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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一、军事思想史
卜辞反映的军事思想
卜辞是把商时期人们在甲骨上所刻的有关占卜结果的文字记录，其中有较多的关于军事活动的记载，反映了殷商时期人们对军事活动的朴素认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注重战前兵员的征集
如：
贞：引妇好先共人于庞。
贞：芴乎妇好先于庞共人。
这里的“先”有先导之意；“共”与“登”同义。“登人”，王襄解释为：“登人疑即《周礼·大司马》比军众之事。将有征伐，必先聚众。”卜辞的意思是说，是否命令妇好为先导部队，在某地征兵聚众。又记载：
辛己卜，争，贞：今载王登人，乎妇好伐土方，受（授）有又（佑）。五月。
今载，即今年，卜辞的意思是说，今年商王征集了兵员，准备命令妇好率军队去征伐土方，能受到上帝的助佑吗？
关于步伐
卜辞记载：
贞乞令我史步伐舌方。
贞禽乞步伐舌方受有又（佑）。
贞今载王其步伐夷。
这里表明，殷人在征伐战争中主要是以步卒作战。
关于逆伐
卜辞记载：
贞王勿逆伐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佑〕。
贞方其来，王勿逆伐。
所谓“逆伐”，就是正面迎击。
关于伐
卜辞记载：
贞今载王值伐土方。
贞多……不其值伐方。
“伐”之值意为“正”，所以它是正伐、挞伐的意思，也就是以兵威抚循之。
伏击思想的萌芽
卜辞中虽无“伏击”两字的记载，但已有这一思想萌芽的反映。有两条卜辞这样记载：
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址戛伐巴方，王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
贞妇好其〔从〕止戛伐巴方，〔勿〕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
“立”本义是站立，这里用作“位”字讲，“戎阱于妇好立”，意思是敌人陷入妇好的阵地。这两条卜辞从正反两个方面卜问：妇好协同扯戛征伐巴方，武丁亲自率领部队由东边作骚扰性进攻，敌方会陷入妇好的埋伏圈吗。商王不从东边作骚扰性进攻，敌方会陷入妇好的埋伏圈吗。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伏击战思想的萌芽。
西周的军事思想
《易经》
《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约产生于西周初期，其内容极其广泛，其中也包含有军事思想。宋王应麟在《通鉴答问》中说：“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其理一矣。”《易经》中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某些卦的爻辞之中，具体地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反对恃强凌弱。《易经》这一思想充分地体现在《兑》卦之中。“初九”爻辞说：“和兑，吉”。意思是说，国与国之间需和谐共悦，才能吉利。“九二”爻辞：“孚兑，吉。悔亡。”这是说，国与国之间以诚信相待，就会吉利，如有反悔，就会灭亡。“六三”爻辞：“来兑，凶。”说的是某一国家依靠强大的武力去威胁别国，强迫其服从自己意志，便是凶。
主张师出有名和进行自卫性的防御作战。《易经》虽然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反对恃强凌弱，但并不绝对地反对战争。它认为进行战争首先要做到师出有名。《谦·上六》爻辞说：“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如不得已进行战争，在战前则必须取得道义上的主动。
《易经》主张自卫性的防御作战。《蒙·上九》爻辞说：“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意谓攻打愚昧、昏乱之国容易取胜，主动去侵略别国不利，进行自卫性的防御作战则有利。
对民众在战争中作用的初步认识。《晋·六三》爻辞说：“众允，悔亡。”如果能得到众人的信任，取得战争的胜利便没有困难了。《观·六三》爻辞说：“观我生，进，退。”观察了解我“生民”的意愿，以此来决定战争中的进和退。这些可谓是最初的关于民众在战争中重要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虽是简单的，但对后世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主张保持戒备状态。《易经》认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小心谨慎，提高警惕。对战争来说，更应做好戒备，否则，就会遭到失败。《泰·六四》爻辞：“不戒以孚”，即是这层含义。
对军队纪律的重要性的认识。《师·初六》爻辞说：“师出以律，否藏，凶。”其意是说，军队出征打仗要执行严格的纪律，不然就会打败仗。这是中国古代关于军队纪律重要性的最初认识。
对战争与地形关系的认识《易经》主张军队在驻营时要注意选择有利的地形。《需·初九》爻辞说：“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一九三”爻辞说：“需于泥，致寇至。”指出军队驻扎在郊野，利于久驻，而无灾患；如驻扎在泥泞之地，敌寇便会乘机而来。
作战指导思想。《易经》已经初步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作战指导原则。第一，进攻要大胆果断。《易经》认为在进攻时如果畏首缩尾，必然导致失败。《晋·九四》爻辞说：“晋（进）如鼠，贞厉。”在攻城方面，《易经》主张抓住时机实施不断的进攻，以争取成功。《同人·九四》爻辞说：“乘其墉，弗克，攻，吉。”攻城者登上城墉，而守城之敌未退，攻者如不抓住时机继续攻打，则城不易被攻下，只有不断攻打，才能取胜。第二，抢占有利的制高点。《同人·九三》爻辞说：“伏戎于莽，升高其陵，三岁不兴。”其意思是说，军队埋伏在莽草丛中，并抢占了高陵——有利的制高点，往往能战胜敌人，并使敌人大伤元气，多年得不到恢复。
《军志》、《军政》
《军志》、《军政》大约产生于西周末期，这或许是史籍所记载的中国古代最早的专门化军事著作——兵书。两书早已散佚，但其中的一些字句则常为先秦的史籍和兵书以及后来的史籍所引用。
《桩传》有三处引用了《军志》的文字：
《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
《军志》曰：“先入有夺人之志。”
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入有夺人之心，后入有待其衰。”
唐初军事家李靖引用《军志》的文字：
《军志》曰：“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引用《军志》两段文字：
《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陈。”
《军志》曰：“阵间容阵，足曳白刃；队间容队，可与敌对。前御其前，后当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为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无速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
关于《军政》的内容，目前仅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保留了两句话：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
《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
上述引文有的很可能已经过后人的加工，但就其内容看，它们反映的基本为西周时期的军事思想。从这些内容可见，《军志》、《军政》是属于早期条令式的兵书，其军事思想已趋于比较成熟。第一，它们强调“有德不可胜”，主张加强“德治”，做到内部团结，将政治与军事作通盘的考虑，以政治清明为前提，来保证军事活动立于不败之地。第二，主张“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指出在作战中，要量力而行，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遇到有利的战机，迅速出击，不可贻误战机。第三，主张“强而避之”，指出在作战时，要善于避敌之长，攻其之短。第四，主张“先入有夺人之心”，认为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可以收到摧毁敌人精神、心理的积极效果。第五，肯定正确认识和善于用地形的重要性，“地利为宝”，“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第六，强调军队要有严格的纪律，平时做到“行止有序”，战时做到“止则为营，行则为陈”。这些思想基本上反映了西周期战争的实际，是这一时期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春秋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在春秋时期得到巨大的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这既表现为在史书和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中，对军事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论述；更体现为《孙子》这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兵书的出现。它们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左传》军事思想
《左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相传是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所著。后人认为《左传》的作者“于军事特别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因此，把它看成是同《孙子》一样的将帅必读之书，可见其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左传》中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观点：
1.反对“去兵”。《左传》认为战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当时社会上“去兵”议论进行了反驳。如子罕指出：“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轫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这里，子罕肯定了战争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它是威慑不轨行为、伸张正义的工具，国家的“废兴存亡”，君主的“昏明之术”都是由战争决定的，这又怎么能“去兵”呢？子罕论证了战争在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反映出当时各国统治阶级都竭力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以赢得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战争胜利的心理状态。
2.对战争性质的朴素认识。《左传》提出区分战争“义”与“不义”的范畴。据成公元年记载，公元前590年，晋国调解了戎和周王室之间的矛盾，使双方达成了和平协定。但周刘康公企图趁戎因媾和疏于防备之际而突然发起进攻，叔服就指出：“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昭公元年记载，楚灵公在篡位前为令尹，服饰、警卫有如国君，他的野心谁都可看出来，当时晋国大夫赵孟、叔向对他作了分析，认为他可以取得一时成功，但不会有好结果：“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夫以强取，不义而克，必以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左传》还以“直”和“曲”两个范畴来说明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提出“师直为壮，曲为老”的思想。
3.重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左传》吸收了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提出了“无民，孰战”的基本观点。当时不少人从众多胜败兴亡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战争的胜败与民众有密切的关系，并善于从是否得到民众支持这一点去探寻战争胜败的原因。晋、楚城濮之战后，有人分析楚国在此战中的失败原因：“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而晋国之所以在城濮之战中取胜，尽管原因很多，但关键的一点，是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使“民听不惑，而后用之。”最后得出结论：“无众必败”。
4.提出了一些新的作战指导原则。第一，主张及时掌握战机。齐鲁长勺之战，鲁军实力不如对手，但结果是鲁军一举获胜，鲁庄公尚在莫名其妙，曹刿便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奥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这里，曹刿提出了掌握战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当选择“彼竭我盈”之时，对敌发起进攻。第二，正确选择攻击方向。《左传》认为攻击的方向应选在敌人的虚弱之处。孺葛之战中，由于郑国正确选择了攻击方向，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楚、随速杞之战中，随军违背了这一作战指导原则，结果失败。第三，骄兵必败。《左传》以大量的战例说明了在作战指导上，如果麻痹轻敌，疏于戒备，轻则丧师，重则丧国。桓公四年记载，“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秦作为一个大国，竟败于小小芮国之手，原因就在于“小之也”，即自大轻敌。
此外，《左传》中还叙述了不少具有新的战术思想的战例，如伏击战、包围战、迂回战、侧击战、袭击战，等等。
但是，《左传》毕竟是一部历史巨著，它虽记录了大量的战例，但还没有将其抽象上升到理论。清代李之春说：“孙，吴所言空言也，左氏所言验之于事者也。”局促于经验罗列，表明《左传》军事思想的不够成熟性。
孔子军事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儒家的创始人。他虽不是一位军事家，一生也从未参加或指挥过战争，但作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对当时的军事活动不能不加以注意。这决定了他的军事思想应是其思想体系中一个组成部分。
1.主张慎战。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慎战的观点。《论语》说：“子之所慎，斋、战、疾”。可见孔子早时对斋戒、战争和疾病是持慎重态度的。孔子这一看法虽很简单，但却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2.强调教而后战。孔子是一位教育家，不仅重视“文教”，也强调“武教”。他认为要让人民去替统治者作战，首先需让人民接受军事教育。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还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在军事教育的内容方面，孔子主张教之六艺中的两项，即射、御。从孔子弟子的作战成绩中，可以看出孔子军事教育的积极效果。如在公元前483年的齐鲁之战中，孔子弟子冉有任季氏将帅，与齐作战获胜，战后季康子曾问冉有：“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回答说：“学之于孔子。”这一事例也表明孔子先教后战的军事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军事教育的开展与深入。
3.要求将领必须足智足勇足谋。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军事将领首先应具有“好谋”善思的素质。《论语·述而》记载：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在这里，孔子赞成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反对那种空手打虎枉送性命的有勇无谋者。同时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军事将领也必须具有“勇”的品质。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提出一个人应有六种品德，其中就有“勇”。但他提倡的勇是“义勇”，他说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即主张“义”和“勇”联系起来，以“义”规范“勇”，这同单纯提倡“勇”有所不同。孔子还强调军事将领必须“足智”。认为“智者不惑”。
4.主张“足兵”。孔子重视军备，他把“足食”、“足兵”、“足信”列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项基本措施。《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问答表明：其一，孔子认为国家如能做到粮食、军备充足，老百姓对国家就有信心了。显然，孔子是把“足食”、“足兵”作为“民信之”的必要前提条件来看待的。其二是关于信、食、兵三者的关系，孔子把“民信”置于立国之首，把“足食”、“足兵”看成是第二位的。其三，孔子强调“民无信不立”，片面地认为只要百姓对政府有信心，国家便会安定，这是主观片面的。其四，尽管孔子提出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应该“去兵”的思想，但孔子把“足兵”作为立国的三项条件之一，这仍是他的思想境界高明于当时其他人的地方。
孔子的军事思想虽远未形成体系，但他的某些基本观点，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还是产生过影响的。
《老子》军事思想
《老子》又称《道德经》，相传为老聃所著。老聃，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对《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学术界的意见有很大分歧，我们认为，《老子》书中的个别文字虽然带有战国色彩，但就书的总体思想来看，应该承认它所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晚期的社会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曾被人称为兵书，唐王真说：《老子》“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宋苏辙也说：“……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应该说，《老子》本身不是兵书，而是哲学著作，但《老子》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成败、存亡、祸福”现象的理论总结，这就必须涉及到对军事活动的认识，因此，其中含有较丰富的军事思想是自然的。
1.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老子》较早地探讨了战争起因的问题。它认为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战争不休的现象，完全是由统治者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引起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为此，《老子》向当时的统治者发出警告说，“故知足之足，恒足矣。”
老子看到了战争的严重后果，指出战争一是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二是造成很多人的伤亡：“杀人之众”。因此，老子认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物，“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处”。表明老子对战争持基本反对和否定的态度。
但老子也承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战争，即“不得已而用之”。但是，就是在“不得已而用”的情况下，老子认为也不应该对战争进行赞扬，更不能以兵逞强，而应“恬淡为上”。他说：“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谓果而勿强。”所谓“果”是指胜利。如果因为战争中取胜而得意，这实际是以杀人为乐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总的来说，老子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是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天下”。
2.“善胜敌者不与”。从“坏以兵强于天下”的基本观点出发，老子提出在作战指导上所应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为“善胜敌者不与。”他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所谓“不与”，即不和敌人作正面的交战。这一思想和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的思想有一致之处。但老子同时又强调“不争”、“无为”、“不争而善胜”，“无为故无败”，甚至说：“以无事取天下”，这就走向了片面。
3.“不敢为天下先”的后发制人的思想。在作战指导上，老子提出后发制人，以退为进的原则。他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些原理应用到军事领域，其含义就是：要战胜敌方，首先要进行退却防御，然后再寻找时机进攻。所以，他说：“进道若退”，如果只顾进攻，便会陷入死路，“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不过，另一方面老子又过分拘泥于后发制人的观点、主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只注重防御，而不敢实行有利的进攻，这就把后发制人的作战原则凝固消极化了。
4.“祸莫大于轻敌”。老子强调在战争中要防止出现“轻敌”的思想。指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则哀者胜矣。”敌我兵力相等，哀兵一方之所以取胜，就是因为它能有意甘心于居处不利的位置，从而引起警戒，激起斗志。全力以赴，战胜敌方。
5.“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奇”、“正”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一对极为重要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对范畴的内容都有所变化和发展。在老子这里，还没有把“正”范畴运用到“用兵”方面，而是作为“治国”，即政治范畴看待的。运用“奇”、“正”的范畴，把“用兵”和“治国”在方法上的不同作了区别，体现了他对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同特点的认识。同时，老子看到了“奇”、“正”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提出了“正复为奇”的命题。尽管老子对“奇”、“正”范畴的基本内容，以及如何“以奇用兵”还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但他提出“奇”、“正”范畴和“正复为奇”的命题，这对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充实与发展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范蠡军事思想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越国的上将军。《汉书·艺文志》著录《范蠡》二篇，属“兵权谋家”，注云：“越王勾践臣也。”这说明，范蠡的著作是作为兵书流传于世的。此书自汉以后失传。我们今天只能从《国语》、《吴越春秋》等史籍中，寻找到某些有关内容。
范蠡提出“随时以行”。所谓“时”，作为军事科学的范畴，是指时机或曰战机。“随时”，就是依据时机是否有利来决定作战行动，这也叫“守时”，“随时以行，是谓守时”。范蠡的“随时”，“守时”，实质上包含有两层基本意思：其一是指“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还不具备时，不能勉强出兵作战，这时，应“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如果时机不成熟而盲目出兵作战，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就叫做“强孛”，“强孛者不祥”。其二是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这是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遇到有利的时机，就不能犹豫不决，而应以最快的速度去进攻敌人。他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惟恐弗及”。因为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得时不成”，“反之为灾”。
范蠡还提出“因”这一范畴。他说：“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所谓“因”，就是指根据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决定作战行动。他说：“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用则阴，先胜则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善于带兵打仗的人，在作战指导上，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原则的不同应用，都是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实行后发制人的原则时，要取法于阴象，即沉着应付，不动声色；而在先发制人时，就要取法于阳象，即迅猛进攻。他还说：“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这是说，如果敌向我进攻，我在不利的情况下，应先固守，待有利时机出现，再作反攻，在对敌人反攻时，必须全面考察敌方是否遭到了自然灾害，以及老百姓的“饥饱劳逸”等情况，以避开敌人的有利条件，然后再实施打击。从这里可以看出，范蠡和老子在军事思想方面是有所不同的。老子在讲进退、刚柔、先后时，无条件地强调退、柔、后的一面，而否认进、刚、先这一面。范蠡则主张应根据战争条件的不同，或进或退，或先或后，这一认识，比较老子而言，是要全面正确得多了。
《孙子兵法》
《孙子》是春秋末年孙武的军事著作。孙武字长卿，齐国人，后因内乱奔吴，以兵法见吴王阖庐，任将军。
《孙子》全书共十三篇，六千字左右，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较系统的军事思想体系的基本形成。
1.“兵者国之大事”的慎战思想。《孙子》开始就写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这里，孙武把战争同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他对战争问题的高度重视。
孙武将战争同“利”的观念联系起来，明确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由此出发，孙武把“合于利”还是“不合于利”作为国家是否进行战争的客观标准。孙武所谓的“利”，即物质利益，具体地说就是“掠乡分众，廓地分利”。
孙武重视战争，但并不主张好战，他对战争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认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好恶情感而轻率地发动战争。“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一语，即是孙了慎战原则的扼要概括。
2.对战争胜负诸因素的认识。战争既是“国之大事”，那么对它就不能不进行认真的考察。然而，又以哪些方面来考察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呢？孙武认为：“经之以五，较之以计，而索其情，……吾以此知胜负矣。”即通过对五个方面的基本因素的分析，从中把握战争发展的真实情况，以判断战争的胜负。
孙子所认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的是：“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即后人所称的“五事”。对于“五事”，孙武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柯与之死。可与之生，弗不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由此可见，所谓“五事”，实际包含了政治、军事、自然条件等因素。孙武同时还认为战争胜负受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一点他是通过分析“用兵之害”的角度加以深刻的阐述的。他指出：“用兵之害”最主要体现为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量耗费，他以十万部队出征为例，“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孙子强调如无一定的经济力量作为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很难打赢的。“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3.“文”、“武”结合的治军思想。孙武说：“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所谓“文”，即指运用政治教化等手段管理军队；“武”即指用军纪、军法军令等来约束军队。认为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治理好军队。在“文”的方面，孙武主张“爱卒”，“善俘”。在“武”的方面，孙武提倡“信赏”，“赏其先得者”；“明罚”等等。认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得，则不可用也。”孙武还认为平时应注意加强对士兵的教育训练，“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将才思想也是《孙子》治军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孙武首先对将帅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注意。他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又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其次，对将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提出了要求。他说：“将得，智、信、仁、勇、严也。”这里所谓“智”是指知识、智慧、机智能力等，属于能的范畴；“仁”，指对士兵的爱护；“勇”即勇敢，属德的范畴；“信”指赏罚有信；“严”指严于治军，这既属于德的范畴，实现它又须凭将帅个人才能的运用。可见，孙武对将领素质的五项要求，概括起来即是才能和品质两方面。这也就是说，在孙武看来，只有德才兼备才是称职的将帅。
4.作战指导思想。《孙子》在作战指导上追求的最高理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所谓的“不战”，就是要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为此，他推崇“伐谋一伐交”的“全胜”战略。
但“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是不易实现的理想境界，孙子更为注重的还是在现实的作战之中如何进行指导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作战指导原则：（一）“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二）“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张在作战中力争主动，避免被动。至于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途径，孙武指出有以下几条：首先，注重重于战略谋划，即“庙算”。其次，做到“先处战地”，即先敌完成作战部署，以逸待劳。再次，“示形”，即以假象迷惑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误。（三）“因敌变化而取胜”，即根据战争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改变作战方法。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胜敌者，谓之神。”（四）“兵贵胜，不贵久，即速战速决”。
5.攻防理论。《孙子》对攻防理论的论述是比较深刻的。它认为防守是造成自己不为敌人所胜的最好作战形式，进攻则是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最好形式：“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理论依据是，首先，防守的主动权在自己手中，这就能“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其次，“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同样的兵力，用于防守则兵力显得有余，而用于进攻则会感到不足。关于防守，孙武提出的基本原则是：“第一，防守要坚固、隐蔽，如“藏于九地之下”；第二，防中有攻，做到既“藏于九地之下”，又“动于九天之上”。关于进攻，孙武提出的主要原则有：第一，“避实而击虚”，即进攻的方向应选择敌人兵力薄弱环节；第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即进攻要有突然性；第三，“众击寡”，即集中兵力；第四，“携手若使一人”，即动作协调一致，等等。
《孙子》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瑰宝，它的许多基本理论原则直到今天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值得我们给予批判地继承。
战国军事思想
兵书概况与兵家流派
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封建制的确立，反映在社会文化领域上，便彻底改变了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受教育权利的学在官府的制度，一大批原属奴隶主贵族最低层的“士”登上了思想战线舞台。他们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六艺知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聚徒讲学，议论政治，阐述哲理，游说诸侯，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中，兵家是独树一帜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大放异彩的时代，它和春秋后期形成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
战国时期，随着军事活动的频繁和军事改革的深入，兵家这一学派更趋成熟，涌现出大量的军事著作，最著名的有《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公孙鞅》、《庞》、《倪良》、《魏公子》，等等。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共得182家，其中战国时期的兵书占大多数。除兵家的兵书专著以外，战国时期诸子著作中也有不少论兵之作。如《墨子》现存52篇，其中有13篇是军事著作；《管子》、《商君书》、《荀子》等书中都有专门议论军事问题的篇章。战国诸子著作中这些专门论兵的篇章，在西汉初期，有的也是被作为兵书看待的，如刘歆在编《七略》时就曾把《墨子》、《管子》、《荀子》等十家直接列入了兵书类。
《汉书·艺文志》兵家类根据西汉以前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把先秦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四个学派。兵权谋家共13家，著作259篇，现仅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吴子》，这是兵家学派中最主要的一派。《艺文志》在讲到这一学派的基本特点时说：“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可见这一派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有人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战略的。兵形势家共11家，著作92篇，现仅存《尉缭子》。这一学派基本特点是：“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分散）、合（集中）、背（后退）、乡（向前），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与变化性，有人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战术的。兵阴阳家共16家，著作249篇，其中有许多是托名黄帝君臣的作品，现都已散佚。这一学派的基本特点是：“顺时而发，推刑法，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这表明它注重“时”，注意天候、地理与战争关系的研究。可能与范蠡以及黄老学派有很大的关系，兵技巧家共13家，著作199篇，都已散佚。其基本特点是：“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这就是说，这一学派注重的是军械和作战技术，它包括设计、制造攻守器械和学习使用器械的技术方法、军事训练等等。
如果说《孙子兵法》在春秋末期的出现，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学理论已经建立，那么，在战国时期，经过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国古代军事学理论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用文学语言描绘，就是“大放异彩”！
主要兵书
1.《吴子》
《吴子》相传是战国前期吴起的军事著作。吴起，卫国人，曾任鲁国将军，在魏国做过将军和郡守，在楚国做过宛守和令尹。
《吴子》今存两卷，六篇。《吴子》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五种：一是争夺名位，二是掠取利益，三是仇恨的积累，四是内乱，五是饥荒。根据这一基本判断《吴子》对战争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它将战争分为五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主张行“义兵”，反对“强兵”、“刚兵”、“暴兵”、“逆兵”。“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
通过对治军实践的总结，《吴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其主要内容有：兵“不在众寡”，“以治为胜”。《吴子》极为重视军队的治理，当魏武侯问吴起：“兵何以为胜”时，吴起回答说：“以治为胜”。魏武侯接着又问：“不在众寡？”吴起详细解答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国。”《吴子》提出治军的标准是“父子之兵”，这实际上就是要建设一支内部团结一致、能战能守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吴起认为可以“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简募良材”。《吴子》提倡组建特种精锐部队，以防备突然事变的发生。即“简募良材，以备不虞”。鉴于这一认识，吴起建议魏武侯“聚卒”、“练锐”，即把民众中勇敢强壮者编为一队；把乐意拼死向前者编为一队；把善于越高超走、轻捷善走者编为一队。认为有了这样的轻兵劲卒，便可攻无不克。《吴子》还主张根据军队成员的身体高矮，体魄强弱，秉性勇怯，智力差别进行适合各自特长的分工，具体做法就是：“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
“教戒为先”。《吴子》重视军队的思想教育，这就是“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认为只要士卒有了羞耻之心，军队攻守均得其宜，“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吴子》也重视军队的军事训练，它指出将领或士兵在作战中战死往往是由于其军事技能不熟练，作战失败的原因也往往是由于战术不灵活。指出：“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为此，它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训练方法，内容包括单兵技艺训练、阵法训练、编队教战，以及教练军队联络信号和训练战马等等。
“严刑明赏”。《吴子》主张从严治军，强调用严格的军纪法令来约束将士，使其一切行动“任其上令”，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在军事奖惩上做到“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在实行“重赏”、“重刑”时必须“行之以信”。
“总文武者，军之将”。《吴子》的将才思想集中体现在《论将》篇中。它十分重视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良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吴子》心目中“良将”的标准，是指为将者的威严、品德、胆识，足以统率部队，安抚士卒，威震敌军。它认为真正的“良将”也就是文武双全的人，“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吴子》提出了：“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原则。主张先弄清敌人的虚实，选择有利时机发动进攻，以夺取胜利。《吴子》在“料敌”篇中列举了13种可击的时机，还列举了6种应该暂时退避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对孙武的“避实击虚”思想的具体化。在作战指导上，吴子还提出了“因形用权”的主张，即根据战争情况的变化来决定自己的作战方法。《吴子》重视对敌方情况的了解，即“料敌”。在“料敌”的基础上，《吴子》强调要根据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谋略和作战方法。这一思想是对孙武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思想的发展。
2.《司马法》
《司马法》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作者已不可详考。全书现存五篇，其军事思想是很有特色的。
“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讨不义”，“诛有罪”。因此，对于那些能“安人”、“爱其民”和制止侵略的战争，《司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它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思想。《司马法·仁本》中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显而易见，《司马法》并不简单地否定一切战争，它赞成“杀人安人”，“攻其国，爱其民”这一类正义战争，并主张用它去制止那些出于“争利”狭隘目的的侵略战争。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从当时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平时如果忘记了战争的存在，放松战争准备工作，国家就有被灭亡的危险。对于怎样搞好战备工作，《司马法》也提出具体的措施：首先，要“阜财”，即广集资财，做到“众有有，因生美”，使民众富足，国力充实。从而为战争准备好物质基础；其次，要“大军以固，多力以烦”，即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部队兵员充实而且战法熟练。其三，“求厥技”，即收罗有专门军事技能的人才。
“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司马法》十分重视军事教育的作用。认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在教育内容上，《司马法》强调简明扼要，“教极省”，并提出以新兴地主阶级的“六德”，即礼、仁、信、义、勇、智来教育和培养军队，“六德以时合教”。《司马法》还充分认识到制造精良的武器装备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军队“以甲固，以兵（器）胜”，如果武器装备精良，往往可以使己方实力由弱转强：“凡车马坚，甲兵利，轻乃重”。它特别强调当发现敌人使用新式兵器时，应该尽快仿效制造，以保证自己与敌在兵器方面保持平衡：“见物与侔，是谓两之”。
“相为轻重”的作战指导。“轻”和“重”是《司马法》军事思想中的两个重要范畴，在不同之处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作战指导方面，主要是指如何正确使用兵力的问题。《司马法》认为战争就是敌对双方互相使用不同兵力的较量：“故战相为轻重”。关于兵力具体使用问题。《司马法》提出了“以重行轻则战”的原则，认为：“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意谓，用小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可能有危险，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大部队不可能成功，用小部队对付敌人的大部队要失败，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要迅速决战。这实际上就是主张集中兵力，以强击弱。《司马法》进一步认为即使在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的情况下，也不能一次性把全部兵力投入到战斗中，而应留有预备队，以便应付各种突然变故的发生。否则就难免有危险：“重进勿尽，凡尽危。”
3.《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战国中期孙膑的军事著作。其书《汉书·艺文志》有著录，称《齐孙子》，后佚。今本《孙膑兵法》系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的整理本。孙膑，齐国人，孙武的后世子孙。他通过认真总结战国中期以前的战争实践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
“战胜而强立”和“乐兵者亡”《孙膑兵法》继承了《孙子》“兵者，国之大事”的思想，认为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对它必须加以认真的对待：“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也。”《孙膑兵法》并明确指出当时的战争是实现封建统一，达到“天下服”的重要手段之一：“战胜而强立”，“举兵绳之”。从而驳斥了战争观上那些“欲积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的陈腐论调。
《孙膑兵法》虽肯定封建战争的合理性质，但是坚决反对“乐兵”好战。它指出“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并且把这一思想贯彻到治军方面，认为不好战是军事上的最高境界：“恶战者，兵之王器也。”在对待“利”这一问题上，《孙膑兵法》同《孙子》是有所不同的。《孙子》虽也强调“慎战”，但认为战争可以得利。而孙膑对“利胜”却表示反对，认为通过战争以获取物质利益是可耻的，“胜非所利也”。
《孙膑兵法》所谓的战争主要是封建统一战争，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义的。因此，它十分强调“义”的观念。他说：“卒寡而兵故曰，弓弩势也。”可见，《孙膑兵法》所谓的“势”，是指正确使用兵力和战术而形成的有利态势。
在强调创造有利态势的前提下，《孙膑兵法》提出了这样一些作战指导原则：（一）“必攻不守”。所谓“必攻”是指坚决地进攻，“不守”，是指敌人没有防守，或无法防守。合起来完整的意思就是，在作战指导上，要看准敌方无可摆脱的薄弱环节，施以最致命的打击。这实际上是对《孙子》“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思想的发展。（二）“料敌计险”。“料敌”，即是对敌方的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这一思想同《吴子》一致。“计险”，就是对地形要有详细的了解，以便合理利用。（三）以寡击众和以众击寡等作战原则。孙膑认为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正确的战法应该是“让威”，即避开敌人的锐气，做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的情况下，应采取“赞师”的战法，即不要依仗自己的优势，迫不及待地逼敌决战，而应“毁卒乱行，以顺其志”，想尽方法，诱敌出战，伺机歼之。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则要“营而离之，我并卒而击之”，也就是要分散敌人兵力，然后集中我方兵力，将敌军各个击破。
4.《尉缭子》
《尉缭子》战国时期尉缭的军事著作，今存二十四篇，《汉书·艺文志》列入“兵形势家”。
《尉缭子》对战争持较为慎重的态度，认为应有必胜的把握，方可进行战争，而决不能凭一时的意气，轻易发动战争：“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它提倡的所谓“义”战：“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将那种一味追求“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的人称为强盗，主张“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
作为“兵形势家”的尉缭，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尉缭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首先必须要有良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措施，才能“战胜于外”，“威制天下”。所以他明确提出了“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的思想。为此，《尉缭子》主张从整顿政治入手，健全国家政治制度，明确君臣职守，公正审理案件，安抚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使国家内部安定，为“战胜于外”提供一个政治条件。
“先料敌而后动”。《尉缭子》十分重视对敌情的了解和掌握，认为只有在全面了解敌情的基础上，才能出兵打仗，这就是“先料敌而后动。”《尉缭子》之所以强调“先料敌而后动”，就在于它认为只有通过分析敌情，才能对敌人的虚实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做到以实击虚：“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这样就把作战中的“虚”、“实”和“料敌”联系了起来。
“蚤（早）决先定”。《尉缭子》主张在作战前对作战计划应早有准备，早作决定。“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
“或先或后，制敌者”。在作战指导上究竟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尉缭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它主张先发制人，“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因此，它强调“夺人而不夺于人”。但是，《尉缭子》又反对盲目的“贵先”。基于这样的认识，它认为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作决定。
兵“以专胜，力分者弱”。《尉缭子》主张集中兵力，反对分散兵力。它说：“兵以静胜，以专胜，力分者弱。……夫力弱，故进退不豪，纵敌不擒。”它还以水来形容集中优势兵力的优越性，“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惟专而触诚也。”
“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这是《尉缭子》在治军问题上所持的最基本观点。它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各项制度，“凡兵，制必先定”。军队有了制度，“则士不乱”。并进而论证说：“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尉缭子》强调重赏严罚，认为从士兵的本性来说是喜生恶死，他们之所以能勇往直前，不怕死，正是因为“明赏于前，决罚于后”。在《重刑令篇》中，它规定了对战败、投降和逃跑者所用的各种重刑。在赏罚问题上，《尉缭子》一个突出的思想是“刑上究”，“赏下流”，具体地说，就是：“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
5.《六韬》
《六韬》旧题所著，其实它是一部战国晚期的兵书，作者已不可详考，现存六十篇。《六韬》综合吸收了先秦诸子的思想而又自成体系，是一部带综合性的兵书，这是《六韬》一书的基本特点。
《六韬》对军队的编制、装备、训练、通讯、将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述。
关于军队的编制，《六韬》第一次提出了司令部的组织机构和其分工问题。它认为一个将领，应有七十二个辅佐人员，“将有股肱七十二人”，由其组成一个参谋部，或曰司令部，其作用主要是出谋画策，处理军中巨细事务。这七十二人或为作战筹画，或作气象观察，或搞后勤，或司敌情侦察，各有专司。《六韬》指出军队战时的编队和平时应有不同，战时要把平时的分散部队，结集成集中统一的整体，这就叫“结队”和“编队”。并提出要根据作战的需要和士兵的特点进行编队。
《六韬》极为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指出：“凡帅师将众，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教不素信，士卒不习，若此不可以为王者之兵也。”《六韬》已认识到想要获得战争的胜利，士兵的勇敢精神固然重要，但精良的武器装备作为其物质手段同样不可或缺，二者互为依存不可缺一：“器械为宝，勇斗为先”，这是对武器与人力关系的比较全面的看法。
关于军事教育训练问题，《六韬》提出要讲究“练士之道”，教育训练的内容应包括“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法”。而由单兵到合成，循序渐进，则是应遵循的教育训练方法。
《六韬》对将领问题极为重视，认为：“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六韬》特别注重将领的选拔，“置将不可不察也。”为此，它提出了具体考察将领的途径：第一，对将领的长处和短处进行全面的考察，既知其长，又知其短，不可见其长而忽其短。“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纲纪。”第二，考察将领的“外貌”与“中情”。《六韬》认为一个人的“外貌”易知，“中情”难识，在一般情况下，“外貌”和“中情”往往不相一致，一定要透过“外貌”看其“中情”。
《六韬》论述作战指导思想的篇章最多，有《军势》、《奇兵》、《军略》等三十余篇，内容十分丰富。它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主要有：“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六韬》把了解敌人的情况看作是正确指导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则，认为不了解敌人的虚实、强弱之形，军队虽人多势众，也必然失败：“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指出“兵胜之术”的关键，在于“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因此《六韬》主张要认真观察敌人的精神状态，“胜负之征，精神先见，明将察之，其败在人。”同时“谨候敌人出入进退，察其动静。”总之，要“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在详细观察敌人情况的基础上，《六韬》进而主张避开敌人强处，击其薄弱之处。“见利不失，遇时不移”。《六韬》强调在作战中必须善于捉住战机，“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移。失利后时，反受其殃。”认为“犹豫”是丧失战机的致命弱点，“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一兵之道莫过于一”。《六韬》所谓“一”，是指指挥权的统一，兵力的集中，行动的一致。它认为如在作战时做到“一”，就达到了“道”的境地，即符合作战指导规律了。但它也注重兵力的分合变化，指出：“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又说：“凡用兵之法，三军之众，必有分合之变。”
另外，《六韬》对野战、攻城、反攻、追击、突围等战斗样式的作战原则和方法也作了论述，这些论述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诸子军事思想
1.儒家——《孟子》、《荀子》
《孟子》是孟子的著作。孟子名轲，战国中期儒家大师。《孟子》中没有专门的军事论著篇章，但是孟子对战争和军事问题曾有过一些论述，其散见于《孟子》书中，观点主要有：
“善战者服上刑”。《孟子》对当时封建兼并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作了有力的揭露：“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因此，它把那些“兴甲兵，危士臣”，“糜烂其民”的国君，称之为“桀”；而那些为君主“辟土地、充府库”、“约与国”以战的所谓“良臣”，简直就是“民贼”；认为那种为了“辟土地”而进行战争的做法，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所以，他主张好战的人应受到最重的刑罚，连结诸侯挑起战争的人应受次一等的刑罚。可见，孟子对封建兼并战争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但这种不区分战争的性质，一味否定的作法，并不正确。因为当时封建兼并战争虽然残酷，但却是完成统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其历史合理性。从中也可以看到孟子军事思想迂腐倾向。
“仁者无敌”。《孟子》既然反对战争，那么在战争不断的战国时期，又如何保证国家不受到别国的侵犯呢？孟子基于儒家学说的立场提出了“仁者无敌”的观点。它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又说：“有人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国家君主如实行“仁政”，就能无敌于天下。所谓“仁政”，孟子认为就是“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从而使“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这样，即使用木棍也可击败盔甲坚实、兵器锐利的军队了。因此，孟子竭力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者”为何能“无敌”？孟子认为这是因为实行“仁政”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它说：“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殴矣。虽欲无王，不可得也。”孟子认为，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政治清明，在于人事上的努力：“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要得到“人和”，就必须实行“仁政”。结论就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荀子》又称《孙卿子》，战国中晚期荀子的著作。荀子名况，字卿，又名孙卿，赵国人，是继孟子之后的儒学大师。《荀子》的军事思想集中地反映在《议兵篇》里，但其他一些篇章中也有所论述，汉代刘歆在编《七略》时曾把《荀子》中的军事论著编入兵书类，可见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
《荀子》的军事思想，既是对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继承，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争夺”。把战争的宗旨归结为“禁暴除害”，这是先秦兵家和诸子的共同认识，《荀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地提出反对那种以掠夺为目的的不义之“战”：“非争夺也”。荀子他把当时的兼并战争分为三类，“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荀子肯定第一类而反对后两类战争，指出：“以德兼人者强，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荀子并不一概的否定战争，对于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封建统一战争，他是持支持态度的，这一点和《孟子》的战争观是有所不同的。
“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于壹民”。《荀子》不赞成当时兵家所普遍肯定的那种基本作战指导思想：“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后之发，先之至”。认为这决不是“用兵之要术”。为此他提出了“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于壹民”的思想。把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对《孟子》重“人和”思想的发展。
以礼治兵在治军方面，《荀子》追求的是“仁人之兵”、“王者之兵”。他认真总结了当时齐国、魏国、秦国在治军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亡国之兵”、“危国之兵”、“末世之兵”，均不足取。指出只有通过“礼义教化”后组建起来的“王者之兵”、“仁人之兵”，才可能做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从而在封建统一战争中，百战百胜所向披靡。荀子主张在治军中做到制度号令严格，赏罚有信。营垒的构筑，财物辎重的收藏，要求完备而牢固，荀子特别重视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在军事活动中的巨大意义：“械用兵草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草窳稽不便利者弱”，但是荀子毕竟是儒学的代表人物，他更重视治军的“本统”，荀子治军的“本统”是他的基本政治思想在军事领域中的自然体现，即突出地肯定礼义的地位和意义。他认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这段论述集中反映了“礼义”原则在荀子军事思想中的“本统”属性。
对“为将”之道的论述《荀子》认为将领应是智勇双全的人物。具体地说将领必须懂得和掌握“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所谓“六术”，即指将领应掌握的六项有关治军和作战的原则：“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有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这三项原则是就治军而言的。在作战指导方面，《荀子》要求将领做到：“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
所谓“五权”，即指将领应考虑的五方面的问题。“无欲将而恶废”，即将领时刻要从国家利益着想，不要在个人进退问题上患得患失；“无急胜而忘败”，在作战时不可急于求胜而忽视草率从事的严重后果；“无威内而轻外”，不要只注意在内部建立权威而轻视敌人；“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不要只看到作战有利的一面而不顾及其有害的另一方面；“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凡是考虑军队大事要经过深思熟虑，而在用财物奖赏时，不要吝啬。
所谓“三至”是指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将领可以不接受君主的命令而自由处置军政大事。“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
所谓“五无圹”指将领在使用谋略，从事战争，对待敌人等各方面都要谨慎，不可大意。《荀子》认为将领如能做到上述各项要求，“是谓之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就是杰出的将领了。
另外，荀子还阐述了某些具体的军事纪律和战争善后措施。他要求参战将士严格遵循战场纪律，听从指挥，强调在战争中对敌方不同人员采取不同的处置办法。荀子也注重战前的军事准备工作，将“辟田野、实仓禀，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吏之士”看作是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保证。这些思想都是十分精彩和深刻的。
荀子处于秦统一六国的前夜，他的历史洞察力是敏锐的，在军事理论阐述上创见甚多，荀子的军事思想，堪称为集早期儒家军事思想之大成者。
2.法家——《商君书》、《管子》、《韩非子》
《商君书》亦称《商子》，是战国中期商鞅一派法家的著作。商鞅，名公孙鞅，卫国人。《汉书·艺文志》兵家类中著录有《公孙鞅》二十七篇，现已失传。《商君书》现存二十四篇，其中许多篇章都涉及军事问题。
反对“非兵”、“羞战”，积极主张战争与《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仁者无敌”、反对战争的思想不同，商鞅积极主张战争，反对所谓的“非兵”、“羞战”。他认为国家的安危、兴亡，完全是由“农战”决定的，“国亡所以兴者，农战也。”他甚至认为如果国家强盛而不去进行战争，那么毒害便会在国内集聚，儒家那套虚情假意的理论就会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这就会导致国家的削弱。相反，国家对外进行战争，毒害就会输散到敌国那里，儒家理论就会失去市场，国家必能走向强盛。因此，他把“非兵”、“羞战”看成是和“仁义”、“礼乐”一样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六虱”，予以坚决的反对。这种积极主战的思想和儒家反战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也和兵家的“慎战”思想有所不同。
“力生强”的思想。为了保证国家在战争中取胜，《商君书》注重加强国家的实力，认为国家有了实力，便可以统一天下，这就叫“多力者王”。在商鞅眼里，国家的强盛与否由国家的实力所决定：“力生强，强生威，……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这种以农战来增强国家实力，依靠国家实力在战争中取胜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壹赏、壹刑、壹教”，以法治军同儒家以仁义治军不同，《商君书》强调以法治军。商鞅认为只有士兵勇敢杀敌，才能在战争中取胜。但士兵们往往爱惜生命，乐于安逸。要他们为国家献出生命，是十分困难的。认为只有通过重刑厚赏等手段，才能促使士兵勇敢作战。“故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严”。因此，他提出“壹赏、壹刑、壹教”的治军思想。指出：“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所谓“壹赏”，即是把奖赏统一到战功方面来；“壹刑”，即统一刑罚，“刑无等级”；“壹教”，即把教育统一到农战方面，使“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造成人民“乐战”的社会风气。
《商君书》不仅强调积极主战，而且也注意到了具体的作战的问题，书中《战法》等篇，就是专门讨论战略战术的。在作战指导上，商鞅提出：“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这是说，政治上的胜利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这就是说，要能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自己要具备取胜的条件。“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在作战中，要对敌人的情况进行分析，“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兵大律在谨”。从战争观方面说，《商君书》积极主战，而在作战指导上，它主张小心谨慎，不可盲从。另外，《商君书》对守城防御作战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用具有必死决心的军民和进攻之敌决战到底，“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做到“无不尽死”。《商君书》的许多论述，反映了法家在战争问题上积极进取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残暴本质。
《管子》虽托名于管仲，但非出自管仲之手，基本上是战国中晚期齐国法家著作汇编。《管子》中的军事思想比较丰富，主要内容有：
“积务于兵”的战争观念。《管子》极为重视战争，认为战争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僻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管子》指出，战争虽然不是那么的高尚和道德，但是在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变革关头，它却是“辅王成霸”的基本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因此，《管子》要求明智的君主必须“积务于兵”，即注重和积极从事战争，认为“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根据这一认识，《管子》对当时的“兼爱”和“寝兵”学说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强其兵”的治军主张。《管子》说：“故国不虚重，……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但军队要在战争中取胜，自身必须强大有力。为此，《管子》提出“强其兵”，即建设一支强大有力的军队的治军思想，认为“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
要“强其兵”，《管子》认为首先必须做到“富国”。“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其次，要重视武器装备的改善：“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军队拥有完备的武器装备，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源：“备具，胜之原。”其三，必须加强军事教育和训练。《管子》指出：“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王天下。”尽管拥有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但如没有训练有素的士兵，也同样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实现“士盖天下”的基本途径，就是加强军事教育和训练。《管子》认为如果将领率领没有经过严格教育和训练的士兵去作战，那就如同带领一批残废者去作战一样，必败无疑：“将徒人，与残者同实”。
在作战指导方面，《管子》提出了几条具体的原则：“明于机数”，《管子》说：“为兵之数，……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所谓“明于机数”，从大的方面说，就是要掌握好作战的时机；从小的方面说，就是要善于计数。做到了这两个方面，就能创造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取得作战的主动权，“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大势也。大者时也，小者计也。”
《管子》把掌握好作战时机，因时而动看成是指导作战，取得战争胜利的总原则，“时因胜之终（总）。”对于计数，《管子》认为就是对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进行认真的筹划，“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如果“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因此，“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
“遍知天下”。即在作战中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管子》说：“为兵之数，……在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它特别强调在作战中要“知形”、“知能”、“知意”，“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参具者也。”这就是说，所谓“知形”，就是要认识敌我双方军事物质力量（主要是士兵和武器装备的数量及质量）的“轻重强弱之形”。“知能”就是要认识敌我双方将帅的才能；“知意”就是要认识敌我双方军事行动的意图。三者相较，“知能”难于“知形”，“知意”难于“知能”，作为军事将领必须具备这三方面的能力，才能“闻无极”，“见未形”。
“释坚而攻虚”。《管子》对《孙子》的“避实而击虚”的思想作了发展，它深刻地分析了为什么要“释实而攻虚”的原因。它认为进攻敌人的坚强之处，往往容易受挫折；而攻敌之虚弱之处，则常常可事半功倍。如果拼死去攻敌坚固之处，那就等于帮助敌人坚固其薄弱之处；反之，如攻击敌虚弱之处，那就能使敌人坚固之处也变得薄弱。所以，“释坚而攻虚”应成为作战指导上的重要原则而予以充分的遵循。
“无方胜之几”。“无方”即无固定的形式；“几”即关键之点。其意是说善于随着战争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改变自己的作战方式，是取得作战胜利的关键。因此，《管子》要求作战指导者做到“无设无形”，使敌人在与我作战时，好像处在虚空之地，同变化不定的影子作战一样。“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影。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焉；无形无象焉，无可不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这里，《管子》所谓的“道”是指作战指导规律而言。它已把灵活机动地改变作战方法，提到作战指导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了。
《韩非子》亦称《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现存五十五篇，其中许多篇章都含有军事思想。
“争于气力”和反对“轻战”。韩非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多事之时”，“大争之世”。在这个时代里，必须“务力”、“争于气力”。他所谓的“力”，是指武力和财力，武力即指战争，财力即指农耕。“当今争于气力”，也就是主张通过战争方式去建立封建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韩非的这一思想和商鞅是一致的，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对战争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现实态度。
但是，韩非也反对“轻战”，即轻易地发动战争，他认为“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因此，“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在这里，韩非显然吸收了儒家、道家的某些思想因素，这同商鞅一味“好战”的思想是稍有差别的。
以法治军的观点。韩非主张以法治军。“法”对于治军来说，就是指赏罚有信。他同商鞅一样强调重赏重罚，“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矣”。因此，他对当时与这些原则背道而驰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认为那些奉公守法，在战场上拼死拼命的人得不到赏赐；反而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对待；而那些近臣、酒徒、占卜、相手纹等人，却得到种种奖赏，过着富有奢侈的生活，这种现象，正是亡国的象征。在赏罚问题上，韩非主张做到无私，“行公法”，“不辟亲贵，法行所爱”。在他看来，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不在于国家的大小，人口的众寡，而在于能否实行法治，做到赏罚有信。“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
韩非的作战指导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兵战其心者胜”。这是说，在战争前要使人民在心里树立起战争的观念，使人民“服战”，重视和积极参与战事活动。他认为做到了这一点，就可取胜，这就是“先战为胜”的基本含义。这里的“先战”，就是“战其心”，使人民的思想专一于战争。第二，“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意思是说，不要指望别国不来侵犯自己，而要加强自己的实力，使自己强大得足以令别国不敢来侵犯。韩非把这一点看成是“王术”，即统一天下的策略和战略。因此，韩非提出要加强国家内部的治理，增强国家的实力，做好一切战备工作。他说：“无地固，城廓恶，无畜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
3.墨家——《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说的重要著作，是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成书于战国时期。《墨子》中的《备城门》诸篇，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非攻”——反对掠夺性战争的思想，墨子主张“非攻”，并不意味着他反对一切战争，而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进攻战争。
墨子认为掠夺性战争给劳苦大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并损失了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他指出战争让许多人去参加作战，从而“春则废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使国家生产荒废，“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这完全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利”，对这样的掠夺性战争不能不反对，墨子还进一步论证了掠夺战争的非正义性。墨子所谓的“义”，就是为“天下之利”的“公义”。这一原则落实到战争领域，就是“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那些大国为了自己的私利，“大则攻小”，“强则欺弱”，这实际上是“寇乱”、“盗贼”，是最大的“不义”。
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作战思想。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的国家如何守城的问题，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作战理论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第一，“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这是说，要取得守城防御作战的胜利，前提条件是国君讲信用，有义行，激发起参加守城作战百姓的积极性。《墨子》认为官民和睦是取得胜利的保障，只要做到“上下相亲”，人民“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就能做到“死而守”。
第二，“备者国之重”。《墨子》重视落实具体的战备事宜，认为这是取得防御作战胜利的保证：“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指出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工作搞好了，防御作战中的主动地位也就造成了。
第三，“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这是说，在守城防御作战中，应积极歼灭敌人，不能消极防守。《墨子》说：“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不明于守者也。能此，如能守城。”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就是消极防御，只有以歼灭敌人为主，才是积极的防御。
在守城防御作战的具体战术方面，《墨子》根据“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闰、水……”等当时通行的十二种攻城战法，提出了许多有效的守城战术，如“备高临”、“备梯”，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墨子》对战国时期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发，对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
4.道家——《庄子》、《文子》、《曷鸟冠子》、《经法》
《庄子》是庄子及其学派的著作汇编。庄子名周，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崇拜自然，宣扬“无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争乱，包括战争都是与人的自然本性相违背的，因此战争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更不要“为义偃兵”，认为“为义偃兵”，实际为“造兵之本”。他主张“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认为一切顺应自然，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如果想依靠战争来成就大事，必然会走向灭亡：“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则亡。”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可能产生于战国晚期。它虽借《老子》的言语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但其思想与《老子》颇多不同，在军事思想方面，它主要提出：
“挟义而动”的战争观念《文子》认为战争的起源是同君主的产生相一致的。人类社会之所以设置国君，目的是为了禁止“暴乱”，而要去“暴乱”，便出现了战争。这种去“暴乱”的战争便是正义之战。因此，它主张战争并“非利土地而贪宝赂”，而是为了“存亡平乱，为民除害”，这就是说要“挟义而动”。这种“挟义而动”的“义兵”能够起到“不战而止”的作用：“义兵至于境，不战而止；不义之兵，至于伏尸流血，相交以前”。这种“义兵”也必然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它说：“国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行者，威也。”《文子》着重探讨了争取民众支持战争的问题，它认为战争如果基于广大民众的利益，“以为人者”，就必然得到民众的支持；如果“以自为者”，为了个人的私欲而进行战争，就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对：“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先胜而后战”。《文子》借鉴吸收了孙武有关“先胜”的观点。指出：“王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此不明于兵道也。”但是《文子》所讲的“先胜”是和孙武子的“先胜说”有所不同的。它主要是指“先为不可胜之政”，即首先在政治上取得优势，然后出兵打仗。他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在内政未修洽的情况下匆忙劳师兴众，那么将会毫无收获。“以未治而攻人之乱也，是犹以火应火，以水应水，莫足以相治。”
“先弱敌而后战”。《文子》的这一观点可能来源于《六韬》：“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而《六韬》“先见弱于敌”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孙子》“能而示之不能”的“示形”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文子》的“先弱敌”主要的实际含义是，想方设法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达到我强而敌弱的目的，它说：“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故费不丰而功十倍。”
《曷鸟冠子》相传是曷鸟冠子所作。曷鸟冠子，是隐士之名，班固在《汉书》注中说他是“楚人，居深山，以曷鸟为冠”。从其思想内容看，《曷鸟冠子》具有道法家的性质。
在军事思想方面，《曷鸟冠子》提出了“人道先兵”的观点。《近迭篇》中，庞问曷鸟冠子说：“圣人之道何先？”曷鸟冠子说：“先人”。又问，“人道何先？”曷鸟冠子说：“先兵”。可见《曷鸟冠子》是把战争问题放在首位的。这种“人道先兵”的认识，可以说是对先秦兵家重人事重战争思想的发展。根据“人道先兵”的认识，《曷鸟冠子》认为兵“不可一日忘”，“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
《曷鸟冠子》提出了重“计”、“权”、“势”的作战指导思想。“重计”。“《曷鸟冠子分在解释《孙子圹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这句话是说，“工者贵无与争，故大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它主张用计谋，来迷惑敌国君主，使他变更本国的风俗，变得骄奢放纵，无所顾忌，从而失去圣人的法度，这样便可“不战而胜”，这是最佳的战略选择。所以，《曷鸟冠子》不同意“皆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灭”的说法，指出假如这一说法能成立，“是则小国之君无霸王者，而万乘之主无破亡也。”而事实并非如此。“重权”，即注重权变。《曷鸟冠子》认为“胜道不一”，在军事上能够做到灵活、多变，那么往往可以争取主动，赢得胜利。“重势”，即注重有利的态势。它指出：“在势，故用兵有过胜”，主张“兵以势胜”。而要造成有利的态势，首先要“不倍时而弃利”，即不放过有利的作战时机。它认为如果认识和把握住有利的作战时机，便是掌握了“道”，即作战指导的基本规律：“知时者与道证，弗知者危神明。”其次，要“出实触虚”。其三，要快速“暴疾捣虚”。其四，要“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超我所时，援吾所胜”，即扬我之长，避我之短。如能做到这几点，《曷鸟冠子》认为就如同“乘流而逝，与道翱翔”，可以无往而不胜了。
《经法》是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帛书中的四种古佚书的合编，约产生于战国晚期，是道法家的著作。
《经法》四篇中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在《十大经》中，它主要继承和发展了范蠡与《老子》的军事思想，可能和兵阴阳家有一定的关系。
“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经法》和《老子》一样认为战争是“凶器”，但它和《老子》不同的是，它主张战争不可废止，特别是在“今天下大争”的时代，应兴兵争战，“夫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与《老子》“无为”、“不争”不同，《经法》主张“争”。主张进行具有正义性质的战争。
“可以征者，民死节”《经法》清楚地意识到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它特别指出处于防守的一方，只有做到“壹道同心，上下不斥，民无它志”，然后才可以有效地进行守战。因此，它主张进行战争一定要“因民之力”，“顺民心”，不可存侥幸取胜的念头。
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经法》提出了这样一些原则：第一，“刑天”、“法地”、“因人”。在作战指导上，《经法》重视天、地、人的作用，它说：“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不（因）人，兵不可成。”“刑天”，即指了解天时；“法地”，即指掌握地利；“因人”，即因人力而动。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范蠡，它同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看法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强调“天”、“地”、“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孟子重“人和”高于“天时”、“地利”；而《经法》的“因人”却受“刑天”、“法地”所支配，是被动的，这和道家思想是相一致的。第二，“弗敢以先人”。《经法》主张后发制人。它说：“凡人好用雄节，……以守不宁，……以战不克”。所谓“雄节”，即先发制人。可见《经法》对“先发制人”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有所保留的。而认为应该“立于不敢，行于不能”，“守弱节而坚之”。第三，在攻防问题上，《经法》提出“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功（攻），反自伐也。”这可以说是“弗敢以先人”原则在攻防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吕氏春秋》军事思想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为秦相时招集门下宾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成的，大约成书于始皇八年（前239）左右。《汉书·艺文志》著录《吕氏春秋》26篇。今本分26卷，160篇。当时面临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各派思想家、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的国家统治问题。《吕氏春秋》即出于此目的，“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吕不韦作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希望自己的著作成为秦国以至整个天下的指导思想：“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也。”全书体现出“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的基本思想特色。全书共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在《十二纪》的《孟秋纪入《仲秋纪》中，各有四篇专论军事，其军事思想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认识。吕书批判了流行的偃兵说，论证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针对那种以某国因战而亡国为理由的偃兵论，《荡兵》反驳说：“夫有以馇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如此类比推理，以浅喻深，很有说服力。它肯定了战争的必然性，其目的在于论证秦统一战争的合理性与不可逆转性，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形势的。另外，作者虽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但并未抹煞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他认为战争本身不是目的，只是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为此，《吕氏春秋》提出了系统的“义兵”说，作为其军事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它强调“古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义兵”的内涵就是“诛暴君而振苦民”。吕书化费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义兵”的合理性。它的总的精神是主张用兵出于行义，“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当然作者宣扬用兵行义是为了肯定兼并战争，对“义”的标准，是以它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观点加以确定的，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却是对战争政治本质的认识和区分上的一个进步。
其二，对战略思想的论述。作者认为战争只是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因而强调以政治优势或伐谋、伐交手段使敌不战而服才是用兵上策。故对于卫国以十贤士止赵伐卫，魏文侯用段干木止秦攻的战例倍加赞赏。所以它说：“故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谕矣，敌已服矣，岂必用袍鼓干戈哉！”倘若非用兵不可，也不可只顾战术而忽略政治。兵入敌国要争取民心，严肃军纪，在郊野“不虐五谷”，进城后“散仓廪之粟，以镇抚其众”。在自己军中则要鼓励士气，用“义”来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使将士有统一的生死观、荣辱观，从而做到万众一心，“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认为战斗力的标志，不在人数众多，而在斗志旺盛，强调战斗意志训练的重要性。能从政治高度分析战略，说明作者不囿于狭隘的军事观点。
其三，对用兵方法的论述。第一，主张以“不可胜”取胜，不以侥幸取胜。认为：“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执不可胜之术，以遇可胜之敌，若此则兵无失矣。”作者继承了《孙子兵法》中“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思想，指出利用敌之弱点是应该的，但不可将胜利寄托于敌人的失误上，应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可胜”之兵的取得，在于建设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队伍，所谓“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即只有筑关险、秣马厉兵、刻苦训练，才能具备克敌制胜的物质力量。第二，主张有勇有智，因势利导，机动灵活。说：“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强调战术指挥者要智勇双全。又说：“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因而加审则胜不可穷矣，胜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不可胜也。”强调作战指挥要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具体条件，化不利为有利，因敌之情为我所用，随机应变，神秘莫测。第三，外攻内攻并举，攻城攻心结合。吕书讲述赵、齐一战，赵大胜而收敌兵尸体三万具，赵将孔青打算用齐兵之尸筑两个京观（合葬的高坟头），炫耀胜利。赵臣宁越则建议：“不如归尸以内攻之”，“彼得尸而财费乏，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假若齐人不纳尸，则罪有三：“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外攻指军事攻伐，“内攻”指用政治手段从内部瓦解敌方。吕书对有关历史战例的引证和分析表明，它已注意到兵战与心理战相结合这种军事辩证法的妙用。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吕氏春秋》将“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作为作战指导的一个基本原则，主张在举“义兵”的整个过程中，充，分重视“民心”问题。它继承了儒家“爱民”思想，认为对广大人民要实行“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的基本政策，以赢得人民对“义兵”的拥护和支持。它的基本结论是：“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
总之，《吕氏春秋》的军事思想虽未能充分展开，但确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都超过了春秋战国诸子的认识，反映了古代思想家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又有了一定的进步。
西汉的军事思想
张良与黄石公《三略》
张良，字子房。战国时期韩国人，其家五世为韩王相。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二十岁的张良雇一力士行刺秦始皇未遂。此后乃更名换姓，亡匿于下邳（今江苏邳县）。后来，在那里遇一自称“黄石即我”的老人，得《太公兵法》一书。相传此书即流传迄今的《黄石公三略》。在以后的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张良就是以这部兵书为军事指导，扶助汉高祖刘邦取得政权的。
《黄石公三略》中如同其他古代兵书那样，掺杂有后人的思想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中主要内容还是可信的，所以它自宋代即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受到历代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三略”，即上中下三篇谋略，根据《史记》所载，它是由黄石公保存的西周姜太公《太公兵法》入今日所见版本约3800余字。作为兵书，《三略》的显著特点是偏重于阐述政略，与《孙子》等偏重于讲军略有所不同。从形式上看，书中往往引用古代军谚和兵书中的话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如书中频繁出现的“军谶曰”、“军势曰”等句式，就属于这种情况。从内容上看，作者非常注重对君臣关系道理的阐发：上略中讲到将帅与部下的关系，中略讲到国君与将帅的关系，下略则更进一步讲到国君与文武大臣的关系。兹将三略内容分述如下。
1.上略：中对将帅与部下关系的阐述。上略共有2100余字，占全书一半以上内容，并从以下几方面重点阐述了将帅与部下关系的重要性。其一，将帅要懂得“通志于众”的道理，要使全体官兵明确，他们是为着一个崇高思想——“志”而作战。如此，将帅方能调动部下积极性，无往不胜。其二，将帅对部下要根据其所长，适当发挥其作用，使柔、刚、弱、强四类人都各尽所能，作到“兼此四者，而制其宜。”作者还把详察部下心理视为“军国之要”，他把部下又分为：危者、惧者、叛者、冤者、诉者、卑者、强者、故者、贪者、欲者、畏者、谋者、谗者、毁者、反者、横者、满者、归者、服者、降者等20种，并逐一提出了驾御他们的相应办法。其三，将帅要赏惩分明。就奖赏而言，作者认为：“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把礼和禄作为精神和物质的重要奖赏手段，作者非常推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军谚。就惩罚而言，作者认为治军要严，否则“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其四，将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作到军谚所言：“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其五，作者在上略的最后，一连排比了十条军谚，指出将帅们在处理与部下关系时的兵家十诫，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将帅能去奸佞而用贤人。
2.中略：对国君与将帅关系的阐述。中略是对上略内容的延伸，着重谈的是国君与武将的关系，其中不乏精辟之处，为历代封建君臣所推崇。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人主“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其主要观点如下：其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作者引用古兵书语，认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如果将帅进退均由国君操纵“则功难成。”其二，君臣双方都应重视自身道德与威严的树立。认为，国君无德则“臣叛”，无威则“失权”；臣下无德则无以“事君”，无威则“国弱”，但“威多”也要身败名裂。其三，国君光有道德还不够，必须兼施以“权变”之术。认为，不用计策，“无以决嫌定疑”；不施诡道，“无以破奸息寇”；没有阴谋，“无以成功”。其四，战争之后必须收回将帅兵权。认为，“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但作者进一步解释说，“亡者，非丧其身也。”不过夺其权力而已，同时要给与功名利禄，荣华富贵。
3.下略：对国君与文武大臣关系的阐述。作者自己讲：“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所以，人主“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所谓“明贼贤之咎”，正是下略的主要内容，讲的就是君臣关系，其大致内容如下。其一，“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认为，国君若好大喜功，施政烦苛必激起民怨，民怨则君臣不和；相反，如实行清静政治，会招揽更多忠臣。其二，政令严肃。认为“邪臣”得势，原因在于国君政令失当。其三，惩恶扬善，即国君必须“知去就之节。”认为，用贤臣则邪臣惧，用邪臣“则贤臣毙”。
晁错《言兵事疏》与赵充国《屯田制羌疏》
自汉高祖刘邦摆脱平城之围后，西汉统治者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是“和亲”仍不能阻止匈奴对西汉边境的袭扰，于是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上《言兵事疏》。晁错在上疏中，认真地总结了西汉以来抗击匈奴袭扰的经验教训，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汉匈双方军力对比，探索了对匈奴作战的基本规律，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思想，指出战胜匈奴是完全有把握的。晁错的上疏，是西汉以来对匈奴战略思想的一次大的转变，它主要包括有如下内容。其一，汉匈军力对比。首先，他认为匈奴有三大特长是汉军所不如的：（1）匈奴军马“上下山阪，出入溪涧”，其行动迅速敏捷，汉军不如；（2）匈奴骑兵“险道倾仄，且驰且射”，善于骑射，汉军不如；（3）匈奴兵耐饥渴疲劳，汉军不如。其次，他提出了汉军较比匈奴的五大优势：（1）平原车战，匈奴不如；（2）劲弩长戟，匈奴弓箭不如；（3）混编军阵，匈奴不能阻挡；（4）材官骑射，匈奴革甲木楣不能抵御；（5）下马肉搏，匈奴不敌。如此，晁错认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战胜匈奴是完全有把握的。其二，“以蛮夷攻蛮夷”。晁错在分析了战胜匈奴的可能性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了怎样战胜匈奴的方法，即以夷兵、汉兵“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之策：（1）当时有羌胡数千人降汉，晁错认为他们风俗习惯、作战方式与匈奴相同，可令汉将统帅此夷兵驻守要塞险阻之地；（2）在平原之地则仍以汉兵“轻车材官制之。”晁错认为汉夷并用守边防，乃抵御匈奴入侵的“万全之术”，汉文帝对此十分赏识。另外晁错在上疏中还十分强调了将帅的作用，认为“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晁错进而提出了对匈奴战争取胜所必需的三项条件，即“得地形”，“卒服习”和“器用利”。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十分深刻的。
军队屯田是始创于西汉的一项重要国防措施。国家以驻屯兵士务农，保证军粮自给。军队有警则战，无事则耕，“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既可省去转运徭役，又能开垦边疆国土。对军队屯田最先予以详细论述的，当是西汉宣帝时，后将军赵充国所上的《屯田制羌疏》。
宣帝时，西羌诸部北徙，遮断西域商路，骚扰西汉边境城邑。神爵元年（前61），赵充国率军驱逐先零羌渡湟水而走，又得各部羌人降者万余人。根据此形势，赵充国认为与其大兵围剿，不如“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于是上《屯田制羌疏》，其主要思想如下：
其一，主张守备，反对出兵。在如何对待边境羌人侵扰的问题上，当时朝臣多主张坚决出兵征伐，而赵充国则持反对态度，认为“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猝）。”他提出罢骑兵而置屯田之士的主张，认为：（1）变出兵讨伐为屯田守备，屯田卒有警则战，平时耕作，羌人见汉军有长期屯戍之意，必瓦解而去，此为“不战而自破之册（策）也。”（2）大兵一出，远征讨伐，既不能灭绝羌人，也无法避其在边境骚扰；同时还必然削弱对匈奴、乌桓等其他边患的防御能力。况且汉朝“今久转运烦费”，以大量徭役、军费“以赡一隅”，实为不便。其二，具体分析了屯田的十二大军事意义：（1）以士兵屯田，既可“以为武备”，又可“因田致谷”，军威与垦边并行；（2）使羌人不得占有肥饶之地，以致贫困而内乱；（3）边地居民亦可安心田作，“不失农业”；（4）军马一月之食相当于屯田卒一年口粮，罢骑士可节省大笔军费；（5）至春天以所节省之作战士卒，漕运军粮至边境，以扬军威；（6）屯田卒农闲时还可修缮邮亭，充实金城；（7）汉军出征，未必获胜，不出，则羌人游荡于“风寒之地”，终不免“霜露疾疫”之患，汉军可“坐得必胜”；（8）汉军避免了征战死伤之患；（9）士兵屯田既不失军威，又不会因征战中的失误，给对方以可乘之机；（10）也不会激起居于河南羌人的反叛；（11）治理边境交通，以此控制西域；（12）既节省大量军费，又减轻徭役。这就是赵充国所言，“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赵充国这一“屯田制羌”主张的理论基础是他的“慎战”思想和“贵谋而贱战”思想，他认为“兵势，国之大事”，故“不可不慎”。用兵的最高境界在于，“用谋”，“帝王之兵，在于全胜”，必须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和原则，赵充国才能在对羌问题上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
《淮南子·兵略训》
《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著。大约成书于武帝建元年间。原书分为内篇与外篇，今本《淮南子》仅保存了内篇，外篇早已失传。《淮南子·兵略训》专论军事，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其主要思想如下。
其一，关于战争的起源及性质。作者认为，一切“有血气之虫”都有争斗的天性，人类也不例外，他们由于物质利益不均“则争”，于是战争就不可避免。但作者认为，战争的性质有“得道”与“失道”之分。回顾战争发展史，作者提出了三个阶段的划分：（1）从“五帝”到殷商以前为“圣人之用兵”；（2）自殷商至春秋时期为“霸王之兵”；（3）战国时期则为“晚世之兵”。作者认为，前二者得道，第三者失道，互相间性质不同，并提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
其二，作者继承前人军事思想，提出了“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主张：（1）战争胜负的根本，不在军事的强弱，而在政治的得失。得道者得民心，弱可以变强；失道者失民心，强亦可变弱。所以说：“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得道者，可以用军事“佐胜”，失道者不可以希望军事“必胜”。所以，政治强大，虽有军队但不必发动战争，也可使敌人伏首称臣，“此用兵之上也。”这实际上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在汉代的发展。（2）“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因为政治得失决定军事的胜负，所以在战争之前就必须先谋略于庙堂之上，对双方力量加以比较，从国君、将帅、民心、治乱、军粮、士卒、武器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是否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如此可作到先胜而后战。作者称这种“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千里之外”的作战方法为“庙战”。
其三，对于战术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作者也有精辟论述。（1）动则无形，“神出而鬼行”。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出敌不意，攻其不备，“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不仅于此，善于采取军事行动者，必须掌握“兵有三势，有二权”，即军事行动要做到：行动迅猛有“气势”，善用地形占“地势”，根据敌情知“因势”；巧妙侦察设伏，称为“知权”，调遣军队灵活有序，称为“事权”。（2）以静制动，“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淮南子》的作者对道家思想颇为推崇，津津乐道于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认为，“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疲）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疲）则威可立也。”作者认为善采取军事行动者无非有四：或以天时，或以地利，或以巧举，或以人和。然而此四者均为有形之举，必有相应的破除办法。只有无形之举是对方无法破除的，所以说，“唯无形者无可奈也。”那么什么是作者所推崇的无形之静举呢？按作者的描述，即那种“无法无仪”、“无名无状”、变幻莫测的军事韬略。
其四，像其他兵书一样，《兵略训》亦很重视将帅的作用，作者用很大篇幅阐述了有关将帅的理论。（1）将帅根据其能力可分为上中下三类：“上将”，能够得天道、得地利、得人心，且用兵坚定而有气势，是常胜将军；“中将”，不知天道、不知地利，但得人心，有气势，胜多而败少；“下将”，无坚定主张，性自多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动辄败北。（2）“将军之心”要宽宏公允，含而不露。既能随时变通，又不轻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动摇主张。凶如猛虎，狡似狐狸。对敌人要“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将欲西而示之以东”，举措动静，人不能识。（3）将帅要威仪并用，与士卒同甘共苦。威仪并用就是赏罚分明，赏使士兵冒死征战，罚使士兵令行禁止，如此，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将领必须爱兵，才能得到兵的爱戴，“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所以，“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4）将帅应具备以下“三隧、四仪、五行、十守”诸项优秀品质：“三隧”是知天道、习地形、察人情；“四仪”是，为国不拥兵自负，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避罪；“五行”是，柔而不卷，刚而不折，仁而不犯，信而不欺，勇而不凌；“十守”是清白、远虑、坚定、清醒、不贪、不。淫、不好辩、不推诿、不喜、不怒。（5）作者认为将帅最应注意的是士气的“实”与“虚”：官兵有隙，互不相得为虚；上下同心，同仇敌忾为实。“虚实之气，兵之贵者也。”两军之争，“实则斗，虚则走。”（6）要求将领能“秉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认为一个将领要统帅军队，完成任务，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司令部体系，这个司令部应包括以下几方面专门辅助人员：“尉之官”，即军事参谋人员；“侯之官”，即侦察人员；“司空之官”，即后勤人员；“舆之官”，收容联络人员。这比《六韬》的有关论述更为充分和完善。
东汉的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概况
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与此相适应，天文、历法、农学、医学在东汉时期也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这一时期军事思想领域却显得相当沉闷。究其原因，主要不外乎有两条，（1）东汉王朝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已有的政权，“厌武事”，“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尽管其间也进行了反击匈奴、镇压羌人反抗以及镇压打击农民起义等一系列重大战争，但总的说，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对军事学术是不太重视的，这同西汉初期重视整理兵书的做法有很大差异。（2）东汉王朝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大肆宣扬神秘的谶纬神学。早在刘秀即位以后，即命人整理校定图谶，并于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正式把谶纬神学定为官方哲学，从而使谶纬神学笼罩了整个社会的思想界，这对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的发展不能不有一定的影响。由于上述原因，东汉时期的军事思想同其他思想学科相比，发展得较慢。就兵书情况而言，从后来的史书记载看，这一时期没有产生一部有较大影响的兵书。陆达节在《中国历代兵书目录》中虽然著录了这一时期的兵书有九部八卷，但这些兵书基本上都是后人伪托，即使陆达节著录的这些兵书不是后人伪托，但同其他朝代相比，东汉时期的兵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非常单薄的，这反映了这一时期军事思想领域的极端不景气。从现存的著作来看，《握奇经》和王符《潜夫论》中的军事论述基本上体现了东汉时期人们对军事问题的认识水平。
《握奇经》
又称《握机经》，《幄机经》。今存1卷，380余字。相传其经文为黄帝臣风后所撰，姜尚加以引申，汉武帝丞相公孙弘作解。另附佚名《握奇经纪图》1卷，晋武帝时西平太守马隆《八阵图总述》1卷。此书始见于《宋史·艺文志》“兵家类”，其中著录：《风后握机》一卷，注云：晋马隆略序；又《握机图》一卷。
《握奇经》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看法。从唐代兵书《李卫公问对》所引《握奇经》的文字来看，其书应是唐以前的著作，可能是东汉时期谶纬神学先生根据《周易》八卦推衍而为之。
《握奇经》主要内容是讲解八阵的布列。所谓八阵，它认为是指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其中天、地、风、云四阵为正，龙、虎、鸟、蛇四阵为奇，四正四奇总为八阵。大将居阵中掌握机动兵力，即所谓“余奇”之兵力，称为“握奇”。布阵时，先由游军于阵前两端警戒，“先出游军定两端”。布阵毕，“游军从后蹑敌，或惊其左，或惊其右。”作战时，四正四奇之兵互相配合，游军从阵后出击配合八阵作战，大将居中指挥，并以“余奇”之兵策应重要作战方向。它特别强调奇正的相互配合，这种配合不是由主观所决定，“皆逐天文、气候、向背、山川利害，随时而行，以正合以奇胜。一或合而为一，因离而为八，各随师之多少触类而长。”
《握奇经》经文虽仅有三百余字，但它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从“八阵”的阵法来说，战国时期的《孙膑兵法》中有“八阵”记载，并认为、“阵则知八阵之经”，“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但对八阵具体内容却没有说明。东汉时期还有六十四阵说，这可能是由《握奇经》的八阵说演变而来。《三国志·诸葛亮传》也有“（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的说法。但在唐以前，八阵具体指什么，除《握奇经》外，都没有说明。《握奇经》明确把八阵规定为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到唐代，都按此说。如《李卫公问对》即持此说。李筌在《太白阴经》中又把八阵同八卦联系起来，这些可能都是受《握奇经》的影响。特别是《握奇经》强调八阵奇正的变化，必须按作战时具体情况，“随时而行”，“触类而长”，这和孙膑灵活改变战术、变化阵法的思想是一致的。
《潜夫论》军事思想
《潜夫论》为东汉后期思想家王符所作，全书十卷三十六篇，主要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其中《劝将》、《救边》、《边议入《实边》几篇，集中反映了他关于边疆防御和建设的军事思想。
1.《劝将》。终东汉一世，西羌之乱未断，至安、顺之时更为剧烈。王符作此篇，指出汉军之所以不能制羌乱，其主要原因在于将帅不知兵。他的观点大致是：其一，将帅不明造成军心涣散，因而使战斗力被削弱。将帅不明战略，“胜负之数，不明乎将心”，将帅不知抚死禄生，“此其所以人怀沮解，不肯复死者也”；将帅赏罚不明，“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将不能效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其二，要认真选拔将帅。将帅要善于御兵，“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辞者，非为趋利，则因以避害也。”所以将帅御兵，“不利显名，则利厚赏也；不避耻辱，则避祸乱也。”将帅要具备《孙子》中提出的六条标准：“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选拔将帅要任人惟贤，不搞论资排辈，“不可苟惟基序，或阿亲戚”，否则就等于将军队交给敌人。
2.《救边》。集中抨击了当时朝臣苟且偷安，不救边民于水火的丑恶行径。具体内容为，其一，抨击朝臣面临羌乱苟且偷安。边郡有乱，朝臣、内郡之士弃之不救，“咸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哉！”当初，边境已大乱，朝臣“谈者皆讳之”，言小寇不足忧，不顾边民之痛苦。如今朝廷平时对边疆“不明修守御之备”，警报频传时又惊慌无主见，“无忧国哀民恳恻之诚”。国家不发大兵解决边患，以致兵久不决，边郡徭役“连连不已”，不能救边反而扰边。其二，救边主张。认为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必须加强边防，决不可割地以为苟合，因为假如今日割边郡，明日就要以三辅为边，日后“则洛阳为边”，国将不国。边疆有患必须坚守，而且坚守是能够取得成效的，因为在攻守战略问题上，从来是“攻常不足，而守恒有余也。”“一唇亡齿寒，体伤心痛”，边患一旦发生，积极平定乃不容迟疑。“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国家与四方边族之战，不在于贪图土地，为的振民安疆。如今羌人“新擅边地，未敢自安”，应乘其立足未稳，及时派遣大军征讨。
3.《边议》。上篇抨击朝臣不救边之谬误，本篇进一步指责皇帝的边疆政策。其一，国君临边患，务以民为本。边患已积十年，“百姓被害，迄今不止。”“《书》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于子也，岂可坐观其为寇贼之所屠剥”？“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自古未见有“民危而国安者”。国君必以“大功建于当世，而令名传于无穷也。”如今边陲百姓“昼夜望朝廷救己”，国君不可不思边境之安宁。其二，国君对边患问题在群臣面前，断不可无主见。“不疑之事，圣人不谋；浮游之说，圣人不听。”国君对军国大事要“修己之备，无恃于人”，不独委任于将帅，方可克敌制胜。今日临羌乱，朝臣多言“不当动兵”，是置“帝王之纲维”于不顾，“为臣若此，未可谓忠”。如以不烦民为借口，轻易使人民受杀掠，遭“灭亡之大祸”，这样的国君，“非人之主”也。
4.《实边》。本篇着重讨论了边郡虚废之害，并提出了充实边疆的理论和具体设想。其一，指出边郡虚废的原因及危害。国家听任边患蔓延，强令边民内迁，赋役加重是边郡虚废的原因。今日边郡“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而内地人众地狭，造成经济上的偏瘫症。这是边郡虚废带来的经济上严重后果。如今“边郡多害而役剧”，长此下去，会造成边民绝望，而滋生降敌之心，成为政治上“大忧”。这就是虚废边郡的严重政治后果。因此必须立即设法对边郡虚废现象予以制止。其二，论证“实边”的必要及其可能。自古君王懂得“务实边，盖以安中国”的道理，内地搞生产，边郡守国防，人民得以“更相恃仰，乃俱安存。”边民故土难移，“虽知祸大，犹愿守其绪业”，实边本有可能。应恢复已废弃的边郡举孝廉制度，并在赐爵、物价等方面给与优惠政策，此乃“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
三国的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概况
三国是中国历史上军阀割据的大混战时期，在由分裂向统一的过程中，许多杰出的军事人才应运而生。频繁的战争也为军事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一些作战经验被加工、提练，整理成书。这一时期兵书的数量较多，据陆达节《中国历代兵书目录》载：魏国有兵书22部79卷；蜀国有兵书34部36卷；吴国有兵书4部5卷。该数据虽不一定准确，但反映出三国时期的军事学术界是相当活跃的，只可惜史书著录的大部分兵书现已散失。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曹操、诸葛亮的军事思想可以代表三国时期军事学术发展的水平。
曹操的军事思想
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一生酷爱兵书，曾抄集诸家兵法为《兵书接要》，并著有《兵法》、《兵书要略》、《军令》、《军策令》、《步战令》等兵书，特别是他的《孙子注》，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在历史上颇有影响。
曹操主张“以法治军”。曹操继承《司马法》的主张，认为“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礼不可以治兵也。”这是说，治军同治国是不同的，不能完全靠“礼”来治兵。因此，他主张治军一定要恩威并行，赏罚并举，不可偏颇。因为即使“恩信已洽，若无刑罚，则骄惰难用也”。必须遵循“恩不可专用，罚不可独任”的原则。
在治军方面，曹操极其重视将帅问题。他说：“将贤则国安也”，“将宜五德备也”。“将贤”的标准是具有“五德”，归结起来便是孙子所说的：智、信、仁、勇、严。这五个方面成为选拔将帅的标准。在用人方面，曹操主张不拘一格，“惟才是举”，并先后颁布了《求贤令》、《求贤勿拘品行令》等文告、他认为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无不任用贤才与之共同治理天下。他提倡部下推举地位卑下而被埋没的人才，还要求主管人事的部门选拔真正有作为的“进取之士”，不要因为他们有某些缺点而抛弃不用。特别是对军中执法官员的选拔尤为重视，他专门写了《选军中典狱令》一文，说：“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这就是说，在军队中主管刑法的人掌握着军队的生杀大权，不是一般人可以担任的，必须要有“明达法理者”，即懂得法律的人才行。
曹操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思想。
第一，“欲攻敌，必先谋”。曹操把计谋看作是在战争中取胜的一个首要条件。他所说的计，包括选良将贤才，量敌之强弱，度地之远近，料兵之众寡等内容，即所谓“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他强调战前“必先谋”，谋则要“周密”，“将周密，谋不泄也”。“必先谋”的目的就是企图通过谋略的正确运用，达到“不与敌战，而必完全得之，立胜于天下”。
第二，“自修理以待敌之虚懈”。曹操说：“善用兵者，先自修治为不可胜之道，保法度不失敌之败乱也。”重点强调了临战前作好充分准备的必要性。“安不忘危，常设备也”。他认为军队在无备的情况下临敌，则是“亡之道也”。
第三，“求彼我之情”。曹操认为，战争是敌我双方的较量，要想克敌制胜，就必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继承了孙武“五事”、“七计”的思想，主张从“五事”、“七计”方面，“求彼我之情”，明“胜负之情”。在“知敌之情”方面，他提出要从“度”、“量”、“数”、“称”、“胜”五方面进行考察，他说：“胜败之政，用兵之法，当以此五事称量，知敌之情。”这就是说，要因地形而度之，知其战场之地的远近广狭，知其人数多少，称量敌我之轻重，这样便能“知其胜负所在。”
第四，“知其变极即胜”。曹操认识到战局的的发展是千变万化的，他反复强调“兵无常势”。因此，要根据战况，尤其是敌情的变化随时改变自己的作战方式，万不可墨守成规，即“不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例如，在作战中，兵力的分散或集中，要视敌情而定，即“兵一分一合，以敌为变也”，不能凭主观愿望而决定。
第五，“攻其可胜，不攻其不可胜”。曹操继承了孙武的“避实击虚”的思想，认为在作战中要“避其所长”，“以至实击至虚”。特别是自己处境危急时，应当积极做好防御，“敌治实须备之”；对于敌人防守坚固之处，要尽量避开，达到“击其不意”。他说：“出空击虚，避其所守，击其不意”。在攻城时，即使敌城很小，但防守坚固，粮刍丰厚，也不能贸然进攻，即所谓“城小而固，粮饶，不可攻也”。这些作战指导思想同孙武是一致的。
《便宜十六策》与《将苑》
《便宜十六策》及《将苑》，旧本题诸葛亮著，但《三国志》，中并无著录。在《便宜十六策》中，首先提出了“国以军为辅”，“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的问题，强调了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作用。因为战争是“匡救大乱之道”，“存国家安社稷之计”，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加强武备，即所谓“夫国三大务，莫先于戒备”，而武备之要便是通过“治军”使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并提出“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的原则，即注重教育，反对一味的惩罚。在提高部队素质的训练上，它继承了《管子》的思想，提出了所谓“五教”，即“一曰使目习其旌旗指麾之变，纵横之术；二曰使耳习闻金鼓之声，动静行止；三曰使心习刑罚之严，爵赏之利；四曰使手习五兵之便，斗战之备；五曰使足周旋走趋之利，进退之宜，故号为五教。”同时，又提出了“上为下教”的观点。它说：“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这就是说，带兵者必“先正其身”，才能教育好部队。另外，还强调治军要严于法纪，赏罚分明。它说：“赏以举功，罚以禁奸”，“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军队纪律不严，不听从指挥，“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
《便宜十六策》提出的作战指导思想，其内容主要有：第一，“用兵之道，先定其谋”。重视谋略是书中论及用兵作战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指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所谓“心战”、“攻心”，就是以谋略胜敌。那么作为“人之司命，国之利器”的领兵将帅，在战前必须周密地部署，做到“先定其计，然后乃行”。对于谋的内容，它说：“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只有对上述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谋划，“然后乃可出军任将”。该书不仅主张谋的稳妥性，而且要“以奇计为谋，以绝智为主”。这就是说：作战中不仅要有谋略，而且要很高明，首先在战略谋划上胜敌一筹。“是以智者先胜而后求战，者先战而后求胜”。
第二，在每次作战时，《便宜十六策》十分强调“气势”和“神速”，多次说明士气和速度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它说：“士无气势……”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又说：“计谋欲密，攻敌欲疾”。主张进攻时要快速，只有快速才能造成一定的兵势。所谓“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败，此用兵之势也。”它强调：“静如强弩之张，动如关机之发，所向者破，而劲敌自灭”；“退如山动，进如风雨”。这都是说，要以压倒敌人的英勇气势，迅猛异常，敢冲敢打，一举消灭敌人。
第三，“不知其敌，而每战必殆”。在用兵作战上，《便宜十六策》也十分重视“知”的作用。如文中所说：“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这可算是对“知彼知己”的具体解释，对于敌人各方面的情况，敌我国力的强弱，将领指挥才能，兵士的战斗力，天象气候的变化，地形的利用，进攻退守的时机，都要善于了解和掌握，据此去决定自己克敌制胜的战争行动。又说：“知其士（我方）乃知其敌，不知其士，则不知其敌。不知其敌，每战必殆，故军之所击，必先知其左右士座之心”。这里不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要求把敌我双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利用和发挥自己的有利因素，去攻击敌人的不利因素，这才算真正的“知彼知己”，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
《将苑》亦名《新书》、《心书》，是集中论述“为将之道”的著作。此书是否为诸葛亮所撰，尚有疑议。书中涉及将帅的素质、品德和选拔等一系列问题。它认为将帅首先必须掌握“兵之权”和“兵之势”，即所谓“执兵之权，操兵之势。”这里所说的“权”、“势”，就是指权力和威势。如果将帅丧失了兵权和威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
在《将苑》中，将帅以其才能、作用的不同，被分成若干种类型。从“将材”即将帅的类别方面来分，共有九类，即“仁将”、“义将”、“礼将”、“知将”、“信将”、“步将”、“骑将”、“猛将”、“大将”。从“将器”，即将帅的能力来分，又可分为“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人之将”、“天下之将”。从上述分类来看，该书十分注重了解将领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各尽所能，唯才是用。
如何选拔将帅呢？《将苑》认为正确认识人的本质是极为困难的，因为人的本质和外在表现往往不一致，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等等。为此，它总结出七条“知人之道”：“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情；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同时，又提出在选拔将帅时，一定要防止“五害”，即军队中五种善于投机取巧的小人，这就是书中所说的“逐恶”思想。“夫军国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结党相连，毁谮贤良；二曰，侈其衣服，异其冠带；三曰，虚夸妖术，诡言神道；四曰，专察是非，私以动众；五曰，伺候得失，阴结敌人”。总之，需通过认真的考察和识别，真正使“贤才居上，不肖居下”，这样，“三军悦乐，士卒畏服，相议以勇斗，相望以威武，相劝以刑赏，此必胜之征也。”
唐朝的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概况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终唐一代，从开国立朝、对外征战，到平叛战争，造就了一大批军事家和著名将领，诸如李渊、李世民、李靖、李责力、尉迟恭、苏定方、薛仁贵、郭子仪、李光弼、李晟、李等。由于唐朝建立后，社会逐渐趋于安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以“文治天下”、“偃武修文”的主张充斥于朝廷内外，以致使人们淡忘了战争和武备的重要性。特别是开元以后，统治者极力推崇“道统”之学，使社会上重文轻武之风盛行。不少读书人把研究兵法看成是“粗鄙”之事，竞相研读佛家经典，出现了“士大夫讳言兵书”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唐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也要看到，唐朝长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毕竟为兵书的系统整理和对一些军事家的作战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因此据现有史料载，唐代兵书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旧唐书·经籍志》兵书类著录有45部，289卷。《新唐书·艺文志》兵书类也著录了23家，60部，319卷。
由于儒、道、佛的盛行，对唐代军事思想的影响颇深。当时的思想界基本上是三教并立，唐王朝一方面紧抓佛教不放，另一方面又抬高道教的地位，对官方正统哲学——儒家学说则更为重视，并收佛、道二教中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分融合于儒学之中。到唐代中、晚期，哲学界又围绕着“天人关系”问题展开讨论。因此，这一时期唐代的兵书既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如王真的《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李筌的《太白阴经》等，同时，对人的主体作用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军事著作简介
现存的唐代兵书主要有《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太白阴经》、《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以及《长短经》中的《兵权》等。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与李靖多次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集中反映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卫国公李靖的军事思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内容作了概述：“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这一概括提纲挈领，基本上符合其思想要旨。尤其是奇、正问题，《李卫公问对》在理论上有所贡献：1.进一步充实了“奇”、“正”的内容。在他看来，“奇”、“正”的范畴是相当广泛的。如对敌人进行政治声讨是“正”，进行军事打击是“奇”；公开出兵是“正”，奇袭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是“奇”；前进为“正”，后退为“奇”等等。2.提出了“正亦胜，奇亦胜”的思想。《孙子》中说：“凡战，以正合，以奇胜”。而《李卫公问对》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其思想比《孙子》更为全面。3.提出“奇正相交”的思想。《李卫公问对》认为，“奇正相交，循环无穷”，因此，它要求“奇正皆得”，不要“正而无奇”，“奇而无正”。4.把“奇”、“正”同“虚”、“实”联系起来。同《孙子》单纯讲“虚”、“实”不同，《李卫公问对》把奇、正和虚、实联系起来，说：“奇正者，可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5.把奇、正同分、合联系起来。《李卫公问对》所谓的分、合，也是指兵力的集中和分散问题。它认为分、合和奇、正是相互联系的，“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
在攻守问题上，《李卫公问对》提出了这样一些思想：1.攻守“同归于胜”。它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这里明确说明，防御也是取得胜利的一种手段。这是因为，攻守是处于敌我双方之中的，“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因此，它认为不能把攻守分割开来，“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这就是说，如果“攻不知守，守不知攻”，则不仅把攻守看成是相互分割的两个方面，而且分割为两种不同的目的性，这就违背了“同归乎胜”的原则。2.对《孙子》中“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作了新的解释。曹操曾对此有过解释，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他主要是从力量的“不足”和“有余”来解释攻、守关系。《李卫公问对》则认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书中认为《孙子》这句话的正确意思是说：“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耳，非以强弱为辞也”。这里从敌方的情况来说明攻守问题，也就是说，当“敌未可用”，即使我“力有余”，也不应攻，而应守；如“敌可胜”，即使我“力不足”，也应攻而不可守。3．强调攻防的转化。这一思想，《李卫公问对》是通过对主、客这一对概念的论述而体现的。所谓“主”，即指自己防御的一方；“客”，即指主动进攻的一方。它提出：“变客为主，变主为客”，即变进攻为防御，变防御为进攻的思想。
除此而外，《李卫公问对》在治军思想和作战指导方面都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卫公兵法》现存者为清人汪宗沂的辑本，分上、中、下三卷，主要是论述李靖的军事思想，其内容有：
1.“兵无备则不应卒”。《卫公兵法》极为重视战前的准备。文中曰：“若兵无备则不应卒，卒不应则失于机，失于机则后于事，后于事则不制胜，而军覆矣”。并进一步指出，对战前的形势要有正确的分析，即“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当战争发生时，便会犹豫不决，“及临机对敌，方始趑趄，左顾右盼，计无所出，信任过说，一彼一此，进退狐疑，部伍狼籍，何异趋苍生而赴汤火，驱牛羊而陷狼虎者乎”？其次，要做好军队的建设工作，“简练士卒，申明号令”，并做好应敌突袭的准备：“浚沟堑以防之，指山川以导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之教之”，“如此则敌人有雷电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
2.“料敌制胜”，“明听其实”。“料敌”之说原出于《吴子》，《卫公兵法》对其作了进一步说明，即：“所谓料敌者何？对曰：料敌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始可兵出而决于胜负矣。当料彼将吏孰与己和，主客孰与己逸，排甲孰与己坚，器械孰与己利，教练孰与己明，……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胜哉！”怎样才能真正达到对敌情的认识呢？《卫公兵法》提出了一个正确的思想，这就是要在多方面“料敌”的基础上，进行反复的思考，透过现象，达到对敌情的详实掌握。还说：“但当明听其实，参会众情，徐思其验，锻炼而用，不得逆诈自听”。
3.“战贵其速”和“与之持久”。与单纯讲求“兵之情主速”不同，《卫公兵法》认为在作战中是速战速决还是持久作战，都不是无条件的。它说：“或曰兵之情虽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敌将多谋，戍卒欲辑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才全而至力，定可速而犯之耶？答曰，若此则当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安可犯之哉！”这就是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应“速而犯之”，而应“与之持久”，待敌我强弱之势发生变化以后再力求歼灭敌人，这一思想是很有见地的。
从总体上说，《卫公兵法》同《李卫公问对》相比，其思想的广度和深度都远不及后者，但在“料敌”、快速和持久等问题上的论述，却颇有独到之处。所以，汪宗沂说：“读者勿以其非定书不加讨究”，应该说它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太白阴经》亦名《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旧题李筌撰，全书10卷百余篇，是唐代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四库全书提要》把它同《李靖兵法》相题并论，说“此书与李靖之书无异”。该书内容较为广泛，李筌自己也曾说：“《太白阴经》者记行师用兵之事也，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括囊无遗，秋毫必录”。
1.“勇怯在乎法”的治军思想。《太白阴经》极为重视军队在战斗中的作用，它指出：“谋战者，权之事，而强在兵”。就是说坚强有力的军队是进行军事谋略和权变战术的现实基础。如何治军呢？它突出强调一个“法”字，即以法治军。在它看来，人的勇怯不是由天性所决定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最根本的是由“法”所决定的。它说：“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勇之与怯于人何有焉”？在这里，李筌通过批判先天的人性勇怯论，说明了法在“移人之性，变人之心”中的作用，为他以法治军提供了理论根据。
《太白阴经》所谓的“法”，其内容就是指治军中的刑赏或赏罚，“赏，文也，刑，武也。文武者，军之法。”它认为只有赏罚，才能使人“乐战”、“乐死”。
2.“以权术用兵”的作战指导思想。在作战指导上，《太白阴经》突出“权术”二字。它说：“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它所谓的“以权术用兵”，实际上就是以奇用兵，“奇者，权术也”。为了达到以奇用兵，《太白阴经》提出这样一些作战指导原则：
第一，“测隐探心”，即深入了解敌人的真实意图，透过现象看本质。正如《太白阴经》中所说的，“以所见而观其隐”，因为“性变于内者形变于外”，所以，通过察颜观色，认真分析，就能够搞清其背后隐藏的东西，此即所谓“测隐探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更进一步提出了根据敌人的性格、人品、不同的社会地位、知识才能等情况去了解敌人的方法或原则，从而把以奇用兵建立在正确认识敌情的基础上。
第二，重视谋略，以谋胜敌。《太白阴经》对“计谋”的作用十分推崇，“夫善战者，胜败生于两阵之间，其谋也。”就是说，两军对阵，有胜有败，都是由计谋决定的。它不仅对于如何运用计谋作了具体的论述，而且认为在对敌人用计谋时，一定要做到“心与迹异”，即心中所想与实际所做不一致，“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
第三，“见利而战”。以奇用兵，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握好有利的作战时机，做到“见利而起，无利而止”。《太白阴经》说：“因势而战，人也；夫未见利而战，虽众必败，见利而战，虽寡必胜。”什么是有利的作战时机呢？它认为就是敌人的短处和我之长处充分暴露之时，“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长也。”如能把握有利的作战时机，便会像“建瓴水于高宇之上，砉然而无滞留，又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无复着手”。
第四，“避人之长，攻人之短”。在作战中如何做到用己之长，击敌之短，这也是以奇用兵的一个方面。《太白阴经》说：“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这种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制人之术”至今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这是唐代王真“独以兵战之要”，即从军事角度注释《老子》的一部著作，它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老子》中的军事思想。
在对战争的态度方面，王真继承了《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和“不得已而用之”的思想。他不仅看到“忘战则危”，同时也看到“好战则亡”，他说：“是知兵者可用也，不可好也；可战也，不可忘也。”因此，他反对因个人恩怨或争夺别人的财物而随意发动战争。他进一步说：“师旅之事不可为，为者必当自败也；干戈之器不可执，执者必当自失也。”对于老子的“无为”和“有为”，他解释说：“无为者，即是无为兵战之事；兵战之事，为害之深”，“有为者，是人君好为兵革之事。”为了说明“无为”的主张，王真探讨了战争的起源问题。他认为战争之所以会发生，主要起源于人们的好恶之争。他说：“爱恶起而相攻，则战争兴矣”。如何才能做到不争呢？他提出人们不可“自强大”，并进而推论：“夫不自强大则不争，不争则兵战自息，兵战自息，则长保天禄矣。”
对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王真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说：“‘柔弱胜刚强’，此亦非谓使柔弱之徒必能制胜刚强之敌，直指言王侯者已处刚强之地，宜存柔克之心耳”。这一解释实际上否认了柔弱可以胜刚强，而强调处于刚强的一方，要“存柔”，这是王真“无为”思想在刚柔问题上的体现。
对“主”、“客”问题，王真说：“夫兵者必以先举者为主，应者为客也。且圣人之兵常为不得已而用之，故应敌而后起，应敌而后起者，所以常为客也，进少退多者是沉机密用量敌之意也，故虽有敌至我则善师不陈，善师不陈，即自无征伐矣”。在这里，所谓“客”是指单纯的防御，不要进攻。
王真也吸取了老子“以奇用兵”的思想。但他把“奇”和“道”联系起来，提出“以道用兵”。他说：“用兵者以奇，奇者权也，权与道合”。这就是说，所谓“以奇用兵”就是讲究权变，权变与道是一致的。那么，王真所说的“道”又是什么呢？他认为“道”就是“无为”，“以道用兵”，实际就是以“无为”用兵，这就否定了用兵的存在。可见，王真主观上想从军事角度来注释《老子》，以阐述自己的思想，但从全书来看，他完全歪曲了老子自身的军事思想。
《长短经·兵权》是唐赵蕤的著作。赵蕤字太宾，又字云卿，唐代梓州盐亭（今四川省盐亭县）人。他在自述作《长短经》的要点时说：“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兵权》共有“出军”、“练士”、“教战”、“料敌”、“先胜”、“奇正”等二十四篇，集中反映了赵蕤治军、作战的军事思想，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军事著作。
在治军思想方面，《兵权》也重视将帅的问题，认为“虽有百万之师，临时吞敌，在将也”。对于将帅的素质，它继承了《孙子》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思想，并称之为“五才”。在将帅使用上，主张“因能授职，各取所长”的原则。
《兵权》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主要有：1.“必先探于敌情”。它反对在用兵作战时，“以冥冥决事”，而主张必须先探明敌人的基本情况，然后确定作战方案，这是“用兵之要也”。2.“恒求之于势”。《兵权》中专门写有《势略》篇，认为善于指导作战的人，永远追求有利于己的态势，即“善战者，恒求之于势”。在赵蕤看来，有利的态势往往是由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因此，指挥者必须关注和把握从行军出发，到作战结束，即战争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使局势始终有利于自己。3.“兵法变通，不可执一”。《兵权》认为古代兵书上记载的一些作战指导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而灵活运用。“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这种对古代兵法的认识充满着辩证法的思想。
北宋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概况
北宋军事思想基本上经历了一个由衰落到逐步恢复的发展过程。
北宋的开国君主宋太祖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他吸取晚唐以来的教训，采取了削弱将帅兵权，把兵权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措施，提倡重文轻武，以文制武。这些措施对北宋王朝的军事建设和军事思想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后果。首先，使将帅的地位受到了影响。由于将帅无权，军队不可能有严格的教育训练。其次，使兵书成为禁书，兵书得不到及时的整理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思想便不可能得到发展，呈现出萧条状况。
宋仁宗时，由于武备废弛，民不知兵，兵不知战，加之边境地区不断受到辽、夏的侵扰，引起了朝廷对军事的重视，从而使军事思想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宋仁宗为了使军人在军事理论上，不“昧古今之学”，从庆历三年至庆历七年（1043—1047），命令曾公亮、丁度负责组织一批学者，采集古代兵法、本朝军规、前人用兵史实以及赵宋王朝开国以来防边御侮的计谋方略和阵法器具等，绘图著文，费时5年，编成《武经总要》。同时，为了培养选拔军事人才，开始建立武学、设武举。到宋神宗时，武学和武举制进一步确立，并在元丰年间（1078—1085）下令颁布《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作为武学和武举的统一教材，“立之学官，亦以之试生”，从而确立了兵书的地位，为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北宋一代的兵书，现存者除《武经总要》外，主要有许洞的《虎钤经》、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百战奇法》等几部军事著作，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北宋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水平。
军事著作简介
《虎钤经》北宋前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许洞所著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现存20卷，前10卷基本上是汇集从《孙子》到《太白阴经》等前人论述，加上他自己对前人兵学理论的一些发挥综合而成。后10卷主要是阴阳八卦和占云望气等内容，学术价值不大。《虎钤经》对《孙子》和《太白阴经》军事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先谋”关于先谋，它说：“用兵之要，先谋为本”。所谓先谋，就是战前作好谋略筹划。如果违反了这一原则而用兵，其结果必然出现被动局面，“苟有反是而用兵者，未有不为损利而趋害者也”。
“五势”
《虎钤经》对《孙子》“任势”的思想也有发挥，认为“用兵之道”在于“尽于势之用”。《虎钤经》指出：“多胜者非强也，多败者非弱也，率由势尔。”有利的作战态势是决定胜败的根本。因此，它提出了“乘势”、“气势”、“假势”、“随势”、“地势”的“五势”思想。用兵的人如果乘此“五势”，就可以建功立业。《虎钤经》还主张根据不同的态势，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指出：“乘势在我，可以指挥进攻矣；任势在敌，我当有道反能击之。”
“知变”在用兵作战方面，《虎钤经》十分强调知变，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用兵作战更是如此，因此提出“用兵之术，知变为大”。它特别强调对古代兵法不能照搬照抄，而要灵活运用，提出要“逆用古法”。
“夺恃”《虎钤经》主张在作战中，要剥夺敌人所依仗的有利条件，指出：“兵术万途，不可专一，先能夺其恃，则彼力衰半矣。”所谓“恃”，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依靠强大的兵力，二是依靠险要的地形，三是依靠将帅的勇敢，四是依靠长久的坚守。而“夺恃”的方法就是“夺强以气，夺隘以动，夺勇以威，夺缓以诱”。
《武经总要》
我国古代官修的第一部兼有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综合性兵书，曾公亮和丁度组织编写而成，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成书，共40卷，分前后两集。关于此书的内容，在仁宗为此书作的序言中概括为：“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祖尚仁义，次以钤略，至著本朝戡乱、边防、御侮方略，咸用概举。”前集20卷，分别论述了选将科兵、教育训练、部队编制、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讯侦察、军事地形、步骑应用、城邑攻防、水战火攻、武器装备和治军的基本理论等；后集20卷，一部分是辑录历代战例，比较用兵得失，一部分是“兵阴阳”，多涉于封建迷信，故此部分价值不大。
在治军方面，《武经总要》对将帅问题和军事训练进行了专门论述。针对北宋前期对将帅的不重视，指出了将帅的重要性。认为将帅是“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如果君不择将，等于是把自己的国家让给敌人。强调选将任帅是军队建设中的至关重要的同题，必须予以十分重视。对于军事训练，《武经总要》认为军队不在于数量的多少，士兵不在于勇敢与否，关键在于训练严格不严格，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只有加强军事训练才能在作战中取胜。它说：“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此不习勒卒之过也，其法百不当一。故曰军无众寡，士无勇怯，以治则胜，以乱则负。”这是从北宋初期军队缺乏教育训练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在作战指导上，《武经总要》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武经总要》在《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审己”的重要性，指出“善制敌者，必先审于己”，即首先要对己方的各种情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先审于己”的基础上，再“察彼之形势”，这样在“兵出于境”的时候便能够“以理击乱一，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对于军队内部的团结，《武经总要》也很重视，认为“战兵先欲团一，团一则千人同心，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认识到内部团结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武经总要》注重以奇取胜，主张用兵时要正确认识正兵和奇兵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指出：“奇非正，则无所恃；正非奇，则不能胜。”以正兵作后盾，善用奇兵，就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
在攻城作战方面，《武经总要》作出了较为完备的理论总结。指出：“凡欲攻城，备攻具然后行之，得生地然后临之。趋其所邑，谓攻其军主之所在；绝其所恃，谓断其粮道而守其归路，使外交不能相救。”这就是说在攻城作战中，首先应准备好攻城器具，然后抢占有利地形，集中攻击敌人要害部位，断绝敌人的粮道和退路。
《武经总要》针对北宋初期轻视武器装备的倾向，提出了“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的观点，认识到武器装备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在前集的第十到十三卷中，它用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军事上的“器械名数、攻取之具、守拒之用”，并绘制了相应的图形。这些图形和文字说明，不但形象具体地展现了当时的武器战具、筑城技术和城战器械，而且还收录了我国最早配制成功的火药配方、最早用于战争的火器及其制造和使用方法。这些既是研究中国古代军事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武经总要》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虽然其中也有不少错误和局限，但总的来说，它仍然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
《何博士备论》
北宋何去非所撰的一部兵书。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今福建浦城）人。
《备论》原为1卷28篇，今存26篇。在此书中，何去非通过对战国至五代的兴废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的评述，阐述了他自己的军事思想，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兵以义举一的战争观《备论》通过对汉武帝和符坚用兵得失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指出：“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当举之；有所必不用，虽蚩尤、秦皇之不厌，固当戢之。”在这里，《备论》认为对战争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因为在历史上既有因否定战争的作用而导致亡国的，也有因穷兵黩武而最终失败的。战争的发动，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就会取胜。因此，它主张“兵以义举”，指出：“夫兵以义动者，其势足以特立。”这些论述表明何去非有较正确的战争观。
治军思想针对北宋兵多而无战斗力的实际情况，《备论》在治军方面首先提出“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而致死者胜”的看法。它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兵力的多少，而在于治理得如何。军队治理得好，就可以以少胜多，以寡击众。《备论》十分重视军纪，认为“治军而废纪律者败”。军队纪律虽然不是士卒自愿乐意接受的，但将领必须以严格的军纪要求他们，使士卒知道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军队的士气才可以养成，战斗力才有可能提高。军队既有严明的纪律，又有高昂的士气，即使面临大敌，也能战而胜之。
作战指导思想在这一方面，《备论》突出强调了“智”，认为“以智用兵”，“则常以全胜”。它说：“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胜而制其二者之弊。”在用兵作战中，“势”、“勇”、“智”三者，“智”是最重要的。以智用兵，一是要“必知夫攻守之所宜”，该攻时攻，该守时守；二是要随机应变，严防作战指导上的呆板固执。它说：“天下事功之成，常出于权；而其不济，常主于固。”善于根据战争的变化而调整作战方式和部署，就能够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反之就会处处被动，终至败亡。
《备论》还对“兵”与“法”，即战争实践和兵法原则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它说：“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这说明作战实践必须以兵法原则为指导，因为兵法原则是前人对无数战争经验的总结，所以不能不学习和借鉴；但是兵法原则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战争实践，所以对兵法原则又不能墨守陈规。战场情况是千变万化的，而兵法原则是对战争经验的理论概括。如果教条式地守着兵法原则去指导生动无比的战争实践，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对待兵法原则的正确态度是“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灵活运用前人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指导现实战争实践。这些论述含有辩证法思想，是正确的。
《素书》
旧题汉黄石公撰，宋张商英注。后人认为此书是张商英托名于黄石公所作，是北宋时期的著作。《宋史》卷二○七《艺文六》兵书类著录《素书》1卷，注：“张良所传”。今本《素书》不分卷，共6篇，即《原始》、《正道》、《求人之志》、《本德宗道》、《遵义》、《安礼》。《素书》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是一部用儒家思想来溶汇兵家思想的兵书。此书开头便说：“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但是，它也强调要深谋远虑。它说：“深计远虑，所以不穷，……先揆后度，所以应卒，设变致权，所以解结。”又说：“夫志心笃行之术，长莫长于博谋，安莫安于忍辱，先莫先于修德。”还说：“阴计外泄者败。”《素书》也讲“时”，但它已把兵书上的“时”概念转用到人事问题上。它说：“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投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由此可见，在《素书》中，兵家的军事思想已被儒家思想所溶合，这也是《素书》作为兵书的特点。
《百战奇法》
约成书于北宋末年，其作者已不可详考。这是一部以《武经七书》等古代兵法为理论依据，以五代前历代战争战例为基础，条分缕析各种战法，从而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的兵书。它主要围绕战争谋略，治军备战等问题，论述了古代战争的指导原则和作战方法，在前人论兵的基础上，结合古代战例，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军事思想。
重“教战”和“为将之道”的治军思想。《百战奇法》吸收了《虎钤经》的思想，认为“将之所以战者，兵也”，这是说士卒是将帅率领作战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因此，它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治理。
对于军事训练，《百战奇法》指出，“凡欲兴师，必先教战”，使士卒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和条令，从而使他们在与敌人作战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做到“视旌麾以应变，听金鼓而进退。”
对于“为将之道”，《百战奇法》指出，将领一要信任部下，二要有威严，三要对士卒有仁爱之心，四要有“割弃性命而战”的勇敢精神。它说：“凡与敌战，若地利已得，士卒已阵，法令已行，奇兵已设，要当割弃性命而战，则胜；若为将临阵畏怯，欲要生，反为所杀。”这些论述，都是当时治军经验的总结，揭示了“为将”的一般规律。
“以计为首”，“要在应变”的作战指导思想。在对战争的客观实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根据敌情变化而灵活用兵，这是《百战奇法》在作战指导上提出的一个总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用兵之道，以计为道”。主张在战前，必须全面了解掌握敌情，制定正确的计策，然后再出兵作战。《百战奇法》反对轻率出战，主张“与敌战，务须持重”，要慎重用兵。战争开始后，要密切关注战争的进程，及时调整军事部署，认为“兵家之法，要在应变”，随时准备根据敌情变化采取相应措施。
除上面所述外，《百战奇法》还对攻守、主客、先后、进退、奇正、虚实、分合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不乏精辟见解，受到了后人的重视和适当评价。明代李赞称其书是“极用兵之妙，在兵家视之，若无余策”。
南宋军事思想
南宋王朝建立后，虽有多次收复中原的军事行动，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从南宋建立到金朝被蒙古灭亡，南宋一直处在金的强大军事压力下，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南宋的爱国将领和士大夫对南宋政府执行的妥协偏安的政策非常不满。他们希望通过对军事理论的研究，为南宋的军事行动提供有益的借鉴。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南宋军事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主义色彩。《守城录》、《历代兵制》、《美芹十论》和《酌古论》就是南宋军事思想的突出代表。
《守城录》
《守城录》，南宋陈规、汤踌著。陈规（1072—1141），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靖康末，陈规在任安陆令时，击退祝进率领的溃兵的进攻。建炎元年知德安（今湖北安陆）府，溃兵多次来攻，都被他击退。绍兴十年知顺昌府时，与刘倚一起取得顺昌保卫战的胜利。《守城录》就是陈规守御德安和顺昌城的经验总结。全书共四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作于绍兴十年（1140）五月；第二部分：《守城机要》，论述城郭楼橹的建造、攻守战具的制作和守城方法；第三部分：《建炎德安守御录》，是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德安教授官汤踌辑录的陈规守御德安城的事迹。以上三部分本来各自成篇，约在宋宁宗以后合编为《守城录》一书。现存清乾隆四十年（1775）抄本与嘉庆、道光刻本，《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等刻本与四库全书抄本常见。
《守城录》主要论述的是在火炮应用于攻城作战以后，如何守城的防御理论和实践。同冷兵器攻城作战相比，《守城录》的守城防御作战理论具有一些新的内容。
变革旧的“城池之制”。在火炮应用于攻城作战以后，对于旧的城防设施应该进行变革，保留利于防御的部分，改革不利于防御的部分。改革旧的“城池之制”，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增强城市防御炮击的能力，二是城防设施必须有利于对敌人进行反攻。陈规提出，为了便于反攻，守城时应大开城门，将城濠填平。这是对旧的守城方法的大胆改革。
充分发挥火炮在守城中的作用。陈规认为，火炮既是攻城的利器，也是守城的利器。陈规提出，在守城时，当敌人用火炮攻城时，城内也应“用火炮与之相对施放”，以炮制炮，充分发挥火炮的作用。
陈规十分重视守城的准备。他主张善守，反对死守。守城的一方在敌人未进攻之前，应该做好精神和物质上的各种准备，周密考虑守城的计划，做到敌人设一计攻城，守城者可以用几个方案来对付。他说：“每见敌设一计攻城而无数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
守中有攻。陈规认为，善守城者不能只守不攻，应该有守有攻，以攻为守，攻防结合。在顺昌之战中，陈规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才取得大败金军的战绩。
《守城录》还记述了陈规在绍兴二年（1132）研制的火枪，以长竹竿制成，用于实战。这种火枪是最早的管形火器，在科技史上有重要意义。
《历代兵制》
《历代兵制》是我国第一部兵制通史。南宋陈傅良编著。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历代兵制》“上溯成周乡遂之法及春秋、秦、汉、唐以来历代兵制之得失，于宋代言之尤详”。全书史论结合，体现了陈傅良的一些重要军事思想。
寓兵于农。陈傅良通过对历代兵制的比较，得出寓兵于农是最好的兵制的结论。府兵制体现了寓兵于农这一原则，兵农不分，因此，陈傅良称赞它“兵制之善莫过于此”。他认为，寓兵于农有利于使社会安定，有利于负担平均，有利于节省军费开支和备战，有利于调动和集中兵员。
“兵无专主，将无重权”。陈傅良在总结春秋时期战争不断的原因时说：那时“兵多常聚，帅多世守”，这样就形成了兵有专主，将拥重权的局面。有兵就有权，握有重兵的大将“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于是战争不断。为了保证封建中央政权对军队的控制，陈傅良主张分散将帅的兵权，“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一，不使将帅久握重兵，从而“防微杜渐，绝祸乱之萌”。
陈傅良的这些观点有合理的因素，但也有一定的片面性。除上述思想外，《历代兵制》还对战争和练兵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并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制度的资料。
《美芹十论》
《美芹十论》，又名《御戎十论》，是南宋辛弃疾（1140—1207）给宋孝宗的一篇奏文。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济南）人。《美芹十论》分《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十论。前三论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敌之可胜”，对当时夸大金人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进行了批驳。后七论主要论述如何加强战备，激励士气，准备反攻以收复失地，重振山河。这些思想代表了南宋主战派的主张，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可惜的是南宋统治者并没有予以重视。
治军思想。辛弃疾的治军思想，突出地表现在“致勇”、“久任”和“合志并力”三方面。
“致勇”，即激励和培养将帅、士兵的勇敢精神和士气。辛弃疾认为：“行阵无死命之士，则将虽勇而战不能必胜；边陲无死事之将，则相虽贤而功不能必成。将骄卒惰，无事则已，有事而其弊犹尔，则望贼先遁，临敌遂奔”。“惟有以致其勇，则惰者奋，骄者耸，而死有所不敢避。”通过“致勇”，军队的战斗力就可以提高，就可以做到守无不固，攻无不克。
“久任”，即对将帅不要轻易更换，要信任将帅。他主张对将帅的考察不能以一次胜败为依据，“诚以一胜一败兵家常势，惩败狃胜，非策之上”，这一思想是针对北宋以来不重视将帅而提出的。
“合志并力”，即注意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辛弃疾认为军队如能做到“思有以和辑其心者，使之合志并力，协济事功，则天下幸甚”。相反，军队内部如不团结，各人心存怨恨，就会把军情泄露给敌人。
作战指导思想。辛弃疾根据当时抗金斗争的实际，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了这样一些原则。
“审其势”、“察其情”的原则。辛弃疾认为与敌作战，首先必须对敌情加以了解。在分析敌情时，必须分清“形”与“势”。如果混淆了形与势，就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所谓“形”，辛弃疾认为是“小大是也”，“土地之广，财赋之多，士马之众，此形也”。由此可见，辛弃疾所说的形是指军事力量的外在表现形式。势则是对军事力量的运用。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战争双方势的较量，而不是形的较量。辛弃疾指出，“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对敌情的了解和分析，就是要透过敌人的“形”去认清敌人的“势”，不能被敌人的貌似强大的“形”所迷惑。这就从理论上驳斥了南宋投降派的论调。
“审宜先后”的原则。辛弃疾很重视出兵的先后。他说：“然而知所先后则胜，否则败。”应该根据战争的实际，进行认真的权衡，再确定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
集中兵力的原则。辛弃疾主张集中兵力。他说：“故凡强大之所以见效于小弱者，强大者分而小弱者专也。知分之与专，则吾之所与战者寡矣；所与战者寡，则吾之所以胜者必也。”所以，辛弃疾反对处处设防，他认为“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主张重点防守。
积极防御原则。在对待防御作战问题上，辛弃疾不但主张集中兵力，而且注意以攻为守，主动攻击敌人要害之处，积极防御，不能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而应主动“攻彼之所必救”，陷敌于被动的境地。
《酌古论》
《酌古论》是陈亮青年时期所写的一部军事著作。中华书局1987年版增订本《陈亮集》，卷五至卷八，收有《酌古论》。陈亮（1143-1194），字同甫，浙江永康人，南宋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宋史》卷四三六本传称其“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
《酌古论》通过对十九位历史人物用兵作战的经验教训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正义战争必胜的思想。陈亮在《酌古论》中把英雄和智者作了区分，认为智者可以在战争过程中出谋划策，随机应变，出奇制胜，而英雄则是“去诡诈而示之以大义，置术略而临之以正兵”，为了“大义”而举正义之兵，这是智者无法做到的。如果战场上仅仅是智与力的较量，战争的结果还难以判定，但如果是以正义之师攻击虽然勇敢而且狡猾的非正义之师，战争最后的胜负就很明显了。这就是陈亮提出的以正攻智、以义击勇的思想内涵，其实质是把战争性质作为决定战争结局的最重要条件。英雄之士只属于正义之师，正义战争最后必定胜利。
关于术的概念和区分。陈亮在《酌古论》中提出了术的概念并加以区分。他认为在作战指导中有两种术。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术，即，运奇谋，出奇兵，决机于两阵之间”，这实际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战术概念。另一种术是指“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之利害，识进取之缓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后，次第收之，而无一不酬其意”。这实际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战略概念。对于这两种术的作用，陈亮认为，前一个“犹有所穷”，其作用是有限的；而后一个术则可达到“无一不酬其意”，意思是只有从战略上把握住了战争全局，才能无往而不胜。认识到在战争中，战略指导比战术指导更重要，更有意义。
从实际出发，确定军事行动。陈亮说：“善用兵者，因其势而利导之。”敌强我弱时，就应该敛兵固守，等待时机；如果我强敌弱，则应该一举破敌。因此，作战指导一定要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不能轻敌冒进。
在《酌古论》中，陈亮还对攻守、奇正等问题作了论述，他是出“以攻为守，以守为攻”，“兵有正有奇”等思想。总的说，《酌古论》确实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和内容的军事著作。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我们不仅应该重视《酌古论》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尤应重视陈亮的与唯物主义相联结的军事理论。”
明代军事思想明代兵书概述
明代是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火器逐渐更多地用于战争，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局面已经形成。北方蒙古族的威胁和东南沿海遭受的倭寇侵扰，又使明代的战争实践较之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反映在兵书著述上，便是关于兵器、边防、海防、练兵方面的兵书大量出现，影响较大的有10多部。明清之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战争频繁，大量兵书应运而生，种类比前一时期更多，内容也更为丰富。
明代兵书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一般军事理论类，代表著作有《投笔肤谈》、《白豪子兵》、《兵经百篇》、《车营扣答合编》等。二是军事训练类，以《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为代表。三是火药、火器类，如《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等。四是海防边防类，以《筹海图编》为代表。五是守城类，以《守城要览》为代表。六是类书类，如《登坛必究》和《武备志》。应该指出，以上分类是指一部兵书的主要内容而言。有些兵书往往包括两类或两类以上的军事内容，类书的内容则更广泛。
明代主要兵书
1.《投笔肤谈》
作者署名旧本题西湖逸士，似即何守法。万历三十年（1604）刊刻，全书上下两卷，分列十三篇。作者以孙子的军事思想为指导，通过总结历代战争经验，分析了战争指导的各个侧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
在战争观方面，作者认为战争的发动首先是为了“除乱去暴”。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用兵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战争的正义性，做到师出有名，仗义而战。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战争，结束战争。
在治军问题上，《投笔肤谈》首先强调了军事训练的重要性。军队要经常训练，使士兵熟练掌握军事技能，熟悉指挥信号，明确编制隶属。同时强调军队的粮秣要充足。另外，《投笔肤谈》还十分重视将帅在治军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作战指导方面，《投笔肤谈》继承了中国古代兵家的“尚谋”思想，把谋略看成是用兵作战的根本，指出：“谋乃行师之本，非谋无以制胜于万全。”对于“知彼知己”的问题，《投笔肤谈》提出了首先“料己”的重要性，指出：“得胜算者，不先料敌而料己”。此外，《投笔肤谈》还提出要集中兵力，即使是在“我强我众”的情况下仍然需要集中兵力，以防止敌人乘虚蹈隙。对战争指导者来说，必须“因机而变”，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2.《白豪子兵》
尹宾商著。尹宾商字毫翕，号白豪子。《白豪子兵》共7卷，集中论述作战指导思想，将作战指导思想概括为：声、煦、整、先、迅、赢、佯、乘、静、集、因、突、捭、诳、肄、信、必、镇、异、持、诛、制、变、袭、合、待、独、谲、纤、果、分、扼、寡、肄、托、微等36个字，这实际上是36条作战指导原则，最重要的是以下几条：
以静为主的原则。所谓以静为主，就是以后发制人为主。尹宾商认为“静则无形，动则有形，动之有形，必为之擒。虎豹不动，不入陷阱；麇鹿不动，不罹置罘；飞鸟不动，不纟圭网里；鱼鳖不动，不擐唇喙。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是故圣人贵静，静则不躁，而后能应噪矣。彼有死形因而制之。”
因势而变的原则。《白豪子兵》继承了孙子的“因敌变化而取胜”的思想，强调要根据战争情况的变化，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
集中兵力的原则，《白豪子兵》主张集中兵力，即“合其势而一其力”。认为“兵之贵合”，合则势张，合则力强，合则气旺，合则心坚。
3.《兵经百篇》
揭暄著。揭暄，字子宣，广昌（今江西广昌）人。《兵经百篇》共3卷，上卷智部，中卷法部，下卷衍部。全书从战略讲起，论及治军和战术，内容十分丰富。
《兵经百篇》对谋略和计划的作用十分重视，认为“兵无谋不战”，为此，它提出了“深谋”、“谋周”、“谋成于密”等有关制定谋略的几个原则。《兵经百篇》指出：“凡事以未意而及者，则心必骇，心骇则仓卒不能谋，败征也。”因此，战前必须预先筹划，这样才能“心安气安，适值不惊，累中无虞”。聪明的指挥员之所以有超群出奇的智谋，就在于有预先的准备。《兵经百篇》还认为，要有多种军事计划才行，而且要在多种计划的比较中选择最好的一种。
在作战指导上，《兵经百篇》强调灵活机动，指出：“兵必活而后动，计必活而后行”。对于某种被战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战法，人们往往习惯于依计而行，而不想改变它，这样是要失败的；应当不断地依据情况变换作战方法，才能在作战中取胜。
在治军方面，《兵经百篇》提出治军“贵睦”的思想，强调军队内部的团结。团结的方法不能只靠严厉的惩罚，而要有加强团结的正确做法，那就是用人所长、让聪明的人施展他们的才智，让勇敢的人担当适宜的任务。如果将领能做到这点，军队的团结就没问题了。另外，《兵经百篇》强调在军事训练中要“练气”，练气就是士气和胆量等基本要素的培养和训练。“意起而力委谢者，气衰也；力余而心畏沮者，胆丧也”，气衰胆丧就会导致智勇衰竭，所以，在平时的军事训练中要“立势以练气，经胜以练胆”，经过反复训练，士气就会提高，战斗力就会加强。
4.《纪效新书》
戚继光著。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又号孟诸，山东蓬莱人。将门出身。他不仅身经百战，是著名的抗倭将领，而且通兵法，是明代著名的军事家。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是戚继光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前后在浙江任参将时写成的。全书分总叙1卷和正义18卷，近8万字，附图250余幅。总叙包括《公移》两篇，《纪效或问》一篇。《公移》阐明了在抗倭战争中练兵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或问》则以问答的形式解答兵中的疑难问题。正文18卷详细论述了军事训练中的各种问题。
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提出的军事训练思想主要有：（一）提高士兵军事训练的自觉性。戚继光在《谕兵篇》中说：“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二）将帅应带头参加军事训练。戚继光认为主将虽然是以指挥军队为主要职责，但为了把军队真正指挥好，就必须亲临前线，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精湛的武艺和足够的胆量是不可能的，因此主将不能不参加军事训练。戚继光说：“为将之道，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司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时处亦要同滋味。”将帅要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带头参加训练，这样既可以随时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又可以密切与士兵的关系，更好地指挥部队。（三）按实战要求训练。戚光反对在训练中搞花架子，认为“花法”虽是好看，然而战争是“杀人的色当，岂是好看的”。因此，戚继光提出要按实战要求进行训练。他说：“设使平日所习所学的号令营艺，都是照临阵的一般，及至临阵，就以平日所习者用之，则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四）注意训练方法。戚继光在《操练篇》中说：“善用兵者，因敌情转化，其法已云然矣。而不知善操习者，亦因兵情转化，岂有一定之习哉！”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从实用性出发，采取不同的训练方法。
《纪效新书》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人张鹏冫盼在评价《纪效新书》时说：“三百年来说武备者，辄脍炙人口不能去”。戚继光通过对练兵经验的总结，揭示了军事训练中的一些普遍规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正如他在叙言中所说的：“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这种重“实用有效”的军事思想到现在仍有很大的价值。
5.《练兵实纪》
戚继光著，隆庆五年（1571）前后成书。全书有正文9卷、杂集6卷，图近60幅。除《登坛口授》由戚继光讲授，由东、西路副总兵官胡守仁、李超辑录外，其余都是戚继光自撰。与《纪效新书》相比，正如清人钱照祚在《墨海金壶练兵实纪跋》中所说：“同异参半，盖倭寇乌合之众，得其节制，易于歼除；备边则劲敌当前，非百倍精严，未易言守，事情既别，方略亦殊，故言之尤详且慎。”《纪效新书》是根据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实际情况写的，《练兵实纪》则是根据当时北部边防的敌情和我情而写的。当时与数十万敌骑对阵，加上大量火器装备于边防守军，因此，《练兵实纪》较《纪效新书》的内容更为丰富。
在军事训练方面，《练兵实纪》提出了如下几项原则：（一）练兵。不管是战是守，都要严格训练，“非严不克”，只有这样，才能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二）练气。要训练士兵的胆气，关键是要练心，“练心则气壮”。军队的根本是士气，士气由心决定。所以要加强对士兵的心理训练。（三）因材施教。《练兵实纪杂集·储练通论下》说：“因材而加造就，无分智勇，尽可收功”一通过因材施教，发挥各个士兵的长处，改正他们的缺点。（四）练将。戚继光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主张开办“学官”，挑选有志于从军的人来学习，先学文，后学武，学成以后再到军中实践，根据实际才能量才擢用。对于将领的素质和修养，戚继光也提出了具体标准，要求将领具备“正心术”、“立志向”、“明生死一”、“度量宽容”等品质。
总的看，《练兵实纪》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纪效新书》中的军事思想，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6.《阵纪》
何良臣撰，共4卷、23类、66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及《阵纪》产生的时代背景时说：“明之中叶，武备废弛，疆圉有警，大抵鸠乌合以赴敌，十出九败。故良臣所述，切切以选练为先。”由此可知，《阵纪》的核心思想是治军。
《阵纪》的治军思想主要集中在选兵和练兵两方面。
关于选兵，《阵纪》吸收了戚继光的思想，主张精选。挑选士兵时“首取精神胆气”，其次才是体格。有精神胆气而又体格健壮者才是士兵的理想人选。那种仅看身体条件的选兵方法，是愚蠢的方法，选出来的人也不过是“粗砺钝汉”。《阵纪》还主张从士兵中选拔各级军官和指挥机关的各种人员。胆力过人、精神出众、知识在一队之上者，可选为伍队长；一些年老而有武技和作战经验者，可选为教官。对那些“无学无才，无谋无识，而谬夸张大，云有秘能神术”的“误军之奸”和那些“无艺无力，抑亦衰年，托分倩书，弄喉掉谎，来求录用”的“乱纪之卒”一定不能选用，如果选用这些人，军队便会失去战斗力。
关于练兵，《阵纪》吸取了《管子》中的“五教”，尤其是“教心”，即以仁、义、忠、信等封建伦理道德来训练官兵的思想，只有“教之以礼，励之以义”，才能克服“虚空之弊”。《阵纪》主张将“练气”和“练胆”统一起来，认为“兵无胆气，虽精勇，无所用也，故善练兵者，必练兵之胆气。”练武艺是“张胆作气之根本一，如果没有较强的武艺，胆气也起不了作用。相反，只要军队的武艺精，纪律严，即使胆气差一点，这样的军队的战斗力也是很强的。因此，《阵纪》得出这样的结论：“善练兵之胆气者，必练兵之武艺”。
在军事训练的方法上，《阵纪》主张“分科督教”，要根据士兵的特长，组成不同的分队，进行专门训练，使部队整体战斗力得到提高。
7.《火龙神器阵法》
作者题平苗大将军爵东宁伯焦玉。全书现存1卷，图47幅。书中详细记述了火药的配制方法，与《武经总要》记载的宋朝火药相比，明代火药的配制更趋合理，成分更为简单，燃烧性能和爆炸力都有提高。《火龙神器阵法》记述了40多种新式火器，可分为燃烧性、爆炸性和管形射击三类。另外，还用相当篇幅论述了火器使用的一般原则和火器阵法，认为使用火器不仅要注意气象、地形地物等条件，做到“上顺天时”、“下因地利”，而且还要使各类火器配合成一个整体，发挥火器的整体威力。
《火龙神器阵法》的出现，反映了明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军事学术发展史和科技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8.《车营扣答合编》
孙承宗著。孙承宗，河北高阳人，万历进士，后任兵部尚书，经略蓟辽，指挥抗击后金的战争。全书由《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车营百八说》和《车营图制》四部分汇编而成。
《车营扣答合编》采用问、答、说的形式，论述了在火器使用的条件下，配有火器的车、骑、步如何编组成营以及车营运用的具体战法等108个问题。所谓“车营”，是在戚继光所创车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火器、战车、步、骑和辎重合编而成的新型营阵。《车营扣答合编》详细论述了车营的编制方法和作战方法，强调要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无论是车、步、骑都要配备火器。如步兵配置鸟枪、佛郎机、火箭等，骑兵则配置火炮和三眼铳。在如何发挥车、步、骑的整体威力上，孙承宗提出用步、骑、炮重叠配置，彼此协同，长短相补。对于车营的几种阵形（方、圆、曲、锐等），孙承宗认为要“随地制形”，根据不同的作战情况，灵活运用，做到“不泥古”，“不拘常”。
《车营扣答合编》是孙承宗对明末辽西守卫战争实战经验的理论总结，反映了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时代特点，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9.《火攻挈要》
由汤若望讲授、焦勖编纂、赵仲校订，崇祯十六年（1643）成书。原分上、下两卷，另附《火攻秘要》1卷。清道光年间潘仕成将其合并辑录成上、中、下3卷。全书系统记述了明末有关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和使用方法。上卷记述火铳种类的创造，对佛朗机、鸟枪、火箭、喷火筒的制造方法作了说明；中卷记述各种火药的性能、配方、制造、贮藏、试放、安装、搬运等方法和注意事项；下卷介绍各种火器的制造及其使用。全书还包括对西方冶铸、机械、化学、力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军事技术的介绍，是中西文化交流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反映，对西方自然科学和新式火器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
10.《筹海图编》
郑若曾编著。郑若曾，字伯鲁，号开阳，江苏昆山人。《筹海图编》今存13卷，地图114幅，约30万字。主要论述了东南沿海的地理形势、明代的海防设置、海防方略，同时还详细记述了倭寇劫掠沿海的历史、倭寇入侵的时间和路径，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兵书。
郑若曾十分注意研究沿海地理形势，在《筹海图编》中详细绘制了东南沿海的重要岛屿、港湾、要塞以及长江下游两岸的军事要地地图，为筹划沿海防务提供了地理依据。
对于东南沿海的防务，《筹海图编》提出要建立海洋、海岸、沿海域镇三道防线，加强防务。主张在敌人入侵必经之要冲，设置多层海上防线，加强海岛防御力量，尽量将敌人消灭在大海之中。如果这一道防线被敌攻破，那么就要在海岸加强防卫，将敌歼灭在即将登陆或登陆后立足未稳之时。当敌人突破第二道防线时，就要借助沿海城镇的坚固防守来消灭敌人。关于防御原则，一是要有重点，无论是海上防御、海岸防御，还是沿海城镇防御，都不应平分兵力，而应有重点；二是要攻防结合，做到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攻而无守则无根，守而无攻则无干”，只有攻不忘守、守不忘攻才能使沿海防务得到加强；三是军民联防。这些思想既是明代抗倭战争的经验总结，又是明代海防建设的经验总结，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11.《守城要览》
宋祖舜编著。宋祖舜是山东东平人，自幼学习兵法，曾长期在陕西、山西一带戍边，崇祯八年（1635）编成此书。
《守城要览》共4卷，94章。它在宋代陈规《守城录》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守城作战的一般理论原则，具体阐述了一些城防制度、设施和要求，强调：（一）有备无患。宋祖舜强调：“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要做好守城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是人力和物力的准备，二是精神上的准备，即要准备好应付突然事变的计谋。（二）以战代守。宋祖舜说：“城内器械已备，守御已得，当出奇用诈，以战代守，以击解围。”这就是说，在守城条件准备好了的情况下，应该以主动的进攻代替单纯的防御，以勇敢的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
12.《登坛必究》
《登坛必究》是明代王鸣鹤编纂的一部军事类书性的著作。王鸣鹤，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武科进士，曾任骠骑将军。《登坛必究》刊行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全书40卷，图560余幅，100万字左右，分为72大类，包括天文地理、用兵谋略、选将任将、军事训练、赏罚制度、周边敌情、海陆边防、城池攻守、江防水战、阵法布列、舰船器械、人马医护、河海运输，以及近世文臣武将用于军事问题的奏疏等内容。
《登坛必究》是一部在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重要兵学汇著，它具有以下主要特点：（一）选材广泛，紧扣军事。作者本着“止取别刻有关兵事者”的原则，从上自周秦、下至明朝万历以前的浩繁古代典籍中，紧紧围绕军事问题选录有关材料。（二）联系实际，服务现实。作者针对万历朝政治腐败、武备废弛的弊端，不仅广泛选取古代有关国防、战备的理论和实践作为借览，而且着重收录近世名臣有关御敌抗倭的建议和措施，以为现实的军事斗争服务。（三）内容丰富，探源求全。全书每类大体以时代为经，广征博引，“本之六经以讨其源，博之《左》《国》子史以谈其变，考之《武经七书》以求其法，参之历代将传以验其用，稽之近世名臣封事以采其识，旁及百家众技、稗官小说以尽其能。”（四）按语简明，提纲挈领。全书各类前均有作者简明扼要的按语，它不仅对每类内容起到提要钩玄的作用，而且阐发了作者在战争、国防、谋略、作战、治军等重大军事问题上的观点和认识。根据以上特点，可以看出，《登坛必究》一书对于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和军事学术史，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书中所辑六壬、太乙、奇门等迷信不经之说，以及书中所反映的作者仇视农民起义的立场、观点，则是应予剔除的封建糟粕。
13.《武备志》
《武备志》是明代茅元仪汇编的一部大型军事类书。茅元仪（1594—1644），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字止生，号西民。他从小就爱读有关军事的书籍，成年后更是留心和研究用兵方略、战争历史和边塞情况等军事知识。曾任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的幕僚，后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重用。崇祯二年（1629），因战功升任副总兵，守觉华岛（今辽宁兴城南菊花岛）。不久，因所属士兵哗变而获罪，遣戍漳浦（在今福建云霄治内），忧愤国事，郁郁而死。他目睹武备废弛状况，曾多次上言富强大计，汇集兵家、术数之书2千余种，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
《武备志》全书共240卷，约200余万字，图738幅，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部分组成。
兵诀评，18卷，节录了《孙子》、《六韬》、《司马法》、《吴子》、《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虎钤经》等9部著名的兵书的精粹，并加以评点。认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学兵诀不可不读《孙子》。
战略考，33卷，选录了春秋到元各代有参考价值的战例。所选注重奇略，“以益人意志”。如吴越争霸，勾践的卧薪尝胆、乘虚捣隙；马陵之战，孙膑的减灶示弱，诱敌入伏；赤壁之战，孙刘的联合破曹，巧用火攻；淝水之战，苻坚的分兵冒进，谢玄的以战为守；虎牢之战，李世民的据险扼要，疲敌制胜；蔡州之战，李的乘虚奇袭等战法。其所录内容，在紧要之处均有所评点。
陈练制，41卷，主要记载了各种阵法，分阵和练两部分。阵，收集了西周至明代的各种阵法，配以319幅阵图，以诸葛亮的八阵、李靖的六花阵、戚继光的鸳鸯阵为详。阵有说记，有辩证。“记”载：“圣王贤将”所立之阵，予以广扬；“辩”言唐宋伪托附会之阵，予以廓清。对古阵图，“举而合之”又“陈异同之说”，其中“有最卑浅而无当者，然废之适足以惑世”，此亦“鲜所删铲。陈所掊击，以广学者之目”。练，详记选士练卒之法，包括选士、编伍、悬令赏罚、教旗、教艺五方面内容，选自唐、宋、明有关兵书中的律令，尤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重。他认为“士不选，则不可练”。“士不练，则不可以阵，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以营，不可以战”，所以“练为最要”。
军资乘，55卷，分营、战、攻、守、水、火、饷、马八类，下设65项细目，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行军设营、作战布阵、旌旗号令、审时料敌、攻守城池、配制火药、造用火器、河海运输、战船军马、屯田开矿、粮饷供应、人马医护等事项，颇为详备。如收录的攻守器具、战车舰船、各种兵器就达600种。其中火器180多种，有陆战用，有水战用，有飞行器式，有地雷式。
占度载，93卷，分占和度两部分。占，记载日、月、星、云、风、雨、雷、电、五行、云物、太乙、奇门、六壬等阴阳占卜的内容。其中虽有人们对天文气象的粗浅认识，但也有不少属荒诞无稽之谈。度，记载兵要地志，分方舆、镇戍、海防、江防、四夷、航海六类、图文并茂地叙述了地理形势、关塞险要、海陆敌情、卫所部署、督抚监司、将领兵额、兵源财赋等内容。指出，兵家谈地理或无方舆之概、户口兵马之数，或缺关塞险要，“非所以言武备也，故我志武备，经之以度”。
《武备志》的编辑、刊行，对改变明末重文轻武、武将多不知兵法韬略、武备废弛的状况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设类详备，收辑甚全，是一部类似军事百科性的重要兵书。《武备志》还存录了很多十分珍贵的资料，如《郑和航海图》、杂家阵图阵法和某些兵器，为他书所未载，因此该书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较高地位，为后世所推重。
清代前期军事思想
清代前期军事思想概述
满清王朝依靠武力消灭了明朝，建立起了全国统一政权。但在军事思想方面，清王朝的贡献却是很微小的。
清朝统一全国以后，在军事上并没有积极进取，而是陶醉于已经取得的胜利。特别是清朝是游牧部落起家，一直坚持“骑射乃满洲之根本”的思想，对军事技术上的一些发明创造以及军事学术发展，漠不关心。清初，火器发明家戴梓制成了一种可连扳连射28发子弹的连珠铳。可是，清政府只是将其用于玩赏，而看不到它在军事上的意义。因此，尽管到清代中叶，军队的火器数量已占到兵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但火器的技术水平却并无多大提高，军事思想则更无大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以武力得天下的王朝，往往陶醉于已有的武功，满足于祖先的军事成就，而不重视军事的新发展，以致陷于保守落后状态。
从清代前期的军事著作来看，虽然清王朝对兵书较为重视（如清初撰修的《明史·艺文志》将兵书类提到第五位，乾隆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时，又把兵书类的地位提高到第二位，列在儒家之后，认为“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但由于清王朝在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在文化上实行专制政策，特别是对明代兵书的查禁很严，从而使得清代前期的兵书在思想内容上创新不多，不少军事著作仅仅停留在对以前兵书的辑录上，“述而不作”，这也是清代前期在军事思想方面发展缓慢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类兵书有《乾坤大略》、《并辟百金方》、《治平胜算全书》等。
清代前期的兵书在数量上还是不少的。据陆达节《中国历代兵书目录》著录，清代前期兵书有101部共690多卷。但这些兵书在思想内容上无大的创新。当然，这一时期的兵书也有一些特点。例如，有些兵书通过分门别类地辑录历代兵书，力图探寻出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同时，军事地理方面的著作有了发展，出现了像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样著名的军事著作。
清代前期主要兵书
1.《乾坤大略》
《乾坤大略》，作者王余佑（1615—1684），字介祺，直隶新城（今河北新城）人。明朝末，王余佑曾在家乡组织地主武装抵抗农民军。清军入关后，其父、兄被清朝杀害，他本人也险遭不测。此后，他隐居于易州五公山，从事著述，《乾坤大略》即著于此时。全书共10卷，约6万字。王余佑著这部兵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当时或后世起兵反清者提供作战理论和历史经验，即为了“致中兴，赞大业”而“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乾坤大略》就是他拟定的以武装斗争夺取清政权的战略计划和军事纲领。作者以《武备志·战略考》为基本资料，按类分篇，以篇为卷，每卷之前有序言。在各卷的序言中，论述了兵起先知所向，兵进必有奇道、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攻取必于要害、据守必审形胜、立图在有规模、兵聚须资屯田、克敌在刃欲速等战略原则，这是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王余佑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的战略指导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速战速决的进攻思想。王余佑主张进攻。他认为战争只要爆发，就不能单纯的进行防御，而应该积极进攻，攻城略地，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他说：“兵已起矣，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这就是说，快速行动就能获得有利的战机。这种“贵疾速”的思想是孙武“兵贵胜，不贵久”思想在清初的继承和发展。
（2）选择正确的战略进攻方向。王余佑对正确选择战略进攻方向十分重视。他认为战争的行动是极其快速的，在极短的时间内，战争的胜败就见分晓。因此，就必须选择正确的战略进攻方向。他说：“呼吸间耳，成败判焉，此之不可不知所向也。”而正确的战略进攻方向的选择，必须以正确判断敌人兵力部署的强弱为客观根据。他说：“所向又以敌之强弱为准。”如果敌人兵力弱小，就向其腹心进攻；如敌人兵力强大，就“断宜傍翦其支”。要能做到这一点，王余佑主张“避实而击虚”，“乘势而趋利”。他说：“剪其支者云何？日避实而击虚也，乘势而趋利也。避实击虚，则敌骇不及图，如自天而下；乘势趋利，则我义声先大振，而远近向风。这就是说，战略行动上如能“避实击虚”、“乘势趋利”，就能使敌人猝不及防，使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他还提出在正确选择战略进攻方向时要把握好时机，不能有任何的迟疑。
（3）“兵起遇敌，决战为上”的思想。王余佑认为，“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他的理由是：当我方进攻到敌国内地时，敌方必要“并力倾国”，集中全力与我进行殊死决战，“以图蹂荡我气，恐我声势之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方不进行积极的决战，一旦为敌所乘，便会“鱼散鸟惊，无可救矣”。只有进行决战，“出其不意，才能鼓舞士气，取得战争胜利。他说：“一战以挫其锐，则敌众丧胆，我军气倍，志定威立，而后可攻取以图敌。古所谓一战而定天下。”至于进行决战的方法，他主张出奇设伏。由此可见，王余佑坚持的是战略进攻的作战指导思想。他把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看成是根本“大略”，至于无关大局的某一暂时的胜负，某一局部的强弱，在他看来，“又何足云”！正因如此，他以《乾坤大略》命书名。
2.《并辟百金方》
《并辟百金方》，旧题惠麓酒民编。全书共14卷，约14万字，另外有各种兵器、攻防器械、火炮战船等图175幅。“并辟”取自《庄子·逍遥游》，以防手龟裂比喻国家防御问题。全书主要从《左传》、《周礼》、《二十一史》等书中，分类辑录历代攻防作战原则、方法，并针对当时的情况加以评论，基本上是一部汇辑评论历代防御战例的兵书。其防御战备战法主要有：
（1）“安不忘危”的备战思想。《并辟百金方》认为战争的爆发有时是很偶然的，要保证国家的安全，防止国家遭受外敌的侵略或干扰，在平时一定要加强防备，做到“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因此，它提出在太平之世，在人们思想上，应该“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不能产生和平麻痹思想。
（2）防御的一般原则。从“安不忘危”的备战思想出发，《并辟百金方》认为要取得防御作战的胜利，在指导思想上应该做到：第一，“固结民心”。第二，加强军事训练。它主张练兵和兵民结合。练兵要以“训兵六章”，即忠爱、敢战、守法、勤习、敦睦、信义为准则，以练心、练艺、练胆为主要内容，实行兵民联合防御。第三，做好物力上的准备。它认为防御作战必须以雄厚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础。它说：“积贮为天下之大命”，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是无法进行防御的。要保证物质上的准备，它提出“公督私藏”、“藏富于民”。同时，要重视武器装备的改造，认为器械不利，势必要“以其卒与敌”这一思想应该说来源于《管子》。第四，“以战为守”。它认为在作好防御的基础上，“善守如环”，没有任何漏洞，这样就可以主动地进攻敌人。进攻敌人的方法有“天降”，即从云梯上由高处进攻；“地出”，从地道出击；“近冲”、“远击”等。第五，“扼险者胜”。防御战和地形的关系十分密切。《并辟百金方》认为要能取得防御战的胜利，必须正确地利用地形。它主张“扼险”，即把握住险要地形，反对“恃险”，即片面依靠有利地形。他说：“扼险者胜，恃险者亡。”这种既重视利用有利地形，又反对片面依靠有利地形的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
3.《治平胜算全书》
《治平胜算全书》为清前期名将年羹尧所编。全书共12卷，约15万字，阵图、兵器图455幅，主要是分类辑录了《孙子》、《太白阴经》、《虎钤经》等清以前的兵书中的论述，在辑录的基础上，对战场选择、治军、兵器使用、城池攻守、火攻水战等问题作了评述，体现了年羹尧的军事思想。其主要思想有：
（1）重视军队训练。年羹尧极其重视平时对军容、军纪、军威、士气、号令等方面的训练。他认为军队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平时的训练养成的，“平时训齐”，到了战时就能行动一致。在训练时，他主张培养士气，有了高昂的士气，军队必然显得威武雄壮。所以他说“无事在选在练，有事在鼓其气”。怎样才能“鼓其气”呢？他提出在军队出征前，应让将士层层“结状”，以“申饬有众，坚整士心”，使其增强“进死而荣”、“退生而辱”的观念，这样便能在作战中勇敢奋战。
（2）重视对敌情的了解。在作战指导方面，年羹尧基本上继承了《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注意对敌情的了解。他了解敌情的思想与《孙子》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注意对士俗的调查，使得了解敌情的范围有了扩大。在了解敌情的基础上，他认为应该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趋利避害”，这样便能百战百胜。
（3）重视占领有利地形的思想。年羹尧提出应该抢先占领有利地形，即“先居胜地”，从而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4）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作战方法。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年羹荛对攻城和守城的看法上。他认为守城作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兵强粮足，城高池深”情况下进行的守城作战；一种是在相反情况下。在这两种不同的条件下，守城作战的方法就不能相同。在攻城作战中也应如此，他提出根据兵力的强弱、众寡不同情况，可采取攻而不围，或围而不攻的方法，不能不看情况的不同，而采取一种方法。除上述以外，年羹尧对夜战、水战、火战以及火器、地雷的配备、使用等都提出了他的看法，这些思想都是他作战经验的理论总结。
4.《将略要论》
《将略要论》，旧题刘连城著。全书只有400余字，但它是刘连城自己作战经验的总结。全书虽字少但内容还是较深刻的，正如刘连城的友人所说：“篇首以守静明公四字论为将之道，乃探源在战守之先；……中以人和察天时审地利于将战之际；……后以兵民之总在和，能相济为要。”可见，书中主要论述了为将之道，战守之宜和兵民关系三个问题。
（1）关于“为将之道”。刘连城提出“定”、“得人”、“知人”、“用人”、“爱人”的思想。他说：“夫为将之道，首在定。定则静，静则明，明则公，公而无私，克私不犯，则进退矣。”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将领首先必须做到坚定，这样就能静，做到了静便能明辨是非，主持公道，不谋私利。同时，还要“能得人，能知人，能用人，能爱人，能制人”。总之，在刘连城看来，一个真正“能受国家之重任，终能立绝代之功勋”的将领，必须能“省天时之机，察地利之要，揽人和之济，详安危之变，知定乱之法，久而不倦，遇事不乱”。但刘连城认为“走”即可“明”、可“公”，却并非至论。
（2）关于战守之宜。刘连城认为战争的变化是十分微妙的，而且关系到国家安危。因此，对待战争一定要取慎重的态度，不可“贪战”。他说：“安危之变，微乎其微；定乱之法，慎乎其慎。安危定乱，良在守微，守微者兴邦之基也。行师之道，忌在贪战，贪战者，丧军之根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侦审敌情，有机必战”，战胜了便“不可夺”；如无有利战机，便进行防守，“无机固守，守不可摇”。所以说：“所贵乎守，则有条；战则有节，战守合乎机宜，必能兴军固邦矣。”
（3）关于兵民关系，刘连城认为“民为兵之源”，人民是军队力量的源泉。他从军队的“粮饷皆出于民”讲起，认识到“兵无民不坚”。因此，如果人民的生活不安定，“则兵失源，如鱼失水矣”。因此，军队要爱护人民，“珍之爱之”，保卫国家，“兵为邦捍”。其次，他认为“兵为民之卫”，军队是人民的保卫者。刘连城提出：“国家之威望，将吏之用权，民间之保获，皆籍于兵。”因此，“兵为民之卫，民无兵不固，兵不坚聚稍有变动，则民失卫，如卵失壳矣。”作为国家和人民，对军队应该慎重和尊重。特别是那些为官者必须教育人民，使人民知道军队的辛苦，而军队的将领则应教育士兵们了解人民的艰苦，使“兵民相洽，倚民养兵，倚兵护民，兵坚民固，和衷共济”，这就是“安危定乱，全生全国之根也。”刘连城对兵民关系的论述是较深刻的。故《将略要论》虽文字短少，但思想较深刻，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5.《戊笈谈兵》
《戊笈谈兵》，汪绂（1692—1759）汇辑。全书共10卷（卷6上，卷10已佚），地图41幅，星图、八卦图33幅，阵图53幅，约23万余字。全书以天时、地利、人和为纲，分类汇辑了有关兵书和要图，并加以评论。前3卷录述周天太极、云雨风角等。中3卷为舆图、疆域形势、水陆路程。其中《天下形势总论》与《天下形势分论》具有兵要地志性质，论述全国山川形势及各地战略地位、相互关系。指出：雍（今陕西中部及甘肃东南等地区）居中原之首，冀（今河北南部及河南等地区）居中原之脊，幽（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为天下之要膂。居雍则重洛，居冀则重雍，居幽则重辽、济，居洛则重雍，居吴则重荆、襄。此外，还具体论述了燕京（今北京）、长安（西安）、洛阳、南京、成都等地的战略地位及设防，对军事地理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后4卷汇辑和评论清以前的一些兵书、历代阵法、兵器。其评论用兵之道以仁义为本，首推司马穰苴，次吴起，再次孙子，反映了编者的儒家思想。对古阵法名称、阵容结构、阵内各部位的变化、运用，都加以说明，描绘成图。还综合古阵法，提出一些阵列，如综合三叠、连环、鸳鸯等阵之长，创五叠连环阵，等等。另外，对水战、山战的一些阵法也作了评述。
6.《兵迹》
《兵迹》，旧题清魏禧（1624—1681）所著。全书分12编。第一，历代编。论述清以前历代的军事发展情况。他认为：“太古之世，民物友处，无有蚧伤之心，迨后机智渐生，茹血衣皮，兽有爪牙角尾之利，民因剥材木以相拒。”这样便产生了战争。他在论述春秋时的军事时说：“师以义动者胜，耻为城下盟。”另外，又分列列国编，对春秋时期各大国的军事情况作了介绍。作者还论述了北宋和南宋在军事上的不同，认为前者是“有相无将”，后者是“有将无相”。第二，将体编。主要通过将领自身的姓、名、身、志、歌、笑等说明在军事中的利用和作用。例如，利用姓的相同，可以“因姓用计”；也可以利用名声，威慑敌人，“威武素著，则声名足以慑也，有呼其名而退敌者。”第三，将兽编。主要论述了一些动物在战争中的利用。第四，将能编。主要论述了将领的能力在军事上的作用。提出在攻守上，“有先攻以为守者”。又说：“兵凶战危，不可不慎”；“谋画先定，战必收功”。在谈到将领“诚”时说：“兵以诈胜，无谋非用兵也。”说明将领的“诚”和“诈”是统一的，对己要诚，对敌要诈。第五，将效编。主要论述将领所应效法的问题。例如，在陷坚条下，说：“善战者莫不贵冲虚、乘弱”。在断归条下，说：“何以得三军死战，惟有断归路一法耳。”在败条下又说：“善败者不亡。胜败兵家之常，故败不足畏，要在能持败而取胜耳。”说明了如何转败为胜的问题。第六，华境编。分析了全国各地的地理环境、民众、士兵特点。如，西境，认为西部地区的民众和士兵“心强气褊，骁健信邪，苟托神奇怪异”。而“川兵心泼气雄；服劳耐苦，涉险甚健有胆力。”第七，华人编。论述了全国兵员情况。第八，土夷编。分析了少数民族的情况。第九，岛夷编。分析了全国的岛屿情况。第十，近国编。论述了我国近境国家的政治、军事情况。第十一，远邦编。分析了国际各国的情况。第十二，边塞编。分析了我边境的交通要道状况。全书的每一编都分别概括出了几个字，以这几个字为纲，分别列举事例，加以论述。因此，《兵迹》不单纯是一部汇辑其他兵书的军事著作，而是有自己的体例和思想，内容也较广泛。但此书是否是魏禧的著作，还有待研究。
7.《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辑著。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明亡，隐居不仕，积二十年心血，“以史为主，以志证之”，根据正史、地方志、旁及野史，并结合山川考察，撰成是书。全书共130卷，舆地要图36幅、沿革表35份，约280多万字，是清初历史地理、军事地理名著。
关于编著该书的目的，顾祖禹说：“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可见，他不是为研究地理而研究地理，目的在于考察“山川险易”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战略地理学”性质。从这一点出发，他首先认为地理形势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之一，与战争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无论是国家的君主还是宰相，都应该对国家所处的地理形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说：“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不知也。”只有在正确认识地理形势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制定军事战略。但是，他并没有把地理形势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而是同孙武一样，承认地理因素是“兵之辅”，强调“设险以得人为本”，人与地理因素相比，人是根本的。因为，任何地形在人的作用下是可以变化的，“险易无常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灵活地加以运用。他还特别注意对于国家首都的军事防御设施的建设。认为国家首都对于国家的存在十分重要，加强首都的军事防御设施的建设就更为重要了。他从地理学的角度说明了这一问题。以明代北京为例，他主张多层设防，形成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防御系统，从而保证首都北京的安全。
在历代州域形势部分，顾祖禹综述了明代以前各代的州郡位置、形势，及其与用兵进退之策和成败的关系。举凡州域、城邑疆界、山川险要、形胜所在，都有述考。以卷一秦为例，即分别有始封、徙居、定都、四周形胜、地利等项和《战国策》、《苟子》、《史记》等史籍有关秦的论述。各省方舆部分，按明末清初的政区，分述十五省的府、州、县形势的沿革、区划，以及各处历代所发生的重要战争。各部分有序、综述，然后分别叙述府、州、县的疆域、沿革、城邑、山川、关隘、古迹、桥梁、驿站等。对险要之处的论述尤其详细。如居庸关，既记其位置、异名（又名军都关、纳款关、蓟门关）、四周相连属的要地；又载诸家之论，以突出其形势、地位的重要，曰：“天下九塞，居庸其一”，“太行八陉，其第八陉为军都”，“路狭而险，北平咽喉”等，更详列东汉至元明间在此用兵事例。这就把地理形势、沿革、区划的历史考察同战史结合在一起，从军事的角度考察了历代地理情况。舆图要览部分，可以说是明代最完备的兵要图籍，由概况说明、图、表组成，分别说明了各省形势、山川险易、边防设施、兵员粮饷等情况，这些论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因此，这本书被历代兵家所重视，被誉为“千古绝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代后期军事思想
清代后期兵书概述
清代后期（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兵书，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军事学说，是中国军事学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后期兵书大致可分五类：一是包含战争理论、战略战术和军队建设等内容的综合军事理论著作；二是关于武器制造和使用的论著；三是关于国防建设的呈文或专著；四是关于军制的著作；五是各类军事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后期兵书总数在1000种以上。此外，尚有大量翻译出版的外国军事著作。
清代后期兵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中国近代军事特点的深刻思想反映。它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不少有识之士看到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和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落后，开始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中国军事技术的思想,但从总体上说，传统军事思想仍占统治地位，多数兵书仍是模仿明代《纪效新书》的体例，重复戚继光等历史名将的作战思想。尽管如此，这期间的兵书仍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一是倡言新军制的著述陆续面世。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表明国家的经制之兵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不少人转而寄希望于乡兵和团练的建设。这方面的著作有许乃钊编辑的《武备辑要续编》、王的《练勇刍言》、朱孙贻的《团练事宜》等。太平军推出的《太平军目》、《太平军制》，是农民起义军军制著作，在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二是有关兵器制造、设防备战的著作激增。在“制夷以利器为先”的思潮影响下，丁守存的《用地雷法》、潘廷辉的《铸炮图说》、叶世槐的《空心炮楼图说》纷纷出版。有关海防备战的兵书，则有魏源的《海国图志》、林福祥的《平海心筹》等。它们具体反映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防建设和备战指导思想的新趋向。
第二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军事著作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翻译西方军事著作三四十部。天津机器局、京师同文馆、广学会、天津水师学堂也都翻译了不少西方军事著作。关于海防建设的著作则有郑观应的《易言》三十六篇。
第三阶段是甲午战争结束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清政府进行了军事改革，反映德日两国军事思想的各类操典、专著、教科书大量引进。此外，《战略学》、《军制学》、《兵学教科书》、《战法学教科书》等基础军事理论著作也相继问世。随着军事改革的深入，人们试图在吸收外国军事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建立中国军事理论体系。1898年，徐建寅编成《兵学新书》，就是这种努力的开端。陈龙昌的《中西兵略指掌》和易熙的《中西兵法通义》等，也是这一时期的有影响的军事著作。
清代后期主要兵书
1.《海国图志》
魏源著，是一部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谋划整军经武方略的兵书。魏源在“原叙”中指出，是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该书是根据《四洲志》和其他译稿编写的，1842年初刻本只有50卷，1847年增补为60卷，1852年又扩编为100卷。魏源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并阐发了不少治军方法和战略战术原则，是当时较先进的军事思想的集中反映。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魏源看到了中西军事方面的差距，因而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呼喊。他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把了解世界形势和熟悉敌情作为抵御外侮的首要条件。他认为，外国军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为此，他提出了这样一些建议：一是在广东设造船厂和火器局，聘请外国人帮助造船、造炮和教授“行船、演炮之法”，选广东福建地区的巧匠精兵学习训练，掌握“西洋之长技”为我所用；二是建立一支用瓶式轮船装备起来的精锐水师；三是选练精兵，整顿军队，学习外国养兵练兵之法，提高战斗力。
在作战方略上，《海国图志》主张战略防御，即以守为攻，在守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战略战术，争取战争的胜利。至于守的方法，魏源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军事特点和我国沿海地理形势，提出了两条原则。其一，“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英国侵略军长于海战，只能将其引入内河，加以打击。其二，“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主张沿海各省练好土兵，承担各自省份的防务。这两条原则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完全正确。第二条原则片面反对调外省兵丁就失之迂阔。
《海国图志》还就选将、练兵、城市防御等问题作了阐述；同时，热情歌颂了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业绩，谴责了投降派“夷兵不可敌”的悲观论调及顽固派视坚船利炮为“奇技淫巧”的昏聩思想。总之，该书反映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坚决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精神和从战争实际出发、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的军事思想。
2.《平海心筹》
《平海心筹》，是与《海国图志》同时期编撰的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军事论著，作者林福祥，1843年编成问世。《平海心筹》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以绘图贴说的形式介绍“神火飞将军”、“水底雷”、“毒烟喷筒”等13种火器的构造、功能、制造和使用方法；下卷包括“防夷十八论”、“三元里打仗日记”、“谕林家义勇文”等。其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作者抗敌御侮谋略思想的是“防夷十八论”。作者针对英国侵略者的作战特点，根据广东沿海地形和清军的实际作战条件，并结合自己的战斗经验，阐述了对海上来敌作战的基本方针、原则和作战方法。
关于国家战略方针，作者提出了战、守、和三策，认为“必能战能守而后可以言和”。至于战守二策何者为先问题，作者承认能守然后能战乃兵法之常，然而，“唯今之计，则必能战而后能守”。
在具体战法方面，《平海心筹》提出了在和英军作战中应“以众击寡”、“善战上风”、“扎强营、打死仗”。作者认为，出洋作战，须用木排水寨，“其法，以厚木扎成一大排，四面有门户，而空其中，一出大洋，将小船尽藏在大排之内，……前后左右，安放大炮。打仗时，即以大排为炮台，为正兵，而小船四出，施放喷筒火箭，抄后旁击，为奇兵。”这种以多制寡、奇正相辅等作战方法，反映了作者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的思想。
此外，《平海心筹》还阐述了沿海作战宜用“土兵”而不宜多调“客兵”、海口炮台应建于山顶、须广招“海盗”“汉奸”以为我用，以及抚绥澳门、袭取香港等军事主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多有迂阔之谈。
3.《兵镜类编》
《兵镜类编》系以史为镜的军事类书，作者李蕊。他痛感西方列强的侵略，乃于1880—1883年间辑录春秋至明代军事史料147l条，分为68类（诸如知人、用人、选兵、练兵等等），共40卷。所辑史料全部出自正史，每条均加简短按语。其主旨在于“考古成法，变而通之”，并便于随时查考，“以资谋略”。书末附有“臆说十种”及其“补遗”，系作者以时势立论，针对西方列强一再侵扰中国沿海的形势及其船坚炮利的特点，在守城、海防、练兵、用兵、避炮、用炮等方面提出的见解和主张。提出“防水不如防陆”，避免在海上与敌作战，而将敌吸引到陆地上歼灭。基于这种思想，作者强调加强城市和险要之处的防御，提倡多筑碉堡、地营，讲究避炮用炮之法。同时指出：“船炮水雷等项皆可恃而不可恃，最足恃者为练兵”。强调兵贵精、不贵多，练兵必先选将等等。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兵法与近代军事学说相结合，以及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变化的新趋向。
4.《洋防说略》
《洋防说略》系湖北荆州知府徐稚荪所著，分上下两卷，1887年雕版印刷，是一部重点论述江海防建设，探讨海防作战方法的军事著作，也是继《海国图志》之后最有实用价值的一部兵书。上卷主要记述奉天至广东的海疆舆地，综述沿海沿江的地理形势。下卷则分述“防海说”、“防江说”、“地营图说”、“润土炮台说”等问题。作者参考中西海防精论，阐述了加强海防、江防建设和抵抗海上来敌的方法。
关于海防布局，他认为海疆七省，以直隶、江苏为重，但奉天、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诸省，也不可不防。沿海万余里，处处设防是不可能的，必须重点防守。奉天之旅顺，直隶之天津、北塘，山东之登州，江苏之江阴、龙华镇，浙江之定海，福建之福州、台湾，广东之广州、琼州，“均系要害之地”，应驻军严备。
关于对付海上来敌的作战方法，作者认为，外洋是敌之所长，海口亦非其所短，因而主张诱敌登陆，在陆上出奇制胜。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魏源的“御外洋不如御海口，御海口不如御内河”的主张并不正确，而应为之续曰：“御内河不如御陆地。”为了阐发上述主张，作者在“防海说”中列举了诱敌深入、因险设伏、枪矛配合、接敌近战等多种“避其所长，攻其所短”的陆战方法。
5.《中西武备新书》
《中西武备新书》系湖北两湖译书学堂编辑，湖北武备学堂刊印，时间约在1901年前后。该书为汇辑性军事著作，内含兵书七种：日本石井忠利的《战法学》、湘军将领王的《练勇刍言》、冯国士的《操练洋枪浅言》、葛道殷的《用炮要言》、德国来春石泰的《借箸筹防论略》、《炮概浅说》、德国康贝的《西洋练兵新书》等。
《战法学》是迄今所见最早向中国系统传述近代兵学理论的军事著作。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作者第一次对中国展示了人类军事活动是一门科学的观点。作者认为，战法学分为两种，一为高等战法学，二为初等战法学。高等战法学含战略学和军制学；初等战法学亦称战术学，含军纪、教育、训练。第二个特点是作者博采东西方军事思想（包括《孙子兵法》有关论述）。力求结合当时中国的军备实际，因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
《练勇刍言》是王1857年所编著的一部记述湘军编制制度、营伍法规和训练方法的军事著作。
《借箸筹防论略》是一篇谋划中国军事建设的呈文。1895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编练自强军，委德国人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赴任时来春石泰以此文进呈张之洞。文中指出了当时中国军事的主要弊端，并提出改革军制、加强边海防建设的基本设想。作者提出中国应仿德国军制，并在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教习韬略，以储将领之才”；各省宜早修大路、铁路。这些建议大多切中时弊，具有积极意义。
《西洋练兵新书》，是指驻德公使李凤苞于1883年译成的《陆操新义》。该书介绍了普法战争时期德军军制、操法和战法，1884年在中国出版。《操练洋枪浅言》和《用炮要言》则分别介绍了新式后膛枪炮的操作要领，均为当时较好的军事技术书籍。
6.《兵学新书》
《兵学新书》是徐建寅编著的一部综合当时西方的先进军事思想，系统全面地阐述军事领域各个学科问题的军事巨著，1898年出版，共16卷。全书“采集各国军政，实事求是，择精语详，上自训练以及布阵运用，下至军士起居饮食之微，凡军所需与一切有关于军者，无不绘图系说，……无法不备，无备不精”。第l—5卷详论步兵之制。第6、7卷分别讲述马、炮兵编制、操练方法和作战阵形。第8卷详述马、步、炮兵合同作战的原则和方法。第9卷阐述了选兵筹饷之制。作者尖锐抨击了传统的募兵制的弊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选兵方法，即抽丁之制。主张各州县按丁口实数册，选“身家清白”的壮丁，每200人中抽1人为兵，其他及岁壮丁（19—44岁），每人日输制钱一文，以充军饷。三年一轮换。有战争时又可按籍召募。该书第10卷论述粮饷衣食之制及辎重转运之法。第11卷讲述新式枪炮的构造及其保养。第12卷论述修筑沟墙及防守攻取之法。第13卷讲宿食。第14卷讲修筑军路。第15、16卷分别论述筑造铁路之法和铁路军运章程。
7.《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是袁世凯组织编纂的、反映北洋新军训练情况的法规性军事著作。1899年编辑成书，1902年正式出版。
《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汇辑了新建陆军的全部训练操典、条令和规章，贯穿着袁世凯“训必师古，练必因时”的治军思想。全书共12册。第一册辑录了袁世凯对新军的精神训话。他说：“自古节制之师，存乎训练，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权其轻重，训为最要”。通过对官兵灌输封建忠君思想，把新军建成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驯服工具。在军事训练方面，新军专仿德军制度，第二册“练兵总说”强调练兵之法，最重要的是一练规矩，二练号令，三练身体，四练步法，五练器械，六练阵式。同时强调，平日之练法，即临阵之机宜，因而必须以战法为练法，精益求精。各项训练操典，主要仿照德国，同时也作了变通。至于营规、饷章，更是参照传统制度改订，并未全盘照搬西法。
总之，《图说》贯彻了“道必师古，法必因时”的思想，训之以封建宗法，练之以外国技艺，并参酌古今，舍短取长，是一部较鲜明地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军事著作，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8.《战法学教科书》
从1902年起，清末军事改革开始由仿德转为学日。随着大量日本军事教习和顾问的到来，日本的军事著作和操典也纷纷涌入中国。北洋将弁学堂（后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贺忠良（即日本步兵少佐多贺宗之）编写的《战法学教科书》便是一部影响较大的介绍日本近代军事思想的著作。1906年正式出版。
按作者解释，战法即是战术。“战术为交战之法，系战斗之时，在战场指挥操纵各兵之术。”作者还对战争的定义和宗旨作了探讨。认为战争是“判决各国所生歧略纷议，为控诉威力之策”。他承袭帝国主义的理论，鼓吹战争能启人智，振国威，对国家有无穷之利。最后结论：“故曰战争者，实国家致富强要旨也。”关于战争与战斗、战略与战术的关系，作者认为：“战争依政略宗旨而起，战斗为达战争宗旨而起”，因此，“战争属战略，用兵之谓也；战斗属战术，交战之谓也。”这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从日本转口到中国的舶来品，其对中国近代军事学术上关于战略和战术的区分影响较大。
《战法学教科书》还论述了马、步、炮各兵种的战法及合同作战战法，对后勤、训练及不同条件下的战斗也多有论述，反映了当时世界兵学的流行观点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水平。
9.《战略学》
1908年，由应雄图编著，陆军预备大学堂印行的《战略学》，是从最高层次论述战争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军事论著。全书共分17章，内有“战争定义及其价值”、“政略与战争之关系”、“近世战争之特性及战略上之倾向”、“战略攻势”与“战略守势”的基本战法和原则等。作者认为：“凡战争者，为一国对于他国维持贯彻其国是起见，最后所行之威力手段也。”又说：“战争为政略攸关最后之强硬手段”。这些观点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和“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基本一致。在战略指导方面，作者融合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贝尔特《战略原理》的基本思想，把战略区分为攻势战略和守势战略。作者指出，战略的第一原则是寻求敌主力决战，第二原则是实行决战“务集结国军之全力”。这些原则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界总结拿破仑及战争经验而发展出来的军事观点，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