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贝尔

亚历山大·贝尔，电话的发明者，为世界电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847年3月3日，贝尔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父亲和祖父都是著名的语音学家，他们在聋哑人中间工作过很多年，对人体发声器官的构造、功能和人们的听觉特点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贝尔的父亲还创造出一套借助手势、口型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哑语”，给聋哑人带来了很大的方便。父亲也因此在语音学界很有名气。贝尔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自然对语音学方面的知识不会陌生。父亲希望他能够继承父业。长大后，贝尔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语音学。1867年大学毕业以后，贝尔又进入伦敦大学深造，继续攻读语音学。

毕业以后，贝尔接受英国波士顿大学的聘请，来到大西洋彼岸，成了一名语音学教授。父亲这时已经是一位有很高知名度的语音问题专家。父子两人后来在波士顿开办了一所聋哑学校，一边帮助聋哑人克服不能说话的困难，一边研究、试验助听器。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聋哑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贝尔在自己家中成立了一个小型实验室，研究语音方面的问题。他想发明一种聋哑人用的“可视语言”。他的初步设想是在纸上复制出语音声波的振动，从而让聋哑人从波形曲线看出“话”来。试验最后没有成功。但他在试验中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流接通和截止的时候，螺旋线圈有噪声发出，就好像发送莫尔斯电码的“滴答”声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呢？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贝尔没有放过它，他想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又重复试验了许多次，结果都一样。一个大胆的设想在贝尔的脑海中出现了：如果能够使电流强度的变化模拟出声波的变化，那么不就可以用电流传送语音了吗？

这是一个大胆的天才设想。当贝尔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自己身边几个懂电学知识的朋友时，他们用的差不多是同一个词：异想天开。贝尔没有泄气，他决定去找电学专家请教，以求证这种想法的可行性。他来到了华盛顿，向大物理学家约瑟夫·亨利请教。

亨利是美国电学界一位很杰出的人物，晚年曾担任美国史密森学会首任会长，还曾经与法拉第相互独立地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贝尔去拜望他时，他已经是73岁的高龄了。

听了贝尔的叙述后，亨利微微点了点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问：“那么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呢？”

贝尔略显紧张地答道：“我现在也拿不定主意，我不知道这个设想是否真的可行。也许我可以把自己的设想发表，让别的科学家去完成。先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贝尔的本意就是来听取亨利的意见的，自然不放过这个向亨利当面求教的机会。

片刻之后，亨利回答说：“贝尔，你有这样一个伟大的设想，为什么要放过它呢？自己干吧！你一定能实现它。”

“可是，先生，我不懂电学，在制作方面会存在许多困难。”贝尔迟疑地回答道。

“掌握它！”这位大科学家不假思索地吐出了两个词，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这句话对贝尔影响很大。许多年后，贝尔在谈起自己的成功时说：“如果没有亨利的这两个单词，和他那种坚决而不容置疑的语气，我肯定是发明不了电话的。”

贝尔回到波士顿以后，果真专心致志地学起电学来。此后，不管是三九严寒，还是盛夏酷暑，贝尔的手中经常不离电学方面的书籍。由于悟性很好，加之以前搞聋哑实验接触过电磁器械，不久，贝尔在电学方面掌握的知识有了质的飞跃。语音学知识和电学知识是发明电话不可缺少的两大法宝，贝尔在语音学方面可以说是专家了，现在又掌握了电学知识，更是如虎添翼，两大法宝都不缺了。

1873年，贝尔辞去了波士顿语音学教授的职务，全身心地投入了电话研究。他找到了一位18岁的名叫沃特森的助手。这位年轻的电气技师对电学有一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他全力支持贝尔的实验，深信试验会取得成功。当时贝尔也年仅26岁，两个小伙子迈开了向神秘的科学领域进军的步伐。

贝尔和沃特森住的是波士顿近郊一间灰尘满地、拥挤闷热的小屋，实验室就是他们的卧房。他们长期足不出户，过的是枯燥乏味的生活。他们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多少次躺在床上有了一点灵感后又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继续研究。两年过去了，他俩面对的却依然是失败。但老科学家亨利亲切而又坚决有力的话语始终萦绕在贝尔心头，使他从不言放弃。

古人云：贵在坚持！有一天，贝尔在实验室里，沃特森在隔着几个房间的另外一间屋子里。两间屋子相互听不到对方说话的声音。沃特森把受话器紧紧贴在耳边，贝尔在实验里进行调试。突然，沃特森的耳边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喊声：“沃特森先生快来呀！我需要你！”原来，贝尔操作机器的时候不小心把硫酸溅到了腿上，由于疼痛，他情不自禁地对着话筒大喊起来。这是人类通过电话机传送的第一句话！沃特森欣喜万分，急忙大喊起来：“贝尔，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冲出房门，紧紧拥抱在一起。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此后，贝尔又致力于电话的改进和推广工作。

在21世纪的今天，电话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请千万不要忘记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