炬进洞，作了详细的调查。这样的例子在他 30 多年的旅行生活中，是不胜枚举的。在旅途中，还经常有遭受强盗抢劫，甚至杀害的危险。他曾三次绝粮，两度遇盗，财物被抢劫一空。同行者也畏难而别。但他矢志不移，令人钦佩叹服。

在旅途中徐霞客白天考察、晚上记述，不论是在山村茅屋里的油灯前， 或是在荒野破庙的松明灯下，他都坚持写游记。他一生心血，走笔成书，遂成千古不朽之作。流传至今的《徐霞客游记》共 10 卷，达 60 余万字。

《徐霞客游记》以日记体裁记录了徐霞客毕生行踪和考察结果。它既是一部清丽新奇的散文名篇，又是重要的地理学文献，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钱谦益就赞扬它是“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游记”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一部科学巨著，内容丰富多彩。有对江河源流的勘探和辨讹，有对地形地貌的考察和研究，有对动植物生态品种的比较和鉴别，有对矿产物产、水文气候的观察和记述等等。其中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和研究，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有的关岩溶地貌的珍贵文献，比欧洲人于 18 世纪后半期才开始的岩溶地貌的考察要早一个多世纪。

徐霞客不迷信经典。他考察了湖南、广西、云南等省，对长江、南盘江、北盘江、潇、郴、漓等诸水的源流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并纠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不足和地方志记载的错误。历代都认为岷江是长江的正源，有“岷山导江” 之说。徐霞客经过实地调查勘察，写了著名的《江源考》（又名《长江纪源》），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另外，还写了《盘江考》， 虽然由于条件的艰制，有不少错误，但不失为有价值的科学记载。《徐霞客游记》对一些自然地理现象，作为科学的解释，揭示出一定的自然规律。如对于火山爆发的描述；在海拔高度相同的情况下“路程越短，则水的流速越急”的科学论断等等。

徐霞客先取了一条与同时代那种脱离实践的空谈之学完全相反的道路。实地考察自然、系统地描述自然。他的“游记”不愧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他的业绩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怀念。

中国的狄德罗

——宋应星

1637 年（明崇祯十年），一部在世界科技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在我国问世了，这就是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

宋应星是我国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家长庚，江西省奉新人。1587 年（明神宗万历十五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受过正统的封建教育。其曾祖是弘治时进士，做过明朝南京光禄寺卿和工部尚书。但到其父时已是门庭不振，家道中衰。

为了重建祖父时代的钟鸣鼎食之家，其父宋国霖曾寄厚望于宋应星兄弟，希望他们在仕途上通青去得路、官运亨通。因此，与封建时代的许多文人仕子一样，宋应星也在“学而优则仕”的道理上竞争过。他博览群书，除了科举必读的课程，还读了史书、诸子百家、自然地理、农学、工艺等各种书籍，知识面十分宽广。

1615 年，宋应星参加江西乡试，与哥哥宋应升同时中了举人，宋应星名

列第三。以后曾 5 次进京赶考都名落孙山。尽管他给后人留下的那些汪洋恣肆的文章，悲愤激越的诗句，比起同时代的进士及第者们味同嚼蜡的八股文章，不知高明多少倍，然而不断落第，说明他的思想和志趣同封建当权者是难以合拍的。但是，几次水陆兼程的京师之行，大开了宋应星的眼界，使他有机会深入广大的城镇、乡村、码头、矿山进行实地考察。他看到当时的社会，一面是政治的腐败黑暗，另一面却是经济上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特别是苏杭一带的丝绸，松江的棉布，景德镇的瓷器，京口、芜湖的浆染，无锡的印刷等等。这些手工业中心的出现，城市人口不断增加，都显示出这个时期商业贸易的发达，也体现商业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的提高。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考察和调查之后，他开始了新的思考与选择，最终把自己与广大的工匠、农夫、矿工和船夫子们联在一起，而不再去光顾那奉天殿了。

宋应星在最后一次应试失败时，已经 45 岁了。不久，他父母相继去世，

为了承担养家度日的责任，他便于 1634 年出任江西分宣县教谕。生活安定， 公务清闲，使他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技术，将他长时间考察得来的各地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加以整理。在当教谕的 4 年中，宋应星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并没有保持沉默，他认为要挽救面临危机的政治局面，一方面要在政治上进行某些改革，强调严格法制和考试制度。另一方面则要发展科学技术，主张著书立说要有益于生人，提倡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开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写作时期，经常“炊灯具草”， 不舍昼夜地工作，要用实际行动追回那逝去的青春。他翻出当年沿途采访的手稿、笔记，奋笔疾书。由于他平时资料积累丰富，一部享有“科学技术百科全书”之称的巨著——《天工开物》，只用了一年时间，于 1637 年在南昌问世。

宋应星在序言中宣称“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原书分 18 卷，每卷都用两个古雅的字来命名。首卷《乃粒），讲的是种田吃饭；末卷《珠玉》， 多属富家玩物。这样安排，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这 18 个专题之下又分若干细目，几乎概括了当时农业和手工业诸方面内容，具有很高的科学和实用价值。书中不仅详述了农业、矿冶、铸造、纺织、食品、加工、造纸、印刷及其它手工业生产方面的经验，而且在重要地方插入了指示技术工艺的绘图近 200 幅。这些图线条清晰，比例适当，立体感强，关键的零部件都一一注明。我国古代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都因没有图谱而失传，有了《天工开物》中的图，我们就可以知道许多古代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原貌。

在《天工开物》里，宋应星对农业的记载特别详尽。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极为重视。有关五金冶铸、采煤、纺织、造纸、兵器、制曲酿造等方面的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

1771 年，日本出版《天工开物》的翻刻本。1950 年，它又被全部译成日文。1869 年，法国学者把《天工开物》摘译成法文，并复制了许多插图，书名叫《中华帝国古代和现代工业》。1882 年，德国学者介绍过《天工开物》。1966 年，美国出版了《天工开物》的英文译注本。国外的科技界有称誉宋应星为“中国的狄德罗”。

宋应星的一生写了许多著作，已发现的有《天工开物》和《野议》、《论天》、《思怜诗》等。另外还写了近 10 种书，可惜今天都失传了。

集数十载之精神 正数千年之遗误

——王清任

王清任，一名全任，字勋臣，玉田（今属河北）人。生于 1768 年，卒于

1831 年。少时尚武，学过篆艺，捐过“千总”的小官。20 岁开始行医，在滦州、奉天、北京等地为民行医。由于精通医术、为人磊落，为公卿所推许。1820 年到北京开设“知一堂”药铺，颇有名气。

王清任所生活和清代，是一个尊经复古的时代，因此清代医学也多重考古而疏实践。王清任却独开风气，本着求实的精神，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纲常的藩篱，反对拘泥古人、因循守旧的医学风尚，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对人体进行实际的观察和解剖研究，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医学道路。

人体解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国劳动人民和医学家很早就积累了这方面的知识。如《内经》、《难经》、《针炙甲乙经》、《千金方》等著作中就有不少记载。但是总的来说，人体解剖学的发展历程是步履难艰的，这主要是因为人体的观察研究和尸体的解剖和统治阶级所宣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等“孝道”相违逆。人体的解剖被统治者斥为是“不仁不义”的大逆不道的行为。

在医疗实践过程中，王清任非常注重对人体内脏的了解。他曾说过：“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他的一行就致力于对人体脏腑的研究。

早在青年时代，王清任在阅读古代医书的过程中，就发现古人对于脏腑的记述不仅失于粗略，而且多有自相矛盾之处。如对于肺、肾、脾、肝等的说法就各不相同，这是由于古人没有经过亲自实践而导致的结果。王清任对古代医书中的这些错误早有更正之志，却又苦于条件的限制，无法对人体进行直接而详细的解剖。到了 1797 年，王清任在滦州稻地镇行医，碰上当地正流行小儿疹疾，小孩十有八九死于此症。穷苦之家大多用草席裹尸，草草掩埋。野狗啃食，狼藉不堪，坟场上破腹露脏的尸体，数以百计。王清任路过坟场，便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坟场仔细观察群儿尸体。连看 10 日，观察了

100 多个小儿尸体，看全了 30 余具尸，方才弄明白古代医书中所描绘的脏腑与人的实际脏腑不相符合，即使是件数的多寡也不尽相同。只是胸中隔膜一片，看时都已破坏，未能验明是在心上心下，是斜是正。王清任在奉天、北京等地行医时，又跟踪到刑场去观看犯人，虽然看见了脏腑，胆是隔膜已破， 因此都没有达到目的。

直到 1829 年，安定门一位姓恒的请王清任看病，王清任谈及自己留心

40 年来，都未能将隔膜审验明确。适逢江宁布政恒敬在坐，说他自己在领兵之时，见到的尸体极多，对隔膜了解得非常清楚。王清任大喜过望，急忙向恒敬请教，方才弄明白此事。

在寻找机会观察人体的同时，王清任还借用动物来做实验，与人体进行验证、比较。通过 42 年不懈的努力，王清任于 1830 年绘制了 25 幅人体的脏腑全图，并著成《医林改错》二卷流行于世。

《医林改错》一书指出了古人的一些错误认识，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如古人认为肺有“六叶两耳”，“肺有二十四孔以行气”，“尿从大便渗出” 等等。对于这些错误认识，王清任从实际出发，给予纠正。又如对于一些生理病理现象的认识，古人也有错误。古代医书中认为心是思维器官，意志思虑智五者皆藏于心。王清任通过实际观察，提出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再如在病因学说方面，古人认为天花是由胎毒引起的，王清任对此用事实加以驳斥，断定天花属于流行性传染病。此外，王清任认为半身不遂非风火温痰所中，抽风不是风等。这些观点也是新颖透辟、有独创性的。

王清任不基本弄清了前人未曾认识或未弄清楚的人体器官及解剖部位。正确的记述了横隔膜是人体内脏上下的分界线，隔膜以上是心和肺，其余的器官都在隔膜以下；对动、静脉的认训也比前人加深了一步。这些对于解剖学的发展无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王清任的这些被称之为“直翻千百年旧案”的新见解，不仅有力地冲击着中国学术上存在着的“尊经崇古”的风气，而且对于中国医学也是一个大贡献。

在医学理论方面，王清任对中医的气血学说作了新的发挥。他认为治病的要廖在于疏理气血，并总结出 60 种气虚症和 50 种血瘀症。这对中医也是一大贡献。

王清任以活血化瘀学说为指导，把补气和逐瘀结合起来，创立了许多方剂，如血府逐瘀汤、通窍活血汤等。可治内、外、儿、妇产、精神、传染病各科之病。经过临床试验，确有疗效，有的至今仍被我国医学界所沿用。

王清任不以传统学说为宗，敢于对旧有学说提出大胆的质疑和批判。进步的医学家评价他的《医林改错》“集数十载之精神，考正数千年之遗误”， 是“稀世之宝”；而顽固守旧派却对他大肆攻击，诋级《医林改错》的价值， 认为它是越改越错。后人对他在论药立方上，以血液为病源，以逐瘀为疗法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认为只是一家之言，而非万全之治。但是王清任重视实践、敢于创新，他所取得的实绩是不能抹煞的。虽然按现代生理来看，《医林改错》尚有不少失误之处，如认为“心内无血”，动脉是藏气的，否认古人关于血管构造的一些合理说法，忽视中医关于切脉学说和脏腑经络学说在临床实践中的实际作用等。

《医林改错》一书，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产生影响。书的一部分曾被译为英文，王清任也被称为是“一个近代的的中国解剖家”。

（张强 胡宝伟 田宇 刘锟峰）

六、直言敢谏 嫉恶如仇

封建时代官场险恶，士大夫多奉行谨言慎行、明哲保身的信条。尤其是国君“金口玉言”，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故有“伴君如伴虎”之说。然而，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以国事为重，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嫉恶如仇、直言敢谏的将军、大臣，受到人们的敬重，名扬千古。

廉直刚正 无所曲挠

——刘毅

西晋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由门阀统治的腐朽昏暗的短命王朝。在当时浑浑噩噩的贵族士大夫中，也有少数识见不凡、廉直刚正的人，刘毅就是其中的一个。

刘毅，字仲雄，晋时东莱掖（今山东掖县）人。生年不详，卒于西晋太康六年（285 年），是汉代城阳景王刘章之后。父亲刘喈，曾任丞相属，刘毅“幼有考行，少历情节”（《晋书·刘毅传》）。由于出身贵族，使刘毅很容易步入上层社会。年轻时就成为当地很有影响的名士。名士，是东汉末年出现的一批新人物，他们掌握着一个地区的舆论大权，对朝政和人物进行品评。刘毅与那些明哲保身、雅尚虚玄、不务实事的所谓“名士”不同，他“臧否人物”，从事实出发，“见有不善，必评论之”，使那些形浑迹劣的王公贵人望风惮之。

曹魏末年，刘毅官任司隶都官从事。他秉公执法，不避权贵，曾弹劾河南尹，司隶校尉欲加以阻止，劝他说：“攫兽之大，鼷鼠蹈其背。”刘毅坦然答道：“既能攫兽，又能杀鼠，何损于犬。”表现了刘毅果断无畏的精神。他的行为得到了朝中有识之士的赞赏，与刘毅同郡的王基在推荐刘毅的书中称赞道：“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西晋建立后，刘毅历任尚书郎，驸马都尉，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等。直到咸宁初年，才转任司隶校尉。

坎坷的仕途，并没有改变刘毅刚廉的品格。在任司隶校尉期间，得知南郡太守刘肇以筒中细布 50 匹及其他物品贿赂侍中王戎，王戎“厚报其书”。刘毅便上奏朝廷，请将王戎“槛征讨廷尉治罪，除名终身”。王戎出身于大家豪门，且又官至侍中，又为西晋名士，刘毅要求惩办他，确实是胆量不小的举动。后来由于晋武帝的包庇，此事没有得到实现，但刘毅“纠正豪右”， 弹劾不法的行动，动使洛阳豪贵一时屏气，出现了“京师肃然”的局面。

刘毅的刚廉，不仅表现在纠察违法贵戚的行动上，而且还表现在不媚上奉迎方面。晋武帝马炎统一天下后，生活更加奢侈腐化。首先为祖宗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太庙，后又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宫殿。本来后宫已有好几千名美女，但是还不满足，又下令让人搜罗美女 5 千多名，专供他玩乐。晋武帝便整天过着荒淫无耻、纵情享受的生活。

晋武帝除了向老百性横征暴敛、搜刮钱财以外，还学习东汉时期汉桓帝、当灵帝的办法，公开标价卖官。有钱的人只要花一笔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官做。花钱少买小官做，花钱多买大官做。不过恒帝、灵帝卖官所得的钱都归国库，而晋武帝卖官所得的钱却供他个人挥霍浪费。

晋武帝这样腐败，许多大臣看在眼里，可是畏于皇帝的权势，而不敢吱声。刘毅任司隶校尉，常跟随晋武帝参加一些活动。太康三年正月初一，晋

武帝率领百官到南郊祭天，刘毅也跟随前往。祭祀完毕，晋武帝忽然慨叹一声，问站在身旁的刘毅：“我可以比得上汉朝的哪一个皇帝？”刘毅不假思索，便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看陛下跟东汉的桓、灵二帝差不多。”汉桓帝和汉灵帝是东汉时期两个最贪淫的皇帝。晋武帝满心希望刘毅把他比作汉高祖和汉武帝，因此很不高兴地说：“哪儿至于这样呢？我虽比不上古代的圣人，可是我平定了东吴，统一了天下，一心想做个贤明的君主，你这样比， 未免太过分了吧？”刘毅毫不客气地答道：“汉桓帝和汉灵帝卖官爵所得的钱都交入国库，而陛下你卖官爵所得的钱却装进自己的私库，从这一点讲， 我看还比不上汉桓帝和汉灵帝呢！”晋武帝闻听此言，再无话反驳，只得自我解嘲地说：“桓、灵二帝在世时，他们听不到这样的话，现在我有这样正直敢言的大臣，能够当面听到这样锐的批评。由此可见，我同桓、灵二帝是不同的。”

任司隶校尉 6 年后，刘毅官迁尚书左仆射。在任期间，“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议切直，无所曲挠”，不改其刚正廉直的秉性，“举止动静为朝所式瞻”。仕宦多年，刘毅不敛私财，以至家中清贫，粗茶淡饭以继日。晋武帝见了，“以毅清贫，赐钱三十万，月给米肉。”

不久，刘毅被举为青州大中正。在青州“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劾，自亲贵者始”，颇欲有一番作为。然而，此时刘毅已是年逾古稀，并患有风疾，壮志未酬，便于太康六年（285 年）病逝了。

纵观刘毅的一生，可谓刚正峭直、无所曲挠，不管太子、皇戚，还是皇帝本人，只要有过失他都毫不留情面。精神可佳，值得赞誉。

刚直不阿 勇于进谏

——魏征

魏征，字玄成，生于 580 年，卒于 643 年。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 人，后来迁居到相州内黄（河南内黄县）。是唐朝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是我国历史上有才干的谏臣，以刚直不阿、敢于进谏著称。他父亲魏长贤是一位博学、正直的地方官吏。魏征继承了父亲刚毅不阿的性格，勤奋好学，读了很多书，“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新唐书·魏征传》）。早年参加过李密的瓦岗军和窦建德的起义军，后投奔唐朝，在唐高祖的太子李建成手下做官，帮助李建成出谋划策。

626 年，李世民发动军事政变，杀死了李建成。因为魏征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李世民就把他召来，斥骂道：“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征神色自若地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话，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早知魏征很有才能，又见他很坦率，结果不但没有惩处他，还任命他为詹事主簿。这一年，李世民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此时，魏征也被提升为谏议大夫， 后来又进为宰相，是唐太宗统治集团的主要决策人之一。

魏征有见识、有胆略，他为了国家，不顾个人得失，敢说人所不敢说的话，经常积极对朝廷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唐太宗的缺点错误提出有益的建议和批评。从贞观初年到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17 年间魏征谏奏的事，有史籍可考的共 200 多项，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和皇帝的私生活等各个方面。唐太宗把魏征的谏诤，比做一面镜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如今魏征死了，从此，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唐太宗曾经问魏征说：“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回答说：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随即又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例。要唐太宗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要偏听偏信。魏征的话，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至今仍为人们传诵。

贤君纳谏也并非总是悦而从之的。有一次唐太宗改变 18 岁男子应征的惯

例，决定 16 岁以上的健壮男子也都要征兵入伍。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很生气，当面责问魏征。魏征回答到：“竭泽而渔，不是得不到鱼，而是明年就捕不到鱼了。焚林猎兽，并不是捉不到兽，而是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何必为了充数，而把不够年龄的也拉来当兵呢？”魏征还举例说明唐太宗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于民的事。唐太宗终于同意取消了这条命令。他对魏征说：“我原来以为你太顽固、不通情理，现在听了你的话， 觉得很有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是治理不好的！”

贞观初年，有人向唐太宗建议用严刑峻法治理天下。魏征反对这样做， 认为治国不能单靠法，还要用仁义。峻法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他主张正确地运用法律，即“公之于法”，大家要共同遵守，以法办事，皇帝也不能例外。

魏征直言敢谏，有时因为意见提得尖锐激烈，就冒犯了皇帝的尊严。有一天，唐太宗退朝回宫，余怒未息，说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唐太宗说：“魏征经常在朝廷上使我难堪，弄得我下不了台，有损皇帝的威严。”长孙皇后听后连忙穿上朝服，跪下道贺说：“我听说主明臣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呢！”唐太宗听了，方才转怒为喜。

唐太宗晚年，由于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对隋末战乱的影响也渐渐淡薄了，所以开始变得傲慢起来，对大臣们的意见不那么听得进去了。这时魏征连续 4 次上《论时政疏》，给唐太宗敲警钟，希望他能善始善终，把贞观初年纳谏如流的风气保存下来。唐太宗更加奢纵，于是魏征上了著名的《十渐疏》，从 10 个方面提出了唐太宗的变化。魏征对唐太宗的警告及时而又尖锐，唐太宗接受并把这一奏章抄送史官，以便传给后世，自己也将其贴在屏风上，随时可以看到。但是这时的唐太宗已功大而年老，虽赞扬和接受了魏征的忠告，但在实际行动上已经远远做不到了。

在文化方面，魏征也有相当的贡献。领导和参与了史书编修，著有诗集和文集。

贞观十七年（643 年）正月十七日魏征与世长辞了。病重期间，唐太宗想到魏征家里没有正厅，下令限期盖上正厅，又依照魏征俭朴的习惯，赐给他白色的褥子和布被，并且亲自前往探望，弥留之际，魏征仍关心国家兴亡。

魏征去世后，从他家里找到一份写了一半的奏稿。上面写道：“天下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全；任用坏人，国家就衰败。如果对自己喜爱的人能够了解他的缺点，对自己讨厌的人也能够了解他的优点，毫不迟疑地去掉邪恶的人，毫不猜忌地任用贤能的人，国家就可兴盛了。”唐太宗阅后很受感动，对大臣们说：“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你们要把魏征的话写在笏（上朝用的说事板）上，发现我在这方面的问题，随时向我进谏。”

魏征作为一个古代的政治家，不仅繁锐地看出了封建时代为君治国的深刻道理，难能可贵的是在唐太宗取得巨大政绩之后，人们都在歌颂的时候，

他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直言进谏。魏征的思想和行为，作为封建政治家的典型和规范，历代都称赞不已。

有言谏国君 无宅起楼台

——寇准

寇准，宇平仲。961—1023 年在世。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人。少年时虽然穷，读书却很用功，20 岁以前就把《春秋》三传读得很熟。19 岁中进士，第二年被差遣到归州巴东县（今四川奉节县）任知县。后来，寇准又做了一些时候的地方官，就逐渐进入宋朝中央政府内担任较高的官职。公元 991 年，开始任参加政事，时年只有 31 岁。

宋朝的宰相、副宰相一般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官僚才能担任。这些人大多领略了封建社会的人情世故，表现上是老成持重，实际上只不过是维持现存的局面，反对革新政治，不问是非，顺从皇帝个人的意旨，来保持自己的禄位。寇准和这般人不同，年纪轻，封建社会的那套人情世故熏染得较少， 敢于揭发弊政、直陈得失。

有一次，寇准上朝奏事，触犯了宋太宗的意旨，太宗大怒，拂衣起立， 想退入后宫。寇准却不动声色，牵住太宗的衣服，定要太宗坐下听完他的话， 太宗拿他也没有办法。

有一年天大旱，宋太宗召集朝臣讨论应付的办法。好些人都说：“水灾旱灾都是天命，古代圣君在位也都是有过的，不必有什么忧虑。”只有寇准说：“旱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朝廷的刑罚有不公平的地方！”太宗一听大怒，回到宫内，过了一会儿，把寇准叫了进来，问他到底哪些刑罚是不公平的。这时寇准说：“如果把两府的大臣都叫来，我就讲。”太宗于是下令召两府大臣。过不多时，两府的大臣都到齐了，寇准说到：“某人的儿子犯了贪污罪，结果被处死了。可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王淮，偷盗国家的财产达千万以上，给他的刑罚只不过是用棍子打了一顿，不久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这样的刑罚，难道可以说是公平的吗？”太宗听了，问王沔，王沔见事实俱在，抵赖不过，只得低头承认。这时，寇准还刚从地方调到中央，担任普通言事官，官职低微，但是他对于身居副宰相高位的王沔毫无惧色，指责他包庇其弟的罪行，这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

1004 年秋天，辽圣宗和他的母亲肖太后，带领了 20 万大军，从幽州出发，向南进逼。但一入宋境，就遇到了宋军的顽强抵抗。正当前线将士有效地阻陆敌人的时候，宋朝廷内发生了主战派和妥协逃跑派之间的斗争。宋真宗曾假惺惺地表示要亲自领兵，和辽军决战。这时就有一些大臣出来劝阻。寇准却说：“大兵在外，正需要陛下亲自监督，出发的时期，不可再迟延了。”真宗本来就不打算亲征，现在看到寇准信以为真，更着慌了，就假意命令大臣们从长计议，把事情拖延下来。九月下旬，辽军进一步深入，朝中的妥协逃跑派也就活跃了起来。参知政事王钦若、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都暗地劝真宗放弃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迁往金陵（今江苏南京）、成都。真宗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召集大臣们商讨，并把迁都的主张告诉了寇准，问他是否可行。这时，王钦若、陈尧叟也都在旁，寇准早已知这是他们二人的主意， 就装作不知说：“是谁替陛下想出这个计策的？这样的人，应当杀头！现在皇帝神武，将帅团结，如果陛下亲征，敌人势必逃走。辽军如果还想进犯，

那么我们出奇兵打乱他们的部署，用坚守来消磨他们的士气，敌劳我逸，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如果放弃都城，远远地避到金陵、成都去，人心不可收拾， 敌人乘势长驱直入，天下难道还保得住吗？”这一席话，对辽宋双方作了正确分析，理直气壮，堵住了妥协逃跑派的嘴。真宗只得听从寇准的建议。下令亲征。

寇准不但刚正不阿，敢犯颜直谏，生活上也十分简朴。有些记载说他终生不积蓄钱财，家中不养歌妓。他的一顶青布麻帐，用了 20 多年，破了时， 就命家人缝补。当时有个贫寒的诗人曾经送给寇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两句： “有官居卢鼎鼐，无宅起楼台。”这两句诗传播很远，连辽国人也都知道。寇准贬到雷州去以后，有一次辽国的使者来到宋朝，会见朝廷中的一些大官， 就曾向翻译的官员问道：“请问这里哪位是‘无宅起楼台’相公？”

有些宋朝或宋朝以后的记载中，把寇准描写成主观成见很深、性格暴燥的人物。这其实是对寇准的歪曲。寇准一生敢于说话，不怕权贵，因而得罪了不少人，我们应该把这理解为寇准疾恶如仇的斗争精神的表现。据说在天禧三年寇准再入相时，他的学生曾劝他说：“您如果现在就此隐退，不再做官，就可以保住一生清白的名声。如果再到京城去，难免遭到祸害。”那时京师的形势确实对寇准不利，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这正说明寇准是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置于度外的。

黄天荡大败金军

——韩世忠

韩世忠，字良臣，陕西延安人。生于哲宗元佑四年（1089 年），卒于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 年），是南宋与岳飞齐名的抗金英雄。

韩世忠自幼家贫，好酒尚气，身材魁梧，鸷通过人。17 岁时就应募参加军队，苦练杀敌本领，能挽 300 斤的强弓，经常手舞铁槊，奔驰在天郎山的峭壁间，非常勇敢。最初，参加了同西夏的战事，因作战有功，升任为下级军佐。后又以偏将身份参加镇压方腊起义，升为承节郎。而韩世忠的成长和他所建树的业绩，主要是在宋金的长期战争时期。由于女真族不断驱兵南侵， 韩世忠力主抗战、坚持抗金，并在长期战争中建树了光辉的业绩，成为南宋时期颇有声望的抗金名将，赢得人了民的尊敬。

靖康元年（1126 年），韩世忠跟随内侍梁方平出屯浚州（今河南省浚县）。这时正金兵大举南侵，梁方平畏敌如鼠，指挥失常，见金兵压境，即率数万宋军仓猝奔溃。独韩世忠引军交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身陷重围，经奋力死战，乃突围而出，烧断桥缆，阻金兵于河北。不久，金兵进攻赵州，韩世忠闻报，遂引兵驰援，并乘夜亲率敢死战士 300 人直捣敌营。敌人因无准备， 自相击刺，伤亡颇大。至此，韩世忠已远近闻名，迁升为嘉州防御使，还屯大名。

在 1127 年初，徽、钦二帝被虏北去，康王赵构屯驻济州（今山东省巨野南），这时正值金兵进逼济州，人心惊惧。韩世忠督军力战，金兵稍退。翌日，金兵数万逼来，情势十分危急。韩世忠只有部卒千余人，但却没有被气势汹汹的金兵吓倒，以无畏的武勇精神，单骑冲阵，斩其主将，金兵溃败， 遂解康王赵构之危。

这一年的五月，赵构即位于商邱，称宋高宗，南宋建立，建年号建炎。

高宗即位后，授韩世忠为光州观察使，不久建御营军，任命他为左军统制。1128 年，韩世忠升为定国军承宣使，率部护卫高宗南下扬州，先收降江南义军张遇、李民等部，后又会同张俊、刘光世等平定了苗傅、刘正彦之叛，稳定了南宋的江南的基业。高宗为了表彰韩世忠的功劳，手书“忠勇”，制旗赐忠，加授检校少保，武胜昭庆节度使。

建炎三年（1129 年）九月，金将兀术分兵两路渡江，连破建康（今南京市）等重要城镇，眼看就要打到杭州。高宗又要逃跑，韩世忠直言高宗：“国家已失去了河北、山东等处地方，如果再把江、淮一带放弃，就不知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防守？”但高宗怯弱庸懦，一心想保性命，对韩世忠的话听不进去，最后还是带领一群投降派官员逃到海上去。临行前，任命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要他防守镇江。

同年底，金将兀术的军队先后攻破杭州、越州（今绍兴市）和明州（今宁波市），因北方骑兵不习舟船，无法下海追袭高宗，而在浙水沿岸，又被严州（今浙江建德县）的乡兵击败于桐庐县的牛山下；尤其是大江南北民军纷起，处处威胁金兵。因此，兀术不敢在东南作长久逗留，便宣称“搜山检海”已毕，又在杭州等地大肆烧杀一番，于建炎四年（1130 年）春，由水中路经秀州（今浙江嘉兴县）、平江（今江苏吴县）退走。此时，韩世忠正驻军松江、江湾、海口一带，闻金兵要渡江北逃，便连夜调部队 8，000 人到镇江，在焦山寺（在镇江东北 9 里）和其他险要地方驻扎下来。韩世忠对部将

说：“这里的形势，以金山（在镇江西北 7 里）的龙王庙为最好，敌军定会

登山以观我军虚实，应借机给其一点厉害看看。”于是，他分别埋伏士兵 100 名于岸边和庙内，约定，闻战鼓声，岸边伏兵首先杀入，庙兵随后出击，两面夹攻，捉拿敌人。宋兵埋伏好后，果然有 5 个金军骑兵闯进庙内。埋伏的

宋军看到一共只有 5 个人，心想要拿住还不容易！所以没有等鼓响就奋勇冲

出，立刻捉到两名金兵，另外 3 人见势不妙，回头就跑，其中一个身穿红袍、腰系玉噩带的将领，吓得跌下马来，立刻又跃上马背，飞也似地逃跑了。过后问及俘虏，才知是金将兀术。

兀术回营后，派人来下战表，约定会战日期。宋、金两军在江上会战多次。每次会战，韩世忠总是站在一艘艟大舰上，亲自指挥。他的夫人梁红玉身穿铠甲，擂鼓助威，宋军士气高涨，军威大震。金军虽死命攻打，但始终无法通过宋军的江上封锁线，被射死、俘虏的不知其数。连兀术的女婿龙虏大王也被宋军活捉。兀术恐慌异常，派使表示将掠夺财物全部奉还，请求假道过江。又想把名马献给韩世忠，买条生路，都被韩世忠严辞拒绝。

兀术无计可施，急率残兵败将退驻黄天荡（在今江苏省江宁县东北 80 里）。苦于无路而凿疏老颧河北逃，途中又遭岳飞军队的伏击，损失不少兵马。兀术连连失败、无计可使，要求与韩世忠直接对话，祈求借道。韩世忠回答道：“只要肯把虏去的徽、钦二帝送回，同时归还侵占我国的全部土地， 我就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后兀术用火箭烧宋军战船，才得以北逃。黄天荡之战，韩世忠因有功拜检校少师、武成感德节度使、神武左军都统制。1134 年，在大仪（江苏仪征东北）又大挫金兵。

金兵的进犯，虽被韩世忠等爱国将领击退，可是南宋的朝政，在投降派的把持下，还是主张屈辱求和。绍兴七年（1137 年），金兵废掉刘豫，中原局势动荡不定。韩世忠认为正是北伐的大好时机，遂向朝廷提出恢复中原的

大计。可是，正值投降派秦桧专权，力主和议，命韩世忠移驻镇江。韩世忠坚决反对和议，请求率领所部留在前方，以作为江淮的屏障，并表示愿意竭尽全力，率先迎击敌人。他先后给宋高宗上了十几道表章，言辞慷慨激切， 并请求单骑到临安去见高宗，陈述恢复中原的大计。可是错聘懦弱的宋高宗却没有批准他的请求。绍兴十年（1140 年），金国破坏盟约，金将兀术率撒离易、李成等分道南侵。八月，韩世忠领兵包围了被金军占领的淮阳，大败金国援军于口镇。同时分别派遣部将解元、列宝等出击敌人，均取得胜利。韩世忠因功进位太保，封英国公，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

绍兴十一年（1141 年），秦桧收三大将（韩世忠、张俊、岳飞）的兵权。四月，韩世忠被召回临安，拜枢密使，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韩世忠把他在外征战所积储的军费钱百万贯，米 90 万石，酒库 15 个都交还给朝廷。但他仍然坚决反对和议，上书指斥秦桧的误国罪行，丝毫不留情面，因此为秦桧所忌恨。秦桧陷害爱国将领岳飞，满朝文武官员都不敢吭声。韩世忠心怀不平， 亲见秦桧质问道：“岳飞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把他扣押起来？”秦桧理屈回答不出，竟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诬蔑岳飞与张宪谋反）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慨地回道：“‘莫须有’三字怎能使天下人心服呢？”从此，秦桧更加忌恨韩世忠了，于是唆使其亲信小人，在皇帝面前非难韩世忠。在投降派的排挤和压抑下，韩世忠自请解职，退居山林，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事，常跨驴携酒，纵游西湖以自乐。绍兴二十一年（1151 年）八月， 这位抗金民族英雄竟在长期忧忧愤下死去。

韩世忠出身行伍，身经百战，从部卒而位至王公，在抗金斗争中立下了重大功勋，成为南宋王朝的支柱。他约束部下很严格，严禁士兵扰害百姓， 其部队有“韩家军”的美称。他为人憨直，勇敢忠义，坚决反对投降。又以岳飞冤狱，面诘秦桧。他的这些正直无私的行为和品格，受到了历代人民的赞扬和尊敬。

危及社稷 吾将安避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寿（今四川境内）人。生于 1110 年，卒于 1174 年。他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的进士。初任地方官，累迁礼部郎官。绍兴三十年（1160 年），虞允文奉命赴金，见春大举造船运粮，即预知将有战事，回朝后即奏请加强防御。

1161 年，完颜亮率金军大举南侵。宋将纷避，两淮尽失。虞允文以中书舍人参谋军事，至采石（今安徽当涂西北）犒师。适主将王权罢职，三军无主。他当机立断，勇当国难，在军军畏金、士卒四散的情况下担负起组织调配部队、鼓舞士气、备战迎敌的大任。当时，有人提醒他不要越权行事。虞允文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事关江由社稷，我岂能放手不管。备战御敌是大事，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于是他毅然担负起了运筹、布置和督战的责任，率 1 万 8 千宋军至江滨设防，时完颜亮 40 万大军进抵江北，虎视耽耽。虞允文临危不惧，先歼金军渡江者 500 人，继尔焚其舟船 300。料敌必改道瓜州（今江苏扬州南），因调集 20 万宋军御之。金军见有备，即退至扬州， 完颜亮死于自己部下之手。宋复两淮，军民大悦。次年，虞允文任川陕宣谕使，与吴璘共谋进取，收复陕西州郡数处。

不久，主和的朝廷令其放弃陕西新复的州郡，他力加反对，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犯“龙颜”的危险连上 15 疏。虽然无力回天，但却表现了一位封建时代爱国大臣对国家的耿耿忠心。这次，不仅他的意见不被采纳，他本人也被调任夔州（今四川奉节）知州。尽管如此，虞允文仍不气馁，在教宗隆兴元年（1163 年），为反对放弃唐、邓、海、泗 4 州的主张而 5 次上疏力争， 并以此请求辞职，再次表明他出于国家、整体利益而不顾个人得失荣辱的崇高品质。作为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的确难能可贵。

孝宗乾道元年（1165 年），虞允文任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三年（1167 年）任四川宣抚使。两年后为相，任用胡铨、王十朋等。乾道九年再任四川宣抚使，在蜀一年因病辞世，时年 64 岁。

意在社稷岂欲官

——陈亮

陈亮，字同甫，永康（今属浙江）。生于 1143 年，卒于 1194 年，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称龙川先生。

陈亮为人才气超迈，青年时曾研究古人用兵，加以评论，遂成《酌古论》。他一生力主抗金，反对和议。乾道五年（1164 年），他连上 5 疏，提出不与金人媾和，争取中兴的建议。可惜的是自孝宗隆兴二年（164 年）宋、金“隆兴和议”以来，朝廷无意恢复，他的建议也就不能被孝宗皇帝采纳。此后， 他回家著书 10 年。淳熙五年（1178 年），陈亮又到临安（今浙江杭州）上书，指斥孝宗“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批评一些儒士空谈“性”“命”，苟且偷安。并建议迁都建康（今南京），守备荆襄，以图恢复。孝宗嘉其言， 欲把奏书张贴在朝上以励群臣，并打算破格起用。但大臣们纷纷反对。紧接着，他又上书两次，批评腐儒误国。当此昏庸之朝，他无意为官。据《宋史·陈亮传》载：“书既上，帝欲官之，毫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他的行为为当时所不容，由于当权者所陷， 两次下狱，备受鞭笞之苦，几至于死。出狱后一如初衷，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勉。淳熙十五年（1188 年），陈亮亲至金陵一带观察形势，再度上书，朝廷不理。在《鹧鸪天·怀王道甫》词中，有心肝吐尽无余事，口腹安然岂远谋”句。正是说自己多年来屡次上书，披肝沥胆，力陈救国大义，说尽欲吐之言，既不见纳，无以自效，总算尽心了，再也无所挂怀。至于衣食温饱，那是容易满足的，又何须为此深虑而奔波呢！

绍熙四年（1193 年），陈亮应进士试，擢第一，授金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未到职而卒。

其著作集《陈亮集》（旧称《龙川文集》）由其子辑成，叶适为之作序。据叶适说全书共 40 卷，今存 30 卷。内容分为疏策、论、表、书、启、词、记、序等。

哲学上，陈亮坚持“盈宇宙者地非物”的唯物主义观点，以“功利之学” 同朱熹的“义理之学”展开争论，并反对朱熹所谓三代以下天地人心日益退化的观点。政治上赞成变法，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民生民意的作用。

其词作激越豪放近于稼轩词，今存 74 首。多有言及抗金恢复者。如“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念奴娇·登多景搂》）；“父老长安今余

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这些词作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唐伟 习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