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

1．罪恶的一生

周佛海，1897年生于湖南沅陵县，早年留学日本。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代表日本小组出席过中共“一大”，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投靠蒋介石。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周佛海先于汪精卫等逃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之后，由香港潜入上海，开展卖国活动。

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1941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拜访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讨论对重庆民政府的诱降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寻求后路。抗战胜利后，周佛海曾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后改任“总司令”，负责维护京沪一带的治安和秩序，等待重庆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他向蒋介石表示：“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之前。”

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次年9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

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惨呼哀号之后，一命呜呼。

2．弃蒋投汪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时，周佛海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二室副主任兼机要秘书，CC十大头目之一，已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了。但这些似乎并未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这就是周佛海的性格，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正当全国兴起抗战高潮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一批和周佛海臭味相投的国民党大员，就天天躲在周家的地下室内，大唱反调和低调。为首的是胡适，常来的有张伯苓、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朱绍良、顾祝同、熊式辉等人。他们天天谈论的，不是如何抗日，而是大讲中日不可打仗。他们认为，中日作战的结果，必定两败俱伤，而成功的是共产党。他们仍然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如果抗战，既不能“攘外”，也无法“安内”，死路一条。他们还以为英美决不会援助中国。如此等等。胡适竭力主张，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不能断，此事应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日本通”高宗武去办。谈得多了，胡适笑着对周佛海说：“你这里成了‘低调俱乐部’了！”抗战中有名的“低调俱乐部”，即典出于此。当然，胡适后来当了国民党驻美大使，就不唱“低调”了。

所谓“低调”，实际就是汉奸论调。周佛海所以不惜落水，除了以上论点外，他个人的因素也很大。他儿子周幼海在回忆录里曾写到周佛海对他说过：“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很不得意。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当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周佛海的不打自招。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8年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后，周佛海才与汪精卫正式接触，结成投降联盟。他们秘密派高宗武到东京试探和平。后来又派梅思平到上海，和日本军部的代表谈判和签订密约，这就是有名的“重光堂会谈”。1938年冬，周和汪精卫一起逃离重庆，正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汪在河内，周在香港，汉奸活动，日益公开。1938年底汪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周佛海不顾各方面的反对，竭力主张在汪系《南华日报》上立即刊登，从而成了一名铁杆大汉奸。

1939年5月，周佛海和汪精卫一伙到了上海，然后就公开到东京去谈判签订密约，筹建汪伪政府。汪精卫的第二把手陈公博，一直琵琶掩面，半推半就，实际大权就全落在周佛海手中。汪集团的财政和人事，全由周一把抓。“沪西路”的“76号”魔窟，名称是汪记“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也是主任。总之，无论权力和金钱，周都爬上了顶峰。

1940年3月底，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再加上一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周佛海有所“作为”了，他和汪精卫“解决中国问题”的果实到口了。

可是，等着周佛海的又是什么呢？

3．生活糜烂

周佛海和其他大汉奸一样，被重庆国民党政府通缉，等待着他的只能是对他的审判。

尽管他权势两旺，富可敌国，但内心总是夜夜惊梦，惴惴不安。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汉奸这顶大帽子是戴定了，如果一旦日本失败，吾家无噍类矣！但这与你无关，我已替你备好十万美金，你到美国去读书。我可以叫司徒雷登给你护照。他每年要从北平经上海到重庆去一次。他和蒋先生关系极好，正在做中间人谈判中日和平呢。至于我自己，只有醉生梦死，醇酒美人了。希望日本不要失败，才有活路。”由此可见，当大汉奸的滋味也是苦涩难受的。

周佛海是从前上海会乐里长三堂子的常客。有张小报登过一段艳事：有个名妓叫“真素心”，死活要周佛海写副对联。周的字迹奇劣，但文才很好，立刻挥笔写就：

“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汉奸歪才，倒也不易，把真素心三字都嵌进去了。但一个“大人物”的艳联挂在妓院里，当时传为笑谈。

约在1940年初，“76号”臭名昭著的吴四宝在家里开堂会唱戏，目的是要巴结周佛海，将京剧坤角“小伶红”，替周拉皮条。二人一见倾心，立成好事。“小伶红”是个年仅二十的女孩子，任周摆布。周怕老婆杨淑慧的泼辣，就将她藏在亲信孙曜东的家中，常去幽会。事被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探悉，周妻大发雌威，叫许多人拎了马桶，到孙家大打出手。孙曜东满身粪汁，淋漓尽致“小伶红”脸色刷白，跪地求饶。周佛海只好答应分手。“小伶红”替周养了个女儿，杨淑慧死不认账。

1944年周佛海心脏病发作，到东京治病，又和护士金田幸子搭上，生了个女儿，叫白石和子。这一会杨淑慧无法河东狮吼，只有忍耐，因为是日本人，不像“小伶红”那么可欺，何况拉皮条的还是汪伪经济顾问冈田西次呢。

周佛海内心不安，腐化淫乱之外，就是和各方面的人物接触。刚当汉奸，已为自己的退路打算了。当时在中国，只有三大政治势力：日本军方、国民党和共产党。日本人是主子，自不必说。重庆和延安，用的关系都深，他要预埋伏算，留取退路。是重庆，还是延安？他没有决定。来者不拒，手里多几张牌，总是好的。

4．再次投入蒋介石怀抱

周佛海的伪财政部警卫队长杨叔丹，就是周埋下的伏笔。刚好，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业，让他立功赎罪，也已派人来找他了。

杨宇久是周佛海岳母的干女儿，同他的老婆杨淑慧以前以姐妹相称，这次杨宇久奉刘少奇之命，到南京来做周佛海的工作。杨叔丹透露给杨淑慧后，她说：“老姐妹到了！快来，快来。她是共产党，但我保证没人动她一根毫毛。”周佛海也说：“肯定是刘少奇派她专门找我的。告诉她，绝对安全。”于是，在周家华丽的客厅内，杨宇久来了，和周佛海、杨淑慧作了竟夜长谈。

周佛海首先开口：“宇久，你不必瞒我，是少奇派你来找我的。你今后来去自由，一切安全。不过，我是共产党的叛徒，谈得拢吗？”

杨宇久笑笑说：“共产党现在讲统战政策，只要姐夫能为人民做事，过去的事就不谈了吧。”

周佛海说：“宇久如此爽直，我十分欣慰。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日本人的饭不好吃呢。你就谈具体任务吧，只要我能办到的，无不照办。”

“姐夫，这次不是有具体的事来的。少奇同志叫我来听听你有什么打算，我方可以给你宽裕的回旋余地，使你在政治上有个光明的退路。”

既然没有触及任何具体问题，谈话就在半夜时结束了。杨宇久说，以后自有人会来安排一切。杨宇久到了上海，向地下党作了汇报。周佛海眼开眼闭，也不加干涉，还安全礼送她回了苏北。但此事说来奇怪，以后即再无任何进展，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1944年，当日本将要失败、周佛海已投入军统戴笠的怀抱时，共产党还曾派高级人员冯少白，化名冯龙，冒险到上海找周（周是伪上海市长），希望他认清形势，在此历史转折关头，能够悔悟立功赎罪。

周佛海政治投机的秉性难改，各方来客，都要应付，就在湖南路豪华的私宅内会见了冯少白。冯开门见山说：“日本败局已定。国民党腐败透顶，日子不长。中国的前途，周先生是清楚的。”周佛海满脸堆笑：“得人心者得天下，贵党前程无量。”冯说：

“你曾是我党‘一大’代表，和我党领导人是很熟的！”周大笑说：“怎么不熟，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都是老朋友。和恩来最熟，我们同是黄埔军校教官。”谈到具体任务时，冯少白说：“日本失败时，周先生要立大功，我会叫人找你。”会见就此结束。

其实，周佛海早已和蒋介石、戴笠打得火热。对共产党，只是来者不拒，虚假敷衍。

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冯少白曾写了亲笔信，由一个叫章克的人来找周。周不见，只收下信。在从南京回上海的火车上，他看了信后，撕得粉碎，撒向窗外，抛尽了党对他最后的挽救。

周佛海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跟蒋介石、戴笠走呢？其中缘故，且听慢慢道来。

周佛海和蒋介石、戴笠的关系，原本是很深的。周所以再投蒋、戴，是他政治投机的必然结果，原因自然很多。

自从周随汪投敌后，蒋介石即命令戴笠，将周在湖南的亲属，全部逮捕软禁。周的母亲、岳父、妹妹、妹夫等，都关进了军统特务设在贵州的息峰训练班集中营，但生活待遇是十分优裕的。周佛海是个孝子，对母亲的被捕，耿耿于怀，老早就转托戴笠照顾。

后来，周母在息峰病死，戴笠曾代当孝子，开吊祭奠，目的自然是要拉拢利用周佛海。

周在政治上正式重投蒋介石，是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当时周佛海曾歇斯底里般惊呼：“日本完了！我也完了！”他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了蒋介石。周认为蒋的力量仍比共产党强，而自己又曾是他的心腹，尤其是母亲、岳父等都在蒋、戴的手里。

1942年初，周即派戴笠驻在自己身边的军统特务程克祥，持给蒋的亲笔信，专程到重庆去面交戴笠转呈。信中表白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情，愿意力保东南半壁，不落入共党之手，以赎罪过。蒋介石对周佛海的来归心领神会，当即亲笔写了回信。

“周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请勿虑。”最后署名“知名不具”。

周得了此信后好比吃了定心丸，就放手和戴笠合作，把共产党的挽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首先，周佛海在小舅子杨惺华家中设置了电台，天天和戴笠通报，由程克祥和另一军统特务彭寿负责。日本人知道这件事，尤其是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周已向他全盘托出。日本人为何不干涉呢？原来，自从太平洋中途岛海战美国大胜后，日本步入下坡路，天天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结束中日战争。现在周和蒋恢复关系，求之不得。日本人幻想能架起直通重庆的桥梁。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周佛海为自己打算的政治投机呢！

周佛海按照从前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的办法，建立了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税警团。

说是说“团”，其实是一支有2万人的精锐部队，接近两个师。武器都是通过川本芳太郎取得的“三八”式枪械，而且还有小钢炮等重武器，这是其他伪军绝对没有的。后来，周和国民党第三战区进行物资交换，又得来许多连日军也没有的卡宾枪和冲锋枪。自从周和蒋介石恢复联系后，戴笠就千方百计要控制这支部队，密令军统干将熊剑东，到周处当了税警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后来周当伪上海市长，熊又是保安司令。提起熊剑东此人，敌伪时在上海大大有名。毒杀“76号”魔头李士群的大案，就是周、熊按戴笠的密令干的。日本投降后，熊剑东是汉奸中唯一受到国民党军委会公开表扬的人。

5．狡免死，走狗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是38摄氏度的大热天。

8月16日，周在南京出席了陈公博召开的解散汪政府的会议。所有大汉奸，个个丧魂落魄，唯有周佛海，笃定泰山，满心欢喜。为什么？周后来在审判时的自白书内写道：

“8月12日，程克祥、彭寿送来戴局长（戴笠）一个电报，内载：‘委座派做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并指定归我指挥的部队，我便遵令就职。”既有如此美差等着，他已不要什么共产党的关心，共产党派来的人不见，带来的信撕掉。

当时，周的伪职主要是上海市长，他要急着回上海就任蒋介石委任的新职。但别忙，南京必须让它乱一下，和陈公博闹点小磨擦。汪精卫死后，陈是伪政府主席。他组织了八个方面军，如庞炳勋、张岚峰、孙良诚、吴化文等，都是冯玉祥的旧西北军，倒也有30万人马，盘踞在中原地带。陈公博名义上“掌握”着大军，实际上全由戴笠密令周佛海以重金收买策反了，陈一兵一卒也调不动。现在日本投降，周佛海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密令以上各部，不听陈公博的指挥，静候重庆蒋介石的委任。周这样一做，陈公博就成光杆司令了。

周在离开南京时，还要给陈公博重重一击，使他坐以待毙。周佛海手下有个军统特务周镐，此时像土行孙一般从地下冒了出来，自称“京沪行动总队长”。这倒不假，戴笠已密令周佛海给予支持。周镐在8月16日晚上，就动用周佛海的财政部的警卫大队，占领了新街口闹市区的“中央储备银行总行”大楼。同时，逐一逮捕大汉奸。所有这些，周佛海都是知道并默认的。

周镐的行为，日军未加干涉。他指挥队伍，直扑西康路陈公博的住宅，说要逮捕汉奸主席，这也是周佛海点过头的。不料忠于陈的“中央军官学校”学生千余人，全副武装赶到，说要“保卫陈主席”，和周镐的部队终于形成枪战，西康路、珞珈路一带，子弹横飞，秩序大乱。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受“陈主席”的请求，派兵干涉了。带队的小笠原少佐宣布：“在国军尚未到达之前，日军仍有维持治安的责任。”当即缴了双方的武器。周佛海财政部警卫队的枪被缴了，但这有什么关系，陈公博臭了，南京城乱了，周的目的已经达到。

经此一闹，南京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周佛海又指使自己控制的报纸，攻击陈公博“拥兵自卫，已成为蒋介石还都南京的障碍”，闹得陈公博忧心忡忡，坐立不安。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是深知周佛海在这场戏中的所作所为的，就决定先让陈公博到日本躲一躲。陈再三考虑，自知斗不过周佛海，就带着情妇莫国康和其他大汉奸等，乘飞机到日本去了，后来引渡回来，1946年被蒋介石枪毙。

从地下冒出来的，除周镐外，还有伪军司令任援道，名义是“先遣军总司令”，也是戴笠封的。任本是八个方面军之一，早被周佛海的金弹打倒。此刻周和任分工：任管京沪，周管沪杭，成了“亲密战友”。

周佛海唱完这出对陈公博的逼宫戏，大获全胜。他心满意足，在8月18日回上海，要摇身一变，当他的“行动总指挥”了。

日本投降时，戴笠和杜月笙已在浙江淳安。时局变化如此之快，他们担心新四军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开进上海。除急令周佛海、任援道力保京沪安全外，就叫杜月笙最得力的门生、CC健将陆京士，持戴笠的亲笔信星夜来沪找周佛海。戴笠的信是这样写的：

“佛海吾兄赐鉴：敌已向同盟国提出答复，愿立即停战并解除武装。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对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志，鼎力以支持之也。

“今后一切，当由弟负责。专此致颂大祉。弟戴笠手上。”

周佛海接到信后，立即成立“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摇身一变，大汉奸成为从地下钻出来的抗战英雄了。上海的老百姓，窃窃私议，群疑莫释，都被搞得稀里糊涂，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这与周佛海何干，他从汉奸上海市长变成“总指挥”“总司令”，他要在上海“行动”了。

“行动总指挥部”由周的心腹罗君强、熊剑东任副司令，下设参谋处、调查处、政法处、军法处、宣传处等，机构庞大，五脏俱全。周佛海身边两个军统小人物程克祥、彭寿，奉戴笠之命，担任正副秘书长。顶多10天吧，周就发现，这两个小人物抓了全部大权。他们代表戴笠，周被架空，挂了个名义，成了空心大老倌。

但维持治安的责任却是要周佛海负的。周得到两位秘书长同意后，杭州由周的心腹、伪浙江省长丁默邨负责。周的近2万人的税警团，布置在上海四郊和沪杭沿线。周还把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请来和上海日军“登”部队达成协议，日本陆军进驻浦东沿海及郊县一带，和税警团一起，严防新四军入城。当时中共确曾一度要接管上海，后经毛主席再三斟酌后放弃。“登”部队张贴布告说：“奉上司命令，执行维持治安任务。如有妨碍日本行动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予以最严厉处置。”“行动总指挥部”由程克祥、彭寿拟定，也不请示周佛海，就四处贴出布告，严禁造谣生事，武装挑衅，保护日侨，违者重罚。具名是“总指挥”周佛海。周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局面初定以后，程克祥、彭寿就开始捉汉奸了。醉翁之意，全在“房子、车子、条子、女子、票子”，是为“五子登科”。戴笠将来上海，用不到周佛海这个“总指挥”了。狡兔死、走狗烹，自古亦然。周佛海自知没趣，忧虑重重。程克祥向周说：“总指挥就到储备银行办公，准备移交吧。这里有我们，您尽可放心。”

周很识相，担着个“总指挥”的名义，却天天到银行去上班。堂堂一个“储备银行”，一点金银不留，不好交账。于是，周绞尽脑汁，总算留下点财宝，面子上得以过关。根据后来周佛海在供词中说，向重庆“中央银行”来客移交了黄金50万两，美金550万元，白银760万两，银元33万元。作为汪伪的“国家银行”，只有这些“储备”，无非自欺欺人，蒙混过关而已。

不久，杜月笙回来了，全副美式武装的“第三方面军”空运到了，戴笠也在9月来上海了，还要周佛海何用呢？他就索性呆在家里，等候命运给他安排的苦酒，不，也许是一杯醇香甜酒。

9月，戴笠到了上海，周佛海的“行动总指挥部”“行动”过了，宣布结束。

戴笠天天在湖南路周家吃晚饭，和周佛海谈到深夜，那热呼劲儿胜过亲兄弟。特务魔头就有这个本领，胸中早有成竹，面上不露痕迹。平心而论，他对周佛海，内心是矛盾的：既要保周政治上渡过难关，找一个好向世人交代的万全之策，又要对周在敌伪时搜刮的财产觊觎巧取，占为己有。只要看看周佛海家中华丽的摆设和好几辆“凯特勒克”、“林肯”保险汽车，这座“基度山”不能不挖。戴笠决心行动了：要救周佛海的性命，也要周的金银财宝。

每天晚饭后的谈话，几乎都涉及周佛海和其同伙丁默邨、罗君强等的前途问题。戴笠总是哈哈大笑说：“有我在，你们就有前途。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政治上来个声明就可以了，何况你们又为党国做了不少事。放心吧，决不会判刑。”

有一次，周佛海提到蒋介石给的亲笔信。戴笠说：“委座知道的，常提起你，说东南一带，多亏佛海，才未落入共产党之手。但你切不可对外人多讲，委座知道就不好办了。”戴笠说得情真意切，周佛海深信不疑。

9月，军统特务大捉汉奸，搜刮钱财，这是“劫收”的重要内容之一。捉来的人先关在吴四宝的住宅，后来移押“楚园”。此时的汉奸们，真是人人自危，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戴笠口蜜腹剑，面带笑容对周佛海说：“老兄目标太大，这一阵就请不必外出，在府中韬光养晦，专候委座的佳音就是了。”周佛海是个宦海浮沉老手，已经感到大事不妙。

戴笠正在考虑，怎样搬开周佛海这块绊脚石，还有就是周厉害泼辣的老婆杨淑慧，戴也惧她几分。

对周的金银财宝，如何下手？戴笠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好计策。9月下旬的一天，他兴冲冲踏进周公馆，就高声嚷嚷：“佛海兄，好事，好事呀！”正在“韬光养晦”的周佛海听到戴的叫声，急忙下楼，将戴请进书房，愕然地问：“雨农兄，什么好事呀？”

戴笠背靠沙发，仰面大笑：“老兄，等到了！委座来电，要召见你，天大的好事吧！”

周佛海满心狐疑：蒋介石正要在重庆和毛泽东谈判，这种时候，怎么会召见他呢？

但周深知戴笠的性格，他决定的事，不会更改，此去凶多吉少，大为不妙。但还是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去多少天？”

“9月底动身，至于去多久，那要等见过委座再看了。”戴笠仍是满面春风，但心里明白：周佛海犯疑了，赶快动手，搬走了周，还要调走杨淑慧和周幼海，这出戏不大好唱呢！

第二天，大汉奸丁默邨、罗君强也吵着要去，说想见见委座。戴笠心中好笑：“你们去干什么呢？我又不想挖你们的金山？”但反正都是笼中的鸡，网里的鱼，就不加思索地说：“那好，一起去吧。”

1945年9月30日一早，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内弟杨惺华等，由戴笠亲自陪同，乘专机到重庆去了。

周佛海等到重庆后，即被送到杨家山戴笠的私宅。杨家山、磁器口一带，是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所在地，有名的白公馆、渣滓洞，都在这里，江姐就牺牲于此。

周佛海当然不进监狱，生活招待是一流的。戴笠说：“休息几天，静候委座召见。”不一会，总务科长夏祯祥跑来，毕恭毕敬说：“周先生，要什么尽管吩咐，但请勿外出，不要和熟人通电话。”周佛海脑子嗡地一响，自言自语说：“软禁了！”

当晚，周佛海就心脏病复发，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四一医院”，病房二大间，设备华丽至极。戴笠来了，对周说：“这是最好的医院，安心养病。”坐一会就走了，从此没有再来。周佛海写过几次信，也不见人影。戴笠从医院出来，心中暗喜，已生出一条妙计，可以把杨淑慧和周幼海骗来重庆了。

第二天，戴笠就飞往上海。

晚上，湖南路周公馆内灯光通明，客厅中坐着戴笠、杨淑慧和周幼海。戴笠开门见山说：“佛海一到重庆，旧病复发，现在住入第一流的医院了。我特此专程来上海，告诉嫂夫人和周公子。”

戴笠满面春风，杨淑慧一脸愁云，幼海漠不关心。

戴笠又笑着说：“佛海的病，不知何时可愈。他很想念你们，要请嫂夫人去探望他。我想，嫂夫人去一趟也好。医院里虽有护士，总不及亲人照料得周到。淑慧嫂，你看可好？”

杨淑慧心乱如麻，呆在那里，未作回答，心中暗忖着丈夫的病，也怀疑戴笠在捣什么鬼。客厅里沉默了几分钟，戴笠笑了：“淑慧嫂，你怎么啦？去不去呀？”

“去，去，佛海有病怎么能不去！”杨淑慧知道，戴笠决定的事是无法抗拒的。接着又回一句：“戴局长，何时走呢？”

“我很忙，说走就走，就乘我的专机。”戴笠要把这个厉害的女人打发得越快越好。

杨淑慧听后，一言不发，事情要轮到周幼海了，戴笠转过头来，对幼海说：“幼海，你不和妈妈一起去看看父亲吗？他一直想念着你。”

幼海一听，立即顶了回去：“母亲去了，我可不去！”

“你不是一直想到大后方去吗？现在去看看，岂不正好？”戴笠脸上的笑容已减了一半。

“我不去！要去也以后再说。”幼海显然不知天高地厚。

戴笠的脸立即沉了下来：“你要知道，我要人干什么事，没有人敢违抗我的意志。”

“我不是你的部下，不必执行你的命令。”幼海又顶了一句。

“好好，你不去，现在就跟我走！”戴笠要动真格了。

这时，客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杨淑慧哭了：“幼海，去吧。”幼海知道闯祸了，就说：“去就去，但行动要有自由。”

戴笠又笑了，但换了个话题：“你的名字要改一改，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周佛海的儿子。”

幼海已怒目相对，杨淑慧害怕极了，马上说：“改一改也好，幼海，你就叫周祖逵吧。”幼海感到莫名其妙。

第二天一早，汽车来了，将杨淑慧和幼海接到机场。戴笠等在那里，朝幼海笑笑说：

“我就喜欢听话的孩子，这样不是很好嘛！”

飞机向重庆飞去，戴笠的心却留在上海。他马上要回来，向周家的“基度山”开刀。

6．软禁于白公馆

飞机到了白市驿机场，杨家山的总务科长侯祯祥已在恭候。戴笠关照，将幼海母子送到“四一医院”，好好招待，自己就进城去了。从此，戴笠再未去看过周佛海，虽周一再写信，戴也不理。

当杨淑慧和幼海走进豪华的医院病房时，周佛海一见就目瞪口呆，沉默半晌后说：

“你们怎么来了？谁叫你们来的？”幼海抢先说：“戴笠叫妈妈来照顾你生病的，莫名其妙，把我也逼来了！”周佛海一听，心中打鼓，不安地朝妻子说：“雨农不安好心，要把我们一网打尽！”杨淑慧定了定神：“戴笠在上海逼幼海走，我已猜着七八分。没有别的，要我们的钱。不怕他，我早有准备。房子搬不动，但珠宝黄货，早已进了美国银行保险箱。蒋老头子那封亲笔信，我已锁入香港‘汇丰银行’保险库。佛海，你别怕，他戴笠是天王老子，也无办法。”杨淑慧的泼辣厉害，于此可见一斑，魔头戴笠远不及这个女人的工于心计呢。

周佛海病好以后，被送回白公馆，和丁默邨、罗君强住在二楼，招待优渥，设备一流，就是独缺自由。幼海住在楼下，允许他和父亲见面，但不得外出，不得打电话，也软禁了。幼海在回忆白公馆的软禁生活时写道：“生活是很优裕的。可以下棋、打牌、唱戏，可以看重庆出版的所有报纸，包括《新华日报》。每天吃的是八菜一汤，大鱼大肉。过阴历年时，还有整桌酒席。”

一个月后，放杨淑慧回上海了，幼海则不放。杨临走时对周佛海说：“这可见戴笠闹腾了几十天，除房子、车子外，一无所获，所以要我回去，想榨我的油。放心，我来个以软克硬，一毛不拔！”

幼海常到楼上和父亲聊天。他虽厌恶周佛海，但在全封闭的白公馆内，还有谁好谈呢？除了特务，还是特务。一次，谈到幼海的前途，周佛海说：“你还是去美国读书好。”幼海经过此番劫难，又成熟了许多：“你们管住我，二十几年了，现在不要再管，我要走自己的路了。”什么路？幼海不说。幼海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心中已仰慕共产党。

戴笠对他软禁，等于狠狠把他向左推了一把，让他向共产党靠拢。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附近的一处叫“困雨谷”的山峰上坠机身亡。戴字雨农，死在困雨谷，可算天亡斯人。消息传来，杨家山的大小特务，乱作一团，像煮开了一锅粥。

最着急的，要算周佛海这些大汉奸了。周十分了解戴笠，金钱上要捞进，政治上会保证。现在保护神一死，指望落空。周对同室的大汉奸惊呼：“雨农死，我也完了！”

后来，周佛海在他的《狱中日记》中回忆写道：“三月中旬，雨农坠机身亡，为之忧虑不置。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忧也。”周当时“忧”得没错。等着他的是人民的声讨和法律的审判。至于丁默邨等，就更不必说了。

白公馆内秘密传言，戴笠是被蒋介石除掉的，因戴的权力太大，已成蒋的障碍。幼海有一天问父亲：“蒋介石真能杀害戴笠吗？如此忠实的鹰犬，也要处死？”周佛海长叹一声说：“按照蒋的个性，完全有这种可能。还是那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雨农的死，将成千古一谜。蒋是惯于作谜的。”

无论怎么说，戴笠的死，对周佛海和周幼海都是人生的转折点，父子恩仇，各有千秋，不久就要显露出来了。

戴笠死后不久，毛人凤按蒋介石的任命，坐了军统第一把交椅。

周佛海等倒很有自知之明：发表一个声明，作为政治问题解决，显然不可能了。赖在白公馆，靠山已倒，也非长久之计。倒不如法律审判来得爽快，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照目前这样拖着，总不是办法。更何况《惩治汉奸条例》，已经公布，这一关已是难逃。所以，周佛海写了一封信，要求法律结案。

毛人凤到白公馆来时，周佛海当面交上这封信。但毛就是不接，还像真的一般说：

“你的问题，要等委座召见后才能决定，放心吧，没有事的。”周佛海被弄得稀里糊涂，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只能等着再说。但周对幼海的软禁，一直有很大意见，现戴笠已死，不可不提了，就严肃地对毛人凤说：“毛先生，我儿子周幼海，在白公馆已经7个月了，有这个必要吗？请即放他出去”。“毛人凤是一口答应了，但提出了条件，一是出去后不能去看周佛海的老朋友，二是不能回上海，只能去成都，而且，要有人担保。周佛海请在侍从室时的老朋友、军统高级干事胡静安作保，胡同意了。

军统同意释放的当晚，幼海和父亲作了一次长谈。幼海坦率地承认自己倾向共产党，想走这条路。周佛海也懊悔日本投降时拒绝了中共的来人。最后，周对儿子说：“你自己去闯荡吧！”

第二天一早，东方还未发白，幼海获释了，被军统特务用小车送到重庆郊区一座客栈暂住，勒令他立即去成都。幼海在特务监视下，只好走了，说是去华西坝大学读书，其实是去找同学肖孟能，另觅出路。软禁七个月后的周幼海，终于自由了，戴笠把他推到共产党一边去了。

幼海一到成都，就找到肖孟能，要他设法买回上海的机票或船票。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肖同兹的儿子，会有办法。幼海在成都住了二十多天，突然人不知、鬼不觉地回到重庆，去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幼海相当成熟了，急着找党了。在办事处，他要找董必武或周恩来，因周佛海和他们过去极熟。秘书出来接见，两人作了一番对答。秘书对幼海说：“你是周佛海的儿子吧！什么事！请说。”

“我想见董必武伯伯或周恩来伯伯，我要到延安去。我被戴笠关了七个月，刚刚放出来呢。”

“噢，你要到延安去，不简单。但不行啊，周先生，什么组织介绍也没有，怎么接受呢？”

“我见董伯伯、周伯伯说去。”“他们忙极了，不会有空。这样吧，我负责转告，一有消息，就通知你。”

闯曾家岩的一幕，就此结束。幼海初次出马，没有成功。幼海明白了，先要找到党组织才行。

幼海挤上了回上海的轮船。在重庆秘密转悠了3天，军统特务竟未发现。

幼海回到上海。湖南路周家早被军统特务占了，杨淑慧暂时住在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家。母子见面，相互叹息，痛骂特务不止。杨淑慧说：“他们死死逼我交出金银财宝。这批蠢猪，哪是我的对手！”

幼海在同学的帮助下，不久就投奔了共产党。

7．南京受审

周佛海在白公馆一再要求司法审判，政治解决的幻梦彻底破灭了。1946年7月中旬，毛人凤跑来说：“好吧，收拾一下，到南京去司法解决。”周佛海很高兴，自以为替蒋介石、戴笠做过不少事，法律上至少也可将功抵过。但不知为何，又拖了很久，直到9月16日，军统局才将周佛海、丁默邨等用飞机送到南京去了。

周佛海等先关在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生活上依旧优待，饭菜都是酒楼送来的。

9月23日，周被移押到老虎桥法院看守所。这是一座小洋房，内有花园，放风时还可散步。周佛海关在“忠”字监，和丁默邨、罗君强同住。但伙食已是犯人的规格了，周终于正式过上吃官司的监狱生活。

周佛海在重庆时，就写好了很长的自白书，内容全是表功，说明自己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战的事，功比天高，足可抵过。9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已到军统看守所提审过一次，周即交了自白书，一口咬定自己在1942年早已向军统局自首，有戴笠的信件可以作证。移押法院看守所后，9月24日、25日、26日接连提审。审讯员告诉周佛海：“罪行严重，抛弃幻想。”这样一来，周和丁默邨等就有些惴惴不安。大汉奸缪斌也替蒋介石做过不少事，但在5月间第一个被枪毙了！接着，陈公博、褚民谊等接连处决，他们对蒋介石也多少有功的。丁默邨虽是特工魔头，但胆小如鼠，天天向周佛海唠叨：“老头子恐要一锅端，死定了！”周也坐立不安，但自忖还有蒋的亲笔信这张王牌最后可打。

但大汉奸缪斌也是有的呀，他为什么要枪毙？周茫然了，无以自答。

国民党司法界的内幕十分复杂。负责周佛海案件的首都高等法院推事金世鼎和检察官陈绳祖，几经密商，预定的计划要判周佛海死刑。当然，这是得到最高当局暗示的，蒋介石侍从室传来口谕，要严厉肃奸，不管任何人，不得从宽。而社会上也盛传，周家有钱，已重贿法官，可免一死。主办案件的金世鼎和陈绳祖，钱哪有不要，只是周家的钱太烫手，拿不得，何况周家也未开后门来“献宝”。所以，周佛海自以为“功高盖天”，但还未审判，就已被定了个死罪！机关算尽，倒误了卿卿性命。

杨淑慧使出她浑身解数，忙得不可开交。她确信丈夫立过大功，又一直是蒋的亲信，可以免罪。现在最要紧的是认认真真，金钱铺路，打好官司。为了取得大量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明材料，不惜重金，到处送礼。在所有的大汉奸中，证明材料最多的，要数周佛海了。

包括杜月笙写的证明不下30多份，杨淑慧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塞法院的狗洞。在大量闪闪发光的黄金前，法官也许会怦然心动的，但杨淑慧失策了。

杨淑慧花重金聘请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3位著名律师，负责辩护。

但杨淑慧千算万算，不及老天一算。这老天不是别人，正是周佛海追随十多年的蒋介石。蒋介石身怀生死簿，手执勾魂笔，早就圈点好了。你杨淑慧，纵有通天本领，逃出3000里，还在棺材里。

1946年10月21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宽敞的大成殿内，布置法庭，公审周佛海。

一早，朝天宫内外就密布宪兵法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紧张。尽管如此，旁听者还是来如潮涌，不到9时，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连两边窗槛及围廊里也全是人了。

上午9时30分，公审开始。由院长赵琛任审判长，推事葛之覃、金世鼎，检察官陈绳祖，都是司法界的名流，加上响当当的辩护律师章士钊、王善祥和杨嘉麟，像唱戏一样，名角如云。

律师提供的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明是大量的，除上述六个方面军的司令外，还有军统局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党皇帝”吴开先的，上海市党部的……但军统局毛人凤大概因为没有拿到杨淑慧的20根大金条而昏了头，在证明周佛海有功后，又有一封公函，说“完全是对汉奸在策略上的利用”。前后矛盾。莫测奥妙。

审判开始。官样文章般问过一通后，就进行辩论。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被告，唇枪舌剑，车轮大战，拖了近五个半钟头。

辩论集中在“通谋敌国”上，检察官一口咬定，被告出卖国家，所谓立功，不足抵罪。周佛海说了大段丑表功的辩词，滔滔不绝，竟达一小时之久。

周在后来的《狱中日记》内写道：“检察官控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余谓，上半段为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因历述动摇日军士气，淆混日本国民各谋略以及妨碍日军各种行动等等。后半段应为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因详述与中央联络后如何营救抗战工作人员，如何刺探敌军军情等等。”甚至，连戴笠密令毒杀“76号”魔头李士群一事也搬出来了。周在庭上说：“戴局长有电，处死李士群。后和华中宪兵司令部科长冈村商量，予以毒毙。”周佛海说得额头冒汗，手舞足蹈。

辩论快终结时，已经夕阳西下。哪知冷火里爆出颗热栗子，检察官陈绳祖站起身来，举手摇着几张纸，声震屋宇般喊道：“这里有蒋委员长侍从室和军统局的公文，对周犯所称功劳及胜利时委派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一事，完全是一时利用！”轻飘飘的两张信纸，也不知是真是假，就将周佛海的丑表功全部否定了。旁听的人群一阵骚动，审判长不断摇铃，提醒肃静。周佛海也有点心慌，但马上镇静下来，心中暗忖：我还有老蒋亲笔信这张王牌呢！

审判长宣布辩论结束，定期宣判后，这场闹剧暂时落下帘幕。

周佛海虽经检察官重重一击，但仍精神亢奋，陶醉于自己的表演。回监房后竟然忘形地写了一首歪诗：“六年险苦事非常，欲挽狂澜愿幸偿。举国纷纷论杀宥，万人空巷看周郎。”

1946年11月7日，晴天霹雳，高等法院以“特定第三四六号特种刑事判决书”，判处周佛海死刑。杨淑慧一听，三魂出窍。六魄飘荡，顿时目瞪口呆，矮了半截。周佛海真的要等枪毙了吗？

杨淑慧当然立即上诉，但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驳回，维持死刑原判。按照国民党的法律，还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家属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但仍被驳回。国民党也真会开玩笑，驳回之日，正好是1947年大除夕。满城爆竹，声声响在杨淑慧心头，因为抗告驳回24小时之内，丈夫随时可以枪毙。

杨淑慧大冷天浑身汗淋，顾不上忌讳礼节，当夜就闯进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方的家。陈是丈夫的老朋友，又能随时见到老蒋，不会坐视不救。陈方见她头发蓬乱，脸孔刷白，知道定有急事，马上进入客厅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说。”

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抗告驳回，佛海随时可以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

陈方一听，也着了慌，连忙说：“蒋先生早已说过，没有他点头，任何人不得处决佛海。法院如要执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从室，我一定压下。我以生命担保，佛海不会死。明天年初一，我向蒋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处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

陈方言尽于此，杨淑慧只得半信半疑走了。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她听着远近爆竹，万箭穿心。

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召见她。她到了官邸，陈方领她进去，只见老蒋早端坐在客厅里了。她一见蒋介石，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她赶忙跪倒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阵阵抽泣悲咽的声音，在四周荡漾，气氛悲切。杨淑慧，以无言代替千言万语，事至如今，说话是多余的。

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说：“这几年来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地又磕了几个头，就站起来走了。从头到尾，一言未发。

杨淑慧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着，时间是一秒一秒挨过去的。周佛海既没有被枪毙，蒋介石也未见动静，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杨淑慧身心煎熬，度日如年。

直到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命令内说：

“……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命令一出，压在杨淑慧心上沉甸甸的石头落地，丈夫性命到底保全了，“让他在里面休息一两年”，就可以出来重整旗鼓了。这是国民党对汉奸发布的唯一的特赦令，来之不易，周佛海终于死里逃生。杨淑慧对老蒋的感激，自然难以言表。但这个厉害的女人何曾知道，所有这前前后后的一切，哪一件不是蒋介石事先安排的呢？你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仍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最终还是病死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