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说明一、我们为什么编写这本书

1. 为一般读者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提供一个新的角度。近年来，出现不少有关毛泽东生平轶事和著作研究的读物。对其阅读古今中外著作的情况，也有一些回忆和叙述，但多数缺少注解分析；或单一研究某木书对毛泽东的影响，难给人以整体的印象。木书将弥补这一缺陷，力求为人们展示一个“书斋里的毛泽东”形象。

2. 扩展和深化毛泽东研究领域。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及其发展基础，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包括对古今中外各种书刊典籍内容的吸收、扬弃和发挥，后一个方面始终是毛泽东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书将尽量全面地使读者体会到毛泽东的理论渊源。

3. 使人们从毛泽东读书的角度了解他的个性情趣，特别是他联系实际而不为书所拘的读书方法。这些，都生动地反映在毛泽东对一些书籍和文章的批注和大量谈话当中，这就需要广泛地汇集、严肃地选取、客观地解析。

二、编写原则

1. 范围要全。时间跨度，从毛泽东 8 岁发蒙读《三字经》、《增广贤文》、

《幼学琼林》，到他 83 岁逝世前半月读《容斋随笔》；据此分门别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诸篇，早期单列一篇。

1. 以准确性、文献性为材料的选择原则，使之有永久的保留价值。

2. 叙述方式和语方表达，朴实、生动，力求可读性。

三、编写体例

每个条目包括 3 个部分：

1. 原文（某书或某文中的某段）摘引，即毛泽东所批注或评论的原书（文） 中的段落。上下引文尽量全面，避免断章取义。如果毛泽东是就全书的基本情况或该书叙述的某个观点、某件事情发表评论，则放在“解析”部分客观介绍，概括毛泽东评论对象的内容。

2.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其中不仅包括毛泽东的读书批注，而且摘引毛泽东著述、谈话中有关读书的心得体会。所引都保持原貌，能查明时间的，均注明；有的批语无法断定时间，则注明毛泽东读某某书的批语。这部分文字，主要摘引自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言论），也有的是摘引自当事人的回忆和有关论著中所披露的文献材料，对这两方面的材料，均注明出处，以备读者查考。

3. 注解分析。包括：①原书（文）基本情况。作者及出版或发表时间； 全书（文）的基本倾向及其影响；毛泽东阅读的版木，如果是文章，则说明原文发表的时间及刊物。一本（篇）书（文）可能设若干条，这个内容则只在第一条内出现。②毛泽东阅读的现实社会背景及其阅读过程或谈话背景。有的书是早年读过，而晚年也读，将过程说清。③分析毛泽东读评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阅读或评论同一部书时，常常有好些相近或相似的批注和谈话，

另设条目则重复，这种情况一律将原文和批注、谈话揉进这一段叙述分析， 并在行文中顺带出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什么书上发表这些批注、谈话的，以充实毛泽东的观点及其发展情形。分析则指明毛泽东观点的特色。

④如果这些观点在毛泽东的实践中有所反映，或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中有突出意义，也作必要的说明。前后观点若有变化也有所交待。从总休上看，有的条目侧重于理论分析，有的条目侧重于毛泽东读书情况的交待。

1. 条目设置。除早期篇按毛泽东阅读和评论的时间顺序外，其他诸篇均按原书（文）的形成时间。国外著作一般效在后面。

四、参阅书刊

为广泛收集素材，编写者分工查阅了大量出版物，吸收了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并对一些材料做了认真的考证核对。参考的主要出版物有：

1. 毛泽东本人的著作

《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第 2 版）、《毛泽东文集》第 1—2 卷、《毛泽东早期文搞》、《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军事文集》、

《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外交文选》、《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等。

1. 有关研究和回忆的著述

书籍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西行漫记》（斯诺》、《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史》（张胎玖）、

《毛泽东和诗》（张贻玖）、《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李锐）、《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逢先知等著）、《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刘汉民编）、《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

《缅怀毛泽东》上、下（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毛泽东读古书实录》（黄丽镛编著）、《毛泽东交往录》（于俊道、李捷编）、《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王子今）、《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马齐彬、陈文斌等）、《忆毛主席》（吴冷西）、《毛泽东在上海》（上海党史研究室编）、

《我眼中的毛泽东》（郭思敏编）等。刊物有：《文献和研究》、《党的文献》（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合办）、《中共党史研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等。

此外，还有许多散见于各种出版物的单篇文章，以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著述。

以上出版物是本书中“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材料的来源。个别条目还引述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李锐）等书中的一些论述。

五、编写人员

木书由下列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同志参加编写，具体分工如策 划：陈 晋、李师东

主 编：陈 晋

早期编：陈 晋、樊 静（以编写字数多少为序，下同） 政治篇：陈 晋、张爱茹、张 鸣

军事篇：樊 静、张贻玖、陈 晋

经济篇：孙 纲、毛立言、陈 晋、宋玉洛

哲学篇：陈 晋、黄宪起、张晓玲、杜志明、高 路历史篇：陈 晋、樊 静、张贻玖、王汉田

文学篇：陈 晋、张贻玖

稿成后，由陈晋、李师东统稿，张呜部分统稿，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转送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审稿。参加审稿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有汪裕尧、冯慧、吴玉裕、刘宝玉、鲁振祥、张素华等 6 位同志，他们非常认真负责，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特别的谢意。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早期篇

背得，可是不懂

（读“四书”、“五经”）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

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 6 年。背得，

可是不懂。

——摘自毛泽东 1964 年 8 月 18 日在北戴

河的谈话［解析]

毛泽东上面两段回忆，说的都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家乡读私塾的事情。幼龄的毛泽东，生得虎头虎脑，聪慧过人，深得外公外婆的欢心，因此

8 岁之前，一直在外家寄居。外家是个大家族，设有家塾，童年毛泽东常去“旁听”，里边学生在背书，他听过就背了下来，还能写字，背古诗。常常博得大人们不时的惊喜。毛泽东 8 岁被接回韶山读书，先先后后，断断续续在好几个私塾读过书，这期间，他还因父亲之故停过学，白天同长工一同下田，晚上帮父亲记帐之余，还坚持自学。后来，在他的坚持和母亲、舅舅的支持下，毛泽东又得以读下去，一直到 1910 年夏。

发蒙伊始，毛泽东读的未必就是“四书”、“五经”这样权威的儒家经典。显经，“四书”、“五经”这样的儒家经典，对于儿童来说实在是大艰涩难懂了，所以，很多人编了些儒学的通俗本和普及本，以供儿童启蒙之用， 旧称“蒙学”，最常见的蒙学课本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还要加上《增广贤文》和《幼学琼林》以及《纲鉴易知录》等。这类书，一类行文比较通俗，有的还押韵，易于上口，便于记忆，把儒家思想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观都融汇于其中，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因而在民间成为传播文字知识和儒学的最好中介， 事实上成为儒家经典的普及形式。毛泽东小时候，也首先是从这些书里面获取知识，接受传统文化的。

如《幼学琼林》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 又蕴含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 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其中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后来的《毛泽东选集》中都可以找到。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有过“耕三余一”的口号，这见于《幼学琼林》：“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儿遇荒有备。”至于《增广贤文》，相

信毛泽东在小时候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等等。这些话常出现在毛泽东的笔端和口头，成为他语言素材。

“四书”、“五经”中，“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

《礼记》、《春秋》。“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两种是《礼记》中的两篇，实算不得两种书，它们和《论语》、《孟子》同样普及，受世人重视，是由于南宋大儒朱熹将“四书”编在一起，并以毕生精力作注解，由引构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明清以来，理学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四书”由此被定为科举用书，从而化为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

“四书”中《论语》是专门记载孔子及若干弟子言行的书。《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孟子》相传为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大体如《史记·孟苟列传》所言：“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论语》“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辨‘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还有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享领，便能领会

《论语》、《孟子》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语》、《孟子》的旨趣， 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来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关于“五经”。《春秋》是孔子作的鲁国的史书。一般是读它的“传”， 即对《春秋》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详述，《春秋》有三传，人们常读的是《左传》。《诗经》为孔子以前的诗歌汇集，《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的汇集，相传均为孔子编选而成。《易经》为《周易》中同“传”相对而言的经文部分，是占卦的书，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旧传孔子曾为之作《传》，《易经》和《易传》合而称《周易》。《礼记》又称

《小戴礼记》，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传为西汉戴圣编纂。“五经”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反映了儒家思想。

根据有关回忆材料，毛泽东 6 年的私塾读书生活，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引人注目之处：（一）书读得比较多，开蒙起点高。韶山毛氏家族认为《百家姓》、《增广贤文》等是俗书，发蒙从《三字经》开始，读过《琼林幼学》； 继而点《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后来读过《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等；在最后一个塾师处，还读过《纲鉴易知录》

和古文等。（二）天分极佳，记性好，几达过目成诵的地步，很小就会查《康熙字典》。读书瘾头大，一闲下来总是在看书。（三）他并不喜欢读经书。旧时私塾，在开初阶段，老师只点书，并不讲解，学生只是死记硬背。他最喜欢看的是杂书。私塾的规矩，认为这都不是正经书，不许学生看。他总是偷着看，甚至在课堂上将正书放在上面。塾师发觉后，就故意多点书，让他背，他都背得出来。（四）开始学作“破题”文章，作得快，总是交头卷， 还常帮助同学作文。当时已废科举，乡村塾师关于作文，大概也只会先教学生如何“破题”。“破题”是八股文的首段，要用几句话讲白题旨大意。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科学废，学堂兴。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外出留学已成知识界的潮流。但是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还十分微弱，他只读了《盛世危言》这样讲西学的显然已经过时了的书。因此，虽然时代已变，但毛泽东所处的教育环境，依然是旧式的、传统的， 但也许正因为他处于韶山冲这样一个闭塞的山村，才使他在 6 年私塾中，为旧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根底。这对于他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积极的方面使他比别人能更好地立足传统文化，汲取有益的养分， 消极的方面则是时为传统文化的阴影所翳蔽，从而生出些不好的东西。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宣科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嘉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 是无从领会理解的。所以毛泽东说他“背得，可是不懂”。不过背诵之法， 自幼记在脑中，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随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毛泽东后来对“四书”、“五经”的运用、发挥，十分自然，说明了这一点。

我爱看造反的旧小说

（读《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利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摘自毛译东 1936 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上面这两段谈话，说的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读课外书的情况。毛泽东是 1902 年 9 岁时正式入私塾读书的，先在其家近旁的南岸私塾发蒙，后

又在韶山一带换了 6 处私塾读书。其间，1907—1908 年他 14—15 岁时曾停学在家务农。在私塾所学的，自然是“四书五经”这类传统文化中规范的启蒙读物。但毛泽东说“不喜欢它们”，所以，上私塾时他背着教师读《水浒传》和历史演义这类被视为“禁书”和“坏书”的作品，即使辍学在家务农的时候，他也“继续读”。这一点，很鲜明地反映了毛泽东从小时候起就逐步形成的在文化选择上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小说，文言成熟于唐代，白话成熟于明代。“小说”这一称谓， 被正史大家说成是源自先秦的“杂家”者流。一个“杂”字，把它排除在经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门外，被世人目为消愁解闷的“闲书”。正统的文人士大夫自然不屑以为，只有那些落魄不得志的才子们才去营构。这与古典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有关。它既为杂家之言，自然较少去“宗经”、“载道”、“征圣”，去言修治齐平者们的“雅洁”情志，而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去讲述些野史趣闻和怪异之事。于是在流播之间，渐渐成为大众百姓的文化娱乐形式，更多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情感愿望和价值取向。故著名的古典小说，除《红楼梦》之外，大多是源自民间的创造，与上层的雅文化分流，对正统者来说自然有些碍眼。就其美学形式而言，传统文艺样式，多属于表意

和表现型，唯小说重写实，重描绘，这也是粗通文墨的人喜欢阅读，不识一字的人喜欢听讲的重要原因。所以，毛泽东说：“村里的老人⋯⋯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过。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

从文化环境来说，农家子弟毛泽东自小就喜欢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这类“杂书”，也有其必然性。此外在少年毛泽东身上，出现如此明显的速反的文化和文艺选择，自然有带普遍牲的生理年龄方面的原因。就像神话艺术是人类儿童期特有的精神需求和创造一样，最富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时代，大都偏爱有曲折故事、形象生动的演义小说和魔幻小说，特别是以理性刻析的形式向他们灌输繁琐的礼仪之道，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更容易萌生逆反的文化接受心理。故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书，“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当然，年龄因素对少年毛泽东的文化选择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要意义。渐渐的，他从好奇的欣赏走向主动的自觉的接受。毛泽东所列举的爱读的“旧小说”中，实际上有两类，一是《水浒传》、《西游记》，有“造反” 内容，一是《三国演义》、《隋唐》等，传播历史知识。但它们有明显的共同点，这就是颂扬英雄人物。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从小爱读旧小说的一个心理起点。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也叫《水浒全传》，传为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描写的是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事故，其活动范围在山东、河北、江苏一带地区。这个故事的情节，由南宋到元末愈传愈盛，反映人民爱憎分明，成为宋元时代许多农民起义的富有典型性的艺术概括。《水浒传》的主要版本有：（一）百回本。最早出现的百回本是明朝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刻本。内容上在宋江等受招安后，又插入了征辽的故事。（二）一百二十回本。现存最早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是明末郁郁堂刻的杨定见本。在此之前，就出现了一百一个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四回本。这些书都将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删节，又平空插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为所谓“文间事繁”本。杨定见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以百回本为底本，增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了所渭“事文均繁”本。（三）七十回本，这就是清初出现的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又称贯华堂本。该本终于卢俊义一梦，无招按及招安以后的故事。金圣叹扬言得到了“古本”，说只有七十回，以后的回数都是后人加的。他在七十回的后半部分作了添写，前面又伪作一篇施耐庵的序，实际上是他作了删增。后人所谓金圣叹“腰斩《水浒》”，就是指的此事。金圣叹这样做，实出于他的思想倾向。他反对“招安”，希望把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一网打尽。这个本子流行极广，很长时间代替了百回木和一百二十回本。因为它包括了《水浒传》的精华和主要部分。文字也比其他版本洗练和统一。此后，出现了许多影印、石印、排印、铅印的七十回本。（四）七十一回本。这就是 195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该本把金圣叹的批语删除，伪造的卢俊义的一个“噩梦”作为结束，亦予以删去。依照一百二十回本，恢复原来面目。又相应地把金木的“楔子”略加剪裁，改为第一回，并把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 恢复为“排座次”。这样，全书的回次就有七十一回了。这是建国后最为通行的版木。到 197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刷了 20 次。

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毛泽东也是很熟悉的。这从他 1975 年 8 月关于《水浒》的谈话中便可知道：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几十回，“砍掉了，

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又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这段评语印在前面。”

《水浒传》中所展示的英雄好汉们形形色色的传奇经历和令人神往的个性、意志和品格，这对受到韶山冲那片封闭土地的束缚，受到逐步发迹而又有些专制的父亲的严格管束，以及耳闻目染半封建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作品的内容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对斯诺谈到： “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敬佩和向往这些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多少是以艺术欣赏的方式， 不自觉地在实现自我角色的转换和情感价值的认同。后来他还谈到过在与父亲发生冲突时，他把父亲比着《水浒》中的贪官，而自己无疑是梁山上那群“替天行道”的好汉。享有凑巧，这种转换和认同，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水浒》等小说故事的那段时间里，这些文学世界里的事情竟也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梁山的故事在他的家乡接二连三的重演。而这些故事用他的话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1936 年同斯诺神话时，他如数家珍似他讲起小时候听说和看到的一些事件，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当抚台回答的话传到人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后来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几个卖兰花豆的小贩逃出长沙， 把消息传到了韶山。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和同学们展开了讨论。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而毛泽东在回忆中却说：“我却始终忘不掸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一带还发生过一件事。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的会员们败诉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堡寨。政府派军队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的时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被斩首；但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毛泽东接着说，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于是，当他“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的时候，他获得了一种新的视角，他发觉“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阅读古典小说，主要是获得历史知识和少年幻想的直观满足，以及对艺术形象的美感愉悦，那么，这段思索则反映出他的思维开始走向社会内容的评价，不满足于情感的审美体验，还要寻求真和善的价

值所在。他的标准自然十分浅近朴实，但却是一个根本的事实：他接触的都是长年辛劳的农民，而文学作品竟不以他们为主角，既然人的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吃饭，种地的农民就应该是社会生存中最重要的角色，可在艺术美的天地里却没有他们的位置，而让那些不种田不耕地的人充当主角，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进一步，他阅读古典小说的收获开始超越文学命题，升华为社会学的命题：统治者拥有并控制着土地，他们“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原来， 文学创作的不公平，源于社会身份的不均等。小说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就这样自然地在毛泽东心目中系结在了一起。于是，他常常对小朋友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如果提出，毛泽东最早是从上述表现替天行道的造反者形象的作品中感受到“革命”的，或许是不过分的。

关于毛泽东阅读《水浒传》以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后面还有条目叙述。这里再顺带说一下毛泽东后来读历史演义和其他“旧小说”的情况。

1937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刚进驻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便专门给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李克农发了封电信：“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1941 年 1 月 31 日，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又特地给他们寄了一批演义小说和传奇，据他所开列的书单来看，其中包括：

《精忠岳传》2 册，《兰花梦奇传》1 册，《峨嵋剑侠传》4 册，《小五义》6 册，《续小五义》6 册，《水浒传》4 册，《薛刚反唐》l 册，《清史演义》

2 册，《洪秀全》2 册，《侠义江湖》6 册。

1944 年 7 月 28 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特地指点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并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 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 年 9 月 12 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又说：

“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 40 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

1967 年 10 月 12 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这大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爱读旧小说的原因。

把西方的东西引进中国

（读郑观应《盛世危言》）

［原文]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 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读书史， 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知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 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 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干学堂，论政干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抢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摘自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父亲]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 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13—15 岁时，毛泽东离开私塾，辍学在家。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 他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他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他父亲很烦恼，因为父亲要他读经书，于是，少年毛泽东只好偷偷地利用晚上的时间读他能找到的“新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就是这个时候读到的。

《盛世危言》是近代早期改良思想家郑观应的代表著作。郑观应 1842 年生于广东香山。1858 年他放弃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热衷的科举考试，到上海学习商务。在此后的 20 多年，他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同近代有名的洋务派人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同办过“洋务”；

他自己也曾经营过贸易、投资轮船公司，是位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郑观应不仅深谙孔孟之学，而且广泛深入地研究了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文化。于 1862 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 1893 年再

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随即出版。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 10 多万本， 是当年影响极大的讲西学新法的书。以致能够传到韶山这样闭塞的山村来。此书在戊戌变法前几年，曾由总理衙门印 2000 部，分发众大臣阅看，影响更腾播朝野。

该书分 5 卷，正文 57 篇，附录 19 篇。《道器》篇列首，为全书总论， 继以《学校》、《西学》、《考试》、《议院》诸论。从前面引述该书“自序”中的一段话可以知道，郑观应是以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作“富强之本”的；同魏源等人专讲“师夷长技” 的观点有区别，更不同于洋务派官僚的“遗其体而求其用”，只重“船坚炮利”的主张。然而，郑观应仍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总之，不敢摆脱孔孟纲常人伦的本体，仍是一个“圣之时者也”的人物。他的改良主张，经过戊成变法失败后，也早已宣告“此路不通”。不过，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 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确是顿开茅塞的读物。其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还是相当新鲜的，特别是郑观应“以中学为体，辅以西学” 的主张，对他很有启发。他意识到中国绝不能守着祖宗的老样子不变了。

唤起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书，除了《盛世危言》外，这时他还读了一本小册子《列强爪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他后来对斯诺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木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盛世危言》等著作，展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开阔了毛泽东的眼界。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天下国家都处于大变化之中，自己不能守在韶山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应该抓紧学习新知识。他读的书，对他“发生了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他对斯诺说的：“《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作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最后。还是父亲作出让步。得到复学的准许后，毛泽东到另外两处私塾又读了一年。不久，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告诉他，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新学，在那里可学到不少韶山冲里学不到的新东西。毛泽东听了以后很动心。八舅文王钦、堂叔毛麓钟和表兄王季范等也众口一词，都说毛泽东若进了洋学堂，日后会有大出息。毛泽东的父亲经过他们的劝说，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便答应了。临行前，他抄送给父亲一首诗道别。诗中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年青的毛泽东就抱着这样的志向离开了韶山，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经世要务，——讲求

（读顾炎武《日知录》）

［原文］

非器则道无所寓。（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

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卷十三《正始》）

——摘自顾炎武《日知录》[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主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摘自毛译东 1913 午 10 月至 12 月《讲堂录》，原文出自潘耒《日知录序》（见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599 页：

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创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乘而喜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也。

——摘自毛泽东 1917 年 4 月《体育之研究》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68 页）

[解析]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字宁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故又号亭林。早年参加复社，议论朝政，反对宦官专权。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注意民生利病和国家大事。辑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亡后， 清兵南下，参加抗清斗争。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观察山川形势， 时刻意图恢复，拯求民族沦亡。晚年累次拒绝清廷之召。主要著作有《日知录》、《顾亭林诗文集》等。《日知录》共 32 卷，是读书札记，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人。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 包括作者全部学术思想。顾炎武的学生潘耒（1646—1708）为这部书写了《序言》，把顾炎武从事实地考察，讲求实学的精神阐述得非常清楚。毛泽东不但恭谨抄录，而且还把它正为立身行事的准则。

毛泽东 19l0 年秋到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随后对顾炎武“明道教世”之学有扭浅了解。同同学萧子暲交谈读书心得，毛泽东尝引顾氏“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格言以互勉。进入湖南第一师范以后，他更广泛地接触到清初几位大师的学术思想。除了经常到“船山学社”去听刘人熙等讲述船山哲学

以外，他对顾炎武首倡“经世致用”的学风，颜元、李塨讲求的习行哲学， 尤为向慕。所以，1917 年撰写《体育之研究》一文，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师表，备加称颂，绝非出于偶然。

明末清初带有启蒙色彩的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颜习斋等，反对程、朱、陆、王过分侧重“理”、“心”的偏向，认为空谈性灵，愈谈愈妄，只会导致对现实社会浑然不察，导致办事无能。因而他们主张实践，主张通过自己以天下万物为对象来活动；他们重形体，探究身体各机能的发达，认为身体是以万物为对象的活动的前提；他们身经明亡于清的惨痛，主张为学当讲经世致用等等。这些主张，事实上都融入了青年毛泽东对人生的思索之中。

《讲堂录》里便记有不少顾炎武的言论主张，推崇他“足迹半天下”，穷究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课题；看不起不求实际的名士风度，认为“名士如画饼， 可玩不可餐”。认为“伊尹（商初出生于奴隶的大臣——引注）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

关于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读到顾炎武的《日知录》的，有不同的说法。一般的说法是，他 1909 年在韶山东茅塘读私塾时，毛麓钟老师指导他读过这部书，毛泽东早期研究的著名权威李锐先生不同意此说。他认为：《日知录》是一部高层次的学术著作，决不是三家村里小小蒙童的适当读物。事实上也没有人听说过旧时私塾中有过点读《日知录》的事情。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提到了潘耒的《日知录序》，并且摘抄了其中若干内容，这只表明他 1913 年在第四师范求学的时候，听过教师讲授过潘耒的这一篇序言，并不能据以证明他在私塾读过《日知录》。当然，随后在第一师范前期研读国学时，读过或涉猎过《日知录》。可以断言，那种说塾师曾点读《日知录》的，是一种不确切的材料。

比较起来，李锐先生的分析似乎更有道理一些。但可以肯定的是，顾炎武、王夫之等的经世致用思想，是近代湘学的源头，毛泽东自幼耳濡目染， 在东山小学堂时便知道了他们的一些基本主张，到长沙读书以后，更是由浅入深的接受了《日知录》的影响。

有登高一呼之概

（读梁启超主编《时务报》、《新民丛报》）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无心读古文。当进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咏昌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宫》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 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

——毛泽东 1915 年 2 月 24 日致文咏昌信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4 页）

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 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 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

——摘自毛泽东 1919 年 7 月 21 日《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见《毛泽东早期文稿》

第 2 版，第 362 页）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

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仪》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粱启超是在两次赴京尝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戍戍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棋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 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宋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枝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 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泽东 1958 年 4 月 8 日在武昌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见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第 163—164 页）

［解析］

《时务报》和《新民丛报》，是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报刊。均为梁启超（1873—1929）主持。梁 1890 年起师事康有为，成为其主要助手。

1895 年后致力于维新变法运动，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宣传家。戊戌变法时脱险赴日本，办《清议报》，继续倡议君主立宪。1905 年后，思想趋于保守，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派。1912 年回国，组织进步党。后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晚年致力子学术研究及教育。一生著述甚丰，辑为《饮冰室合集》。其主编的《时务报》于 1896 年 8 月创刊于上海，为旬刊。它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宣传改良主义思想，成为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前的最有影响的报刊。1898 年 8 月停刊。

《新民丛报》是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后的重要报刊。 1902 年 2 月在日本

横滨创刊，半月刊， 32 开本， 1907 年冬停刊，共出 96 期，有汇编本。除梁启超外，主要撰稿人有马君武、黄与之、康有为等。创刊号《本报告白》称其宗旨三条，报名“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名”； “乐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

梁启超当时的主要文章和时事性论著，几乎都是在他自己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面发表的。在政治上他鼓吹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主张君主立宪。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在其报刊上面发表了一系列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如《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之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等。这样，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得以介绍过来，在长期囿于封建文化观念的中国知识界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梁启超的文章，气势奔放，感情丰富，文质并茂， 时夹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世称“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同严复相比，梁的西学造诣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虽然严译西著与梁的启蒙办报几乎同时面世，但在影响面上，严却远逊于梁。这一方面是由于严文之古雅艰涩，一方面是由于梁文之流畅通晓。梁启超富于进取，学识渊博，人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早期，他那具有非凡魔力的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从朱执信、柳亚子到胡适、蒋

梦麟，以陈独秀到吴王章、林伯渠，从鲁迅到郭沫若、邹韬奋，都有过这方面的回忆。故毛泽东说他当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很自然的；认为梁启超的报刊文章有“登高一呼之概”，也是符合实际的。

毛泽东后来特别欣赏的，认为“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的《变法通议》，是由《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等 20 篇论文组成，连载于《时务报》第 1 期至第 43 期。它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伦为武器，论证变法势在必行，认为变法是天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主动变法，权操诸己，可以救亡图存，否则亡国灭种。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主张变科举、立学校，培育新人。兴工艺专利，发展民族工商业。改革官制，实行君主立宪。议论新颖，文字生动流畅，在知识分子中影响重大，传诵一时，梁启超也因此书而声名大著。

《新民丛报》于 1907 年冬季停刊。毛泽东是在 1910 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才读到的，虽然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却有振聋发聩之感，自然更启发毛泽东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如他自己说的，对这些文章，他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从这里受到的影响，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他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还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民说”的明显影响。这种新文体也影响他作文章的风格。甚至毛泽东成年之后的文章里，还是不难感受到梁启超式的气势。

最早借书给他的表兄，是舅父的儿子文运昌，当时他们同在东山学堂念书，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还书便条现在还留存在韶山纪念馆。

1911 年春，在辛亥革命前夕，毛泽东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就读时，也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饮佩，在思想上还不清楚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区别，于是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提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

在以后进入省立高等中学的半年，以及在第一师范的 5 年半的学习中， 他并没有完全忘记梁启超。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读书批语、笔记和书信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看到梁启超的影子。

1913 年《讲堂录》所记：“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便是化用梁启超在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里的句意，原文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讲堂录》里，为解释《易·大过》里“君予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句意，毛泽东录引了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中的四句话：“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

1915 年 6 月 25 日，在给湘生的信中谈到自学的重要性时，毛泽东说， “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康梁在他的心中，是通过自学而有所造就进而成为“奇杰”的典范。同年 9 月 6 日，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说他曾想离开学校，“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

这年 4 月，主张帝制的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

造舆论。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诸名流起而反对。梁启超在 1915 年 8 月

22 日的一封家信中说：“实不忍坐视此辈鬼域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曾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后来参加蔡锷讨袁起义后，梁又连著《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 3 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

《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之痛言》，广为散发。为请他的好友萧子升题写书名， 毛泽东特致一信：“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仰吾兄翰赐书为幸，长以此信笺之长减半寸为限， 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须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不一。”对于这件事， 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在 1916 年 4 月 28 日的日记中又说：“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汤康梁先生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面讥帝制，真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之幸矣。”毛泽东和张昆弟都认为，康有为与梁启超能由君主立宪立场转变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这是一件好事。

1917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这里说的“某公”，便是梁启超。1903 年 10 月，梁在《新民丛报》第 38—39 号所载之《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悼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以后，他又在《清代学术概论》、《是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过“今日我与昨日我挑战”的话，可见毛泽东对梁启超的这些论著是熟悉的。

梁启超在《进化化革命音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详细介绍了 19 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积极鼓吹者颉德的观点，其中说到：“进化之义，在造出未来， 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斯宾塞屡言牺牲过去以造现在，而不言牺牲现在以造未来。无他，重视现在太过。见有所蔽，而于现在必灭之理未尝措意也。虽然，斯宾塞非全忘未来者。彼尝言曰：‘人群之进化，实由现在之利益与过去之制度相争，而后胜于前之结果也。’又曰：‘国界必当尽破，世界必为大同。’此皆其理想之涉于未来者也。虽然，彼其所根据者，仍在现在，彼盖欲以现在国家思想扩之于人类统一之全社会，未足真称为未来主义也。其在德国，有所谓唯物论者，有所谓国家主义者，有所谓保守党者，有所谓社会党者，要之悉皆以现在主义为基础而已。”“十九世纪者，平民主义之时代也，现在主义之时代也。”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并对其观点记得很熟。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说：人类的意志规定行为，人类先有生活之目的“而后成生活内容之模范， 恒结为理想，而现于其心目之间。于是务实现真理想，本之以求完成其本质， 发展其生活之动作，而定其价值焉。”毛泽东读到这段话后，随即用梁启超

《进化论革命者胡德之学说》中的观点来批注：“梁任公有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之文，即此段之意。”

1919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又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本会总记》的文章，阐述由他实际主持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及湖南学生运动的渊源由来， 开篇便述及 1897 年由熊希龄在长沙创办的新式学堂——时务学堂，梁启超时任该校中文总教习。翌年戊戌变法失败，学校遂被撤消。毛泽东接着说：“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此时的学校，大都以

鼓吹革命为校风”。“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后来一些学堂的学生，在“案头的乱书堆中，或抽屉里面，常秘置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梁启超等所做的《新民丛报》，一样是汪精收、宋教仁等所做的《民报》。”

以上种种，说明青年毛泽东始终把梁启超及其著述，看成清末领导思想界革新潮流的代表。以至到 60 年代的时候，他还对刘斐说：当时自己“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刘斐《难忘的教诲》， 1979 年 1 月 2 日《人民日报》）。1964 年

12 月 20 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对人说，近代史也得看看，你得看《新民丛报》，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

当然，毛泽东晚年对梁启超文章的评价更为客观、全面了。这一点，反映在我们前面引述的 1958 年 4 月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当中。但对梁的办报和文章风格，则始终是肯定的。

立宪君主为人民拥戴

（读梁启超《新民说》）

［原文］

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蠢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摘自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 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说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毛泽东 1910 年下半年读梁启超《新民

说·论国家思想》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5 页注④）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兹禧太后都已死去的—

—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 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

［解析］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安同美国

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新民说》，是梁启超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第 1 号（1902 年 2 月 8

日）至第 72 号（1906 年 1 月 6 日）上 20 篇论文的合称。这 20 篇论文题目为：1.叙论；2.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3.释新民主义；4.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5，论公德；6.论国家思想；7.论进取冒险；8.论权利思想；9.论自由；10.论自治；11.论进步（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12.论自尊；13.论合群；14.论生利分利；15.论毅力；16. 论义务思想；17.论尚武；18.论私德；19.论民气；20.论政治能力。梁启超在这些论文中反复阐述这样的论点：中国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和义务思想，多“奴性”而少“独立”，可谓“民智低下”，“智慧不开”。认为只有有了新的国民，才可能有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为什

么呢？因为“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所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乞之大原”，“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梁启超不遗余力地进行启蒙宣传。他的这些文章，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新民说，也正是梁启超在这个时候的中心思想。

《新民说》第 6 节《论国家思想》，载于《新民丛报》第 4 号。该文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现在韶山纪念馆里，还保存了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 4 号，以及毛泽东在其中一段话旁边的

批语。作批语的时间，当是 1910 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期间。毛泽东的批语，总的思想没有越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总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毛泽东对政治、对历史见解的最早文字记录。即使不说是他的史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领悟力是过人的，而且还有所发挥。梁启超用了“正式成立” 一语，用现在的语汇来表达，即“具有合法性”的意思。少年毛泽东做出了解释，只有立宪国家、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国家，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他认为数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只不过是“盗窃得国”，都是不具备合法性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读书态度。后来他投身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梁启超把“国家”和“朝廷”（政府）分开来观察的思想，后来毛泽东也作过类似的表述。例如 1939 年在延安，在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的讲演中， 就说了“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梁启超区分“国家”和朝廷”，自然不是为了推翻既有的清政府，而希望采用“立宪”制度使它更“合理”、更“正式”一些。对于帝制，他当时是不反对的。对于少年毛泽东来说，也是这样。他当时的思想还没有超出维新改良，甚至可以说，由于环境的闭塞，在 1910 年的时候，他才刚刚开始接

触维新改良的思想。所以，他在 1936 年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这段日子，不讳言自己当时相信皇帝是诚实善良的，只不过需要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帮助他们改良现政府而已。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其进步的一面，是批判了“朕即国家”的传统政治观念和以“忠君”寓爱国的奴才心理； 其消极的一面，是鼓吹君言立宪和开明君主论。毛泽东的批语则说明他当时也把君与民视为一个统一体，君无民为支撑则为“盗窃得国”，而君为民所拥戴，那么，国家与政府就可合而为一了，而其前提，便是搞“立宪之国家”。

当时，毛泽东对中外开明的和有作为的君主，是很崇拜的。1936 年他对斯诺回忆自己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的情况时还说：“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弄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鸿和林肯。”这部书毛泽东是从当时的同学子暲（萧三）那里借来读的，他在书里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据萧三回忆，在还书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中国也有这样的人物。”

我发现了激动人心的材料

（读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场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 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上面引过的两段，是毛泽东回忆他 1911 年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

书，到同年 10 月加入长沙起义新军的一段时间里，阅读《民立报》所得到的思想收获。据考证，第二段里提到的《湘江日报》，应为《民立报》。理由是：第一，当时在长沙发行的报刊中，并无叫《湘江日报》的。第二，当时长沙发行的报刊中，《民立报》曾较集中的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第三， 1911 年春毛泽东到长沙后，《民立报》是他非常爱读的报纸，同时，该报也是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办的报纸。

《民立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重要报纸。1910 年 5 月，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8 月被封； 10 月 3 日改名《民吁日报》出版，

11 月 19 日被查禁；后又改头换面更名《民立报》继续出版。所以，《民呼》、

《民吁》和《民立》被称为“竖三民”。《民立报》自创刊到 1913 年 9 月 4 日被袁世凯查封，日出三大张共出一千零三十六号。另还出版《宋渔父》等小册子。社长子右任，宋教仁、吕志伊、范鸿仙、徐血儿、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笔。该报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辟有论说、批评、纪事、丛录、图画 5 个部分，以论说和批评为主。内容有：猛烈抨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

制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发表有关外交、边防及分析国际政治形势的时评等。该报在辛亥革命前后，均起过积极的作用。

1910 年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爱读的是《新民丛报》，并崇拜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1911 年春到长沙读到《民立报》后， 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他在《民立报》里发现了“充满激动人心的材料”。其中便包括广州起义的悲壮行为，和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他了解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可以说，正是《民立报》的影响， 使毛泽东开始抛弃康梁的改良主义立场，转向孙黄革命派的立场。当然，这种转变还只是初步的，他“还没有放弃”对康梁的“钦佩”。

毛泽东在《民立报》上读到的“激动人心”的材料，莫过于“社会主义” 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词。

毛泽东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为什么会立即突出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并对社会主义表示了空前的热情，急切地在他的同伴和同学中进行讨论呢？这里有两个直接原因：一个是江亢虎成立中国社会党并鼓吹社会主义；另一个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其舆论鼓吹的中心转向了社会主义，并且宣称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两个原因的结合，就使社会主义的思潮由暗流转变为公开的潮流，这就不能不突出地引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和注意。

1911 年 8 月 9 日，江亢虎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他宣布该会之成立，“即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幕之始”。该地发行机关刊物《社会星》， 以研究和鼓吹社会主义。同年 11 月，江亢虎又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党， 11

月 24 日，在《天锋报》上颁布了《中国社会党章程》。1912 年 1 月，社会

党在上海召开联合大会，发行机关刊物《社会党月刊》，并于虹口海宁路 12 号设社会党讲演所，每星期一下午在该所讲演社会主义问题。这之后，江亢虎伊然以中国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姿态出现，到处作讲演、发文章，与总统谈话，打电报致总统等，搞得不亦乐乎。一些刊物，如《社会世界》、《新世界》、《民立报》等等，都刊登了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讲演、消息等，并且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讨论，这样就造起了一股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小的舆论。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对社会主义的宣传表示了极大的赞成。1911 年 12 月 30 日，孙中山接见江亢虎，详细地询问了中国社会党的组织情况， 及他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看法，对江亢虎表示“嘉慰”。孙中山向江亢虎表示，自己早已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家”，对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竭力赞成”。他希望社会党子社会主义能“广为鼓吹，使真理论普及全国人民心目中”。

弄清上述历史背景，我们就能较清楚地找到毛泽东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原因，并看到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当时，孙中山和江亢虎等人一些关于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演讲，《民立报》都首先刊载。毛泽东就是从这份报纸上引起对社会主义的注意的。

1911 年 8 月 13—14 日（这个日子正是毛泽东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时， 对《民立报》发生强烈兴趣的时候），宋教仁以“渔夫”的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商榷》一文，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派别，并讨论了在中国应实行何种社会主义的问题。宋教仁指出，当今社会主义派别有四种：“一无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各国之无政府党皆属

此派”；“一共产主义”，“各国之共产党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家皆属此派”； “一社会主义”，“各国之社会民主党、劳动党、社会民主主义修正派皆属此派”；“一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亦名讲坛社会主义”， “各国之政府及政治家之主张社会政策者皆属此派”。宋教仁认为，如果要在中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必须实行无政府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1911 年 12 月，江亢虎在《社会》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一文，对宋教仁的社会主义主张提出批评，声称在中国只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他主张在共和制下推行社会改良主义，从实质上说，他所主张的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阅读《民立报》时，不可能不注意到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的这篇文章。 1919 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回忆当时情况，就说他在长沙就读时，就已经熟悉了宋教仁。也不可能不读到江亢虎的上述文章。因此，应当说，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对毛泽东是有影响的。1912 年 1

月 1 日，《民立报》又刊登了《大总统与社会党》的报道，介绍了孙中山与江亢虎关于社会党和社会主义的谈话，其内容对于关心国家命运的毛泽东来说，应当是“激动人心”的。如果事实是这样，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 毛泽东为什么会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讨论的内容，我们大约也可以断定为：在中国是否应当实行社会主义？实行何种社会主义？等等问题。总之，《民立报》成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印象深刻的启蒙报纸。当然，他当时要和别人讨论的，主要是从江亢虎那里了解到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改良主义，以及孙中山说的“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此条目编写多引自黎永泰《青年毛泽东与中西方文化》一书）

叹数千年来民智不开

（读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原文］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徒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今。

——摘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馨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 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车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盲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徒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 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 吾特恐此徒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 1921 年《商鞅徒木信论》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

第 1—2 页）

［解析］

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 145 年或约公元前 135 年，卒年不详，字子长，

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早年诵读古书， 20 岁后外出旅游，开始政治生活。38 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着手搜集史料，经 5 年准备，开始写作《史记》。后因为李陵败降匈奴一事辩解，解怒了汉武帝刘彻，下狱，处以腐刑

（阉割）。在狱中仍继续写作。至刘彻太始元年（公元前 96 年）被赦出狱，

任中书令。直到刘彻征和二千（公元前 91 年），前后历 14 年的时间完成《史

记》。此后事迹无可考。《史记》凡 12 本纪， 10 表，8 书，30 世家，70 列传，共 130 篇，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首尾 3000 年左右，战国、秦、汉记事尤详。“纪”是年代的标准，“传”是人物的动态，“世家”是纪传合体的国别史，“表”和“书”是贯穿事迹演化的总线索。《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毛泽东发蒙后便好读史书，《史记》自然是他经常点读的作品。1915 年9 月 6 日致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欲通国学，⋯⋯首贵择书”，即选择重点篇目详加阅读而后及于全书。他学自己择书而读的方法的例子，便是《史记》，他说：“《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子《史记》， 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毛泽东不仅熟读《史记》，而且对司马迁的生平遭遇也很了解。1913 年 10 月至 12 月就读于湖南第三师范时，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记有一些关于司马迁的句子，如：“马迁，尤门人”；“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此诗乃司马迁之文，非（司马） 相如文也。”毛泽东在晚年通读《二十四史》时，还时常把《史记》中的一些篇目（如《项羽本纪》）推荐给别的同学读。1958 年 8 月 22 日，在批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的代表之一。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原文无写作时间，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7 字。毛泽东于 1912 年春退出长沙新军后， 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子 1912 年上半年。

这是毛泽东留下手稿的第一篇文字，时年 19 岁。

国文教员阅后在文稿上写了多处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駸駸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杠鼎”。“积理宏富”。文末还写有以下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 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据《史记·商君列传》所记，商君，战国时卫国人，本姓公孙，名鞅。后投奔秦国，为秦孝公所用，因破魏军有功，秦封之于商十五邑（今河南境内），故号商君，又称商鞅。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之时，阻力甚多，包括秦孝公本人，开始也担心不合礼法，“恐天下议已”，甘龙等大臣更是反对， 经商鞅反复争辩，才说服了他们。接下来，为了使新法取信于老百姓，又采取了“徙木立信”的办法。青年毛泽东在《史记》中读到此事，破题三叹。因为，商鞅所推行之新法，本是“利国福民”的“良法”。其主要内容为： 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税，按军功受爵等。这些，在毛泽东看来，是秦国“战胜诸国，统一中原”的“大政策”。可黎民百姓却不能认识这些政策的好处，不能辨别好坏，非要统治者“煞费苦心”用徙木立信的办法来推行不可。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理想的国民，应该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坏的法令就反对。由此观之，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说明“吾国国民之愚”。他还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就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这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当时的唯心史

观，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知识界、思想界的一个共识：改造国民性。

的确，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使大多数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药方把一个古老的病人弄得越益衰弱，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文明当作振兴中华的新的良方。从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氏”，到严复的“开民智，兴民德”，再到鲁迅的“人立而后事举”，表明这是那个时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话题。在青年毛泽东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张中，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入手的救国图存的思路，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商鞅徙木立信论》，算是这条思路的发端。

进化论与救亡图存

（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

［原文］

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冲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

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择。天择者，物急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已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济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复案：物竟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达著《物种由来》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物类所以繁殊之故。⋯⋯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传上之说，必不可信。盖自有哥白尼而后天学明，亦自有达尔文后生理确也。斯宾塞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

——摘自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穆勒的一部关于伦（论） 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毛泽东 1970 年的一个批示（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 1986 年版，第 90 页）

［解析］

1912 年下半年，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他觉得，上学校不如自己看书学习。他住在新安巷湘乡试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看书，历时半年。前面引述的同斯诺的那段谈话，便讲的是这期间的事情。严复译的《天演论》，便是这时候读到的。

现在的研究者已经查明，谈话中所列的书单中，除了卢梭的著作之外， 其余各种都是当时出版不久正在风行的严复译本。这里的书名，有些是写得准确的，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有一些则由于当年谈话时记录和翻译的出入，也许还包括本人的误记，而不准确了。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君武的中文全译本是 1920 年才出版的。毛泽东对斯诺说的，很可能是“一本阐述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进化学说的书”，就是严复所译，当年风行全国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密勒（严复译作穆勒）的著作， 当时中国只译出两种，都是严复译的，那就是《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

（严译本名《穆勒名学》）和《论自由》（严译本名《群己权界论》）。毛对斯诺说的密勒的书，当是指《穆勒名学》，因为日本人把逻辑学译为论理学；而论与伦二字音形皆近，因而误为“关于伦理学的书”了。斯宾塞的书， 当是指他的《社会学研究法》（严译本名《群学肄言》）。盂德斯鸠写的一木关于法律的书，当是指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严译木名《孟德斯鸠法意》）。

应该说，这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大量的接触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对他来说不啻是一次重要启蒙。其中，尤以严译赫胥赫黎的《天演论》对他当时的影响甚大。

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候县）人。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他在军舰上实习了 5 年，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各地。1874 年，美国侵扰台湾期间，他又随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测量海口，筹备海防。1877 年严复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亲自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辨析“西学”与“中学”的异同。1879 年学成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第二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执教达 20 年。甲午海战后，严复以“中国西学第一者”的优势，更深刻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弊病的痼疾所在， 所以他没有积极参加康、梁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而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事业。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屡战屡败、落后、挨打， 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落后。而欧美两洲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学术政教一时斐变”。当时的西方人已经普遍树立了生物进化的观点， 物种是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形成的。这一观点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则强调社会历史发展也要遵循进化的规律。正是这种承认进化、发展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观点，使西方人树立了厚今薄古、积极进取、不泥守旧法陈规的观点，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得西方人民富庶，国家强大。以这种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反观中国，严复指出，中国历史跳不出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历史循环发展。与这两种社会历史观相表里，中西方对古今的价值判别也就不同，从而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中之人好古而忽今”，沉溺子祖先的业绩，不重当下的努力；“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不为前贤所拘，只是执薯地向前追求。从这两种态度出发看待社会治理与发展，中国人常常以为“今不若古”，世道日退，而西方人刚强调古不及今， 世事日进；前者处事安于循规蹈矩，后者注重革新鼎故。正是这种观念上的

差别导致了中西方在物质技术等其他方面的差异。所以要学西方，首先就要用西方人的观念来改造中国人的落后观念。欧洲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利于顺利使用机器，是和蒸汽、煤炭技术同样必需的。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与大工业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的人才能顺利地使用机器。所以严复要鼓吹欧洲的思想和观念——进化的观念。

进化论是英国的达尔文（1809—1889）创立的。他论证了有机物发展的理论，指出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永恒的，而是变异的，现今存在的有机物包括人在内，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有机界的生物形态由简单演变进化到复杂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自然选择，在其生存竞争中，那些对生物有利的变异固定下来，积累加强和遗传下来，于是产生新的物种； 那些不利于生存的变异则逐渐被淘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宇宙观，亦即以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来观察生物界和自然界，从而结束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解释生物学的时期。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有力地驳倒了上帝创造万物和人类的神话，开拓了生物学的广阔领域，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引起了科学界向宗教界的严重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极为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基础。”他还说：达尔文的学说“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恩格斯说：“他（指达尔文—— 引者）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

然而达尔文并没有将进化论运用到社会。最先把达尔文进化论运用到社会的是达尔文的好友、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

赫胥黎（1825—1895），能文善辩，是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他用笔和舌向宗教界作了不疲倦的斗争。马克思夫人燕妮曾经聆听过赫胥黎在圣马丁堂“星期日人民讲演会”的演说，称颂赫胥黎“给人作启蒙、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勇敢的演讲”。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赫胥黎的一本讲演录，分上下两卷。上卷 18 篇，多阐述进化论原理，

下卷 17 篇，则论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

1898 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严复当时之所以选择赫胥黎的著作是有一番考虑的：与认识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比，当时的中国人更迫切需要的是认识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天演论》率先充当了严复进行思想启蒙的工具。在翻译《天演论》时，严复每一节或每一段，都附加上自己长长的案语，对中西文化的异同，对西方学术源流，一一加以评述和介绍。因此，《天演化》绝不单纯是一本译著，它还反映了译迷者本人的政治思想。在翻译过程中，严复糅合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1820—1903， 是英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国家社会有机体学说的创始人。他把世界人种分为优等和劣等两种，认为社会民族间充满着斗争，优等民族消灭劣等民族是符合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规律的。）三人的观点，对其进行了合理的加工制作：一方面，他不同意赫胥黎将进化化与伦理学对立起来的观点，而赞成斯宾塞普遍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也不同意斯宾塞那套“任天为治”的理论，他要竭力强调赫胥黎“与天争胜”的思想，即：“我们要断然理解， 社会和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争。”（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 57 页，科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推及人类社会，作为自

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来认识，为的是使人们更进一步认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以赫胥黎的“与天争胜”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理论的目的，则在于要人们认奴上述规律后，不应甘做劣等民族，坐待灭亡。而应赶快行动起来进行奋斗，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 命运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严复要人们重视的是“自强”、“自力” 和“自主”。这一理论，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 给人们一种当头捧喝，一种绝大刺激。既然弱肉强食是普遍规律，中国如果不变“弱种”为“强种”，就只能亡国灭种。戊戌以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远比康有为、梁启超的“公羊三世”、“小康大同”这类脱胎于中国传统经典的古色古香的语言更具有说服力，更为深入人心。这些词汇成为当时人们的口头禅，甚至很多人给孩子起名字也用“竞争”、“适”等。继康有为、梁启超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用进化论论证其民权代替君权、共和代替专制的历史合理性，掀起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 的民主运动。

进化论如严复的思想，对毛泽东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他把自己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半年称为“极有价值的”半年。其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了《天演论》中阐述的运动、变化、斗争、发展的自然观， 即在斗争中求生存，在变化中求发展。青年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 此不例举。一是强调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改造，以适应世界发展的竞争潮流。譬如， 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并提出了“三育并重”、“文武兼各” 的主张，力求“变化民质”，造就“身心并完”的一代新民，来挽救国家危亡。此外，进化论还为毛泽东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形成自己核心理论的过程中，不仅吸收了法国的唯物主义、德国的辩证法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及经济理论，而且注意到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发展变化的，同进化论是十分相似的。鲁迅以及中共最早的创始人如李大利、陈独秀，几乎都是先受到了进化论的熏陶，然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达尔文、赫胥黎和《天演论》。 1957 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表示

了对达尔文的钦佩，“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1970 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请找

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部是唯物的，后半部是唯心的。”这两本书都是赫胥黎写的。他对《天演论》的这个评价，显然是依循马克思主义常说的一个观点：旧唯物主义，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很难贯彻唯物主义观点了。

1974 年英国首相希思来中国访问，送给毛泽东一张达尔文的照片（有达尔文的签名和达尔文自己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其他的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毛泽东收下后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

他。

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点点头，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 Huxley （赫胥黎）。

希思点头，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以上史料，引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90 页）

这里说的是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同攻击达尔文学说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进化论学说及其发展过程的熟悉。

1975 年 6 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毛泽东又对《天演论》作了更多的评价。他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马克思自己说的。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什法师的话。他会做翻译，他翻译的《天演论》上面说的。他不说是翻译，而说是达旨。这本书（指《天演论》）是赫胥黎写的。Huxley（赫胥黎），他是英国人，拥护达尔文的。他自称为达尔文的“咬狗”。不可知论就是他说的。德国人康德就是不可知论。赫胥黎说康德是不可知论，只能认识表面，不认识本质。他（指赫胥黎）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是唯心主义，他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所以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总之，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以后，对进化论及《天演论》的评价始终是一分为二的。他推崇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贡献，又指出其运用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唯心主义缺陷。的确，用“物竞天择”的生物学规律来解释社会发展和历史进化，是不科学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天演论》和进化论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后。其社会影响也就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代和远远超过了

《天演化》的影响、作用和历史地位。

毛泽东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进化论的。1949 年 9 月 16 日，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过，为了抵御帝国主义，“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礼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这失败，不是作为自然科学学说的生物进化论的失败，这个生物学学说被事实证明为真理，是不败的； 这失败，是朴素的进化论历史观的失败。

在本条目开头引的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他早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时，读了“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论）理学的书”。这木书很可能是《穆勒名学》的误记。

误记出在伦理学与论理学之间。伦理学是关于人类社会道德现象的科学，也称道德哲学。毛泽东早年读过泡尔生的伦理学书，还作了很多批注。论理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学，它是关于思维（及其表达）形式的规则的科学。当时的学术界，把这门科学称为论理学，把形式逻辑称为“形式论理学”。

西方的逻辑学传入中国后，对于 Logic 这个术语，曾有过多种译法。最初是参照中国古代的名家和名辨思潮，译作名学、辨学，《名理探》、《穆勒名学》便属此类。“论理学”是日本人的译法。中国学术界借鉴了这个译法。30 年代初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大都采用这个译法。那时也有译为“理则学”的，孙中山就十分推崇这个译法，他说：“凡以论理学、辨学、名学而译逻辑者，皆如华侨之称西班牙为吕宋也。⋯⋯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 者也。”（《孙中山选集》第 130 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这些，其实都属于意译。直接音译为“逻辑”，是章士钊首倡。他在梁启超办的《国风报》第 29 期上，署名民质发表《论翻译名义》一文，第一次倡议将英文的“Logic”

直译为“逻辑”。但是，到 30 年代，学术界还未普遍采用。斯诺记录那次谈话所使用的是英语，在英语中，伦理学（Eihics）与论理学（Loogic）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对中国人来说，则只有一字在发音上有平仄的差别。听者辨音不准，就可能造成误译。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今译弥尔·密尔（1806—1873），史称小穆勒。他确有化理学方面的著作。小穆勒在其父老穆勒即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精心培养下，一生涉猎的学术领域较广，著述甚丰。他不仅是古典归纳逻辑的集大成者，还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但是，在毛泽东所说的时间（1912 年）以前，穆勒著作的中译本只有两种。一种是《穆勒名学》

（原名为“A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lnductive”，宜译应为《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最先由金陵金粟斋 1905 年出木刻本； 另一种是《群己权界论》（原名为“On Liberty”，今译为《论自由》）， 这是一部社会政治方面的书，最先是由商务印书馆 1903 年出版。这两部书均为严复所译，在辛亥革命前后流传颇广，影响也很大，它们都可能被毛泽东读到。

《逻辑学体系》于 1843 车在伦敦出版。全书分 6 卷：名词及命题，推理， 归纳，属于归纳推理的一些方法，谬误，道德科学的逻辑。严复所译的《穆勒名学》，只译了该书的导言。第 1、2 卷和第 3 卷的前 13 章，该书以研究归纳法为主，其中关于契合法、差异法、共变法、剩余法等确定现象原因的归纳方法的表述，很有建树。

在辛亥革命前后，逻辑学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严复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这两部书当时很负盛名，可是能读的人并不多。”（冯友兰《哲学回忆录》，载《中国哲学》丛刊第 2 辑）19 岁的毛泽东读了《穆勒名学》，增长了逻辑知识，掌握了思维的逻辑技术，也形成了时刻检查自己思维和表达的逻辑性的良好习惯。1902 年 11 月 26 日，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写信，谈论四种常见的“论理的错误”，包括以感情论事，时间上以偏概全，空间上以偏概全，以主观概客观。他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虽然他说的 4 种错误并不都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逻辑错误，但这反映了他注意从逻辑学的角度辨别正误，反思、发现自己的不足。

为学之道在是矣

（读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

［原文］

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 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

——摘自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

《群学肄言》，非群学也，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此书枢纽、在《知难》一篇。其前三篇，第一《砭愚》，言治群之不可以无学；第二《倡学》， 明此学之必可以成科（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 第三《喻术》，则隐括本科大义。凡此皆正面文字也。顾治斯学有甚难者， 一曰在物之难，次曰在心之难，三曰心物对待之难。故第五《物蔽》，所以著在物之难也。而在心之难，又分两义：有见于理者，故第六称《智瞀》， 有见于情者，故第七曰《情瞀》。是二者之惑不法，未见其人之可与论治化也，若夫心物对待之难，则意逐境逢，一视其人之所落后［邂逅］。略而举之，则所承之学，所生之国，所业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斯其尤大荦荦者矣。盖作者之意，以谓道之不明，起于心物之交蔽，故为学之方，始于解惑。假其笃时［实］拘虚，虽学未必不为害，又必知其难之所在，而后省察克治之功有所施。此前八篇意也。虽然，知其难矣，使徒知之，于修己治人考道讲德之功，犹未济也，则亦不足以与于斯学。故《缮性》尚焉。今夫学有三科，而各有姱心之用，必于学之事无阙，而后于心之德无亏。乃至群学，则有其尤切者，自民质言之，则生理也；自民彝言之，则心灵也。 故言《宪生》矣。而继之以《述神》，君子由此，庶几为成章之达，而与言民生治道，可以弗畔矣夫。

——摘自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为学奚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紊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姱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故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邵西所宫各科下手方法及其用如此。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遍观之竞，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宫》，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 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音智絯，心物相对者日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 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姱，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絯于智，而又无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特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章甫近阅此书）。以上所陈，凡分三者：初论专通之先后，次言诸科之研法，次述“群肄”一书之可珍。

——摘自毛泽东 1915 年 9 月 6 日致萧

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23—24 页）

［解析］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l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 早期进化论者，实证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从 1858 年起，他用了 36 年时间，撰写了一套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概括人类一切知识的“综合哲学”著作，共 10 卷。其中包括《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

《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其《第一原理》是综合哲学体系的基础， 其余各卷都是把《第一原理》中所阐述的“公理”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和发挥。其中《社会学原理》（《The Study of sociology》）出版于 1873 年， 严复译之为《群学肄言》，于 1903 年 4 月由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毛泽东读

的，就是这个版本。该书共 16 篇，严复所译篇名依次为：“廷愚”、“倡学”、“喻术”、“知难”、“物蔽”、“智絯”、“情瞀”、“学诐”、“国拘”、

“流梏”、“政惑”、“教辟”、“缮性”、“宪生”、“述神”、“成章”。斯宾塞很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各门学问，并且反对专而不通。这也是毛泽东读《群生肄言》的主要心得。

毛泽东最早接触到斯宾塞及其著作，是 1912 年下半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时候。他当时阅读了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其中便有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13 年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其《讲堂录》中所记“美谚曰： 曲乎直乎，是吾国已”，便出自严复译《群学肄言·国拘》：“曲乎直首， 是吾国已，此美利坚之民所常常称道者也。”

1914 年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后，毛泽东经常向比他大 3 岁的老师黎锦熙请

教治学读书之道。现在我们从黎锦熙保存的日记中，从 1915 年 4 月至 8 月（是

年 9 月黎即调北京教育部任职），找到这方面最可靠的记载。现据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四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焜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四月斗八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等相继至，共话社（宏文书社）事。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五月九日星期日。上午润之至，稍该读书事。五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七月四日星期日。上午阅《神州日报》。润之至，阅《甲寅》六期。七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七月十三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竟。⋯⋯ 与润之说研究法。七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七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主。上午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缮性” 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八月八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为佳。八月十一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教课联贯。八月十四日星期六。晚， 览润之日记于棍甫处，焜甫前日来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日之（往）校矣。

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八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八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

黎锦熙日记里几次谈到《群学肄言》，他本人当时也正在研读这本书， 故特向毛泽东推荐其中的“缮性”一篇。

斯宾塞在《群学肄言》的第五至第十二篇这八篇中，分别论述了研究社会学时，常常遇到的来自 8 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如“物蔽”、“智絯”、“情瞀”、“学诐”、“国拘”等等。之后，斯宾塞作了一个概括或者总结， 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性灵的修缮，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求得解决。他于是写了第十三篇“缮性”，这可以说是提纳挈领的一篇。黎锦熙推荐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一篇。这一篇讲的是治学的方法，通过训练排除研究中困难的方法。严复解释说：“知为学之难，思诚之不易，而后有省察之功。虽然，徒言省察，尚非学也，则继此而论其所以缮性者。缮性非他， 亦言其所为学之方而已。”

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论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 “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 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循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性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助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 “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 82—83 页）

毛泽东遵黎锦熙所嘱，不仅着重读了“缮性”一篇，而且把全书又读了一遍。于是在 1915 年 9 月 6 日写信给已从湖南一师毕业的学长萧子升，谈了自己的体会。这就是前面引述的那一大段话。很是推崇《群学肄言》的见解， 认为“心习将，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又说，“三科习，而后三难法。”

毛泽东读《群学肄言》后的最大收获，是把扩大知识面作为自己治学的要义。这一点，在青年时代的文稿中经常谈到。就在 1915 年 9 月 6 日致萧子升的这封信中，他在批评旧学造成的人才的缺陷时说：“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 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甚寡哉。斯宾塞尔云，专攻之学， 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在 1920 年 6 月 7 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又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所谓学拘，就是把自己限制在狭隘的知识面中，而不具备广博的知识。这样做学问，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毛泽东读了《群学肄言》后，对于自己只爱哲学、历史、文学，而不注重自然科学学习的偏颇深感懊悔。斯宾塞尔把自然科学分为玄科（逻辑学、数学）、间科（物理学、化学）和著科博物学即生物学）。他认为，玄科、间科分门别类地教人以各中法则，揭示自然各领域的变化和规律，而著科则在此基础上教人学会运用综合的方法，寻找事物的内在联系。从整体把握自然。在治学中，只有学会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才能穷理尽性。因此，研究

社会科学的人，不能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基础，不能不掌握这种分析综合的认识方法。斯宾塞尔强调说：“故欲治群学，则诸科之学不可废。”“三者既治，而所以治群学之始基立。”（《群学肆言》第 252 页）斯宾塞尔反复强调，要研究社会科学，必须认真学好数理化诸科学。这时，毛泽东对学习自然科学的认识，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

他在 1915 年 6 月 25 日致湘生信中谈到自己的认识转变时说：“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他下定决心要学好学校所授的各门自然科学。1919 年 11 月 14 日，罗学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批评中国人研究哲学不注意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因而难于成为世界性的大哲学家。毛泽东认为这正切中了自己治学的缺点，因此，他把罗学瓒来信中的“柏格森所以为大哲学家，因为他的科学的根柢很好”，“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为蝼蚁之雄”，“谁有志愿想伸足于世界学者之林”等三句话抽出来作为信的提要，要求新民学会会员在治学时共同注意。在给罗学瓒的回信中，他表示一定要加强自然科学和各门科学的研究。

1921 年元旦，新民学会在长沙聚会，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表示要在扩大知识面上下功夫。他说：“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便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新民学会资料》第 32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不久，毛泽东全身心投入革命活动，已无暇“补足”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欠缺了。

给我即象最深的老师

（读杨昌济《论语类钞》、《劝学篇》等）

[原文］

杨君怀中，留学英伦及苏格兰有年，研究伦理教育，去年归自德，主湖南第一师范修身科讲席，是书即其所编讲义也。语语自道心得，故说理精， 自述经验，故比事切；旁征泰西教理学说，析其同异，无所牵附，故博而下凿；即《论语》之内容而析为类，自成系统，亦无碎义，故约而不拘。盖非仅学校讲授之善本而已，世有笃志自修者，得是书以为研习经训之途径，其于修己、接人、观世、知化之道，思过半矣。

——摘自黎锦熙为杨昌济《论语类钞》

写的书前介绍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

全体移植于他国。⋯⋯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干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雀，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解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事。

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知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占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

合东西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

——摘自杨昌济 1914 年 10 月《劝学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男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扬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妄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

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摘自毛泽车 1917 年 8 司 23 日致黎锦熙信

（见《毛译东早期文集）第 2 版第 86 页）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

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解析］

—摘自毛泽东 1920 年 3 月 14 日致周世钊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 474 页）

杨昌济（1871—1920），号怀中，长沙县板仓人。其家世代书香。 19 岁考取秀才，后弃科举，曾任塾师，1898 年人长沙岳麓书院。1903 年始，先在日本留学 6 年，复至英国留居 3 年，后又至德国。1913 年春回国，出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同时兼任湖南第四师范（翌年人第一师范）修身和心理学教员。毛泽东就是这个时候考入湖南第四师范的。一直到 1918 年 6 月离开长沙赴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为止，杨昌济都在湖南第一师范兼职教授修身课，而此时毛泽东也刚好毕业，主要论著有《论语类钞》、《教育学讲义》、

《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劝学篇》、《治生篇》等，译著有《西洋伦理学史》等。所写《达化斋日记》（未刊稿）内容丰富，是研究其思想和交往的重要史料。

杨昌济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服膺孔孟程朱的学说，他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不过他毕竟在外国留学 10 年，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因而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孟程朱陆王的学说，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的一员，尽管杨昌济在思想史上远没有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显赫的地位，但就其思想的倾向和分野来说， 他也属于近现代新儒家的一员。《达化斋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为生徒讲教育学史，至培根之倡实验派哲学，与笛卡儿之倡推理派哲学，因言朱晦庵之学近似培根，王阳明之学近似笛卡儿：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1914 年 3 月 18 日）

贯通中西，是杨昌济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传统方面，他所推崇的还有明末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于近人，则特重曾国藩、谭嗣同。这些对毛泽东都有明显影响。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老师的教导，首在思想志向和抱负，尤鼓励精读哲学；次为独立奋斗精神，即父子兄弟间也不可互相倚赖；读书治学，提倡自学为主，由博而精， 重批判分析，决不盲从；尤讲究实践，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做事有效率， 深谋远虑；生活方面，严谨刻苦。所有这些，直到为人处世，养生之道，老师无不讲到做到，以身作则。在这样师生相敬，相得、相爱的情境中，潜移默化，终于开花结果：继承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以第一师范这批进步青年为基础而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导分不开。

杨昌济的著述和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也很直接。历史上的思想学派，如宋儒的心性之学和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以及近代的曾国藩、谭嗣同，也常是经由杨昌济的介绍和推崇，引起毛泽东的格外关注的。这种师承关系，我们从毛泽东做的《讲堂录》笔记里可看得非常清楚。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念书，很用心听课，现在保存下来的一本听课笔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本毛边纸抄本印有红色直行格子（先前的行话叫“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 9 行，共有 47 页。前 11 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一笔不苟，可见对楚辞爱好之深。《离骚》正文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 36 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近 2 万字，记录的各种具

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约 400 条。这是 1913 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修身和国文两科（还有一节“算术”课）的笔记本。其中记有 8 个日期，最早的一个是 10 月 28 日，最后的一个是 12 月 13 日，可

知这一本记于这年 10—12 月之间。那时，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是袁仲谦。担任修身课的教师是杨昌济。毛泽东当时写的日记、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本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毛字居从灰烬中救出这本读书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讲堂录》所记范围很广，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侯钊宗、吴伟业、宁都三魏、汪尧峰等，及桐城派、阳湖派诸家， 以及曾国藩等，都曾涉及。此外有许多处是评论历史上的政局和人物，间或论及外国人物如拿破仑、凯撒与福泽谕吉等，所读各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杂以议论。这些议论不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的选择而记下来的。内容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一些名人的言论；二是古代的一些历史故事；三是历代文人学者的一些文学篇章； 四是老师本人的著作或讲授；五是学生本人的发挥和议论。

杨昌济深研宋明理学和西方康德等派哲学，在讲课中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常常用自己的著作和《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作为材料。许多观点，非常直接地反映在

《讲堂录》里。

《论语类钞》中说：“特立独行，非意志坚强者不能。寻常人多雷同性， 无独立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人也。”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雷同性，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

《论语类钞》在解释“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一句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矣。”这意思在《讲堂录》里有一点发挥：“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指拿破仑），豪杰也， 而非圣贤。”

《论语类钞》中解释“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一句的时候，杨昌济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 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这一点，《讲堂录》中记的是：“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

《达化斋日记》说：“所见大则所志大，所志大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矣。所以小则所志小，所志小，则所学、所思小，所为小， 斯为小人矣。先儒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可以譬矣。”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程子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先儒” 写明了是“程子”，想必是据杨昌济讲裸所说写下的。

《达化斋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话：“予读《管子》不偷取一世之言，而深有感焉。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独一时之天地万物也，千载以上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千载以下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吾观古之君子， 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

“毒蛇鳌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法之变有二：有变之自上者，有变之自下者。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 “天子有位之王也，圣人无位之王也。天子一代之王也，圣人百代王也。”

这些话反映在《讲堂录》中的是：“《管子》：不偷取一世。人之爱情， 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界。现在之群，固致其爱情，不待言矣。然而千载以上之人，千载以下之人，其致其爱情，亦优是焉。”“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稣（磔死于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死）。］”（这两个举例见于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苏格拉底之名，于今不朽，以其为宵小所忌。仰药自尽故也；耶稣之所以为耶稣，亦以其被碟于十字架故。”）“语曰，毒蛇鳌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为一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一段几乎是一字不改地照抄，只是接着有下面几点发挥：“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在上者虽有圣君贤相， 然人亡而政息，效虽速而易迁。）”

《达化斋日记》中说，“夫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可益？”

《讲堂录》对此颇有发挥：“哲学家之言曰，人以未来为重，或曰以现在为重，此颉德、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然而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 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 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通令）。”后面这两层意思，来自杨昌济的《告学生》一文， “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贡我，一在通令。”“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讲堂录》里还记有杨昌济其他论著中的一些观点。

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中说：“霉菌附着于微细尘埃之中，但照常法扫除，则霉菌不过暂时浮游于空气之中，旋即附着地板桌椅之上如故，不能达清洁之目的。故先洗以水洒地，扫去粗大之尘埃，再以湿布净抹桌椅与地板，如此而后可收扫除尘埃之效也。”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地板之室，不应用帚扫，致扬尘。必以布揩之。”

杨昌济在《劝学篇》中说：“王君静安（王国维）尝论国学，谓战国之时，诸子并起，是为能动之发达；六朝隋唐之间，佛学大昌，是为受动之发达；宋儒受佛学之影响，反而求之六经，道学大明，是为受动而兼能动之发达。”这一点在《讲堂录》中是这样记下来的：“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未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

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杨昌济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惑》一文中说：“教授国文之时，宜注重于解释字义。曾涤生言读古书以训诂为本，此成人治经之法，以施于学校之国文教授，尤为适切。字字解释明确，则读书时无误解之患，行文时无误用之患。⋯⋯曾涤生又言作诗文以声调为本，欲求作文之进步，宜熟读各大家之文。”这一点在《讲堂录》中记的是：“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木，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木，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不知道是先生在讲授时将这“八本说齐了呢，还是学生从《曾文正公家书》中查找写全了的。

《讲堂录》所反映的，只是 1913 年最后两三个月毛泽东读杨昌济的论著和接受其思想观点影响的情况，内容便如此丰富，由此可想见在湖南一师五年的情况了。尽管这方面留下的文字依据不多，但我们还是可摘取一些。

《达化斋日记》里记下了一次讲课的内容，“余尝教人以有胜于元，动胜于静，乃是为太无作为之人而立论；其实有为固不易，有不为亦不易。社会时时要求我作事，欲拒斥其不合为者，非有十分之果断与定力不能。船山尝言：‘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此说正与力学惯性之法则相合。（1915 年 3 月 17 日）杨昌济征引王船山的意见而加以发挥。这种动静观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他完全赞成杨昌济的“动胜于静”的观点。杨昌济自己多年实行冷水浴、静坐、废止朝食三种健身法，毛对后两种则并不盲从老师。他在 1917 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木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好动，强调运动和斗争，不仅在哲学观点上，后来几乎成了毛泽东性格的一部分，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杨昌济在教学中，常常把自己接触到的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介绍给学生。那时他读了浮田和民的《新国民之修养》一书，极感兴趣，在日记中称“浮田氏则真有学者之价值，其学说将来必为日本社会中之一大势力。”

（1914 年 9 月 25 日）在翌日的日记里，他写下了读该书的心得：“浮田和民极言日本现在之教育制度断丧人才，其弊在于偏重注入智识主义与画一义。谓学校之试验（按：指考试），其弊较中国从前之科学更甚；盖科举权害一部分欲为官吏之士人，日本今日之学校试验，则遍害社会中各种类之人也。其持论谓：青年处于此恶制度之下，当不以试验之分数为意，课之可缺者缺之，可以迟刻（按：指迟到）者则不妨迟刻，省出精力独自研求，务求实益。能不入学校更善。”这个思想显然给了毛泽东根深的印象。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子智，⋯⋯ 吾国学制，课程多于牛毛，⋯⋯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 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1917 年 8 月 22 日）“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

入学校”（1920 年 6 月 7 日），而主张“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毛泽东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李昌济传授而又为其得意门生所按受的这些思想，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还起着作用。毛泽东所倡导的教育革命，主张精简内容，反对以学生为敌、提倡自学，认为老师讲得不好学生可以睡觉， 等等，其思想之发轫，当始于此时。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化选择上最易产主的偏激情绪，一是保守主义，一是全盘西化的主张。杨昌济的态度基本上是折衷调和，因此，在大论战中也不大为人注目。但这种蕴含着合理因素的冷静态度，却对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受传统文化熏染而又经历过西方新学洗礼的青年毛泽东，一方面对中国的封建礼教、宗法政治制度和旧道德、旧思想做了最辛辣的抨击，成为新学的热情鼓吹者和买践者。另一方面， 他又明确地针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以西方文化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采取冷静的分析态度，反对盲目崇拜和不加分析地接受西方文化。这个问题，我们从前面引述的杨昌济《劝学篇》和毛泽东 1917 车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信， 1920 年 3 月 14 日致周世钊信的有关段落的比较中，便不难看出二者的师承关系。（本条目有关杨昌济《达化斋日记》、《论语类钞》等论著的内容，引自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和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两书）

那时“很相信孔夫子”

（读“四书”、“五经”）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摘自毛泽东 1964 年 8 月 18 日

在北戴河的谈话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

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即经、史、子、集——引者注） 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苦而叹也！⋯⋯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 亦早通其常识耳。

——摘自毛泽东 1915 年 9 月 6 日致萧子

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苇 2 版，

第 24 页）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

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 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摘自毛泽东 1916 年 2 月 29 日致萧

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

第 37 页）

[解析]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四书”、“五经”这类古籍，属于案头之书， 如果说，在少年时代，这些书由于是基本是启蒙读物，不管喜不喜欢、懂不懂，都必须去读的话，那么，这时候，毛泽东则是遵循孔子提出的“博学于文”的原则，下决心弄通这些经典，把它当作学问来做的，并且自觉地吸收了儒家的一些观点。

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同时“四书”、“五经”不少文句自幼多能背诵，也便于钻研。1916 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和二元论哲学等吸引去了。但从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儒家学术，而是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是自己读书和研究国情方面应做到的。

所谓“国学”，便是人们常说的经、史、子、集，其相当一部分就是“四书”、“五经”以及历代经学家们对它们的诠释、训诂和阐过，发挥。故儒学向来被视为国学之正宗。

我国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 3460 种，前面

引述的 1916 年 2 月 29 日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

子、集 77 种书目。可以想见，这 77 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当时他想读这些书，可是“身无半文”，买不起书。萧子升曾答应送他一些书。他拒绝了：“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 不可徒耗。”看来，时间与金钱都很成问题，自己也感到遍读这 77 种书是难以办到的。但他仍是孜孜不倦地阅读。

下面，我们举一些他当时阅读。引用和引申“四书”、“五经”中儒家言论的情况。

1913 年 10—12 月，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书（翌年并入第一师

范）时，作有题名为《讲堂录》的课堂记录和读书笔记。至今保存下来 47 页。其中记有“四书”、“五经”的言论不少。如：

（一）“知人则哲。惟帝其难”。“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故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体休焉，其余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前一则为

《尚书·皋陶馍》中的话。后一则“故曰”以后，出自《尚书·泰誓》，其前半部与原略有出入，后半部同。原文前半部是：“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看来毛泽东是凭记忆写下的。这里引《尚书》之语，意在强调贤相当集天下之长为长的道理。

（二）“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予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其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学而》，孔子教导弟子，首先要躬行“八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这些实践之后，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毛泽东借此说明“重在行事”的学习之道。“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毛泽东借此发挥，这个品行是“行事之大难者”，即不易办到的，因此尤为重要。

（三）“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矣， 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道；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遁；原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其中，曾参、冉子、原宪都是孔子的学生，事迹见于《论语》。申生，秦秋时晋国太子，其“不知陷亲不义”之事见于《礼记正义·檀弓》。陈仲子，即田仲，战国时齐人，“讥其太矫”的事见于《孟子·膝文公》。毛泽东一口气举“四书”中的这些事例， 是要说明，这些被先儒奉为孝、义、廉、耻的典型人物，有时也不自觉地做出一些违背这些原则的事情，原因是对孝、义、廉、耻这些做人原则的学习， 体会还不到家。

（四）“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若干德，依于仁，由于义。曰： 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曰：乃所愿则学孔

子也。曰：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说，距跛行，以承三圣者。”其中孔子言志的话，分别见于《论语》之《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孟子言志的话，分别见于《孟子》之《公孙丑上、下》和《膝文公下》三篇。个别引文与原文不尽相同。从中见出青年毛泽东如何精研“四书”，体会圣贤之志，并以其为鸽的。

（五）“孟子所谓豪杰，近于圣贤，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遁，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乃所谓豪杰之士也。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之类是也。⋯⋯孟子曰： 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孟子的这两段话， 分别出自《孟子》中《膝文公上》、《尽心上》和《告子上》三篇，毛泽东用它们来说明自己心目中的“圣贤”标准。

（六）“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刚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这段话出自

《孟子·梁惠王下》，意思是是否可以攻取小国，要根据民意决定，周武王、周文王就是这样做的。

（七）“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语出《孟子·尽心下》。毛泽东引用这两句后，紧接着说：“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八）“天地交，曰泰”。语出《易经》中的《泰》卦《象》辞。

《讲堂录》中，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这说明，毛泽东当时确实下苦功夫钻研了“四书”、“五经”，并汲取了不少观点，作为劝学、言志、修身、行事的准则。

以上是在湖南第四师范学习时的情况，我们再看看他到一师以后对“四书”、“五经”的运用和发挥。

1915 年 9 月 6 日致萧子升信中，毛泽东论及精研国学的方法时，举自己的体会说：“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读）他经亦然。”这里说的《书》，便是《尚书》，其《吕刑》篇是周穆王时有关刑罪的文告， 因吕侯的请命而颁，故名。由此可见毛泽东攻读经书之决心和方法。

1916 年 12 月 9 日致黎锦熙信：“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有身而不能自强，可以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论语·乡党》有一段讲饮食健身道理的话，原文是：“食不厌精，赊不厌细，食■而

■，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住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所引孟子的话，见《孟子·尽心》，原文是：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1917 年 4 月 1 日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体育之研究》中说：“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睦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身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仲尼取资于射御。”这里所引的话，分别出自《论语·述而》、

《论语·乡党》、《礼记·射义》，说的是孔子在家闲居，很整齐，很和乐而舒展；孔子讲求良好的饮食习惯；孔子喜欢射箭和驾车，并把它们当作养生之道。这篇文章中，还化用了《中庸》里的一段话：“子曰：‘南方之强

与？北方之强与？⋯⋯在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有恒矣，而不用心，亦难有效。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心在鸣（鸿）鸽，虽与俱学，勿若之矣。”这是强调做事情，锻炼身体，要专心致志，其中用了《孟子·告子上》中的话，原文为：“今夫弃之为数， 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弃秋，通国之善弃者，使弈秋海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弃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以上两段，都是引用“四书”中的言论，来说明加强体育锻炼，增进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及其方法。

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信：“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 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其中，孔子之“百世可知”，出于《论语·为政》，原文为：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即只要掌握了后朝对前朝的礼仪制度的或废除、或增加的规律，百世以后的情景也是可以知道的。信中所说的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出自《孟子·公孙丑》，原文为：■辞、淫辞、邪辞、遁辞这四种语言，“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意即这 4 种不好的言辞，从思想中产生出来，必然会在政治上产生危害；如果把它体现于政治设施，一定会危害国家的各种具体工作。如果圣人再出现，也一定会承认我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在信中引用“四书”里的这些话，是要说明，圣人们之所以知道的事情很多，而且能洞识过去，预知未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保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大本”。所谓“大本”即“本原”，就是“宇宙事理之真。”我门知道，毛泽东这时思想探索的目标，就是“本原”。

1917 年下半年至 1918 年上半年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语： “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之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观之。”这三句话，第一句出自《中庸》，原文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 察乎天地。”第一句出自《大学》，原文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第三句出自《孟子·尽心上》，原文为：“孟子曰：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是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毛泽东引这些话，是要阐明他的这样一个观点：人们讲求良好的道德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是利己，然后，“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

19l8 年 6 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便开始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此后的言论中，引用“四书”、“五经”的话就大大减少了。在“五四” 运动中，受时风影响，也发表了一些反孔言论。但这并不是说，他读“四书”、“五经”所受的影响便烟消云散了，或者对孔儒的思想观点和国学就此持一味的批判态度。

他当时的观点，很受杨昌济的影响。

据李锐在《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一书中分析：杨昌济国外留学 10 年， 以西方所得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来批判中国封建伦常，决心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学术；曾明确提出要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

“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不过，杨昌济仍是一个理学家，他的学术思想仍以国学为主导地位，可说是一位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欲融合中西而为一种新儒学的学者。他曾同黎锦熙谈过：“有宋道学其能别开生面，为我国学术界开新纪元者，实缘讲合印度哲学之故。今欧学东渐， 谁则能如宋贤融铸之，而确立一新学派者？”（黎锦熙：《瑟侗斋日记》（未刊稿），转引自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第 5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14 年 10 月，长沙创刊的《公言》杂志，曾发表过他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劝学篇》，其中所述可代表此种思想观点。文章以为“吾国固有文明， 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善治国者， 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合，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文中还谈到自古以来国学的源流派别，儒术为国家之正宗，有宋学、汉学之分，宋学有程朱与陆王之分，汉学有今文与古文之分。“各树一帜，互相非毁。今将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此等门户之争，早已不成问题矣。余本服膺孔子之道，然既不欲为专宗孔子、罢黜百家之愚，复不欲为攘斥佛老，驳击那回之隘。余本自宋学人门，而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此则余对于各派所取之态度，可为海年人士正告者。子思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庄子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陆象山曰：‘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约翰·穆勒曰：‘言论自由， 真理乃出。’吾愿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 终归大海。”杨昌济在文中就此谈到他的热切期望：“在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此诚莫大之事业。非合多数人之聪明才力累世为之，莫能竟其功也。”无论从弘扬学术或救国之道而言，杨昌济的这些见解，尤其这个期望，是十分卓越而中肯的，在今天也没有完全失去其意义，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对此予以轻视。

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看重教师的这些见解的。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反映了教师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他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尽管他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时已震动整个知识界，他还是尊孔孟为得大本之圣贤，以儒家大同世界为自己的理想，关于中西文化互有长短的看法，包括留学问题，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教师的意见的。 1917 年 8 月 23 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怀中先生言， 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留学与否的问题，杨昌济在《劝学篇》中，曾介绍过吴稚晖的见解：“苟无普通科学与外国语言之准备，则不必急急西游，苟求学之志坚，则虽左国内，凡西洋之学问，皆可曲折而求得之。”1920 年 2 月在北京时，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一会员的信中说： “必将古今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1918 年 8 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狂飚骤起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大冲击，使他

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潮为职志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1919 年 7 月 14 日出版），有很多反映。“创刊宣言” 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彭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在两篇只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孔庙大殿），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遍游各国，未之前闻”。短文中说：“遍游各国， 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康电报中还说：“强要拆毁， 非民国所宜。”短文中说：“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寸算是‘民国所宜’吗？”

接着，7 月 21 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予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指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 “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 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 中有“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920 年 4 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他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此事他在记忆中印象很深，1936 年在保安同斯诺谈到：“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灌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孔子的学说，经过苟子、孟子，尤其是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的发展，早已不是原貌了。颜习斋早指出过这一点。“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实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诚如李大钊当时说的：“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 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以上见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 157

—163 页）

不管怎样，由于熟读“四五”、“五经”等国学著作，构筑了毛泽东深厚的文化思想背景，即使他后来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以后，这些书里的话，也常常成为他习惯的语言表达工具。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先生说，“文革”时他在秦城 8 年，长期手头只有《毛选》四卷，曾就此作过

一个粗略统计，四卷书中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的： 30 条以上者有《左传》，

20 30 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

其他 10 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

《国语》等。

博学于文，学者所宜遵循

（读“四书”、“五经”）

［原文］

子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恩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 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摘自《中庸》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仆读《中庸》，日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日：即几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于其极。表里糟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吉，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摘自毛泽东 1915 年 9 月 6 日致萧子升信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21 页）

［解析］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骂行，是《中庸》提出的关于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的重要命题。意在强调多学深思来增广知识、提高素养。1915 年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恰处于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的时期，读了

《中庸》后，很推崇其所言的治学之道。

在 9 月 6 日致萧子升这信封中所说的朱子补《大学》诸语，是指朱喜《大学章句》传五章里“释格物致知之义”一段。《大学》里有“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一段。“格物致知”， 是儒家经学中的一个认识论命题，历来解释颇多分歧。简单他说，就是即物穷理，通过接触事物（格物）来获得知识（致知）。朱熹所补的原文是：“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几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于无明矣。”毛泽东在信中引用朱嘉这段话的大意，也是强调广泛学习研究，求得 深刻道理，辨别事物表里粗精，提高心性修养。因此， 博学不仅是为了求知，也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为学美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紊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毛泽东接下来所引的孔子“博学于文”之语，见于《论语·雍也》， 是说君子要广泛地学习文献。信中还引孟子“博学而详说”之语，见于《孟子·离娄下》，原文是：“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意即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解说，在融会贯通之后，回到简略地述说大义的地步。毛泽东认为，博学的方法，是天经地义的，读书的人应该遵循。

为了说明“博学”之必要性，毛泽东把《中庸》、《大学》、《论语》、

《孟子》有关论述都引了。一则说明他读“四书”之仔细，一则说明他当是以“圣人”之言为准的。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从“博学”出发，进一步提出了“通识”的命题。所谓“通识”，就是在“观古今之群籍”的基础上，贯通各方面的知识，诸如地理、历史、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在毛泽东看来，缺少

通识，做起事情来很容易出现错误乃至失败。他在信中还举了王安石变法为例，说他“欲行其意而托于右，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 而行不适之策也。”由此，毛泽东表示，自己“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

气节之士，帝王之师

（读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

《逸民列传·严光》）

［原文］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恩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乃备安车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土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意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摘自范晔《后汉书》专八十三

《逸民列传·严光》

［毛泽东读书笔记和谈话］

光武曾游于太学，习《尚书》。

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光武既立，征之，不就。访之，以安车迎至。帝坐匡床请出，光卧应日，尧舜在上，下有巢由。当光之至也，大司徒（首相也）侯霸（光学友）迎之。光与书日：君房足下，致位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该顺指要领绝，侯以书览帝。帝曰：狂奴故态也。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者之师也。受业大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见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 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摘自毛泽东 1913 年《讲堂录》（见《毛泽东

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591—592 页）

［解析］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论及严光与东汉光武帝刘秀之事，显是把读史与修身结合起来的文字。杨昌济讲修身课，时常谈到“传教”与“办事”的理想人格。这是毛泽东很感兴趣的。《讲堂录》里便记有：“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以及“办事而兼传教之人”等句子。办事和传教，又是和豪杰、圣贤这两种理想人格联系在一起的。《讲堂录》里说：“圣贤，德业俱全者； 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还抄记了王夫之的两名话：“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看来，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传教的圣贤要高于只能办事的豪杰。所以，他又说：“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 百代之帝王。”

清楚了以上思想背景，我们便知道毛泽东读《后汉书》叙严光与光武帝之事所写文字的基本意思。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在刘秀践登帝位之后，严光不愿出而为辅佐之臣， 去办具体事情，也是自然之事，况且在给侯霸的信中，严光已经叮嘱了“怀仁辅义天下悦”的治安之策。后人非议严光摆架子，帝召不就，就是不懂得圣贤作为帝王之师，帝王之功也是圣贤之功的道理。再说，严光不出，专心于传教于后世，正风俗于当时，这一作用，远非办事的帝王将相所能替代比拟。再从人格高下而论，尽管刘秀不满严光避召，称为“狂奴故态”，但严光敢于躺在床上，让刘秀坐在床沿上与他对话，不屈于帝王的专制权威，究竟哪个高尚自信，不言而喻。

严光不屈子帝王的特立独行，在东汉以降，颇为人推崇，认为他是转变世风的重要人物，杨昌济《达化斋日记》1914 年 11 月 21 日所拟修身问题关于“圣贤豪杰之特质”一栏中，有“东汉以前风俗何如？”“东汉士气极盛， 何人倡之？”“能言严子陵之事乎？”这当是承续前说，把严先视为汉未刚直的清议之士的始作甬者。青年毛泽东崇扬严光，也是受了杨昌济的影响。

《讲堂录》所记严光之事，当与杨昌济讲课内容有关，毛泽东还与其他同学讨论过严光的事情。

宋朝范仲淹任相执政时，曾应邀写过一篇仅 219 个字的碑文《严先生词堂记》，简述光武帝刘秀与严光之事，认为二人显示了高风亮节，先武帝贤君爱才，严光则不爱权力和俗名，对他们很是敬慕。这篇碑文素负盛名，曾收入各种文学课本里作为“精选文章”。国文教师常常要求学生写出他们读过这个故事后的感想。毛泽东 1914 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比他高三年级

的同学萧子升，曾把自己写有 20 多篇作文的两个大练习本借给毛泽东看，其中第一篇作文便是“评范仲淹的《严先生词堂记》”。文中认为，光武帝仅仅请朋友帮忙处理絮难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严光也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他早知道自己不会接受委任，那么他为什么还来拜访皇帝并与之同床共寝？这不也表明他同样爱慕虚荣吗？据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法文版原名为《我和毛泽东曾是乞丐》）中记述： “毛不同意我的一些见解。整个黄昏，我们都在争论。”“毛泽东的看法却是这样的：他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旱二百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我反驳道：‘你显然没有理解严光的思想。’”萧子升的这个回忆所说的毛泽东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它与当时毛泽东的理想人格的基调殊易。

1949 年 3 月，柳亚子作《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两句。意思是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节节胜利，大局既定之时，我便要像东汉严光隐居一样，回到老家吴江县的分湖。毛泽东在这年 4 月《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委婉劝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言下之意， 时代变了，在颐和国的昆明湖欣赏游鱼的快乐比在严光钓过鱼的富春江的钓台更好。在即将成立的新的人民国家里，大可不必效严光隐居。这也算是涉及严光之事的趣谈吧！

我改变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

（读韩愈《韩昌黎诗文全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突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祝为楷模的梁启起，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摘自毛泽东 1936 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韩愈文集，为李汲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

——摘自毛泽东欧阳修《新唐书》卷七十八《李汉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的批语集》

第 233 页）

［解析］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父母早亡，由嫂抚养，发愤苦学。贞元八年（792）进士， 不久，三试博学鸿词科不中，出为节度使暮府。反回至京师，任四门博士， 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贬为阳山令。宪宗时赦还，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回朝后因不满宦官和朝臣专权，一直仕途不畅。元和十二年（818）， 随宰相裴度平淮西，迁刑部待郎。不久，又因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 贬为潮州刺史。后召回，历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待郎、京兆尹等职。死后谥文，故又称“韩文公”。韩愈一生直言敢谏，才识兼备，在政治上、文学上均有建树，其中文学成就尤为显赫。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思想上，推尊儒学，攘斥佛老；文学上，他集前人之大成，反对六朝以来的骄偶文风，提倡散休，务去陈言，主张文道合一，文从字顺，与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其散文题材广泛，各体皆精，其诗、赋、论、说、传、记、状、表、书、序、碑志、杂文等均有佳作名篇。所作语言精练，感情真挚，说理畅达，笔力劲健，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散文家之一，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其诗语言新奇，风格雄健，富有气势，当时自成一家。将古文手法用于写诗，开以文为诗之先声，对宋代诗歌影响较大。但有时过于求奇， 不免流于险怪。韩愈的集子，为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编刻的《五百家言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最全。南宋未年，廖莹中世彩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以明代徐氏翻刻后，最为流行。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1913—1918 年），一连几年的国文教员都是袁

仲谦。袁仲谦是前清举人，蓄一把大胡子，他要学生写桐城派古文。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1910 年下半年）爱上了梁启超的文章，并学梁的文笔作文。袁仲谦不喜这种文体，对学生规定又严，毛泽东就去钻研韩愈的文章，改写古文。他从长沙玉泉街的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毛泽东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 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 改正讹误，修补破烂。这样花了几个月的闲余功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 了。有一个时候，他每天清早都琅琅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剖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 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流利。”

对韩文，毛泽东不单是诵读，而且还动笔批画。周世钊曾回忆说，“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画杠， 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几个故事》）

《讲堂录》后半部分，便是读韩文的笔记，涉及韩愈的作品，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片并序》、《改善服仪》、《谏臣论》，《复志赋》，《感二鸟赋》、《闵己赋》、《答予翱书》、《与于襄阳书》等十几篇，每篇后面有多条词、句的释义。我们不妨引述几段。

（一）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谏臣论》做的笔记有： “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人皆以为华，杨子不色喜。

城好学，贫不能自得书，乃求为积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六年乃无所不通。

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于其心。善为国者，赏不悟而刑不滥。

孜孜矻矻 矻矻，劳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于之所以见杀于齐也。

襄公曰：立于淫乱之间，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此之谓乎？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间而能改之也。

⋯⋯

志不可则，求之不如无也。

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

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

则是循名而阻天下以无齐善也。”

（二）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的笔记有： “执笾豆，骏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长。骏，大也。

其亦微矣哉。

其亦不可移易明矣。盖亦不得其理矣。

此一说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此无其他。

此非近于不敬者欤！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谓欤。

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变，于其旧不什，则不可为已。

为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非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故曰以罢斋郎而以学生荐享，亦不得其理矣。

罍洗 祭器也。

宗彝 彝，尊也。宗彝者，祭宗庙之尊，宗寻，罍洗”

（三）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感二鸟赋》的笔记有： “遭时舌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左太冲

众嚣嚣而杂处分，咸叹老而嗟卑。视余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兮，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化以为忧。李翱。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

虽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发于羁旅草野。至王公贵人，气得志满， 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四）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复志赋》的笔记有： “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负薪，贱者之称。

视韩彭之豹变，谓蛰猛致人爵。见张桓之朱纨，谓明经拾青紫，岂知有力者运之而趋乎。李孝标《辨命论》

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夏侯胜谓诸牛朝驰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

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礼乐之场。《剧秦美新》真婆婆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班孟坚《宾戏》

争名者子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史记·张仪传》

谅却步以图前兮，不浸近而愈远。

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家语·儒行篇》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前汉·刘向传》

嫉贪佞之污浊寺，曰吾其既劳而后食。

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阳阳。伊尹之乐于吠亩兮，焉富贵之能当。” 以上所引，都是毛泽东读《韩昌黎全集》记下的文字。多是摘录原文或

原诗中他感兴趣的字句，也摘了不少后代注家对韩文的解释、评论和对某些词句渊源及意义的解释，也有一些是毛泽东读韩文的感想、发挥。有关议论和评论较多的，是读《闵己赋》的笔记，其中记有苏轼《颜乐亭诗并序》中

的话：“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壁， 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又记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评论韩愈的话：“光谓韩予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然后毛泽东引用韩愈文章的句子作为辩护的议论：“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即韩愈《答李翱书》，见《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六——引按）曰， 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元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由此几例，可见周世钊有关毛泽东读韩文的回忆是很确切的，毛泽东对韩文确是熟悉之至。

由于对韩文反复熟读，会背大部分。并细心揣摩，加之原就有很好的古文基础，毛泽东很快改变了文风，写得一手很出色的古文。所以，1936 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即袁仲谦），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引按： 1952 年，毛泽东还应原一师历史教员罗元级之请，为袁仲谦写了墓文。事实上。他当时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也可以说很得韩愈笔意。

我们可从 1915 年 8 月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所抄录的自己的一段日记里，窥知他的古文造诣及其审美风格，因知者不多，我们全文引出：

“客告于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播蓐草之内，时序■至，间吐疏苞，若明若灭。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茸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牧丹之在园中， 绿萼朱葩，交生怒发，高室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

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钝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 是取匏瓜乎？

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言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 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为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钝瓜之是取也，岂不诬哉！

予以无答，逡巡而退。■然汗出，戚然气沮。”

这无疑是一篇充满想象和哲理的散文。比托恰当，文采斐然。文中以匏瓜和牡丹比托粗野有实和妍艳无果这样两种人格境界，形象生动，跃烈纸上设立客与我的问答、让对方提出问题，层层推进，从而真诚地解剖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耸夫轩眉”的“浮嚣之气”，义理力透纸背。最后“我”“■ 然汗出，戚然气沮”，自然地暗示了”我”的真实选择。这一文风，明显透露出庄子、孟子、韩愈、苏轼之类擅长雄辩而重气势的散文大家的风格痕迹。这样的文风训练，对毛泽东后来写出议论，煽情和气势上都十今出色的政论文章。是有影响的。

建国后，毛泽东也注重读韩愈的文章。1965 年 8 月 10 日，他指示工作

人员替他找《韩昌黎全集》。《新唐书·李汉传》说：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毛泽东读至此.特意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足见他对韩愈文集的编辑情况的熟悉，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

在读到《新唐书·姚崇传》叙姚崇向唐玄宗上书论佛教一段：“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大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外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毛泽东又批注说：“韩愈佛骨表祖此。”元和 14 年，唐宪宗派人将凤翔法门寺内藏释迎文佛指骨迎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上《论佛骨表》谏诤。其中有这样一段：“梁武帝在位 48 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 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故毛泽东说其继承了姚崇上唐玄宗书攘佛的观点。如果不是对韩愈文章读得精熟，就不会有如此即兴而妥贴的批语。

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

（读牛运震《游五姓湖记》）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游五姓湖记》，则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吾人读其文，恍惚与之交矣。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摘自毛泽东 1913 年 10—12 月《讲宝录》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587 页）。

［解析］

牛运震（1700—1758），字阶平，一字真谷，号空山。滋阳（今山东兖州县）人。历官甘肃两当、秦安、平番等县知县，曾主讲皋兰、晋阳、河东等书院。有《空山堂文集》留世。其《游五姓湖记》见该文集卷六，据该文所云，五姓湖“汇泳济、临晋、虞乡三具之交”，“输于涑水”，“周环六七十里”，游湖时间在“蒲郡太守周侯既浚五姓湖之三年”，同游者除牛运震自己外。还有周侯、浙东胡稚威、永济令张君、万泉令毕君。“记”中对周侯将“淤且涸者百有余年”的五姓湖重新疏浚，使“鱼虾之产岁千万石， 湖之民裙而戈其利者倍禾稼之入”的政绩予以充分肯定，故《讲堂录》沈“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毛泽东接下来的发挥，是把读书与“读”人结合在一起，把游览山川同友天下善士结合在一起。

文贵义法，力避气单

（读方苞《与翁止园书》、姚鼐《范蠡论》）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与瓮止园书》，戒淫也。淫为万恶本，而意淫之为害、比实事尤甚， 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

作文有法，引古以两宗为是。一是病在气单。

文章须蓄势 河出龙门，⋯⋯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

《伊尹论》之任字是。

文贵颠倒箕［簸］弄。

桐城、阳湖，各有所胜。言其要道，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

——摘自毛译东 1913 年 10—12 月《讲堂录》。

（见《毛泽东早斯文镐》第 2 版，第 584、

587、588 页）

［解析］

方苞（1668—1749）和姚鼐（1733—1815），是清代桐城派古文的主要作家。他们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该派继承归有元的“唐宗派”古文传统。方苞提出“义法”的主张，“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一个是主题思恕，一个是形式技巧，包括结构、素材和语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桐城派立论和选文的基础。方苞编了一部《古文约选》，在序中提出他推崇的风格标范：“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无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到了姚鼐，进一步把义理、考据、文章合而为一，既反对质木无文的学究文章，又反对拖泥带水的虚浮文章。他编选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在序中提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姚鼐的创作虽偏于阴柔， 但他却向往阳刚的风格：“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桐城派有一支流名阳湖派，以恽敬为代表、其古文理论同桐城派大同小异，可视为桐城派的补充。恽敬的主张和创作，是向往一种既醇粹博雅又有恣肆浑厚气势的文风。乾嘉进代，由于考据家的排斥和骈文家的对抗.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减弱。但近代以来，由于梅曾亮、曾国藩的提倡，桐城古文又扩大影响， 形成中兴局面，被视为唐宋古文之后的“正宗”，和学子追踪古文道统的典范。

在“一师”时期，桐城派古文是毛泽东学习的一个重点。《讲堂录》里所记阅读方苞《与瓮止园韦》和姚鼐《范蠡论》的体会，便是一个例子。翁止园，名荃，金陵人，究心三礼，亦能诗文，与方苞友善。方的《与翁止园书》，见《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五。方在这封书信中说：“近闻吾子与亲戚

以锥刀生隙，有烦言，布流朋齿，虽告者同辞，仆坚然信其无有。然苏子有言，”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尚有不能大信于彼人者乎？仆位在京师，几时辈有公为吾■■者。青阳徐诒孙曰：‘若九害，彼不知其不善而为之也。吾■有此，则天厌之矣。⋯⋯’仆自与人交，虽素相亲信音，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仆每以自伤，然未敢以忖吾子，于前所闻.即信吾子之必不然，于后所陈，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 是以敢悉布之。”故毛泽东读后说此书是“戒淫也”。这显然是一种发挥。毛泽东不进一步说，“意淫之为害，此实事尤甚”，这是律已慎独的人生修养方面的引申。

姚鼐的《范蠡论》，见《惜抱轩文集》卷一。该文讲范蠡之子杀人，系干楚，蠡在营救其子的过程中，由于所托非人，结果失败。于是作老得出结论：“旦暮之交，君子弗与。故必内行备而后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 而后为之谋则忠信而不私，当真事则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贵择交。” 毛泽东读后。护这最后一句什为“文眼”来推崇，认为是作史论文章在结构上的典范，此外，青车毛泽东还认真研读了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在1915 年 9 月 6 日致萧子升信中，把它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作了比较。

青年毛泽东还在文章观念和技法上受到桐城派散文的影响，他很强调艺术技巧和行文义法，《讲堂录》说：“文章须蓄势”，“文贵颠倒簸弄”。所蓄之“势”，就是“颠倒簸弄”一类的结构义法。所谓“蓄”，就是对诗文气势进行欲纵故收的积累。即康宋古文家和清代桐城派散文家着力讲求的抑扬顿挫、吞吐曲折、神气酣畅、浩浩沛然的行文气势，对这种文章气势，

《讲堂录》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属，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属，一泻斯入海。当真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这段比喻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姚鼐在《复鲁■非书》里对那些具有阳刚之气的作家风格的描述：“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 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弄骐骥。”

《讲堂录》还记有关于裤敬的介绍及其文集《大云山房集》，并评论说： “桐城、阳湖，各有所胜。言其要逗.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发” 和“补”可分引理解为明亮简切和自然浑厚。青年毛泽东强调散文在于“村” 与“法”的统一明显是出自桐城的“义法”之说。《讲堂录》又云：“作文有法⋯⋯病在气单”，也多少透露出姚鼐之论。

桐城派试图总结散文创作规律，是可取的。对此，毛泽东后来一直持肯定态度。即便是后来他实际上成为革命的新文艺的指导者，强调大众化的时候，也告诫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清代桐城派作文章讲义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讲技巧，这也是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1938 年 4 月 28 日在“鲁艺”的演讲记录）

其痛惭之意见于诗中

（读吴伟业《赠愿云师》等）

［原文］

寄身苍崖巅，危苦秋失脚。万化皆虚空，大事惟一著。再拜诵其言，心颜抑何作。未运初■■，达人先大觉。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 留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

——摘自吴伟业《赠愿云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山东新城人。诗为前清一代正宗。吴、王并称。

吴伟业之诗，雄于一时。

吴以官清故，每对苍雪（王瀚）若有痛惭者然，其意常于其往来诗中见之。然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洁严二也。始盖与苍雪约同玩者。

——摘自毛泽东 1913 年 10—12 月《讲堂当》（见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582—583 页）

［原文］

吴伟业（1609—1671），明末清初诗人。字骏公，号梅村，自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崇祯进士，官左庶子，南明弘光朝任少詹事，因与马士英等不合，乞假还乡。入清被迫出仕，为国子监祭酒，三年后借母亡辞官归，病亡于家。曾受学于复社领袖张溥，并为复社成员。学问渊博，诗与钱谦益、龚鼎孽合称“江左三大家”，久负祷坛盛名。早年诗歌风华绮丽；明亡，身经丧乱，则多写哀时伤事、故国之思和对自己“失节”的悔恨，诗风一变为激楚苍凉。尤长七言歌行体。著作有《梅村家藏稿》等。其《圆圆曲》一首颇有名。毛泽东说“吴伟业之诗，雄于一时”，当是承前人定评。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提到的苍雪、王瀚（即愿云），是吴伟业的好友。苍雪，字读澈，号南来，云南呈贡县人，为南京名僧雪浪法徒，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有《南来堂诗集》。据《梅村先生年谱》卷二引《娄东者旧传》：“王瀚，字原达，受业于张采，为诸生有名。明亡后为僧，号晦山大师，名戒显，字愿云，庚寅（1650）夏人庐山，遂主席江右。”吴伟业

《赠愿云师》之《序》后有其子吴■关于王瀚的一小注：“先大夫同学友也。”苍雪与王瀚都与吴伟业相友善，但他们对吴这样一位晚明名士，明亡以后出仕清朝的行径颇不以为然，因此或劝他保持晚节，或劝其出世。

《梅村诗话》载：“师（指苍雪——引者）和余《西田赏菊诗》有‘独

擅秋容晚节全’。”在《赠愿云师》一诗之《序》中，吴伟业谈到他和愿云“甲中闻变，常相约入山，予牵帅不果，而师已悟道受法于云门具和尚，今夏从灵隐来，止城西之太平庵，云将远游庐岳，贻书别予，以两人年逾不惑， 衰老渐至，世法梦幻，惟出世大事，乃为真实，学遁一著，不可不勉。感其言，因作此诗赠之，并识予愧也。”由此可知，青年毛泽东读、评吴伟业之诗，对其生平交往也是熟悉的。吴在《赠愿云师》中说自己“寄身苍崖巅， 危苦愁失脚”，“流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确实微妙地向朋友吐露了“若有痛惭者然”的矛盾心境。那么，吴伟业为什么要屈节事清，事清之后又为什么不及早归隐呢？毛泽东又进一步谈到吴的家境和社会环境：“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法严二也。”这样的理解，显是传统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论诗思路。

此外，青年毛泽东还认真读了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十一中的《雪中遇猎》一首。据《梅村先生年谱》卷四载：“（顺治）十三年（1656）春， 上（指顺治帝）⋯⋯驾幸南海子，遇雪大猎，先生恭纪七律一首。”全诗为：

北风雪花大如掌，河桥路断流澌响。

愁鸱饥雀语啁啾，健鹘奇鹰姿飒爽。将军射猎城南隅，软裘快马红氍毹。秋翎垂头西鼠暖，鸦青径寸装明珠。金鹅箭褶袍花湿，■酒驼羹马前立。锦靴玉貌拨秦筝，瑟瑟鬟多好颜色。少年家住贺兰山，碛里擒生夜住还。铁岭草枯烧堠火，黑河冰满渡征鞍。十载功成过高柳，闲却平生射雕手。漫唱千人敕勒歌，只倾万斛屠苏酒。今朝仿佛李陵台，将军喜甚围场开。黄羊突过笑追射，鼻湍出火声如雷。回去朱旗满城阀，不信沟中冻死骨。犹有长征远戌人，哀哀万里交河卒。笑我书生短褐温，蹇驴箬笠过前村。

即今莫用《粱园赋》，扶杖归来自闭门。

毛泽东的《讲堂录》里对诗中的一些字词和用典用了注解：

《雪中遇猎》

鹘 音骨，鹰属。

氍毹 织毛褥、衬鞍之类。秋翎 孔雀翎，前清冠饰。西鼠 冠也，即貂帽。

■酒 酒也。以马乳为酒，撞■乃成也。驼羹 紫驼之峰，其味甚美。

瑟瑟 女饰，碧珠也。擒生 擒其生也。

铁岭 奉天铁岭，县治。

黑河 东遂黑河、外遂黑河，均在牧厂东南。高柳 古城，今大同府阳高县西。

射雕 手邢子高曰：斛律金真射雕手也。（北齐事）

敕勒歌 北齐神武使斛律金歌《敕勒》。屠苏酒 酒也，饮能御寒。

李陵台 燕然山有李陵台。

黄羊 兽也，出关右塞上，无角，色同獐鹿。交河 古西域车师城名。

蹇驴 蹇，跛也。蹇驴，言无用之驴也。箬笠 箬，草名。箬笠，箬作之笠也。

《梁园赋》 相如作。

闭门 后汉袁安雪天僵卧闭门。

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在老师指.点下读诗之精细。

国学者，道统与文也

（读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蕃《经史百家杂钞》）

［原文］

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

——摘自曾国藩《经史丙家杂钞·序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顾吾入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于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日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川，何苦干书辅之。日考据亦然；曰词章日经济亦然。⋯⋯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摘自毛泽东 1915 年 9 月 6 日致萧子升

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24—25 页）

［解析］

在文学上，曾国藩是相城派古文在晚清的中兴人物，对近代古体文风， 有不小影响。《曾文正公家书》里有一封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的信，谈到他生平爱读之书：“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4 种，共不过 10 余种。早岁骂志为学，恒思将此 10 余书，贯穿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王念怀）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免成就，中夜思之，每有渐悔。”

桐城派大文章家姚鼐，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 3 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者研习古文。清初方苞、刘大■、姚鼐 3 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宗程朱理学，奉明代归有光为祖师，归长于抒情叙事散文（或称小品文）， 眼光局限，少论世说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应用的碑志、传状，也写山水景物的小品文为世称道。姚氏编《类纂》，清代只选方、刘二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旗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曾国藩对这个选本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调整了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经史百家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例中说： “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 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

（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因为它抄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史的治乱兴衰、典

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之术。

毛泽东爱读《古文辞类纂》，但更喜欢《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以为《杂钞》比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毛泽东所说：姚氏《类纂》偏重于文，曾氏《杂钞》则道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读《古文辞尖纂》和《经史百家杂钞》所作的评论， 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对“国学”要旨的认识：“国学者，统道与文也”，二者不可偏废。道借文传，文须载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内容与形式要统一。

建国后，《古文辞类纂》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作品之一。从北京图书馆“借了还，还了借，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忻中《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 年第 4 期）在 1959 年 10 月 23 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中，也有这部书。在一本同治年间江苏书局重刊版《古文辞类纂》上面，毛泽东写了不少批语。

此外，毛泽东青年时代，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曾国藩推崇笔势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 最爱读韩愈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如说韩文“雄视千古”

（王子正月），“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 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嫌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木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庚申一月）“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王戌九月）毛泽东的喜读韩文，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所在。如 1919 年写的《祭母文》，为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 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氏家书。

贯通大本大源

（读朱熹《朱子语类》、《四书集注》等）

［原文］

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大本不立，小规不正，刮落枝叶，栽培根本。

——摘自朱熹《朱子语类》夫子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

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 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策，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摘自朱熹《四书集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筹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资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 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官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备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享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乎？

只将全幅工夫，向犬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

圣人，既得大本着【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 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误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 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

——摘自毛泽东 10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镐熙信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8587 页）

［解析］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婪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皆有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颢、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强调“天理”和“人欲” 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其学说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其《朱子语类》，是讲学语录，由后人编辑而成，几 140

卷。《四书集注》，全称《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章句》1 卷，《中庸章句》1 卷，《论语集注》10 卷，《孟子集注》7 卷，儒家“四书”之名从此定。注释中颇多发挥理学家的论点。

朱熹曾在湖南讲学，他的思想对湖南思想家影响深远。加之曾国藩的提倡推崇，以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朱熹哲学被湖南思想界视为“正宗”， 学校作为必开课程。当时正处在“修学储能”的青年学生毛泽东，也受到相当影响。他对朱熹青年时代主张抗金图存，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赞扬推崇。他最崇敬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采用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作教本，但又自称“所讲不限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朱张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达化斋日记》。第 197 页，湖南教育出

版社）《论语类钞》凡 38 条，就是场昌济自编的教材，其中引据朱子解释《论

语》的语录达 22 条之多。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在老师的诱导下， 他认真研读过《近思录》、《朱子语录》、《小学》、《四书集注》等书， 对来嘉哲学相当钦服。

在 1913 年记的《讲堂录》里，毛泽东便赞同“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说法。他对程、朱的心性之学评价很高，认为：孔、孟、朱、陆、王阳明等大儒是”传教之人”。其中还记有“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该句便出自朱熹《朱子文集》卷六《答王于合》一信中的“大抵吾辈于货色两关打不透，便更无语可也。”

在 1915 年 11 月 9 日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谈到学校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时，使信手引用了《朱子语类》卷八中“人多言为事所夺，有妨讲学， 此为‘不能使船者嫌溪曲’者也”的句意。

在 1917 年 4 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更多次言及朱嘉，其中说到体育运动要有恒心，必专注时，便说：“朱子论主一无适，谓吃饭则想著吃饭，穿衣则想著穿衣，注全力于运动之时者，亦若是则已耳。”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他对朱熹哲学伦理学的守旧内容，越来越不能容忍，但是对朱熹哲学唯心主义体系的庞大精巧，朱熹说明问题的方法，仍表示相当欣赏。他与新民学会会员一起游览朱熹在长沙活动的遗址时，曾发出过“赫曦联优在，千载德优馨”（罗章龙《亢斋汗诗话》，《湘江文艺》1980 年第 2 期）的慨叹，表达了他对朱熹思想体系的钦佩。在青年毛泽东一系列读书笔书、书信、论文当中，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以探求作为“宇宙真理”的“本源”为核心的早期哲学观念，其中便明显受到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据江澍白《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分析，这方面的影响， 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真理观。在未嘉哲学体系中，“理”，“太极”、“遁”或“一本”这几个范畴，指的是世界本源，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它们是超时空的东西，人们得子天而具子心。抓住了它，心扫于本，万事万物就有了头绪， 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它的具体表观和运用，杨昌济在讲课中具体解释了朱嘉的这个观点，他把“一木”称之为“大原则”。他说，“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他强调要洞晓“大原则”，并提出要矫正近世汉学家讳言“大本大源”和指宋儒谈性道为空虚的“曲解”（《杨昌济文集》第 85 页，湖南教育出版社）。青年毛泽东接受了朱嘉“理”木休论和杨昌济“贯通大原”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

他在 1917 车下半年至 1918 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写的批语中又说：”发显即本休，本体即发显，合无量数发显而为一大本体，由一大本体分为无量数是显。”这就是说，作为世界本体的“宇宙真理”是全部现实世界的灵魂，林林总总的万千现象（即发显）都不过是“宇宙真理”的表现而已。“宇宙奏理”产生一切而又在一切之中，这与朱喜的“理一分殊”论若合符节。毛泽东当时还用他所体会的“本源”真理来评价维新派的变法， 认为只是抓注了制度和实业这些“枝节”问题，没有发动“发显”在人人心中的那个“本源”，所以失败。

（二）倡学。怎样获得这个“本源”呢？这就需要学习。来喜主张做学问要由“积累”而达到“贯通”。他说：“铢积寸累。工夫到后，自然贯通”

（《未子语类》）。如苦知识积累不多，理会不透，是难以达到豁然贯通的。杨昌济在《论语类钞》第二条引了朱嘉的一段话：“吾子学乃铢积寸累而得之，若南轩则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了对这段语录的发挥：“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尽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钵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言，则终不得矣。”他们都强调了知识积累的重要性。积累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抓住木源，朱熹特别强调这一点。朱熹批评世之倡学者“不知学之有本”，因此学校虽有，而元异于虚设。他说：“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鼻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未，怀利去义， 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隆，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静江府学记》）朱熹认为，要发挥倡学的功能，就必须“明义返本”，所谓明义返本就是“明人伦为本”，朱嘉把倡学和“定本”联系起来， 主张倡学的目的就是用哲学伦理学塑造人心。毛泽东完全肯定朱熹对倡学目的的看法，反对倡学只抓杖节，舍本逐末，赞同倡学必须以改造人的思想为根本。在 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信中，他认为追求知识，改造社会，首先要下决心去探求主宰一切的“宇宙之真理”或“大本大源”。但社会上的庸人却舍本逐末，以从事各种专业或追逐浮名浮利为“有志”，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盲目性。“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掌握“宇宙之真理”是立志的根本，“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 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鹅，再择其合于此鸽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 这就是说，只有通过研究哲学与伦理学，掌握了性天之大原、“宇宙之真理”， 才能明确前进方向和行为准则。因此，他断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并表示今后“只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讫短长，占去日力。

（三）历史观。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历史方面的运用和贯彻， 表现为“道统”论。他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主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儿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在朱熹看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上古圣人尧舜的十六字道统心传。以后依次及于禹、

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孟，代代以“心”传“心”，至孟子而道统中绝。一千四百牟后，二程（程颖、程颐）遥接孟子的不传之学，而朱熹又私淑程氏，被认为是“道统”嫡传。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没有关于传道谱系的直接论述，只是在《讲堂录》中记述了曾国藩所标举的三十二圣哲，其中蕴含着文、周、孔、孟和周、程、朱、张的传道谱系在内。但是，在“道统”论方面，青年毛泽东有独到的发挥。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信中说：“圣人， 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木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过天地， 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这里所说的“圣人既得大本者也”， 与《朱子语类》中说的“圣人全是道心主宰”相合。《朱子语类》还讲：“道心者天理也”，“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青年毛泽东把“遁心” 或“天理”称为“大本”，并以之作为超凡入圣的分界线。“如孔子‘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 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

朱熹虽认定”圣人全是遁心主宰”，但圣人并不一定在位，因此，他认为国家的盛衰和历史的演变，主要还取决于帝王的“心术”，亦即帝王是否具有“道心”或”天理”。在这一点上，青年毛泽东的看法与朱嘉不尽相同。他在《讲堂录》中表述的观点是：“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欠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破仑）是也，而非圣贤。”这就是说，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掌握“宇宙真理”的圣贤。

贯通大本大源，虽是毛泽东读《朱子语类》、《四书集注》等朱熹著作所受的影响，但“本源”的实际含义，是有差别的。青年毛泽东是把它作为“宇宙真理”来探索的，它固然仍属于“天理”、“太极”、“一本”等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但已多多少少具备了新时代的哲学抡理学色彩，其目的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远非朱嘉强调的归于“三纲”、“五伦”之本。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也时常阅读朱熹的《四书集注》等著作。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就说：“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这里引用的，便是朱熹在《中庸》第十二章注文中的话。1959 年 10 月 23 日，他要外出，指示带走的书里，便有朱熹的《楚辞集注》。

［原文］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读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

《曾文正公日记》）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下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摘自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

与作梅畅谈当今之世，富贵无所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求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摘自曾国藩《曾文正公日记·庚申九月二十四日日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 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吉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摘自毛泽东 1915 年 6 月 25 日致湘生信

（见《毛泽东旱期文稿》第 2 版，第 7 页） 涤生日记，吉士要转移世凤，当重两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者

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不行架空之事⋯⋯

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

——摘自毛泽东 1913 年《讲堂录》（见

《毛泽东早期文搞》第 2 版，第 581 页）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

进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摘自毛泽东 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信（见《毛泽东

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85 页）

［解析］

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

曾国藩（字涤生， 1811—1872），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

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 8 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 岁时叉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声名赫赫，死后得到“文正公”这一说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很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响的人物，所渭“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青年时代，毛泽东十分重视梁启超的意见。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里曾这样评论；“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竞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子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半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期而已。”在毛泽东熟悉的《新民说·论私德》里，梁启超又说：“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优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1913 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 年 4 月 5 日）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自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国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基于这些影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很下过一番工夫读曾国藩的著作。后人辑曾所著之诗、文、奏章、批牍、书信、日记等，编为《曾文正公全集》， 其中的《家书》、《日记》有各种版本流行于民间。对这两本书，毛泽东是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凡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家书》，系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韶山纪念馆尚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芝珍藏”。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他确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曾国藩家书及日记中的一些见解观点，可以在《讲堂录》中看到，除我们在前面引述的外，还有一些，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

因境遇偶拂遮尔摧沮。”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要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练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茶然自馁也。”

凡此等等，毛泽东显然是把它们当作格言抄记下来，用以激励自己治学、修身。有的是摘其重要句子，有的是概括大意，有的是自己的发挥，也有的是一字不差的原文摘录。这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习惯，也可能是记录老师的讲述，或者是自己凭记忆所写。

除曾氏《家书》和《日记》外，《讲堂录》还记有曾氏其他著述。例如： “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 苟为不蓄，则终不得矣。”这段话，便出自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中《克勤小物》条。原文是：“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丈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钵一两之所累也。⋯⋯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株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除 1913 年的《讲堂录》外，在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也时常出现有关曾国藩的文字。例如：

1915 年 8 月致萧子升信：“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纳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这里把曾氏列入圣哲之位，推崇讷言敏行的修养之遁。

毛泽东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论文，是 1917 年 4 月《新青年》杂志第三卷二号上的《体育与研究》。其中说：“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册书，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童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看来，毛泽东在锻炼身体方面，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

1920 年 6 月 23 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鸣乎湖南！鬻熊开国，稍后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个）一蹶不振⋯⋯。” 在这里，把曾国藩、左宗棠和黄兴、蔡锷并列为湖南近代史上值得后人效法的楷模人物。

青年毛泽东为什么推崇曾国藩，或者说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有哪些影响呢？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他 1844 年在北京翰林院时，就拜倒在唐鉴、倭仁门下，深受宋明理学的熏陶，并博得清延赏识。但是，单单讲求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无以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夙愿。因此，他也认真研读过顾炎武的著作和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颇留心于当世之务。当时汉学与宋学互争雄长，曾国藩力图加以调和。他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虚；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札经，考核于二千三百年之详，博稽乎

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读乱，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曾文正公书礼·复夏■甫》）曾国藩强调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互相贯通的。其要旨在于吸取汉学的求实精神。来挽救宋学的空疏浮泛，并开辟一条通向“经世致用”的桥梁。于是，他还进一步提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从义理之学中又划分出经济之学为独立门类。这就在宋儒的心性之术中融进了经邦济国的现实目的。他镇压太平天国最厉害的一手，就是“倡学攻心”和严谨的整军治政相结合。

总之，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曾国藩是既有内圣之道，又收外王之效的人物，也就是既传教又办事的人物，所以，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中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洲）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主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毛泽东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宗棠；范和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与他的治学之道颇有关系。毛泽东也很注意这一点。

曹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 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 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诅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32 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扯佑、马端临、顾亭林、秦慧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 33 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 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 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曾国藩讲究“择书”说，是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其中谈到的 33 人，有好些在《讲堂录》中出现了。看来毛泽东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 1917 年 8 月 32 日致黎锦熙的信中，着重阑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其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子善，亦偶然之事。”姑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的在内容上是否相同，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以说是相通的。

通过阅读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以及一些文章，思考其人一生的事业，毛泽东在 1917 年 8 月 23 日这封信中，得到了这样一个看法：“愚意所谓木源

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信中提到的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这时他对曾国藩的倾倒真是无以复加了。

令青年毛泽东佩服并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收拾洪杨一役”，即指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其时，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曾国藩率湘军出湖南，不过 2 万人，战争中也吃了不少败仗。但是，战争的结局，湘军获胜， 太平军失败，是许多因素造成的。在这一场大战争中显出曾国藩过人之处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动员口号。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 是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教义，再由他加以中国化而成的“拜上帝教”，这在中国并没有根基。同时“孔孟诸子之书尽行禁除”，即

《诗经》亦须经“天王删定”始能读。曾国藩看准了他的敌人的这一个弱点， 就从这里大做文章，《讨粤匪檄》中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衣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

《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将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开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并仿照戚继光练兵成法，习劳忍苦，层层统属，一扫清朝八旗、绿营旧制陋习，终于赢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被曾国藩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 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了。（本条目编写据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和汪甜白《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两书）

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是看到了这一点的。1926 年，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 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这时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说过：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很厉害的人物。

心力与体力合行，无事不成

（读谭嗣同《仁学》）

［原文］

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

心力可见否？曰：人之所赖以办事者是也。吾无以状之，以为学家凹凸力之状状之。愈能办事者，其凹凸力愈力。无是力即不能办事。凹凸力一奋动，有挽强持满不能不发之势，虽千万人未能遏之而改其方向者也。

天下皆善其心力也，治化之盛当至何等地步？

——摘自谭嗣同《仁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含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苦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大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官。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 故亲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承亦然之。

——摘自张昆弟日记（1917 年 9 月 16 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638 页）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凤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导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

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

——摘自毛泽东 1917 年下半年至 1918 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219、237 页）

［解析］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早年好今文经学，曾游历 10 余省，研求经世致用方案。甲午战后，投身维新变法运动，结识梁启超，自称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1898 年应召入京，参与新政，变法失败后被杀。其《仁学》撰成于 1897 年夏、秋间。共二卷，5 万余言。以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墨理论揉合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一套哲学体系。认为物质性的“以太”为万物存在的基础，“以太”不生不灭，不断变易散聚，形成世界万物的变化运动。“以上”的精神表现为“仁”， “仁”的内容为“通”，而“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发展的法则，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从哲学上为变法提供了理论，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守旧思想。书中对封建纲常名教进行了激烈批判，认为名教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最为黑暗无理。书中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劫运， 是由人心造成的，所以可以用“心力”来解劫运，号召人们发挥心力，号召冲破一切桎梏人们的网罗。该书撰成后曾在部分维新派中传阔， 1899 年其一部分在《清议报》上发表。后正式刊行成书。

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仁学》，是受扬昌济的影响。杨昌济特别看重谭嗣同的《仁学》，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发动心力的精神。他时常给学生讲读《仁学》，一个时候，研读《仁学》成为学生中的一种风气，毛泽东等尤为用功，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常常有“谭创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青年毛泽东读《仁学》所受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崇“心力”的作用，一是冲决一切不平等的网罗。除前面引述的同张昆弟谈话中，论及《仁学》，并认为“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外，据张昆弟日记 1917 年 9 月 23 日载：他们又一道讨论，“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的问题，并认为“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

1936 年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还回忆说：这时候，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毛泽东对“心力”发动时不可遏止的境象的描述，也与谭嗣同《仁学》里的描述类似，不过，毛泽东承袭“心力”之说，也有变化。一是把它同古代的圣贤豪杰的志向气概联系在一起；一是融进了西方伦理学的思想，把它看成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精神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冲动”；一是强调“体力”与“心力”的结合。

所谓“心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人的“主观意志”，毛泽东后来始终强调“意志”在人的实践活动（即《仁学》说的“办事”）中的能动性作用，这与他早年接受“心力”之说也是有一定联系的。

人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

（康有为《大同书》）

［原文］

康子曰：吾既为人，吾将忍心而逃人，不共其忧患焉？

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恩有以救之，昧昧我想，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

——摘自康有为《大同书·甲部·绪言》“人有不忍之心”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 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惹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授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鸽，而不废据乱、升平二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动、立言以局力于斯世者， 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摘自毛泽东 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信（见

《毛泽东旱期文稿》第 2 版，第 88—89 页）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

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太同时代，而渴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

——摘自毛择东 1917 年下半年至 1918 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184—185 页）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作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 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摘自毛泽东 1949 年 6 月 30 日《论人民民

主专政》（见《毛译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71、1476 页）

［解析］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早年熟诵理学，心学，后留意西学。1888 年以布衣上书，形成变法思想。招收弟子，致力维新理论建树。1895 年入京会试，领导著名的“公车上书”，开始了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1898 年光绪皇帝采纳其主张，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百日维新失败后，亡命海外。在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仍坚持改良立场，日趋保守。康有为不但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继承了并且深刻研究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努力给予新的解释和新的发掘，使之服务于推动维新运动的目的。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便是其这方面的代表作。 人类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曾经是康有为长时间思考的问题。他曾

经写过一本《人类公理》，其中就已经表露了后来《大同书》中的基本思想。

《大同书》全书分为 10 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已部去家界为天民； 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王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大同书》的内容概括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人养病院，老则人养老院。 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情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此书写成，康有为在很长时期内秘之不肯以示人，只让他最亲近的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在作者生前，只发表过其中甲、乙两部，最初刊于 1913

年的《不忍杂志》，后来在 1919 年印成单行本。全书直到 1935 年才由中华

书局出版，其时作者已去世 8 年了。康有为在这本书里，依据《春秋公羊传》说，把社会的发展分作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并且结合《礼记·礼运篇》中“小康”、“大同”说，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旱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 小康之后，进以大同”。他还详细列表（共约百条）对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例如在太平世，“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等等。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及其《大同书》，在中国现代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曾使许多人倾心于这种社会理想。青年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念书时，就接触过康有为的著作，并表示崇拜。1917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

不废据乱、升平二世。”也是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说来谈，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相同。想来此时他已读过

《大同书》了，当然只是 1913 年《不忍杂志》发表的甲、乙两部。

同时，谭嗣同的《仁学》也大力宣传了大同理想，其下卷第 46 则说：“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倡随。”“大同”之说，本出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曾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闲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礼记》、《仁学》都是毛泽东青年时熟读之韦。可见他对“大同”之说从来就不陌生。

就当时情形而言，康有为对大同的描绘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人中影响最大。一刚他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兼一代思想大家的身份来倡“大同”说的；一则他“托古改制”，在原有的“大同”思想里揉进了许多西方新学如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一刚他对“大同”社会的描绘最为详细，洋洋 20

余万字，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也是在 1917 年 8 月 23 日给黎锦

熙的信中，毛泽东认为，在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 3 人之间，“独康似略有本源矣”。他明确宣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更明显的是，他吸收了康有为慈悲救世才倡大同的思想，这在前面引述的那段毛泽东信中的话里即可知道。

《大同书》中的一些具体意见，对青年毛泽东也有影响。我们这里仅举三条。

《大同书》说：“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寸明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自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在 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说：君子、小人“共跻圣城”后，“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大同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力言有国之害。“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然后“立（世界）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毛泽东在

《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论及个人有无上价值后，有这样的话：“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把“国家”列为恶魔，自是当时受到《大同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泽东对这些极感兴趣。从 1919 年 12 月

《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他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虽是直接受日本新村主义的影响而写的，但其中的一些具体设计，可以明显看出所受于《大同书》的影响。

如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 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 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

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会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是不稳定的，是多侧面的。在 1917 年下半年至 1918 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又认为“大同”之说是“谬误之理想”。这与他立论的角度不同有关。在“批语”里，他是要力求论证世界差别的永恒性，论证人类思动、思斗的本性欲望来否定“大同”的，故他还说，“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但他并不否认，“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可见，作为人生哲学课题来探讨的“大同”，与作为社会政治理想来倡导的“大同”，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大同”之说作为社会理想和人们奋斗的目标，始终是有价值的。故在写“批语”之后，他又构想“新村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毛泽东也常常借用“大同”来表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前面引述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那段话就是一个例子。1958 年 8 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视察了河北徐水。第三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来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 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把康有为的《大同书》连同《共产党宣言》一道推荐给当地干部学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对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本身及其《大同书》的具体内容，并无一字评论，他所惋惜的，是康有为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在这篇文章中， 毛泽东谈到“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时候，还把康有为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本条目编写参考了李锐

《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一书）

越读越觉得有趣味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毛译东 1950 年同周世刽的谈话（见《毛

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276 页注［1］

［解析］

1950 年 9 月下旬，周世钊应毛泽东邀请去北京之前，第一师范同学杨韶

华将 20 年代初在清水塘借阅的一本《伦理学原理》，托他归还毛泽东。杨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说：“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杨韶华识。”据周敦元（即周世钊）回忆，当他将此书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曾对他说了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话。

在这本《伦理学原理》上面，留下了研究毛泽东早年思想的珍贵资料， 其读书生活及方法也可从中窥知一斑。

《伦理学原理》，为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泡尔生出生于施勒斯维兰振荷恩， 1871 年毕业于柏林大学，4 年后任柏林大学教授。其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与欲望。1900 年，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伦理学体系》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 冠以《伦理学原理》之名出版，“序论”仍用原名，“伦理学原理”改称“本论”。蟹江氏在日译本序言中曾明确指出，他所以翻译此书就是取其在伦理学观点上的调和折衷。蔡元培将日译本译成中文，1909 年 10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蔡元培在序言中指出，“蟹江氏之译此书也，曰取其能调和动机论功利论两派之学说，而论议平实不滋流弊也。今之重译犹是意也。”其旨也是重在调和。所以，毛泽系说它“是心物二元论”。

蔡译《伦理学原理》，分“序论”、”本论”。“本论”包括：导言“关乎纯理学及心理学者”，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第二章“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第三章“厌世主义”，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第七章“道德及幸福”，第八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第九章“意志之自由”。全书共约 10 万字。

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便是这本《伦理学原理》。当时多数同学对于哲学不感兴趣，听裸甚不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他极爱读这本书，曾根据其中一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杨先生大加称赞，打了 100 分。

杨昌济将此书作为教材，只教了原文的一部分。毛泽东仔细通读，在上面一共写了 12100 余字的批语。全书还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评是用工整的行楷写在天地头空白处及行距间， 小者如小七号铅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批语最多的是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共 5900 余字；次为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

约 1500 余字；再次为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约为 1100 余字。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引申；小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不论唯物或唯心，必浓圈密点， 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 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很多，常见这类批语：“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充满”，等等。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 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总之，处处充满着追求真理、真知和改革国家社会、重塑人心道德的精神。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在 1917 年下半年到 1918 年上半年。这时他还不曾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有些批语“也不那么正确”。他这时的思想，还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范畴。因此他很注重从改造人心入手寻求救国之道，习惯于用抽象思辨的方法来思考问题。但他这时思想毕竟处于新时代来临前夕的转型期，因此，正像他后来说的那样：“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伦理学原理》心物二元论的调和基调，恰恰吻合了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思想特征。这就是他当时如此下功夫阅读这本书的思想基础。

值得人们重视的是，除开批语的内容外，还可以从中来了解他的读书方法。人们从这些批注中得到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一面读一面想。遇到他以为能够同意的观点，就表示接受，有时还加以发挥或大做文章；遇到他不能同意的观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伦理学原理》上的全部批语无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下面的条目，便着重介绍批语中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吾国先儒之说与康德同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人类初无所谓普通之道德也，各民族所持以为普通之模范者，恒自有其特殊之道德。⋯⋯据昔贤之说，如康德辈，皆以为道德之本义，即在人类理性，必有其普通无异之实质。苟道德可以因地而异，则将男之与女，美术家之与商人，亦将因其体性及职业之不同而各异其道德耶？答之曰，道德之因人而异也，诚然，然不必以此而有妨于具足生活之理想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以广义言之，人类无普通之道德。康德之意见。

吾国先儒之说亦然。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的批语（见《毛

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128 页）

［解析］

毛泽东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常以他接受的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来进行对照、比较、发挥。泡尔生是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 故毛泽东的中西对比，有时便具体为儒家思想同康德思想的对比。

上面的引文，说的是据康德观点，人类所谓道德的本义，在于人类理性， 这是共性。但这种道德本性又因人困地以及因职业不同，又有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说这与中国儒家之说相同，是指孔子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即认为人初生时，本性上并无多大差别。孟子认为人初生就具有“仁义之心”， 毛泽东当时认为，孔孟的这种人性论与“康德之意见”是一样的。

毛泽东认为《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与儒家之说相同， 还有好几处。

“序论”里谈到：“持直觉论者，以伦理学为无关于经验之知识，以为设道德之条目者，不可以恃经验，且亦无待乎经验焉。伦理学中之命令，出于人类之良心，是即天命之性，本具有立法决事之能力者也。且为之说曰， 凡人屏除一切经验，而尚有善恶之观念者，事实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 “此举直觉论者之说”；“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直觉论是西方伦理学中的一派观点，认为对于原始的道德范畴（如善、价值、义务等），无法用理性或经验观察证明它的存在，而只能通过心理体验、直觉意识到它。《孟子·告子》篇记载，孟子反对告子关于“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王守仁则认为“心即理”，“理也者，心之条理也”（《书渚阳卷》）。毛泽东认为，这些看法也属直觉论。

第五章“义务及良心”说：“康德之视义务意识也过重，而其徒非希的

（Fichte） 尤甚。”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我国宋代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不过是人心中的一种国有的先验的理性。康德认为道德原则是先验的，它来自人的意，乞自身， 与社会生活和外部事物毫无关系，人必然会遵守这些道德律令，而遵守道德律令就是尽义务，并提出“为义务而尽义务”的公式。宋儒的“天理”，廉德的“先验理性”，在支配人们道德义务方面，确有相似之处。非希的，今译费希特（1762—181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认为唯一的实在是“自我”。在唯心主义方面发展了康德的思想。

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说：“余之义务，以余职务地位之所属者为第一，由余与他人特别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由余与他人因偶然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若后者之利害，视前二者为重大，则余当自离于重心之己， 而特别为之尽力。此吾人于事实界所易决者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即儒家之义”。泡尔生的观点是，尽义务的轻重缓急，依人与我的关系轻重缓急而定。泡尔生还打了个比方，说其他人就好像环列于“我”的四周，“我”对他们的义务，“则视其去我中心点之距离，而定其动所及之率。”毛泽东说这与儒家之义相同，大致是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些逻辑推论。

第七章“道德及幸福”说：“善者得福，恶者受祸，是一切国民所据为第一原理⋯⋯。斯弥得（L·schmidt）所著《希腊伦理学》第一章，凡希腊人之俚谚及文词，关于此义者，网罗无遗。且为之序曰：人类之运命，至公至正，善人受赏，恶人受罚，此希腊人最确实之信仰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吾国人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斯弥得，今译施密特， 19 世纪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引用了他的《希腊伦理学》第一章所收希腊的有关善人受赏、恶人受罚的论述。毛泽东则引用我国《尚书·伊训》中同样论述，来加以对照。

以上几例，表明毛泽东青年时代，是以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作为基础，来接受西方近代伦理学思想的。

道德实践先于道德哲学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直觉论者之说如此，然核之于实际，则人类非以判别善恶之故，而有待于道德哲学。所谓道德者，夙已先道德哲学而发见。苟其初无所谓道德，则决不能有道德哲学。以道德哲学，必以现在之积极道德管理吾人之生涯及意志者，为其思考之对象而后能建设也。吾人内有其心，诚若有何事当行何事不当行之命令，于是命之曰良心。良心之起原，及其与人生正鹄之关系。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言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下更畅发之。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

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119—120 页）

［解析］

化理学（即道德哲学）与人们的道德实践的关系，是伦理学研究首先要碰到的问题。泡尔生的观点是，道德先子道德哲学而存在，道德哲学可以反过来规范“吾人之生涯”。对此，毛泽东是肯定的，但在道德哲学产生的基础问题上，他强调的侧重点，与泡尔生有所不同。

譬如，善恶，是道德哲学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原书中说：“何者为利， 何者为害，诚待经验而后知。而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则子未经验之前，固已知之。”泡尔生这是说，利害属于现实的范畴，是客观的，而善恶属于道德的范畴，是先验的，分明显出唯心论的色彩。毛泽东批道：“殊未必然。” 为什么，他认为“善恶生于利害”，即是说，善恶与现实中的利害关系是不能分割的。

对于道德实践及准则，毛泽东也强调其受社会时代实践特点制约的一面。原书说，“道德何以必随时代而不同，既已随时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无失其为道德，此则虽圣哲犹难言之。”毛泽东批道：“此并不难言”，“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

泡尔生书中有儿处谈到伦理学是“实践科学”，毛泽东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批道：“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

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有唯物论色彩，也有唯心论色彩。因此， 最易受泡尔生二无论思想的影响。在善恶生成等问题上，他虽然肯定了其实践性，强调了“成于经验”，但是，正像前面引述的批语所说的，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最后，绕了一圈，又回到“生于心理”。仍属于唯心论范畴。

精神之个人主义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且一切杀身成仁之事，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义，即所以保存其观念中之小己者也。彼列格路何尝不以生活为鹄，惟其听鹄者，非形质界之生活而精神界之生活耳。其效力国家，无论和战，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1 章“善恶正鹄沦与形式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语甚精。

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

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太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或曰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容其事相等，盖互相依容不可偏重也。是不然。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固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 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乃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 亦无不可。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1 章 “善恶正鹄沦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151—153 页）

［解析］

毛泽东这大段批语，无疑是借题发挥，反映出他当时的主导思想。他把小我与大我结合在一起，认为，从宇宙和个人的关系来说，宇宙是由无数自我构成的，自我是宇宙的基本单位，因此，自我即是宇宙。它们是基础和整体的关系，没有自我，就没有宇宙，所以，个人、自我，“有无上之价值”。同样的道理，在国家、社会、团体这样一些具体的组织结构中，个人、自我的价值，也高于一切，它们无非是个人、自我的结合形式，或表现形式。在另一处的批语中，毛泽东还说：“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 据此思路，凡是“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自然是“恶”，“罪莫大焉。”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明显是对当时由《新青年》引发的个性解放主张的极端响应。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忽视个人价值，所谓三纲，也就是确定人身依附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反封建、反宗教束缚的人文主义思想，比起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来是先进的。毛泽东在强调个人的极大价值的时候，提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已经感觉到在意识形态方面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人类一大我，利己为基础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余以为是说（按：指利己主义）也，苟欲以事实证明之，恒不免牵强附会。利己心之冲动，以自保为鹄，诚人生所不可少者。人亦未尝无偏重利己而无暇顾他人之休戚者，然无论何人，有但知一身之利害，而不知有他人之利害者乎？人恒有视其亲戚朋友之利害，若躬受之者。且吾人关切社会利害之情，固有显而易见者，如于卖国自利之人，无不愤激异常。是足以见其事与吾人之良知，固绝不相容者矣。吾故曰，人之意志，以小己及他人之安宁为鹄，而安宁之属于小己者与属于他人者，其间错综最甚，无论何事，殆未有不两两相关者。故所谓博爱家者，乃偏重利他主义之人，而所谓自利派者， 亦不过偏重利己主义之人耳。

吾人意识之中，小己之刺激、与社会之刺激，利己之感情、与利他之感情，常杂然而并存。敌人者，非能离群而索居者也，必列于全社会之一体， 而后可以生存，此生物学界昭著之事实也。生物学界客观之事例，发现于心理学之主观界，而为意志及感情之构造。不观动物乎，其自存之冲动，固已与保存种族之冲动并存矣。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1 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说终觉说不完满。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敌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故谓不可不利他可也。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果如其说， 则“个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诸义亦说不去。盖诸义固亦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也。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日人类一大我也，而日生类一大我也， 而日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亦何自利之非佳哉？

此事实诚然，然不可吉并当言先后。动物固以自有之冲动为先，以保存种族之冲动为后，动物在其幼时无所谓保存种族之冲动也。嗟乎！吾于此有深感焉，即世借利他之名而行其利己之实者之多是也。真者，善也；伪者， 恶也。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 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人己并举则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无由而达到最大之利己也。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之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 “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见之。

兼爱之说非利他主义也，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

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1 章

“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141—144 页）

［解析］

在利己与利他的问题上，泡尔生反对极端的利己主义，认为只知利己， 毫不利他，是不可能的。在泡尔生看来，为人处事，在“我”与“他”的关系上“未有不两两相关者”，人们的选择，无非是较偏于这方或那方，但二者不可能完全脱节。由此，泡尔生据其二元论宇宙观，提出“利己之感情与利他之感情，常杂然而并存。”

毛泽东同意泡尔生的论述，认为不必讳言“自利”，说“利己”并非不好，人己两利的核心和出发点，是利己。他的逻辑推论是：

任何动物，从其幼时开始，都是“以自存之冲动为先，以保存种族之冲动为后”。从思维方式来看，“我”是“万事万念之中心”，做什么事情， 都是从“我”这个中心出发的，利他的事情，也是因为所要利的这个“他” 同我有关系，才去“利”的。

具体说来，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是主体与对象、出发点与途径的关系。人确实有利己与利他两种感情交错在一起的情况，但从根本上说，“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己是不可克服的天性，如果以“人己并举”立说，“则次序不明， 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矣”；被那些自私透顶的家伙钻空子，是为“大伪”。把利己作为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念虽小犹真也”。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来看，无论是强调“仁者爱人”的儒家，还是主张“兼爱”的墨家，表面看来，似乎是利他主义，但实质上，则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为起点的。因为这样的道德观同样有一个先后秩序，有一个“推己及人”的逻辑转换过程。如先修身正己立志才能平天下，先爱自己的父母双亲才爱天下人，先爱自我才去爱天下万物，先有夫妇之道才有天地之道等。毛泽东接连引用了《礼记·中庸》、《大学》、《孟子·尽心上》中的观点，来说明以利己为出发点来利他的观点。

再从人们的行为动机来看，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人己两利的实质， 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需求。青年毛泽东认为，无论是群体道德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还是个体道德观念的形成过程，都说明人们采用利他手段来达到利己目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初民及民之初”，并不了解在群体关系中实现自我冲动和意志要采取兼利他人的方式，而是以“粹然利己”的手段来利己，尽管在这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但在实践中总不能真正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经过长时期的经验积累，才明显选择“人己兼利之手段，于是而人各遂其生活矣”。

确立道德观念和行为的目的，是惩恶扬善，这一点，青年毛泽东也是肯定的。但如此强调“利己”，是否会同惩恶扬善，完善主体人格的道德境界发生冲突呢？这就需要弄清楚道德和利己的内涵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利己就是最完美的道德。道德的设立是为了更彻底更完美地实现自我的冲动和意志，能“遂其生活”，就是最高的善，最高的人格境界。

至于利己的内涵，青年毛泽东却有特殊的解释，与平常说的损人利己的

自私不仅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比一般的利他主义道德更为高尚，即毛泽东在批语中说的，“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可见，他强调的利己主义，并非物质的、实惠的利己，而是“精神”上的。其具体内容，毛泽东在其他批语中有较多阐述，此处不论。

毛泽东精神上利己的观点，有一个明确的前提，即“人类一大我”，“宇宙一大我”，由此，利己，事实上就是利“人类”，利“宇宙”。这样的道德观，就是“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所以，当泡尔生在书中谈到： “动物进化而为人类，则保存种族之冲动，益以强大，凡人无不自认为全社会之一体，无不自认为属于家族若社会国民者也，故人恒以社会之正鹄为小己之正鹄。”毛泽东又批注说：“如此说正足证明自利主义。”

舍己为人是精神上利己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所谓善意，固亦存于自然秩序以内矣。惟厌世派如叔本华之流，则以善意为超乎自然耳。叔本华尝曰，自然之人类，如必不得已，小己之生存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则必以自保为第一义，而世界之灭亡，有所不顾。夫危机所迫，急不暇择，或不免有作此妄念之人。然使世界果灭，而吾身果独存乎？则将不堪其无聊，鲜不转悔其取舍之误，而求速死者。斯时即利己主义之人，亦知离群索居之不堪矣。凡人之欲为可惊异可恐怖可欣羡之事者， 无不有待于他人。不惟有待于他人，且亦知无论何人，未有全漠然于他人之利害，而徒能拂人之性者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1 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仍是推己及人。

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祉会而设也。此所谓互助，然互助之底所以成己也。

此所谓同情，然同情者由我而起也。

叔本华之说，吾亦不谓然。此有二点：一点，自然之人类有利己而己， 又小己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则必自保。予谓不然。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 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之价值。利精【精】神在利情与意， 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 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一点，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 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且即使世界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1 章 “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145—148 页）

［解析］

泡尔生在书中评述了叔本华的伦理观点。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其伦理思想是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认为人是自私和卑溅的，利己的生存意志在相互争斗，生命即是战争。人要摆脱痛苦和

罪恶，只有遁世绝欲，弃绝意志，达到佛之“涅■”状态，才能最后解脱。泡尔生在书中谈到叔本华两个具体观点。一个是在小己之生存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兼得时，为了自保，可不顾世界之灭亡；一个是“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毛泽东在批语中，除了进一步表述了“推己及人”、以小我含大我的“利己主义”伦理观外，对叔本华的这两个观点进行了反驳。从毛泽东的反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利己主义”同叔本华的利己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的逻辑是：利他的本质就是“自利”，而自利的内容，在利自己之“精神”，即主体主观世界当中因有的某种愿望、感情与意志。例如，我对自己亲爱的人，感情上不能忘怀，在对方遭准时，便有宁可使自己死也要去解救的意志，只有这样做了“吾情始决，吾意始畅”，这就叫做“利自己之精神”。按这个逻辑，利小己与利世界，利他人，并不是不可以兼得的。据此，叔本华的第一个观点是不对的。根据这个思路，毛泽东进一步反驳了叔本华的第二个观点，认为叔本华提出的道德的价值“无不有待于他人”， 是割裂了主观道德感的客观道德律。在毛泽东看来，“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所受影响是很杂乱的，所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就是贝克莱的著名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从伦理观点看，“因我而有”的道德价值，是指一切道德行为的起因和效果，在于“尽吾这心，完吾之性”，即体现了和实现了我利他的情感和意志，所以是主观的道德律。于是，在另一处批语中，毛泽东说，“叔本华所谓必为利他始有道德之价值”，是“不知真正利己主义者也。”

善必须是自觉的道德行为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惟是吾人之动作，非必有此正鹄之关系于意识中，而始有道德之价值。如前文所述，老妇畏忌盗窃之事，彼徒以其背于基督第七戒耳，非有他理想也。然其事实，则诉合善事。维哲学家洞悉人类生活之规，财产制度之重要者，亦无以过之。要之彼之所为，非由知识而由其良能，然其于道德之价值， 固不以是而贬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1 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以处不免有奖励盲目道德之弊。现今之人所为善事，如修桥补路之类， 无非盲目的道德也。道德之实行，固赖感情与意志，而其前必于此将实行之道德，有明判然之意识，而后此行为乃为自动的。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

前段发明且为作用、且为正鹄之精神，足使人类之人生观意义为之一变。何则？从前之人，莫不以为事未至最终之目的，即为无甚价值。因之在未达目的之前毫无生意，视其所行之一段路若废物焉。今知且为作用、且为正鹄， 则无往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 即死亦可也。

上所论乃高智之人之道德，虽然若普通之人，则多以良能行事亦足以完满其生活也。此良能乃祖先以来多代相传之经验，其始固有意识存乎其间， 及其行之以已久，成为社会之习馈，在个人之脑筋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脱然而出之反射运动，乃所谓良能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1 章 “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155—157 页）

［解析］

泡尔生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避恶就善，常常是因为遵守某些客观的信条和潜意识当中的“良能”，未必与他们的主观的生活信仰和自己为自己设定的道德准则有关系。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

（一）所谓“善”，不是客观存在的，做某件事情，孤立地看，它并没有善的或恶的性质，只有与人们自己的生活发生联系时，才可能引申出道德价值的评判。在另一处的批语中，他说：“非某事之本体有超然之善，乃因其与生活有关系故云善。”接着又说：“于此，吾又有所感焉。某事某物之善与不善，乃人所随意呼加，视其与人类生活之关系如何而定也，并非指其本体之实”。

（二）由这个观点，毛泽东认为，如果自己对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感情上和意志上的明确“意识”，即使做了些如修桥补路的好事，也因为不是“自觉”的行动，从而是“盲目之道德”，是“毫无价值”的。为此，泡尔生的上述观点，便是在鼓励这种盲目的道德。

（三）只要人们为自己设立了理想目标，人们的生活就会很有意义，按这个理想去做事情，就有道德价值，不管做这些事情是否最终达到了理想目的，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

（四）诚然，对普通人来说，并不是都为自己设立有崇高的理想目标， 他们多按“良能”行事。毛泽东认为，这个“良能”看起来是“不假思索” 的条件反射，但它根本上是世代相传的“经验”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 也是一种意识，人们觉得据此“足以完满其生活也”。所以，也是一种主观的东西。

观念造成文明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自精神之生活以渐发展，而理想亦以渐分化，随理想之分化而本之以实现者，亦益因人而殊。于是意识中表彰理想之直觉，各异其明昧之度，抵抗魔障奋追理想之能力，亦各异其强弱之度。然而人类无不有理想，且无不本其理想以为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则无论何人，必不能不承认其事实也。

国民益进化，则能采其过去之历史，以构成理想。而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彼其完成本质、发展生活之动作之模型， 既已发现，则自能制其故见，动其新思，而终实现于动作。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2 章“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

予谓理想之本体亦有深浅。精神发展，理想分化。

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2 章 “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168 页）

［解析］

泡尔生在书中提出，历代的生活内容，“恒结为理想”，存现于人们的心中，人们据此对自己的现实生活的价值，作出选择和判断，并在生活中实现和发展这种价值。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也是这样，即不同民族， 不同时代，不同团体，都是按自己的理想来创造生活的，来推进社会进步的。“试观十五世纪博爱主义之运动，非由于当时之生活理想乎？宗教改革，非由于信仰基督教及构成新生活之理想乎？”

毛泽东同意泡尔生的上述论述，并把它概括为“观念造成文明”。

具体说来，（一）毛泽东在批评中把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分割开来，不承认后者的存在，这样，他所说的“生活”，事实上就是精神活动。从道德上说，毛泽东在另一处批语中说：“肉欲关乎个人，我欲及于交际， 肉欲关私德，我欲关公德。”这里说的“我欲”，就是脱离物质欲望的精神活动、自觉意识，亦即“观念”、“理想”。

（二）观念，理想是人们创造现实生活的根本动力，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泡尔生在书中另一处谈到，“国民之有理想也，决不暇计其价值，为自由则争自由，为势力为名誉则争势力争名誉，其于幸福有几何之得失，非所

计也。国民欲实现其理想，则直前勇往，举各人之利益生命以为牺牲，而各人亦愿牺牲其利益生命而无悔。即使各人未必无吝于牺牲之见，而既为国民之一分子，则必欲以身殉之。且也历史之判断，亦如历史之意志然。”毛泽东批注说：“必如此以说明历史之生活，始近真理，始有价值。”这就是说， “历史之生活”恰是“国民之理想”的创造物和转化形态。

（三）人们的“理想”、“观念”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人们的现实生活不可能最终达到它，因此，“理想”、“观念”总是引导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前进，指出新的生活内容。在另一处批语中，毛泽东说：“人不能达到根本之欲望，亦可谓之人不能达到根本之理想。人只能达到借以达于理想之事， 及事达到，理想又高一层。故理想终不能达到，惟事能达到也。”这样，人们为了实现理想而不断达到的“事”，便积淀成社会历史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是“观念造成文明”。

从个人主义到现实主义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人类之不免于珍灭也如是，然则人类之生活，又有何等价值那？余以为不然。花之开，数日耳，歌舞，数时耳，而价值自若。凡内容有限者，其现实亦不能无限。人也，国民也，人类也，其生活皆然，其本质之内容本有限， 其发达安得而无限。凡事物有限者皆无常，亘永劫而不失其现实性者，惟无限之实体而已。然而人类之不免于灭亡，其一切价值，并不因之而消失。否则人类何为而勤动，何为而困苦，何为而竞争耶？⋯⋯死者，不过生活连续之截止，而不能影响于过去之生活。使谓过去者必无价值，而现在者始为现实，吾人与夫吾人之生活，必在现在吾人之意识中者，始有现实之性质乎？ 然而现在者，一点耳，非有广狭也，吾人之生活，成立于包有过去及未来之时间之经历，而不能成立于现在之一点也。使以吾人过去之生活为与非现实同义，则是谓一切生活，无有含现实之性质者也，岂

其然乎。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4 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然则吾人之生活在此一片之时间，处处皆现实，而岂有所谓过去之生活非现实耶？

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日主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 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一日现实主义。以时间论， 止见过去、未来，本不见有现在。实现非此之谓，乃诣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历，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资者，吾不信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 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或谓吾人负有生殖之责任，吾亦不信，我自欲生殖也， 我具足生活中有此一片段之生活，我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必依此二主义，乃可谓之真自由，乃可谓之真自完。泡尔生谓人死而功业足以利后世， 其生涯犹存于子孙国民之中，谓之不死可也。此只可为客观方面事实之描写， 而决不可存于其人主观之中。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此功业自有足以利后世之性质存于其中云尔。吾之不灭也，亦吾本有此不灭之性质具于吾之身中云尔。此二主义，泡尔生氏亦有之，但未十分明言耳。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4 章

“害及恶”的批语（见《毛译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202—206 页）

［解析］

上面这段批语，比较集中地表达出毛泽东当时的伦理观点。他明确宣称他在伦理学上有两个基本主张：“一曰个人主义”，这是他在批语中反反复复表达的，我们在前面的一些条目中已有论述。“一曰现实主义”，这是他对前一个观点的重要补充，或者说是毛泽东的个人主义观点的逻辑归宿，也反映出青年毛泽东的伦理主张两个互相结立，但他却力图使它们统一起来的侧面。

早在 1913 年的《讲堂录》里，毛泽东就记下了两个基本观点：一“贵我”，一“通令”。1917—1918 年临近毕业时，这两个观点便进一步具体化为读《伦理学原理》批语所说的“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毫无疑瓿，前者引导主体寻求个体的理想，到精神世界中去体味至真、至善、至美，后者把主体推向现实世界的冷静而务实的斗争，以获得自我实现的社会价值。本来，青年毛泽东寻求本源，提出“宇宙唯我”，目的也不仅仅是确认

自我在精神世界中的位置，也是为了确认自我在社会实践中的位置，并最终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我的功能价值。因此，在时间范畴上，这意味着一个实在的运动过程。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虽然超越时空界限， 但它毕竟只是把握人生的一个前提，接下来必然是自我的对象化。否则这个价值尺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具体说来，青年毛泽东是用以下的逻辑关系把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同客观现实扭结在一起，以强调一种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的。

（一）青年毛泽东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体现在重视思想、信仰的实现， 强调为通过求知而形成的信念不懈奋斗。“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 所当尽力实现。”思想是内在的主观性的东西，行为实践是外在的客观性的东西。一个要“尽力实现”，一个要“尽力遂行”，尽力实现是满足主观精神的需求，尽力遂行是满足客观现实的规律性要求。内而思维，外而行事， 就是主客观的统一过程。完整意义上的人生现实和主体活切，要考虑自己和客观环境的联系，只要客观环境的改造和自己的“自完”相关，就必须全力去实行。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特别是不把主观信念施于行动，其价值便无从体现。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说，主体出于义务，履危蹈险，舍身救人，为之则有功，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青年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人格的良心、义务，本身就必须包含着实践，包含着职分，“吾人须以实践至善的义务”，若“偷安而不之为，即为义务之所禁。”义务怎么能分成不为与可为的两个方面呢？“安有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之理。”

（二）所谓现实，不等同于时间的“现在”；它不是外在于主观的东西， 而是指“吾人一生所团聚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之经历”，现实主义人生态度就是老老实实地对自我的一生负责。具体说来，现实只是“我”所生存、把握和经历的东西，它对我来说，是最有价值的。而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者， “吾不知”，不知，也当然不行。故“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自我在现实中的团聚是暂时的、易逝的，犹如花开花落，因而对与己有关之

现实必须不失时机地抓住它、实行它。以往之事，追悔无益；未来之争，预测可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讲堂录》）。

（三）从纵向的时间角度看，将人的价值重心紧紧地置于自我“团聚” 的现实时空中，自然而然要谈化主休在“过去”与“未来”的时空中的意义。“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也。⋯⋯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 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青年毛泽东不相信人肩负着在历史长河中“继往开来”的责任，根本上就是认为自我人格的价值实现既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主体不是历史与未来的奴婢， 更不应以历史与未来的需要为借口来束缚个人在与自己有关的现实中的实践需求。历史与未来“非吾躬与之现实”，因此它们不能成为行动的出发点。

当然，人们有时也考虑自己在未来的价值，譬如千古流名之类。但青年毛泽东认为这样的考虑决不能成为主体在现实中生存发达的动力，自己的意志不能服从于某种非现实的目的。有功业和芳名留于后世，那只是在现实中人格完满实现即“自完”后自然引出的客观效果。“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此功业自有足以利后世之性质存于其中云尔”，人们正是在这种自然效果中发现了“我”的高尚的永恒的精神对未来有现实价值。同样，人们考虑、思索和汲取自我之前的历史内容，目前也应该是有益于完满现实之生活。借鉴历史，不是为了回到历史中去，发思古之幽情，不是为了拜倒在历史圣哲的脚下，更不是亦步亦趋地遵循历史模式行事，以历史之是非为是非，以历史之善恶为善恶。借鉴历史，目的是通晓历史变化之规律，以历史经验为现实生活服务，奋自我之权威。

这种力图把个人主义同现实主义融在一起的人生态度，作为毛泽东的生活作风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行为，使他追求主观理想时不忘靠近现实生活，使他的人生旨趣更倾注于社会需要。一方面，在理想的召引下，他始终执著于某种境界，从没有满足的时候，在孜孜于改造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无数实践中，似乎都急切地指向他的目标，实现他的意志（即使在晚年的“不断革命”的思路促使下陷入迷途的时候，也是这样）。另一方面，他又特别重视手段，似乎又比谁都务实。后来，他在理论上提倡的主观与客观的结合， 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则是他早年主张的必然发展。

圣人抵抗大恶而成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鸠之能翔于空中也，以有空气之抵抗，而彼乃以为苟无空气，则其翔也更自由。此康德所以讽人，使知悟性之动，必须经验实事者也。人之意思， 不可无对象之抵抗，亦然。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纯粹之幸福， 为纯粹之真理然，有之者其惟神乎。在人类，则享幸福者必当有障碍若损害， 犹之识真理者必当有蒙昧若谬误也。

使人类无苦痛之恐怖，则无所谓刚毅，无快乐之刺戟，则无所谓节制。故恶朕不存，则美德亦无自而起也。无待乎恶而为善者，意者其惟神之德乎？ 然而非吾人之所可思议矣。人类交际之德，亦必有感官自然之我欲，与相对待。苟无我欲，则正直仁爱之德，亦无自而生。盖一切美德，无不含有克已之原质者也。

——摘自泡尔主《伦理学原理》第 4 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至直之理。至澈之官。

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化理学原理》第 4 章“害及恶”的批语（见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182—183 页）

［解析］

毛泽东赞同泡尔生在书中论述的善恶相反相成的观点，更欣赏泡尔生论述这个观点所依据的逻辑，这就是：没有相反的东西，就不会有对立面的作用，就难以达到在冲突、刺激中砺炼自我品德使之臻于完美的效果。从中可看出毛泽东当年的人格追求和个性气质。

泡尔生在书中提出一个“抵抗”概念。直观言之，抵抗即两种势力的冲突、斗争，从伦理学上讲，人格主体就是在抵抗一切外在的对象势力中实现其意志、理想的，善、刚毅、快乐等等，就是在抵抗恶、恐怖、痛苦等的斗争中才得以体现其道德价值。“抵抗”甚至被视为人类文明成长的基本法则。泡尔生在书中凡论及“抵抗”之处，毛泽东都击节称赞。

书中说：“吾人果得此无障碍之满足，无抵抗之成功，则必深厌之，如常胜之游戏焉。夫弈者苟知每局必胜，则无乐乎对局。猎者苟知每射必获， 则无乐乎从禽。彼初无觊觎利益之希望，而以弃猎为消遣者，正以其或胜或负，或得或否，不能预必耳，否则兴味索然矣。”这观点正好符合毛泽东好动好奇好变化的性格，他在批语中说：“此缘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人不能俄顷不变化者。”

书中说：“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毛泽东对之批道：“至真之理。至澈之言。”

在书中举例说明“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这一段的上面，毛泽东的批语补充了例证：“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

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国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当书中说道，“盖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批注对此表示了异议：“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伦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这里批语对拿破仑事迹说得不准确， 如果说：“欧洲各邦多次结成反法联盟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就对了。因为 1814 年联军攻入巴黎是拿破仑败亡之始，而在此以前并无各邦围困巴黎的事。虽说这个举例说得不确切，但是他要说明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意思， 还是表达清楚了的。

书中说，“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练。故意志益以强固，而忍耐之力，谦让之德，亦足是养成焉。” 毛泽东批语认为，这是“振聋发聩之言。”

如此强调“抵抗”在人格道德锤炼上的作用，就势必承认作为有价值的道德行为的反面的一些东西，如害恶，在伦理学上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泡尔生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恶之不可免也如是，然则恶亦为正轨乎，其亦与善有相等之价值乎？余以为不然。恶之为恶，非自有存立之价值若权利。特对待于善而存立，以为实现诸善之作用云耳。善之与恶，犹明之与暗，画工不设阴影，则无以发光彩，然其本意，固在光彩而不在阴影也，犹古人所言烘云托月也。”在这里，泡尔生还只是把恶视为善的衬托物看待的。毛泽东认为，这还不足以说明恶在人格道德锤炼中的作用，于是批注说：“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惟其为次等，故不能与善并有同一之价值，然不能谓无价值。在一时候有觉其毫无价值者，不仅无价值，且有大害者，此乃就其时候言，就比例子他物而言，非其本质之果无价值也。”就是说，恶是“次等”的善，虽不具有与善相同的价值，但不能说它“无价值”。其价值何在？在另一处批语中，毛泽东说：害恶“所以不可少，皆因能佐吾人之抵抗奋斗也”。

基于以上认识，作为毛泽东当时的理想人格的“圣人”，自然是“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

大同说乃谬误之理想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是故吾人苟于古今历史中，删除其一切罪恶，则同时一切善行与罪恶抵抗之迹，亦为之湮没。而人类中最高最大之现象，所谓道德界伟人者，亦无由而见之矣。⋯⋯

不惟此也，历史界生活之内容，亦且因之而消失。盖历史生活之形式， 不外乎善恶相竞之力，与时扩充而已。邻国无侵略之谋，则何事军备，国民无不轨之行，则焉用法令。军备法令，国家之所以与外交内政之阻力相竞争者也。使一切阻力悉去，内而人民，外而国际，无不以正直平和、慈祥、乐易之道相接，则战争，外交、裁判、警察、行政界一切进取之气象，悉为之消失，而圆满之国家，亦不可见矣。宗教者，亦不外善恶相竞之形式，使诸恶不作，人类悉为神圣，则宗教亦随之而灭焉。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4 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卫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 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4 章 “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184—187 页）

［解析］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有不少描述大同理想的言论。像上面这段批语明确提出大同说是“谬误之理想”的主张，是少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批语

批评大同理想，主要是从人生好奇变、善恶抵抗相斗的角度立论，从而推及历史发展总是一治一乱，相循无始终的。这主要反映毛泽东看待历史时喜欢“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个性。

为善为恶，不图后世虚名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方披拉图斯（Pilatus）之罪耶稣也，曰汝不见罪汝赦汝者在汝目前乎！ 期意气之壮如此，当是时，彼之目中，固仅有一僭称犹太王之一狂人，其死生存亡，与罗马帝国曾何关影响。然自今观之，则不特主客易位，而披拉图斯与其他俗憎凡吏之事迹，悉皆湮灭，其所流传后世者，仅此碟死狂人之事迹。盖德人叙耶稣惨死者，不能不及披拉图斯之名，故那稣遗馨千载，则彼亦随之而遗臭。其所以千载不朽者，非其荣誉，特使后人知当时裁判教案之人，不足为定谳云尔。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4 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吾意不应以此立说。吾重在当时为善为恶之事实而已，以其事实论为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善而历史流传其善名，为恶而历史流传其恶名，皆不应顾。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是故思留名于千载者妄也，欣羡他人之留名者亦妄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化理学原理》第 4 章 “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旱期文搞》第

2 版，第 188—189 页）

［解析］

上面所引述的原文中说的披拉图斯，今译彼拉多，一译比拉多，全名是本丢·彼拉多，罗马帝国驻犹太、撒马利亚、以土米亚总督（26—36 年在任）。据《新约全书》载，他曾对被捕的耶稣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么？”后以僭称“犹太人的王”的罪名，将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上。泡尔生借此典故说明，人们今天为善为恶，总在要在历史长河中或流苦千古，或遗臭万年。即使你今天是理直气壮借做善事为名而为害善人，像披拉图斯那样，终究会让历史证明你不是善人而是恶人。

毛泽东不同意这样的论述。他在批语中强调，后人如何评说你是善还是恶，不能成为今天的道德行为选择的准则，而应该以今天的所做所为是善还是恶为准则。所以，当泡尔生在另一处谈到：“仁人义士之生涯，虽极至艰难辛楚，无地自容，而功德既立，千载不朽。其同时庸恶之流，虽穷极豪侈， 而没世则名不彰焉。此历史之所以垂训者也。观那稣之事，其理最明。盖历史之迹，足以动吾人高尚之心坚定之志者，诚未有如耶稣被磔之甚者焉。” 毛泽东批注说：“此却有一疑问：吾人要此历史之名做甚，彼恶人得受恶名又有何不好？”

毛泽东强调行善除恶不必顾及历史评说，是因为他把道德行为视为只与自己相关，与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关的事来看待的。他在另一处批语中明确说： “吾人所以欲除去害恶，以其为具足生活之敌也。故吾人为遂行具足生活而

除去害恶也。”也就是说，人们行善除恶，绝不是为了做善事而去做善事， 为了除恶事而去除恶事，不是为了某种善名或恶名，因此，后人怎样评说， 与人们今天的道德行为并没有实际关系，自然无须顾及。如果只是为了留美名于后世才去行善除恶，那实在是“虚妄”之举。

从生到死，为别开生面之壮境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四）论生死。夫人之所视为大害者，曰死，无论其为一人，为国民， 为全世界之人类，殆皆视为不免于死者。

虽然，是谬见也。人之有死，不特自外界观之，有不可免之势，即自内界察之，亦实有不可免之鹄焉。格代曰，死者，自然界所以得多许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渡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且也，即无所谓死，恐亦将无所谓生。人类无亲子之关系，则凡深邃之道德心，如慈孝亲爱，恐亦将无自而付界。是敌人类既欲营历史之生活， 则死之不足恶，固亦明矣。且也，人类之生活，本非有无限之性质，盖限于其能力若内容也。自生理学及心理学观之，各种动作，皆有循环之倾向，故思想行为，恒有一定之形式，然又有一相等之原则焉。即循环之动作，恒不免积渐萎缩其作用，而终抵于麻痹之境。意志及悟性，变动不止，积久则亦渐失其应变之弹力。人之老也，虽日接外界之事物，而不能受其新影响，亦无自而利用之，茫茫然若隔世之人。及其既衰而死，则并非外国侵袭之咎， 而其本体固不能不如是矣。在生者视之，以为彼既尽其生活之职分矣，虽死无憾。既死者之自视也，亦然。然则生者死者，皆以死为自然之规则焉，何害之有，盖死者之所欲为，夫既已经验之矣，其所为者，固已显子世界矣。其所为尽力之子孙，若国民，若真，若善，若美，则固不随之而俱死也，曾何憾焉。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4 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

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既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吾人亦有成就其必然之愿望。没有本必然老而忽不必然，吾人固甚不愿也。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主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且散非一散而不复聚者，散于此而聚于彼。设使天下只有散而不复聚，则吾人目击日日有聚之现象从何而来（此非指投胎）？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 人生以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吾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正应脱离此世界面到别种世界去经验。人生不死，长性于此老旧之世界，无论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之生活，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即日能之，永远经验一种之生活，有何意味乎！倘以为死乃痛苦之事乎？是殊不然。吾人未有死之经验，如何知其有痛苦？且吾以理推之，以为死之事未必痛苦也。盖生与死为两大界，两界之中间由生而递嬗至死，其事当必至渐，其距当必至微。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当必如此，然则有何痛苦哉？吾尝推人之所以甚畏死者，非以其痛苦乃以其变化之剧大也。人由生之界忽然

而入死之界，其变化可谓绝巨，然苟其变化之后，尚可知其归宿之何似，则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今乃死后不事毫不可知，宇宙茫茫，税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虽然，吾之意不如此焉。人类者生而有好奇之心， 何独于此而不然？吾人不常遇各种之奇事而好之乎？死也者，亦吾有生以来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无论其无痛苦，即有痛苦，此痛苦诚亦奇境，虽前途黑暗不可知，此黑暗不可知之世界，不诚又一奇境。或者乃惧其变化之巨，吾则以为甚可贵，于人生世界之内，向何处寻此寄伟之巨变， 于人生之世界所不能遇者，仍以一死遇之，岂不重可贵乎？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4 章 “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

第 2 版，第 193—198 页）

［解析］

上面这段批语，比较集中地表达出毛泽东当时的生死观。

在上面引的原文中，泡尔生引述了歌德（即文中说的“格代”）的观点： “死者，自然界所以得多许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诚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毛泽东批注发挥说：“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这见解说得很好，意即人类生活、历史生活，都只能是从生死变易中形成和发展的，如果没有生生死死，人们所营适的便是土石一般没有生命气象的生活。

在上面引的原文中，泡尔生着重谈到，死者如果尽其生活之职分，虽死无憾，因为人格的真善美的价值“固不随之而俱死也。”青年毛泽东在批语中根据物质和精神不灭的道理，提出一个说法，人类无所谓生死，只是物质与精神的“团聚而已”。因此，死亡不可怕，而且还是一种别开生面的人生境界。为什么？

（一）人生的存在形式，是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衰老死亡只是它们的解散而已，而且，重要的是散于此，聚于彼，死于此，生于彼。生不算生，死不算死，“有何可惧焉？”

（二）人生以外，尚有各种世界，人们在这个世上有了种种经历之后， 还应该“脱离此世界，而到别种世界去经验人生”。没有这种运动变动，老是呆在一种世上，永远经验一种生活，“有何意味乎？”

（三）怕死的人，大概以为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问题在于，“吾人未有死之经验，如何知其有痛苦？”再说，以理推之，死也未必痛苦。生与死为两大境界，从这一境界走向另一境界，是一个嬗递渐至的过程，就像人们寿终正寝那样，处于自然状态之中，“有何痛苦哉？”

（四）人生来就有对未经过的事情具有好奇心，我们常因种种奇怪的意外的事情而感到好奇、兴奋，抵不住诱惑，而对于死亡这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何独不之好乎？”退一步讲，死亡即使有痛苦，死亡的世界即使路途黑暗，但我们并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知道的，“不可知之世界，不诚又一奇遇？”

（五）的确，从生到死，变化确实巨大。但这种变化不仅不带来痛苦， 而且还是“甚可贵”之事。首先，只要明了从生到死的变化是自然规律，是

必然归宿，死亡之事“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其次，人生在世，”何处寻此奇伟之巨变”，人生所不能遇者，乃一死遇之，“岂不重可贵乎？”

于是，由生到死的巨大转折，在青年毛泽东的想象中，呈现出一派壮美的境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上述生死逻辑，颇有些像庄子的齐生死之论。但庄子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是一种消极遁世的人生观的表达，并且在表面洒脱的长歌中，隐然有一种大悲哀、大忧患。而青年毛泽东的生死观，则远远超越了悲剧气氛， 把生死之变，视为对宇宙规律和人生真谛的（当然不是科学的）把握，从而体现了乐观进取的人生观。

青年毛泽东形成上述乐观豪迈的生死观，与他在时空观上，承认空间、否定时间的主张；在人生观上，强调现在、反对追思过去与幻想未来的现实主义态度有内在联系。

在另一处批语中，他提出，所谓时间，“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之绕日而成昼夜是也。”由此证明，本来就“无所谓时间”， 人们所说的时间，无非“空间之运动也”。如果把时间分成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勉强的、片面的、主观的。人类只生活在现在，“处处皆现实”，过去的生活也是现实，未来的生活也是现实，事物的转化，人世的迁移，只是个空间问题，只是个成毁问题。无所谓时间，也无所谓死亡。

一旦把时间和死亡视为空间的扩延迁移，在主体心理上所唤起的，就是直面空间物象，无视前古后今的现实主义态度，就是极目汗漫广漠的宇宙， 置身其间的宽阔胸怀和崇高意识。于是，对人生的看法就会得到一个别开生面的，天地悠悠唯我独在的境界，请看青年毛泽东的描绘：

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身体精神两俱不灭之说，至此乃可成立，岂非别开生面之世界邪？

吾甚盼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人死而功业足以利后世，则其人之生涯，犹存于子孙国民之中，虽谓之不死可也。若乃国民有时而灭亡，世界有时而殄灭，则奈何？时则人生价值之甚，不且一切为之破坏耶？夫国民生活之阶级，不能免于循环，与一人无异，而仅有大小之别，此不可易之论也。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若构造，若权利，与时俱增。于是传说足以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制现在，对待新时代之能力， 积渐消磨，而此历史界之有机体，卒不免于殄灭。当是时也，各人又安有能力，用以生殖传衍，本旧文明之元素，以构新历史之实质耶？人类全体亦然。虽非历史所能证明，而以此论推之，知其不免于绝灭。征之物理学，恒性及太阳系统，皆当历生长老死之阶级。其生也，自他星体而分离，由是发展焉， 成熟焉，经无量数之生活，而乃老衰焉，萎缩焉。若地球，若人类，亦莫不然。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4 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

吾于此处之解释，亦如上文。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有者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 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土地犹是也，人民犹是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蛮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 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默，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 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新得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4 章“害及恶”

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199—202 页）

［解析］

上面这段批语，毛泽东把他的生死观推及到对国家、民族、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生存和毁灭的看法。在他看来，对一个人来说，既然无所谓生死， 那么，扩而言之，对世上一切事物来说，也自然“无生灭，而只有变化”。

例如，人们常说，国家“灭亡”的问题，其实，这只是国家现象发生了“变化”，因为其土地、其人民“未灭亡也”。他还举公元前 5 世纪欧洲的日耳曼部落的一部分，演变成今天的德意志国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正是日耳曼部落的“变化”，形成了今天强大的德意志。可见，“变化”是“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

很明显，毛泽东当时提出国家、民族无所谓生灭而只有变化，具有强烈的现实动因。这就是他在批语中说的，他曾经忧虑“中国之将亡”，但新的生死观使他“今乃知不然”，“无忧也”。国家民族永不会灭亡，重要的是如何使它在“变化”中更加强大起来的问题。泡尔生谈到，“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 与时俱增。”毛泽东批注说：“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这就是“变化”来临前的征兆。毛泽东说的“变化”，不是自动的，而是人们的主动行为，即“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他当时对中国的设想，就是“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由此“染而新之”。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背景，毛泽东在批语中不惜宣称，“吾人甚盼其毁， 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这一信念无疑在后来转化为他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豪情。

人格里的自然冲动与义务感情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达尔文著《人种原始论》，不尝于其第四章言之乎，彼尝证明兽类感情之发展，与人相似。曰，有母犬卧抚其雏，见主人出猎，欲从之，既而恋其雏，不克从。及见主人猎而归，则贴尾乞怜，若甚愧者，盖悔其不忠于主人也。家畜亦有二种冲动：（一）本之自然者。（二）是之于训练及习惯者， 不免日访惶于两冲动之间，达尔文以为是义务感情之本式也，其发生之端， 即由决意之本于教育若习惯者，与其自然冲动相冲突。于是时也，内界有一种感情，迫以弃自然冲动而从其本子教育习惯之决意，是即原始之义务感情也。吾人虽亦能反对其本于教育习惯之决意，然不免因妄徇自然冲动之故， 而动其忧苦惭愧之情，是为良心不安之本式。良心之不安，亦得谓之由交际， 若技术之本能，本永永运动，故对于目前至强之自然冲动之压制而反动也。此等感情之发展，在人类尤为强大。盖人类之记忆过去，较之兽类，益久而益确，则其本乎教育习惯以决定其意志，而与目前之自然冲动相反对者，其力自益强矣。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5 章“义务及良心”

［毛泽东读的笔记和谈话］

我疑惑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盖义务感情得之于训练及习惯，乃后天的、人为的，自然冲动发生于自然，乃先天的、非人为的。发生于自然者，自然界本有此物确实在的也。得之于人为者，由经验之所获取，由概念之所构造，所以体合环象，赖以善其生存及发展，自然界未必有此物。自然界无此物，故非实在的也。然而冲动虽为自然，乃不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义务之感情虽不自然，乃确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又何说？予以为此乃吾人不善体合环象，不善运用生存发达之道故也。盖冲动既为自然， 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自然者，真也，实在也。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且吾人之生存发达则竟赖是矣，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 皆根于自然之冲动。盖意志本原于冲动，意志中之良心何独不然。良心既亦本原于冲［动〕，在理本应与冲动一致。今所以有时不一致者，以吾人从知识与经验之所得，此世界中变化万殊，生存其中至为不易，在一种时候及场所，如实依冲动所命，则不免有危及生存发达之事。以渐制为训练及习惯， 加本原于冲动之良心，以特殊之形状，遂有与冲动相冲突之事，此或因吾人对于此住世之事，不得其法。若本可不与冲动相冲突，而亦能善其生存发达， 未可知也。要之，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吾人之良心固未有不以食欲性欲之事为然者他，惟在一种时候及场所，乃有谏止冲动之举，如过度之食欲，过度之性欲是也。然则良心不过加以节制而已，并非反对也。其节制亦正所以完成冲动之本职也。故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自后天之训练习馈，矫枉过正，乃有不循目然与冲动反对之享，致使良心之本来与冲动同原，同为真的、自然的、实地的【者】，空而为伪的、人为的、非实

在的，此则矫枉过正之咎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5 章“义务及良心”

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208—211 页）

［解析］

泡尔生在第五章“义务及良心”里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格道德中义务感情的起源，他首先引述了达尔文在《人种原始论》（全称应为《人的起源和性的选择》）第四章“人类与较低诸动物之精神能力比较——续前”里讲述的一条母犬的故事。他说有一条母狗，正躺在那里爱抚它的幼雏，看见主人拿着猎枪准备出去打猎，便想跟着主人一道出发，但转而一看幼雏，又恋恋不舍，终于留了下来。等到主人打猎回来，母狗便摇尾乞怜，做出很惭愧的样子，大概是请求原谅它不忠于主人的行为选择吧！

青年毛泽东读此的批语是：欲从主人出猎是“义务感情”，对幼雏的爱扶眷恋是“自然冲动”，追悔不忠于主人是“良心发现”。

泡尔生叙此事例，是要说明，“兽类感情之发展，与人相似。”人们的道德行为的选择，依据两个准则，一个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冲动，一个是后天社会教育养成的习惯，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义务感情。如果人们的行为选择中一味依据自然冲动，而不顾义务感情，事后就会出现良心不安。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处，就是义务感情“尤为强大”，对自然冲动的抵制力“益强”。

毛泽东读了泡尔生这段论述后写的前面这大段批语，则特别强调自然冲动作为人的生命本性特征，在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是最基本的出发点。下面，我们结合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所写的其他批语， 概述一下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青年毛泽东认为，自然冲动作为人的本性，最初外发为食欲、性欲等基本的生理渴望，“自然界本有此物”，故它们是“真”，是“至贤至真之实体”，是生命现象最本质的“确实存在”，由此形成人们生存发达的最原始的动力，和“成全其人格之源”。

人格主体的情感、义务等社会属性与自然冲动不同，它们是“得之于人为者”，是后天训练的结果，是由人生经验和理性概念建构起来的社会习惯。自然冲动是先天具有的，它不经经验的过滤和理性的思考。如果说义务感情也是一种自然天性的话，那么，它是产生于先天自然之后的第二自然天性。自然人性中无这些东西，故非“实在”。这样，二者的关系，便是“真”与“伪”的关系。

这种说法显法是来自荀子关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论述。荀子把人的自然属性分为性、情、欲，性是天生本性，情是性的表现，欲是情对外物的感应。三者之间，统一连贯，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具体表现为：口好美味，耳好美乐，目好美色，体好轻闲，心好利禄，这些便是人性之“真”。与“真”相对应的是“伪”，它“可学而能，可事而成”，是后天人为的主体自觉的人格内容，是通过礼仪法度加工过的人格的社会道德属性。

那么，“真”与“为”在人格构成的实践中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传统的解释，就是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的，“冲动虽为自然。乃不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义务感情虽不自然，乃确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事实上，这也大体是荀子的观点。荀子认为，性、情、欲虽不能禁陈，但它毕竟不能直接成为

社会的道德内容，在人际交往实践中，必须以礼仪法度的“伪”加以引导和修仲，由此，他提出一个“性伪合”的命题：“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之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合就是统一，而统一的最终落脚点，是“伪”，是礼仪法度，因为真实本性虽是合理的存在，但它不能“自美”，不能自自然然地表现出来，否则，不利于个人的“生存发达”。

青年毛泽东显然不同意这一说法。“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在他看来，社会群体本身“无意识”，它由每个以“自存为鹅”的个体组成，个体的自然冲动本身就是群体意识，具有社会的普遍意义。它是自然天性，就必然要无拘无束的自由地表达出来，对于这一产生于生物机体内部的生命循环（即青年毛泽东说的“体合环象”）是不能也无法进行人为的抑制和束缚的，它的发动有一种“至大之动力”，它自己能够把一切清规戒律“排除之”。至于自然冲动何时当发， 何时当收，发得是否适宜，全由主体根据怎样有利于实现自身的冲动欲望这一标准来“自计”——“适宜也，得当也，则保持之；否则，变更之，以迂于适宜与得当焉”。

泡尔生在第五章“义务及良心”中说到冲动与义务的关系时，还说：“平心论之，人类所以有道德之价值者，决不在深思义务，而意识其为行为之动机。盖勉强而行之，与安而行之者，固未可同日而语也。传康德者，其所述果确那否耶？康德之为人，果以义务为其行为之动机耶？非余所能知也。虽然，余敢自明，决不以此等叙事为可贵。盖义务感情，虽可为去恶之作用， 而大人君子，决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之者，大抵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焉。”泡尔生的意思是，人们决不是为了有意识地履行某些“义务”， 才去做有道德价值的事情的，尤其是那些内心崇高的“大人君子”，更不是靠“义务感情”来实现他们的伟大的，而一般说来，是内在的“冲动”陶铸了他们。

毛泽东读了这段话，非常赞同，按着作了充满诗意的发挥：

豪杰之士发展真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历，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 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 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泡尔生所谓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由活泼之地感情冲动而陶铸之，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按：吾之意与孟之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

在毛泽东看来，自然冲动不仅是凡人、常人的人格之源，也是圣贤豪杰、大人君子的人格之源。或者说，后者之所以崇高，正是充分地调动了自己的自然冲动。自然冲动作为最真实最根本的存在，同样也是最美好的存在，它是在必然的合理的基础上体现出来的最宏大的力量气势。它的表现不同于传统人格理论以“孔颜乐处”为标准的温文尔雅的内养、内持，而是一种包含体魄物质性内容在内的个体生命力量的外在倾泄，是活泼鲜亮的生命境界， 也是人格的无所阻挡的充满的实现方式。

我们知道，孟子发挥孔子的“仁者必有勇”的观点，认为大丈夫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在人格的内在结构中，思想意志是情感意志的主

帅，情感意志是充满体内的力量，“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之间。”

（《孟子·公孙丑上》）失去了仁义之志的自然积累，主体的力量气概就失去了源泉，有如一个腹肠饥虚的人，没有力气和信心，更谈不崇高壮美。青年毛泽东正如前面通过肢解苟子的天性之“真”与礼义之“伪”的统一性， 来论证他的自然冲动的社会含义及其道德的普遍性一样，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来肢解孟子的崇高的仁义之志迸发为浩然之气的统一性命题，来描绘和礼赞自然冲动的迸发境观，推崇泡尔生在书中说的，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自然我的观点。

青年毛泽东虽然否定了义务感情等人性之“伪”在人格道德出发点上的位置，但并不否认它们是人格构成的不可忽视的内容，并肯定它们作为人的第二天性的特殊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人的自然冲动与义务、良心相互矛盾的事实。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又不得不抹平冲动与义务之间的区别，表现出他当时在理论上的不成熟和自我矛盾之处。他认为，人格构成中的其他内容，无一不是自然冲动的延伸结果，它们并不是对立的：“义务之实行，何至必以自然意志相冲突”；它们甚至本是同一个东西：“性癖（天性欲望——引者注）与义务本为一物”。当泡尔生在书中谈到，“义务者，不起于一人内界之意志，而实由外界以无上之权威胁成之”时，青年毛泽东表示：“此处吾有疑义”。他推崇泡尔生这样的表达：“有义务，必先有冲动，无冲动亦无所谓义务”，认为与自己的观点吻合，并且在泡尔生的“人类以义务之故行善，则枯寂无味，殆若傀儡”一句旁批道：“诚然！”

从冲动、意志到良心、义务，既然是一以贯之的过程，为什么在人格实践中常常发生冲动与良心、义务，真与伪不一致乃至冲突的现象呢？良心、义务是否就是简单地顺从自然冲动的驱使？它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青年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

第一，主休处理“不得其法”，没有找到二者不相冲突便可完善自然人性的生存发达的方式。

第二，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候，如果完全“依冲动所命”行事，如过度饕■，或沉湎美色，就会“危及生存发达”这一根本目的。为此，主体须自觉地用良心来调节和控制自然冲动的实现方式，于是表面看起来，二者是不一致的，但实质上，良心的职能只是“节制而已，并非反对也；其节制亦正所以完成冲动之本职也。”

第三，有的人不了解冲动与良心本为一致的关系，过于强调良心的调节功能，乃至把良心置于与冲动并列、对立的境地，由此造成冲突。这是“矫在过正”的迷误。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良心，不是自然冲动的派生物；由此所行之事，便是在承担不是由主体的冲动和意志产生的非我的义务，故而主体的感觉必然是“枯寂无味，殆若傀儡”。

知识大有影响于人心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良心命令之责任，固非恃人类学学说中伦理学之结论，若心理学之定义， 所能使之破坏者。吾人即确信伦理学之结论，谓良心者所以表彰国民渐得之经验，即道德足以维持人生，而不道德则足以破坏之，而良心之正当性质， 并不因是而消失。然则吾人以国民之遗传知识为强证，而谓良心即道德之自然秩序，由客观而反省，岂遂以此解说，而破坏道德秩序之正当性质乎？且至于心理学说，无论其对于风俗习惯者如何，而亦不必有何等阻力，凡人精神之作用，受之于遗传若教育者，虽一旦证知其为谬误，为无理，而其势力并不即为之消灭，邃于科学者，或不能脱迷信之习，待无鬼论者，或冥行而恐怖如常人。然则此等固非写象及感情中谬误无理之原质，而实力其重要之原质矣。使人人无所谓道德及良心，而一切云为，皆决之于计较及顾虑，则国民殆不可以一日存，此尽人所知也。虽大哲学家，未尝以道德哲学指导其日用行常，而为之指导者，冲动也，感情也，道德也，良心也，好善恶恶之情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5 章“义务及良心”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泡尔生此说诚哉其然。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虽有迷信之人，此乃吾人称其人过甚之言，彼未有自认为迷信者也。彼自谓知之已稳，故信之也坚， 吾人乃指其坚信之状态，而字之曰迷信也。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 即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 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 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吾人既由道德哲学而知良心之内容，则其对于良心之服从也必更勇。否则，既知不信，必陷于矛盾，必往往而无适。由此以观，虑因论理学及心理学既明，必破坏道德秩序之正当性质固非，即泡尔生之以人虽明论理学与心理学，而仍不依之以行，仍依其固有之冲动及感情及良心，亦非至当之论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5 章“义务及良心”的批语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227—229 页〕

［解析］

泡尔生这段原文的意思是，人们是依据自己的良心的命令为人处世，而不是靠逻缉理论、心理学结论等理性知识来决定自己的动作行为。举例来说， 对那些信神信鬼的人来说，即使科学知识证明了迷信鬼神是荒谬的，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迷信心态；就是那些大哲学家，也不是用他们的道德哲学来指导其日常行为的，起决定作用的仍是他们的冲动、感情、良心等。

毛泽东的批语则不同意泡尔生的观点。他的批语说得很明确：（一）影响人们行为动作的，除国有的冲动、感情、良心等非理性的人格因素以外， 还有理性的知识，如逻辑、心理学等知识，它们的影响力各占一半。（二） 泡尔生用以论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是人们的信仰并不受知识的干扰。毛泽东驳议说，所谓信仰，也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信仰、行动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三个环节，即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知之越熟，信之越坚， 行之越切。如果知、信、行不统一，人们内心必陷于矛盾而无所适从。（三） 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来看，正是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才有不断的变革进步。

服从神何不服己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论者又难曰，良心之起原，既如经验论之说，终不免使人类有法律以外何所不为之思想。盖其初固以道德律而出于神之命令也，今若以神之有无为可疑，又或决神之为乌有，则举其所谓命令而唾弃之，非自然之势乎？余答曰：然，是诚自然之势，而决非真理也。道德律即如经验论之说，决非偶然断定之制度，而实以宇宙之性质及人类之性质为根本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5 章“义务及良心”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种也，神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吾研究良心之起原而知之，此问题已得于己矣，即当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一切时空内百般之事物，其应服从，价值无有过于此所得于己者之大。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从服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容，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寡者椎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摘自毛译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5 章“义务及良心”

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230—231 页）

［解析］

在伦理学史上，有一种主张，认为人类的良心道德法则，起源于神的旨意。泡尔生不同意这个观点，提出道德法则的根本是“宇宙之性质及人类之性质”。这确实是一个进步，把“道德律”从神的世界引向了人的世界。但是，因没有对人类和宇宙的“性质”作出科学的明确解释，其“道德律”仍属于客观唯心论的范畴。毛泽东的批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主观唯我的道德律。

毛泽东的思路是，要说有神的话，自己就是神，人们的道德行为所依据的，便是自我；如果说，道德法则起源于宇宙性质的话，那么，我就是宇宙， 或者说，宇宙本就是由不同的“我”组成的。因此，在道德上，可尊、可畏、可服从的，便只有我。这就把泡尔生的客观唯心论范畴的道德律，引申到纯主观的道德律了。

毛泽东的批语中提到，他曾经主张“无我论”。“无我”原为佛教名词， 认为世界上没有物质性的实在自体（即“我”）的存在。其说又分二种：一为人无我，是说人身不外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结合而成，没有常恒自在的主体；一为法无我，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由种种因缘和合而生，

不断变迁，无常恒坚实的自体。我国近现代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史时，往往把古代某些思想家强调重视“大我”、牺牲“小我”的思想也称之为“无我论”。例如杨昌济发表于 1903 年《游学译编》第八册上的《达化斋日记》中说：“曰为己，又曰无我，何也？宇宙年事，皆吾性分内事，为己者为此也；元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无我者无此也。”毛泽东说他曾主张“无我论”，大概是指他接受杨昌济的一些伦理学观点说的。

“义务”即发这自我之精神身体能力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义务观念，以最狭之义言之，则吾人对于他人主张之权利，而定其当为及不为，如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是也。至其济人之急，成人之美，则在义务以上，以其出于自由之意志，初非如前者之有所谓责任也。以此意言之，则无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矣。⋯⋯

以义务之广义言之，则凡与风俗习惯及道德律一致之生活及行为，皆谓之义务。如有人揖我而问途，而吾不之告，是即违义务者。盖义务观念中， 固有亲爱同胞之命令也，若乃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则在义务以上，为之则为有功，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盖圣贤豪杰之所为也，以此广义言之。吾人得有对于自己之义务，发达自己之能力是也。⋯⋯义务之责人，乃有一程度，所行者在此程度以上，即为有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5 章“义务与良心”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节不甚当。

吾则以为，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此义务为吾精神中自然发生者，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虽系与他人关系之事， 而亦系吾欲如此者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至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 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设见人之危难而不救， 虽亦可以委为无罪，而吾心究果以此见难不救为当然乎？不以为当然，则是吾有救之之义务也。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

为之则为有功，即宜以为之为义务，安有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之理。既认为圣贤豪杰之所为，即当认为普通人之所为，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谓圣贤豪杰独可为舍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岂为合于论理之言哉！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5 章“义务及良心”

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234—237 页）

［解析］

在“义务及良心”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泡尔生试图对“义务”这个概念的含义作出界定。他认为： （1）最狭义的“义务”是要求人们不要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简言之不做坏事；至于“济人之急，成人之美”这类好事， 并不是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2）广义的“义务”，是按社会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办事，如别人向你问路，你就有告诉别人的义务；至于合身救

人这类事，不属义务范围，你做了，是有功，你不做也不算违背了义务。圣贤豪杰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便在于他们做了义务之外的好事。（3）最广义的“义务”，就是像宗教徒一样，无条件按照教义或神的命令行事。

对这三层含义的“义务”界定，毛泽东都写了批语，总体上认为，泡尔生的论述“不甚当”。

毛泽东对“义务”的理解是： （1）义务不是客观的规定，而是主体为了“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的需要。因此，人们只有对自己之义务，而没有对他人之义务。包括做泡尔生说的最狭义的义务范围内的事情， 如偿债、勿偷盗之类，也不是为了不伤害别人才去做，而是“我欲如此”也。至于舍身救人这类不属于泡尔生说的义务范围的事，在毛泽东看来，更是应该去做的“义务”，因为“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能发达我的精神和身体能力。（2）对一切好事、善事，没有说不做也无损于义务的。圣贤豪杰做到的事，也是普通人应该做的。普通人做不到的或没有去做，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及身体能力还没有“发达”到“最高”境界。（3）在泡尔生说的“最广泛”的义务含义，即“按命令办事”一段旁，毛泽东批注道：“此所谓义务直是法律，法律则止于禁人为恶，而不强人为善，岂道德上至要紧之义务而可如此哉？义务者，对己者也，对己之义务无有在一程度中止之理。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

文艺创作就是实现自我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夫由此种种之希望而著书，其所著之书之价值，并不因之而贬损。至于为专利人之鹄的而著书者，亦不必无远劣干好名者之所著也。叔本华者，素不措意干他人之利害者也，其著书也，皆欲泄其所窥见之大秘密。而公之于世，未有以利人为鹄的者。彼之著作，如诗人之行吟，美术家之奏技，自实现其精神界之秘妙而已。夫使世界有我而无他，则一切著作，诚皆无谓。无听者则演说家必不启口，无读诗者则诗人文士或未必下笔。然当其经营之治， 固不必专为他人设想也。格代尝语伊克曼（Eckermaun） 曰，余未尝以著述家之责任自绳，如何而为人所喜，如何而于入有益，余所不顾也。余惟精进不已，务高尚余之人格，而表彰余所见到之真若善而已矣。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6 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节议论透彻之至。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故所谓为他人而著书，诚皮相之词。吾人之种种活动，如著书之事，乃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也。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后其书大真诚，而非虚伪。其余各种之事亦然。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庄子曰：“癯瘘丈人承蝉，惟吾蝉翼之知。”凡天下事所以成， 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即一片浑忘人己差别，惟注事际事物之真诚）。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6 章“利己主义及利他

主义”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246—248 页）

［解析］

泡尔生在书中为了说明人的行为动机是实现自我，即“利己”，常常用包括文艺创作在内的“著述”活动为例。在前面引述的原文里，泡尔生便引了伊克曼（今译埃克曼，歌德晚年的助手），在《歌德谈话录》中记录的一段话，即著述都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目的是“表彰余所见到之真若善而已”。

毛泽东当时接受了实现自我的观点。实现自我，是当时从西方传入的“自我实现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自我实现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英国哲学家格林（1836—1882），杨昌济在《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中介绍这种主义时说：“充实自我具有发达的可能性，谓之实现自我，以实现自我为吾人行为之最高目的，谓之自我实现主义。”在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批语里， 他基本上重申了杨昌济介绍的“实现自我”的观点。

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从人格道德和人格意志的完善和实现的角度，阐述了主观论的一些艺术美学观点。在所有这些段落旁边的批语中，青

年毛泽东都表示了赞同的态度，并有所发挥，特别强调实现自我的观点。从他的批语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观点。

（一）艺术以及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是主体本性的外发。即“言者、心声。心声者，其心之本质之所具之能力所发”。这显然是以中国传统的言志缘情的表达方式来发挥他读西方论著时所获得的启发。这样，在文艺等精神产品的本质，究竟是客观生活的反映还是主观世界的表现这两种观点的悠长久远的分歧面前，青年毛泽东明显地选择了后一个观点。

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还以歌德创作《浮士德》这部艺术杰作为例，说明“强大之天才，可以为暴君，可以为圣贤”的主观性。浮士德这一形象开始是蔑视国民的信仰风格，放纵主观欲望，后来则克己慕义，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这种由极恶而向极善的转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泡尔生认为，这全由浮士德的主观选择促成，他是为了“奋自救拔”，“趋至高尚之鹄的”，“实现此观念”。但是，由于作者歌德本人并未有经验过像作品中所描绘的浮士德由主体人格的大抑郁转而赞美建造防水工程那样的大善大美之事，所以作品结尾部分的描写并不确当，并且戛然而止。泡尔生由此得出结论：像歌德这样的艺术创造天才，也只能描绘主观世界所体验和感觉的东西，一“远轶于主观范围”，便“不敢纵写也”。毛泽东读到此批道：“诚然，诚然”。

泡尔生在书中阐述艺术表现主观世界这一观点的集中段落，就是前面引述的原文。其核心是，创作目的的最终实现是通过他人的接受转换来完成的， 但创作目的本身和创作出发点，毕竟是一种自我表现。从毛泽东对这段论述的批语中，可以引申出他关于文化艺术创造的其他相应的观点。

（二）就文艺创作的发生而言，文艺创作活动同人类其他活动一样，都是为了实现自我本质中的某种能力和意志，而绝非是为了达到外在于主体自我（如为他人利益服务之类）的目的和责任。否则，那便不能创造真诚之作， 真诚的作品只能根源于真诚地表达主观世界，人品与诗品基本是统一的。创作的灵感、才情、想象来自自我的那个“秘妙”世界，来自主体人格所追求和感觉到的真善美世界。

（三）就文艺创作过程而言，这是一个自由抒发、仗气使才、纵情捭阖、人己浑忘、气脉贯注的宣泄过程。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创作观。毛泽东的批语，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着力提倡的“天马行空”的大精神的创作境界。这显然是对天才人物的想象力和独创性的极意颂扬。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崇拜、主体崇拜，萌生于青年毛泽东的“圣贤创世”和英雄崇拜观念。从创作论角度看，似乎比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辩，成一家之言”，比陆机的“观古今于须史，抚四海于一瞬”的创作境界理论还要狂放和洒脱一些。

（四）就文化艺术价值而言，既然作品是主观世界的表现，创作是自我的需要和实现，那么衡量文化艺术作品有无价值的标准，就只能是主休需要与否，主体表现真诚与否，而不应以社会的客观的是非效用来判断。值得一提的是，泡尔生在其著作中还曾谈到，人类的生活有无价值，难有既定的标准，因时因地而异，只要是萌生于人们的自然需要的活动，都有价值。例如， “人类于幼稚时期，以嬉戏为乐者，亦不失为有价值。”毛泽东批注说：“此说甚是”。在其他章节，泡尔生说，“歌德之赋诗，⋯⋯皆以为得最大之快感之作用。”毛泽东也深以为然，并在批语中以此说明他极力主张的，人的

活动是为实现其“冲动”和“快感”的观点。

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有关文艺美学的批语中，有一段话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泡尔生在书中谈到，“美学也，伦理学也，皆无创造之力，其职分在防沮美及道德之溢出畛域；故为限制者，而非发生者。美及道德之实现，初不待美学、伦理学规则之入其意识中，或为其注意之中心点，不宁惟是，人苟以美学抡理学之规则入其意识，或为其注意之中心点，则往往转为实现其美与道德之障碍。人之作书，泥于字书之规则，则反易致误。”

毛泽东读此的批语是：

吾极主此说。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得其正鹊矣，种种著述皆不过钩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无论何种之书，皆是述而不作。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吾人之心灵有变化而已，安能丝毫之创作哉？！

粗粗看去，这条批语似乎与前述艺术属于主观世界的表现和天才人物的创造相矛盾，特别是其中“种种著述皆不过钩画其实际之情状”一语，被一些论者引用来说明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点。但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段批语不仅不与青年毛泽东的上述观点相违背，而且是更深入的发挥。

首先，此段批语与以上批语所论述的对象范围不同。以上所述是就文化艺术创作以及整个文化艺术实践活动而言，属于情感、意志的作用和实现方式。这段批语是就科学的文艺美学理论而言，属于对文化艺术创作和实践活动的规律的总结和把握。毛泽东说美先于美学而存在，说是说人们的文艺创作等审美活动实践先于总结这一实践规律的文艺美学而存在，由于人们在创作中已经得其“正鹄”，体现了文艺的本质特性，因此关于文艺活动的“著述”只能是“钩画其实际之情状”。

其次，人们著述立说，总结文艺活动的经验规律，依据什么来“述”呢？ 泡尔生依据康德派的观点，认为只能运用先验的知性原理和直观形式来规范和支配感性材料，却不能超越先验的认识框架。毛泽东说的“述而不作”， “无创作之力”也是就先验框架与认识结果的关系而言。那么，什么是先验的认识框架呢？“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休”。这里的“现象”就是康德讲的“现象界”，包括一切物质存在以及现实社会关系，它们充满着各种差异；而“实体”指的是康德的“本体界”，它是一切精神的最高实体，是一种无差别的永恒的境界，也就是青年毛泽东所苦苦寻求的“大本大源”。人们的主观心灵只能达到它，与它认同，而无法超越和改变它。显然，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运用于文艺美学，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美学观。其认识活动链可概括为：实体→现象→观念→心灵

→著述。

第三，理论化规则化的“美学”和“伦理学”，在人们的文艺活动和道德行为中，到底有没有束缚作用呢？泡尔生认为，最圆满的道德和最根本的美，都“由天纵者以其本能实现之”。所谓“本能”，就是生而具有（“天纵”）的自然冲动及其快感。这是其《伦理学原理》和青年毛泽东的批语反复阐述的一个概念。因此，美学伦理学的种种理性“规则”，不能也没有必要成为人们的文艺活动和道德行为所关注的问题，不能“入其意识”。否则，

只能成为实现美的实践（文艺活动）和道德行为的“障碍”。青年毛泽东说文艺活动和道德行为过程中的“心灵本于自然”，“吾人之心灵有变化而已， 安能有一毫之创作”，也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自然”，不是唯物主义美学观所理解的生动活泼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而来源于永恒的绝对的宇宙真理的客观存在和主体的自然本性的冲动欲望。文艺创作是主体心灵和观念的外化，艺术之美是自然冲动和追求快感的欲望以及由此发生的心灵变化的产物，当然不能增益或减损真理的内容和心灵冲动的本质。相互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就是个性与共性、局部与整体、变化与永恒之间的关系。

从以上叙述可知，毛泽东当时强调文艺创作实现自我的本性特征，强调文艺美学源于冥冥之中的真理实体的本性特征。

宗教之功能

（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一）道德宗教历史之关系及其因果，道德与宗教，其果有必不可离之关系，起于其内界之性质者耶？抑各自独立，而仅有偶然之关系耶？

神为傲慢之敌，故即为道德之保护者。凡人类之无势力者、无权利者、漂泊异乡者、赢弱者，尤为神所呵护。如人有侮慢宾客若老幼者，则神必罚之。此其所致意者也。

抑考求宗教道德之关系，更有进于此者。吾人于一切宗教得谓之对于超绝之实体而信仰者。凡宗教，皆以不满于经验界所见实体之感觉为前提⋯⋯多神教之所谓神，乃以代表人类美善生活之理想，而使之实现于目前者也⋯⋯生活之影响于信仰也如是，而信仰则亦反应于生活。人即信善之有势力

矣，信神矣，则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吾敢言人之处斯世也，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一切宗教，以信仰为基本。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8 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章论及哲学问题，颇好。

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抑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此段言宗教与道德关系之进化，颇好。

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摘自毛译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 8 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259、263 页）

［解析］

毛泽东上述批语，是他第一次用理性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宗教信仰的看法。

泡尔生论述宗教与道德的关系，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宗教客观上的抑恶，从而保护弱小者；一是宗教主观上的扬善，从而催人立其信仰并按其信仰进取奋斗。青年毛泽东对宗教的这两个功能，是肯定的。但对于前者，他认为是在人们缺少文明“未开化之时”所发生的功能；对于后者，他认为在文明时代，宗教本身是不必有的，但其包含的对信仰的执薯追求，则又是人们所不可无的。这个观点，是颁有见地的。他一生重视主观意志，追求理想

（信仰），在这里也可体会到一点线索。

认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读陈独秀主编《新青年》）

［原文］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 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 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志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 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 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摘自陈独秀 1919 年 1 月 15 日《本志罪案

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 6 卷，第 1 号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对于陈君，认为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 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 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 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摘自毛泽东 1919 年 7 月 14 日《陈独秀之被捕及管

救》（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305—306 页）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建立的。《新青

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侯， 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粱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

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摘自毛泽东 1942 年 3 用 30 日在延安中共中央学习组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

（见《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03 页）。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

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摘自毛泽东 1945 年 4 月 21 日《中国共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9 页）

［解析］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著名刊物，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1915 年 9 月，陈独秀（1879—1942）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为月刊，从

第 3 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除陈独秀外，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并轮流负责编辑。它一开始就高学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 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宣传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盲从和武断；提倡新文学， 反对旧文学，尖锐批判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孔子学说。它的创刊，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逐渐转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把新文化运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续出版， 1922 年 7 月休刊。 1923 年 6 月，改成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的机关刊物。1926 年 7 月停刊。

“五四”以前，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寥若晨星。而“五四”以后代一年中，新出版的刊物就达 400 多种，尤以介绍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的刊物为多，而其中统大多数都宣称是以介绍新思潮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重要旨趣。其中，自然又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最。无论怎样估计聚集在《新青年》周围的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似乎都不过分，因为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著作铸成了一代青年人的信仰和品格。

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是这样叙述当时《新青年》的进步影响的：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同新民学会相似的团体组织起来了，那就是湖北的‘互助社’。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党的领导人恽代英，他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中被杀害。现在负责白军工作的张浩也是社员。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们也组织起一批激进的团体，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接着， 毛泽东便说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第一段话里开头的那一句：“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下建立的。”

在《新青年》众多的热心读者和追随者当中，青年毛泽东是十分突出的一个。据他当时的同学也是亲密朋友的周世钊回忆说：“毛主席的思想大转变，是 1915 年读了《新青年》（注：当时为《青年》杂志）之后。当时由于杨昌济先生在《新青年》上写文章，介绍学生阅读，毛主席是热爱这杂志的一个。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主张文学革命、鼓吹科学和民主的《新青年》，成了毛主席这时一日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因此，他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在这前后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一条”的签定、袁世凯的称帝等，国内外一连串的事变，毛主席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深深地刺激他的心灵，使他更急切的想找出一种方法，寻找一条道路， 来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藏材料）周世钊的这段回忆基本符合毛泽东当时思想情况。

毛泽东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便是由《新青年》第 3

卷第 2 号（1917 年 4 月 1 日）刊登的。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从事社会活动，与《新青年》的关系就更亲切了。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便嘲笑旧脑筋的人莫名其妙地反对学生看新思潮杂志，所谓“《新青年》一类的邪书，尤不准他们寓目。”1920 年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在

《湖南通俗报》（1920 年 11 月 10 日）上发表广告性文章，特地推荐《新青年》，把它列为文化书社经营的“杂志之重要者”的首位。同时，毛泽东还请陈独秀出具信用介绍，使文化书社同《新青年》杂志社开展亲切的业务往来。可以说，正是在《新青年》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影响下，毛泽东从阅读经史子集的兴趣中，从抽象谈论大本大源等伦理哲学的课题中走了出来，站在了政治思想的探索和改造中国的实践的历史潮头。

《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章，在哪些方面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发生了影响，并使他“非常佩服”呢？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很多，是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接着《新青年》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引入中国社会。他把新文化、新思想、新信仰看做新社会的基础。他主张用西方文化，冲决中国封建文化的网罗，利刃断铁，快刀理麻，使中国文化传统来一个脱胎换骨，使社会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人人脱离奴隶的羁绊，完成自由自主的人格。陈独秀也主张用西方价值观念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不过他所指的西方文化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内容，而体现最高价值观念的自由，同样也具有了一些不同的新内容。他在《新青年》第 1 卷第 1 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指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 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他认为， 法兰西人近世所创造的社会主义，从进化的角度讲，更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的要求。对陈独秀的这些观点，毛泽东是很熟悉的。1919 年7 月 14 日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便把在《新青年》等杂志上读到的这些新知识、新观点做了一番描述，他说：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

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 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 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联系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中有关陈独秀言论的评论，可以看出，陈独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打开了青年毛泽东思想探索的闸门。所以，他热情地欢迎陈独秀，崇拜陈独秀。他高度评价陈独秀传播西方文化的功绩，“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的活动，“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

毛泽东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可以说是《新青年》在湘江之畔的回声。毛泽东在上面的一些文字、见解，也常常可在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些文章中找到渊源。

陈独秀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在《文学革命化》（载 1917

年 2 月 1 日《新青年》第 2 卷第 6 号）一文中高扬“文学革命军”的大旗， 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则谈到“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 的“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陈在《宪法与孔教》（载 1916 年 11 月 1 日《新青年》第 2 卷第 3 号）一文中反对在宪法中列入尊孔的条文，“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 创刊宣言>》中则说：“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陈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和通信中，都发表了许多反孔的主张，例如答常乃德的信中说：“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载 1916 年 12 月 1 日《新青年》第 2 卷第 4 号）答吴又陵信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 其一贯抡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 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载 1917 年 1 月 1 日《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

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载 1919 年 7 月 21 日《湘江评论》）一文中则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在前面引述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的那一大段话中，毛泽东引用了陈独秀的两段话，一是“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主）。”这是转达陈发表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1 号上的《木志罪案之答辩书》中的意思。其原文我们在开头已经引述。陈独秀在文中的自我陈述以及毛泽东的转述，都是抓住了《新青年》杂志的基本主张和主要的思想贡献。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引用陈独秀

“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人试验室”。此话出自陈独秀发表在《每周评论》第 25 号（1919 年 6 月 8 日）上的《研究室与监狱》。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似乎是谶语。此文发表之后 3 天，陈独秀就入了监狱。毛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就是为此事而写的。

《新青年》杂志前两卷辟有“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两个栏目， 介绍了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局和政局的变化，俄国发生的二月革命，以及国内时局动态政潮分析，诸如北洋政府复古尊孔等类倒行逆施之事。紧接这些介绍之后，往往在以后几期就有有关的评论文章出现。这些都是关心时局的毛泽东极感兴趣的材料。第 4 卷开始的“随感录”一栏， 陈独秀、陶孟和、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针对时弊，发表短小精悍的文章。后来《湘江评论》上虽然没有用上“随感录”这名目，但每期都有以《放言》为栏目的，类似体裁的锋利短文，还不只是体裁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思想方面的影响。例如，鲁迅在《随感四十八》（《新青年》第 6 卷第 2 号，署名唐俟）中描写一些反对改革的人说，这些人主张“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 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5 个月之后， 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上批评那种“‘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在《新青年》随感录栏，陈独秀、钱玄同、鲁迅都发表过好些篇反对“保存国粹”的文章。正如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说的，那些人认为“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也批判了那种认为“中国是一个声名文物之邦，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利害，学来这一点便得”的思想。（季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 186—187 页）

关于陈独秀在主编《新青年》时期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除《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有所表露以外，在此之前，1917 年 9 月 23 日，他同好友蔡和森。张昆弟就讨论过：“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陈尤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 开发其新思想。”

青年毛泽东不仅是读陈独秀的文章，在同陈独秀的直接交往中，在思想上，特别是在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建党过程中受的影响也不小。

1918 年 8 月，毛泽系到了北京。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10 月，他到李大利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追述往事时，又这样谈到化同陈独秀的关系：“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19 年 12 月下旬，为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同陈独秀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谈。他们还讨论了工读互助团的问题，这是“五四”运动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的少数进步青年的一种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新生活，但因空想的成分太多，脱离社会实际，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结束了。当时毛泽东对此也是发生兴趣的，同他的“新材生活”想法相通。陈独秀于1920 年 2 月回到上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申报》3 月 5 日刊登的《募捐启》，

陈独秀、毛泽东都列名于上。毛泽东在北京停留期间，为驱张的活动很多。这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认定，解决中国问题必靠马克思主义。这当然给毛泽东以影响。毛泽东自己也回忆到，这时，“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1920 年 5 月，毛泽东第二次到了上海。那时《新青年》社已从北京迁来

上海，社址在老渔阳里 2 号，陈独秀住在这里主持社务。毛泽东在这里又见到了陈。他们商讨“改造湖南”的问题，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关于这两个方面，后来毛泽东这样告诉斯诺：

“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 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励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 年 8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即给毛泽东写信，约他在湖南建立党的组织，这完全是极其秘密进行的。10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正式成立，同一个月，毛泽东接到团的章程后，湖南就随即成立了团的组织，在新民学会的成员和第一师范等校进步青年中，是较容易物色到团员的。毛泽东领导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被陈独秀看作是最得力的地方组织之一。毛泽东在 1921 年 1 月 21 日致蔡和森的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 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陈仲甫所为）”。

1921 年 11 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央局通告，要求长沙、上海、北京、广

州、武汉 5 个区，在近年内各发展组织到 30 人，以便成立地方委员会。由于

毛泽东的得力领导和湖南有较好的革命基础，湖南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到 40 多人，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的小组。1922 年 5 月，正式成立了湘区委员会，到党的“二大”召开，全国 121 名党员，湖南就占了三分之一，工人运动更是蓬勃发展起来。陈独秀多次表扬湖南的工作做得好。党的“三大”报告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了湖南党的工作，认为比其他地区都做得好，特别是工人运动发展得好，所有工会“都在党控制之下”。毛泽东于 1923

年 4 月奉调到上海，随后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进入中央局，任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青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推崇，并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实实在在地有感于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在“五四”运动中不可替代的贡献和地位。所以，在 40 年代，尽管陈独秀早已被开除出党，毛泽东仍然多次谈起他， 客观地评价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而且对他在党史上，主要是建党前后中的历史地位，也是肯定的。

我钦佩胡适的文章

（读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

［原文］

主义初时起，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 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摘自胡适 1919 年 7 月 20 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第一条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心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

第二条下列各种问题及其他认为有研究价值续行加入之问题，为本会研究之问题。

第三条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

⋯⋯

——摘自毛泽东 1919 年 9 月 1 日《问题研究会章程》

（见《毛泽东旱期文稿》第 2 版，第 396—401 页）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

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息不下几万乃至几千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间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竟［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摘自毛泽东 1920 年 3 日 14 日致周世钊信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474 页）

［解析］

在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青年时代读《新青年》杂志时， 有这样一句话：“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在这里，他把胡适与陈独秀并列，作为自己当时的“楷模”。

毛泽东自然首先是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的一些文章并对他有所了解的。1918 年至 1919 年 3 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期间，参加过哲学、新闻研究会，旁听过胡适的课堂讲授。胡适作为新派人物的代表，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社会上颇负盛誉，威望很高。他学贯中西，以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方法进行教育改革的尝试，深得广大学生的欢迎与拥护。蔡元培曾称誉他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当时毛泽东也仰慕胡适。肖三在《1918 年毛主席在北京和天津》一文中说：“当时文化界名人荟萃在北京，毛主席仰墓他们。杨（怀中）先生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介绍我们去拜访过其中几个人，记得我随同去访问过的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这就使毛泽东和胡适的联系更紧密的。

毛泽东对胡适的文章也认真研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胡适提出，作文“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等， 25 年后毛泽东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再次予以强调。毛泽东曾就哲学上的一些问题请教过胡适。关于中西学术的关系问题，实验主义哲学的问题等，他都曾得到胡适的当面指点。他还听过胡适讲演墨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胡适在北大所作“实验主义” 的讲演，是他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一次讲演。毛泽东也受到实验主义很大影响，他把实验主义认作对抗思想强权的新思潮。他指出， 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反动，“风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 （1919 年 7 月 4 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陈独秀和胡适当时还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每周评论》。这个杂志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够大的。他办《湘江评论》，无论刊名和倾向，形式和内容，都可以明显看出《每周评论》的影响。胡适也是这样看的，他甚至把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称作《每周评论》的“小兄弟”。胡适在《每周评论》第 36 号（1919 年 8 月 24 日出版）上发表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说： “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在这篇文章里，胡适特别赞赏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他说：“《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在毛泽东这篇文章里，还包含着易卜生的妇女解放论的观点，这和胡适所宣传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在“五四”运动时，他们是志同道合地向旧势力进攻的。

1919 年 7 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 31 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适甚至以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外来进口的主义”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他只是表示反对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而主

张去研究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等。但是人们都知道， 胡适反对的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胡适自己后来也是承认的，晚车他在台湾出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这“问题与主义之争”， 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目前，虽没有直接文字材料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但从他的其他文字可看出，他不仅读过，而且胡适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作为响应，他甚至想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这个设想虽然后来并未实现， 但从他所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来。这《章程》曾经印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朋友邓中夏将它刊在《北京大学日刊》第 467 号（1919 年 10 月 23 日）上。《章程》共分十二条，第一条说宗旨：“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第二条列举了一批有待研究的问题，大项目列了 71 题。例如：（一）教育问题；（二）女子问题；（三）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之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问题大可以大到“国家制度改良及国家制度应否废弃问题”（第八题）、“民族自决问题”（第十一题）、“经济自由问题”（第十二题） “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第十八题）；问题具体可以具体到“飞渡天山问题”（第三十五题）、“白令、英吉利、直布罗陀三峡凿隧通车问题”、“日本粮食问题”（第三十九题）。在这大大小小 71 个题目中，有 8 个题目

又包含若干个小题目，共计 81 个。如教育问题中列举了 17 个小问题（如① 教育普及问题、⑨废止考试问题、■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等等），这第 17 小题是很有意思的，杜威这位提倡实用主义的哲学家，是胡适心目中的一尊偶像，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正是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和那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当时胡适请杜成来中国讲学，为时两年又两个月。1920 年 10 月 26 日，杜威在长沙讲演，毛泽东曾应湖南《大公报》之约担任记录。只说这《章程》中，毛泽东说的是“如何实施”杜威的教育说，就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当时认同杜威和胡适意见。

除了杜成教育说外，我们还可以从《章程》中看到毛泽东赞成胡适主张的例证。例如，胡适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大总统权限问题”，《章程》第二条所列问题之（58），就是这个问题。此外，胡适文章说的“女子解放问题”，在章程中“女子问题”中分列为 17 个小题目，诸如（1）女子参政问题。 （2）女子教育问题、（3）女子职业问题、（5）贞操问题。 （13） 放足问题、（15）公共蒙养院设置问题、 （17）避孕问题，等等。这就比胡适文章分得更细也想得更细了。胡适文章提到了“加入国际联盟问题”，

《章程》也有（15）国际联盟问题，以及有关的（24）印度自治问题、 （25） 爱尔兰独立问题、（26）土耳其分裂问题、（27）埃及骚乱问题、 （28） 处置德皇问题、（42）山东问题、（48）铁路统一问题（撤销势力范围问题）、

（52）退回庚子赔款问题，等等。这也是把胡适提出的问题更全面更具体化了。

胡适的文章发表之后，李大钊发表了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李大钊的这一篇刊在 1919 年 8 月 17 日出版的《每调评论》第

35 号。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是 9 月 1 日写的。从时间上来说，毛泽东在草拟这《章程》时，有可能已经看到李文，也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看到

李文。从《章程》内容看，大体上都是胡适的意见。李文中说：“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章程》第三条说：“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 这看起来是反映了李大钊的意见，但《章程》这一条中说的，“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所列举的各种主义是：“（1）哲学上之主义；

（2）伦理上之主义；（3）教育上之主义；（4）宗教上之主义；（5）文学上之主义；（6）美术上之主义；（7）政治上之主义；（8）经济上之主义；

（9）法律上之主义； （10）科学上之规律。”这里列出的各种主义，实际上是那许多大大小小问题按科学的归类和概括，同李大钊心目中的有特定政治含义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同的。但毛泽东直言“主义”，也表明他不是在胡适文章后面亦步亦趋。

1919 年 12 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毛泽东率湖南各界驱张代表

团赴京，在北京停留了 3 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同胡适有所接触。他后来同斯诺谈起此事：“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 1920 年 3 月 14 日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中，谈了一些他同胡适交谈的内容。那时许多人都热心出国留学，毛泽东对此颇不以为然， 同胡适讨论了出国留学的得失。毛泽东在信中对周世钊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非留学篇》载于 1914 年 1 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 3 号， 主张设立国立大学为培养本国人才之所。文章说：“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捍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本国办了好的大学，就不一定都要出国留学了。在办学方法上，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重视自修与研究，其精神与当时在教育界颇有影响的“道尔顿制”相近，可以采用。这一想法深深吸引了毛泽东。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手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曾经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的计划，向胡适作了透露，并征求胡适的意见。也是在 1920 年 3 月 14 日给周世钊信中毛泽来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个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从这里可以看到，胡适对毛泽东等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成和支持的，并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1920 年 4 月，胡适在《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一文中说，“我是见惯半工半读的学生生活的，觉得‘工读主义’ 乃是极平平无奇的东西，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我当初对于这种计划很表示赞成，因为中国学生向来瞧不起工作，社会上也瞧不起作工的人，故有了一种挂起招牌的组织也许可以容易得到工作，也许还可以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

对于举办“自修大学”的宗旨的看法，毛泽东同胡适则是不一致的。毛泽东把它的目的规定为“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实行共产的生活”，而胡适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说：“我赞成这种有组织的工作，是因为我希望有了组织可使工读容易实行，我希望用组织来帮助那极平常的工读主义，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田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胡适认为，“自修的条件很不容易：（1）参考的书

籍杂志， （2）肯尽义务的学者导师， （3）私家或公家的优待介绍， （4） 便于自修的居住， （5）要求良好学校的旁听权。此外还有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条件：谋生的工作每日决不过 4 小时。如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尽管他们对举办自修大学的意见不同，但毛泽东在拟定章程时，还是采纳了胡适提出的一些具体条件和办法，并列为明确的条文。自修大学的创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新教育》、

《教育新刊》、《新时代》等杂志发表了评论。

颇想研究国语

（读黎锦，熙《国语学之研究》）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邵西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锋》六号所登大著

《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这事的。再《平民》已收到了好几份

泽东

一九一五·九·五从修业学校寄

——毛译东 1919 年 9 月 5 日致黎锦熙信（见

《毛译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404 页）

［解析］

黎锦熙（1889—1978），号邵西，湖南湘潭人，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早年加入同盟会， 1914 年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历史。1915 年以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长期任教。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毛泽东与黎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黎锦熙在该校任教。他们常在一起畅谈读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黎锦熙到北京后，他们之间仍然不断有书信来往。

1919 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时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与民主等口号，在教育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黎锦熙和教育界的许多爱国人士一样，感到学校“教材之不适宜”，“而其中以国文一科为最”。学生只是“咬文嚼字，费尽心力，而终于文理不通，白字连篇”。黎锦熙认为：学生自初小以至中学，“国文一科更为输入“一切常识、精求专科学理之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则“实行义务教育，不过健全国儿童虚掷四载光阴”。因此，国文一科教科书，必须改革。基子这种思想，黎锦熙撰写了《国语学之研究》上下篇，上篇《原理论》发表在 1919 年 8 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六号上，内容包括“发端”、“音韵”、“词类”、“语法”和“结论”等五章。毛译东本来是学教育的。他从一师毕业后就在长沙修业学校任教。在教学工作中，他同样感到教材必须改革，他读了这一期《民

锋》后，立即给黎锦熙写了这封信。他在信中说：“读之益我不少”。还表示对“国语”颇想研究，他认为，要改革教育，首先“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

毛泽东这些话，并非即兴之论，更非应酬之语。他青年时代确实很注重国语学，并下过一定工夫的。例如，早在 1916 年 12 月 9 日致黎锦熙信里， 他说：“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 以资商榷。又念⋯⋯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这里说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是指黎锦熙发表的《论教育之根本问题》，该文主张把小学国文（文言文）改为国语（白话文）。1919 年 9 月 1 日，即复黎锦熙谈其

《国语学之研究》那封信的前 4 天，毛泽东在撰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一

文（后发表于 1919 车 10 月 23 日《北 京大学日刊》上）中，列了 71 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里，就包括“国语教科书编纂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1920 年 6 月 7 日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又说：“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

刊载黎锦熙《国语学之研究》的《民铎》杂志，创刊于 1916 年 6 月，是由一批留日学生所发起成立的“学术研究会”主办的综合性刊物。最初在日本东京出版，从第 5 期开始改在上海出版。1929 年停刊，共出版 52 期。前期的主要撰稿人有李石岑、易家■等人。刊中间或也有郭沫若、田汉、郑振铎等人关于文学方面的著作出现。毛泽东在仔细读黎锦熙的《国语学之研究》的同时，也读了田汉在同期《民铎》上发表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一文。并同称为“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

在岳麓山建设新村

（读周作人《日本的新村》）

［原文］

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 Utokia 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 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至于实行上，现在正是发端，去年十一月，才在日向的儿汤郡石河内买了一块地，建立第一新村，着手耕种。又在东京发行一种月刊《新村》发表意见，记载情形。下面这几节，便从这月刊中抄出，可以晓得大概。

“每日值饭的人五时先起，其余的六时起来，吃过饭，七时到田里去， 至（下午）五时止。十一时吃午饭，下午二时半吃点心，都是值饭的人迭去。劳动倦了的时候，可做轻便的工作。到五时，洗了农具归家。晚上可以自由， 只要不妨碍别人的读书；十时以后息灯；这是日常的生活。雨天，上午十一时以前，各人自由，以后搓绳或编草鞋，及此外屋内可做的工作。每月五日作为休息日，各人自由。又有村里的祭日⋯⋯到那时节，当想方法举行游戏。”

（十二月七日武者小路笃实通信，见《新村》第 2 卷第 1 号）

——摘自周作人 1919 年 3 月 15 日《日本的新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 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人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 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忌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

——摘自毛泽东 1919 年 12 月 1 日《学生之工作》（见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449、455 页）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

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五四”时期，为寻求社会改造的途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大都首先是

接受了这些思潮的影响，而后才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的。日本的新村运动，在当时对毛泽东影响较大，而较早介绍新村运动的，便是周作人（1885

—1967）发表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3 号（1919 年 3 月 15 日）上《日本的新村》这篇文章。

当时，出身于日本贵族的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笃实提出一套所谓新村主义的理想。其出发点是不满意现有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行开辟一块小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他创办专门研究新村问题的刊物，并于1919 年在日本九州日向地方组织了“第一新村”，从而在日本发起了一个所谓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因此它被中国的先进表年普遍接受。周作人亲自到日本的“日向新村”，参观考察，回国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作了详细介绍，认为它“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福音。”与此同时，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 一部分人，于 1919 年 11 月，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提出每日每人

做工 4 小时。同时发动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

一涵、张菘年等 17 人为发起人。工读团成立三四个月即陷困境，终至解散， 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也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当然会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1920 年 2 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本人主持。毛泽东于 4 月 7 日赴八道湾访周作人，当同此事有关。

创造一种新生活，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后期便有的一种“梦想”。1918 年夏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便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实验。他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他们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自己学习，相互讨论社会改造问题，自己挑水挑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一实验，并不见得有怎样详密的计划和具体的目标。也就是说，理论准备尚不充分，各自都有更实在的事情要做，很快便四散他走了。

周作人的《日本的新村》一文，是 1919 年 3 月 15 日发表的，那时，毛泽东刚离开北京。4 月他经上海回到湖南，可能读了《新青年》杂志上的这篇文章，他说：“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自当不是偶烈的。这一次，是有充分的准备了。他潜心构拟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这个“新村”计划“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是年 12 月，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 1 卷 2 号上公开发表了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仅从这一章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当时受新村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构想远比周作人介绍的日本的新村实验全面、具体。

首先，青年毛泽东建构新社会新生活的基点在农村，新生活的创造来自青年学生同农村社会的结合。他认为现实社会的一大弊端，社会改造的一大难处，是本来充满朝所追求新生活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多鸳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于是，农村无学生，便缺少“中坚之人”去“推行”“美满”的社会改造方案。青年毛泽东很欣赏俄罗斯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的做法，进而在他的“新村” 计划中规定，“新学校”学生们的工作场所，“必在农村之中”，学生的工作内容，“必为农村之工作”，目的是“养成乐于农村之习惯”。把理想寄

托于衣村和农民，是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共同特点。19 世纪以来各种理想主义学说的思想前提，是不满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又找不到既能吸收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又能摆脱它必然滋生的种种罪恶的改造途径，于是把受资本社会恶俗浸染较少的农村想象成稍为干净点的乐土，向往农民们过的自然朴实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青年毛泽东把自己的新村社会设在农村，无疑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而且是直接受到日本的新村运动以及李大钊 1919 年 2 月 20 日至 23 日发表在《晨报》上的《青年与农村》的影响。

生活在“新村”里的新人们，特别是新学校的学生们，是快乐的、潇洒的。青年毛泽东这样安排他们一天的时间：睡眠 8 小时，游息 4 小时，自习

4 小时，教授 4 小时，工作 4 小时。其他不谈，单谈其中 4 个小时的工作事项。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自然美、劳动美、艺术美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愉快。他提出要吸收现时学校“陶冶心思精细，启发守秩序之心，及审美之情”的手工课的优点，把手工课用于生产和实际生活当中。工作之事项， “全然农村的”，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 6 项。具体说来：“种国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粱、蜀黍等亦可间种⋯⋯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 皆可分别畜养。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

这个社会的基本体制是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三位一体：“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 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会设生产、消费、储蓄诸部。学生出学校，在某期间内不取出会中所存之利益，在某期间外，可取去其利益之一部而留存其一部。用此方法，可使学生长久与学校有关系”。“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就是一种“新村”。

总之，青年毛泽东亲自设计新村的蓝图，基本情况和周作人从日本日向新村参观回来后所作的介绍相同，但增添了刘师复等主张必须建立的各种公共福利机关和生产机关。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其规模比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的规模要大，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工各业俱全的自给自尺的单位。新村实行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实行完全的平均分配。他希望通过这种充满“新精神”、代表“新社会”的“乌托邦”的实行，改革社会的经济制度、家庭制度、婚姻制度等。这些设想，根本上都是在元政府主义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所以，1936 年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特别提到：“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

（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柯卡普

《社会主义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记得我在 1920 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识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洁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摘自毛泽东 1941 年 9 月 13 日《关于农村调查》（见《毛

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1、22 页）

［解析］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而起草的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写于 1847 年 12 月至

1848 年 1 月。1848 年 2 月在伦敦出版。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

1920 年 8 月出版，为社会主义研究社所出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这本书开宗明义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成了毛泽东终身服膺的指导思想。

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译者悍代英定下的书名。原来的书名是《（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该书于 1892 年出版。中国新青年出版社 1921 年 1 月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考茨基在这本书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简要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化、未来国家的产品分配原则等原理，并揭露了各种敌视社会主义的诽谤捏造之辞。这本经恽代英翻译的书，对青年毛泽东起了启蒙的作用。在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专门谈到了这本书，他说： “考茨基专门写过《阶级斗争》，翻译是恽代英的功劳，但译得很不好，读了很得益。”（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第 188 页）

《社会主义史》，英国人柯卡普（1844—1912）著，初版于1892 年。1913

年，英国人辟司加以删订，并增补了原书出版后 20 年间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

史实。李季据辟司的增补本译为中文，于 1920 年 10 月由新青年社出版，这本书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讲起，一直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国和美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真相互关系等等情况。该书肯定社会主义反动“工界、妇女、被鱼肉的回家和种族”的要求，代表

他们的利益；主张“劳力对于土地和资本 的关系，作一种根本的改变”；并说明社会主义是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两种大革命的嫡子”。作者认为工团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和活动都是“社会主义”。原著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了较客观的介绍； 对剩余价值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在增补的最后几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粗暴的攻击，竭力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称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中一种最危险的和最可怕的新派”，将给社会带来“一种极大革命的灾祸”。《社会主义史》是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系统知识的第一本书，自然其中含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明显的攻击，但在当年仍不失为一木传播社会主义知识，开阔人们视野的启蒙性读物。毛泽东也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种种社会主义的流派的。

以上 3 本书，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1936 年，毛泽东在保安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 3 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屯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遥过。这 3 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曾经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这虽然是一种十分形象的说法，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事实。十月革命以前，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无所知。早在 1906 年，就有《共产党宣言》的节译本。本世纪初也曾发生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但确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传入中国。1920 年，几种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中文本相继问世。不久毛泽东便“热心地扳寻”到了这些书籍，加以研读。

从这 3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时间来看，毛泽东关于读这 3 本书的回忆，在

时间上是有差误的，3 本书的出版都在 1920 年 8 月到 1921 年 1 月之间。因

此， 1920 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北京和上海逗留的时候，这 3 本书不可能读过。毛泽东在北京期间，读到的可能是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是由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举办的“亢墓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的名义印的。据黎锦熙日记，他 1920 年 1 月 4 日到毛泽东住处晤谈，便看见其书案上摆着这本书。李锐认为，这点时间差异自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时，正是他思想上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之时，他努力寻找有关这方面的书籍阅读。

1939 年底，毛泽东曾对即将进马列学院学习的曾志同志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 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 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他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还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

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1941 年 9 月 13 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活中也说，正是在读了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之后，他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才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角后，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可见， 毛泽东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不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满足，而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中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

可以说，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上是他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个人特色”的表述。在他看来，任何载述理论的书本都是具有局限性的，即使是马恩的经典著作，因为你从中找不到“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是，书本又是有用的，即使像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书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柯卡普的书也同样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只要是看问题的角度适当，不是愚蠢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毛泽东十分服膺清代学者颜元的实践出真知的思想。他从事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在于他迅速而简捷地把握和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并且“老老实实” 在实践中加以体证，这也是他使某些能成段背诵《资本论》的人，如王明， 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最主要原因。

有些人参加革命的热情不可谓不高，革命理想不可谓不纯，对革命理论的了解不可谓不多，可是不幸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对革命造成最大损害的， 也恰是这些一腔热血的但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们。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书本的研读，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如颜元所云：枉费了多心思。

毛泽东的伟岸，看来并不是如许多人所说主要是由于其“卡生斯玛”的个人魁力，或是什么天才，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他“老老实实”的实践精神。中共建党初期，初深入安源煤矿调查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领导了

安源煤矿工人的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猛烈攻击它“糟得很”，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 5 县的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调欢呼农民运动“好得很，指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的工。作由城市转入农村，为了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了解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毛泽东从 1927 年开始，先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调查研究农村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社会各个阶级、政权、交通、商业的基本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种调查使他对中国农村、中国社会有了深切的了解。从而使他能够正确分析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和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论证了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利建立红色政权的可能性，从而探索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一不同于苏联和巴黎公社以来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在摸索中寻找出路的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途径。在长期的根据地和战争环境中以及后来的和平建设初期，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

（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原文］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 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摘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主党宣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新译文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的序言中指出：“确切他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引者注）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祉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四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铀。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 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迪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摘自毛泽东 1926 年 3 月 18 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重意义》。见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34—35 页）

［解析］

毛泽东当时表述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一论断的背景是：五卅运动以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特别是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在国民党内享有极高威望、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 这种分化大大加速，并且日益公开化了。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1925 年六七月间，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以理论家姿态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把国民革命说成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们的阶级性，恢复他们的国民性”。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这一理论一出现，立即在上海和广州引起很大反响，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逐渐集结起来，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捧为“最高理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先后发表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戴季陶的理论是对引、中山学说的严重歪曲：“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 （《中共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 1925

年 11 月 25 日）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批判。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反苏反共的政派， 1q23 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1925 年秋冬到 1926 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曾嚣张一时。国家主义派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 宣扬“国家至上”，“民族工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地对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着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在 1925 年 12 月 1 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国家主义派“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1926 年 3 月 18 日，为纪念巴黎公社 55 周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所作

的《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编入《毛泽东文集》第 1 卷时，题目政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讲演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批判了当时存在的“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倾向，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并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得出了4000 多年的中国史，也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结论。就是为了回答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阶级调和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赖以劈开中国社会、推动中国革命的法宝，也是毛泽东终身服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不仅仅回答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奇谈怪论、而且，也是他日后读书读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开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

众所周知，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于他的乡人曾国藩是十分敬佩的，他曾对知己好友发出过“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感喟。并深受以曾国藩为首的， 主张“实践理性”旗帜的湘学传统的影响。然而，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 他的立场和观点就转了过来，不再以“英雄伟业”的观点来看历史，而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从钦服曾国藩“讨平洪杨”

的完满无缺，到痛责其镇压农民革命之凶残。这是毛泽东历史观的一个飞跃， 这种飞跃我们在他日后的许多著述以及读书评注中都可以见到其痕迹。

西方侵入带来了什么

（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原文］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队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 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摘自毛泽东 1949 年 9 月 16 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513 页）

［解析］

对于东方来说，西方的影响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西方文明伴随着血与大的殖民征服降临东方，所谓西方文明，意味着杀戮、掠夺和征服， 象征着对当地文明的践踏和摧残。西方人以高贵优越的人种自居，到处以自己的面目征服和改造世界，奴役和压迫被征服民族，使之永远处于附庸地位。另一方面，西方近代文明的确在一定时间内代表着世界近代化的方向，东方的确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与先进技术，乃至引进各种先进思想。学生学习老师，老师却侵略和欺负学生，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冲突恰是在这种矛盾与扭曲中发生的。

毛泽东上述的话是针对1949 年8 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而

发的。在白皮书中，美国国务卿艾琦逊认为，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由于有三千多年的高度发展的文化和文明， 一向以世界中心的优越地位自居，而近代西方的介入，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技术和高度文化以及进取心，而这些恰是中国自己所无法企及的东西，西方新思想在中国激起了骚动和不安。从而造成了一系列革命的发生。无疑，艾奇逊的话是站在殖民者的立场上的一种居高临下式的强盗逻辑，充斥着对历史的扭曲。他只字不提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与屈辱的帝国主义侵略。反而大谈什么外国人带来的“进取心”。他不明白，从本质上讲，文明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以优等文明自居者，无非是一副征服者的嘴脸。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殖民宗主国人民文明自觉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嘴脸就尤其可憎。

当然，毛泽东的这番讲话，由于具有针对的批判意味，所以政治含义较重，着重在阶级、民族反帝斗争的意义上探讨“西方影响”。而没有涉及“西方影响”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说西方思想导致了中国革命也不能说是全错，中国近代也的确出现过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从西方窃得火来，发动革命的先进人物。这一点，毛泽东在另外的文章中也曾指出过。西方思想的影响与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反抗，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新式知识分子， 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出于无奈造就的，而相当多的是中国人出于近代化自强的需要造就的。毛泽东本人也恰是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之一，正是这些人给中国带来了新生，使中国发生了帝国主义所不愿看到的巨大变化。

随时公开自己的政治见解

（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原文］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的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思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 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摘自毛泽东 1955 年 3 月 21 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解析］

伴随权术而到来的阴谋，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从秦始皇到蒋介石，离开了权术，整个政治运动就会陷于僵局。君主有驭下之道，臣子有谄上之术，平级之间的纵横摔阖，同僚中的尔虞我诈，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被定为一尊的儒家学说，在被董仲舒熏出仙气之前，已经沾上了浓重的道家味和法家味。政治权术和阴谋则成为后世奉行儒术的传治者心照不宣的惯技。号称民主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治，同样充斥着权术和阴谋，政客们院内斗法，院外游说，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各种肮脏的交易都借民主与法律的名义公然倡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剥削阶级的政治都有一层阴谋的黑幕。

高岗、饶漱石于 1952 年底和 1953 年初先后从东北和华东党政最高负责人的岗位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俩出于个人的权欲，互相勾结，利用职权进行阴谋活动。在 1953 年夏的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和会后，他们挑拨离间，搞小动作，制造党内纠纷。在同年秋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支持和参加高岗的活动。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南方，找了一些人谈话，在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 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起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这年 12 月，毛泽东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中央副主席，还要政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党中央及时觉察并制止了他们的活动。1953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人“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

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他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在 1954

年 2 月 6 日至 10 日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重大的要直接向中央报告和反映。

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共中央于 1955 年 3 月 21 日至 31 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撤消高岗、饶漱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他们的党籍。毛泽东为这次会议作了《开幕词》和《结论》。在为这次会议所致的《开幕词》中，毛泽东着重总结了高、饶事件的教训， 明确提出，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 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在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多次重申这一思想。在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读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原文］

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那些一点也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得出下面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

——摘自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 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车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场发展了， 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摘自毛泽东 194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126—127 页）

［解析］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列宁于 1905 年 6—7 月在日内瓦所写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问题的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同年 7 月底，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了这本书。

1929 年，上海中外研究学会以《两个策略》（扉页题《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为题出版了陈文瑞译的中文本。1940 年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也出了读书的中译本，书名为《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延安解放社和辽东建国书店分别于 1943 年和 1946 年重印了这个译本。在这本书中，列宁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指出无产阶级要关心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 而他借助于民主制度取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毛泽东最早读到这本书是在 30 年代初。据彭德怀回忆，1936 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彭德怀自述》，第 183 页）。在后来各个革命时期，毛泽东又多次读过这本书，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1943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依

据列宁在《两种策略》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基本思想， 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并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党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模糊认识，有些人害怕发展资本主义，主张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情绪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将面临建设一个新国家的任务时，更加明显。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长期存在的。他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革命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毛泽东也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虽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但他们却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是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声称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投”。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前者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后者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 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还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大少了。

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不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一定的发展， 这个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始终困扰着我们的同志，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实际上已经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建国后不久，他也重蹈了“太急了” 的覆辙。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读列宁《国家与革命》）

［原文］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 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看来（而且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 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摘自列宁《国家与革命》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时，（按：指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保卫祖国’口号时） 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 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容气的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

——摘自龚盲之、逄先和、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22 页注①，三联出版社 1986 年版

［解析］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著作，1918 年出版。现收入《列宁选集》第 3 卷。

列宁写作此书主要是为了批判第二国际和俄国修工主义派别的国家观点。他们不同意进而要修正马克思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关于国家消亡条件等重要问题。恢复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派别曲解和湮没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貌，集中批判了第二国际领导人伯恩施坦、考茨基和俄国修正派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

《国家与革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最早刊登在 1927 年 1 月 15 日出版的《岭东民国日报》的副刊《革命》上面，译者柯柏，由周恩来题名。但在此之前，毛泽东在 1926 年已经直接地或间接地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

的《国家与革命》的那分内容。根据现有的材料，毛泽东最早提到《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的记录稿里， 讲授的时间是 1926 年 6 月，从以上引用的毛泽东有关《国家与革命》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此时不但读了这本书，而且还运用《国家与革命》中的理论来分析和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又认真研读了《国家与革命》这部重要著作，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当时的需要，重新阅读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 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组和词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国共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历史使命，重温列中这部重要著作的（见逢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26—27 员）。

由此可见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一贯性与连续性，可以说，一直到他逝世， 他在国家观上的基本认识，都没有多少改变。《国家与革命》可称为是影响毛泽东，从而也影响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书。

“左”与右同样有危害

（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 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 1833 年致彭德怀信（见《彭德怀自述》第 183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解析］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为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思潮而写的著作。该书写于 1920 年 4 月，增补部分写于同年 5

月。同年 6 月出版了俄文单行本。德、法、英文版陆续在 7 月出版，1920 年

7 月至 11 月，该书在莱比锡、巴黎、伦敦分别用德、法、英 3 种文字再版。

1927 年上海的浦江书店出版了吴凉翻译的中译本，1930 年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重印。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其内部便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险；另一种是在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内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者自称为“左派”共产党人， 他们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表现出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列宁称其为“‘左派’幼稚病”。为了帮助各国年轻的共产党克服“左”倾机会主义，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列宁在坚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写了这部着重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的著作。

该书针对“左派”的错误观点，通过总结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三次革命和两年多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阐述了俄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强调十月革命的基本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出发，论证了坚持党的集中制原则和铁的纪律，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批判了“左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原理，驳斥了“左派”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荒谬观点， 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马克思主义领袖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详尽地剖析了“左派”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实践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左派”幼稚病的根源和实质，指明了克服它的途径和方法，并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当时面临的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

该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以新的革命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战略与策略问题的理论，为各国共产党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它对第三国际各国党的巩固和壮大，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都起了理论指导作用。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毛泽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马列著作之一。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毛泽东最早读这本书是在 1932 年， 是打漳州时得到的。当时，正值党内第三次“左”倾路线即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1931 年 1 月，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提出了以他写的“两条线路”小册子为主要内容的“左” 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通过了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否认了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对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错误地认为“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质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会议撤销了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王明等人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使“左” 倾路线第三次统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这次“左”倾机会主义，比立三冒险主义更“左”，形态更完备，理论更荒谬，气焰更嚣张。其主要错误是， 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和胜利；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把所有中间势力都当成“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对于不同意他们“左” 倾观点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把这木书推荐给党内的其他同志，以提高党的战斗力。彭德怀后来在其“自述”中回忆道。他接到毛泽东先后寄来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后，是认真读了的。他说：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掉了，我当时真痛惜不

此后，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党内的反倾向斗争。在延安时期，为了总结前一段中国革命的经验，并从理论上弄清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又多次读了列宁的这部著作。薄一波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毛泽东在延安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竟读了几十篇。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重读了这部著作。在以后的岁月中，直到他晚年，还多次阅读列宁的这部著作。

必须消灭无纪律状态

（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原文］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也就是说， 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能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未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我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的？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制定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 1903 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他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制定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 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 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若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而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 2 章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毛泽东

1948 年 4 月 21 日

——摘自毛泽东 1948 年 4 月 21 日在列宁《共产主

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而上的批语

［解析］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中，针对“左派”共产党人否定集中领导，否定严格纪律的通病，总结了布尔什维党的经验，指出党的集中领导和党的纪律是布尔什维电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毛泽东也一贯注重强调党的纪律，他曾多次阅读列宁的这部著作，并把列宁论党的纪律列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的主要文件之一。1942 年 4 月 20 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也谈到了列宁的这一论述。他说：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老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

1948 年 4 月，正是国共之间准备大决战的时候。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同年6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重印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并于 1948 年 6 月 1 日印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这个《前言》号召全党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左派”幼稚病》第二章，指出，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忠诚的、全心全意地拥护，那末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自己的胜利。《前言》强调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是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不能实现这些原则，不能实现全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与统一纪律，就不能实现对于全国革命人民的统一领导，就不能克服革命阵营内部的各种动摇，就不能战胜各种敌人的反抗，就不能团结中国人民组成统一的国家。《前言》指出，现在的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变，在过去曾经是正确的高度发展地方自治权的方针，现在已不完全适用，而地方主义、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这些错误的倾向，对于统一斗争，更具有重大危险性， 它已经给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许多严重损失，必须坚决纠正。全国的革命形势，要求全党全军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政策完全统一，要将一切可能统一的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领导之下。

严格说来，严格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特点之一。当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从表面上看势力都要比布尔什维克大，但却在日后的较量中败北，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在此起了关键的作作。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处于白色恐怖或战争状态的党，要保持战斗性，就必须维护自身队伍的铁的纪律。

中国寻找真理的过程同俄国相似

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原文］

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 40 年代至 90 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下，普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读书和笔记和谈话］

列宁在 1920 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 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 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摘目毛泽东 1949 年 6 月 30 日《论人民民主专政》

（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69 页）

［解析］

1949 年 6 月 30 日，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

诞生 23 周年而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都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他自己在学校求学期间，学的也是这些东西。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玄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这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自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就一直不懈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就在团结志同道合的人寻找有效的社会改造道路。但是直到“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人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昔日的沙皇俄国处于欧洲的边缘，属于欧洲的落后国家。俄国的先进分子向欧美学习的热忱、毅力、忘我精神与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俄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也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和痛苦牲牺，这

一点与中国有相似之外。尽管沙俄落后，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但它毕竟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大国，俄国先进分子，不会有中国先进分子那种时刻迫在眉睫的亡国之虞。主权日丧、备受欺凌、山河破碎的民族危亡感，俄国的先进分子无论怎样地忧国忧民，恐怕也不会有中国人这般深切。从这个意义上讲，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并非出于哲学意义上的“追求真理”即， “爱智”，而主要是出于救国救民的迫切需要。

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经历了十分复杂曲折而且艰苦卓绝的过程。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中国人学日、学英、学法、学美， 引进了各色政治理论，尝试了各种政治方案与政治制度。可惜没有一样能够救得了灾难深重的中国。毛泽东自己也是同样，他为早期改良派的郑观应的文章感动过，也服膺过康有为和梁启超，尤其被梁启超那气势恢宏的时务体政论所感染。他参加过辛亥革命，甚至短时期地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当这些主义和理论都如过眼云烟一般在中国大地上消散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中国人发现，走俄国人的路，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与俄国在寻找马克思主义真理上存在着同样曲折的经历，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俄国布尔什维克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成就，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十月革命经验， 而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因而毛泽东指出，中国同俄国一样，都是在封建主义压迫，经济和文化落后的西家内， 由先进的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

毛泽东为传播马列主义做了许多工作。他经常谈到俄国家重要的一条革命经验：要让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群众的领袖分子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武器。否则，革命是不可能前进也不可能牲利的。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机械地照搬俄国的经验，而是在汲取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

小生产产生着资本主义

（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原文］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产生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 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摘自毛泽东 1974 年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见《中国共产党

执政四十年》第 383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

［解析］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大段话：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 10 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现论根据’。例如：

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1974 年，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提出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有关小生产经常产生资产阶级，从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并要求“写文章”，“使全国知道”，就是《决议》里说的， 对列宁在特定的俄国历史时期和条件下的“某些设想和认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的一个例子。

列宁在书里讲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主要原因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初，政权不稳固，国营经济很薄弱，物资奇缺，加上富农和一些投机商同苏维埃争夺粮食等各种物资，因此，那时富农和投机商贩是站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敌对方面的。但列宁所说的小生产产生资本主义，不是指小生产的全部，而是指危害无产阶级政权生存的从事投机活动的那一部分。后来，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对正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列宁 20 年代讲这个观点时的社会条件，与我国 70 年代的社会条件，已

经大不相同了。在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所谓“小生产”已经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因素。商品交换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方式。毛泽东本人在 50 年代未 60 年代初就反复谈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会产生资本主义。

这样，我们分析毛泽东 1974 年的这段话，就不得不放在“文化大革命” 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来展开了。

当我们仔细考察毛泽东的这段在当时被舆论渲染得热热闹闹（而且由此在全国农村引发一阵阵纷纷扰扰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动作）的“最新指示”，就会发现晚年毛泽东认识上的失误，在于没有分清小生产、工人阶级乃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界线，搞不清生活作风的浮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所有今他担心的“不好”的倾向，都一股脑儿地算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头上。我们似乎还可以从中看出浮现在毛泽东脑海里的那片越来越浓重的阴云，林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他“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破产，然而他又难以正视和承认这一严酷的现实，并觉得“敌情”愈来愈严重，不仅小生产在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连工人、无产阶级也在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甚至共产党内部也在产生资产阶级，最后到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似乎已经感到被资产阶级或准资产阶级包围了，对阶级关系的估计越来越发生错误。他不知道某些别有用的心人在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狂风恶浪，他一向热爱的农民兄弟手中最后的一点点鸡鸭猪羊，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一阵扫掉。多少农村生产队从此再也见不到现款。这当然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无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当时他就知道了全国农村的真实情况，恐怕他心情的悲哀就远非我们今日所知晓的那个状况。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读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原文]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摘自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 1924 年至

1927 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摘自毛泽东 1940 年 1 月《新民主主义论》（见

《毛译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68—669 页）

［解析］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是斯大林在 1918 年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而写

的一篇论文。载于 1918 年 11 月 6 日和 19 日《真理报》第 241 号和第 250 号。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十月革命“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

从这篇文章之后，斯大林曾多次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说：对这一问题“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 1925

年 6 月 30 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斯大林在《再论民族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指出：“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

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 1914

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 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还指出，“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并断言：“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毛泽东又说：“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 1924 年至 1927 年的中国第一

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的确如此，毛泽东从 1925 年 12 月 1 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起，就已经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基本的规定，认为中国革命是既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阐述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 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树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作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规定了中国革命是发动广泛的农民、实行工农联盟的革命。但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说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不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直到1940 年 1 月，毛泽东才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集中阐述了这个问题。其基本观点包括：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中国的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义义革命两个阶段。前者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后者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世界革命有两种：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为标志，在此以前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在此以后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在革命的阵线上，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

（读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原文］

有人会向我们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列宁和“不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衣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着像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这种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摘自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是革命转空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 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摘自毛泽东 1937 年 5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76—277 页）

［解析］

《论列宁主义基础》是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于 1924 年 4 月初在斯维

尔德洛夫大学所作的一个演讲。这一演讲随即于 4 月下旬 15 月中旬分 7 次连载在《真理报》上。在这个演讲中，斯大林批判了托洛茨基等人对列宁主义的曲解，阐述了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甚至发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的号召。后来它成为各国共产党进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的重要教材。《论列宁主义基础》于 1927 年由瞿秋白翻译，长江书店出版，是斯大林著作在中国最早的中文译本，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把它列为干部的必读书目。

托洛茨基主义是以托洛茨基思想为代表的一种思想体系，其理论基础是所谓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而不是“工农民主专政”，才能取得胜利，因而主张跳过农民运动，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以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为代表的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托派，即“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错误意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而主张取消武装的暴力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被开除出党。与此相反，分别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则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 似乎从一省或数省开始，取得全国胜利是垂手可得之事，并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当时受到毛泽东等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

1937 年 5 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为了适应国内和平已基本实

现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于 5 月 2 日至 14 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5 月 3 日，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回答了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指出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要求全党在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执行共产党的任务时，要继续同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作斗争，指出， “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强调在全党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在 5 月 8 日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毛泽东进一步回答了关于革命前途的问题，毛泽东第一次把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比喻为两篇文章，认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认为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党要“布尔什维克化”

（读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原文］

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一）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兔费附加品，像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反来复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二）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三）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四）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五）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个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六）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 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七）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八）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九）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集团中去。因为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十）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十一）必须使党制定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的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和广大党员群众对待党的任务的自觉态度。

（十二）必须使党经常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情况。不然，这些

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洞的诺言的危险，而空洞的诺言只能破坏广大无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

没有诸如此类的条件，实行布尔什维克化就是空谈。

——摘自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战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 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斯大林的第四条讲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 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斯大林的第五条讲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斯大林的第六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亲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亲。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 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斯大林的第八条讲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斯大林的第九条讲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指出：领导核心有什么奈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斯大林

的第十条讲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指出：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斯大林的第十一条讲党必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毛泽东指出：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是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斯大林的第十二条讲党应有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指出：整顿三风以后我们要有一次大的检查。这次高于会议也算一次检查，会后要进行精兵简政，整常、整政、整军、整财政、整经济、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去检查。最后，毛泽东总括地说：这个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奈，是可以变化的。

——摘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412—414 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解析］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是斯大林 1925 年 2 月初会

见德国共产党党员、记者威廉·海尔佐克时的谈话，发表于同年 2 月 3 日的

《真理报》第 27 号。后收入《斯大林全集》第 7 卷。

斯大林发表这篇谈话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摆脱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 出现稳定局面的时期。为此，斯大林在谈话中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条件下各周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和任务。他认为，各国共产党只有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他强调，一个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他提出的 12 项基本条件，后来，人们把斯大林这个谈话简称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它实际上成了衡量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程度的基本尺度。按照这 12 项条件，就是要建设一个完全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是要以列宁建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设各国的共产党。此次谈话后不久，同年 3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认为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无产阶级要想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是不可能的。

社会民主党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法国。当时，“民主党”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社会党”指对无产阶级表示同情、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两者的联盟则称“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等。以后， 1869 年建立的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爱森纳赫派）沿用了

这一名称，叫社会民主工党。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欧美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以社会民主党命名。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个名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没有表达出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一些国家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外，大多数都放弃了社会主义，走向改良主义。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目标，奉行一种迎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策，由主张革命的政党变为“和平的党”、“改良的党”。鉴于这种情况，列宁提出，要摈弃社会民主党这一被第三国际修正主义所玷污的、不科学的名称，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那样，改称为共产党。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提议。从那时起，社会民主党成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的别名。因为这些党主张阶级调和，颂扬资产阶

级民主，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后，各国右派社会民主党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9 年，在列宁的领导下， 在第二国际许多党的左翼纷纷从党内分离出来成立共产党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参加第三国际的党，都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此同时，第三国际还帮助许多国家建立了不同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帮助下，以俄国共产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一成立就是一个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与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建立和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产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它是在特殊的国际条件下和国内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的时代要求“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260—261 页）。在这个新时代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然而，一个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也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需要在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素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毛泽东很重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早在 1939 年10 月 4 日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就指出：“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他认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抗战开始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12 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从 1937 年的几万党员，发展为几斗万党员， 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统一的巩固的党。但是，在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进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农民意识。加之党长期以来曾多次受到“左”、右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王明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某些历史问题、路线是非等在一些干部的思想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在新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理论上，都显得某些准备不足，这样就难以完成领导人民取得抗战和边区建设的胜利任务。因而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进一步纯洁党的队伍，仍是党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 在全党范围内掀起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级，中共中央把各地负责干部调回延安进行整风学习，加强了中央党校，毛泽东亲任校长。在整风期间，许多干部都曾先后到中央党校学习。那时没有专职教员，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便亲自到校作报告。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条件被指定为主要的学习文件之一。

1942 年 10 月 19 日至 1943 年 1 月 14 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西北局以整风精神召开高干会议，标志着陕甘宁边区党的整风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次历时两个多月的会议，主要进行整风，即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等七整，着重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统一党政军民关系，解决精兵简政问题和财政经济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政军民县团级以上党内重要负责干部 300 多人。延安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中央党校大

部分重要干部到会旁听。据马文瑞同志回忆，“大会在检讨边区党在中央到边之前的历史时，边区党内的老干部习仲勋、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贺晋年和我等共有 46 人在大会上发言，认真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在肯定过去取得成绩的同时，对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搞肃反扩大化等问题， 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清理，并开展了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讨论， 弄清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两条路线斗争，而错误路线的根源， 就在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作怪。”（《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5—116 页）11 月 21 日、23 日，毛泽东在会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讲解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他在演讲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不具备式不完全具备。接着，毛泽东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对斯大林提出的十二条逐条进行分析、讲解，为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此，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年谱》一书中的介绍，说得比较清楚了。

毛泽东的这个演讲，通篇闪耀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光辉，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正确解决陕甘宁边区党的领导问题起了重要作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对毛泽东的这个演讲作了详细的阑释，从中总结出四个基本要点。

（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作理论基础的。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指出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前期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领导了大革命。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陈独秀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内战时期出现的立三路线、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都是非马列的、甚至是反马列的。后来的张国焘也是如此。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比较正确，用真正的马列主义纠正了以前的错误， 当然也还有一些残余存在。这就是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斗争。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提出，党的高级干部每一个人读三四斗本马、恩、列、斯的书，如果读通了，那我们的党就大大地武装起来了，“我们的面貌就有进步，我们的布尔什维免就能化得更好”。

（二）党的决议、政策和理论正确与否，只有客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毛泽东讲解斯大林讫布尔什维克化第四条，“必须便得党在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时，他说：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我在这里讲话，我决不能说我的话讲出，就完全正确。要在实行以后，证明它是正确的，才算正确。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都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来量真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所以说不在他的决议案和宣言，而在他的行动。

（三）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说，列宁作了一本书，叫《共产党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告诉党员要把革命性、原则性同灵活性、机动性配合起来。我们有的同志不大注意这本书，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是犯右的错误，就是犯“左”的错误。毛泽东还举彭湃

同志搞群众工作，不得不同农民一起拜观音菩萨的事情为例，说明：这里有时要迁就群众的落后，听他们的呼声，但是要领导他们前进，要用革命

道理教育他们。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在统一战线上就要讲究战略战术、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抗战时期，这就要一方面“革命不忘妥协”——既坚持共产党的革命奋斗目标，又联合资产阶级甚至地主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妥协不忘革命”——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与一切投降、倒退、分裂行为进行斗争。因此，毛泽东号召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群众工作上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既反对冒险主义，又反对投降主义。

（四）对于党内的思想错误、小错误、个别错误，要同一贯的路线错误、派别活动和反党以至反革命问题加以区别。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党缺乏这样的区别，在长时期对这两条是分不清楚的，把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也给以无情的打击，共产党员犯了错误跟反革命没有区别。毛泽东强调，对党员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包括整顿三风的思想斗争，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同志来说是这样的性质，这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但是对于一贯的路线错误，同党对立起来组织派别反党，以至于走到反革命，则应当清洗出去，不能当党员，这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毛泽东说，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但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斗争，不能混同。当然，对于反革命分子或特务分子，也允许他们回头，给以活路，不是斗争致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8—211 页）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读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原文］

⋯⋯不能把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民族问题除了包含农民问题以外，还包含民族文化问题、民族国家问题等等，但是民族问题的基础，它的内在实质仍然是农民问题，这也是毫无疑义的。这也就说明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

——摘自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 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 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 80％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摘自毛泽东 1940 年 1 月《新民主主义论》

（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92 页）

[解析］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是斯大林 1925 年 3 月 30 日在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演讲，载于 1925 年 4 月 15 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 7 期，后收入张仲实翻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1948 年东北书店出版）。在这篇演讲中，斯大林提出了“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 的论断。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早在 1927

年 3 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没有衣村中的大革命，就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也有城市根据地，但必须以农村根据地的发展来巩固它。土地革命时期，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农民问题就更为重要了。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衣和中衣。贫农，连同雇农在内， 约占农村人口 70％。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中农约占农村人口 20％，他们也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

没有政治权利，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在 1940 年 1 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又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的论断，再一次阐释了“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这一重要论点。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些教条主义者讥笑毛泽东注重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上山主义”。在此，毛泽东用教条主义者的这句讽刺话，说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他说，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离开了广大的农民的援助，就将一事无成。

而且，中国的农民也不同于俄国的农民，他们更富有活力、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由于不同于欧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农民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也不仅仅意味着是所谓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在近代中国的一切重大变革中，没有农民的参予都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的下层社会，农民注定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

干部决定一切

（读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原文］

如果我们需要顺利地消灭十分缺乏人才的现象，使我国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我们首先就应当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 重视每一个有益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工作者。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

——摘自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

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

——摘自毛泽东 1937 年 5 月 8 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而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77 页）

［解析］

“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是斯大林在苏联以完成国民经济技术改造为主要任务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来的。当时，由于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获得了大量的新技术，精通技术的干部人才问题，便具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而在此之前，联共（布）曾提出的”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实际上，在这几年间，技术干部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技术增长的速度，尤为严重的是，在很大一部分干部中，还错误地认为， 只要有了技术，一切就会迎刃而解。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于 1935 年 5 月 4 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及时地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新口号，他说：“‘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过去的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1937 年 5 月，正值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特别引用了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 这句名言，强调干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中国人似乎对“干部决定一切”的理解更为深切一些，因为中国人有更强的组织性，对领导者的依从心理更强烈，同时对领导者的个人素质的要求也更高，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确造就了一大批能力极强同时人格高

尚的干部，在那种严酷战争环境中，他们发挥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和组织才能， 没有这样一批才华出众，富有经验而且道德高尚的干部，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新老干部取长补短

（读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原文]

⋯⋯一些人认为在挑选干部时主要应当注重老干部。相反地，另一些人则认为主要应当注重年轻干部。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老干部当然是党和国家的巨大财富。他们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丰富的领导经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 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第二，一部分老干部有时候喜欢一味地朝后看，迷恋过去、迷恋旧事物而不能自拔，看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事物。这就叫丧失对新事物的感觉。这是很严重很危险的缺点。至于年轻干部，他们当然没有老干部所具备的那种经验、锻炼、业务知识和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 年轻干部占大多数；第二，他们年轻，暂时还没有丧失工作能力的危险；第三，他们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敏感，而这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的宝贵品质； 第四，他们成长得快，提高得快，上进心强，所以不久就会赶上老年人，同他们并肩前进，成为无愧于他们的接班人。可见，问题不在于要注重老干部还是注重新干部，而在于贯彻执行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整个班子中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相配合、相结合的方针。

——摘自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他在这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 关心新干部。不错，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 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 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 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摘自毛泽东 1942 年 2 月 1 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见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824—825 页）

［解析]

1938 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这是苏联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起

点。在联共（布）1939 年 3 月 10 日至 21 日召开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斯大林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进一步巩固联共（布）、根本改善干部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并提出了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的标准和政策、强调“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整个班子中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相配合、相结合的方针”。同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出版了这个报告的中译本。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由于干部队伍构成的变化，新干部的大量增加，干部的培养教育、提拔使用，尤其是新老干部的团结等便成为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1939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会议上便谈到了新老干部问题。他说，过去在干部中主要反对骄傲自大，这是当时的情形。现在新干部人数多了，要注意教育新干部。新老干部要结合起来，老干部是骨干，有经验，有办法，同时要欢迎新干部，帮助新干部。在 1942 年 2 月 1 日所作的

《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毛泽东结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有关新老干部问题的论述，进一步阐明了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强调新老干部应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以防止宗派主义倾向。

任何政权或组织都存在一个干部的新老交替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矛盾。虽然从理论上讲都知道新人老人各有所长和所短，应该取长补短， 但实际上做起来比较难。其实，新老干部支替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组织延续的稳定；二是尽可能地选拔优秀人材进到组织年来，尽量避免出现“文皇爱老吾尚少，武皇爱少吾已老”的人材屈沉现象，当然，要保证这两个问题的完善解决，关键要靠组织内部的良性机制。毛泽东是位富有活力和朝气的革命领袖，应该说，在革命时期他对干部组织问题的重视和目标的实现都是很不错的。

最好书，劝各位多读几遍

（读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 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遣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按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 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摘自毛泽东 1942 年 3 月 30 日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

共党史》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07—408 页）

［解析］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在斯大林倡仪和亲自参加下、由联共（布） 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联共（布）中央审定的一部苏联共产党历史课本，在许多场合被视为斯大林著作，此书以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实践活动为主线， 对苏联党的历史经验作了结总。

全书有导言、结束语和正文 12 章，记述了苏联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党领导俄国人民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领导苏联人民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党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农业集体化，从而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书中也记述了苏联党的对外关系的历史。由于此书是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盛行时期编写的，故该书从内容到形式， 从理论到方法，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子 1938 年出版，以后又多次重印。此书自出版至苏共二十大期间，一直是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读教材。1939 年，博古将此书译成中文，同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此后这本书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之一。毛泽东曾多次阅读这本书。他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 10 遍，奉劝和各位也多读几遍。

毛泽东十分重视读马列著作，更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他对对生搬马列主义的教条、反对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列主义，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1940 年 7 月 13 日，他在一次干部学习讨论会

上的发言中曾经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读联共党史也是如此， 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珍（即《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是 100 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1942 年 3 月 30 日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 毛泽东又以联共党史为例，进一步强调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谈到联共党史，要求全党学习，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并把《联共党史》结束语列为当时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要求全党学习的五本马列主义著作中，其中有一本就是《联共党史》。他说，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 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

1957 年 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也谈到了这本书，他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 诚然，在今天看来，联共（布）党史存在着一些理论与史实的问题，但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能知晓这一切的。况且，毛泽东提倡人们学习联共

（布）党史，也是意在中国共产党人回顾和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他看中这本书，主要在于联共（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份独特性和某些新东西，而着意处在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和新东西。

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

（读联共（共）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 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原文]

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 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 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 12 小时至 14 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1894 年来，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 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人的宣言。1895 年秋，列宁写了向托尔通厂罢工男女工人号召的传单。这个工厂是英国

资本家开办的，他们赚得亿万的利润。这里工作日延长到 14 小时以上，而织

布工人每月所领的工资却不过 7 个卢布。罢工结果是工人获得了胜利。在很短一个时期，“斗争协会”印发了几十种这样的告各工厂工人的传单和宣言。每种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群众的精神。工人看见，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

——摘自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

（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足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摘自毛泽东 1942 年 2 月 8 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

《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

第 3 卷，第 842 页）

[解析]

八股文作为明清两朝取士考试的标准文体，在中国文坛政坛肆虐四百余年。由于它内容的极端陈腐，形式的极度僵化，极大地束缚乃至摧残了多少代中国士人的心智，一向为有识之士所痛心疾首。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覆灭， 八股文一时成了众矢之的，声名狼藉。但是，尽管科举考试和八股文的试卷与范本随着历史的前进被抛进了垃圾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八股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却并未消灭。即使是十分“现代”且时髦的人，在行文处事时， 不知不觉地祖遗的八股积习还会显露出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的“党八股”现象。就是这类令人不怡的“返祖”。

某些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教条主义者，也有这种八 股恶习，写文

章发演讲都有点装腔作势，以大帽子吓人的作派。党八股事实上成为教条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克服这种恶劣文风，毛泽东特意向全党推荐《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介绍列宁是怎样做宣传工作的。在谈及列宁曾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传单的情形时，毛泽东说：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无疑，在这里毛泽东是要求全党以列宁为楷模，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去工作和学习， 力戒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文章，浮在上面、夸夸其谈的工作，扫除各种八股的变种：形式主义、文犊主义、教条主义。

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

（读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 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原文］

（四）其次，党史教导说，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把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粉碎，就不能保存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的使命。

⋯⋯

（五）其次，党史又教导我们说，如果党竟因迷恋于胜利而骄傲起来， 如果党竟已看不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党竟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党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摘自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

（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侯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 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袋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他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 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袋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故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

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作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 其他都是无益的。

——摘自毛泽东 1942 年 2 月 8 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

《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

第 3 卷，第 835—836 页）

[解析]

原文中的（四）、（五）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的第四条和第五条。此书的结束语共有 6 条，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建设作了

全面的总结，被认为是斯大林的经典作品， 1941 年以来，长期被中国共产

党作为理论研究阅读材料和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材料。1942 年 11 月 12 日，毛

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演中对这 6 条作了简要的概括。他说，联共党支

“结束语”一共有 6 条：第一条讲党，要有一个革命的党。第二条讲要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要有革命的理论。第三条讲工人阶级的统一。第四条讲共产党的统一。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第六条讲群众工作。 1942 年 2 月 8 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毛泽东以《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四、第五条为例，阐述了党在整风运动中应当采取的正确的方法， 批判了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指出“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要求全党在整风运动中要采取“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

装腔作势吓唬人，是一种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身受其害的恶劣作风。在教条主义猖獗之时，一些人惯于以马列主义词句来装腔，以共产国际来吓人，以表现自己的所谓“一贯正确”，实际上是害人不浅。所以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将它作为整顿作风的一个重点来抓。

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革命前的俄国有足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时，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这就大大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化和农民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过程。1917 年 10 月，共产党领导的、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同贫农结成联盟，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专政。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应当是怎样的。

同时必须注意到，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 3 版，第 329 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了。

“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洁好。莫斯科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 年 5 期）

［解析]

《政治经济学（教科学）》是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人员集体编写的，得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初版于 1954 年 8 月，后来几次修订， 成为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权威著作。毛泽东阅读的是该书的修订第三版中文本，由人民出版社 1959 年 1 月出版。关于该书的编写情况和毛泽东阅读的背景情况，我们将在本书“经济篇”《搞出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就是一大功劳》一条中作具体介绍。本条目及以下条目只介绍他有关政治问题发表的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 7 个国家先后成立了人民民主国家，并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些国家都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榜样，并得到苏联的帮助，因而，它们基本上都是是仿效苏

联的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遇到了许多新问题， 有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开始冲破苏联模式，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南共的这种做法则招来了一片指责之声，最后被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

当时，由于苏联共产党所处的地位，使它长期以来被奉为“世界革命中心”、无产阶级的“祖国”。在苏共看来，只有按苏联模式去做，才叫做社会主义，否则就不是搞社会主义，因而对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横加干涉， 强行在这些国家推行苏联模式。1956 年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东欧各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建设道路，一些国家开始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进行了一些改革。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又一次摆在了它们面前。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于 1957 年 11 月 14 日至 16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强调，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宣言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遵循着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规律，并把这些共同的规律概括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宜；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 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在指出这些普遍规律的同时，也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特点和传统有很大不同，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宣言强调指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必然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但是，如果夸大这些特点的作用，借口民族特点而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也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并指出，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并且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宣言明确宣布， 为生活经验所检验过的社会主义建设共同规律的创造性运用，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集体贡献，从而肯定了各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

可以说，毛泽东从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起，就注意到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1956 年 8 月 24 日，毛泽东在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则，但是被列宁驳倒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发表这次谈话，是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失在二十大期间所作的“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

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在主要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同时，又以斯大林的错误为鉴戒，开始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的这番谈话，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实际上，早在 1956 年 4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基本观点，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回答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种种疑惑。同年 12

月 29 日，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十月革命的道路作出了高度概括， 指出，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中，有一些具有基本的性质。这些基本的经验中，包括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消灭剥消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准备条件；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等等。这些基本经验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普遍规律。毛泽东也正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和苏联革命和建设的上述基本经验出发，并且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关于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等等，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马列主义普遍规律和各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思想。明确提出，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同时又强调，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

无产阶级政党要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革命前的俄国有足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时，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这就大大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化和农民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过程。1917 年 10 月，共产党领导的、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同贫农结成联盟，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专政。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应当是怎样的。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 3 版，第 329 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全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

《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政党走向堕落。正如孙中山说的：“革命功成，革命党消”。

1921 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资产阶级政党的地位，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的国民党没有办法，到了 1924 年只好找共产党合作。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地参加了俄国的民主革命，在 1905 年提出了同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领纲不只是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如何同立宪民主党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 1927 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睦备。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学）》谈话录（见《党的文献》1992 年第 4 期）

［解析］

无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已经开始注意到共产主义者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问题，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德国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提出共产党在资产阶级革命行动中，应该同资产阶级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以便随

后能尽快地把资产阶级推翻。他们又指出，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以后，他们在总结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者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时刻牢记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向。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著名的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夺取政权，实现社会变革，必须把农民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并创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他明确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各民族不可避免地分为巨大数量的被压迫民族和区区少数的压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结成亲密的联盟，才能战胜帝国主义。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它所支持的中世纪剥削制度，这个革命必须由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来领导，并与最广大的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需要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革命的联盟，同时必须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1927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的第一次会国代表大会上即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1922 年，党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1923 年，党的“三大”提出了与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并决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一直到 1925 年 1 月，党的“四大”才提出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并指出这个革命需要有工人、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农民是这个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者，这个革命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1926 年 7 月，党的四届三中全会上更强调了无产阶级要与左派国民党结成强大的斗争联盟，去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毛泽东在 1925 年 12 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又明确划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敌、友、我的阵线，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 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当然，那时全党的认识还不那么完整，也没那么明确，因而当蒋介石国民党叛变革命的时候，党的领导者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致使大革命失败。

此后，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了土地革命。1931 年九一人事变后，特别是1935 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又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口号，不久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从而开始了抗日战争。 1937 年 5 月 8 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1937 年 8 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又进一步高度评价了无产阶级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重要意义，他说：“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 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

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

为什么 20 世纪以前资产阶级的革命没有一个能够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其原因就是因为那些革命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那时候的资产阶级有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刚刚掌握政权，资本主义还是一种进步的现象，而且是在向上发展的时候，另一方面，那时无产阶级本身还是较弱小的，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他还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在那时候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在历史进到 20 世纪后，条件就不同了。列宁提出民主革命可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他把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直接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其根据就是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按照中国的情况，中国革命虽然发生得比较晚，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仍然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曾经有一个阶段是旧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中国革命就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正如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学）》的谈话时所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那时他们很有生气。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走向堕落，到了 1924 年没有办法只好找共产党，才看到前途。在全国范围来说，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完全确立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这时期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权，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扩大了。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就像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里所说的，只有二十一个县、十百多万人口， 此外，当然还有其他的根据地和白区的一些组织，但总的说来能实现领导权的范围不大。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范围扩大了。解放战争时期更大了， 直到实现在全国范围的领导。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很快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用革命手段代替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产生大机器工业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实现这一过渡的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是能够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和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的阶级。前面已经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生产力和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侄桔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要求消灭旧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由此就产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

社会主义革命同它以前的一切革命有原则性的区别。从奴隶占有制度过渡到封建制度，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都是一种私有制形式为另一些剥削者的政权所代替。由于一切剥削者的社会形态具有同一类型的基础

——生产资料私有制，新的经济成分是在旧的生产方式内部逐渐自发地成熟起来的。例如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在旧制度的内部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逐渐发展起来，比较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也成长起来。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使政权适合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消灭旧的封建关系，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于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者的政权，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同时政权是用来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修订第 3 版，第 327—328 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要“用革命手段”。这个提法好，不能不这样讲。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 恨专人喜欢。既然是客观必然性，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不管你决议里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你不赞成，它也还是“客观必然性”。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 年第 4 期）

［解析］

早在 1939 年，当中国共产党还在争取实现民族解放的时候，毛泽东就明确宣告：“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又说：“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国以后，毛泽东非常注重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他在 1956 年 4 月的《论十大关系》和 1957 年 2 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曾对中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做过总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他进一步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强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要用“革命手段。”

教科书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不同于以前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都是自发地发生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却不能和平地、自发地、自流地在资本主义内部发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领导劳动人民，在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掌握这些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自觉地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读后觉得，无产阶级要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对，但是在这里还应该说到夺取政权。他还说， 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能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其实兵不是“不能成长起来”， 而且不能产生。并进而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都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就说法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重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中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的特殊性质，无产阶级为要建设社会主义，不但要通过社会革命的方法，而且必须要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包括整个历史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整个历史时期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要创造那些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而且是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把自己教育和锻炼成为能够管理国家的力量，并按照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向来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因而，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便及时地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付诸实践，逐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载入了 1954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整个国家的意志和行动纲领。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但在实施中工作上也有缺点和偏差， 例如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于简单划一。

革命的两手政策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政权转入劳动者手中是采取人民群众武装起义的方式还是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这要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在现代条件下，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深刻化，殖民体系进一步瓦解，社会主义、民主和和平的思想对于全体劳动人类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的情况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如果把绝大多数的人民——劳动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广大阶层、国内的一切爱国力量——在自己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并且给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在议会中取得稳定的多数，把议会从资产阶级政权的机关变成人民的、工人的政权的机关， 变成劳动者的民主的工具。这样依靠着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的真正人民的议会，将能够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其中包括把基本生产资料变成人民的财产的任务。

在某些国家中，随着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革命立刻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1917 年 10 月俄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同时彻底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另外一些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中，最初主要是解决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在许多情况下， 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要由每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有没有资本主义前的形式存在、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政治情况等等来决定。

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证实了列宁的这一原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不一定具有最高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内开始和取得胜利。列宁指出，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只要具有像革命前的俄国那样的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就可以；同时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政权，可以同全体劳动人民一起，在过渡时期中克服本国经济和文化落后状态。

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俄国取得胜利，至少要有中等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这是因为俄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国家。现在，当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胜利，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在社会经济方面落后、没有绎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后，可以避免漫长而痛苦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而逐步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获得胜利的先进国家的帮助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依靠先进国家的帮助，落后的国家发展国有的大工业，建立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修订第 3 版，第 330—331 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欧洲的主要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统治阶级现在都已武装到了牙齿，他们能让你和平地取得政权吗？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用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用暴力斗争取得政权， 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从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让步，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 1917 年 7 月以前，列宁也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说明，把政权和平地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已经不可能。布尔什维克党转过来进行了 3 个月的武装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 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但是，俄国资产阶级勾结 14 个国家，发

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 3 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至于中国革命，我们是用了革命的两手政策来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都根本不能产生， 当然也就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重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中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人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

教科书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够在没有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这些国家，实际上是通过国际战争的形式，来进行国内战争，把反动派搞掉。

东欧各国 1944 车的解放，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结合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的军队在这个战争中完全被打垮了。

教科书说：“在社会经济方面落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 在一定历史亲件下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这是什么意思？还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吗？我们没有这样讲过。

剥剥阶级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而且只要他们看到革命一起来， 他们就要用武力把革命扑灭。教科书说：“历史经验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暴力反对人民政权”。这个说法不完全。因为不只是在人民已经组织了革命政权以后，剥削阶级要用暴力来反对革命政权，而且当人民起来向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就要用暴力镇压革命的人民。

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 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

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赫鲁晓夫访美，他和艾森豪威尔都给对方脸上擦粉，但比较起来，美国人倒是有原则、有分寸些。赫鲁晓夫得意他说什么“戴维营精神”的划时代意义， 但是 1960 年 2 月 3 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却说，他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和王明一样，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

擦粉、和平过渡这一套有欺骗性，但要长期维持也困难。因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策略可以改变，而本性是不能改蛮的。只有经过革命推翻它， 打倒它。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 年第 5 期）

［解析］

用革命的两手政策来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并一再加以强调的策略原则。当然，在中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过程中采取不流血的、和平的方式，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争取的。

早在 1937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里讲到革命的前途问题时说：“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的一些著作里，也提到不流血转变的问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政权在无产阶级手里，就实现了和平转变、和平改造。有些人把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变曲解为“和平过渡”，把政权的和平过渡与所有制的和平改造混为一个问题。

在中国，没有政权的和平过渡。1938 年 11 月 6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牛封建的国家； 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即：“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他进而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 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也正是依靠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国人民才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以，中国不是什么政权的和平过渡。中国只是在取得政权以后，实现了所有制的和平改造。

中国所以能够实现所有制的和平改造，是由于以下三个条件： （1）用战争摧毁了反动的旧国家机器，特别是军队，没有这个条件就没有什么和平改造；（2）用战争打倒了资产阶级的主体——官僚资产阶级，它占了资本主义力量的 2/3.剩下来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小尾巴，用和平改造的办法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掉了；（3）解放战争以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没有这个政权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改造。因此，中国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同“和平过渡”是没有共同之处的。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所说，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 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

力，是不行的。

落后国家的革命反而更容易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每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从具体的历史条件中，从它们进行革命的现实环境中产生的。

随着新的国家的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将日益多样化。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设将在特殊的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容易开始， 那未，在这样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要容易得多。

例如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就用不着经历苏联不得不经历过的那条充满了巨大困难的工业化的道路。”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

遵守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共同一致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原则，同时又充分考虑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特殊条件，以及这些国家互相交流经验——这就是决定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顺利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每一个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作出自己的贡献。这表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修订第 3 版，第 352—353 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根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的程度已经很高，革命成功以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奏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星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几十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年来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

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 年第 4 期）

[解析］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欧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差不多同时发生，而且 19 世纪就能取得胜利。但 20 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考察了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开创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的可能性，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理论不仅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鼓励了各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充分利用有利时机，主动冲击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坐等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国革命及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 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首先胜利是可能的。

虽然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他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下，一切落后的国家都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或一个国家越落后越容易取得胜利，而且他还认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毛泽东认为，列宁的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指出。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更困难。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他还列了举俄国和中国的例子，认为，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就生产力的发展的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可以在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水平条件下，”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大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只有资本主义大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形成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在完全没有大工业的落后国家，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当然，也就谈不上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但毛泽东又认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建设社会主义就愈困难，所需的种种过渡愈多，所需的时间也愈长， 1956 年，对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曾设想在 3 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逐步认识到这一设想是不切合实际的。为此 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 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没有 100 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在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

的 50 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可尖锐呢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之一，在于采用和平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代替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苏联曾经是唯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它单独地抗击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世界，国内资产阶级又在国际资本积极支持下拼命反抗，因此不得不采用极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目前，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获得胜利，在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条件下，就没有必要采用那样尖锐的阶段斗争形式了。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 3 版，第 419 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乎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呢！ 我们连续打了 22 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改遁过程中，还经过了“三反”、“五反”那样激烈的斗争。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3 年第 4 期）

［解析］

教科书把俄中两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做了比较，认为中国不像俄国那样采取了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他是把 50 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革命）同此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的。从 1927 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

争，终于在 1949 年 10 月推翻了国民党集团的统治。所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指出，我们连续打了 22 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打垮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新中国成立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打倒了占资本主义力量 2/3 的资产阶级的主体——官僚资产阶级，从而彻底改变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使资本主义的其余部分，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得不依赖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对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尾巴” 实行和平改造创造了条件。但在建国初期，私人投机资本对物价和市场的破坏，不法资本家对抗美援朝物资偷工减料以及盗骗国家资财等种种活动，暴露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婪无度的本性、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和竭力摆脱国家控制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关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运动是指 1951 年 12 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从性质上说，是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也是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

俗的社会改革运动。“五反”运动是指 1952 年 1 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因此，毛泽东不仅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异常尖锐，而且也认为在对民族资本进行和平改造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澈烈的阶级斗争。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巧妙地运用了国内现有的通过广泛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措施，并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客观可能性。

这个联盟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以及关心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统治斗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决定的。这个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修订第 3 版，第 419—420 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

教科书说，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个说法不对。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 我们就和孙中山建立了这种联盟。大革命失败以后，大资产阶级背叛了这个联盟。但是，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因素还存在，如宋庆龄、何香凝坚持同我们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史量才也转过来靠近我们了。抗战时，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建立了抗日的联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同他们是反蒋反美联盟。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

献》1992 年第 4 期）

[解析］

毛泽东不同意教科书的这个观点：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统一战线）是在革命成功以后才建立的。

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策略思想，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灵活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创造性地提出要建立广泛持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发展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艰难曲折的过程中，毛泽东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出发，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指出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面，同时又有动摇性、妥协性的一面。在民主革命时期，对资产阶级作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是党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关系的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这就确定了党在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这个统一战线。但又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妥协性的一面，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如从 1927 年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前，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少人曾经站到蒋介石反革命方面去了，统一战线中就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阶组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即便如此，党那时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以便党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由于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其他帝国主义系统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敌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 为削弱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利用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他们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由此可见，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并不是“在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才产生的，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各个革命时期的长期的摸索，在斗争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可见，“教科书”对中国革命的论述还是有隔膜之感。苏共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似乎从斯大林时代起就有某种隔膜和误解。

人民民主音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过去的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而压制大多数被剥削者。无产阶级专政则是为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而压制少数剥削者。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反对国内剥削者、反对资本主义包围的侵略势力的新条件下和新形式下的继续。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愿意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痛苦最少的形式的，它决不像共产主义的敌人所企图描写的那样，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主张使用暴力，内战、武装起义和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列宁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宁愿以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使用或者不使用革命暴力，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如何，这要取决于剥削阶级反抗的程度和形式。历史经验证明， 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暴力反对人民政权，这样就把激烈的阶级斗争乃至内战强加在无产阶级的身上。

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方面比较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在暴力方面的作用，取决于某一个国家革命的某一阶段所形成的具体情况，革命的更为深刻和经常的特点就是：组织劳动群众，为了建成新社会而以新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教育群众。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在于进行创造性的、建设性的、组织的和教育的活动。列宁教导说：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积极的工作或建设的工作，就是要把极其繁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对⋯⋯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随着某一个国家所形成的革命特点而各不相同。苏维埃政权是列宁所发现的和俄国工人阶级革命创造性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种形式在第一个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在世界发展的新条件下，在苏联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粉碎法西斯主义以后，人民民主制度这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种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400 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领导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建设的整个过程的是共产党，工人党。这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起来的政党，正在组织和指导人民群众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修订第 3 版，第 333—334 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 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

点。

机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论点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有化。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人民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实质上没有多大差别。苏联的苏维埃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会议，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我们这里有正式以资产阶级名义参加的资本家代表，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民革的代表，还有其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一部分人虽然想闹事， 但是闹不起来。这种情形好像是和苏维埃不同。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他们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等，他们名义上甚至还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接受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机构中的大量人员，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分子。

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无产阶级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的机器。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即使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性质也还没有变。

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 年第 5 期）

[解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和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具体考察了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指出英国同法国、德国的情况不同，当时的英国是唯一的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的国家。因此，他们认为，在英国和在法国、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采取不同的形式。恩格斯指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他还说，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所谓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在单独地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以后，独自地建立和掌握国家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统治和压迫。所谓“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指的就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城市小资产者， 结成占人口大多数的联盟，去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各阶级参加的国家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统治。

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俄国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军事封建性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口众多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正是从俄国的这种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

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的思想，并在实践中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创造了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的苏维埃政权。

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况，不仅与欧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不相同， 而且与俄国也大不一样。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它在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方面，有以下几个基本的显著的特点：

（1）掌握国家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实行统治和压迫的；是受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2）无产阶级的人数极少；（3） 全国人口中 80％以上是农民； （4）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它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同它们有矛盾，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具有妥协性。正是基于对上述这种国情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不仅确立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任务，确立了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而且逐步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1948 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 9 月会议上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 3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年 6 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写道：“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又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它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相比，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相比，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上和它所压迫的对象上，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处理上，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设想，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列宁还设想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统治和压迫，但一般可以不限制和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因为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的和必然的标志”，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备条件”。但是，他们的这些设想，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并没有实现。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无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以后，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逐渐地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作为人民的一部分，不仅享有选举权，而且同其他人民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他们的成员及其代表人物还参加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组织和管踉工作。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也直接标明了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两个方面。

对此，毛泽东曾经多次作过解释，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还指出：“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担负着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的双重任务，担负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双重任务。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学）》的谈话中淡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了教科书中的“一个很大的缺点”，这就是在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时，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明确指出，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即使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 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性质也还没有变。1962 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无产阶级革命产生新型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它代表着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真正地保证劳动者的民主权利，不断扩大群众行使这些权利的物质可能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列宁们 917 年 11 月 4 日［17 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的答复》，《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26 卷，第 255 页）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广大劳动群众日益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巩固新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时，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而消灭一切剥削的无产阶级革命却能够使这些群众同无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剥削阶级力目的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没有这个联盟，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修订第 3 版，第 331—333 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替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固，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劳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 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 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星， 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音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不确切。民主只能说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人的民主。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 年第 5 期）

［解析］

按照毛泽东的理解，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于人民内部是实行人民民主，即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民主制。他认为，在中国人民民主制度下，占全国人口几乎 99％的人民，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享受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项自由，享有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等诸方面的权利。

毛泽东在讲这番话的时候，虽然党内的民主空气已经不很健康，左的因素已经很浓，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这些话中发现睿智的火花。关于人民权利和民主的这番讲话，即使放在今天，也仍不失其明智和深刻，能给予我们很多启迪。

社会主义民主的确就是一个人民有权利管理国家的问题。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关键就在于人民实际并不能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人民管理国家这一根本权利如何才能实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让人民来直接管理国家，更不用说开会商议国家大事。古希腊城邦制度下，每个城邦有公民权的公民不过万数，开会表决已经变成一种形式。而现代国家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乃至几亿人口的国家，人民的直接管理只能是空谈或梦呓。实行人民的权利，资产阶级议会制走不通，而当时苏联东欧国家普遍实行的“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的做法，毛泽东也认为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 出路何在，毛泽东在思索。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不是靠别国的帮助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俄国取得胜利，至少要有中等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这是因为俄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国家。现在，当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胜利，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在社会经济方面落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后，可以避免漫长而痛苦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而逐步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获得胜利的先进国家的帮助给它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依靠先进国家的帮助，落后的国家发展国有的大工业，建立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 3 版，第 331 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 年第 5 期）

［解析］

毛泽东的这番谈话，实际上是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贯坚持的独立自由、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以他 1937 年在《矛盾论》中提出的内因和外因的相互关系的原理为理论依据的，他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外国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国通过年因而起作用”。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这是他一贯的思路。1939 年 9 月 16 日，他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明确宣布：“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是因为外援的作用不能代替自身的革命斗争。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对此， 毛泽东也多次作过论述。1945 年 1 月 10 日，他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一文中指出，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取得革命的胜利，依靠什么呢？“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 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1945 年 8 月 13 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他又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这就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以后，争取到了苏联的 156 个建设项目的援助。由于缺乏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较多地照搬了苏联的做法。但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一再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并依靠自己的力量顺利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56 年以后，毛泽东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调学习外国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主要依靠自己力量，根据自己的情况，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8 年 6 月， 毛泽东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打倒奴隶思想，理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正值 1959 年至 1961 年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当时，由于党在经济建设等工作上的失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施加压力， 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毛泽东在这时再次强调独立自由、自力更生的方针，有其明显的针对性，自然也不同意教科书的观点。

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在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胜利地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解决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基本任务——彻底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完全铲除了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和把社会分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根源。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由于集体化的完成，资本主义在经济中的根子被拔掉了。农民分化和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过程停止了。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 3 版，第 407 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侯，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164 页，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解析］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是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也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一直认真思索和研究的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虽然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没有再将社会主义划分若干阶段。列宁从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要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的思想，曾将共产主义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与列宁相同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能再划分为两个阶段。他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建设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向共产主义过渡也是革命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共产主义的全民的财产，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很高，产品十分丰富，社会生活的指导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形态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则是这个形态的更成熟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果，建立了共产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产品十分丰富， 人民的福利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人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同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界限归于消灭。这样，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完成，同时就是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全体人民——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都同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有着切身利益关系，都是共产主义的积极建设者。共产主义意味着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极大繁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修订第 3 版，第 417 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他认为（指毛泽东一引者注），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书生活》第 166 页，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解析］

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是革命的问题，曾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新问题。毛泽东早在 1956 年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在 1958 年 2 月 19 日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明确谈到了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革命的问题。他指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

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 他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明确指出，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他是从生产关系的变化，从利益集团的得失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革命”的含义，与他后来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两码事，但其中也有潜在的关联因素。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忧虑，这种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或是把人忧天。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有许多阶段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向共产主义过渡决不能认为是可以一举而成的。列宁指出了这个过渡的逐步性质。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列宁，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苏联逐步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正是在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办法来进行的。

队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是在技术和科学发展中的根本的革命的进展的条件下，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巨大的质的飞跃的条件下实现的。例如， 新的能源和新的原料的发现，新的技术发明在生产中的推广，就会引起真正的技术革命。从生产资料的两种形式的公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都将是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深刻的质变。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 3 版，第 641 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合提出来。

（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副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谈话记录（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书

生活》第 165 页，三联书店，1986 年版）

［解析］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探讨共产主义理论中提出的一个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1955 年，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 开始在党内宣传这一思想，指出“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继续发挥了这个思想，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读书谈话中，他还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同阶级社会的历史加以比较，认为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多少万年。他甚至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那种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毛泽东还据此分析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变化情况。他说，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就所有制而言，在发生变革后的一定时期内是不会变的，而人们有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则总是不断改进的。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

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关于按需分配的情况，他认为这是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

群众能够创造出道路来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它代表着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真正地保证劳动者的民主权利，不断扩大群众行使这些权利的物质可能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义。“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列宁： 《1917 年 11 月4 日 17 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的答复》）。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广大劳动群众日益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巩固新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时，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而消灭一切剥削的无产阶级革命却能够使这些群众同无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剥削阶级为目的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没有这个联盟，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用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修订第 3 版，第 332—333 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

1928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决议曾强调指出，“只有加速发展工业和实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才能解决“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决议里面的这些话很好。我们现在就是执行这个决议。斯大林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指靠，只有靠群众，所以他们要求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后来有了一点东西了，就不再那么靠群众了。

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上改、合作化， 会遣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原故。

教科书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3 年第 4 期）

［解析］

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一条基本原则。土地革命时期， 毛泽东提出了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1938 年 5 月，他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945 年 4 月 24 日，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 他又结合苏联依靠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联系我国的实际进一步阑述了一切依靠群众这条基本原则，明确提出群众能够创造出道路来，1964 年8 月，毛泽东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又强调，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 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干什么都不会成功。一切依靠群众，是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指导原则。

在此，毛泽东实际上讲的是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性和主动性的问题。在他看来，苏联和东欧国家革命时期依靠群众， 后来有了较为巩固的政权和经济实力，就把群众放到了第二位。

毛泽东在此讲的虽然是苏联，但他真正忧虑的却是中国，这时他对官僚主义已经越来越难容忍了。

请研究我们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掉

（读赫鲁晓夫《合作化道路是农民最正确的道路

——1959 年 7 月 18 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普拉采夫”农业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原文］

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引者注，俄文“共产主义”和“公社”两个词的词根相同）。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

——摘自赫鲁晓夫《合作化道路是农民最正确的道路——1959 年 7 月18 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普拉采夫”农业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台，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7 月 29 日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

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8 月 1 日关于研究人

民公杜问题的批语

［解析］

1958 年 8 月 29 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接着，全国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对中国这一重大举措，当时的苏联报纸只字未提。在捷克出版的九国情

报局机关刊物也是坚决不登载中共人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显然有不同看法。1959 年 7 月中旬，为庆祝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赫鲁晓夫率

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波兰，于 7 月 18 日在波兰波兹南省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合作化道路是农民最正确的道路》的演说。全文近8000 字，主要阐述：只有过渡到像苏联集体农庄那样的集体经营方式，才能提高生产，实现机械化，改善农民生活。为了说明把农村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复杂性表现在既不能强迫人们加入合作社，又不能超越合作社去搞共产主义性质的公社，赫鲁晓夫在演说中讲了一下 20 年代初苏联搞公社的情况，这就是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波兰报纸发表赫鲁晓夫的这篇演说时，删掉了这一段。苏联《真理报》于 7 月 21 日刊登了演说全文，包括这一段话在内。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国民党中央社等对此都有反映。《纽约时报》据华沙记者说：“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种办法是错误的。”“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赫鲁晓夫的这篇演讲后来收入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60 年出版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第 1 卷。

1959 年 7 月 28 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 2831 期上，以《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为题，摘录了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当时敏感注意到赫鲁晓夫的这个讲话中对苏联初期举办“公社”的评论，立刻把它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 1959 年夏庐山会议的与会者。这与国内的政治背景有重要关系。

人民公社的出现，与大跃进这一经济运动是有联系的。1958 年的大跃进，到 1959 年上半年就暴露出严重的经济后果，党内外一些人自然对人民公社这一集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为一体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对它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看法。1959 年夏，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和地方上的负责人上庐山开会的时候，也是为了纠正这些“左”的倾向的。7 月 14 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信中对人民公社的缺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此前的小组发言中，彭德怀还谈到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高级合作社的优越性刚发挥就公社化等。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人民公社，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看到赫鲁晓夫的这个讲话后，认为国际上反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同国内一些谈论人民公社缺点的人的观点或是一致的。8 月 1 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还说“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向全世界作战”。

毛泽东当时的认识是：（一）中国的人民公社同苏联初期搞的“公社” 不是一回事情； （二）中国的人民公社“合乎历史要求”，有人民群众拥护。因此，尽管毛泽东请人们研究我们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像赫鲁晓失说的苏联初期搞的“公社”那样垮掉，但他的结论则是十分明确的。

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读杜勒斯《对远东的政策》等）

［原文］

我不能肯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会逐渐消亡。⋯⋯在我看来，它将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只要俄国政府对谋求俄国的福利、俄国人民的福利感到兴趣，我们立即就会看到不紧张的局势。困难在于这些地区——中苏地区，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他们为把一种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主义散布到全世界去而奋斗。⋯⋯按照我的看法，你不能同这样一种社会和平共处。但是，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这样它逐渐集中力量为自己的人民谋社会福利，会放弃这种征服世界的荒谬梦想。

——摘自杜勒斯 1958 年 12 月 4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上发表的演说《对远东的政策》

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摘自杜勒斯 1959 年 1 月 28 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的证词

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

——摘自杜勒斯 1959 年 1 月 31 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演说《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 1958、1959 年的三篇演讲。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社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空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 1 月 28 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 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 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

还是这一次演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社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憎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 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殷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僵略和扩张的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 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去年这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全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这个“陷入无情包围”是杜勒斯自己讲的话，“从而想保存自己”， 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无非保存目己，消灭敌人嘛，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嘛，而我们要消灭他那个反革命力量嘛！这是杜勒斯的演说，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1 月 12 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见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 年第 6 期）

［解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在世界东方，从而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世界格局，这自然是西方国家所不愿见到的。1946 年 3 月， 英国首相邱吉尔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富尔顿演说，揭开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序幕。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于 1957 年提出了所谓“和平取胜战略”， 作为战争政策的补充手段。此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大量有关和平演变战略的言论，其中， 1953 年 1 月就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言论是最有代表性的。

除前面引述的杜勒斯的言论外，1957 年 4 月 23 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的演说，把他的和平演变政策明确概括为六点，即：一、“提供范例，证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且通过我们的情报和文化交流计划，“使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情况”；二、借助于类似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的做法， “使被分裂或被奴役的国家知道他们并未被遗忘”；三、“决不牺牲他们的利益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四、“推崇和赞誉那些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 但是不要鼓动暴力的起义；五、“让苏联的统治者看清，我们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六、“鼓励走向自由的演变”。

50 年代末期，毛泽东在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看到杜勒斯的有关

言论之后，引起高度的重视。1958 年 11 月 30 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 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 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1959 年 11 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开会之前，他要当时担任他的国际问题秘书的林元找出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一些讲话，送给他看。林克选了三篇杜勒斯的有关讲话送给他。这三篇讲话是： 1958 年 12 月 4 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

《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 1959 年 1 月 28 日杜勒斯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

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 1959 年 1 月 31 日杜勒期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说。

据林克在《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一文中说：毛泽东以前曾看过这些讲话和其他一些材料，这次他又重新看了这几篇讲话。他和林克谈了他对这几篇讲话的看法，随后让林克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的每篇讲话前拟一个批注送给他。林克根据他的意见照办了。毛泽东即指

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三次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同志。以下是对杜勒斯三次讲话的批注全文。

（一）对杜勒斯 1958 年 12 月 4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的批注：“杜勒斯在这篇演说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 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二）对杜勒斯 1959 年 1 月 28 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一篇证词的批注：“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自的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 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 杜勒斯在众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二）对杜勒斯 195g 年 1 月 31 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演讲的批注：“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又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三个批注，说杜勒斯和平转变战略的实质：“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手段，促进“我们内部起变化”，“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

毛泽东在 50 年代后期注意到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大致有这样一些原因：东西方冷战逐步走向高潮，从综合实力来讲，西方处于优势，因而他处于攻势，便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东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临一个怎样应付西方的挑战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当时国际上还出现了一股不小的反华浪潮。故毛泽东敏感地注意西方策略，实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来看，裂痕明显出现了，中苏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赫鲁晓夫此时与美国打得比较近乎，再加上中国的大跃进运动遭受挫折，国内外的反映不小。凡此等等，都使毛泽东着意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关注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策略。这就孕育了毛泽东后来提出并特别重视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

1964 年前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提上日程。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一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1964 年 1 月 12 日，毛泽东就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斗争发表谈话，说，“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辽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

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同年 6 月 16 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 月 14 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元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随着“左”倾思想的加剧，毛泽东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越来越错误的估计和分析，从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把它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基本手段，走向了歧途。我们应该深刻记取这个教训。今天，我们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搞好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现实社会矛盾，这些，才是保证国家繁荣，政局稳定的关键所在。

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读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阅。很有意思，必读之书。毛泽东

六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 1960 年 6 月 21 日读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的批语

（见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第 164 页，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

［解析］

《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著。北京编译社根据伦敦柯林斯出版公司 1959 年英文版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于

1960 年 3 月作为内部读物出版。全书 5.1 万字左右，大 32 开平装本。毛泽东的批语是用红铅笔写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的。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除上述批语外，毛泽东还在书名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下面分别划了粗粗的曲线，“蒙哥马利著”下面划了粗粗的横道。

毛泽东的批语是 6 月 21 日写的。此前，即 1960 年 5 月，蒙哥马利元帅曾来中国访问。这次访问是他本人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5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蒙哥马利元帅并共进晚餐。毛泽东阅读过的这本书，连同其他一些阅批过的书，一直放在自己身边。

《一种清醒的作法》是一木什么样的书呢？1959 年东西方外长会议期间，蒙哥马利在牛津大学作了两次讲演，并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连续发表文章，鼓吹西方应采取“和平取胜”的新策略，逐步同苏联达成协议， 通过所谓“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方式，“使苏联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最后战胜共产主义；分析了东西方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未来的斗争将是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更是意识形态和争取人心的斗争，强调应通过谈判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提出，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等等。后来他把这些文章和讲演汇集成书，就是《一种清醒的作法》。

1961 年 9 月 23 日，蒙哥马利第二次来中国访问，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这位前英国元帅，并共进晚餐。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称赞这位前英国元帅说：“我看得出你很开明。”这是毛泽东对西方将领的第一次夸奖。由于毛泽东要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所以这次谈话时间不很长。谈话结束时，蒙柯马利对毛泽东说：“同主席先生谈话，很受教益，我希望明晚再谈一次。” 毛泽东告诉他，明天要离开武汉到别的地方去，以后还有会面的机会。蒙哥马利为请求不能如愿，不免感到有点遗憾。可是，第二天凌晨 4 时，毛泽东

突然改变行程，决定继续同蒙哥马利会谈，蒙哥马利再次来到毛的住处，两人开始更为深入的谈话。毛泽东对他的观点很感兴趣。蒙哥马利也确实是一位开明的人，他很有把握地说过：“在一定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斗亿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强大国家。”

蒙哥马利在《一种清醒的作法》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国家都是为了政治原因而走向战争的。在分明就要获得胜利的时候，政治决策便成了首要的事。当时，重要的是怎样指挥作战，能以一种有利于取得平和的政治均势来结束战争。克劳塞维茨的学说是，战争继和平而来；但也可以反过来， 和平继战争而来。”这段话是毛泽东阅读过程中圈画过的。“和平继战争而来”，除分别画了横道外，每句后面还画了一个大圈，在这句话旁边的书页空白处还画了两条粗粗的竖线，使这句话在书中显得格外突出。毛泽东在这里又画又圈，说明他对蒙哥马利的见解很重视，很为赞赏。

阅读这本书，对认识和了解西方集团和平演变的战略与策略以及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的情形，对认识和了解蒙哥马利元帅等西方政界、军界要人的政治、军事观点等都不无益处。所以毛泽东认为《一种清醒的作法》是“很有意思”的“必读之书”，并郑重地推荐给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阅读。

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

（读邹容《革命军》）

［原文］

有起死回生、死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 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颗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 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

——摘自邹容《革命军》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 17 岁到日

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 20 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小丑，不辨■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摘自毛泽东 1958 年 3 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

活》第 206 页，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解析］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少时读书接触西学，赞同维新运动。 1902 年赴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留学生宣传革命排满的活动。1903 年春回国，至上海参加爱国学社。春夏之交即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革命军》这本小册子，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章大炎为之作序。

《革命军》全书 2 万字，包括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

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和结论共 7 章。书中从中国上下古今的政治、学术、伦理、道德、宗教、习俗等谈起，援引英、美、法等资产阶级革命为例，提出：“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 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大声疾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在《革命军》中，邹容以“天赋人权”为思想武器，猛烈抨击“皇权神授”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推翻清朝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国等 25 条革命纲领。最后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像这样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和主张，邹容是第一人，《革命军》是第一部。再加上该书文字通俗浅近，笔调犀利泼辣，一经问世，便辗转翻印，流传很广，成为辛亥革命前影响最大的革命宣传读物之一，曾教育和激励了整整一代民主革命战士。该书曾先后重印了 20 多次，发

行上百万册。当时的进步刊物《苏报》在《革命军》出版后，即 1903 年 5 月便转载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此后，又发表了章士刽的《读〈革命军〉》， 章太炎的《介绍〈革命军〉》等文章，章士刊赞誉《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章大炎主张将此书“普及四万万人”。

毛泽东多次阅读邹容的文章及有关《苏报》的材料，据当时为他管理图书的同志记载： 1958 年 2 月， 1961 年 7 月， 1963 年 3 月、7 月，五年间四次阅读有关文章和材料。1958 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吴冷西谈论办报问题时说，你们办报的都知道邹容其人吗？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有一本邹容的《革命军》，在该书扉页邹容的肖像旁边，毛泽东书写着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诗：“邹容吾小友（弟），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大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表明了毛泽东对《革命军》一书的喜爱，也表达了他对邹容英勇革命精神的赞佩。

那时资产阶级最有生气

（读《苏报》、《民报》、《大江报》、《甲寅》）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亩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

《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

《政治经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1903 年 5 月，由章士钊主笔，在上海租界内出版的《苏报》从原来大多刊登社会新闻的无聊小报转变为革命派的公开宣传阵地，使革命宣传的影响大大扩展了。6 月上半月，《苏报》连续刊载文章公开向读者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发表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还连载章太炎、柳亚子、蔡治民、邹容合写的《驳革命驳议》，大张旗鼓地进行革命宣传，这就引起清朝政府的极大震动。江苏巡抚恩寿饬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驻沪领事发出照会，又向上海的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工部局交涉，要求查封《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等。6 月 30 日，章太灸在爱国学社被捕。7 月 1 日，邹容闻讯即到租界巡捕房自动投案。7 月，《苏报》被封。清朝政府原来要求引渡章、邹两人到南京，以便置之于死地。但因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拖延到第二车 5 月 21 日，由租界公审公癣判决章太炎监禁 3 年，邹容监禁 2 年。可是，

邹容在监禁期满前两个多月，竟“因病”死于狱中。章太炎到 1906 年方才出狱。这便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苏报案”。

毛泽东很喜欢读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的著作和传记。对“苏报案”尤其感兴趣。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特地发给与会者一本他编的书：《苏报案》。此书 16 开本，58 页，共编入四篇文章，目录如下：

革命军（邹容）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

［附录］

苏报案实录（张鱼溪）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

1958 年 3 月 30 日，开完成都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同吴冷西、田家英的一次谈话中，详细阐述了邹容的《革命军》及“苏报案”的一些情况，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说道：

“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 18 岁，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客、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 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 15 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时年仅

20 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旱逝。章太炎活了 60 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 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吏， 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 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那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最有生气，很活跃，有朝气，这是毛泽东通过《革命军》及“《苏报》案”，以及阅读大量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主办的报刊后，作出的公允评价。

这个观点，毛泽东不只淡过一次。

在 1953 年 3 月 22 日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也谈到这几位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文章特点：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如此，刘光汉（师培）成名时不过20 岁，死时才 30 岁。梁启超青年时代也是所向披靡。

同年 4 月 8 日，毛泽东在武昌又同田家英、吴冷西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同张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成为了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

《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办的报刊，他在青年时代便是读过的。其中，《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 年 11 月 26 日在日

本东京创刊， 1908 年冬被日本政府封禁， 1910 年初又在日本秘密印行两

期后停刊。共出 26 期。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三民主义”。主要撰稿人先后有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章太炎等。毛泽东在 1910 年 8 月 4 日发表于《湘江评论》上的《本会总记》中，谈到由他实际主持的湖南学生界联合会的历史渊源时，便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学生们为“寻出他们的朝气勇气活泼气”，便私下阅读汪精卫、宋教仁等所做的《民报》。《时务报》是清末维新派的重要报刊，于 1896 年 8 月 9 日在

上海创刊，为旬刊，由梁启超主编，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1898 年 8

月 8 日出至第 69 期后改为《昌言报》，同年 11 月停刊。《大江报》， 1911

年 1 月创办于汉口，詹大悲主编。响应革命号召，为武昌起义作出了贡献。

同年 7 月被查封。这些报刊，分别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中，充当了重要的“喉舌”作用。所以，毛泽东高度评价它们的进步意义，同时也高度评价了在这些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作用。特别是章太炎、章士钊这两位后来不无疵点的人物， 毛泽东也是以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待的，充分肯定了他们前期的充满朝气的革命宣传活动，称章太炎“前半生革命正义凛然”，所写的文章“所向披靡， 令人神往”。

关于章士钊，毛泽东在建国后同他的朋友之交，人们已经熟知。但在毛泽东青年时代，仰慕他主办的刊物，并引用他的文字的一些事情，不少人或许并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引几份材料以供一阅。

1914 年 5 月，章士钊任主编的《甲寅》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月刊，共

出 10 期。1915 年 10 月停刊。该刊在湖南也有发行。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他从一个姓徐的人那里借阅这个杂志，可能是每期都读。后来这个姓徐的人离开了，毛泽东于 1916 年 1 月 28 日特意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

子升仁兄大人执事：

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自徐先生去，无《甲寅》杂志可阅，特请吾兄以自己名义给暇向徐借《甲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两本。弟准下星期日下午前来拜晤。即颂教安。不一。

稍后，毛泽东又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 子升学长惠鉴：

弟 泽东叩一月十八日

承上月三十日赐示，昨日始收到，敬悉一是。《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星期日上午可否出城一游？ 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肃此，敬颂学安。不一。

弟 泽东上言二月十九日

毛泽东当时还不知道章士钊主编的这个杂志已经停刊。两次催借《甲寅》，“欲阅甚殷”之精，溢于言表。

1919 年 6 月 11 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被捕。章士钊致电当局首脑，请释陈独秀。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 年 7 月 14 日）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中又特地叙述了章士钊请释陈独秀的情况，还大段引用了章士钊的电文：

章行严（引者注：章士钊字）与陈君为多年旧交。陈在大学任文科学长时，章亦在大学任图书馆长及研究所逻辑教授。于陈君被捕，即有一电给京里的王克敏，要他转达警厅，立予解放。大要说——

⋯⋯陈君向以讲学为务，平生不含政治党派的臭味。此次虽因文字失当， 亦何至遽兴大狱，视若囚犯，至断绝家常往来。且值学潮甫息之秋，讵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甚为诸公所不取。⋯⋯

章氏又致代总理龚心湛一函。说得更加激切——

仙舟先生执事，久违矩教，结念为劳。兹有恳者，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君独秀，闻因牵涉传单之嫌，致彼逮捕，迄今未释。其事实如何，远道未能详悉。惟念陈君平日，专以讲学为务，虽其提倡新思潮，著书立论，或不无过甚之词。然范围实仅及于文字方面，决不含有政治臭味，则固皎然可征。方今国家多事，且值学潮甫息之后，讵可蹈腹诽之诛，师监谤之策，而愈激动人之心理耶？窃为诸公所不取。故就历史论，执政因文字小故而专与文人为难，致兴文字之狱，幸而胜之，是为不武；不胜，人心瓦解，政纽摧崩， 虽有善者，莫之能挽。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今日谣■萦兴，清流危惧。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举，是真国家不详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杜渐防微，用敢望诸当事。且陈君英资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缩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能。执事平视同乡诸贤，谅有同感。远而一国，近而一省，育一人才， 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那。特专函奉达，请即饬警厅速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岑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左证，⋯⋯

章士钊拜启六月二十二日从这两件事情即可看出，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阅读章士钊的言论，是留下

了良好的印象的。

毛泽东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几次谈到并称赞近代资产阶级的宣传文章和报刊，主要是为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写文章办报刊要有朝气，要有勇气，要有胆识，还要有牺牲精神。邹容、章太炎等莫不如此。二是说明舆论工具的重要。对此，毛泽东在 1958 年 4 月 8 日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 讲得很明确：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读孙中山《三民主义》）

［原文］

一般革命同志对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什么情形呢？民国政治上经过这 13 年的变动和 13 年的经验，现在各位同志对于民族、民权那两个主义， 都是很明白的；但是对于民生主义的心理，好像革命以后革命党有兵权的人对于民权主义一样无所可否，都是不明白的。为什么我敢说我们革命同志对于民生主义还没有明白呢？就是由于这次国民党改组，许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主义，便居然说共产党和三民主义不同，在中国只要行三民主义便够了， 共产主义是决不能容纳的。然则民生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在前一次讲演有一点发明，是说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都是以什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 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照这样判断，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

——摘自孙中山《三民主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 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 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 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也正是指的这种统一战线。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顽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党主义，否认统一战线，才造出那些否认共产主义的荒谬说法来。

——摘自毛泽东 1940 年 1 月《新民主主义论》（见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86—687 页）

［解析］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 1924 年 1 月至 8 月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的演讲。8 月 24 日以后，因对付商团叛乱及准备北伐而中辍，民生主义部分未讲完。演讲的笔记稿经孙中山修改后于 1924 年 4 月、8 月、12 月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编印行，同年底出版合订木。在演讲中，孙中山进一

步详尽地阐述了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于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原则相同，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建立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开展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在《三民主义》演讲的“民生主义”部分中，孙中山针对当时国民党改组时许多国民党党员反对共产党，要求在中国只实行三民主义，而决不能容纳共产党的论调，阐释了民生主义的含义，明确提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就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好朋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曾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相当熟读了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级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由武力进攻改为政治诱降。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伪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派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们一面在军事上挑衅，一面在思想文化方面大造舆论，大肆鼓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言论，故意混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说三民主义包括一切革命，以此歪曲和反对共产主义理论，胡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应当“收起”，共产党应当“取消”，试图取消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边区政府。

毛泽东 1940 年1 月 9 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

《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中，依据时代的特点和国际国内的环境，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鼓吹的“一次革命论”和以伪三民主义取代真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代替共产主义的言论。重申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指出，依现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走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是行不通的。“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有本质的区别，顽固派鼓吹的是一种伪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此，毛泽东还指出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进一步阐释了孙中山提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的论断，明确指出三民主义依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

蒋介石与他的御用文人在抗战时期打出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实际上是从法西斯主义那里抄来的，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以包装， 是名符其实的“挂羊头卖狗肉。”

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从何而来

（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原文]

大家知道西洋近代个人主义抬头，自由主义盛行，他们为何而如此？这全从其集团生活中过强干涉的反动而来，西洋人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不过从前的集团是宗教教会，后来的集团是民族国家⋯⋯自中古到近代，自近代到最近，始终在团体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一高一低、一轻一重之间，翻覆不已。但所有这些问题或主义，在中国旧社会里的人，都是不能了解的。因为他根本缺乏集团生活，亦就无从映现出个人问题。这两端俱非他所有，他所有的恰好是中间一回事；那就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始于家庭⋯⋯按理说： 是人类都有夫妇、父子，即都有家庭；何为而中国人的家庭特重？家庭诚非中国人所独有；而以缺乏集团生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松若无物，家庭关系就特别显露出来。像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我们都是没有的。中国的宗教不像宗教，或原不是宗教；中国的国家不像国家，或原不是国家。

——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社会与西洋中古社会不同，这是不对的。要看其经济范畴相同，不能只看中国无中古的教会。

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他的下层基础是农业经济，西洋中古也有这种伦理关系。

这些都是资本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的结果。

——毛泽东读《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梁漱溟（1893—1988），广西桂林人。早年在北京大学任教，1924 年后辞去北大的教席，奔波于南北各地，逐步提出与形成他系统的“乡村建设” 思想，并先后在广东、河南等地宣传与试办，最后于 1931 年初到山东邹平创

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全面实行他的主张，成为 30 年代一个重要的乡村建设政治派别。1937 年 5 月由邹平县乡村书店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 集中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思想理论。该书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分上下两部。上部谈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文化，怎样看待近百年来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下部则围绕他提出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主张， 阐述怎样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最后，还有一个附录《我们的两大难处》， 谈及他们一班从事乡村建设的人所遇到的矛盾和危机。梁漱溟这部著作的结构意图很明显。即，要解决中国问题，首先要认清中国社会文化的特征。

1937 年底，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蓬勃兴起。梁漱溟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拥护的。为进一步了解中共党的政策，交换意见，他于 1938 年 1 月 5 日至 25 日赴延安考察访问，并携带了他写的几本小册子以及《乡村建设理论》，送

给毛泽东，以求得对自己的主张的理解。

据梁漱溟回忆，他在延安时，毛泽东共会见他八次，除两次是设宴招待和送行的一般应酬外，其余六次会见都在两个小时以上，有两次还是从头天下午六点直到第二天清晨的长谈。其中第二次长谈便是围绕《乡村建设理论》的一些观点展开的。

在 1988 年 4 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答问录》中，对这次长谈有如下记述：

“我头一天把自己新出版的几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 第二天谈话他已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他拿给我看，说这些话是从我的书上摘下来的。他对我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所谓革命的三大法宝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是强调这一点，很突出它的作用的。

“我们发生了争论。我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衣奴，贯富对立，责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木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根据这种分析， 我又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八个大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 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或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的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 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稳定、发展。

“我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他强调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他说我的观点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说他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在这段回忆中，有关毛泽东的言论，有两点，一是阐述中国社会需要彻

底革命和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三个革命法宝，一是提出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分析只看到其特殊性，即重伦理关系的特征，而忽略了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并渗透到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阶级关系这一普遍共性。

在至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当时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所写的 1500 字左右的批注中，毛泽东针对梁漱溟的观点，对中国社会文化及其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异同关系的分析，要具体得多。有的是概括梁著的论述，有的表示

赞同，也有不少是不同意梁著的观点。毛泽东读梁的这本书，大致是在 1 月

12 日左右。这可以从这天他写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中得到证明，该信提到，“粱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这里的

《乡村运动理论》，应是《乡村建设理论》。

在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争论中，首先接触到的，便是怎样认识形成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的根源。

中西方社会文化，特别是近代以来，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人际关系诸方面，有明显不同。“五四”以来思想界谈论较多的，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中西方社会文化中的差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西方社会由于从中古以来始终过的是宗教教会或民族国家这样的集团生活，于是派生出个人本位这一对立物。中国社会由于始终是以家庭生活为基础，因而导致伦理关系这一基本的生活方式和人伦观念。

毛泽东也承认中西方社会文化确有差异，但他不认为生活方式是这种差异的根本所在，也不认为这种差异在中古时期就已出现。从前面引的毛泽东的几句批注可知，在毛泽东看来，确立人类社会发展不同社会形态及其文化特征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不是别的。即要看“经济范畴”， 而不是所谓有无“教会”。中西方社会文化在近代以前的演变，都是根基于大体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特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再进一步，西方近代社会出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抬头， 是否来自其集团生活中对个人的过强干涉的反动，如宗教教会、民族国家。梁漱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论述的。毛泽东的批注是：“？，否！从资本主义而来。”与此相应，中国社会文化之所以没有出现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潮，并不简单因为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而无从反映个人问题，也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存在过西方中古的宗教和现在的民族国家意识，从而难以出现个人的“反动”，毛泽东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仍然是“农业经济”，是“封建国家”。因此，如果说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确实存在着梁漱溟说的“个人本位的社会”和“伦理本位的社会”的差异的话，那么，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基础，在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即：“这些都是资本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的结果”，“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与资本制度不同之结果”。而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是介于个人与群体的一种“中间形态”的话，那么，它的含义也不是抽象的“伦理关系”，而“是家庭农业经济，是小团体主义、地方主义”；再进一步说，如果说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更多地张扬个人主义，并且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又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以强调群体合作，那么，中国社会文化“当然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是所谓中间形态。”

是“伦理本位”，还是阶级对立

（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原文］

（社会方面）在感情中皆以对方为主，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人而存在着。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

（经济方面）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史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迄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在西洋则父子、夫妇异财，其他无论。在西洋自为个人本位的经济；中国亦非社会本位的，乃伦理本位的经济也。

中国社会，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

（政治方面）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又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举国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谊化之⋯⋯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亦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的关系各作到好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的想理要求，更无其他。

——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

封建经济。

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

这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不为别的，全为维持封建剥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阶级相安，大多数人则不安。不是各作到好处，而是统治阶级作到好处，被统治者则作到极不好处。

——摘自毛泽东读《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伦理本位，是《乡村建设理论》对中国旧社会特征的一个基本概括。所谓伦理本位，是指伦理关系在人们的各方面社会关系中起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为了证明这个论断，梁漱溟从社会、经济、政治三个方面作了阐述。毛泽东则针锋相对，一一作了批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分歧的焦点， 是怎样看待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伦理关系这一特点，说到底，即中国传统社会有没有阶级分化、阶级对立以及阶级剥削。由于梁漱溟过于注重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看不到阶级社会中各阶级不平等关系这一共性，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在人际关系上“互以对方为重”，经济关系上“皆彼此顾恤”，政治关系上“家庭情谊化”。这些论点，也是有片面性的。毛泽东的批语，则始终贯

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同的。

梁漱溟也不是不承认有阶级对立的社会存在，但为了说明“伦理本位” 的中国社会不属于这种情况，他在书中又着重从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身份变化的角度展开论述，进而提出了“职业分立”的概念。毛泽东对其有关论述，也作了批语。

梁漱溟说：“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生产工作乃委于另一部分人任之；此即所谓阶级对立的社会⋯⋯遂造成剥削与被剥削的两面⋯⋯中国社会则没有构成这两面。其所以没有构成两面即在其生产工具没有被一部分人所垄断的形势。为什么无此形势？有三点可说：

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 二、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

三、蒸汽机、电机未发明，乃至较大机械亦无之。”

毛泽东对这段特别是生产工具没有被一部分人垄断的三个原因的批语是：“百分之七十土地集中于地主，农民只有卖，没有买。”“大多数人无产可以均分。”“只有土地剥削。”

梁漱溟接着说：“由于前两点，让中国社会不得有土地垄断，“如封建社会者然。本来，从第一点土地自由买卖，与封建社会已经不同，土地已难垄断⋯⋯河北省有句谚语：‘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此可见土地时有转移。贫富随有升沉，垄断甚难也⋯⋯中国之所以始终不能成功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于遗产均分的缘故⋯⋯无垄断即无阶级。生产工作者（农民、工人）恒自有其生产工具，可以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

在这段开头几句说中国社会“不得有土地垄断”、“土地已难垄断”旁边，毛泽东批道：“否”，这也是后来的事，从前衣奴制不然。接着又在中国未能进入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于遗产均分的缘故”旁，分别划了两个“？”号。在“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传相通， 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几句旁，毛泽东又批道：“贫富贵贱就是阶级。”

梁漱溟说：“所有官吏大抵是士人通过考试制度而来的；而士人则与农、工、商并列为四民，‘禄以代耕’，亦不过是一项职业，为构成此职业社会所不可少之一种成分而已⋯⋯可见其缺乏阶级分界，而政权实有开放给众人，让大家都得参预的机会。”

毛泽东批注说：通是不对的。

最后，梁漱溟在“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之交相为用”一小节中谈到：“在西洋恒见其积个人之有余；在中国恒欲以补众人之不足。在西洋人看钱是让人更能赚钱的，钱多用在生产上；在中国则以为钱是让大家化的，钱多用在消费上。”

毛泽东批注说：“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

毛泽东这几处批语，三言两语，平实出之，切中要害，鲜明具体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看法。

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高低

（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原文］

那末，要问中国社会为什么竟至崩溃解体吗？我们可以回答：这是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过来，这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所发生的变化而落到地的地步。于此，不要忘记的是中国文化自古相传，社会构造历久不变的那件事。他不变则已，变起来格外剧烈、深刻、严重！其所以久而鲜变，我们可以推想到两点：

一、中国社会构造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因此其本身妥当调和，所以不易起变动；因其不变动，乃更走向妥当调和里去。愈不变，愈调合；愈调和，愈不变；此相传已久的老文化，盖有其极高度的妥当调和性。

二、是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所以他能影响于外，传播于远；而他则从不因外面影响而起何变化。甚至为外族武力所征服，却仍须本着他的文化来行统治，其结果每使外族同化于他。如是，他文化势力圈的扩大与其文化寿命的绵长，成了相关系的正比例。卒之，成了又老又大，又大又老的一个文化体（有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大的文化体，颇近是），此其文化里面必有高越于外者在，亦从可知。

但到了近百年间，此本身有高度调和性，不因外面文化刺激而起何等变化的者社会，忽尔变化不已，形势严重非常。这全为近代西洋人过来所致。于此，我们又可推想到几点：

一、是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二、是中国文化的失败；或其弱点的先暴露。盖中西方文化相遇，中国遵起变化，顾尚未见西洋受我们影响而主何变化也。最后的总结帐如何不可知，眼前固是如此。

三、在一新中国文化未能融铸创造成功时，中国社会将陷于文化失调；

——社会构造崩溃，社会关系欠调整，社会秩序的饥荒。

——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

中国社会组织历久不变原因在他又好（妥当调和性）又高——这是不对的。

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

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 其帐已结。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比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

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

——摘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近代以来，在中西方社会文化的环境中，中国出现了危机。问题出在哪里？这首先涉及到认识方法问题。对此，梁漱溟在书中说：“我们必须把握着中国问题所在，而后才有工夫好作。中国问题在哪里？有人说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又有人说是在‘贫愚弱私’；这二说都不正确⋯⋯其实宇宙是变化的，人类社会更是变化转动很快的。多一样算什么？少一样算什么？ 多了的可以去掉，没有的不难添补上。不从前后动态上理会，只看见眼前的静象；是抓不到问题的。宇宙间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而是一一具体事物； 人类社会尤其是这样，不从抽象关系注意，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的视线，是抓不到问题的。”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的批注道：自然同社会都是变的。要从历史发展看，不要从一时静态上看。要紧的是事物间关系，而不是事物；是抽象的东西，不是具体的东西。看来并不反对梁提出的考察思路。从历史变动的角度， 从不同事物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危机，并从中抽象出规律的和本质的东西，他们两人的看法是相近的。这样，便涉及到怎样认识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近代中国的崩溃，直观看来是由于帝国列强的侵入，但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则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落后。这一点，毛泽东和梁漱溟的看法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梁漱溟在书中说近代中国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西洋人过来”，使“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所致，毛泽东把梁的论述概括为：“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没有作批评之语。

梁著还说：“帝国主义的障碍不能排除，而且使障碍更格外成了障碍的， 全在中国社会本身。中国社会本身问题远大过任何障碍于他的。”“归结我们的话：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 个人的不健全亦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

毛泽东对这两段话的批语是，“不是少了东西，也不是多了障碍，问题在社会崩溃，外患成为障碍。原因在于自身这是对的。”“内部问题大过边界问题；社会问题大过个人问题。”

崩溃来自中国社会文化固有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又和外患交合在一起。这就引出中国社会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危机和中西方社会文化的高下这两个问题。对此，毛泽东和梁漱溟就有分歧了。

梁著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文化失调，归根结底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唯一的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者说中国就没有政治。具体说来，“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亦顿然随之俱废， 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一断再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

梁漱溟的根本意思是，文化危机失调表现为政治上无办法；政治上无办法又来自政治制度的中断，使社会失去维系的核心。毛泽东在对这几段话的

批注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 针对梁著说的政治无办法在于没有“唯一的最高国权，陷于分裂”，提出这样的疑问：“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权分裂？”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不是政权的断裂和分裂，这是结果，是表象，根本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旧体制”，即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 在强列的侵入面前，只得被动挨打。按毛泽东这个思路，中西方两种社会文化在碰撞比较中的高下差异便不言而喻了。

但梁漱溟不这样认为。他在书中说：“中国社会构适本身（内部关系上） 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并以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后常常被同化的事例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又说：“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由此，梁漱溟的思路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近代中国的崩溃关键在自身的社会文化失调，但这里说的社会文化只是指政权的断裂和分裂，而不包括思想制度这些无可置疑更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中国文化原来“甚高”， 并旦与西方文化是“两样”，甚高而两样的文化相撞，使老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这样，近代中国崩溃的最终原因，似乎又不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而在外来文化的侵入了；乃至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最后究竟怎样结帐也未可知。对老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自信和眷恋，跃然纸上。从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批注可知，他不同意梁的这个观点。的确，历史上一些外族侵入，都被中国传统文化同化了，但那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碰撞，已然不是封建社会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故毛泽东批注说中国社会文化的失败，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如果说最终结果还待来日的话，那么，只有“更高者能胜之”， 原地踏步，固步自封，只能陷于更大的失败。

摆脱中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出路何在

（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原文］

这时，统治力量较大，革命一定不容易起来，或不能成功。那末，政治制度或者不变，或变而不断，借此不断之气，就可采取西洋长处，慢慢他讲求进步，而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但历史恰不如此⋯⋯

一、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何在？换句话说，靠什么人来解决中国问题？

二、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如何？是改良，抑或革命？

要决定这两点，必先认识中国问题是个什么样问题？譬如认定中国问题是在外不在内，如同印度人受制于英国人一样：那么对第一点，就应当是整个中国民族来解决这问题；对第二点，就应当说是民族革命。又如认定中国问题在内而不在外，如同 1978 年法国革命爆发，或 1917 年俄国革命爆发一样：那么对第一点，就应当是社会中某阶级或其如何联结为原动力；对第二点，就应当是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

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实在都是在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 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它几乎不像一个革命，因它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的秩序。民族问题早掩盖了阶级问题。然而亦不是对外的民族斗争， 而是民族自救。

——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

是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此点是从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估计而来。

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不是革命吗？

——摘自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梁漱溟对解决中国问题有自己一套思路。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不同意的。

（一）对老中国社会是改良还是革命。梁漱溟在书中很推崇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其“改革之中尚有因袭，其制度有一变化而未中断。”中国也应走维新的路，即“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具体说来，就是政治制度

（实即政权）或不变，或变而不断，采西方之长，求局部变化，“慢慢地求进步”。显然，这仍属洋务派开启的“中体西用”的老路。对此，毛泽东不认为“日本维新好于中国革命”，说梁的思路反映了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梁漱溟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连划了三个“？”号。

（二）怎样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化中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这实

际上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认识前提。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既然来自内部，那么，解决危机的出路便不是像印度人受制于英国人的时候那样，搞民族革命，也即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性质不是“对外的民族斗争， 而是民族自救”。这样说，是不是中国的出路在于发生像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内部阶级斗争的大变化呢？不是，梁漱溟在书中还写道：“若在旧秩序未推翻的时候，旧秩序便是一个有力的革命对象，大家的要求都还集中在一点上，事情就容易办。现在则对象非一个，要求不一致，说不上来同谁拼命，说不上来社会最大的最有力的要求是什么。”因此，同内的变化只能是社会性改革，或称“文化改造”。于是，他的结论是：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实在都是‘文化改造，民族自救’”。而毛泽东的鲜明观点则是：中国的出路在“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两种观，大的分歧源自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中，必然提出对外的“民族革命”的主张；从半封建的性质中必然提出对内的以阶级关系为核心的“民主革命”。梁漱溟不这样看待中国社会性质， 于是以“民族自救”来代替“民族革命”，以“文化改造”来代替“民主革命”。

（三）关于社会改造的方向。近代以来，为了摆脱危机，两个方向鲜明地摆在探索中国社会改造前途的人们面前。一个是西方化的资本主义，一个是俄国革命。对此，梁漱溟在书中均有所评说：“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人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又说： “俄国的路子的确好，能在国际站得住脚，合乎中国的需要。但只是好不行， 必须看他可能与否。大家虽是艳羡俄国的路子（一个五年计划，又一个五年计划），希望他亦能在中国成功；但如果找不出一个如何可能，则希望何益！” 对前一种看法，毛泽东是同意的，批注道：“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路。”对后一种看法，毛泽东批注认为梁漱溟对不可能没有说原因。梁漱溟感兴趣的， 是前面说的日本的维新改良道路。在这个总思路下，梁漱溟认为应该把重心放在向下看的“零碎解决”和具体事项的“培养建设”上面。他说：“从前中国人对于中国问题的反应，大批要求总解决（如革命、立宪、共产等）， 两眼注意看上面，注意根本问题，爱谈理想原则，仿佛总要有所破坏推翻； 而现在风气一变，好像不求总解决而要做零碎解决；两眼向上看而转到向下看，注意于小的实际问题；不高谈主义而切近事实寻求办法；不去破坏推翻而要为培养建设。”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稍后又加上官僚资本主义） 压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显然是认为总解决胜过零碎解决的。

（四）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依靠力量。梁漱溟认为主要靠知识分子。毛泽东是反对这种主张的。书中凡是论述这个问题的地方，毛泽东都划了问号，有的还写道“＝0”，即“等于零”的意思。

要严正批驳伪三民主义

（读叶青关于三民主义的文章）

［原文］

三民主义所以要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合而为一个主义，在于要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合而为一次革命了。这就是说，欧洲三个时期底历史任务，中国要在一个时期完尽⋯⋯民生主义的革命是和平转变，以国营实业等经济的方法代替阶段斗争一类之政治的方法，流血暴动的方法。换一句话，就是以民生主义代替布尔什维克主义。

政治要求统摄一切要求，所以政治思想应该统摄一切思想。我们不能否认各种社会科学和各个思想部门底独立性与特殊性，但大家必须一致承认各种社会科学和各个思想部门底关联性与一般性。三民主义可以应用于一切。它是科学底科学，思想底思想，有支配底作用。

——摘自叶青《三民主义的创造性》，载《时代思潮》

第 1 期，1939 年 5 月 30 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其中以所谓“国情”论与“统一”论之武断的叫唤为最嚣张。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的不统一，而欲将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谓统一，其实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违背抗战利益的假统一，完全违反统一中的差别或统一中的斗争的这个社会历史事实的武断空话。

——摘自毛泽东 1939 年 6 月 10 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

告《反投降提纲》（见《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220 页）

［解析］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 1939 年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特阶段后，共产党与

国民党之间展开了一场规模很大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国民党在 1939 年 1 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则是这场争论的直接导火线。这个会议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说：“今后木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之后方，尤应特别注意。” 会后，国民党及其控制的报刊，极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 的论调。其中，叶青表现最为突出。

叶青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 1927 年被捕叛变，随后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1939 年参加国民党，一时在思想政治领域里异常活跃。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他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三民主义的

理论刊物”，叫《时代思潮》，召集一些人搞起“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的反共高潮，是以叶青的理论为核心的。仅在 1939 年，叶青就先后发表了《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三民主义的时代性》、《三民主义的革命性》、《三民主义的阶段性》、《三民主义的哲学性》、《三民主义的世界性》、《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文章，在此前后，他还出版了《民生主义真解》、《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认识三民主义的先决条件》、《毛泽东批判》等小册子。叶青研究三民主义，其出发点在于反共，对此，后来他说得很明白：“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睦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叶青《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载桂林《满地红》第 4 卷第 15、16 期， 1942 年 12 月 5 日）

叶青的文章很多，其核心内容主要是两个。一是歪曲三民主义，用“一次生命论”来概括三民主义的内容，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一是为蒋介石的政治和思想专制作理论阐迷，从而提出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需要的思想，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革命的政党。这两点，在我们前面引用的他的《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一文中的两段话里即明显体现出来了。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的“叫唤为最嚣张”的“国情论”和“统一论”，说的就是叶青的这两个核心观点。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与评价，随着国共两党的关系的变化也有所变化。大革命时期的评价是积极肯定的。大革命失败后，曾把三民主义区分为“革命精神”和“反动思想”两个方面。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毛泽东始终注意到，三民主义问题之于国共关系和国家命运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在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研究和评价三民主义，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在叶青等人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向中共挑战后，毛泽东很注意这一动向以及叶青的一些文章。1939 年 6 月 10 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提纲》的报告

中，他不仅点了叶青的观点，而且还引用了日本人松本慎一 1939 年 1 月 23 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题为《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中的几段话，指出日本人也在利用三民主义问题搞阴谋，如该文说“吾人则以‘一面与日提携， 一面建设三民主义’相号召”。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特别谈到怎样看待三民主义的问题，他说：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在抗日过程中也是有区别的，但在抗日过程中二者有其一致点⋯⋯党内党外许多人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编人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由于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为此，正本清源，批驳叶青之流鼓吹的假三民主义，还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本来内容，阐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便尤其显

得重要了。

在毛泽东这个讲话后，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进入高潮。从 1939

年 6 月到年底，中共党方面发表的重要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以及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毛泽东在 1940 年 1 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对新旧三民主义，真假三民主义， 以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作了更具体的阐述。应当说，《新民主主义论》是这场论战中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一方最重要的论著。

两个中国之命运

（读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原文］

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了中国⋯⋯

我以为大家对于中国国民党如果能用客观的态度，拿过去的事实来证明他，由现在世界的变局来分析他，就将来中国的前途来推求他，就可知道中国惟有三民主义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亦惟有国民革命是正大光明的路线，而且惟有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是中华民族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

所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样抄袭附会而成的学说和证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

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

——摘自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今年三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日本人说： “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介石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

蒋介石先生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政府负责人的身份，在其自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是这样乱骂“割据”，自己不负一点责任，这有什么道理呢？

——摘自毛泽东 1943 年 10 月 5 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918—924 页）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

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引者注）； 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 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大会的面前。

——摘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025—1026 页）

［解析］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于 1943 年 3 月，该书由当过汉奸的陶希圣执笔。

全书分八章，第一章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概略；第二章写国耻的由来和革命的历史；第三章说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第四章谈北伐到抗战的历史；第五章介绍平等互惠的新约和国民今后的方向；第六章讲革命建国之根本问题；第七章说中国革命建国动脉、命运的决定关头的问题；第八章讲中国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一、通过回述中华民族的历史，极力颂扬封建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以此作为其继续推行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大多，“成了一片散沙”，中国不是缺少民主，而越出了“法定的界限”，于是赞赏“中国古来建设国家的程序，由身而家而族，则系之于血统；由族而保甲而乡社， 则合之以互。由乡社以至于县与省，以构成我们中国国家大一统的组织。” 二、借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赞美国民党的统治，要人民把中国之命运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书中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改造”与“整理”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的遗产，来“开创”与“充实”亿万子孙立命的基业，于是号召“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三、公开攻击共产主义，暗示要取消共产党。提出共产主义是以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从而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是“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非彻底改革”不可。指责共产党拥兵自重，是“武力割据”的“军阀”，暗示和平方式已不能产生效果了，但中国的命运的决定却“不出这二年之中”。

《中国之命运》一书标志着蒋介石政治思想体系的完成，一出版便被国民党吹捧为“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把它列为各界的必读书，累印至近百万册。这个时候， 正好共产国际经过协商，自行解散，一些反共分子又企图借此事件给共产党一击，重庆的不少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这样，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事实上成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危害性，考虑予以回击。该书出版仅一个月，毛泽东在 1943 年 4 月 22 日给何凯丰的信中说：“《中国之命运》我已要陈伯达写一意见（数千字，征引原文），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法。”6 月 16 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谈到《中国之命运》。7 月，他又修改审定了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19 日、致信秦邦宪、陆定一，指示把陈伯达的文章登在《解放日报》，并在广播上广播两次， 还要印出一万五千份小册子。随后，又指示各地党委转登转印陈伯达的文章， 还让在重庆的南方局将它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广为散发， “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英美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

（7 月 21 日致董必武电）此外，毛泽东还为《解决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集中驳斥国民党以及《中国之命运》的反共宣传。

与此同时，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还专门召开理论干部会议，提出要认真研究蒋介石的这本书，在了解它的基础上从各个角度批判它。1943 年 3 月到 10 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有关社论有《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发表的重要文章除伯达的《评

〈中国之命运〉》外，还有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等。

如果说，关于三民主义的论争比较集中于国共两党在思想体系方面的对立与分歧的话，那么，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则更集中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分歧，直接指向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所以，在 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特别阐述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具体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等问题。这个报告，可以说是毛泽东对“中国之命运”的论战和八年抗日战争的总结，也是对蒋介石鼓吹的“中国之命运”的批判，和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中国之命运的系统论述。他在开幕词中说：“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就是《论联合政府》。

让整个资产阶级接

受马克思主义，不合现实

（读 1952 年 1—3 期《学习》杂志）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们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摘自毛泽东 1952 年 3 月 27 日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的修改

超过这个限度（指《共同纲领》中的有关规定。—引者注），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摘自毛泽东 1952 年 9 月 5 日致黄炎培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42 页）

［解析］

《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一个半月刊。1952 年年初，在对一些资本家进行“三反”、“五反”的运动高潮中，该杂志接连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文章，从思想理论上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批判。第 1 期上的文章有：《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并和章乃器先生商榷关于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第 2 期上的文章有：《驳资产阶级的谬论》、《评民族资

产阶级的“积极性”》。第 3 期上的文章有：《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

《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有的文章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反动的，即阻碍社会前进的”；有的文章否认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否认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有积极的一面：有的文章把建国初期不法资本家在经营活动中的犯罪行为混同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质属性来进行批判；由此，一些文章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不允许有资产阶级立场、思想存在的倾向，从而与《共同纲领》的提法发生抵触。

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于 1958 年创刊之前，《学习》杂志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刊物，经常发表一些政策方针性的和重大理论性的文章。因此，毛泽东很注意阅读这个杂志。他在读了上面那些文章后，立刻感到有的

文章的一些观点，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有片面性，于是提出了批评。

1. 月 27 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除了加写了前面我们引述的那段话外，还改写有这样一段话：“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 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毛泽东说的这种“错误思想”， 既体现在一些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身上，自然也体现在一些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而发表的文章里面。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点名，但与他读到的《学习》杂志第 1、2、3 期上的一些文章，是有关联的。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宣部负责人于 3 月 29 日就《学习》杂志第 1 至 3 期上的一些文章的错误观点，写了一个检讨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该检讨报告说，《学习》杂志上的这些文章，实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西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达到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有其一定的积极性的结论，这样就公开地违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毛泽东读了这个检讨报告后， 为了用这件事情更广泛地教育全党，决定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把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区、各部门党委，还为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指出：“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以党刊上登载。”所署时间是“四月四日”。毛泽东对这个检讨报告还作了些修改，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这里说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写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一文，原载 1952 年 3 月 24 日《解

放日报》。《学习》杂志于 4 月 10 日出版的第 4 期上转载，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 4 月间，毛泽东在批转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时，

还写了一段批示，对《学习》杂志上一些文章的错误内容，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在现阶段，“要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这些都是不合现实的，不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应该说，这个观点是相当深刻的， 为当时统一党内思想，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起了重要作用。

1952 年的三反五反运动，由于揭露了不法资本家的许多犯罪事实，不仅在党内产生了要求整个资产阶级接受工队阶级基本思的倾向，而且在党外民主人士中，这种倾向也有反映，对此，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一贯的，他的态度是相当冷静的。他对有这种倾向的民主人士耐心做说服工作，对黄炎培即是一例。

1952 年 9 月 4 日，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黄炎培先生，将自己准备在当月民建北京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毛泽东审改。这个讲话稿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

指示的精神》。毛泽东读后，于 9 月 5 日给黄炎培写了这样一封信： 任之先生：

北戴河的信，九月四日的信及讲稿，均已收到，甚为感谢。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我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

⋯⋯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 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顺致敬意

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

信中再次提到《学习》杂志上的文章的事情，进而对他此前提出的现阶段不能要求资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能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基本思想的观点，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述。

据《毛泽东书信集》的编著者在注释中说，毛泽东这封信中提到的对黄炎培讲稿的修改，也主要是体现这个观点的。例如：（一）毛泽东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二）毛泽东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四）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

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 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对读者帮助很大

（读李达《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鹤鸣兄：

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顺致敬意

毛泽东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摘自毛泽东 1954 年 12 月 28 日致李达

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87 页）

［解析］

1954 年 10 月，以《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为发端，全国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广泛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涉及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等等。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写了两篇文章——《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思想批判》，于 1954 年 12 月 20 日一并寄给毛泽东，毛

读后“觉得很好”，于 28 日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回信，特别称道《胡适的政

治思想批判》一文。该文 3 天后便在 12 月 31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胡适思想批判》后来发表在 1955 年 1 月号的《新建设》上面。

《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共 9000 字左右，主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政治思想。文章认为：个人主义即实用主义的社会观，是胡适的政治理论的基础。他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对旧社会负责，一点一滴地改良它”，从而“拥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这是胡适“反革命活动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宣扬“好政府主义”，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文章是希望北洋政府恩赐宪法，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他 30 年代办的《独立评论》，基本精神是反苏反共反人民，表现了“亡国路线”。抗战开始以后，便完全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过河卒子”了。毛泽东说这篇文章“对读者帮助更大”，大概是指它对胡适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批判方面。

该文在理论上较强的是开头部分。文章开头把实用主义的内容归结为 4

个方面：（一）实用主义者在“经验”这个名词下面贩卖主观唯心论，“主张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毛泽东信中说“似乎有错字”，是指原稿把“物质”与“意识”两个词写颠倒了。（二）实用主义者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有运用或者有效果的便是真理，否则便是假理。毛泽东在信中说， 由于“实用”和“效果”这两个名词和我们说的大体相同，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在正式发表稿里，有这样一句话：“实验就是看那种见解实行起来对于资产阶级的人生有无实用”，这不知道在原稿里就有，还是毛泽东或编辑加上去的。（三）实用主义的方法是假设和求证。（四）实用主义者还从庸俗“进化”论取来进化这个观念导入于实用主义之中，说他们经验中的宇宙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地进化的，这种人生观便是改良主义。毛泽东在信中说：“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大概是看了这段论述后，想到胡适还有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的说法，希望一同批判。

发表的文章中接下来说：“胡适还说，这种淑世主义（改良主义）的目的在于拯救世界，一点一滴一分一毫地努力贡献于这个世界的长成。实用主义要拯救的是资本主义世界”。这几句话也不知道原稿就有的还是后来加上的。总之，毛泽东对《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一文的开头部分读得比较仔细， 因为它“通俗易懂”他说明了一些哲学问题，而毛泽东所希望的，正是“利用这个机会（按：批判胡适思想），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用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后，又称“实验主义”。有意思的是，毛泽东青年时代还亲自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并多次拜访请教，受到胡适实验主义观点影响的。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读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呜》）

［原文］

既然百家争鸣，就不能一家独鸣。在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犯了一点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那就是只许一家独鸣。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后如何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家独鸣只能引起思想僵化。大家都学会引经据典，人云亦云，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思想懒汉。这种懒汉思想，在强调向科学进军的今天，应该说是一种障碍，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独立思考、独出心裁。显而易见，为了使科学家的思想开放，就必须把百家争鸣继续下去。

百家争鸣也应该认为是使科学家团结起来的基础。从遗传学方面的情况来看，通过去年八月的青岛会议，大家畅所欲言，争了一场，鸣了一番，对目前存在的米丘林和摩尔根两个学派间的互不了解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的看法，都得到很大的帮助，使他们逐渐接近。

——摘自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乔木同志：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 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四月三十日

——摘自毛泽东 1957 年 4 月 30 日致胡乔

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26 页）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

改为副团，替作者焕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写的按语

［解析］

五十年代前后，在遗传学研究界，存在着以苏联米丘林和美国摩尔根为代表的两大不同学派。建国初期，摩尔根学派受到批判，被贴上政治标签， 说是“资本主义的”、而米丘林学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受到苏联遗传学界的影响。1948 年，李森科在苏联曾发动对摩尔根学派的批判。建国初，我国有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广泛组织了对李森科报告的学习，并在某种程度上仿效苏联的做法，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了摩尔振学派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

1956 年 4 月，东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当时东欧某个国家一位党的负责干部的谈话记录，谈他们国内遗传学家对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观点的反映。4

月 18 日，毛泽东在这份谈话记录上给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际春写了几句话：“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酝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据龚育之在《毛泽东与自然科学》（《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文中说：5 月 2 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发言之后，毛泽东再一次讲话，正式宣布：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他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 2000 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再举了自然科学方面“像李森科这样的问题”作例子。5 月 26 日，陆定一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其中特别谈到，在遗传学领域贴标签的作法，“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经中宣部建议，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于 1956

年 8 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北京大学遗传学家李汝祺教授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后，他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谈自己参加会议的收获和关于百家争鸣之于发展科学的重要性的意见。该文公开发表于 1957

年 4 月 29 日《光明日报》上面。毛泽东读后，认为“有用”，于 30 日写信给胡乔木，指示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同时为此文重新拟了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代写了编者按语。5 月 1 日，《人民日报》刊出此文和编者按语。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毛泽东替作者换上的题目。这个简明而精辟的论断，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概括，对百家争鸣方针的深刻阐述。

在此前后，毛泽东还特别关注遗传学家谈家桢的科学研究工作。

1956 年 8 月青岛座谈会上，出席会议的谈家桢把几年来压在心里的话， 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那天会餐，他举杯痛饮，喝了个酩酊大醉。有人到陆定一那里告状，陆定一说：“你们骂了人家那么多年，还不许人家骂你几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从汇报中得知有个敢对强行推行“米丘林——李森科学说”说“不”的遗传学家，记住了谈家桢这个名字。

1957 车 3 月，谈家桢在北京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会见了他。当谈家帧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握着谈家桢的手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他询问了谈家桢对贯彻“双百”方针和遗传学研究方面的意见，鼓励道：“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一席话，解决了新中国遗传学研究中的障碍，使一度无法开课的谈家桢

再执教鞭，重登讲台。

1. 个月后，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各界人士。他一眼便认出了谈家桢，笑着说：“诙行生，老朋友⋯⋯”

1958 年 1 月 6 日，刚吃过晚饭，谈家桢便接到市委的通知，要他立即动身。毛泽东用专机将淡家桢和周谷城、赵超构接到杭州。当他们乘车抵达西子湖畔一个幽静庭院时，已是晚上 10 点过后。毛泽东身披大衣，等候门前， 幽默地说：“深夜把你们揪出来，没有耽误你们睡觉吧？”至今谈家桢还清

晰地记得毛泽东与他们亲切交谈的那间房子的简朴陈设：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四人各据一席，谈古说今，无拘无束。其间，毛泽东关切地问：“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凌晨二时， 毫无倦意的毛泽东抬腕看了看表，煞住了话题：“你们太累，该休息了。” 从毛泽东住处到庭院大门，有条数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毛泽东坚持把他们送出大门，看着他们上车才转身回去。

谈家桢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 1961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一见面，毛泽东便问：“你对遗传学问题还有什么顾虑吗？”一位负责科教工作的市委领导当即汇报了情况，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把遗传学搞起来。” 毛泽东点头频频。微笑着说：“这样才好啊，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正当谈家桢埋头钻研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夜间，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赶到农村。

毛泽东又一次想起了谈家桢。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说：“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于是，谈家桢又回到了复旦大学。1974 年，重病在身的毛泽东托王震给谈家桢捎来了口信：“这几年怎么没见到你发表文章？你过去写的文章，有些观，点还是正确的嘛！”

每年署假回乡，极为有益

（读王桂芹《署假归乡日记》）

［原文］

八月十四日 星期三

每天担水成了我的习惯。水缸，我总愿它满满的。我又往房上担土。起初，肩压得疼痛，我就再压，后来不痛了。

劳动，的确很快乐。不怪我大伯说：“担担子如坐轿。”我担着土或水， 也挺逍遥自在。

每天，当太阳快还家时，我便和我的小侄子、侄女到山上去割柴。这也是一种享受哩！

我的大娘们和嫂嫂们，见我回来什么都干，她们就说：“没成洋学生、书呆子，还是咱们的人。”有时也逗我几句。

——摘自王桂芹《署假归乡日记》（见《中国

青年》1958 年第 4 期）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文可以在报刊上发表。

每年署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

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李讷应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

——摘自毛泽东读王桂芹《署假归乡日记》的批语

［解析］

1957 年署假，北京实验中学的学生王桂芹，回到河北省阜平县老家母亲

身边，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和社员们的一些活动，同时勤奋地记日记。写了 13

篇，共约 1 万字。

回京开学后，一次学校组织同学到北京郊区参加秋收义务劳动，在休息时，和王桂芹同班的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看到王桂芹的背包中整理好的这些日记，就拿出来看，但没有看完。劳动结束后，李讷征得王桂芹同意，把《日记》带回家看。李讷在家看完了《日记》，在进餐的时候对毛泽东说：爸爸， 我这里有同学写的日记，写得很有意思，你能看看吗？于是，毛泽东就认真地看了王桂芹的《日记》，并写了上面引述的批语。李讷在把《日记》退还给王桂芹时，说：我爸爸也看了你的《日记》，还写了批语，他说可以送到

《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王桂芹那天刚好有事，就委托两位同学将《日记》送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在 1958 年第四期首篇上，以《署期回乡日记》为题正式发表。

在这篇《日记》上，毛泽东做了认真的批阅，修改了原稿中的错别字， 并对其中好的段落和文句用铅笔在旁边画了圈圈，对《日记》作者的行动和思想表示了肯定和赞许。

在 8 月 5 日这篇日记中，王桂芹记述了回乡的路上，看到旱地里的谷子、

花生等因缺少雨水而旱得像火烧了似的后，写道：“什么时候，我们也会人工下雨呢？我想，我若是能呼风唤雨多好！那庄稼年年丰收，国家年年富足， 人民年年丰衣足食！”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连画了两个圈。这篇的最后，作者写快要到家的途中遇到了雷阵雨，雨点打得她不自主地打抖起来，她写道： “我再看看田地里干枯的谷苗，它饱吸着雨水，好像又恢复了生命力，逐渐精神起来，我尝尝雨水，觉得也是甜滋滋的。我想，我淋湿了又算得什么， 只要庄稼长得好，比什么都强哩。雨啊，下吧，下个透吧！”毛泽东阅读到这里重重地画了圈圈。很显然，毛泽东很赞许王桂芹在看到庄稼受旱和自己遭雨淋时的想法和感受，因为这种思想感情已和农民的思想感情相通了。

在 8 月 7 日这篇日记中，王桂芹听说社员们要去打坝，她就想邀女友小斤一块去参加，可是小斤母亲及其二大伯等都不赞成，说：“外面日头晒得火热，你们受不了。”“别去了，够累的，连我都有点受不了。去也挣不了多少工。”王桂芹对他们说：“我不怕累。再说，我又不是为挣工分，我是为了劳动和出汗。”她回到家和母亲商量，母亲支持她，并说：“去吧，尝尝什么味，别累坏了，但也别娇气。”母亲还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说：“干活要像个样。把你的缎子裤和绸子褂脱下来，穿一套‘劳动服’，那才不显得软气。”毛泽东看到这里，连连画了三个圈，既表示赞许王桂芹不怕苦自觉要求去打坝的好态度，又很欣赏她母亲和别人的态度不同；一方面积极鼓励，另一方面又关心备至，实在是位好母亲。

在 8 月 10 日这篇日记中，记述了给同学贾达黎做鞋的事。3 年前，王桂芹答应给同学贾达黎做一双鞋，但因没有时间，一直没有做。这次回家，她把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郑重他说：“这么久了还没给她做，为什么不早说？我就不喜欢光答应不做的人。现在做吧！”于是，王桂芹在妈妈的督促下给贾达黎做了双花鞋。她写道：“我想，达黎决想不到我这个假期会给她做鞋， 也许她早认为我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了。永远做个守信的人，永远做个执行诺言的人！”毛泽东看了这节日记，有三处连画三个圈，对王桂芹母亲的严肃态度，对一个高中女学生自己动手做鞋，对王桂芹要永远做个守信的人，都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和赞扬。在日记里，她还写了参加社员大会时讨论关于吃菜问题，写了她在地头休息时给乡亲们读报，写了参加关于“从前地主雇长工是剥削，现在高级干部使勤务员，一般干部雇保姆算不算剥削？”的辩论会，等等。毛泽东在这些地方都连画三个圈，肯定了王桂芹参加这些社员活动是很有益处的。

在前面引述的 8 月 14 日的一段日记里，毛泽东对其中“没成洋学生、书

呆子，还是咱们的人”这句话连打了 4 个圈，并在“还是咱们的人”下面画了一个道。这表明毛泽东所欣赏的，是日记里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同劳动者打成一片，接受锻炼和教育的思想倾向。

在这约 1 万字的《日记》中，毛泽东画圈圈的地方共有 27 处，其中连画

三个圈的有 17 处之多，足见他阅读时的心情是何等喜悦、何等赞许，无怪乎在《日记》后面批上“此文写得很好”六个字的评语。他热情推荐，表明他对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重视。

研究马列，也要跑图书馆

（读《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

《孙守钢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

［原文］

他只上过两年大学，而且还是学化学的，现在要来消灭细菌，这该从哪里下手呢？⋯⋯于是，他鼓起勇气，首先从学习入手。他利用了任何一点空闲时间，去跑书店、图书馆，找有关细菌、微生物和医学方面的书籍来阅读， 一面又结合实际来开展研究。

——摘自《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 载 1958 年 6 月 11 日《光明日报》

孙守钢想，如果能早日试制出“矽胶”，延长变压器的运行时间，那不就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多财富吗？他决心要搞这个工作，可是他不仅还没有试制“矽胶”的经验，并且也缺乏技术资料。⋯⋯就跑书店去查书，把有关技术资料尽量抄录下来；又向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请教，一边学习，一边进行试验。

——摘自《孙守钢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

载 1958 年 6 月 11 日《光明日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要用这两位青年的方法，就是为解决追切问题而去跑图书馆。列宁为了批判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党内兴起的有神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而去系统地研究哲学史，写出了《唯物论与经验批评（判）论》，费了巨大的精力。

——毛泽东 1958 年 6 月 12 日读《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孙守钡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写的批语

［解析］

毛泽东这个批语写在 1958 年 6 月 11 日《光明日报》上面。这大《光明日报》第一版在“东风强来西风弱，真正英雄看今天”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本报记者”写的两篇文章：《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和《孙守钢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一文，介绍了只上过两年大学的天津仁立食品厂青年技术员马国荣，针对蛋制品中的“沙门氏菌”问题，从学习入手，利用空闲时间跑书店、图书馆，找有关细菌、微生物和医学方面的书籍阅读，并结合实际开展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 322 次试验，创造出了“真空充氮处理法”，消灭蛋品中的“沙门氏菌”，解决了国际市场上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孙守钢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一文，介绍了天津市供电局修理试验所 21 岁的化验工孙守钢不畏困难，在四年多的时间里跑图书馆，查技术资料，经过多次试验，制成质量超过英国和日本的优质“矽胶”的事迹。

毛泽东很仔细地读了这两篇文章，分别在两篇文章的标题前画了两个

圈，在标题里“马国荣”、“孙守钢”下面划了两道直线。正文里不少地方都划了直线，有的是在整个段落两旁划上竖线，在我们前面引述的那两段原文两旁，划着两道、三道竖线。他的批语，是写给陈伯达的，有“陈伯达同志阅”字样。他划上这些竖线，当是让陈伯达阅读这两篇文章时注意这些重点。

在毛泽东看来，阅读这两篇文章应注意的重点，就是“为解决迫切问题去跑图书馆”。由此，他把这两位青年攻克技术难关而跑图书馆寻求资料的方法，延伸到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领域，认为是同样适用的，还举列宁写《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时为批判有神论而钻研哲学史为例。毛泽东发挥的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除了强调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外，提倡学习书本知识，“跑图书馆”，这在方法论上是全面的。

此件也可看

（读新华社《大胆的幻想家——齐奥尔科夫斯基》）

［原文］

齐奥尔科夫斯基于 1857 年生于俄国列山省伊柴夫斯克村一个守林人的家里。他在九岁的时候，不幸患了猩红热，两只耳朵完全变聋了。耳聋和家境贫困使他没法进学校读书。这个孤苦的孩子于是只得靠自学来求得学问。由于自己的刻苦钻研，齐奥尔科夫斯基 20 岁便开始当数学教师⋯⋯挤时

间自学天文学、化学，特别是航空科学。他从小就爱幻想。当他只有八岁的时候，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个氢气球的玩具，这个气球在他小小的头脑中撒下了飞向天空和无穷的宇宙的科学幻想的种子。这些种子在他当数学教师时期，由萌芽而至茁壮成长起来了。

一天，齐奥尔科夫斯基看见窗外有几只燕子在雷雨前的阴霾密布的天空中疾掠而过，无数的幻想在他头脑中沸腾起来：人一定能够比燕子飞得更快， 他的面前出现了像绞鱼一样的飞艇⋯⋯人们都称他为“大胆的幻想家”。

——摘自新华社《大胆的幻想家——齐奥尔科夫斯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件也可看。

——毛泽东读新华社《大胆的幻想家——齐奥尔科夫斯基》写的批语

［解析］

新华社编发的《大胆的幻想家》一文，介绍苏联喷气技术和星际火箭理论的奠基人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的生平事迹，发表在 1958 年 6

月 11 日《光明日报》“苏联科学人物”栏目里面。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在我们前面所引的三个段落的句子下面，都画了直线。在其中“20 岁便开始当数学教师”一句里，毛泽东把“开始”两字四掉，改成“在一个中学校”。也许是觉得这句话表达不够完整，也可能是毛泽东此前读过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有关资料，特意加上的。这说明他读得是相当仔细的。

毛泽东国画的内容，主要是表现齐奥尔科夫斯基小时候遭受的贫困磨难，和他自我奋斗大胆幻想的内容。这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兴奋点有关。在1958 年 5 月 18 日八大二次会议上写的一个批语中，毛泽东就说：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差⋯⋯的那些人。”他还指示有关部门编印了一份《400 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印发与会者。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出身低徽、遭受磨难，与大胆幻想、勇于创造之间，似乎有天然的联系，在“大跃进”时期，尤其应树立这个观，久。这是他注意到《大胆的幻想家》这篇并不起眼的文章的思想背景。

他说“此件也可看”。这个批语，是写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的陈伯达的，大概是提醒他应多宣传些这方面的材料吧！

很有意思，是一首诗

（读《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原文］

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开开电扇乘乘凉，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

各种生产用机器，劳动学习娱乐“三八制”；出门坐上电汽车，到处花香真喷鼻；室内室外公路电灯化，有事摇摇电话机，定时广播有喇叭；饭前饭后开开收音机，北京上海好戏随便听听它。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摘自《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

渡到共产主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子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摘自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 6 日读《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写的批语

［解析］

在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许多地方提出了向共产主

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 8 月 4 日视察河北徐水县后，县委于 22 日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9 月 20 日还发布了在全县《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在这个“共产主义试，久”的启发下， 其他地区也不甘落后。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提出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中共中央宣传部于 11 月 4 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 134 期刊载了《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文章报道了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 第一书记谢惠玉 10 月 28 日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作的关于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的摘要。其主要内容是：（一）工业。提出一年实现地方工业网，二年实现工业化、电气化。（二）农业生产万斤化。提出到 1960 年粮食作物种值 15 1 亩，保证亩产 2 万斤，争取到 3 万斤，

共产 39 亿斤。（三）林业、渔业、畜牧业和多种经济。根据“三三制”（全

部土地三分之一种庄稼，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体闲）要求， 1959 年实

现绿化。（四）共产主义乐园的建设规划。提出 3 年内把全县 993 个自然村改造成 25 个新乐园，每个新乐国有妇产院、剧院、养老院、休假院、托 儿所、文化馆、浴池、广播站、体育场、发电厂等“八院、二所、四馆、三厅、两池、三站、四场”。8 条 30 米宽的马路贯串 25 个新乐园。（五）文教、科

学、卫生、福利。提出两年建成大学 4 至 6 所，搞一个科学院、十个分院，

搞几十处医院，生产大队建电话总机。（六）丰衣足食。到 1960 年基本实行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

按主观的理想描绘未来，是不同历史时期奋斗前进的人（11 共有的普遍心态；急于跑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再困难、再宏伟的事情似乎在一夜之间便可做成，则是 1958 年那个时候人（11 独有的心态。所以，山东范县的这个规划在今天看来尽管是无比的幼稚可笑，但是，包括毛泽东在内，当时读到后也认为“似乎也是可行的”。

他对这个规划读得很认真，在许多句子下面划了着重线、双道着重线， 特别是在一些数字下面。他的批语说“很有意思，是一首诗”，是指文章中每部分规划结束时，都有一段押韵的文字。我们上面引述的，便是其中关于乐园建设、关于科教文卫、关于年衣足食三部分的结束语。当然，毛泽东也认为这个规划实现的时间太紧，但他还是肯定了这些设想的内容的。因此， “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毛泽东是很重视这个规划的。在批语中，他还建议陈伯达、张春桥等到范县“去看一看”，还说：“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看来是想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毛泽东读《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篇文章时，正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为了给会议提供材料，毛泽东还批示：“印发。字体大小，文章格式，完全照文老样，较为适宜。”在 11 月底 12 月初于武昌举行的八届六中会全上，再次印发了《宣教动态》上的这篇文章及毛泽东读后的批语。

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

（读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原文］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之下，人们都不能不关心着我国将如何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为了启发思考，展望未来的前景，我们就编了这样一本书来供给大家学习和参考。

——摘自《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编者的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要广为散发。看这本书， 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有许多东西模是糊印象，因当时并无经验。不要迷信老祖宗，我们有 31 年的经验，加上苏联 41 年的经验，具体多了。

——摘自毛泽东 1958 年 8 月 30 日在北戴河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犬林著《苏

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摘自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 9 日在郑州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工作会议期间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第 552—553 页）

［解析］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全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由中央宣传部以人民出版社名义编辑，由该社于1958 年 8 月正式出版，约 17 万字。该书材料主要取自当时已有的马、恩、列、斯著作的中译本，只有少数是直接从外文版本翻译的。编排上，围绕共产主义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设立了 25 个专题，如：“共产产义社会的概况”、 “公有制的建立”、“电气化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消灭货币和实行产品交换问题”、“平等和平均问题”、“再生产问题”、“生产公社， 消费公社”、“工农业的结合，城乡差别的消灭”、“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的条件”，以及“人口问题”、“家庭、婚姻和妇女问题”等等。每个专题下面，选录经典作家有关论述若干段落。

编印这样一部书，明显与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设想的，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建设思路有关。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确也十分广泛。1958 年 8 月人民出版社第 1 版发行后，上海、沈阳、武汉、重庆等地

先后重印，仅上海人民出版社于这年 9 月便印刷了 20 万册。毛泽东很重视这本书。我们前面引的他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便是写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的，他希望县级以上的党委成员对这本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推重不可谓不高，期望不可谓不深。

在 1958 年春夏间，毛泽东较多地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据胡乔木回忆，这年 2、3 月间，毛泽东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杠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这年 4 月底，刘少奇等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况，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会上也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刘少奇后来在 1958 年 11 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的回忆：“在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 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 要定一去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在 5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也讲到：“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刘少奇、陆定一所说的这些， 大概就是 4 月底毛泽东等在广州小范围内议论的情况。从中可知，编印《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个时候议定的。同时提到还要编印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书，这本书后来也是由有关部门编好了的，毛泽东也读到了。但是没见正式出版。

毛泽东重视经典作家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因为在他看来，现实的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这些阐述的实践和发展，丰富和完善。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视察了徐水，8 月 6 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意图：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号召大家看几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赵云山等《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 年第 6 期）看来，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所需要的。

8 月下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出版，毛泽东便在 8

月 30 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评价和宣传，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本非常及时的好的学习参考材料。还说：《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中，马克思说有许多东西是从军队中开始实行的，我们的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开始实行的。

同年 10 月 19 日，他写信给陈伯达，让陈伯达和张春桥等尽早去河南卫星公社就人民公社问题作调查研究，特地叮嘱：“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儿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

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这大概就是他希望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吧！

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就前者而言，因为有益于实践，是实践的理论依据，所以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就后者来看，主要指经典作家们缺少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的有关论述还是“模糊的”，纯理论的。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实践，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理论的逐步变为现实的，把模糊的逐步变为精楚的，把不正确的逐步变为正确的。把没有说到的逐步补充完善起来。这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不迷信经典的探索精神。可惜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探索，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到 1959 年以后，毛泽东便较少提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了。

他的话激发我研究军事

（读孙武《孙子兵法》）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买来的军事书乡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0 月 22 日致叶剑英、

刘鼎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81 页） 蒙哥马利：我也学过成吉恩汗，他强调机动性。

毛泽东：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哥马利：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泽东：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摘自毛泽东 1960 年 5 月 27 日同英国元师蒙哥马利的谈话

（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425 页）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车，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

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 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违，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曰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 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摘自毛泽东 1960 年 12 月 25 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 年第 4 期）

［解析］

《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孙子》，是世界上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作者孙武，春秋末期吴国将军，字长卿，约活动于公元前 6 世纪末至前 5 世纪初。孙武本为齐国人，后因齐国内乱，出奔吴国。

经美国重臣伍员推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 1 篇，被重用为将。后辅佐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使美国以一隅之地而称霸列国。

《孙子兵法》分为十三篇：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约 5900

余字。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战争经验和进行兼并战争的军事理论，揭示了战争的若干客观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该书从战争的地位到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从战争自身演变规律到战争指导规律，从战略思想到战术原则，都作了分析和论述，被历代军事家奉为经典。春秋以后的众多兵书，无不以孙武书为蓝本而有所发挥，有所引申，有所增益。该书流传至国外后，也受到高度赞誉。孙武被尊为“武圣人”，《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世界第一兵家名书”。

作为一代军事大家，毛泽东很重视《孙子兵法》这本书。但这里有一桩公案，即毛泽东从事军事实践的初期，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

事情的起因是，在土地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指挥工农红军逐步开创了以江西瑞全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胜利地打破了白军的三次“围剿”。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等提出并成功地运用了以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主要内容的红军作战原则。这“十六字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基本精神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出发，利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等有利条件，扬长避短，灵活机动， 以求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战争的胜利。

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到根据地后，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排挤和打击毛泽东，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乓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斥为兵法之宝”。他们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左” 倾教条主义者的指责只能暴露他们的浅薄与无知，人为的把《孙子兵法》等宝贵的军事遗产贴上阶级的标签来加以拒绝。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战争作了许多研究，但是，在抗日战争前，他们的军事论著几乎没有中译本，在“山沟”里从事游击战的毛泽东等，只能把目光投向极其宏富的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遗产，并结合革命战争的实践加以运用。说毛泽东等是“无条件”地运用《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自是想当然之语。

至于在井冈山和稍后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 在 1935 年 1 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乓法》的问题，毛泽东则对凯丰讲，当时自己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这件事，毛泽东在 60 年代曾讲过多次。除前面引述的 1960 年 12 月同部分亲属和

身边工作人员的那段谈话以外，1961 年 3 月 23 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说：“如果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 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 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还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从那以后”， 便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6 年 10 月 22 日给当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和派往东北军做联络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便指明要一部《孙子兵法》，并认为它符合自己所要研究的“战役指挥和战略”的标准。在稍后一系列军事论著中，毛泽东对这部书中的一些观点的引用，更是得心应手。后来，他又对斯诺说：“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 研究过《孙子兵法》一类的著作。”

当然，从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在长征以前也并不是一点也没有接触过《孙子兵法》，至少，在青年时代他是间接读过的。1913 年 10 月至 12 月在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就学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有好几段前人记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内容。我们不妨分别引述如下。

（一）“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这段话是黄震（1212—1280）《黄氏日钞》卷 58《读诸子》中《（孙子）兵书》一节的大意。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又记有：“百战百姓，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毛泽东还标明，出自“孙武《谋攻篇》”。前两句确为《孙子·谋攻篇》中的原话。后几句出自《孙子兵法·形篇》， 原文是：“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二）“苏沟论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 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余论故智者乎？”这段话出自苏洵（1009—1066）《嘉■集》卷三《权书下》《孙武》，其原文是：“若按武之书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其支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膏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者》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弹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膏、伯■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戊、子面、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勾践不颓旧家而吴服，田单稿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

（三）“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杀人以生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子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生，无兵而非遁也，无道而非情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天之道也。使世无害则恩不去，世而无弱昧与乱亡，又奚用兼之取之哉，故曰恩即生于害也。世有诸强以灭人之国为事， 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为己国，而殖其民，己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以上诸段，多为魏源（1794—1857）《孙子集注序》中的原文。

这几段笔记说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对《孙子兵法》有所了解，但只是一般的和间接的阅读，谈不上研究。到延安后，毛泽东确实花了相当功夫研读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军事学著作。对此， 1959 年 4 月 5 日，他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有过回忆。毛泽东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他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

一下军事。”看来，毛泽东在延安写出大量的军事理论论著，并不是偶然的。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累外，也与他下功夫研读古今中外的军事学论著有关。

灵活用兵乃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

（读孙武《孙子兵法》）

［原文］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敌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气，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摘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怯，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

于人。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 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摘自《孙子兵法·虚实篇》

［毛泽东读东的笔记和谈话］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侯，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特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罩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2 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08—209 页）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

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

——摘自毛泽东 1938 年 5 月《论持久战》（见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 493 页）

［解析］

孙子是一位军事家，又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往往是以军事概念和范畴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军事和哲学水乳交融。孙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战略战术原则中。在战略战术原则上，孙子强调三点：一是强

调机动灵活。认为“兵元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要针对不同的敌人，采用不同的作战方法战胜它。二是善于避实击虚。认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去虚”。要“避其锐气， 击其情归”，攻击敌人要拣虚弱的地方打，这样才容易获胜。在部署具体作战计划时，可采用“以十攻一”的打法，即“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三是力求掌握主动。认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要能在战场上左右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左右，“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攻击。

毛泽东把上述孙子战略战术原则中关于动与静、实与虚、主动与被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经过革命改造，汲取到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之中，在我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十分重视主动性和灵活性。认为主动性是军队行动的自由叔，灵活性是实现作战主动性的保障。他说：“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 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论持久战》又说：“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这就把主动和灵活问题提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毛泽东对孙于战略战术原则的批判继承的实质在于：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而是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指导原则。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就是毛泽东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批判继承古代军事思想，正确解决军事领域里客观矛盾运动的光辉范例。这些原则集中反映了战役指挥要解决的十对矛盾，而正确分析和解决这十对矛盾，也就解决了战役指挥的基本问题。比如，十大军事原则的第一条讲“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就是对孙子“避实击虚”原则创造性的发展。第六条讲“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性、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以及第七条讲“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就是对孙子在战争指导上只讲快速进攻，否认持久防御；只强调运动中歼灭敌人，否认一定条件下的攻城战；只注意“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军争篇》），不主张全歼敌人，猛追穷寇等片面性思想的革命改造，总之，毛泽东批判继承《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原则，关键是汲取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国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精髓，从而把“灵活用兵”视为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中双方争夺的主要目标是战争的主动权。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残惨的环境，军事指挥员都要掌握主动权。被敌人逼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主动地位，就只有失败。但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大量有活力的军队。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客观上，主动权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但客观上力量对比的优劣，可以通过主观指导上的正确与否来转化。例如，对敌人施以错觉，攻其不备，就可以促使敌人的优势向劣势、主动向被动转化。在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围剿”中，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战略是寻找并包围红军。毛泽东的对策是，对“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实行部分反“围剿”，从而掌握了主动权。“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虽占极大优势，但反包围的红军在数量上却比他们选中要包围的国民党一部要多得多。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总结了这

个极为成功的战略：“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放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放军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

在对古今中外著名战例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发展了孙子“避其锐气， 击其情归”的思想，使之成为革命军队与强大敌人作战时实施战略退却的基本指导思想。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面对优势的军队，因考虑到不能迅速取得胜利，为保存军事实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在指挥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队几十万大军的疯狂围攻，毛泽东率领的正面红军并不正面出击，而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锐气， 诱敌深入，实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策略，拖得敌军筋疲力竭，士气沮丧，充分暴露其弱点之后，以逸待劳的红军，看准敌军中的弱者或孤立者， 一举歼灭，获取了全胜。1947 年 3 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率领 23 万国民党军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当时，解放区广大军民对胡宗南的进攻毫不示弱，纷纷表示坚决保卫延安，把胡宗南的军队消灭在延安的大门外， 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丰富经验，毛泽东填密地分析了蒋介石令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战略企图，并比较了敌我双方兵力情况。经过全面的综合分析，毛泽东作出了决断：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只有我军暂时撤离延安， 诱敌深入，让敌人占一点地方背上包袱，我军才能轻装上阵，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我们部队少，硬拼是要吃亏的。

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还多次提及孙子的“示形”及“兵不厌诈”等军事原则，要求各级指挥员善于以各种手段隐蔽自己的企图，迷惑引诱敌人， 给敌人造成错觉，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打击和歼灭敌人。毛泽东把

《孙子兵法·计篇》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和“故善动者，形之，敌必从之”等思想，通俗地概括成为“声东击西”的原则。强洞要善于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以为我用。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来迷惑敌人，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打击敌人， 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重要方法。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中的定陶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囱战役及陕北三战之捷，抗美援朝中的第一、二次战役等等，无一不贯彻这一原则。

在《谋攻篇》中，孙子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避之。”大意是，有十倍于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就要四面包围、歼灭敌人；有五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就要进攻敌人；有多于敌人一倍的兵力，就要设法分散敌人，以便在局部上造成兵力的优势；同敌人兵力相等，就要善于设法战胜敌人；比敌人兵力少，就要善于摆脱敌人；各方面条件均不如敌人，就要设法避免与敌交战。毛泽东吸收了孙子这一思想，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他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乓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还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部署上，而且必须

应用于战术的部署上。他还十分重视运动战，在运动中避开敌军之优势兵力的打击，在运动中集中我军的兵力，寻找分散或弱小之敌，一举歼灭之。

《孙子兵法》与毛泽东的军事原则一样，掌握的关键在于岳飞所去：“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失去了灵活运用这个灵魂，《孙子兵法》也好， 毛泽东军事原则也好，均一并化为教条——实际上等于亵渎了它们。

知彼知己：不要看轻这句话

（读孙武《孙子兵法·谋攻篇》）

［原文］

知彼知已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摘自《孙子兵法·谋攻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 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2 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82 页）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罩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

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 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则可能的。

——摘自毛泽东 1938 年 5 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

第 2 版，第 2 卷，第 490 页）

［解析］

毛泽东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战争的指导规律， 它的科学价值超出了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深这的哲理，是《孙子兵法》的精华所在。孙子是在“不可取于鬼神”（《用间篇口的反天命思想指导下， 提出这个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著名命题的。他看到战争是生死搏斗，要达到“自保而全胜”（《形篇》），必须全面掌握情况，只知己不知彼是不行的。但孙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不自觉不彻底的。毛泽东用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思想改造了孙子这个著名命题并赋予新的含义：其一，揭示战争作为特殊的社会运动形式，有着内在的规律性，是“一种必然运动”，人们是可以认识它的，由此战争胜负也是可知的。其二，战争的认识对象包括敌我两个方面。要如实地反映敌我情况，必须去掉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者明于知彼暗于知己的片面性，把了解整个战争贯穿在“学习和使用”的全过程。其三， 战争双方各自的情况是发展变化的，要着眼于各自的矛盾特点，摸透彼此的长处和短处，掌握战争主动权。经过毛泽东的批判改造，“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命题就成为“科学的真理”了。

具体说来，军事指挥员怎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呢？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孙子的这句话作了充分的发挥。他说，要成为“百战不殆”、智勇双全的优秀军事家就要熟悉敌我双方的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子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系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 定下决心，作出计划”，然后实施计划。毛泽东还进一步发挥说，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修改计划，“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 到战局终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子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经毛泽东的阐发，孙子的“知已知彼”思想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论，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军事认识化。

先让一步，是以弱胜强的法宝

（读《左传·庄公十年》）

［原文］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判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 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 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判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 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摘自《左传·庄公十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 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 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2 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

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03、204 页）

［解析］

《左传》，也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古代编年史，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至鲁哀公 14 年（公元前 454

年），比《春秋》多 17 年。《春秋》仅是最简括的历史大事记，相传曾由孔子修订。《左传》则详载其本末及有关侠闻琐事，保存了大量史料，相传为鲁国人左丘明著。他曾任鲁国太史，双目失明，与孔子同时。清代学者认为该书是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人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目的是用事实解释《春秋》。该书虽为鲁国的编年史，但同时包含了春秋时代其他各国的史实，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生动地记叙了各国君主争夺霸权和互相兼并的社会历史面貌，描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对战争的描写，更是有声有色，详略适度。

齐鲁长勺之战，是春秋时以弱胜强的一个战例，发生在鲁庄公 10 年（公元前 684 年）。长勺，地名，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北。《春秋》的记载只一句

话：“公败齐师与长勺。”《左传》则记叙了其战前、战中、战后的全过程。这段记叙后来以“曹刿论战”为篇名被收入许多选本。齐、鲁为邻国，齐在今山东的中部和东北部，是大国；鲁在今山东的南部，是小国。开篇说“齐师伐我”的“我”，即鲁国。强兵压境，对弱方来说，如何应战是很关键的。曹刿的做法是，在战略方面，把取信于民作为战胜敌人的政治基础，只有对人民尽本分，得到人民的支持，才可能作战。在战术方面，一是注重战场情况的实地调查，必待“视其辙乱，望其旗靡”，然后追击；二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后发制人的原则，必待“彼竭我盈”然后进攻。

1936 年，毛泽东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时，十分注重这个战例在军事思想方面的价值。在第五章“战略防御”的第三节“战略退却”中，他全文引用了“曹列化战” 这段文章，并进行了精当的分析：战前的政治准备，反攻的时机，追击的时机，表示十分欣赏，认为他采取了红军时期提出的“敌疲我打”的方针，体现了战略防御的原则。

在“战略退却”这一节的开头，毛泽东还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 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便把战略退却视为弱军战胜强军的一个有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战略步骤。

接下来，毛泽东又例举了中国战史上“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一些战例。其中，（1）楚汉成皋之战：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荣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 203 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2）新汉昆阳之战：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 23 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

莽（公元 8 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县殊，刘

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 40 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

敌懈怠，以精兵 3000 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3）袁

曹官渡之战：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 200 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

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 10 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4）吴魏赤壁之战：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 208 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 3 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5）吴蜀彝陵之战：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 222 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一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瘦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6）秦晋淝水之战：公元 383

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 60 余万、骑兵

27 万、卫队 3 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 8 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对这些战例，毛泽东信手拈来，可见他对史家所叙战事之熟。毛泽东对历史上这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著名战例的关注，恰于中国共产党人所处的战略地位有关。毛泽东

灵活运用了古人的战略战术，创造出了自己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优秀战例，堪称军事史上的佳话。

“示弱”战术与老子哲学有相通之处，所以有人认为《老子》也是兵法书。

六国联兵，未必胜秦

（读苏洵《六国论》）

［原文］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古人去：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赢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 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 或未易量。鸣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摘自苏洵《六国论》，见姚鼐《古文辞

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此论未必然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苏洵《六国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105、106 页）

［解析］

《古文辞类纂》所收《六国论》，是古代政论散文名篇。作者苏洵（1009

——1079），字明允，四川眉山人。二十五岁始发愤为学，曾作秘书省校书郎。是北宋著名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均名列“唐宋八大家”。苏洵著有《权书》、《衡论》等。

《六国论》即《权书》中的一篇。该文旨在论述战国时六国对付强大的秦国的政治斗争形势、六国灭亡的原因和历史教训。在这一过程中，六国曾建立起联合阵线来对抗秦国，但阵线内部对秦的态度并不一致。苏洵在文中指出了三种情况。一是韩、魏这样的国家，割地给秦，以求得暂时的苟安， 结果较早灭亡。一是燕、赵这样的国家，举兵相抗，还时有胜仗，灭亡较晚。一是齐国，因与秦相隔较远，常袖手旁观，但最终还是被秦国吞并。他的结论是：如果六国都固守自己的土地，笼络人才，联合军队西向攻秦，“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毛泽东在批语中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联军内部如果是实力相当的军队组成，“罕有成功者”。至于为什么，他没有说。直观看来，或许 是因为实力相当，也都有各自的利益需要维护，在形成核心， 统一调度上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无法同利益一致、指挥统一的强敌抗衡。就战国时期秦国和六国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认为，即使六国联军攻秦，也未必能制之，关健恐怕还是在各国的内部体制。毛泽东对贾谊的《过秦论》很熟， 或许更能接受贾谊的观点。贾谊提出，秦国的霸业始于秦孝公：“秦孝公据

看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秦王扫六合”，大抵国势国运使然耳。

杀降不祥

（读陈寿《三国志》等）

［原文］

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兵军襄阳。（裴注：司马彪《战略》曰：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与谋⋯⋯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 或即受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

表传》裴松之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毛泽东读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裴松之注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141 页）

［解析］

《三国志》里《魏书·刘表传》没有叙述刘表初入荆州时的具体过程。裴松之注里作了补叙，说及当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用蒯越之计，“尔之以利”，骗来这些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二字旁划上曲线，在天头上批道：“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反对杀降，反对杀俘虏，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读《三国志》时，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多有批语，以申明这个观点。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陈武传》，叙吴国孙权手下著名将领陈武之子陈表，领兵数百人，爱抚部下，驻在无难这个地方。有人偷盗官物，怀疑是当地一个叫施明的人干的，施明素以壮悍无比，勇敢无畏闻名。这件事告到孙权那里，“权以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封都亭候。”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何不并其党赦之”，不同意孙权只赦施明一人却把他手下的人杀了。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说到曹魏将领于禁被关羽俘获囚禁，当时孙刘修好，孙权便把于禁释放了，还同他一道骑马并行外出。于是，“（虞）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 权呵止之。”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说：“《吴书》曰：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沫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 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毛泽东读至此，批道： “此事翻不如禁”。这是批评虞翻的肚量不如被他称为“降虏”的于禁，其

杀“降虏”的主张，更不可取。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叙交耻太守士燮死后，孙权以士燮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这时交州刺史吕岱上表建议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史，以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兼刺史。戴良奉命南下，却遭到士徽的拒绝，举兵保卫海口。吕岱又上表请求讨伐士徽，接着乘夜举兵渡海，与戴良合兵一处，向海口进发，“微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杀降不武。”

在毛泽东看来，三国时，曹操在对待俘虏表现出的豁达大度，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性胜利是起到作用的。例如，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于是“释其缚而用之”。

读其他史书，毛泽东也注意杀降的事情。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王彦章传》，记叙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同光元年（923）击败后粱的主力部队，俘获身负重伤的后梁大将王彦章。“庄宗爱其骁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谕彦章。彦章谢曰：‘臣与陛下血战斗争年， 今乓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 生何面目几天下之人乎？’庄宗又遣明宗往谕之，彦章病创，卧不能起，仰顾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遂见杀，年六十一。”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在革命战争期间，我军正确的俘虏政策，是我军能够长胜不衰的原因之一，也为我军赢得了仁者之师的声名。不杀降而化敌为己，这正是毛泽东用兵过人之处。

彝陵之战刘备应打运动战

（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原文］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五万人拒之。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逊上疏曰：“⋯⋯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 不以为念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 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椅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 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钱振

■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按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 161 页）

［解析］

吴蜀彝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毛泽东在 1936 年 12 月写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过这个战例，来说明“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对这个战役的批注，刚是反过来从当时处于强者一方的刘备的角度， 来总结经验教训，为其设想谋划。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222 年，刘备率蜀国大军西进攻吴，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砍伐山木，连营扎寨，打的是阵地战。吴国都督陆逊则坚守不战，相持七八月。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 利用顺风放火，攻破 40 多个营寨，迫使刘备退到白帝城。户弼在《三国志集解》《陆逊传》里，引用了清代学者钱振■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 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各不用山木扎营，以上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毛泽东的批语，就是针对钱振■的评论的。

在毛泽东看来，上石垒营，虽不怕火攻，但由于粮草供应不便，也不可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刘备欲胜吴军的办法，是“打运动战”，从吴军防守较弱的彝陵南边的澄水流域进攻，使美军分兵，然后各个击破。很明显，这

个设想，同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也是他从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体会。无疑，就当时而言，这也是一番合乎道理的良策。如果刘备地下有知，当会折节钦服。

《陆逊传》还记叙，刘备在彝陵战败，退往白帝城后，吴国将领“徐盛、潘璋、宋廉等，各竟表言：‘备必可擒，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接着， 卢弼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惧而走也。连兵于西，主客异势，决还老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谦如豕突耳。”意思是，大胜后将骄，不顾主客观条件，试图连兵向西再攻刘备，很可能前功尽弃。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柯评有理。”

陆逊用司马懿敌孔明之计

（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原文］

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

——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161、162 页）

［解析］

陆逊年少统大军抗刘备，尤如当年周瑜挂帅印抗曹操，自然会有人不服。这对陆逊来说，是对他的统兵驭将之智的考验。既不能在强敌和部下面前“示弱”，又不能硬着头皮去硬打，两全之策，便是抬出“主上”之命来。陆逊用的办法正是这样。毛泽东从中看出陆逊之智同曹营里的司马懿稍后领乓同诸葛亮周旋时所用之计的暗合处，他的批语，一下子牵出诸葛亮、陆逊、司马链三个分属刘、孙、曹阵营中地位角色相同的高手。

毛泽东说陆逊按剑示强于部下，“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这里指的， 便是诸葛亮最后一次伐魏时，司马懿看出他远道而来，利在急战，采取“以候待变”的战略。于是“亮数挑战，帝不出”。《三国演义》中有关描写， 甚至说诸葛亮为了激怒司马懿出战，派人送来妇女衣物以污辱司马懿，司马懿却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手下将领按奈不住，他也反复劝说，《晋书·高祖宣帝纪》说得更有意思。诸葛亮送来妇女衣物后，“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于是派辛毗杖节前来节制司马懿。“后亮复来挑战，帝将出乓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帝乃止。”这时，诸葛亮看透了司马懿的用心，对手下人说：他本来就不想同我交战，之所以上表请战，乃“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若真想打仗，何必不远千里向天子请战呢？的确， 司马懿这一招，既保全了不甘受污辱的面子，又达到了以静制动、以稳待变的军事目的。正像毛泽东说的，这一手，确实“高明”。结果，诸葛亮病死五丈原，蜀军不战自退。

毛泽东在 1966 年 3 月的一次谈话中，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历来说他坏，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不过，在历史上，司马懿的名声远逊于诸葛亮，大约是同为“相”，一则谋人之国，一刚鞠躬尽瘁之故。在《三国演义》里，司马懿则近乎一个丑角。不过毛泽东读史是不会受俗议和感情支

配的，他总能于人无见识处有见识。

韦睿为将，有刘秀、周瑜之风

（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原文］

五年，魏中山玉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武帝遣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次邵阳洲，筑垒相守，未敢进。帝怒， 诏睿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睿自合肥径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初，帝敕景宗曰：“韦睿卿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睿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战。大眼以勇冠三军，所向皆靡。睿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睿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 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众来战。睿乘素木舆， 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魏军又夜来攻城，飞矢雨集。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睿不许。军中惊，睿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会淮水暴长，睿即遣之，斗舰竟发，皆临贼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遁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道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睿遣报昌义之， 义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魏军——引者注）虽众，何所用之。

（曹景宗—引者注）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

（韦睿——引者注）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魏军——引者注）百万之众，皆局。

——摘自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的批语

（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等 200、201、202 页）

［解析］

韦睿是梁武帝的主要将领，有杰出的军事才干，成功地指挥了好几次重大战役。毛泽东读《韦睿传》，对其英勇善战的事迹批注不少。

前面的引文，说的是天监五年（506），韦睿督军解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围的经过。这年，北魏中山王元英“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攻下了梁占领的徐州，把徐州刺史昌义之围困在钟离。毛泽东认为，魏军虽多， “何所用之”。梁武帝先是派曹景宗去解围，但因敌兵太多，军到邵阳，曹景宗就筑垒相守，不敢前进了。毛泽东批道：“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

梁武帝又派韦睿去，韦睿昼夜兼程，看见魏军人多，部下却功他缓行，韦睿则无所畏惧，认为钟离如此危急，怎能缓行呢？毛泽东对韦睿的这个气概， 颇为赏识，批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刘秀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公元 23 年，王莽派兵 42 万，包围了起义的绿林军占领的昆

阳，当时还是义军将领的刘秀突围求援，然后又率 3000 人马，回攻王莽军队， 集中突破了敌军中坚，遂内外夹击，歼灭了王莽主力。三国时东吴大将周瑜， 率 3 万人马，在赤壁大败曹操的 20 多万人马。毛泽东把韦睿同刘秀、周瑜相提并论，可见评价之高，推崇他敢于以少敌众，以弱胜强的大将风度。

韦客率军到邵阳后，乘夜挖掘长堑，构造营垒，凭空突起，截洲为城。天亮后北魏主将元英见后大惊：“是何神也？”对这一段，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然后，曹景宗又派人潜入被北魏围困的城内，告诉他们援兵已到，以稳定军心。读至此，毛泽东很细心地批注：“此别一城，非违睿新筑邵阳洲之城。”在这一战中，起初，魏军攻韦睿甚烈，部下诸将，包括韦睿的儿子在内，都请求下城楼避敌如雨箭矢，韦睿不许，自己稳立城头。后韦睿用火攻魏军，魏军赴水而逃者淹死 10 余万，被梁军斩首 10 余万，其余弃甲投降者数十万。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批道：“百万之众，皆尽。”

对韦睿指挥的其他战斗，毛泽东也很有兴趣，批注中称赞有加。

梁武帝天监四年（505），韦睿都督众军攻北魏。他派人攻打北魏的小观城，久攻不破，于是，“睿巡行围栅，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请还授甲而后战。’睿曰：‘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魏军败，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

读到这段话，毛泽东在“睿巡行围栅”处加了旁圈，天头上划三个大圈， 批道：“躬自调查研究。”似犹嫌不足，又在自己写的“躬自”两字旁边加了旁圈，以加重“躬自”在调查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传中说到韦睿准备攻击从魏城里跑出来的几百个人时，毛泽东批道：“以众击少。”部下以没有准备而劝阻，韦睿认为这些必为守城的骁勇之辈，打败了他们，其城自拔。毛泽东在天头上划了三个圈，批道：“机不可失。” 可诸将仍然犹豫，韦睿持节施令。毛泽东又逐字旁圈，批道：“决心。”结果一战而攻下小岘城，说明违睿的调查、分析和决断，都是正确的。

在攻下小岘城后，违睿又派人进攻北魏占领的合肥，也是久攻不下。于是，违睿到后，“睿案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 乃堰淝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睿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杨灵胤帅军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表益乓。睿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攸亦征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 国战破之，军人少安。”

读到这段，毛泽东在“睿案行山川”旁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三圈， 又一次批道“躬自调查研究”，还在“躬自”旁加了套圈，在“调查研究” 旁加了单圈。可见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以取得战争胜利是多么重视，对韦睿的躬身调查是多么赏识。违睿正是在调查之后，提出在淝水修筑堤堰以通舟舰，以击破合肥的。起初，北魏援兵 5 万来救，诸将请违睿也派兵来，韦睿没有答应，认为胜败的关键不是双方都加兵。于是下令攻战， 结果取胜。毛泽东对这段话也加了旁圈，批道：“以少击众”。

当淝水堤堰修成时，韦睿派人驻守，后被魏攻陷，逼近韦睿驻地。诸将都劝他退避，他非常生气，说“将军死绥，有前死却”，“因令取嫩扇麾幢， 树之堤下，示无动志。”毛泽东也很欣赏，在旁加了圈，批道：“以少击众。” 又在这四字旁逐字加旁国，以表示对韦睿临危不惧、胆识过人的称赞。

天监七年（508），司州刺史马仙■被魏军困扰，梁武帝派韦睿去援助。韦睿率军到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睿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夏侯渊是三国时曹魏名将，建安二十四年（219），在阳平被刘各击败战死。据《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渊传》记载，当初夏侯渊屡打胜仗的时候，曹操数次告诫曰：“为将当有怯弱时， 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讨；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对韦睿以曹操之语来回答那些讥笑他示弱的人，表明他不光是勇战的将领，也是善于“行之以智计”的将领，有勇有谋。毛泽东的批语，对他的做法表示了肯定，也说明毛泽东读史对军谋的熟悉。违睿的威名震慑了北魏中山王元英，他追击司州刺史马仙■，马本想雪邵阳洲被击败的耻辱，一听说韦睿增城起楼以待，立即退乓。结果韦睿不战而胜。

韦睿不仅能攻，而且善守。梁武帝初起兵时，郢州困守一年左右，城内101 万居民死去十之七八，梁武帝派韦睿为江夏太守，兼理郢州府事。韦睿“科简隐恤，成为营理”，百胜都很信赖他。毛泽东批道：“善守。”

以上种种，违睿很有军谋，有胆有识，智勇兼备，能攻善守、攻守有度， 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帅才，毛泽东称之为“有刘秀、周瑜之风”，当不为过。

韦睿有胆有识有量，能攻善守，识大局，顾大体，不争功，不恃宠，为南朝将领第一也。梁武帝半生功业仰仗于此人，毛泽东对他情有独钟，对韦睿的评价，已超过史家之笔。

攻者愚，守者智

（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十二《董璋传》

［原文］

（长兴）三年四月，璋率所部兵万余人以袭知祥。（《九国志·赵季良传》：“季良尝与知祥从容语曰：‘璋性狼戾，若坚守一城，攻之难克。’ 及闻璋起兵，知祥忧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既而璋果败。”）知祥与诸将率师拒之，战于汉州之弥牟镇。璋军大败，得数十骑，复奔于东川。

——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十二《董璋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攻者败，守者胜，攻者愚，守者智。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十二《董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61 页）

［解析］

董璋和孟知祥都是后唐将领，分别为东川和西川节度使，对朝延都有二心，曾互相联络。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朝延夺取董摩官爵，杀了他在朝为官的儿子，并派兵攻讨东川，没有成功，遂用怀柔政策，让东川和西川各自保境安民。孟知祥派人向董璋建议，两人连表向朝廷称谢。董璋认为， 对朝廷都有二心，可偏偏是自己的儿子被杀，是孟知祥背叛了自己取得朝廷的信任。于是在长兴三年（932）离开东川去攻打孟知祥的西川，结果大败而归。毛泽东读至此，很注意书中引用的一个注，即孟知祥手下的赵季良对董璋离开自己所占之地，奔袭西川的分析，认为这是扬短避长，必然失败。毛泽东由此发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进攻的人愚蠢，坚守的人聪明， 结果必然是“攻者败，衬者胜”。

其实，这时董、孟二人共同的敌人是朝廷，在外敌压力面前，二人理应联手，董偏要互相残杀，其取败者一；但凭一己猜忌，出师无名，取败者二； 以万骑离开巢穴攻击有备之敌，取败者三；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说“攻者愚， 守者智”的道理。

危急包含有转守为攻的机会

（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

［原文］

（天复元年）四月，汴将氏叔琼率兵五万，自太行路寇泽、潞，魏博大将张文恭领军自新口入，葛队周领兖、郓之众自土门入，张归厚以邢、锚之众自马岭入，定州玉处直之众自飞狐入，侯言以晋、绛之兵自阴地人。氏叔琮、康怀英营于泽州之昂车。武皇令李嗣昭将三千骑赴泽州，援李存璋而归贺德伦。氏叔琮军至潞州，孟迁开门迎，沁州刺史蔡训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众趋石会关。是时，偏将李审建先统兵三千在潞州，亦与孟迁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审建为其向导。汴人营于洞涡，别将白奉国与镇州大将石公立自井陉入，陷承天军。及攻寿阳，辽州刺史张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时霖雨积旬，汴军屯聚既众，刍粮不给，复多痢疟，师人多死。时大将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骁骑突营掩杀，敌众恐惧。

五月，汴军皆退。氏叔宗军出石会，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蹑之， 杀戮万计。

——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57 页）

［解析］

上面引述的原文，说的是唐昭宗天复元年（901），朱全忠（朱温）集中兵力攻打河东李克用《文中称“武皇”）的一次战役。朱全忠和李克用，分别为唐王朝封的梁王和晋王，事实上是当时军阀割据中两股最大的势力。唐光化三年（900），朱全忠控制整个河北诸镇后，试图一鼓作气攻取河东（即今山西一带）晋王李克用所占领的地方。

天复元年一月，朱全忠派张存敬攻占了晋、绛两州（即今山西临汾市、新绛县），又迫降了河中节度使王珂（李克用之婿）。四月，朱全忠又发六路大军，分进合击晋阳。面对强大攻势，李克用的一些部下不战自降，使朱全忠的主力氏叔琮部顺利进占泽、潞两州（今山西晋城县和长治市），出石会关（今山西榆社县西）逼近了晋阳。与此同时，由马岭（今山西昔阳县东南）南下的张归厚部到达辽州（今山西左权县），并迫降辽州刺史张鄂，由井陉西进的白奉国部也攻拔承天（今山西平定县东）。几路大军，合围晋阳城下。所以，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这是“沙陀最危急之秋”。李克用是少数民族，属沙陀部。但毛泽东认为，危急中也包含着“转守为攻”的机遇，就看你能不能做出判断和选择。李克用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派大将李嗣昭、李嗣源率精兵强将每夜出城袭营掩杀，造成敌兵的极大恐慌。加上敌军粮草供

应不济，士卒多患疾病，于 5 月朱全忠不得不下令全部撤军。李克用又派精兵追击，杀获甚众。

毛泽东根据这一战例，提出“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并认为“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大概也包含有他在中央苏区时期，成功地领导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体会。

兵书略通即可，多则无益

（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 刘■传》、卷三十二《刘仁赡传》）

［原文］

是时，庄宗在魏，数以劲兵压■营，■不肯出，而未帝又数促■，使出战。庄宗与诸将谋曰：“刘■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 今其见迫，必求速战。”乃声言归太原，命符存审守魏，阳为西归，而潜兵贝州。■果报未帝曰：“晋王西归，魏无备，可击。”乃以兵万人攻魏城东。庄宗自贝州返，趋击之。■忽见晋军，惊曰：“晋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庄宗与符存审为两方阵夹之。■为圆阵以御。晋人兵再合，■大败，南奔，自黎阳济河，保滑州。

——摘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仁赡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杨行密，为濠、滁二州刺史，以骁勇

知名。仁赡为将，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书。事南唐，为左监门卫将军、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称治。

——摘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刘仁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69 页）

（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刘仁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70 页）

［解析］

刘■是五代时后梁将领。前面引述的第一段原文，说的是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刘■率军与晋王李存勋（即稍后的后唐庄宗）在魏州交战失败一事。文中提到刘■熟读《六韬》，喜欢据战法机变用兵，结果中了李存勖假装撒兵的计策。刘仁赡是五代时南唐将领，有勇有谋，更重气节。南唐被周世宗柴荣打败时，连南唐君主李景都奉表向后周称臣了，刘仁赡也坚守不降。前面第二段原文提到他年轻时“略通兵书”。

毛泽东读这两篇传记的批语，集中表示了他对读兵书的看法。即兵书读得太多，是无益有害；对带兵的人来说，少读为佳，略通即可。其直观依据是，刘■精通《六韬》，仍然打了败仗，刘仁赡只略通兵书，也不失为好的将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这个观点，并非读史的偶感，而是他从自己的作战经验，从现代革命战争的历史中引申出来的看法。

建国后，毛泽东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经常说，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绝大多数没有上过什么学校，没读过多少深奥的兵书，但仍然是经常打胜仗，最后打败了蒋介石的庞大军队。

例如，1961 年 3 月 23 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说他过去打仗的体会：“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

1965 年 12 月 21 日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更明白地说：国民党的军官， 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师、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

《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木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当然，毛泽东认为“兵书多坏事”，主要是指在实践中照着书本打仗。他并不反对读兵书，而是反对读多了消化不了而拘泥于书本。关于兵书，他提倡读那些有实用价值的，简明扼要的。

在 1965 年 1 月下旬同谷牧、余秋里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继光在他的兵书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中能用的东西。戚继光（1528—1588），明朝军事家，抗倭将领，毕生有 40 余年在军中度过。练兵、用兵很讲求实战效果。《纪效新书》和《练乓实纪》，是他的两本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兵书。在《纪效新书》“序言”中，戚继先说，“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在书中，反复阐明要以实战经验为主，陈述结合东南沿海情况，针对敌情进行练兵重要意义。毛泽东说的，很可能就是这本书。

兵书一般都是前人对战争规律的探索，战争经验的总结，但书读多了， 食古不化，反成教条，不惟无益，反而有害。像赵括、刘■这样的人，在学校里教教兵法也许更合适些，可是派到实际战阵上就未免害人害己。

诸葛亮用兵“不二过”

（读司马光《资治通鉴》）

［原文］

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

（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追之。■进至木门， 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部右膝而卒。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卷七十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初战亮宜自临阵

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

——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七十二的批语

（见《毛泽东读文史石籍批语集》第 292 页）

［解析］

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留下他上述批语的，是一本 1956 年 6 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元代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

说到街亭之战，人们就想起失街亭；由失街亭，又想到空城计，最后是挥泪斩马谡。诸葛亮之智、之情，在这个史事（后来事实上成了故事）中展露无遗了。《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叙，虽较简略，毛泽东却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即最高统帅应如何亲临前线的问题。正像上面所引原文记叙的那样， 街亭失利，首先是“谡违亮节度”，违背了屯兵扎寨的常规，“舍水上山， 不下据城”。毛泽东的批语则指出，作为全军统师，在蜀军首次伐魏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中，诸葛亮应当亲临前线坐镇。

街亭之败，是蜀汉建兴六年（228）。蜀汉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第四次伐魏时，因粮尽退军，以伏兵掩杀追兵，射死魏将张邻。毛泽东读至此的批语认为，街享失利以后的每次伐魏行动，诸葛亮都是必然亲临前线军中， 直接指挥，诸葛亮似乎吸取了街亭之败的教训。不过，从此但凡军中大小事务，无论巨细诸葛亮一一过问，似乎也是一种累死人的统帅法。对此，毛泽东显然也是不以为然的，他自己做统师，尤其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只抓战略，而具体事交战场指挥去办。“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此方为益。

蜀汉之误：始于荆州、西川两分兵力

（读苏洵《项籍》）

[原文］

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摘自苏洵《项藉》，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译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辩类”苏洵《项藉》的批语

（见《毛泽东读文之古籍批语集》第 106 页）

［解析]

苏洵的《项籍》是其《权书》中的一篇。文中谈到剑门相隔的西蜀盆地的地理特点与历史上拓展政治基业的关系。他认为那里作为防守自安的根据地尚不理想，作为进取中原，经营天下的基地则更有诸多不便，上面引的那段话就是他举的一个例子，其中“诸葛孔明年荆州而就西蜀”一句，引出毛泽东的发挥，提出三国时蜀汉终不能进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诸葛亮出茅庐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有错误，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告诉他：“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叔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盖，保其岩阻，西和诸戎， 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熟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年？ 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后来刘备基本上是按此战略来经营的。毛泽东着出，这个战略的弊端，是使本来兵力有限的刘备又分散兵力。毛泽东的批语是颇有史家见地的。刘备在占据荆州这块虽然重要但却是是非之地后，要前去取西川，便只好让关羽领重兵把守， 这是毛泽东说的“二分兵力”。占了汉中、成都后，诸葛亮又长期领兵经营汉中，这是毛泽东说的“三分兵力”。结果关羽失掉了荆州，刘备尽起倾国之兵伐吴，又大败而归，蜀汉的鼎盛期就过去了。余下来，尽管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劳而无功，只不过勉强维持罢了。

四方皆反，刘或以寡胜众，可谓奇矣

（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

［原文］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情河崔道固皆举兵应寻阳。上征兵于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将平原刘弥之等将兵赴建康。会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弥之等应安都⋯⋯庞孟虯亦不受命，举兵应寻阳。

帝召寻阳王长史行会稽郡事孔觊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马庚业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东慰劳。燥说觊以“建康虚弱，不如拥五郡以应袁、邓”。觊遂发兵，驰檄奉寻阳。吴郡太宁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皆据郡应之⋯⋯

益州刺史萧惠开闻晋安王（刘）子勋举兵，集将佐谓之曰：“⋯⋯当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费欣寿将五千人东下。于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阳太守程天祚皆附于子勋。

是岁，四方贡计，皆归寻阳，朝延所保，唯丹阳、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上集群臣以谋成败。蔡兴宗曰： “今普天同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上善之。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刘或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祐、刘休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王道隆、刘勔、沈攸之、黄回、吕安国、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于全胜，可谓奇矣。

——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的批语

（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99 页）

[解析]

《通鉴纪事本末》中《废帝之乱》一节，记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明帝刘或罢黜废帝，由众叛亲离、极端孤立的形势，转而征服天下的过程。毛泽东在这一节的标题《废帝之乱》四个字旁，用粗重的黑铅笔，密密地加了旁圈，旁圈右侧，又重笔画了两条曲线，并在天头上写了前面一段批注，批注中的吴喜、任农夫、王道隆、沈攸之、张兴世等人的名字旁，毛泽东特别加了旁圈。

宋废帝是孝武帝的长子，姓刘，名子业，是一个无道的昏君。他残暴淫虐，滥杀将相大臣、皇族国戚，任用奸倭。湘东王刘或是废帝的叔父。废帝害怕他谋反篡位，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经常侮辱他，摧残他，因为他胖，就称他为“猪王”，让他卧在猪圈，食在猪糟，十数次地想杀死他。刘或在近臣阮佃夫、王道隆等人的协助下，与废帝的近臣寿寂之、朱幼细、姜产之等合谋，杀了废帝。刘或在建康被拥立为帝，是为明帝。

晋安王刘子勋，是孝武帝的第三个儿子，曾被废帝赐死。他的长史邓琬

举兵讨伐废帝，当他得知废帝已被刘或杀死的消息后，便在浔阳立刘子勋为帝。因此出现刘或与刘子勋，即建康与得阳对峙的政治局面。

蔡兴宗是孝武帝时的吏部尚书。他看到废帝的凶残，箴规无效，先后数次劝说废帝的亲近大臣沈庆之、王玄谟、刘道隆等起事。在明帝初即位，处境非常困难的关键时刻，蔡兴宗出过很好的主意。所以毛泽东在批注中称他为“谋主”。

刘彧和刘子勋的对立一开始，各州郡太守、刺史都纷纷响应刘子勋。正像我们在前面引述的原文说的那样，刘式派人去说服徐州刺史薛安都归服建康，薛安都不从，反把派去的人留下做了大将。刘彧向青州刺史沈文秀征兵， 沈文秀原准备响应他，却被薛安都派人拉拢过去了。刘彧派孔躁去争取浔阳王刘子勋的长史孔凯，结果两人一起投奔了刘子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响应刘彧，又被刘子勋杀了。当时，刘彧势单力孤，“京都无百里地”， “四方贡计，皆归浔阳，朝廷所保，唯丹阳、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这就是毛泽东批注中说：“刘或据建康，四方皆反”所指的历史事实。

刘彧在刘子勋军队步步逼近的时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蔡兴宗说：“普天同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叛者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 器用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其势相万耳。愿陛下勿忧。”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刘彧接受了蔡兴宗的意见，厚抚那些在浔阳为官、而住留在建康的家属们，起到了很大的瓦解作用。蔡兴宗又说：“逆之与顺，臣无以辨。今商旅断绝，米甚丰贱，四方云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荡可必，但臣之所忧，更在事后⋯⋯即平后，方当劳圣虑耳。”毛泽东对蔡兴宗这段分析和他的远虑，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圈。

刘彧的转机是从充州刺史殷孝祖被说服后，率 2000 人马支持建康开始的。其时，建康方面“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伦楚壮士，人情大安”。接着刘彧分东西两路出击，并宣布，凡有亲属在得阳的， “罪不相及”，“勿以亲戚为虑”，“安职如故”，大大安定了人心。毛泽东在批注中加了旁圈的吴喜、任农夫、王道隆、沈攸之、张兴世等人，都是在作战中表现特别突出的几位将领。

殿中御史吴喜曾任河东太守，他请求率精兵 300 东讨。有人说，吴喜是文人，不会打仗，结果吴喜却以弱胜强，屡战屡胜。吴喜在河东做太守时， “性宽厚，所至，人并怀之”。毛泽东对这句加了旁圈。这次东征，老百姓一听吴河东来了，“皆望风降散”。吴喜以微弱兵力连续攻下数城，一直打到钱塘，平定了三吴。敌方将卒 76 万人投降。接着他又率 5000 余人运送军用物资，支援其他方面的部队，立下大功。

宁朔将军沈攸之，“内抚将士，外谐群师，众并赖之”。毛泽东在这一段的天头上，写着“沈攸之”三个字。沈攸之协助殷孝祖进击浔阳，殷孝祖战死，军中都认为他应取代殷孝祖的地位指挥全军，他却认为来支援他的江方兴和自己名位相等，能力不在自己之下，“军政不一，致败之由也”。因此他主动请求江方兴为统师，自己全力协助，争取全胜。毛泽东对沈攸之以全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的这段记载很赏识，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沈攸之英勇有计谋，他围攻薛常宝于赭圻，薛常宝粮尽，刘胡把粮食藏在船舱里， 伪装成翻船，顺风流下，准备支援他。被沈攸之很快识破截获了。刘胡又率

一万步兵，夜里凿山开路，送粮支援，又被沈攸之击败。最后，赭折城被攻破，数千人投降。沈攸之被委任为雍州刺史。

龙骧将军张兴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勇将。当刘彧的各路兵马逼近刘子勋，彼此相抗击，久不决胜时，张兴世建议说：“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 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流回洑，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毛泽东对张兴世的这段分析，每个句号的地方都加了双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批注：“张兴世”，张兴世的这一建议，得到沈攸之、吴喜的赞同。沈攸之认为这个建议“是安危大机，必不可辍”。于是“选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兴世。兴世帅其众， 溯流稍上，寻复兴归，如是者累日”。毛泽东对第一段引文，逐字加了旁圈； 对第二段引文，每句末加了双圈。张兴世用进而复退的假象麻痹了对方后， 突然于一天夜里，乘风举帆，攻取了上流的重要阵地钱溪，形势急转直下。

刘彧从绝对孤立的形势，虚弱的军事实力，依靠一批多谋多策、英勇善战的将相，在政治上分化瓦解对方，在军事上打击对方，终于掌握了全局。毛泽东认真地阅读这一战争过程的记叙，对战争的发展变化、人物的活动、采取的政策、策略等，都图画、批注，作了研究。毛泽东把宋明帝罢础废帝的过程，看作战争史上“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终获全胜的一个奇例。

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

［原文］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进至临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胜失利以来，丧刍粮数百万，租庸副使孔谦暴敛以供军，民多流亡，租税益少，仓廪之积，不支半岁。泽、潞未下，卢文进、王郁引契丹屡过瀛、涿之南，传闻俟草枯冰合，深入为寇。又闻梁人欲大举，数道入寇。帝深以为忧， 召诸将会议。宣徽使李绍宏等皆以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帝不悦，曰：“如此吾无葬地矣。”乃罢诸将，独召郭崇韬问之⋯⋯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已成摧桔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摘自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309 页）

［解析］

唐朝末年，各藩镇借抗击黄巢农民起义为名，拥兵割据。连绵不绝的战争火并，朱全忠消灭了许多割据者，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朱全忠本来参加黄巢的起义，后叛变降唐，被封为梁王。他逼唐哀帝以禅让形式自己即了帝位，国号梁，是为五代十国的梁太祖，被唐封为晋王的李克用父子，用 16 年的时间与梁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其中反反复复，有胜有败。李克用死后， 其子李存勋整顿军纪，训练士卒，作战时亲自冲锋陷阵，终于逼使梁未帝自杀，梁亡。李存勋自立为帝，是为庄宗，国号唐。史学家称之为“后唐”。毛泽东在读这段历史时，十分注意后唐灭梁过程中的几次重大战役，并写有批注，加以评论。在《后唐灭梁》这四个字的标题旁，逐字加了旁圈。

梁末帝贞明四年（918）年底，晋王李存勋出兵攻大梁。在一次战斗中， 他手下的大将周德威父子双双战死，梁军四面围攻，占据一个土山，气势逼人。李存勋聚集溃散的队伍反攻，再一次夺下了这座土山。傍晚，对方又发动进攻，“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以为敌军未尽集，不若敛兵还营，诘朝复战”。毛泽东在这句话旁画了一串叉，显然是对这种意见持否定态度，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说：“王彦章（注：梁国大将）骑兵已入濮阳， 山下唯步卒，向晚皆有归志，我乘高趣下击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敌境， 偏师不利，若复引退，必为所乘。敌军未集者，闻梁再克，必不自溃，几决胜料敌，唯观情势，情势已得，断在不疑，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心取胜，纵收亲众，北归，河朔非王有也。”昭义节度使李嗣昭说：“贼无营垒，日晚思归，但以精骑扰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击可破也⋯⋯”

银枪大将王建及说：“贼大将已遁，王之骑军一无所失，今去此疲乏之众， 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观臣为王破贼。”上述几处引文，毛泽东都逐字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批注：“此战必不可少。”

李存勖接受了这几个人的意见，说：“非公等言，吾几误计。”李嗣昭、王建及“以骑兵大呼陷阵，诸军继之，梁兵大败”，“死亡者几三万人”。这两处引文也是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的。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梁军大势已去，犹作垂死搏斗。李存勖屯兵朝城，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率百余骑兵来降。李存勖脱下自己的锦袍、玉带赠送他，封他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并向他询问梁朝的军情。康延孝告诉他，梁末帝既懦弱又糊涂，只信任越岩及张汉鼎兄弟，这些人卖官鬻爵，民怨很大。大将段凝等“智勇皆无”，“终必败亡”。康延孝还向李存勖出谋献策说：“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 以待其分兵。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李存勖听后很高兴，接受了他的意见，夺取了郓州。毛泽东对康延孝的这段分析，逐字加了旁圈。当时，李存勖内外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梁将段凝等分数路大军前来争夺郸州；契丹要在“草枯冰合”时来搔扰；而军资粮草又因战乱的破坏。十分匮乏。“帝深以忧”，招集诸将商量对策。宣徽使李绍宏等“以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毛泽东对这种畏缩妥协的主张，又一次逐字画了一串叉，在天头上批注：“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 往往成功。”

李存勖听到李绍宏等人的意见很不高兴，说：“如此，吾无葬地矣。” 他让诸将回去，独自征询枢密使郭崇韬的意见，郭崇韬说：你不洗澡，不解盔甲，日夜征战 15 年，终于做了皇帝，老百姓都盼望国家太平。现在刚夺得郓州就守不住，怎能安定中原呢？如采纳那种退避的意见，我恐怕将士都会“食尽众散”，虽划河为界，谁为你守卫呀？我曾详细询问过康延孝，“段凝本非将材，不能临机决策，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郸州合势，长驱入汁，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毛泽东对这段分析意见，逐字加旁圈， 在天头上批注：“仍康延孝之意。”

李存勖听取了郭崇韬、康延孝的意见，先挫败了进攻郓州的梁军，“帝大喜，谓郭崇韬曰：郓州告捷，足壮吾气”，继而直取大梁，梁末帝自杀， 梁亡。李存勖“审机独断”，获得“成功”。毛泽东对历史上这一次战争， 在批注中评论说：“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郓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毛泽东对李存勖这个人也有多处圈划批注。明朝史学家张薄，在《通鉴纪事本末》中评价李存勖说：“晋王志气远大”，李存勖父亲李克用活着的时候，对梁的威胁很忧虑，“晋王慰以养尊待时，勿轻沮丧”。他说，“夫为天下者，不顾小怨”。李存勖一即帝位，立即直入大梁，“兵败而复胜，师正而出奇，询谋良将，决断胸中，履险若夷，及锋即用”。毛泽东对这些引文都加了旁圈，有的在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圈，以示重视。

《通鉴纪事本末》中又记载：李存勖进取大梁之前，“魏遣魏国夫人刘氏，皇子继发归兴唐，与之决曰：‘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这种破釜沉舟的壮气，毛泽东很赏识，对这一段逐

字加了旁圈，天头上批注：“生子当如李亚子。”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 三国时，曹操与孙权对垒作战，见到吴军队伍整齐，孙权仪表堂堂，威风凛凛，曾说：“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读史至此，不禁赞叹：“生子当如李亚子。”这是对李存勖的很高评价。

宋初屡败于契丹的诱敌深入战术

（读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卷五《太宗本纪》）

[原文］

六月甲寅，以将伐幽蓟，遣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庚申， 帝复自将伐契丹。丙寅，次金台顿，募民为向导者百人。丁卯，次东易州， 刺史刘字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刘厚德以城降。⋯⋯ 庚午，次幽州城南，驻蹿宝光寺。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壬申，命节度使定国宋僵、河阳崔彦进、彰信刘遇、定武孟玄结四面分兵攻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铁林厢主李札卢存以所部来降。癸西，移幸城北，督诸将进兵，获马三百。幽州神武厅直井乡兵四百人来降。乙亥，范阳民以牛酒犒师。丁丑，帝乘辇督攻城。

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来降。壬午。知蓟州刘守恩来降。癸未，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甲申，班师。庚寅， 命孟玄结屯定州，崔彦进屯关南。乙巳，帝至自范阳。

——摘自脱脱等《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夏四月辛丑，潘美克云州。田重进战飞狐北，破其众。王寅，曹彬、米

信战新城东北，又破之。己酉，田重进再战飞狐北，再破之，杀二将。己卯， 重进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许彦钦杀大将萧啜理，执其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以城降。

五月庚午，曹彬之师大败于岐沟关，收众夜渡拒马河，退屯易州，知幽州行府事刘保勋死之。丙子，召曹彬、崔彦进、米信归阙，命田重进屯定州， 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会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

——摘自脱脱等《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人（宋太宗一引者注）不知兵，非契丹敌手。

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的批语（见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78 页） 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杨业战死。

——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的批语气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79 页）

［解析]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读《宋史·太宗本纪》所批注的两段原文，记叙的是北宋初年历时 25 年的宋辽之战中的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北宋朝都是长驱直入，先胜后败。

继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之后，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是为宋太祖。北宋初期，宋太祖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来实现他统一全中国的愿望。及至他的弟弟宋太宗赵灵即位时，与宋对立的只剩下契丹（辽）与西夏。大宗继承其兄的统一事业，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亲自统率军队讨伐契丹。这是宋辽间的第一次大仗。《宋史·太宗本纪》记载，宋太宗沿途所到之东易州、涿州、幽州、蓟州等地刺史、节度使等纷纷来降。毛泽东在这段的天头上批注：“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接着，在“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甲午，班师。”这一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高梁河一战，是在宋军平定北汉之后，军队没有得到适当休息，虽然连着打败过几次契丹军，但幽州久攻不下，部队由于连续作战，过于疲劳。宋太宗不了解敌情，指挥部署不当，陷子契丹的两军夹击包围之中，因而导致失败。所以毛泽东批评宋太宗：“此人不知兵。”

宋雍熙三年（986），由于契丹不断南侵的威胁，宋太宗经过多年周密准备，分兵四路，欲收复燕云 6 州。太平军节度使曹彬从东线宜克涿州，一路胜利。忠武军节度使潘美的西线也节节得胜。潘美的副将观察使扬业攻占了襄州，形势很好。但曹彬连胜契丹攻克琢州后，因无粮草供给，孤军深入， 契丹看准这一情况，屯兵幽州，坚守不战，曹彬只得还师雄州。宋太宗却严令斥责曹彬，命其急进。曹彬每次到了涿州，粮草又尽。这时，契丹沿途设下伏兵，两路钳击宋军，曹彬大败于岐沟关。不久，契丹集中十万兵力攻寰州，杨业也由于孤军深入敌境，粮草供应不济，苦战力尽而败北。杨业被擒， “守节而死”。潘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战败。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在杨业“守节而死”的天头上，毛泽东写下“杨业战死”四字。

毛泽东在批注中，两次称赞契丹善于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 批评宋太宗“终不省”，“不知兵”，不是契丹的“敌手”。情况正是这样， 两次失败，都败在契丹诱敌的战术运用上。

《宋史·太宗本纪》篇后，作者元朝的脱脱写了一段赞语，他说：“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不以为然地在旁批注：“但无能。”赞中又说：帝“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纤民力，卒有五兵不试， 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年者耋之叟，愿率子弟沿道请登掸者，接踵而至”。毛泽东表示异议地批注：“不择手段，急于登台。”赞中又说：“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毛泽东批注：“幽州之败。”

毛泽东的上述读史批注，从军事观点上，对契丹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是颇为重视和赞赏的；而对旧史学家所溢美称颂的宋太宗， 毛泽东却有许多不敢苟同，乃至相反的评价。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被毛泽东视为克敌制胜的基本的战略战术原则。1965 年 8 月 11 日，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汇报关于诱敌深入的备战方法问题时，毛泽东随即谈起：就是要诱敌深入。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 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就打败仗。宋朝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经过苦战灭亡了北汉，占领了太原之后，接着就同辽国打仗，深入到现在的北京附近，被敌人一个反击，打得大败，皇帝几个月不知下落。以后宋朝同外国作战，就是把敌人挡住，不敢让敌人深入。刘邦也是几次轻敌冒进，被打得大败，差一点被敌人捉住。一

次是孤单深入平城（大同），被匈奴单子包围了七天，弹尽粮绝，后来用陈平之计，才冲出来。一次是深入彭城，被项羽一个反击，几十万人被歼，刘邦只乘了一辆车和几十个人突围逃走。途中遇到自己的儿女，又因楚军追赶， 几次把儿女推下车，夏侯婴几次把他们捡起来。不让敌人打些胜仗，尝到味遁，它就不来了。这件事要经常研究才好。

十七战皆捷，只是避其锐气

（读陈邦瞻《元史纪事 本末·占城安南用兵》）

［原文]

（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复诏脱欢督右丞程鹏飞、参知政事樊揖等进击安南。鹏飞与揖等分兵三道，水陆并进，凡十七战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弃城走于海。

——摘自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城安南用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所谓十七战皆捷，只是避其锐气耳。

——毛泽东读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占城安南用兵》的批语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325 页）

[解析]

《元史纪事本末》为明代陈邦瞻编写，共 27 卷，一卷记叙一个专题的事件始末，其中《占城安南用兵》一卷；记叙元世祖忽必烈从至元十九年（1282） 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派兵征讨东南沿海占城、安南两个小国的情况。上面引述的这段原文，说的是至元二十四年用兵征讨安南，十七战皆捷，把安南国王陈日烜逼入海岛存身。毛泽东的批语认为，所谓十七战皆捷，并非是硬碰硬的战斗。事实上，也未消灭安南主力，虽占领了安南，终未使其归附。脱欢等元朝将领“无功而返”。

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

（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今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

汉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将，故郡国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犹有井田之遗法。自张说变为■骑，而兵农始分。流为藩镇，有将校而无守令矣。迄宋以来，无事则专责守令，而将校不讲韬铃之术；有事则专责将校，而守令不参帷幄之筹。是战与守两俱虚也。徐文贞此议，深究季世塌冗之弊。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八《明智部·经务·徐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八《明智部·经务·徐阶》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57 页）

[解析］

毛泽东读古书，也常常注意古代军事管理体制的问题。

《智囊》“徐阶”一条说，明世宗时倭寇躁踊东南沿海，巡抚告急，请朝廷出兵。兵部一官员说：等我们发兵去，倭寇已撤，这过失谁来负？于是兵部尚书便勉强派 3000 名瘦弱士兵前往。徐阶不同意，说对发兵这事，只应考虑该不该发，要是不该发，无论精兵、弱兵都不该发，以节省开支；要是应该发兵，就一定要发精乓，以求取胜，怎么能用虚应文章来掩人耳目？兵部尚书害怕了，就发精兵 6000，派两位偏将军带领出征。结果在初获胜利后又遭伏击，军队溃败。当政的人把这事看成徐阶的过错，徐阶又上疏说：“按法律当责罚州县的守令。军队将校负责打仗，州县守令负责防守。如今将校打仗一旦失利就要判死刑，而守令却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守今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奖惩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的长官，现今当兵的在全国百姓中只是百分之一，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将校来完成呢？守令辛勤，军队粮饷就不会少；守令果断， 探哨侦察敌情就不会有误；守令譬惕，奸细就无处藏身；守令仁爱，乡兵就能配合军队作战。所以我认为重责守令就可以了。”毛泽东读至此，来一个古今对照，深有体会地批道：“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正像《智囊》作者所总结的那样，兵民分治，将校与守令（行政长官）各行其事，“是战与守两俱虚也”，打起仗来，就很难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毛泽东强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则是从战争年代总结出来的取胜经验。

明代那种兵将分离，地方与军队互不通气的制度，是由于封建帝王担心臣下谋反而特意设制的，其无效率可想而知。战败并非那个人的过失。

秦败于反间之法

（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乃遣奢将而往（救韩）。去邯郸三十里， 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奢既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阅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以军士谏，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许诺。⋯⋯大破秦军，遂解闷与之围。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赵奢》[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老师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教，此秦之所以败也。一一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赵奢》（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7 页）

[解析］

《智囊》里“赵奢”一条，叙战国时，秦国攻打韩国，两军在阔与一带对峙，赵国派赵奢为将前去救韩。赵奢统率大军离开赵国都城邯郸才 15 公里

就不再前进，停下来修筑营垒，坚壁了 28 天。秦国派人来侦察，被赵奢捉住。赵奢对这些间谍优待处理后放走，他们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报告秦将，秦将大喜，认为阏与不是赵国领土，他们并不关心，并不是真想救韩。赵奢造成这种假象后，立即急行军，一日一夜赶到了离阏与只有 25 公里的地方，扎下营垒。等到秦军得知，仓促赶来迎战时，赵军已抢占了有利地形，因而大败秦军，解阏与之围。毛泽东读到这里的批语，分析了秦国打败仗的原因，即只靠城坚牢固，不掌握对方的真实情况，被假象迷惑，缺少准备，从而失去了主动性。反过来说，赵奢的胜利，是成功地动用了反间之法。《智囊》的编者说完这个故事后，引用孙子的话说：“反间者因敌间而用之。”毛泽东在“反间者”三字旁画了一条着重线，对“因敌间而用之”这句话，逐字加了圈。对于反间，唐朝诗人杜牧作过解释，他说：“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赂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以示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也。”秦军的失败，正是中了这样的“反间计”。

围魏救赵，千古高手

（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以刑余辞，乃将田忌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救越，孙子曰：“夫解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朝，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 轻兵锐卒必尽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困，而收敝于魏也。”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

——摘自冯梦龙《知囊》卷二十二《兵智

部·制胜·孙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的批语（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66 页）

[解析］

围魏救赵，是很著名的战例，这里不用多说。这里只补充一个材料。1938 年，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当谈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时，便曾引用过这一历史战例，他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毛泽东把 2000 多年前孙膑“围魏救赵”的兵法运用到人民战争，并进行了详尽的解说，取得了实践的效果。当战争的硝烟已经消失后，毛泽东在晚年再读这一战例时，仍然由衷地称赞孙膑所采取的这一兵法是“千古高手”。

李世民用兵以弱当强，以强当弱

（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忌数与齐诸公子逐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孙子曰： “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五千金。

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 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 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 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65、66 页）

［解析]

《智囊》“孙膑”一条，叙孙膑到齐国住在田忌家里，在田忌同齐国公子比骑射时，他让田忌以最差的马与对方的最好的马比赛，以最好的马同对方中等的马比赛，以中等的马与对方最差的马比赛。结果田忌二胜一负赢了这场比赛。这种制脸之法，被后人称为“驷马法”。作者在说完这件事后， 又引唐太宗李世民自述的“用兵之要”，即“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 从而每每取胜，认为他用的便是“孙子之术”。

毛泽东的批语，对孙膑的“驷马法”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以弱当强，以强当弱”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其要旨在以少数兵力佯攻敌大军， 再以优势兵力聚敌兵围而歼之。这个观点，也是毛泽东从自己的军事指挥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此外，毛泽东对李世民、朱元摩的军事指挥才能作了高度评价。这两人都是横刀立马，南征北战，从战乱中打出一统天下的封建帝王。关于李世民军事指挥特征，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该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

（林克《毛主席和我谈学习的片断回忆》。引自《难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7 页）

善于寻找敌人弱点，集中兵力破袭之，这是古来优秀统帅常用之策。然而，善用此计者，其眼光和魄力均需一流者尚可。否则不免画虎反类犬矣。

军队应学游泳

（读王闿运《湘军志》）

［原文］

湘军水师名天下。⋯⋯言船炮者，莫能及湖南焉，然太锋锐，深入要利， 卒以至败，寇距九江城，于湖口梅家洲作坚屯二，与城相鼎峙，北屯小池， 拒陆军。辛酉，李孟群等攻城，城北洲垒大，设炮，旁维大舟，小艇环卫之。孟群先攻其大舟，战不利，苏胜、郑沐中炮死，李金梁船沉溺于江。

十二月辛丑，彭玉磷等攻湖口寇筏，破之，士死伤相积，寇亦殊死斗， 其筏上作木楼，凭楼发炮，楼倾，或飞投江中，泅而走，其坚悍若此。

——摘自王闿运《湘军志》六“水师篇”，见《王湘绮全集》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军应学游泳

要学游泳

——毛泽东读王闿运《王湘绮全集》《湘军志》六“水师篇” 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347 页）

［解析]

王闿运（1833～1916）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文学家。初名开运，字王秋，又字王甫，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七年（1857）举人。早年幕游四方，太平天国时期，曾入曹国藩湘军幕府，后专力于教育著述，长期在成都、长沙、衡阳等处讲学，辛亥革命后任溃史馆馆长。通经学，尤主今文经说，又以诗文著称。主要著作有诸经笺注、《湘军志》、《湘绮楼日记》、

《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门人辑其著作编为《湘绮楼全集》。毛泽东的批语，便写在中华民国十二年校刊的湘绮楼藏板的《王湘绮全集》上面。

上面引述的两段原文，说的是咸丰五年（1855）石达开督太平军同曾国藩督湘军在九江、湖口一带发生的一次激战，结果是湘军被打得大败，退守南昌。湖口是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码头，它外连长江，内接鄱阳湖，是五百里鄱阳湖的进出口。对面江心的梅家洲，是一个长约四十里，宽约四五里的大沙洲。梅家洲北面江面狭窄，大船不能通过，主航道在南面。石达开命罗大纲过江驻梅家洲，在洲上筑垒架炮，并以战船环围之。结果，湘军彭玉麟的水师在这火力网下几近覆灭。在《湘军志》说到这次战役中，有的湘军将领因船沉“溺于江”，有的太平军将士在危急时“泅而走”时，毛泽东两次批注“要学游泳”，特别是水军，不会游泳自然是天然的缺限。

毛泽东读史，似乎很注意军队将士游水的问题。《旧五代史》卷六十《唐书·李袭古传》，记述后唐开国之君李克用，一次班师回太原的途中，在过夏阳渡浮桥时，“年断航破，武皇（李克用一引注）仅免，（李）袭吉坠河， 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止，救之获免。”毛泽东随即批道：“不

学游水，此人几死。”

要军队学游泳，不光是毛泽东读书的感慨。作为军事家，他也要求他麾下的部队掌握这个本领。1964 年 6 月中旬，他检阅了北京、南京军区的比武汇报表演，当即发表谈话说：“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的游泳训练？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半个月后，他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工作时，又谈到这件事，说：“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学游泳有个规律，摸着了规律就容易学会。整营、整团要学会全副武装泅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400 页）

战争是政治以特殊手段的继续

（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原文］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摘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第一章“什么是战争”第 24 节

战争的政治目的本来就不包含在战争领域内。因为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然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

⋯⋯所以说，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达到战斗目的的手段。

⋯⋯总之，在战争所能追求的目的中，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最高的目的。

——摘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十八日

开始看克劳塞维资（茨——引者注）的《战争论》，P1—19 序言及目录，

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从 P24 起，本日看完第一章，至 P55 止。十九日

没有看书。二十日P57——91。

——摘自毛泽东 1938 年 2 月 1 日至 4 月 1 日《读书日记》（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82、283 页）

（六三）“故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杭故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杭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

把战争孤立起来，蛮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六四）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故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 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

——摘自毛泽东 1938 年 5 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479、480、482 页）

蒙哥马利：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泽东：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摘自毛泽东 1960 年 5 月 27 日同英国元帅蒙哥马

利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425 页）

［解析］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 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2 岁便入伍充当士官生。曹入柏林军官学校，毕业后为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多次参加对法国的战争。1818 年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升为将军。此后致力于《战争论》的写作。该书是在他死后由其妻子整理出版，成为西方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全书共分八篇，依次为： 论战争的性质、论战争理论、战略概论、战斗、军队、防御、进攻、战争计划，后两篇作者留下的是草稿，译成中文达 731 万字。作者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思想上还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很大影响，这就为他研究战争理论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聚集了大量的材料，力图用辩证的方法研究战争理论， 提出了一些至今看来仍属正确的论断。恩格斯和列宁对这本书都有过好评。恩格斯 1858 年 1 月 7 日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

《战争论》。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论争中，曾多次引用作者的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同时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73 页）

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便着手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在 1937 年 12

月 28 日给郭化若的信中，他希望“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并提到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中外战略书籍。原信为： 化若同志：

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失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你不担任何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战争论》较早的中译本是 1911 年出的，当时被译为《大战学理》。据

有人考证，毛泽东 1938 年读的《战争论》，很可能是柳若水根据马噫健之助

的日译木转译的横排白话文本，该书由上海辛垦书店 1934 车 5 月出版。不过，

该书当时只有上卷。到 1940 年 11 月，学术出版社又出版了傅大庆根据俄译本转译的《战争论》，分上、下两册，译者托人把这套书送往延安。

从毛泽东留下的写在一横格本上的共七页的《读书日记》来看，他是在1938 年 3 月 18 日读到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中文译本的，到 4 月 1 日便

读到第 168 页后面的内容。中间有几天没有读书，同时还插读完了潘梓年的

《逻辑与逻辑学》。他当时读的是谁译的哪家出版社出版的《战争论》，尚不清楚，是不是读完了，也不知道。也可能读完了，《读书日记》没有记， 因 4 月 1 日以后整个日记便中断了，也可能读到第 168 页以后，便没有继续读下去。但可以肯定的是，《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和第二篇“论战争理论”，他是读了的。特别是第一篇，给他的印象较深，其中的一些观点，在他 1938 年 5 月撰写的《论持久战》中便有所反映，可以说是批判的继承和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发挥引申。这从我们前面的引述对比中即可看出。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对《战争论》的批判继承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一）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克劳塞维茨在战争思想史上第一次基本正确和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一方面认为，战争产生于，从属于、服务于政治，政治对战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认为， 政治又必须同战争相适应，战争虽然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但它不是外交文书式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是以剑代笔的政治，并由此作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著名论断。毛泽东批判地吸取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的合理成分，提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同时，继承发挥了列宁关于“战争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的观点，指出战争的政治性具有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特点。毛泽东还通过论述战争与政治的一致性和差别性问题，进一步深化了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同时，他还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基本观点，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具体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系列的政治建军原则。

（二）关于战争目的。毛泽东对《战争论》关于战争目的问题的批判改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目的作了“战争行为目的

（即军事上的目标）”和“战争的政治目的（即通过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 的区分，毛泽东是采纳了这种区分的。在《论持久战》中“战争的目的”一节中，开始便说：“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

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但克劳塞维茨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唯心地阐述了二者的关系。毛泽东则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唯物地阐发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根本目的的关系，并把战争目的上升到战争本质的高度来认识，揭示了战争本质的多层次性，从而提出：“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是战争的基本原则”。第二， 克劳塞维茨强调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最高目的，而没有把保存自己也作为战争目的来看待。他认为，在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的相互影响中， 前者具有积极的目的，后者则只具有消极的目的。毛泽东则改造了克劳塞维茨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战争唯一目的的思想，把战争目的规定为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两个方面，把保存自己作为重要的内容上升到了战争目的的地位，构成了战争目的自身的矛盾运动，并由此深入探讨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

在写完《论持久战》以后，毛泽东仍然注意阅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1938 年 9 月间，毛泽东约了 10 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

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后来又有肖劲光、肖克等将军，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在这期间的座谈会上，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的内容，何思敬因为懂德文， 照着本子随译随讲。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

以上是郭化若的回忆。

当时参加这个学习小组的莫文弊的回忆更具体，他说：

为了正确领导革命，在新的征途上胜利前进，毛泽东同志致力于理论研究工作。他到“红大”、“抗大”讲授的课程，及先后发表的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都是他学习研究的丰硕成果。他还经常组织有关同志进行研究讨论， 借以教育和推动干部学习，尤其对身边工作人员更注意。仅我参加过的就有他先后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我（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被吸收参加了。《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乓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 5 倍到 10 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用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参加哲学研究会的合起来不到 10 人（与后来延安正式成立的新哲学研究会是两回事）。每次讨论都是由哲学家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同志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 10 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毛泽东同志还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一个报告。（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第 41 辑）

从这个回忆中可知，毛泽东很重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有关集中兵力的论述。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术界掀起了翻译和评价克氏《战争论》的高潮。1939 年 7 月，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 7 期刊载焦敏之译《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俄文版序言》，第 12 期和次年第 1、2 两期连载了何思敬的《列宁与克劳塞维茨》；该杂志社 1939 年 10 月出版杨作材译《列宁读〈战争论〉的笔记》，1940 年 11 月出版夏光伟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附录》。这个时期，《群众周刊》3 卷 22 期、4 卷 9、15 期连载傅大庆译“战争的重要原则”、“胜利的顶点”、“战争政治的工具”等章节。1941 年 8 月，八路浑军政杂志社重印了瞿寿娟译《战争论》的全译本。这些文章，不能说毛泽东没有关注到，说不定他从中也会获得有益的东西。当时，正处于国内战争转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期。主观和客观形势的需要，迫使毛泽东深入研究和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并将学习和研究的成果及时用来指导战争的实践，是很自然的事情。据有关史料记载，蒋介石也曾专心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但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的较量，最后终于被中国共产党指挥的人民军队打败。

建国后，毛泽东也多次谈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毛泽东于 1960 年同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你读过克劳塞维茨的书，我也读过。他（指克劳塞维茨——笔者注）说，战争是政治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对此，毛泽东研究国际问题的秘书林克曾回忆说，毛泽东熟谙中外军事理论， “60 年代初，他在上海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谈起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其熟悉的程度令人惊讶。同时，他还向蒙哥马利介绍了中国的孙子兵法。”毛泽东还于 1975 年秋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说过： “在我看来，你是一位康德信徒，但理想主义并不好。我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我并不看重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感兴趣。克劳塞维茨曾讲过很有道理的话⋯⋯。”遗憾的是，施密特打断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

毛泽东在批评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东西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作法时，也特别提到了《战争论》。他说，斯大林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从而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并据此“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 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有些国外的学者认为，“毛泽东作为列宁主义者也是一位非常谙熟克劳塞维茨的人和其军事哲学的爱好者。”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说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较大的影响。（夏征难《毛泽东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

军事武器的历史作用

（读恩格斯《反杜林论》）

［原文］

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兴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以军队区分为由各兵种组成的独立的师或军为基础，它在战术和战略方面都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兵士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作战方式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 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 1777 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如果没有这些进步，那末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

——摘自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节“暴力论（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那个时候，各个部落之间打仗抓了俘瞄，只知道杀掉，后来才知道可以不杀，让俘虏劳动，把俘虏当牛马使用。这就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比原始并产主义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到现在只不过四千到五千年，那时是青铜时代，学会了炼铜和炼锡，用来作工具和武器。新式的战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要镇压奴隶，就要建立军队。

铁器时代更晚些，在中国是秦、汉时代。用铁作箭头、刀、矛，那是了不起的事情。现在看来，那些冷武器当然很不像样子了。

热武器，能打八百公尺的步枪，只有几百车的历史。拿破仑的军队就是使用这种步枪的。恩格斯说，因为有了步枪这种武器，法国军队的组织就改变了，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拿破仑之所以能横行欧洲，在军器上的原因，就是这个。在政治上是因为他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法国农民愿意跟着他打仗。这说明，历史在经济上是根据所使用的工具而分成阶段的。

——摘自毛泽东 1964 年 2 月 9 日接见外宾的谈话

［解析］

杜林认为，政治关系“是历史上基础的东西”，“经济的存在不过是一种作用或特殊情形”，“总是第二等的事实”，因此，“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几节，便是批判杜林这种头足倒置的历史观点的。军事战争是最高的暴力，恩格斯恰是素养精深的军事理论家，因此，在“暴力论（续）”这一节里，他以军事武器的进步发展在欧洲近代史上的特殊作用为例，来说明“较完善的暴力工

具即武器的生产”是政治暴力胜利的基础，进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经济力量”、“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在恩格斯的军事思想里，不仅仅武器装备依赖于经济实力，而且军事体系和作战方式，乃至整个战争形态，归根结底也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相应的经济结构决定的。恩格斯曾以拿破仑的军事体系为例，指出“增长了的生产力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也必定是作战方法上每次新的改进的前提，铁路和电报已经给那些有才能的将领们提供了一个在战争中采取完全新的战法的机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2 页）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具体论述了轻便火炮和步枪的使用，给拿破仑军队在作战方式上带来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

毛泽东读《反杜林论》，注意到了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因而在谈到武器工具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时，很自然地引了出来。一般说来，在看待军事、经济、政治三者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在论述中总是通过战争的纷繁复杂的制约因素，强调经济因素是终极原因。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情况， 在建国前的军事论著里，毛泽东在处理战争与经济、政治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一大特色，是突出政治的中介作用，强调经济基础通过政治的中介决定战争， 或反过来着重阐述进步的革命的战争直接摧毁腐朽的社会政治结构，建立进步的、有生命力的政治结构，进而或者为在旧社会中已经诞生的新经济结构的发展开避道路，或者帮助建立崭新的经济制度，进而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研究战争中人与物的相互关系，及两者分别对战争形态的制约上，恩格斯特别重视生产力通过武器装备的途径对军队结构、作战方式、战略战术原则的演变的决定性影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特色则是强调人的作用，即人的精神，人的思想觉悟、人的组织方式等，所以他说“兵民乃胜利之本”。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产生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的， 即军事斗争首先是争取政治上的生存，在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而又一时不可能改善的情况下。只能突出人的作用。

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注重经济基础和武器工具叫战争的终极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一旦他从宏观上来考察这一问题时，他的观点同恩格斯是一致的。他 1964 年 2 月 9 日的这段谈话的意义就在这里。他结合中国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军器发展情况，结合读《反杜林论》的体会， 来印证和发挥了历史唯物论的这一基本观点，最后指出：“这说明，历史在经济上是根据所使用的工具而分成阶段的。”在具体的战争指导中，毛泽东的这种唯物求实精神就更为显著。在解放战争的大歼灭战中，他总是强调要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包围并歼灭敌人，这种优势不仅是士兵数量上的，也是武器上的。

马克思为什么能写出这本书

（读马克思《资本论》）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 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2 年第 1 期）

［解析］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一部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他从 1843 年秋天研究

经济问题起，到 1883 年 3 月逝世止，从事《资本论》的写作，整整用了 40

年的时间。该书分 4 卷：第 1 卷于 1867 年在德国汉堡出版发行，主要论述资

本的生产过程。第 2 卷于 1885 年在德国汉堡出版发行，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留下的 8 份手稿整理而成，主要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 3 卷于 1s94 年出版， 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留下的手稿整理编辑而成，其中一部分是恩格斯增补的，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 4 卷叫《剩余价值理论》（又译为

《剩余价值学说史》），是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后人编辑出版。第一个版本是由卡尔·考茨基编辑，于 1905 年至

1910 年分 3 册出版；第二个版本由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编辑，于 1954、1957、

1961 年分三册出版。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矛盾，阐明了剩余价值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化的规律，创建了严整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毛泽东几次谈到《资本论》，着眼于它是怎样产生的。在毛泽东看来， 首先是因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现实；其次，马克思本人“同时是哲学家”，“有辩证法的武器”；此外，毛泽东在 1961 年 3 月 23 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到，马克思能写出《资本论》，与他“调查”论敦图书馆的“材料”是分不开的，即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介绍，毛泽东曾多次翻阅过这本书。什么时候读的，他习惯于写上时间日期。目前看到的有 4 个日期，主要在 50 至 60

年代。不过尚未看到具体的批语。

基本正确，引人注意

（读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原文］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没有多久，⋯⋯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 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

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摘自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 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致吴冷西信中为转载张春桥《破除资产阶

级法权思想》代拟的“《人民日报》编者按”

［解析］

张春桥文章中谈到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最早是马克思 1875

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论及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时提出来的。今天， 通译为“资产阶级权利”。

这是个纯经济学概念，不大好懂。我们只要记住其基本意思就行了。打个比方：今天我们两人都从船上卸下了 50 袋大米，每人得工钱 10 元，这是

平等的。可是，我的 10 元钱要养活全家 5 口人，而你却是个单身汉。于是， 马克思认为，这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叫资产阶级式的“平等权利”。

在淡张春桥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之前，我们先说一下毛泽东当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毛泽东谈论“资产阶级权利”（他在世时译为“资产阶级法权”），主要集中在两段时间，一是在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 一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这两个时期，他都强调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他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一些观点，却是立足现实的需要来理解和发挥的。对“资产阶级权利”的理解和发挥，也是如此。

毛泽东发起“大跃进”，本意是加速发展生产力。而他的基本思路则是： 只有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生产关系的水平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仅仅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还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已经建立，譬如，在他看来，生产关系中的“劳动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就很不平等，还有差别。1958 年 8 月 21 日在北戴河会议的讲话中，他说：“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

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于是，从 1958 年上半年起，毛泽东在不同的会议上多次强调要改变现买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开始，他主要是讲改变上级和下级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提出“打掉官气”。从1958 年 8 月下旬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合议开始，他把这个问题同现行的分配制度（工资制）联系在一起讲，并把它们纳入“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范畴之中。

8 月 19 日，毛泽东说，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

8 月 21 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等。

8 月 24 日，毛泽东在会上说：过去我们搞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一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思想，二是照搬苏联。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

8 月 30 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逐渐去掉，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有人把供给制说得那样不好，把薪金制说的那样神乎其神，二万五千里长征难道是靠发薪水？人民公社再搞起来，再逼一逼，将来再准备恢复供给制。

10 月 2 日，毛泽东在接见六个友好国家访华代表团谈到人民公社为解放生产劳动力，把人们的生活统包下来时说：我们不说，现在已是共产主义了， 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发工资还是等级制度。粮食这方面，明年再丰收一年，可以实行吃饭不要钱这个制度，衣服还不行，其他还不行，资产阶级法权还需继续存在，讲等级制度，薪水分等级，如八级工资制这一套。但资产阶级法权我们不准备长期让它巩固下去，我们准备还是破坏它。

1. 月 14 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又专门召开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

题的座谈会。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法权制度。后期才有了一些，生活资料多了，人们对它的占有有了一些区别，积累起来， 就成了生产资料。从奴隶制社会出来，就是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所以， 法权不止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奴隶制时，等级制度就很森严，资产阶级，高明一点就是了。不使资产阶级法权巩固下来，要使它逐步破坏。

1. 月 9

   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讨论新“四十条”的讲话中说：“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不平等的干群关系——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另一部分是需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 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

根据以上引述，毛泽东当时时我们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理解，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居高临下的干群关系，一是以工资制为核心的分配制度。在 10 月份后，他着重把上述两个方面归结为一个问题：等级制。

当然，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在 10 月底 11 月初，便有了变化。

开始是提出“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该采取逐步破除方针”。11 月 9 日， 在郑州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又将“资产阶级权利”分为两部分，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的，要坚决破除，天天破除；对于工资制，则主张保留。11 月23 日，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进一步强调对于“资产阶级权利”要有分析，“应破者破，有用者要保护”，使一部分有用的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里，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分析，与最初企图全面破除“资产阶级权利” 的思想有了不同。

我们再回到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这篇文章上来。

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把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谈到资产阶级权利的情况转告了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张春桥按自己的理解，数易其稿，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上发表。那时，《解放》创刊不久。1958 年6 月 1 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陈伯

达为总编辑。柯庆施立即效仿，在上海创办了《解放》半月刊，于 1958 年 7

月 1 日创刊。每期《解放》杂志都寄送毛泽东。张春桥的文章在 1958 年 9

月 15 日刊于《解放》第六期上，不多日便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立刻注意到张春桥这篇从题目到论述都旗帜鲜明的文章，再加上基本观点也吻合毛泽东当时的思路，有的例子和文句也和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讲话一致（这一点，当是柯庆施照记录传达的）。因此，毛泽东读后，立刻批示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让在该报上转载。稍后，吴冷西就转载张春桥的文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到对张春桥文章有不同的意见，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语中是否说得活一些。毛泽东在 10 月 11 日的回信里说：“冷西同志：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接着就是前面引述的那段按语。张文于 10 月 13 日《人民日报》上转载。

张春桥文章改变马克思的本来含义，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核心是等级制度”，把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军事共产主义和供给制，说成在任何情况下都

绝对运用，而实行薪金制等，“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 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的原则的攻击。”张的这些论点，引起较广泛的讨论。有人指出，张春桥的“文章缺乏理论分析，说服力不够，而且有片面性，有许多重要问题并没有说明白。”并提出质疑说：“按照作者的论述，似乎他主张目前要立即完全取消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并不承认（至少是没有明确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似乎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制说成是等级制度；如果是这样，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哲学研究》1958 年第 7 期）

毛泽东代拟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也认为张春桥的文章有“一些片面性”，即“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张春桥文章没有说清楚过去曾实行过的供给制，不是在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整个社会范围内，而是根据地机关、军队、学校等，因为当时的物质产品极不丰富。再就是解放后对资产阶级法权不应该迁就，但由于社会上多数人是薪金制，又加上苏联的影响，于是作了妥协。本来我们可以不接受的，只对供给制不合理的部分加以调整，一部分坚持供给制就行了。这些观点，有的毛泽东在一些会上曾说过，很可能针对张春桥的文章又对陈伯达谈过。10 月中旬在天津召开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座谈会时，陈伯达曾向张春桥就其文章的“片面性”作过解释，转述了上面的意思。

但总的来说，毛泽东对张春桥这篇文章是欣赏的，曾建议张春桥再写一篇。后来也几次谈到张春桥的这篇文章。例如，1958 年 11 月 6 日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印了一本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材料，是最近一两个月发表的，一篇是张春桥的文章，还有一些同志的文章。要看几篇， 以例研究过渡的问题。这里特意提到张的文章，可见毛泽东对它的重视。

同年 12 月 6 日，在武昌同胡乔木、吴冷西谈到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时， 毛泽东又以张春桥的文章为例，说：《人民日报》在讨论张春桥的文章时， 他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本应书片面的补充补充，但讨论越来越片面了，把按劳分配也否定了。这是对张春桥文章引起的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的较为冷静和客观的总结。

剩余价值跑到哪里去了

（读郑季翘《谈谈削除资产阶级法权》）

［原文］

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法权，本来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和“等价交换”要求的反映。所以，这种法权，也特别强化了自由贸易和等价交换的合法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既然成为商品，所以劳动力也是“等价交换”的，因而，“做多少事，给多少钱”，就成为这个社会特别显著的特征。

——摘自郑季翘《谈试削除卉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是等价交换呜？剩余价值跑到哪里去了？在这里，只是一个欺骗工人的等价形式。

——摘自毛泽东 1958 年 10 月读郑季翘

《谈谈削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批语

［解析］

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 1958 年 10 月 13 日《人民日报》上转载后，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许多地方召开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座谈会，一些报刊辟专栏进行讨论。《人民日报》从 10 月 17 日起开设了二十几期专栏，就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及怎样看待工资制、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 一直延续到 12 月中旬。郑季翘的《谈谈削除资产阶级法权》便是其中一篇，

发表在 10 月 18 日《人民日报》上面。毛泽东很关注这场讨论，读了其中的一些文章，有的还作了圈画或批注，其中就有郑季翘这篇文章。

郑季翘的《谈诙削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着重分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中一个主要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不是等级制度，而是所谓“自由贸易”和“等价交换”， 表现为“做多少事，给多少钱”。毛泽东对此的批注则认为，这并不是“等价交换”，一个要害问题是：“剩余价值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所谓“等价交换”只不过是“欺骗工人的等价形式”。紧接着，郑季翘的文章说：“这种状况，蒙蔽了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性质。资产阶级遂据以大事宣传其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并说这种社会是‘永恒的真理’的化身。”毛泽东随即批注道：“这是对的”。

对郑季翘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还有其他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曾收了毛对这篇文章的批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者在注释中还介绍了另外两条的批注情况。一条是，郑季翘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一开始就具有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性质。恩格斯举出事例证明这种性质，即：最先承认人权的美国宪法，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黑人奴隶制，阶级的特权受到了指斥，而人种的特权却为法律所神圣化。待到后来， 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资产阶级国家便竭力消灭

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即他们所说的自由、平等的人权。这就完全揭穿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平等的虚伪性”。毛泽东在其中“阶级的特权受到了指斥，而人种的特权却为法律所神圣化”、“由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资产阶级国家便竭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即他们所说的自由、平等的人权”等句下面画了横线，有的地方还加了着重号，并写了这个批注：“不对，又自己矛盾”。另一条是，郑季翘的文章说：“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就在于它把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愈益分成为两大敌对的营垒、两大彼此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当然，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们经济状况的不同，在生活上以至在社会地位上会形成不同的等级；但作为资本主义法权来说，则不能说其核心是等级制度。相反，在资产阶级的宪法上写着的，是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在这句话中的“在资产阶级的宪法上写着的，是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处画了横线，并写了这个批注：“形式的而已”。

要结合中国经济实践，用心读三遍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

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遁。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 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现在器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列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诱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摘自毛泽东 l958 年 11 月 9 日在郑州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工作会议期间致中央、省市自治区、

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信

［解析］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B79—1953）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 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代表作。它是对苏联 30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

结，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特定地位。全书约 4 万 5 千字，

写于 1952 年 2—9 月间。此书在原苏联国内和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经济理论方面，还是经济实践中，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本世纪 30 年代末开始，苏联科学院组织经济学家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大林很重视这一工作。1951 年，此教科书尚未定稿，在斯大林的倡议和指导下，联共（布）中央为评定书稿，于 11 月召开了经济问题讨论会。会上对该稿进行了全面分析，许多人发表了不同意见，其中有些意见暴露了在部分经济学家中流行的错误观点。针对这些问题，斯大林于 1952 年 2—9 月

间，写了《对于和 1951 年 11 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答亚历

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关于尔·德·雅罗中柯同志的错误》、《答阿·荷·萨宁娜和荷·格·温什尔两同志》三封信。这四篇东西最早发表于1952 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 18 期上，同年 10 月 3 日、4 日《真理报》加以转载。后来又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题目出版单行本。在该书中， 斯大林在总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力图从理论上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社会主义部分）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关于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三、关于商品生产问题；四、关于价值规律问题； 五、关于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六、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问题；七、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问题； 八、关于三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问题。该书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坚持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些产生了影响的观点，但明显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有一些错误的和不符合实际的观点。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1958 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并开始进行纠正。11 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问题，重点解决共产风问题。11 月下旬又召开武昌会议，重点解决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11 月末和 12 月初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方面的成果。

毛泽东在纠正他觉察到的错误的时候，感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感到联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学习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的重要。他在 11 月 9 日写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信中，郑重地提出了一个读书的建议，要求各级领导读斯大林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解决经济建设中提出和遇到的一系列新的问题，毛泽东自己也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毛泽东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他所研读和批注的这本书的版木是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1 月出版的第 3 版中译本。

毛泽东对别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想都从来不迷信和盲从。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过程中，在一开始，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 不得不照搬照抄苏联的办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虽然认为“是必要的”， 但是“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经济工作的错误和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许多弊病暴露出来以后，毛泽东就更明确和坚定地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并付诸实践。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后，在苏联国内和社会主义国家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和赘誉。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社论指出：“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著作是对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宝库的新的伟大贡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天才的继续和发展。” “斯大林同志在其新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天才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法则，社会主义制度下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法则，确立

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科学基础，指出了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这本书是基本肯定的，但是他仍然强调要用分析的态度来读这木书，分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或不大正确的，哪些模糊的，不太清楚的，同时，他还十分强调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来读这本书。毛泽东不仅要求同志们这样做，他自己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态度和原则来读这本书的，从他所作的批注中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一点。毛泽东对待任何“本本”的一贯的独具特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在阅读此书时，着重考虑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和商品经济问题，这也是当时的经济实践和已经走过的路程中提出的基本问题。如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两条腿走路问题，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问题等，就是毛泽东在阅读这本书时，比较重视的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关的一些问题。而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则是毛泽东更为关注，在批注中涉及更多的一个问题，由于当时存在着一股否定商品生产、把它与资本主义等同的思潮，而且这又是一个关乎社会主义盛衰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关系列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思考较多，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毛泽东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道路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又经受了一定的挫折后，进行经验总结、理论反思和进一步探索的情况下读这本书的。他当时的经济观点还带有不稳定、不成熟、不完备的特点，而且由这种基本状况所决定，他的思想的未来发展也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他进行理论探索和创造的动机和出发点，却是始终不变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中处处体察到。

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我们有先例”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原文］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来决定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是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如像以往革命中的情形那样，而是消灭厂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

——摘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的先例

——接自毛泽东 1958 年读斯大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语

［解析］

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创造，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制度的仓新，是崭新而艰巨的伟大事业，它具有与以往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所不同的新特点。如何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设想过有可能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提出过和平赎买的方案的大致轮廓，但苏联后来并没有很好地实施列宁的方案。中国则不同，在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起统一战线的联盟关系，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继续保持了这种联盟关系，于是，在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过渡，同时，对农业和手工业也实行了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针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是没有先例的”，毛泽东批道“我们有先例”，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难度和复杂性，毛泽系和列宁、斯大林一样，是给予了一定的注意的。（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认识也有他自己的特点，他坚持难易转化的辩证观点，曾发生过经济愈落后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的失误，）但极富探索和进取精神的毛泽东，在这个新的历史课题面前，一直有着强烈的从理论和实践上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愿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想在苏联提供的经验的基础上， 搞得比他们更好一些。他认为，对苏联的经验，由于是走在前面的先例，当然要学习和吸取，但也不应该盲从，而且还应该有超过他们，比他们搞得更好的决心。在 1956 年前后，毛泽东就提出依据中国的实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

在探索中，特别是 1958 年，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路是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他的理论思考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接着“没有先例”一句，有如下一段话：“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它似乎消灭了现存的经济法则，“制定”了新的经济法则，而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在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 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了，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 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如果没有这个法则，不依靠这个法则，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读到这一段，毛泽东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这个批语，显然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根据中国的实践，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思考。

经济法则是一个“客观法则”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原文］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了作用，是因为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法则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才能进行。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 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完全反映出这个经济法则的要求。

——摘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是一个客观法则

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究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

注意

——摘自毛泽东 1958 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

［解析］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史上，对于经济规律的认识经历了几次大的反复。由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活动、党和国家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某种程度的增长，使一些人产生了否定、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幻想。这种思潮一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着。针对有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认为苏维埃国家可以创造、制定、废除和改造规律的错误观点，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明确提出了以下原理：

1. 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2. 人们不能制定、创造、废除和改造规律；规律和法律不同，国民经济计划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也不是一回事。

3. 人们在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认识、掌握、运用规律。苏维埃政权有特殊作用，一是要消灭一切剥削，二是在空地上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这只能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才能办到。

4. 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有两个特点：一是大多数规律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发生作用的；二是利用经济规律有阶级背景。5.认识规律的客观性质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是赞同斯大林的上述观点的。并把经济规律、经济法则，视为“客观法则”，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使得人们可能把经济发展计划同经济法则混为一谈的这种错误观念和作法，是问题的要害和中心。因为问题极容易由此而发生，理论上认识的失误和实践中具体作法的失误，大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搞清楚和摆正经济计划和经济法则的关系，把握好计划性、自觉性和自发性、自流性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赞同斯大林在其著作中强调的关于计划和经济规律关系的观点，但他仍感到不满意，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展开仔细研究一下。他从新中国八年来经济建设在摸索中走过的并不平坦的道路的回顾和分析中，客观地承认，我们的计划还没有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他后来还指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经常自觉地保持比例，这是一个任务，一个要求，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或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了“先知先觉”。

毛泽东经过对 1958 年“大跃进”时的“计划”状况的深刻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的科学性的实现及与经济发展的自发性的关系有了更切合实际的认识。他在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修订第 3 版）的谈话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他虽然接受和承认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观点，但是他并不把计划看得那么神圣，也不把制定计划的人看得那么“全知全能”，他不仅看出计划很不容易完全符合客观规律， 而且认为计划的范围也是有限度的，还应该承认自发性的作用。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没有完全解决计划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但也显示出他不满足于既定的流行的观念，进行着独具特色的思考。

还需要商品生产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原文］

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井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他们认为，党在当时便应当消除商品生产， 关于这点，他们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话来作证明：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未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了解成这样，也可以了解成那样。

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将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几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运动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简括如下：

（甲）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待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乙）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丙）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要逐渐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 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

（丁）以一切方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戊）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非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

——摘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也有［这］样的人。

我们现在还只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做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 小心。

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

——摘自毛泽东 1958 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解析］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第 7 页，“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这一节中，毛泽东写了好几处批语。

虽然商品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但是它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却是一个至今还没有彻底揭破的谜。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根据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对私有制条件下，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作了科学的精辟的分析和阐述，并对人的个体发展的阶段性与商品经济的联系作了深刻的富有远见的揭示和论述。关于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他们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预测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所有或大多数生产高度发展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可以把全部生产资料直接归全社会占有，这样，商品生产就不复存在了。过去，人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论述，一般都把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商品经济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与此相联系，也都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商品生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如拉法格、倍倍尔、列列汉诺矢等，大都持这样的观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列宁、斯大林也一直持类似的观点。

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并不高的国度首先实现后，紧迫地把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直接提到了人们面前。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还基本是是循着原来的思路，他曾设想，用产品的直接分配来代替商品交换。后来，列宁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就又想用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来代替产品的直接分配。实践的结果，这种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商品买卖。尊重现实、善于从实践中修正和发展理论的列宁，在不断反复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了保留和发展商品生产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存在着大量农民小生产者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作用和意义。他认为，在一个小农国家不能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只有通过商业这条更加迂回的道路，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立即实行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新经济政策。倾听现实的呼声，遵循实践的要求，列宁改变了原有的思路，解决了过渡时期还必须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虽然在他的思想中已经蕴含着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建立后还要存在的思维趋势和思想萌芽，但由于时间和实践的限制，有些问题，列宁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就谢世了。后来在很长时间内，苏联理论界相当多的人仍然对商品生产持一种贬斥的态度，否定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许多人都简单、笼统、不加分析地看待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商品生产消亡的论断，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一建立，商品

生产就不存在了，根本没有去分析已经实现的公有制的具体情况。斯大林仔细推敲了恩格斯的论断的准确含义，指出恩格斯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这种用语表述的意思还不是很明确的，因为并没有指出，究竟是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随后，斯大林又指出，恩格斯在另一个地方，讲到是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全部生产资料，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工农业生产都已经社会化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情况。因此，他讲的商品生产不存在的条件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

但是，恩格斯的论断并没有回答如果社会占有的不是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能否消灭的问题。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思想，在总结了 30 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批判了否定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提出，在俄国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国家，在有大量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情况下，对衣民不能剥夺， 只能通过集体所有制这种形式来吸引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就要保持商品生产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经济形式，就不能废除商品生产。

毛泽东对斯大林提出的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的观点，是赞同的。但是他认为斯大林的阐述仍然是不完整的。当时， 毛泽东对商品生产问题很重视，对商品生产的悠久历史、现实作用和未来命运也作过些思考。他在批语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指出“我们也有［这］ 样的人”，即无视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想消灭商品生产的人，他还说： “我们现在还只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言下之意，同苏联的情况一样，这也是商品生产存在的社会基础。在另一处批语中，他还说：“看来还得商品生产”。废除商业的前提，是“产品充分发达”。在由经济建设的实践引起的理论反思中，毛泽东认识到，商品生产的存在最终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关。因此，他认为，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这个思路抓住了商品生产产生和存在的更深一层次的原因，由此出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明商品经济不等同和不依赖于某一特定生产方式的“中性”特征，从而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的历史作用。

无产阶级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的国家夺取政权的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应不应该立即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在书中把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概括为五条。

毛泽东很赞赏列宁的五条，说，“列宁的五条，我们都做了”。在批语中，毛泽东还把列宁的五条的一个中心意思提了出来，即“全力发展商业”。因为，城乡、工农之间，必须保持商品交换，否则，就会侵犯农民的利益， 所以，毛泽东说，“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看来， 衣民问题，即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形式，是商品生产存在的特别重要的社会经济原因。列宁是一位非常注重现实、决不拘泥于书本的理论家和革命家。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当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直接提到他面前的时候，虽然走过了一段弯路，但他很快根据对现实的观察，不断进行着纠正。开始，列宁曾设想，用产品的直接分配来代替商品交换，后来发现不行，又想用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代替产品的直接分配，但他从现实中发现，这种办法仍然不

行，还必须实行商品买卖。列宁就这样在不断反复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保留商品生产。列宁也是非常关心和重视农民问题的，因为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首先表现为一个如何对待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关系到建设成败的大问题。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能剥夺农民和小生产者，对个体农民不能剥夺，只能引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对集体农民更不能剥夺，只能采取商品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毛泽东正是沿着这样一条思路来探索的。他对列宁在这里强调的要全力发展商业和贸易，补其不足说、我们应当说全力发展工农业、商业。

那么，发展商品生产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呢？或者说，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是不是一回事呢？斯大林是不同意这样的说法的，他批评了苏联经济学界存在的这种观点。对此，毛泽东是肯定斯大林的观点的，说：“不要怕资本主义”。

首先，他指出了一些人把商品生产完全混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和糊涂认识。其次，指出了中国是商品经济还很落后的国家，比巴西、印度还落后，因而还需要大大发展商品经济。再次，商品生产的历史非常悠久，但它不是孤立的，看它和什么联系，与资本主义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与社会主义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决定商品生产性质的是它周围的经济条件。因此，商品生产是可以成为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有用工具的，它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实际上已经从理论上提示人们，并已经从逻辑上接近了，商品生产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即抽去与之联系的特定生产方式，它本身就是一种中性的东西，虽然它在现实中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东西，总是与某种特定生产方式相联系而存在的。

商品生产不限于个人消费品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原文]

可见，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 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摘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特别商品。

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

——摘自毛泽东 1958 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

［解析］

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商品生产，它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里起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里只起影响作用。因而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斯大林的这些观点，推进了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关系的认识，但这一理论的不彻底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不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也起调节作用，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带有商品经济外壳的产品经济。

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观点，对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进行了质疑，并且明确提出了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属于商品的见解。在当时，这确实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并且在实践中也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从实际出发来思考的。这又体现了他思考问题的特色。他指出，农业产品是商品，工业产品不是商品，那如何实行交换呢？因此，他认为，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消费品，还有农业生产资料要供应。在 1958 年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不同，又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承认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当然在理论上仍然不彻底。毛泽东不迷信书本、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却是可贵的。如果彻底坚持这一思路，那就能够逐步承认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属性。而且承认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实际上已经从理论上打开了缺口。循此前进，往根源的深处挖，坚持罗辑的一致性，就能够扩展对全民所有制内部经济属性的正确认识。

搞出本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就是一大功劳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苦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人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遁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2 年第 1 期）

［解析］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集体编写，该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高度重视。1951 年 11 月， 苏共中央召开经济讨论会，由几百位经济学家对教科书的未定稿进行了全面

的分析和审查。 1954 年 8 月出版了第 1 版，印刷和发行了 600 余万册。该书出版后，作者收到了大批来信，对该书提出建议和意见。1955 年三四月间， 在莫斯科、基辅等地，举行了由经济学家、教员和经济工作者参加的会议， 全面讨论了教科书第 1 版。作者在仔细研究读者来信和有关会议情况的基础

上，对第 1 版进行了修订，并于 1955 年 9 月出版了第 2 版。中共中央马恩列

斯著作编译局翻译了该教科书的第一二版，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 1955 年 5

月和 1956 年 8 月出版。

1956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提出：在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方面的理论已经提到了首要地位。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作者对该书进行了重大修订，于 1958 年 9 月出版了第 3 版，在第 3 版前言中，作

者写道：“教科书的第 3 版更加详尽地分析了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规律性，改变了教科书的结构，补充和更换了一些新的实际材料，对许多原理作了某些发展，并把它们具体化了，改动了个别的公式使它们更加精确了，”北京编译社将该书第 3 版译成中文，并由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和有关单位进行了校订，由人民出版社于 1959

年 1 月出版。

1958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了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给国民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同年10 月，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发现许多地方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错误倾向。11 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号召他们学习斯大林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宣部选编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他在信中还写道：“将来有时间，可以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

在 11 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 3 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的材料，他批示将这个材料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同志。11 月 21 日，他在讲话中说： 苏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 3 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 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

（都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 12 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的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1959 年 7 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其前期还是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意在纠“左”。毛泽东在会议开幕的讲话中，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

科书）》列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之首。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 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 3 版）。时间 3 至 6 个月，或 1 年。”“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冲击了读书的安排。

1960 年 1 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我有一个建议， 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 1 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 2 月、3 月、4 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 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从 1959 车 12 月 10 日到 1960 年 2 月 9 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 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这个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 逐章逐节地讨论，在边读边议时，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读书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名为《读政治经济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做了归纳，加了小标题。后者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顺序，以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号召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对当时纠正“左”倾思潮，提高全党的理论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发表的重要淡话，反映了他本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艰苦探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挥，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反思与总结。当然，也包括一些在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失误。所有这些，都是探索中的宝贵财富。

至于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的评价，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我们前面引的“谈话”当中，已经说得很明确，就不再叙述了。

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大力提高劳动的技术装备、发展技术和在生产中采用科学成就，技术进步不受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市场狭小、危机、企业的经常开工不足、私人资本的数量或营业秘密等等的限制。劳动者的需要不断增长，销售市场扩大，劳动群众关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一切经常刺激生产的扩大和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集中掌握整个国民经济的积累， 有计划地进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资，鼓励发展科学和技术。

为了保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不断增加国民经济投资和固定基金，加快劳动机械化的速度，不断地、与生产密切结合地发展技术和科学思想，研究和利用国外的技术成就。

劳动技术装备应当分力量和质两个方面，即每一个工人所使用的机器和设备的数量，以及这些机器、工具和工艺规程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高劳动技术装备就是意味着增加机器和工具的数量（这一点表现在迅速增加固定基金上面），以及经常从技术上改进这些机器和工具。机器和生产过程的经常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2 年第 1 期，

1993 年第 4 期

［解析］

总的看，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评价是不高的。但他在读第 27 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时，对这一章的几个重要观点给予了肯定。例如，毛泽东认为，书中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不断地、与生产密切结合地发展技术和科学”的论述，“讲得还好”。在闰读书中关于劳动技术装备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的论述时，毛泽东认为“这里讲了一点道理”。由此引申，毛泽东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方面的问题”的观点。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有创见的观点，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毛泽东对这个观点进一步做了如下阐述：“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

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毛泽东的评论，为政治经济学家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正确的方法。离开了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把握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把这一点作为纲，以此来构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是毛泽东的一个理论创造，它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对资改造创造了许多新经验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一个国家的国有化采取哪些形式和方法，取决于这个国家革命的特点、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式和尖锐的程度。例如，在一些情况下，资本主义财产的公有化是在比较短的期间内实现的（例如在苏联），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公有化却是带有相当的渐进性质（例如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赎买等方式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入社会手中。在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具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最初被改造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也是逐步前进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根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薪的经验。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 年第 4 期）

［解析]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我国的三大改造运动。他对于对资改造的决策过程和发展过程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章节时，对涉及中国对资改造的段落进行了较多的思考和评论。

“教科书”写道：“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比苏联过渡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要大得多，而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中根本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处，毛泽东加了一个问号，并说：我国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一般说来，只剩下一个形式，剩下一个外壳，资方虽然在这种企业里头，有的还当经理，有的还当管理负责人，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是有职无权。我们每年还用一亿两千万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收买资本家的身子和心，使他们逐步变为企业的职员。就定息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的写法，是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对此，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西欧各国和美国，次本主义

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统治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的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进行改造呢？

毛泽东认为，“教科书”在论述中国所有制转变问题时没有提到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是不妥当的。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 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 8：2。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毛泽东对“教科书”中提到的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的观点表示了怀疑，在此处批注了一个问号。毛泽东接下来谈道，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 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谈到处理资产阶级的经验时，毛泽东指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位住他，又整住他，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 1 亿 2000 万元定息，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 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所阐述的上述重要观点，是对我国对资改造经验的系统总结，是对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对于研究毛泽东的对资改造思想有着极大的价值。

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过渡时期包括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组织和文化前提：大生产、银行、科学技术成就等等。在过渡时期内，无产阶级获得它在管理国家方面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领导作用所必需的段炼和技能。在同私有制传统势力和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中，要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全体人民。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就“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我们的钢最少需要一二亿吨。1959 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于革命，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因为 1958 年、1959 年，人民公社是在产生、发展、整顿、巩固的过程中，现在开始走上了轨道，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解决。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在毛泽东上述评论中，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讲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即“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第二层是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从抽象的理论意义上讲，毛泽东对关于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观点所做的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论述相一致的。但毛泽东的评论没有展开，过于宽泛，对过渡时期和根本改造的含义没有界定。后来毛泽东把过渡时期界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使得毛泽东在上述评论中提出一个基本正确的命题走上了谬误。

在第二层意思中，毛泽东认为 1959 年以前，主要是干革命，是为生产力

的发展扫清道路。这个观点，他在当时多次强调。1958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 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两只手，一手抓农业，一

手抓工业，我是个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我就这样。我没有抓工业，所以在北戴河做了自我批评，从现在起要认真抓工业。”1959 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一次谈到：“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反映了他当时确实准备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去。

毛泽东提出的“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思想，是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的，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块基石。早在延安时期，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对生产力和中国工业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至今还令人感到亲切。1944 年 3 月 12 日，他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一次谈话中就鲜明地指出：“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什么？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它是妨碍生产力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不能解放，经济木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但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读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就是讲的这件事，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1945 年 5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欢迎林迈可先生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时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 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天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间，共产党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敌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而上述两段论述则可看作是毛泽东思想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时阐发的革命是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道路的思想，是对延安时期他的发展生产力基本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所不同的是时代不同了，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已经被破坏掉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和生产力，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毛泽东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问的分工以每个国家的可能性为依据，并导向共同的繁荣，每个国家都拿出一部分资源来满足其他国家的需要，而自己又依靠其他国家的友好帮助。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合理分工促进这些国家生产力在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基础上的全面发展，因为每个国家不仅可以有计划地动员本国的资源，而且可以有计划地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来达到共同繁荣。

同时，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平等成员，彼此取长补短，因而有可能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以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从那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 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局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 年第 4 期）

［解析］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中，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分工问题。毛泽东在谈这一章时对教科书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教科书”写道：“在社会主义阵营， 没有也不可能有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竞争、强国剥削和奴役弱国等。”

毛泽东在此处批遁：“事实上有。”在“教科书”“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互助为基础”处， 毛泽东批道：“事实上也是没有做到”。

“教科书”把计划经济的思想不仅贯穿发展国内经济，还把它扩大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关系中，显然是不妥当的。参泽东认为，“教科书” 的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他认为，应当给地方一定的独立性，在不妨碍全面的情况下，各省可以尽可能各搞一套。毛泽东认为，欧洲经济发展较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国各搞一套。他对“教科书”主张的“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提出了质疑，认为各国人口不等，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一样，革命有先进和后进的区别，怎样能拉得平呢？“拉平”的观点实际上是布哈林的均衡论。外蒙革命那么久了， 经济上一直还很落后，实际上无法拉平。

“教科书”后来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国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毛泽东对此批道：“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像捷克、日本这些国家， 铁矿等资源靠外国，还发展了钢铁工业，我们资源多，怎么能不搞呢？”

在毛泽东的上述读书评论中，有两点是特别高明的，一是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就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要强调各国独立自主，在国家关系上，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他对“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的国家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教科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毛泽东对这个说法是赞成的。

毛泽东的第二个高明之处，是立足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强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农业，更要搞好。“吃饭靠国外，危险得很。”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毛泽东一直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强调发展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尽管后来出了一些偏差，但这两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是不可抹杀的。毛泽东尽管强调各国各搞一套，但他并不主张搞“大而全”、“小而全”，如“教科书”写道：“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对其中每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所有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不胜任的。”毛泽东对这段论述，也是同意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教科书”的观点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分析、有取有舍的。

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城市和乡村问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决不是意味着降低大城市的作用。伴随着工业在全国有计划的分布、工业企业的靠近原料产地而来的是新城市的建设。城市是物质和精神文化最发达的中心，是大工业的中心，它将促使乡村获得现代城市的文化。社会主义城市在这方面的进步作用在日益增大。旧城市的面貌在根本改变。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就是要用绿化城市和利用现代市政建设的一切成就的办法，来消灭人口密集现象和改善城市生活条件。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声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特别关心缩小三大差别问题，当他读到教科书中关于缩小城乡差别的内容时，发表了上述议论。他还进一步地提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 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在毛泽东即兴发挥的这段讲话中，既有真理的闪光点，如控制城市规模，防止人口膨胀，也有某些空想的成分，如公社要有高等学样。但总体上讲，毛泽东的看法是有远见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在现实中国农村的某些地区，已经实现了毛泽东所规划的蓝图：农村生活水平赶上甚至超过了城市生活水平，乡镇企业大发展， 使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成为工人。至今毛泽东当时提醒重视的城市规模问题，仍然存在，困扰着经济建设的决策者和大城市的居民们。工业化必然导致人口的城市化，是一个经济规律，如何迎接这一挑战，毛泽东当年的思路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的。

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9—1932 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按1955 年 7 月 1 日的价格计算）达 277 亿卢布，其中重工业部门的投资达 233 亿卢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 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达616 亿卢布，其中重工业的投资达 509 亿卢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三年半

（1938—1941 年上半年）内，工业的投资达 594 亿卢布，其中重工业的投资达 500 亿卢布。

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顺利地克服了国家工业化资金积累方面的困难。 采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使国家赢得了很多时间，保证头等的社会

主义的工业在极短的时期内建立起来并达到高速度的发展。

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度的可能性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优越性，由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的特点决定的。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副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走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时，借题发挥， 谈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即：企业的管理体制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经谈道：“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但给企业多大的自主权，当时毛泽东没有谈到。经过几年的实践，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更进了一步，在过去强调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发挥企业积极性的问题，并对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投资包干制的做法给予了肯定。这说明，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如何确定企业的管理体制确实是搞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

的深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的确定，企业开始摆脱政府职能部门的附属物的地位，以独立的法人资格走向市场，企业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但是，探索并没有完成，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建立一套成熟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机制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

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更大的意义。第一部类比第二部类更快地增长，是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在一切生产部门广泛采用最新技术和经常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不断高涨的必要条件。

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说，这个省的工业很多， 城市人日已经占全省人口的二分之一。过去因为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中央从外省往那里运粮，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增长较慢。过去我们因为看到这里的工业多，在给他们任务的时候，总是要他们多抓工业。没有了解到，恰恰是因为那里的工业比重大，更应该注意好好地抓农业、发展农业，不能只强调抓工业。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了，对农业的要求也就更多了。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 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 年第 4 期）

［解析］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正确处理发展工业、农业及重工业的关系问题发表了很长一大段议论。这些议论实际上可以作为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工农业关系论述的续篇来理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的经济关系有五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首先考虑到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怎样走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必须协调好农、轻、重三者之间的关系。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

扩大再生产的共同经济规律。

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把它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口号。从理论上讲，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在实践中，他把这一战略思想绝对化，实际上是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了三者关系失调，农业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市场上日用消费品非常缺乏，物资供应总是处于十分短缺的紧张状态，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较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持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在 1957 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在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又对“并举”思想做了进一步阐述：“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他又认为：“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

毛泽东关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关系问题的正确论述，使我国在一五计划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农轻重关系比较协调，发展比较健康。但是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冒进，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农轻重关系失衡， 重工业发展过快，轻工业落后，农业停滞不前，这种状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经济学家们最好算算土地的价值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公积金是一种公共基金，不得为庄员的个人需要而进行分配，或者把它的一部分发给由于某种原因将要离开集体农庄的人。集体农庄的公积金包括拖拉机及其他机器、发动机、经营用的建筑物、汽车及其他运输工具、集体农庄电站、副业企业、役畜和产品牲畜、多年生的植物、水利工程，以及坟墓投入公共经济的物资和货币资金。文化和生活福利建筑物（集体农庄俱乐部、农村阅览室、幼儿园等）也是公积金。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从古以来，没有不被破坏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坏的土地。我国现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绝大部分是古人留下来， 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而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是靠土地维持生计的。当毛泽东发现洋洋数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说到“公共基金”竟没有讲土地的价值时，不禁感慨道：“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 毛泽东认为，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它凝结着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土地的价值应当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一个重要补充。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一个新的思路去研究农村经济，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如今被一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国土经济学”，其源头是否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这次谈话， 是值得研究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认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向学员强调：“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厥维土地。”1927 年，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写遁：“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 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他认为：“衣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最后成功。”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思想，主要是从阶级斗争、土地制度的改革角度出发的，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作为土地革命理论的自然延伸，土地建设理论把土地与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其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这是毛泽东的一个独特的理论贡献。尽管他

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更多的阐述，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经济学家们。但他开创性的思路，对土地价值的深刻定义，不能不给后来的研究者以重要的启迪。毛泽东还从农学角度对土地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他亲自制订的农业八字宪法中，把“土”列为首位，可见他对土地问题的重视之深。

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从 1953 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的结果，是党和政府为加强集体农庄和庄员对发展集体农庄生产的物质刺激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

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 年第 3 期）

［解析］

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反复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表示了很大的反感，他认为教科书所以这样写的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时代对农民采取“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搞得太苦了，“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毛泽东又对“教科书”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感到担忧，认为这样做， 又一定会走上自己的反面。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反对走极端的。这与当时国内开展的纠正剥夺农民的“共产风”的工作恐怕是有联系的。在接下来的评论中，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公与私的辩证关系， 因为物质刺激的实质还是如何处理公私关系。这一段评论是十分精彩的。其中讲到的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原则，对大公无私提法的否定，都令人耳目一新。从这段坦诚、鲜明的评论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唯物史观的哲理。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经济利益的关系上，“大公无私” 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它是一个“左”的口号。毛泽东提出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先公后私”。毛泽东上述对公私关系的论述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我国国情的，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早在 1942 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指出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1945 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应调整。”在农村，“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一文中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然而， 1958 年以后，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对公私关系的认识逐渐倾斜，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斗私批修”理论，把“私” 作为万恶之源，要求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进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实际上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不能不承认和顾及到个人利益问题，即使经济发展了，个人利益也要随之发展。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一味的靠政治高压去否定个人利益，不分场合地提倡大公无私，实际上是“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是根本做不到的。那样做只能导致抑制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民族、个人搞得死气沉沉。

毛泽东在对物质刺激表示出极大义愤的同时，又讲出了这样一番肯定个人物质利益，提倡公私兼顾的精彩的话，真是妙不可言，恰到好处。可惜的是，这一理论闪光点并没有变成可操作的政策法规，变成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

技术发展，生产关系要跟着变化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促进劳动工具效率的提高，降低生产资料的成本，因而可以绝对地降低单位产品物化劳动的消耗。虽然新机器比旧机器昂贵，但是由于使用新机器可以增加产量，因此转移到单位产品上的机器价值就降低了。“所以，每一个商品将会包含一个更小的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在生产中新加入的劳动的总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节约物化劳动的意义愈来愈大。由此可见，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劳动技术装备的不断提高，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极重要的条件。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技术发展了，劳动组织、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发生变化。军队也是这样。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 年第 4 期）

［解析］

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 27 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这一章在论述决定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时写道：“提高劳动的技术装备，发展技术，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在“决定性的意义”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并批注：“这里说靠技术设备的发展。”接下来，教科书又写道：“利用各种与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竞赛有关的物质刺激和社会刺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在“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并批注：“同上面说法相互矛盾。”显然，毛泽东认为“教科书”在论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时，既强调科学技术的决定意义，又强调物质刺激是最重要的条件，二者本身是相互矛盾的。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呢？从接下来的批注中我们可以有所体会。“教科书”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社会经济因素日益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下画了横线， 还批了一个字“好”。“教科书”中提到的“社会经济因素”实际上指的是生产关系。在“教科书”的另一段文字旁，毛泽东批了一个“对”字。这段文字是：“活劳动的技术装备愈多，生产资料的生产愈发达，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就愈高。”在阅读完有关劳动生产率的论述后，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总结： “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个总结是十分深刻的。提高劳动生产率，

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必然与生产关系相联系。只有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能使技术更好地发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技术的发展又推动着生产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这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观点，是毛泽东技术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解析毛泽东的这段评论时，我们应当对毛泽东的技术革命思想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毛泽东的技术革命思想早在 50 年代初就提出来了，而且后来一直是他关于中国发展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3 年 8 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提纲》时就写道：“我们之所以必须要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才利于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由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转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品和农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确有把握地保卫国防，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的这些目的。”这里，毛泽东已明确把三大改造作为发展生产力和开展技术革命的重要前提，同时又把发展生产力和开展技术革命作为达到改善人民生活，保卫国防和巩固人民政权等目的的基本途径。1956 年 9 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到了 1958 年，毛泽东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技术

革命和经济建设。 1963 年 12 月，毛泽东在听取中央科学小组汇报时指出：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从上述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一位思想家和战略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实践中，始终对科学技术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

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1947 年底实行的币制改革，对巩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后的币制有很大的意义，这次币制改革就是，把战争期间在某种程度上贬值的旧币，根据一定的条件，兑换成 1947 年版式的足值新币。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使劳动者生活状况恶化的币制改革相反，苏联的币制改革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在币制改革以后，仍照以前的数目，用足值的新币支付。伴随着币制改革而来的是物价的降低。币制改革消除了货币流通方面的战争后果，恢复了足值的苏联卢布，加强了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便利了废除战时采用的配售制和过渡到按统一价格出售商品，促进了工人和职员实际工资的提高和集体农民的实际收入的增加。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在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做的这段评论中，

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改善不能离开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人民的需要要逐步满足。其次，人们的消费需要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被创造出来，它又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的这种关于消费与生产的观点，由来已久。早在革命战争年代， 毛泽东就主张：解放区的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无论公营、私营，都是如此。任何工厂、工会与党支部，必须与厂方协同制定生产计划并协同执行之，力求以较低之成本，得较多较好之产品， 以此获得较多之盈利，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需要，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1946 年 4 月 19 日， 毛泽东在致彭真等的电报中指出：工人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切不可提得过高，必须采取劳资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政策，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的利益，结果害了自己。1948 年 2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的文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新民主国家必须保证一切公私企业中的工人获得生活的改善，反对或

忽视这种改善是错误的。但是这种生活的改善，不应当超过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不应当违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原则。”

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对该书关于消费品分配的章节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意。他说，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 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他认为，这本“教科书”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个很大错误。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该书强调物质刺激的写法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有些话讲得过重，显露出了“左”的思想观点。但在关于“逐步满足人民消费需要”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如果消费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必然产生通货膨胀的后果，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另外，毛泽东讲，人们的消费需要是不断被创造出来，是不断提高的。这一观点也是十分新颖的。生产的发展，新技术的发展， 创造出了新的消费形式，逐渐成为社会的消费需要，这本身就是生产刺激消费，消费引导生产的过程。因此，社会的消费水平应当与社会的生产发展水平保持同步增长，逐步递进。脱离生产发展水平的过高或过低的社会消费行为都对生产的发展不利。这也就是毛泽东这段讲话中蕴含的深刻内涵。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产生，因此，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 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

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 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

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 年第 5 期）

［解析］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艰辛探索中，一直关注和思考着“过渡时期”的理论问题。在制订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曾把“建成”社会主义作为总路线的目标和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在他看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的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的完成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为“建成”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掀起，使得原本设想的工业化与三大改造同步进行、同步完成的计划未能实现。在这期间，毛泽东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社会主义有“建立”与“建成”之分。1956 年 1 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这时毛泽东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结束和社会主义建成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无论在生产关系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都还不完善。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曾一度影响了毛泽东对建成社会主

义问题的正确认识。1958 年 8 月的中共中央决议中写道：“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甚至在党的高级会议上讨论起了是由苏联还是由中国先宣布建成共产主义的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我国生产力发展造成的巨大破坏，使毛泽东逐渐清醒起来，从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开始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再一次提出究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到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完成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等等任务，还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要有第二、第三个阶段，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1959 年底至 1960 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 又提出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毛泽东把过渡时期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归纳为“大过渡”和“小过渡”两种理论， 他虽然当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大过渡”理论，但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这里已经显露了他支持“大过渡”理论的倾向，为其后“左”的思想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应当承认，毛泽东开始提出社会主义有“建立”和“建成”之分时，是从生产力标准出发的，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他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之后，由于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同步完成，毛泽东和党中央没有及时宣布过渡时期的结束，这时他们的本意还是认为社会主义尚未完全建成，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个思路是不错的。然而从1957 年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矛盾判断发生失误，把党的工作重点由经济建设转向了阶级斗争，过渡时期和建成社会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大过渡”理论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阶段理论由一个新颖的理论构想异化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谁战胜谁”的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 剥削阶级正在彻底消灭。1957 年，由于击溃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国，过渡时期生产关系方面的任务已经解决了。过渡时期的发展生产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方面的任务，一定会在最近两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只有解决了技术改造方面的这些任务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完全建成。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 年第 4 期）

［解析］

“教科书”写道，到 1957 年中国已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方面的任务已经解决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一定会在两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毛泽东对“教科书”的写法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教科书”关于“谁战胜谁的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和“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等处，毛泽东画了横线并在旁批道：“当时我们自己也只是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显然，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的写法不确，是讲了过头话。关于发展生产力问题，毛泽东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容归纳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并认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太早了。”

在 1956 年以前，毛泽东在论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一直是把目标定在“建

成”社会主义上面。1954 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 1955 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要花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为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一个基础，经过十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 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时曾说，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光。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

1958 年“大跃进”“穷过渡”的惨痛教训使毛泽东开始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 毛泽东再一次提出究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到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完成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等等任务， 还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要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时期，毛泽东不仅是从生产关系的关头程度来考察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且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规定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他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规定为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使得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更加激发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这说明，在探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实践中，毛泽东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不断发展和深化。

祸福相生，先予后取

（读《老子》）

［原文］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 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矣。

——摘自《老子》第五十八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摘自毛泽东 1957 年 2 月 27 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解析」

《老子》，又称《道德经》，道家的主要经典。相传为春秋末老聃著。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西汉时河上公作《老子章句》， 分为 81 章，以前 37 章为《道经》，后 44 章为《德经》，故有《道德经》之称。

《老子》统共虽只有 5000 言，但其内涵却很丰富、深奥。是旧时学子的必读书籍之一。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老子》一书即已非常熟悉。《讲堂录》里便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1917 年署假他同萧子升一道“游学”时，在宁乡境内拜坊了一位隐居的刘翰林。两人吟咏联句，凑了一首诗送给刘翰林：“翻山涉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这显然是称赞翰林隐居生活的超脱和高雅。在同刘翰林的谈话中，自然说到了《老子》和《庄子》。据萧子升回忆：在问答中，毛泽东说我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 还回答了刘翰林的问题：“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此外，在 1917 年下半年至 1918 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说到没有“大同之境”存在时，写道：“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其中所概括的， 便是《老子》里的话。《老子》第 19 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

民复孝慈；绝七弃利，盗窃无有。”第 80 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建国后，毛泽东也经常读《老子》。例如， 1959 年 10 月 23 日，外出

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老子》是一部哲学书。毛泽东最看重的，便是其中体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即有关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论述。

书中提出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攻守、进退、静躁、轻重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在矛盾转化方面，《老子》认为事物都是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举出的诸如“物壮则老”，“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曲则全，枉则宜，洼则盈，敝则新，多则得，少则惑”等例证，说明强弱、祸福、曲直、洼盈等对立的事物，都会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化。我们在前面引用的一段原文的意思是：政治手段宽松，民风就淳朴；政治手段过严，民风就乖戾浮滑。灾祸往往预示着福祥，而福祥却可能潜伏着危机。谁能知道其间的底蕴呢？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常态的东西可以变成异常的，善美的东西可化为恶怪的。很主以来，人们对这种转化变幻感到迷惑。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人部矛盾的问题》中，就以其中祸福相依相伏的思辩方法和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来强调事物的矛盾转化的观点。

怎样实现矛盾的转化？《老子》很强调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正是在这个意义，《老子》被一些学者视为兵书。毛泽东也很重视这些转化原则。1936 年 12 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强调：要改变敌我强弱力量的对比，使之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要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暂时放弃一些土地和城池。接着引用了《老子》第 36 章中关于“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子之”的策略来加以说明。他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随后还用生活中一些通俗的事例来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如做生意，在市场交易中，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不丧失货物， 又从何得到金钱？在日常生活中，睡眠和休息虽然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

毛泽东对《老子》里“将欲取之，必固子之”这句话印象很深。1964 年8 月 30 日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毛泽东也很关注哲学界对《老子》思想的研究。他读过任继愈的哲学史论著，注意到作者认为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观点，还读过天津杨柳桥的《老子今译》，注意到他提出的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的观点，还调查过杨柳桥的背景，知道他在 1957 年被打成了右派。在 1968 年 10 月 31 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特意提到，他不赞成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观点， 同时谈到了杨柳桥。

此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材料，1959 年，有关部门搞了一个学术界讨论老子思想的综述材料，题为《关于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读后很重视，在材料第一页批示道：“印10 份交我为盼。毛泽东廿七日上午六时”。未署月份，待查。这件事是当时

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办的。毛泽东要 10 份，可能是用来推荐给其他人阅读。

这个材料开始即说：“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有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是唯物的，未涉及老子的认识论；有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基本上是唯物的。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则都是包括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双方从《老子》书中抓的话，一部分是共同的，但作的解释不同；一部分是一方抓的。现将双方从《老子》书中抓的话列下， 并加以简单说明。”接着，材料摘引了争论双方经常引用的《老子》书中的15 段话，在每段话下面概述了争论双方对它的解释和评论。

毛泽东比较赞同的观点，是认为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

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

（读《论语》）

［原文]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摘自孔子《论语·八佾》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 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摘自毛泽东 1930 年 5 月《反对本本主义》

（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10 页）

［解析］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经当过鲁国一个叫鄹的地方的大夫，故当地人称孔子为鄹人之子。上面引的《论语》中的一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到周公庙去， 看到什么事都要问个明白。有人就嘲笑他，谁说鄹人的儿子懂得礼节呀，他在周公庙什么都不懂，遇到事情总是问。孔子听后说：我“每事问”，这就是谨守礼节。孔子入太庙而“每事问”，在《论语·八佾》中的本来意义， 是说他对周公、周礼的尊敬和谨慎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孔子重视多见多闻、虚心请教。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引用的，主要是后面这个意思， 把“每事问”当作一种工作方法，以此来说明解决问题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孔子还强调“博学于文”，要广泛地学习六艺，因而在方法上就要多见多闻， 虚心请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对这些说法，毛泽东是很熟悉的，在他的著作中时有引用。

用孔子的教学方法

（读《论语》）

［原文］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海焉。

——摘自《论语·述而》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期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摘自《论语·先进》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

——摘自毛泽东 1944 年 3 月 22 日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见《党的文献》1994 年第 5 期）

［解析］

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很有贡献的。在他之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也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 开门招生，恐怕孔子是第一人。他收学生，不问贵贱，“有教无类”，用《论语》所载孔子自己的话说，只要主动交来一束干肉，“吾未尝无诲焉”，即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这样，许多贫贱子弟都可以到他这里来接受教育了，事实上，他的学生，也是出身贫贱者多。对此，毛泽东给予了肯定，在 1944

年 3 月 22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说到，老百姓送学生进学校，还是从孔子开

始的。五年前，即 1939 年在纪念五四运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还说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

在毛泽东看来，孔子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诲人不倦”

（《论语·述而》），这是孔子反复表达的自己的教学态度，从《论语》所载的答问看，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的。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有几千名弟子， 程度不齐，孔子的办法便是因材施教。毛泽东很赞赏这个办法，即同样一个性质的问题，他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人讲。

毛泽东所举教育子路的实例，便是我们前面引述的《论语·先进》中的

那段话，大意是：子路问：“听到就干起来吗？”孔子说：“有爸爸哥哥活着，不能这样。”冉有问：“听到就干起来吗？”孔子说：“听到就干起来。” 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孔子说，他们两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而您的答复却相反，我有些糊涂，大胆来问问。孔子回答：“冉有平日做事退缩，所以我给他壮胆，鼓励他进取；子路的胆量有两个人的大，勇于作为，所以我压压他， 让他谨慎一些。”这个例子很生动，孔子的不同回答也是有道理的，毛泽东用它来说明，边区各学校的教育，“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也逄妥帖。

60 年代以后，毛泽东反孔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是， 1964 年 2 月 3 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起教育制度的改革时，毛泽东还是把孔子看成自学成才的典型和从事简化而有效的平民教育的先驱。他说：“孔夫子出身贫穷，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过会计。会弹琴、身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他学会了‘六艺’。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现在的课程就是多，害死人。”

我们也会变成鲲鹏

（读庄子《庄子》）

［原文］

北冥为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摘自《庄子·逍遥游》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在跼蹐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引者按：指李鸿章），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渭也；及其登坛□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群予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摘自毛泽东 1913 年 10 月至 12 月《讲堂录》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607 页）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

运动战为主，在抗战初期，⋯⋯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

——摘自毛泽东 194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

报告和讲话集》第 134—135 页）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翅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

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指《庄子·秋水》——引者注），好， 你不会再做河伯了⋯⋯。

——摘自毛译东 1963 年 1 月 4 日致李讷信

（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 67 页）

［解析］

庄子（约公元前 369—前 288），名周，战国时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 人。曾为蒙漆园吏，是个下层小官。发展老子思想，成为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现在所传的《庄子》33 篇，其中内篇 7 篇，历来认为是庄周自己所作， 其余诸篇许多人认为是后来道家托作。庄子的文章雄丽汪洋，生动活泼，颇富浪漫和幽默气氛，向为后人推崇。

青年时代，毛泽东对《庄子》便读得很熟。如 1913 年的《讲堂录》里， 读魏际瑞（1620—1677）《铭书案曰净厚宽平》的笔记，便随手用《庄子》里的叙述来解释有关字词：

蝍蛆 蜈蚣也，食带眼。

带蛇也，蝍蛆食其眼。（引者按：《庄子·齐物论》有“蝍蛆甘带”。） 鸟憎西施威也毛墙，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引

者按：见《庄子·齐物论》）

浑沌氏《庄子·应帝王》：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中央之帝曰浑沌。修与忽相遍于浑沌之野，浑沌待之甚厚，修与忽谋所以报之，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彼独无有，曷为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在《讲堂录》里，更有直接读《庄子》原著的笔记：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又何厝心于其间哉。

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此比所能， 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

言鹏不知道里之远近，趣足以自胜而逝。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其中主要是摘引《庄子·逍遥游》原文，或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上

的注文。看来，毛泽东当时读的，是清代郭庆藩的注本。

前面所引的毛泽东读《逍遥游》“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一段的心得，表明他从庄子的义论中，引申出必须厚积薄发的人生道理。他以李鸿章为例，说他早年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虽取胜建功，但正如庄子说的，只是以杯水载草芥之舟；而后来他办理国务，着着失败，则如庄子说的以大舟行于浅水，自然无力，因“水之积也不厚”。在毛泽东看来，庄子的水舟议论，应使“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青年时代，毛泽东时常在自己的言论中引用《庄子》。1915 年秋，他发出《征友启事》，得到罗章龙的应征之信后，便在复信中引《庄子》“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来表达自己的心情。1917 年 4 月 1 日《体育之研究》里， 毛泽东借庄子在《养生篇》里写的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养生之道”，认为体育锻炼“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胳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 何部较有偏缺⋯⋯”在 1917 年夏为萧子升的《一切入一》读书笔记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开篇即讲：“子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智慧亦随而进， 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1917 年下半年至 1918 年上半年读泡尔生

《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毛泽东说：“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庄子曰：‘癯瘘丈人承蝉， 惟吾蝉翼之知’。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即一片浑忘人己差别，惟注事际事物之真诚。）”这是用庄子的话来说明一种创作著书的境界及其效果。原文见《庄子·达生》：“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逍遥游》是《庄子》的名篇，出自“内篇”。在这篇文章里，庄子说：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说他看见一本叫《齐谐》的志怪书中记载，鲲鹏半年才呼吸一次，它从北往南飞，“水击三千里，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塑造鲲鹏的本意是，即使是这种横空出世、绝云气、负青天的神鸟，也要凭借空气的浮力才能高翔远举，由此阐发他的“有所待”和“无所待”的哲学问题。但后人以此形象入诗，似乎从来不按照庄子的原意理解这个形象，据其气势风貌把它改造为志向远大、壮美俊伟的崇高形象。多以此自喻或喻人。李白写《大鹏赋》自喻，便这样描绘其展翅风貌：“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

毛泽东很喜欢庄子笔下大鹏这个寓言形象。在前面引述的 1945 年 4 月

24 日的那个讲话中，他把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发展比作一个翅膀可把中国扫尽的大鹏。此外，毛泽东还多次以这个形象入诗。

最早是 1918 年为准备东渡日本的罗章龙而作的七古《送纵字一郎东行》。诗中写到：“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这是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的青年毛泽东的喻人和自喻，其“要将宇宙看米”的胸怀和“到中流击水”的信念，跃然纸上。毛泽东如鲲鹏一般墩越壮观的生涯，便是从这里起步的。在这首诗里，鲲鹏形角的寓意还较抽象，是一种信念崇拜和自我夸张。

1963 年 12 月，毛泽东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于悼念叙往的情境中，凸然而出“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两句，设置了“斥鷃”、“昆鸡”和“大鸟”、“老鹰”两种渺小与崇高的对立形象，以喻人事的褒贬。大鸟即鲲鹏，斥鷃泛指小雀。庄子在《逍遥游》里曾描绘到，斥鷃等肖小之辈，抬头望见背若泰山，绝云气、负青天在天空中展翅的大鹏，颇不以为然地说：“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 即我也是在飞，而且飞得颇有乐趣，你“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即，你哪里用得着图谋这样费力地飞到九万里以外的南方去呢？燕雀不知鸿鹄之志， 故每见其行而非议之，这是人世间常有的事。毛泽东在诗中袭此典意，把悼念战友的深情，把对罗荣桓的赞扬和倚重的意思，引向更开阔的视野，引向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风云，引向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

1965 年秋，当毛泽东越来越忧虑和愤慨国际修正主义日益背离马克思主义道路，像斥鷃小鸟那样鼠目寸光，丧失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他又一次想到了鲲鹏形象。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他充满感情地描绘：“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并嘲笑那种没见过世面，满足于在蓬间跳来跳去，面对风起云涌的情势，不知所

措，大喊“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的斥鷃小雀。这里的鲲鹏，就是那些志壮坚信马列，永远继续革命的人，当然包括毛泽东自身。他们的行程是那样的高远，他们的气势是那样的浩瀚。人间城廓里的芸芸众生，蓬间小雀患得患失的斤斤计较，都在他们的不屑一顾的俯瞰之下。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三段话，说到《庄子》里的“秋水篇”。河伯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平日觉得百川灌河，以为天下之水皆归于己，便盲目自大。等他顺流东行，看见无涯无际的大海，方觉自己渺小，只能“望洋兴叹”。

《庄子》“秋水篇”写了这件事。大概是李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自己读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觉得，读了这篇文章，不会再做河伯，也就是不再盲目自大。

了不起的唯物主义

（读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

《天说》、刘禹锡《天论》）

［原文］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授殷天下，其德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易可言焉！ 往来屯屯，厖昧革化， 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纣淫以害，师殛圮之。

——摘自屈原《天问》

——摘柳宗元《天对》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无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 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

下册第 566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 关于历史。

——摘自毛泽东 1964 年 8 月 18 日在北戴河的谈话主席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的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他

指出；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我问主席能否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他说顶多能说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成份。主席很推崇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句诗他就很欣赏。主席对历史实在熟，说到这两句诗时，立刻说出这首诗是刘禹锡送白居易的。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但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之说，他的反对迷信，反对因果报应的思想，主席给以较高的评价。我问主席，刘禹锡可否算作是唐朝的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主席说：“可以。”主席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评价与我们想的不同，他都同我们作了具体分析。

——摘自毛泽东 1965 年 6 月 20 日在上海同刘大杰的谈话

（见《毛泽东在上海》第 143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解析］

作为进步的政治家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批判精神，在《天问》中提出了 170 多个疑问，内容涉及天地的形成和结构，以及人类社会变迁的种种神话传说，诸如伏羲为帝，女娲造人，殷受天命等等既成的传说和信念，屈原都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和驳难，体现了神话不可依，天命不可待的历史理性观念。故鲁迅说屈原的《天问》“怀疑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 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天对》是柳宗元被谪贬永州（今湖南零陵）期间写的论著，它以逐段回答《天问》的形式，批判地继承了《天问》的思想，发展了荀况的“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王充等人的“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学说，并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驳了各种把自然界神化的传说和神灵创世的廖论。作者认为：在天地未形成以前，宇宙间只存在着一种叫做“元气”的原始物质；宇宙是无限的；天地万物是由宇宙间阴阳两种元气的变化产生的。这些观点，不但坚持了唯物论，而且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对推进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宇宙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作者还运用无神论去解释历史，驳斥了“群权神授”的谬说，指出人心的向背是决定王朝兴废的主要原因，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天问》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表达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把二者结合起来，屈原是第一个。故引起思想家而兼诗人的毛泽东的重视。《天问》的“了不起”，在于它提出了问题；《天对》的了不起， 则在于它以唯物主义思想和诗的形式回答了问题，而且《天问》产生以来， 就这么一篇有胆识的“对”，这是毛泽东格外推崇柳宗元的地方。

毛泽东认为，要全面准确地评价柳宗元的文学创作的积极意义，就不能抛开他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突出贡献。《光明日报》1959 年 3 月 1 日刊载了一位文学史家写的读书札记《柳宗元的诗》，简要分析了柳宗元的政治讽喻、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牢骚、离乡去国的悲愁几类题材的作品。毛泽东读后，对工作人员谈了自己的看法：“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我们在前面引的那段话。工作人员在回忆中说到柳宗元的《天论》，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可能是误记。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刘禹锡的《天论》，但柳宗元是赞成这个观点的。柳宗元在读到刘禹锡的《天论》后，曾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说刚读时，“大喜，谓有以开吾志虑”，在这篇文章，他便引了刘的天人“交胜”之说。

刘禹锡写《天论》，则是起因于柳宗元的另一篇文章，叫《天说》。刘的意思是要欲毕《天说》未究之言。《天说》是柳宗元在永州时写的一篇短文，是同韩愈就天有无意志问题进行论战的。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没有意志，人类社会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熟悉。1963 年 5 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柳宗元 30 岁到 40 岁有 10 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论辩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

毛泽东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是指刘禹锡的《天论》（上、

中、下）。《天论》是刘禹锡的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主要论述了天的物质性、天与人的关系、产生天命论的根源三大问题。柳宗元的《天说》只阐明了天人相异的观点，刘禹锡的《天论》3 篇则进一步提出了“天非务胜乎人”， 而“人诚务胜乎天”的观点，所以说是“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

刘大杰在《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这篇文章中还记叙，毛泽东 1965 年 6

月 20 日同他的谈话中，还从天命观说到王安石。刘大杰说：对于宋朝的王安石，我们一向总以为他能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是他的进步之处。主席却认为，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主席说：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主席还说： “要学习王安石这种‘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由此及披地阅读和评论《天问、《天对》、《天说、《天论》以及王安石的“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足见其读书方法之一斑，也说明他对古代哲学中“天人关系”这一课题的重视。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读戴圣编纂《礼记》）

［原文］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摘自戴圣编纂《礼记·杂记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摘自毛泽东 1948 年 4 月 2 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

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321 页）

［解析］

《礼记》，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多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所记，间有讲述礼仪的古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故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全书分“曲礼”、“檀弓”、“中庸”、“大学”、“礼运”、“乐记”、“杂记”等 49 篇。前面所引的一段原文，说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参观了民间的一次年终祭祀活动， 孔子问他是不是感到快乐，他说全国上下都沉醉于狂欢之中，自己怎么会快乐呢？接着，孔子说了一番道理，意思是：百姓长年辛劳，现在才有放松的机会，这其中的道理你是不会明白的。如果总是紧张而不松弛，周文王、周武王就不会成功；反过来，如果总是松弛而不紧张，周文王、周武王就难以实施管理。紧张与松弛相结合，间而用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治政成功之道。“张”、“弛”的比喻，来自弓弦拉得松还是紧。

毛泽东从年轻时，就读了《礼记》这部书。在 1913 年 10 月至 12 月记的

《讲堂录》以及稍后的书信和文章中，便引用不少《礼记》中的话。前面引的 1948 年的这个谈话，是借《礼记》中所载孔子的话来说明党的政策和策略需要时常调整和转换，不要老是向一个方面偏去，否则，走向极端，就会出现失误。在 1958 年 5 月 17 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也借《礼记》中的这段话讲过光是紧张不行的道理。至于“张”与“弛”在政策上的各自内会，毛泽东在 1959 年 7 月 31 日于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党内批评和党内斗争时，曾说过，胡琴拉得太紧，弦要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弛就是右倾、保守。弓箭时代，弦要解下。开弓如满月，箭发似流星。拉紧不能太久。文武之道，是辩证法。休息两天，换换空气。不要一句话不

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

普渡众生，解除受压迫的痛苦

（读《六祖坛经》、《金刚经》、《华严经》）

［原文］

佛（释迦牟尼——引者注）言：“善哉！善载！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摘自《金刚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他（毛泽东——引者注）回顾了中印两国人民由来已久的传统友谊，这种友谊在今天团结一致的反帝斗争中达到了高峰。他说，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下之太平无恙。现在印度医疗队来到中国，是来传播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团结友谊的。在谈到这些话题时，他还讲了一本著名的书中所描写的唐僧在传奇式的猴王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印度朝圣取经的有趣的故事。

——摘自［印度］巴苏《革命兄弟的友谊》（见于俊道、李捷编

《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82—383 页）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摘自毛泽东 1955 年 3 月 8 日同西藏达赖喇嘛的谈话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

做了群众领袖。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引者按：即《六祖坛经》） 就是劳动人民的。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10 月 22 日同西藏班禅大师的谈话

[解析］

上面的引述，是毛泽东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分别会见印度外宾、西藏宗教领袖达赖、班禅时的谈话。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确实读过一些佛教经

典。1959 年 10 月 1 日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时， 他便径直说过：“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据工作人员回忆， 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基督教的《圣经》的。

其实，毛泽东从早年开始，就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1936 年，他曾对斯诺说：“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 9 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外出收帐，路遇一只老虎，脱险后觉得是得罪了神佛，才“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小时候，毛泽东也是把信不信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的。当然，他接触的只是作为民间信仰仪式的初浅的佛教知识。有意思的是，在父亲开始信佛以后，毛泽东说：“我越来越不信佛。”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 1917 年 4 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按：释迦牟尼）务求寂静”，又说：“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按：耶稣）不幸以冤死； 至于摩诃末（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千差万别。佛经《大乘义章三本》说：“诸法体状，谓之为相”。差别相即有高下深浅分别的相状。

值得一提的是，1917 年署假斯间，毛泽东和好友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好几个县的农村里“游学”。行至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时，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向方丈请教一些佛经问题。据萧子升后来在

《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里记叙，方丈定要留他们在寺里盘桓几日， 告诉他们，那些挂单和尚，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很有好处。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寺庙里住了两天，由和尚引导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憎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 100 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告别的时候，他们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下来，他们就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 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是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西方取经的玄奖也是唐朝人。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毛泽东说： 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等等。两人都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

《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 年 10

月 23 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

或许正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知识感兴趣，在建国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地中央常委的陈铭枢，将自己积年潜心写作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于 1950 年 6 月 12 日特复一信： 真如先生：

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存放甚久，迟复为歉。敬颂

健吉

毛泽东六月十二日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同达赖、斑禅讨论佛教，无疑是立足于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就西藏来说，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真正懂佛学的知识分子， 光搞政治不行。1961 年 1 月 22 日同班禅又有一次谈话，他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 4 年， 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

接着，毛泽东颇有兴趣地同班禅进行了下面的对话。毛泽东：“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释加牟尼讲经分 3 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

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在 1961 年 1 月 22 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很值得一看”的《金刚经》， 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344—413）于弘始四年（402）译出。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于后秦弘始三年（401）来长安后，和弟子一道译了大量佛教经典。所译《金刚经》，是由佛的弟子阿难记述释迦牟尼世尊与须普提的谈话、问答。该经以一实相之理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相，以大乘为教相。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空幻不实，故不必留恋执著。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慧能以后的禅宗所重。

前面引述的一段原文，据张文修、邸崇仁编著的《金刚经》读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 年版）解释，大意是：释迦牟尼认为，妄想之心（错误认识） 的产生，在于执著于现象的差异，菩萨们如果要降伏自我的妄想之心，必须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妄不实的，如果菩萨心中还有自我、他人、众生、长寿者的相状，那么他就不是一位真正的菩萨，只有不着于相，才能降伏妄想之心。为了说明这个观点，释迦年尼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众生），无论它是卵生的（如鸟类），还是胎生的（如哺乳动物）、

湿生的（蚊蝇、水族）、化生的（鬼神）；无论它是有形相的，还是无形相的；无论它是有烦恼思想的，还是无烦恼思想的，还是超越于有想无想、自在自如的生灵，释迦牟尼都能解脱它们，使它们进入无奈涅槃而成佛，但并没有任何众生被度脱，这是为什么呢？是释迦牟尼没有这个能力么？不，因为众生不过是一种虚幻的现象而已，众生本来就是佛，所以解脱众生这件事也是虚幻的。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主要发挥辗转一心，深入法界， 无尽缘起的理论与普贤行愿的实践相一致的思想。它所提出的十方成佛和成佛必须经过种种十法阶次等思想，对大乘佛教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最早由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成汉文。在隋唐弘传极盛，出现了专弘《华严经》教观的华严宗。

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申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他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还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提出《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这个观点，在毛泽东青年时代即有隐显。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之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 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这大概就是他在 1955 年 3 月 8 目的谈话中，说出佛教徒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认识论上的一条伏线吧！毛泽东读佛经，也是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对待的。在 1961 年 1 月同班禅

的谈话中，他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 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这个观点，毛泽东申明过多次，断非因谈话对象是宗教领袖而即兴发的议论。在会见外国一些共产党人时，他经常谈到这个问题。

例如， 50 年代，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访华时，对毛泽东谈到不愿到清真寺去，毛泽东当即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我们可以发表声明说，我们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1959 年 10 月 1 日，会见赫鲁晓夫时，毛泽东又说：我看，共产党人进

教堂，只要群众去，是可以的。1964 年 5 月 25 日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毛泽东同客人讨论起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说： 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道家之言

（读潘尼《安身论》）

［原文］

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后外其身；知有欲之伤德也，故远绝荣利；知争竞之遭灾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为私， 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适欲，故言济而欲从；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谨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则立乎无私之域，行则由乎不争之涂， 必将通天下之理，而济万物之性。天下犹我，故与天下同其欲；己犹万物， 故与万物同其利。

——摘自潘尼《安身论》，载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五《潘尼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道家言。

——毛泽东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五《潘尼传》的批语（见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169 页）

[解析]

潘尼是西晋人，有名的文学家潘岳的侄子。少有清才，以文章见知，生性静退。早年以劝学著述为乐事。大康年间入仕，永嘉中做到太常卿。《昭明文选》收有他的《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赠河阳》等文，却未收其

《安身论》，大概因为这是篇专谈人生哲学的文章，不合“义归乎瀚藻”的“美文”标准吧。毛泽东是从《晋书·潘尼传》中读到它的。西晋政治混乱， 门阀间倾轧不已。钻研老庄，嗜好清谈，以求安身立命，成为时尚，潘尼的

《安身论》便是这精神风尚的反映。其开篇即说：“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这就把“弱志虚心， 旷神远致”作为保全自我的重要法宝。这一点，恰是老、庄开启的道家思想传统的基本内容。所以毛泽东认为《安身论》乃道家之言。这也说明毛泽东对道家思想是很熟悉的。

潘尼在《安身论》中，还有这样一段议论，如果你身居高位，执掌权柄， 功盖当世，势倾人主，这个时候，你怎样才能保命安身呢？潘尼说，应该“没才智，忘肝胆，弃形器，貌若无能，志若不及”。读至此，毛泽东批了两个字：“老氏”，意即这些想法都是从《老子》一书中来的。

使佛教中国化了

（读慧能《六祖坛经》）

[原文]

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 坦然寂静，即是大道。

迷即佛众生，司即众生佛。心险佛众生，平等众生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

见闻读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无杂，且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

——摘自慧能《六祖坛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泽东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我对慧能及禅宗的一点微薄知识，多是得自毛泽东的讲授。

毛泽东对我谈到慧能的身世。⋯⋯为我背育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泽东跟我说，后一首是恝能所作，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务，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

毛泽东还谈了慧能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人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

——摘自林克《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 559—560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解析]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比较熟悉的是禅宗；在佛教诸经典中， 毛泽东比较注意的是禅宗六祖慧能的思想。

禅，梵语，意即坐禅或静虑，本是一种修行方式，凡僧徒都要坐禅，静静地坐在那里“止观”。自从鸠摩罗什译出《禅法要解》后，禅学便成了一种专业。而禅宗在中国的兴盛，却是与慧能的变革分不开的，他的变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修行成佛的种种客观要求和束缚，完全走向主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把成佛的条件定得很宽松；再就是用大众化的语言来传播。

禅宗六祖慧能生于唐太宗时代贞观十二年（公元 638 年），小时家境贫寒，皈依佛门后，一直是杂役僧，干些舂米的活儿。年老的禅宗五祖弘忍打

算找接班人，一次要众僧作法偈，意在从中体去各僧的品性悟性。门人都推崇他的大弟子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间在壁上作了一首，众僧都叫好，就是毛泽东对林克背诵的第一首。但弘忍似乎不大满意，说他只到门前，还未入得门来，让他重作。神秀苦想数日，作不出新偈。于是，不识字的慧能一反神秀之意，请人代写了一首，就是毛泽东给林克讲解的第二首。弘忍听后很赏识，就定慧能为传人，把衣钵授给了他，并让他速回广东新县老家。慧能遂为禅宗六祖。

《六祖坛经》，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据慧能的谈话集录的一部典藉，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其中记述了禅宗六祖一生得法传宝的事迹和他启导门徒的言教。其宗旨，我们在前面引用的几段话大体能表现出来，不外“净心”、“自悟”四字。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芳；自悟，即一切皆空， 无有烦恼。能净能悟，便可顿时成佛。于是，学界又常用“见性成佛”来概括《六祖坛经》的中心思想。“性”就是众生本来就有的成佛的可能性；“见”大体就是“自悟”，并且往往是“顿悟”，所以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因为，“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毛泽东认为，慧能的思想动摇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地位，主要是他使禅宗徒众，敢于说佛不在外，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以自称为佛了。这样， 原来天竺各宗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了举目可见可为的平常人，这对破坏原始意义上的佛教起了很大作用。《金刚经》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慧能回南方传播的禅宗南宗，就是要尽力扫相，佛即诸相之一，扫相必然要扫佛。攻击南禅的宗派，说他们“喝祖骂佛”，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佛教一传入中国，就面临着如何让中国人接受的问题。要使他中国化，就必须溶进中国传统的思想。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就开始用玄学来解释佛理，从而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再后来，禅宗的一些僧徒所作的语录，除去一些必要的佛教门面话外，大量吸收了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在宋代，佛教与儒家的一些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就使佛教更加中国化了。

应该说，佛教特别是禅宗敢于否定经典偶像和成规，勇于创新，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对此，毛泽东在晚年曾有过直接的表述。1975 年 6 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领导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 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便以佛教为例说，鸠摩罗什说，“学我者病”，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 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鸠摩罗什的话，在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上面说的。

身教与言教

（读李贽《李氏文集》）

［原文］

自公倡道以来，谁是接公道柄者乎？他处我不知，新邑是谁继公之真脉者乎？面从而背违，身教自相与遵守，言教则半句不曾奉行之矣。以故我绝不欲与此间人相接，他亦自不与我接。何者？我可趋之势故耳。

——摘自《李氏文集》卷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身教亦未必皆相与遵守，言教只要是真理，亦未必没有人奉行。

——毛泽东读《李氏文集》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89 页）

［解析］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晋江）人。曾任国子监博士、南京刑部员外郎，做过云南姚安知府。后来从事著述讲学，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泰州学派后期的突出代表人物。他公开站在“异端”的地位，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见解，主张重视功利，对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反对把孔子当做偶像，反对把儒家的经典当做天经地义。结果被统治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入狱，死在狱中。主要著作有《焚书》、《续焚书》、

《藏书》、《续藏书》、《初谭集》等。李贽曾说：“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盲，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其著故名《焚书》。

在哲学上，李贽是“左派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位列明季思想解放运动中，少数异端性的“狂狷”之属。其言论之放诞无忌和行为之不可思议， 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属骇世惊俗。各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对李贽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是持欣赏态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也属于那种立足传统文化而又反传统的思想家，在此一点上，他们的心有相通之处。毛泽东的这段评论是借李贽来谈“身教”与“言教”问题，实际上与李贽的原义是有所游离的，借古人之言发自己之议论，这是毛泽东读书常有的事情。这里，毛泽东的议论十分精当，诚然，在中国的传统中，习惯于把人的言与行结合起来看或评价，常常因其行而废其言。其实，只要这个人的言是真理，尽管其行有玷污处，那么就不必因人而废言。这才是一种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

（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原文]

颠倒——这是唯心论哲学基本的特征。孔子哲学是到处表现了这特征的。孔子说：“吾党之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不直叫做直，直叫做不直，这是颠倒，也是伪善，而伪善和残忍——时常是不可分开的。章太炎论儒家，曾叹息道：“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先进的中国人，近代的启蒙学者， 对于儒家的这些方面曾都是表现了不容忍的。

孔子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支配阶级在精神上首先最完满发展的正宗代表人，同时也正是中国唯心论哲学的真正开山大师。他的阶级基础，把他限在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基本立场上，而这些在 2000 余年来曾被支配阶级作为奴役人民精神的鸦片。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纲看），觉得是好的， 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帷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 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主义他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 “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

“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 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

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毛泽东 1939 年 2 月 20 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

东书信进集》第 144、148 页）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

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 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苦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

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毛泽东 1939 年 2 月 22 日致张闻天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50—151 页）

［解析］

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时，号召全党来一个理论学习的竞赛，并特别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遣产“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为响应这一号召，陆续写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等一系列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文章。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得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同志的支持，并由他将其中的一些文章转呈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很重视这项研究工作， 1939 年 1 月 17 日给陕北公学教授何干之的信中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在其正式发表前读过三次。一次是在1939 年 1 月以前。一次是 2 月 20 日，看后给张闻天写了封长达 2700 字的信， 谈了七个方面的修改意见。上面所引毛泽东的第一段评论，便是这封信中的内容。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很快又对这篇文章作了修改。毛泽东又读了这份修改稿，于 2 月 22 日夜给张闻天的信中说“改处都好”，同时又提了三条意见，其中便包括上面所引毛泽东的第二段评论。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再次修改后才定稿，发表在 1939 年 4 月 15 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杂志上面。从这一过程来看，毛泽东不只是一般地阅读《孔子的哲学思想》这篇文章，而且为其成熟提供了指导性思想，文章事实上包含了毛泽东的一些观点。

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的原稿，现已无法查到。从发表稿来看，全文 1.2 万字左右，着重分析、批判了孔子在名与事（实）、文与质、知与行以及中庸、忠孝、仁德诸方面的唯心主义观点。毛泽东赞成文章的基本论述， 所看重、所提倡的是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毛泽东在两封信中分别提出的修改意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

（一）原稿中论述孔子的忠孝观时曾说：“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是不准确的。因为家庭是国家形成的基础，而不是相反。故毛泽东建议把这句话倒过来说，并提出： “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封建国家正是为了“适应”这些基本单元的集中而出现的。这样，孔子提倡的封建社会政治秩序只不过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小生产经济基础的反映；孔子提倡的臣“忠”于君的国家关系，也正是子“孝”于父的家庭关系的延伸。从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看，说明他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是熟悉的。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写道：“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成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之基础。⋯⋯忠也是孝的放大。”

（二）章大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是近现代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颇有建树的大家，陈伯达在自己的系列文章中引了他们不少论述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仅就《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而言，便引了章大炎、胡适关于“儒” 及其起源的解释，关于孔学与老子的关系的观点，胡适关于孔子说的“仁” 及“吾道一以贯之”的分析等等，文中也不时出现“胡适说得好”之类的断语。毛泽东对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比较熟悉的，认为他们“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在体系上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基本的区别。故为避免“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毛泽东建议在文末加一申明。遵循这一意见，陈伯达在发表稿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作者附带表白：近代中国治古代哲学的人， 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以及冯友兰等，他们在某些个别问题上是有些发现和成绩的。我在从事这学问的研究的时候，对于他们某些个别问题的发现， 也曾引证过一些，但毫无疑义的，在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位，都还没有把握过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真正的钥匙，而且对于任何古代哲学者的真正完满的面目，也还没有能真正科学地处理过；他们的观点一般地是属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有的存有庸俗唯物论的观点（如胡适），但其结果还是走向唯心论； 用这一类的哲学观点去处理中国哲学史，是不能获得真正的科学结果的。我们想科学地去理解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就必须采取另一种方法和道路，这种方法和道路，不是别的，就是唯物辩证法。在拙作成书的时候，我还想较详细地来说明这一切问题。”这段话，基本上是对毛泽东关于应当怎样评价近代以来章、梁、胡、冯对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古代思想史的观点的解释。

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

（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原文］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在孔子看来，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决定，而不是名被“事”所决定。名实的关系在这里是被倒置的。孔子把真实的世界变成概念的世界，而且把概念的世界看成不变的世界。可是，孔子的概念世界， 不是别的，却正是自己真实世界的反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种真实世界不是别的，就是封建秩序的世界；孔子的正名，就是在于根据这封建秩序所规定的，作为规定一切事物的准则。孔子把“正名”看成建立和巩固真实封建秩序的基础；其实相反，真实的封建秩序乃是孔子“正名” 的基础，“正名”对于肯定和巩固封建秩序的作用，乃是在这真实基础上所起的反作用。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名不正则官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 也可以“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 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祝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

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毛泽东 1939 年 2 月 20 日致张闻天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44—148 页） 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

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乎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

——毛泽东 1939 年 2 月 22 日致张闻天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50 页）

［解析］

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这是毛泽东读《孔子的哲学思想》所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观点。

提出这个观点的背景是：当人们刚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批判唯心论观点时，容易过分强调存在决定意识而忽视主观能动性，这样，便不能同机械唯物论划清界限，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唯心论的观念论，还会对唯心论思想体系中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予以简单的否定。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原稿中就存在着以上缺陷，诸如毛泽东指出的，对“正名”说的看法， 对文与质、言与行诸范畴的分析，以及认为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 等。

毛泽东则认为：“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因此， 批判孔子的观念论体系并不等于要全盘否定其体系中“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的观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在发表稿里分别作了修改。关于“正名”说，文章写道：“我们没有否认‘正名’对于‘成事’，是有其一定的能动作用。‘正名’能给人们在一定时机上、为一定事业而奋斗的方向和目标。就这点上来说，孔子是有其真理的一方面。孔子注意主观的能动性，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在对孔子思想进行整体评价时，文章强调：“孔子在中国文化史发展上，曾有其划时代的功绩，其在我民族精神事业上的贡献，是不能掩盖的。⋯⋯孔子在教学上首先初步地解放了过去贵族和官吏之严格的限制，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应该大书特书的；⋯⋯简单地把孔子的哲学看成是无意义的东西，是这不对的。关于‘中庸’观念的提出，关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自然观感，关于文与质、言与行的初步的（虽则是不甚清楚的）某些辩证思想，这些对于我国后来辩证哲学的发展，更有其很大的影响。除此而外，如我们上述的孔子关于各种德行的提出，虽则有其阶级的限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我们民族需要重新改进和充实的精神上的可贵历史传统。”

毛泽东一生，对孔子思想的态度，比较复杂。大体说来，在青年时代， 一方面明显接受了朱熹、王阳明、曾国藩这些“大儒”的某些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中，为了破除传统文化中“思想界的强权”，他反孔的态度也很鲜明，提出： “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1919 年 7 月 21 日《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到延安以后，通过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用它们来总结革命实践，毛泽东的思想作为一种体系走向成熟，这时，他对孔子的认识也随之全面和科学了。这是他提出孔子思想也有片面真理的主观前提，一直到 60 年代中期，毛泽东都没有简单地否定过孔子，相反多次说到孔子的“长处”。有几个材料值得一提。

1943 年 6 月，一位党中央负责同志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读后在一旁批注道：“剥削阶级当作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 这位中央负责同志在信中还说：“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即信中所说的‘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引者注），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又批注道：“孔孟有

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954 年 9 月 14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子是革命党。（指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论述——引注者）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

1959 年 11 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

以上材料说明，毛泽东在较长的时期内，对孔子是持两点论的，注意到他的长处。只是到“文革”开始后，他对孔子的看法发生了重要变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1968 年 10 月，在八 届十二中全会上他说得很明确：“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

“过犹不及”是反对极端的思想方法

（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原文］

孔子在认识论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 “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三）中庸问题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 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 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地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 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摘自毛泽东 1939 年 2 月 20 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

东书信选集》第 145—147 页）

［解析］

中庸，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过犹不及”是对它的具体解释之一。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哪一个人好些？孔子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那么是不是子张比子夏好呢？）孔子又说：“过犹不及。”即过了头与未达到是一样的， 也不好。因此，孔子在人格道德上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即平常、常道。作为行为规范，达到“中庸”的方法，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掌握各种议论的两种极端，选择适中的办法。当然，孔子提出的“中庸”，并不是没有原则的折衷调和，“礼所以执中也”，即以“礼”为衡量的标准。以上观点，见于《论语》和《礼记·中庸》。

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从认识论的角度肯定了“过犹不及” 的命题，并认为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很大的功绩”。毛泽东读后同意这个评价。因为孔子的中庸观念及“过犹不及”虽主要是道德范畴和道德命题，但它又包含着执两用中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确有其合理因素， “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为了更明确地理解中庸观念所包含的“过犹不及” 的辩证法内容，毛泽东引了朱喜编注的《四书集注》中的大段解释。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把这些引文都加了进去。

毛泽东是以辩证法中的质量互变原理为指导，来对中庸观念的“过犹不及”命题进行新的解释的。他认为中庸的内涵是要求人们“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叫安定的质”。事物的发展变化包括量变和质变两个阶段。当一个事物处于量变阶段时，其质不变，这就是事物质态的“安定性”；当一个事物经历质变阶段后，它便转化成了另一个事物，所以事物质态的安定性又是“相对的”。在毛泽东看来，“过”与“不及”就是混淆了不同事物或不同阶段的质的区别。“过”，就是当事物处于量变阶段，未实现质的转化，它与未来的那个事物还有质的区别时，便“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入别的状态了”。“不及”，就是这个事物已经发生质变，成了新的事物，仍然“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毛泽东进而用现代观念对“过” 与“不及”的实质作出新的解释：一个是急躁冒进，“左”倾；一个是顽固守旧，右倾。由于“中庸”的本意就是既反对“不及”，又反对“过”，毛泽东便从中引申出“过优不及”这一传统命题的现实意义：“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此外，毛泽东还指出，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 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也就是说，反“左”和反右，都要有个标准，都需要确立一个标准。由于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事物的量发展到了关节点就会引起质变，因此，确立标准，就是要从事物的量的发展变化中抓住那个引起质变的关节点，即毛泽东说的“设立界限”，而孔子提出的以“礼” 为标准的中庸观念，恰恰是“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鼻端树立已说的意思为多”。这个批评是中肯的。

需要指出的是，大约半年以后，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所作的批语中，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它“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又说：“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它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这就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知、仁、勇“三达德”新解

（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原文］

孔子曾很完满地提到人类三种伟大的德性：“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认为具有知、仁、勇三种德性，才是完全的人格，而事实上这三种德性的养成，就是在于人能对于一定的历史事业、一定的历史真理， 见其大，见其远，不偏不倚，至死不变。然而孔子所提出的这些德性，完全是有其历史上的大限制的。如我们所知道的孔子的“知”，不是从客观事物出发的，不是根据于客观事实的理解的，⋯⋯他的“仁”是不及“庶人”的，⋯⋯他的所谓“勇”，如在一切事实所表现了的，也是勇于守卫封建制度，勇于为君，勇于谋禄求官⋯⋯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 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老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 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 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象“忠实”， 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 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摘自毛泽东 1939 年 2 月 20 日致张闻天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47—148 页）

［解析]

以知（智）、仁、勇为核心的道德论，是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目的是为了培养和规范一种理想的、符合封建社会礼教秩序的主体人格。故称“三达德”。语出《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三德之中，仁为根本。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天下归仁”；

孔子所要求的最根本的做人原则，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仁”有许多解释，在《论语》中，“仁”字出现达 109 次之多。其较为基本的意思是“仁者爱人”，由此引申出来的被孔子推崇的人格内容和道德规范，如忠、恕、孝、信、义、慈、智、勇、刚、毅等，似乎都可以用“仁”来解释。但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就是说只有少数君子才可能具有仁德品格。

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三达德”，是有一定的阶级限制的。因此， 毛泽东强调要“加以更多的批判”，并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指出了其主观唯心主义（知）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实质（仁、勇）。其基本论断，如“知” 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仁”“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勇”是“勇于守卫封建制度”，都被陈伯达加写进发表稿中。

以仁为核心的“三达德”后来衍变和固定为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汉代的董仲舒称之为“五常”，唐代的韩愈称之为“五德”，宋代的程朱理学称之为“五性”、“五论”，总之是越来越成为做人的根本法则，并各有纷繁复杂的解释和发挥。所以，毛泽东说：“‘仁’这个东西在孔予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仅仅指出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的错误实质和后人的昏乱解

释是不够的。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对这三个概念重新作出唯物论的改造，拿来为无产阶级所从事的现实斗争服务，也是有必要的。于是，他以制定正确的理论政策释“知”，以“亲爱团结”释“仁”，以“克服困难”释“勇”，又加上做事“忠实”等，遂成别具一格的一家之言，也可视为无产阶级道德品格中的应有之义。此外，毛泽东还反对传统的仁义对举的做法，信中所说的“义者事之宜”，语出朱熹的《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原文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制事之宜”，即认识和处理事情正确得当。故毛泽东认为“义”属于知的范畴。毛泽东注重对知、仁、勇、义这些传统的道德概念进行改造，并非只此

一例。在青年时代，毛泽东曾孜孜于建构能够济时救民的理想人格，孔儒的道德论便是他思考这个问题的基本素材。他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也称为圣贤仁人，同样包括知、仁、勇三个方面。关于“知”，他说：圣人由于探得了作为“宇宙之真理”的“大本大源”，所以能’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惟在得一大本而已”（《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信》）。关于“仁”，他说：“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讲堂录》）关于“勇”，他说： 在“三达德”之中，“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1916 年 12 月 9 日致黎锦熙信》）。青年毛泽东所说的“勇”，主要是强健的体魄，如果说智

（知）、仁（德）是本休内容的话，那么，强壮勇武的体魄便如“载知识之本而寓道德之舍”，故而，毛泽东特别强调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认为它可以“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这些反过来都可以加强和推进知、仁的实现。否则，“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体育之研究》）青年毛泽东对知、仁、勇的叙述，特别是对勇的发挥，显然已扑传统的“三达德”的重复，更不用说它有着强烈的现实背景了。1916 年 12

月 9 日，给当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主持人的黎锦熙的信中，毛

泽东说，“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读了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两个月后，即 1939

年 4 月 29 日，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报告中，对忠、孝、仁、义等传统道德概念作了更通俗的发挥。他说：“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忠孝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于少数人，教于少数人。至于仁义，同情大多数人，拥护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 叫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如农民的土地问题， 工人们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这种发挥，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抗战发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中所抽象谈论的忠孝仁义， 确实“有原则的区则”。

反对孔夫子的书，我都注意看

（读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等）

［原文］

在孔门内部，“先进”的颜回与子贡是一个对立面，“后进”的有若与樊迟亦是一个对立面。樊迟与子贡同近于变革派别，⋯⋯均为春秋末期的进步思潮在孔门内部的反映。

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不能利用调和来避免，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孔子当过渡时期因反对变革而调和矛盾，其自相矛盾亦必更为露骨。正因如此，孔门遂亦不能不成为矛盾集合体。

凡此史实证明：孔子从“和而不同”的“君子”维新立场出发，力求将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一以贯之”，而历史辩证法的铁则，却使孔子的“从周”愿望彻底破产；孔门自始就一是个对立统一体，从未“合二为一”；在孔子死后的“儒分为八”过程中，终于出现了“一分为二”的儒墨显学对峙局面。此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思想史规律，亦即孔子的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

——摘自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孔门充满矛盾。

赵纪彬，《论语新探》。

——毛泽东 1965 年 12 月读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

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的批语

［解析］

赵纪彬（1905—1982），有名的哲学史家。建国前在多处大学任教授， 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封师范学院院长等，后调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顾问。中国古代哲学史方面的著述甚丰。其《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是其著作《释一二》初稿的第三章，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 年第 4 期，约 2 万字。文章对《论语·子路》里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前面所引的三段原文，体现了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哲学研究》是毛泽东经常阅读的学术杂志之一。他 1965 年 12 月在《哲学研究》上读到赵纪彬的这篇文章，在文内作者名下划了双杠，在文章题目上面写道：“孔门充满矛盾”，看来是同意文章观点的。如果联系当时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观点的批判，赵纪彬文章提出的“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来解决，⋯⋯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在哲学观点上，也是吻合毛泽东当时的思路的。

在这期《哲学研究》的扉页上，毛泽东还写有“1965 年《哲学研究》第2 期”、“赵纪彬，《论语新探》”等字样。前者指的是赵纪彬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 年第 2 期上的《关于“一”、“二”范畴的形成过程问题》一文，这是其《释一二》初稿的第二章，第 4 期上赵文标题的注中提到了第 2

期上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记下来，也可能是表示有兴趣找来第 2 期《哲学研

究》读一下这篇文章，也可能是表示因读第 4 期的这篇文章而联想到读过的

第 2 期上的文章。《论语新探》是赵纪彬 1948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专著，

初版时怕“有碍销路”，改题为《古代儒家哲学批判》， 1959 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时，特恢复《论语新探》原名。该书影响较大，曾由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出版。分“历史证件”，“儒学究元”上、下两部， 10 余万字。作者在书中强调：“孔门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是‘人’中的‘君子’学派，而以继承西周维新路线、维护氏族遗制、调和春秋矛盾为自觉的历史任务；⋯⋯ 先秦孔墨显学的对立，即为当时权隶主阶级内部维新与革命两条政治路线的派别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 页）

由此可见，赵纪彬发表在 1964 年第 4 期《哲学研究》上《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的观点，同他此前的《论语新探》，是一脉相承的，对孔夫子是持学术批判观点的。毛泽东读过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并且是在 1965 年 12 月读《哲学研究》上的这篇文章之

前读的。在同年 10 月 8 日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日本人写的基本粒子的对话文章时，毛泽东便顺便让康生去研究一下《论语新探》这本书。

毛泽东在 1968 年 10 月 31 日的谈话中提到的赵纪彬和杨荣国（1907— 1978），说他们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对这两位的书我都注意看。杨荣国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学家，当时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据刘大杰回忆， 1965 年 6 月 20 日毛泽东在上海找他谈话，“这天，主席本想找三个人谈话，周谷老（周谷城）、我、还有一个杨荣国。杨荣国写了一部《哲学史》，可能主席觉得还不错，想找他淡谈，以为他在上海，其实他不在上海，在广州中山大学。”（《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1 页）杨荣国的代表作之一是 1954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作者在该书“序言”中说：“孔子虽是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的，但他讲学的内容，即他的思想体系，是属保守的一面，是维护那日趋崩溃的种族统治的。他之阐扬礼治，又从阐扬礼治之余，提出了那维护统治者种族的‘仁’，其用意就是如此。”这自然属于“反对孔夫子”的书，毛泽东是读过的。在 1966 年 3 月的杭州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便说过：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是个党员，⋯⋯写了两本书，一本叫《中国古代思想史》。毛泽东在 1968 年 10 月 31 日谈话中提到的反对孔夫子的学者中，还有任

继愈，我们将在本书“哲学篇”《这几篇文章，已如凤毛麟角》一条中，说到毛泽东读其《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时介绍。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 1 册，于 1963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第 5 章《孔子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中，作者说：“从孔子一生的活动看来，凡是当时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体现封建地主阶级要求的重大事件，他都从维护奴隶制度的立场坚决反对。” 在毛泽东看来，这也自然是属于“反对孔夫子”的书，他是读过的。 1972 年，毛泽东还号召要读几本哲学史。此外，任继愈对赵纪彬的《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的基本观点，是赞成的。在 1966 年第 1 期《哲学研究》上，任继愈发表《旧经新见》一文，说赵的这

篇文章“读后对人有启发”，“可以说明孔子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的政治立场。”

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

（读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

［原文］

墨经更进而给“实”以说明：“实，荣也。”经说：“实：其志气之见也；使之如已。”各种事物（实）具有自己的一定的具体的“质”，并有自己的包含各方面的、和从各方面表现出来之一定的、具体的属性；这种一定的具体的质和属性，就是事物（实）之所以成为一定的、具体的、而异于他物的物，就是这物的“使之如已”。⋯⋯各种不同的名，就恰是各种不同的物（实）的描写，是反映了各种物的一定的质和属性。

《经上》：“故：所得而后成也。”《经说》：“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墨子在追求事物发展之因果的法则。“故”的意义是物的所以然， “所得”是指因，而：“而后成”是指果。事物的发生发展，一定有因；照墨子看来，其中有大因，也有小因。小因即一部分的原因，⋯⋯大因即一般的原因⋯⋯。（辛亥）革命的一般原因，是当时民族危机的深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满清的腐败无能，人民革命排满的□积和觉醒；没有这一般的原因。一定不会有那样的革命；有这一般的原因，就一定会有那样的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是在那样偶然的事件中爆发起来的，是由武昌那几个士兵在那些日子因革命党名册被回，迫而首先发难，这却是部分的原因；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是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反之，这部分的原因假如不是在上述的一般原因（大故）的基础上，而于那 10 月 10 日恰当的时机上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

儒家的“中庸”观念，在墨经中表现发展为唯物论的“质”的观念。《经下》：“欲正权利，恶正权害。”《经说》：“权者，两而无偏。”⋯⋯“正” 就是“质”的观念。⋯⋯一种事物包含有其一定的质，这也就是“正”。估量或握取（“权”）那一定的事物，如离开那一定的“正”，而向其他左右偏向的方面有所偏向，那就是不符合那事物之一定的质。“两而无偏”—— 就是不向左右任何偏向的方面偏向。

——摘自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伯达同志：

《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 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二月一日夜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

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空，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瞩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 “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 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亲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 （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 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 与“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 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 （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和中的质有一方面皇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 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伯（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

——毛泽东 1939 年 2 月 1 日致陈伯达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40—142 页）

［解析］

墨子，春秋战国之际的宋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468 年至前 376 年。出身贫贱，精通手工技乞。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后抛弃儒学，创立新说，形

成反映“农与工肆之人”利益的墨家学派，与儒对峙，并为先秦的两大显学。现存《墨子》53 篇，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其中有墨子本人所著，也有后期墨家的作品。

《墨子的哲学思想》，是陈伯达响应毛泽东 1938 年 10 月提出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号召所写的诸子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一篇。同《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样，他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发表前的稿子，后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解放》杂志第 82 期（1939 年 8 月 30 日）、第 102 期（1g40 年 3 月 31

日）、第 104 期（1940 年 4 月 20 日）。全文 3.6 万字左右，较全面地论述了墨子诸方面的思想，如名与实、知与行、故与法（因果法则）、同与异、义与利、中庸、名辩等范畴，以及墨子关于节葬、非攻、兼爱、非乐、非命等主张。该文对墨子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从政治上讲，该文认为：墨子是当时“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之独立的觉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伟大的代表者”。“墨子在各方面的立说，都是从人民生产的立场出发的”。我们民族“最善于艰苦奋斗，并善于死里求生，善于主持正义而厌恶强暴，善于对不平反抗，⋯⋯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开的”。从哲学理论上讲，该文认为：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在解决”。“墨子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我们看到了墨子哲学关于由感性的认识论到论理的认识之见解”。“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经发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对立的统一”。对这些观点，毛泽东是表赞同的，毛泽东本人对墨子也一向推崇。1939

年 4 月 24 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演中，他称道墨子是劳动者，“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读了《墨子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作者“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从而充分肯定了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赫拉克利特（约前 535—前 475 年），古希腊卓越的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 是代表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哲学家。他致力于寻求世界万物的本源，把客观的自然界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对象，并猜测到万物变化运动的原因，是由干事物内部有矛盾，有对立面的斗争，他说：“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24 页，三联书店 1957 年版）。所以，

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390 页）。毛泽东把墨子比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建议陈伯达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大体是觉得二者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有相通之处。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未按毛泽东的建议改题，原因不得而知。

关于《墨子的哲学思想》中的具体论述，毛泽东在信中主要谈了三个不同的观点。

（一）对墨子提出的“实”的解释。名与实，是先秦哲学论争中的两个重要范畴。陈伯达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名实之争“是唯心论与唯物论两条路线之争，⋯⋯是反映两个不同阶级的争斗”。接着肯定了墨子是主张实为第一，名为第二，名是实的反映的。在论及墨子对“实”的解释时，陈伯达在原稿中可能是只强调了“实”（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规定，毛泽东在他的信中则指出，“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根本的质”。在毛泽东看来， 质是“实”的标本的也是最稳定的规定，属性则可以是多变的。二者不可分， 但有区别。它们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事物的本质与现象、质与量的关

系。据此，毛泽东对墨子提出的“实：志气之见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志似指事物之质”，“气似指量及属性”。陈伯达在发表稿里采纳了毛泽东的观点。

（二）对墨子的“大故”与“小故”这两个概念的引申。“故”指事物变化的“所以然”即因果性，这是没有疑义的。陈伯达把“大故”释为“一般的原因”，把“小故”释为“部分的原因”，这在字面上也没什么问题。但毛泽东不满足于此，他进而发挥说：因果性“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这就把不同的范畴联系起来，从而对大、小“故”的关系的理解更深入了。一定的原因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这是因果性中的必然性；但是，一种原因又可以引起多种结果，一种结果也可由多种原因引起， 这就是因果性的偶然性。所以，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同时就包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之中，反之亦然。再一层意思是，一果多因中的不同的因，有“大因”与“小因”，即“大故”与“小故”之别。在毛泽东看来，二者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定事物得以形成变化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基于此.毛泽东同意陈伯达的举例论述：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其一般的原因（历史背景），而武昌新军的首先发难则由部分原因所致。但他更进一步指出，即使没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这一偶然性，“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这就强调了“大故”（必然性）的决定作用。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把毛泽东的这段话用了进去。

（三）对儒墨两家的“中庸”观念的关系的解释。在读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写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对儒家的“中庸”观念已有具体的分析，陈伯达在《墨子的哲学思想》中认为，儒家的“中庸”观念在墨家那里“表现发展为唯物论的‘质’的观念”，并分析了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和“两而无偏”的含义。对此，毛泽东的不同观点是： （1）墨家的“两而无偏”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 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甚至“两而无偏”还不如“过犹不及”的说法明白恰当。 （2）陈伯达认为，“两而无偏”是墨子看到了一个质含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才能得其“正”，才符合事物的质。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解释，认为这是“把墨家说成拆衷论了”。在他看来，一个质（“正”） 虽有两个方面，但有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在认识掌握上就必须有所偏，这才能抓住安定的质。而墨子说的“无偏”，是指“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毛泽东在这里是以对立统一规律原理为指导来解释“两而无偏”的，从而反对和防止对“中庸”观作折衷主义的引申，似也为一家之言。

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

（读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原文］

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需一套’天经地义、万古不刊”的“永恒真理”来证明自己的不可动摇。⋯⋯

经学发展的史实，充分证明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史。它有内部斗争（汉宋斗争，今古文斗争，程朱陆王斗争等等），有对外斗争（儒与杨墨斗争，儒道斗争，儒佛斗争等等），斗争方法：（一）迎合统治阶级， 发挥适合君长利益的理论，掩蔽抹煞近乎危险的言辞。例如三纲三从五行五常之类，尽量发挥；易传里原始辩证法，诗书天听民听，天命靡常，左传揭破鬼神迷信，孟子直陈民贵君轻，凡是带有革命性的全被阉割歪曲、这洋取得统治阶级的尊信。（二）采取对方的长处，来改造自己的短处，例如西汉今文学采取刑名阴阳五行，南学采取老庄。宋学采取佛逍两教。夺对方武器战败对方是经学发展的主要规律。

我们怎样来批判经学呢？第一，经本身是古代中料（六经皆史），汉学系经学把它发展了，因此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古代史料。（如经书里包含古支传说，大小戴礼记讲古制度，及世系之类。）宋学系经学把经学发展为唯心派哲学，因此宋学系经学堆积巨人的唯心派哲学史的材料。新汉学系统学从考据方面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的研究，艰深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阅读。⋯⋯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占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第二，经学里多少含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还有些封建统治阶级的“嘉言懿行”，按其本质是反动的，如果转植到无产阶级文化中来，一样可变为有用。

——摘自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敬礼！

毛泽东九月五日

——毛泽东 1940 年 9 月 5 日致范文澜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63 页）

［解析］

1940 年 1 月，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到延安，在马列学院历史

研究室主持工作，并研究中国经学史。同年 6 月 21 日，由毛泽东于 1938 年

9 月倡议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召开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都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新哲学会两年来的工作成绩，并指出：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我们注意太不够。张闻天在讲话中进一步要求新哲学会今后加强与反唯物辩证论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

这次年会随后举行了多次学术讲演，其中就有范文澜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也多次去听讲。事后，范文澜把自己的讲演提纲呈交毛泽东，毛泽东读后于 9 月 5 日写了上面这封信。这个提纲经作者整理后，连续

发表于同年 10 月 25 日和 11 月 25 日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上面，标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延安新哲学年会讲演提纲》。全文

2.8 万余字，分为绪言、汉学系——孔子到唐、宋学系——唐到清、新汉学系——清到“五四”、总结 5 个部分，较为清楚地梳理了经学的发展脉胳和不同阶段的特征。

所谓经学，简言之是指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有“五经”之说， 即《诗经》、《尚书》、《议礼》、《周易》、《春秋》，战国时尚有“六经”之说，加一《乐》，或说秦始皇焚书后《乐》亡佚，或说《乐》本不存， 包括在《诗经》、《仪礼》之中。“五四”运动以前 2000 多年里，学人以名列儒林为荣，薯述以敷赞经义为贵，遂成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 且派别繁杂、训解浩繁，是维护和宣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理论依据，但其中也不乏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说范文澜的这篇文章是“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头一次”， 首先是因为它分别阐述了经学的阶级实质、发展规律，辩证地分析了它的历史价值和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这从前面所摘引的几段即可体会得到，其次， 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篇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即有利于反对复古反动的思想斗争。

经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即已式微，但不时也沉渣浮起，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一些人打着民族主义的口号，泛起复古，出现一股思想逆流。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得很明确：“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这类文化同帝国主义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为此，我们必须“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易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940 年 1 月范文澜到延安时，毛泽东正在修改这篇著名文章，并于同年 2 月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面。范文澜写《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便是以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为指导的，其“总结”部分直接引用《新民主主义论》的几段论述对全文的观点进行概括。诸如，文章说毛泽东关于“五四”以前资产阶级的“新学”同封建复古思想的斗争及其在帝国主义奴化思

想和封建文化的联合反攻下的失败命运的论述，“显示了中国文化演变的实质，经学历古也证明这个论据的正确。康梁领导的今文运动。⋯⋯就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军打得落花流水”，文章在引用毛泽东关于“五四” 后的新文化蓬勃发展的论述后又说：“这个论据，在经学方面也毫无疑义的证实它的十分正确。”“那些服务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剽袭些汉学或宋学的陈言腐义”。“利用各种方法来提倡”，但“丝毫不起预期的作用”，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新文化虽然受到种种压迫，“依旧风起潮涌， 受到青年们的无限欢迎”。

毛泽东在信中还提出，越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运，以及廖平、吴虞、叶德辉这些近代经学家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辟有“山穷水尽的经学——鸭片战争以后”一节，专述以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为代表的今文学派同以俞樾、孙贻让、刘师培、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学派的分歧，批判了双方的缺陷和错误，即保存国粹的守旧和以古证今的改良，指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路。此外，也论及了胡适、吴虞、梁漱溟诸人。这些批判和分析，在某些方面实现了毛泽东于 1939

年 2 月 22 日读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提出的要求：对康、梁、章、胡这些近人“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不读西方哲学，就不懂马克思主义

（读西方哲学史书籍）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 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

——摘自毛泽东 1957 年 1 月 27 日《在省市自

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西方哲学著作，不是毛泽东读书的重点，但他对西方哲学史还是相当熟悉的。其中，有的是从读马列原暑时涉及的，但他确实读了一些有关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书，以及西方哲学的一些经典著作。

这方面的知识积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

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在哲学学习和研究活动中，间接和直接地与杜威、罗素发生过联系。1919 年下半年，杜威在北大讲学时、正值毛泽东刚离开北京。但杜威讲演的实验主义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均在《北大日刊》、

《新青年》、《新潮》、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湖南《大公报》等详细连载。毛泽东不放过对这些杂志报纸的阅读。他对杜威这些讲演录都详细加以研究过，并受到其中一些观点的影响。

毛泽东第二次上北京，在北大直接听过杜威作《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讲演。杜威对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教育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奋进论大加鼓吹，毛泽东颇为欣赏。他决心以杜威的《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为教本， 认真研究西方哲学。1920 年 6 月 7 日，他写信告诉黎锦熙：“我近来功课： 英文、哲学、报纸这三种。哲学从‘现代的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

1920 年 10 月，杠威、罗素由蔡元培、吴稚晖、张东荪、李石曾、杨端六、陶孟和等陪同，分别由北京、上海到湖南长沙讲演。这在湖南是颇为轰动的大事。毛泽东积极参加了筹备和接待工作，并被特聘为讲演大会记录员。毛泽东记录的吴稚晖、蔡元培、杨端六的演讲辞，都发表在《大公报》开辟的‘名人讲演录”中。他并奔走于各讲演会场之间，亲听杜威和罗素的讲演，

听后与彭璜、张文亮等新民学会会员立即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次活动对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有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哲学学习活动方面，还受到蔡元培的较大影响。他两次上北京。都请教过蔡元培，听过蔡元培多次讲演。在一师期间，在杨昌济指导下他阅读过蔡元培根据德国哲学家厉希脱尔的《哲学导言》为要，兼采泡尔生、孔德的《哲学入门》而编写的《哲学大纲》。他在《体育之研究》中，引用了该书的一些观点，甚至把一些话直接写进了文章中。毛泽东对《论理学原理》一书所作的批语，其中一些观，点也来自于《哲学大纲》。此外，蔡元培对互助论、工读主义的提倡，对尼采和柏格森哲学的介绍以及蔡元培的美学思想，都给了毛泽东较深的影响。1937 年毛泽东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无限感慨地回忆说：“五四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诚讲座，敬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他在信中廉称自己为“曾聆教益之人”，可见他对蔡元培的崇敬。

1964 年，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他青年时代到 1937 年前，“读过黑格

尔，在那以前还读过恩格斯。”（《斯诺在中国》第 284 页）这里所谈的， 就是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准备过程。德国在近代的雄姿勃起，以及它挑起的、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中国先进人们对德国的特别重视。德国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在中国较早就有介绍。早在辛亥革命前， 介绍过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杂志就有：《河南》、《湘江潮》、《新民丛报》、

《民报》等。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等杂志曾刊登不少文章介绍黑格尔及德国哲学。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就曾在《新青年》和其他杂志上读过介绍黑格尔（当时译为赫克尔）的有关著作，如马君武译的《赫克尔一元论哲学》等。毛泽东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他曾继续研究《赫克尔一元论哲学》等书，并把这部书的单行木作为重要著作，在文化书杠出售并向读者推荐。毛泽东还从《伦理学原理》、《西洋伦理学说史》、《哲学大纲》等专著作，对黑格尔哲学有所了解。此外，毛泽东和朋友们还把讨论黑格尔哲学，作为学习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李维汉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第 1 卷第2、3 号上发表的《观念史观批评》一文，较系统地评述了黑格尔唯心辩证的得失。这篇文章的观点，应当说凝结了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长期以来对黑格尔哲学“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成果。其中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的论述， 16 年后，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时，也予以采取并使之完善。这说明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西方哲学的学习与了解，对他后来的哲学活动是发生了直接效应的。

在戎马倥偬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也注意阅读西方哲学。1959 年 3 月1 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他回忆说：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加的，对我有很大帮助，读了几本书，很感谢他，德波林的《欧洲哲学史》，就是打水口期间读的。原来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东西。毛泽东这里说的“打水口期间”。即 1932 年年中。

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 1965

年 8 月 5 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主主义者。也应该读

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毛泽东对古希腊哲学和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 更是熟悉一些。这两段时期，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两座高峰。在 1964 年 2

月 9 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两个时期的哲学都有过具体评述。他认为：古代希腊的辩证法是在当时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古代希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辩证法的理论家，但是他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同敌人作斗争。他的一辈子过得不开心。结果死得也很惨。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写了一本书叫《理想国》，他发展了唯心主义，后来的阿理斯多德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阿理斯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二人的水平高，他对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有研究，批评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形式逻辑。欧洲在中世纪时，对阿理斯多德是很崇拜的，在比较近代的德国，康德的老师就是阿理斯多德。康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是他创立的。此人还搞了十二个范畴，这十二个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他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说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的先生就是康德。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即客观的辩证，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没有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没有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没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你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先生多么广泛，他们从英国学经济学， 从法国学社会主义，从德国学哲学。

总之，“没有⋯⋯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是毛泽东自己阅读，并建议别人阅读西方哲学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他还提出：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

学“猴子变人”

（读郭烈失编、成嵩译《从猿到人》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苦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 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少奇同志：

毛泽东十二月二十日

——毛泽东 1943 年 12 月 20 日致胡乔木信（见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7 页）

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敬礼！

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 1943 年 12 月 24 日致刘少奇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9 页）

［解析］

1943 年 10 月，延安整风进入后期，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理论和研究党的历史，整风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从上面引的毛泽东这两封信可以反映出，他当时想集中阅读有关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书籍，而且是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历史唯物论的入门的。

1943 年 12 月 20 日致胡乔木信中提到的书，有这样几种：（一）苏联作家写的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是指《人怎样变成巨人》这部书，它是讲人类发展史（包括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用了生动的文学笔调（但还不好说是小说），作者是苏联的伊林和谢加尔夫妇，两人是科普文学作家。（二） 毛泽东说他“曾看过”的赖也夫的社会学，是指赖也夫斯基写的《唯物的社会学》，陆一远译，1929 年由新宇宙书店出版，是讲历史唯物论的。（三） 张伯简的《社会进伦简史》， 1925 年国光书店印行。

1943 年 12 月 24 日致刘少奇信中，提到的瞿秋白译注的“郭烈夫的《唯

物论》”，是指1927 年新青年社出版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193D

年明日书店重新出版时，把书名改为《维物史观的哲学》，译者改署为“屈章”，但这本书并不是专讲历史唯物论，而是通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泽东以前读过，认为“还好”。郭烈夫（1874—1939），即波里斯·伊萨科维奇·戈尔德曼，是苏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 1893 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一

度是孟什维克， 1920 年退出孟什维克，专门从事教学和研究。 30 年代初他关于战争史的著作在报刊上受到批评。毛泽东“听说他犯有错误”，大概就是指这些事情。

在同一封信中，毛泽东送给刘少奇，并认为“十分精彩，可以看”的“此书”，便是郭烈夫编选、成嵩翻译的《从猿到人》，1930 年 9 月上海泰东国书局出版。书中“恩格斯两篇短文”，选自《自然辩证法》，一篇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篇是从《（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节录的一段，另拟了一个篇名《人类进化的过程》。郭烈夫将这两篇文章，同他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篇长文放在一起，编成《从猿到人》这木书，（以上考证引自龚育之《关于毛泽东读哲学书的几封信》， 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61—62 页）

应该说，学习社会发展史，是弄通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必要环节，同时，自然发展史同社会发展史也不是脱节的。《从猿到人》所论述的内容，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来说，既是自然状态的结束，也是社会状态的开始，正好是自然发展史同社会发展史的结合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的自然观同他的社会观也是有亲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自然发展现和社会发展观尤其不可分割。

全国解放初期，曾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重要内容就是学社会发展史，当时还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学“猴子变人”。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中讲到，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他还说：唯心论者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

1959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中，又特别说到：世界观又名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总名历史唯物主义。有社会世界，还有自然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讲自然世界。⋯⋯开始从自然世界讲起，然后形成统一，客观主观对立应用于人类，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自己注重阅读并提倡大家读《从猿到人》等自然和社会发展史著作，对深入贯通历史唯物论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不容易读，但必须读

（读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我是狭隘经验主义，我就不承认。你如果承认，但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但在哲学体系上讲，并不是这样理解。不懂得经验主义星相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就是列宁批判马赫的，不容易读，然而必须读。此书反对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悲观失望。1905 年党涣散，列宁自己长期研究多少年，才写出来的。因为理论基础不一致。

——摘自毛泽东 1959 年 8 月 1 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

《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 187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俄国 1905 年革命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党的大部分人悲观失望，出现了“造神派”，如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为了批判他们，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过了十二年，俄国革命就胜利了，这时“造神派”的卢那察尔斯基也当了列宁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他也不要造神了。

——摘自毛泽东 1961 年 1 月 24 日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

员黑田寿男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459 页）

［解析］

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充满现实斗争性的哲学著作。毛泽东读哲学书，特别喜欢这类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著作。1965 年 4 月 21 日， 他在中南局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曾经说过：“我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看马、恩的书。列宁的比较好懂。”有现实针对性，自然好懂些。

1907 年俄国“六三”政变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 革命处于困难阶段，许多革命同路人开始瓦解和蜕化，特别是在党内形成了以唐恩·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取消派和以波格丹诺大为代表的召回派，取消派走向了投降主义的道路，堕落到取消党、取消革命的地步；而召回派却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走上了盲目冒险的道路，否认任何合法的斗争。尽管他们各走极端，但他们却是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其实质同样表现出向资产阶级的屈服。

他们不但在行动上进行反党、反革命，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否定指导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特别要否定它们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取消派和召回派联合起来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攻，他们著书立说，高喊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辩证法是“神秘主义”；他们鼓吹马赫主义，要求用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世界

观，而这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则是革命失败后出现的极端冒险和消极颓废情绪的思想根源。

取消派和召回派之所以鼓吹马赫主义是有其根源的。马赫主义的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但它用一些标新立异的新名词，空洞含糊的概念，把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掩盖起来；同时鼓吹自己的哲学是超阶级的无党性哲学， 以此来掩盖自己的阶级本质。马赫主义的这种欺骗性很适合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上虚伪性和两面性的胃口，他们在革命失败后动摇、变节，但又不能承认自己的反动立场，马赫主义就成了他们求之不得的理论依据，并以之对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针对俄国出现的上述情况，列宁在 1908 年 2 月开始搜集材料，阅读一些

专门文献，子同年 10 月终于在日内瓦写成《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该书手稿秘密转移到莫斯科，子 1909 年 5 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正式出版，

现收入中文版《列宁全集》第 14 卷和《列宁选集》第 2 卷。

在这部著作中，一方面，列宁对当时流行的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哲学思潮，特别是马赫主义，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概括了从恩格斯逝世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经验和科学的成果，发展和阐明了许多哲学原理。主要概括如下：

第一，阐述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列宁将各派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概括为两条相反的路线：即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与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路线。按照两条不同的路线，唯物主义者坚持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物质在大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理论就是意识反映物质的理论，即：“物质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列宁一再强调，不肯定地回答“关于作用于我们感官而引起感觉的物在我们意识之外的存在问题”，“就不能做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明确地承认自然界、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感觉，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要义。

第二，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不可知论。列宁指出，认识是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客观现实是可以被认识的，认

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客观世界的可知性原理，指出人们的感觉、思想除了反映客观存在以外，它不会有别的内容，然而这种反映不是机械的反映，而是能动的反映，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同时指出人们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之所以

有限是因为人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客观事物只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认识；之所以无限是因为客观事物按其规律来说是可以不断认识的。

列宁就人的认识过程总结说：人类认识的总过程，大致要经过两个阶段即从物质到精神的阶段和从精神到物质的阶段。认识是这两个阶段在不同水平上的循环往复，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第三，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真理观。

人类认识的根本任务在于获得真理和发展真理。列宁说：“当一个唯物

主义者，就要承认感观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所谓的客观真理就是客观世界在人们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凡是真理都是客观的，就是说它所反映的内容都是客观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

列宁又对真理的二重性即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给予辩证的解决，指出承认了真理的客观性也就“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同时又说，“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即告诉我们绝对真理由相对真理构成，而相对真理又包含着绝对的成分，解决了二者的关系问题。

列宁在文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强调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明确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 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他指出了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不能隔离的关系。

第四，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原理和哲学上的党性原则，揭露了马赫主义哲学“无党性”的实质。理，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世界观，是一块不可分割的钢铁。列宁说，二者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而决不可丢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否则就会离开客观真理，落人资产阶级自由的谬论的怀抱。

列宁在文中还集中论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哲学的党性就是阶级性在哲学上的集中表现。列宁说：“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为资产阶级和宗教服务的，批判了马赫主义的哲学无党性的实质，指出： “哲学上的无党性，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阿谈奉迎而已。”

列宁的这部著作一问世，便引起强烈反响。它完成了从思想理论上克服马赫主义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是在恩格斯之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系统、最完整的阐述，从而保证了党在失败的形势下，不致丧失蓬勃朝气， 并为将来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50—60 年代，毛泽东多次说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他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批评唯心主义，特别是批评他认为党内存在的某些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在本书“哲学篇”《问题出在唯心的经验论》条目中，将作论述。一是强调《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对革命低潮时容易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的批判。例如，1959 年 2 月 12 日同印度共产党的高士谈话时，他说：我们犯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教育了我们。党开始长大了，后来又跌下来，又小了。党转入地下，然后想法斗争，搞根据地，我们又长起来了。每当跌下来时，党内就产生失望情绪，俄国的情况也一样。1905 年革命失败后，跌下来，悲观失望，搞召回派，唯心主义哲学， 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 是为这种情况而写的。俄国的这一跌， 列宁叫做 1905 年的军事演习。

如果单从理论上看，毛泽东对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体会，并倡导人们认真读它，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应该指出的是，50 年代末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对党内思想倾向的估计，逐渐有了偏差。因此，他有时号召人们读这本书，读那本书的现实针对性，也出现了偏差，有不正确

的地方。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法则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伯伦斯泰因，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平和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 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对于唯物论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性——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伦斯泰因不去提高普罗列达里亚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不可能。

普列哈诺夫⋯⋯虽然暴露了伯伦斯泰因的观念论，却没有冲倒修正派在辩证法问题上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根基。特别是他并不曾顾虑到修正派放弃了“辩证法上决定的东西”——对立的统一。伯伦斯泰因及其一党，建立阶级协调论代替对立的统一的法则。⋯⋯最后，对于辩证法的本质之无理解表现得最厉害的地方，是普列哈诺夫和其他少数派在 1914 年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公然喊出“防御祖国”的布尔乔亚的口号。⋯⋯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

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6 页）

［解析］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法则。”这一重要批注是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时写下的。这部教科书是由前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现译希罗科夫）、爱森堡（现译艾森贝格）等人集体撰写，1931 年出版于前苏联的。这是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写作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本书。1932 年 3 月，日本学者将它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32 年 9 月，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和他的学生雷仲坚从日文本转译成中文，以笔耕书店名义出版，为竖排本。时至 1935 年 6 月，印行了第 3 版。该书当时被人们认为是对辩证法唯物论作了系统说明的重要著作，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毛泽东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读到这本书的。毛泽东对此书异常重视，约在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间多次阅读此书。有些章节他至少批注了 3

遍，有的可能达到 3 遍之多。他用红蓝铅笔、黑铅笔、圆珠笔和毛笔在书中留下了大量批注和符号，凝聚了他的许多哲学思考。

毛泽东对此书的重视不是偶然的。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十分紧要的历史关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了 3 次“左”

倾错误。特别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 4 年统治，使整个

中国革命几乎濒临危亡的境地，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红军由 30 万人下降到 3 万人。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当作僵死不变的、到处套用的教条；他们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他们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搬照套外国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主义者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教训是沉痛的。1935 年 1 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状态下出现了转机。但是，教条主义错误并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算，还在严重影响着一些同志。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在这种十分复杂、变化动荡的国内外矛盾和各种政治力量尖锐斗争的情势下，从理论上纠正和消除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方法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担负起新的历史重任，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所以，毛泽东在得到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撰写的这部阑发辩证法唯物论的重要书籍之后，不能不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潜心研读。

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判了伯伦斯泰因（现译伯恩施坦， 1850—1932）和普列哈诺夫（现译普列汉诺夫， 1856—1918） 的错误。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恩格斯逝世后，他公开攻击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不去鼓舞和提高普罗列达里亚（即无产阶级）的斗志，而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危机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哲学上，他用唯心主义修正唯物主义，用平静的进化论和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否定对立统一规律。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最早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曾经尖锐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但并不彻底。他并不真正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规律，因而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真谛。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以后，他主要是倒向孟什维克一边，反对 1905

年的武装起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和第二国际的其他许多领袖一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参加战争，喊出“防御祖国”的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口号，和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看，伯恩施担和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就在于否定或者说是不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统一规律。

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伯恩施坦和普列汉诺夫理论上的错误的批判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因为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错误，从哲学思想路线的高度说，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特别是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不懂得事物的矛盾性、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不懂得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深深了解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危害的毛泽东，读到该教科书中“辩证法上决定的东西

——对立的统一”，“辩证法的本质”等处时，用笔凝重地划下了记号，并批下了“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14 个字。

时隔不久， 1937 年 7、8 月，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矛盾论》的一开篇，毛泽东写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 辩证法是研究对象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

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他又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99 页）毛泽东的《矛盾论》就是为了纠正和克服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而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对《矛盾论》的写作所产生的相当影响。

从理论出发不是辩证法唯物论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过少数派的手，从 1905 年俄国现实基础上实现出来的那种具体条件被割离了。一方面原理变为空虚的一般的命题——公式化；另一方面，离开了原理的新事实的记载，提供了迂回的经验论。这就提供了只记载在一般联结之外的个个散乱的事实就觉得满足的那种理论。

⋯⋯伊里奇依照辩证唯物论的原则，不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种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

少数派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所以结果违背了唯物论的世界观之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对于辩证法的背叛，与对于唯物论的背叛，是怎样联系着，这可以从少数派的实例看出来。少数派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

东哲学批注集》第 9 页） [解析］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绪论》批判了“少数派”即孟什维克用脱离俄国革命实际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孟什维克是俄国革命中的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 1903 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些机会主义者反对列宁的建党思想；在选举党中央领导机关时，他们只获得少数选票，被称为孟什维克（即少数派）。孟什维克反对建立有严格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党视为没有统一纪律、组织涣散、成分复杂的团体；散布改良主义，反对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在 1905 年俄国爆发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情势下，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即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这次民主革命，联合衣民，孤立资产阶级，把革命进行到底。认为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应当靠拢资产阶级，而不应和农民接近，以免吓退资产阶级；如果起义胜利，也不应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不应采取吓退资产阶级的

革命行动。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看，孟什维克之所以采取这种错误的政治策略方针，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同当时俄国的具体的实际的历史条件割裂开来，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变成了空虚的、公式化的东西，似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不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割断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同俄国实际的联系，他们对俄国实际情况的分析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不可能把握实际或事实背后的内在规律，他们掌握的事实只能是散乱的。孟什维克的思维方法既是唯心的，又是形而上学的；既违背了辩证唯物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也违背了辩证唯物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联系、发展地看待问题的要求。

与孟什维克相反，伊里奇（列宁）并不是固守马克思的个别结论，不是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种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从而为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错误的批评，对列宁思想方法的分析深得毛泽东的赞同。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经验教训，从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揭示了李立三主义以及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的错误根源即“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并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思想方法的批评，也“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李立三主义是 1930 年 6 月到 9 月在中国共产党内占统治

地位的错误理论和方针政策。李立三脱离实际，认为 1930 年 5 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等情况表明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应举行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举行中心城市工人的武装起义；他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党的组织和红军遭到很大损失。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是指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表现。1931 年 1 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王明等人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动不动就搬出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吓唬人，继续强调革命高潮的到来，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主张中心城市道先取得胜利，军事上，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打阵地战，消极防御，结果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机关和红军被迫开始突围和长征。而在长征开始时，推行“左”的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又实行军事上的逃跑主义和保守主义，使红军在长征途中又遭受重大损失。孟什维克的错误，与李立三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虽然相距几十年，并且表现形式也不同，但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却是相通的，共同的，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理论共鸣，写下了这些批语。

把握事实总体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更加是那样，它们偶然的从现实把事实分离出来，往往表面的机械的使它互相统一。在这种情形建立了孤立的解释那个事实的基础。这叫做折衷主义。在折衷主义之下，丧失一般的基础及个个事件间的联结。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如果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极抽象的理论的命题出发，在这种情形便丧失一切基础——因为有这个基础，各种事实才不能不在特定方式上被统一起来。在一般的基础丧失时，联结就变成人工的任意的产物，重要的各种事实被放弃了。伊里奇说。“在社会现象的领域中，最流行的方法， 最无益的方法，莫过于分离个个小事实和玩弄实例。为要在事实上奠定基础， 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所考察的问题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个个的事实。否则就会任意的选择并搜集事实，就会无视整个历史现象之客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注重无意义的事情，而采取‘主观的’处理方法。”

——摘自西洛可夫、受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十分注意。

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9、10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批判孟什维克（少数派）的思想方法时认为， 这种思想方法实际上是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折衷主义的立场。这种思想方法把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使事物（或事实） 变成一个个孤立的、外在的、机械的存在物；不是从事物联系的总和或总体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称之为事物的“一般基础”）把握事物。《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认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事物的这个“一般基础”，就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观察社会问题，应该从一定的社会的诸方面的情况出发，如一定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国内与国际的情况，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情况等；只有从这各种情况与事实的联系中，才能认识该社会。否则，就会仅从孤立、个别的事实出发，不能发现事物的客观规律， 只能以主观想象（即“人工的任意的产物”）的联系来代替客观事物的联系， 这就必然由形而上学而导入唯心主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引证的列宁

的那段话，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不大准确。我国出版的《列宁全集》中的译文是：“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准确，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l958 年版，第 279—280 页） 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揭露和批评，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列宁的基本思想的。

李立三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从思想方法上看，所犯错误是同孟什维克一样的。毛泽东在读到这段话时，在“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旁边写下“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一句话，在列宁原话旁边批下“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一段话，这是十分深刻的。毛泽东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来读这本书的。李立三主义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都是抛开了中国社会的总体联系，而孤立地抓住某个或某些事实或事物联系的片断， 他们无法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必然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通过这段批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来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特点。

认识随客观现实的发展而发展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如前章所说，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决定的要素，据恩格斯的定义，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及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学问。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不同。形而上学把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当作不变的东西，凝固了的东西去观察，而辩证法却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运动上、在其发生与消灭上，去把握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辩证法教给我们，不但客观的现实是发展的，并且认识也是发展的。

1917 年 7 月革命以后，⋯⋯

伊里奇明白的指出；应当理解变化了的现实怎样使人们认识新的矛盾， 新的联结。他指出了“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到七月革命止，它正确的反映了 1917 年革命中的阶级势力和党的相互关系，在 1917 年的一定阶段上，“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口号“是向着和平发展的道路前进一步的、能够直接实现的第一步的口号。它是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口号，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七月四日为止，是可能的，当然又是最有望的东西，但在今日， 却无条件的变为不可能了。”——伊里奇指出阶级势力的配置在根本上起了变化，并且这样写着。这个口号，在今日已经不正确了。因为在新的情势之下转移权力，只有依据公然的革命才是可能的。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客观世界是发展的，主观认识也是发展的。

七月革命以后，客观形势发展了，主观认识也应跟着发展。认识新形势中的新矛盾与新联结。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

东哲学批注集》第 14、15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阐明了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即客观现实是发展的，认识也是发展的； 客观现实的发展要求并且决定着认识的发展。该书举了 1917 年 7 月前后，“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革命口号的变化情况来说明认识应该随着客观现实的发展而发展的道理。

俄历 1917 年 2 月，俄国发生了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 月 27 日，工人和起义士兵用武力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取得了”革命胜利。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出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同时存在的局面。俄历 1917 年 4 月，列宁回到俄国，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

任务》的报告，即《四月提纲》。列宁分析了当时世界大战的性质，给布尔什维克党指明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出不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一切政权都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现译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一切银行收归国有，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等要求。这就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具体方针。但是七月革命（即七月事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7 月 4 日，彼得格勒 50 万工人、士兵和水兵在“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的口号下举行和平示威。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以武力镇压示威群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也决定禁止游行示威。临时政府的反动军队当场打死、打伤工人和士兵 400 多人，解除了彼得格勒工人的武装，解散了参加示威的军队，捣毁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所在地和《真理报》编辑部，封闭了布尔什维克报纸，大肆逮捕布尔什维屯和革命工人。7 月 7 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列宁被迫转入地下斗争。接着临时政府任命反动将军科尔尼洛夫为俄军最高司令，成立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新的联合政府。盂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则通过决议，宣布克伦斯基政府为“拯救革命的政府”，并自愿把全部政权交给它。七月事变表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告结束。在这种情况下， “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过时，成为不正确的东西了。因为，在这种新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不久，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制定了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个例子告诉人们，列宁是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而不断提出新的认识和革命口号的，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认识辩证法这一重要思想的阐释，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在“客观的现实是发展的，并且认识也是发展的”下面，划了一条杠线和两条浪线，可能是多次阅读所留下的。并在“应当理解变化了的现实怎样使人们认识新的矛盾、新的联结”下面划了杠线，有的地方是双杠线。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思想，既被毛泽东从理论上加以掌握和阐发（例如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述中有对这一道理全面准确的论述）， 又被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加以运用。毛泽东思想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西欧、相对于列宁所处的俄国，客观实际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发生了变化）而对马列主义科学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在中国革命的具体过程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包括民族矛盾）的具体变化，不断修改旧的方针政策和口号，提出新的方针政策和口号的事例不胜枚举。

认识能改造世界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现实变化着、发展着。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也随着现实一同变化。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受动的反映现实，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像照相镜那样，无条件地摄映在自己眼界中的一切对象。人类的认识，是当作一个动因被包含在多方面的社会的实践之中的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人类的认识，表现为能动的起作用的动因，参加于世界的改造。

例如伊里奇提起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口号怎样变化了的问题，不把这个口号当作受动的反映革命的现实的东西去观察，而把它当作在革命的实践上决定大众可以前进的方向，并团结他们的力量去观察。⋯⋯如伊里奇所说， 变化了的现实，如何地引导到新的口号、新的认识；并且这新的认识，能动地反映出现实的新矛盾，它本身是向着现实的变革的一条道路。“看前面勿看后面。勿用陈旧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要用新的，七月革命以后的范畴”。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反映论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

新的形势引导到新的口号，新的口号反映了形势的新矛盾。并指导群众团结起来为改变此形势而斗争。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比注集》第 15.16 页〕[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道理：即人们的认识不是对对象的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而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认识能动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可以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该书引证列宁有关“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口号如何随形势而变化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认为，列宁不是把“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的口号（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个口号是一种认识成果）简单地看作是对现实的消极被动的反映，而是作为可以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革命实践中前进，团结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革命实践中奋斗的口号；而当客观现实发生新的变化之后，无产阶级的政党及其领袖应该能动地认识新的现实和矛盾， 获得新的认识，提出新的口号，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从在革命实践中取得新的重复。毛泽东在读这二段文字时，在“能动的过程”下面划了两道杠线； 在“参加于世界的改造”下面划了两道杠线和两道浪线。可见他对这一思想的重视。注生认识可以指导实践从而对世界产生能动的改造作用，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认识回到实践中去，以

改造世界为目的，并认为认识的这次飞跃的意义更深刻、更伟大，这是对他在评注中露出的思想火花的全面升华和理论阐发。

改变外界，又改变自己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阐明了这种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阐明了现实与认识的充满矛盾的运动的人，首先是马克思。马克思指示了：现实与认识——客体与主体——之辩证法的统一，实现于社会的实践之历史的发展中。不只认识客体，并且认识主体，也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起变化。人类作用于外部自然，一面变革它， 同时又变革自己的性质——马克思说。⋯⋯与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一样，费尔巴哈也不把认识看做历史的过程。在费尔巴哈说来，认识是不变的自然之不变的反映。在他说来，认识主体，也和认识客体相同，是不变的，不发展的东西，而是在实践过程之外被把握的。他以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是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上发生的东西。他没有看到社会的实践变化了认识的客体。⋯⋯他并不理解：物质的＝感性的人类，连同他的五官， 都是世界史的产物。他不知道；人类的感官，在人类的劳动过程中，在人类的实践之历史的发展中，都不是不变的东西而是发展的分化的东西。⋯⋯费尔巴哈心目中的人类，不是由于社会的活动而能动的改造世界的主体，而是直观的实体。马克思批评他说：“他不离开抽象的理论之范围，他不在使人类变成现在这样的一定社会关系中、不在周围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人类，所以他决不能到达于现实的存在着活动的人类，而停止于所谓‘人类’的抽象物的境界，只能感觉上稍微认识‘实在的，个别的，肉体的人类’。”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

费尔巴哈：主体与客体都不是历史上发生与发展的东西，认识是不变的自然的不变的反映。二者的统一，是不蛮状态的统

人类的感官是在劳动过程中发展的与分化的。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

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7、18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木第 3 版）在这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另一个基本道理：认识的客休是发展变化的，认识的主体也是在改造客观世界（客休）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或者说，认识主体与客休在实践中实现其辩证统一。把社会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从而引起旧的认识论发生革命性变革，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重大理论贡献。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实践中，人类一方面改变着客观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使之适应或满

足于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的主体也得到改变和发展，这既表现为人的感官的进化、分化与发达，又表现为人的大脑的发达与完善等等。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来说明认识客休与主休的辩证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区别于以往旧认识论的根本特征。费尔巴哈（1804—1872）是 19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他从唯物主义出发，批判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在当时德国思想界起到了一种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他的唯物主义的合理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化来源。但是，他在认识论上还没有超出旧唯物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他的认识论还是一种消极、被动、直观的反映论，而不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对认识主体——人的理解是生物学的。他认为人只是自然的存在物。他不知道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在改造客观外界的、由广大的劳动群众为主体而进行的社会实践中来认识世界，并且改变自身和认识自身的。这样他就不可能看到社会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而不可能科学他说明认识的来源、发展和标准，不可能科学他说明认识的目的，不可能说明认识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抓住了“社会实践”这个科学解决认识论各种基本问题的关键， 非常注意思考和理解《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对社会实践作用的阐述，把书中的基本观点加以凝练，写下了上述批语。毛泽东后来在《实践论》中写道：“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96 页）这就成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关主体与客休关系的一个经典表达。

认识主体是社会的阶级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当作认识物质的现实之主体而出现的东西，如前节所说，不是从社会游离了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类，社会的阶级。在阶级社会中，周围世界的认识，带有阶级的性质。在阶级斗争上，从“自主的阶级”转化为“自力的阶级”的普罗列达里亚的认识之发展，成为阶级的认识之运动的标本。⋯⋯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认识主体是社会的阶级。

无产阶级的认识发展过程，是阶级认识运动的标本。——摘自毛泽东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奔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2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论述认识主体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就是认识的主体不是同社会相脱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在阶级社会中，认识的主体是社会的阶级， 而这种阶级是其个人与集体的统一。这一基本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无论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还是唯物主义哲学家，都没有用或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来看待认识的主体的问题。例如，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哲学家们谈的认识主休都是同社会相脱离的，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洛克所讲的认识主体是具有健全的感官和理智的个人；法国笛卡儿、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讲的认识主体实际是抽象的、脱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或经济政治条件的人类的思维；他们不可能自觉地考察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的某个阶级作为认识主休而体现出来的特征，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历史上先进阶级特别是劳动阶级作为认识主体而体现出来的特征。这也是以往的哲学家不可能科学他说明认识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则说明，认识的主体——人，在本质上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人是分为一定的阶级的，所以，认识的主体是一定的阶级；人们的认识的获得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定阶级的特定的立场和观点的影响，又在客观上直接或间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一定的阶级服务； 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的无产阶级，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的体现者，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

但是，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规律的认识及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就获得的，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无产阶级发展的初期， 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具有自发性和分散性的特征。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受剥削和压迫的真正原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真正敌人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把斗争矛头指向经常直接接触的机器设备和个别资本家， 这表明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具有发展前途的独立政治力量并负有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这时无产阶级还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还是“自在的阶级”。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明朗化和尖锐化， 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逐步提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指导、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出现之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具有自觉性、组织性和政治性，成为“自为的阶级”。这时的无产阶级已经认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自己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在读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的这些段落时， 把书中基本的要点摘出，批写在书的空白处。他在读到该书中作者说明无产阶级如何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的部分时，批下了“第一期：非常浅薄， 不了解资本主义本质，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法，还在‘自在阶级’的阶段”， “第二期：由于日常斗争的实践，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了，使得无产阶级懂得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剥削关系与阶级斗争关系），马克思主义出现了，进到了‘自为阶级’的阶段”。他还联系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实践，在阐述无产阶级处于自在阶段的段落旁边，写下“土地问题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中国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等批语，并在这些批语的周围加了方框。这些反映了毛泽东对这本教程所阐明的道理的思考。在

1937 年 7 月写成的《实践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已经在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于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所讲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实践，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实践；他阐明“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3 页）；他还具体阐明， 如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一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逐步深刻的过程。他说，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的“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非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

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9 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学风和思想方法。

认识的两阶段有区别但可逾越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普罗列达里亚对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之认识的路程，最初从感觉、表象、与对象的直觉的阶段，进到对于现实的较高度的理解的阶段，其次再从这高度的阶段，进到革命的实践，进到要实现从前只蕴藏在头脑中的东西的阶段。“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是认识真理的辩证法的路程，是到达于客观的实在之认识的路程。”

这一段话，包含着说明我们的认识发展之辩证法的路程的很深的思想。认识的要点，认识的终极目的，在于发见周围的现实之法则，而把我们在感觉、知觉和表象上所领受的材料，作论理的理解。但我们的认识之到达于论理的理解，是认识过程全体的结果。何种动因占优胜的那种差异，也决定认识本身的发展阶段的差异。因而认识过程的阶段，是不能被用不可逾越的界限去互相区别的。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从感性阶段进到理性阶段，再从理性阶段进到革命实践。从直观到思维

从思维到实践

认识目的在把感觉材料作论理理解，两个阶段有区别，但不是不可逾越的。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4、25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论述认识的辩证发展时认为， 认识的目标在于发现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而认识的过程最初是从感性认识

（即对事物的感觉、表象直觉或直观）开始的，然后经过理性思维对感性认识的加工，使认识把握住事物的内部规律，这就是认识的理性阶段；然后再用这种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达到检验真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在认识的发展中，感性认识是同理性认识有质的区别的。例如在无产阶级还处于自在的阶段时，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资产阶级的本质，仅仅反对个别资本家、破坏机器生产设备，这时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是感性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尖锐，无产阶级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自己的伟大的历史使命，这种认识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表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达到理性的阶段。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虽有质的区别，但这种区别不是不可逾越的。这表明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发展而来的，人的理

性思维通过对感性材料的加工整理，是可以透过感性材料而把握到事物的本质的。如果认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差别是不可逾越的，那就会否认认识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会陷入世界不可知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既有质的区别，又是不可分离的，它们的差别是可以逾越的，这是认识发展的辩证法的重要体现。

毛泽东把该书阑发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这种辩证关系简明地加以概括，写下了“认识目的在把感觉材料作论理理解，两个阶段有区别，但不是不可逾越的。”这句话，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则更为准确地揭示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他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6 页）

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在普罗列达里亚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的个别现象做自发的斗争时的发展阶段上，普罗列达里亚也曾企图用一种方法去认识并理解那些现象。普罗列达里亚自身的发展阶段还在低级状态，他们还没有暴露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能力

——这也是因为现实自身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充分展开它内在的矛盾一，这种种事实的结果，使得普罗列达里亚对于现实的一切认识，只在理解现实的各个方面或现象的感性认识形式上表现出来。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

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6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论述了处于自在阶段的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的特征，即仅仅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片面的现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刽度的外部的联系，这种认识是一种感性认识。毛泽东在读到这里时，从理论上对感性认识的特征加以概括，批下“感性认识： 片面、现象、外的联系”一句话。后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系统分析感性认识的特征，正是从这三个方面论证的。他说：“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 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4—285 页）他又说：“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6 页）。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批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对毛泽东《实践论》中有关感性认识的特征研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但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以及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普罗列达里亚感到有在其内的联结上，在其全体性上去认识各个现象的必要，使得他们把资本主义当作特定的社会制度，当作基于剥削的生产方法去理解。感性的理解，对于普罗列达里亚，不表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暴露那矛盾的“内容”。因为劳动者没有理解资本主义之内的矛盾（剥削关系），所以他们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一切方面，是怎么样并为什么去互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的个个现象，在他们的认识上，只单是外的联结的东西。但是阶级斗争一进到较高的发展阶段而转化于“自为的阶级”时，普罗列达里亚就开始把从前个个散乱的资本主义诸现象的总体，当作内的联结的东西去把握了。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它先暴露周围世界之内的矛盾，而能在其总体上，在其一切方面的联结上去把握现象。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6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通过分析处于自为阶段的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说明了理性认识（亦称论理的认识）的特征， 即它是从事物的全体（总体）、事物各方面的联系中，亦即从事物的内部矛盾或本质来说明事物的。处于自为阶段的无产阶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科学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趋势，说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认识。毛泽东对这段话中阐述论理认识与感性认识不同的地方予以注重，他写下了这句批语，并在理性认识先暴露“周围世界之内的矛盾，而能在其总体上，在其一切方面的联结上去把握现实”这句话下面划了两条杠线和两条浪线，还在“总休上”、“联结上” 的下面加了几个圈点，以示重视。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吸取和发展了这部教科书中的观点，论述了理性认识及其特征。他写道：“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他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

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6 页）

概念比感觉更深刻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伊里奇发展了感性的认识与论理的认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并说明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认识过程中所领会的概念，比较感觉和表象，更为深刻。他说， “每秒有三十万基米的速度的运动，我们不难表象出来，至于光用那样快的速度而运动这件事，我们却不能理解。”为要理解诸现象之内的联结，单靠感觉是不够的。和这同样的思想，马克思在论价值时，也曾说起过价值是表现各商品所有者间的关系的范畴。这种关系，是不能靠感觉去把握的。能够看，能够触的东西，只是个个的商品，而不是价值，不是商品所有者的关系， 也不是当作全体看的资本主义。这些东西，是不反映“于肉眼”之上的。关于这点，马克思曾经爽直的说过：“商品价值的实体，在不知道它的所在这一点上，与胡尔斯达夫的情妇郭克里寡妇不同⋯⋯各个商品，无论怎样把它反复舞弄，依然不能抓住它的价值。”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概念比感觉更为深刻，是进一步的东西，例如商品与价值。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7 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是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中介绍列宁和马克思有关理性的概念的特点和感觉的特点时写下的。这木教程在这里所引用的列宁语录的翻译不太准确。新的译文是：“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迷为 30 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

当把握。”（《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46 页）列宁的话告诉我们，感觉表象是不能把握事物联系的全体和本质的、是不能把握事物的内在的东西的；光速每秒 30 万公里，人的眼睛无法看出来，而概念则可以揭示它的特性和本质。

教程中引证的马克思的语录的新译文是：“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1 页）文中提到的胡尔斯过夫的情妇郭克里寡妇，现译快嘴桂嫂，是莎士比亚写的戏剧《亨利四世》中的酒店女老板。她喜爱虚荣，没有头脑，易受欺骗。文中提到的胡尔斯达夫，现译约翰·福斯塔夫爵士，常到桂嫂酒店骗吃骗喝，赊帐赖帐。他懂得如何抓住桂嫂的弱点来欺诈她，直到死时也没有还桂嫂的帐。马克思引用快嘴桂嫂这个典形，意在说明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是个不易把握、高度抽象的东西。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集中体现了列宁和马克思的思想实质。他在《实践论》中系统阐明了这一观点。他写道：“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 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5 页）

感性认识中已有论理认识的萌芽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从感性的认识推移到论理的认识，就是从个个的方面和现象的理解推移到法则即现实之内的联结的理解。感性的认识，不从论理的认识分离。它在已经萌芽的形态上，包含着我们后来借概念之力所实行的普遍化。

费尔巴哈所谓某种普遍化已被给与于现实之感性的知觉的那个思想，伊里奇是表示赞同的。伊里奇引用过费尔巴哈所说的“只看见树叶不看见树么？”这一句话。不过费尔巴哈虽然述说过人的感官常与思想相联结这句深刻的话，却不曾力说到这种联结只是外的顺列的联结；现实的法则，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发见。费尔巴哈把在直观和表象上被给予着的联结，当作论理的认识。反之，伊里奇却力说到认识之深化的运动，力说到从感性的认识到论理的认识之推移。他这样写着：“物质的抽象、自然的法则、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即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重要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比较深刻，比较正确，比较完全的反映自然。”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感性认识不从论理认识分离，感性认识中已有论理认识的萌芽。一般性的东西已在具体性的东西中间包含了的，但包含的只是外的联系，不是内的联系。由浅向深，由外向内，由各个向一般，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达到。这就是认识之深化运动，是认识之突变。这一深化与突空，才比较正确与完全的反映自然。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8、29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阐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认为，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就是从认识事物的现象进到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认识事物的外部联系进到认识事物的内部联系。理性认识（论理的认识）不是同感性认识分离或割裂的，而是从感性认识发展而来的。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联系是隐藏在感性认识所反映的事物的现象和事物的外部联系之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程》说，感性认识“在已经萌芽的形态上，包含着我们后来借概念之力所实行的普遍化”，即我们通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普遍的本质和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引用费尔巴哈“只看见树叶不看见训么？”（新的译文是“难道我只见树叶而不见树木吗？”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435 页）这句话，意思是说，树叶中有树的特性，我们看到树叶就可以看到树木，个别中有一般。但是必须明确，感性认识在其现实的表现形态上，所反映的只是事物的外部

联系，不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如果不用理性思维对它们进行加工整理，是不可能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必须经过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实现。

毛泽东在评语中，一方面概括了这段文字的思想要点，另一方面，又有所发挥。这表现在他把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深化，称为“认识的突变”。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他后来经常讲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毛泽东吸取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对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关系的观点，在《实践论》中更为简明准确地论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他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运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91 页）他认为，理性认识是依赖于感性认识，“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 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本，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90 页）同时，他又阐明，“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91 页）“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91 页）所以，必须要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有了这一认识的“深化和突变”，认识“才比较正确与完全的反映自然”。

感觉解决现象，理论解决本质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伊里奇把感性的认识与理论的认识，当作人类认识周围世界过程中两个不同的阶段，又说明了把握实在过程时的感性的知觉与思维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显现为感性的东西；在高级阶段，认识显现为论理的东西。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被用不可逾越的界限互相分离的。依实践所证明：并不是我们感觉到什么东西，就立刻开始理解它；反之，也不是理解到什么东西，就不感觉到它；只有在理解了什么东西时，才更正确、更深刻的感觉到。我们与曲解党的一般方针的人们斗争时，不一定是在最初就把握那事实的本质的。最初我们只感到有些地方不对，往往不能彻底证实它，这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才开始理解到反对者的错误的体系。虽然那样，但我们在最初仍然理解着，关于某一问题，左翼或右翼是怎样离开党的一般方针的。以伊里奇的中委为首班的党，当着和托罗斯基派及右派相斗争时，多数的党员虽知道两派的个个的错误，却没有知道两派错误的全体系。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即托派和右派的曲解到最后完全结晶时，我们才能在其全体上，在其内的联结上理解了托派与右派的反党的见解。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两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互相分离的。

实践证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在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更正确的感觉他。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译东哲学批注集》第 29、30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说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时论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的感觉它。作者举了列宁同托罗斯基（即托洛茨基）派及右派斗争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最初，广大党员虽然感到托洛茨基派和右派的观点不对，是同党的方针相对立的，但是又认识不清楚。这时，可以说广大党员对托洛茨基派和右派的认识处于感性阶段。但当在实践中，广大党员认清了他们错误的本质之后（达到了理性认识）， 就可以弄清托洛茨基派和右派的各种错误是如何得以发生的了。

这一个道理虽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包含有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关系的丰富内涵：一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即感觉和理解）是认识的不同阶段，各自的特点不同。二是这两个阶段是互相联系的，是统一于认识过程中的，是

互相渗透的，这种渗透表现在，当我们感觉某个事物时，我们就在力图理解它（尽管一时或一下子理解不了）；而我们理解了某个事物之后，我们对这个事物的感觉同我们不理解它时的感觉相比，是要深刻得多的。三是从对事物的感觉进到对事物的理解，是在实践过程中完成的，离不开社会实践，或者说，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统一的基础在于实践。

毛泽东对这段论述十分注意。他把这段论述的要点摘批在书边，其中又有他对书中思想的概括。“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是解决本质问题”这句话就是他对为什么感觉了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它，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的问题的回答。毛泽东的这一段评语，被收在《实践论》这部著作中，并得到了阐发。他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6 页）

实践贯穿认识的全路程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在实际上实行理论，也就是试验理论。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并不是真理向它前进，停在那里试验它的努力而又进行的那样的阶段。实践并不是一种“装饰”。一切社会生活，并不是像垫子那样用理论与实践的布片缝合了的东西。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贯串着我们的认识的全路程。整个的革命， 实行了马一伊主义、即只有革命，纠正并论破了马一伊主义的曲解。

为真理标准的实践之完成认识的路程，这是在理论被实现于实践之中的意义上说的。但在实践上能够实现的理论，必须是从现在之社会的实践产生， 而正确反映自然及社会的现实之发展路程的那种理论。

照上面所说，唯物辩证法是认定“生活的见地、实践的见地、为认识论的第一而且根本的见地”。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实践贯串（原文如此 引者注）着我们认识的全路程。

理论从实践产生，如果正确反映客观外界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应用这种理论于实践，就能在实践上实现这种理论、完成认识的路程。所以认生活与实践的见地为认识论的第一与根本的见地，是唯物辩证法的见地。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l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3、34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即实践贯串着我们认识的全路程，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第一和根本的观点。作者认为，社会生活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有机的、密切的，不是简单的像布片之间的那种缝合；社会实践是贯串认识的全部过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是在“马＝伊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马指马克思，伊指伊里奇·列宁）指导下进行的；而革命实践又纠正了那些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证明了那些错误观点的破产。而理化从实践产生之后，又回到社会实践中去经受检验，变为现实，这就是一个认识过程的完结。从这里看出，社会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根本的观点。

而毛泽东的这两句批语则准确地概括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论述。他还在后面的段落旁边批有“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 的评语。以社会实践作为理解和说明认识的发生、发展、检验标准与认识目的钥匙，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贡献。而这一贡献是同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和吸取《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有关精华思想的基础

上加以系统的论述分不开的。毛泽东把他阐述认识论的著作命名为《实践论》，这同他对社会实践的重视和独特的理解是分不开的。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性，强调认识随实践发展而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所以，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第一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详细分析了认识如何在实践中经历感性到理性的发展与深化的规律，论证了为什么理性认识还要再回到实践中的这个飞跃的重要性必然性。毛泽东在《实践论》的最后高度准确地概括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 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化，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96—297 页）

研究从辨异入手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科学的认识之任务，在于渗入过程的深处，暴露过程之发展的原因， 认识过程的根本矛盾及内的规律性，并由此去阐明多种多样的现象与现象间的相互联结。但，我们并不是一次就认识现象的法则，而是经过许多的阶段才认识它，我们在社会实践上，首先碰到相互联结的种种现象。我们的思维集中注意于这些现象时，首先要确定一种现象和他种现象的差异，这个事物和别个事物的差异。

我们当观察在与他种事物相互作用中的某种事物、某种现象之时，首先不能不确定这种事物和他种事物不同的所在，这一过程和另一过程不同的所在。

苏维埃经济，究竟和资本主义经济有怎样有不同的处所？苏联进到社会主义时代的阶段，和新经济政策最初的阶段，究竟有怎样不同的处所？认识任何过程时的第一任务，就是确定那过程的特性。这即是暴露那过程的“质”。所谓“质”的范畴，自古以来，就已知道了。古代希腊哲学者们，譬如说亚里士多德，首先就要求研究任何过程的质。

——摘自两洛可矢、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研究从辨异入手。

认识过程先踊定过程的性质，与其他过程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即认识其特性。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用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41、42 页）

［解析］

这些评语是毛泽东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第一节“发展之质的规定性”时写下的。作者在《教程》中首先说明科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认识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和规律，然后去说明各种现象。那么，在认识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呢？作者认为，要注意事物的差异。毛泽东对这一思想很重视，在这几句话下面划了两条浪线和一条杠线，并批下“研究从辨异入手”一句话。作者在下面叉说明，研究事物的差异或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 就是要研究事物的特性，即事物的“质”。毛泽东在这些话旁边批下“认识过程先确定过程的性质，与其他过程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即认识其特性”。

注重研究事物的本质及其特性，这是毛泽东思想方法的特点之一。早在1930 年 1 月 5 日写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章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

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99 页）几年之后，毛泽东读到了系统阐述辩证唯物论的这部教科书，这使他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加深了对认识事物的差异——即事物的特性或质的重要性的理解。事物之间的差异，是由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世界上事物的现象是极其丰富的，在认识事物时，如果被事物的种种现象所迷惑，忘记透过现象去抓住事物的本质，必然如同掉入烟海而晕头转向了。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时，要抓住事物的本质这个主攻方向；了解和研究事物的现象是为了抓住事物的本质，而只有弄清了本质，各种各样的现象才能得以科学的说明。在 1937 年 8 月写下的《矛盾论》中，毛泽东纯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说明了研究事物的特性的问题。他在“矛盾的特殊性”中写道： “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 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08—309 页）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还包含了他对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的理解。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总是先认识个别事物的特性（即辨异），然后才可能认识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共同本质，才可能认识这一过程与其他过程的共同本质。毛泽东在阅读这一节时，还写有“认识其最简单最根本的性质，由此再进到深处”的批语。这一思想，在《矛盾论》中得到了阐发。毛泽东写道：“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09—310 页）

过程的许多特性中有根本特性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前面说过，质就是一定过程之根本的最初的规定性。我们要确定资本主义的质，不可以单只数出资本主义的全部特殊性就算了，还有阐明它的最初的规定性之必要。资本主义之最初的规定性，是当作商品交换的发展及生产手段从生产者分离了的过程之结果看的、所谓劳动力那种特殊商品的发现及存在。资本主义的其他特性，完全受这个根本的特性所规定。如果只把一定过程的标帜一齐数出来，那还不能探出那个过程的发展法则。例如培根那样的经验论者，他分析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时，是数出那过程的一切标帜的。固然，这种工作是必要的；但只是这样，还不能认识一定过程的运动法则。反之，暴露出最单纯的规定性时，我们就能够确定运动法则。因为，法则的本身是被包含在这样最单纯的规定性之矛盾的发展中。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过程许多特性之中有根本特性，例如劳动动〔力〕买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性，他规定这社会中其他许多特性。

所谓最单纯的最根本的规定性，最初的规定性，根本的特性，就是所谓本质。本质以外，还有其他许多特性，为本质所规定。

指出过程的一切特性是必要的，尤要指出根本特性，才能认识过程之发展法则，因法则是包含于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例如资本主义法则包含于劳动力买卖这个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

东哲学批注集》第 44、45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说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道理，在某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事物会呈现出许多特性，而这许多特性之中存在着根本特性，它就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或根本特性规定事物的其他特性。作者认为，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意义上看，劳动力成为商品就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性。我们认识事物时，就要不仅要了解事物的各种特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事物的根本特性即本质，这样才能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法则）。作者列举了近代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例子。培根是一位经验论者，他在论证认识事物的方法时，提倡经验的分析方法，即分析事物或过程的各种特性。但他并不了解仅此还是不够的， 还需要对事物的各种物性进行综合研究，找出事物的本质，从而发现事物的规律。

毛泽东在阅读这段文字时，给予很大重视。他写下的批语的字数是比较多的。在认识事物时，抓住根本特性，或主要矛盾，其他问题迎刃而解，这成为毛泽东思想方法的重要特性。如果说，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在实践中动用了这种方法的话（例如他在 1930 年井冈山时期就说在认识事物时，要抓住本质），那么，在他读到这部教科书时，则从哲学上系统化了他的思想方法，论证了和完善了他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认识事物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重要性的论证，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这些思想的进一步升华、发挥和论证。

要认识过程各阶段性质的差异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适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那个最单纯的规定性也随之而发展，愈益获得新的方面，并丰富其内容。商品交换越发展、扩大，劳动力出卖者的质， 就越发增加。不论资本主义通过如何的阶段，这个资本主义发展之最单纯的规定性，就在每一阶段获得特殊性而被保存着。在一定的过程存在而没有消灭的限度内，那个过程的质是被保存的。

帝国主义时代，虽说由于许多特殊性而与自由竞争时代有区别；但是， 整个资本主义的质，在帝国主义时代，自然保存着，发展着。

对于任何过程之具体的研究，不仅要求研究整个过程之质，并且要求在其相互的质的差异上，去研究这个过程的种种发展阶段。

例如，苏维埃经济，在其发展中，经过了两三个阶段。即，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复兴期、再建期，现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每一阶段都把全体的苏维埃制度的根本特性发展了，并且加强了；同时，各个阶段又各自具有相异的质。

固然，各个发展阶段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先行的阶段是以后各阶段的准备，但各个阶段，都独特的发展了整个苏维埃制度之规定的特殊性，即“质”；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层，去考察各阶段之质的特殊性。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过程发展，根本特性（规定性）也随之发展，在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获得特性，直至过程完结为止。例如劳动力出卖者（工人）的性质。

帝国主义阶段与自由主义阶段各有许多不同的特性，但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始终存在的。

不但要认识整个过程的根本性质，而且要认识这个过程各阶段上性质的羡异。

苏联经济三个阶段中，不但苏维埃制度的根本特性发展加强了，而且各阶段都有不同的质。

过程各阶段是统一的，但根本特性在各阶段中都有新的发展，认识各阶段中的特点是必要的。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

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45、46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认为，由于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作为事物的根本特性或本质也不是僵死不变的，它是随着事物的发展而

获得新的内容，新的特性。正是这些新的内容和特性，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别。但是又必须认识到，这个根本性质，只要这个事物还存在， 它就会保存着，发展着。毛泽东在这些内容旁边批下的前两段批语，重述了作者的基本观点。

作者进一步阐明，既然事物发展的情况如此，那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 不仅要认识事物整个过程的质，而且要研究各个发展阶段的质的差异。毛泽东在这些话下边加了圆点，并在多次阅读中，留下了三条杠线，或一条浪线加两条杠线，并在评语中重述了作者的观点。

作者在列举了苏维埃制度发展的例子之后，又强洞事物发展的各阶段的相互联系性，认为各发展阶段是统一的。作者还强调认识各阶段的质的特殊性。毛泽东一边在这些话下边划了杠线和浪线，一边在旁边批下“过程各阶段是统一的，但根本特性在各阶段都有新的发展，认识各阶段中的特点是必要的”。这句评语是对作者这几段思想的准确概括，也是对他前几段评语的概括。

这一思想在《矛盾论》中得到了详细阐发。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说：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 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14 页）毛泽东还联系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的社会历史发展，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阶段。大的阶段包括资产阶级领导的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两个时期。

世无无量之物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我们在一切过程上，都与量的规定相接触。过程之量的规定性，不是我们头脑的创造物。它不像怀疑论者及主观主义者所想的那样，它不单是我们的表象，而是存在于客观的现实之中。不具有量的规定性的事物，一个也没有；又，不依一定方法使其自身的要素、自身的方面成就量的发展的过程， 一个也没有。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世无无量之物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50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

——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第二节“发展之量的规定性”中首先说明了事物的量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其量的规定性，这种量是客观存在的，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属性之一。我们头脑中有关量的各种观念，并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对客观事物的量的客观性的认识和反映。如果认为量是主观自生的，不是客观事物本身具有的，那就是唯心主义。毛泽东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里的阐述表示赞同，写下“世无无量之物”的评语。事物具有量的规定性，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时，注意认识和把握事物的量。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要“胸中有数”的方法。他说：“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 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 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 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42—1443 页）

质不同，量也不同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量与质，不是各自独立的存在着的东西。

⋯⋯不同的过程，具有不同的量的规定性。布匹不能用里特（公千）去测量，人的寿命不能用启罗格兰姆（千克）去测量。资本主义，描画着腐朽的曲线而发展；苏维埃制度，描画着成长的曲线而发展。过程之量的规定性， 其发展的期间及速度。依存于过程之根本特性，为过程之质所规定——这一层，从前面关于质的陈述看来，是不难理解的。

任何事物，任何过程之特殊的量的规定性，都为那事物的质所规定。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量与质是同时存在（非分割的），同时发展，二者是统一的。

不同过程，量也不同。布匹、人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量之发［展］ 都不同。

量的发展速度，依质的情况而不同，质规定量。任何过程量的特殊发展，为特殊的质所规定。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50、51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阐述了质与量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量是由质决定的，不同的过程和不同的质，决定事物量的不同。量是事物共存的一个特性。但由于具体的事物的质是不同的，因而具体的事物的量又是不同的，是不同的质的量。《教程》枚举了一些生动的例子， 例如，布匹的长短要用米来测量，而不能用体积的量来衡量；人的生命的量是表现为活了多少岁，而不是用重量单位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在量的方面表现为日趋腐朽和没落，而社会主义苏维埃制度则表现为日渐成长和壮大。毛泽东在阅读这几段文字时，一边在重要的句子下面划上了杠线和浪线，有的则加了圈点，一边则在书的空白和行间处写下了上述批语，重述了书中的要点。毛泽东还在《教程》中批评孔德拉季耶夫、克鲁曼、查亚诺夫等经济学家混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的区别，认为苏维埃经济不会发展得比资本主义快的错误观点的段落旁边，批下“红白军质不同，量也不同——行军速度、任苦程度、作战力量。”“国共两党，质不同，量也不同。”“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等评语。毛泽东还在后面的有关段落旁边批下“新理（质）规定了新量的发展”，“分配土地这个政策的质，规定了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大量的扩大红军，发展农业经济与合作

社”，“和平与民主政策的结果，使得抗日力量大为增加”，“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全国各方面的发展，将不可限量，故必须量与质之联结”。这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而对质与量的关系的理解与阐发。不同的事物的质，决定着事物的量的性质和形式不同，这是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要区分事物的质，然后再考虑事物的量的问题。毛泽东在 1949 年 3 月写下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要“划清两种界限”。他说：“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 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系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44 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革命发展各阶段的矛盾的特性，从而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中外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曾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但是要做好确定事物的质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44 页）毛泽东在 50 年代末以后，逐步错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确认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种对事物性质的错误判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这一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引起新量变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如上所述，没有无量的质，也没有无质的量，——质量这两个方面，在客观的现实上，是在统一之中被给与着。质在量之中发展，即一定的，特别的，被规定了的过程在量之中增大，使其一切方面或要素发展。量，特别的被规定着。过程发展其一切方面而转化为其对立物。过程之量的增大引导其自身转化为新质。——量转变为质。

另一方面，新质的生成，同时就是新量的发生。——质转变为量。

恩格斯把由量到质的转变与由质到量的转变，认作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之一，他说：“这个法则，为着我们的目的，可以这样表示出来。即，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只有依着各个场合中正确的被规定了的方法——物质之量的增减及运动，才能发生。”

无论观察任何过程，过程之量的增大部引到新质。在气压不变的情形下， 温度降至摄氏零度，水变成冰；温度升至摄氏百度，水变成蒸汽。

如达尔文所证明，有机体中渐次的量的变化，引到有机体中之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独占之量的增大及扩张，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其他方面的增大相并行，导入了资本主义之新阶段的发展，即帝国主义。在苏联，贯通于国民经济全线之社会主义要素的成长，引起了由复兴期到再建期的转化。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质在量中发展。

量发展便变为新质，新质发生，新量也发生，质变为量。

只有依量的变化质才能变化，也只有依质的变化，量才能变化。

人多成王。温度增减成固、液、气。王子筷子集散。地小不足回旋，地大则否。英勇［雄］无用武之地。有机体。帝国主义。苏联经济。民主运动。抗日运动。长铀善舞、多财善贾。韩信将兵。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56、57、58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阐过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的基本内容。作者论述道：任何事物都是质量的统一体。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事物的量的变化达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使事物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新质的出现后，又开始了新的量变的过程。事物的发展就是由量变到质变，再在新质基多出上开始新的量变的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作者在文中引证的恩格斯的语录的新译文是：“为了我们

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表示如下：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以对于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严格地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85 页）作者引证了水在温度中的变化而变成冰或蒸汽、达尔文进化论的成果等来论证了这一规律的内容。毛泽东在读这些段落时，在重要的句子下面都划了几道杠线和浪线。他不仅把该书的重要观点抽出来批在书边，而且用中国的一些古语来解释书中的哲学观点。他写下了“人多成王”、“长袖善舞、多财善贯”、“韩信将兵”等语来理解和说明量的变化会引起质的变化。“人多成王”，这句成语说明，人多，则势众；就如同一根筷子，常人可以轻易折断，而一把筷子，则就折不断了。“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出《韩非子·五囊》。其字面意思为，衣袖长了，跳起舞来方便；钱财多了，好经商。“韩信将兵”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成语。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可以打胜仗。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语，可以便人们通俗地、亲切而生动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过程与阶段有区别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各过程之量的增大，受那过程的构造所规定。各以独特的方式显现。苏联向社会主义的推移，向过渡期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转化，也各以独特的方法显现着。

所谓量到质的转变，就是一定的质及其量的规定性，同时转变为具有别种量的规定性之别种质。

把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转变和过程内部的转变相区别，把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和质量内部的转变相区别，这是必要的。

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例如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是到新型式的规律性的转变。反之，质量内部的转变，例如由单纯的资本主义协作转变到工场手工业，更进而转变到机械的生产方法，乃是质量之特性的发展，乃是质量由一阶段到他阶段的转变。各阶段，使从前阶段的各方面在量之中发展着，并且添加几多新的方面和属性，而与从前的阶段有质的区别； 但是，截至某一定的瞬间，还没有引导到全体的质量向新的质量之转变。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过程间的转变的方法。

过程间的转变与过程中的转变之区别。

民主革命过程中，辛亥革命、袁世凯、五四运动、大革命、苏维埃战争、民主共和国，各阶段不同，每阶段内还有一些小的阶段——例如争取和平， 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过程与阶段的区别。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

东哲学批注集》第 58、59 页）

［解析］

毛泽东这几句评语的中心意思表明，在事物发展中，由量变而引起的质变（这标志旧过程的结束，新过程的开始）同在一定限度内的量变所造成的事物的阶段性变化（现在我们称之为部分质变）之间是有区别的。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论述了质量互变规律的一个内容：即在一限度内的量变会引起事物在根本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即发生部分质变，这种部分质变或称之为阶段同过程（即旧质结束，新质出现）是有区别的。作这种区别是必要的。作者枚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由简单的资本主义协作发展到工场手工业，进而发展到机器大工业这个阶段的例子，在这几个阶段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质没有

改变，但生产方式的表现的形式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各个发展阶段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却有不同的特征。

毛泽东在读这一部分时，是非常留心的。他在我们这里引出的几段原文的头三段旁边都各批了一个“对”字，表示对作者论述的观点的同意；并在我们这里引出的前二句评语的边上各加了一个方框；他还在文中重要的命题判断下面加了杠线和浪线；在有的标点符号旁边，又加了句逗。可见他读得认真。他在读的过程中，很习惯地又联系起中国革命的实际。他在我们这里引证的原文的第 3 段和第 4 段之间加了一段批语，说明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诸多的发展阶段，每阶段内还有小阶段。在他看来，区别这些发展阶段，认识各个发展阶段事物根本性质的新变化新特征，对于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是到关重要的，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十分重视局部质变或阶段性变化在革命中的作用。他于 1950 年曾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在 1938 年写下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曾运用了这一思想来分析战争的形势。他说：“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 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490 页）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十分精彩地分析了中国由战争开始时的劣势到平衡，再到占居优势，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必然性。然而，中国的劣势如何变为平衡，再变为优势呢？这就是毛泽东论述的，即在劣势的情况下，由于种种经济、政治的原因，中国人民可以首先在局部取得优势，给敌人以打击，最终，就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质变就是飞跃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一切质量，到达某一发展阶段时，就中断其一定的发展过程，而转化为别种质量。

一种质到他种质的转变。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通过飞跃而显现。例如，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通过革命而显现的。

承认飞跃的发展道路，乃是辩证唯物论之中心的特性之一。

不论在客观的现实之一切领域中，或在思维之中，都发生飞跃。一种质到他种质的转变，完全是飞跃。这是因为在那一瞬间即转变的瞬间，旧质失去了作用，以旧质为基础而生长了的新质开始发展。一切飞跃，都是“连续性的中断”。这因为在那一瞬间，旧物之量的发展被中断，而新物的发展即新质量及新质的规定性开始发展。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连续的中断。

通过飞跃或革命而表现。

承认飞跃的发展，是辩证唯物论中心特点之一。自然、社会、思维都有飞跃。

飞跃的瞬间，旧质消灭，新质产生（以旧质为基础）。旧物之质与量都中断，新质与量开始发生。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59、60 页）

［解析]

毛泽东这几句评语的中心意思是说明，事物发展中的质变就是“飞跃”， 即旧质消灭，新质产生。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论述了质量互变规律的重要内容——质变的重要性，一事物的发展，在量变的积累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就中断了，就转化为另一事物。这种转化是通过飞跃而实现的。这种飞跃，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中普遍存在的。自然界中物种的改变是飞跃，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是飞跃，人类认识中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也是飞跃。飞跃的本质，就是旧事物的质在瞬间（或很短的时间内）消灭，新事物的质出现。毛泽东在阅读这几段文字时，在我们这里引出的第二段话中“飞跃”两字下面，划上了三道杠线和一条浪线，并在其他重要的判断下面都加有圈点，划有杠线或浪线。对飞跃这种事物发展的形式，毛泽东子以高度重视。他在《矛盾论》中曾经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

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23 页）毛泽东不仅从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角度论述了飞跃的作用，而且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肯定了革命就是飞跃，他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 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选集》第 2 版

第 1 卷第 334 页）

两种发展观是对立的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在人类思想的历史上，有关于发展的两种根本的见解。依照第一种见解， 所谓发展，是存在物之单纯的增减。⋯⋯

第二种见解，以为一切事物都由于对立的斗争。由于统一物的分裂而发展。⋯⋯

第一种见解是机械的。这种见解，从现象的表面出发，只能从外面去记载过程的增减，而不能说明过程的运动之内的原因，不能指示出一定的过程怎样发展并为什么发展。⋯⋯

第二种见解，不停留于现象的表面，而深入于过程的底层，暴露过程的发展之内的法则，确定一定过程之发展的原因，在这种场合，不在过程的外部而在过程的内部去发见发展的原因，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过程的“自己运动”的源泉。依照这种见解，所谓认识过程就是暴露出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确定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追求过程之矛盾的运动。⋯⋯

第二种见解，是辩证唯物论的主张。

伊里奇说：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这是说，把过程在其分裂上去认识，考察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相互关系时，我们就能认识过程由发生到消灭的发展。这个法则，贯穿于客观的现实及我们的思维之一切方面。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两种见解。

第一种见解，机械的发展现，发展由于量的增减。只从片面与外面看问题，不从全面与里面看问题，不能说明事物发展的原因。

第二种见解，唯物辩证的发展观，暴露过程自己运动的源泉。所谓认识过程，就是暴露出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备方面，确定这些方面之相互关系， 追求过程之矛盾的运动。

把过程衣其分裂上去认识，考察过程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相互关系时，我们就能认识过程由发生到消灭的发展。所以列宁说：对于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乃是辩证法的本质。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1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

哲学批注集》第 64、65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木第 3 版）在这里论述了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形而上学的发展现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量的增减，

是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的。唯物辩证法则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毛泽东在阅读这些内容时，将书中的基本内容概括地写在了书边。但他在概括作者的观点时，作了自己的发挥理解。他更为明确和准确地写道，第一种发展现只从“片面”、“外面”，不从“全面”与“里面”看问题，这就抓住了形而上学发展现的要害。毛泽东对两种发展现的思想予以高度重视。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把两种发展现即两种宇宙观的问题放在首要的、最基本的地位。他写道：“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 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00、301 页）毛泽东对两种宇宙观的阐发，是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观点的吸收。

不认识矛盾，便不能认识规律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马克思前后的布尔乔亚经济学，认为布尔乔亚制度不但现在存在着，今后也将永久存在；那种经济学不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不认识资本主义走到死灭的内的矛盾。甚至于亚丹斯密、李嘉图一流的进步学者，虽承认价值是体现于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却仍不能暴露资本主义之根本的发展法则。这是由于他们没有看见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之现实的辩证法，去对抗布尔乔亚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他说：“不要矛盾的独断，而代置以构成那独断所掩蔽了的基础的矛盾的事实及实在的矛盾，才能使经济学成为实证科学。

马克思暴露了布尔乔亚生产方法的主要矛盾，由此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则。

马克思在资本论之中，指摘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其“自己运动”的主要源泉，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规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矛盾，在于：生产力之发展，在剩余价值生产的名义上显现，而又成为产生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之发展，陷入于和那狭隘的目的即剩余价值的产生之间的日益不能相容的矛盾。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认识矛盾，便不能认识过程的发展法则。旧经济学与新经济学的区别

从生产社会性与占有私人性间的矛盾看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 这是根本矛盾。由这根本矛盾发生其他一切矛盾，由这根本矛盾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用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66、67 页）

［解析]

《辨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论证认识事物的矛盾规律的重要性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即布尔乔亚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认识为例来说明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势，因而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世长存的。亚丹斯密（现译亚当·斯密 1723—1790）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他曾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 主张经济自由，分析了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和条件，论证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李嘉图（1772—1823）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他的贡献在于坚持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

品所耗的劳动量（时间）所决定的（即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他们的理论贡献曾对马克思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思想条件，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了解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秘密。所以他们也不可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由此得出结论，正是因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这样才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

毛泽东在阅读这一部分时，对认识事物内部矛盾给予高度重视。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引证的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不要矛盾的独断” 这句话下面，连划了 4 条杠线，又加了一个问号，表明他对矛盾的重视。他把是否认识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为旧经济学（即资产阶级经济学）与新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区别所在，并从理论上概括地指出“不认识矛盾， 便不能认识过程的发展法则”。认识矛盾，分析矛盾，从而揭示事物发展规律，构成毛泽东思维方法的特点之一。

事物因内部矛盾而发展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内部矛盾，不但使社会现象发展，并且使客观现实的一切现象发展。 现代科学早已不把原子看作物理学上的物质被分解的最后界限，现代科

学发现了原子是阴阳电子的统一，并且阐明了这阴阳两电子的交互渗透规定原子之物理的及化学的性质。不仅如此，在二三十年前，物理学及化学尚被认为绝对不变的东西。基于历史的见地，去考察化学元素的性质，还是最近的事情，化学元素在发展着。化学元素之发展的内的根据，就是元素的内的矛盾之运动。

生命现象的自然过程之辩证法的性质，特别明了的表现着。不论在有机体的生命中，或在各个细胞的生命中，生和死，发生和消灭、同化和异化（物质和能力的新陈代谢），都是被给与的内的统一。

在生存竞争中的变遗性及遗传性之充满了矛盾的统一，是有机体发展的主要原动力。

对立的统一和统一物的分裂，是我们思维的普遍的发展法则。如前所述， 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运动于相对真理及绝对真理的矛盾中，我们虽认识绝对真理，但在各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我们的认识是相对的。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切客观过程都由内部矛盾而发展。

原子的内部矛盾规定原子之物理化学性质。化学元素的发展由于内部矛盾。

生与死、发生与消灭、同化与异化，由于内部矛盾规定有机体现象的发展。

变异性、遗传性之矛盾统一——有机体发展的主要原因。矛盾统一及其分裂也是思维的法则。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70、71 页） [解析]

毛泽东这 6 句评语的核心是说明事物内部矛盾决定事物的发展、矛盾普遍存在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原理。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列举了原子、化学元素、有机体、人类思维等例子，说明客观现实的一切发展都是由内部矛盾而发展的，矛盾是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这一原理，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读这几段文字时，在每一段的旁边都概括了其要点写在书边，毛泽东在1937 年 8 月写下的著名的《矛盾论》中对这一思想加以阐发，全面系统地论

证了矛盾普遍性的原理。他在“两种宇宙观”中谈到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时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01 页）他进而在“矛盾的普遍性”一节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

第 305 页）时隔 19 年，毛泽东在 1957 年写下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更为精辟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66 页）从我们引证的毛泽东的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到，他对事物的矛盾性的重视以及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阐发。他不仅在理论上重视和研究矛盾，而且在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矛盾普遍性原理去观察和处理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例如，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建立之后，还存在不存在矛盾？当时许多人不承认或不敢公开承认有矛盾。毛泽东则认为， 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存在矛盾。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只不过这些矛盾的性质和情况与旧社会不同罢了。

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一种过程之内的矛盾，和他种过程之内的矛眉，是不同质的。那只有依着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过渡的经济之矛盾，各不相同。

托罗斯基的特征，就是不理解过程之内的矛盾的特殊性。托罗斯基不知道帝国主义时代中资本主义之主要矛盾的发展特性，不知道不均等的发展法则，他之反对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之可能性，其第一论据就是从此产生。在托罗斯基看来，苏联中普罗列达里亚及农民层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中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的矛盾，是同型的矛盾；后一矛盾和前一矛盾同样， 只有由于国际革命才能解决。他反对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之第二论据，就是由此发生。实践，反驳了托罗斯基的理论，证明了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矛盾，被革命所解决；而在苏联条件下的普罗列达里亚及农民层的矛盾，却由国内的工业化及农业的集体化所解决。实践，把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可能的理论，精当的确证了。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矛盾的特殊性，每一不同过程的矛盾互不相同。

没有同型的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 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顷

［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在国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用革命去解决。苏联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则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去解决。社会与自然间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过程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

学批注集》第 72、73、74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及人们在认识和解决矛盾时所应采取的正确方法。作者认为，一种事物的矛盾有其特殊性，同其他事物的矛盾是不同性质的，因而人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在遇到不同的矛盾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作者通过分析托罗斯基

（现译托洛茨基 1879—1940）主义错误的根源来说明其观点，认为，托罗斯

基主义错误的特征，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托罗斯基主义者之所以反对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的思想，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矛盾的特殊性，不了解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托罗斯基主义者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内取得胜利的另一原因就是他们把苏联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即“普罗列达里亚”） 同农民的矛盾视为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即“布尔乔亚”） 是同类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了托罗斯基理论的错误。

毛泽东在读这两段话时写下的评语，充分体现他读书的特点：即读马列主义的韦，是要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思考问题的；读马列主义的书，目的在于寻求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指导。他在第 2 段话中证明了“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一句话下面划了两条浪线；在“不同质的矛盾”下面又加了一条杠线；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下面又加了一条浪线。他写的这一段较长的评语，凝聚了他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思索：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就需要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同中国的资产阶级； 而在此之前， 1927 年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时，共产党所结成的统一战线则是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党内及革命队伍内部的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只能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革命的方法等等。“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这一思想加以详细的阐发。他写道：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 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他还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尖锐地写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11 页）

认识矛盾诸方面的特性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与托罗斯基主义及与右翼机会主义相斗争的课题，教给我们有暴露任何过程之内的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那为全体过程的矛盾所规定的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这样说过：

“普罗列达里亚和财富，是互相制约的对立。并且两者形成一个总体， 两者都是私有财产的世界产生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对立，在矛盾之中， 各各占有青怎样的特定的地位呢？单只说明统一物的、整体物的两个方面， 那是不够的。”

为理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必须认识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的特殊性，必须认识两者相互的关系及其具体的依存关系，必须认识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规定的两个阶级的相互制约性。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辩证唯物论看问题，有暴露任何过程内部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中，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地位，即每方的特性如何，各用怎样的具体形式同对方发生依存关系，在依容破裂时，又各用何种形式同对方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我们的任务。列宁主义就是研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各种具体形式的科学。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庄集》第 74、75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时，必须研究矛盾各方面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作者在这里引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的新译文是：“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3 页）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人们，只知道事物是由两个对立组成的统一体是不够的，还必须认识双方的具体特性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在阅读这段论述写下的评语，在理论上阐述了研究矛盾双方的特性及它们相互统一与斗争的关系的重要。毛泽东的这段评语，凝聚了他对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思考。毛泽东评语中的思想在《矛盾论》中得到了更为系统的阐述。他写道：“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

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 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 11 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12 页）毛泽东把这种研究矛盾诸方面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提高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灵魂的高度，并且批评了党内教条主义。他在《矛盾论》中接着写遁：“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2 版第 1 卷第 312 页）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研究矛盾诸方面的特殊性的重视及其缘由。

对立面是互相渗透和转化的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对立的相互渗透，一个对立向他一对立的转变，存在于一切过程之中。为要暴露及指摘这种相互渗透的性质，必须具体的分析过程。

我们进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但又经历着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矛盾。我们巩固货币制度及信用组织，实行节约冗费及统制卢布，以节约冗费为基础发展着苏联的商业。货币制度及银行的强化，同时又是社会主义会议、计划训练的造出及强化；冗费节约的实施，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伸张到作业场、工作组及集体商场。苏维埃商业的发展，同时又是作出生产物之社会主义分配的要素的路程，集体农场是在内部分配利益的亚尔特尔，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企业之一种模型，并且这种企业不久就会变成彻底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在国家问题之中，也有与此同样的对立之渗透。社会主义是以国家之消灭为目标的制度。但是，我们正在策进普罗列达里亚独裁的诬化。我们所以使国家发展，因为要造出把国家引到死灭的条件。

正是这个对立的相互渗透，伊里奇名之为对立的同一性。暴露任何过程中对立的相互渗透及同一性，是我们的认识论、我们的辩证法之中心任务。伊里奇说：“辩证法，是关于对立怎样能是同一性？又怎样是同一性（怎

样变成同一样）？在怎样条件之下，对立变成同一性而互相转化？为什么人的悟性不把这些对立当作死的、凝固了的东西去观察，却当作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观察？等问题的学说。”

——摘宝丙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保存游击性与克服游击性；分配土地的土地私有与准备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同资产阶级联盟与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共产党同国民党妥协，正是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军队的休息训练，同时即是加强战斗力；退却与防御，同时即是准备进攻；良药苦口，同时却利于病；忠言逆耳，同时却利于行；羊肉好吃，无奈烫的[得]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佳人却可倾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一切对立都是这样的。

辩证法中心任务，在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

由对立转到同一：战争是双方对立，同一是双方和平；国家是双方对立， 同一是国家消灭。因为处在一个过程中对立互为条件，经过斗争克服对立， 所以能变成同一性。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条件之下，国共对立卸变成同一性， 而转化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侵略战线的对立，在民众起来与世界革命条件之下，却将变为同一性而转化为世界和平。因为客观现实一切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对立与转向同一性，转向否定之否定。他们本是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所以人的梧性这样去观察。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77—80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论述了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与转化问题，即研究了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问题。作者为了论证对立面的相互渗透与转化是普遍的规律，枚举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对立统一的例子。毛泽东在阅读这几段论述时写下的这几段评语则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阐释对立面相互渗透与转化：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是不同的作战方式，是对立的，但又是同一的，相互渗透的；这表现在游击战争可以转变为正规战争，正规战争又需要游击战争来配合。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有其对立的一面，又有其相互渗透与转化的一面，这表现在某一民族国家的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是对国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支持，因而具有国际性。共产党同国民党是两个不同的阶级的相互对立的政党，但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两党却可以结成统一战线，实现某种妥协，以求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的，但又可相互转化，这表现在战争可以导致和平，等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以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修养来理解矛盾的同一性：一些味苦的良药，虽然使病人服用时感到不快，这时苦药与病人表现为对立的，但这苦药却使病人痊愈，二者实现了统一，这就是中国传统格言“苦口良药利于病”中包含的辩证法。“佳人却可倾国”一句，见《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倾城、倾国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既可指倾覆国家，例如《诗·大雅·瞻仰》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王充《论衡·韩非》说：“民无礼义， 倾国危主”，也可以用来形容女子的美貌，古人多用倾城倾国之貌来形容女人的漂亮。毛泽东在这里写下这句话表明：佳人与国家的安危似乎不相干， 但绝美的女子可以误国、亡国（中国古代有许多帝王因贪恋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毛泽东还引用了《老子》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话。这句话表明：福与祸是对立的，但祸可以转化为福，福可以转化为祸。我国古代“因祸得福”，“乐极生悲”两成语就是这句话的解释。毛泽东在评语中深刻写道：矛盾的对立“本是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所谓附条件，就是有条件的意思）。这正是辩证法的精神所在。其实，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正是把事物的对立看成是僵死的、毫不相干的，这样，事物必然是不会发展变化的。毛泽东对矛盾对立面的互相渗透与转化的体会，是生动的、富有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特色的。毛泽东在

《矛盾论》“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中系统地阐发了他在这里所写下的思想火花。

矛盾与对抗有区别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布哈林和一切机械论者同样，把矛盾和颔抗看做同一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颉抗，是用革命的方法能解决的对立之斗争。例如，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矛盾，带着颉抗的性质。但，一切矛盾并非都是颉抗。例如，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之中，没有互相反拨的两力。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的关系，不带有颉抗的性质。这两个阶级之中，存有许多共同的利害。把矛盾和颉抗视为同一，这件事在一方面，变成和托罗斯基主义者一样，认为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之间既有矛盾，这个矛盾就带有和普罗列达里亚及市尔乔亚的矛盾相同性质，即认为这个矛盾带有阶级的颌抗关系；在他方面，变成和右翼机会主义者一样，认为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既有许多的共通利害， 这两个阶级之间就不存在矛盾。

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阶级的颌抗。但是， 布哈林把矛盾和颌抗看做同一，以为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矛盾也没有了，伊里奇回答这种主张，这样说着：

“这是极端不正确的。颉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之下，前者消灭了，后者残留着。”（伊里奇对布哈林的过渡期经济学的评注）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矛盾普遍的存在着，对抗是某些过程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压迫民族与被压追民族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间的矛盾、党派与党派间[的]矛盾，如此等等的矛盾，都有发展为对抗的形势。社会过程中这种对抗，取压迫与战争的形式；自然过程中的对抗[取]冲突撞击的形式；个人之间的打架、谋害，也属于这一类。许多矛盾是不发展成为对抗形势的；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文化领域中，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经济领域中，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劳心与劳力的矛盾、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阶级关系中，工农的矛盾；社会主义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自然界中，生与死、正与负、遣传与变异、吸力与斤力、寒与温、海与陆。凡没有及尚未达到爆裂的条件下，一切矛盾都没有对抗。矛盾解决的方法与对抗解决的方法是不同的。这就是矛盾的特性与解决矛盾的方法的特性，应该分别认[识]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两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样》批注（见《毛泽东

哲学批注集》第 83—85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论述了矛盾与对抗的关

系。认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普遍形式；不能把对抗与矛盾等同，因为如此一来，要么会认为一切矛盾都是对抗的，要么会认为，对抗只要不存在，矛盾也就消失了，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在阔读这一段论述时写下的这一段有 400 字的评语，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遁先断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与对抗不同；其次断定， 对抗是某些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而有些矛盾是不会发展成为对抗的；再次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在没有及尚未达到爆裂的条件下），一切矛盾都没有对抗；第四认为，解决对抗的方法与解决一般的矛盾的方法是不同的。毛泽东在这里的思索，应该说是深刻的，正确的，但还不很系统和周密。在不久问世的《矛盾论》中，毛泽东专门研究了对抗问题，他在“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中指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34 页），这就为对抗下了一个定义。他又写道：“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 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35 页）这就全面阐明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在毛泽东看来，区分和认清矛盾是否对抗性的，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这里的评语及《矛盾论》中的阐发，既从理论上论证了他早在 1925 年底就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思想（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又成为他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正是这一思想方法的理论结果。

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在确定了过程之内的矛盾，过程之对立的诸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以后， 必须去发现这个矛盾之主导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摘出在商品的价值及使用价值那种对立的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中，价值具有主导的作用；指摘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具有主导的作用。

唯物辩证法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在两者的矛盾上去究明，以承认实践到底是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为出发点。

⋯⋯

德波林主义者们，在任何的论文中，一点也没有述及应当暴露主导的对立之必要，他们不但没有把对立统一之法则的这一方面作出定式，并且无视了这一方面；这在他们的全体著作中，明白的表现出来。至于卢波尔，则以为理论决定实践，实践决定理论。他没有阐明实践之主导的作用，以为两者单只存有交互作用。德波林把新经济政策只当作资本主义要素和社会主义。要素的斗争去下定义，并没有阐明社会主义关系之主导的作用，也没有指摘新经济政策向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前进的事实。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个复杂的过程有许多矛盾，这许多矛盾中，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 其他则为次要矛盾。由于主要矛盾的发展规定各次要矛盾的发展，不能区别矛盾之主要与次要、规定的矛盾与被规定的矛盾，便不能探出过程之最本质的东西出来（举例）。但矛盾之中，不论主要与次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不但是对立与斗争，而且互相依赖其对方，以行其对立与斗争。两方斗争的结果，发生相互渗透的变化，即转化为同一性，转化到相反的方面，这即是两对立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然而，如果平均地去看任何矛盾之两方面，那就是大错的。两方中必有一方是主要方面，他一方是次要方面，前一方面即所谓矛盾之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本书已举了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为主导方面；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为主导方面；理论与实践，实践为主导方面； 苏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为主导方面等四个例子，都证明主导方面对于他方有决定的作用。不是单纯的互相结合，如普列哈诺夫的错误说法， 也不是互相决定即交互作用。如卢波尔的说法；而是一方起着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究竟哪一方是主寻的呢？这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市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变为主导方面了。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主导方面，封建势力是次要方面。然在革命前为俄国与现在的日本，封建势力还是主导方面，资本主义不过占次要地位。在中国社会，主导势力属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他们的作用决定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决定了各种的变动。然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猛烈发展中，南方革命势力与北洋

罩阀对抗中，南方势力由次要地位转变到了主导地位，北洋势力作了相反的转变。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言，资产阶级因握有经济命脉，至今还居于主导地位；然在革命领导上面说来，由于无产阶级之觉悟程度与彻底性， 而资产阶级则是动摇的，无产阶级却居于主导地位。这一特点，影响到中国革命之前途。无产阶级要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居于主导地位，只有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工农小资产阶级多数觉悟与组织起来的话，那末，革命之决定的主导的作用，就属于无产阶纽了。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在农民与无产阶级之矛盾中，无产阶级是主导。在产业工人与手工工人的矛盾中，产业工人是主导。在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矛盾中，熟练工人是主导。在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中，城市是主导。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经济基础是主导。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中，感性是主导。在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的矛盾中，主力红军是主导。在进攻战术与防御战术的矛盾中，进攻皇主导。在战略与战术的矛盾中，战略是主导。运动战与阵地战的矛盾中，运动战「是］主导。各兵种中，部[步]兵是主导，劳心劳力的矛盾中，劳力是主导。凭谁决定？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霖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87—90 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段评语的字数长达 1200 多字。这是他的读书评语中字数较多的一段。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理，即认识矛盾的主导方面的意义。作者论述了在矛盾中，矛盾双方的地位不是平等的，而有一方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卢波尔（1896—1943，又译鲁波尔）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认为实践决定理论，理论决定实践，没有看到实践的主导和决定作用，这就在理论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德波林则把新经济政策时期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等亡齐观，没有阐明社会主义关系之主导地位和作用，这就会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的性质及社会发展趋势作出错误的判断。

毛泽东在读这几段论述时写下的这一大段评批，则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关于矛盾主要方面的原理。他认为，在认识一个复杂的、由多个矛盾组成的过程时，要抓住主要矛盾，这样才能抓住过程最本质的东西。而在任何一个矛盾中，矛盾双方必有一方是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只有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才能认识矛盾的本质。如何判定矛盾双方哪一方是主要的呢？ 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分析。毛泽东列举了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说明这一问题。最后，毛泽东说明，不能机械地、僵死地看待矛盾主导一方与次要一方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这些观点，构成了毛泽东写作《矛盾论》思想资料。在《矛盾论》中， 毛泽东专门论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问题，提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

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 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26—327 页）注重矛盾主要方面的确定及注意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地位转化，这是毛泽东思想方法的一个特色。

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永久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随时随地，一种形态转受为他种形态；一切过程，都有始与终。一切过程，转化为其自身的对立物。任何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变为他种过程是绝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伊里奇力说了这斗争的绝对性及统一的相对性，并且作出极明确的定式。他说：“对立的统一（合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除的对立之斗争，是绝对的，发展、运动是绝对的。”

（关于辩证法的问题）

在布尔乔亚民主主义革命之中，普罗列达里亚与那包含农村布尔乔亚在内的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农权的关系。这种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村布尔乔亚之活动的合致以及两者之利害的同一性，带有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性质。两者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把同一性作为其动因而包含着。在法国大革命时， 未发达的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利害，彼此合致，形成了统一、同一性。但是，这种统一，带有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性质；这种性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久就出现于表面，暴露了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间的阶级斗争之绝对性及不联合性。两者的这种同一性，不过是包含于两者之绝对的斗争中的一个动因。

客观的现实之一切过程，也和这相同，只是在各个过程上，对立的斗争之绝对性与统一，各以其独特的方法显现，由过程的质及其内的构造所规定。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辨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同中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中国同某些和平国家之和平外交也是相对的，苏联同各国之共居及同盟条约也是相对的，党内的一致亦然， 一切过程之一致皆然。

对立的同一性、合致、统一、常住性，被包含于对［立］的斗争中，不过是对立的斗争的一动因。静止被包含于运动之中，为运动之一动因。认识同一性、常住性、静止性是辨别斗争或运动的条件，是必要的；然而，他是暂时的、相对的，并且即是斗争、运动之一动因。

一切过程矛盾的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任何过程如此。但因矛盾性质每个过程不同，内部构造每［个］过程不同，这种绝对性、统一性的表现方法因而各异，这是要明白的。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沦教程》批注（见《毛

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91—93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 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作者在说明这一观点时列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苏联无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包括贫苦农民）和资产阶级在反对农奴制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结成了同盟，但这种一致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斗争。第二个例子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新兴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王朝这一点上具有一致性，但随着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和表面化。这两个例子说明，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致性是相对的，他们之间的斗争则是绝对的，作者接着指出，不仅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是这样，在一切事物的运动过程中都是如此，只是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在不同事物上具有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毛泽东很重视这一思想，在读这几段文字时划了不少杠线和浪线，并做了批语。这几段批语表明，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中，来理解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的。他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党内的一致是相对的，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党内的思想斗争则是绝对的。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的表现方法国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在下面的批语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的道理：“承认矛盾引起运动是对的，但是不够的，还须明了矛盾在何种状态引起运动。矛盾在统一状态虽然是运动，但那是运动之特殊状态，相绝（对）状态，普通叫做静止、常住、不动、死、止、停顿、僵局、相持、和平、和气，这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必须承认运动之一般状态，即统一物的分裂、斗争、冲突、动、无常、生、行、活跃、战争、相争，这是绝对的。同一、统一、静、死、和平等相对的矛盾状态，包含于绝对的矛盾状态之中。不明此理，就是形面上学、机械论，事实上拒绝了辩证法。”（《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3—94 页）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规定了同一性的含

义并全面论述了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真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27 页）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间内在的联系，体现着对立面相互吸引的趋势。为什么说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呢？相对性指的是条件性，绝对性指的是无条件性。“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33 页）

毛泽东还明确提出统一性和斗争性共同推动事物发展的观点。“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33 页）

毛泽东在对艾思奇《研究提纲》的批注中，进一步分析了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的相对性问题，对《矛盾论》作出了重要补充。他指出：“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 不是说具体的矛盾。”“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论占统治地位”。这些批注说明， 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的关系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就具体矛盾而言，斗争性也是相对的，统一性也能成为绝对性。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可以相互转化。

这些论述表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存在于任何矛盾发展之中，我们既不能离开同一性谈斗争性，也不能离开斗争性谈同一性，全面把握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外力通过内力起作用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马克思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并不否定外的矛盾的作用、即某种过程对于其他过程的作用，反之，毋宁说是从现实的一切过程之不可分的联结那种观念出发，而要求认识过程之相互的作用、过程之相互的影响及其相互的渗透。马克思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其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内的矛盾，确定对立的同一性，认识过程之自己运动的源泉。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发展的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过程的发展，马克思和伊里奇的辩证法，不否认社会和自然的矛盾，但不承认外的矛盾是主要的东西，决定的东西。在历史的研究中，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地形、动植物、天然富源，在长期间内没有变化，而社会关系却变化了，即封建制度变为资本主义了。

在社会构成的发展中，譬如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辩证法所看作主要的东西、决定的东西的，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和自然的矛盾，不消说也作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不是直接起作用，而是通过资本主义之主要矛盾的发展才起作用，地理环境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时，社会依其内的规律性，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变化地理环境。

⋯⋯国际资本企图实行要粉碎苏联之绝望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吗？或终于不成功吗？——其程度，完全系于苏联的强度如何。国际资本依其内的矛盾而发展。这些矛盾怎佯急剧的激化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也依存于苏联。苏联社会主义的成长，使得资本主义体系之内部的矛盾激化起来，因而促进普罗列达里亚的世界革命。理由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对于社会主义之终极的胜利，具有绝大意义。

这样，我们看到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内的规律性的发展，才在过程的发展之上，曲折的发生影响。我们只有具体的分析两个互相作用的过程， 才能把其影响的性质、程度及力量，暴露出来。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过程外的矛盾与过程之内的矛盾，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不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他须通过过程之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过程之发展。他不是主要与决定的东西，主要与决定的矛盾是在过程之内部。

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社会内部的矛盾，给予决定的影响于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即所谓人定胜天。从有劳动工具之产生以来，就是如此的。此处举例是进步社会之事。

“物必先腐也，然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人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罪（党）

叛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户枢不蠹，非户枢蠹。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红军至今没有被破坏，就因为此。中央苏区、鄂予（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的［是］内的原因。西路军亦然。“内省不疚，失何忧何惧。” 九一八之不能抵御，原于一九二七［年］之失败。今日国难之是否得救，决定于统一战线能不能发展与巩固，不决定于日本。国民党之不能照旧不变的存在，原于其政策与组成之弱点。资本主义之必然灭亡，原于其内在的矛盾。阶级与政党之兴亡，原于其自身之条件。人之健病、生死，原于其自身条件。机械力推动物体运动，通过物体自身的可动性。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然必通过内的情况才起作用。决定的东西属于内力。

具体分析两个过程，才能把互相作用的性质、程度、力量发现出来，各过程的情况是互不相同的。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05—109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此阐发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和外因关系的原理。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事物的发展既有内因也有外国，但两者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源泉，外部矛盾只有通过内因起作用。

作者分析道，人类社会由封建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但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国际资本主义企图扼杀苏联这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实行经济上的封锁，政治上的攻击和军事上的干涉。但这种企图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苏联本身的发展和是否强大。苏联本身的强大，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成功，不仅能粉碎国际资本主义的企图，而且能促使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矛盾激化，促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生。

毛泽东在读这几段文字时，作了大量的批评，旁征博引，足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在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地理环境等因素要通过这对矛盾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在自然界中，“物必先腐也，然而（后）虫生之”；在战争中，也同此道理。项羽在战败后自刎于乌江边，临死前说遁：“非战之罪，乃天亡我。”不是仗没打好，而是天要亡我。毛泽东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它不符合内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辩证法观点。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当时在分析原因时， 有人提出敌人的强大是我们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显然不同意这一点。他在这里深刻地分析道：“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 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接着，他运用内外因关系的理论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前途等一系列问题，指出，抗战能否胜利， 不是取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而是取决于中国的统一战线能否巩固和发

展；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阶级和政党的产生和消亡也是由其内部规律所决定的；人的生老病死也是由其内部原因决定的。总之，“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外力必须通过内部情况才起作用。

毛泽东的评语反映出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特别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1937 年，毛泽东在写《矛盾论》时，对内因和外国关系的原理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 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国论或被动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国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01—302 页） 毛泽东关于内外国辩证关系的论述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发展。

否定不是破坏一切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例如，动物界中某种动物为他种动物所灭亡，这是否定。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认为否定性不是发展着的矛盾之内部的起动的动因，而是外的动力。机械论者恰好把这样对于否定之外的理解，作成其方法论的基础。所以，考茨基在所著唯物史观之中，攻击基于物质的自己运动之辩证法的否定，他说，在物质之中， 没有任何的自己运动，这完全是从那说精神的自己运动的黑格尔那里借来的神秘主义，自己运动，什么也没有说明。反之，运动的源泉，乃是两个外力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之下，一力否定他力。环境否定有机体——这是反命题。有机体征服环境的抵抗——这是合命题。在这里，否定，否定之否定，是完全相互作用的外的东西。考茨基对于辩证法的否定观——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反命题之中包含着正命题——，加以批判。考茨基简直不理解对立的统一正是过程的发展之起动的源泉。他说：“运动， 起于相反的要素之对立或冲突。”这样，考茨基所以攻击恩格斯所举麦粒的例，其中没有何等否定，单只是有机体的变化，其理由充分的明了了。

所以，和一切的机械论者同样，构成考茨基的特征的东西。就是在否定之理解中有如此的动因一件事：（一）当作对于过程的发展之外的动因看的否定，（二）绝对的否定，当作破坏看的否定。

但是，辩证论者的特证，对于否定有与此不同的理解。伊里奇说：“把否定的要素当作最重要的要素包含着的辩证法中，其特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当作联结的动因看的否定，当作保有肯定的，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发展的一个动因看的否定。”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辩证唯物论即科学的考察与此相反，物质的现实是自己运动的，并且这自己运动是互相联结的。任何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斗争而自己向前运动，经过突变转化到相反的方向去。任何过程都由正命题，对正命题之否定的反命题，及对反命题之否定之否定的合命题，构成其发展之全生涯，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在内，反命题之中也包含正命题在内，合命题之中又包含正命题反命题在内。所谓否定，如列宁所说：“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保存联结的因素，肯定的因素，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因素的否定。”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没

有否定的运动，也就没有肯定的运动，一切过程都是如此。（举例）

——摘自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19—121 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在这里说明了旧的形式逻辑及形而上学的否定观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的区别。前者认为，否定的原因不在于事物自身内部的矛盾，而在于外部；否定的特征是绝对的否定，是一刀两断，新事物同旧事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和继承性。唯物辩证法则认为，事物发展中出现的否定，是由自身内部的矛盾所引起；事物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向前发展；现存的事物中已经孕育了新事物的萌芽，新事物出现即是对旧事物的否定，又是对旧事物中合理因素的继承和发展，即否定一种扬弃。毛泽东在读到这两段文字时，在其中重要的句子下面划了不少浪线和杠线，并写下了这段寓意深刻的评语。在评语中，毛泽东概括了该教程原文对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的阐释。毛泽东对否定不是破坏一切这个思想尤为重视。他在读后面的有关段落时，还写有一些重要评语。他在作者引证的列宁有关否定的东西中有肯定的东西的话语旁，两处批下“至理名言”，“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在作者阐释列宁思想的段落旁批下’否定是过程更向上的发展”；“一刀两断，斩尽杀绝， 不是辩证法的否定”；“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物事（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正规红军阶段，否定老是游击主义，保存者是作战的游击性、组织的轻快等。”通过毛泽东的这些评语，我们可以看到，他理解和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否定的精神实质，他又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的——这是毛泽东的思想特色《周易·易传（系辞上》说：“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冲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南宫词纪》［锁南枝］中说：“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得来一似治托；捏的来同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毛泽东很恰当地借用了《周易》和《南宫词纪》中的话来说明辩证否定的含义，耐人寻味。

重视新事物对旧事物否定是一种扬弃，既是否定，又有继承，是毛泽东思想方法的重要特点。 1938 年 10 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提出要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940 年 1 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对待中西方文化的吸收乓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 1956 年 4 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批判地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这种思想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去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原文］

现在要问，为什么只有实践能证明我人认识底现实性，为什么实践以外就没有认识底真理底标度（Criterion 或作标准——译者）呢？这是因为人底意识只是社会生活底一方面，它在实践以外就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底生产一经停止，人底意识活动也就立刻停止。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底基础是物质的生产，照马克思底说法，是人底感官实践的有目标的活动。

所以，只有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首先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维中所预想的结果的时候，人们底认识才会发生力量。假如人底认识不照外界过程底状况来反映这些过程的话，那末人们在实践的活动中也就不能达到意识中所预想的这一活动底各种结果。而且没有实践的活动，甚至连人类社会底生存都不可能；假若人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是虚妄的时候，这种实践的活动就能改变这一虚妄的概念。因此，在社会人底实践中，在他底有目标的活动中，包含着我人关于外界的概念底真理性标度。

——摘自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摘自毛泽东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上册）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42 页）

［解析］

1937 年 7 月以前，毛泽东在延安读了一本对他的哲学思想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这就是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尔克·鲍里索维奇·米丁主编的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米丁（1901— ）1919 年加入俄共（布）， 曾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主编，苏联科学院院士，联共（布）中央马列研究院院长，前苏联哲学学会副会长等职；曾获斯大林奖金、两枚列宁勋章、一枚十月革命勋章等；著有多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为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书出版于 1933 年。该书较为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该书

上册的中译本 1936 年 12 月由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沈志远（1902—1965）是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他在该书中译本序言中介绍说：“这部著作在目前苏联是一部流行最广的大学校的哲学课本。”毛泽东在读这部书时，重点放在认识论和辩证法特别是矛盾问题的章节，留下了许多批注。这同当时党所面临的在思想理论上清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任务是相联系的。

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第 3 章第 5 节，作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认识标准或真理标准的基本看法。认为，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的实践是证明认识是否真理的标准；只有在实践中，首先是在物质生产中，达到了思维所预想的结果，就证明人的认识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证明了认识的真理性；如果认识没有反映客观外界的规律，那么，实践就会失败，就收不到认识所预想的结果。人们正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着认识，检验着认识， 改适着自然和社会。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写下“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重要批注。关于真理标准，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他在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的有关章节时，就批有“实践证明是否真理”等话语。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作了阐发。他在《实践论》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4 页）毛泽东实践标准的阐发，较之米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中的阐发，为准确和深刻。

在以后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继续坚持了这一思想， 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 1940 年 1 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63 页）1963 年 5 月， 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第 840 页）

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是有用

（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原文］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视实践对于理论认识之决定的意义，可是它跟实用主义（Pragmatism）——特别盛行于美国的现代布尔乔亚哲学底唯心论思潮——完全相反。詹姆土（WiIliamJames）所首创的实用主义，以主观唯心论的真理观为根据。照实用主义底见解来说，真理并不是反映客观现实之真实状况的东西，而是对于我们底实际活动有益的、适合目的的东西。裨益于实践的，就是真理的。有益性（或有用性［Usefulness］）是真理性底标度。根据这一点，实用主义就得出来一个真理多数性底相对主义的学说。几种不同的见解可以同样地成为真理，只要它们是适合某一时代、某一民族、某一社会集团、某一个人底利益的。根据这种理论，真理不是客观而是主观的， 而且它可以随各种主观利益底殊异而同时存在着许许多多个真理。这样，真理就不是单一的了。

⋯⋯

马克思主义底立场跟实用主义极端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以客观真理为出发点，它驳斥了相对论，它认为有益的并非即是真理的，而真理的即是有益的。在物质的革命批判的实践中，产生和锻炼出世界之客观的认识来， 而这种认识又促进世界之继续的改变。

——摘自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用性是真理性的标准——实利主义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是有用。

——摘自毛泽东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上册）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49、150 页）

［解析］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时，批判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实用主义认为，真理不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 而是对人有用的东西；把有用性作为真理的标准。这种真理观在理论上必然陷入多元论，陷入相对主义，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真理对于人是有价值的，是有用的，它可以服务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和人自身的需要。但是真理是有用的，并不是说有用的就是真理。例如，在阶级社会中，一些剥削阶级利用宗教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说明自己的统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神授”就是西欧中世纪和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统治的工具。这种宗教学说对于封建统治者是有用的。但绝不是真理。主张有用就是真理，必然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真理是对客观世

界规律的反映，从而把真理变成主观任意的东西。毛泽东读这段论述时，摘出了其要点，批在书的空白处，“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是有用”这句话， 简明他说明了实用主义真理观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区别。毛泽东在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有关批判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论述时， 曾写下“他们所谓真理，是主观的部分的真理，没有客观性与全体性”（《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4 页）的批语。这两处批语，表明毛泽东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实质的认识是深刻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没有正确解出真理的客观性与价值性的关系。毛泽东则在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坚持真理的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他既强调实事求是，从实践中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把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又认为， 我们的理论认识及一切工作都是为着人民的利益的。这一目的，要求我们去探究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只有掌握了真理才能为人民的利益服务。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095 页）这就说明了坚持人民利益与探索和坚持真理的一致性。

认识史没有结束

（读来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原文］

只有那密切地跟着劳工集团之斗争的实践在一块走的理论，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在资本主义诸国中，加强工人集团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劳工专政之意志，用敌人底知识来武装劳工集团并指示出胜利底道路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底学说并不是死的教条。它并未结束认识底历史，相反的，它替认识底历史开辟了远大的前途。⋯⋯

——摘自来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认识史没有结束。

——摘自毛泽东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53 页）

［解析］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这里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发展的一条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是随着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它不是僵死的教条，它没有结束认识的历史，相反是为认识底历史开辟了远大的前途。毛泽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并不是死的教条。它并未结束认识底历史”下面划了两条重重的浪线，并加了圈点，写下了这一批注。毛泽东在不久写下的著名的《实践论》中，全面阐发了这一思想。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95—296 页）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需要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根据社会实践的不同情况而不断发展和丰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僵死化，这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进政党要领导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过程中，曾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的变化的教条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并且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取得了革命胜利。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逐渐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这就使他提出了一些错误的理论和观点。而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鼓吹“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同志认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这实际上是把毛泽东神化了，在理论上否认了认识史发展的无限性。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形势和国内实际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我国这十几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这一理论发展的重大意义。当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最终的。它还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前进和发展。

认识要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仅在社会历史领域是如此，在自然界和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客观世界变化发展的生生不息，社会实践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人类认识史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的辩证法。

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从发展上把握现实

（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在其发展上把握现实，在现实当中发现某一现象的发生与死灭，所以是最彻底的唯物论。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辩证唯物论就是这两语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

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07 页）

［解析］

毛泽东这句批注是在阅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时写下的。《哲学选辑》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编辑的， 1939 年 5 月在延安解放社出版。该书把当时在延安所能见到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部分加以选辑，荟萃于一书，使人们能够方便而集中地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该书内容分别选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社会学大纲》以及来丁等人编著《新哲学大纲》。书后还有两个附录，一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是艾思奇自己写的《研究提纲》。该书共约 37 万多字。

毛泽东对这木书十分重视。曾批读了 3 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

批画，共写有 3200 多字的批注。毛泽东批注的文字除集中在“绪论”第 1

节和第 1 章第 3 节外，多集中在艾思奇写的《研究提纲》部分。

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读书，这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基本特点。1938 年9 月底至 11 月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为了从思想理论上进一步清理王明错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他看来，辩证唯物论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首先要学好哲学。1939 年 1 月，毛泽东在写给何干之的信中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1939 年2 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被中共列为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5

月 20 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全上作报告，号召开展学习运动，包括这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批读《哲学选辑》，既是他过去一系列哲学研究活动的继续，表明他号召全党学习理论、学习哲学所做的表率，又反映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表明他从哲学理论上对王明等错误思想的批判与清算。

《哲学选辑》“结论”第 2 节“哲学是党性的科学”，精辟地概括了辩证唯物论的特征，即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在其发展上把握现实。但是

原作者（该部分是从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选的）对这段话的阐述不够，没有着重说明发挥。毛泽东对这段话极为重视。他对这一节批注了三遍，对这段话也批画了三次。第一遍用铅笔画杠、写下批语“辩证唯物论就是这两语”；第 2 遍用毛笔画了一短的直杆，并用毛笔将批语描

了 1 遍；第 3 遍用红笔画了一些圆圈。毛泽东的批语，抓住了马克断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最根本的特证，一是从实际出发，二是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从现象看本质，效果看动机

（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互相斗争的种种哲学体系的多样性，总归著于两个党派、哲学上的两个根本流派。互相斗争的主要阶级之一，如果不站在一派的方面，在政治上就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同样，在哲学上要逃出两个党派的阵营，也是不可能的。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指出了：波格达诺夫及其他哲学家想要超越于哲学的根本党派而创造“客观的”哲学的尝试，把他们引到了观念论。波格达诺夫超党派的哲学的说法，只是欺骗，只是背叛了唯物论的党派。“想逃出哲学上这两个根本流派的尝试，不外是想妥协的欺骗。”（列宁）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这种尝试，实行过毫不假借的斗争。他们能够在一般用学者式的语句所凑合的掩护之中，暴露出哲学上主要党派的斗争。⋯⋯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凡事应从现象看出本质，从效果看出动机。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

（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08 页）

［解析］

《哲学选辑》的绪论集中论述了哲学的党性问题，即在历史上存在着流派诸多的哲学学说和体系，但它们最终可以归属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并且这种阵营还反映了社会上一定阶级的政治立场。认为，在哲学上要超出这两个派别是不可能的。俄国哲学家波格达诺夫（即波格丹诺夫， 1873—1928）在 1904—1906 年发表《经验一元论》，宣传马赫主义，企图建立一种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之上的“中性”的哲学。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即《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批判了波格达诺夫等人的错误，认为在哲学上想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对唯物主义立场的背叛，只能走向唯心主义。书产引用的列宁那段话的新译文是：“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47 页）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 十分称赞列宁的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被种种现象所迷惑，透过效果看动机，而不被一些人的种种表白所斯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还在列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善于识破种种所谓“最新的发见”的招牌，揭露那些背叛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的倾向的几句话旁边批下“学马克思的精明”一句话。1930 年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仅仅看到了革命力量弱小的现象而悲观失望的错误，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理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99 页）

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

（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伯因斯坦，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和平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 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因斯坦不去提高无产阶级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现实之不可能。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

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

（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11 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中选入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在这里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因斯坦（即伯恩施坦）用“和平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即改良主义来反对唯物辩证法的错误。伯恩施坦在哲学理论上用平静的进化论和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上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鼓吹点滴的改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消除，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这些观点曾经受到列宁等人的批判。毛泽东在 1936 年 11 月到 1937 年 4 月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曾在这段话旁边批下“自流主义与革命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 页） 一句话。在《哲学选辑》中又读到这部分内容时，毛泽东写下了这两句批语。

注重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军事指挥员要在物质条件

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力，驾取整个战争，夺取胜利； 1938

年 5 月，他在《论持久战》中，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的原理，在详尽分析中日双方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情况的基础上，不但从战略上论证了中国人民必将胜利的前途，而且说明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鼓起全民族和军民的抗战热忱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关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取得革命胜利来说，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问题上他又未能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与

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大跃进的失误，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损失。这又是令人遗憾和应该引以为戒的。

大的政治错误都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暴露了曲解马一列主义的两个主要形态，即机械论与少数派的观念论；更指摘了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一切尝试，必定要引起政治的错误。

哲学上的这两个偏向，与离开党的方针的偏向，密切的联系着。哲学上之主要的危险的机械论，同时变成了政治上之主要的危险的右倾派的哲学基础。机械论者的哲学否定了内的矛盾、飞跃、某一发展阶段与另一阶段间之质的差异的辩证法，它与右倾派的见解有很多的照应。右倾派的阶级协调论， 豪农和平的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说教新经济政策各阶段间的质的差异的抹煞， 及其他等，都在机械论当中找出方法论的基础。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而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11、312 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所选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在哲学世界观上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犯大的错误。他们分析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俄国革命中右倾机会主义者们例如少数派（即孟什维克派）主张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等错误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哲学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 否认事物发展的内部矛盾的作用，否认事物发展的飞跃。

毛泽东对这一观点很重视。他在这段话中有关重要词句下面画了许多杠线。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研究哲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及经验主义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自觉性。他在《实践论》中分析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指出：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 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95 页）

不能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

（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抽出革命的内容，从具体的现实分离了的那种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之抽象的命题，根本上是以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说的话为其特征的。完全无视具体的历史的情势，放出与实在的现实无关的抽象口号，这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特征。由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实践上就跳过必然的发展阶段（1905 年托洛茨基的口号“废止俄皇、劳动者政府”，以及第十四次党大会时代的过渡工业化等等），因而在理论上把马一列主义原理公式化（他们不适合于实在的现实的、机械的、全然从外面的去应用马一列主义的原理）。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应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12——313 页）

［解析］

《哲学选辑》这部分内容批判托洛茨基主义脱离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马列主义公式化的错误。托洛茨基在 1905 年曾提出“不断革命论”。认为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间断的；认为在无产阶级统治初期，不仅要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本主义私有制； 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些观点，脱离了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如何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去主义革命的实际，脱离了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否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又否认了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他的观点不是把马列主义同俄国和时代的实际内在地结合起来，只是从外面去应用马列主义。20 年代中期，托洛茨基主张加速工业化，主张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反对边工业化边集体化或先集体化后工业化的道路，认为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在集体主义基础上改造农业的原理，是修正主义。这时他又表现了一种脱离实际，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在中国革命中，王明等人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公式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曾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毛泽东“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批语，实际上也是对中国革命中的教条主义的批评。

诡辩论就是析衷主义

（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列宁这样写着：“这样的论断是诡辩，因为它把老远的过去的历史的时代，代替现在的形势。”一切这些折衷主义，都用马克思的名字掩护了。装作真理曲解事实，被粉饰了的折衷主义⋯⋯——少数派用这个代替具体的辩证法的世界观。少数派与其他类似者为辩护自己的背叛而树立的防卫祖国的有名的口号，在诡辩中使保护祖国的运动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国际主义与保护祖国运动并不是不能相容的——第二国际阵营中发出了这种话。不但如此，他们又说保护祖国运动，依照自己的志愿去实行，少数派从整个历史形势的联结，割取个个事实，个个方面，提供了直接拥护资产阶级之“理论的” 明辨的断片。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诡辩论即是折衷主义。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17—318 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中这段论述，在揭露少数派（孟什维克）利用诡辩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来为自己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辩护时，指出了诡辩论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折衷主义。毛泽东非常同意原作者的这一分析，写下“诡辩论即折衷主义”的重要批语。

原文中列宁那段话的新译文是：’这种议论的诡辩性就在于：他们耍了一个偷天换日的把戏，把早已过去的历史时代搬到现代来。”（《列宁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1 卷，第 162 页）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列

强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争夺世界霸权， 1914 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双方的统治阶级都竭力把战争的罪责推给对方，并打着“保卫祖国” 的口号，煽动沙文主义。这时，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一边，高喊“保卫祖国”，鼓吹“国内和平”，支持本国政府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巴塞尔大会

（1912 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们纷纷表示支持德国对俄宣战；法国、英国、比利时、丹麦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纷纷入阁，以保证战争时期工人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俄国的孟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也把沙皇进行战争说成是“自卫的事业”， 号召人们投票赞成政府给战争拨款。孟什维克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举出马克思在 1854—1876 年间曾经同情交战国的例子。孟什维克在这里玩弄的诡辩手法是，割断某一事情同特定的历史条件的联系，把马克思对当时还有进

步性的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斗争时代的民族战争的看法，无条件地、任意地移到了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腐朽所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事件上。所以列宁说他们玩了一个偷天换日的把戏，把过去早已过去的时代搬到现在来。这种手段，把事实从整个历史的联系中取了出来，并列在一起或者说是拼凑在一起， 这是一种折衷主义。折衷主义在分析事物时，撇开事物全面的、内在的联系和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方面，只讲这一方面、那一方面，貌似全面，其实是形而上学，是一种诡辩；由于折衷主义离开了事物的本来面目， 所以，从本质上说，这也是唯心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表现。毛泽东在读到这一部分时，抓住要害，批道：“诡辩论即折衷主义”，并且在后面还批有“诡辩论是主观观念论这一种”。他还联系中国革命过程中，“左”倾教条主义者光从马列主义书本上找根据，从一个命题跳到另一个命题，貌似有理论根据，实际上不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情况，在原作者揭露孟什维克错误的段落旁边批道：“现今中国的无数诡辩论”。意在说明中国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同孟什维克的错误是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