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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四、英雄再创辉煌
- 一些老队员们说：“消耗我们的体力，保存新手的体力，让他们突击顶峰！”
- 1975年4月下旬，登山队党委决定：利用4月底至5月初珠峰地区可能出现的好天气周期进行第四次行军，突击顶峰。
- 登山队员说：“我们9个同志，已经胜利地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请大本营向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报告喜讯！”
打通珠峰的大门北坳
1975年3月12日，中国登山队党委对如何打通北坳作了专门研究。对此，一些老队员们说：
我们年龄大些了，登上顶峰有困难，登顶要靠新手。但是海拔7000米到8000米的路线我们熟悉，把我们的力量用到最高限度的地方吧。消耗我们的体力，保存新手的体力，让他们突击顶峰！
其实，还在拉萨的时候，他们就多次找党委请战，要求把打通北坳的任务交给他们，并愿带领青年运动员们一起战斗。
因而，中国登山队党委安排了老中青三结合的20人的侦察、修路队和10人的预备队来打通北坳。
这里所说的“老”，是指这支队伍中的五六位年龄40岁左右，并有近20年登山历史的老教练，他们有着比较丰富的登山经验。
党委根据这一情况，把修路队分成若干组，组长全由青年队员或新手担任。每一组里都有一名老教练。这样既便于新手发挥作用，在实际行动中增长才能，又便于向老教练学习。
北坳是珠峰和其北部的章子峰之间的一道马鞍般的坳谷，路线虽不长，但攀登难度较大。这里堆积着深不可测的万年冰雪，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结构，成为珠穆朗玛山中最危险的冰崩和雪崩地区。这里的最大坡度有70度，个别地段甚至成垂直的形状，就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的腰部，成为沿东绒布冰川地带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必经之地，被誉为珠穆朗玛的“大门”。外国登山队员称其为“连飞鸟也难以越过的天险”。然而，北坳的路打不通，攀登珠峰便无从谈起。
3月15日，修路队全体队员开会，传达了队党委关于这次修路的指导思想：
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
对此，队员们纷纷表示：
打通北坳，虽有不少困难和危险，但我们决不会被吓倒，我们有信心战胜它，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北坳打通。
新老队员热烈、认真地讨论了党委指示的精神，做好战胜天险北坳的精神上和物资上的准备。
3月18日，修路队伍出发。从“大本营”到海拔6500米几天行军的过程中，在新老队员之间、汉藏队员之间，充溢着团结互助的精神。
其中，老教练们的模范行为，尤其给年轻队员们以深刻的影响。
藏族青年队员多吉，原是拉萨面粉厂的工人，从小给布达拉宫背水，是一位翻身的奴隶。在他的结组里，有一位身体很瘦的教练，叫彭淑力，今年45岁，是重庆第二十五中学的职员。
彭淑力曾多次参加祖国的登山活动。1960年中国登山队第一次登珠峰，彭淑力和其他队员一起，曾担负过侦察、修通北坳的任务。
这次，彭淑力听说我国登山队将再次攀登珠峰，他便主动申请参加。接到通知，他立即赶来报到。多吉和其他青年队员，见彭教练年纪大，身体瘦弱，在行军过程中，便想方设法减轻彭教练背上的负担，但每次都遭到彭教练的拒绝。
对此，彭淑力说：“你们别瞧不起我老骨头架子，路是走出来的。”又说：“我们都是为祖国的登山事业，我当教练的叫你们背东西，自己空着手上去。”
彭淑力在行军过程中，不仅坚持自己背背包，而且每到一个宿营地他就忙着给大家烧水、做饭。烧好水，做好饭，他总是优先照顾那些身体不舒服的同志和担负运输工作的藏族民工同志，然后才是自己的结组。
当时，从绒布寺登山大本营到珠穆朗玛峰顶峰，第一道难关是横挡在征途上的北坳。
从大本营到北坳底部，要升高1600米，有20多公里路程。
3月20日中午，侦察修路队在北坳脚下6600米高处茫茫冰雪上扎了营。紧接着大家顾不上休息，就顶着七八级的大风，查看陡立的北坳。
他们发现，和1960年相比，北坳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大自然用冰雪把北坳塑造成了另外一番景象：
只见一道晶蓝的冰雪陡坡，在6800米附近堆积着刚刚崩落下来的巨大冰块，6900米一带耸立着一道直达北坳顶部的冰墙，以及纵横交错的冰裂缝。
北坳变得比15年前更加难以攀登了。
3月21日清晨，珠峰地区碧空万里。高高的北坳，犹如玉壁银墙。队员们穿好高山靴，绑上冰爪，背起修路器材，拿着冰镐，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里打响了在北坳修路的战斗。
他们一镐一步地向上攀登，在冰坡上开凿出一级级的台阶。但是，当大家发现这个冰坡太陡，不利于大队行军。于是，他们便毅然放弃已经开凿出来的道路，向南走了100多米，在一片稍为平坦的雪坡上选择了一个新的地点。
由于高山缺氧，修路队员们的呼吸十分急促，甚至挥镐在冰坡上刨几下，就要拄着冰镐喘息一会儿。
他们分成几个结组，这是因为，运动员在行军过程中联成结组，一个结组一般为4个人，用结组绳串连在一起，这样可以保障安全。
从海拔6600米开始，由第二、三结组轮番在前面开路、施工，第一结组在后边接应。
他们轮番修路，有的刨台阶，有的把冰镐打入冰雪层中，有的用冰镐固定攀援绳。
彭教练领着预备队员们跟在三个结组的后边，背着金属梯、绳子、冰镐、路标、帐篷等物资装备，随时供应修路结组的需要。
工作一开始，第二结组长多吉就代表青年队员和新队员对教练们说：“这一次你们带我们修路，使我们学得多一些，快一些。后边还有更困难更艰巨的任务，我们随时准备独立作战，把路一直修到顶峰上去！”
王洪宝和藏族罗朗两位教练轮番在前面开路，攀上陡滑的冰坡，探明冰裂缝，勇敢地跨过冰裂缝；而多吉、贡嘎巴桑等年青的结组长则一边保护着教练，一边留心观察、学习教练的动作。
当他们经过多次艰苦的努力在陡峭的冰雪坡上固定好冰镐，然后再系上绳索，开出了一条可以攀登的道路之后，又再接再厉继续前进，排除登顶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下午1时，风越刮越大，暴风卷着雪粒，打得人们睁不开眼。前进的道路上又横着一堵七八米高的冰陡坡，周围冰体歪歪斜斜，如果向上攀登，很有可能会遇到冰崩的危险。
于是，教练和队员们马上开会研究，决定在困难的情况下多耗费一些体力，多走一点路，绕过这个冰陡坡，从它的右边向上攀登。
几个小时以后，一条“之”字形的路延伸到了北坳腰间6800米的高处。然而，在这里却出现了一个大的冰裂缝。
“注意保护！有人掉进冰裂缝了！”
修路队员们刚刚坐下来休息，一个队员就大声喊叫起来。
原来，队伍歇在一条被积雪覆盖的暗冰裂缝上了。掉进冰裂缝里的是一个名叫巴桑次仁的藏族运动员。
而这位登山员虽然身处险境，却毫不惊慌，用背和双腿紧紧抵住冰裂缝的两壁，牢牢地拉着结组绳。
这时，赶来营救的队员们，紧紧地拉着系着队友生命的结组绳，使劲往上拖。巴桑次仁同志得救了。大家望着深不见底的冰裂缝，都为战友的脱险而欢欣。
侦察修路队在暗裂缝上架好金属梯，插上路标，继续向上攀登。
当大家把路修到6900米高度时，太阳已经偏西，气温骤然降到了摄氏零下30多度，寒风中的雪粒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的痛，皮肤一碰到铁器，就有被沾住的危险。
为了恢复体力，队员们在一个冰坡上刨出一块平面，架起高山帐篷，在晶莹玉洁的“冰床”上安了家。
第二天早晨，呼啸的大风唤醒了侦察修路队的队员。大家一出帐篷，就奔向横挡在面前的冰墙。队员们花了40分钟的时间，才在这只有50多米高的冰雪陡坡上开凿出了100多级仅有两脚宽的台阶。
越过冰墙，北坳顶部已经遥遥在望了。
当队员们正继续前进时，突然又被一条3米宽的冰裂缝挡住了去路。
罗朗教练发现这一道大冰沟深不可测，直通北峰山下，底下的冰块泛出幽暗的绿色。对于这一断层，如果过不去，通向北坳的路便中断了。
教练们来到断层旁边思考着，教练组长王振华领着大家沿着冰沟往后走了20几米，看看有没有容易越过的地方，结果意外地发现冰沟一分为二：一条有一段地方正好有四五米厚的雪桥，一条宽度不过二三米。
于是，大家将两节金属梯联在一起，往这座“雪桥”上一架，再用冰镐和尼龙绳固定好，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这样被清除了。
11时40分，修路队的三四个结组，陆续胜利地到达北坳顶端。他们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从海拔6500米通向北坳的路便全部胜利打通。
他们终于登上了北坳，完成了侦察修路任务。到此，天堑北坳变成了通途。
当他们往下返回的时候，正好遇见参加第一次适应性行军的运动员们，一个又一个的结组，正沿着他们开辟的路线，奋勇攀登。
运动员们热情地向修路队的同志问好，感谢他们打通了北坳的道路。
这之后，一只由解放军战士和藏族民工组成的支前队，源源不断地将各种登山物资运往北坳，为攀登顶峰做好物质上的准备。
登山队在风雪中练兵
1975年4月8日晚上，参加第二次适应性行军的第一梯队攀登上了北坳。这时，刮起了10级以上的大风，暴风从珠峰西北方向的洛拉山口滚滚而来，在北坳上空盘旋呼啸，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珠穆朗玛峰地区气候多变。后半夜1时多，16顶高山帐篷，大部分被夹着粒雪的狂风刮倒了。
女队员的3顶帐篷倾倒得更是厉害，她们艰难地钻出帐篷，奋力地给帐篷加固。
这时，登山队副政委嘎久、分队长仁青平措立即从帐篷里跑了出来，教练王洪宝和好些男运动员也都赶来。大家一齐动手，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用尽全身力量，把帐篷重新固定好。
第二天早晨，分队长仁青平措挨个到各帐篷看望队员们，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以便能够更好的完成任务。
他第一个看望的是藏族队员米玛加布。米玛加布在6500米的地方摔坏了墨镜，得了雪盲症，眼睛像针刺般的疼痛。
此时，米玛加布正静静地躺在帐篷里，他一听是队长来了，便翻身坐起，对队长说：“队长，咱们可不能下撤，要坚持，准备天气变好就往上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队长，我能坚持，我要随大队往上。”
仁青平措感动地说：“你好好休息，你的意见我记住啦。”
仁青平措又到别的帐篷里，只见队员们有的在专心读书，有的点燃了煤气炉在做早饭，有的在清扫鸭绒被上厚厚的一层雪粒。
队员们见队长来了，便你一言我一语，要求队长代表分队向前线指挥部请战。他们谁也没有把恶劣天气放在眼里。
一位年轻队员说：“北坳风雪再大，没有我们的决心大。我们要坚持在北坳，以便能及时抓住好天气，再向7600米进军。”
上午，报话机传来前线指挥部领导同志铿锵有力的声音：
党委、指挥部支持同志们坚持在北坳的决心，并向大家表示亲切慰问。这是一次难得的练兵机会。同风雪、低温搏斗，可以锻炼革命意志。
队员们听到领导同志的指示，一致表示：
坚决完成任务！
分队长仁青平措，是西藏山南隆子县人，出身奴隶家庭，参军后在部队当排长。他是个闲不住的人，队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小愚公”。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他对队员们更加关心。
第三天天气还没有好转，有些病号要向山下转移，同时食品也有些不足了，按照原来的行军计划，他们只带了3天的食品。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只冻鸡，仁青平措便挨个送进每个帐篷，每进一个帐篷，撕下一片鸡肉。
鸡肉数量虽少，队员们都为他这种热情关心同志的精神深深感动。
17时，从北坳下面6500百米营地上来了5个人，原来是前线指挥部派出第二分队的队友和洛桑坚赞副队长等人，他们冒着大风、严寒，给大家送食物来了。
这时，所有的同志都从帐篷里钻出，热烈地欢迎自己的战友。
第四天，前线指挥部和第二梯队又派出登山队副队长米玛扎西等6位同志再次送来食品，政委王富洲还托他们带来一袋水果糖、4个苹果。
第一梯队的队员们，为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感动得流出了热泪。
有的同志说：“党和我们心连心，再苦再冷心里暖。”
4个苹果分到几个结组，大家你推我让，还是决定送给两位患感冒坚持不下撤的女队员。
两名女队员又将苹果送给因病将要下撤的副分队长格桑。
格桑坚决不要，说：“我要下撤了，苹果留给山上有任务的同志。”
苹果虽小，但在困难的环境里，它体现了队友之间深厚的情意与友爱。
当洛桑坚赞副分队长等护送几名病号下撤，女队教练尚子平来到女队帐篷问她们能否坚持得了时，女队团支部书记、藏北土门煤矿工人昌措说：“我们能坚持，我们坚决要求继续往上上。”
女队队长、拉萨军医院护理员桂桑说：“就是男同志往下撤，我们也不撤。我们女同志要用实际行动顶起‘半边天’。”
其他队员也都纷纷表示同样的决心。
1975年4月12日早晨，前线指挥部下达命令：
根据气象预报，最近的天气形势，两三天内不会好转。我们要保存体力，为了最后征服困难，第一、二梯队全部下撤，返回大本营。
前线指挥部祝贺在7000米以上、在风雪严寒的条件下坚持4昼夜的队员们，认为他们以顽强的意志战胜困难，取得了在恶劣气候环境下的高山适应性。
运输队准备再登主峰
1975年4月中旬，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开始，从7007米到7450米这一地段，是一个鼻梁形的大冰坡，平均坡度40到50度，最陡处约70度。
它的右边是直上直下的岩石峭壁，底下是中绒布冰川的粒雪盆地，高差千余米。它的左边悬垂着许多冰舌和雪檐，下边是东绒布冰川顶部的冰瀑区，高差近千米。
可以说，这段大冰坡是从北坡攀登珠峰的第二道难关。走在这座冰坡上必须十分小心，稍一滑溜，就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
这里还是个著名的风口，经常是大风卷着雪粒，形成一片浓重的迷雾。
5月以前是珠穆朗玛的风季，这里经常刮着10级以上的高空风，这种风如果吹过没有保护的脸部或身体其他部分，几秒钟内就能造成严重冻伤。
这里的路也极难走，冰雪和岩石交错，必须穿上冰爪，走在冰雪坡上才不致滑坠。但穿冰爪在岩石坡上走，则经常引起石块滚动，既费劲又不易站稳脚跟。
这次，登山队党委安排了洛桑德庆和王洪宝两位教练率领，由部分运动员、解放军战士组成的运输队，承担把物资装备运到8000米以上营地去的任务。
要达到登上顶峰的目的，登山队必须建立一些高山营地，把大量的物资装备，诸如高山帐篷、食品、氧气，还有科考设备、摄影器材等等，逐个地运到每个营地，保证运动员有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保持强壮的体力。
早在3月初，西藏定日县曲宗乡的翻身农奴就派出了牦牛队，支援登山队搞运输。本来牦牛队的任务是从5000米大本营运物资到5500米、6000米两个营地。至于6000米以上营地的物资，则是靠人力运输。
但是牦牛队负责人、农奴出身的强巴和奴隶出身的白玛，他们急登山队之所急，硬是想办法把牦牛赶到了6500米营地，创造了牦牛登高的新纪录。每头牦牛每次可运80斤重的东西，几十头牦牛可运几千斤重的东西。
这样，从5000米大本营到6500百米营地的物资运输，就完全由牦牛队承担，节省了大量人力。
此后，几位解放军战士和民工，在教练率领下，承担了从6500百米营地往北坳运送物资的任务。这几位解放军战士，都是第一次上到6000米以上的高度，不少人有高山反应。但他们却不叫一声苦，坚决完成任务。在短短6天内，他们五上北坳，运送了氧气一百多瓶，帐篷20多顶，还有登山装备、煤气罐、电影器材等。这为第二次适应性行军的队伍在北坳宿营，准备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在五上北坳过程中，这些解放军战士由起初不适应到逐步适应了高山冰雪的环境。最初他们从北坳往返一趟要6个多小时，后来缩短到只要3个多小时。
但这些解放军战士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们的目标总是向着前方。每次上了北坳，他们便问教练：“教练，7600米在什么地方？8100米在什么地方？……”他们心中想的是把登山需要的物资装备，运到更高的地方去。
4月19日上午，当洛桑德庆、王洪宝率领的运输队快要接近7450米地段时，天气开始变坏了，风力逐渐加大，竟然达到9级左右。
狂风从洛拉山口方向涌来，几乎连人都要刮起来，大家只好时而匍伏在地上，时而倾斜着身子慢慢挪步。狂风卷着雪粒，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运输队伍也没有停住脚步。
洛桑德庆教练走在队伍最前面，王洪宝教练走在最后，两人还大声地给大家做宣传鼓动工作，要大家“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洛桑德庆的结组内有个新队员说：“教练，咱们可真倒霉，碰到这样的坏天气！”
洛桑亲切地对他说：“这不叫倒霉，这对咱们是个锻炼。说不定咱们碰上坏天气；倒把好天气留给了预备登顶的同志们哩！”
洛桑的话，使这位新队员深受感动，他振作起精神，一直坚持走到7600米营地。
洛桑德庆出身奴隶，父母在旧社会被罪恶的三大领主迫害而死。他从小就给领主当佣人，受尽了折磨。新中国成立后，他才过上了幸福生活。之后，从1960年参加登山活动，他经常承担艰巨的运输工作，默默无闻地完成任务，被同志们誉为“革命的老黄牛”。
像洛桑德庆这样高尚的思想风格，在运输队已经蔚然成风气。
朝鲜族运动员金俊喜，第二次适应性行军中，在北坳坚持了4昼夜，回来刚刚休息3天，组织上通知他参加支前运输队，他便二话不说，愉快地出发了。
他体质较弱，在7450米的风口负重三十几斤，极为艰难，差不多走一两步就要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吸气，但他从未叫一声苦或累，不但自己坚持，还鼓励结组其他3个队员坚持下去。
经过14小时艰难的行军，他们终于把自己背负的物资运到了7600米营地。
藏族队员曲尼，是黑河油库的警卫人员，去年才参加登山活动。正当他参加登山训练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但他说执行党交给的任务要紧，没有回家去。在行军路上，他们的结组有一位同志身体有病，决定下撤。
曲尼毫不犹豫地把那位队友背的供科考仪器用的电池电瓶放在自己的背包上。他本来负荷已经够重了，但还坚持把别人的东西加在自己的背上。
他说：“累一点不要紧，党交给的运输物资一定要到目的地，不能拉下半点。”
按照规定，支前运输队员到了7007米，每一结组可以用一瓶氧气。但自7007到7600米，全队人员没有一个人用氧。
他们说：
我们自己忍受点，把氧气节省下来，营地里就可以多储备一些，以备将来突击主峰时用。
4月20日，他们给7600和8100百米这两个营地运送了氧气瓶、帐篷、绳索、冰锥等各种登山装备以及科学、电影器材等，为突击主峰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再次向珠穆朗玛峰挺进
1975年4月下旬，登山队党委决定：
利用4月底至5月初珠峰地区可能出现的好天气周期进行第四次行军，突击顶峰。
4月24日和26日，两支突击队便分两批浩浩荡荡地从大本营出发了。27日第一突击队到达北坳营地。
其实，早在1975年3月，朝气蓬勃的中国登山队高举红旗，来到了珠峰脚下海拔5000米的绒布寺，他们在那里安下营地后，中国登山健儿们便再次擂响了向世界最高峰进军的战鼓，并发出了钢铁般的誓言：
征服千难与万险，
冲破白云上九天。
无限风光在险峰，
誓登珠峰意志坚。
面对中国登山队再次向喜马拉雅最高峰挺进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登山队的豪言是：
党给我们的任务，能够提前一天完成，就决不拖延一分钟！
然而，这支队伍刚刚组成，登过8000米以上高度的骨干，年龄多已超过40岁。而年轻的队员，还没有攀登8000米以上高度的经验，大部分都是初次参加登山活动。女队员中也没有一个登上过8000米。他们短短一年身体和技术的训练，能不能挑起重担，能不能闯过难关呢？
对此，年轻的登山队员们说：
登山队员就是要迎着困难上，难字面前不低头，苦字面前不摇头，死字面前不回头。
经过3月中旬到4月中旬三次适应性行军，中国登山队的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们，取得了一定海拔高度的适应性，侦察和修通了到8100米高度的行军路线，还同支援登山活动的人民解放军、藏族同胞一起奋战，完成了登山科学考察装备、氧气、食品、燃料等物资的高山运输工任务，建立了高山营地，为突击珠峰顶峰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珠峰，越往上攀登，越是奇伟瑰丽；条件越困难，越显出英雄本色。
从北坳到7600米营地，必须经过一个平均坡度40度左右，行军路程约三四华里的冰雪山脊，在这个山脊大约7300米至7450米高度之间，通常刮着七八级以上的大风，加上山脊两边坡度大，容易滑坠，运动员为了减少坡度采取了走“之”字形的路线向上攀登。
28日，第一突击队向7600米营地进发，经过7450米高处风口时，突然遇到了10级以上的大风，冰冷刺骨的狂风吹得队员们直不起腰，迈不开步，冻伤和滑坠的危险威胁着每一个人。
与此同时，行进到6500米营地的第二突击队同样也遇到了暴风的袭击。面对这样的艰难险阻，突击队的队员们在困难面前毫不畏惧，顶着狂风，继续前进。
这时，无线电报话机里传家了登山队党委的命令：
五月初将有好天气，第一突击队立即停止前进，同第二突击队一起暂时撤回6000米营地待命。
由于风雪不止，两个突击队在6000至7000米营地整整等待了3天。
5月2日天气转好，两个突击队的队员们根据党委的指示向珠峰挺进了。
5月4日到5日，突击队共有33名男队员和7名女队员达到了8200米的营地，他们中的17名男队员和3名女队员又达到了8600米的突击营地。
在同珠穆朗玛峰的战斗中，有的队友由于高山缺氧，一步几喘，甚至晕倒在雪坡上，醒来后，继续前进。
有的队友从陡峭的雪坡上滑坠，坚硬的冰块撞得浑身疼痛，不叫一声苦，爬起来再上。
还有的队友运输食品上山，把水果揣在怀里，生怕它冻坏了。他们把食品一直送到登顶队员手中，自己却不肯吃一口。
还有许多科学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出入在冰塔群和布满冰裂缝的粒雪盆地带，并第一次攀到七八千米的高度，进行科学考察。
摄影工作者为了拍下登山队员战斗的英姿，拍下珠峰的真实面貌，在8200米的高山上滑坠几十米，手中还紧紧抱着电影摄影机。
对此，藏族队员们说：
过惯寒冬的人们啊，才感到太阳的温暖；尝过悲惨生活的奴隶啊，才懂得翻身当主人的幸福。今天，我们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吃尽千辛万苦，再苦心也甜。
新队员包音是一位蒙古族队友，他所在营地的电话线路中断了，本来不担负接线任务的包音立即想到：“每秒钟都要保证电话畅通！”他便毅然地跑出去查线。
在一处风化严重的滚石坡下面，他发现两根电线被刚刚崩塌下来的滚石砸断了。陡坡上，好些小石头还在下落，这预示着还会有更大的塌方。
包音不顾生命危险，以快速的动作，接通了电话。刚讲上两句话，猛听得“哗哗”声响，坡上扬起了尘烟。包青敏捷地抱起电话机，顺着斜坡滚了下去。
“轰！”的一声，巨石下塌，刚接上的电线又砸断了。于是，包音便急忙趁着塌方的间隙，拨开乱石，把接好了的电线埋了进去。他冒着生命危险修好了的电话线，一直到登顶成功，都保持畅通。
在征服珠峰的过程总是会有牺牲的，人民的好战士、登山队副政委邬宗岳，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5月5日，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行军，队伍终于胜利地在8600米高度建立了过渡营地。这里，离顶峰只有200多米的路程。
按照原定的计划，第四次行军要伺机突击顶峰。
就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刻，困难和挫折，像暴风雪似的向他们袭来。
从5日夜间开始，天气又变坏了，10级以上的高空风疯狂呼啸着，把3顶高山帐篷摇晃得宛如大海怒涛中的几叶小舟。
5月6日，珠峰8000米以上地区又刮起了10级以上的大风。突击队员们一直等到上午11时仍然无法行动。
对此，登山队党委决定将突顶时间改为5月7日。可是，5月7日，高空的风力有增无减，突顶队员们几次试图离开突击营地都被大风挡回。
狂风整整刮了三天两夜，把登山队员们堵拦在几顶狭小的帐篷里。高山的严寒使队员们呼出的热气在篷顶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狂风摇撞着帐篷，白霜像雪花似地飞落。
他们在高山上已经超过原定计划生活了13天之久，食品差不多吃光了，氧气也不多了，报话机电源也耗尽了，同时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
但是，战友的牺牲，严寒、缺氧、饥饿……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动摇登山运动员们征服珠峰的坚强意志。
当队员们听到队党委传来八九日珠峰将出现好天气的消息时，营地沸腾起来了，大家纷纷向队党委请战。
党委成员、指导员成天亮说：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胡宗岳同志说过，还有一口气，就坚决前进。
来自解放军的藏族青年索南罗布满怀战斗激情地大声说道：
以共产党员的战斗姿态前进。
藏族女队员昌措由于高山反应严重，喉咙发炎，但她仍是用沙哑的嗓子喊道：
我是昌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离报话机20米以外的洛桑坚赞，也挤到报话机旁，激动地喊道：
我是共产党员洛桑坚赞，我要求参加登顶突击队，上不了顶，也可以把氧气瓶背到八千六百米营地。现在突顶人少，多我一个就多一份力量！
这就是我们登山队员们激动人心的“请战”声，在极度困难面前不屈不挠的战斗者的声音！
8日11时，突击队开始向8600米过渡营地进军。
9日，又从8600百米过渡营地向第二台阶进发。第二台阶那老虎嘴似的陡岩峭壁已经在望，但走了老半天还是走不到眼前，走到后来就连那“老虎嘴”也看不见了，前面是千仞绝壁，身旁是无底深渊，他们发现走向偏低，路走错了。
他们正准备回身重新寻找通往第二台阶的道路时，成天亮同志突然晕过去了。
其余的人还想继续突顶，他们通过报话机对大本营说：
我们准备把成天亮同志安全送回8600米营地后，继续向上找路，今天找不着，明天再找……
登山队领导被队员们的拼命精神深深感动了，但由于珠穆朗玛峰地区雨季临近，时间十分紧迫。为了抢时间完成登顶任务，登山队党委根据天气预报，又坚定、果断地作出了5月下旬再次登顶的决定。
于是，登山队领导就命令他们：
为了突顶的胜利，必须下撤。
队员们一边往下撤，一边不住地回头望“老虎嘴”，心想：一定要找到登顶珠峰的路！
正在突顶受到挫折的时候，从北京传来了红色电波：
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勇气。干革命总会有牺牲，要前仆后继。要认真总结经验，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
党的关怀，使同志们受到教育，受到鼓舞，一个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为保证登顶成功，登山队党委决定把8200米的高山营地和8300米的突击营地，分别提高到8600米和8680米。
5月17日和18日，向世界最高峰进军的关键时刻到了！大本营出现了紧张热烈的战斗气氛。决心书、保证书、请战书，要求在斗争第一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像雪片似的飞向登山队党委。
撤回大本营还不到一个星期的突击队员们，被分成三个梯队，共3名女队员和15名男队员，在突击队党支部书记、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某部战士、29岁的藏族运动员索南罗布和中国登山队副队长潘多的带领下，分两批从大本营出发了。
没有突击任务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以及大本营的其他人员，纷纷报名要求支援前线，并组成一支支运输队、支前队，随着突击队也上了山。
气象、炊事、医务、交通运输、总务、通讯联络等方面，以及支援这次登山活动的解放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争着要为攀登珠穆朗玛峰多作贡献。
正在这时，党中央从北京派专机给登山队送来了新鲜蔬菜和水果。
运动员们手捧鲜果，深情地唱道：
巍巍珠峰山连山，
亲切关怀北京来。
党的恩情深似海，
誓把珠峰脚下踩！
在攀登途中，困难和挫折考验了干部，锻炼了队伍，困难和挫折更培养了登山队伍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像索南罗布这样一批年轻队员，就是在困难和挫折中迅速成长起来的。
从进山以来，索南罗布一直战斗在征服珠峰的第一线，在“天险”北坳修路时，他就在冰陡坡上拉绳索、架云梯；几次冲击7400米高度附近的大风口，有他的身影；在8600米过渡营地与高空风搏斗时，也有他；突击顶峰在第二台阶下找路还有他……
邬宗岳牺牲后，在向珠峰发起最后一次突击的时刻，索南罗布挑起了登顶突击队党支部书记的重担，成为登顶前线的一名出色的指挥员。他一直到登上地球之巅，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狂风飞雪，茫茫一片。登山队的一个梯队，在陡坡上向8600米过渡营地艰难地攀登。最后的一个身影，个头不高，却负重不轻。这个人就是被同志们亲切地誉为“小愚公”的仁青平措。
仁青平措是一位闲不住的人，他关心集体、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每一次行军，同志们的体力消耗都很大，到了宿营地，仁青平措总是那样忙碌着支帐篷，熬汤、煮饭……
在一次行军中，队伍被突然袭来的暴风雪困在7007米的高山营地上，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风雪依然不止，食品也吃光了。仁青平措却找出了一只冻鸡，熬了一大锅汤，他冲过狂风暴雪，往一个又一个帐篷里送；“同志，喝碗鸡汤，振振精神。”
一股股暖流，传送着无产阶级战士的深情厚谊，而这位翻身农奴，自己却一口也没有沾。
由于在营地上长时间操作，仁青平措的双手全冻伤了，然而他一声也不吭。同志们发现他在行军中握不住冰镐，摇摇晃晃，才知道他受了伤，都关心地劝他撤下去。
而这位平日言语不多的队友却坚定地说：“不能！让我上去！我上不了顶，也可以给你们多送一瓶氧气。”他忍着手指冻伤的疼痛，硬是把氧气一直背到8600米的过渡营地上，为登顶的战友们创造了条件。
珠穆朗玛，是喜马拉雅山群峰之巅。然而，没有这浩瀚如海的群峰，也就没有巍峨壮丽的珠穆朗玛。而攀登珠峰，没有众多无名英雄的忘我奋战，也就没有登顶英雄们的英雄业绩。
正当5月中旬大本营决定向珠峰发起最后一次冲击的关键时刻，在7600米营地待命的尚子平教练经过连续战斗，身体十分疲乏，但他听到党委的命令；
现在高山营地氧气已经很少了，你的任务是；立即送10瓶氧气到8200米营地！
尚教练没有犹豫，便同4名队员顶着铺天盖地的风雪出发了。
登山队里，像尚子平这样的教练还有不少。许多队员，按他们的高山适应性和体力，有可能参加登顶突击队，但他们服从党的需要，甘愿为突击顶峰铺路垫石；有的队员生了病，还把重担压到自己肩上，将供应品运到他们以往从未达到的高度，以减轻突顶队员的负担；不少队员在坏天气里强行军，而把即将到来的好天气留给登顶的队员们。
就是这样，征服珠峰的艰难路程和共同的战斗，把同志们的革命情谊联结得更深、更紧。
5月18日，在郭宗岳同志牺牲后不久，又传出了强巴和新队员阿旺晋美失踪的消息。战友的安危，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大本营党委发出命令，要上下两个营地组织人力向失事地点前进，奋力抢救。一整天过去了，还是不见踪影，多少人又整夜没有睡着……
此刻，强巴和阿旺晋美，紧紧挤在7500米高山坡侧的岩石缝里，躲避暴风雪。
当时下撤到这里的时候，风雪太大，天也快黑了，山陡路滑，第一次上山的21岁的阿旺晋美由于高山反应走不动了，并且和组织失掉了联络。
因此，强巴决定在这个小岩洞里躲一下。“我要为新队员的安全负责，不能离开他。”
夜黑风疾，阿旺晋美有点着急，强巴鼓励他：“我们登山是光荣的事业，这点暴风雪算不了什么困难，大家都在关心着我们。我们虽然只有两个人，也是一个战斗的集体。”
他们渴了，咽把雪；饿了，掏出仅有的几袋维生素做食品。
暴风雪还在呼啸着，到第三天，才稍为转弱。以惊人的革命意志坚持了56个小时没吃没喝的强巴，几乎筋疲力尽了，他却还要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同伴下山。
当下到一个陡坡的时候，同伴阿旺晋美没有踩住，滑倒了，他努力挣扎着；强巴使出全身力气扳住系着尼龙绳的冰镐，两个人的生命都处在严重的威胁之中，情况万分危急。
突然，一双有力的手伸了过来，紧紧拽住主绳，使他们两个人都脱离了险境。救他们的人是藏族女队员次旦卓玛。
原来，他们的一个结组正好路过这里休息，她猛一抬头，发现了这个险情，便跃身而起，毅然解开结组绳，不顾坡陡雪滑，冲上前去。
可以说，在登山队这个战斗的集体里，每一个都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队员、对人民极端热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7个苹果的故事里了解到。
炊事班副班长达东师傅，还是在第一次适应性行军返回大本营的时候，看到一些运动员口干舌燥、嘴唇破裂，他便想：“他们在山上喝水不方便，要是在关键时刻吃上一口苹果，那该多好！”从此以后，每次发给他的苹果，他都合不得吃，积攒下来。
第一次突击顶峰的战斗打响了，他和次仁欧珠等师傅，把17个苹果连同一封热情诚挚的信，交给戈马师傅送到海拔6000米的营地。
正在6000米营地待机的队员们，收到了苹果，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但他们认为在6500米营地工作的队友，比自己更辛苦，便又写了封信，把苹果再往上送。
就这样，17个苹果连同一封又一封慰问信，一直送到在北坳坚持工作的队员们手里。
北坳营地的队员们，手捧凝结着战斗情谊的苹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们说：“苹果虽少，意义深，我们要让它在战斗中发挥作用。”
过了几天，突击顶峰的队员们经过这里，当他们又饥又渴的时候，一碗碗热腾腾的苹果汤送到他们手上。登山队员们喝在嘴里，暖在心上，感到了莫大的鼓舞。
经过千辛万苦，突击队于25日分别达到了8680米突击营地和8300米高山营地。这时，因体力原因，有两名女队员和7名男队员在行军中下撤了。
登山队党委决定：
将三个梯队的9名男女运动员分成两个突击组，轮流突击珠穆朗玛峰顶峰。由索南罗布、大平措、贡嘎巴桑和次仁多吉组成的第一突击组，于26日完成“第二台阶”的侦察、修路任务后，先行突顶；由潘多、罗则、侯生福、桑珠和阿布钦组成的第二突击组，于26日完成8300米营地到突击营地的行军任务，在27日再行突顶。
26日，10级左右的大风使两个突击组均无法按计划行动。15时，登山队党委日开紧急会议，并作出决定：
天黑之前，第一突击组一定要完成“第二台阶”的侦察、修路任务；第二突击组必须强行军，从8300米营地上升到8680米的突击营地。9名男女队员于27日同时登顶。
根据登山队党委的决定，两个突击组于15时30分同时行动，与狂风搏斗了几个小时以后，终于完成了侦察、修路和强行军的任务。21时，两个突击组在8680米的突击营地胜利会师。
召开突击珠峰会议
1975年5月26日23时，突击队党支部书记、29岁的解放军技师索南罗布在8680米的高峰，以坚定有力的声音宣布道：
同志们，我们的支部大会现在开始了。支部大会的议题是共产党员怎样迎接突击主峰的战斗？
这是一次制定总攻方案、迎接光辉胜利的会。
深夜，红色电波穿过咆哮的风雪，把突击队召开党支部大会的信息，及时传到了拉萨，又传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
清晨，红色电波又越过座座雪山，把来自北京的指示和要求，来自首都的关怀和期望，传给了整装待发的9名突击队员：
同志们，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去做，就能无高不可攀，无往而不胜！
现在，距离突击主峰的出发时间只有9个小时！
这时，在珠穆朗玛峰“第二台阶”的附近、8680米的雪坡上，中国登山队突击队的8名共产党员和1名青年正坐在狭小的帐篷里准备出发。此刻，他们和举世闻名的地球之巅只差200米左右。
而珠穆朗玛峰的夜晚，却极为不平静，六七级的夜风呼啸着，翻滚着，席卷着这冰雪的世界。
为了再次征服这地球之巅，登山队员们从3月13日到达大本营起，已经奋战了75天，气候的恶变，极度的疲劳，有些同志手脚的伤残，甚至个别战友的牺牲，都未能使他们后退一步。
9名登山队员已经在7600米的高山帐篷里坚持了4天4夜。尽管这一段时间的强烈高空风使他们不能迈出帐篷一步，但英雄们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
只要风势减弱，我们就立即向顶峰挺进！
24日，风势稍小，他们便分成两个突击组向8000米以上攀登。
26日21时，两个突击组胜利会师在8680米突击营地。这里，和顶峰的高差只有200米左右了，庄严威武的珠峰，看来近在眼前，胜利在望。
然而，外国登山家所谓“不可超越的台阶”也横在他们的眼前。陡峭而光滑的“第二台阶”，几乎找不到任何支撑点。
同时，9个队员经过连续10天的高山行军，已经相当疲劳，而食物也不多了。
帐篷外，寒夜深沉，风声震耳；帐篷内，声音激动而坚强。
党支委侯生福同志向8名党员和1名青年传达了登山队党委从报话机里下达的指示：
据气象预报，明天天气较好，今晚要做好一切准备，争取明天突击主峰。在突击主峰中，党支部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全体同志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党和祖国人民争光！
当同志们听到登山队党委的指示后，个个心情激动，兴奋异常。
37岁的党支部副书记罗则激昂地说：
明天一定要登顶！我们要准备付出代价，耳朵冻掉了，鼻子冻坏了，也要上！共产党员要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用党性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这位从事了15年登山教练工作的新党员，以前从未登过7600米以上的高度，这次当他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承担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
他向党委表示；“在旧社会，我是一个连狗都不如的奴隶。是党把我救出了火坑，成了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又是党，把我培养成一名新中国的体育工作者。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登顶，我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宣布突击队名单时，罗则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接着，女队员潘多激动地说：“我是农奴的女儿，是党和毛主席把我培养成西藏第一代藏族工人，又成了我国第一批藏族女子登山运动员。现在，党把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光荣任务交给我，作为一名新党员，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坚决完成任务！”
10天前入党的情景，仍在潘多的脑中回荡。在海拔5000米的登山大本营里，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潘多热泪盈眶，她默默地向党宣誓：
要接受党给予的一切考验，要永远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她说：“我是一名新党员，又是一名妇女，党和人民期待着我们，全国妇女姐妹期待着我们，我们一定要上顶！”
之后，大家又不约而同地勉励侯生福同志：“老侯，你也一定要上去！你的身体怎么样？”
这位登山教练员，在第3次行军中，走到6500米，因气候、饮食和运动量的关系，痔疮复发，严重脱肛，疼痛异常，行走不便。但侯生福同志不吭一声，咬紧牙关，继续冒着8级大风和零下30多度的严寒向上攀登。他克服了难以忍受的疼痛，到了8100米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才一步一步地艰难地走回大本营。就这样，他整整坚持了9天。到了大本营，医生立即决定送他到日喀则住院。
在这9天的极端艰苦的日子里，侯生福没有流过一滴泪，可是当他离开大本营时，却流下了眼泪，他激动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的突击顶峰的任务。”
侯生福同志住了23天医院后，再也按捺不住了，队党委根据他再三请求，批准他提前出院返回大本营。他一下汽车就参加了突击顶峰的誓师大会，隔了一天，就参加了征服顶峰的战斗行列。
他说：“自己参加登山十几年了，没有为党为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次拼命也要上去，病有什么要紧，哪怕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这是党的需要。”
在7600米被大风围困的4天4夜中，侯生福的病又开始发作了，然而疼痛并没有让他吭一声。
“我的身体能顶住，我们一定要把珠峰踩在脚下！”在同志们的关怀下，侯生福更加坚定了自己必胜的信心。
由于高山缺氧、饥饿、疲劳和冷空气的袭击，不少同志的声音都嘶哑了，有的甚至发不出声音来。
在支部大会上，贡嘎巴桑用沙哑的喉音，费劲地说出了一句：“拿不下珠峰，绝不下山！”
大平措嗓子哑得更厉害了，他挨到队友们的跟前，发出了这样的豪迈誓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上顶峰！”
广次仁多吉和桑珠已经发不出声音了，只好捏紧拳头连连点头来表达自己的坚强信念：上顶！一定要上顶！
突击队中最年轻的队员、21岁的藏族青年阿布钦，也由于嗓子嘶哑，只简短地说了两个字：“好，干！”
夜风，仍在呼啸，把高山帐篷吹得“啪、啪”地响。同志们围坐在煤气灯前，大家的心，就像那红色的火苗，越烧越旺，越燃越红。
接着，党支部书记索南罗布细致地讲述了明天突击主峰的战斗方案，安排了在顶峰竖立测量标、摄影、搜集岩石标本和冰雪样品以及遥测心电图等项任务的分工，并部署了安全下撤的计划。
这位精悍的藏族翻身农奴，从突击主峰以来，一直走在最前面，为大家侦察，为大家修路，在这冰雪纵横的险途上，前进的每一步都隐藏着意料不到的危险，但索南罗布挺身迎险，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11时30分，支部大会结束了。侯生福同志立即打开了报话机，准备向党委汇报。此时，大本营的帐篷内，也正在召开党委扩大会，紧张地研究着明天突击主峰的战斗方案和接应登顶队员的细致安排。
突然，报话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
大本营，大本营，一号呼叫，一号呼叫听到没有，请回答。
一时间，大本营帐篷内寂静无声，同志们马上围拢到报话机旁，静静地、静静地捕捉着每一个字眼。
我们向党委报告：我们已经开完了支部大会，决定明天9个人全部登顶。我们，8名共产党员，1名青年同志，向党保证：一定要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顶峰！
这响亮的誓言，这巨大的声响，震撼着风雪咆哮的珠穆朗玛峰。
登山队党委负责人激动地通过报话机向突击队同志们说：
党和毛主席时刻关怀着我们，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我们一定要登上世界最高峰，为党为人民立新功！并请转告潘多同志，希望她战胜一切困难，胜利登顶！
支部大会结束了，但同志们的心仍久久不能平静，他们并没有马上睡觉，而是分别检查明天登顶的准备工作。
侯生福发现摄影机的片盒已经曝光，为了拍好登顶的彩色影片，他细致地换上了新的胶片，反复检查了好几遍，一直搞到深夜两点钟。
其他队员也以高昂的斗志，进行着各种准备工作。
在高空风猛烈冲击帐篷的振荡声中，在队员们的呼气凝结成飞舞的雪花中，为了明天的战斗，突击队员们克制着激动的心情，慢慢地进入梦中。
大本营彻夜未眠，灯火通明。这是一个期待胜利、激动人心的夜晚……
拂晓时分，红色电波又从北京传来了指示和要求，传来了关怀和期望：
请转告登顶队员，下午天气可能要变坏，一定要抓紧上午时间突击顶峰，并要很好地关怀和照顾女同志潘多。
中国登山队再登珠峰
1975年5月27日8时，9名登山队员怀着必胜的信念，披着珠峰的晨雾，迎着绚丽的朝霞，拿着冰镐，带着五星红旗，背着金属测量观标、电影摄影机、照相机和氧气瓶，向着顶峰最艰难的道路出发了！
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珠峰地区，空气中的氧气只有海平面地区的三分之一，在这种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他们一直走了一个半小时都没有休息。
9时30分左右，突击队员们爬过了征途中的第二道难关，即“第二台阶”，休息了10分钟，每人以二至五公升的流量吸了两三分钟氧气，又继续向前挺进。
这时，八九级的大风卷着坚硬的雪粒扑打着突击队员。断续出现的冰坡又滑又硬，队员们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体力。
环境险恶，条件艰难，但是，突击队员们却精神振奋、意志坚定。
37岁的藏族女运动员潘多，做为一名共产党员，虽然背着一瓶氧气，但她没有比男队员多吸一口氧，更没有被男队员落下一步。
12时30分左右，队员们已经来到离珠峰顶部大约五六十米的地方。正前方出现了一块几乎是垂直的冰坡，队员们只好向北横切三四十米，再通过一片陡峭的岩石坡向西行进。
这时候，正在前面开路的索南罗布感到身后的结组绳突然一紧，回头一看，在他后面的贡嘎巴桑由于极度缺氧而昏迷倒下了。
索南罗布便立刻给贡嘎巴桑戴上氧气面罩，让他吸了几口氧气。
13时左右，在距珠峰的顶部还有几十米的地方，出现一片呈波浪形的冰坡。
这时，贡嘎巴桑又晕倒了。
索南罗布又让他吸氧气，然后鼓励说：“胜利就在眼前了，咱们9个同志一定能够一起登上顶峰，一起凯旋而归。”
贡嘎巴桑没有说话，他以坚定的步伐回答了队友的鼓励。此时，两位战友不约而同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艰难的行军，9名登山员终于在北京时间14时30分，胜利地登上了那只有1米左右宽、10几米长的珠穆朗玛峰的顶峰。
索南罗布、潘多等9位队员站在珠峰的峰顶上，举目四顾，只见绵绵云海上的群峰尽在脚下。
他们用了6个半小时，终于攀登完了这最后的200米，完成了从北坡再次征服世界最高峰的壮举。
伟大祖国的五星红旗再一次飘扬在地球之巅！
与此同时，在紧张繁忙的大本营，在每个山头的观测点，在各个高山营地，人们全部都聚集在报话机旁屏息静听。
不久，他们便听到了激动人心的喜讯：
我们9个同志，已经胜利地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请大本营向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报告喜讯！
霎时间，人们纵情欢呼我国登山健儿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巨大胜利，久久沉浸在欢乐之中。
这次中国登山队登顶的共有9名运动员，他们是：突击队党支部书记索南罗布，登山员罗则、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钦，还有一位副队长、女登山员潘多。
此时，英雄们站在地球之巅，脚下是茫茫的云海，眼前是天际的雪峰，放眼望去，山河壮丽，气象万千！此时此景，真是令人心潮澎湃！
现在，他们在地球上空气最稀薄的地方，在被称为“死亡的地带”上，用超人的意志和毅力，开始一件一件、一桩一桩地完成党和人民的重托。
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登山队”字样的3米高的金属测量观标竖起来了。这红色的观标，是我们中国登山健儿英勇壮举的见证！
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起来了。这红旗飘扬在世界最高处，象征着中国人民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的英雄气概，显示出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时，登顶队员们用尽全身气力，举起了摄影机和照相机，拍下了一个又一个珍贵的镜头。
他们拍下了潘多为了让遥测心电图做得更准确，迎着凛冽的西风躺卧在峰顶的图像。为了做好顶峰的遥测心电图，潘多在仅有1米左右宽珠峰顶部的冰雪上，静静地躺了六七分钟。
他们拍下了队员们艰苦地搜集岩石标本、冰雪样品和测量覆雪深度的情景。
他们还拍下了壮观的雪峰云海……
9名队员在珠峰顶上停留了一个小时又10分钟，没有一个人顾得上吸一口氧气。
当队员们即将离开顶峰的时候，他们满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感情，挑选了一块最美丽、最光泽的顶峰岩石标本，细心地揣在怀里，准备带回北京，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
15时40分，登山队员们整好行装，踏上归程。
第一位女子登山员登顶
1975年5月27日，雄伟瑰丽的珠穆朗玛峰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它那挺拔的山体傲然直插蔚蓝的天际，山腰间，一条条薄纱似的白云轻轻游动。
北京时间14时30分，中国登山队副队长、藏族女登山员潘多和8名男登山员一起胜利地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是中国女子登山员首次从北坡踏上了地球最高点，再一次创造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光辉业绩。
在这次登山活动中，还有7名女运动员曾经参加攀登，她们是藏族次旦卓玛、藏族次仁央金、汉族周怀美、汉族邢玲玲、藏族米玛卓玛、藏族达桑、藏族卓嘎，到达了7600米的高度；巴桑、白珍，到达了7800米的高度；次仁巴仲、旺姆、加力到达了8200百米的高度；藏族女登山员昌措、桂桑、扎桑到达了8600百米的高度。
我国女子登山员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壮举，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妇女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的精神。
我国女子登山运动是1958年才开始的，先后登上过7546米的慕士塔格山和7595米的公格尔九别峰，两次创造了女子登山世界纪录。
参加这次攀登珠峰活动的女运动员，由藏、回、鄂温克和汉族组成。她们有的是工人，有的是人民公社社员，有的是解放军战士，有的是国家干部，有的是学生，大部分是年轻的新手，第一次参加登山活动。
3月19日上午，珠峰地区银光闪闪，几只矫健的雄鹰排云直上。登山队女队队长桂桑带领女运动员，背起轻便的鸭绒睡袋和高山食品，斗志昂扬地参加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
3天以后，她们来到6500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这时，女运动员们被眼前的壮丽景象吸引住了。只见白雪皑皑的珠穆朗玛峰巍然挺立，北面的一座雪山是它的姐妹峰——北峰，两峰之间是一个马鞍形的冰雪山湖，犹如一片巨大的银墙玉壁，将珠峰和北峰紧紧连在一起，这就是攀登珠峰的必经之路，人们把这珠峰的大门称为北坳。
3月22日和23日，新队员旺姆、达桑、卓嘎、周怀美、邢玲玲，穿上高山靴、绑好冰爪，结好胸绳，在男队员的帮助下，先后向北坳进军。
她们穿过粒雪盆地，跨过冰裂缝，然后开始攀登陡滑的北坳冰壁。她们一手拉着侦察修路组的战友已经固定在冰壁上的红色尼龙绳，一手撑着冰镐，沿着小红旗路标，一步步地前进。
由于是第一次攀登这样的高山，严重的高山反应，队员周怀美、邢玲玲头疼、呕吐，浑身瘫软无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她们互相鼓励着。
经过6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战，队员们终于胜利地登上了海拔7007米的北坳顶部。
旺姆、周怀美等5名女队员，都是第一次参加登山活动，她们从没有到过这样高海拔的山区，也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冰雪作业训练。但是，她们用了4天的时间，就在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中进入了珠峰大门。
4月5日，女运动员们又开始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
8日，昌措、桂桑、扎桑等9名藏族女队员和男队员一起又登上了北坳。在冰雪窝中，她们用冰镐刨平粒雪，搭起十几座高山帐篷宿营了。
半夜，突然狂风大作，猛烈的高空风推着滚滚乌云，夹带着绿豆般大的雪粒，以每秒20多米的速度，顺着珠峰西山脊向北坳扑来。
女登山员们惊醒了，她们准备随时同意外的险情作斗争。
黎明十分，风更大了。帐篷在暴风雪中摇摇摆摆，随时都有被大风卷走的危险。
突然，次旦卓玛的帐篷被风吹倒了，接着，昌措、桂桑、扎桑等人的帐篷也被吹倒了。女队员们勇敢地冲出帐篷，和男队员一起又把帐篷重新搭好。
然后，女队员们围坐在一起，点燃煤气罐，烧茶、煮饭。水蒸汽在帐篷顶上立刻凝成冰霜，风一吹，冰渣籁籁地落下来。
接连三天，风仍然不停。帐篷几乎每天都被大风吹倒几次。每吹倒一次，她们就搭起一次。
大风可以吹倒帐篷，但吹不垮女登山员们攀登珠峰的坚强意志。只要风势稍小，她们就走出帐篷，察看地形和进军路线。
她们在北坳顶部同暴风雪整整搏斗了4个昼夜，胜利完成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
4月24日，女运动员们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又开始了第四次适应性行军。
5月3日，昌措、桂桑、扎桑等5名藏族女运动员，在邬宗岳的带领下，向海拔7600米高度进军。
北坳到7600百米，是攀登珠峰又一艰险的路段。陡峭的冰雪坡，强劲的高空风，极易滑坠和冻伤。
然而，勇敢的女登山运动员仍然是不畏艰险，她们结好胸绳，分别和男队员结成一个个结组，踏着冰雪陡坡，奋勇前进。
她们的左侧是笔直的冰壁，冰壁上面是突出悬空的雪檐，右侧是几乎直上直下的岩石坡。
7级以上的高空风从珠峰西山脊猛烈扑来，吹得人喘不过气，站不稳脚，滑坠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
女运动员们小心地向前挺进。到达7450米高度，是珠峰冰雪和岩石的交界线。再往上，强劲的高空风使冰雪无法积存，所以珠峰峰体岩石裸露。
珠峰的主峰就在眼前了，对此，她们个个精神振奋，力量倍增。
此外，女运动员们在几次适应性行军的同时，还积极参加支前队，同男队员一起把食品、氧气瓶、帐篷、煤气罐等登山物品，背送到各高山营地。
汉族女运动员昝玉英、樊永宁、杨秋萍等曾连续多次往返6000米和6500百米营地运送物资。
次旦卓玛还在7007米北坳营地担任营地工作，不分日夜地为上下山人员烧水煮饭。
与此同时，女运动员们还协助我国科学工作者进行科学考察。她们用战斗行动实践了自己豪迈的誓言：
中华儿女意志坚，
千难万险只等闲。
攀登世界最高峰，
妇女顶起半边天。
5月中旬的一天，登山队党委作出了突击珠穆朗玛峰顶峰的决定。
18日，3名女运动员潘多、昌措和桂桑参加第二突击组，从大本营出发了。
21日，潘多和昌措前进到7600米营地。这天，风云突变，下起了大雪，七八级以上的高空风疯狂呼啸，气温急剧下降，她们被迫在营地待命了3个日夜。
25日，天气转好。潘多和昌措随第二突击组的男队员又前进到8300米营地。
26日，珠峰地区海拔8000米以上高空，突然又刮起了10级大风。
15时，登山队党委命令第二突击组务必在当晚上升到8680米突击营地，并于27日与第一突击组同时突击顶峰。
这时，参加突击顶峰的女运动员只有潘多一个人了。潘多丝毫没有畏惧，只见她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地和4名男队员一起迎着狂暴的高空风，英勇地向突击营地进发了。
从8300米到8500米的珠峰北坡，是由东向西的黄色岩层，岩石严重风化，结构松散，加上坡度大，风急，稍不注意就要发生滑坠。
21时，珠峰地区夜幕降临。潘多和男队员们终于到达了8680米的突击营地，两个突击组的9名男女同志胜利会师了。
23时，突击队党支部书记索南罗布主持召开了支部大会。会上，共产党员潘多回忆了自己苦难的家史。
潘多是一个农奴的女儿，小时候跟着母亲到处流浪乞讨，受尽了三大领主的压迫和摧残。解放后，党把她从苦海中拯救出来，并把她送到拉萨七一农场，成为西藏第一代藏族农业工人。
1959年，潘多又成了我国第一批藏族女子登山运动员。在党的培养下，潘多政治上进步很快，在这次登山活动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了中国登山队副队长。
抚今思昔，潘多十分激动。她说：“我是一名新党员，党把攀登珠穆朗玛峰顶峰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坚决去完成。”
27日8时，潘多和战友们一起整好行装，向珠峰顶峰挺进了。
这时，珠峰地区出现了一个只有三四级风的罕见的好天气，火红的朝阳照射着起伏的冰山雪岭，珠峰顶峰高高耸立在碧蓝的天空中。
9时10分，潘多和第二结组的4名男队员到达珠峰“第二台阶”的底部。
“第二台阶”是攀登珠峰的最后一道险关。她们沿着第一突击组索南罗布等同志在这里固定好的尼龙保护绳和架起的金属梯，顺利地登上了“第二台阶”的顶部。
这时，风势逐渐增大，潘多和男队员们顶着八九级的高空风，继续前进。
不多时，队员们来到一道陡峭的大冰坡面前。大冰坡随着山势上窄下宽成“三角”形。
当潘多等爬到冰坡五分之三的地方，坡度达到了六七十度，不能继续向上爬了。
于是，她和其他队友们沿着山体向北横切，在北侧的岩石坡上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
潘多虽因9天的艰苦行军体力消耗太大而十分疲乏，但她仍然坚持背着氧气瓶，并且没有比男队员多吸一口氧气。最后，她以顽强的意志和男队员一起胜利地登上了珠峰顶峰。
珠峰顶端是一个东南—西北走向的鱼脊形地带，长10多米，宽1米左右。南侧是凹进去的悬崖绝壁，上面有凸出来的冰雪，北侧是岩石坡。向四周望去，起伏的群山伏在脚下，迷蒙的云海直连天际。
当侯生福用无线电报话机向大本营报告胜利登上峰顶时，潘多心中无比激动，顿时，一身的疲劳烟消云散。她立即同男队员一起，按照计划进行在顶峰的工作。她还躺在峰顶的冰雪中，进行心电图遥测。
北京时间15时40分，英雄的9名男女登山运动员怀着无比喜悦和自豪的心情离开珠峰峰顶下撤了。
这时，潘多是多么激动啊，她想：“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自己能和战友们一起登上了世界最高峰，这是登山队36名女同志的共同胜利，是全中国妇女的胜利和骄傲啊！”
悼念征服珠峰的英雄
1975年5月30日，中国登山队全体队员在大本营举行追悼会，他们含着眼泪，在这次登山活动中英勇献身的登山队副政委邬宗岳遗体前沉痛默哀。
有人写诗赞颂其英勇的行为，其内容为：
巍巍珠峰云天耸，
无高不攀众英雄；
可歌可颂邬宗岳，
珠穆朗玛一青松！
在三天前，也就是5月27日，我国9名男女运动员胜利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再一次创造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光辉业绩。
然而，大家在热烈欢庆这次攀登珠穆朗玛峰胜利的时刻，谁都没有忘记老登山运动员邬宗岳为我国登山事业的发展和这次登山的成功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早在4月下旬到5月上旬，根据气象预报，珠峰地区可能出现好天气周期。
中国登山队党委决定派邬宗岳带领一支突击队上山，突击珠峰顶峰。
听到是邬宗岳带队，无论是突击队员，还是登山队的其他同志，心里都非常振奋。
邬宗岳在将要离开大本营，踏上攀登珠穆朗玛峰行军征途的时候，他举起拳头，向党委表示：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带领大家登上顶峰！
4月28日，突击队来到海拔7400多米的高处。这里风急天寒，坡陡路滑，是征服珠峰的一大难关。
邬宗岳同志一边向上攀登，一边招呼着大家：
同志们，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咬紧牙关，坚持就能胜利！
同志们，风很大，注意防止冻伤和滑坠！
他们顶着七八级大风前进，风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艰难，登山队党委决定突击队暂时下撤。
邬宗岳和队员们在报话机里请求党委批准他们继续上。
我们可以上，我们要求上。
党委没有同意这个的要求，仍然命令道：
下撤！
邬宗岳认识到，这样的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他望着憋足了劲头的突击队员们深情地说：
同志们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下撤！
于是，队伍按照登山队党委的指示下撤到海拔6000米的营地。
5月2日，珠峰地区风势稍减。突击队根据登山队党委的指示，从海拔6000米营地继续向珠峰挺进了。
他们为了把大风抢走的时间夺回来，一天兼程两个营地，当天就到了海拔7007米的北坳。
晚上，42岁的邬宗岳十分疲惫。高山反应使他从海拔6000米就开始彻夜失眠。感冒又使他不断咳嗽，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未。而他却一遍又一遍地叮嘱突击队员们要吃好、睡好、注意身体，自己则在低矮的高山帐篷里，坐一会，蹲一会，思考着第二天怎么通过海拔7400多米风口的行动计划。
第二天凌晨，陡峭的山岩刚刚在晨曦中显现出轮廓，邬宗岳就带领突击队员们向上攀登了。
珠峰地区气候变化无常。他们刚一出发，风就大起来了，快到风口时，风势达到了八九级。
行军中，邬宗岳除了和大家一样背着鸭绒睡袋、氧气瓶、食品等东西，还多背一部电影摄影机、一架照相机和一支信号枪。他背朝西面吹来的狂风，侧身挪步向北而上，以自己的行动鼓舞队员们的斗志。
大家跟着邬宗岳奋勇向前，胜利通过“风口”，达到了海拔7600米营地。
5月4日，队伍在七八级的大风中向海拔8200米高山营地挺进。由于体力消耗太大，邬宗岳有时不得不在岩石上爬行前进。
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他的呼吸开始变得非常急促，但是他仍然不断地端着电影摄影机，拍摄攀登的镜头。每拍完一个行程，他都以极大的努力去追赶队伍。
当晚，郭宗员带领的突击队有27名男女队员到达了8200米营地。
珠峰顶峰就在眼前了，突击队员们一个个充满了胜利的激情。
晚上，胡宗岳同志和很多运动员都兴奋得难以入睡，他干脆点燃煤气罐，一边为大家熬汤，一边鼓励在这次登山活动中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军战士、藏族女运动员桂桑，说：
任务很艰巨啊，但是，正因为艰巨，所以很光荣。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铸成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你们女同志一定要登上珠穆朗玛峰，为祖国争光，为中国妇女争气！
夜深了，人们都睡了。邬宗岳却坐在帐篷里，又考虑第二天的行动计划。
长期的高山行军和繁重的工作，使这个被大家称为“胖子”的邬宗岳明显地消瘦了下来。但是他的革命斗志却更加旺盛了。
第二天，突击队向海拔9600米的最后一个营地进发了。为了留下海拔8200米以上高度的运动员们与大自然搏斗的珍贵镜头，邬宗岳解开结组绳，走在队伍后面拍摄电影。
队员们每次要求邬宗岳回结组，他总是说：“这是政治任务，不能耽搁，你们先走吧。”
队伍前进了，邬宗岳却落在了大家的后面。
21时左右，到达突击营地的队员们立刻去行军路上接应邬宗岳。但是，夜色茫茫，哪里有邬宗岳的一点踪影。
一个小时以后，邬宗岳还是没有到来。
于是，大家把所有的手电筒都打开，集中起来照射行军的路，高声呼喊：
邬宗岳同志——
邬副政委——
可是，同志们听到的只是呼喊的回声，却听不到邬宗岳的回答。
有的队员急忙脱下身上的鸭绒背心，要点火为邬宗岳同志引路。但是由于缺氧和大风，无法把鸭绒背心点燃。
邬宗岳失踪了。
消息传到大本营，人们都非常焦急。登山队党委的帐篷内外，挤满了人群。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邬宗岳的音讯。
第二天天一亮，登山队党委又派人寻找乌宗岳。几个小时以后，大本营从报话机里收到报告说：
我们在海拔八千五百米的地方，发现了邬宗岳同志的背包、冰镐、电影摄影机和氧气瓶，可是，没有找到他本人。
接着报告里又说：
我们还发现邬宗岳同志背包旁边的悬崖处，有物体向下滑坠的痕迹……。
现场观察和以往的经验说明：邬宗岳同志在那里牺牲了。
当这个噩耗传到大本营，人们都低下了头，眼圈不由得湿润了。
这时，湍急的绒布河水，仿佛停止了流动；高高的雪山，仿佛都在庄严肃穆地向英雄致敬。
珠穆朗玛峰峭壁千仞，冰川纵横，气候变化多端，人们每前进一步，都面临着艰苦的考验，每登上一个新的高度，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为了伟大祖国的荣誉，邬宗岳把这一切都置于脑后。
就在邬宗岳踏上征途的前夕，他曾对爱人说道：
党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登山是有危险，但你要相信党和人民给我的智慧和力量，相信我能够战胜艰险。万一发生不幸，你也要想得通，要想想无数革命先烈……
可以说，在历次登山活动中，邬宗岳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出色地完成任务，为我国登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