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创建人民军队和指挥人民战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撰写了许多军事著作。朱德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反映朱德在革命军事斗争和建国后军事工作中的贡献,学习、研究朱德的军事思想,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作编辑了《朱德军事文选》,在纪念朱德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正式出版发行。
《朱德军事文选》所选收的著作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只有小部分是选自《朱德选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著作,多数是收入全文,少数是节录。除对记录稿做了文字整理外,其他文稿保持原貌, 只在字句和史实上做了订正。选自《朱德选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集》的著作,保持原样,只做了个别文字订正。为了便于读者学习,绝大部分著作都做了题解和注释,题解放在每篇的首页下,注文放在每篇的篇后。对由朱德署名或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联合署名而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起草的文电、布告等,一般不选收,少数选入本书的篇目都注明了起草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一九九六年十月
朱德军事文选
终身为党做军事运动
(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季子、莘农[1]同志:
我前一星期两函,谅已收到。转托中国代表(驻莫的)[2]一封介绍信, 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此事可能否)研究数月,即来莫入东方大学[3],再入赤军[4]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满为拒,德组[5]为申送事,逼得治华[6]出党。今岁法组[7]送五人到莫,接任卓宣[8]同志函,法组送四名,德组送一 名, 熊锐[9]或朱德前往。那时我已准备来莫,后又未果。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同志中有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 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10]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治华倘然与我同来,惟住房子的问题是不容易的。如不许我入校,那就要请你们帮我觅得住处,我一定要来。如以后不能住了,我即回中国去,专为党服务。以上所问,请你俩不客气地、爽爽快快地答应我。或可能入校,或可能租房自住,二者必求得一,我心即定了。莘农同志何时归国,亦祈示知。此间数月来,为民党[11]工作及改组学生会[12]运动,颇生趣味,亦收点成效, 惟荒了我们的主义研究,亦属可惜。我正月移居柏林,专为民党活动,经理报务,也印出一小本《明星报》[13]来。对外发展是很困难的。专此作为革命的敬礼。
旅莫诸同志统此问好。朱德顿首
三月七号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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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子指李季,莘农指陈启修。是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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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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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一年创办于莫斯科。它的任务是为苏联东方各共和国培养干部和为帝国主义殖民地、附属国培养革命干部。三十年代未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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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军指苏联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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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旅德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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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华即贺治华,又名贺稚华、贺稚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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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旅法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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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卓宣,一九二三年时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一九二七年被捕后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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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锐,当时在德国留学的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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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组即中国共产党旅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
①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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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即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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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指中国留德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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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报》指朱德主编的油印周刊《明星》。
蒋桂战争中红军的行动方针
(一九二九年五月三日)
读你们来信说到:A、东江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1]调走一部分,对我们的压力减少了,这是各地皆同的现象;B、你们在此期间计划着五县以至于东江暴动,不过你们觉得主观力量不足,就要求红军来帮助(部分帮助你们)。我们因为不知道东江详细情形,无从参考你们这种计划对不对,但请你们要注意。现在蒋桂战争要起来,固然是我们武装暴动的机会,亦只是一个时期, 而绝不是唯一暴动时机。而这时期在较大的区域内,只能尽量用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的斗争,打击反动派势力,红军、赤卫队[2]对外不要公开挂招牌,忙着带红带子。只要在城市及重要乡村组织几个坚强的秘密工会及农会和党的秘密支部,这样才不会易于失败。另外,割据还要踏实地去做,不要只靠红军,过去琼崖[3]、海陆丰[4]的失败,就是单靠红军造成割据,忘却了在敌人势力下面去组织群众和党的秘密组织,以致我们的割据陷于孤立的状态, 遂为敌人包围消灭。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教训。应该干辛苦的工作,秘密组织群众工作,要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面,有党的活动,有群众的活动。这样才是在切实基础上面造成的公开割据,才可以保得住,展得开,不至昙花一现。四军去年在湘南、湘赣边界于此皆有苦的经验。要请兄处注意,就是东江目前宜用游击战争去发动群众斗争,打击反动派,准备和扩大秘密组织(尤其是城市支部,职工会为最要紧的),不要轻易去攻打城市(单纯的农民扑灭城市是危险的),忙着公开干起来。但是各县在一处有特别情形,出于群众迫于不得已的要求公开运动,而非由凡个共产党黄大胆想干时,党的领导应该领导群众,但只能在各该地区内去公开,不能作为全盘计划。
红军在赣南工作紧急,不能分兵。在红军此刻的力量上及过去战术经验上都不能分兵远征,因为分了兵力量就不强了,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力量估量得太大。我们在赣南工作一时期,将来是向东江移动。但要看政治环境的变迁如何,赣鄂蒋桂军事结束,他们又来对付我们, 就可以向南往粤闽边界移动;如军阀混战结束,在长江中部我们有在此之必要,南行更要慢了。因为事实及应付政治变化,我们此刻就不能分兵去东江, 望你们耐苦地奋斗着。
各地还须经常地联络,这是暴动必要之条件。盼望东江特委及粤边各县委常有信来,要将东江党务及群众组织、反动军队行动随时告诉我们,并望以后与赣南特委直接发生关系(来信由寻乌、安远、于都三县转可以)。
红军二四师在东江下游如何,希望下次来信说明至念!
望东江特委能够多派工农同志或学生前来红军工作,学习军事技术、游击战争战术。广东省委处亦时以我们的行动告之。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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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桂混战,指一九二九年三月至六月间蒋介石和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曾任同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曾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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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① 这是朱德以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代书记的名义写给中共广东兴宁县委转东江特委的信的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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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即海南岛(旧时在此建有琼州和崖州),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曾在陵水等县建立过苏区,次年夏天遭受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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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丰指广东省的海丰、陆丰地区(今属汕尾市)。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此建立了苏区,次年春遭受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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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
加强红军对于政治的认识①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中央各同志:
我们因为实行游击战略的缘故,于本月十四日由瑞金退出,经灌田、新田、小池直到福建的龙岩,袭击陈国辉[1]后方。已于二十三日午前九时占领龙岩城。缴陈部步枪数百支,机关枪数挺,子弹无算。陈之残部百余人向漳平方面退却。我们以消灭闽西反动势力,发动闽西群众工作,及参加粤、闽、赣三省农村土地革命之目的,决于今晚星夜出发,袭击永定(永定为张贞[2] 总兵站所在)。
四军以连次战役,颇有损失,然士兵的精神却甚好。我们现在很注意训练工作,加强红军同志对于政治的认识,以与敌人作坚决的持久的斗争。民众对于我们,真是和兄弟一样。我们为他们解决了反动的豪绅地主的武装, 他们的热情也给我们很好的影响。军事行动上,有许多地方也亏当地的民众帮忙。
朱德
注 释
[1]陈国辉,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2]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① 这是朱德写给中共中央的信,曾载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旗》第二版。
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①
(一九三○年三月十九日)
为令知事。照得攻城之法,不外奇袭强袭两种。本军此次攻打赣城[1], 即以强攻之决心,施行奇袭之手段,乃以下述缺点之影响,致未克奏效,殊为憾事。兹将是役之缺点及战后之教训,大略列下,以资他山之鉴。
一、敌情之判断不确
屡据各方来报,有谓城中无故,仅靖卫团[2]百人,有谓城中敌人仅一营者,致使指挥官之判断敌方兵力误为一营,实则城内之敌为七十团全部(三营,每营步三连、机枪一连)。因此攻城之配备及计划多轻忽不周。
二、地形未预先观察
先日一、二纵队既抵城门附近,敌即闭城顽抗。当时我方尚未决心攻城, 故高级指挥官未率领各部指挥官观察城郊一带地形,致翌日四纵队到达南门附近时,未能即时占领有利阵地,以为尔后扒城之预备。对于炮兵、机枪之阵地,亦未预先选定射击区域,射击距离等更无测定。
三、事先无充分准备
当我军到达茅店、冬田一带时,尚未准备扒城器具(如竹梯等),以致临时匆促。
四、上下决心不一致
在战斗间,各部官长以至士兵偶见城中之敌实有一团兵力、遂有一部动摇其攻城之决心,未照攻击命令实施。
五、战场报告不确实
战场之报告实为上级指挥官判断敌情相机处置之资,不宜轻敌妄大,亦不应[3]此次战役,有一时报告欲即再举攻击,而旋又报告不能攻击,反复无常,毫无正确[4]指挥官处置不易。
六、不按时施行总攻
攻城命令原定十六日晨三时三十分施行总攻击,乃第四纵队于四时三十分尚未到达原定之东南两门间之预备阵地,以至施行总攻击时间错过,及南门外发火时瞬已天亮,遂使扒城不能奏效。
七、指挥不适当
一部指挥官陷于急进务胜之感情,而地形之顾虑不周,攻击点之选择不适宜,当不应攻击之地区(如正对城楼之大路)及时间(如不在夜间而在日间)而施行攻击,而应施行攻击之地区及时间反而错过。
以上诸项系略举其大者,至各部在战场上部分之缺点,应由各部自行召集军官会议讨论批评之,并具报本部为要。此令。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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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年三月,红军第四军获悉驻守赣州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师金汉鼎部已开赴福建,遂决定趁虚袭占该城。当月十六日,红军对赣州守敌发起强攻,后因发现敌情变化而主动撤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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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卫团是一种由地主豪绅掌握的反革命地方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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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在“不应”之后空缺七个字。
① 这是以红四军军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二号训令。
- 原件在“正确”之后空缺四个字。
整顿军风纪的训令①
(一九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为令遵事。照得本军在此工作,原为争取群众,训练本身,故于军纪风纪一层,自应严为遵守,岂容稍有松懈,致生不良影响于群众中,是以不嫌三令五申,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1],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所乐为。故凡违反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至于花街柳巷,尤禁荡检闲游,以免一染恶疾,则百般困
难,既自找其身体,复贻误于要公。况值此春初,百病丛发,各官兵人等,正直多加谨慎调摄,以冀健康,方克肩兹革命之重
任,安可自寻疾病,以误工作。为此,除另行令饬特务支队派出巡查外, 特此悄切训诫,勿得故违,致于拿办。切切此令。
注 释
- 三条纪律六大注意即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一九二八年为中国红军制定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三○年初,红四军规定的三大纪律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指宿营时睡老乡的门板走时要上好);二、捆禾草(指宿营时借老乡的禾草走时要捆好);三、讲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逐步发展为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① 这是以红四军军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三号训令。
关于官兵考绩的训令①
(一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为令遵事。照得军官、军佐之任免升调的适当与否,直接影响于战事的胜败和工作的利钝,所以要有考绩调查,使上级指挥机关明了各级官佐工作状况,而施以指导、纠正和教育。况且红军在游击时期,其重要任务在打倒阶级敌人,武装工农,帮助地方建立政权,扩大赤色区域。为达到此种任务, 所以在战时,要能使官兵一致,奋勇猛进,歼灭敌人,解除其武装而武装工农。在平时,则一面官兵须一致做宣传、发动和组织的工作,一面各级主管官须负责训练本部士兵。因此,在这种重大责任之下,红军官长的本身训练和训练士兵是很重要的工作。查现在我们军中官佐提升调动都只在经过战争牺牲之后,迫不及待地将将就就把一个人补上一个缺,或者在下层去提升, 这样都是无计划的用人行政。至于教育方面,我们的红军不是行军作战,就是分兵工作——这自然是我们环境和任务所必需的。但因此却使军部没有方法去有系统地计划各纵队的士兵教育,这样士兵教育只有归各级(纵队、支队)主管官负责计划,而军部仅能给以方针的指示。所以官佐任用得适当不适当,就是说他们在战时指挥能力、平时管理方法、教育训练等等,尤其是游击时的群众工作,是不是适宜的,这都关系于红色战事和群众工作。至于士兵中,自然不少勇敢老成、素有作战经验的工农的革命分子,其能力可以充当官佐的,然而我们从没有考绩调查。对于官佐则无从有计划而适宜地调用,对于士兵也无从提升,教育计划,更付诸阙如。现在为了(1)使官佐之调用适宜,(2)能将士兵中勇敢进步比较有能力的提升任用,(3)使全军官兵的教育训练都能够在比较有计划的推动之下得到良好的效果,所以决定如下的办法:
一、规定教育系统。以后士兵教育归纵队,军部只能给以教育方针的指示(但各纵队之教育计划及实施状况仍须随时报部核查),军官教育则归军部。
二、实行测验制。以后教育经常采用道尔顿测验制[1],以促其进度之迅速。测验之办法如下:
测验之机关
(一)兵卒之测验归大队(由支队派员参加)。
(二)军士(班长、副班长)归支队(由纵队派员参加)。
(三)下级干部(中队副以上,大队长以下)归纵队(由军部酌派人员参加)。
(四)中级官佐(支队长、支队副、直属队队长、股长)归军部。三、调制官兵考绩表(表式另列)。
(一)考绩表分三项1.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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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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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绩。
(二)兵卒之考绩
① 这是以红四军军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四军司令部第五号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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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姓名,年龄,入伍时间,战役及负伤次数(政治方面政治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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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1)学科——典、范、令、游击战术。
(2)术科——操场、野外动作。
- 考绩:个性,嗜好,能力(由各排长考查填报)。
(三)军士之考绩1.调查(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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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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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绩:个性,嗜好,班之管理方法及战时统率平时助教之能力(由各大队长、大队副、政治委员考绩详定之)。
(四)干部之考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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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姓名,年龄,籍贯,奉任现职日期,未入红军前之经历,入红军后之经历,参加战役及负伤次数,曾受赏罚及有何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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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政治另由政治部定之):战术原则,射击学理,阵中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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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绩:主张(是否合乎红军政策及遇临时事变有无主张),管理法,
训练法,游击工作,指挥能力及果断,个性(对同事之关系情感),命令之执行,在士兵中之信仰。
(五)中级官佐之考绩1.调查: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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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政治由政治部另定之):战术学,射击学、地形学,阵中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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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绩:同干部。 四、各部处之教育。
(一)军需处:军需处对于各纵队经理人才,应每月出试题,举行道尔顿式之测验,并尽可能地与以工作之指示,并用开会方式教育他们。
(二)军医处:军医处则对于医官、看护士、看护兵、担架兵等,亦须有计划地施以普通医学、药物学与救护教育,并行测验。
(三)副官处:副官处对于各级副官之管理(对于马夫、伙夫、公差等), 须时常予以指示并开会讨论心得,纵队或支队副官应时常召集马夫、伙夫、挑夫、公差等训话。
以上关于教育之方法,各部队务须切实执行,并且用军官会议或部务会议的形式去讨论执行的方法,把这种方法及意旨转达到下级去,这样才能使红军中军事技术进步。军事技术进步自然也更容易达到我们的政治任务。为了革命的工作,希望各部一律执行为要。此令。
附表如下(略)。注 释
[1]道尔顿测验制是美国人帕克赫斯特于一九二○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这种制度废除课堂讲授,强调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
征慕和教育新兵问题的训令①
(一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为令遵事。照得红军为工农革命之斗争工具,在此反动政局日益崩溃, 革命潮流日形高涨之际,自应多征忠实勇敢之工农分子扩大红军,以资扑灭反动势力,获取最后胜利。惟近查各部队对征募新兵一项,只图征募小公差兵及任意增添挑夫,极少注意战斗兵之补充。更有收募五官不全、驼背、跛足及患肺痨、花柳病、盲肠炎、痔疮等症者,此殊不知五官不全、驼背、跛足者不特有关红军观瞻,实亦不合军人之资格。原因患目疾者不能瞄准射击, 耳聋者不能分辨号令,鼻塌者多为梅毒遗传且易受传染病,口吃者不能担负军人之传达任务,至于身患肺痨、花柳病、盲肠炎、痔疮诸症,不但身体屠弱不能随军斗争,抑且有传染他人之危险。本长鉴于上述各项之非是用,特规定征募新兵及新兵入伍时应注意之事项如下:(一)征募新兵之资格:年龄须在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身长四尺二寸(裁尺)以上,体格强健,无恶疾及非五官不全者。(二)征募职权及检查手续:各大队皆可随时征募新兵,但必须经军医处或卫生队检查合格后始得补名。如分兵(指一支队分出) 游击时,得由支队长、政治委员或支队副亲自检验,确与第一项资格相符合者始行补名。(三)新兵教育:教育以集中为原则,新兵多则在纵队设新兵大队,少则在支队设新兵排。教育训练至相当时期及有相当程度时,始行补充入连。自训今后务仰转知所属,一体遵行。倘再玩忽乱收不符上述规定者, 除否准其补名之伙食外,并处罚其主管长官,决不宽贷。切切此令。
① 这是以红四军军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四军司令部第六号训令。
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①
(一九三○年四月)
为令遵事。我们红军作战既没有强盛的火力压倒敌人,又没有军用化学可以制胜,全凭着已腾沸的热血、誓死牛争的决心和敌人肉弹相搏,用血去染成赤色区域。所以每次胜利全靠官兵奋勇猛进,以我们的勇敢骇倒敌人。然而,这样就要靠有强健的体力才能一天奔跑百多里路,抢十多个山头,作几场恶战。这样还是不够,我们还没有制弹厂,还没有固定的后方。子弹无多,就应该特别爱惜,射击精确才能杀伤更多的敌人。如果跑步前进而落伍了一大半,就失了团结而强固的冲力;快放齐放,打不到一个敌人,就不能摧毁敌人的战斗力而动摇他们的阵地,对于掩护冲锋更不发生威力。所以没有健强的体力,就有万分的革命精神和志愿也无从施用;没有良好的射击技术,就不能在战场上杀伤得多数敌人,而自己也就多受损失。因此,锻炼身体增进体力,熟习瞄准增进射击效能,是现在红军军事训练中的第一要着。现在规定各部早操时间废除跑步,或多操持枪体操,或徒手体操,在每星期的操课表中须另有体操时间。晚上游戏多做各种运动,如竞走、踢球、演习、叠罗汉⋯⋯。在休息时间比较长久的时候,可酌量设置简单器械——单杠架、吊绳、吊棍、秋千、吊环、爬城索⋯⋯(此等器械都可以带走的)施行器械体操和设备些障碍物,施行应用体操——就是做超越竞走。这些事情只要有一个星期以上休息的地方,有相当的地点时就可以举行,派兵士去做并没有困难,而且他们必定也很欢喜来干。另一方面,在学术科施行中都要特别注意射击教育,加多射击教育的时间,举行射击比赛。以后军部拟在每一个月至两个月之间,召集一次各纵队及军直属队的体力比赛和射击比赛,由各部挑选选手参加,分别给奖,以资鼓励(比赛办法临时再行拟定颁布)。现在各纵队和军直属队就要开始准备,要知道这是增进红军战斗力的唯一要件。望各部长官负责转达各兵佐一体知照,并督促执行为要。
此令。
① 这是以红四军军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四军司令部第八号训令。
收缴敌人枪械办法的训令①
(一九三○年九月十二日)
我们红军过去在游击时期,没有和大的敌人打仗,也没有缴得大批的敌械,因此我们的官兵同志往往跑上前一把手抓住就向他要枪,拿到枪就自己背上,这种习惯到现在还保存着。这回我们打长沙,第四军的一个支队,已经将陈光中[1]的一团人追到自愿缴枪了,但我们的官兵还是像以前一样,想自己把这些枪统统背上,这如何能够,我们的人少,敌人的枪多,自然是背不完,结果在无法处置的时候,被敌人一反攻,这一团的枪又落到敌人手中去了,真是可惜!以后我们大家要懂得打大仗缴大批枪的办法。敌人的队伍凡是用旗或手举起摇动,或奏敬礼号,或将枪举起表示自愿缴枪投诚的,我们一方面要用武力防备,命令他将枪一律架起(架枪),或一律放在地下退后若干步,然后派官长把这些俘虏集合好带离战场,派必需的兵力把他押解到后方。所有的枪支(或放在地上或架在枪架上),另派人(顶好有副官差遣)带极少数的兵力,送到后面的最近的地方,交给徒手的人员转送到后方
(于必要时卸下机柄)。但决不要把缴到敌方大批的枪械自己都背起来,反使我们自己减少了战斗力,这一点应特别注意。派去的人员应马上跑回原队伍,再应付别方面的敌人。在收缴敌人枪械的时间,应用极迅速的动作,很周密的防范,以免给敌乘机反攻。在敌人枪还拿在手上的时候,为了要减少敌人的战斗力,促成我们的战斗任务起见,应毫无留情地杀伤他。反之敌人已经将枪放下表示投诚了,就不要因愤恨而伤害他,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望我们官兵同志应切实注意遵行为要。此令。
注 释
[1]陈光中,当时任国民党军独立第七旅旅长。
①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
总攻吉安的命令①
(一九三○年十月三日十四时)
(一)敌军邓英部[1](兵力不及三团)仍在吉安城郊依托工事固守中, 其阵地布置于螺子山、真君山、天华山、神冈岭之线。
(二)本军团有攻取吉安消灭邓英部队,汇合赣西南群众力量,直下南昌、九江,以建江西政权,封锁长江进攻南京,保障武汉暴动胜利之任务, 决于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限于五号拂晓前夺取吉安城[2]。
(三)第四军任左翼,向螺子山、真君山间之敌阵地攻击,以大校场至潘塘之道路为界线,线以左归四军(道路在内),以右归二十军。
(四)第二十军任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之线之敌佯攻,左与第四军右与第三军确取联络,归第四军军长林彪指挥。
(五)第三军(缺一个纵队)与十二军共任右翼,向神冈岭、天华山之线之敌攻击,以太平桥江边之道路为界线,线以左归三军(线在内),以右归十二军(线不在内),三军右与十二军左与二十军确取联络,十二军左与三军取联络。
(六)各军攻击敌阵地得手后,应以少数兵力监视炮楼内之敌,以主力攻城,并尽力截断城内与阵地上之敌之联系。
(七)军团不留总预备队,各军须自留预备队。
(八)余现在山前总部,四号拂晓时在大塘附近之路口(真君山之北), 四号午后则移至江边(天华山之南)。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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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冲入敌阵地后,即向城攻击。如城沿尚有敌工事,则应利用一切地物,并构筑简单掩体为支撑点,待机再向城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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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各攻城官兵一律以白毛巾或白手帕围绕颈上,其余哨音、号音、口令皆用参谋处原定之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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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攻击应用白刃战,故各兵士在敌阵地前不必打枪,更要注意不要自己互相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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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得敌阵地即举火为号。[5]夜间尽量利用水沟前进。
[6]各攻城部队尽力向前,不必顾及敌之包围。[7]各部须每时皆要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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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后,各官长、士兵须严守纪律,不得乱拿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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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后,对于城中留下之无线电机、电话、电灯、汽车等交通器具概不准毁坏。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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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英部指邓英任师长的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三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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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年六至九月间,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推行了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据此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暴动计划,
并强令红军各部攻打长沙、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以配合武装暴动。当年九月,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从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缓攻
① 这是以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命令。
南昌、九江,南下转攻吉安,以就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准备条件,然后再攻南昌等地。十月四日,红军攻占吉安。
诱敌深人赤色区域待敌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①
(一九三○年十一月一日十四时)
(一)高安、上高一带有敌公、罗两师[1],樟树有张辉瓒师[2]之两团, 丰城有邓英师[3],万寿宫有敌一师(番号不详),彭启彪旅[4]在南昌附近, 许克祥[5]开往湖口附近,谭道源师[6]、胡祖玉旅[7]在南浔路[8],蔡廷锴、蒋光鼐两师[9]已开到鄂南、湘敌李觉师[10]进到袁州[11]。
(二)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干、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
(三)第三军团为中路军(由彭总指挥、滕政治委员[12]指挥),应即迅速渡过袁水南岸,集中队伍,准于本月五号在新干对河附近渡江,向樟树前进,相机略取樟树,并在樟树通丰城、新干两大道附近筹款二十万,发动群众。以后之集中地在永丰之藤田附近。
(四)第四军、第十二军为右路军,应于三号集中部队,四号检查工作, 五号开到峡江城,六号渡江(归林彪、杨岳彬[13] 指挥),经崇仁向抚州前进,相机略取抚州。在南丰、南城、崇仁、宜黄各处工作,筹款四十万,发动群众。以后集中地在乐安之招携市附近。如中路军受优势之敌威逼时,则应提早集中时间,向中路移靠,以便应敌。
(五)第三军(由黄公略、蔡会文[14]指挥)为左路军,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包括安福)扰敌工作,与二十军及中路军取联系,牵制敌人进攻吉安。
(六)第二十军应在吉水、永丰、新干一带工作,须经常与总部确取联络。
(七)工作时间以一个月为期,各部须按期完成该县区之工作。
(八)后方联络线经峡江到吉安。驻吉留守处仍旧。
(九)总司令部拟于三号在峡江城渡河,位置于峡江县城对岸通新干之大道旁,以后则随中路军(三军团)行止。
右 令 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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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以筹款为第一位,同时应发动广大群众加紧本身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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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散以后,所有口令、信号如经遗失,得各自订用,通报友邻并报告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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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期内各方均应尽一切方法送报告来总部。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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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罗两师指公秉藩、罗霖分任师长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师和第七十七师,当时列入第九路军第三纵队战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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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瓒师指张辉瓒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当时列入第九路军第一纵队战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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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英师指邓英任师长的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三师,当时列入第九路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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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的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的命令。
一纵队战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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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启彪旅指彭启彪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独立第十四旅,当时列入第九路军第二纵队战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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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克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所部列入第九路军第一纵队战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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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道源师指谭道源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当时列入第九路军第二纵队战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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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玉旅指胡祖玉任副师长兼旅长的国民党军第五师第十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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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路指南昌至九江(旧称浔阳)的铁路,今为京九(北京至九龙)
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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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蒋光鼐两师指蔡廷锴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和蒋光鼐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师长(由戴戟代理)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师,这两个师同属第十九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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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觉师指李觉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十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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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州,旧府名,府治即江西宜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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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指挥指彭德怀。滕政治委员指滕代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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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军长。杨岳彬,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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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略、蔡会文,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横扫左翼之敌张辉瓒等部的命令①
(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一时)
(一)敌谭道源部[1]仍在源头、上下潮、树陂一带,熬延不进。
毛炳文部[2]进入东韶之两团,确移到洛口,先头昨到达平田,其后续部队行动不明,大概有向宁都前进模样。
张辉瓒部[3]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许师[4] 之行动不明,公、罗两部[5]分在东固、南龙、枫边、富田、陂头各地。
(二)方面军决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张辉瓒部以至许、公、罗各师),次第歼灭之。拟分兵两路,左沿君埠、龙冈,右沿上固、潭头,向东固次第攻击前进。
(三)第三军团、第四军为右路军(归彭总指挥德怀、滕政治委员代远[6]指挥),沿汉下攻击上固、下固,得手后即继续向潭头攻击前进,务须消灭备该当地之敌,然后向东固略进。应于明(二十九)日由现在地出动(行军计划自定)。
第三、十二两军为左路军(归本长指挥),沿君埠攻击龙冈,次及南龙, 歼灭各该地之敌后,则向东固略进。应于明(二十九)日由现在地出动(行军计划另详)。中革委[7]政卫团留黄陂,归战地委员会指挥,牵制东区敌人。
(四)全方面军之大行李及非战部队,统归第三军团总指挥部副官处长陈宗实指挥,随左路军后行进(各部只准带伙食担四担及必需之小行李)。政卫团第四连掩护大行李行进,归陈副官长指挥。
(五)各路卫生队随各部行进。
(六)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进。注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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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下固无敌,则右路军应与左路军协同歼灭龙冈之敌,并向沙溪方向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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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路军之后卫,应注意源头、树陂方向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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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团连之重要文件,一律集中到师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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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军政治部,须有半部随军至战地工作,以半部随大行李走。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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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道源部指谭道源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当时属第九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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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炳文部指毛炳文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八师,当时属第六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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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瓒部指张辉瓒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当时属第九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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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师指许克祥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当时属第六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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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罗两部指公秉藩和罗霖分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原新编第五师)扣第七十七师,当时属第九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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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滕代远,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和政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一号命令。
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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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革委即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一九三○年八月与红军第一方面军同时成立,负责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取消工农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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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四二年编印的《军事文献》在此件注意中还有“5、三十五师(现在约溪)
应于三十日午前由约溪便道插至南龙、龙冈间,配合左路军攻击龙冈并向南龙警戒”一项。
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①
(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二十时)
(一)敌张辉瓒师[1]由南龙向我前进,本(二十九)日午前十时,其先头部队到达此三十里之龙冈[2]圩(戴岳旅[3]一○三团),后续部队不明。潭头有到敌说。
谭道源师[4]仍在源头、上下潮。
毛炳文师[5]移到洛口、平田、东山坝一带。
(二)方面军决以左路军于明(三十)日攻击龙冈之敌,右路军则应派部协助歼灭该敌[6]。
(三)第十二军(缺三十五师,包括六十四师在内)任左翼, 应于明晨四时前出动,向表湖前进。应以一部分占领龙冈南端水西西端之万工山,以主力截断通南龙之大道(经兰石、茅坪),须于午前十时占领所要之阵地。第三军任右翼,应于明晨五时出动,占领木坑以右地区及亭子岭之主要
阵地,向龙冈攻击前进(须于午前九时半开始攻击)。右与右路军派出队确取联络,如右路军未派出部队,则应向右延伸,特别注意右翼。
(四)总攻击龙冈时间为三十日午前十时。
(五)右路军应于明晨派出一部,经回龙到樊埠附近,左接第三军,右接第十二军,向龙冈之西北端(张家车附近)攻击前进,到达时须即向三军及总司令部取联络。如上固无敌,则以主力向樊埠、张家车之线攻击前进, 而以小部警戒下固、潭头。
(六)各军小行李及伤兵收容所、绷带所等均自择地点位置, 敌方俘虏招待所设小别。
(七)大行李仍位置于阳[7]停止待命,如小布发现敌情则径向约溪移动。
(八)总司令部明日移到小别附近指挥。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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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出发前各部应集合官兵讲话,作政治鼓动,预备队亦应随时作政治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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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军应注意竭力截断敌南龙之增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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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军俘虏兵可向小别招待所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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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军应注意相互问之联络及搜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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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须注意搜集西药,无线电亦不准破坏。右令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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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瓒师指张辉瓒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当时属第九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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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冈,村名,位于江西省永丰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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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岳旅指戴岳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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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道源师指谭道源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当时属第九路军序
①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
列。
- 毛炳文师指毛炳文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八师,当时属第六路军序
列。
- 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向进入龙冈地区的国民
党军第十八师主力发起进攻,全歼该师师部和第五十二、五十三两个旅,俘敌师长兼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此次战斗是红一方面军反击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首次胜利。
- 此处“阳”后缺一字,似为“阳矶”。
进攻谭道源部的命令①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二十二时)
(一)敌谭道源师(全师六团)[1]主力在源头、上下潮一带,其先头(约两团)进至树陂。许逆克祥部(两团)[2]现仍在洛口,毛逆炳文部(四团) [3]先头已于三十日到宁都县城。(其余敌情详谍字第十三号通报)
(二)方面军决以全力扑灭谭师[4]。
(三)二路军[5]任官岭下、芦峰岭以北地区之攻击,应以主力抄过油榨陂占领廖坊以北高地一带,向源头、上潮之敌猛攻前进,须于明(二)日正午十二时到达目的地开始攻击。
第三军任树陂以西地区之攻击,应占领布头西端四百米标高高地(用第三军第二次及三军团第一次测绘之小布附近略图),亘于洋参窝之线,向树陂之敌攻击,须于明(二)日午前十时到达目的地开始攻击,诱敌注意树陂正面。
第十二军任大元里以西地区之攻击,应由现在地经拨云亭、上茶元、油麻江迂回至大元里,向下潮攻击前进(须以一部沿大元里西端羊石寨高地攻击),须于明日正午十二时到达目的地开始攻击。
(四)总司令部明日进至西山指挥。注意[6]:
-
此次战争关系全局,各官兵须不惜任何牺牲,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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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军须特别努力构筑工事,以支持正面之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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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缴获敌之经理处款项不准分散,纸票不准焚毁,须一律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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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俘虏兵与伤兵之处置,均由各军负责办理。右令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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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道源师指谭道源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当时属第九路军序列。
-
许克祥部指许克祥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当时属第六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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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炳文部指毛炳文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八师,当时属第六路军序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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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永丰县龙冈地区歼灭敌第十八师主力后,向撤退中的敌第五十师展开追击。一月三日,在宁都具东韶镇歼灭该敌一个多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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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军指红军第一方面军专门派出迷惑敌人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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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四二年编印的《军事文献》在此件注意中还有“(5)各军小行李及卫生队自己处理”一项。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字第一号命令。
追击谭道源部的命令①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二十二时)
(一)敌谭师[1]因闻张师[2]惨败,已于本晨五时逃退,一部经源头、中村向南北坑败走,其后头部队被我二路军[3]截缴枪械甚多,另一部(主力) 则经南团向东韶[4]逃去。视此情形,敌军似有全线退走之模样。(其余敌情同前)
(二)方面军决于明晨追击东韶之敌[5],然后次第扑灭朱逆绍良部[6] 之许(两团)毛(两旅)两师[7],以收政治上之声威。
(三)第十二军任正面之攻击,应于明晨十时前经南团、琳池到达东韶街附近,向东韶之敌攻击前进。应占领琳池以北、杀尾嘴以南之阵地。
第三军团任左翼,应于明晨十时前到达陂头附近,向东韶之敌攻击前进。第三军任右翼,应于明晨十时进至田营,以主力牵制洛口之敌(许师)
之增援,另以一部迂回到东韶街东端、山下坪北端之高地,向东韶攻击。 第四军为总预备队,位置东韶西之龙坛(第四军应于明晨十二军出发后
随十二军后行进)。
政卫团仍位置于麻田,应于明晨派出游击队分向洛口及东山坝、平田游击。
(四)三军团之小行李随三军团后行进,三军之小行李亦随三军后行进, 四军、十二军之小行李(由十二军派出小行李指挥官指挥)则随四军后行进。
(行李不准乱插队伍)
(五)总司令部随工农革委会[8]接四军后,进到龙坛总预备队位置指挥。
附记[9]:
1.三军团行军路线由源头经增坊、石坳下、毛坳、张家前、杨坛、庐园、枫山下、新坛、白水、陈家到陂头。
十二军行军路线,由下潮经南团、焦边、坳背、王家坑、龙坛到东韶。2.各军绷带所位置自择,医院位置在阳矶,各师雇人送去。
右令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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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师指潭道源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当时属第九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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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师指张辉瓒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该师主力在江西省永丰县龙冈地区被红军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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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军指红军第一方面军专门派出迷惑敌人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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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韶,镇名,位于江西宁都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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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对退至东韶之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发起进攻,歼其一个多旅,残敌逃住临川。此次战斗后,深入苏区的各路敌军纷纷撤退,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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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绍良部指朱绍良任总指挥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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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毛两师指许克祥、毛炳文分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和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字第二号命令。
第八师,当时属第六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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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革委会即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一九三○年八月与红军第一方面军同时成立,负责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取消工农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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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四二年编印的《军事文献》在此件附记中还有“3、总直属队明晨六时起床,六时半早餐,七时准备完毕待命出发”一项。
粉碎第一次“围剿”[1]后分散筹款的命令①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八时)
(一)敌第六路军毛、许两师[2]退集南丰城附近,原驻抚州之谭道源、路孝忱两师[3]残部有即日移动之准备(大概向乐安),第十九路军蔡、戴两师[4]近移驻兴国殷富、江口之线,第九路军之公师[5]现退至吉安、泰和之线,罗霖师[6]则向永丰移动,朱耀华旅[7]退驻吉水。以上各敌军有以南丰、乐安、永丰、吉水,吉安、泰和、兴国一带成弧形线,目前对我防御之势。
胡祖玉旅[8]大部仍在弋阳未动,赵团正山南浔[9]移防抚州,韩师[10] 孙旅在峡江,刘旅在南浔、高安一带,王金钰[11]之一旅已于十一日到萍乡。
刘逆和鼎部[12]之刘旅十号到将乐、泰宁,后续一旅十一日到顺昌。张逆子敏部已到建宁。
(二)方面军决于本月内继续积极筹款,备足给养,以便照原计划歼灭敌人。
(三)第三军团除留一师于东韶帮助该地群众工作外,大部应即向南丰城之敌威逼前进,以掩护我国、十二两军之筹款,如敌退则派队进驻南丰, 以扩大筹款区域,与广昌、头陂一带之我第四军应确取联络,于本月三十一日前须筹足大洋三万元。
(四)第四、十二两军仍在原地区尽量分散筹款,截至三十一日止应筹足十万大洋(除原定六万元外加筹四万元),在筹款期内应互取联络。
(五)第三军之良村原派出队应仍在良村工作,有事径呈本部。
第三军并应出弟八师进至石马附近,仕雨北坑、中村、藤田工作(右与乐安独立营联络),并向乐安、永丰警戒(详探乐永两方之敌情),应于三十一日前筹足一万大洋。有事径向本部报告。
第三军之其余部队仍在现在地加紧训练。
(六)第三十五师应努力配合兴国群众,向兴国之敌骚扰威吓。
(七)各地赤卫队应尽量向白色区域进攻,造成整个前进之情势。
(八)总司令部随中革军委[13]仍在小布。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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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移动后应将移动时间及各部队到达位置详细具报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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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每天最少须有一次报告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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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款期内以筹款为第一目的,但仍须注意本身训练。右命令八项附记三项令
注 释
- 一九三○年十一月,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十二月,蒋介石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十万大军向红军展开全面进攻。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用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先后于十二月三十日和次年一月三日在江西永丰县的龙冈和宁都县的东韶歼灭了敌第十八师主力和第五十师的一个多旅,俘敌第十八师师长兼前线总指挥张辉瓒,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字第四号命令。
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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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许两师指毛炳文、许克祥分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八师和第二十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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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道源、路孝忱两师指谭道源、路孝忱分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和新编第十三师,当时属第九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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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戴两师指蔡廷锴、戴戟分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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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师指公秉藩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原新编第五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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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霖师指罗霖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当时属第九路军序列。[7]朱耀华旅指朱耀华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当时属第
九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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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玉旅指国民党军第五师第十三旅。胡祖玉原任副师长兼旅长,当时已升任该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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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即南浔路,指南昌至九江(旧称浔阳)的铁路,今为京九(北京至九龙)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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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师指韩德勤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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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四十七师师长。[12]刘和鼎部指刘和鼎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当时属第六路军
序列。
[13]中革军委即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受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负责指挥全国红军,项英任委员会主席。同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正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选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①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成立无线电队有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的考察当中,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的电报,对于我们侦探到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确有不少帮助,我们现在正积极地准备扩充无线电队,这对各军团各军有以下必要:
(一)使我们中央区与其他各特区,一、三军团与红军其他各军团的通讯灵便。
(二)使我们容易得到外面的以至国外的政治消息。
(三)使我们各军间的通讯更加密切。
(四)使我们更能封锁敌军电台,侦察其行动。
因此,我们要求各部照下列人数选调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来学习。
(一)总司令部二人。
(二)中革军委[1]秘书处三人。
(三)第三军团三人。
(四)三、四、十二军各二人。
以上共十四人(各部能多送者更好)。学习无线电的学生的条件如下:
(一)年龄:十四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
(二)出身:家庭经济地位是工人、雇农、贫农或参加过斗争的。
(三)性别:不分男女都收。
(四)学历:须有高等小学毕业或相当程度者,最低限度须粗识文字及有些常识者。
(五)性格:聪明、活泼、忠实、好学、无流氓习气者。
(六)学习期限:暂定四个月。
(七)学习课程:机务、报务兼学。
各部接到此命令后,须即按照上列条件和人数,选送可造就的青年来学习。要认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重要。选调人员要在二月一日前送来本部考察是否合格,不合格的仍旧驳回。望各部体念这种工作的重要,在现工作干部或技术人员当中,抽调出来以应急需,是为至要。
此令
注 释
[1]中革军委即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受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负责指挥全国红军,项英任委员会主席。同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正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命令。
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①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
我们在第一期龙冈、东韶两役[1]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 已经把进攻革命势力的白军打退了。现在敌人为了争取反革命的领导权,为了避免统治阶级的崩溃作最后的挣扎,为了要维持他们将死亡的生命,而更要向革命作更残酷的进攻。最近加调上来的王金钰部[2]两师(一师已到吉安、吉水一带, 郭华宗师[3]尚在高安),郝梦龄[4](向吉水运动中)、胡祖玉[5](宜黄)、韩德勤[6](新干)、刘和鼎[7](建宁)、罗卓英[8](萍乡)等五师及在吉安原有的公、罗两师[9],都有积极准备向我们前进之势。第二期的战争就快要开始了。
但是我们这回比前次作战胜利的条件更具备了。蒋、张冲突[10]的日益紧张,全国经济恐慌的不能维持,都促成新军阀混战的必然爆发,这是使他们非常不利的。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则已有全国规模的胜利,答复了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特别是龙冈战后敌人不特损失了两师的兵力,同时部队也更动摇了,士兵也更趋向革命了。我们不特得到许多枪械、子弹的充实,而且地方武装也增多了四千杆枪。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以至三都, 七堡各地新争取到数十万的群众,都有相当的武装组织,并且已经组织了五路赤卫军,划分了十个游击区,决定了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的具体方法(在赤区军事会上的讨论)。富田事变[11]的完全解决,使河西[12]的革命势力又要更集中起来。另外我们新增加了一支生力军——第七军[13](据报该军已到酃县、遂川两处),又出乎敌人意料之外,使敌人进攻我们的计划不能不略受牵制。这种种条件都保证我们这回必然要得到更大的胜利。
为了要更确实取得这个更大的胜利起见,我们应将过去作战的缺点检阅一下,面对于这次作战做个更好的准备。除关于政治宣传鼓动方面已有总政治部通通指示外,特将军事方面应准备的工作分列如下:
一、前次作战前后的总缺点
(一)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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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作战地区没有事先部署,以致攻击龙冈的略图只是就近调查的,
路线也是临时问的,而群众也是临时才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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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部处(参谋处、副官经理处、军医处)没有开会专门讨论准备作战的工作,以致作战时抓不着头绪,或忙做一堆。或不晓得应做些什么,或工作人员一起都派出去了再无人可派,或做起事来器具又没有带(如参谋不带复写纸、铅笔,医官没有带应用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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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养没有充分准备,以致作战时有些部队两天没有吃饭。
(二)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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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上级作战方案时而传达得含糊,接受上级作战命令时又不能领会上级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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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上有些掌握不到队伍,有些少机动性,有些不注意战场上全般的状况。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一号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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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级及友军间相互联络很不密切(报告、通报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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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战时的给养多接济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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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队的人员组织多是无计划的,不科学的,在战场上或后方,忙东忙西达不到任务。
(三)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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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击队没有组织。已往追击敌人的部队,上级指挥官也没有给以任务。追击部队没有得到最高级机关的命令,有自行撤回宿营的(如东韶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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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扫战场不是有计划地指定专员,分派部队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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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多没有派人去搜寻机密图书、文件、电报、密码、特种器具和特种人才等。
-
战斗结束后,很迟甚至没有将敌人退却的方向、途径、情形报告。缴获、损失数目和部队补充整顿情形报告更慢得不得了。
-
战后胜利品、俘虏、伤兵的处置太慢,这是很妨碍追击的。同时也太不注意招待伤兵,饭汤都很久得不到食。
-
不能立即的饱餐士兵,恢复部队的精神,以致喂马、擦枪等⋯⋯[14]
-
俘虏兵没有派专人去负责管理,以致俘虏兵整天没有饭吃(龙冈之役),对我们不满意。召集下列各种会议。
- 军或师一级应召集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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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参谋会议,讨论战时的部队注意事项,参谋工作,各方联络法,
后方勤务,以及战后搜寻机密图书方法,并目前各部的训练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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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副官会议,讨论关于战时杂务人员的分工,大行李的指挥法、给养的接济法,前方临时事件及俘虏之处置及遣送法,胜利品的处置法,伤兵的招扶,给养茶水和转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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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军医会议,讨论关于伤兵的救护及转送事项,绷带所的设立问题,战后药品、西医、看护等的搜集方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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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团长、团副以上的军官会议,检阅过去训练上及战时指挥的缺点,并讨论此次作战应准备及注意的事项,并目前的训练。
- 团一级应召集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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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团为单位召集排长、副排长以上的军官会议一次,检阅过去作战的缺点,和此次应准备及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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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团为单位召集副官、特务长、军需上士等给养人员的会议一次,
讨论战时的给养接济及战后伤兵、俘虏兵的给养问题。
- 连一级应召集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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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连为单位召集副班长以上的连务会议一次,检查过去战斗的缺点和讨论战前的准备及战时战后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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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连的士兵会一次,报告此次作战的政治任务和意义,及我们应有的努力。
(三)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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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新操法加紧训练,并分别举行射击演习(军长、师长都要去看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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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测量、野外战斗教练,举行团及师对抗演习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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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操一律作抢山头、追击、射击、速集的动作。游戏时间一律操刺枪术、测量、游戏、跳远等。晚间点名时做军事讲评。
-
杂务兵(特别是挑夫)要派员教他们站队、走路、休息、停止(靠路
的一边)等动作,以免阻碍行军及战时队伍的增加。5.担架兵、看护兵须联合演习救护法、转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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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各部队人员,一律须知行军、驻军或战时对空的隐蔽,遇敌机时即能迅速隐藏身体(详见长沙时所发之方面军第一号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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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伙夫应尽量减少其疲劳,并训练增进其炊爨能力。
-
讲解武器拭擦法、保护法,并督促士兵实行。
(四)给养
各部一律须准备米十天,钱一个月。
以上各项,各军于接到此令后,要立即开会,自定详细计划,使所属各部去切实执行,并且一面呈报本部考核为要。
此令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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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冈、东韶两役是红军第一方面军反击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两次战役。一九三○年十一月,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红一方百军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十二月三十日在江西永丰县龙冈地区伏击敌第十八师,歼其师部和两个旅近万人,俘敌师长兼前线总指挥张辉瓒。龙冈大捷后,红军乘胜追击,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在宁都县东韶地区再歼国民党军第五十师的一个多旅,其他敌军闻风撤退,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这次“围剿”。
-
王金钰部指王金钰任总指挥的国民党军第五路军。
-
郭华宗师指郭华宗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当时属第五路军序列。
-
郝梦龄,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师长,所部当时属第五路军序列。
-
胡祖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所部当时属第六路军序列。[6]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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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和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师长,所部当时属第六路军序列。
-
罗卓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师长。
-
公、罗两师指公秉藩、罗霖分别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和第七十七师,当时属第五路军序列。
-
蒋、张冲突,指蒋介石和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之间在中原大战后为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的旧部而产生的矛盾。
-
一九三○年上半年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赣西南地区各级党、政组织和红军第一方面军中陆续开展了肃清
AB 团(国民党反革命右派组织, 一九二六年冬在南昌成立,次年四月解体)分子的斗争,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红军第二十军的少数领导干部因对错捕“AB 团”的做法不满,带兵包围了驻吉安县富田村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雏埃政府,释放被关押的人员,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脱离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并提出了分裂红军的错误口号。这一事件史称“富田事变”。事件发生后,朱德、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做了重要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指出富田事变的严重错误的同时, 采取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返回赣江以东参加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同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错误
地将这一事件认定为“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致使红二十军大批干部被杀害。
-
河西指赣江以西地区。
-
第七军指一九三○年十一月由广西左右江地区奉命北上的红军第七军。第七军在转战桂粤赣湘边境后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在江西于都县银坑地区与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
-
省略号是原有的。[15]省略号是原有的。
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①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九日十七时)
一、中国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必然引起反革命一致的进攻,特别是进攻红军与苏区。可是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已随着全国经济、政治的危机与革命进展而益加尖锐,势将爆发为战争。目前中国红军应以最高限度的坚决集中力量,配合群众武装打破敌军围攻,争取第二次进攻的胜利,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并向外发展。
二、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今天以前所得的情报汇述如下:
第十九路蔡部[1]于四月八日抵龙冈头、江背洞之线,至今未得移动消息。
第五路王金钰部[2]一师已抵新安、陂头,郭华宗[3]于四月十五日抵水南,郝梦龄部[4]于四月十四日抵白沙,公秉藩部[5]在固陂、富田一带。
第二十六路孙连仲部[6]之高树勋师[7]抵乐安望仙圩,其大部在宜黄。第六路朱绍良部[8]先头抵广昌城,余在广昌、南丰间。
敌军所至,革命群众大受摧残,水南逃出万余人,兴国逃出两万余人。这些群众对我军进攻都抱有热烈希望,各地武装群众已与我三十五师相配合,以游击战术阻止各路敌军前进。我河西[9]方面的第七、第二十两军及湘东独立师在泰和方面与敌激战中。
三、本方面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0]命令,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
四、本方面军集中地点如下:
第三军团应于明(二十)晨出发,经过古龙冈、良村于四月二十二日集中龙冈圩。
第四军应于同日出发,经安福圩、黄陂、汉下于四月二十三日集中上固。第三军于同日出发,经江口、南坑、龙冈于四月二十三日集中于石头坑
(在龙冈北端)。
第十二军于同日出发,经江口、南坑在总部直属队后方跟进,务于四月二十三日集中上固之回龙。
本方面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随同中央军委在第三军后方前进,于四月二十三日集中龙冈。
第三十五军暂归第三军指挥,随同进止。第三十五师、第七师另有任务。
五、第三军团、第四军、第三军应各派出先遣队一连,在各军行进路先头,负有整理桥梁、修补道路以利行军的任务。六、当第三军团到达龙冈(四月二十二日)时,第十二军和同路各部队应抵君埠,第四军应抵汉下。此日各军应互相派出联络员,取得密切联系。
注意:
- 各部沿途须就地购米吃,不准吃携带之米粮。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 此命令只发到师部止。注 释
- 蔡部指蔡廷锴任代总指挥(兼第六十师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
(总指挥为蒋光鼐)。
-
王金钰部指王金钰任总指挥(兼第四十七师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五路军。
-
郭华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师长,所部当时属第五路军序列。
-
郝梦龄部指郝梦龄任师长的回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当时属第五路军序列。
-
公秉藩部指公秉藩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当时属第五路军序列。
-
孙连仲部指孙连仲任总指挥(兼第二十五师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
-
高树勋师指高树勋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8]朱绍良部指朱绍良任总指挥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9]河西指赣江以西地区。
[10]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受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负责指挥全国红军,项英任委员会主席。同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正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①
(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
(一)敌人长期进攻苏区及红军,大施抢粮食拔去秧苗使农友马上缺食不能耕种及将来无秋收希望这种卑劣残毒手段,我们应立即动员打破它这一政策,使苏区所有田土按时耕种完毕,求得第二次大战[1]胜利前的工作必要条件。
(二)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做放哨、侦探、运输等工作,所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食粮。我们全体红军在不妨害作战及警戒时,理应立时派大批能栽秧耕田的同志,在各驻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 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
(三)红军帮助栽秧耕田全是一种应尽义务。不要吃农友的饭及任何酬报,并且要十分和气,不得有不好态度对待农友。
(四)若遇有白匪骚扰不能栽秧的地方,应派兵游击掩护栽种完毕。
(五)预防青黄不接时,理应早为筹备种各种蔬菜、瓜类及豆麦等类, 以应急需。
(六)各级战斗员、指挥员应将此种工作视为作战中之一种重要任务, 如能按期做到耕种完毕,是二次战争首先胜利之一。务祈全体动员努力此一工作,但决不能妨害作战。
(七)帮助工作时,应与乡苏及村苏[2]商同办理,此种工作才不致帮助在富农家里。
此令
注 释
-
二次大战指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任命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二十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于四月一日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从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连续取得富田(属吉安)、白沙(属吉水)、中村(属永丰)、广昌、建宁五次战斗的胜利,由江西到福建自西向东横扫七百余里,歼敌三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
-
乡苏及村苏是乡苏维埃和村苏维埃的简称。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训令。
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①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三日二十二时)
一、各方面敌情,除前已由总部印发情报,通知各部队外,本日复得如下的情况:
(一)王金钰部[1]直辖之第四十七师,分三路向东固[2]前进。其左路先头到达大源坑并派出游击队到源头游击。其中路已通过九寸岭到达箸龙坑[3]至万寿宫之线。其右路已通过观音岩到达山坑,与我第三军团之一部对峙中。
(二)郭华宗[4]水南之一旅,早已进至下马石,本日复进至上坊附近, 有进东固的模样。郭华宗部之又一旅(二团)早由白沙到达南坪(距东固五十里),本日行动不明。其又一部(二团)昨日由白沙进到白富,似将进沙潭头。
(三)中洞与桥头江闻亦到敌军,似属公逆部[5],兵力不详。
(四)蒋、蔡[6]主力在龙冈头至兴国城之线,其进至方太之三团仍在原位置。
二、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心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7],乘胜掩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彼我攻守形势, 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
三、根据本方面军的行动应给各部队如下的任务:
第一、想定敌军将王金钰之第四十七师为基干,配合郭华宗一部及公秉藩部,于明(十四)日拂晓分五路同时向我军进攻时,本方面军应先消灭我军右翼之敌(在地理上以东固通富田之河为界,此方面之敌为郭华宗一旅或两旅及王金钰部到达大源坑之一旅),然后用全力解决由神坛前、三彩、桥头江来犯之敌(王金钰四团、公秉藩四团)。因此,我第十二军应以两师占领大山脑、高岭、乌甲石和风坑之线为正面,我第四军、第十二军之一师, 应由大山脑经珠坑径出击包围敌军侧后,我第三军全部(三十五军在内)应由东固经江口抄击大源坑前进之敌,为我军之左翼,第三军团应以一部占领阵地,牵制富田、崇贤两方之敌,主力位置于东固附近为总预备队。总司令部指挥阵地在锅都岭。
第二、想定敌军单向我们左翼阵地前进,富田方向,水南、白沙方向不进时,第三军团除以一部向崇贤方面之敌警戒外,全力从左翼抄击洞口方向前进之敌,四军及十二军从右翼抄击九寸岭、观音岩两路前进之敌,三军任正方攻击。以上两种作战计划,究采何一种应依照敌情变化决定,当另有命令。
四、第七师应位置于枫边、城冈、方太(附近)三点,第三十五师之百
○三团位于崇贤附近,尽量设法阻止蒋、蔡前进。我三十五师百○四团应位置于潭头附近牵制白沙、白富方向之敌。
五、各军依照上述的布置,对于敌军飞机的隐蔽,交通设置,粮食采买, 侦探派遣,后方联络等,应有绵密的布置。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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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敌如不进东固,但进至三彩、神坛前、上坊之线,则战争当在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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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晨各部应于五时用餐并准备午餐(明天吃三餐,伙食钱恢复一角大洋)。暂停种田、采柴、找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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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明天应准备敌飞机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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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应即准备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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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军应派出游击队向罗坊附近游击,主要任务是打听南坪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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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团各军长、政委,及三军团之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应于明六时以前到中革军委[8]面受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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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军明晨须即派队在大山脑、高岭一带阵地上赶筑工事,但须预防敌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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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限于师长、师政治委员以上负责人阅看,不任他人阅看。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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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钰部指王金钰任总指挥兼第四十七师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五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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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固,镇名,位于江西吉安县东南。[3]箸龙坑,疑是福龙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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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华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师长,所部当时属第五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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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逆部指公秉藩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当时属第五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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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指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蔡指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当时蒋光鼐在上海养病,由蔡廷锴任第十九路军代理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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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对由吉安县的富田向东固进攻的国民党军第五路军之一部发起进攻,将其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大部歼灭。此次战斗称为富田战斗,是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的首次胜利。
-
中革军委即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
受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负责指挥全国红军,项英任委员会主席。同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正式建立了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的命令①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二十时)
(一)敌情见参谋处本日通报。
(二)方面军决先消灭王金任、公秉藩两师[1]之敌,拟于后日(十六) 从左向富田[2]方向出击。
(三)第三军团为左路军(三十五军在内),应于明日(十五号)进至江树头附近宿营,严密断绝交通。后(十六号)日经固肢向富田前进,须于后日午后一时以前攻击富田。
(四)第三军(缺三十五军)为中路(正面),应于明(十五)日拂晓进到螺坑、张家背、淘金坑一带,并占领白云山、更鼓、石唐、窑子、大垄一带阵地。十六日午前八时开始向桥头江一线攻击前进,得手后以一部追击败走之敌,以一部协助正面之第四军侧击观音岩之敌。
(五)第四军(并六十四师)亦为中路(正面军),明日以全军进驻东固一带,以一师占领三彩、神湾前[3]一线阵地,六十四师则应位置于锅都山之北端。十六日分两路,一攻观音岩,一攻九寸岭,向富田之敌进歼。十六号午后二时猛攻。
(六)十二军(缺六十四师)为右路军,明(十五)日以一部占领大山脑一带主要阵地,牵制由上坊、罗坊、潭头三方向之敌。后(十六)日待我左路与中路得手后敌全线败退时,则相机向水南追击。如后天右路之敌(上坊、潭头等)不来,则为方面军之总预备队。
(七)一○四团[4]亦归第四军指挥。明(十五号)日应即集结兵力,后日(十六号)午前八时相机向大源坑之敌攻击,策应中路军。待敌败走时, 配合正面军夹河向富田追击,攻取富田河北端阵地,截击由富田溃走过河之敌。
(八)野战医院应于十五日移到东固开设(各军伤兵即送此转后方医院)。
(九)总司令部随中革军委[5]明(十五)日仍在此地(鳌上),后天则在正面军后沿三彩、观音岩向富田前进。
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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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应各带米粮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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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俘虏兵送东固。右令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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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钰、公秉藩两师指王金钰(第五路军总指挥)兼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和公秉藩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属第五路军序列)。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富田歼灭了敌第二十八师主力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的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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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村名,位于江西吉安县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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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湾前,疑为神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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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团属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建制。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 中革军委即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
受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负责指挥全国红军,项英任委员会主席。同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正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攻击中村南团之敌的命令①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十九时)
(一)据三军团报告,中村[1]有敌高树勋部[2]之一旅,其先头部队于本日午后与我六师之前哨接触,该敌似系掩护后面主力之运动。
(二)方面军决于明(二十二)日攻击该敌,乘势下南团[3],消灭高师之主力[4]。
(三)三军团任左翼(第二天攻击南团时亦任左翼),攻中村之东北端, 沿地盘源、丁家岭、西源垄三路攻击中村之北。应于明晨(二十二日)三时由石马出发,六时半到达预备攻击阵地。
第四军任右翼,沿四十九脑向焦坑、罗荜山、牛坑、冈上之线,向中村南端攻击前进。须于明晨三时由龙坊一带出发,六时半到达准备攻击阵地(第二天攻击南团时担任正面)。
第三军为总预备队,应明晨三时由现在地出发,沿童坊、狭江口、下纸棚、木梓脑、伞子坑、中坑、普化庵、濠源、桥下坑,策应第四军相机进入源头宿营,准备第二天(二十三日)攻击南团,担任右翼(须向南团严密警戒,并侦察敌情)。
第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应于明晨三时三十分在三军后行进,位置于第四军阵地后濠源、桥下坑附近,第二天攻击南团时,跟三军之后担任右翼。以韩婆、赖珠亭、中村至松树岩之线为战斗区分线,线以北归三军团担任, 线以南(线在内)归四军担任。
(四)如中村之敌退走南团或源头时,则三军团尽量进入通南团方向宿营,三军、十二军、四军都进入源头一带宿营,准备后日向南团攻击。
(五)总司令部及直属队随中革军委[5]进至东坑附近指挥,明晚则在中村街上接收报告,后日打南团,指挥阵地在上下潮。右令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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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村名,位于江西永丰县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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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部指高树勋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当时属第二十六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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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团,村名,位于江西宁都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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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对由南团进至中村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的先头部队发动进攻,并于打垮敌人后趁势追至南团。此役歼灭该师之第八十一旅大部,是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的一次重要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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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革军委即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
受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负责指挥全国红军,项英任委员会主席。同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正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消灭由赖村进攻之敌的命令①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三时)
一、截至本日止敌情如左:
(一)陈铭枢部[1](蒋、蔡、韩、罗[2])在富田、水南、白沙之线与我独五师对抗中。
(二)孙连仲部[3](郝、唐、郭、李[4])在沙溪、大金竹之线与我九师对抗中。
(三)朱绍良、许克祥[5]在南丰,周浑元[6]在甘竹、广昌,毛炳文[7] 在白水、头陂,维持陈、罗、赵、卫[8]之交通。
(四)赵观涛师进到砍柴冈、宁都城、田头等处,卫立煌进到瑞金。
(五)陈诚、罗卓英两师于十九日进宁都,二十二日分两路,一路进至青塘,一路进至邮村坪。二十三日青塘之敌进至古龙冈,邮村坪之敌进至赖村[9]。此两路每路均为一师。明(二十五)日古龙冈之敌将向桥头前进,赖村之敌必将向平安寨前进。
二、本方面军在敌人深入恐慌疲惫之下,决心首先消灭由赖村进攻之敌, 然后转向桥头方向消灭敌军的第二部。
三、我军对赖村进攻之敌军攻击部署如下:
(一)右翼军(第三军团及第四军)归彭德怀[10]指挥,应于 明(二十五)日出动,俟赖村敌军进至葛坳附近时,以三军团由老屋场之线抄出敌后, 以四军由鲤婆坳、大田之线攻击敌之左侧。为防三寮方向有敌向葛坳增援, 三军团一团兵力扼守龙山,使敌军不能通过,又须派出小部队位置于流民坝一带,如有敌企图渡河,则努力阻之。
(二)中央军(十二军)于二十五日出动,与第四军左翼取得联系后, 经桥背到达葛坳占领阵地,攻击敌之正面。
(三)左翼军(第七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军七八两师)归李明瑞[11] 指挥,以七军位置于梅屋,第八师应位置于琵琶垄牵制古龙冈方向之敌,使不能增援。三十五军位置于平安寨策应各方。第七师位置于忠洲附近,牵制古龙冈之敌。
四、总司令部在平安寨、桥背附近。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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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枢部指陈铭枢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围剿”军右翼集团军(辖第一、二军团和第三路进击军)。
-
蒋指蒋光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围剿”军第一军团(辖第五十二、六十、六十一师)总指挥(在上海养病,未到职)。蔡指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代总指挥兼第六十师师长。韩指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罗指罗霖,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师长,所部直属“围剿”军总司令部。
-
孙连仲部指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兼第二十五师师长)任总指挥的国民党“围剿”军第二军团(辖第二十五、二十七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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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指郝梦龄,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军军长兼第五十四师师长, 所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部属“围剿”军第三路进击军序列。唐,疑指唐奉珍,第二次“围剿”时曾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代师长;第三次“围剿”时,第四十七师师长由上官云相(第五路军代总指挥,“围剿”军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兼任。郭指郭华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师长,该部来列入“围剿”军序列。李指李韫珩,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师长,所部直属“围剿”军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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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绍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围剿”军第三军团(辖第五、八、二十四师)总指挥。许克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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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浑元,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代师长,所部属“围剿”军第三军团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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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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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指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第十四师师长、“围剿”
军第二路进击军(辖第十一、十四师)总指挥。罗指罗卓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师长。赵指赵观涛,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师师长、“围剿”军第一路进击军(辖第六师)总指挥。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师师长、“围剿”军总预备军(辖第十师和攻城旅)总指挥。
-
赖村,村名,位于江西宁都县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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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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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瑞,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七军军长。
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①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十九时)
(一)顷据十二军报告,东固侵入白石之敌,本日已入崇贤。又据纯化区委报告,富田、陂头、新安[1]一带之敌共约三团,东固蒋、蔡部[2]是否全向崇贤及龙冈,敌人现时行动尚不明了。
(二)本方面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先夺取富田、新安[3]。
(三)七月三十一日(本日)一军团各部须乘夜移动到下列地点:四军到石陂圩,十二军到小遥岭附近,总部到田,三军到老营盘。三十五军在兴国城,三军团、七军到茶园冈与沙村之间(行三十里左右)择地休息。
(四)八月一日夜间,四军进到古坪圩(在戴家坊、石陂圩之间,是红色区域),十二军及总部进到石陂圩,三军进到小遥岭与石陂圩之间,三军团、七军须进至湾溪、灌溪、铜山、东芫、高垄、马田一带。
(五)八月二日夜间,一、三两军团各部各从原驻地出发, 一军团担任攻击富田,三军团及七军担任攻击新安圩,均须于夜二点(即三号晨)开始攻击。
(六)各军每日行军时间规定为下午六时半至上午五时,上午五时十分至下午六时为休息睡眠时间。不得违误。
(七)攻击富田、新安时,总部在三军的先头。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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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陂头、新安,村名,均位于江西吉安县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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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蔡部指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辖第五十二、六十、六十一师)。总指挥蒋光鼐(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当时在上海养病,由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任代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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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晚,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向富田开进途中发现敌“围剿”军第二路进击军之第十一、十四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遂决定改变计划,另寻战机。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怎样创造铁的红军①
(一九三一年七月)
创造铁的红军是目前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铁的红军必须具备以下六个基本条件。
一、确定红军的阶级性。
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红军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为要达到这一历史任务,红军的组织成分必须有充分的阶级性,就是工农劳苦群众才有资格来当红军。
中国红军是在土地革命发展和深入的过程中生长和壮大起来的。它的主要的组织成分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雇农、贫农及中农。它的军事干部特别是政治领导干部,应该把先进的城市无产阶级出身的放在第一列。乡村中的雇农工会、贫农团,尤其是城市总工会,应该按期调动自己政治上坚定的分子来充实和扩大红军的队伍。把游击队、赤卫队中有斗争历史的积极分子抽调来当红军,更有必要,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事实,都可以证明。
二、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中国红军产生的前一时期的游击战争,即是共产党在领导。共产党正确地决定实行土地革命、争取群众的策略,逐渐把游击队转成为红军,逐渐扩大加强红军的力量,开始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 去消灭军阀混战,扩大苏维埃运动,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政府。这些伟大的繁难的任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正确地配合全国的革命力量,了解全世界革命运动进展的程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定出完全有利于革命的策略,坚决地去执行和完成。
取消派[1]认为土地革命的发展,是农民领导了无产阶级,乡村领导了城市,甚至于说红军是“土匪流氓的乌合之众”,不久便要消灭。取消派根本否认红军是直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根本否认红军的壮大是在土地革命深入,得到乡村中广大的贫苦群众的拥护以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已经认识清楚红军是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形成的伟大的革命武力,我们自己更应该从阶级立场上明确这一点。红军中的军事指挥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训练的实施,必须完全由共产党领导执行。
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经过红军中的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政治部及政治处)实行它的领导作用。在政治委员直接指导下的政治机关,是苏维埃政权的一部分,是党在红军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红军中的党部应在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指导之下进行工作。中国共产党中央给红军的第一号命令中很明显地指出:政治委员是红军中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党的代表者,对于部队中的纪律、政治觉悟和战斗力的加强等,他和指挥员负同样的责任。党与团的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红色战斗员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部队的战斗力与纪律。政治委员对于部队的情状负完全责任,自然对党的组织的
① 本文曾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一九三一年七月第二期、第三期上连载,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情状也要负责。
只有照着上述指示,才能建立红军中坚强的政治委员制,才能使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很正确地实行。同时党必须十分注意政治委员的选择,各级政治委员,要由最忠实、最勇敢、最坚决、最有阶级觉悟的共产党员来充当,要尽量提拔和培养最好的工人干部做政治委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红军才能成为铁的红军。
三、政治训练的重要。
红军的政治训练与资产阶级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根本不同之点,就是红军完全反对资产阶级把政治训练变成为蒙蔽阶级意识的欺骗工具,变成超阶级的、完全不兑现的花言巧语。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要造成铁的红军, 必须使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首先完全信仰共产党的领导;了解共产党有指导工农联合的责任;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了解革命战争的阶级性质是为全中国的工农及劳苦群众谋解放;了解自己在战争中积极完成其一部分任务就是为了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了解群众力量的伟大,红军必须与群众密切地联合起来;了解目前中国革命必须有红军的发展、工人暴动、农民暴动、士兵暴动四种革命斗争力量的配合,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尤其要了解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和前途,全中国及全世界革命日益高涨的现状; 深刻地认识整个敌人营垒中经济政治恐慌高度的紧张都有利于中国革命,充分地相信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定可以战胜到了末日的反革命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
在政治上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就是把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的武器,在精神上建立了铁的红军的基础,自然可以战胜革命过程中的任何困难,经得住任何剧烈的斗争,愈斗愈奋去取得最后的胜利。
四、军事技术的提高。
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不仅在战争中特别加强了技术的作用,使用技术的知识训练也复杂了,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变更了战术的原则。
技术落后的中国,在战争中逐渐采用进步的技术已有半个世纪以上,采用日本德国的战术也将近半个世纪。固然现在中国军阀所采用的技术和战术,还远不及帝国主义,但因有帝国主义在后面经常地供给和帮助,使中国的战争日益近代化。中国的新式武器来自各国,类型也日益复杂化。因此, 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须努力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以便我们从敌人中间得到新式武器时,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
中国红军的战术从长时间的游击战争中得到不少新的经验,特别是在南方的山地战中有许多新的收获,并且养成了红军旺盛的攻击精神。但现在革命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单凭红军的英勇冲锋固然不够,单凭红军已有的战争的经验也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必须特别加速战术方面的进步,预备在全国的范围内作战,并且要预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事实上红军在龙州、长沙及长江中部已经多次同帝国主义的大炮飞机接战[2]。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3]决定红军编制的改变,在组织上加强了作战的力量。红军新教范的编订,废除一切形式主义,注重野战攻城的实用,就是适应革命开展时期的新的需要,初步预备铁的红军的技术和战术。
五、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
红军的纪律是根据整个的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争的必需而制定的。红军的纪律,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一样地遵守,与白军的纪律专为压迫士兵而设,绝不相同。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红军在与敌人战斗中,不仅有一致的行动,并且有一致的意志; 不仅不妨害阶级的和革命的利益,并且要能为阶级的革命的利益而奋斗以至于牺牲。
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的养成和提高,就是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汇合成为全军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有了这样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红军,就是铁的红军。
六、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
红军是苏维埃政权中的特殊组织,它不仅要完成中国工农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要成为创造并保卫社会主义的柱石。红军不仅要与国内军阀的军队作战,它还要与武器最进步、组织更完备的帝国主义的军队作战。因此红军本身的编制,必须力求进步,以适应于新的作战环境。要有统一的训练,集中的指挥。要使红军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之下,有最大限度的集中性,去消灭它的阶级敌人的武装。但在这里,我必须重复说明,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 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
最后我要说的是,铁的红军的创造,要在斗争的过程中进行。我们现在比任何时期更加需要来搜集并整理过去红军斗争的经验,切实依照上述的条件,创造并扩大铁的红军,来完成红军的伟大历史任务。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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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指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人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这种观点事实上取消了革命运动,因此他们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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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一九三○年红军在龙州、长沙及长江中部同法、英、日、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的三次直接交战。这年二月广西龙州起义后,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曾派飞机侵扰,遭到红军第八军的还击;七八月间红军第三军团攻占湖南长沙时,停泊在湘江的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炮轰长沙,
红军当即开炮还击,迫使它们向下游逃窜;七月红三军团占领湖南岳州(今岳阳市)后,长江中的英、美、日军舰炮轰城岸,红军开炮击中敌舰,迫使它们不敢靠岸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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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受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负责指挥全国红军,项英任委员会主席。同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正式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消灭龙冈之敌的命令①
(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十四时)
(一)敌之整个布置见蒋介石八月二号命令,已另录。龙冈[1]有敌第五师四团、五十四师两团(昨日未与我军作战的),加上昨天与我军作战的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败兵约两团,共尚有敌八团。崇贤、方太之蒋、蔡部[2], 兴国江背洞之赵观涛部[3],青塘、古龙冈之孙连仲部[4],均在向我军前进, 但明日(九号)不能达到龙冈。
(二)我军决心以全力消灭龙冈之敌[5]。
(三)攻击龙冈部署如左:
三军团及七军任左翼,今夜宿营于兰石,担任攻击龙冈之西北端。三军任右翼,今夜宿营于小别,担任攻击龙冈之东北端。四军任正面,今夜宿营于表湖,担任攻击龙冈之南端。十二军位置于四军之后作总预备队,今夜应宿营于表湖附近。
各军明晨(九号)四时一律总攻,务于上午十二时以前解决战斗。
(四)解决战斗后,各军宿营地区分于左: 三军团及七军在上固、下固、缺家坪一带。三军在小别。
四军在水西、高车、大蕉坑、下车、中塘陂一带。龙冈圩、表湖、张家车、樊埠一带不驻兵。
(五)明日上午作战时总部在表湖。作战后至夜间,在龙冈圩区政府(圩场的南端),后晨移石头坑。
(六)[6]明日下午七时,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军团总指挥、政治委员均到区政府总部开会。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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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冈,村名,位于江西永丰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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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蔡部指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辖第五十二、六十、六十一师)。总指挥蒋光鼐(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当时在上海养病,由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任代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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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观涛部指赵观涛(第六师师长)任总指挥的国民党“围剿”军第一路进击军(辖第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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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连仲部指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兼第二十五师师长)任总指挥的国民党“围剿”军第二军团(辖第二十五、二十七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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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继一九三一年八月六日至七日在江西兴国县莲塘、良村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第五十四师各一部后,决心再歼龙冈之敌。在开赴龙冈途中,获悉龙冈国民党军第五师已有准备,即改变计划,以第三军向龙冈佯动,主力则连夜东向黄陂。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师约四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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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这一条内容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四二年编印的《军事文献》中为(七),(六)的内容为“伤兵、俘虏、
① 这是由毛泽东起草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枪械均由各军自行处理。伤兵医院设君埠西端之空坑(离君埠十五里)一带。枪械收集于陂头(君埠与汉下之间)。”
节省经费的通令①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一、三次战争[1]已为我工农红军取得第一步胜利,但目前仍须准备一个月到两个月的艰苦奋斗,以持久战略来消灭敌人,争取三次战争的全部胜利, 才能完成创造苏维埃根据地、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任务。在这种精神之下, 本方面军经理处曾召集第五次经理会议,具体规定目前节省经费办法,经本总司令、总政委批准应即遵照执行。
二、目前各种用费规定如下:
(一)伙食费照原发一角,后方医院同。
(二)马干照原发一角,但必须照新规定的马匹发钱。
(三)办公费连每月四元。
经理处、卫生队、交通队、无线电队、军士连、教导队、军医处、特务队、军需处、保卫队等与连同。团、营与连同。
师六元(办公应在内)。师政治部六元。
军部十元(办公应在内)。
军政治部十元。
总指挥部十五元(办公应在内)。总政治部十五元。
总司令部二十元(办公应在内)。总政治部二十元。
(四)夫费
1、工作每天发大洋一角五分。
2、休息每天发大洋一角。
3、回家按路程计算,发给伙食钱,每天一角,并每天发给工资一角。
(五)病兵休养费
1、病兵一概由军及师军医处负责送,伙食、休养费均归军医处发。
2、随军队休养的不发休养费。
3、送政府休养的发大洋一元带伙食一元。
4、送后方医院的休养、伙食费一概不发。
(六)伤兵费轻四元
重八元
(七)俘虏费每名发三元
(八)客饭费
每餐三分,无公事者不得领钱。
(九)向导工资与临时夫子同,有特别情况者不在此例。三、节省经费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通令。
是争取三次战争胜利的重要问题之一,要保障以上规定各项用费能遵照执行,各级主管官长须有切实之监督,尤须保持经理机关之独立系统。查近来各军对于经费支付有由师部批发,军需处不批发的;有下级政委在军需处噪闹的;有军需处只受师长、政治委员指挥,不能在经理系统之下工作的(三十五师),调换军需人员不告诉经理处的(第三师);有力批发手续问题, 经理人员与军长、政委冲突的(三十五军);有调监护兵、长夫不经经理机关同意强蛮调用的⋯⋯这些事实都是不认清经理独立的意义,间接就妨害争取三次战争全部胜利的任务,应严格改正,概遵工农革命委员会[2]与革命军事委员会[3]前后两次通令,切实执行,特此通令。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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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战争指一九三一年七月开始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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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革命委员会即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一九三○年八月与红军第一方面军同时成立,负责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取消工农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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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受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负责指挥全国红军,项英任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正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转移阵地截击敌军的命令①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一时)
(一)据报,敌韩德勤部[1]于九号晚复退回兴城[2],蒋、蔡两师[3] 主力仍在高兴圩附近,蒋鼎文[4]残部在长迳口,敌之游击队十号到绮冈、隆坪,当晚即撤走,本日游击到六窠之敌午后亦撤走。老营盘[5]附近有我独立四师,老营盘有我省苏[6]及四军收集子弹之一连,三军第九师在六窠附近占领阵地,至明日(十二)下午二时即撤至成功坳占领阵地。
(二)方面军决转换阵地截击敌军[7],拟于明(十二号)日移动,派第三军为掩护队,在老营盘附近掩护。第三军团、第七军着于明(十二号)晨四时由现在地(均村一带)出发,经高湾、下坪锡、上坪锡、东坑、十八排、黄龙坪到浪川(四十里),在浪川[8]之茶芫(住房屋一半,须适当分配)、下元一带布置宿营。
第四军及三十五军着于明晨四时由现在地(小章贡、长窖、里溪等处) 出发,经小章贡到富足,可分为两路,一路走天子,一路走钓鱼台,均到浪川之石灰尾[9]及茶芫(住房屋之一半,须适当分配)一带布置宿营。如石灰窑总直属队宿营地有多时,应划分一部为第四军宿营地。
总直属队由杨副官处长指挥,着于明晨五时由现在地(富足)出发,经龙上、钓鱼台到浪川之石灰窑宿营(石灰窑之房子由总部杨副官处长[10]分配,总直属队住完后剩余归四军)。
第三军之新兵团明日移到浪川之白果树下。
(三)三军团到宿营地后,须派员往小庄侦察渡河点并架桥,准备后天通过小庄往田。
(四)总部明夜在石灰窑,各部到宿营地后须立即派传令兵到总部接受命令。
(五)各军应把政治部暂时留下照顾伤兵,候交通恢复,即向龙冈头一带归队。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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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勤部指韩德勤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当时属“围剿”军第一军团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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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城指汪西兴国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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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蔡两师指戴戟(原为蒋光鼐)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师和蔡廷锴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当时属“围剿”军第一军团序列。[4]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军军长兼第九师师长、“围剿”军第四军团(辖第九师)总指挥。一九三一年九月七日,红军在老营盘战斗中歼灭了其所部第九师独立旅。
[5]老营盘,村名,位于江西泰和县和兴国县交界处。[6]省苏,省苏维埃的简称。
[7]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红军第一方面军于吉安方石岭以南地区截击撤退中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及第九师炮兵团等部,全歼该敌。此次战斗是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红一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最后一役。[8]浪川,村名,位于江西泰和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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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尾,似应为石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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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副官处长指杨立三,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官处处长。
收集攻打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①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
(一)土围子炮楼是土豪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
(二)以前打土围子攻炮楼都是用步兵的冲锋,用炮兵威吓,实在不够得很,死伤很多,土围子炮楼还是没有打开,总不晓得用工兵的效力去挖地洞,打对壕,埋地雷,去爆炸它的围墙,再冲进去,或是用多量火药完全给它炸个干净。
(三)红军最近攻打土围炮楼的斗争经验中,得着很多教训,学习得很多本领,有把握地打开了许多有名炮楼,消灭了敌人最后的堡垒。
(四)土豪的土围炮楼在乡村中正在修筑,军阀在城市里已筑了坚固堡垒,防御红军的进攻。红军的攻城攻坚的战术,应该在打土围、攻炮楼的斗争中学习成功。
(五)各军接到此训令后,务将各军、师、团直接打土围子、攻炮楼的指挥员的实际经验,兵力布置,工作的方法,如挖地洞的方法,用的工具, 爆炸的药种药量,爆炸的效力,收效的成绩,详细地开会讨论后汇集起来报告总部,再由总部参谋处加以讨论,汇集有效的有经验的方法编为筑垒攻城教范,训练红军。这是目前万分需要的,限训令到十日内汇集转报,勿延为要。此令。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苏字第一号训令。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的通令①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根据第一次全苏大会[1]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以朱德、彭德怀、王稼蔷、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关向应、王盛荣十五人组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该会主席,王稼蔷、彭德怀为该会副主席,王稼蔷为总政治部主任。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
二、本会已经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组织成立,同日开始工作。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暂行设立如下各机关:
总政治部;
总参谋部——部长叶剑英; 总经理部——部长范树德; 军医处——处长贺诚;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萧劲光。
三、今后,关于各级军事机关中各主作部门的建立,经常工作的进行, 及相互间密切的联系,都应该立即建立起来。因此,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红军中各级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机关在正确关系之下,要有经常不断的各种报告与指示。
各方面军、各集团军、各直属军对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各级政治部对于总政治部的各种报告,各级参谋部、各级经理机关。各级卫生机关相互间的各种通报,在今后必须要严格地进
行。这样才能使红军全部生活好象血脉非常流通似地活跃起来。注 释
- 第一次全苏大会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代表出席了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央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令,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选举了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中央政府),
毛泽东被执委会选举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① 这是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蔷(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裁减指挥机关中闲余人员的训令①
(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
近查各部队指挥机关中,每留置很多工作人员,甚至有闲余人员集留在机关中,如七军军部即有七十多个工作人员。可是在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 工作人员、干部却异常缺乏。这一方面是人多而无事可做,将日渐趋于腐化; 另一方面却因无人而事不能做,甚至地方上有许多武装而无人领导来使用。这一现象,非马上纠正过来不可。因此,各部队要严格地把闲空人员裁减, 多余者务于一月二十日以前送来军委,以便适当分配工作。各军接此训令后, 应切实执行,不得有意隐匿,切切此令。
① 这是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蔷(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
组织抚恤委员会的训令①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英勇的工农红军战士,为了拥护苏维埃政权与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不断地与国民党军阀肉搏冲锋。在这样的残酷斗争与伟大胜利中,有不少伤亡、残废。根据全苏大会[1]的决议,应在本会之下组织抚恤委员会,专司抚恤伤亡、残废的任务。兹委定贺诚、滕代远、杨立三、李景文、陈志方为委员, 并指定以贺诚为主任。其余红军部队,应以军为单位各派一代表前来参加委员会。各军于接此训令后,应即选派代表前来参加,又以后关于抚恤事宜, 亦应与该委员会直接交涉,是为至要!
注 释
[1]全苏大会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 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代表出席了
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令,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选举了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中央政府), 毛泽东被执委会选举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① 这是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蔷(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
各级指挥员应及时准确报告军情①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
一、在战斗间高级指挥员对于战场的指挥因战争环境的迁移而有许多灵机应变的处置,前线各级指挥员应不断地将敌情据实报告,以帮助高级指挥员之决心和处置。但报告如不确实,则处置亦因之错误。这是我各级指挥员应特别注意的。此次作战[1]中如三军团误报大余之敌已经退却,致我军改变作战目标;又五军团报告水口之敌已退去,我军追蹑不及,致高级指挥员对增援计划中途改变,不能迅速歼灭该敌,延长战局至三天之久。以上严重错误,是由于对反革命向革命进攻的坚决和顽强估计不足,亦由于忽视阵地侦察工作所致,倘不严格纠正这些现象,将必影响战局,致革命战争于不利。特此通令。希各级指挥员以后报告敌情务要精确,遇有可疑之处亦须说明, 伸上级容易判断而处置。
二、军与军的联络,师与师的联络,团与团的联络更为缺乏,不能使战线一致行动毫无缝隙可乘。如三军与十三军之间缝隙太大,敌即乘隙而出。十二军攻击上前,不知三军在何地点。此等联络不确实,实有最大危险。望各级以后对于联络应当切实注意。
三、无论命令、通报、报告,首先要写明发出的时间及地点,特别是在情况急速变迁时,常在短时间内下达两种不同处置的命令,若不将时间。地点写上,则收信者便不能从发信的先后来判断应当执行哪一个指示。此次水口之役,参谋部对三军团所发的指示信便犯了这种错误,以后必须注意纠正。
四、指挥阵地及指挥机关应审慎地选定。在战时不容许随便移动,若已移动必须通知各级指挥机关,以免失掉联络。此次战役,总部位置常为各军团找不着,这显然是失掉了战场指挥的效能,以后必须改正。望各级指挥员亦须注意此事。
注 释
[1]这里所提到的战斗指南雄、水口战役。一九三二年七月初,红军第一方面军为解除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南翼的威胁,对侵入赣南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粤军)之第一军等部展开攻势作战。七月二日至三日,红军先后击溃了大余县池江和梅岭关等地的敌军,四日开始围攻大余城,敌人凭险固守,攻击数日未获成功。此时,原驻信丰之粤军第四师和驻韶关之粤军第五师、独立第三师等部分两路向南雄集结,企图夹击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于七月八日至十日在南雄县水口圩同这两路敌军展开激战,经三昼夜血战,将其全部击溃。此役,红军击溃敌军共十五个团,迫使粤军由赣州南撤至大余、南雄一线,但由于兵力不够集中和前方战报不准等原因,未能大量歼灭敌人。
① 一九三二年六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兼总司令,王稼蔷(祥) 兼总政治部主任。这是朱德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的训令。
提议红军改设政委制, 毛泽东为总政委①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1]。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2],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此种办法如何,飞电复。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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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全面贯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逐步受到排斥。同月,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了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撤销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
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随之取消。次年三月,中央红军在赣州前线失利,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赴前线指导工作。六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副主席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仍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因当时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建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周恩来、朱德等在前方的中央局成员提出了此项建议。八月八日,中革军委任命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至同年十月再次被解除总政委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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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革军委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成立,为国家最高军事机关,朱德任委员会主席。
红军人城纪律的通令①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日)
各级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查反动机关之文件、器物,即为反动派之一切军政策略蒐集之所在,亦为反动派阴谋之铁证,其他如各级统治者调查之记载,尤为将来建立各种城市工作之基础。过去红军对搜集此类文件物品工作没有引起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工作人员的深刻注意,在进入白色区域和占领某一城市后,不先封锁反动机关,只知逞一时之气愤,任意行动或纵任群众破坏物品,烧毁文件, 使一切机要无从稽考。此类行动,实贻后来一切城市工作以无穷困难,特别在这积极向外发展夺取中心城市行动之下,应该于每次入城之时,均须于最短期间内,将一切反动组织行政状况彻查清楚,庶将来城市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因此,特规定在每次击溃敌人和占领新的区域特别是巷战终了时之入城
① 这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成员朱德和周恩来、毛泽东、王稼蔷(祥)联名给中央局的电报。
① 这是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蔷(祥)的名义发布的通令。
纪律,为我全国红军所必须严格遵行,条例如下:
(一)凡在战场上缴获敌人的文件箱不得乱翻,或甚至毁坏,箱内的一切文件书籍,必须整箱的迅速缴交上级;
(二)入城部队必须在指定地区和戒严期间内严密防守,绝对禁止一切市民之通行;
(三)迅将防守地区内各种公开机关及已经探明之反动分子住宅严密把守,并将室内一切人员禁闭室内,以待检查;
(四)上项机关住宅内一切器物、文件,在检查员未到以前绝对不准移动。如有捣毁器物、焚烧文件或私取财物者,应受严厉的处分。
上四项盼于令到日分别召集军人大会详细解释,俾各遵行。此令
对红四方面军粉碎第四次“围剿”的建议①
(一九三二年九月中旬)
寒电悉。
(一)此次敌集结兵力分进合击我鄂豫皖苏区,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 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1]对付中央区之并进长追,并益以坚守据点稳打稳扎。
(二)因此,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 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2]。
(三)这三次战斗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四)红十六军在通山、咸宁的两次胜利[3],这次一方面军向北发展的胜利的开始[4],均是对鄂豫皖的配合策应行动。湘鄂西[5]应在打击敌人一方的便利条件下,以一部分兵力向京汉路西行动。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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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围剿”指国民党军于一九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九月间连续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三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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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组织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被前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在国民党军的严重“围剿”面前,没有领导红军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强令红军围攻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准备夺取武汉,当年八月敌军开始大举进攻时,他不是采取诱敌深入,侍机反击的作战方针,而是下令红军仓摔迎击,使红军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最后不得不于一九三二年十月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外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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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工农红军第十六军反击国民党军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围剿”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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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七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南雄、水口战役后,由信丰、南雄边境的集结地域北进。八月,发动乐安、宜黄战役,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先后攻占乐安、宜黄、宁化、南丰等四座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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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活动的工农红军第三军(原红军第二军团)。
① 这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蔷(祥)联名给中央局并转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电报。
对鄂豫皖红军战略战术问题的意见①
(一九三二年九月中旬)
(一)鄂豫皖红军在敌人密集的分路合击与深入苏区的情况下,一月余激战三次[1],仅击败敌人,未能消灭敌人一路,而我受损失大,补充不易, 结果仍须自动放弃新集、七里坪。这在战略上仍未抓紧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 红军尚须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争取便利于消灭敌人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在一次激战后,须力争相当时间的休息与补充,以免过度的疲劳而影响和减弱红军战斗力。敌急追亦宜以游击战术去疲劳与扰乱它,以争取便于消灭它的有利条件。若机械地固守一地求战太急,反足以招致自己损失大敌人不能消灭的不利条件,敌人再进,所固守的地区仍要失去。
(二)目前移师皖西[2]是对的,我们唤起你们注意这一战略的运用,要努力争取消灭一面敌人的胜利,以达到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围剿”的目的。
(三)伤病兵近万,反动派捣乱医院,须请中央用大力送自己的医生去。作战行军顾及战士疲劳,可以减少疾病。烂脚病都由拂晓行军,在战场不洗脚以及蚊虫传染而生,勤洗擦干可以减少传染。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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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八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全面展开,红军第四方面军急撤麻城之围,仓猝西进迎敌。八月十日至九月五日,红军先后在湖北黄安(今红安)的冯寿二、七里坪和河南光山的扶山寨进行了三次阻击战,予敌第二、第十师等部以沉重打击,但未能击破敌军之一路,自身反受到极大消耗,使红军陷入了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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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九月,红军第四方面军领导人鉴于红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作战不利,决定撤离豫东南地区,向皖西北转移。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在经过多次艰苦战斗后被迫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① 这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蔷(祥)联名给中央局转临时中央及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电报。
关于方面军行动与中央局全会地点问题的意见①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昨电悉。
(一)乐安敌吴奇伟师[1],非高树勋[2]一旅可比,前次攻乐[3]犹费时两日,如攻乐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十六军现退出上高,转向萍乡方向发展,八军电报不通,配合行动不能使之牵制赣河主力。因此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 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
(二)现方面军向边区开动,待宜黄敌情弄清后,如只孙连仲部[4],抚州五师大部又到贵溪,我坚攻宜黄以开展局势;如宜黄有重兵不便攻,则只有执行原定计划,布置宜、乐中间一带战场,争取群众以调动敌人。
(三)中央局全体会以项、邓[5]两同志回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6]所指,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十月十号以前为妥。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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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奇伟师指吴奇伟(第四军军长)兼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九十师。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报中要求红军第一方面军先行消灭位于乐安的吴奇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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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所部当时属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军第九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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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攻乐指红军第一方面军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六、十七日攻击乐安的战斗。此次战斗中,红军全歼敌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等部三千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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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连仲部指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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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邓指邓发,当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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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电指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这一电报指出:“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苏区与争取中心城市之具体进行等。”
① 这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蔷(祥)给中央局的电报。
节省经费,集中经济力量, 战胜敌人进攻①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由于中国工农红军不断的伟大胜利,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日益发展,全中国革命运动的猛烈增长,帝国主义者现在正更公开地、直接在那里指挥与帮助中国的地主与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阀,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1],积极布置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充分地动员准备一切力量,坚决地。胜利地进攻敌人,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以争取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是我工农红军及全苏区工农群众当前的主要的紧急战斗任务。
广大地征集资材,各方面地积极充裕消灭敌人的作战经费,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充分的总的动员力量之一。因此,节省经费在目前实有很大的意义,现在后方各苏维埃机关及群众中正在那里进行广大地节省运动。为了这一工作,他们正努力实行缩减公费,减食一日两餐;取消一切不必要的开销, 并且在群众中进行广大的节省一切费用捐助红军的工作。
在前方的各红军部队,近来各项开支常有超过规定数目的,这在目前实为不可容许的现象,现在应该即刻进行节省运动。兹特规定节省经费的办法如下:
1、尽量减少特别费及杂支,除急需品,如制冬衣之棉花、布匹及无线电用之汽油等外,可不必购买。超过二元以上之特别支出,连、团及师直属队, 须事先得到师长及政治委员之许可与军需处之同意然后开支,军及军团直属队必须事先得到该级主管指挥员之许可与该级经理机关之同意然后开支,否则概不准报销。
2、西药仍须由本会总军医处统一购买,各级军医处和卫生队事先非得到本会军医处之许可,不得自行购买(特别情形在外)。
3、马匹超过规定数目的和弱小不能用的,统送后方,以节省马干费。
4、各部担子数目,非系重要办公用品,不得自由增加超过本会以前训令内所规定的数目,以减少夫费。
5、各部队夜间灯盏,于吹熄灯号后,除留特别需要者外,必须一律熄灯。在苏区内洋油异常缺少,价值昂贵,除非高级指挥机关办公及夜间传达外, 一律用茶油点灯,不要用洋油,以节省办公费(另外节省洋油的意义还能留作无线电充电用,白区内很多的地方洋油价值比茶油便宜,当然点灯可用洋油)。
6、各部队之办公费,应按本会经字第六号训令规定之数目使用,绝对不能超过。
各部队接此训令后,望切实执行,并望更具体地规定一些节省办法,并须作广大的宣传,在所有战斗员中造成广大的节省运动。这样来集中我们的经济力量,用于胜利地进攻敌人,以消灭敌人进攻的决战方面,以完成我们目前的伟大任务。
注 释
① 这是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副主席王稼蔷(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训令。
[1]一九三二年十月,蒋介石在结束对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后,集中兵力准备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国民党军正式开始了这次“围剿”。
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一训令发给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各级指挥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一直发到连长、独立排长及各政治指导员,并要在全体红色战士中解释这一训令,实行这一训令。
(一)此次我方面军在东北一个月行动[1],连占七城,赤化建宁、泰宁、黎川,扩大苏维埃领土数百里,击败周志群[2],两次战胜两南[3]敌人,直逼浒湾、南城,击溃白军三、四师,缴获过千,俘虏无数,相当地解决了冬衣与给养问题,打通闽北苏区,建立邵光[4]独立团,联系赣东北,威胁延平、抚州、南昌,调动了东北与西南各方敌人,同时我独立第七师及中央警卫营也在这一胜利的配合下,连续地占领清流、归化和连城。这一伟大胜利,的确是配合全国红军特别是赣东北与河西[5]红军的行动,破坏了敌人大举进攻的封锁和包围的布置及其各个击破我们的企图。
(二)正因为这一胜利的威胁,敌人更要很快地进行激烈的战斗。现在, 蒋介石已动身来赣,以朱绍良[6]为右翼,率领在湘鄂赣及湖南的八个师;以蒋、蔡[7]为左翼,率领十九路军及毛(炳文)、刘(和鼎)、卢(兴邦)、赵(观涛)[8]八个师及戴岳[9]一旅;蒋自任中路,率领陈诚十八军及吴(奇伟)、孙(连仲)、李(云杰)、许(克祥)[10]十个师,并预备从湖北调两个师,从安徽调徐庭瑶第四师来赣[11]。现第五师、十一师、十四师、九十师均已移动,赣南粤军[12]亦有配合行动的布置。我们要认走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
(三)我方面军在击破敌人向金溪夹击的计划后,现正集结主力,逐渐转移作战目的,到其他地带,准备配合全苏区各作战部队的全线出击,在适当地域消灭敌人大举进攻的基干部队,以利于各个击破敌人,完全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13]。
(四)全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应认识目前任务的严重,目前的战斗将关系到苏维埃中国的胜负,要为拥护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兴奋起布尔塞维克[14]的勇气与热忱,要提高战斗情绪,下拼死的决心, 要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抛弃一切动摇,来争取战争胜利到底。
(五)为达到这一目的,首先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动摇、犹豫与迟缓。要以坚决、迅速、秘密与有配合的行动,来实现每一战役的全般意图,即使遇到敌人一营一连,也须以坚决勇猛的行动去消灭他,这才能消灭到敌人全部,提高起红军无上的战斗热情。全方面军与全苏区各作战部队须团结成一个人一样的一致,这就要实行政治上的动员,从加紧阶级的政治教育上巩固全体红色战士的阶级的自觉与团结,加强其对于胜利的确实信念,发展其革命精神与牺牲的决心,更严肃红军的纪律,以集中一切精神于歼灭敌人的当前的伟大任务上。全方面军及各作战部队更要以最大的兴奋和努力解决一切困难,注重部队卫生,减少疾病,扩大红军,普遍组织赤少队, 建立基干游击队,巩固与加强训练新来的战士,用全力看护伤病兵,争取伤病兵迅速归队,奖励红色战士的英勇果敢,与部队中游击习气和一切不良现象作斗争,这样从各方面来巩固和提高红军战斗力。
① 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蔷(祥)名义发布的红一方面军总部训令。
(六)要最大努力地提高对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注意与学习,对于瞄准放枪,对于白刃冲锋,对于伪装隐蔽,对于防空防毒,对于通信联络,对于侦察警戒,对于夜间动作,对于胜利后迅速追击与防敌反攻,对于适合情况的行军速度与宿营配备,对于火力与运动的配合,对于遭遇战的夺取先机,对于阵地战的精密计划,对于游击战的灵动敏捷,对于战斗的协同动作⋯⋯都必须依照原则来加紧训练,尤其对于战术的使用与学习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地形来求得灵活的运用。
(七)加紧作战地域的群众工作,争取新占领区域的赤化与争取动摇和不满的白军士兵到革命方面来,是顺利进行战斗,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有力条件,是每一红色战士一日不可忽视的政治工作,尤其是消灭作战地域的反动武装,建立与繁殖新区域的赤色游击队,揭破一切反革命派(如金溪,资溪的改组派[15],建宁、广昌间的大刀会[16]等)的武断的欺骗的以至迷信的宣传,争取其中被欺骗的群众,更成为目前紧急任务。即使红军与各作战部队在该地只有一天的停留,也必须尽可能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来求得红军与当地群众有力的配合,以争取全局胜利。
(八)各部队要认识征集资材的重要与急迫,在目前形势下万不容我们从容分散、从容布置、从容工作,要以布尔塞维克的速度,学习游击队的动作,即使在一个地方只有一两天的停留或一日的游击,也必须注意到筹款与解决筹款和购买的问题。
注 释
- 这里指红军第一方面军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先后进行的建
(宁)、黎(川)、泰(宁)战役和金(溪)、资(溪)战役的第一阶段战斗,在这期间,红军击溃敌第八、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七师和新编第四旅等部,占领了福建的建宁、泰宁、邵武、光泽和江西的黎川、金溪、资溪等城。
- 周志群,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四旅旅长。[3]两南指江西的南丰、南城。
[4]邵光指福建的邵武、光泽。[5]河西指赣江以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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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绍良,当时任国民党军湘鄂赣边区“剿匪”总指挥。后未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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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指蒋光鼐,原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蔡指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第十九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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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师师长。刘和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师长。卢兴邦,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师师长。赵观涛,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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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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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奇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军军长兼第九十师师长。孙连仲,当时任回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第四十二军军长兼第二十七师师长。李云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师师长。许克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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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师后未曾调江西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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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军指国民党粤系将领、广州馁靖公署主任陈济棠任总司令的国民
党军第一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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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分别在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敌人,共歼敌近三个师,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历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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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塞维克是俄文“多数派”一词的音译,现通译为布尔什雏克。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拥护列宁的一派获多数,称为布尔什维克。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被称为布尔什维克。
[15]改组派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系。一九二人年后,国民党汪精卫集
团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为口号,在上海进行拥汪反蒋活动,要求改组国民党和南京政权。同年年底,该派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正式形成所谓改组派。一九三一年一月,汪精卫在反蒋活动失败后于香港宣布解散该派的组织机构。三十年代初期,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一些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夸大了改组派的力量和作用,在革命根据地内部开展了肃清暗藏的“改组派”的斗争,导致了肃反的严重扩大化。
[16]大刀会是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的民间结社,相传为白莲教支派。这类组织具有封建性和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日主义势力所利用。
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①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为着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1]和对中央区[2]的大举进攻,我们一定要在国内阶级力量对比之变化愈有利于革命的条件下,运用去年一、二、三次战役[3]的宝贵经验,改正过去许多战役中的错误和缺点, 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以反对国民党的军队。同时必须估计到敌人与我红军作战,兵力增加多了,且接受过去许多惨败的教训,尤其是得到帝国主义更多的帮助和指示,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较三次战役时期更有进步、更加紧张和努力地来部署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动员。在这一切部署中,我们不应只看见军事力量的对比,“专凭红军打天下”,而应深刻注意从政治上动员苏区内外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瓦解白军,争取白军士兵,一致来参加和发展民族革命战争;不应如以前只注意布置苏区内的工作,而应加紧布置白区的工作;尤其不应只管中央区红军的行动,而应注意全国苏区红军,特别是赣东北、湘鄂赣、湘赣等苏区红军的配合。我们要了解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和对中区的大举进攻,与消灭敌人军队,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是紧密结合不可分离的任务。
二、目前敌人还没有完全布置好对中区的大举进攻,但正在加速这一布置,如敌人现正用大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并更加紧地进攻赣东北与湘鄂赣,十九路军进占龙岩,粤军[4]一、二两师向赣州集中,蒋介石有调两师敌军增加到江西来的消息,北面敌人集结着准备随时可以阻止我军的出击,并且敌人更加速地修筑包围与侵入中央苏区的汽车道,建筑沿苏区四周的强固的工事,加紧组织苏区边境的民团,努力摧残环绕着中央苏区的游击区域与赤色支点,实行最高度的经济封锁,派遣大批敌探与组织反革命派侵入苏区, 用金钱来诱惑我革命队伍中极少数的动摇的阶级异己分子,不断地向苏区群众散布欺骗的武断的宣传品,以及迅速地解决他们自己队伍中非嫡系的部队,尤其是表现动摇不满的士兵群众。这一切都是敌人大举进攻中区的重要步骤,并表现与三次战役时所采取的步骤有很大的不同,敌人正在各方面加速这一布置。我们要认识阶级战争的严重性,要采取一切方法来破坏敌人进攻的准备,来争取这一战役的全部胜利。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以集中的力量给敌人弱点以最重大之打击,来各个击破敌人。同时在各个战线上, 须根据现有根据地迅速武装全体劳动群众,建立和布置各个基干部队与指挥系统,才能创造更广大的防御线,来组织防御,以击破敌人进攻,消灭解除敌人武装,并组织在白色区域的战斗,去阻止敌人,使它不能集中过大的力量来进攻我们。这样,才能达到尽可能的消灭更多的敌军,争取动摇与不满的白军士兵、白区群众,扩大苏区,并与各苏区红军求得密切联系。对于后方,我们更应建立在巩固的得力的地区,并准备必要时的迁移。我们要保证必要时后退路线的完成与安全。
三、根据上述任务来部署军事,首先要了解红军兵团与地方武装的运用。红军兵团特别是基干兵团(如方面军),应依照国内革命战争的要领,集结
① 这是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副主席王稼蔷(祥)、彭德怀名义发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
而灵动地逐次给敌人弱点以致命的打击,各个消灭敌人。地方武装则应武装全苏区劳动群众,分布在各个战线上,钳制敌军,分散、疲惫与瓦解它的兵力,使红军各兵团,得以行动自如,更容易完成它的任务。
四、我们估量敌人这次用兵的大概方向如下:
1、南昌、抚州、南城、南丰向广昌、宁都到瑞金是北面敌人最重要的主作战线,由广昌经石城到瑞金,是其支作战线;
2、抚州、宜黄经东陂、洛口是向宁都的支作战线;
3、乐安经招携、中村、黄陂是策应攻宁都的支作战线,或经君埠、良村是策应攻兴国的支作战线;
4、沿赣江下游吉水、吉安经富田、东固、崇贤是赣江敌人进攻兴国的主作战线;
5、永丰经荇田、沙溪、龙冈、约溪、良村是进攻兴国的支作战线;
6、万、泰[5]经沙村、老营盘,是进攻兴国的支作战线;
7、赣州向兴国进攻是粤敌的主作战线,或赣州向干都进攻,以策应信丰的进攻;
8、由信丰向于都进攻,以三南[6]入安远为其策应的作战线;
9、经寻乌、会昌,是进攻瑞金的支作战线;
10、由上杭向汀州是粤敌协同闽敌进攻瑞金的主作战线;其由武平经闽赣边境是其进攻瑞金的一个策应部队;
11、龙岩经杭、连[7]向汀州是闽敌主作战线;
12、其余则为闽北一些进扰苏区与红军的部队。
在上述各线中,以一、四、七、十二为赣、粤、闽三方敌人之主要进攻方向,宁都、兴国、于都、汀州是其主要进攻目标,瑞金是其前后的、共同的目标,其中尤以南丰、广昌、宁都一线,依地形与反动势力尚未肃清的条件看来,当为北面敌人最便于利用的进攻方向。
五、依据中央区现有的根据地与敌人这次用兵的大概方向, 我们划分下列三个作战地域:
第一、东北作战地域,以宁都为后方,由总指挥×××、政委×××[8] 负责,指挥以下两个分区作战,并组织与巩固宁都全县、尤其是宁都、广昌、石城间之后方的防御:
1、南、广、建、泰、黎[9]分区、指挥部设广昌;
2、宜、乐[10]分区,指挥部设招携。
第二、赣江流域作战地域,以兴国为后方,由总指挥兼政委×××[11] 负责,指挥以下两个分区作战,并巩固兴国,胜利及于北之后方的防御:
1、永、吉、泰[12]分区,指挥部设水南;
2、于、信、赣[13]分区,指挥部设干都。
第三、东南作战地域,以瑞金为后方,由××[14]负责,指挥以下三个分区作战,并巩固瑞金卫戍区,尤其要组织与巩固瑞金、石城、宁化、汀州之间后方的防御:
1、会、寻、安[15]分区,指挥部设会昌;
2、福建军区,总指挥部设白沙,除直接指挥新、岩、永、杭[16]地域作战外,并指挥汀、连[17]与杭、武[18]两分区,汀、连分区,指挥部设河田, 杭、武分区,指挥部设官庄;
3、宁、石、清[19]分区,指挥部设宁化。
上述三个作战地域之卫戍区、军分区、红军兵团、各县军事部等,在作战的部署与命令上,须绝对服从各作战地域的总指挥、政委,在经常行政上于各地域交通未被隔断时,仍应隶属其原军区或中央政府。
六、各作战地域之最高作战指挥,应统属于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但各作战地域,均应独立作战,勿庸依赖红军基干兵团,因为红军基干兵团是常移转突击方向求得消灭敌军的。在各作战地域之分区或军区,亦应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和决心,各分区(或军区)应依据其指挥的基干部队及广大的地方武装,来部署积极运动的防御进攻的战斗,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到敌人的翼侧后方动作起来,钳制和调动敌人许多部队来疲惫它、分散它、削弱它、瓦解它,夺取它的辎重,破坏它的交通运输,争取它压迫下的士兵群众, 争取白区的工农劳苦群众,扩大苏维埃版图,并取得其分区及红军的联系。这样来组织防御,组织战斗,一定可以在各个战线上击破敌人的进攻,消灭和瓦解敌人更多的武装,来取得这次战役的全部胜利。在这里应认识所谓运动的防御,决不是死守口子,坐待敌人进攻的消极防御,而是以坚固的防御线,在敌人进攻前,层层向敌人进逼,敌人进攻步步抵抗,使敌人时时展开, 以阻碍它的前进,同时运用基干游击队到敌后方去扰乱截击,更须集结基干兵团,灵敏地选择敌人弱点,给以致命的打击,以击破敌人的进攻。
七、各作战地域应根据实际情况,将其作战线分为主要的与次要的方向, 而将其基干队运用于主要方向。各作战地域所包含统率的兵力应是:
1、红军兵团(如十二军、二十一军、独立师、独立团等)。
2、游击军(分基干的和一般的)。
3、赤卫队[20]、少先队[23](亦分基干的如模范营、模范少先队和一般的)。
同样,在分区(或军区)方面,也应依上述三种兵力部署于自己作战线的主要或次要的方向。为要使这些兵力分布得好,江西、福建两军区总指挥部必须在作战委员会的计划和帮助之下,确定扩大和强固各作战地域与分区的红军兵团、基干游击队。各作战地域的红军兵团,大致规定如下:
1、东北作战地域——独立第四师,南广、建宁、宜黄、乐安各独立团(必要时加调独立第七师)。
2、赣江作战地域——二十一军、独立五、六两师,永丰、公略、万泰、赣县、信丰各独立团,江西军区特务团。
3、东南作战地域——十二军、独立三师,会昌、寻乌、安远各独立团、中央警卫营,红军学校及闽西各独立师、独立团。
各分区指挥部应负责组织强大和巩固其所率领的全部兵力,并确定他的基干部队。
八、敌人在大兵团作战中,为要灵敏地移动军队,前送械弹、粮服,后送伤病员起见,一面是利用河流交通,一面是赶筑汽车马路,我们从此可以判断敌人的作战线及联络线的所在,这些作战线及联络线是敌人的血管和神经系统,是我们各作战地域的作战目标和用兵的主要方向。我们要抓住这些主要方向,从政治上、军事上布置工作,发展我们的游击战争到这些方向, 破坏它的马路、桥梁,截断它的河流交通,袭击它的防守部队与兵站,截取它的辎重运输,尤其是要广泛发展包围这些主要方向的游击区域与新苏区, 以断绝敌军前进的供给和后方联络,减弱和消失它进攻苏区的能力,以造成消灭敌军,夺取中心城市的更有利条件。
九、各作战地域除使用一般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向次要方向发展外,应即以基干的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积极活动于敌人的作战线与联络线上,经常出没于敌人的翼侧后方,施行袭击,联合运用军事上、政治上的动作,来分散敌军、疲惫敌军、麻醉敌军、瓦解敌军。至在掌握中之红军兵团,则在其主要方向集结,灵活地突击敌军。
十、各作战地域应于此刻敌人大举进攻尚未完全布置好的时候,根据上述各项原则,积极向外发展,实行全线出击,建立与扩大积极运动的与巩固的防御,以破坏敌人进攻的准备,造成消灭敌军、夺取中心城市更有利的条件。就是敌人已经侵入苏区,我们也应以若干兵力,向白区的敌人后方活动, 钳制敌人兵力,以便利我红军兵团,乃至红军基干兵团选择敌人弱点实施突击,以各个消灭敌人。一切等待的、消极的、堵口子的防守的办法,都是有害的纯粹防御路线,必须在战争领导机关与一切军事布置上完全肃清出去!
十一、各作战地域必须以最大力量来巩固与加强作战地域后方的防御, 并准备必要时的迁移与极安全的储藏。
各作战地域的后方,大致规定如下:
1、东北作战地域应在宁都河东岸迅速布置后方,但在河之西岸亦应布置第二后方;
2、赣江作战地域应在兴国、胜利一带布置后方,并协同中革军委[22] 后方办事处整理与巩固原有的后方,并施行必要的迁移;
3、东南作战地域应在瑞、石、宁、汀[23]之间迅速布置新的后方。
各个后方的巩固与安全,要不仅着眼于军事上的设备,最主要还要依靠于群众的力量。要以广大的群众的地方武装,布置宽广而又严密的防御线, 务使敌军即使侵入苏区,但因为群众与地方武装所给予它们的困难和打击, 使它们不可能来摧残我们的后方。这一巩固后方防御的工作,又与加紧肃清反革命派和反革命的活动有密切关联的。
十二、对于军事上的后方联络线,各作战地域须负责完成并保证它的安全,现规定各线的干线如下:
1、东北作战地域:建宁——南丰——广昌——宁都线,建宁——石城—
—宁都线,东陂——洛口——宁都线,招携——黄陂——宁都线,瑞金—— 宁都线;
2、赣江作战地域:宁都——兴国线,荇田——沙溪——兴国线,水南—
—兴国线,沙村——兴国线。田村——兴国线,信丰——于都——兴国线, 会昌——于都——兴国线,瑞金——平安寨——兴国线;
3、东南作战地域:石城——瑞金线,建宁、清流——宁化——瑞金线, 白沙——河田——汀州——瑞金线,四都——瑞金线,安远、寻乌——会昌
——瑞金线,于都——瑞金线。
以上干线或与以上干线平行的一些支线,亦统由该作战地域及分区依此大体划分去自行规划,并求得这些路线的迅速完成和保证它们的安全。
十三、各作战地域,对于十一、十二两项所规定的后方与后方联络线, 特别是在支线上,应发动群众与合作社储备必要的柴、米、油、盐,红军公谷亦应核价储藏起来,以便红军经过或驻扎时,贱价卖给红军,在这些路线上的军事征发(如担架、运输、交通、慰劳、照护伤病兵等),各作战地域及分区应自定切
实的分配计划。
十四、各作战地域总指挥部,特别是分区指挥部、红军兵团指挥部,对于所在地域的特别是作战线上的敌情和地形,应有计划地进行秘密的侦察(入敌境的便衣侦察)及部队的侦察(运用游击队)和发动工农群众的报告,使敌情、地形都能了如指掌,这样才好袭击和消灭敌人。同时要加紧赤色戒严, 断绝敌人交通,散布迷惑敌人的消息和布置疑兵,使敌盲目和迷惑起来,而更有利于我军作战。
十五、战斗间所夺获的枪械、弹药,由各作战地域各分区有计划地立刻武装新成立的队伍,或转给红军,或武装当地工农群众,总以不转落敌人手为要则。十六、关于治疗伤病战士的问题,除交由已有的后方医院外,各作战地域总指挥部,应筹备本身的野战医院和必要时寄医民家的计划。
十七、战斗间所捕获的俘虏士兵,各作战地域总指挥部应有计划地首先进行政治鼓动和宣传,放还一部分回白军白区中去,起瓦解敌军的作用,留一部分好的补充我军,但须实行分编和加强他们的政治教育,并须注意考查。
十八、关于赣东北、湘鄂赣、湘赣各军区及红军的配合行动,另以单独电令指示之。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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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分别在宜黄县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敌人,共歼敌近三个师,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历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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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区即赣南、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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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次战役指红军第一方面军在一九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三次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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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军指国民党粤系将领、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济棠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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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泰指江西的万安和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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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指江西的龙南、定南和虔南(今全南)。[7]杭、连指福建的上杭和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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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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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广、建、泰、黎指江西的南丰、广昌和福建的建宁、泰宁及江西的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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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乐指江西的宜黄和乐安。[11]原文如此。
[12]永、吉、泰指江西的永丰、吉安和泰和。[13]于、信、赣指江西的于都、信丰和赣州。[14]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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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寻、安指江西的会昌、寻乌和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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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岩、永、杭指福建的新泉、龙岩、永定和上杭。[17]汀、连指福建的汀州(今长汀)和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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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武指福建的上杭和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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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石、清指福建的宁化、江西的石城和福建的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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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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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指少年先锋队,是半军事性的青年群众组织,不脱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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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革军委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成立,为国家最高军事机关,朱德任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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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石、宁、汀指江西的瑞金、石城和福建的宁化、汀州(今长汀)。
关于战局的分析和 向中央、中央局的建议①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甲)关于赣方敌情已见前电。粤桂军[1]在赣南。闽西仍取渐进政策; 十九路军在闽,因防线过宽,敌前进尚待配合;湖南方面因贺龙[2]红军在施、鹤[3]、桑植扩大,敌将从湘东方面抽调兵力防堵;鄂豫皖方面卫立煌[4]仍统率八个师左右在鄂东北“围剿”,鄂豫皖亦尚不能抽出甚多兵力;洪湖[5] 虽受摧残,但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的英勇行动[6]已牵制了蒋系军队五六个师, 近则二军团[7]之一部似已至开江、达县,可与四方面军会合,更加剧了国民党对西北赤化的恐惧。
(乙)据此,蒋介石在去年十月决心将“剿赤”中心移到江西,并久已加速大举进攻的布置,但因四方面军的不断胜利与鄂豫皖苏区的艰苦斗争, 牵制了许多敌军,尤其中央红军[8]近两三月来的伟大胜利与打通赣东北[9],使赣、抚[10]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大举进攻的布置不断遭到破坏,加以敌人内部冲突紧张,这都使敌人在赣不得不暂守城防,有待于新兵力之增加与蒋之来赣,而帝国主义亦正加紧予以帮助与督促。
(丙)我全国红军尤其江西红军在此时机应集中全力先发制
人,迅速消灭赣、抚流域的主要敌人,准备连续战斗以夺取抚州、樟树、吉安、南昌与江西首先胜利。
(丁)因此,全国苏区更须有配合地发展红军,更须绝对集中与统一指挥。我们建议中央并中央局:
一、迅速派得力同志尤其军事干部到鄂豫皖苏区,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 从三万支枪的地方武装中速组织起几个独立师。每一个独立师开始时要有消灭敌人一两团的能力,然后逐步扩大成为地方领导的中心苏区,要向着麻、罗[11]、黄梅、广济与豫东扩大,使鄂豫皖成为面式的发展。
二、应加派一批陕甘川同志(中区[12]可将回族同志及甘陕同志)吸引到四方面军去,要二军团在川东的一部与四军团[13]速行会合,除留一部红军在川北扩大与进行赤化外,应依傍巴山向汉水流域发展,兼以一部赤化甘肃,并采取我们前几电的建议。
三、派人到贺龙处,指示他们在湘鄂西彻底平分土地与扩大红军,要注意赤化湘西,造成夺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更有利条件。
四、对洪湖苏区,应派人去秘密恢复组织,吸引一些艰苦斗争分子,组织游击队或到贺龙红军中来。
五、对东江、琼崖[14]、广西各苏区红军,要粤省以大力来领导,并指示东江红军应向北发展。
六、为加强湘赣、湘鄂赣的领导与转变其纯粹防御路线,提议在闻天来后之中央局同志抽一人去河西[15]主持。在粉碎大举进攻中,湘赣、湘鄂赣之左翼作用非常重要。依现时敌情,红八军、红十六军亟须配合行动,打通袁水流域向樟树、吉安方向发展。
七、对闽浙赣,我们正用全力帮助他们成立十一军,使十军、十一军能向河西发展,成为中央军有力的右翼。
① 这是朱德和周恩来联名发给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八、中央办一经常的少数人的游击队运动训练班,多派人到白区群众斗争发展的地方去,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特别要派人去争取东北及热河[16]义勇军[17]的领导,并发展其组织。
九、为统一与集中指挥起见,请中央、中央局给全国红军以原则上、方针上的指示,以便前方能以电信直接指挥各地红军。
(戊)各项同意否,望复。(王[18]赴十军去,他大体是同意的)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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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桂军指参加“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广西军队。当时主要指国民党粤系将领陈济棠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及桂系李宗仁部第四集团军之第四十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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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3]施、鹤指湖北的恩施、鹤峰。
-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经(经扶,今河南新县)黄
(黄安,今湖北红安)“清剿”区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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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以湖北洪湖地区为中心的洪湖革命根据地,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红军第三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被迫退出了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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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军第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同年十二月到达川陕边区,次年二月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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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二军团即指当时的工农红军第三军。该军于一九三一年三月由原红军第二军团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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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即当时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撤销,所属部队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一九三二年六月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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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十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建
(宁)黎(川)泰(宁)战役和金(溪)资(溪)战役,占领了赣东、闽北的大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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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抚指江西的赣江和抚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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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罗指湖北的麻城和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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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指赣南、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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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四军团即指红军第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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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即广东东江地区,琼崖即海南岛(旧时曾设有琼州和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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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指赣江以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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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一九五五年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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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九一八事变后由东北各地人民和国民党在东北的一部分爱国军队组成的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当时通称为东北义勇军。其中一部分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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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指王如痴,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一九三三年一月调任红军第十军(原红十军改为红十一军后新组建的部队)军长兼政治委员。请中央局派邦宪、闻天到前方传达
中央指示和了解红军状况①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
中央、中央局指示我们以破坏敌人围攻线、夺取抚州为战略中心,完全是正确的。几月来我们本此旨,力求消灭敌人主力,可乘胜直下坚城。惟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上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以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关于行动部署,共在前方一地开会,宁都会瞩我犹指示其不对,如前后方以电报讨论起来将误大事。因此,我们恳切请求你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并请中央局派邦宪。闻天[2] 两同志代表来前方一行,一方面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一方面更可明了前方作战与红军状况。我们亦有许多意见要当面陈述,因电报无法说明。恳请你们决定并电复。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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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会,指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等提出的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而要求红军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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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宪即秦邦宪,又名博古,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主持中央工作。闻天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
① 这是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给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怎样指挥和掌握队伍①
(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
有些工农出身的中级和初级指挥员,对于战斗问指挥和掌握自己的队伍感觉困难,曾发生了以下的现象:
一、当展开为战斗队形时,指挥员就失去掌握队伍的能力,就像手中的豆子撤到难拾的地方去了,于是听任部属自己去活动,成为没头没脑的混战。
二、有了上述现象,指挥员本身就成了一个“孤人”,即或随手抓到几个战士,也没有好多。就照打胜仗来说,统率几个战士去追击敌人,不一定与自己的队伍凑巧会合,且常无后续部队,不免为敌人所反噬(曾有二三战士如此追击而失败,遂有人借此反对追击者);又当敌人实行反冲锋和反突击时,而指挥员手里又无队伍,或有也无几人并且紊乱,则刚用血肉换来的胜利,势将化为乌有。
现代军事技术发达,特别是火器进步,战斗队形已形成疏开的形式。我们可以说,自战斗开始的展开时起,经过冲锋前各分队略为集结,以至战斗结束的整顿部队时止,是很重要、很难指挥和掌握队伍的阶段。所以通信联络在这一阶段上占有特别重要地位。苏联战术备考讲到通信联络时开头就说:“如没有通信联络或有而不完备,则指挥军队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从此又可以明白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第三章把指挥与通信联络写在一起的意义了。
我们拿步兵连进攻防御的敌人来说,连长到了进攻出发地,而其部队还未展开之前,应先在行军警戒部队或战斗警戒部队掩护之下,尽可能地集合诸排长等就实地指示敌情。地形,并说明我们如何攻击并分出主要方向(突击队)及次要方向(钳制队),定出攻击目标以及如何与各部队协同动作。这样亲自交谈,发出号令才易使排长等正确了解任务,各部队一致动作。所以,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第二三五条所述通信联络法十三种,以指挥员与部属当面交谈和指挥员亲自观察为最有实效的一种,而列入第一。正在进攻时, 连长的指挥所,应在便于观察敌人和容易观察并指挥自己部队,特别是主要方向之部队的地点,并随时使部属知道这一地点,以便彼此利用各种通信联络发出新的命令和报告。此时,诸战士的耳目除了注意敌人外,应随时注意自己指挥员及毗邻战士的通信联络。总而言之,无论何时何地,要利用各种通信联络手段才能使指挥员与部属的动作如同一个人一样。特别在冲锋时, 部属更应注意追随指挥官的动作,力求一致;冲锋后,指挥员应迅速整顿部队,实行追击或巩固所占阵地,防敌反冲锋或反突击。
在现代疏开战斗中,指挥和掌握队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每一指挥员不但要使部属明白通信联络的方法,而且要在教练部队特别是教练小分队时,遂锻炼其成为习惯。南京译自日本《步兵操典》连教练第二章疏开战斗第一百六十六条说:“班散开,教练之着眼,在使其班无论在何时何地均能听从班长之指挥,举止俨如一体,以利战斗,尤以在轻机关枪班,纵然发生缺兵,亦应使之互相奋勉,协力一致,毫无涩滞,得以遂行战斗为要。”又第一百六十七条说:“班之散开教练,系训练散兵,使其耳目活动,随时注
① 本文原载于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编印的刊物《革命与战争》九三三年三月第六期。
意敌兵及指挥官,并顾虑邻兵,且复习各个教练所修得之战斗动作,益增进其能力,以完成其教育为要。”我们从此也可以知道,日本对于指挥和掌握队伍的训练已十分注意。
莫斯科大戏院的乐队指挥,在指挥其所属持各种乐器的一百余人时,他的指挥棍婉转自如地旋舞空中,各种乐器随其抑扬顿挫而辅翼翕和起来,一丝不乱,如同一人玩弄一样。我们的指挥员若能如此指挥掌握军队,那真算名将了。
保护与收集无线电、有线电战利品的通令①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
苏区交通不便,而区域日益扩大,专赖无线电为通讯工具。无线电随着革命发展,所设电台已非少数。红军中除无线电通讯外,有线电功用亦渐有发展。目前反革命特别加紧经济封锁,材料供给大多数是由敌人处缴获。故通讯工作常因器材缺乏补充发生困难和障碍。惟当无线电在苏区方开始应用时,莫不视为通讯利器,特别保护与注意收集。今其作用更加发展,反因数量已多,工作尚能维持而不顾目前更多困难,对此类战利品多有忽视收集之倾向。如最近黄陂、草台岗二次伟大胜利[1]中,缴获无线电机全副二架,有线电之被复线、电话机亦甚多,但因不注意收集与收集后不妥当安置,以致机器残缺、材料损失,尤以草台岗一役为甚,实为不容许现象。特此通令各级指挥机关,今后在每次战争胜利中须将这类战利品全部收集,不得置之不顾,任其散弃,并须负责妥交兵站运回后方或送来总部,并具报告。一切无线电器材非经通讯总队允许,不准擅自携取与调换,有线电之皮线、机器, 在规定数目已补足后,仍多器材或换出坏旧器材,亦应一律上缴,不得得新弃旧,或瞒数不报,务望切实遵照执行。
注 释
[1]黄陂、草台岗战斗是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的两次战役。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十七日,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先后在宜黄县的黄陂和东陂草台岗地区两次伏击敌人,歼敌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和第十一师大部,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创造了红军历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① 这是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副主席王稼蔷(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的通令。
怎样学习行军①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
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第十三章第八百四十三条至第八百六十四条,所规定营以下的行军原则和具体的执行方法,营、连、排、班长的职责,都很清楚(出发前要准备好,出发时要用口令去指挥,检查服装、草鞋、绑腿,每次都是必要的,并要亲自去干),用不着逐条介绍。我们初、中级指挥员, 应当在每次行军的前后,都应去看一遍,检查我们的行军是否合乎原则。如能本此实地练习,红军的行军力,会大大加强。
即使高级指挥员亦应熟习营以下的行军动作。这样才能做到全军团的行军指挥的完满,才能纠正营以下的行军中的缺点。苏军野外条令第十七章的行军篇第三百五十八至三百八十九条内分为总则、行军计划、行军指挥、行军实施、夜行军五个项目,是团以上大部队的行军原则。我们高级指挥员应当经常地讨论学习,在每一次行军中均照此执行,行军后对照检查有无不合原则之处。我们相信,如在短期内都学会了行军原则,必定会减少行军的困难,加强红军的行军力。
红军行军力一般说来,都是较白军要强些,因为红军大多数战士是游击队来的。他们的行军动作是在被敌包围之环境中养成的,迅速、秘密两个主要条件,一般地都能做到,但行军秩序,不是很整齐的。
在白军眼中,估量我们的行军力,每日能行百里,这不是无原因的。我们游击队,日行百里是一件平常的事。红军大部队要行百里,没有很好的行军计划,是很难达到目的。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红军行军估量不足。大部队行军,事前计划不好,行动时指挥不好,还市着许多游击习气,必然有许多行不通的障碍。但因此就说红军行军力减弱,是不对的。我们应以野外条令有关行军的原则,去改正我们的游击习气,学习大部队的行军,保持红军固有特长的行军力,是目前急需的事。
我们用野外条令来检查我们过去行军的缺点,有以下几点,希望同志们加以注意。
一、分不开旅次行军与战备行军的原则。因此,无论何时对于保持体力的手段很少。即接近敌人,战备亦不周到。四军的作风迅速,随时都见到他们在跑。此种迅速,固然是需要的,但是你不去恢复体力,到了敌人面前, 还能冲锋吗?
二、行军计划中,对通过出发点的计算很不精确,常有大部队拥挤在出发点,有被飞机袭击之危险。
道路、桥梁修补未列入行军计划中,临时常有小障碍,以致发生行军途中站几个钟头的事。
决定行进路线,很少派参谋侦察,相信向导带路多于实地调查,以致有错误之例。不计划交叉时间和地点,常有两军相交叉,久停不隐蔽,有被飞机袭击之例(七师),不计划大休息地点。
不计划进入宿营地,到达时,常有久立等候的现象。不计划指定运输行进路线,常有一二副担架阻塞了几千人,不能速进。
① 本文原载于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出版的《红色战场行军特刊》第 10 期。
三、在行军指挥中,纵队指挥员没有提早到通过出发点去指挥,沿途很少报告,后方部队又不明了前方情形。
不指挥修理桥梁、道路及堵水等。
四、行军实施中,没有做到走路靠右侧的规定。来往的队伍和传令员, 都不能通过。速度保持不一,时快时慢。对空防御不好,伪装没有。休息时间没有特别注意。
五、夜行军没有精密的计划,未认真研究地形、道路及天候、向导各种因素,常使行军不能达到目的,往往一夜仅行十余里。
以上各点,望各级指挥员要去研究野外条令,来纠正我们过去行军中的缺点。
黄陂东陂两次战役 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①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战役的经过。
敌之“进剿”军战略计划如下:
陈诚[1]为中路总指挥,以抚州为中心,指挥三个纵队,共十个师,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向我黎川、建宁、泰宁包围和截击。
他的战略实施:
赵观涛[2]为第三纵队长,指挥五、六、九、七十九师四个师,由金溪出黎川攻我正面,欲抵住我主力红军于建、黎地区。
吴奇伟[3]为第二纵队长,指挥十四、十、九十师三个师,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我黎、建、泰并截击我归路。
罗卓英[4]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由宜黄、乐安出宁都、广昌,堵击我主力红军归路,并深入苏区袭击我后方。
此种新战略计划,是由于我扩大了黎、建、泰新苏区的胜利之结果。敌以为在战略上分进合击我新苏区对其特别有利。
我主力红军由黎川进攻南丰后,敌之战略仍不变。我主力从南丰撤围[5] 后,以红十一军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任务是钳制敌之第三纵队,并迷惑其第二纵队,仍将敌向康都方向吸引,我主力则向广昌、洛口西进,敌仍不明了我行动,其原定战略仍不变。
我们在此时期即以主力西进,迅速击破敌主力之第一纵队三个师,该敌是对我军最危险之一个纵队,故决心向东陂、黄陂前进遭遇该敌。
二月二十七日,我方面军出敌不意,袭击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于登仙桥、摩罗嶂、霍源、黄陂各地点,遂取得将五十二师消灭,将五十九师消灭了四个团,敌两师长[6]被擒的空前的伟大胜利。
这一胜利使敌之中路军的战略即刻改变;将其第二、第三两纵队改为增援宜黄之援队。俟敌到达宜黄时,我方面军获胜撤退,敌遂重订出进攻计划。
新的计划是:
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将分进合击之战略,改为两纵队重迭作中间突破的战略。
罗卓英仍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九师三个师为后纵队。
吴奇伟仍为第二纵队长,指挥十四、十、九十师三个师为前纵队。
以七十九师守宜黄,六师守抚州。新的计划实施即由东陂、黄陂经新丰市、甘竹直取广昌。
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
① 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黄陂、东陂两地区,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消灭敌人三个师,从而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为了总结这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朱德写了这篇文章。全文共八节,这里只收入了其中的六节。
治上之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
我们的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以红十一军钳制和吸引其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四个师后,即截断敌之后纵队两个师(十一师和九师)。三月二十一日,当敌之先头已到达甘竹,相距九十里不能回援时,我遂在东陂、草台冈、黄柏山、霹雳山等地将敌之十一师大部消灭,所剩不过一团人,将九师消灭小部,五十九师残部亦消灭殆尽。是夜,残敌乘夜退黄陂,敌之先头纵队亦退南丰,两次进攻计划即破,遂获得东肢战役之继续胜利。
二、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
南丰撤围后,红十一军东出迷惑敌人,按期达到,敌人误认为我主力东移黎川,而我主力实则南进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 敌人始终不知我主力所在地。以数万红军大规模的行动,能够做到出敌不意袭击敌人,这是确守秘密的证明,也是开创了一个大部队袭击之战例。红色战士的坚决,较前更好,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干脆地消灭敌人,可为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
三、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我军对发展游击战争已特别注意,并已得到很大的成绩。独五师更有广
泛的活动,独四师和宜黄、乐安、永丰、南广各独立团及各小游击队,均有相当的活动,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自红二十一军北上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更有相当进步。
东陂、黄陂作战的前后,游击队等起的作用很好,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前进时,前后侧方均被我许多小游击队包围着,我主力军袭击时, 敌人仍误认为是小游击队,遂造成了主力红军歼敌的成功。
作战时,我游击队等在敌人侧背后参加了战斗,获得了俘虏及枪、炮、子弹与自动步枪,他们极高兴;敌人相反,极恐慌。作战后敌人遇着游击队又误认为是主力红军,步步防守,天天露营,占领阵地,疲劳不堪。此时游击队更为活动。
军区及地方赤化工作,虽说成绩不很好,也做了一些,群众站在我们这一方面。东陂、黄陂均为宜黄县苏维埃及独立团所占领,封锁住了消息,决战区域内均无反动势力为难红军,给了红军这些有利条件。
四、机断专行的自动性仍缺乏。
黄陂之役,我们命令决定,以主力由左打到右,迅速解决敌五十二师次及五十九师,逐次由左向右打击由宜黄来援之部队,即继续消灭肖乾的十一师。我们的企图已指示过,但是我主力二十七日与敌接触,即解决五十二师一部,师长已被擒,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即解决战斗,五十二师只有一个团退守大华山,并在我二十一军包围中。在此时期,果能机动地本上级之意图, 迅速以一部主力抄袭右翼之敌之右后方,是十分有利的,不但二十八日可以全部解决右翼队的战斗,即三月一日迎击敌人之十一师亦最为有利。但是我主力之一部只派一部分兵力增援二十一军解决大华山之一个团,其余集中待命。我主力之另一部,虽已经发扬了机断专行的动作,追击敌人已到了右翼阵线,实际上也援助了右翼军,但是未将西源五十九师之一个团及无线电队、军需处等残敌消灭,即率队归还建制,因途中往返,亦错过此好机会。
三月一日我方面军已解决敌之两个师,敌之十一师才赶到河口向霍源增援,正是消灭敌之十一师的好机会。但我主力军机断专行不足,不能将部队
事先移到右翼,又因无线电传达三月一日十一时总攻十一师之命令至午后才达到,时机已错过,总攻未执行。敌之二、三纵队的增援于二日达到河口附近,我不能再行攻击,只得撤出战斗。
此役的教训是: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是最近的进步,但各级指挥员未本上级之企图,发扬极大的机断专行达到全部任务,是一缺陷。
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两件事是不冲突的。决不能把机断专行误认是违抗命令,也不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抛弃机断专行。在战斗条令、野外条令上再三反复说明过:红军要绝对执行命令,同时要养成有机断专行的自动性。我们应借鉴此次教训去争取全部胜利。
东陂之役同样地缺乏机断专行的处置。敌之十一师全部溃退大部缴械后,五十九师残部之一个团亦被溃兵冲破,一部被缴械,敌九师增援之一个团亦被冲破,被我军缴械,此时敌之恐慌混乱已达到极点。但是最前线的指挥员不能发扬最大之机断专行,去追击,去截击,去威胁退却的敌之另一部。及至晚间敌已乘黑夜退却,途中运动十分困难之际,也没有用火力去扰乱及派部队去追击,使敌陷于全部溃散,致使我以少数兵力而能消灭多数之敌的好机会完全错过,竟使敌之九师、十一师残部得以退回宜黄,实在可惜。
五、通信联络不确实。
山地战斗之联络,本有困难,但是我们的通信联络工具,并未充分地利用来克服此困难。例如,无线电通信本已尽到很大的努力,但因为多发电报, 天电干扰又大,以致紧急命令反不能按时到达,电台与指挥地点相隔又远, 有时又在行动,乃致三月一日十一时总攻敌十一师的命令,有许多部队午后才收到,因之各部行动未协同一致来消灭敌之十一师。造成这一情况,通信传达不及时是原因之一。
我们最近专靠无线电通信,把它当成了最主要的工具,而放松了其他通信工具的利用,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无线电最易出毛病,更易泄露秘密。
有线电话是指挥上最合适的工具,但各级通信均不能按时设置,致使东陂、黄陂两战役不能适时指挥。旗语在山地上也有相当作用,但平时未充分训练,此两役亦未见运用。
徒步通信传送的报告、命令、通报,均少用书面的按时送到。六、打扫战场、办理战后事宜之疏忽。
打扫战场的负责同志,还带有游击主义的习气。自己所需要的拾起来, 其余的不管。把轻机枪拾起来,重机枪就不要。有些拾得新的,就抛弃旧的。有些将一部分个人需要的零件收藏起来,不管全部机器,因而遭到损坏,以致每缴获一种战利品都是不十分完全的。
黄陂之役,右翼军方面还有一部分机关枪、迫击炮、步枪子弹壳未收集起来,固然因有敌情顾虑,但如能早为注意,亦不致临时放弃。
东陂之役,战后第二天,各部队报告打扫战场已完毕,但是第三天再派大批人员去打扫战场时,结果打扫了一星期,拾得千余担的战利品,步枪、马枪、手枪、驳壳枪、机关枪、迫击炮均获大批的,子弹甚多,子弹壳不计其数。
由此可见,我们一般的同志还没有注意到战利品是红军现时最大的补充,即是小块零件,即是子弹壳,亦十分需要。
对俘虏处置错误也是游击习气。捉到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只是照例发钱放走。黄陂之役用血换来的胜利,俘虏万余人,随即放走大部,只剩三
千余人。许多反动军官包括旅长、团长均混在里面放走,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我们把俘虏放回去,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好枪支,两三月后又开来打工农群众。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
东陂之役得了前项之教训,未放走一个俘虏官兵,将反动的十一师可以说是全部消灭,除死伤外,逃脱的没有几个,这样,它想恢复建制就不容易了。我们加紧政治工作,可以争取一部分俘虏当红军,其余的应分散在别的地方遣散,这样更有广大的政治意义,对破坏敌人之组织更为彻底。
注 释
[1]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军长。[2]赵观涛,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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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奇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军军长兼第九十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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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卓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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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初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前夕,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电令周恩来。朱德等率红一方面军先发制人,攻占国民党军重兵把守坚城——江西南城和南丰。周恩来、朱德等在实践中认识到,
在当时条件下这一命令是错误的。他们向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了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同年二月四日,苏区中央局提出的新计划中仍然坚持要红军进攻南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朱德等作了与中央局命令原旨有出入的灵活部署并向党中央和中央局作了报告,一方面准备强袭南丰,一方面准备强袭不成时打敌增援部队。自二月九日起,红军从黎川及附近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十二日,红军包围南丰,黄昏后对守敌发起全线进攻,整夜激战结果,歼敌不足一营,自己伤亡却过三百。此时,周恩来、朱德等根据对守敌死守待援和援敌三路分进的正确判断,毅然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南丰。十三日夜,红军主力从南丰撤围,向南丰、里塔圩一线以西地域秘密转移,部署伏击敌增援部队。二十二日,又转移至东韶、洛口地区。这一重大决策,促成了二月底在黄陂战役中伏击歼敌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两个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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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和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
健全红军的侦察工作①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
侦察工作是组织战斗的第一步工作,是首长下定决心的基点,是完满作战计划的主因,是战斗过程复杂环境中达到机动的先决条件。它能使战略更加巧妙,使红军的战斗力更加发扬。因此,它是司令部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但各级司令部对这一工作,仍然存留着很浓厚的忽视现象。
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第一是因为过去三次战争[1]的时候,有广大工农自动替红军送消息,并从这些消息中达到了组织战斗的重大任务,以致感觉情报来源的容易,似乎认为不需司令部本身特别来组织这一工作。第二是不了解这一工作的艰苦困难,缺乏组织教育的耐烦性。第三是依赖白区及边区的党的秘密工作,以为在白军残酷屠杀和封锁之下,只有白区的党才能组织这一工作,才能打入敌军的内部。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减弱了红军本身侦察工作的健全。
自黎川召集参谋会议,以及每次的干部会议上,特别指出侦察工作的重要以后,虽然有了很大转变与成绩,建立了各种手段的侦察部门,一般都能得到相当的正确情报,尤其是打入白军的间谍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东陂、黄陂之役[2]),但这一工作很不普遍,仅仅限于最高级司令部及红军保卫局, 各级仍未能同样地注意到这一工作的重要,甚至反而出现了单纯依赖上级的现象。所以,仍然不能完满地普遍地来健全这一工作。
这些忽视侦察工作的现象,就侦察队方面即可看出,如数量上很多没有按照组织上的规定,质量上更少注意满足侦察条件的要求。比较活动的战斗员不愿调到侦察队工作,并且个别司令部有时把调查土豪看成侦察队的主要任务,把侦察队的教育管理交给管理科,或者把它当作司令部的专门尖兵, 其他侦察部门更是很少注意。这些现象确是忽视侦察工作的例证。
当着敌人四次“围剿”[3]尚未完全粉碎,残酷的决战更日加紧张的面前, 为要迅速完成红军历史使命,对于加强侦察工作,确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 要求各级首长应纠正过去忽视和依赖的观念,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督促司令部以应有的力量独立地进行各种侦察工作,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我们所必需的要求。兹再提出以下几点办法,望切实执行:
一、各级侦察队应在最短时间内加以整理,按照规定补足应有的数量, 加强军事、政治和侦察技术的训练,提高其质量,使每个侦察员均能深入白区,成为情报的搜集和研究者。
二、在每次俘虏中,要协同政治部争取一些最好的分子,取得保卫局的帮助,开办间谍班,经常派到白军中担任局内间谍。
三、在三天以上的驻止时间中,各级司令部均要能够在驻地的适当地点布置坐探,并扼要的给以训练,使其真能替红军打听消息。
四、对白区的间谍,尤其是江西中心城市的间谍(如抚州、吉安、赣州、南昌、九江等),不要单纯地依赖上级和白区的党去建立,各级均要尽自己的可能,利用各种关系,征调各种人才,帮助上级并独立地去布置。
五、各级司令部关于侦察工作中的上下级和友军的关系,要密切起来。
① 这是以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周恩来、参谋长叶剑英名义发布的训令。
上对下要有经常的指示,下对上要有经常的工作报告,对工作心得与经验, 要经常检阅,以求得技术上的进步。
六、对讯问俘虏、审问敌探、打扫战场,尤其是到达敌人驻过的城镇、乡村,要细心搜集情报材料,不要放弃一个可以得到敌情的机会;在占领城市时,要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去搜集敌军文件,不要为一般战斗员所烧毁,尤其对于敌军的机要文件,更要特别注意。
七、反侦察的工作,是蒙蔽敌方耳目最有效的办法。侦察队除本身要选定一部分有经验的同志经常进行破获工作外,还要从支部的系统中(红军中的)委托某些精细的同志,经常帮助调查。
八、要使侦察工作能够突飞猛进,同级的司令部要订出月的或季的工作竞赛条例。这种条例由上一级司令部召集参加比赛的部门来规定执行。
注 释
[1] 过去三次战争指红军第一方面军在一九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九月间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围剿”的战斗。 [2]东陂、黄陂之役指红军第一方面军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和三月先后在宜
黄县的黄陂和东陂地区进行的两次战役。这两次战役是红一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的两次主要战役。
[3]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先后在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敌人,共歼敌近三个师,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历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灵活运用红军战术原则①
(一九三三年六月)
红军战术主要原则是:秘密、迅速、坚决,大规模协同作战,务须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革命的叛徒舒适[1]完全将此告诉了敌人,已被写在他们的手折上面了。我们红色军人因负有革命的使命、政治的任务,故能本着阶级觉悟,发扬攻击精神,常与敌人作殊死战,且在作战中,都能运用上述原则, 争取每个战斗的胜利。此次战役适合此原则的地方述之于下:
一、秘密。许多同志常说,在白色区作战,敌人消息较我灵通,他们有有线电话、无线电报、飞机,还有土豪、靖卫团[2]、侦探等,我们的动作不能隐匿。此次证明恰好相反。白军主要是没有工农群众的拥护,就是土豪留有坚决的靖匪作侦察,在我们动作迅速和严密清查之下,只能起相当作用, 甚至不起作用。这次红军到黄狮渡[3]时,周围四五十里地内的土豪及靖匪已纷纷逃命,无人为白军报告消息。飞机在山地阴雨浓雾天完全失效。据俘获的敌军旅长周士达[4]供称:红军包围了黄狮渡后,才知道大部红军到了。浒湾战斗[5]据俘虏官供称,吴奇伟[6]以主力进攻黄狮渡左方营,断定说金溪全无红军,其实红军早已秘密运动到金溪了。我们红军因此能够出其不意地突击敌人的侧背,以至全部胜利。另一方我们不守秘密的右翼队,未能先行展开取隐蔽道路前进;待展开后,后续梯队全在马路上暴露行进。所以,多遭无谓之死伤。这个教训,应当警记。
二、迅速。我们红军二、三号先后由黎川出发,四号围攻黄狮渡,五号追击和截击礼西赵之敌,六号、七号集中和运动队伍到指定地点,并于次要方向——钳制敌人的方向,构筑了相当工事,八号全线作战。突击敌人时采取迅速干脆的手段,使敌人受到纵的各个击破——成为措手不及,如破竹一般,于是我军直抵抚州城下。另一部乘夜横扫我左翼队所扼止之敌周至柔师[7], 竟到彭家渡附近,九号协同我左翼队尾追和截击该敌于石门、礼西赵等处。该敌溃经南城退回抚州,我们获得了伟大胜利。
三、坚决。此次作战,红军全体人员都下了最大的决心,投入冲破敌人四次大举“围剿”[8]的战斗。我们抓住先机之利,坚决勇敢地冲锋,接连冲破敌人设置的几层梯队孙连仲师[9],以至最后梯队号称铁军的吴奇伟师。另一方面,我们又能坚决抓住蒋介石的嫡系周至柔师,使我主力能横扫该师, 继以猛追,故该师扑河而死的亦很多。
四、此次全部战线均遵守统一的命令,坚决作战,毫无犹豫迟疑的现象, 实为争取全部胜利的主要因素。惟右翼队策应左翼队的协同动作较差。
五、机断专行。攻击前进时,各师配合策应,均能机断专行,惟在正面之敌已溃退时,我左翼队尚在与敌激战,我右翼队尚有强大预备队未能机断专行,出击周至柔师之左侧背,以收全胜,待命令传到后,时机已失去,故敌人得以逃脱全部覆灭之险。到琅琚的追击队也未能机动去截石门,这是因未能判断敌人大部已退,其他一部必退,因而机械地去增援左翼。
活用以上五项原则,红军已有相当成绩。红军能攻亦能守, 更能迅速追
① 本文曾载于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出版的《红色战场汇刊》,原标题为《谈黄狮渡到逼近抚州的一个战役》。
击,不但在苏区能战胜敌人,即在白区亦同样地能大规模作战,获得伟大的胜利。同志们!原则是不欺哄我们的,只要能灵活运用,必能顺利消灭一切敌人。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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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后改名舒适存,曾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叛变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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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卫团是一种由地主豪绅掌握的反革命地方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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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狮渡,地名,在江西金溪县南部。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至五日,
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此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师第十三旅。此次战斗是红一方面军在金(溪)资(溪)战役中的一次重要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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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达,原国民党军第五师第十三旅旅长,一九三三年一月在黄狮渡战斗中被红军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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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浒湾战斗也称作枫山铺战斗。一九三三年初黄狮渡战斗后,国民党军吴奇伟部之第十四、第二十七、第九十师集结于金溪县浒湾地区,企图兵分两路,在黄狮渡一带合击红军主力。红军第一方面军以红五军团为左翼,扼制敌第十四师;以红一、三军团为右翼,在枫山铺、荷树铺一线对敌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发起进攻,于一月八日将敌人全部击溃。随后,
红军左、右两翼合击,又歼敌第十四师一部。此役为红一方面军在金(溪) 资(溪)战斗中的最后一次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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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奇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军军长兼第九十师师长、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中路军第二纵队纵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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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柔师指周至柔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当时列入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中路军第二纵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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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十月,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试图通过攻势作战破坏敌人的“围剿”。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红军先后进行了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和金
(溪)资(溪)战役,给予敌人以很大的打击,但未能破坏敌人的“围剿”。十二月下旬,敌人开始大举进攻。红军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旬结束金资战役后,随即转入了反“围剿”作战。
- 孙连仲师指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第四十二军军长)兼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当时列入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中路军第二纵队序列。
努力提高红军的军事学术①
(一九三三年七月)
一、红军的略历
英勇的、年轻的中国工农红军,他的光荣的斗争历史,如果从南昌“八一”暴动[1]算起,已有六年,若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运动算起——如组织军队、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和领导各地农民及白军暴动等,则有八年光荣艰苦的经历[2]。
我们知道,苏联红军的骨干和基础,是工人赤卫队。那么,数年来中国共产党所组织和领导的这些队伍,无疑的是中国红军的基干组织了。这是历史的事实,事实解答了我们。
红军军事技术的演进,远在大革命期间,这些红军的基干组织曾坚决地参加过和经历过大革命的北伐战争[3],在战争中相当地学习了新军队的组织形式和较高的军事学术。因为北伐军的组织相当采取了苏联军制和战术的原则,在技术上也受过新式的训练。这些军事学术,现在看来也是红军军事学术演进的初步。
中国革命的发展,阶级力量的分化,国民党整个叛变,中国共产党要以武装保卫中国的革命胜利,坚决地领导这些基干组织,首先在南昌举行“八一”暴动;接着在湘、鄂、赣各地举行秋收暴动[4],发展各地农民游击战争, 以至广州暴动[5],将中国革命推向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在这个艰苦斗争中, 创造了苏维埃政权的有力支柱——红军。
从一九二八年开始了帝国主义国民党湘、鄂、粤、赣四省两次“会剿”, 一九三○年红军两次进攻长沙,一九三一年湘、鄂、赣、豫、皖三次“围剿”, 以及最近的四次“围剿”[6]和大举进攻。英勇的红军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 在屡次粉碎敌人“围剿”的诸战役中,锻炼成为今日的红军,真正成为苏维埃巩固的柱石,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组织者的作用,同时,在军事学术上也取得了光荣的进步。
二、目前红军的实况
目前的主力红军,已经在坚实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它不仅有几年斗争的经验,而且在全苏大会[7]以来,在红军的建设上也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加强了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加强了红军中的无产阶级基础,建立和巩固了政治委员制度,建立了巩固的红色后方,建立了指挥机关的各工作部门——政治部、司令部,以及各辅助机关,建立了训练红军干部的红军学校。一般地说来今天的红军不仅在数量上有大的扩大,质量上也有不断的提高。
从红军的军事方面同样可以看到:广泛地学习了大规模作战,能够巧妙地运用战略和战术。战场上红军死伤率的减少,白军死伤率的增加,这是红军射击准确与善于利用地物的光荣成绩。
但是,我们是处在最残酷的国内战争时期中,这是毫不妥协的战争。对于战争的进行,不但要在肉体上消灭敌人,而且要剥夺其继续反革命的一切物质上精神上的条件,每一次战役不是坚决的胜利便是残酷的失败。要从长
① 本文曾载于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一九三三年七月出版的《革命与战争》,原标题为《纪念“八一” 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
远的眼光来提高我们的军事学术,要准备使用最新式的技术来武装我们铁的红军。这样才能战胜“一直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军队。从这一观点来看,红军目前的军事学术还是何等的不够啊!
三、怎样提高红军军事学术
列宁说过,不要忘记,在战争中必然要而且必须要用少训练的新战士来补充军队,拿下层战斗员来代替整批指挥员,使战斗员升为指挥员的手续, 益加迅速和简单化。
我们红军在连续不断的战争中,组织内包含着许多军事技术熟练与不熟练的程度不同的战士,混在一个战斗单位中。照理说来,新战士加入基干部队,基干部队即起领导核心作用,发扬其在战斗中养成的作风,完全是对的, 不过有些干部还没具有他应有的军事学术,尤其是红军技术兵种的学术,在战斗中又没有能够总结实战经验,在战斗间隙进行新的教练,有计划地提高战士们的军事技术。于是,红军在必须具有的军事知识上还不能令人满意。
列宁还说过,在军事时期,应当直接在军事行动上去训练新战士。同志们!你们更勇敢地去争取新的学习方式,更勇敢地去组织一批一批新的武装部队,派他们去作战。
广大的农民,因为科学常识的欠缺,他们只知道擦枪油,不认识“果子露”。一旦要求他们使用最新式的武器,自然是艰苦的工作,因此加紧地方武装的军事、政治教育,提高红军军事学术与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是不可分割的任务,利用每次战斗的间隙,争取很短的时间来加紧进行红军教育工作, 以提高红军军事学术,是红军各级指挥员的战斗任务。
几年来,红军在与围攻敌人的战斗中,缴得敌人新的武器,尚能很好地运用。今天,白军拿来打红军的武器,红军都有了,但是革命战争愈往前发展,必然要有更新的兵器出现于战场——除飞机外,如坦克、毒气、装甲车、装甲兵舰等等。因此,提高红军军事学术不仅要很好地使用红军现有的兵器, 而且要更进一步地准备使用将来可能有的新兵器。对战士的训练应该集中注意于:
1、新战士的教育。
2、老战士的加深训练。
3、专门技术人才的养成,如机关枪手、高射机关枪手,炮兵、工兵、通信、化学专门人才,其它最新式兵器的使用者。要使红军战士射击准确,刺杀熟练,手榴弹投得中,提高战术知识,提高各级干部的指挥艺术,使他们能够把使用各种新技术的部队相互动作配合起来。同时注意到炮兵和工兵在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破坏敌人堡垒和一切障碍物,以扩大火力来援助步兵决战中的作用。努力学习抗击敌人飞机的袭击,研究防御敌人的毒气和坦克, 无疑的是红军当前的紧急任务。然而这些任务的实现,只有得到强固的政治保障,才有可能。因此,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是红军一切生活的保障。
历史的伟大使命落在我们的肩上。今年纪念“八一”的时候,正值帝国主义大战与反苏联战争的准备极度紧张,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群众施行大规模的侵略与屠杀,各帝国主义正企图彻底瓜分中国,国民党军阀无耻露骨地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对苏区红军疯狂地进行“围剿”。这一形势更加重了我们目前的任务,需要我们百倍努力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来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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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暴动即南昌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八月一日,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
中共所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在南昌等地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八月三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 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 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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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党的军事工作。同年冬,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掌握了第一支革命武装。与此同时,
在工农运动中也开始建立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从这一时期算起,到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运动已历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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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组织了革命军队。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军向湖南挺进。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战斗中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并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北伐,北伐军迅速击溃了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把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篡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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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共中央于八月三日发出
《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这几个省组织秋收起义。同年九月毛泽东领导了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县的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湖北、广东、江西等地的党组织也在各地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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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暴动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大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年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
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的炮火掩护下,向广州反扑。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海陆丰和左右江、湘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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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六月至十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这两个地区的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被迫撤出了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二年底,
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 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先后在江西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歼敌近三个师,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
- 这里所说的全苏大会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这次大会的决议,正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加强了对全国红军的统一指挥。
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①
(一九三三年)
“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 这是苏联军事学校的一个标语,其意在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从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战争中产生出来的,确实有了不少的实践经验,可是因为环境关系,一般缺乏理论研究。在帝国主义指使、帮助国民党军阀所进行的四次“围剿”[1]的大举进攻中,和帝国主义将直接与中国工农武装冲突的前夜,担任土地革命、民族解放、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伟大任务的红军,更须从实践和理论中来提高军事技能,特别是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更要以身作则来提高军事技能。我现在想联系实际战斗的经验,来抓住军事理论的研究,提出以下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
一、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我们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定下。任务。敌情、地形既然是时常变换,因而我们决心就不同,而运用战术的原则也就更不同了。比如说,遭遇战术,就应迅速动作夺取先机之利;对防御之敌的进攻,就应有分出接敌、进攻和冲锋等段落的部署。“喝汤”和“啃骨”当然不是一样的动作。
二、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钳制敌人的兵力,但须积极动作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向着本身,借此保障主要突击方向容易进攻。如有人想处处顾全,平分兵力,结果到处没有力量,将演出东不成西不就甚或失败的结果。
三、一般说来,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如有人运用战术专寻找敌人硬处打,则敌人软处也必成为硬处了。倘因此而不能争取战术的胜利,则战略的目的也就不容易达到。要知道,战斗的完全胜利, 是由许多小的胜利总合起来的。如有人不去争取小的胜利,则大的胜利又将由何处积累起来?
四、要求得大兵团协同动作,一定要每个兵团、每个部队在受领本身任务时,明了首长决心的要旨,以及本身的任务在首长决心中占何等地位。兵团和部队在遂行任务时要保持通信联络,以便共同实现其决心。如情况变迁而通信联络中断时,则应根据首长决心和实际情况机断专行,但不能了解为机断专行就是与首长决心背道而驰。
五、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决心。所以,各级指挥员都应在自身任务范围内进行侦察。但侦察情况只能得到相当的了解,特别在遭遇战斗中更欠明了的了解。指挥员不能因侦察而迟疑徘徊, 放弃良机。故指挥员常到先头警戒部队中赶早侦察,以便迅速定下决心,下达命令而不误时。
六、在山地用几个平行纵队作战,因道路少而小,没有适当的平行路, 行军长径拖长,展开迟缓,彼此策应不易,特别是变换正面困难。劣势军在山地对优势军作战,如能掌握上述特点,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
① 本文曾载于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一九三三年六月出版的《红色战场汇刊》。
在决战的时机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地点,坚决而干脆地消灭敌人某一纵队再及其他纵队,则必使敌军运转不灵,应援失效。如处在敌人几个纵队的夹击或包围地位,要突击其中某一纵队时,则应求得内弧幅员较宽,周旋容易, 并利用险要地形钳制另一方面的纵队;否则应突击某一纵队之暴露翼侧和后方为有利。
注 释
[1] 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先后在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敌人,共歼敌近三个师,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历之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①
(一九三四年二月)
(一)
同志们!今天是全国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开幕。这次会议在我们今后红军的统一指挥上,在扩大百万铁的红军上,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1],战胜国民党反动统治上,都有决定的意义。
我们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的,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 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有红军的。红军因有政治工作才保证能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这是过去政治工作的伟大成果。尤其是在第一次全苏大会后,成立了总政治部[2],红军政治工作非常进步,特别显示出它的伟大力量来。在四、五次反“围剿”[3]中,我们红色战士敢于同敌人肉搏;有时饭吃不饱,有时衣穿不暖,但没有什么怨言, 一样英勇作战,这足以证明红军政治工作的进步。
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我们不仅是要检阅过去的成绩,还要将游击队时期和这两年来的缺点也检查出来,作出决议,使以后的政治工作不走弯路。第二,我们需要很好的政治工作来巩固游击队、赤少队[4]。他们是群众
自身的武装,每一位有选举权的公民都要参加。要有很好的政治工作,使其受很好的训练,能具有牺牲精神,成为真正的红军后备军,加入红军后他们就能很快成为一个熟练的战士。这次会议要有很好的决议,规范赤少队、游击队的政治工作。
第三,在国内战争时期,一切工作要服从战争,要集中一切力量来配合红军作战。因此,我们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不仅在前方红军中进行工作,而且在后方机关也要有很好的工作,使前后方很好的配合起来。这次会议就是要搜集很多政治工作经验,将各方面力量配合好,来争取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四,两年来政治工作有很大的进步,有很大的成绩。今后,我们还要从政治工作的角度来领导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与战术。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领导,自己也要努力学习战术,提高指挥艺术,造成铁的红军,百战百胜的红军,以少胜多的红军。
瓦解白军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工作。希望大会能将这几件事讨论出很好的办法,作出决议,并将大会决议传达到全国红军和地方部队中去,坚决地去执行。
(二)
同志们!听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报告,我完全同意。现在我要讲的仅下列几个问题。
首先,说到提高军事技术与学习现代战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依靠全体政治工作人员极大的努力,来推动指战员实行。
我们要巩固思想上的一致、行动上的一致去消灭阶级敌人,但这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使红色战士学会使用新式武器,了解现代战术。要知道,敌人
① 这是朱德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召开的全国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
有帝国主义供给它武器,教它战术。我们要针对敌人的战略战术来订出我们的战略战术,实现我们的胜利。
我们有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术,是它们流了许多血的产物,这也是我们新战术的基础。现在已经有了苏联的条令,无论行军、作战、战役都有规定,应本着条令去做。当然,有些也是不适用的,因为各自的条件不同。我们要把六七年来的战斗经验归纳进去,成为一部完美的野外条令、战斗条令。
政治工作要保证新的战术在平时学习好,战时能够运用,要保证命令百分之百地执行。对于条令和军委命令要研究要执行,不执行就是违抗命令。我们新战术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机动,就是灵活地运用条令的原则去执
行命令。我们防御有机动,退却亦有机动。政治委员、政治机关要倡导这个机动。我们要了解敌人的战术,很艺术地运用条令。每个政治工作人员也要成为一个战术家。
第二,党的工作,王主任[5]已经报告过了,我只说到党在部队中起核心作用,有些还未做到。如郭炳生[6]叛变带去一连人,我们的支部事先未发觉, 事后又没有拼命地把郭炳生制服冲出来的牺牲精神。我们的支部和党员要至死不背叛阶级,在最危急的时候,要准备拼命。子弹打完了,刺刀用不得了, 用牙齿都要咬他几口,直到最后一刻。
游击队的党还是弱得很,这要求我们严加注意。
第三,关于俘虏兵问题。过去缴了枪不去严格清查与监视,以致某军团曾经放走过敌军的旅长;在浒湾战斗[7]后,某军只派四个人押送几十个白军军官,以致被夺枪逃跑。这证明我们的警党性不高,要记着这些教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争取他们的工作, 还注意得非常不够。
在扩大红军方面亦有不警党的,以致敌人有组织地来当红军,企图拖走部队,也未及时发觉。如东方军[8]在梅口时,靖匪[9]三十余人来当红军, 结果到将乐时杀死排长拖走二十余支枪。连城同样有土匪假冒来当红军,把乡苏维埃主席捉去。对这些教训我们要有很高的阶级警党性。
同志们!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我们不仅要加强前方兵团的政治工作,同样要加强预备队、游击队的政治工作。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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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中央的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特别是采用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将主力部队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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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政治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总政治部。不久,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称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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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反“围剿”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的作战。五次反“围剿”指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的反“围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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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少队是在革命根据地内成立的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的统称。赤卫
军是带有地方部队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少年先锋队是半军事性的青年群众组织。他们都不脱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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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主任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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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炳生,曾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第五军第二师师长。一九三二年九月率领师特务连叛变投敌。次年三月在作战中被红军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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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游湾战斗似指一九三三年一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金溪县游湾附近的枫山铺一带截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的战斗。这次战斗也称枫山铺战斗,是红军在金(溪)资(溪)战役中的一次重要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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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军是红军第一方面军在一九三三年七月设立的一个部队番号。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决定红一方面军采取“分离作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方面军主力留在江西作战;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东征福建。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兼任东方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东方军回师江西,东方军的番号逐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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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匪即靖卫团,是一种由地方豪绅掌握的反革命地方武装。
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①
(一九三四年九月)
伯南[1]先生大鉴:
贵使李君来,借聆尊旨。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2]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3],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惜两载以还,除去冬蒋,蔡[4]诸君曾一度与红军订立初步协定外,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之唯一力量。且伺隙而图我侧后者,亦颇不乏人。比者,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故红军粉碎五期进攻[5]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6]已迫杭垣[7],四川我部[8]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9]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10]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永[11]出击,捣漳州、龙岩, 击蒋鼎文[12]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事不容缓,迟则莫及,福建之役[13]可为殷鉴。为求事之速成,德本两年前政府宣言之宗旨,敢向足下为如下之提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 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14]迅速运输。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15]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黄师长[16]处就近商谈。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 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匆促陈辞,不尽一一。尚祈裁夺,伫候回示。
顺颂戎 安
①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中,为了同陈济棠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朱德和周恩来主持同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在谈判中间,朱德发出了这封信。这次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突破蒋军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朱德手启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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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即陈济棠,广东地方实力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粤军)总司令、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剿匪”军南路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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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指蒋介石。汪指迁精卫,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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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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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指蒋光鼐,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蔡指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以及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抗日情绪的推动下,同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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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粉碎五期进攻指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中共中央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特别是采用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
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将主力部队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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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先遣队即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冲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而派出的一支先遣部队。它最初由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军第七军团担任,一九三四年七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同年十一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军第十军在闽浙赣根据地会合后,组成红军第十军团,成立了以方志敏为首的军政委员会。随后,先遣队继续北上,沿途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阻截,寻淮洲在作战中壮烈牺牲。一九三五年一月返回闽浙赣根据地休整途中,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
遭到国民党军队绝对优势兵力的围攻,部队受到重大损失,方志敏被俘,八月在南昌英勇就义。余下的部队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后编入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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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垣指浙江省省会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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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第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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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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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敌指由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湘军)总指挥何键兼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围剿”军西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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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永指福建省的上杭县和永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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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军军长、“剿匪”军东路军总司令兼第二路军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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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以及与十九路军有历史关系的陈铭枢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十二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向福建进攻,次年一月革命政府即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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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岭即筠门岭,是江西省会昌县的一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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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指江西省瑞金,当时是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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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师长指当时驻扎在筠门岭的陈济棠部第一集团军(粤军)第三军
第七师师长黄延桢。
组成第一野战纵队的命令①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
一、兹将军委[1]、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之野战军同行动,即以叶剑英同志任纵队司令员。
二、第一纵队的组成及集中计划如附表。
三、为使纵队顺利地遂行任务,必须将下述事项深入地使全体人员彻底了解和执行。
1、保持军事秘密。应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字,极力隐蔽原来番号名称。关于行动方向须绝对保守秘密。每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军事秘密的文字。
2、为隐蔽行动,避免飞机侦炸,应用夜行军。黄昏前集合,黄昏后移动, 拂晓时停止。
3、每一伙食单位应派设营员一人,由各梯队派员率领设营(第一、第二两梯队由第二梯队派员负责分配)。
4、各梯队在平行道路前进时,应在出发前两小时派出道路侦察队,侦察和修理道路。但第一梯队则于九日时派工兵连一连先行,为道路侦察队。
5、应严格遵守集合和出发时间及行军次序,不得迟缓和紊乱。
6、部队及行李的集合场应分开,选在路旁空地,不得遮断道路,妨碍通过。
7、各梯队应妥觅向导,但须绝对隐蔽自己的企图。
8、行进时要确实保持距离,不得任意伸缩。
9、在苏区内夜行军,可以按规定数目点火把行军(每一伙食单位准点三把,夫子六担一把)。
10、道路侦察队应在道路分歧处设石灰方向路标。
11、休憩或通路发生故障时,应通知后方部队,免致久停,增加疲劳。
12、各梯队应派收容队,收容落伍病员。最后梯队负责消灭路标,并派拦阻队防止逃亡。
13、应带四日份米粮。
14、所有重病员一月难治好的,概送第四后方医院(九堡之下宋),务于十日午前十时前送完。
15、各梯队首长应严格检查行李、文件担数,非经批准不得超过规定数目。
16、到达集中地后,即用有线电话联络。在万田与万田、麻地间接长途电话线,架设电话,并置总机。
右令
诸梯队长 注 释
[1]军委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成立,为国家最高军事机关,朱德任委员会主席。
① 这是红军长征开始时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项英的名义发布的命令。
渡过信丰河继续西进的部署①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一、敌第一师主力在安息,第二师在信丰,第四师在赣州、南康;独二旅在安远,但有经关头寨开安息之可能;独三师集结南雄。
二、野战军于渡过信丰河后,除八军团于南康、大余间西进外,其余均在大余、南雄之间西进,对安息、信丰之敌只留监视部队。
三、二十四日晨,各兵团应到达下述地域:
甲、八军团全部应前出到大龙、坳头地域,并向信丰派出警戒,向龙回派出侦察队。
乙、三军团应前出到大塘铺、大江圩、小河、王庄地域,向信丰派出警戒,并向正平圩、九渡水及坝子上派出敌情、道路侦察。五师随带小电台, 准备一得野战司令部命令后,即向前出动为先头师。
丙、一军团应前出到铁石圩、铁石口、石材圩地域,并向流塘圩派出警戒,向大龙冈、罗塘圩派出敌情、道路侦察。
丁、九军团应到达走马丘、枫树下、石门径地域,并有监视安息之敌的任务。
戊、第一纵队[1]到达场坊地域,并向信丰警戒。
己、第二纵队[2]到达古陂、大桥头地域,并向信丰警戒。
庚、五军团则应到达小坌、双芜地域,并由其右翼队由小坌派出一个团, 进至韩坊,向信丰警戒。
四、各军团及师的后方机关,应跟进到指定各军团应到达的地域。除五军团与第二纵队外,其余各兵团应停止后运伤病员。
五、各兵团于本日二十四时前,详细电告执行野战军司令部此电令的情况,并准备接受作战命令。
注 释
-
第一纵队指长征初期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叶剑英为司令员。
-
第二纵队指长征初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的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① 这是红军长征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时,朱德给一、五、八、九军团下达的行动命令。
通过汝城至城口[1] 间封锁线的部署①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十三时半)
(一)五号晚,野战军开始通过汝城到恩村间的封锁线。(二)规定三条基本的前进道路:
A、右边的道路,由大来圩经店圩、百丈岭向文明司、山田铺方向前进, 另经店圩南之延寿圩向三界圩,为辅助的道路。B、中央道路,由新桥经界头、燕子排、九峰山向九峰圩方向前进。
C、左边的道路,由城口经麻坑圩向岭子头方向前进,但是确定这条道路的路线,要看粤敌[2]的行动,由林、聂[3]确定之。(三)为掩护通过封锁线,规定以下的部队担任之:A、汝城地域由三军团派出一个师任之。
B、大坪地域由三军团派出一个团任之。
C、为钳制长江及厚坑圩之敌,由一军团派出一个师任之。诸掩护部队应于其他部队全部通过后为后卫跟进。(四)通过封锁线的秩序如下:
A、六日早三军团主力走右边的道路,一军团一个师及军委第一纵队[4] 走中央道路,一军团一个师走左边的道路,通过封
锁线。三军团司令部直属队及后方部,应随在六日早通过封锁线部队的后面跟进。
B、七号早通过的部队如下:八军团走右边的路,军委第二
纵队[5]及十三师之一个团走中央的路,九军团走左边的路,通过封锁线。
C、八号早通过如下部队:三军团一个师加一个团的掩护队走右边的路, 五军团(欠十三师之一个团及三十四师)走中央的路,一军团掩护的一个师及三十四师走左边的路,通过封锁线。
(五)掩护部队依据各该军团首长的命令,于本五号晚即占领阵地。
(六)为求得各部队有配合地移动及规定各兵团的作战任务,军委[6] 对于各兵团有单个的命令规定之。
注 释
-
城口、地名,在广东仁化县境内。
-
粤敌指国民党粤系将领、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济棠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粤军)。当时该部列为国民党“围剿”军的南路军。
-
林、聂指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4]第一纵队指长征初期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叶剑英
为司令员。
- 第二纵队指长征初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
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的第
二
野战纵队,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军委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一
① 这是红军长征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朱德给各军团及纵队首长下达的行动命令。
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成立,为国家最高军事机关,朱德任委员会主席。
拟从宜章南北地区通过封锁线的部署①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十六时)
甲、九峰似有粤敌[1]独三师一个团,该处并有堡垒,而乐昌似有独三师二个团,在汝城、宜章间没有正式部队,宜章及其以北为湘敌[2]十五师之一个团,在仁化、大坪、汝城之敌无大变动。上述情况均未充分证实。
乙、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A、三、八军团的右翼队,经过宜章以北通过。
B、一、九军团的左翼队,则经宜章以南通过。
C、军委第一、第二纵队[3]及五军团,由当时情况而定,主力在内翼侧道路移动。
丙、估计通过乐昌、坪石间河道的困难,应占领九峰并确实钳制乐昌之敌,以保证野战军通过封锁线。在万不得已时,则钳制九峰之敌而绕过之。
丁、八日晨,其他兵团前出到如下地域:
A、八军团仍留东山桥地域,并向汝城严密警戒,让四师通过该地。B、九军团前出到麻坑圩地域,并向乐昌方向严密警戒。
C、军委第一纵队进到大山地域。
D、第二纵队及十二师之一个团进到大山都、木江地域,并向大坪、汝城自己派队警戒。
E、五军团(缺十三师之一团)进到鹿洞、厚溪地域,并向汝城、大坪、城口、仁化方向警戒。
戊、三军团于八日早进至里田、界牌岭地域,第四师即于明八日晚赶到该地域归回建制,三军团应派一个先头团进占赤石司,并向平和、良田东派出侦察队,查明由良田到宜章间的敌情和堡垒,及其前进路上的堡垒,向九峰派出战斗侦察,如必要时应派出一师以上的兵力,协同一军团部队进攻九峰之敌。
己、一军团有消灭九峰及钳制乐昌之敌的任务。一师应接近到九峰及茶料,进行补充的侦察,并作进攻的准备。二师则有切断九峰、乐昌敌人交通的任务,准备从南面进攻九峰,并派出一部钳制乐昌之敌,但须等待十五师部队来接替。十五师在二师后跟进,到达麻坑圩后,直接受领军团首长的命令。一军团应派出道路侦察,察看高桥、横廊附近的渡河点,直至坪石街为止。如不能占领九峰时,则应派一师以下兵力钳制乐昌及九峰之敌,以保障诸野战军从九峰以南及以北通过。
庚、详细报告应于八日午前电达军委[4]。注 释
-
粤敌指国民党粤系将领、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济棠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粤军)。当时该部列为国民党“围剿”军的南路军。
-
湘敌指由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湘军)总指挥何键兼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围剿”军西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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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第一、第二纵队指长征初期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
①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
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与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的第二野战纵队。
- 军委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成立,为国家最高军事机关,朱德任委员会主席。
向全州、兴安西北地域进军的命令①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七时)
甲、根据敌人最后的部署,其企图是在湘江阻止我们,并从两翼突击我们。北面为敌之第一、第二路军,南面为广西的主力,而敌之第三、第四及第五路军[1]则直接尾追我们。
乙、我野战军为达到前出至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2]地域(湘桂边境) 的目的,应该:
A、我进攻部队(一军团主力及三、八军团)应连续地、迅速地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并于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在此种决心下,应迅速、坚决消灭敌之第一、第二路军及与我接触之桂军[3]部队。
B、掩护部队(一军团一个师及五,九军团)应连续于潇水及营山诸隘口, 阻止敌第三、第四、第五路军前进,当其急进时,则应坚决消灭其先头部队。
丙、作战的第一步是前出到湘江地域。在这个阶段中,野战军分四个纵队前进:
A、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
B、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4]及五军团(缺一个师)为第二纵队, 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以后则依侦察结果决定前进路线。
C、三军团、军委二纵队[5]及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该城,以后则向兴安前进。
D、八、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如不能占领永明,则从北绕过之)、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县道前进。
丁、二十六日诸兵团的行动如下:
A、一军团主力于文市地域停止,向全州派出得力的侦察队,并侦察向全州、兴安间的前进道路、渡河点及沿岸的工事情形,特别要注意麻子渡、咸水圩等水田地域。第六团则进至永安关地域。
B、第四师占领邓家源以后,则向灌阳方向侦察前进。三军团主力于二十六日晨应进到小坪地域,以后则随四师后跟进。C、八军团应协同九军团之第九团占领永明城。如不能占领永明城时,则从北绕道进至武村、程义家地域, 其先头部队应进占三峰山隘口。第九团则仍留永明附近,以保证九军团主力继续通过永明地域。
D、第一师、五军团及九军团的主力则照今二十五日十时半的电令[6]行动。
E、军委一纵队于二十六日晨进到高明桥地域,军委二纵队今日仍在原地休息,并准备从二十六日午刻随三军团后进到小坪地域。
戊、各军团执行情形电告军委[7],此电不得下达。注 释
- 这里提到的敌第一至第五路军指国民党军发现红军长征后组建的“追
① 这是红军长征通过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时,朱德给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氏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 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罗迈(李维汉)、副司令员邓发下达的作战命令。
剿”军,当时该部共分为五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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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区无黄山地名,据电文所述地理位置判断,似指桂、湘北部边界附近的越城岭南段苗儿山一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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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军指国民党桂系首领、南宁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和副主任白崇禧分任正、副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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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第一纵队指长征初期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叶剑英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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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第二纵队指长征初期由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及后勤部队、卫生部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的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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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电为朱德致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及第一师的电令,
主要内容是:“第一师、五军团及九军团(缺一个团)有掩护我野战军西进之任务,为此至少要扼阻周敌及二十三师于潇水东岸二天”。此处的周敌指国民党第三路“追剿”军周浑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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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成立,为共和国最高军事机关,朱德任委员会主席。
渡过湘江进到西延地域的部署①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十七时)
甲、在三十号及一号战斗中,桂敌之十五军[1]已进到古岭头地域,兴安之敌无大变更,周敌[2]及湘敌第一路军[3]尚无新的情报。我八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六师约一个团及三十四师被切断,其余部队则已渡过湘江。
乙、估计明二号敌人将继续其坚决的进攻,其目的是在占领湘水西岸的谷地,并前进到西延[4]地域,以求消灭我军主力。兴安之敌将会派队前出到华江及路塘地域,而全州之敌将会派队前出到土地坳、大埠头[5]地域。
丙、我野战军于二号早应进到西延地域,整理部队并准备新的战斗。被切断的部队,应主动地突围向西延总的方向前进。三十四师归军委[6]直接指挥,并于新圩以南突围西进。
丁、各兵团二号的部署及动作如下:
A、一军团应转移到尧家塘、杨梅道、梅岭、西山、黄屋田及清水江地域, 转移的道路由咸水圩到瑶岭及其以北的诸道路(均含),并有掩护九军团集结油榨坪及五军团集结咸水圩的任务。明二号应于全州至咸水圩间进行严密的侦察、警戒,当敌人侵入或接近我配置地域时,应坚决击退之。
B、三军团转移到路塘、路江圩、华江地域,利用由界首到华江及于夜间利用界首到路江圩的道路前进,向麻园、界首、华江间及兴安方向进行侦察、警戒。至少应以一个师布置在路塘地域,向界首方向占领阵地,组织顽强防御,如敌侵入到我驻地时,则应坚决击退之。
C、五军团(缺三十四师)于集结咸水圩地域后,今晚即经屋田转移到南宅、田川地域,并向咸水圩方向严密侦察、警戒,二号应坚决扼阻由咸水圩向南宅、田川前进之敌。
D、九军团转移到油榨坪地域,向大埠头派出得力的侦察队,查明由全州及觉山西进之敌。如敌接近土地坳、油榨坪时,则应坚决扼守以上地域。
E、一、二纵队[7]明二日早进到胡岭地域,并向大溶江口、城步及新宁方向警戒。
戊、八军团突围的部队及其他失联络的部队与人员,一号、二号当到达某个地域时,即受该地域行动兵团首长指挥,各兵团首长则应将这种情况经常电告军委。
己、各部队应于二号晨移动完毕,并应于二号内整理完毕。
庚、各兵团到达指定地域后,即应电告军委,并保持与军委不断的无线电联络和徒步联络。军委在界首之交通站今晚撤销之。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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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敌一五军指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桂军)第十五军,代军长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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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敌指周浑元(第三十六军军长)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三路“追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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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敌第一路军指刘建绪(第二十八军军长)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一路“追剿”军,属何键部第四路军(湘军)系统。
①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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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延,原为广西省全州县的一个区,后一度建为西延县,今并入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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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埠头即大合镇,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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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成立,为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机关,朱德任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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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纵队指长征初期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与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及后勤部队、卫生部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的第二野战纵队。
二、六军团应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为目的①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十六时半)
甲、我西方军[1]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 以便转入北上。湘敌[2]现分五路,其主力正向芷江、黔阳、洪江、靖县集中,企图先从湘边阻我北上,然后追我入黔。桂敌[3]在我左侧后跟追,尚未脱离。黔敌[4] 情况不明。
乙、我二、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如辰州[5]附近不便渡河,可改于保靖附近南渡至沪溪、乾城、凤凰地域活动, 对桃源方面只须派一支队去行动,以钳制与迷惑湘中之敌。
丙、你们依此方针,决心如何,望电告。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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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西方军指由湖南西进贵州的中央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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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湘敌指当时集结于湖南境内的国民党“追剿”军,
总司令由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湘军)总指挥何键兼任,所部分为五路“追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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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敌指国民党桂系首领、南宁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和副主任白崇禧分任正、副总司令的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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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敌指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兼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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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州,旧府名,府治即湖南沅陵。
①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后,十二月十二日在湖南通道举行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 决定接受毛泽东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计划的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是朱德为贯彻通道会议精神,给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红二、六军团总政治委员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任弼时,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的电报。
军委纵队进驻遵义①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甲、敌情无新得。
乙、我各军团除二师以外,明日仍在原集中地区执行原任务不变。
丙、我第二师先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察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 并相机占领桐梓。我二师主力应前进至泗渡站地域策应,并利用通遵义电话线与其先头团及总司令部两方通话。
丁、军委纵队[1]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注 释
[1]军委纵队(即中央纵队)是长征途中由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后勤等部门组成的野战纵队,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由原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而成,包括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后勤部队等单位。刘伯承(后邓发)任司令员,陈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
①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一月七日袭占遵义城后,朱德给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陈云,第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的电报。
关于四渡赤水战役的电报①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月) 一、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三时)
(一)昨二十八日与我军对战之敌为川敌郭勋祺[1]旅三个团、潘左旅[2] 三个团,廖旅[3]则已至习水,穆旅[4]尚未到,有向郭、潘两旅靠近可能。赤水方向之章旅[5]昨日进到离葫芦脑五里处。达旅[6]则进迫丙滩,范子英旅[7]有由叙永开古蔺讯,刘旅[8]则由泸州开大石母。
(二)我野战军拟于今二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
(三)诸兵团部队区分及今二十九日行动如次:
1、一军团,九军团,军委二、三梯队,干部团上干队[9]统归林[10]指挥,为右纵队,由猿猴渡河,渡河后可取道黄泥硬转向古蔺以南前进,并自定警戒之设置。但九军团在川风坳向赤水方向的警戒,须二十九日晚始行撤收。
二、军委直属队(第一梯队)、干部团及五师为中央纵队,五师仍归彭、杨[11]指挥,由土城下游浮桥过河,取道角子头、三角塘、头场坝前进,从撤动时由四、五两师共派出相当兵力为掩护队,以掩护中央纵队、左纵队的行进,并须至迟今日十二时渡过赤水河。
3、五军团、三军团直属队及第四师为左纵队,统归彭、杨指挥,由土城上游浮桥渡河,取道头场坝向太平渡前进,从撤动时即由第四师派出一营为掩护队。
(四)诸纵队在由西进路线折向古蔺之东南行进时,其转折处以距赤水河边较近为要。
(五)各纵队渡河后,浮桥之破坏由一、三军团后卫任之。
(六)诸纵队须在行进中调查通古蔺南部的路线,具报。
二、命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
(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一时)
(一)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12] 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二)因此我一、三军团今六号前进地点应向扎西靠近,最适当位置应在长宁通扎西道上及扎西西北(即长宁西南),以便迅速集中,便于机动。
(三)望将你们意见及今日预定到达地点与距扎西和长宁里程,迅速电告军委。
三、命令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 争取渡河先机
①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指挥、朱德等协助,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使红军在长征的关键时刻从被动转为主动。当时朱德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工农红军总司令。这里选收了他在这次战役中所发的九份电报。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二十时)
(一)综合目前敌情:
1、川敌追击部队大部集中高、珙、长宁之线及其以南地域。其达、袁[13] 两旅十号抵高县,刘旅由珙县向筠连,范、章两旅在珙县,章旅将向安边前进,潘旅主力在长宁,一部在兴文,郭旅十号在罗表,廖旅缺一团在罗海, 郭、廖均拟向王场前进,穆旅向屏山前进,蒋旅[14]布防滩头、安边之线, 另二、三两旅前在永宁,目前行动不明。
2、滇敌安旅[15]今十一号仍在大湾子并筑工事,鲁旅[16]主力今日可到大湾子,龚旅[17]昨到毕节,有续向大湾子前进的可能。
3、黔敌何、柏、侯三师[18]似仍在赤水右岸,驻地不明。
4、薛敌[19]之“追剿”队约两个团,由二都向叙永前进。周敌[20]率两个师十二号集中黔西,有经毕节向叙永前进模样。吴敌[21]两个师似仍在黔西、大定。其余不明。据此判断:四川追敌几全部西向,滇敌则堵我入滇, 黔敌尚未参加“追剿”,而薛敌追我行动亦不迅速。
(二)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22]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在前进中应准备与薛敌“追剿”支队遭遇,并相机占领古蔺城。
(三)依此目的:
1、我三军团应立即侦察由分水岭直经站底向古蔺前进之道路、里程、人家及永宁方向敌情。
2、一军团应准备于明十二日前进至分水岭及其以东地域后,侦察向营盘山、回龙场的前进道路。
3、五、九军团应准备经石厢子,摩泥向养马嘶的前进道路。
4、军委纵队[23]拟在一军团及五、九军团之间前进。
(四)明日行动另电告。
四、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二十时)
(一)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
(二)基于上述作战目标,决区分三个纵队向桐梓地域前进:其一,第三军团为右纵队,由回龙场经亚铁厂到太平渡上游的顺江场地段过河,准备取道回龙场、江场(赤水右岸的)直往桐梓。其二,军委、第五、第九军团为中央纵队,由白沙经丫叉、鱼岔到太平渡,渡河以后,东岸的取道看情况决定。其三,第一军团为左纵队,由松林经白沙、锅厂坝、镇龙山、石夹口到悦来场、林滩地段渡河,并相机占领土城以后,则取道东皇殿、温水、新站迂回往桐梓。
(三)明十六日各兵团行动:
1、第三军团集结于回龙场附近休息向古蔺警戒。
2、第一军团应取道白沙、回龙场进到锅厂坝、新寨地带,向古蔺警戒。
3、第五、第九两军团当各由现地进到白沙地域,分向古蔺、永宁及来路警戒。
(四)我们率军委直属队明日在白沙休息。
(五)各军团执行情形电告。
以后并由军委逐日命令指导上述计划的实施。
五、指示九军团召集群众开祝捷大会
(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十二时三十分)
(一)我野战军主力五日内连下桐梓、遵义,击溃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两千以上,俘虏约三千人,开展了黔北新的局面, 造成了创造云、贵、川新苏区的更有利的条件,使围攻我军之敌不敢轻进。
(二)望在桐梓城及其附近多贴此项捷报,并要桐梓革委会召集群众开祝捷大会,以扩大红军影响,提高群众斗争勇气与决心,更可增加援敌恐慌。
六、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十八时)
(一)敌情另告。
(二)我野战军决于今十六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
(三)为此,各兵团于今明两天渡河,动作应如次:
1、干部团应于今十七时在茅台渡河地段布好阵地,掩护渡河。但须以一个营先渡河西,候军委到时掩护其行动。陈、宋[24] 并为全军渡河司令员及政委。该团并应于五军团到时将渡河指挥及掩护任务交五军团,并于明四时至五时渡完,渡后即向西走二十里,在军委以西隐蔽休息,向西警戒。
2、一军团应从今十八时起至二十二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北通核桃坝方向走三十里隐蔽休息,向西北及二郎滩警戒。
3、军委应从今二十二时起至二十四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走十五里隐蔽休息,即以干部团之一营向西警戒。
4、三军团应从今二十四时起至明四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南走三十里隐蔽休息,向西南警戒。
5、第五军团应从明五时至七时止渡完,当开往茅台渡河时须留一个营及侦察连在两路口、盐津河附近,对观音场方面警戒,候九军团通过两路口后跟进归还建制,该军团并于明四时前接任干部团掩护渡河的任务,候九军团全部渡完后即破坏诸渡河点渡河器材,扼守西岸。
6、第九军团应从明九时至十一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走十里隐蔽休息。
(四)诸兵团都应依据上定渡河时间计算其现地行程出发,于渡河前半小时开到茅台附近,并派参谋长到渡河司令员处接受渡河指示。
(五)各兵团应将渡河后到达地点电告军委。
(六)我率军委于今二十一时半到茅台(九军团洪团长[25]所率之两个连已随我们行动)。
七、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十七时)
(一)估计尾追我军之郭敌,将配合叙、蔺之川敌及毕节、赤水镇之滇敌等的截击,这使我西进不利。
(二)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三)为此各军团今(二十号)明两天行动应如下:
1、第五军团应以迟滞并吸引郭敌向古蔺前进争取渡河时间为目的,以两河口、大村、鱼洞沟、太平渡为后方交通线,明二十一日拒敌于大村以东至二十一晚,即速往鱼洞沟转移到太平渡,于二十二日上午继续渡河。以下各
军团采取道路及渡河点如次。
2、九军团经核桃坝大路渡二郎滩。
3、军委纵队经鱼洞沟渡九溪口。
4、三军团经鱼岔、石夹口、走马坝渡太平渡。
5、一军团经石夹口、走马坝渡林滩,在三军团未到前则以一部渡太平渡。
(四)2 项以下各军团于得令时即各派先遣部队带全部工 兵、电台各赶到渡河点,各以其主力过河东岸向可能来敌方向警戒,并限于明二十一日十二时至十六时架好桥,各军团主力则限于明晚全部渡过东岸,但一军团主力运动时须加快速度,勿阻三军团,其在太平渡之先遣团,俟三军团先遣团到后即协同动作。
(五)为迷惑川、滇敌人起见,一军团主力在镇龙山应留一 个团,并派队逼近古蔺方向之敌游击,伪装我主力西进,该团遂行此任务后于明日午前跟主力进路,限于明晚渡过太平渡。
(六)各军团渡完后各负责破毁桥梁,但太平渡桥梁须候交五军团使用和破毁。
(七)我率军委于今晚移鱼洞沟,明午抵九溪口。
八、关于我军南渡乌江执行新的机动给九军团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敌情另电告。
(二)我一、三军团明二十九日继续南下,争取控制乌江, 执行新的行动。五军团在明十二时前在兴龙场钳制枫香坝敌人,以掩护南下。
(三)九军团明二十九日任务,仍照二十七日二十四时电令[26]不变。但须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
(四)军委明日到沙土。
九、关于我军决从贵阳、龙里间南进给一军团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十八时)
(一)滇敌有到贵定并向羊场“进剿”讯。
(二)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望立即侦察由老巴乡、刘家庄转至洗马河、喇磅、隔水、高堡、龙里、麻若场及经观音山小路向王关、比孟场、鸡鸣堡的两条道路与其平行路和里程,准备一军团及军委纵队八号向此路前进。
(三)你们派往水尾、独木河、红岩河的警戒部队今七号晚可作准备架桥东渡姿势,并即作侧卫及后卫警戒,随一军团后卫前进。
(四)三军团先头师应准备明日三时出发,并有佯攻龙里之任务。注 释
-
郭勋祺原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川军)教导师第三旅旅长,一九三五年一月任四川南岸“剿匪”军总预备队指挥,辖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独立第四旅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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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左旅指潘左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川军)独立第四旅,
当时属四川南岸“剿匪”军总预备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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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旅指廖泽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川军)模范师第三旅,
当时属四川南岸“剿匪”军第三路序列,廖兼该路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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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旅指穆肃中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川军)边防第二路(相当于旅),当时属四川南岸“剿匪”军第三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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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旅指章安平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川军)教导师第一旅,
当时属四川南岸“剿匪”军第一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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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旅指达凤岗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川军)第五师第十二旅,当时属四川南岸“剿匪”军第二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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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英旅指范子英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川军)教导师第二旅,当时属四川南岸“剿匪”军第一路序列,范兼该路指挥。[8]刘旅指刘兆藜为旅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川军)第一师第三旅,当时归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部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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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干队即上级干部队。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为该团的上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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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
-
彭、杨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
-
军委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成立,为国家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朱德任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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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指袁如骏,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川军)第五师第十四旅旅长,所部属四川南岸“剿匪”军第二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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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旅指蒋尚朴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川军)模范师第一旅,
当时归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部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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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旅指安恩溥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十路军(滇军)第二旅,当时属“剿匪”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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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旅指鲁道源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十路军(滇军)絮五旅,当时属“剿匪”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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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旅指龚顺璧为旅长的国民党军第十路军(滇军)第七旅,当时属四川南岸“剿匪”军第二路第三纵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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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柏、侯三师指何知重、柏辉章、侯之担分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黔军)第一、第二师和教导师(由副师长侯汉佑代理),当时这三个师属“剿匪”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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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敌指薛岳(第五军军长)任前敌总指挥的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为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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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敌指周浑元(第三十六军军长)任司令的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二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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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敌指吴奇伟(第四军军长)任司令的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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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烈,当时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黔军)军长、”
剿匪”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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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纵队(即中央纵队)是长征途中由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后勤等部门组成的野战纵队,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由原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而成,包括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
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后 勤部队等单位。刘伯承(后邓发)任司令员,陈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24]陈、宋指中国工农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和政治委员宋任穷。
[25]洪团长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第七团团长洪玉良(洪涛)。[26]这里所说的电令指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
令。这个命令要求红军第九军团二十八日“以主力向长于山,一部向枫香坝佯攻,吸敌北向使其不能南下”。
中央红军拟分别于龙街、洪门口、皎平渡渡金沙江①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
甲、据调查,会理只刘文辉[1]部三百余人。昆明通会理道路除走元谋、龙街[2]大道渡江外,另有两条经商路:一经腮坝、猴街、卡子塘、马鹿塘、大松树到洪门口[3]渡江(腮坝到洪门口约二百九十里);一条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皎西到皎平渡[4]渡江。洪门口、皎平渡有渡船各二,每船可容二十余人或马六七匹。河窄处十余丈,流急。宽处三十余丈,流缓,有架桥可能。西岸山陡无竹,但南岸有木头可作木排。万一架桥不成,可漕渡。洪门口下游之白滩、小倮及左上游纳平、鲁车均有渡船。
乙、我一军团决经武定、元谋由龙街渡江,并引敌人向西,军委纵队[5] 以刘参谋长[6]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二十九分队赶于四号上午到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
丙、我十三团应经老务营,江边渡普渡河(派工兵先行架桥),转入通马鹿塘道上,亦限四号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侦察其下游各渡河点,并与刘参谋长密切取联络,每日至少两次电告架桥情形。
丁、三军团主力随十三团后前进,其后卫团在可郎之敌向五军团尾追时, 加紧左侧后警戒。
戊、三军团全部应于离大松树以前带足三天米粮。注 释
-
刘文辉,四川地方实力派。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十四军(川军)军长兼川康边防军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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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街,地名,在今云南省元谋县江边乡境内,为金沙江南岸重要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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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门口,原名红门沟,时属四川省会理县,今称河门口,属会东县。洪门口以南的金沙江渡口,即为洪门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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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平渡,在云南省禄劝县(今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红军占领皎平渡,因其他各处渡河困难,红军主力集中于此地渡河,至五月九日全部渡过金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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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纵队(即中央纵队)是长征途中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后勤等部门组成的野战纵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由原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而成,包括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后勤部队等单位。刘伯承(后邓发)任司令员,陈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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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参谋长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① 这是朱德为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的部署给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和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的电报。
渡金沙江后的工作中心①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
野战军渡金沙江后,政治工作有着新的更繁重的任务。基本是要保障野战军以坚固的团结、最高的战斗情绪,猛烈地扩大,为消灭敌人,争取广大群众,建立游击区,创造新苏区而艰苦奋斗。因此目前工作中心是:
(一)深入解释党与军委[1]创造川西北苏区的战略方针,具体地反对任何动摇悲观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使每个红色战士了解目前苏维埃运动发展形势,四川省政治的、经济的、群众的有利于我们的条件,并说明九军团最近行动的成绩,团结全体指战员,在党与军委的领导下,提高其信心与战斗情绪,为完成军委给予九军团的每一战斗任务,为创造新苏区而战。
(二)健强连队与支部工作,加强老战士与新战士经常的阶级教育,迅速解决部队中一切实际问题,巩固阶级纪律,动员每个连队竞赛,猛烈扩大红军,巩固新战士。
(三)地方工作中心除最重要的扩红外,应利用一切机会发动群众,广泛武装群众,繁殖小的游击队,特别要用各种方法,进行彝民中工作,武装他们组织单独的游击队,发动他们反四川军阀斗争。
(四)根据军委与本部电令,你们应特别注意破坏国民党中央军工作, 要向沿途居民说明,中央军压迫剥削群众的罪恶、鼓励与组织群众反抗中央军的行动。同时提出对尾追敌人的具体口号,进行中央军士兵中的工作。望将以上工作的具体布置及渡金沙江以前工作总结告诉我们。
注 释
[1]军委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成立,为国家最高军事机关,朱德任委员会主席。
① 这是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朱德关于全军当前工作部署给红九军团政治委员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的电报。
红军主力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①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十八时)
A、我先遣第一团今由泸沽经冕宁开进大桥两站路,尚有四站即到江边之纳耳坝[1]。我第五团今到登相营,侦察越西、小相岭,登相营一带仅敌一营, 刘敌第五旅[2]到越西讯似不确(刘、聂[3]侦察报告另抄发)。
B、我野战军以执行昨二十日九时半电令[4]所规定的任务, 决以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5]、三军团次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岔罗向纳耳坝、安顺场[6]北进。而以我第五团续经越西北进,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以九军团担任迟阻追敌,其前进路按日规定。各兵团今二十一日晚至明二十二日晚行动部署如下:
1、刘、聂率我先遣第一团续向拖乌、筲箕湾前进,日行一百二十里,准备至迟二十四号午前赶到渡口。左、刘[7]率我第五团,如查明越西无敌或少敌应迅速进占越西,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8]及由越西至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西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止该敌。一军团主力今晚二十一时起开往冕宁,以便随一团前进并策应其战斗。
2、军委纵队今夜进至石龙桥[9]。
3、五军团今晚二十一时起经泸沽开至石阻[10]地域,准备二十三日超过军委纵队,仍归林、聂[11]指挥。
4、三军团除留必要部队带电台监视西昌之敌,以掩护和接引九军团今夜或明日通过西昌外,其主力今夜应进至起龙,礼州地域。
5、九军团通过西昌城外进至锅盖梁及其西北地域后,应即布置掩护阵地,筑野战工事,以便扼阻西昌及由南来之追敌。
C、为绝对保持改道秘密,必须:
1、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机发现目标,不准挂露天标语,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下午三时半至五时半,严禁部队运动。
2、一军团部队对去路,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人出去。
3、严密搜捕敌探。
D、冕宁至渡口有两站路缺粮,各兵团应在礼州、冕宁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
E、关于搜集架桥材料,经冕宁起应严格执行昨日电令。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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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耳坝,又名拉尔坝,原属四川省峨边县,今属乐山市金口河区永和镇,是大渡河右岸的重要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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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敌第五旅指刘文辉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川军)之第五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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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聂指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和红军第
① 这是朱德关于中央红军由冕宁县泸沽向大渡河前进的部署给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邓发、政治委员蔡树藩的电报。
一军团政治委员兼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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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电指朱德致各军团、军委纵队首长的电令,主要内容是命令野战军各部迅速北上进取大渡河渡河点,以早日渡江,创立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电令对二十日至二十一日间各部的行动作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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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纵队(即中央纵队)是长征中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后勤部门组成的野战纵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原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而成,包括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后勤部队等单位。刘伯承(后邓发)任司令员,陈云(后蔡树潘)任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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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场,原在四川省冕宁县境内,今属石棉县,是大渡河右岸的重要渡口。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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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刘指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第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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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坪,地名。今名大树堡,在今四川省汉源县境内。富林,地名,
即今四川省汉源县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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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桥,地名。今名石龙,在四川省冕宁县境内。
-
泸沽至冕宁一线无“石阻”地名,这里的“石阻地域”似指石龙地域。
-
林、聂指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
夺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①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A、安顺场[1]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由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三站路, 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第一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扼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敌第七团[2]。一师明午可全部渡完。
B、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
功[3],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4]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5]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6]。军委纵队[7]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随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C、一军团之第一师应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日由安靖坝先后经瓦狗坝[8]、龙八布,以两天半行程达到泸定桥急进。经瓦狗坝、龙八布时,应向清溪方向各派出警戒部队,待干部团赶到后撤收。干部团主力明二十七日开安顺场渡河,接替老铺子第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监护渡船。
D、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于明拂晓起亦以两天半行程由安顺场经田湾、楂维到建沙坝、泸定桥急进。五军团明晨由现地经新场、安顺场进至海罗瓦、草罗沟之线。
E、三军团明晨应由海棠或海棠以南西转至洗马姑、岔罗之线,并须到岔罗补足五天粮米。
F、第五团仍留人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一天,并准备二十八号向海棠、洗马姑转移。
G、各兵团均须在岔罗、安顺场补足五天粮食。H、军委纵队明日集中安顺场。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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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场原在四川省冕宁县境内,今属石棉县,是大渡河右岸的重要渡口。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红军在此强渡大渡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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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敌第七团指刘文辉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川军)之第五旅第七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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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功,旧县名,今四川省小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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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刘指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兼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聂荣臻与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红军光遣队司令员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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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指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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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夺取了泸定桥。
① 这是朱德关于中央红军由安顺场北上抢占泸定桥的部署给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邓发、政治委员蔡树藩,第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刘业楼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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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纵队(即中央纵队)是长征途中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后勤等部门组成的野战纵队,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由原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而成,包括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后勤部队等单位。刘伯承(后邓发)任司令员,陈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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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狗坝,地名,今名挖角坝,在今四川省石棉县境内。
通过大渡河向天全地域集中①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
A、我一军团先头部队昨已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刘敌[1]约一旅昨向岩子上我干部团阵地攻击,并迂回我右侧[2]高山,我干部团退守铺沙岗。
B、我野战军以迅速过河集中天全地域、寻求作战机动之目的,定明三十一日开始行动如下:
1、一军团(缺两个团)应向天全(泸定桥至天全二百四十五里)前进, 行程可走七十至八十里,在门坎上、昌河坝、两路口之线,并侦察天全方向敌情及其附近地形、人家、给养条件,电告军委[3]。二师应留一个团并带电台在化林坪、龙八布之线继续警戒,以掩护干部团北进。刘参谋长[4]则留泸定桥待归总部。
2、五军团仍归林、聂[5]指挥,其主力应经泸定桥跟一军团后跟进,宿营地点由林、聂规定。五军团应另留一个营,以主力在泸定桥西岸前出至二里坝向康定警戒,以一个连监护铁索桥。3、军委纵队[6]前进至泸定桥、沙坝之线。
4、三军团进至芝泥坝、楂维、科五之线。
5、第五团应赶至摩西面[7]。
6、九军团、游击队及干部团第三营均归罗、何[8]指挥,进至湾东、施药坪之线。
7、干部团(缺第三营)沿河北岸进至德拖地域,向来路严密警戒,并扼阻追敌。
C、各部须沿途补充粮米。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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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敌指刘文辉任军长兼总指挥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川军和川康边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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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电的另一档案文本中,此处为“左侧”,据地理位置判断,
“左侧”比较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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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成立,为国家最高军事机关,朱德为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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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参谋长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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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聂指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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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纵队(即中央纵队)是长征途中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后勤等部门组成的野战纵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由原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而成,包括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后勤部队等
① 这是朱德关于中央红军通过大渡河后向天全地域前进的部署给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第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第一师师长刘亚楼, 军委纵队干部团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邓发、政治委员蔡树藩的电报。
单位。刘伯承(后邓发)任司令员,陈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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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面即今摩西,地名,在今四川省泸定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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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何指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政治委员何长工。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一九三五年五月)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 朱德
突破敌雅州、芦山、天全防线的部署①
(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二时半)
甲、石坪、小河子为杨森[1]十三团,昨四号与我第二团接触,即向荥经退去。荥经有其第五旅一部讯。五军团离开放羊坪[2],敌未尾追,估计杨敌在雅州[3]、芦山、天全可能有其三个旅。
乙、我野战军须以坚决迅速的行动,抢得天全河上下游的铁索桥,以突破杨敌在雅州、芦山、天全的防线,而便我与红四方面军配合,寻求作战机动。
丙、我野战军今五号行动:
1、一军团有夺取伏龙桥、罗羊坝及始阳三个铁索桥,并消灭该处守兵的任务。一军团之教导营应先开花滩向荥经佯动,并掩护一军团主力由小河子北进。第五军团由宝兴厂开小河子以东策应教导营。林 [4]率第二团经陈家坝开三角庄,夺取始阳铁索桥;聂[5]率二师主力及军团直属队,经伏龙桥夺取罗羊坝铁索桥;一师主力则经小河子跟进,夺桥不成,则应在始阳上游进行架桥。一切具体部署责成林、聂依实况自定。
2、五军团应开至新庙子、石坪之线。
3、三军团有夺取天全之龙衣、沙坝头两铁索桥,并相机袭占天全的任务。雪枫[6]率先头两个团由现驻地经思金坝[7],以一部夺取沙坝头,主力夺取龙衣。成功则相机袭占天全,不成则进行下游架桥。三军团主力应跟进至思金坝。
4、军委纵队[8]留水子地。
5、九军团任务仍旧。罗[9]率所部应向紫石关吸引杨敌夏
旅[10]向西,何[11]率所部应在泸定桥西岸两方严密警戒康定之敌。 丁、为迅速夺取铁索桥,一、三军团先头部队如白日不及赶到,当晚应
赶路抢到。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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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森,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川军)军长、四川“剿匪”军第四路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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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电的另种档案文本中,此处为“放牛坝”。[3]雅州即今四川省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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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指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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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指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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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第五师师长。[7]思金坝,地名,今名思经,在今四川省天全县境内。
[8]军委纵队(即中央纵队)是长征途中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后勤等部门组成的野战纵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由原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而成,包括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中央革
① 这是朱德关于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雅州、芦山、天全防线,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部署给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第三军团第五师师长彭雪枫,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邓发、政治委员蔡树藩的电报。
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后勤部队等单位。刘伯承(后邓发)任司令员,陈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9]罗指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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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旅指夏炯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川军)第一混成旅,当时列入四川“剿匪”军第四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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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指工农红军第九军团政治委员何长工。
北上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部署①
(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
A、估计杨、刘[1]两敌在我渡河[2]后,有以其兵力集中雅州[3],一部出芦山,并图断我北进道路可能。
B、我野战军应迅速渡河,经主兴北占懋功(新街子)[4],以便能取道理番[5]与四方面军求得会合。
C、我军今八日行动:
1、一军团(缺第五团)有迅速进占宝兴,并控制芦山或双河场的任务。一军团之先头团不论已占灵关与否,今日必须以主力跟进攻占灵关、宝兴, 侦察北进懋功道路。一军团另一团如已攻占芦山,应即控制该县,并前出一部到双河场。如芦山有强敌,除留小部控制铜头场铁桥外,应速以另一部由灵关进占并控制双河场,向芦山佯动。
2、九军团应即由天全开向飞仙关,接替一军团一个团向飞仙关、雅州佯动的任务,并切实警戒雅州之敌。一军团之一团即由林、聂[6]规定其归还主力路线。
3、三军团为北进第二梯队,归林、聂指挥。三军团应以两个团先跟一军团北进,策应战斗。三军团主力今日集结天全、始阳之线,暂任策应九军团的任务,并与其密切连络(罗、何[7]如会合,应将二十三分队连材料归还三军团)。
4、五军团今日由陈家坝经三角庄渡河,集结始阳,亦策应九军团。第五团赶至三角庄掩护军委纵队[8]北渡。
5、军委纵队今日进至练金坝[9]、干河之线,明日渡河。D、各军团应各就驻地补足五天粮食,尽量收集洋油。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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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指杨森,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川军)军长、四川“剿匪”军第四路总指挥。刘指刘文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川军)军长、川康边防军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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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渡河是指渡过天全河(青衣江支流)。[3]雅州即今四川省雅安。
[4]懋功,旧县名,今四川省小金县。新街子为县治所在地,今名美兴镇。[5]理番,旧县名,今四川省理县。
[6]林、聂指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7]罗、何指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政治委员何长工。
- 军委纵队(即中央纵队)是长征途中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后勤等部门组成的野战纵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由原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而成,包括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中央革命至事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后勤部队等单位。
① 这是朱德关于中央红军北上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部署给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邓发、政治委员蔡树藩的电报。
刘伯承(后邓发)任司令员、陈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
- 在此电的另种档案文本中,此处为“丝金坝”,即“思经坝”,今名思经,在今四川省天全县境内。
为同四方面军会合复四方面军电①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来电欣悉。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
义、国民党惊惶战栗。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1]、胡宗南[2]、邓锡侯[3]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 为苏维埃奋斗到
底。特此电复。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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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四川地方实力派。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剿匪”军总司令兼第二十一军(川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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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师师长、“剿匪”军第三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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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锡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军(川军)军长兼第一二八师师长、四川“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
① 这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军先头部队会台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暨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给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复电。此电曾载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出版的《红星报》第二十二期。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①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二时)
迭电悉。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1]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2]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3]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4]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丁、我野战军于十二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十八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5]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戊、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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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州,地名,即今四川省汶川县县治威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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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师师长、“剿匪”军第三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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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功,旧县名,今四川省小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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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旧省名,原为川边特别区,一九二八年改为西康省,一九三九年正式建省,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一九五五年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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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番,旧县名,今四川省理县。
① 这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军先头部队会合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联名给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①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
甲、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乙、目前四方面军主力未到黑河坝东北,沿途番民[1]捣乱。三军团须使用于配置警戒及打通石碉楼方面。一军团及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三团在毛儿盖[2]未攻下前,不便突入。
丙、弟等今抵上芦花[3],急盼兄及徐、陈[4]速来集中指挥。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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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民当时指四川西部少数民族。那时他们因对红军缺乏了解,一时有用对待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来对待红军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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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儿盖,村名,在今四川省松潘县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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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芦花,地名,即今四川省黑水县县治芦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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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陈指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
①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红军第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会上同意中央北上方针,会后延迟执行。这是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国焘的电报。
朱德仍以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①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1]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注 释
[1]中革军委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成立,为国家的最高军事机关,朱德任委员会主席。
① 这是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样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名义向各兵团首长发出的通知。
绥崇丹懋战役[1]中两河口战斗的经过及经验教训①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一、战斗经过
两河口[2]驻有杨森部[3]向廷杰之第七旅十九、二十两个团。我左支队派四个营,于十五号夜一时夜袭该敌,经过三小时的战斗,将两团敌人袭溃, 缴械一部外余四散,一部向抚边[4]溃退。十六号晨,即派一营跟踪追击外, 余集合跟进。十六号黄昏,追击迫敌至抚边,主力半夜亦即赶到。但抚边隔一小河,桥被破坏,未行夜袭,该敌乘夜向河东溃退。
抚边河东,先有敌驻达维第十团派来两营占领阵地,收容向之溃兵。十七号,我军在敌火力下架桥未成,是夜在上游架桥。十八号午完成,即过河, 向敌十团之两营阵地攻击。午后二时,即开始派一团兵力进攻,以一个连钳制正面工事,大部即由敌之右翼迂回,隐蔽接近,当即将敌截击,缴获大部。余敌向达维溃退。我军当即跟踪追击,十九号夜至达维,即行夜袭,将敌达维旅部占领,敌之第四旅全部溃退,缴械甚多。即乘胜追击至夹金山脚,沿途缴获甚多。夹金山另由新来敌之十八团占领工事,白天不好进攻,于二十号夜摸,又将敌摸坍,缴获一部。
二十号,我攻开达维时,懋功敌之第二旅及第三旅被我中路军击溃,大部亦向夹金山方向溃退。我当即派一团渡达维河截击,该敌径向中岗大雷山中乱退,我缴获亦多。
二十一号,夹金山一带战斗,即告结束。我除留小部守夹金山外,大部迅速集结达维,二十二号即向日隆关邓敌[5]之一团进攻。日隆关守敌很强, 本拟定施行夜摸,但先头营击溃敌之警戒部队后,即乘胜夺险,占领了日隆关。敌向邓生退却,当即猛追,敌因退不及反攻数次,亦被击退,缴获一部。我随即占领了巴郎山、邓生、火烧坪、卧龙关一带险要阵地,是役即告结束。
二、战斗经验及其教训
此次战役,我红二十七师起了模范作用。是役计十五号到二十二号,一星期内,大小五个战斗,行军约五百里,各个击破敌人在八个团以上,缴获很多,牺牲很少。两河口战斗,很迅速、秘密地出敌不意,以四个营来夜摸, 坚决地摸坍敌人的两个团及一个手枪营,杀伤敌人及缴获均多;又能迅速地跟踪追击,击退抚边之敌,占领了抚边;又能迅速地架起了桥梁,渡过抚边河,很合隘路战战术原则,用迂回包围的方法,正面只用少数部队钳制,很巧妙地消灭敌人两营,占领了隘口。
同时,跟踪追击,乘胜夜摸袭取达维;乘拂晓前,即不停留地向夹金山追击,不在白天去硬攻夹金山工事,仍用夜摸,又得到最后胜利。懋功之敌溃退时,我虽兵力不敷用,亦能派兵截击,缴获亦多。
夹金山任务完毕,即迅速集中兵力,打日隆关、巴郎山,先头营勇敢地击溃敌人警戒部队后,即勇敢地追击,夺取了日隆关及天险巴郎山,并消灭了邓敌一团。这些经验教训,简单地说来,优点是:
① 本文原载于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出版的《红色战场》半月刊第二期。收入本书时作了文字整理。
1、能很巧妙地夜摸隘口工事;2、乘拂晓浓雾攻击隘口;
3、采取迂回包围夺取隘口工事;
4、乘胜穷追,击退隘口工事的敌人;
5、能设法迅速地架桥,不为河川所阻;
6、能执行迅速、秘密、坚决的原则,各级指挥员能主动地、积极地设法解决当面之敌;
7、熟悉作战地区、地形,也是此次制胜原因之一。缺点是:
1、两河口之追击,东岸未派出截击部队截敌退路;
2、搜缴溃散之敌未十分注意,致使有小部溃敌在雪山中逃走;
3、己预计到我大部兵力由河西进,到抚边时必须架桥渡河,但对架桥竟无充分准备,致使部队在抚边停留一天半,使敌人能从容逃走,未能全部消灭抚边、懋功之敌,这也是美中不足的。
其他的缺点,因无实际材料,无从检查,希望担任此次战斗的同志,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写出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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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九月,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擅自率领红军总部、红军第四方面军及红军第一方面军一部南下。十月八日,南下红军为打开通往天全、芦山地区的通路,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先后沿大金川两岸向南进攻,至二十日,攻克绥靖(今金川县县治金川镇)、崇化(今金川县安宁乡)、丹巴、懋功(今小金县)等地,击溃川敌之第二十、二十四、四十五军等部六个旅,毙俘敌军三千余人。此次战役称为绥崇丹懋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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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地名,在四川省懋功(今小金)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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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森部指杨森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川军)。当时该军列为四川“剿匪”军第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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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边,地名,在四川省懋功(今小金)县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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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敌指邓锡侯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军(川军)。当时该军列为四川”剿匪”军第一路。
对防空应注意之点①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一、蒋介石、刘湘[1]等出卖中国,以中国的领土,换得几十架飞机,专用来打中国抗日反帝的急先锋——工农红军。
我们的红色战士们,肩负着革命的伟大任务,有充分的信心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任何的力量——飞机、大炮、毒气及一切新式武器也在内。我们不是拜物教者,不应丝毫惧怕。这些武器,要应用现代技术,及一切科学方法去对付它,才是出路。
我们的指挥员,无论在前方作战、行军、宿营,还是在后方运输、驻防、集合,对群众性的防空,都应特别地重视。应当经常不断地工作,注意对付敌人的飞机这一武器,不应该空喊不怕,不讲究任何对空方法,使红色战士经常受着无代价的牺牲。
二、对空射击要利用我们现有的武器。高射机关枪配好三脚架及瞄准圈, 培训特等射手。每团要有经常的防空排,重机枪三架;师部、军部同等机关及以上的机关,都应有防空连,重机枪六架;各营、连及同等机关均应用自动步枪及轻机关枪,选特等射手再加以学习,随时指定防空射击。除此以外, 再选定步枪班加以学习,亦可随时被指定为防空班。我们有了这些专门射手, 便有把握打下很多飞机。
三、对空观察哨,通常由部队及机关中司号员担任,无论行军、作战与驻军,均应指定专员设置观察哨。一闻紧急号声,即按平时演习的方法去射击或隐蔽,决不允许违抗,以致暴露目标。但在某一任务紧急时,则应不避空中危险,继续执行任务。对观察哨有电话联络,飞机来时用电话通知各处进行防空。
四、防空隐蔽,最好是夜间,其次是拂晓、黄昏、云雾雨风的天气,飞机不易侦察时,运动军队;有时利用荫影亦可运动。
行军时的隐蔽:白天行军,要能完全隐蔽,是不容易的。行军要到达目的地,只是图隐蔽,就会锗过了时机;忽视空中侦察,暴露企图,都应注意。指挥员应该巧于利用地形及天候,隐蔽行军,完成任务,使敌人难于进行空中侦察。
步兵的行军,应利用森林、村落、谷地等的阴影,再加上伪装,尽量隐蔽我军一切行动。如在大路与马路上运动,不如在路外及小路上运动,那样有利于隐蔽。
一听到飞机音响和发出紧急号音后,应立即停止行进,离开道路,利用地形隐蔽起来,但不可过久耽误时机。
利用森林、村落隐蔽休息时,应注意马匹、行李不可乱放,白色马匹如无地物隐蔽,可取伏卧姿势。
各种隐蔽,不可过于分散,一听到出发号音仍可继续行进。
战斗间之隐蔽:战斗开始时,我后方部队,不可被敌机发觉,暴露我企
① 本文原载于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红色战场》半月刊第三期。收入本书时作了文字整理。
图。战斗间,应注意点如下:
战场上的部队,要做到完全隐蔽,是不容易的,应力求避免暴露荫影。不宜用正规队形,如:横队连纵队、侧面纵队、并列纵队、营纵队等,
敌机容易发现,并可估计我军力量。
利用树木、土堆等各种地物,将军队分散,伏卧不动,荫蔽空中侦察最为有利。
军队不得不在开阔地运动时,可用树枝、树叶、青草或油画等伪装,以欺骗敌机。
冲锋时,应当专注意地面敌人,猛烈冲击、使敌溃乱,敌机反而不敢袭击我军。
驻军的防空:
人员、马匹、行李、辎重等都要隐蔽起来。白天不要烧烟、晒衣服、被单,插旗子等。要挖好防空洞或弯曲的散兵壕。
预计敌机可能来时,不要开群众大会。要有防空设备。
高级指挥部要设观察哨,飞机到时发警报。五、防空的伪装:
行李与辎重无论在行进还是在驻扎时,都要遮蔽。机关枪应掺杂在其他队列里。
有反光的刀及物品,宜涂上黑色,使之不反光。
阵地构成后,应用树枝或其他伪装设备遮蔽,或设伪工事等。工事伪装, 应在夜间或浓雾时进行。
工事的内部,应注意如下:
工事不要修在棱线上,不要太正规,刨墙各处的新积土,应以草饼或树枝掩盖,或盖以与地物同色的帐篷。
伪装障碍物,铁丝网各桩上应插以树枝。
散兵壕有机关枪座时,要有与散兵壕相似的工事,骡马应拴在有树林的村落内。
设伪工事,以假乱真,但须有个把人在内指挥。掩壕上,盖以同地物颜色一致的帐篷为好。
驻军之伪装,白天除隐蔽挖防空洞外,要禁止烧烟煮饭,晒衣服、毡毯等,不要插旗在开阔地露营,不可用正规队形。
六、对空的欺骗,是对付敌机照像的好方法: 行军时,随时变换方向,或走向叉路。
随时变换行进顺序及区分。
白天在某地休息,夜间秘密运动,转进他处。
总预备队在战斗开始之初,应置于非决战方面。决战时,移至主要方面。凡伪装工事,宜设横墙及障碍物,并配置实兵。
七、加强防空的纪律。部队行军、作战、驻军,均须绝对服从指挥,听号音行动,不可任意乱动,以致暴露目标;凡个人行动,亦应受群众之监督。
注 释
[1]刘湘,四川地方实力派。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剿匪”军总司令。
加强红四方面军与一、三军团的密切联系①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二十时)
A、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1]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 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B、薛纵队[2]调川,胡宗南部[3]到青,亦向川中开进,钟松旅[4]开徐州。
C、你处敌情近况望告。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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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共中央率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原第一、第三军团)北上,并将部队番号改为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十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与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师。十一月,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原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列入红一方面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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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纵队指薛岳(第五军军长)任前敌总指挥的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为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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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部指胡宗南(第一师师长)任司令官的国民党西北“剿匪”军第一路军第二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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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松旅指钟松为旅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师补充旅,曾属西北“剿匪”军第一路军第二纵队序列。
①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张国焘宣布成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后,多次要朱德断绝与毛泽东的联系,朱德坚决反对。这是朱德为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密切联系,给已到达陕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原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原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李富春并转已达陕北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的电报。
天芦战役中追击之模范与不追击之失策①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1、九十三师是此战役中追击之第一个模范。该师三十一号夜由盐井坪迅速架桥渡过河东,即乘夜进攻宝兴。该地有杨森部[1]之两旅及另一部溃兵扼守。接战后约四小时即攻破,一日晨完全占领宝兴,当即乘胜直追。溃敌除被缴枪外,余四散山中,退灵关大道的极少。又对灵关之守兵连夜袭击,二号晨,占双河场,即向芦山迫击。途遇敌增援队教导师[2]杨国桢部章安平之第一旅及第二旅,先头遭遇后,当即激战,亦将该敌击溃。遂即向芦山城追击,以期一鼓下芦山。但溃敌退回芦山城附近堡垒中,被敌守堡垒之第三旅收容才得逃脱,我追击队亦因此未夺得芦山城,与敌之守兵形成了对峙。
这一追击行动,历时两天三夜,均在作战中追击,并未稍停,吃的是干粮,可算是猛烈、果敢之追击中得到的胜利。前后将敌四个旅各个击破于运动战中,并将刘湘[3]之主力教导师很轻巧地打塌两个旅,芦山守兵亦因此动摇,最后退出芦山。杨森部四旅也可说是完全消灭,缴获很多。
2、第二个模范是三十四团。进攻紫石关与天全时,一天行军一百五十里, 连作战的时间也在内,将刘文辉部[4]第五旅击溃,夺关并夺得桥梁隘路,夜间即接近大岗山之主要阵地,占领制高点,拂晓时即进攻敌堡,八时占领之, 十一时占领天全。
3、第三个模范是二十五师。他们取平行路截击芦山、退名山之杨国桢师及石照益旅[5]残部于三益场等处,将乘黑夜溃退之敌大部击溃,截击一部, 缴获很多,敌人损失极大。
4、第四个模范是二百六十八团及九十三师一部,追击和截击石照益旅于王家坝、干溪河一带,敌大部缴械,一小部溃散,也可以说是全部消灭。
以上是追击的模范,取得了天芦战役[6]的大胜利,消灭了敌之主力。另外,我们不迫击与追击不当的也有以下几个例子:
1、四军进攻绥靖[7]时停止两天一夜,得到上级命令催促后才开始追击, 造成进攻丹巴的困难,沿途被敌破桥迟滞我前进,敌得以从容逃脱。虽说敌损失也大,但如果跟踪追击,一定能消灭敌人两个旅,很顺利地取得丹巴。
2、四军很英勇地攻破了天全主要阵地大岗山之郭师[8]一旅并乘胜取得天全,仅仅施行了战场内的追击。明知道郭勋祺师长本人才退走,也不派兵跟踪追击,将他生擒;又明知郭师还有两个旅在灵关与我中纵队一部对峙中, 谁也能估量到这两旅敌人一定要退,第二日还不派队截击,配合中纵队一部追击队夹击该敌,而将刘湘之主力郭勋祺部全部消灭于追击的运动战中,真是千载一时的机会,被他们错过了。又如绥靖战斗时,停了一天两夜,得着上级催促才追击,敌已远逃。
3、二百六十七团及另一营与郭敌两旅对峙于灵关西岸高地,敌乘夜退去,当即跟追,虽予敌以打击,但为敌后卫部队所牵制,未得着大胜利。最
①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
错误的是与友军误会,错过一二小时,追到了三江口,判断不确,说敌已退远,即放弃追击。不知道敌退却的困难,若退路稍有天然障碍时,即可完全消灭。明知敌人一定要过飞仙关的铁索桥,通过时必定很慢,在该地即可消灭敌一部,但没有迅速追击,中途放弃了消灭敌人的机会。
4、懋功[9]战斗后,已将敌人三个旅击溃,向夹金山中洞梁子分两路溃退,这两路均因部队的集中,未得跟踪追击,敌人得以从容收容,并破坏沿途道路、桥梁,迟滞了我们的行动。敌人的增援队,郭、杨两师,先我到了天全、芦山,如我能在懋功战斗后,乘胜穷追,沿途必然是顺利地先敌取得天、芦。这当然不是部队的错误,是我们计划不周到的原因。
5、九十二师在芦山部队,当敌人乘夜退却时,我指战员不能判断,当时全不知道,未能跟踪追击与袭扰。第二日才知道,虽进行了猛烈追击,胜利已不大,敌将粮米辎重烧毁而逃。
6、七十三团在青龙场战斗中,他们很英勇地将敌阵地攻占后,就不远追, 以致我截击部队一营堵不住,敌人冲出逃走一小部。如跟踪追击,石照益的独立旅一个也跑不脱。
总之,追击是红色指战员最喜欢的战斗,一般都是追得很好。最怕的是上级事先没有准备,没有决心,临时追击,指挥员又不能机断专行,没有决心和处置,错过了好时机,以后应当注意。
我们今后须注意:
1、追击是消灭敌人的最好机会,以红色指战员的英勇和动作,迅速施行猛烈、果敢之追击,必能获得最大胜利。
2、要攻破敌人的堡垒和城市,必先在野外求得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乘胜直追,袭取城市和堡垒。追击是可以完成这一任务的。
3、追击是求得运动战的好方法,便于在遭遇战中打敌人的增援队,开展新的战局。
4、追击应当取平行路或捷径路去截击更为有利。5、追击是夺取隘路口、桥梁的好方法。
6、在夜间和疲劳时也要追击,不可姑息。
7、追击时,不要为退敌后卫所牵制,应突击夺取敌之退路, 直追不放。
8、将敌人追到有新的力量占领的堡垒城市时,可乘机袭取
则取之;否则,应迅速变为进攻阵地战之准备。此时不宜乱冲,注意避免陷入敌人的火网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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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森部指杨森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川军)。当时该军列为四川“剿匪”军第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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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教导师指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军(川军)教导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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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四川地方实力派。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剿匪”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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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部指刘文辉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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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照益旅指石照益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川军)独立第二旅。
-
天芦战役又名天芦名雅邛大战役,是红军第四方面军南下作战中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国焘分裂红军,强令红四方面军等部南
下川康边区。十月,红军在攻占绥靖(今金川)、崇化(今安宁)、丹巴、懋功(今小金)等地后,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向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来、大邑等地发起进攻,企图进入川西平原建立根据地。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红军在上述地区与川敌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四十四、四十五军和第一○四师、暂编模范师等部展开激战,敌人纠集八十多个团向红军反扑,红军在百丈(在名山境内)一战中失利,被迫结束此次战役。是役,红军虽歼敌两万余人,但自身伤亡过万,陷入进退失据的被动境地。张国焘的南下战略完全失败。
- 绥靖,旧地名,即今四川省金川县县治金川镇。[8]郭师指郭勋祺任师长的国民党军四川暂编模范师。[9]懋功,旧县名,今四川省小金县。
二、四方面军兵力集结后即向
岷、洮、西固行动①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一,二、四两方面军此次向包座、巴西、阿西前进颇稍便利,两方面军团结巩固,士气高涨。
二,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1],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2]、于学忠[3]部为目的来配合你军。
三,二十余日行军,对灭水情况及各方情报颇有失绪,请将你方情况及一方面军状况、你们计划告诉,盼亟。
四,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积极密切关系,基本上在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不致受敌各个击破,可能造成西北新局面。我二、四两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好了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望以此转告一方面军作战会合我们。
五,国际[4]我们有何指示,请转告。
注 释
[1]洮、岷指甘肃省的洮州(即临潭县)和岷县。西固即今甘肃宕昌县。[2]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西北“剿匪”军第一路军
第三纵队司令官。
-
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第五十一军(东北军)军长、西北“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兼第八纵队司令官。
-
国际指当时的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建立,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① 这是朱德和任弼时、张国焘联名给在陕北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及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书记毛泽东,周恩来,政治局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借道北上抗日共襄义举①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
佛川学兄并转治平、鼎铭学兄惠鉴:
别来岁久,殊深悬念。乃以山河修阻,邮电封锁,不获驰书通候故人, 并商抗日救国大计,良用歉然。数年来日吞华北,得寸进尺,不仅东北、平津已成亡国失地,西北亦危急不可终日。全国皆危急,而蒋介石氏始终媚日求荣,甘心卖国,对暴日不抵抗,反借日力剪除两广抗日义举[1],阻止我抗日红军,并压制全国抗日民众,公然放言牺牲未到最后关头,言抗日者斩。此种卖国汉奸之面目,国人共见。我抗日红军历年以来,抱定抗日救亡主张, 与蒋贼独夫作殊死战,惜孤军奋斗,未得肃清抗日障碍,达到直接抗日目的, 深以为恨。迩者两广兴抗日之师,全国军人早有同情,响应者实众。我等应全国民众之请,誓师北上,师行万里,假道陕北,志在联合全国抗日爱国人士及我西北将士与西南义师共歼日寇,收复失地,保存吾华领土完整。是以本军 所至之处,即开诚布公,主张愿与任何阶级、派别及武装部队一致联合共赴国难,决不与任何赞同抗日之部队为敌,甚望凡我同胞鉴此诚意,彼此停战议和,共商救国大计,共组抗日联军及国防政府。兄等与弟十余年患难交好,均在同一革命战线共同奋斗,虽中途分离,实亦时势迫成,当能共谅。处兹亡国大祸临头之今日,必能化除成见,共襄义举,共以救国为重。吴越同舟尚知共济,同室操戈徒招日寇窃笑,弟素知兄等救国有心,当不以斯言为河汉也。如其不幸彼此发生冲突,不仅徒伤国防实力,于民族国家前途亦大不利。倘能彼此密派代表,共同协商则更妥当;抑或兄等迫于环境与职守关系,亦何妨坚守各城壁垒,使我军得以寻其空隙通过,达我直接抗日之目的。我军当亦退避三舍,或假作周旋,以为兄等留地步也,想兄等必有同情, 专此再达。秋风多厉,诸为珍重。
顺询安好
益之[2]学兄代为问好诸同学统此致意
弟 朱德顿首
注 释
- 两广抗日义举指一九三六年的两广事变,也称西南事变。是年六月,
广东地方势力陈济棠(国民党军粤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广州绥靖公署主任) 和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白崇禧(国民党桂系第四集团军正、副总司令,南宁绥靖公署正、副主任)发表通电,宣布北上抗日,接着组织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同蒋介石的军队武装对峙。同年七月,陈济棠因部下为蒋介石收买而被迫下台;九月,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妥协。
① 一九三六年八月,红二、四方面军长征进入甘肃南部,为贯彻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 减少红军北上的阻力,朱德给他当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友、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唐淮源(字佛川)、西北“剿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即第三军)司令王均(字治平)、第七师师长曾万钟(字鼎铭)写了这封信。
- 益之即朱培德,早年毕业于云南讲式堂,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少数同志拟推翻静会
战役计划原案①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1]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
(乙)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2]。
注 释
-
静会战役计划即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发布的《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该纲领规定:红四方面军在敌胡宗南部(国民党西北“剿匪”军第一路军第二纵队)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会及定西通道,并配合红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争取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漳县三岔召开会议,接受了张国焘(西北局书记)提出的从永靖、循化西渡黄河的意见。会议前后,朱德和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人为坚持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方针作了大量的工作。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明今禁止红四方面军西渡,次日,
红四方面军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重新开始北进。
①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决定了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会合的方针,并制定了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会后,张国焘即背离这一方针,拟推翻静会战役计划,企图使红四方面军西入青海。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的主张,坚持北上同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会合的方针。这是朱德给在陕北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 书记毛泽东、周恩来,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以及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电报。
坚决实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战略方针①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
三个方面军团以上的干部会议,听了中央军委代表及红军各领袖的报告之后,一致决心在中央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领导全体指战员坚决实行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一个战役的任务。每个方面军首先决心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2],直接对日作战, 来领导全国人民和影响全国各界各党各军各派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民族的 独立和解放。我们坚决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决领导之下,在三个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胜利会合一致团结、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大的胜利, 一定能够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最近,我们已经给了胡宗南[3]主力两师以初步的打击,我们将在运动的战斗中,争取伟大的胜利,并实现军委的号召。
注 释
-
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擅自率领红军第四方面军等部南下,
并于十月另立中央。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鉴于中革军委主席、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部已被迫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军事统帅机关。一九三六年六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于十月致电服从中央及其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中共中央恢复使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指挥全国红军。当年十二月,正式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扩大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伪蒙古军李守信部和伪西北反共自治军王英部,在日军的直接指挥和配合下大举进犯绥远(旧省名,
辖区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五军(属晋绥军)军长傅作义率部奋起反击,连续取得红图格尔、百灵庙、锡拉木伦庙诸役的胜利,至同年十二月中旬将日伪军全部逐出绥远。绥远抗战期间,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援绥的热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这一期间向全国发出了立即停止内战、增援绥远抗日前线的呼吁。[3]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西北“剿匪”军第一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官。
①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后,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取得了山城堡战斗的胜利。二十二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了庆祝胜利大会。本文是会后由朱德领衔和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率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陈昌浩的报告。这个报告原载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三一三期。
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①
(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
自前年八月以来,中国抗日红军,在共产党苏维埃领导之下,无数次向南京政府及中国军队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且曾向进攻苏区一切之国民党军队,屡次作如是建议。
去年九月,胡、关、毛、曾[1]各军及其他广大国民党军队向陕甘边区进攻红军之际,吾人以民族国家为重,遵照红军军事委员会[2]之决定,曾向全体红军部队下达如下之命令:
(一)停止向国民革命军之进攻行为;
(二)只在被攻击场合,允许采取防卫手段;
(三)当红军被迫自卫而缴获国民革命军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 一律送还;
(四)国民革命军转向抗日阵地前进时,红军不加任何扰害,并予实力援助。
红军为执行上述命令,曾逐渐撤退,避免作战。直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方在自卫原则下,有山城堡之役[3],诚属不得已之举。战后立即发表宣言, 请求各军停战议和,并愿在蒋委员长统一指挥下共同抗日。
西安事件[4]发生,吾人竭力呼吁停止内战,主张事变之和 平解决,故有十二月十五日及十九日两次之通电[5],早为国人所共鉴。盖红军之主张完全与全国人民一致,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共同向着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而不愿自相残杀之内战再延一时一刻也。吾人之停止内战主张,全以大局为重,绝无任何乘机争取地盘之野心,此一贯之主张,已得全国人士所同情,亦为事实所证实。
西安事变既告和平解决,蒋介石氏回返南京,当即下令撤兵,取消讨逆军总司令部与东、西两路集团军之组织,似有实现联合抗战之趋势,诚属时机之大转变,吾人与全国人民实同声庆贺。假如蒋氏能团结其部队,不为日本及亲日汉奸所威迫离间,动摇其在西安之诺言,使日本帝国主义挑拨内战之阴谋无由实现,则吾人坚决赞助蒋氏及其全部军队,以便完全统一中国, 共上抗战之战场,而绝不加以任何之妨碍。
吾人现已遵守革命军事委员会新的命令,将红军各部队停止于苏区边境,对苏区邻近之各国民革命军部队不加以任何攻击,确守互不侵犯原则。不论过去曾否与红军敌对之部队,一律以友军看待,静待联合抗日局面之成立。全体红军战士均深明大义,绝无不顾大局乘机侵占国民党区域之事发生, 此可明告于国人者也。
至对西安事变之双方,吾人仍继续站在促进和平之立场,而愿何应钦、刘峙[6]、胡宗南诸君坚决执行蒋委员长撤兵之命令,不致中道反悔。盖中道反悔不特违全国之民意,且违蒋委员长力求国内和平之新政策及撤兵之命令。红军正以全力注视于此点。
注 释
-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西北
① 这是朱德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名义对《红色中华》记者发表的谈话。
“剿匪”军第二纵队司令官。关指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西北“剿匪”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官。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西北“剿匪”军第三纵队司令官。曾指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代军长兼第七师师长、西北“剿匪”军第一纵队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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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军事委员会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扩大组成人员,毛泽东任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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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堡之役指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及第四方面军之一部,在第二方面军的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第一军胡宗南部一个多旅,使国民党军基本上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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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件即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爱国将领、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此即为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等人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同张、杨一道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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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通电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和十九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
[6]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西安事变后曾任“讨逆”
军总司令,极力主张用武力讨伐张、杨。刘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豫皖绥靖公署主任,西安事变后曾任“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
红军在新阶段中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
听了洛甫[1]、泽东同志的报告,很同意。我现在讲讲红军新阶段的任务问题。新的阶段是从旧的阶段来的。红军过去的英勇斗争是影响很大的。从前中国革命没有很好的革命军队,使革命经常流产。大革命时,中国革命党有了一种觉悟:没有革命的军队,便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那时候,国民党得到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才开办黄埔军校[2],改造了军队。我们共产党人也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独立团[3],创造了革命的光荣历史。但不久,因为资产阶级叛变,我们没有克服它,革命军终于没有造成。我们党后来领导了南昌暴动[4]、秋收暴动[5]、广州暴动[6],红军便光荣地产生了。还逐渐成立了游击队,与红军相配合,我们从敌人手中夺来武器,击溃了敌人。那是我们最艰苦的时期,也是最有成绩的时期。在军阀混战环境中,我们由各游击队汇合,组成了我们主要的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共产党是红军的创造者、组织者、领导者。因此,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进步很大。这个时期,我们的给养补充靠打敌人。很多同志都高兴打敌人。在这时,曾执行了立三路线[7],红军是受了些损失,但力量是集中了。在红军中很快克服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以后又经历了一、二、三、四次反“围剿”[8],我们从斗争中得到伟大胜利并锻炼了自己,力量增强了,建立了正规的红军,统一指挥,集中一致,是很有纪律的。这个时期,是我们胜利的时期,胜利的原因是红军英勇,领导方面正确。讲究战略与战术,打了很多胜仗。我们在全苏大会[9]时,已缴获敌人枪支十八万支。到五次反“围剿”, 犯了保守主义错误,打消耗战是不对的,但敌人被消灭的还是不少,群众对我们很拥护。红军在苏区成了模范。苏区现在虽已变成了游击区,但红军在群众中还是榜样。
在这期间,抗日运动有了发展。五次反“围剿”[10]以后,我们退出了中央苏区[11],经过长征的战斗,到了这抗日前线区域。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12]。我们党是有基础的,红军的精神是从古至今都没有的,它能战胜敌军大部队追击,各省军队的堵截,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各种天险,能克服一切。我们虽有掉队落伍的,但他们还在各地组织支部。在这中间,假设同四方面军会合后,能顺利地北上,那我们的胜利会更大。
现在是红军新阶段。有些人以为我们是被打得投降了,这是不懂事的人。我们红军是不会投降的。我们对历史上的成绩,应有足够的估计。新阶段的到来,就是由十年的艰苦奋斗得来的。
自“九一八”事变[13]后,红军即发表愿与任何武装部队, 订立抗日的协定,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的统一战线的建立,经过了很久的工作,起先还是一边打一边讲,最后经过了山城堡的战斗[14],我们只用了十三个连打坍了敌人的一个师。于是,它才知道红军的力量是很大的, 才结束了十年来的内战,经过西安事变[15]和平解决,才达到新的阶段。
新阶段问题。
第一,在新阶段,敌人是日本侵略军,以前的反对者变成了抗日友军。
① 这是朱德在延安召开的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红军要发展,还要得到白区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我们应注意到这一成分问题。
第二,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党中央要领导全国革命,因此,特别加重了红军中共产党员的责任。在组织上,会有些变动,但党的领导更重要了,因此,更要加强党的领导工作。
第三,提高军事技术,加强军事教育。世界所有新式武器,在抗日准备期中,我们要学会使用。飞机、大炮是会有的,不要等待那时才学习。要训练摩托人才,输送一二千名摩托人才到红军中去。只有这样,才有把握提高新的军事技术,来战胜敌人。
第四,政治教育,要把打土豪问题转移到打日本侵略军上来。红军应成为工农的学校,以后扩大百个师,抗日军及游击队都需要有成千成万的干部, 白区要多派人来。
第五,反对不良倾向。反对国焘路线[16]首先要反对军阀主义,不能以军治党。对于友军工作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对友军要开诚布公,影响他们,推动他们去抗日。对于群众工作要使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门打开。另外,要反对右倾,只讲漂亮话、太平观念、谈恋爱等都应反对。
第六,红军要做抗日军的模范。在一切工作中做模范,发挥抗日先锋的作用,影响全国军队都上抗日前线。另外,对于红军死难烈士家属、伤病员, 要慰劳他们、救济他们、表扬他们;对残废的与有功的要奖励他们。这是我的建议。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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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负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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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指设在广州黄埔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改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曾派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熊雄等到该校工作,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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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团指一九二五年冬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以共产党人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该团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战功卓著。革命军占领武昌后,该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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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八月一日,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中共所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在南昌等地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八月三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
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
这里所说的秋收暴动指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
地区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县的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转战到井冈山, 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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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暴动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
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的炮火掩护下,向广州反扑。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海陆丰和左右江、湘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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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的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过高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以武汉为中心组织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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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一九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九月间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三次“围剿”的斗争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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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全苏大会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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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反“围剿”指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军队,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特别是采用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将主力部队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11]中央苏区即赣南闽西地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后,中共
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等机构曾先后设立或移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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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九月,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强令红军总部和红军第四方面军等部南下。朱德为继续争取该部红军北上,随军南下转战于川、康地区,直至一九三六年十月率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与中共中央会合,历时一年多,行程约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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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这一事件史称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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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堡之役指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反击国
民党军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及第四方面军之一部,在第二方面军的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第一军胡宗南部一个多旅,使国民党军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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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爱国将领、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此即为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等人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同张、杨一道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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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焘路线指张国素的右倾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错误。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领导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张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对红军北上抗日、创建新根据地丧失信心,自待所掌握的兵力多于中央红军,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等部于九月南下川、康边区,
并于同年十月另立中央,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党中央和红军广大指战员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六年六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
征集红军史料,编辑红军战史①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
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的十周年。在过去这十年中,红军是写下了许多蜚声国内外的辉煌史实。在这十年伟大斗争的基础上,现在又产生了红军新的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因此,这为红军创建十周年纪念日,带来了更特殊的纪念意义。
为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红军诞辰,特决定大规模地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并指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溪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萧克、邓小平等十一同志为“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员,负责收集整理。委员会以徐梦秋为主任。
现特号召中华民族的英雄——全体红军指战员,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各就个人的闻见,把红军各种的历史、战斗等等写出来,并搜集各种纪念品, 来完成这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以纪念十年奋斗的红军。
一切稿件和纪念品,一经采用,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稿件须在七月半以前送到委员会。稿末必须注明真姓名和机关。征集项目附另纸。
红军历史材料征集项目:
历史——各部红军的产生和发展。战史——各个战役和重要战斗。 长征史——片断的或全部的回忆。
史略——牺牲同志的传说或红军的故事。报纸——过去的各种大报、小报。
宣传品——过去的传单、标语、宣言等。书籍——新编的、翻印的、铅印的或油印的。图书——旧存的和新的。
剧本活报——过去印出的稿本或补录的。日记——机关的和私人的。歌曲——过去的各种歌曲、土调、山歌。相片——旧摄的或新摄的。纪念品——牺牲同志的或缴获的。
旗帜——自己的或缴获的。
奖章——牺牲同志的或自己的。
文件——过去的一切决议、命令、通知、报告等。法令——红军的或苏维埃的。
① 这是朱德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名义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联名发出的通知。原载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第三五六期。
致西班牙人民书①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三日)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代表中国奋斗了十年的全体人民抗日红军,向西班牙英勇战斗的人民及它的军队,致最诚恳最热烈的革命敬礼。
同志们:我们虽然处在遥远的远东,但我们每天都在以跳动的心弦,阅读西班牙同志们与德意法西斯及叛军战斗[1]的消息,你们的战争已经由国内战争走向反对国际法西斯的战争了。你们是世界劳动大众反对法西斯的先锋队。你们的战争不只为西班牙人民的解放,同时也是为了世界和平。你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与你们是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国际法西斯主义。同志们:当我们阅读了你们胜利的消息,特别是在瓜达拉哈拉阵线上击败了三师意大利军队[2]的消息之后,我们是怎样的兴奋啊!你们的伟大胜利是怎样更加强了我们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鼓舞着我们向着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作更坚决的斗争!我们充满了沸腾着的热血欢祝你们的伟大胜利!
同志们:你们在开始时处于难以支持的困难状况之下,但是,你们在人民阵线政策[3]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共产党的热烈支持之下,你们克服了最大的困难,动员了千百万民众参与反法西斯的战争,实现了各党备派的真诚合作,创立了英勇善战的、
有着铁的纪律与统一指挥的人民军队。
同志们:这是你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伟大的成就,是你们终能战胜法西斯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也是你们给予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群众最宝贵的经验, 你们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最优秀的模范!
从工农群众中生长出来的我们的红军,在中共的领导之下,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反革命势力奋斗了十年。为了实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我们经过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从中国南方到北部来,我们提出了民族的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联合各党各派以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实行对日抗战。在这个新政策之下,中国终于结束了二十多年来的内战[4],实现了国内的和平统一。最近,中国共产党与红军领导着全国人民大众争取民主自由,以便能更迅速、更广泛地实现对日抗战。我们坚决地相信在共产党新政策领导下, 我们终会战胜一切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而获得彻底的民族解放。
我们在我们的队伍里与广大群众里,对于我们西班牙兄弟的英勇战绩作过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国际纵队[5]的英勇战绩使我们更加兴奋。每个中国的工人、农民,每个中国的红军战士都深刻地了解西班牙战争是富有国际意义的战争,你们的胜利将会给国际法西斯以致命的打击!
同志们:我们与你们的阵线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你们在西方与德、意法西斯军阀搏战着;我们在远东与日本法西斯军阀搏战着,你们与我们的胜利,将是国际法西斯的死亡!同志们:我们与你们手携手地去迎接伟大的胜利吧!
① 本文原载于《中共抗日论文集》。
西班牙人民胜利万岁! 打倒德、意法西斯!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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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共和国国会选举中获胜,建立了人民阵线政府。同年七月,西班牙原陆军参谋长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的直接参与下发动了反对共和政府的叛乱。西班牙人民在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援下同叛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由于德、意法西斯的大规模武装干涉和英、法政府在“不干涉”名义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的封锁,
以及共和国政府内部的分裂,共和国军十一九三九年四月最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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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三月,西班牙共和军和国际纵队一部在距离首都马德里五公里处的瓜达拉哈拉地区,同企图攻占马德里的数万意大利干涉军展开激战,并在反击中取得了重大战果。这次战役是共和国军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的一次著名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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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阵线政策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指出:在法西斯势力的进攻面前,世界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应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建立包括全体工人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群众在内的反法西斯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保卫民主自由.保卫劳动者已经取得的一切权利。共产国际这一政策的提出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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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的内战指包括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内的长期国内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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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指西班牙内战期间,由各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组成的反法西斯志愿军。一九三六年十月,国际纵队正式成立。一九三八年九月,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在英、法等国的压力下决定将国际纵队复员遣返回国。在近两年的战斗中先后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十四个国家的三万五千多人参加国际纵队,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关于成立中央军委军事研究委员会的通知
(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
(一)中央军委组织军事研究委员会,已于六月十二日成立。目的在提高红军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与学习新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主要任务,在于研究对日抗战、目前军事教育、国内战争的经验教训各项问题,并拟具体意见,提交执行机关。本会由委员五人组织之,设主任一人,下设秘书处及编、译两委员会。秘书处设秘书长一人,编、译两委员会各设主任一人,并各指定若干人参加之。委员为朱德、毛泽东、林彪、萧劲光、李德[1]。主任朱德,秘书长萧劲光。编委会主任李德,译委会主任伍修权。现已着手编译重要军事参考材料,并计划出期刊杂志。以上各情,业于六月十二日以通告通知。
(二)各兵团首长应即日组织各该兵团军事研究委员会,并与中央军事研究会发生密切联系。办理情形,希即报告。
注 释
- 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三二年十月来中国,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由于他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和长征初期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军事战略,遵义会议后即不再担负指挥责任。一九三九年离开中国。
① 这是朱德以中央军委军事研究委员会主任名义给各兵团首长的通知。
为日军进攻卢沟桥致蒋介石电①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1]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2]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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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指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二月十日致电该会,就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会议期间,宋庆龄等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迫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这次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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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委员长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①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总部暨各方面军首长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给蒋介石的电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侵华日军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随即向宛平县城发起进攻,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复我山河,保我民族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
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1],复图占外蒙[2],又侵我华北,非
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 不能驱逐日本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
复我山河,保我民族! 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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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指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先后占领了东北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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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指现在的蒙古国,原是中国的一部分,称外蒙古。一九二一年宣布独立,一九二四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蒙古独立。
① 抗日战争开始后,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在同国民党当局尚未正式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前,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红军在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这是朱德为红军将士奔赴抗日前线的题词。
实行对日抗战①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第二个“九一八”[1]的号炮又响了
七月七号在卢沟桥[2]又燃起了第二个“九一八”的号炮。和平已到了绝望的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的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是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华北的局部抗战走向全国的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
日本强盗这次对于卢沟桥的进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它企图着以这次的战争火把烧遍整个的华北,把华北变成满洲[3]第二,至少变成冀东[4]第二。卢沟桥的炮声在惊天震地的响着,日寇的炮火亦密集地向南苑射击着, 平津路上已发生了激烈的对战,北平的周围被日本的强盗军包围着,北宁路[5]上一列车一列车的日兵向着平津开来,至少已有五六万之多。日寇声言动员四十万大军到华北来,一切近代的武器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等都被输送到平津来。厦门、汕头等处已驶来了日本军舰。日寇的飞机在华北各处横行无忌地飞行着。这是说,日本法西斯蒂军阀
的铁蹄又在驰骋于我们大好的华北土地之上了,又在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国土了。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近卫[6]上台以后,日本内阁与法西斯蒂军阀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完全执行着陆军省[7]的蛮横意志,企图实现吞灭中国,企图以侵略中国来挽救日本国内又在酝酿着的经济危机,来转移日本人民对于社会不安的视线。它乘着英国被缠绕在德、意进攻西班牙的战争[8]中无暇兼顾其他方面时,乘着美国暂时还无充分力量问津远东问题时,乘着中国虽告统一但国共合作还未完全进至具体状况的时候,首先在堪察资及柴那摩哈两岛附近轰击苏联舰队[9], 企图以声东击西进攻苏联的空气来买得各帝国主义对日的好感,作为它对于华北的新进攻的烟幕弹。果然,日帝国主义者在这个烟幕下,在卢沟桥放起了第二个“九一八”的号炮,以一切近代所具有的武器,向我们的中华儿女大肆屠杀了。
现在的中国已不像从前了,它已有了和平统一一致抗战的决心。它知道, 血的侵略只有以血的还击来回答!因此,卢沟桥的挑衅遭遇到英勇的二十九军的迎头痛击!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在这个战斗里表现了他们的无可比拟的勇敢精神,执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天职!
二、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被恐日病苦恼着,恫吓着。在全国人民大众群起奔向抗日巨流的时候,这些人还是匍匐于恐日病的恫吓下战栗着,坚持着中国不能与日寇抗战,因而还应继续妥协、退让下去的谬见。无疑地这一条反动的坝堤,阻挡了抗日巨涛的奔流,客观上尽了日本内奸的作用。我们要告诉这些人,日本并不是那样可怕的。我们且把日本国内的情形观察一下。日本虽然也挤上了帝国主义的地位,而且又加上法西斯蒂的头衔,但它的经济基础却是那么脆弱,除意大利外,不能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拟。日本的国外贸易——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从一九二九年起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无一年不是入超,它近年来廉价商品的倾销,除了扰乱世界市场与增加对日本劳动者的剥削以外,对于它的收入并没有多少的增加,因为它的这种倾销政策是以几乎低于成本的价格实行的。它的天然资源的贫乏真是惊人,煤、铁、石油、棉花等等的生产量,在平时已经不足用,在大量消费的战争时期, 当然更是供不应求。这些对于军事非常重要的原料的缺乏,无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致命伤。
日本的农业经济更是日本整个经济生活中最弱的一环。农业技术的落后,封建剥削的残酷,地租及赋税的繁重以及农民的极端贫困化,一切这些都形成了日本农业经济的特征,阻碍了日本工业的发展,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永远使农民大众陷落在重债、贫困、饥饿与死亡的圈子里。直到现在, 日本人民的食粮一部分还是依靠着国外的输入,以这样脆弱的农业来维持长久的战争,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
日本近些年来比较发展的只有军事工业。这种发展虽然给日本经济生活打了一针吗啡针,但它不但不能持久下去,甚而这种大量消耗而与国民福利无关的军事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国民经济。要支持军事工业的发展,须有大量的闲余资本及军事工业所必需的丰富原料。但是,这二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煤、铁、铜、石油以及棉花等等的产量已不足以供给军事工业之用,财政的支持亦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日本政府这些年来因为支持庞大的海、陆军军费与军事工业的关系,几乎靠着发行公债来度日。一九三一年后日本政府每年都有很大的亏空,国债是急剧地增加着。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的财政年度中它的国债总额已达到一百一十三亿日元的惊人数字,而且还有继续增加之势!公债的发行只能在人民能够负担的范围内,如果超过这个饱和点,将会引起财政恐慌的危险,但是,日本的公债额早已超过人民能够负担的饱和点了。
日本一旦挑起了大规模的战争,那末,为了支持这个战争,据日本军事家横山的估计,一年需要发行一百亿日元的公债,他同时承认发行这样极大数量的公债是极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既要冒险地进行战争,每年非需要这么多金钱不可。国内既不能负担这么多的公债,国外借款亦是茫茫无着,以这种财政状况来进行战争,究能支持多久,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疑问呵!
再看日本的军事状况。日本军阀对于他们的军队,时时引以自豪。我们也承认它在组织上、武器上都是有着相当的强点。但是,根据一家德国报纸的估计,日本现役的军队,连满洲的与驻在中国边界的共有一百二十万的数目。也许这个数目是夸大了一些。即使这个数目是准确的,拿这些军队一方面对付苏联,一方面又在漫长的战线上进攻中国,这显然是不够的。根据另一德国军事家的估计,日本能够动员的军队只有二百五十万人,这要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率——无疑地今后战争的死亡率将要大多少倍——来比较,这点军队不能够支持怎样长久,亦不能布置在广大地区上的。日本军队的战斗力也还有问题。日本近三十年来没经过什么战争,中日战争[10]与日俄战争[11]早已是历史上的陈迹。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多是些纸上谈兵的“英雄们”,运用到实际的战争里不免便有些问题。淤沪“一二八”的战争[12] 以及日军在东三省“剿击”义勇军[13]常常败北的事实,便是活的例子,不要再狂妄吧!现在的中国兵已不是中日之战的那时候了。有人说,日本的兵士有很大的耐苦的作战能力。这且让日本军阀来自供。前陆相寺内[14]说:
“一九三五年每一千人中有四百个人因为体质不佳的原故而被免除兵役。” 积极提倡军事训练与体育的日本,为什么有这么大数目的体质不佳的国民? 一言以蔽之,尽管日本财阀及军阀等等少数人吃得怎样脑满肠肥,但是,占着全国人民最大多数的受压迫、受剥削的工农大众,是吃不饱饭的!驱使这些饥饿的、体质不佳的兵士作战,只有狂妄的日本军阀会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的战斗力吧。不只此也,日本兵士多是出身自工农大众,特别是农民。他们虽然一时期受了军阀的欺骗宣传,曾在满洲替天皇——日本财阀。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头子——出了一些力,但他们所获得的依然是悲惨的失业, 苦痛的饥饿与死亡。当日本的大财阀们从满洲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时,日本工农大众的贫困丝毫未得到解决。这刺激着他们深思到战争的利益只是属于财阀、军阀及地主、贵族的,人民除了承受重大的战费负担与充当炮灰的作用之外,一无所得。这种阶级意识的觉醒,将更会动摇日本军队的军心,他们终会从“忠于天皇”的泥坑中自拔出来,倒转枪头向着他们的天皇、财阀、军阀以及一切好战的反动势力开火!泄泸战争中一部分日军的兵变可为明证。
上述的这些情形已引起日本社会的极度不安。社会大众党[15]在这次选举中的胜利便是表现着人民厌弃战争,企图以另一方法找求出路。人民阵线[16]在日本的抬头,亦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只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也加入了这个人民阵线。不错,近卫内阁的上台更与日本军阀接近,更增加了法西斯蒂的势力;但是,法西斯蒂势力的增强,实际上亦是表现着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的削弱而采取对内的恐怖政策与对外的战争政策这种自杀的末路呵!我们自然不应忽视日本强盗的强大的侵略力量,否则,将会犯轻视敌人的严重错误;但是,如果过分估计日本强盗的力量,加重了所谓恐日病,对于日本侵略不敢作半点抵抗之想,妥协。退让,我们将会犯更严重的错误,结果是束手待毙!
所谓的恐日病,只是自己脑子里的魔鬼造出来的,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怪物,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牢牢地记着!
三、抗战是唯一的出路
过去的错误政策我们不必再批评,而且单是批评过去的错误也是不中用的。现在怎样来抗战是我们全国同胞唯一的急务!东三省已失掉了,热河[17] 也不为我们所有了,冀东的汉奸政权形成了,华北亦弄至岌岌发可危的形势。一误岂可再误?过去的这种无可比拟的损失终于惊醒了我国同胞,认清让步、妥协与退却只是死路一条,只是亡国灭种的饮鸩止渴的自杀政策。抗战, 只有在抗战中找出路,求生存,不能踌躇,也不容徘徊,这是每个中国同胞应有的决心!
现在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都是有利于对日抗战的。国际舆论一致地责斥日本的强盗行径。国内自从西安事变[18]后,与中华民国有着同样长久生命的内战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被结束了,国内和平实现了,国共合作的谈判亦有了初步的成功,南京政府的政治路线亦开始了新的转向——这一切,都是在向着我们团结御侮对日抗战的总目标迈进,都是在抗日阵线中的初步成绩。只要这样地继续下去,勇敢地大踏步地继续下去, 终会给与中华民族以新的激动力来实现它的民族解放的神圣任务的!
但是,这些新的转变还只是开始,所取得的这些成绩还是非常的不够, 向民主方面的迈进还是非常的迟缓曲折。我们的敌人正是看清了中国的统一
战线的迅速成功对它的灭亡中国是绝大不利的。因此,它就在卢沟桥放了先发制人的侵略华北的号炮。这个号炮便是对我们的警钟。时间再不等待我们了,中央政府与我们全国同胞应该在这短促而紧张的时间里,勇敢而更勇敢地执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政府领导着在全国范围内发扬民主的精神,给民众以充分救国的自由,实现更广泛更坚强的上下一致的团结, 动员民众,武装民众,扩大人民对日抗战的力量!这样,只有这样,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的侵略以重大的回击,才能挽救华北的垂危的命运,才能进一步地收复一切失地,实现真正民族解放的神圣任务!
自从“九一八”以来,红军便坚持着和平团结共御外侮的方针,从它在中央苏区[19]提出的三个停战条件[20]起,经过西安事变的勇敢的解决直到现在为止,红军一贯地坚持着这个抗日方针。现在,红军的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终于获得全国各界的谅解与拥护了。红军终于被认为是保卫中国与实行彻底民族解放的重要力量了,红军与各抗日友军的亲密合作与国共两党的精诚合作再也不会被日本强盗的挑拨离间与种种恫吓所破坏了。相反地,在它愈逼愈紧的形势下,我们亦应团结得愈紧。红军在这十年的斗争里, 锻炼了成千成万不畏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提高了它的政治认识与政治信仰,红军中的每个战斗员以及饲养员,炊事员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认识,知道怎样执行他的抗日的政治任务;创立了灵活的、巧妙的、任何强敌都为之战栗的游击战术;建立了完善的、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广大群众中播下了新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种子。我们不是在自傲,而且亦不应该自傲,我们只是把这些在革命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说明出来,热诚地贡献给一切抗日的友军与全国的同胞。这些宝贵经验对今后的抗日战争将会有极重要的作用, 将会收结更多的革命的果实。不但每个红军战斗员应该继续学习,作更广深的运动,全国每个抗日的民众与抗日的士兵,亦值得采纳与运用的。
红军没有任何地盘的野心,没有任何权利的狂欲。他的职志是抗日救国, 是彻底地为民族解放,是实现真正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为了这个神圣任务的实现,他愿意放弃十年来有着光荣声誉的“红军”这个名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无阻碍、无隔阂地实现全国上下一致的对日抗战!
卢沟桥的炮声响了!红军已作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听从着中央政府的命令,我们愿意开到抗日的前线上去,愿意担负任何艰难、任何危险的战线与日贼周旋,愿意与宋哲元、冯治安[21]将军领导下的英勇搏战的二十九军赤诚合作,把日贼驱逐出去,保卫我中华民国的华北!我们不但对于宋哲元、冯治安诸将军与二十九军的将士表示最热烈、最诚恳的敬意,并且忠诚地愿意以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援助为国为民而抗战的二十九军,来与一切抗日的友军携手!向着我们的万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冲去!
四、最后的胜利是我们中国的
日本帝国主义绝不是甚么可怕的恶魔,只要我们全国民众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向着它抵抗,搏战!除了抵抗与搏战之外,我们再无有其他的出路。因此,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起来,奔向这唯一的生路!
但是,当前线的士兵正在以生命与头颅来与日寇搏战的时候,日寇正在源源不绝向平津等处输运大军的时候,全国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奔向抗战的时候,从平津透露出来与日寇交涉“和平解决”[22]的恶耗。我们希望宋哲元将军认清现在的趋势不再上日寇的恶当。这种和平解决能给我们什么呢?卢
沟桥附近以及平津道上被日寇蹂躏殆尽了,该地成千成万的同胞被迫走到逃亡与饥馑的路上去了,日本开来了多少万大军盘踞在平津各地,作随时攫取华北为己有的准备,平津陷在日军的包围下,二十九军的后路亦被截断了。这样的和平解决是与虎谋皮,是自取灭亡,贤明的平津当局当不至出此吧! 现在全中国已踏上了一个新的抗日阶段,再不允许一个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23]或何梅协定[24]出现于中华人民的眼前!华北人民与二十九军的英勇将士再不会容忍一个这样的条约!
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抗战到最后的胜利!但是抗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许有着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 我们应该把握住抗战的胜利条件。
现在南京政府为了应付紧急的国难,已由庐山搬回南京办公。蒋介石先生亦飞返南京。蒋先生并于十七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谈话[25],我们极端同意蒋先生的卢沟桥事件系最后关头,倘若北平成为沈阳第二,那么南京亦可成为北平第二的意见。南京政府对于应战亦已有所表示。但是,我们认为, 要胜利地抗战,便应该坚决厉行集中一切抗日力量的准备,吸纳一切抗日的优秀人才到中央政府与各地方政府中,排除一切妨碍抗战或破坏抗战的分于,以民主方式广泛地动员全国民众,同时,以全力应付这一战争,迅速派遣大军到华北来。
我们不必讳言,华北各省的军队还是操在一些个人的手中,指挥上是不统一的,行动上亦不甚一致。这大大地妨碍了对日的作战,且有被日寇挑拨离问以及各个击破的危险。因此,中央政府应立即组织华北抗日军队的总指挥部,或由蒋先生亲自北来指挥,或委派华北的重要将领指挥。一切在华北抗战的军队,统由这个总指挥部指挥调遣。红军如被调到前线上去——这是我们所切盼的——当然亦无条件地听从这个总指挥部的指挥。一切抗战的军队,免去一切隔阂(如果有的话),扫除一切门户之见,不分畛域,不分派别,齐心协力,整齐着步伐,实现一致的对日抗战!
动员民众,武装民众,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民为邦本,民众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因此,要与民众更密切地联合起来。西班牙政府与叛军及德、意法西斯蒂奋斗了一年之久,虽有德、意军队的强大武力直接参加进攻,但仍胜利地保卫了马德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信赖民众,动员民众与武装民众的原故。这一宝贵的经验现在应该充分地运用到中国来。但是,我国民众的救国力量在过去是被钳制、被压迫了, 即在今天亦还未获得应有的自由,这无疑义地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为了使抗战能够有把握,应刻不容缓地废除对于人民的束缚,予以广泛的民主自由, 动员千百万的民众到前线上去,领导着民众在前线上以及在日军已占据的区域中组织大众的游击队,袭击敌人,疲劳敌人,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与抗战的军队配合起来作战。这才是最有效的抗战方策。
华北民众,特别是平、津、保一带的民众,在这次抗战中有着最重要的作用。应该动员他们到前线去与二十九军一同生活,一同作战,予二十九军一切必要的援助,实现真正的军民合作。应该组织成各种游击队,在日军出没的地方找寻它的弱点向之袭击,破坏敌人后方北宁路的交通,使日本人不能够再利用这条铁路运送军队。同时,在平津的民众应该组织起来,协助当地政府维持秩序,进行巩固后方的一切工作,缉捕汉好,创立各种宣传队、
慰劳队、救护队、运输队等等,随时准备着在前线与后方服务,以履行人民应尽的职责。
最后,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已在英勇地抗战了。这个战争不是某军某地方的抗战,而是全国一致抗战的开始。我们不能让这英勇抗战的军队孤军独斗, 应该在实力上、物质上与精神上给以充分的援助。因此,中央政府方面应立即调遣飞机、重炮及大军速赴前线应援,接济抗战军队以一切必要的武器、子弹与军需,这是极端迫切与需要的,愿立即实现。至于全国民众方面更应大规模地进行募捐运动,广泛宣传与组织各地民众到抗日的阵线来。组织宣传队、慰劳队、看护队、前线服务队、歌咏队、戏剧队、输送队以及义勇队, 予以心要训练,随时准备开赴前线服务!总之,以一切的力量与一切的方式来增强与扩大这一英勇的抗战!
当然,应作的工作还很多,工作的方式也还很多,我们这儿只提出一些例子,不能一一尽举。只要认清了这个抗战的严肃
性,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形,采用一切可能的工作方式与活动,予这个抗战以种种有效的援助,才能真正地实现救国的天职。战争是这样的迫急,时间是这样的紧促,联合备党各派各军一致抗日的口号应立即变为实际行动! 团结一切力量,动员一切力量,武装一切力量,奔向全国一致对日抗战的总目标!
不管敌人怎样残暴,怎样强悍,在抗战到底的进程里,最后
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华人民的,我们不但有着这样坚决的信念,民族解放的灯塔亦在这样照耀着我们走向最后的胜利!
注 释 [1]“九一八”指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
北境年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东北军), 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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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距北平(今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向卢沟桥的中国驻军进攻。在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部队奋起抵抗。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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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旧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一九三二年三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宣布成立以清朝末代皇帝傅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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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指河北省东部地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嗾使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傀儡政权,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使当时河北省东部二十二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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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6]近卫指近卫文麿,一九三七年六月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发
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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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省是日本陆军的军政首脑机关。一九三六年后,日本恢复实行陆、海军大臣的现役武官制,日本陆、海军可以通过推荐或撤回陆、海军大臣的方式决定内阁的存废。从此,以日本陆军省为代表的军部法西斯势力完全控制了日本政府,日本的法西斯体制由此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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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进攻西班牙的战争指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对西班牙内战的武装干涉。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共和国国会选举中获胜,建立了人民阵线政府。同年七月,西班牙原陆军参谋长佛朗哥在德、意军队的直接参与下发动了反对共和政府的叛乱。西班牙人民在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援下同叛军和德、意干涉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英、法政府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行为采取姑息纵容的政策,并在“不干涉”的名义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封锁。一九三九年四月,西班牙共和政府最后失败。
[9]这一事件,指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日军和伪满军队在黑龙江上的
于岔子岛(即堪察资岛,位于黑龙江省逊克县境内)和王阿木河岛(即柴那穆河岛,位于黑龙江省孙吴县境内)附近同苏联军队发生的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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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中日战争指一八九四年(甲千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桃起的。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订立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白银三千万两”赎还”该半岛),赔偿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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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指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日本同沙皇俄国之间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奉天(今沈阳)、辽阳地区和旅顺口一带,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沙皇俄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经美国调停,同日本订立《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
日本取代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支配地位;日本对于朝鲜的独占地位,也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得到沙皇俄国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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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进攻,遭到驻守上海的中国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的抵抗,淞沪抗战爆发。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日军数次增乓上海仍未能取胜。三月三日,十九路军等部因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有力支援而被迫后撤。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妥协投降的《上海停战协定》,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周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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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即东北抗日义勇军,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人民和驻东北的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组织的抗日武装。其中一部分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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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内指寺内寿一,一九三六年三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任日本陆军大臣。一九三七年八月来华担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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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大众党成立于一九三二年七月,是由原全国劳农大众党与社会民众党合并组成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该党宣传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所谓“三反主义”,曾有过反对侵华战争的表示,一九四○年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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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阵线即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指出:在法西斯势力的进攻面前,世界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应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建立包括全体工人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群众在内的反法西斯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保卫民主自由,保卫劳动者已经取得的一切权利。共产国际的这一方针提出之后,各国共产党纷纷开始了建立人民阵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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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指当时的热河省,一九三三年被日军占领。其辖区在今河北省
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一九五五年撤销。 [18]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
爱国将领、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此即为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等人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同张、杨一道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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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以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机关等先后设立或移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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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主要内容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
(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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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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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以进行“现地交涉”为借口,
撇开中国中央政府、与华北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妄图胁迫华北当局单独对日妥协投降;中国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华北地方当局也一度幻想以有限度的妥协让步来换取事件的和平解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华北当局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与日方达成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现地协定”,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对日道歉。后撤军队和取缔抗日团体等三项条件。由于日方仍不满足华北当局的这一让步,不断提出新的苛刻条件,并不断增兵华北进行武装挑衅,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幻想准备应战。七月二十七日,日军向平津大举进攻, 华北抗战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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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协定,指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后,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关东军代表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天津塘沽签订的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该线以北、以东至长城以南地区由警察维持治安,中国军队不得进入,日军则可“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视察”。这个协定使冀东变成了实际由日军控制的“非武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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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抗日活动,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撤走驻平津、河北的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军政官员,禁止抗日活动等,并以武力相要挟。六月九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致书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催促履行日方要求,并于十一日单方面拟定备忘录,交于何应钦签章。双方经秘密会商后,七月六日何应钦正式致函梅津美治郎,接受了日方要求。梅津的备忘录与何应钦的复函,史称何梅协定。根据这一协定,
中国政府在河北的主权大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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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谈话。他在谈话
中宣布了国民党准备抗战的方针,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①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一)估计敌在华北作战,计划占领平津、南口、张家口之线为第一步; 以占领沧州、保定、涞源、大同之线为第二步;现除沧、保未下外,余均已完成,部分超过。刻在积极准备第三步,以进占德州、石家庄、太原、归绥[1]为目的。估计敌第三步作战中困难增多,后方联络线延长,现有兵力疲劳, 进入山地部队给养困难,进攻山西之平型关、浑源、雁门关、杀虎口地带, 重炮、坦克均不能发挥其威力,甚至不能使用,现有之约七个师团,非增兵不能完成其任务。
(二)我们支持华北局面,尽可能保障山西持久战,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晋当局[2]为切身利益计,已表现积极起来。红军到后,晋军士气提高, 群众较前稍活跃起来。在保卫山西,收复华北、平津的口号下,来动员山西群众,提高友军战斗情绪,争取较为持久是有可能的。
(三)红军任何方面均须起着积极的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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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小部,兴奋友军,
转变呆板死守的战术,造成持久胜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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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的纪律,发动和组织群众,并与之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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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切友军,政权机关取尊重合作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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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本身,利用时间加紧必要的训练,特别是夜间防空、防毒及土工作业、射击教育。
(四)各兵团目前具体布置原则:
- 一二○师主力以灵活的游击战袭击向左云方向,并发动
及组织晋西北及绥[3]东群众,首先是宁武、朔县、神池、五寨、平鲁、右玉和林格尔、清水河、偏关、河曲、保德地域组织游击队,并派得力干部领导。王震[4]率三五九旅之七一七团,进至 五台东北豆村镇、台怀镇地域,准备适时相机参加战斗,到达目的地即着手布置五台以北及以东阜平、恒山以西之群众工作。
- 一一五师陈旅[5]控制于上寨镇附近,小部经常袭击扰
乱灵丘、涞源之敌。徐旅[6]最好位于阜平东北,随时协助陈旅,相机袭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西进或由涞源向平汉路南进之敌,在可
能条件下组织有力挺进游击队,深入紫荆关、蔚县、涿鹿之间活
动,收编散兵,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总直属队开进至五台附近,发动五台以南盂县及五台以东地区群众。
-
预计一二九师到达正太路以南,在辽县[7]设后方机关,
掩护并开展太行山脉之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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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至禹门口沿河两岸工作须立即布置,在神府苏区[8]及清、延
① 这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十月十六日兼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给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并告毛泽东的训令。
- 境内,各设弹药储藏库,准备储藏多余子弹、炮弹、手榴弹,并在延水关、吴堡及府谷以南三点,各造船若干。此项请军委负责布置。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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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绥,旧市名,一九五四年改为呼和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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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当局指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党山西省军、政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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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一九五四年撤销。[4]王震,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副旅长。
[5]陈旅指陈光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6]徐旅指徐海东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7]辽县,旧县名,今山西省左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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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府苏区原为老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建立神府苏维埃特区时有五个县、四个区,后陆续被国民党军队侵占。一九三七年改为陕甘宁边区神府县,当时辖神木五个区、府谷一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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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延指陕西清涧、延川一带。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电报①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 机动侧击向平型关[1]进攻之敌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九时)
据阎[2]电:敌于昨夜以来,忽奇袭我平型关阵地,现正激战中。一一五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
——五师部署和总部行动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二十时)
(一)灵丘之敌于昨晚返平型关附近,正在激战中。
(二)我一一五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之一部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
(三)贺师[3]正向宁武车运中。
(四)总直[4]大部今在侯马待车。
(五)我们今晚到五台以北之南茹村宿营。
平型关战斗捷报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十二时)
我一一五师今晨八时出击平型关北面之敌,于十二时许已占领关沟、辛庄、东跑池一带敌阵地,缴获汽车五十辆,满载军用品,俘虏二百余人,敌伤亡甚重。但战斗尚未解决,仍向东跑池、团城口以东地区激战中。
我独立支队[5]昨日在灵丘东北地区击溃敌一部,缴获一部。注 释[1]平型关位于山西繁峙县境内,是内长城线上的著名关隘。[2]阎指阎
锡山,山西地方实力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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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师指贺龙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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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直指八路军总部机关及直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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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独立支队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和骑兵营。
① 平型关战斗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取得较大胜利的第一次战斗。这里选收的是朱德、彭德怀关于这次战斗给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给毛泽东并致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训处主任张浩的两份电报和一份捷报。
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日本的士兵们!
你们大概早就听过红军这个名字吧!我们现在的第八路军就是原来的红军,也就是日本报纸上所常说的“共产军”。
今天,我们在战场上以血刃相见是不幸的!你们都是从日本工农出身, 被你们的军阀强迫地穿上戎装,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来了,离开了你们的父母妻子,离开了你们的家乡。我们也都是从中国工农出身的,今天开赴前线作战,只是为了抵抗日本军阀的侵略,保卫中国的领土,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保卫日本工农的利益。我们并不反对日本的工农,我们时刻在希望与日本工农携手。
日本士兵们!想想吧,你们在中国战场上被牺牲,被打死,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如果日本胜利了,牺牲的是日本的士兵,日本的工农, 而日本的资本家、地主、军阀则坐享幸福。如果日本胜利了,那末,日本的统治者更加可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增强他们对于日本工农的剥削,延长他们对于日本工农的剥削,同时也更增强日本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奴役。
如果日本失败了,那末,日本的军阀就要倒台,日本的工农就要起来革命,日本的工农就要得到解放;同时,你们就可以早日回到日本去,与你们的父母妻子见面,与你们国内工农携手共同斗争。
日本的士兵们!起来吧!倒转你们的枪口,向着你们的压迫者、剥削者
——日本军阀。我们共同携手地奋斗,为日本工农的解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奋斗!
今天我们在火线上,互相打仗,互相厮杀,战死的只是日本的工农士兵和中国的工农士兵。我们互相停战,我们在火线进行联欢吧!
日本士兵们!你们的牺牲是一钱不值的,你们的尸首也落在中国没有收殓,你们国内的工农也不愿意你们打中国人民,全世界的工农也都不愿意你们打中国人民。你们就是牺牲了,全世界的工农都在埋怨你们。你们想想吧, 觉悟吧!
中国军队与你们作战,是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为着反对日本法西斯蒂的侵略者,虽然牺牲了,但是光荣的。你们国内的工农也在赞助我们这种行动,全世界的人民都在赞助我们这种行动。
日本士兵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决不虐待你们,决不乱杀你们。如果你们自愿的到我们这边来,一样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中国人民的朋友。愿意在中国军队做事,给你们事做。愿意回日本,设法送你们回去。如果在火线上,只要你们不先放枪,我们决不会先放枪。如果在战斗中,只要你们允许解除武装,我们决不乱杀一个。愿意来中国军队做事的,我们热烈欢迎;不愿意的,只要解除武装后,马上就从火线上放你们回去。我们决不虐杀一个没有武装或解除武装的日本士兵!
日本士兵们!不要为日本军阀而牺牲你们的生命啊!回日本去吧,你们的父母妻子在盼望你们。回日本去吧,与你们国内的工农一齐起来革命。日本士兵与中国士兵联合起来!停止战争,进行联欢!日本士兵帮助中国人民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延安《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九期。
的解放,拒绝打中国人民的战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工农兵士解放万岁! 第八路军总指挥 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
暨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谨启
八路军的扩军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
(一)在持久抗战中,壮大本身是极重大的任务。兹规定: 各师在两三个月内,除应补充原数缺额外,应努力争取各组织两个新兵团,总部以一个特务连为基础扩大成为充实的特务团,准备每旅改辖三个团,更适宜于我军进行山地运动游击战争的战斗任务。在蔚县地区的独立团[1],应以营为单位扩大成为三个团的独立师。
(二)各师应从师团政治机关、司令部及排长以上副职、连队活动分子中,抽出大批干部组织强有力的工作团,并将各师随校[2](随校目前应以参加扩红与群众动员为主要工作)分成若干队、组,散布于各师活动范围内之人口稠密而较安全地区,依照地方工作指示进行扩红、组织游击队、改善人民生活、建立党、创立根据地等群众地方工作。我工作人员初到新区域开始一星期内,应以深入宣传争取个别扩大新战士为最中心工作。在部队中也须定出计划,普遍动员指战员在行动中个别努力扩大新兵的工作,以期能迅速有一批新兵补充战争中的减员。
(三)组织的游击队,应多派干部进去,加强军政教育与巩固工作,争取大部分整批加入主力,但必须充分准备和动员,不应强迫,以免引起群众不满。一部分游击队应留在当地,建立独立团、营为地方部队。
(四)在经过战争地带,民间遗散很多枪支、弹药,各部及地方工作团应努力收集,并可出款收买。步枪十元,子弹二元百粒,轻重机枪及炮酌量决定。此项用费可以报销。
(五)部队扩大,用费必增,在我们恢复政权地区应有计划地进行筹款工作,除没收与罚汉奸的款外,须向富户进行救国的募捐,捐款应是现金与法币。各地流落之溃兵、散兵很多,我们应努力收容。在不妨碍统战工作原则下,应争取其加入我军。其中老弱及残病应加洗刷。他们如带有枪弹,可照收买价格发给
之。
注 释
[1]这里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2]随校即随营学校。
关于配合忻口会战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十五日)
配合友军,打击宁武之敌[1]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二十时)
①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八路军急需扩大。这是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名向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等,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等,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等发出并报毛泽东的扩军工作指示。
①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八路军协同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上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这里选收的是朱德、彭德怀对这次战役部署的五份电报。
(一)王靖国[2]率七个团守崞县[3]。
(二)敌二千余人攻崞县未下,绕攻原平[4],当被姜旅[5]反攻及王军敢死队向南截击,敌溃退,略有缴获。
(三)郝梦龄师[6]已达忻口镇[7]布防完毕。
(四)阎[8]决心在忻口镇以北决战[9],已集中晋[10]主力在忻口镇南北地区。
(五)敌千余人由宁武进攻轩岗,正与马旅[11]激战,阎派七十一师往援。我们已令贺师张旅[12]主力及李支队尾宁武南进敌之后,配合马旅而消灭之。
(六)程[13]决心调主力保卫山西,除卫部[14]四个师一独立旅外,并拟再增两师,李、刘、陈三师[15]昨已开始车运,向忻县集中,其他两师及冯钦哉、曾万钟部[16]及川军[17]已定援晋,在晋地决战,并拟向河北作战略上之出击。
(七)成武[18]应立即侦察平型关、灵丘一带敌军兵力及砂河镇之敌。陈军长[19]侦察大营镇之敌到底有多少,并迅速电告。
(八)我刘师[20]本日已开始渡河,七日可全部集中太原以西。本军应积极准备在此决战中取得决定的胜利,除在敌后方各支队破坏敌后方交通外,其余各部即应迅速做帮助工作。
敌军、友军情况和我军的战略部署[21]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
甲、综合连日敌情,判断如下:
一、敌主力在代县、阳明堡集结一部(步、炮、骑约三千人)、于大营镇构筑野战防御工事,小部控制平型关,为其左翼依据。繁峙之敌约一联队。砂河镇多少不明。以上之敌,目前似以监视台怀、豆村地域之我军为目的。
二、二日,约千余之敌,猛攻阳方口得手后,直下宁武,于五日进至轩岗以北,与我退守该地之马旅激战,现战况不明。估计该敌以沿铁道南进, 威逼原平,警戒敌之右翼为目的。
三、敌自突破茹越口之后,关东兵团[22]以主力追击姿势,进占繁峙、代县,以一部绕过崞县,进攻原平,现与我崞县、原平守城晋军激战中。
四、进入涞源之敌多少不明。原以抄袭保定以南为目的,现有转向阜平, 进攻龙泉关之可能。
五、根据以上情况判断,敌以夺取崞、原两城,直逼太原,与平汉线进攻石家庄之敌相呼应。
乙、友军位置:
一、晋军之六十一军约十个团,在台怀、豆村之线以北、大营镇、繁峙之线以南山地,扼险据守。王靖国部九团固守崞县;杨爱源部[23]据守原平; 马旅在轩岗附近与敌对抗中。晋军主力在忻县南北集中休整。
二、高桂滋部[24]之八十四及二十一师,在忻县以南;刘茂恩部[25]在忻口镇以南;均在集中休整中。
三、郝梦龄军[26]已到忻县布防,卫立煌部正由石家庄向太原北运输中。丙、我军以协同友军展开战局,保卫山西之任务,部署如下:
一、一一五师以待机姿势,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略取浑源、应县为目的。徐旅[27]进至五台、台怀以东之麻子沟、白堂子附近地区, 封锁消息,侦察平型关、大营镇敌情、地形。陈旅[28]进至石嘴、台怀镇间
之白头庵前后、石佛镇地域侦察砂河村、龙泉村之线敌情、地形。独立团暂在上塞、下关、冉庄,迅即补充棉衣、弹药后,进至浑源、大营镇、灵丘之间,向繁峙、应县、浑源积极活动,尽可能切断广武、山阴段公路,与宋支队[29]东西呼应。
二、一二○师张旅主力,应即配合马旅夹击宁武以南之敌,得手后,集结义井镇附近待机。宋支队背靠岱岳镇以西山地后,应即向岱岳镇怀仁、山阴活动,破坏公路交通。王震[30]率所部进至忻县以西后,即归还贺、萧指挥。
三、我一二九师及晋军六十一军,另令规定。
丁、各兵团接此电后,除贺师之张旅主力配合马旅行动外,应立即进行各种准备,并尽可能于十一日以前准备完毕。戊、各兵团原划定之地方工作区,应照前规定加紧工作,不得因战争而废弃。此电由师并至旅止。
张宗逊旅应袭击大牛店[31]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七时)
敌正集结兵力于忻口以北之平地泉地域,今明日有积极向我忻口镇正面攻击模样。你们应以灵活动作配合友军作战。最好从崞县、轩岗间由北向南袭击大牛店[32]敌之侧背,与轩岗马旅联络。如需要炮兵协助,即向马延守旅交涉,阎已有电令。
徐海东旅应进袭团城口砂河镇[33]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十九时)
(甲)进攻忻口之敌,左右两路被击退,中路之敌形成包围。阎屡电我军配合截断交通,打击增援,截击退却之敌。
(乙)着以徐旅于明十五日晨分两路出击,一个团附迫击炮连相机袭占团城口[34],确实截断敌交通,彻底破坏公路截击来往汽车。另一个团附山炮连经野子厂、童子崖进至东山庄附近,以一部进占砂河镇[35]附近,主力应在砂河镇南岸上下游扼河构筑野战工事,保障河北岸部队之安全及协助截击敌人,对大营镇注意警戒侦察,如地形许可条件下,先以炮兵破坏其据点, 相机袭占之。
(丙)山炮连已令一○一师[36]抽拨,在台怀待命。
(丁)陈旅应在豆村东西会之线,加紧备足五至七天粮食,准备随时协同作战。
一二九师在阳明堡崞县之间活动的部署[37]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八时)
(甲)我右翼军[38]任务是截断敌人后方交通,打击来援之敌,消灭由忻口溃退之敌。
(乙)徐海东旅一团已在小寨村附近,截获敌车一百三十余辆,正在围攻中,其另一团附贵处所拨之山炮一连,本日出击砂河镇,相机袭取大营镇。
(丙)我特务团一部,截击代县、阳明堡一带,日有胜利。
(丁)我一二九师一个团,在阳明堡、崞县之间截击,望贵部应该照令各师应抽出出击之一团,协我出击之部队一致动作。各阵地守兵务求十分节约,亦同时往阵地远方即汽车路之线游击,并破坏道路,袭击敌之小部队及交通兵,相机破坏其飞机场,应袭其降落之飞机而焚毁之。上述任务是本军决战的胜负关键,务望晓谕所部自动的努力去争取这一伟大胜利。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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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朱德、彭德怀给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训处主任张浩,
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副旅长王震,雁北支队支队长宋时轮,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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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属晋绥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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崞县,旧县名,今山西省原平县。原崞县县治即今原平县崞阳镇。[4]原平指崞县(今原平县)原平镇,今为原平县县治
-
姜旅指姜玉贞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所属第三十四军(属晋绥军)第一九六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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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梦龄师指国民党军第十四集团军所属第九军第五十四师。该师师长原由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兼任,当时的师长为刘家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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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口镇,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北部,是晋北通向太原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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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指阎锡山,山西地方实力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9]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占领晋北的日军南下进攻太原,国民党军第
二战区部队集中主力于忻口要隘堵击日军,双方形成对峙。八路军在日军侧背发动攻势、袭击敌人运输线,有力地配合了忻口正面作战。十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鉴于忻口作战形成僵局,乃命占领石家庄的日军沿正太铁路西入山西,进攻太原,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晋东门户娘子关。十一月二日,忻口守军回防太原。八日,太原失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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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指阎锡山系的国民党晋绥军,主力部队为第十九、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六十一军和骑兵第一军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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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旅指马延守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所属第六十一军(属晋绥军)独立第七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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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师张旅指贺龙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师之三五八旅,旅长张宗
逊。
- 程指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第一
战区代司令长官。
- 卫部指卫立煌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十四集团军,原属第一战区序
列。
- 李师指李默庵(第十四军军长)兼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十师。刘师指
刘戡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八十三师(属第十四军)。陈师指陈铁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这三个师同属第十四集团军序列。
- 冯钦哉部指冯钦哉任军团长的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团。曾万钟部指曾万钟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三军。当时这两部同属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序列。
[17]这里所说的川军指准备调赴山西作战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军孙震
部、第四十五军邓锡侯部和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后由这三个军组成第二十二集团军开赴山西参战,邓锡侯任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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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武即杨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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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军长指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属晋绥军)军长,
该军属第七集团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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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指刘伯承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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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朱德、彭德怀给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
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训处主任张浩并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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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兵团指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当时进攻忻口的关东军有:独立混成第一、第二、第十五旅团及三个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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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爱源部指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下的部队,忻口会战时该部为第二战区的左集团军,杨兼任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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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桂滋部指高桂滋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属第六集团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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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茂恩部指刘茂恩任军团长兼军长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团第十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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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梦龄军指郝梦龄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九军,属第十四集团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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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旅指徐海东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28]陈旅指陈光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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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支队指宋时轮(第七一六团团长)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二○师雁北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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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副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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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朱德、彭德怀给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并告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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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牛店,地名,在山西崞县(今原平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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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朱德、彭德怀给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并告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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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城口,地名,在今山西省繁峙县境内。[35]砂河镇在山西省繁峙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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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所属的第六十一军(属晋绥军)第一○ 一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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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朱德、彭德怀致忻口会战中负责指挥中央集团军左翼兵团的国民党军第十四集团军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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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右翼军指忻口会战时第二战区的右集团军,由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和国民党晋绥军第七十三师、第一○一师、新编第二师等部组成,统一由朱德指挥。
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的意见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己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到自己能力不够, 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到某些损失。对此现象,我们认为除教育干部反对地位观念及轻视政治工作外,还需积极地从组织上得到适当地解决,以红军的传统并以此传统影响友军。同时,最近阎锡山、胡宗南、陈诚、张发奎[1]等感觉大革命时期党代表及政治部组织恢复之必要,且闻已向蒋提议。阎已要我们起草政治组织条例,并在其决死队[2]内已设立政委。故我们更不应迁就友军。组织的具体改变如下:
(一)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3],争取党代表名义的公开,党代表的职权一般与过去政委相同,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
(二)估计到山地游击战争任务和方式,部队分开活动,旅应设政治处, 负责全旅政治工作之领导。
(三)各旅单独行动时,可临时派遣营党代表,并由团政治处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员,在营代表或教导员指挥之下,进行政治工作。
(四)师政治处改为政治部,连仍为指教员。
(五)军政委员会[4]书记,如不是党代表兼任,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
(六)以上改变意见,请即考虑电复。注 释
-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左翼军总司令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右翼军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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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死队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成立。它是由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提议经阎锡山同意创建的,实际上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决死队初建时只有一个团,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后来逐步发展到九个旅,总兵力达七万余人。一九三九年冬,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
企图消灭决死队,但未能得逞。此后,决死队纳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洛甫和毛泽东在给朱德等人的回电中同意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等原有制度,但指出:“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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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设立的集体领导机关,一般由部队
①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时,因受国民党当局的干涉,一度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使部队政治工作受到削弱。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建议恢复原有制度。这是他们为此给党内负总责的洛甫(张闻天)并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副书记)周恩来和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的电报。同月二十二日,洛浦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书记)毛泽东复电,对他们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 并“请即速令执行”。
的军政首长、政治部(处)主任、参谋长等主要负责人组成,政治委员任主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先后在少数独立行动的部队中建立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中普遍建立军政委员会,以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部队中党委领导制度的恢复,军政委员会即行撤销。
对日军俘虏的政策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
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① 这是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命令。九月十一日,八路军已奉命改称十八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但习惯上仍称八路军。
冀察晋绥的军事部署①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三时)
在华军退至黄河南岸后,对于冀、察[1]、晋、绥[2]整个军事部署拟定如次:
一、平绥以南、同蒲以东、正太以北、平汉[3]以西为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三军分区:子、以五台、定襄、盂县、平山、阜平为中心,为一军分区,以赵尔陆任政委,朱水跟任司令员,留特务团之一个营为基干部队。我军在这区内影响甚好,群众工作已有相当基础,游击队组织已有二千人,可成为四个独立团之骨干,正在继续扩大中。丑、以涞源、广灵、灵丘、蔚县、浑源、紫荆关为中心,为一军分区,以杨成武为司令员,以杨支队[4]全部为基干部队。群众对八路军信仰甚高,群众工作正在开展。寅、保定、卢沟桥以西,以门头沟为中心,为另一军分区。该区内的组织很好,群众武装极多,现在赵同[5](在东北领导过义勇军[6])同情者领导之义勇军人枪五百余,内有我们强大的组织,可争取得。拟以赵为该区之司令员,以现有之义勇军为基干部队。在晋冀察军区内再留一骑兵连,一干部连,四五个电台。
二、以晋西北,察西、绥东为晋绥察军区。
三、以正太路以南、同蒲以东、平汉以西、黄河以北为晋冀豫军区。
四、晋西南成立军分区。
五、二、三、四各区之负责人选,部队配当及分区划分等,
尚未确定,以后根据形势发展再决。但在原则上二、三、四区之领导干部不应弱于晋察冀军区,留下之部队,每军区不得少于一个团。
注 释
-
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及年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一九四九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一九五二年撤销。
-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一九五四年撤销。
-
平绥即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包头的铁路,即今京
包线。同蒲即同蒲路,指大同至蒲州以南风陵渡的铁路。正太即正太路, 指石家庄(旧属正定府获鹿县)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平汉即平
汉
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
杨支队指杨成武任团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
-
赵同(一说名赵侗),原曾参加过辽南抗日义勇军,当时是中共北平党组织创立的“国民抗日军”司令。后该部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
区
第五支队,赵任司令员。一九三八年七月,赵同率十余人投奔国民党。
① 这是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给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报告。
- 义勇军即东北抗日义勇军,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人民和一部分驻东北的国民党爱国军队组织的抗日武装。其中一部
分
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对日军作战的战术原则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甲、由于我军及各游击部队在敌后方联络线上(正太[1]、同蒲两线)之积极破坏、袭扰,打击其往返部队,给敌不断损失,使敌甚感不安。一月来, 敌人以保障其联络线安全之目的,除加强其沿联络线之戒备,无情镇压居民抗日运动,组织伪组织,推广其警戒线以外,更采取积极防御的动作。经常派遣多数支队兵力(从三百到二千人不等),并加强其技术兵种的协助,利用汉奸作向导,或伪装中国军队,或与汉奸部队混杂,向沿线近旁之城镇, 或被其查明之我军驻地与游击队根据地等,作脱离联络线远出二三天行程的分途袭击与合击(各支队间隔约半天至一天行程),其行动颇为灵动敏捷并具突然性。当发现我军时,即作突然的奇袭与强袭,或迅速展开其兵力与兵器进行包围迂回,作强烈的战斗,利用飞机大炮向我轰炸,并不时伪装疏于侦察与警戒或伪装退却,以诱击、伏击我军,或牵制我于正面而以两侧支队包围我之翼侧,和常以敏捷的动作迅速转移其兵力与兵器于新的突击方向。实施这些手段之唯一目的,即在于肃清或驱逐沿联络线之我军与游击队,力求消耗与消灭我之有生力量,以巩固其联络线之安全。然而,在敌人这种行动与方法中暴露了不少的弱、缺点。
1、兵力分散,给我各个击破之利。
2、进入山地,技术兵器减少了作用。
3、外翼侧完全是暴露的。
4、远离后方联络线,一切供给困难。
5、与群众是对立的。
乙、抓住敌人的弱点,发挥我军运动战、游击战之特长,求得不断的大小胜利是极大可能的。然而,敌人疯狂般的活动未能给以不断的重大的打击, 相反的,还遭受了不应有的个别的损失,这不能不指出部队的战斗动员还不够和战术上的薄弱。
丙、对于上述敌人作战的战术原则,指示如下:
1、在敌人的分进合击中,主要的应在诸支队之暴露的外翼侧实行机动, 不应在诸支队间实行机动,这可以避免敌人之合击。
2、突击运动中的敌人,并且主要的是突击其后尾部队而不是突击其先头,主要是采用伏击,在预定之伏击地点应有详细的地形和敌情侦察,取适当的部署与具体规定各部分之任务与动作。
3、当突击某一支队时,应向敌可能来援之方面派出足够的警戒兵力,并以积极的动作向敌前进,隔绝可能来援之敌人。
4、对敌人的进攻与冲锋,应保持着高度的突然性质,突击一开始应最迅速坚决地、猛烈地、连续冲锋歼灭敌人,迅速干脆解决战斗。在这种情况下, 一切犹豫、动摇、迟缓都不应有的。
5、保持自己的主动地位,保持能迅速地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当发现敌人已占领阵地,已站稳了脚,无消灭的把握时,应迅速脱离战斗,转移突击方向,以免被敌吸引,消耗我之兵力与兵器。
6、自己行动应极端秘密,应利用昏暗夜间接近敌人。与敌人一经接触,
① 这是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在山西省洪洞县马牧村发布的训令。
应坚决迅速向敌冲锋。火器主要是用来直接补助近距离的战斗,而战斗之过程主要是白刃战。
7、要保持主要的兵力与兵器使用在选定的突击方向、突击点及突击时间以内,对其次要的方向,分派游击队积极袭击扰乱敌人以迷惑之。
8、突击部队的战斗队形,避免以大部队走一路,前进的行军纵队应避免集团冲锋。
9、对住止的敌人如已有坚强防御设备,不应强攻,而应向之佯动,诱动其他方向敌之增援,求得在运动中突然袭击增援之敌。
10、在敌联络线两侧活动之各部队,应有密切联系和行动上适当的配合。当发现敌人向某一地区动作时,各方均应适时地、机断地采取适当动作,配合某方之作战。一切等待与互不相关各自为战的现象是有害的。
11、当敌人向我前进时,各地方游击队不应单纯地作正面抗击,而主要地应向敌之侧后活动。向敌之后方前进,应有高度的机动性、敏捷性、弹韧性,袭击敌人的后方与侧背,但须与正规军有严格的配合。
12、加强侦察工作,并在群众中建立自己的耳目,特别在沿铁道线上和可能来敌之主要方向。
13、加强警戒,及时发觉敌对我之一切企图。接近敌人的部队,应选择适当的宿营场所,并经常变换自己的宿营地,注意封锁消息。
14、加强防空,注意隐蔽与伪装,注意躲避敌人炮火杀伤的威力。
15、对可能利用的道路,加以必要的破坏。
16、应多派优良的射击手,潜伏在敌人的前进路旁或宿营地附近,不时给敌人以杀伤。
(丁)争取不断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争取战斗中连续的大小胜利,这对于兴奋全国军队、全国人民,持久山西战局,配合全国抗战形势,有极大意义的,也是我军目前的重要战斗任务之一。在部队中应有积极的战斗的动员, 发扬我军运动战、游击战的特长,提高我军固有的敏捷性、机动性和进攻勇气,发扬我军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机断专行的战斗作风,以争取胜利, 打破敌之巩固后方联络线之目的与企图。
注 释
[1]正太线指石家庄(旧属正定府获鹿县)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①
(一九三八年一月)
一、引言
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三个月了。过去曾经引起争辩的是否迅速对日作战的问题,总算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下,取得了一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最可庆幸的事。然而,谁都应该认识,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一个神圣的伟大的事业,在我们的面前摆着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固然不应过分估计敌人的力量而致丧失自己胜利的信心,但亦不应轻视敌人的力量,而放松自己的动员与必需的准备。我们需要最重要的抗战热情与胜利的信心,我们尤其需要有冷静而客观的态度,讲求争取抗战胜利的办法。不幸得很,直到今天,在怎样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上,还没有举国一致的见解。
三个月的抗战过程,给了我们不少的痛苦的教训。前线暂时局部的失利, 固然不足以判断整个抗战的胜败;但是,假如我们不以最高的警觉来找出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检讨出今后努力的方针,那也很容易使抗战走入更困难的状态,使国人走到访惶、悲观。莫知所措的地步。找寻争取抗战胜利的方法,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迫切了。
前线的暂时局部的失利,并不是由于最高统帅没有决心,前线将士们不勇敢。事实上,最高统帅的决心,将士们的英勇斗争,已为世界人士所称道, 即我们的敌人亦不能不表示惊讶。不少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作了壮烈的牺牲。失利的真实的原因,都在于我们在动员工作上与军事作战的方针和指挥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因此,我愿意提出一些问题来作一番讨论, 希望能够引起举国人士和军政当局的考虑。我坚信着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与建立正确的军事作战方针和指挥,是争取抗战胜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
二、持久抗战的胜利
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 而且敌人利用了过去不平等条约及军事的侵略,已在我国境内树立了许多堡垒;加之国内交通不发达,兵力调度自然缓慢;且因过去长期内战的结果, 以致国防不修,海岸线长,而海军的力量又极微弱。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人于国门以外,固不可能,就是要最后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
我们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并没有丝毫足以惊讶的地方。只有那些“弱国牺牲论”者、恐日病者,才会拿这种意料中的现象,去证实他们的卑污怯懦的理论;只有那些急性病者,才会在前线局部的挫折下, 表现着颓丧的心理。一个具有冷静头脑的国人,一个老成谋国的当局者,是不会为暂时的局部的现象所迷惑的。
必须清楚认识,敌我力量的对比,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是必然会变动的,我们的力量会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
① 一九三八年一月,抗敌救亡出版社出版署名朱德、彭德怀等著的《抗敌的游击战术》一书。全书共分六编,这里收入的是第六编(附录)中的第二篇。
渐变弱的。
历史上曾有不少弱国战胜强国的事实,而在战争开始时,一定是弱国的力量远不及强国。但在战争的过程中,弱的国家不断地发挥与生长了自己的力量,终于在持久战中战胜了强大的侵略者。
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最高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劣势地位而变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持久抗战中,我们能够在宽大的民主政治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下, 高度地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向来被人讥为“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将会很快地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国内的磨擦亦必随之而减弱,全国人民会将各尽所能,坚决拥护领导抗战的政府,争取民族的解放。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往往是在自卫的解放斗争中生长与团结自己的力量。反之,在日寇方面来说,就会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战争愈持久消耗愈大, 侵略者在战期中得不到被侵略领土的利益,而本国的工商业亦必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同时,由于中国持久的顽强的抗战, 敌军的大量的伤亡,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战斗意志日趋疲困与削弱,人民反战情绪增高,广大劳动群众、士兵与中产阶层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 反对战争,反对军阀、财阀们的统治。他们的斗争,将配合着中国的自卫斗争,与台湾、朝鲜的独立运动[1],根本葬送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侵略者在持久战中,不但不能团结与生长自己的力量,而且只有逐渐地削弱自己,加深本国的矛盾,这不啻是自己在那里挖掘自己的坟墓。
在经济力量的对比上,同样可以看到持久战中的变动。不错,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多数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半殖民地,舶来品的大量倾销,遍于全国的走私,使微弱的民族工业日益破产,使今天在抗战中遭遇不少的困难。但是,同样我们应该看到另一个发展的象征。由于战争的状态, 海岸的被封锁,洋货人口的减少,也给了民族经济以相当发展的机会。我国是一个原料最丰富的国家,假如在抗战中,政府能够及时地施行正确的战时的经济政策,整理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 禁绝日货,取缔好商及投机操纵,提倡国货,改良土产,使土产的小企业能在政府的帮助与奖励之下,得到相当的发展,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国家收入亦定能增加。倘能并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好卖国贼财产作为抗日经费为原则,确立国家的经济政策,那支持长期抗战的财政经济问题,是可以得到顺利的解决的。反之,日寇则不然。我们的敌人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 国内的天然富源极其缺乏,农产品不够自给,且工业亦不十分发达,加以战争的重要,集中一切企业生产军需物品与杀人利器,对外贸易的入超额必将愈益增多。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而我反能在持久战中,发展民族的经济,树立国家的经济基础,以至于完全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
在军事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动。尽管我们今天的军队,在质量上赶不上敌人,战术素养上弱于敌人,但我们能从不断的教训中提高军队的质量,加强战术的素养。不管我们今天的武器,如何的低劣于敌人,但我们能从改良军事企业上,以及取得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帮助上,改变武器的质量,甚至可以从战斗的胜利中,缴获敌人的武装来武装我们自己。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不少的例子证明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力量不断的增强,就是
敌人力量的不断的减弱。
在国际关系上,也没有例外。敌人在侵略中国问题的本身上,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假如日寇遇着中国的顽强抵抗,不能迅速吞并中国而被迫着进行长期的战争时,其国际地位之每况愈下, 自是意料中事。反之,我国在抗战开始时,即已取得国际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同情与赞助。这证明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从任何一方面看,我们只有而且能够从持久战中改变强弱的现势,最终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让那些恐日病者、弱国牺牲论者去散布民族失败主义的空气罢!让那些急性病者去悲观失望吧!我们每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是要坚决地从持久抗战中去取得胜利的。
三、战略与战术
甲、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进攻
因为中国并无侵略他国的能力和野心,而完全处于被日寇侵略的地位, 我们是为自卫而抗战,所以在战略上是防御的。
但战术上若采取专守防御,是决不能解决战斗的。因为我国兵器远不如人,国防设备又极微弱,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也必然招致失败的恶果。所以, 我们在战术上,应尽可能是进攻的,必须时,亦应采取积极的防御(即攻势防御)。
积极防御的要诀,在于乘敌在运动中或敌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 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减少敌人空、炮及其他机械、化学兵种配合的效能,只有在运动战中解决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才是达到防御目的的最好手段。防御也是为着节约兵力,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手段。
在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的条件下,可以调动敌人,分散敌人,封锁敌人消息,使我正规军得以采取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战术原则,求得运动战的机会。至若单纯的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帮助了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
有一位军事家说,中国只要同敌人拼消耗,我死十个敌死一个,最后我们也可取得胜利。我很佩服他的坚强意志,但在战术的观点上说,我们却完全不能同意这样的主张。战术的要求是要以小的牺牲换得大的胜利,因此, 我们才会讲求战术和指挥的艺术。我们决不是怕牺牲,而应随时准备牺牲去争取抗战的胜利,但这决不是要自己消耗于敌人的面前,而是怎样去消耗敌人。
乙、战略上以弱抗强,战役上以多胜少
中国陆军在数量上比任何国家都多,比日本更要多好几倍,但在质的方面却远不如人,特别在技术方面相差很远。所以在战略方面我们还是以弱抗强,然而,在战役或战术方面,我们必须求得以强攻弱,即使在战役上自己的力量小于敌人,也要求得从战术上来解决以多胜少的问题。
怎样才能求得以强攻弱的战术原则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假设敌我都是四百人作战。这是相等的兵力,我们应该采取进攻的战术,以小部(百人) 向敌人积极进攻,吸引敌人主力应战,我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采取迅速、坚决、勇猛的手段从敌侧后突击,首先消灭敌一部。假若首先消灭了敌之一百人,敌已由均势变为劣势,则我集四百人再以同样的
手段,最后解决敌人。如此,虽是相等兵力作战,我仍维持战术上的优势。敌人的长处,主要是技术的优良,我亦避其长而攻其短,如深入到敌人
后方或远后方,在不意的方面突然施以猛袭,一开始就求得白刃战,是避开敌人技术优势的最好办法。
丙、持久的消耗战
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在持久的消耗战中来解决的。至于为什么要持久? 只有持久才能生长力量,才能最后战胜日寇,已于前面谈了大概,现在要说的是持久消耗的问题。
消耗战的主要目的,在于消耗敌人的物力、人力,引起战局的变化,改变敌我的形势。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力量,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分散敌人力量。此外,就是战役战术的灵活运用,就己之长,攻敌之短,以战术胜利的发展,来求得战役胜利的展开,决不是同敌人对拼消耗。
丁、争取主动
主动与被动的问题,战略家与战术家都懂得很清楚,但一到实际行动起来往往一筹莫展。谁都知道,限于被动虽握优势之兵力,卒不能克劣势之敌人。如能经常保持主动,虽劣势之兵力,亦能战胜强敌。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的历史中不胜枚举。
我们怎样争取抗日战争的主动呢?前面已经说过,发动群众游击战争与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来分散敌人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战略上着眼争取主动,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同时,目前指挥作战的方针,在使用兵力上,主力应用在主要战区与利于反攻的方面。在战役战术上,主力应用于突击方面,而不应以多数或半数兵力使用于防御与钳制方面。在防御时,主力应控制为预备队,待机出击;在进攻时,主力应用在突击方面,不必多留预备队,以求一举而歼灭敌人。以大步前进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击要害,调动敌人,在敌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作战计划,争取主动。
但是,不幸得很,在华北抗战已往的三个月中,我们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敌人进攻展开正面时,我军亦逐渐延伸抵抗,消耗于飞机大炮的人力下。今后应乘敌运动中,给以突然的袭击。总之,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奇袭、伏击、夜袭胜过正规对战。包围迂回,胜过中央突破。在敌人后方侧翼积极活动,胜过正面抵抗。
戊、节约防御的兵力
我国原无坚固要塞,多半是野战筑城。我们一般的防御,在保持战略战役上的重点及经济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在防御的配备上,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不整齐的、极隐蔽的和独立自主的。配备机关枪与炮火,取分散隐蔽、火力集中为原则。工事的本身,应避线式的。因为线式的工事,目标大,火力不易交叉,防御多不易巩固。工事的构筑应采用圆周形或马蹄形, 以班、排为单位,火力能互相交叉互相支援。各个工事的本身又能独立,纵深要大,正面求小。这样配备,既可节约兵力,减少牺牲,且不易被敌人突破。且因我正面窄小,易引起敌人向我侧翼包围,容易暴露敌人侧翼。又我因工事是圆周形,敌即包抄、则侧背亦能与正面一样,发挥防御作用,我守兵并不必因之而恐慌。
自己控制强大突击队(预备队)于自己纵深侧翼外之适当地点,待敌向
我包围,暴露敌侧翼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以猛烈的突击。工事纵深内控制的预备队,采取适时的配合,施行反突奇,常常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只有这样的防御,才能完成防御本身的任务。
己、统一指挥与机动
统一指挥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之一。整个的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须在统帅及战区高级指挥官总意图下进行。但统一指挥,并不应该限制兵团指挥员之机动。相反的,应该发挥兵团指挥及各级指挥员之机动性,因为前线上的指挥员,常能看破敌人的弱点,了解有利的时机。如果束缚在请命待命范围内,常易失掉最好的机会。一个兵团指挥员只知奉公守法,不图有功, 只求无过,这不能说是最好的指挥员。
好的指挥员要能够抓住战局,打开战局,常能使自己的战斗任务,自动地完成。假使自己当面之敌已经解决,而友军方面正在吃紧,则应自动地向炮火机关枪声猛烈的方面增援,最好寻求在敌侧后方进行猛烈的突击,与友军协同解决敌人,以求得一个战斗或战役全部胜利。如果请命待命,易失良机,甚至丧失应得的胜利。所以拘守待命,毫无机动的指挥员,不独不能打开战局,造成胜利的条件,他自己也时常限于被动。比如山地战,大家知道, 山地交通不便,联络困难,要求得绝对一致动作,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我们常常看到高级指挥员的命令,说山地联络困难,务求协同动作。但怎样才能协同动作呢?有些指挥员把部队摆在进攻出发地,等待友邻的联络,互相如此,一辈子也不会协同一致。要想求得协同,只有每个指挥员都本着自己任务和预定计划,以最积极的行动向着敌人猛烈进攻,大家都积极动作, 在积极动作中,求得了一致,求得了统一。
四、游击战争
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只有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使之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
什么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至于如何打法,如何行动,那是游击战术的问题。
游击战争的发展,会给侵略者以极大的危害,而对于我主力军的作战,则成为有力的助手。游击战争可以实现迷惑敌人,疲困敌人,阻扰敌人,分散敌人的任务,以配合我主力军进行胜利的战斗。敌人深入一步,即被我群众武装重围一层。敌人集中,则以游击战争方式包围他,经常地袭击和扰乱他,断绝其交通运输,封锁其消息,肃清汉奸,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资财上受损失,消息不灵,接济困难,犹如聋子、瞎子一般。这样,使敌疲困起来,麻痹起来,造成我主力消灭敌人的条件和机会。怎样才能发展游击战争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只要有群众,就能够发展
游击战争,因为游击战争是群众参加抗敌的最高形式。有人把组织游击战争看作一件神秘的事情,而认为自己没有本事去进行这一工作。这种观点,完全是由于他看不见群众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所产生的。其实,并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只要你认识到发展游击战争的重要,只要你相信群众的力量,只要你相当地给以推动与帮助(如少数武器等),你便可以号召起广大的群众加入游击队,进行抗日的武装斗争。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这个平凡的本事。
有人把游击队的活动看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也完全是不切台实际的想法。游击队只要有很好的政治纪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帮助群众,它
不但能够存在,而且是能够发展的。周恩来同志把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比作鱼和水的关系一样,这是最恰当不过的譬喻。鱼在水中必然活跃自如,鱼隔开水自然只有死亡。游击队只要具备了群众的条件,再加上巧妙游击动作, 他是一定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其非常伟大的作用的。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敌人的后方、侧翼去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那里去坚定群众抗日的意志,给他们以最后胜利的光明前途的希望;在那里去破坏日寇和汉奸的欺骗与活动,组织同胞们的抗日斗争,创造许多抗日的小块根据地,支持与开展整个抗战的局面;在那里是敌人非常薄弱的地方,敌人兵力很少,只顾前进,侧翼暴露,后方空虚,正给我游击队以大显身手的机会;在那里我们迫切的需要游击战争来配合主力作战;在那里我们的游击队必然得到每一个迫近亡国奴命运的同胞们的热烈的拥护。我们不仅说明游击战争的重要与发展的条件,更重要的还在说明它在今
天特别是在华北的抗战中,已成为迫切而实际的中心任务了。其次,关于游击战术的问题,已有专书论及,这里也没有详说的可能。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一原则,虽是十年前的发明,在今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 仍然是用得着的。
游击作战的基本原则,最忌被动地应战,而须绝对地独立自主,操纵敌人。十六字的游击战术,便是完全以处处居于主动为原则的。游击队的指挥, 要机断灵活,胆大心细,当打则打,不能打则跑,这完全要靠指挥者精细审慎,瞬息决断了。至于其他关于游击战术的细小动作,本无不变的成法,那更需要指挥者去灵活地运用与大胆地创造。
五、民众动员与全民抗战
甲、痛苦的回忆与宝贵的教训
一个国家的生命,系之于全国人民的身上。一个战争的胜败,也系之于人民的背向。
中华民族能否从持久的抗日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完全在于能否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为争取抗日胜利而进行顽强的不疲倦的斗争。
三个月来的抗战,证明了全国民众拥护政府、拥护前线将士的热烈。可惜,在传统政策之下,除去少数区域外,民众依然没有取得参加抗战的各种自由,也没有采取适当的政策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以致蕴藏在群众中的极丰富的战斗力量,依然没有大大地发挥出来,使今天的抗战,始终停止在单纯军事防御的阶段,而并未能掀起全面的与全民族的抗战。
有些人直到现在还未能从华北抗战、上海抗战的痛苦经验[2]中找出自己的教训,始终没有认识到单纯军队抗战,可以招致重蹈阿比西尼亚[3]的复辙的危险。所以,至今还不愿意开放民众运动,还不愿意在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民族解放的三民主义的国策之下,启发人民的最高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动员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奋斗。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在主观上是如何坚决地抗战,但在客观上他们还没有离开民族失败主义者营垒。
有些人甚至从绅士式的单眼镜中去观察民众的情绪。他们只看到民众加入军队的不活跃,只看到有时群众逃跑,只看到动员夫子的困难,而不愿意从另一只眼镜中去看看自己的面貌,自己对于民众的政策与动员的方法。难道民众应该永远保恃顺民的资格,让人去侮辱和摧残吗?难道民众可以束紧
裤带、忍受饥饿来担任军事劳役吗?难道采取摊派命令的强迫方式,可以提高民众的积极性吗?这应该令人反省一下吧。
痛苦的事实太多了,中国民众就在没有自由、没有生活保障的困难中, 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不愿当亡国奴,也曾尽了他们一切努力。在挨打受骂、忍饥挨饿的状况下参加抗战各种工作。我不用举出国人捐款的踊跃,监狱里的政治犯也愿节省伙食费支援前线等等例子,我只举出前线民众热烈参战的几件可歌可泣的事实吧。
上海的民众,为了慰劳前线的英勇将士,踊跃地捐助了大批的物品,但被某些人所阻碍,不得送上前线,以致前线将士断绝了一日的粮食,这后方的慰劳品却堆积如山。平汉线、正太线[4]的铁路职员和工人,在敌人大炮、飞机的猛烈轰炸之下,不顾几百几千伤亡,轰炸一停,即又奋不顾身地修复交通,保障运输。可是他们所遭受的待遇怎样呢?是饥寒交迫呵,是打是骂呵!他们的痛心活是“要不是抗日战争我早就跑了”呵!在不少的地方,前线军队调动的时候,沿途群众烧开水、煮稀饭慰劳,可是他们遭遇的回答是什么呢?“谁吃你的开水稀饭”!结果,家里的鸡子被拿去了,甚至有的妻女被侮辱了,于是群众也就不能不四散逃跑了。前线的征发和差事是很多的, 然而民众的应征却非常的踊跃,可是一去之后,有的人、有的牲口不见回来了。而且一般的征发,仍然大半落在贫苦者的身上,难怪贫苦民众的呼声是“只要有钱的出钱,那个又不愿出力呢!”
这是前线简单的素描,这是一幅足以使人深省的图画,这看出了民众抗日的热情,这同样看出了民众参战的痛苦与不自由,也正是使今天抗战处于困难地位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前线的炮火打得这样的激烈,并且有了部分的挫折,而竟还有人不愿去推动、发挥全民族的伟大的战斗力量呢?我想除了那些完全看不见群众力量的瞎子和素以摧残群众为荣耀的人们外,还有一些人存在着惧怕群众的心理。
民众的力量真是可怕的吗?民众是天生的造反者吗?这真是杞人忧天的想法。不错,压迫者是要惧怕被压迫者的反抗的,被压迫者忍受不住压迫时也是要反抗的。可是今天的中国怎样呢?压迫者、侵略者是日本帝国主义, 整个中华民族每一个黄帝子孙都是被压迫的,我们的政府也正在领导全国反抗我们的侵略者,除了汉奸以外,人人对抗日政府拥护之不暇,还有谁会反对抗日政府呢?不错,在抗日过程中,贫苦人民要求相当地改善他们的生活, 使自己得有余力献给国家,这是合理的要求,这只于抗日战争有利,并不致减少政府收入。即对于富有者,也不过在合理负担的原则下,少得一点租息, 却在整个民众抗战胜利之下保持了自己身家,而不致为日寇所侵占。试问, 改善人民生活,又会对于政府、对于富有者有什么害处呢?
真正害怕中国民众的力量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应该是中国政府和发财人。阻碍与压迫民众参战的运动,只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而使民族生命遭受危害。动员与发挥民众参加抗战,只会提高政府的威信与增强抗日的力量,使持久的抗战具有坚实的基础。也只有这样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终地战胜日本帝国主
义。
我们不在于消极地批评这些严重的现象,我们只希望这些现象能够得到及时地纠正,使痛苦的回忆变为宝贵的教训,今天的教训,变成将来的胜利。
乙、持久抗战与全民动员
我们已经指明,只有坚持持久的抗战,才能最终地战胜敌人。要进行持久的抗战,就要在抗战中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团结与生长民族的力量,高度地发挥民众抗战的热情,建立正确的战略和战术,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势。而这一切的关键,则在于我们能否真正地实现孙总理[5]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
长期的战争,无一不要民众的动员。前面已经从战略,战术上以及发展游击战争的重要上,说明动员民众的重要,现更就人力、物力的需要上,来补充这一问题。
有了民众的动员,前方的人力可以得到如意的补充。军队作战的人力消耗是很大的,加上我们还需要组织更多的新的军队,才能应付战局开展的需要,这就非要全民族的动员不可。所以由募兵制转为证兵制,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但是,要实行征兵制,必须要在宽大的民主政治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宽大的民主政治,可以提高国家的威信和人民爱国的观念。人民生活的改善,可以使服兵役者无家庭的顾虑,能坚决地为自己的祖国, 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强迫抽派或征调的军队,是无法支持最顽强的战斗的。反之,在民主与民生的纲领的实施中,人人能自动地、踊跃地奔上前线,家中的父母、妻子也将热烈地鼓动自己的丈夫、儿子上前线。这样的军队,质量要好得多,战斗力坚强得多,与人民的关系密切得多。
有了民众的动员,可以增加后方的生产,特别是军需工业的生产,保障战争需要源源的供给,可以使军队得到民众无量的帮助,如搬运粮食,救护伤兵,铲除汉奸,侦探敌情,帮助带路,封锁消息等等。
重复地说,给民众以自由和改善民众生活,是动员民众参战的前提。全民的动员,是持久抗战胜利的保障,即使在军事上遭到某些不利,最后我们仍然要依靠全国民众的力量,转不利为有利的。至若一切企图只用强迫命令的方式,不顾民众的生活与要求的动员,不但不能收到好的效果,而且会使民族走到不堪设想的地步。
丙、军民关系
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相互影响,相互合作,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军民关系之好坏,决定于军队本身之有无严格的纪律,以及每个军人有无爱护人民的观念。假如一个军队能有严肃的纪律,每个官兵对于人民,能够做到买卖公平、态度和蔼,虽在极困难、极混乱的环境中,不乱拿民众一点东西,那这个军队必然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取得人民的帮助。反之,纪律坏的军队,虽然有时可以从民众身上去满足自己的欲求,使民众徒唤奈何, 但是一遇困难,他便会得不到群众丝毫的帮助,而无法解决。
这一时期,特别在战地中,某些军队的军纪之恶劣,对人民利益之极端地不加顾恤,我不愿加丝毫的批评。我只诚恳地、热烈地希望这些部队的长官,加以严格注意,勿使因为军队缺乏纪律的影响,而致民众失望、悲观, 增加敌人欺骗的作用。某军队经过某村后,群众很愤怒地说:“日本人来也不过这样吧!”请听群众的怒声啊!
六、几句结束语
我们提出了在持久抗战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动性,我们指明了抗战的胜利的前途。但这一切决不是命定的,胜利的前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完
全依靠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战争越打越紧急,华北战线的影响,使整个抗战处于困难的地位。假如我们能够克服这一时期在战术和指挥上,特别是民众动员上的弱点,我们是能够迅速克服这些困难,取得胜利的。
时机愈加紧迫了!我们已经暴露的弱点不能再存在了!建立正确的方针, 不能再迟缓了——今天放在全国同胞身上的责任,是拥护、推动与帮助政府和领袖,从困难中去求全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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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台湾、朝鲜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一八九四年(甲午年)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一九一○年并吞了朝鲜。台湾、朝鲜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进行了长期斗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按照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放弃对朝鲜、台湾的统治,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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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失利。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日军占领太原,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会战基本结束。十一同十一日,日军攻占上海,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进行的淞沪会战失利;十二月十三日,日军占领了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
-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意大利法西斯发动了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战争,遭到了阿政府和人民的顽强抵抗。次年五月,
阿军战败,意军占领了阿比西尼亚。
-
平汉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正大线指石家庄(旧属正定府获鹿县)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
孙总理指国民党总理孙中山。
运动战游击战基本原则①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
(甲)运动战、游击战指导基本原则,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自主地、有计划地去进攻和进扰敌人,切忌被动地应战。
(二)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袭击薄弱之敌而消灭之。
(三)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万一被迫而应战,见无胜利把握时,应毫不留恋地向安全及便利于进行作战地带撤退。
(四)如遇敌人进攻,只以极小部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地、迅速地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
(五)战斗胜利,应估计敌之援兵可能与否,自己部队应作战斗准备或转移适当地带,不要久驻一地。
(乙)侦察警戒,应十分注意,部队经常受敌袭击,不但挫伤士气,而且有覆灭危险。
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①
(一九三八年二月)
红军为了抗日,取消红军名义,改名为八路军的时候,在陕西云阳一带休息整理,准备抗日,在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之下转变工作方法、方式,研究对日战略战术。这一时期中的工作,虽然没有大的成绩,但都能取得一些进步,工作方法、方式和战略、战术都具有了雏形。部队虽因淘汰而有减员, 但更加精锐了,组织上也改编得特别充实。但编制上不如过去的灵活,使用上不如以前的熟练。
八月底奉蒋委员长[1]命令,正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加入第二战区,在阎司令长官[2]直接指挥之下,与日寇作战。于是八路军陆续渡河,启程北上,因当时运输困难只能将部队逐次加入战线。
一
平型关的战斗[3],当敌人强攻平型关、雁门关之线时,八路军一部赶到, 即奉阎司令长官命令,加入战斗,配合扼守平型关之抗战部队消灭进攻之敌, 从九月二十三日开始运动,二十七日结束战斗,全部时间,共计五天。
敌寇坂垣师团[4],在日军中素号精锐,而且异常骄傲。该敌于八月三日新由广岛动员,经海道到朝鲜上陆,又经天津、北平、南口、张家口直抵平型关,沿途未经强烈战斗(南口苦战该部尚未赶到),目空一切而来;我军则因民众爱戴,故得秘密运动,由上寨至白石岩,初次加入战斗。
精锐而骄傲之敌,警戒异常疏忽。我主要部队已进而切断敌由南至北之交通线时,敌尚未发觉,直至我方开始射击,敌才知道。我以迅速进攻之手段,夺取敌之主要阵地。敌人的战术很机械,前方开始战斗,后方必然增援。
① 这是朱德、彭德怀给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黄克诚的电报。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在武汉出版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刊物《群众》周刊第一卷第十期。
故敌见作战开始,即将其预备队一千余人,沿马路直冲而上,并不知道占领阵地前进,又不进行侦察。我方早已预料,敌必从此路增援。故预先放下强大部队,在敌来时以迅速之行动进入阵地,占领马路两侧阵地,勇敢接近敌人,以肉搏压之于深沟,以很短的时间,将敌人增援部队消灭于夹沟的马路中。敌虽有新式武器,亦不能发挥其火力。我军仅以手榴弹由夹沟两岸合投, 长有六七里之夹沟中,敌之人马、材料、车辆均被我完全杀伤及毁坏。我军将敌之增援队消灭后,即以全部主力进攻平型关敌人主要阵地东跑池北之13864 标高点,亦将其夺取,从早晨到晚上,将敌一个旅团完全击溃,一半被消灭。
此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开始不知敌人的战术及作战惯性,一般的不敢轻敌,但亦不畏敌。我们惟有本着军人的天职,为保卫民族生存而战,作战上尽力利用自己的特长,与审密之策划,以期必胜。
估量敌人的优点是:一,敌有新式武器。二,敌军有长期训练,善于使用其武器,如不预先设法避免其技术兵种作战威力的发扬,将使作战感受某些困难。因此,我们以劣势武器要战胜现代化的强敌,在战术上就必须善于灵巧机动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和兵器,发挥自己旺盛的攻击精神,选择有利阵地与时机,抓住敌人弱点,集中最优势的兵力与兵器,采用秘密、迅速的动作,出敌不意,突然袭击,进行肉搏,坚决消灭之,否则,即难于成功。
我们在此次战斗中,事先曾很好地侦察阵地,看清了敌人的动作、位置, 作了适当的部署,选择了良好的出击时机及突击点。突击开始后,我军上下一致,勇猛动作,配合行动、积极地同时向敌进攻。我们完全占到主动地位, 以短少时间即将敌压迫在深沟里不利的地点,使敌之优越的技术、兵器不及发扬。而我们可利用火力与白刃杀伤敌人(手榴弹、机关枪等),并能神速扩张效果,压倒和消灭各个主要阵地上的敌人。因此,取得了这一胜利。
但另一方面,因缴枪时不会喊日语口号,怒声而呼“老乡缴枪”,以致受伤人员反较突击时为多。再则,敌人对于隐蔽身体,各个地利用地形、地物,射击技能,有良好的训练。因此、我军因不善于发现敌人,行近至百米甚至数十米不见敌人,因而受伤者,亦属不少。
在争夺阵地中,敌人运动很慢,攻击精神甚差;在肉搏时,敌人并不十分顽强,更怕手榴弹。
二
忻口战役[5],我军以配合由卫总司令[6]指挥扼守忻口正面英勇抗战之军队作战,分派许多游击支队在敌主要后方联络线上到处袭击,断绝敌之交通。张家口经平型关(至今犹在我手)至崞县[7]之马路,大同至代县之马路和岱岳至宁武之铁路,不断被我切断。蔚县敌总兵站,沿途大小兵站及医院, 不断受我袭击,前送后送之人马、车辆、材料多被我杀伤破坏,甚至完全断绝。沿途被我杀伤的人马,不亚于在正式战线上的伤亡,毁车千数,资材被夺,弹药被焚,前后大小战共计四十余次之多。其中著名的有阳明堡袭击[8], 毁敌机二十余架,完全获胜。雁门关至大同道上,烧毁敌炮弹、子弹数十车, 崞县、雁门关道上,夺敌汽油、资材数十车,几次强占雁门关,破坏隘路、桥梁。我军并以相当兵力,直接配合忻口侧翼,日夜袭击敌人,使我正面友军,不受敌侧翼攻击的危险。
这一时期中,虽未能达到将敌大同至崞县后路交通线完全断绝之愿望, 但敌已陷于十分困难之境地。敌每有后送或前送一次车辆,必附工兵,空中
必用飞机掩护,陆上配以骑兵,车上装载步兵,装甲车随行掩护,并盖铁甲。但布置虽然如此周密,仍不断受我袭击。最后,敌不得不用飞机接济弹药、粮秣。贵族军队的日本“皇军”也因为牛肉和饼干来源断绝,而不得不尝尝小米滋味,官兵相对哭泣。
由于敌后方联络线之截断、供给绝源和我正面友军之英勇坚持抵抗而支持了二十一天的战局,成为华北抗战中光荣的战绩;如非晋东的影响,在继续持久的逐渐消耗战中,取得这一战役的全部胜利,是完全可能的。
此次战役的教训:要使以劣势的兵力与兵器,在持久的阵地战求得胜利, 战胜高度技术的敌人,就必须在敌人的后方,特别是在其主要联络线上,积极动作起来,断其交通,绝其供给。须知,愈是机械化部队,愈须依靠好的后方供给,一旦供给断绝,其机械部队则变成死的机械了,而减少对正面战斗的威力;同时,由于在其后方联络线上之积极活动,又使敌不得不从前线抽出足够的兵力以维护交通,而这些兵力又非步兵不行,故又分散正面作战之突击力量。
一切在敌联络线上活动的支队,须配备足够的兵力与兵器,其行动应非常敏捷,机动并能机断专行,要善于破坏道路,要善于打埋伏。凡能积极与灵动的支队,能够经常袭击运动中之敌军部队、车辆和消灭其机械化的部队, 也正是发扬我抗战部队旺盛攻击精神之场所。对敌人后方联络线之一切设置
——兵站、医院、铁路、桥梁应不断给以袭击、破坏和扑灭。求得这些不断的大小战斗的胜利,对敌人的消耗与损失,不会亚于正面的抗击的;而使敌人感受的威胁与痛苦,则比正面抗击大得多了。以此方法消耗与渐次削弱敌人,其成绩是不应小视的。如果敌人后方每条铁道和马路,都受着不断的袭击,那末,敌人的财力、人力有限,将渐次难于支持,陷于进退维谷的困难中。得不到后方的接济,不得兵员、弹药、汽油的补充,即使有新式武器和强大部队,就统归无用。我正面抗战部队,即可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与敌人持久作战,而以逐渐消耗、削弱等手段,达到最后消灭敌人。这是弱国对强国军队阵地战的良好办法。
三
娘子关吃紧时,我们以配合东线抗战部队打击西进之敌,巩固东面阵线之目的,以有力一部转移于正太铁路[9]以南,向敌采用积极的攻击动作。敌川岸师团[10]附第一○八、一○九两师团,于十一月二日进到平定及其以西地区,与我作战。我以少数扼敌先头,占领马道岭,滞迟敌一日余,杀伤不少。到不能遏止时,敌即经沾尚、松塔向榆次前进。我军即在广阳附近设伏侧击西进之敌[11],并让其先头步兵联队通过,截击其中间部队之一部,适截住了川岸师团司令部、经理部及辎重队等。敌虽前后皆有步兵联队担任掩护,但已被我截为两段,首尾又被钳制了不敢动,只得日夜占领阵地顽强地固守着。因此,正在行进中的两个大师团,行军序列被我破坏,不能不前后增援广阳,而陷于混乱。我们的目的,本在钳制敌人,使其不能西进,迟延时日,消灭其一部,最后竟延滞敌人至七日之久。敌因惧我袭击,不得不由南折北再转西进。
此次教训:我们以小的兵力,劣势的武器,防御大部敌军,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能适当地采用运动防御和乘敌在运动中给以意外的、由侧背袭击, 捣乱其秩序,使敌陷于混乱,不能不前后增援之时,就已达到了防御中延迟时日的任务,并可以取得部分地消灭敌人。要知道,敌人大部队的运动,稍
为一乱,一周转,就需要许多的时间。假设当时,有新的生力军的增加和配合,亦可在那里求得消灭多数敌人。此次敌人飞机、大炮、坦克亦不能很好地配合,这是造成我们进攻的很好机会。可惜,我们军队太少,当时未能进而消灭敌人,这是错过了很好的机会。
四
我远殖游击支队于九月十九日即进入河北阜平之倒马关,二十三日开始与敌最初次的战斗。现已深入河北、察哈尔,占领过平山、阜平、曲阳、唐县、易县、完县、涞源、广灵、灵丘、蔚县、阳原、浑源、满城、行唐、灵寿、紫荆关等十余县。经常地、直接地、单独地袭击敌人,破坏敌人后方, 破坏交通,如平汉路[12]、平绥路[13]、正太路等经常被袭击,捣毁车辆, 推翻伪组织维持会,恢复政权,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就已经起着不小的作用了。我军的远殖游击队,经常不断地与敌作战,联合地方友军,创立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使敌感觉后方的困难。敌虽抽调了三万以上的部队进攻, 进行了数十次战斗,我因得群众拥护,始终能胜利地将敌击退。
我宋、杨两支队[14]与东去平汉铁道之两支队[15],深入敌人的远后方, 不断袭击,不但使敌运输困难,防不胜防,且能侦探敌人消息,使敌方的一举一动,我们虽然远隔,亦能知道。华北民众,也因我军尚在敌之后方活动, 因得有所仰望,大家群起进攻敌人,伪组织也不敢公然放肆助敌,因此益增敌之困难。
此事的教训:敌人新占的地区,必须有强大的游击队留在那里活动,深入敌人的远后方,恢复政权,组织民众,袭扰敌人的后方,破坏交通,侦探敌人情况,这种工作是必要的。
同时,又证明了我留在被敌占领区域之部队,只要他能执行正确的政策, 有优良的纪律,是可以存在并能发展与创立根据地的——持久抗日的群众堡垒。又由于我留在敌后方之游击支队及地方民众武装积极活动,平汉、正太、同蒲、平绥四条铁路遭受不断的破坏,敌不得不分兵保持交通,保护兵站和车站。所以,小的游击队,发动了群众,亦能牵制敌人大的兵力。
五
太原失守后,敌感到后方交通断绝,极端痛苦,于十一月十七日不得不开始将其疲劳已极的坂垣师团及另一部向北撤退,以便到那里去补充、整理和进攻我们的游击队。敌并在其后方调集其警备部队,配合主力,来开始其对晋西北、晋东北的“围剿”,“围剿”兵力总计在三万人以上,其“围剿” 情况大概是:
(一)敌以大同、朔县区域为出发地,“围剿”宋支队,共分六路进攻, 每路兵力五百至二千人,由十二月二日起至一月十八日止(一月六日至十八日止第二次“围剿”)。敌以极大力量来执行其计划,企图一举消灭或驱逐我宋支队。但我们因为得到群众拥护,看清了敌人的一举一动,未受大的损失。敌人的“围剿”计划是用分进合击,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但我侦察的周到,事先知道了敌情,知道了敌人的计划,知道了敌人的进攻道路和时间, 我乘隙穿插其包围线,又在包围线的外面打击其一路之侧背。当其到达他们进攻的目的地时,却扑一个空,寻不到我军的踪迹,敌又不能久居一处,随即分头退却,而我军则依然如故,进行对大同、雁门关交通线的不断袭击, 亦可算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二)对我晋察冀边区,敌以二万人分八路进攻,敌的兵力比较雄厚,
而且使用了飞机、坦克、大炮、步骑的配合。我军与之作了数十次战斗,敌虽占领几个城市,但大部分的城市及整个乡村仍在我手中,那里的政权仍是我中华民国的,游击队也依然存在着。敌人在此次进攻中,损失不下三千人。我易县游击队曾缴获敌坦克一辆,其他军用品,如无线电、步枪等,缴获亦多。我虽有相当伤亡,但损失仍不大。当地群众得到了对付敌人进攻的经验与教训,更苦于敌之野蛮残暴,杀人放火,坚决地起来抗战。直到现在,敌人对此区域的进攻尚未完全停止。最近,并调集保定、石家庄之部队向我东进部队进攻,在高阳附近已被我东进队于本月二十一日消灭其一个中队,缴获机、步枪八十余支,炮二门。我们的军队与游击队及当地群众,正在这一区域与敌作持久的屡进屡退的艰苦卓绝的战斗。
经验和教训:在这广大的区域中,我们英勇的将士,孤悬作战。第一、牵制了敌人很多的兵力;第二、在敌人的进攻中,使各种队伍在各种作战配合中团结起来;第三、政权一天天巩固起来,民众对政权的信仰也巩固起来了;第四、证明了在平地也能开展游击战争。总起来说,孤悬作战的军队, 只要与民众结合,无论如何不会被敌人消灭。
正太路以南的敌人六路进攻马坊的战斗[16]——正太路经常不断被我游击队袭击,敌人感到破坏道路的威胁,亦用分进合击,并用设埋伏和诱我追击等种种游击队小战斗的原则来进攻我军。但我们因为得到群众的拥护,无论那一股敌人来,我们都事先知道,虽则敌人六路包围,但由于我主力与游击队、自卫队配合甚好及遇敌的英勇作战,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的战斗,将敌六路完全击退,敌死伤亦大。
此次经验教训:只要我们有很好的群众,虽则敌人巧于利用其灵活的战术,它想来消灭我们是不可能的。相反地,我们却反可乘敌进攻时,消灭敌人。可惜此次战斗,我兵力调集不及,虽给敌以大打击,但未能将其完全消灭。我们应控制强大的部队,造成此种运动战,在敌进攻中消灭敌人。
敌进攻大牛店之战斗——敌由太原、崞县进攻崞县以西之大牛店,兵力约三千人。但我利用地形,构筑工事,配合群众,正面对敌人进行顽强抵抗, 并用侧面袭击,终将敌人打退。
此次教训:敌虽配合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等等,来进攻我军,只要预先有准备,有相当工事,正面防御外,侧面予以出击,亦可消灭敌人一部和击退敌人。
总 结
总结以上的战斗经验,我们今后的战斗,主要的应采用运动战、游击战并适当地配合扼守要点的阵地战,必能逐步地削弱敌人与消灭敌人。要在野战中打击和消灭敌人,使我们的要点能持久地扼守。在持久地削弱敌人和部分地消灭敌人造成的有利条件下,在适当时机和适当地点上,亦可采取集中优势兵力与火力,消灭某一地区敌人的一部或全部,这是可能的,因为:
弱国战胜强国,必须要发动广大的民众战争,分散强国的兵力,消耗其资财,破坏其交通;在其占领的地区,则使其不能取得我们的一点资财与人员作为它的补充。这样长久坚持下去,敌之财力、人力,必受相当损失。但是,游击战是不能解决最后胜负问题的,它只能使敌人受着某一部分的损失, 某些时间的延滞,增加某些困难。要取得部分的较大的胜利,必须配备适当的正规部队,在广大游击队的掩护隐蔽之下,采取运动战,以突然的袭击, 短时期间的解决战斗,是可以逐渐消灭敌人的。因为敌人经常以小部队对付
我们的游击队,所以,我们大部队的突然出现,他们是预先估计不到的。敌受相当损失后,必定见我们的小游击队,就以为大游击队到了。这样,就更不能不分散兵力,敌人的小部队也就不敢出自己的营门。
如能进行大的运动战,每月进行几次较好的战斗,那末,敌人的后方及侧翼与敌人的行动,各处感觉威胁,处处警戒,使敌处处处于被动地位,我则处处处于主动地位。经常积极地、自动地寻求有利的战斗,消灭敌人,经常以大部队袭击敌的运动中的机械化兵团,在其一时不能展开的时候,亦可能得到极大的奇迹。倘敌人集中兵力,进攻一点,逐步掩护前进,那时,游击战、运动战不能完全阻止其前进时,就必须依赖于坚守要点,预先设置坚强工事,以精锐的少数的兵力守着纵深配备的要点,并集合强大的兵力,使用于侧面的出击。如果这样做法,而同时敌之远后方和近后方,又经常受我游击支队不断的袭击,来配合我固守要点的守备军,我想敌人亦许是不容易攻破的,至少亦须延长时间。如果配合得好,前后夹击或左、右侧击与正面出击,必可取得最大的胜利。这样做法,那末,今后的守要点的战斗、亦不致如以前那样困难了。
我们国民革命军,以后对新产生的游击队,要为整个着想。抗战不是专靠某一种战术就可以取得胜利,而应随时随地,依人员、武器、政治、经济、交通条件,来决定采取适当的战术,辩证地活用它。切忌机械地误解、以为某一种战术最有利,某一种战术应完全放弃。我们的对日作战经验、教训还不够,要在各个战线上,在血的教训中,再来寻求我们最优美的战略战术。
最后,我们要指出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晋东统一战线的成功,击破了敌人以华制华的毒计,政治上取得极大的收获。在那里,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17]飘扬起来,一直插到了北平附近的门头沟,把日本旗和五色旗[18]完全打倒了。统一战线的未能充分扩展与巩固,就会使敌人还有可以分裂我们的机会。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使全国人民,首先是军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这是致胜的要诀,也是我们全体国民革命军军人、全国人民,尤其是被敌人占领区域的人民所应当努力的。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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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委员长即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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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司令长官指阎锡山,山西地方实力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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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繁峙县境内,是内长城线上的重要关隘。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为配合国民党军固守平型关、雁门关等长城要口,在此设伏,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之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及辎重部队共一千余人。因国民党军队未按计划出击,全歼平型关地区日军的作战预案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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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垣师团指坂垣征四郎任师团长的日军第五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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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口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山西北部忻口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占领晋北的日军南下进攻太原,
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部队集中主力于太原以北的要隘忻口堵击日军,双方形成对峙。八路军在日军侧背发动攻势,袭击敌人运输线,有力地配合了忻口正面作战。十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鉴于忻口作战形成僵局,乃命占领石家庄的日军沿正太铁路西入山西,进攻太原。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晋东门户娘子关。十一月二日,忻口守军回防太原。八日,
太原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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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总司令指卫立煌,忻口去战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会战中担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兼中央集团军总指挥,负责指挥忻口正面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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崞县,旧县名,今山西省原平县。原崞县县治即今原平县崞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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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堡袭击指八路军在山西代县阳明堡袭击日军飞机场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焚毁敌机二十余架,歼致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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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太铁路指石家庄(旧属正定府获鹿县)至太原的铁路,即令石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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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岸师团指川岸文三郎任师团长的日军第二十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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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二四三旅在广阳伏击日军第二十师团辎重队,歼敌近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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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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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
即今京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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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杨两支队,指宋时轮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二○师雁北支队和杨成武任支队长的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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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似指晋察冀军区第三、第四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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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驻山西的日军第一军调集步骑兵五千余人,兵分六路,由太谷、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向活动于寿阳、和顺一带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部队展开围攻。我一二九师以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在内线与敌周旋,以七六九团等部在外线袭击敌人,内外夹击,迫使各路日军分别于二十四日、二十六日撤退。此役共毙伤日军七百余人,为建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马坊即位于和顺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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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即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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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旗原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确定的国旗,后成为北洋军阀政府的旗帜。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后、阴谋利用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统治中国,华北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使用这种旗帜。
东进部队应向沧州至德州段积极动作①
(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
津浦[1]南北段仍在苦战中。目前日军已遭受严重抗击,积极配合津浦线作战使之持久,对华北形势极为有利。敌夺取徐州,有迅速转移主力来华北, 首先进攻我军的可能,将使华北形势增加困难。你们以前派出之东进部队, 应令其向沧、德段积极动作,以配合津浦北段作战。
注 释
[1]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① 一九三八年初,日本侵略军为打通津浦铁路,采取南北对进的战法,夹击徐州,企图消灭国民党军队第五战区主力。为策应友军作战,二月四日,朱德、彭德怀电令晋察冀军区“积极向津浦路发展”;五日, 又电令一二九师“派出得力支队出平汉线,向津浦线袭扰”。两部依令派出东进部队。这是朱德、彭德怀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晋察冀部队的作战方针①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
(一)估计进党城之敌,有充分可能进占阜平,对紫荆关至涞源方向亦须注意侦察。
(二)对当前作战方针,基本上同意你以前意见。惟敌兵力过大时,应采取拖疲敌人,坚壁清野。利用山地以极小部队在正面阻击外,主要的从敌侧后寻求机动,尾击敌人,逐渐削弱敌人。集中自己主力,在有利条件下, 求得消灭敌之一部。切忌过早疲惫自己主力。
(三)邓华支队[1],目前应积极向宛平、卢沟桥之线有力活动,赵同支队[2]似宜迅速进至良乡、涿州地域活动,破坏铁道,使敌频于应付。
注 释
-
邓华支队指一九三八年二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为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而组建的游击支队。该支队由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第三大队为骨干,一支队政治委员邓华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赵同支队指赵同(一说名赵侗)任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
① 这是朱德、彭德怀为晋察冀部队击退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冀西地区的进犯发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粉碎日军向晋东南围攻之部署①
(一九三八年四月八日二十时)
A、各兵团以机动、坚决、勇敢,乘敌分进之际集结优势兵力,从敌侧背给敌以各个打击与歼灭,以粉碎敌之围攻部署:
一、曾军[1]主力应隐蔽集结于东田镇、西营镇、上北漳地区,待敌进至襄垣以北侧击之,一部仍在原亭、夏店、甘村、五阳去积极迟滞敌进,如日军猛攻时节节抗攻击。
二、刘师[2]以协助曾军及适时打击由涉县向辽县[3]前进之敌,应即集结西井镇附近机动位置。
三,徐旅[4]及决死第一纵队[5]或打击或消灭由沁源东进之敌后,准备转至屯留以北,配合曾军、刘师作战。
四、朱师长[6]原属之两师主力,仍应集结马陵关、白壁及其以西地区, 待机以小部配合游击队积极向祁县、太谷、寿阳之线活动,扰敌、毁路。
五、曾支队[7]、陈锡联旅[8]积极向石家庄、娘子关及平汉线[9]袭扰。B、一二九师政治部应尽一切努力,动员群众参战。
综合各方敌情:
一、一○八师团步兵两联队及工兵、炮兵各一联队及辎重联 队多部,集结长治、潞城地域,一部约千余人于八日十二时向原亭前进,至黄昏时进抵亭,仍与我曾军一部对战中。该敌主力仍在长治以北地区,有经襄垣向
武乡前进可能,一部沿 亭公路进占沁县与沁源之敌会合。二、由安泽东进之敌,于八日晨占沁源,有东进模样。
三、平遥、祁县、太谷之线,近日向南集结约四千余人,可能向分水岭前进。
四、据刘师报,涉县日前由平汉线增敌二千余,共约三千,似十六师团之一部。该敌有向辽县前进可能。
五、邢台、沙河五日前到敌,似十六师团主力,近日情况不明。
根据上述情况判断,第一步敌向辽县、榆社布置围攻,已就预定位置, 如其完成其计划,第二步必向太岳山脉围攻,以巩固白晋路[10]、平汉线交通。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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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军指曾万钟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三军。当时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分别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的正、副总指挥,驻晋东南的国民党军第三军等部也归朱、彭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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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指刘伯承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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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县,旧县名,今山西省左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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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旅指徐海东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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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死第一纵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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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师长指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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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支队指曾国华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五支队。[8] 陈锡
① 这是朱德、彭德怀给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的电报。
联旅指陈锡联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9] 平汉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10] 白晋路是当时山西省东南部由祁县的白圭到晋城的一条未完成的铁路。
准备转入山地与敌作持久斗争①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十七时)
一、敌集结优势兵力打通津浦路后,可能转移主力于华北,此时,我们亦必须及时转入山地,准备与敌作持久周旋。
二、用一切方法与努力将铁道两旁之粮食搬入山地。至少半年以上,购买足够吃之半年的西药、通讯器材以及布匹、棉花。
三、乘敌空虚放手在路东消灭与瓦解伪军及其伪组织,大量收集购买武器、弹药,在统一战线原则下筹一批经费。
四、聂区[1]由娘子关至门头沟六七百里长之大山,必须分段储存上项军需品。一二九师太行山亦须有计划地储存。
五、山内公路必须有计划地销毁而不是掘断。运用敌之大烧大杀教育群众。大道两翼之粮物必须有计划地搬开。
六、曾支队[2] 送聂区之三万元,仍应约定接送地即时送去。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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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区指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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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支队指曾国华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五支队。
① 这是朱德、彭德怀给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关于战略问题。
(一)持久战。持久战是否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呢?也许有些人还在怀疑着,其实这是多余的,我们对这一战争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和信心,认为取得最后胜利,是有充分把握的。无可否认,敌国地小人少,但因有数十年的准备,故企图用速战速决的战略,早些解决战局。而我们相反,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适于用持久战的韧性战斗,以打破他们的计划。并且我们是民族革命战争,一面生产,一面作战,同时建设新国家,除去以前的弊端,使经济、政治步入正轨,在艰苦困难中,改良我们的军队,加强我们的武力。我们坚决地相信,持久战是可以战胜敌人的,最后胜利是有把握的。兹提出几个问题以资例证:
人口对比——日本人口七千万,壮丁不过六七百万。我们的人口是四万万又五千万人,壮丁有四五千万。持久战先决的条件便是人口,中国人口多, 也便是坚持持久战最好的基础。
经济对比——我们中国军队是以吃苦耐劳见称,一个弟兄,每天一元钱的消费就够了,而敌兵一人一日约需四十元。同时,中国是农业国家,每十人生产可供一人打仗;我们的农业、工业、手工业,在敌兵未到的地方或在敌人的后方,都可以随时随地来生产,随时随地地力求发展与改良,以供应我们的费用。我国虽穷,却有穷的打法,敌人是暴发的工业国家,情形可就大谬不然了。
政治对比——敌以武力侵略,亡我国,灭我种,除少数不肖之徒,甘愿作奴隶外,我民众没有不同仇敌忾、努力杀敌的。相反地,敌国士兵,抛乡背井,离父母,别妻子,被迫到中国来,自己得不到半点利益,进退都是死路,没有热情,没有信心,这怎样能够持久下去呢?况且这野蛮国家,为世界和平人民所反对,这更是不能持久下去的原因。我国为自身的生存,为民族的解放,为世界的和平,努力奋斗,抗战到底,这些都是持久战最好的条件。
武器对比——日本的武器,确比我强,但我应用游击战和运动战,利用机会,找他的弱点,袭击他的侧背,敌虽有精锐武器,也减少效用。同时, 我们的武器在战斗中也逐渐加强着。
交通对比——敌军补给来自本国,路线冗长,处处被我破坏。利用局部战术,使其交通断绝,一旦敌接济不来,即不得不被我击退。
以上五项比较看来,持久战之成为我们的胜利之途,当无疑义。
在持久抗战中,团结新的力量。以往我们的战术是抵不过他们的,所以我们有相当的损失。现在我们改用新的战法,在战斗中,组成许多新的力量, 这些新力量的成长,可以说都是日本的侵略逼出来的。这种力量,在艰苦的持久抗战中,将产生出无比的强大的生力军,也可以说是无穷国防力量的生长。这力量是我们在战斗前不曾想到,尤出于日本盗寇的意料之外的。在持
①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下旬,朱德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返回前方,途经晋西吉县时,拜访了驻在那里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并应邀在晋绥军校尉级军官训练团作讲演,这是讲演要点。本文原载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新华日报》重庆版。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久的战斗中,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得到了最可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在经验和教训中取得了新的战术,在艰苦中建立了建国的基础。(二)全面抗战。全民的全面抗战,过去没有做到,现在已经逐步地向着这条路上走了。广大民众的组织的发动,军民打成一片等现象的形成,这都是走上全面抗战的基础。这种形势,完全是由于民众保卫他们的家乡的动机促成的。因此,我们的队伍越打越多,越打越强,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的各种方法去对付并打击敌人,陷敌于疲于奔命的状态。自然,这种成果,不单是靠我们的武力,而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争取到的,如利用良好的地形,建立游击根据地,把当地的党政军民组织起来,作为坚强的堡垒,使敌人机械化的武器完全失效。在这种条件下,使我们全国的人民,打仗的打仗,种地的种地, 生产的生产,敌来就打,打回来就休息。这样坚持下去,建立许多抗日的根据地,不用说,我们的国家将会在持久抗战中,一步步地健壮起来。
组织新军队——战争既是长期的,因此,在长期的战斗中很可能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作战的方式也逐渐正规化, 游击队遂变成许多新的国防军队伍。(三)怎样争取主动。过去的战争,都是摆开架子打,敌攻我守陷我们于被动地位,所以,我们吃了亏。经验教训启示了我们,现在已由被动变为主动,使我们知道在战斗中,不固守一点, 专找敌人的弱点和空隙,也就是它打我不打,它不打我打。但这须先使作战部队有政治基础,每个战斗员都知道为争生存而奋斗。这样,自然就能争取到主动。过去许多部队,无上级命令,就不敢移动;现在是分散布置,得不到上级的命令,也要自动地去打敌人。这样打来打去,使敌兵满心恐怖,发生动摇,失败自难幸免。我们有广大的土地和人民,到处都可以建立我们的根据地,使游击战、运动战配合起来,则侧面、背面固可主动, 而正面亦可依山势或别的有利形势,成为主动。
以上所谈关于战略部分,虽然简单,但只要我们能彻底实行,当然也就可以获得胜利的把握了。
其次,关于抗日战争的战术部分——由于一年来作战的经验和教训,知道敌以优良武器,用锥形战术来攻击,我因武器不如人,而不得不用多数的部队来抵御。这种战斗虽使我们受了相当的损失,但亦得了许多的教训,而使用夹击的方法,以摧破敌人。敌见用锥形的战斗不得逞,随即改变迂回包围攻击,但效力就小得多了。第三期抗战[1],敌小看我们的战斗能力,由旅团而降至大队为单位,专找我们的主力打,到处骚扰。韩候领之役,敌即是使用这个战术来攻打我们的。它以为打破了我们的主力,就可以完全制服了我们。不用说,这企图是陷于失败了。战斗的结局,使它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却得到了很好的收获。今后,我们的战术要:
(一)指挥的机动性。指挥官下达命令,以具有命令的机动性为原则, 对下级不下死命令,处处给下级指挥官留活动余地。然后,各级指挥官依据指挥的机动性,详察上级指挥官的意旨与企图,随机应变,因时制宜。如此, 当可变更战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而达成我们的战斗任务。如果谓因命令的灵活运用而达成所谓“游而不击”等弊端,则我们可以说,革命军人既有正确的政治认识,既为争取祖国的生存而奋斗,是不容许有这种现象,也不会有这种现象的。无论进攻或退守,都要机动,都能机动,才有战胜敌人的把握。
(二)秘密是保持机动的要着。因科学的进步,我们的有线电、无线电
均随时有被敌人窃知的危险,尤其因为汉奸、敌探、间谍密布,消息很难封锁。因此,我们必须认真保守机密,使敌无法察知我们的行动,自然,我们可以运动自如了。
(三)迅速为游击制胜之要决。一个战役的结束要快,行动要敏捷,迅速确实,飘忽无定,使敌不知我之主力所在,我们的运动自如,才有歼灭敌人的把握。
(四)坚决为各级干部必须具有的条件。一个战役须速战速决,处置果断。千万不要游移不决,对于敌人不能取全部的胜利,亦必须保持战役中一部分的胜利。
(五)突击。战略是守,战术是攻。运动游击是进攻的战役战斗,这种战斗要以攻为守,处处争取主动,在敌人未展开以前,实行突然袭击,是战胜敌人的第一要诀。
(六)防御。应实行运动防御。运动防御这个名词,战术上是没有的。这个防御的方法是,处处断敌交通,用各种方法佯攻。即如我在远处,以少数人打它,等敌人费了半天工夫,展开大部队时,我退一个山头再打,如此连续下去,每一次我们都是运动自如,而敌人却到处徒劳兵力。这样,就达到了我们运动防御目的。其次,两面夹攻也是防御之一。
(七)进击。不要有形的进击,也就是说不要顺敌退路直追,因为这种追击方法,恐要吃亏的。主要的应该是,随时顾到自己的实力,抽调少数精锐部队进击,而以主力部队绕袭敌之侧背。
(八)退却。普通的退却是朝向敌人的对方退,也就是沿着大道退,这种退却,是最容易吃亏的。我们的退却却要走小路、爬山,绕到敌人的后方, 把退却变为进击敌人,打敌人的后尾。
关于怎样建立新军问题。过去新军的成立,常有招兵买马的现象,并经过长期间的训练,然后,才慢慢地建立起来。这种建立新军队方法,在目前是不够的了。新军是打仗练出来的,就是营盘里的训练也必须与实际战争相联系,尤其处在民族革命战争的现阶段,建立新军,必须发动广大民众参加, 组织自动力抗日而来的进步分子,造成抗日的武装部队。这样队伍一股的干部,虽然是老百姓,但一样可以打胜仗。其原因很简单,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差不多都是本地人,都熟悉当地的地形,他们为着保卫自己的家乡和祖宗的坟墓来打仗,他们的技术都是由战斗中学来的,虽然不懂军操,然而确能打仗。由于他们艰苦耐劳的精神,既能忍受饥寒,又能在饥寒中进行打仗。跑得快,打得灵活,日本军队虽然看不起他们,但他们却能制日本军队于死命。他们以少数部队打击敌人尚可,但以大部队与敌人作正规战就不可能,还须利用空闲着的时候,来训练他们,首先用政治力量,训练他们团结,教他们识字,使他们知道要想战胜敌人,须要有政治力量的提高。一个抗日的战士也必须在政治上去努力。尽可能地多多地培养干部,用自觉的纪律,用大家互相勉励不犯错误的精神,推动新军的训练走上正确的轨道。
纪律为游击队的精髓,也是游击队中必须要严谨地建立起来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内部须经常的开会,讨论遵守纪律问题,以训练干部与民众合作。要知道游击队纪律好,始能发动民众增强游击队的生力军。
游击队管理的问题。游击队在军队系统下,还要一个政治系统,两相配合,始能作到真正有好处。另一个系统就是党,用党员来领导队伍,党员在队伍里起模范作用,各方面切实合作起来,连长与指导员合作,只要运用灵
活,无论是怎样困难,都能克服。成立国防军,争取最后胜利。注 释
[1] 这里所说的第三期抗战,当时指一九三八年六月至十月间的武汉保卫战。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当局通常把卢沟桥事变到南京失陷前称之为抗战的第一期,把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称为抗战的第二期,把保卫武汉称之为抗战的第三期。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训词中,才改变这种分法,而将武汉撤退、岳州(即岳阳)沦陷之前称为第一期抗战,在此之后称为第二期抗战。
论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
总 论
第一节 游击战争在抗日自卫战争中的重要意义
一、抗日游击战争的定义—— 抗日的大众战、民兵战
抗日游击战争,这已经是传遍全国的一个新的名词。有不少的人在议论它、研究它。书局里出版了许多书籍论述这个问题。许多爱国人士、民族英雄,已经在把它付之实践,例如东北的人民革命军[1]、义勇军[2]。晋西北、晋冀察、山东、河北、绥远[3]以至上海的郊外,抗日游击战争也已经广泛地发动起来了。
以上这些事实指给我们,对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予以深刻的研究,实为必要。
抗日游击战争,它为什么会自然地而且广泛地发动起来?这种战争的实质是什么?它应该有个什么正确的定义?
事实告诉我们:抗日游击战争,并非谁能故意制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也没有力量能够把它取消。它是一种时代的产物。苏联出版的《游击队怎样动作》一书上说:“游击队是不大之武装的游击支队,当某一个领土被敌人占领时,这一支队即在该敌人后方动作。”又说:“在一切战争当中,人民或人民之某一阶级都是有充分理由来热烈仇视占领其国土的敌人,所以战争是激起人民之游击运动的。”在中国目前具体情形之下,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 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寇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不愿做亡国奴,他们或者有武器,或者没有武器,或者有军事人才,或者没有军事人才,他们不管这些条件,就在敌人远近后方或者敌人将到的作战区内自己动手干起来。或者,经过抗日政府与抗日军队,有计划地分派出正规部队担任游击的任务和组织民众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队就在这中间形成起来。它包含着各种抗日的社会成分,得到全体同胞的拥护。每个抗日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史诗。
由此可见,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这一历史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它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它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敌人。
抗日游击战争的定义因此应当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我们指明它是抗日的,以与其他的游击战争分别开来;我们指明它是大众战或民兵战, 以与正规武装部队的战争分别开来。
但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与抗日正规军的战争有着区别,这两者之间也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存在。一方面,抗日游击队当它长大起来,或者几个游击队集中在一起时,也能作较大规模的战斗;另一方面,正规军队,只要它与群众有着很好的联系,得到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它也可以分派出小的甚至相当巨大的部队,进行游击战争。
① 这是朱德抗战初期的一部著作,部分章节曾于一九三八年初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陆续发表,同年十一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单行本。全书共分三章十七节,这里收入了第一章和第三章的前两节。
抗日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一种形式和一个阶段。
抗日游击战争,更值得我们全国同胞和一切支持正义的人去同情和赞助。抗日游击队处在敌人后方,他们的斗争非常困难,他们有的几乎以赤手空拳抗击强敌,为我民族争光辉、争人格。对于艰苦奋斗的抗日游击队,我们全国同胞,当然更应钦敬他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抗日游击战争是抗日的大众战、民兵战。现在我们要指出几种对于抗日游击战争不正确的了解。
第一种,以为抗日游击战争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我曾经看见一本书,举出三国时诸葛亮[4]的战例来说明游击战争。据该书著者的意见,抗日游击战争似乎是军事天才如诸葛亮的发明,而不是一种群众运动。这种对于抗日游击战争的了解,可谓一窍不通。抗日游击战争,绝对不是某个军事天才的独得之秘,或者什么奥妙无穷的东西。抗日游击战争,本质上是抗日的群众运动,不过它是群众抗日斗争的一种最高方式罢了。离开了群众,就根本谈不上抗日游击战争,而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部秘密就在乎它是一种群众运动,一种群众抗日自卫的武装斗争方式。
第二种,以为抗日游击战争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游击战争或军事天才诸葛亮等所发明的若干战法一样。这种说法,有一部分道理,因为现代的抗日游击战争,其反抗性和一些战法的原则(如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之类),是与历史上的许多游击战争大致相类。但这里有一个大的不同:过去中国的游击战争,一般是以刀矛相战,与现在以劣势武装对现代化军队作战的抗日游击战争大不相同。所以,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应从现代的游击战争中,从一八七○年普法战争[5]中,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6]中,从中国十年来的国内战争[7]中吸取经验教训,而更把这些经验教训,在新的条件下加以研究,使之完全适合于全国一致抗日的新条件。
第三种,以为抗日游击战争即是十年来的国内游击战争。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理由。因为第一,现在发生着和发展着的抗日游击战争,的确从过去十年的国内游击战争中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第二,它的干部中的确有一部分是十年来国内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不但如此,而且这种说法犯了很大的错误。它看不见现在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唯一敌人的,与过去的国内游击战争大大不同。它看不见对过去的国内游击战争,我国的人民不是全体都同情的,那时游击队的队员, 也只包括工人、农民的成分。现在的抗日游击队,则得到我国无论哪一个阶级的同情与拥护,它的成分包含着各阶层不愿当亡国奴的分子,虽然其中主要的成分还是工农。它也看不见抗日游击队不是过去为苏维埃、为土地革命而奋斗的武装,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是为团结全国一切同胞战胜日寇而奋斗的武装。对于抗日游击队与过去国内游击队的分别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抗日游击战争既然是群众运动,那末,任何地方,凡是有了这种群众运动的,有着军队的帮助固然能够发动起游击战争来,没有军队的帮助也未始不能发动起来。抗日游击战争既然包含着各阶层的分子,为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而奋斗,它就能更广泛地发动起来,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赞助与拥护。
二、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
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仅仅依靠游击队,谁也知道是不够的;必须有政治坚定、指挥统一、装备优良的数百万正规的、现代化的国民革命军作为主力才能达到目的。
但是,我国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究竟是弱国反抗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军事技术方面我们处在劣势地位,我们用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主要因素,乃是政治上的理直气壮和人力方面的无穷源泉。正因为如此, 抗日游击战争即是抗日的大众战、民兵战,成为我们抗日自卫战争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争取这一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试举历史上的事实来证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一八一二年俄国发生“祖国战争”[8]的时候,由农民和小部队的军队混合编成的游击队或单由农民编成的游击队,竟然完全破坏了法国军队的后方工作系统,并且,使法军几乎饿死。一八七○年普法战争的时候,德国军队占领了法国一大部分土地,那时有种未编入法军的义勇武装队,叫做“自愿射手队”,曾给德军后方及其独立支队许多打击。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的时期中,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地方以及在邓尼金[9]将军及波兰人[10]之后方等的红色游击队,不仅时常破坏了和停止了敌人的后方勤务,并且时常阻止了敌人的正式进攻,且于白党将军退却之际更将其被击溃的部队一网打尽。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高尔察克[11]、邓尼金及波兰军、日本军[12],为要和这些红色游击队斗争起见,不得不从战线上抽自己的精锐部队,因而减弱了自己战线的兵力。在中国,十年的国内游击战争,创造了正规军第八路军。东北的数万人民革命军、义勇军经常牵制着数十万日伪军,使日伪在东北的统治不能稳定, 使日寇很困难甚至无法榨取东北的资源。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具体地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在于抗日游击队是民众抗日学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宣传者和组织者。抗日游击队从民众的群众抗日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抗日游击队的本身,就是民族英雄、爱国志士的集团,也是他们训练自己的场所。抗日游击队与民众的关系,就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一样。抗日游击队如果脱离民众,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就休想在敌人远近后方存在,它迟早会被敌人消灭。因此,抗日游击队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把自己变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发动和团结广大的民众起来抗日,起来自卫。在这样的行动中,就把广大民众教育成为抗日战士,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极宝贵的工作,增添了无限的力量。
第二,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部分地恢复国家领土和维系失地的人心。抗日游击战争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发动和发展起来,那里本来已经没有我国军队或者至少没有我军主力,那里已是被敌人占领的地区,或者至少是有被敌人占领可能的地区,那里我国政权机关已经不存在或者已在危险中,那里敌人已经或者将要组织起傀儡政权。在这样的地方,游击战争的发动和发展, 根据地的建立,游击行动的进行,将使那里的一部分领土、一部分人民重睹光辉灿烂的祖国的旗帜,重新恢复自己的政权,发扬他们的民族意识,因而奠定了基础和信念,准备下力量和条件,使这块土地和民众终于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第三,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使日寇无法从它所占领的地区中取得人力和资财的补充来灭亡我国。日本帝国主义是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是泥脚的
帝国主义。它资源缺乏,人口又少,它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就想在那一部分领土上立即取得资源和人力的补充、商品市场的独占,以便更进一步来占领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广大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将使日本强盗这种如意算盘完全打破。越是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得广大,敌人就越是不能榨取占领区域的资源、人力和独占市场来作为进一步侵略的本钱。敌人在占领区域组织汉奸傀儡政权来代它维持统治,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动,就使汉奸傀儡不敢抬头。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对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致命的创伤。如果对于抗日游击战争这一作用估计不足,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第四,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抗日游击战争的发生和发展,使敌人士气消沉,这就已经给了我国正规军以帮助了。对于打运动战的正规军队,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几乎是保证其取得胜利的最主要条件,因为它可以隐蔽我正规军的运动,侦察敌人,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在作战时钳制敌人的增援部队或者造成我军进攻取得胜利的良好条件。对于我扼守要点的正规军,游击战争可以相当截断敌人的后方运输、弹药、粮秣和有生力量的补充,袭击其兵站等,使敌人的机械化兵种减少威力,后方的死伤与损失甚至超过前方,后方维持交通的兵力等于前方作战的兵力,陷敌于进退维谷、异常困难的境地。忻口战役[13]便是这种配合的例证之一。一般说来, 特别因为我国比起日本来是一个弱国,在当前的技术之下,单靠守备部队的顽强抵抗而战胜敌人的事,应当视为例外。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种的配合,是战胜敌人所必须采取的战法,是每个优秀的军事家所应当郑重考虑的原则。
第五,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抗日游击战争是民众的抗日学校,特别是民众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学校。那里是千千万万最勇敢、最坚决、充满民族意识和朝气的黄帝子孙,他们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个人的利欲,而是为了民族的生存,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几乎是赤手空拳地起来搏斗。任凭敌人怎样凶狠,也丝毫不能动摇他们的决心。他们的精神,真是动天地而泣鬼神。那里能训练和锻炼出百折不挠的铁汉、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从这种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队伍,补充到国民革命军中或者创立成为新的兵团、他们的胜任愉快是毫无疑问的。抗日游击队的前途,是保卫中国抗御日寇的正规军队。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发展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实为我国各界志士极其重大、极其紧要的事业。我们诚恳地希望政府和各界来努力地采取具体办法,协助、奖励和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
三、反对污蔑抗日游击战争
虽然抗日游击战争有上述的重要性,但是它仍不免被若干人所误解。汉奸托派[14]亲日派,则更故意想出种种办法来污蔑抗日游击战争。
托派张慕陶[15],在各种企图失败之后,现在正在计划收编土匪和用极左的口号欺骗农民,组织他的“游击队”成为汉奸武装,为日寇效劳。托派正在徐州帮助日寇组织别动队,而另一些托派如叶青[16]之流,却在攻击和诋毁抗日游击队,称它们为“土匪”。托派们用危言耸听的话来恐吓某些人们,挑起他们对于过去国内游击队的恐惧心理和恶感,而若干人竟居然受其蒙蔽,也对抗日游击战争起了误解。
再则、有少数自私自利之徒,他们不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为了骗取委任状,也来组织游击队。这种游击队组织起来之后,
扰敌不足,扰民有余,最后自然只有归于失败。这种人,与其说是组织抗臼游击队,毋宁说是破坏抗日游击队。
第三,有许多好心善意的人们,因为看到抗日游击队中成分复杂,有若干不良的分子在内,因而对于抗日游击队多少发生疑虑。我们不否认,抗日游击队中会包含若干社会出身不良的成分,而且,这些成分如果占着领导地位,就会坏事。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在全民抗日的大潮流中,有一部分社会出身不良的人参加抗日游击队,乃是难免的事。我们所应当注意的, 是去改造他们,诱导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弃邪归正,变成为民族而奋斗的战士,却不能因为有了这种社会成分,而否认抗日游击队的光明前途和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中的重大作用。
第二节抗日游击战争的诸要素
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在这五个要素的具体条件和敌我的对比之下来定出具体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争也当然不能例外。唯武器论者的根本错误,是在他们只看见武器一个要素,而完全看不见其他要素。
有一种意见,由单纯军事观点出发,以为游击战争除了灵动机巧的战术而外没有旁的东西。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游击战争与别种战争一样,要能完全适当地运用和发挥上述五个要素,尤其因为游击队在某些要素上特别薄弱(例如武器的不精良、不齐全,经济的困难),所以更要善于发挥五个要素的特质,适当地运用它们,才能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以战胜敌人。游击战争与其他战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这就是说,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下面我们来把游击战争如何适当地应用五个要素的问题一一加以考虑。
一、政治战争
一切战争,都具备着政治的要素,也可以说,没有政治要素的战争是没有的。拥有现代化军队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劣势武装的中国,如果照唯武器论者的说法,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用不着对中国进行任何的政治战争,就可以奴役中国、灭亡中国了。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绝不像唯武器论者那么设想。日本强盗用了多大的力量,宣传“日本人口过剩”的侵略理论,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强盗用了多少力量在中国收买汉奸托派挑拨离间,以华制华,讲求所谓利用“恐日病”者,提出“共存共荣”、“东亚和平”、“剿共灭党”等等口号,这又是大家所知道的。只要读过田中奏折[17]和松室孝良秘密报告[18]的人,就可知道日本强盗丝毫不因为自己有了现代化的武备而稍稍忽略了政治要素的运用。相反地,它从前和现在都没有一个时候不在讲求如何在政治上战败中国,它从前和现在没有一个时候不在讲求分裂中华民族、以华制华的毒计。
拿日本强盗对于政治战争的如此注意与中国某些政治家来对比,就可以看出这些政治家对策的程度太差。因为这些政治家觉得要战胜日本强盗,连抗日自卫的广泛宣传与教育都是多余的,都是用不着的。
由此看来,我们就可以得出明白的结论,我们应当认识政治要素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我们每个政治家,每个抗日军人,每个有民族觉悟的黄帝子孙,都要竭力于注意抗日的政治战争,就是要努力揭破敌人一切侵略政策、分裂中华民族以华制华的阴谋,要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想到我们比起日本来是个弱国,想到我们所进行的是进步的革命的战争,我们就
更要注意政治战争了。
尤其是游击队,如果不注意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想单纯地拿刀矛对抗敌人的飞机、坦克,是没有不被消灭的。抗日游击队必须最正确、最灵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认识到这是自己的第一件最宝贵的武器,认识到政治战争的胜利虽然是眼睛看不见的,但其实际意义却等于缴了敌人许多枪炮,甚至还不止此。
政治战争的要点,第一,在整顿内部,除去内部队员中不正确的观念和坏的习惯行为,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无论如何不会瓦解,任何的风浪都能经得住,吃得起。抗日游击队如果以升官发财、大吃大喝,以个人的光荣为目的,是不能团结的。只有以同一政治目标,完全站在保卫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以求得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最后胜利,才能把抗日游击队团结成为坚强的队伍,才能号令如山,上下一致。个人自私自利、闹意见、闹派别、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人,不配当光荣的抗日游击队员。
政治战争的第二个要点,是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如果抗日游击队不能团结群众、维护群众利益,不能使群众成为游击队的良好依托,那末,这样的游击队将会没有出路。抗日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在水中才能生存和长大,抗日游击队有了群众依托才能生存和长大。鱼一离水就死,抗日游击队一离开群众也就无从生存。抗日游击队是由群众之中生长起来的,而不是从群众之外来的东西。就是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也要做到使当地的群众认为这是自己的队伍,是与自己切身痛痒相关的队伍,才能生存和发展。
团结群众的政治中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强盗侵略中国,半壁河山已经丧失,亡国的危险临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即使过去有着怎样的深仇积怨,便算是杀父之仇罢,在这大难当前的日子,也不应再记往日的仇恨, 而唯有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的原则下和衷共济,为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才是出路。不但应当不记过去的仇恨,而且要撇开对于将来的惧伯。因为今天的问题是亡国不亡国的问题,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合则同存,分则俱亡。如果为了自身的富贵, 以一己的私利,惧怕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惧怕群众的发动,这是不怕做亡国奴的人们才干得出的事情。
团结群众的最重要工作,就是抗日游击队政治纪律的优良。要做到不拿同胞一针一线。要实行进出宣传,打扫清洁,借物要还,损物要赔,买卖公平,讲话和气,不乱拉屎,尊重习俗等八项注意。
政治战争的第三个要点,是瓦解敌军。对于与我作战的日军及伪蒙伪满军队[19]、保安队等等,估计到它们的士兵和一部分长官是不愿当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的牺牲品的,他们或则思念家乡,或则不忘祖国。抗日游击队应当用种种方法,如散发传单到敌军之中,喊话(用他们所懂得的言论),联络伪军里亲戚朋友等等,揭破敌人欺骗的政治宣传,指明侵略中国是于他们无益而有害,使他们知道自己是帮助敌人——日本军阀来打自己的朋友,使他们明了我们抗日自卫战争的政治意义,说明我们与他们之间并无仇恨,说明即使他们战胜了,他们也是一样的受苦,说明他们只有用革命的败北主义—
—掉过枪口来杀日本军阀和汉奸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用这种种方法,使他们不反对以至同情我们的抗日自卫战争,使他们厌恶以至反对丑恶残暴的进
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军阀和汉奸。
对于敌人国内及其殖民地的工农运动、反战运动要与之取得联系,取得互相的帮助。
抗日游击队必须牢牢记着,如果舍弃或者忽略上述的工作,要想用粗劣的原始的武器来战胜强敌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连自己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没有可能。因此,把抗日游击战争要素的政治战争这一武器,提到最主要的地位,吸收全体队员不懈怠地来进行政治工作,使每个队员都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每个队员都成为抱着牺牲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到底的民族英雄,更希望造成为具有天才的优秀政治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二、经济战争
我们说,抗日游击战争,它的主要要素是政治要素,要竭力发挥它对于政治要素的运用,但这并不是说,政治即是游击战争的一切。我们还要考虑到其他四个要素。现在让我们考虑第二个作为政治的基础看的要素——经济。
只要看看田中奏折,就可知道日本强盗侵略中国,其目的是在夺取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无限宝藏。一方面使日本的财阀得以大肆剥削挖取,以挽救它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在中国夺得的资源以进一步占领整个亚洲, 征服全世界。
就目前的形势来说,日本强盗已经占领我东北四省[20]、华北五省[21] 的主要部分和江、浙、皖的富饶区域。日本强盗贪馋无厌地占领这些地区的目的,一来是要竭力榨取这些地区我国同胞的膏血,来挽救它的经济危机; 二来是要利用那里的资源作为侵占整个中国的军费;三来是为的削弱我国的经济力量,使我国经济上不能持久作战以致向它屈服。在作战中,日本强盗更利用夺取我们的粮食、武器、军用品(尤其重要的如汽油)来加强他们自己和削弱我们。
自从“九一八”[22]以来,我国不战而失去东北四省和冀东、察北。资源的损失,仅在东三省即达到一个巨额。这一庞大的资源和三千余万人口的市场,未经摧毁而落入日本强盗之手,成为日本强盗用来继续侵略的经济武器,实在可惜。所幸东北同胞,组织了数万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不让日本强盗在那里安然开发资源和利用市场。相反地,日本强盗为了维持东北的“治安”,却要派极大的军队,耗费了许多有生力量和每月数万万的军费。“九一八”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半年之内,日寇为了占领东北,只花了三千万余日元的军费,而为了对付东北的游击战争,却要花更大的军费,总计自“九一八”到去年三月,日寇的军费消耗为十一万万日元。
卢沟桥事变[23]以来,中央政府决定抗战。虽然在我国方面来说,经济上损失相当重大,但在日本方面来说,更是得不偿失。日本强盗侵华军费达到每个月五万万日元的巨额,一个月的军费,比之“九一八”日寇占领整个东北六个月战争中所用的军费超过十数倍。尤其在江苏。浙江。山东等地, 因为我中央政府定下破坏敌人占领区域的一切重要产业的“焦土政策”,日寇不但不能取得我国的重要产业,而且,仅仅山东一地日寇的直接损失就达二万万日元以上。这种打击,对于泥脚的日本帝国主义,实在是极其重大的。
日本强盗在占领华北主要部分和江、浙、皖富庶之区后,曾努力推动汉奸和亲日派进行所谓“和平运动”,宣传“安居乐业”。这一“和平运动”
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取得余闲来开发和掳掠华北经济。虽然日本强盗在占领华北的过程中损失不货,但如能实现所谓“和平”来开发华北丰富的资源,增强其国力,那末,今后就可能更有把握来灭亡全中国了。我最高军政当局毅然拒绝这种“和平”,坚决抗战到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告国民书发出之后,全国一致拥护。全国同胞现在都看得极其清楚,我们不但不能让日寇有“开发华北”的机会,并且还应更进一步彻底破坏敌占领区域我们所没有破坏或者未及破坏的资财,使其完全不能使用。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是非广泛发展敌人远近后方遍地皆见的抗日游击战争不可的。
西班牙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战争中进行国防建设,非但必要而且可能。西班牙的经济情形并不比我国好得多少,然而它现在已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能制造飞机、大炮、坦克等新式武器,足够与德、意和佛朗哥叛军[24] 作战之用。中华民族为了顺利地战胜日本强盗起见,亦需要采取西班牙建设军事工业的经验。但是,为着要这样做,我们必须至少要能迟滞敌人,使敌人不易于前进。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动,对于迟滞敌人是必能发生其应有的作用的。这样,便能争取时机,使我国的国防工业得以建立起来。
抗日游击战争,在经济的作战方面,是消耗日寇由国内运来的资财,尽量地消耗和夺取日寇的车辆、弹药,摧毁其交通运输和兵站等等。日寇依靠着高度机械化的武装来战胜我国,但是越是高度机械化的部队,越是依靠于后方的接济,否则,这些机械化兵种缺少了汽油、炮弹等等,不但不能发挥其威力,而且成为累赘。对于我方民间可被敌人利用的资材,例如粮食、饮水、燃料以至炉灶、用具等等,只要可移动的或填塞的,都要移动开去或填塞起来。抗日游击队的任务是要动员广大群众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以求最大限度地疲困敌人。这样消耗敌人的人马资材,使其前线不能得到补充,战地又无以征发,而失去其长期战争的能力。
抗日游击队,即在敌人后方,也可以并应该在群众中进行抵制日货工作和破坏敌人直接抽收捐税的工作。
以上我们说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整个经济战中的作用及任务。现在,我们要说到抗日游击队本身的经济问题。
为着和敌人作持久的战争,当然最好应当在破坏敌人的经济中使自己得有充分的给养和储备,或者经常不断地得到我国政府和民众的援助。但这在游击区域内是难以办到的。抗日游击队自身,应当准备在艰难困苦、弹尽援绝的情形下坚持奋斗。因此,抗日游击队必须依照下列几个原则,在经济上来维持自己。
第一,取之于敌。没收日本在游击区域的财产及夺取日军辎重、粮秣及其他资材。
第二,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
第三,要取得当地民众经济上的援助。抗日游击队为着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斗争,它是能取得全体同胞(除了汉奸托派以外)的拥护与援助的。即是贫苦的人民,也会自动地援助游击队给养。他们有时宁愿自己吃不饱,首先让游击队吃饱,自己穿不暖,先让游击队穿得暖。有钱的人也乐于资助游击队。大的富翁自愿捐出数百担粮食给抗日游击队的事并不少见,因为他们知道,与其被日本强盗抢走,毋宁给予抗日游击队。在东北,许多被迫做了伪官的人,暗地里资助游击队的也很多。抗日游击队应当忠实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每个同胞的爱护与赞助。
第四,要节省,要过刻苦的生活。抗日游击队是为民族解放,为保卫家乡而奋斗的。为着民族,为着同胞,即是半饥半饱地生活着也要坚持我们的斗争。抗日游击队的领导者对于每个队员,要把这一点作深入的解释,而领导者自己更应以身作则,作模范。要反对一切贪污腐化浪费的行为,实行官兵一律平等的生活,真正地与士卒同甘苦。这种刻苦生活的模范作用,在抗日游击队中特别重要,往往成为决定抗日游击队前途的主要因素之
三、人员战争
从人力的方面来说,每一个战争包含着人的质与量的战争。而人力的质, 又应从政治素质和肉体素质两方面加以考察。
政治素质,关系于战斗力和战争方法;肉体素质,直接关系于战斗力。在日本强盗侵略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我国的战争是民族自卫战争,与战
士的利益相符合。因此,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战士的爱国精神和具有的积极性、牺牲精神以及机动性,亦因之提高。结果,军队全体的战斗力亦愈为提高。正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之下,所以能够人自为战,增加我国军队的自动性, 抗日的游击战争也才能风起云涌地发动起来。我们在主观上更要以高度的政治工作来保证和加强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政治素质,又与肉体素质相关连。虽然在肉体素质方面,包括战士和指挥者的文化技术水准方面,我们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有着高度的政治素质,也就能求得必要的军事技术的素养和文化水准的提高。
然而,人员战争的中心一环,在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中,还是在量的方面。我国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等于日本人口的七倍以上;尤其是在中国领土内作战,每个人都是使用得上的。这是我们制胜的最重要的条件。持久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去团结这庞大无比的人力,并很好地运用它。
如何团结和运用这个庞大无比的人力呢?在战线后方发动民众的工作, 因不在这本书范围之内,我们只在这里提出而不去讨论它。在敌人后方发动和组织民众起来坚持抗战,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了。
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警觉到:现在我国人口的一半,是在敌人的后方。敌人正在那里惨杀他们,奸淫她们,剥削他们,榨取他们。敌人正在实行抽丁,组织伪军、伪保安队等,把他们当作侵略我国的后备军,当作炮灰。敌人连幼童都搜集起来运到日本去,预备养大起来再驱使和强迫他们来进攻中国。这种以华制华的毒计真是毒辣到极点!我们忠实于民族的同胞们,要坚决为争取抗战胜利奋斗到底的同胞们,看到这种现象能不痛心吗?我们应不应当想尽一切方法,使中华民族的半数同胞不作无代价的牺牲,更不作敌人以华制华毒计的牺牲品呢?我想是应当的。那末,用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除了广泛开展敌人远近后方的游击战争外,很少而且几乎没有别的方法了。
有一些好心善意的人们,他们看见日本强盗在有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区域烧杀得很厉害,因而觉得为要顾全那里同胞的生命财产起见,最好是不要去发展游击战争。这种意见不免是“妇人之仁”。试反问一下:第一,难道日本强盗在没有游击队的地区就不烧杀么?或者烧杀得稍微客气一些吗?我们看看事实就知其不尽然。南京城内没有抗日游击队,那里日本强盗两天杀人五万以上[25];江、浙、皖一带,被敌占领时没有游击队,那里据外人估计, 被杀的同胞在三十万人以上。那里的民众正在觉悟到,与其这样被杀,还不
如组织抗日游击队,索性与日本强盗拼个你死我活,反为值得,也才有生路。因此,素称人民文弱而且地形平坦的江南,现在蔓延着广大的游击运动。这是拿事实来答复了我们的好心善意的怀疑者。第二,即使说日本强盗对于没有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地区真正是烧杀得不厉害一些,难道日本强盗就不在那里抽丁组织伪军来打自己的同胞吗?如果让日本强盗这样干下去,我们的损失将是双重损失。第三,我们还要指出,恰恰在有了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地区, 民众有了经验教训,并且有了依靠,知道怎样来避开敌人,怎样来求得自己的安全,反而损失会比较小一些。看吧,老百姓都爱当抗日游击队,如果抗日游击队对老百姓有害无益,老百姓怎么会爱它呢?第四,日本强盗不惜驱其国内的四百万壮丁作孤注一掷地进攻中国,进攻东亚,牺牲其国民以图换得少数军阀、财阀的升官发财。日本强盗对它本国的人民,都不惜全部牺牲, 又何爱于被占领区域的中国人民而不驱使他们去当炮灰呢?与其大家受屈辱而死,何不大众起来与他们硬干!
由此看来,在人员的方面,我们的原则应当是:要舍得为祖国而牺牲。我们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要去广泛地组织民众,把各党、各派、各阶级、各宗教的同胞,在爱国家、爱民族的大义下团结和组织起来,为祖国而战, 至少使他们不去帮助敌人。要做到全国人民心心相印,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人自为战。只有这样的不怕牺牲,我们才能死里求生。当然,我们对于无代价的牺牲应当避免,无谓地损失一个同胞,也是我们不应有的损失。因此, 我们也不能好勇而无谋。
我们不但要把广大的同胞唤醒起来,还要把他们组织得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使各人都能真正尽他的能力做实际的工作,而不是光有一个意志。要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有自己的事情做,学生、工人、农民、商人、教职员等等各人尽其所长来做工作。
我们要争取落后的人,善于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他们不致被迫走到敌人方面去,而成为抗日的力量。只要他们不是汉奸,都应把他们争取到抗日的方面来,在行动中来帮助他们。
要实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26]的古训,不要互相恐怖、猜疑, 互相争雄、并吞,以致中敌人的离间之计。要真正做到“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十六个字。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枪炮出枪炮,团结得像同胞兄弟一样。
这样做法,我们就能保证在人员方面有一定能战胜敌人的信心,并且补足我们别的要素上的缺陷。
对于敌人,抗日游击战争的目的在消耗它的人员。
日本人口少,壮丁更少,能动员到战场上来的充其量不过有四百万。其他老的、小的、弱的、女的均不能来中国帮助作战。人员少,是日寇最大的弱点。
消耗敌方人员的方法,第一是瓦解和争取他们,第二是给以肉体的杀伤与疲劳。抗日游击队要不失时机地去不断袭击敌人,消灭其有生力量,不论大小总要求得消灭它。要去散发传单,写标语,喊口号,用种种方法煽动敌军士兵反对侵略战争。
再加以我们的人力不给敌人利用,那末,敌人是不够消耗的,我们的制胜是有把握的。
四、武器战争
敌人有着优良的武器,他们有大炮、飞机、坦克以至毒瓦斯等等。我们的武器不及敌人,特别是游击队的武器更差。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如果游击队仅靠着刀矛而不靠着别的要素,尤其是政治的要素,要与日寇作战,那末, 谁也不会有信心的。
虽则如此,武器不是万能的,武器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每一种武器有一定的效能,它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其力量,它也有可以被制服的方法。举例来说,新式武器,如飞机、大炮、坦克等,在夜间就丧失或大大减低了作用;如果夜间被袭击时,其作用反而不及短兵器,不但无法使用而且反成累赘。再例如,大炮如果来不及进入阵地、放列与开火,或者没有弹药, 就等于废物;飞机找不到目标,坦克到了山地或油用完了时,也成了无用武之地的“英雄”。
因此,抗日游击队虽然只有很坏的武器,却用不着怕敌人。游击队要尽可能地避开敌人的新式武器,因此就应当经常用奇袭的战法去制胜敌人。抗日游击队要经常地利用夜间作战、打埋伏、突然袭击、断绝敌人交通等战法。抗日游击队万万不要拿自己肉体与敌人的武器去硬拼,那是自己找死。应当找敌人的有生力量去拼,像闪电一样快地投入肉搏。敌人的人员被我杀死了, 武器再好,没有人使用,也是枉然。
抗日游击队的武器,比起敌人的来当然是劣势。抗日游击队只能有刀、矛、短枪、手榴弹、步枪、轻重机关枪,最多只有迫击炮、小炮。但武器虽然比不上敌人,如果使用这武器的人善于使用它,善于利用时机,利用旺盛的攻击精神,利用地形配合起来,必能发挥其威力。二十九军的大刀就是一例[27]。再则,虽然抗日游击队武器的质远不及敌人,但是量的方面却能超过敌人。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些而外,中国的土武器如弩箭,挨丝炮、桧树炮以及用迫击炮弹埋在地下当地雷,用硝药炸毁桥梁等等,我们都可以应用。如果抗日游击队自己相信自己的武器,善于使用自己的武器,那末,游
击战争可以战胜优良武器的敌人就不是幻想的事情
抗日游击队的武器虽则落后,但是使用武器的人不应当落后。抗日游击队一方面要使用自己现有的武器,另一方面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使用。我们的前途,是要夺取敌人各种新型武器并且自己都会拿来使用。因此,我们不能做一个落后的劣势武器的拜物教徒,如像红枪会[28]的某些师父那样用念符咒、吃打药等去挡炮子,那是无益而有害的。
五、交通战争
现代化的军队之作战,前后方是同等的重要。这是由于粮食、武器、弹药、汽车和一切机械兵种各种需要之极度增大而来的。现代化的军队,在作战时如果前后方被隔断,那末,这个军队的作战力量就要大为减弱而不能持久,甚至有全师覆没之可能。所以交通对于现代化的军队,是一个决定胜负的要素。
交通,包括运输和通讯联络。运输,又包括马路的汽车运输,铁路的火车运输,水道的轮船运输,以至飞机的空中运输。机械兵团必须有足够的运输工具与道路,接济给养、弹药、汽油、药品和输送伤病员等等。通讯联络, 则包括有线电、无线电、空中和陆地的通讯工具等。这些对于机械化兵团, 都是如像命脉一样的重要。
敌人的机械化兵团,要有很好的交通,要能善于利用其交通,要能有把握地保持其交通,然后才能发挥它的威力。抗日游击队就与之相反,利用交
通不灵便的地方为最有利。
但交通并非不可变的。可以修理,亦可以破坏和阻塞。因此我军对于敌人的交通,要经常进行破坏,使敌人的交通由最便利的变为不便利的。除了飞机交通游击队不易破坏以外,其余各种交通,我军要发动广大群众和多数游击队,尽可能地破坏它,使敌人不能利用。由于在敌人后方把敌人的交通阻塞,使敌人前线上的部队作战困难,使我军正面作战的部队容易取得胜利, 这就是一件大功劳。对敌人作战,前方后方是同等重要,如使敌军前送后送均感困难,对于我们正面作战的胜利有决定的意义。因此破坏敌人交通的胜利,也有同等的功绩。
在地形方面,游击队利于在山地、水沟、洼道、断绝地、村落等机械兵种不能行动或难于行动的地方活动。游击队必须尽量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战斗,争取自己的胜利。但是只要群众组织得好的地方,即依靠民众为堡垒, 在平原开阔地也可以进行游击战,如同蒲路、平汉路线上均能进行,不过要更灵敏活动些。
六、结 论
总结上面所说,我们知道,凡是战争都是依据上述的五个条件——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来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争更要依据这些条件,善于把它们密切联系,配合运用,这即是很好的战略战术,这样才能得到胜利。
游击队武器不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质量虽然差,却因为可以应用各种武器的缘故,数量上是可以多的。因为武器不好,所以作战时第一须利用地形,利用夜间或特殊天候来补武器之短,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武器的地形来发挥自己武器的效力。我们抗日游击队的武器,是利于近战、利于白刃战和突击的,故须秘密迅速地接近敌人。我们不但应利用地形的好坏,还要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不仅要知道一切的道路,而且要知道何处高低不平、何处有树林村落等等。
人力,是我们优越的条件,尤其是数量上要多。不论男女老少,不论什么职业、什么党派、什么宗教,都要争取他们积极地或消极地、公开地或秘密地来帮助、掩护和拥护抗日游击队。抗日游击队能存在与发展,主要的是依靠着人民做自己的堡垒,而不专靠武器与地形。不要以为没有好的武器就不能战胜敌人。因为主要的要依靠人民的堡垒,所以政治要素非常重要,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敌人用以华制华的毒计分化我们,驱使汉奸托派来进行种种挑拨离间,企图收得渔人之利。我们要不上他们的当。抗日游击队有了群众,再有了一点武器,有了相当的地形,就可以经常打胜仗。
因为游击队的广泛发展,游击队的人数是会增多的。他们在经济方面, 比较困难。在隐蔽方面,大的游击队也不容易。抗日游击队不仅破坏敌人的经济,还必须注意于夺取敌人的辎重、武器、资材、粮食来补充自己,养活自己。抗日游击队的生活,必须刻苦耐劳,要过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在衣不暖、食不饱的状况之下,也要抗战;就在没有一文零用钱,没有一文薪水的情形下,也要抗战。队长和政治上的负责人员,要以身作则,生活与队员一样,真正把“与士卒同甘苦”这句话切实兑现。有着升官发财心理的人,自己必须把这种观念改变。抗日游击队要有好的群众纪律,就是怎样困难,也宁使自己困难些,不取同胞的一针一线。要维持人民的生活,保护人民的利
益,把人民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关切他们。这样,才能与民众打成一片,才能获得必要的条件来生存和发展。
抗日游击队的队长和政治负责人,他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困难的,都需要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本其爱国热忱,本其保国卫民的忠心,团结群众,收集武器,战胜困难,白手成家。有了这样的热忱,有了这样的忠心,就算是赤手空拳,也必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加以部队能够严守纪律,保护群众,战胜日寇,就必能取得群众的帮助。
抗日游击队的领导者,不简单是军事人才,而应是善于运用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等五个要素的领导者,要能在实际的环境中具体应用这五个要素来决定当时对敌的战略战术。同时,他们要有最高度的政治认识,经常留心国内国外情形的变化。他们要领导政治工作,时时刻刻昼夜不停地在自己部队、敌军和民众中进行政治工作。手头要写,口头要讲,要抓住有关政治的事实给以正确的解释,并作宣传。所以他们也就是民众的教师。
抗日游击队的领导者,要懂得组织群众。如果群众只有对付日本的心思而没有组织,也就不能抗日。
每个抗日游击队的领导者,能够这样做,游击队就能发展,能壮大,这是确有把握的。游击队的领导者在军事上固然要有特长,但如果只懂军事而忘掉其他一切条件,不去运用,专靠政府补助,发给枪支给养,拨给人员拿去打游击,打完了就会没有的。如果想升官发财找自己的出路,不以武器对付敌人而对付老百姓,这就会使抗日游击队极其尊贵的名誉丧失净尽。这是最卑污的行为,想要如此来组织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
在抗日游击队初成立的时候,并非每个队长和政治工作人员及其每个队员都能做得很好的。游击队中,也不可免地有一些分子,他们有自私自利的思想,并非为了忠心爱国而是为了谋自己出路而来的。这样的抗日游击队, 这样的分子,是会使群众对他们发生不满的。但这并不可怕,并不因此就应当把抗日游击战争整个地加以否定。我们不能把抗日游击队当作圣人一样看待,某些错误是不可免的。只要在工作中求进步,只要领导得好,使抗日游击队有训练,培养其民族意识与政治认识,清除个别的坏分子,使游击队日益改善起来。我们这样做,就能把游击战争广泛地发展起来,把抗日游击队到处建立起来,把抗日游击队变成为一个民众大学校,日本强盗就会怕起抗日游击队来了。
所以,抗日游击队不是神奇古怪的东西,也不是过去国内战争时期的游击队,而是爱国救亡的人们大家都懂得去组织的,是大家能够去组织的,是为大家而奋斗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之毫无办法的群众性的武装组织。
问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爱国的热忱和对民族的赤诚的忠心,我们知道不知道民众的伟大力量而去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抗日游击队的战术第一节总 则
不论一个抗日游击队是如何组织成的,或者是民众自动组织的,或者是由民团、警察、绿林[29]、会门[30]等改编的,甚至于是以一部正规军为基于的,它大都没有优良的武器,人数也少,物质补充也不会充足,训练也不一定熟练。但是,它偏偏一定要战胜武装齐备、训练熟练、数量众多、经济来源也充足的敌人。为了这个原故,抗日游击队不能不有特殊的打法,不然就无从取得胜利。
一个抗日游击队要怎样打仗呢?简单地说,就是要最热心地、积极地行动,争取主动地位,集中自己的全力,用一切方法向敌人进攻。
第一,为什么能够积极呢?因为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力量,完全以其编成分子的抗日精神为基础。每一个抗日游击队员都清楚地认识他的任务,他不是一个雇佣的士兵,而是一个自觉的抗日民族自卫战士。由这种自觉,才能产生战斗的积极性。就凭这种积极性,才能克服困难,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也能积极活动。在正规军里面,积极性和自动性、机动性常常受到各种束缚, 但也必须在统一指挥、总的意图之下机动地积极活动。但是、在游击队中, 这种积极性更可能尽量地发挥。因此,无论在怎样困难的环境之下,都能成立游击队,也都能活动;无论怎样原始的武器,到了游击队员的手中也能运用自如,恰到好处,而给敌人以重大伤害。
抗日游击队为什么一定要积极地行动呢?因为游击队多种条件处在劣势,积极正可以补救自己的弱点,且可寻求敌人的弱点。但是,积极决不是只应付敌人就算数,更不能游而不击,避免战斗。只要有机会可以打,立刻就要打;屡次错过机会,必然会造成游击队恶劣的环境,消磨了游击队员的英勇气概。专门防御的、专挨打的游击队,不但不能取得胜利,反而要处处吃亏。因为抗日游击队具有这种积极性,又必须用积极的打法才能取得胜利, 所以,它一定要争取积极。
第二,什么叫做主动呢?主动的意义,无非是无论敌人有多少,依据当时的敌我位置、数量、质量和武器及时间等条件,抗日游击队要不断地扰惑、破坏、疲劳和消灭敌人,使敌人不愿和我们作战而又不得不和我们作战。抗日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如被敌人正式围攻,敌人寻求我们作战时,我们也不妨避开,偏偏不和他们作战。所谓“避实击虚”、“避强攻弱”、“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能进能退”、“速战速决”等类的话,都有争取主动的意义。做到这样,不打就罢,打则常胜,就是偶然吃点亏,多少也赚回一点,不会折大本。
第三,什么叫做集中呢?游击队的人数,经常并不很多,武器又劣,训练也差,如果老是分散各地,不但难于给敌人以打击,反而阻碍自己的进步。所以,游击队的主力,应当常常和领导者在一起。抗日游击队的首长,自己是一个计划者,同时又是一个执行者。规定了一个计划,应该迅速地就去执行。所以他应当随时集中力量,不但要扰惑、破坏敌人,而且要随时以突然的动作打敌人一点,消灭一部分敌人,这才是有效的战术。
因此,抗日游击队如果不是在随时可以集中的条件之下,并不以“化整为零”做经常的原则。除非在敌人强力的压迫下,或者必要时为了解决粮食的问题,或做群众工作,或迷惑扰乱敌人,是不采取分散的办法的。
因为想要达到上述的三种条件,抗日游击战术的基本形式不是别的,而是突然袭击的进攻。非袭击不能取得胜利,非袭击不能培养游击队员的胜利信心,不能适应抗日游击队的主观的需要。
有人说,游击队既然无优良武器,人数经常不多,怎么能够采取进攻的方法呢?殊不知正因为敌人较我们装备好,人数多,所以我们才采取进攻的方法。不过抗日游击队并不着重于正规的阵地攻击,而着重于突然的袭击, 乘敌人火力未曾展开、大炮不能发挥威力、队伍密集的时候,出其不意施以猛烈的奇袭。用这种方法,即使以最原始的武器,也常常能够达到进攻的目的。
甚至于在消极方面,在不得已时,抗日游击队也宁可采取运动防御而不采用坚守防御。退却的时候,经常是突破某一方面,打击某一方面之敌而掩护自己退却。因为游击队员处处都采取进攻形势,而队员随时都有战斗准备, 富于积极的精神,所以,就在遭遇意外的事变时,也能够居于主动的地位。如果不积极采取进攻动作,争取主动的地位,游击队最容易气馁。损失了几个人,没有了弹药,没有粮食,都会使游击队员发生动摇。仓促遇见敌人, 也不能够顺利应付,这是最危险的。不积极采用袭击的办法,而用消极的战术,是要不得的。相反地,抗日游击队也不能拼命蛮干,冒险打硬仗,这不是进攻,因为这样的打仗法,缺乏积极主动的条件。在处于敌逼迫时,无条件乱打一阵,反而是帮助敌人消灭自己,这也是要不得的。游击战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运用它是需要技巧和艺术的。在实际的行动中,抗日游击队要怎样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争取到主动的地位,集中一切力量向敌人施行有效的奇袭呢?这全看这个抗日游击队是否迅速,是否秘密,是否坚决。迅速、秘密和坚决,是抗日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一个抗日游击队的行动,如果经常能合乎这三个原则,它才能胜利,才能生存,才能扩大。相反地,如果违背了这三个原则,它必然地将要失利,将要被削弱,被消灭。一个抗日游击队只有在胜利中才能生存,而且经过胜利,它必然有惊人的发展。
第一,迅速不单指高度的运动性,而且也包含灵活巧妙的意义。一个抗日游击队的行动,固然都要快,不但行军、袭击、进击、退却、宿营要快, 就是其他一切行动都要迅速。但单是快还不够,更需要经常地移动位置。积极方面,能够出敌意料之外随时破坏、扰乱和消灭敌人;消极方面,也不会为敌所算,遭受敌人突然的袭击。我们应当养成积极动作的习惯,在灵活巧妙的高速度运动之中,即使遭遇敌人的骑兵和坦克车袭击,也不致为敌所算。
第二,秘密是保护抗日游击队安全的护符,它和迅速一样,是游击队活动的必要条件。一个抗日游击队要能够经常地出没无常、声东击西,使敌人不知道我们究竟在何处;要能够在一段短时间内出现于几个不同的地点,并且在每一个地方完成任务,使敌人感觉到处都是游击队,增加敌人行动和进攻的困难。在广大的群众拥护之下,秘密并非一件困难的事。我们经常能够做到“游”则敌不知我所往,“击”则敌不知我突来。不够迅速、不够秘密的游击队,是不能争取主动的,不但要挨打,而且根本影响到游击队的生存。例如在袭击或打埋伏时,无论我们有怎样好的计划,给敌人知道了,先期展开了火力,有了提防,则什么好计划都一文不值了。
第三,坚决是保障抗日游击队胜利的必要条件。一个抗日游击队经过妥贴的考虑,拟定一个计划,明了地规定了任务之后,就应当立刻坚决地去执行,干脆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是迅速地破坏目的物。如果不够坚决,在略一犹豫之间,危险之际,就会改变了企图,在胜利前的一瞬间发生了动摇。只要我们行动坚决,常常在众寡悬殊、于我极不利的生死关头,也能够征服敌人,克服敌人的抵抗。稍微迟疑一下,就错过了良机,在紧张的一刹那, 给敌人以时间准备,得以从容镇定。结果,我应当成功的都不能成功。相反地,无结果的战斗是不应当继续的,应该撤退的就毫不迟疑地坚决撤退。
游击战的目的,不只是破坏交通,劫夺粮械,消耗和分散敌人兵力,创造敌人的弱点,它也需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一般游击战也可以说是小的运动战,而且,事实上几个游击队也常常联合起来,在敌人
进攻时或运动战时,突然集中力量消灭其一股。这种打法,实际就是运动战。相反地,正规军队也可以打游击战。总之,打游击战需要运动战配合,打运动战也需要游击战掩护。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长城把它们间隔开来。
有人说过:“游击战是手工业,运动战是机器工业。”或者他们以为这句话表现了二者在军队组织中的威力,实际上,这还表现了抗日游击队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条件交错着。比方说吧, 一个抗日游击队活跃在崎岖山地上,比较在平原广阔处便利些;在森林隐蔽中,比较在田野开朗处便利些;在风雪夜中,比较在晴朗白昼便利些;在夏秋冬,比较在春季便利些;在敌人力量稀薄处,比较在敌人力量密集处便利些;在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处,比较在低落处便利些。在一个时候,在敌人力量强大、民众抗日情绪低落的地方,一个极小的抗日游击队困难地在平原上挣扎着;但是在另一个时候,这个游击队已经在敌人力量稀薄、群众愤恨压迫而卷起反日怒潮的地方,变得强大有力,说不定已变为正规军,在山原间活跃了。而且这个强大的抗日游击队,在白天,在平地敌人多的地方,或者只能扰乱一下,明天,却会在黄昏拂晓的风雨中,崎岖的隘路上,干脆地消灭一部分敌人。因此,游击战和运动战不但在战役中应当互相配合,实际上这二者也常常是互相推移变化的。
第二节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方针
在战役中的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方针,应在战略、战术上起大作用的,可以分做七点来讲。
一、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破坏仓库,袭击飞机场
日本强盗的新式武器,如大炮、坦克车等,只在交通运输便利处才便于发挥威力,离开了大路,就大大削弱了它的活动力量。如果大路被破坏了, 它的机械化兵团就简直难于活动,不但运动受阻碍,而且补充上更容易发生恐慌。近代机械化兵团所需要的补充,是非常庞大的,短期间的后方交通断绝,也使前线受非常严重的影响。
在忻口战役中,日本强盗的后方交通,完全被我方的游击队破坏了。敌人的粮食、子弹、医药都发生问题,万般无奈,只有靠飞机运输,借以维持。它的进攻力量已经大大地削弱了。
尤其是由于兵力不敷分配,日本强盗虽然显得很凶,像锥子一样无处不钻进来,但经常只能占领一条交通线,有时只占联络这条交通线的必要据点, 仅仅勉强维持这一条路的交通。这种线与点的占领,正给予游击队活动以好机会。例如在山西的正太路[31],不管日本强盗的防御如何谨慎周密,但是, 因为是一条线式的占领,处处暴露出弱点,所以不断地被抗日游击队破坏着, 而变成一条濒死的铁路,使敌人的运输遭受非常严重的困难。
二、暴露敌人的企图
正规军和敌人正面作战,很难得悉敌人的动作,只有依靠间谍和侦探的报告。然而游击队的活动,却很容易暴露敌人的兵力和他们的兵力配置,而且在顺利的时候,还可以暴露敌人的企图。游击队袭击敌人的兵站和运输队等,也经常可以缴获敌人很多文件,得到关于敌人的番号和配置的材料。这些材料,常常是非常宝贵的,应当送交正规军的参谋处汇集起来研究。有时游击队在敌后方,也能在高地配置观察哨,数清敌人有几个,监视其行动, 而取得情报。
三、震恐敌人的军心
游击队的每一次动作,都是突然的奇袭。即使袭击造成敌人的物质损失有限,甚至是一次失利的袭击,然而就其动摇敌人的军心与挫折其胜利意志而言,却有很大的影响。在敌人没有防备、相信自己安全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出现;在敌人有了准备、小心谨慎、辛苦提防的时候,他们又偏偏不来。在这种出没无常的活动与威胁之中,无论敌人有多少都会震恐。
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强盗并不知道游击队在中国的厉害,还有轻视之心,连吃好多亏之后,这才不敢小觑,而且渐渐地害怕起来。
例如,在山西昔阳附近,一个日本士兵曾经向一个老百姓哭着,在自己周围划了一个圈子,表示他已经被我游击队包围。在日本军官严密的检查之下,日军下元部[32]中,一个名叫千叶的士兵在家信内这样写着:
“三月十七日,辎重队受二千以上的正规军配合游击队的袭击,几乎全灭,我们的工兵赶做了三百五十个送骨箱,兵站也赶做了一二百。⋯⋯关于凯旋,现在是连梦也不敢做了。听说五月三日在石家庄开第一次慰灵祭,我或者在那时回家也说不定。”我们的游击队很多,经常流动,虚虚实实,到处都是队伍。敌人随时有被我们袭击的可能,但是对我们却战不得战,防不胜防。即使敌人知道这一带有游击队活动,也不知道它的力量。以为只是一个小的游击队时,却会突然发现一个大的运动部队;有时以为是一个大的运动部队,却偏偏只是一个小游击队。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敌人徒然劳苦,费力防备,昼夜提心吊胆,惊慌万状。
四、破坏敌人政权,恢复自己的政权
抗日游击队在军事上不厌秘密诡诈,在政治上却力求公开明确,不只彻底粉碎敌人的武断宣传,揭破敌人的毒恶欺骗;而且要根本动摇、瓦解和铲除一切汉奸伪组织,消灭敌人的特务班、侦探队和宣抚班[33],打击敌人以华制华的阴谋。同时,更要恢复或建立自己的政权,争取广大的民众积极参加抗日运动。
在繁峙、广灵,抗日游击队常消灭下乡来搜索妇女的日兵小部队。民众被日本强盗欺负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忽然有游击队替他们出气, 非常高兴,竭力帮助游击队的需要。现在,那一带已变成巩固的抗日支点了。
民众失去了政府,在敌人的压迫之下,就像丧失了父母的孤儿,只好随人摆布。焚烧打杀,奸淫抢掠,任敌人硬来软去,随心所欲。但是,有游击队活跃的时候,民众不但有了行动的方向,而且增加了胜利的信心。在这种情形之下,敌人即使占领一片地方,但它想要建立这一个地方的政权却是非常困难的。
五、分散敌人兵力
游击队的积极活跃,威胁敌人后方的交通线,使敌人不得不分出一部兵力,除掉经常驻扎在交通线的要点上,更要派出巡逻的部队往来巡视。因此, 敌人就不能把兵力集中前线,时时都要顾虑着自己的尾巴。同蒲路、正太路和平汉路上,敌人建筑了许多堡垒,专门防备游击队。有些地方,每隔几里路就有一座堡垒耸立着。尽管敌人分布了许多兵力,这几条路的交通还是难以维持,常常死蛇似地一段段被切断。
当正规军在前线和敌人作正面战争时,游击队也可以迟滞敌人增援部队的动作,牵制敌人侧翼的行动,吸引敌人正面的兵力到两翼。即使这种动作没有达到目的,也能够扰惑敌人的军心,使其在未进入正规的决战前就挫折
了胜利的意志。
六、破坏敌人的经济、给养
袭击敌人的兵站,运输辎重和征发队,不但影响敌人的正规军的活动力量,而且给游击队很大的帮助。游击队经常缺乏粮食、械弹和必需品,在这种战斗中就可以得到补充。袭击征发队,更可以获得民众的同情。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它占领一个地方一定要尽量利用这个地方的资源以补充自己的不足。游击队在敌人后方活动,常常可以完成不使敌人利用我国资源的任务。在敌人占领之后短时间内难望收复的地区中,抗日游击队应当积极地爆破煤矿和铁矿的隧道,破坏水管,炸毁敌人的机器工厂, 使敌人无从利用我国的资源,加重日本的经济原料的恐慌。例如,日本强盗占领井陉煤矿之后,不久因为水管全部被游击队破坏,简直不能出煤,直到现在,还是有一天没一天,不能尽量利用。
七、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前面屡次说过,游击队的战术不只在扰惑、破坏敌人,它也需要集中力量突然消灭一部分敌人。日本强盗如果要占领广大的地区,军力就不能不分散开来而变为单薄。因此,游击队很可能有机会在各地消灭一小部敌人。
每一次袭击中,虽然只能消灭一部分敌人,敌人并没有什么大损失,然而,无数游击队积极不断地活跃,在无数次的埋伏和袭击中,将使敌人的有生力量遭受重大的损失。
总之,每个游击队单独的活动,在主要集团军的战役上并没有决胜的意义。可是,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像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使敌人的交通迟滞、阻塞,企图暴露,军心动摇,汉奸政权也不稳固,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经济资源被破坏,有生力量被削弱。在军事活动的全时间内,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结局。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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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人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之一。一九三三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一月在地方游击队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其他抗日武装陆续改称东北抗日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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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即东北抗日义勇军,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人民和驻东北的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组织的抗日武装。其中一部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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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旧省名.辖今年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一九五四年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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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曾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任丞相。[5]普法战争是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一年法国和普鲁士的统治集团为扩
张领土、争夺欧洲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普方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以普鲁士为核心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法国战败后,被迫同普鲁士缔结了《法兰克福和约》,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赔偿五十亿法郎。战争期间,当普军占领法国东北部时,法国人民奋起抵抗,名为“自由射手”的义勇武装队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袭击小队的普军和他们的辎重,给入侵者以沉重打击。
-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苏维埃俄国人民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当时苏
俄人民在敌人后方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他们不断破坏和断绝敌人的后勤供给,并阻止敌军进攻,追歼残余敌人,给红军以有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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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年来的国内战争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保卫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通常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土地革命战争。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曾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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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战争”指一八一二年俄国反抗法国拿破仑军队入侵的战争。当时俄国人民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军队沿途袭击侵略者,并埋藏粮草断绝法国军队的供给,使法军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拿破仑率领的约五十万侵饿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到退出俄国边境时,只残存两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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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尼金,原沙俄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先后任饿军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十月革命后,逃至南方纽织反革命“志愿军”,随后又任”南饿武装力量”总司令。一九一九年夏率叛军从南方进犯莫斯科,同年十一月被红军击溃。一九二○年四月逃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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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人指入侵苏维埃俄国的波兰军队。一九二○年四月,波兰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在英、法等国的支持下,武装入侵苏俄,试图占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建立大波兰。同年十月,波军被红军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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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察克,原沙俄海军上将。一九一六年任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依靠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支持,在乌拉尔至远东一带发动叛乱。建立军事独裁政权,自封为“俄国最高执政”。一九二○年一月被平叛的红军俘虏,
二月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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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指入侵苏维埃俄国的日本干涉军。一九一八年春,日本军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一带登陆,占领了苏俄的远东地区。一九二二年冬,日军在红军和远东人民革命军的打击下被迫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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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口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山西北部忻口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占领晋北的日军南下进攻太原,
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部队集中主力于太原以北的要隘忻口堵击日军,双方形成对峙。八路军在日军侧背发动攻势,袭击敌人运输线,有力地配合了忻口正面作战。十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鉴于忻口作战形成僵局。乃命占领石家庄的日军沿正太铁路西入山西,进攻太原。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晋东门户娘子关。十一月二日,忻口守军回防太原。八日, 太原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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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好托派,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人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这种观点事实上取消了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九三五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处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扣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
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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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慕陶,陕西旬邑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因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党籍。一九三二年恢复党籍后出任中共张家口特委负责人,协助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九三三年同盟军失败后再次被开除党籍,后任阎锡山的高级参议。抗日战争初期曾以“托派汉奸”罪名遭到逮捕和批判。一九四一年被国民党杀害。关于他是托派一事,查无实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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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四川南充人。一九二○年赴法勤工俭学,旅欧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叛变革命。一九三八年参加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长期从事反共理论宣传活动。关于他是托派一事,查无实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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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六月至七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决定了侵略中国的《对华政策纲领》。据中外报刊揭载,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会后不久写了一个呈迭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假借“中日共存共荣”、“发展贸易”等名义,提出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扩张计划。这个奏折被称为田中奏折。日本以后的侵略步骤与这一奏折中的计划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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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室孝良秘密报告指一九三七年春发现的日本侵略军驻北平(今北京)特务机关长、陆军少将松室孝良致关东军的秘密情报。这份情报共六部分,最后提出了日本侵华的下列具体策略方法:“(一)以武力胁迫并镇压各实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二)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之力量,
以免遭不必要之损失。(三)严苛监视并排击中国各实力派之精诚团结、自力更生、由觉悟而联合抗日。(四)严防中国当局之联苏、英、美,而进行抗日。(五)务宜阻防冯(玉祥)系实力与阎(锡山)、张(学良)、陕北红军之总联合而抗日。(六)吸引恐日病最深之实力分子,与以实力之援助, 使之镇压抗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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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蒙伪满军队指日本侵略者扶植的傀儡政权”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和“满洲国”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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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四省指当时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省。其中热河省于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二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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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五省指当时的河北、察哈尔、山西、山东和绥远五省。其中察哈尔省的部分辖区于一九四七年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五二年该省撤销,
其辖区划归河北、山西二省;绥远省于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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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即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
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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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享变。卢沟桥距北平(今北京)城十余公里,
是北平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部队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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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共和国国会选举中获胜,成立人民阵线政府。同年七月,西班牙原陆军参谋长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的直接参与下发动叛乱。西班牙人民在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援下,同佛朗哥叛军和德、意干涉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个战争,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九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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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展开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在近一个半月内共屠杀中国军民三十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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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诗经·小雅·常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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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三月,侵占中国东北的日军进犯长城沿线,受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士兵,在防守长城喜峰口、罗文峪的战斗中,手持大刀与敌肉搏,多次击退拥有精良武器装备的日军,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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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枪会是民间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武装团体,相传为白莲教支脉,
主要活动在华北地区。因以红樱枪为武器,所以称红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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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开凤四年(公元十七年),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等专动饥民起义,占据绿林山(今湖北当阳东北),号称“绿林军”。后来称聚集山林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武装为“绿林”,也用来指群盗股匪。
[30]会门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
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具有封建性和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团结一切抗日民众组成统一战线,曾对一些会门采取了联合和争取的策略。
[31]正太路指石家庄(旧属正定府获鹿县)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32]下元部指下元熊弥任师团长的日军第一○八师团。
[33]宣抚班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中向沦陷区人民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一个机构。
创立鲁西根据地的方针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
关于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创立,须确立在较长时期地坚持斗争中去获得。应估计到你们初入鲁西地区,虽已给民众最大兴奋,但该地民众的发动、组织以及我党的力量尚属薄弱,军队与民众的结合仍然不够,而敌人对你们的行动,已引起很大注意,并正向鲁西地区作“扫荡”战中。目前你们必须把握下列方针:
(一)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敌进攻之下,不应束缚于狭小地区以内, 应向四周发展,寻求优良机动,进行有胜利把握的战斗。注意不损害原有基本部队之原气,注意保存干部,壮大本身、繁殖新游击队,从战斗中去锻炼新游击队,扩大我之影响,求得在坚持游击战中击退敌人。
(二)正确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与附近友党、友军、政府及社会各阶层抗日民众团体等取得密切联系,帮助其进步、团结,取得开展民众工作及解决本身物质供给之方便。请考虑按情实施之。
① 这是朱德、彭德怀给八路军一一五师代理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的电报。
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是我坚持华北抗战与争取政治影响的重要方针之一。估计此次敌对华北各地区之“扫荡”气势逐渐发展,平原各城镇驻敌较前减弱,但敌可以城镇为据点,继续四周扫荡,以图根本肃清我军或根本危害我之存在与活动。估计此种毒计实现不可能。我以较多兵力继续在平原坚持游击战,仍有可能亦为必须。萧华[1]处似亦同此情况,因此,非万不得已时我各区部队不应轻易离开根据地。
(二)在平原游击战争中,特应注意秘密机动。依靠地方党、救亡团体、政权、部队,政治工作与民众密切结合,加强平原游击战术,加强侦察警戒不受敌袭。加强团以下部队单位之领导,以便时分时合,并尽量利用一切间隙时间进行部队整理,不得因专为整理部队而调离根据地。
如何?望考虑之。注 释
[1]萧华,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转战于冀、鲁边区一带。
① 这是朱德给八路军一一五师代理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电报。
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
甲、支持华北长期抗战,部队日益发展。敌人对我经济封锁与军事的破坏,尤其平原富源地带城市之失掉,顽固分子从中多方阻碍,中央政府对我军之限制,呈请改师为军、增加经费至现在无着落,致造成困难。呈蒋[1] 批,以我军不听指挥为借口,过去原有之经费亦将完全停止发给。屡电取消边区银行,并责以影响法币[2]跌价。不但财政经济受各种限制,增加困难, 且弹药供给亦异常困难。前呈请发子弹六百万发,仅批二十五万发。尤其经费一项异常困难。蒋即不停止过去四万五千人之经费,除陕北留守兵团[3]
(十二个团)巩固边区政权及河防所必须之经费外,剩余给前方款暂兑三十一万八千元。以华北现有军队之兵站运输、抚恤费、交通器材、医药及自造手榴弹等费用,以上三十一万八千元现有之款也尚不敷开支。蒋为限制与排斥我苏鲁皖豫之各军(蒋密电朱、彭调往北宁路[4]作战),威胁我方,不合理地解决河北问题以及交出其他已得之地方抗日政权,可能停止原定之四万五千人经费。
乙、一切必须建筑在自力更生,不依赖国民党政府的接济上。坚决与敌人经济封锁作斗争,打破国民党物质限制我军发展的阴谋,使共产党力量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不但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步骤,而且是打击资产阶级现在和将来独裁的思想。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资产阶级相反, 企图保持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裁及胜敌以后的独裁和资本主义的前途。这是限共、溶共[5]的基本出发点。因此,磨擦丛生,而且是长期斗争着的。
丙、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克服物质困难。
(一)努力发展生产运动(包括农业及手工业和营业),多种瓜菜、粮食、自做鞋袜、手巾、布匹、缝衣,特别是机关人员应大大动员并有计划地营业,统制公私贸易。
(二)在改善贫苦人民生活原则下,整理一切必要的地方税收及田赋制度。
(三)加强敌占领区(交通线城市)伪组织中的工作,争取物质帮助来源。
(四)运用经过政权与群众团体,在自愿的原则下,进行献金、献粮运动。
(五)晋东南、五台山、山东有计划地建设军事工业,收集弹壳,自造子弹、手榴弹及注意收集购买上述机器、铜铁及其他原料,求得仿造轻机关枪。质量必须精确。
(六)严格建立预算、决算制度,克服相当严重存在的贪污浪费、吃空缺、以少报多的犯法现象。
(七)以军事战略意义划分的区域,建立专门委员会,研究、指导、监
① 这是朱德、彭德怀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兼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左权给各兵团首长并由一二○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转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督执行上述任务。总部、北局[6]拟在晋东南组织华北一个总的财政经济委员会[7],并指导与调节各区财政经济。
上述各节是我军的战斗任务之一,必须具体计划,督促执行。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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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指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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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在英、美财政支持下,通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因
为它是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故简称法币。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陕甘宁边区不再设银行、发行货币,允许法币在边区流通。一九三八年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对敌经济斗争的需要出发陆续开始发行自己的纸币作为地方本币。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迫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颁布法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同时决定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停止了法币的自由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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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留守兵团原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延安成立,同年十二月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该部直接受中共中央军委指挥,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萧劲光任兵团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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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5]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重申要“抗战到底”,但着重讨论了防范、限制共产党的问题。会后,国民党秘密颁发了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全面推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国民党政府采取法西斯统治的方法,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并在华中、华北各地布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
[6]北局即中共中央北方局。[7]这一委员会后来并未成立。
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八路军抗战两年以来,我们得到了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呢?
第一,凡是在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的地方,我们就能胜利;凡是在发生磨擦的地方,我们就要遭受不必要的挫折。冀察晋边区之能连续粉碎敌寇数度疯狂的围攻,晋冀豫边区之能成为华北抗战最坚强的铁的堡垒,晋西北根据地之能继续巩固与发展,这是靠了什么呢?就是靠着党政军民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些抗日根据地中,各党各派过去和现在都能互助互让,大多成立了比较民主的抗日政权,部分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帮助民众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给予人民以各种抗战的便利。政府爱护人民,人民尊敬政府,政府帮助军队,军队也保卫了政府,军政民之间打成了一片,军队之间化除珍域, 党派之间推诚相见。这一切保障了我们的铁的团结,使我们得到了胜利。
在新阶段中,华北将转入更苦战的环境。只有党政军民的团结一致,才能够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到底。
相反地,如果不积极去巩固与扩大抗战的力量,反而作日寇的应声虫, 提出“溶共”“限共”的口号[1];如果歧视抗日阶府,忽视他们过去和现在的伟大作用,而加以撤除;如果不去积极动员民众,反而去限制抗日的自由; 如果纵容一些军队不守群众纪律,甚至在友军将士前线喋血之际进攻其侧背;这些就无异于放下自己最锐利的武器,用自己的刀砍去自己的手,怎能令全国人士不怀疑这些人是急于私利、忘却公义的分子呢?华北的某些地方,就是因为发生了这种问题而遭受了不必要的挫折。
这就是说,只有全民的更加进步和更加团结,才能坚持持久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一切落后的现象必须克服,一切不团结的现象必须铲除,一切错误思想必须纠正,一切磨擦现象必须消灭。
第二,凡是在民众运动有成绩的地方,游击战争就能展开,抗战就能胜利地坚持;凡是在民运落后或受挫折的地方,抗战一定要遭受不必要的困难。想要动员民众,必须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的政治。冀察晋的民众在粉碎敌寇进攻之中,发挥了最伟大的作用,使军队能不断地取得胜利。冀南的民运因为受到了限制[2],人民没有抗日的自由,所以在敌寇进攻时,我们不免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这就是说,只有把全国一切生动力量动员起来,只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才能在基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熬过相持阶段,转入反攻。所有的民众必须动员起来,所有的智力和体力必须用到抗战中去。
第三,凡是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战役和战斗,我们大致就能胜利;凡是单纯防御或盲目进攻,就会遭受失败。事实完全证明,只有争取主动就利避害的机动战才能致敌人于死命。在抗日根据地的机动战的原则,就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 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在全国范围的机动战的原则,应当是在敌寇外线包围中寻求机动,在不利情况之下毫不恋战, 由单纯防御转到攻势防御,由被动转到主动,由散漫的队伍转到正规化和机
① 这是《八路军抗战二周年》一文的第二部分,全文曾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半月刊一九三九年七月第十一、十二期合刊上发表。
械化的队伍。而这种机动战的运用,必须有民众的有力的配合才能发挥它的伟大的作用。
这就是说,只有加强我军的指挥艺术,大大提高军队的素
质,才能战胜敌人。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依靠政治的进步,而且要依靠军事的进步。军事的进步,又需要政治的进步作为保
障。我们一定要加强政治的进步,来保证战略战术的提高,一定要争取全国战略的主动,一定要大大地加强全国车队的机械化。
注 释
-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国民党的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整套民动的“溶共”、“防共”、“限共”的基本方针。会后不久,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防制导党活动办法》、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对中国共产党加紧进行防范、限制和排斥。
- 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次年一月又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率部进入冀南。鹿部进入冀南地区后,提出了“撤换县长,驱逐八路”的口号,宣布取消冀南的各级抗日政府,另行委任国民党的各级行政官员,压制民众运动,制造反共磨擦,严重干扰了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同鹿部的分裂、倒退行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巩固太行山根据地的基本作战方针
(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
(一)敌占当地四周山隘后,以主力迅速贯通白晋公路及修复武涉、黎潞公路以及长屯公路,然后分区围攻“扫荡”之企图,进占辽县[1]而南出之敌仍系敌之佯动部队。
(二)我以巩固太行山脉根据地为基本作战方针,目前以削弱敌主力, 阻拦与破坏敌人之修路筑碉计划,坚决打击与歼灭深入山地之小部队(一个营),隐蔽主力于机动位置:
甲、第三四四旅主力两个团进至响堂铺以南、东阳关东南之宋家庄与响堂铺以北之西庄,与一二九师部队联络,相机夹击由涉县西进之敌,该旅留六八七团暂在高平,准备博爱之敌北犯时,背靠陵川,相机侧击之。
乙、以一二九师之三八五、三八六两旅,应以有力部队在分水岭、沁县之线,不断袭扰敌之交通并破路。其余主力集中襄垣以东及马厂以北适当地区,然后随时以两旅主力协同打击榆社、武乡移动之敌及出扰“扫荡”部队。
丙、特团尹团长[2]所率之营应布置于亭、沁县线公路附近,不断袭扰沿公路之敌。
(三)桂支队[3]应加紧在辽县和昔阳沿线积极活动,加紧破坏该路。
(四)盂县、平山一带之军分区[4]部队,应向正太路[5]沿线袭扰,冀南[6]应乘敌进攻太行山时,选择弱点,夺取可能收复的城市。
(五)冀西[7]应加紧向邢台、沙河、武安、涉县之线的铁道、公路积极活动。
(六)下大雨时,应利用堵塞山水冲路、冲桥。注 释
-
辽县,旧县名,今山西左权县。
-
尹团长即尹先炳,当时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
-
桂支队指桂于生任支队长的八路军晋冀豫军区独立支队。[4]这里指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二、第三军分区。
[5]正太路指石家庄(旧属正定府获鹿县)至太原的铁路,今石太线。[6]这里指八路军冀南军区。
[7]这里指活动于冀西地区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支队兼晋冀豫军区第三军分区。
① 这是朱德、彭德怀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副旅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黄克诚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黄镇,晋豫边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唐天际的电报。
华北抗战的总结
(一九四○年六月二十日)
(甲)坚持华北抗战的条件和意义
一、坚持华北抗战,广泛开展华北游击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国力对比, 我地大物博,并处在进步的时代,以及敌寇之兵力不足、野蛮残暴和战争的长期性的特点条件之下必然发生的问题。而在敌后一般的条件之下,华北抗战更具有它特殊的条件,这表现在:
1、华北首当敌冲,在旧的政治制度下,一时阻拦不住敌人,在很短的时期中丧失了广大土地。但同时,敌人在这广大地区也使得自己的力量分散, 控制力量陷于薄弱,留下了很多空隙,使得我们便于在这许许多多空隙中组织力量,建立根据地,以打击敌人,拖住敌人。
2、华北因为首当敌冲,民众历来感受日寇压迫最深,反日的五四运动[1] 和一二九运动[2],都是首先在北方发动的。这些运动在北方民众中影响很大,特别是一二九运动曾锻炼出了广大的青年民族英雄,在平、津失守后, 他们便散布在广大的民间,发动抗战,而成为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
3、华北从来是中外民族斗争的主要战场,在人民中养成了一种伟大的民族风格,即“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他们是有很深的民族意识,如义和团运动[3]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于他们,一加启发便易变成力量,这种具有很深的民族意识的广大人民,便是坚持华北抗战,进行广大游击战争的无限源泉。
八路军向华北进兵和上述的条件结合起来,因此,便成为百战百胜的力量。
二、坚持华北抗战在全国抗战的战略上、政治上、经济上的重大意义: 1、坚持华北抗战,在全国战略上不但有重大意义,而且有决定的意义。
坚持华北抗战,掩护了整个的大西北,保卫了最重要的国际交通,同时牵制了敌寇半数的兵力,巩固了华中和华南的阵地。没有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 就不会有今日的抗战局面。
2、坚持华北抗战,在政治上告诉了全国和全世界,敌人虽然占领华北许多点线,但是,华北究竟是不可灭亡的,我们尽有方法从敌人后方赶走敌人。这点,极大地巩固和提高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
3、坚持华北抗战,使敌人无法开发华北的富源(华北是中国最大的富源所在之地),以挽救自己在经济上的困难,削弱敌人的力量,加速敌人在持久战中必然的崩溃过程。
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坚持华北抗战是中日战争的枢纽的重要构成因素,我们不能抛开它去想象抗日战争的胜利。(乙)我们坚持华北抗战的行动方针
一、八路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基本力量,没有这个最进步的、与民众有如鱼水关系的军队,没有一个强大的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是绝不可能的。二、坚持华北抗战有严重的困难,但同时我们又具备克服困难的有利条
件。我们有什么办法来运用这些有利条件,去克服困难呢?
① 这是朱德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原载于一九四○年八月一日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一百一十二期和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八期。
1、坚决执行三民主义[4]、抗战建国纲领[5]、总理遗嘱[6]和蒋委员长的指示[7]。
2、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消灭汉奸。
3、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政治机构,使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和国家大事。
4、改善人民生活,减租减息[8],在抗战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调剂各阶级的关系。
5、武装人民,自儿童以至老人都有武装抗日的自由和责任,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
6、在战略上基本是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丙)敌寇统治华北和对付抗日力量的方针与办法
敌寇统治华北和对付抗日力量的方针与办法,可分做两个主要的时期来说明:
一、烧杀时期。这是敌寇刚刚占领华北,它对付我国的政策还是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敌人企图用血腥的、恐怖的统治来完全征服华北。因此,它在军事上进行着疯狂的屠杀,甚至焚烧、奸淫、抢掠无所不为。例如,前年四月进攻晋东南就烧了十余个城市,焚毁二千余村镇,残杀了好几千老百姓。它在政治上则大肆恫吓,宣传“皇军”的“威力”,特务机关横行霸道。它在经济上则进行无限制的抢掠。
但是,敌寇这种疯狂的政策,非但没有征服华北,造成和巩固它的血腥统治,反而激发了于千万万黄帝子孙抗日的怒火,使一万万华北人民,为了救死求生,怒潮似地涌入伟大的抗战的洪流中。
二、“扫荡”与反“扫荡”的时期。这是从前年九月敌寇进攻晋冀察边区开始,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在这个时期中,它对我国的政策逐渐以至于完全转变到以政治进攻为主。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敌寇增兵华北,进行“扫荡”。而敌寇“扫荡”华北的基本方针就是“治安肃正”。实行长期的,以八路军和共产党为主要对象的,以山岳地带为枢纽的“肃正讨伐”和“治安工作”。
1、在军事方面的办法。在这个基本方针之下,敌寇的办法是什么呢? A、实行”分区扫荡”、“分进合击”,企图克服华北地区辽阔、抗日军
民众多和敌寇兵力不足之严重困难,以达“捕捉”、“歼灭”我军之目的。B、实行“集中作战”、“分散配置”,以保证广大地区之占领而进行其
“治安工作”。同时,又随时集中,进行“讨伐”。
C、实行“奇袭”和“急袭”,抄小路,爬山,于拂晓、黄昏施行袭击。D、巩固据点,修筑交通线,并以之为基点、基线,逐渐扩张面的占领。E、其他还有没收民枪,组织伪军,加强特务机关进行侦察工作,使用毒
气等。
2、在政治方面的办法,就是加紧“以华制华”的阴谋。
A、大肆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破坏我之团结。继汪逆精卫、陈逆公博、周逆佛海[9]之后,继续勾结一批民族败类,暗藏于抗日阵营之中,在敌寇“防共反共”的策动之下,专门从事反共、反八路军。
B、培养和加强汉奸和伪组织,以之为爪牙,在各地组织新民会[10],企图消灭我国青年、少年的民族意识。
C、反对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复古运动与奴化教育。3、在经济方面的办法。
A、抢劫与摧毁我国之资源财富,破坏我国财政,贬低法币[11]的价格。例如,强占华北一切重要的矿山、资源、大工厂,火焚晋冀察和晋东南,水淹冀中、冀南,限期禁用法币等。
B、从经济上封锁抗日根据地,造成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封锁线,使根据地内的军民陷于“自灭”。
C、倾销毒品和仇货。不但以贩毒来榨取同胞,而且从肉体上来使我亡国灭种。
但是,尽管敌人用了这一切办法来进行疯狂的“扫荡”,经过了年余严重的反“扫荡”的战争,虽然我们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地说,直到今天,敌人这一切方针与办法,都没有达到它们的目的。
三、汪逆上台后,日寇在华北的新把戏。汪逆登台,傀儡政权正式成立后,敌寇在华北的阴谋,也随着对全国政治进攻的加强而更形毒辣了。这表现在:
1、伪“临时政府”[12]合并后,华北敌寇也盗用了中国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名义,加紧对我华北党政军民实行挑拨离间和分化政策,以破坏我之团结。
2、华北的伪军和“皇协军”[13]一律更名为“新中央军”,借以欺骗民众。同时,更用一切方法挑拨我抗战部队之团结。
3、合并之“新民会”与“宣抚班”[14],强化了华北的奴化宣传教育机构。(丁)坚持华北抗战将近三年来的总结
将近三年来,我们坚持华北抗战,虽然不无弱点,但是,在客观上,我们的方针,至少已经取得了以下的一些成绩:
一、我们发动了华北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参加了抗战。他们不但己组织起来,而且在近三年的斗争中已锻炼成为独立的伟大力量,成为华北一切抗战工作之基础。
这个伟大的力量,是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克服的,也是顽固分子千方百计不能压倒的。谁要用脚践踏他们,谁的脚就要粉碎。
二、我们在广大群众参战的基础上,大大地消耗了敌人。同时,在战斗中发展了人民的武装。
我们现在单在华北就牵制了敌人十个师团和十二个旅团,守备队、铁道队、伪军和“皇协军”都还不在内。我们截至现在已与敌人进行了一万余次较著名的战斗,打死打伤了十万以上敌人,打死了敌酋阿部中将[15]以下高、中级将领多人,争取了伪军十余万人反正。虽然还有人在这铁的事实面前, 说八路军“游而不击”,难道这些人脑子里是空的吗?
我们不但消耗了敌人,而且还发展了自己。同志们都知道,红军改编时是三个师,现在已发展到正规部队二十二万人。游击队还不在内,而且,还锻炼出千万个坚决勇敢,超群拔萃的干部。无论敌人如何恨我们,要歼灭我们,甚至于提出和实行“专打八路军”,但老的打不完,新的又打出来了。现在,河北、山西的子弟兵团,便是伟大的新的力量。
如果没有顽固分子的专事反八路军、反共,我们的成绩将要更大。
三、我们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恢复了国土,树立了抗日政权,打击和瓦解了汉奸傀儡政权。这些根据地有:晋冀
察、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在年余反“扫荡”的战争中,它们已一天比一天更巩固起来, 成为敌后坚持抗战的堡垒。
如果没有顽固分子从各方面来破坏、捣乱根据地,则这些地方将比现在更好。
四、我们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在各抗日根据地中实行了民主政治,把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真正用到了敌后方。给予了民众抗日的民主权利与自由,民众不但自选村、区、县长、专员,而且在冀南还民选了行政公署主任。
五、我们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下,适当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实行了五一减租[16]、分半减息[17],改善了雇工生活,提高了人民抗战的积极性。在晋察冀,因为荒年,我们曾颁布了人民有权自由吃树叶[18]的法令,而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抗战热忱。在那里,虽然在艰苦的斗争中,但是人民都说:“现在抗战比不抗战生活要好”。
如果不是顽固分子效法敌寇摧残剥削人民,则华北根据地内的人民生活将更要好得多。
六、我们也曾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和敌人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斗争。敌人用一切方法来封锁我们,我们则在广大人民和军队中发动了广泛的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大家都去发展手工业,举办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晋察冀发动每三人喂猪一口,军队不杀母鸡,前年一年就收了鸡蛋出口税五十万元。河北某一县,妇女组织的生产小组每三天能织出五百匹布⋯⋯。我们曾像这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封锁,逐渐求得自给自足。
如果没有顽固分子企图从经济上来摧毁我们,则这方面的成绩更要伟大。
七、我们实行了抗战文化教育政策,一般地揭破了敌寇、汉奸、汪派、托派[19]的无耻宣传。敌人的一切宣传都是集中在造成和平空气,拼命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和宣传复古运动,什么“东亚新秩序”[20]呀,“东亚和平” 呀,“大亚细亚主义”呀,伪造刊物、文件、电报来破坏团结呀,天天报纸上登着“国共分裂”的大字,尊孔、祀孟、祀舜[21],提倡中国固有文化道德,宣传迷信呀!⋯⋯都是为这个目的。
我们则尽力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以坚持抗战到底。我们指出持久战的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指出团结的重要、可能与必然。我们坚持宣传和执行了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来粉碎敌人一切愚民的复古运动,使广大群众认识真理,坚持抗日的斗争。但必须承认,这方面我们做的不够。
如果不是顽固分子的许多理论和敌相同,帮助敌人施放投降,妥协的烟幕,则我们成绩更好。
八、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以上的成绩,取得不断的胜利,就是因为有以下的十个原因:
1、由于我们真正做到了“军民一致”,和群众结成了如鱼似水、血肉相关的亲密关系。
2、由于我们做到了“官民一致”,在我们军队中都有坚强的政治上的团结。
3、由于我们有中国共产党作为部队和前方领导中坚。
4、由于八路军有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传统和精神。
5、由于八路军有许多出色的新老干部,他们都是民族英雄而成了军队的
核心。
6、由于八路军创造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7、由于我们有灵活的战略战术。
8、由于人民对于敌军的仇视和敌军内部厌战思想的存在,并逐渐发展了反战运动。
9、由于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
10、由于我们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
(戊)关于华北的蘑擦问题
一、为什么会发生磨擦呢?第一是汉奸、托派的破坏和挑拨离间,企图使我国内部分裂,特别是使国共两党互相水火,进行内战,因而便于日寇灭亡中国。第二则是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们要投降。他们一方面害怕强大的日寇和为日寇的诱降政策所迷醉;另一方面又害怕群众,为自私自利的利益所迷醉。因此,他们企图中止抗战,要投降。但是,有共产党与八路军存在,投降是困难的。所以,他们投降就首先必须反共、反八路军,所以, 才产生了对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政策,才产生了一切对付“异党”的方案和办法。第三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不愿意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在欧洲爆发[22] 之后,在有一时期,英、法、美帝国主义曾经企图与日本妥协,因此,也更迫切地要牺牲中国以迁就日寇,而用多种方法促使中国投降。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努力在中国内部鼓动反共阴谋。
二、在华北磨擦的经过是怎样呢? 1、关于军事方面。
我们收复河北后,鹿主席[23] 来了。他最初同意我们的纲领,但后来又取消民运及抗日政权,要赶八路军出河北。正好敌人“扫荡”来了,八路军未走,他倒走了。八路军打走敌人,他又来解决八路军,并不惜下委任状给皇协军,以之作为反八路军之力量。我们能不自卫吗?
张荫梧[24]杀死、活埋了一○四七个共产党员与八路军指战员,我们能不自卫吗?
朱怀冰、石友三[25]的防线不向敌而向八路军,到处修堡垒,杀我们的人,后来甚至连着解决我们三个营,我们能不自卫吗?
山东的八路军是人民自动组织的武装[26],抗日功绩卓著,但顽固分子要缴他们的械,结果反被人民缴械了。
程主任[27]的天水行营政治部出了一个小册子,叫《中共的不法行为》, 附表一张说八路军打死了友军整整一千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捏造者之用心良苦,但其计甚拙。现在,我们退一步说,即令所说数目是实,我们总共死伤了一万多人,算起来还不过十命抵一命,总抵得过吧!
总之,坚持敌后抗战须人民帮助,不然不能生存。有些部队,不能与民众合作,自己垮了,如何怪得八路军?
2、关于政治方面。
河北及各地抗日政权是人民自己赶走敌人,自己选出来的,行政工作人员个个都不要钱,不怕死,天天背包袱,打游击。他们所做所为无一不遵照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这样历史上少见的民族英雄义士,顽固分子一定说他们不合法,要取消,另来一套。鹿主席到南宫,就在南宫另来一套。结果,这一套就成为日寇便利工作之基础,竟成为河北敌人的模范县。诸如此
类的办法,我们自然不赞成,自然要坚持人民原来的工作基础。于是,自然又发生磨擦。
事实证明,敌后抗战坚持必须抗日政权的配合,如果把过去那些失职的官僚都搬到河北去当行政人员,成天两台花酒、四圈麻将,那立即会断送一切。我们八路军对于此问题,是当仁不让的。
3、其他关于经济、文化各方面。也都发生磨擦。最重要的,就是顽固分子一切都要取消群众运动,而我们则一切都要群众运动。一万万人民起来了, 如何压得下去?被民众遗弃了,自己不能立足,又如何怪得我们?
4、我们的态度是,坚持团结,尽一切努力避免不必要的磨擦。但是,如果威胁我们的生存,我们就要为保卫抗战力量而自卫,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28]。即便“犯人” 也是为了团结。
经验证明,党中央的英明指示完全是正确的。
(己)我们今后的行动方针
我们今后坚持华北抗战的行动方针是什么呢?
一、抗战将近三年的事实,证明了党中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证明了这一路线之下,我们的各种办法,也是正确的。因此,今后应本着这一贯的正确的方针与办法,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坚持国共合作, 坚持实行三民主义,坚持进步,适应着今后华北形势,贯彻既定的战略方针和各方面的办法,坚持抗战到底。
二、在汪逆傀儡政权成立,敌寇,汉奸的政治的新进攻更形加紧,“以华制华”的毒计愈加毒辣的时候,我们更应当做以下的工作:
1、广泛开展反汪、反投降,拥蒋[29]坚持抗战的运动,肃清暗藏在华北抗日阵营中的汪派汉奸,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
2、广泛开展宪政运动,认真实行民主政治,并在抗战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更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工作。在这些方面,华北也须要更广泛、更深入地去做,以达到成为全国的真正的模范。
三、正因为华北抗战有着决定中日战争的胜负的伟大意义, 所以我希望:全国各党、各阶层、各民众团体和全国的人民,加紧对于华北抗战的援助。如果我们丧失了华北,便会没有了中国。
我坚决相信,有了华北抗战将近三年所奠定的基础,有了全国抗战的配合,特别是有了我们党中央坚强的正确的领导,不管敌人如何三番四复,十次八次进行“扫荡”,不管敌人如何施展其政治阴谋,只要大家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坚持华北抗战到底,在长期的拉锯式的“扫荡”与反“扫荡”的严重的斗争中,最后以反“扫荡”的姿态,参加全国的反攻,而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去,收复一切失地,建立新中国!
注 释
[ 1] 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英、美、法、日、意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学生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全国人民爱国热潮的压力下,北
洋军闷政府的代表终于未敢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 2]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今北京)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爱国游行示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在北平学生爱国行动的带动下,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中日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次运动,历史上称一二九运动。
[ 3] 义和团运动是十九世纪末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组织。它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把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义和团的活动从山东开始,逐渐扩展到华北和东北,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年,英、美、德、日、俄、法、意、奥八国联军公开进行武装干涉, 先后占领天津、北京。在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的联合镇压下,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
[4]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 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发展,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 5] 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在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抗战建日纲领,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是一个两面性的纲领。一方面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纲领中对人民的某些彤式上的让步也成为一纸空文。
[ 6] 总理遗嘱指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病危时的遗嘱。全文如下:“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 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 7] 蒋委员长即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这里指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某些有利于抗战的言论。
[ 8] 减租减息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地租一般地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一般为分半利息)。
[ 9] 汪精卫,当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当时任伪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政治训练部部长。周佛海,当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警政部部长。
[ 10] 新民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华北沦陷区进行奴化教育并从事间谍活动的组织,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后在华北各省、
市、县设立了分会。
[ 11] 法市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在英、美财政支持下、通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因为它是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故简称法币。
[ 12]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并吞和控制华北,于十二月十四日扶植汉好王克敏、王揖唐等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冀、晋、豫、鲁四省及平津两市的伪政权。一九四
○年三月汪精卫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平伪“临时政府” 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汪伪政权,实际上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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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军占领华北之后,为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开始组建华北伪军。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今北京)成立,
同时开始在原伪冀东保安队基础上组建伪军。一九三九年十月正式组建了伪“华北治安军”(后改称“绥靖军”)。与此同时,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将一部降日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及土匪武装等加以收编,称为“皇协军”, 以协助日军守备交通线和据点,并配合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年三月汪精卫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后,伪“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华北地区的伪军,也纳入汪伪的军事体系,但仍保留一定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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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班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中向沦陷区人民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一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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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部中将指阿部规秀,曾任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河北涞源县的黄土岭战斗中被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击毙。
[ 16]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情况不同,减租的额度也不完全相同。五一减租,就是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地租均按原租额减去五分之一。
[ 17]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规定借贷利息不得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各地情况不同;减息额度也有所不同,一般实行分半减息,就是年利不超过一分五厘(百分之十五)。
[18] 这里指允许群众到地主所有林木中采摘树叶以渡荒,后来发展为支持群众向地主借粮。
[ 19] 托派,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人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这种观点事实上取消了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九三五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处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问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
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 20] “东亚新秩序”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鹰在《帝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的阴谋计划。其中确定“日满支提携”,即日本、伪满洲国(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反共,以便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中国。
[ 21] 孔指孔子,名丘,春秋时期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孟指孟子, 名轲,战国时期思想家,儒家思孟学派代表人物。舜指虞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后将帝位禅让于治水有功的禹。日本帝国主义借祭祀这些人物来提倡复古思潮,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 22] 这里指一九三九年九月因德国进攻波兰而引发的英、法与德、意之间的战争。
[ 23] 鹿主席指鹿钟麟,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间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间兼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
[ 24] 张荫梧,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河北民军总指挥。
[ 25] 朱怀冰,曾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九十七军军长。石友三,曾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年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朱怀冰、石友三两部向八路军在太行和冀南的部队发动了进攻。
[26]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军侵入山东,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全省分区组织武装起义,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抗日游击队等名义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从同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山东各地党组织先后领导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鲁东、徂徕山、泰西、鲁东南、湖西等十几个地区的武装起义,建立了近四万人的抗日武装,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山东。同年年底,山东人民的抗日武装大部分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
[ 27] 程主任指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
[ 28] 见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毛泽
东选集》第二卷, 1991 年版,第 590 页)。
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①
(一九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三年来华北宣传战的一般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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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特务机关通过新民会[1]、宣抚班[2],统制了新闻杂志书籍,组织了各种欺骗宣传团体,出版了大批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传单,来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3]、“日满支提携”和反共,以及进行各种挑拨离间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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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则首先经过部队的宣传部门,并取得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配合,出版了大批的报纸、书籍和相当多的宣传品,在部队中还发动每一个战士进行宣传工作。我们宣传的中心内容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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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虽然我们因技术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宣传手段上远不及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拥有真理,同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使群众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我们正确,所以群众是拥护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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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同艺术工作结合得更密切,则我们的成绩将更大。
二、敌人在宣传工作中重视利用艺术
- 敌人的一切宣传是尽量利用艺术的。
敌人善于利用大幅的宣传画和小型的漫画宣传品。
敌人经常播放宣传“日满支提携”的音乐,企图通过“东洋音乐”给人们灌输“日满支一体”思想。
敌人的文艺理论是:“文艺的目的是建设,即建设东亚新秩序。”
- 敌人利用艺术,是特别注意到中国形式的。
如用司马温公[4]破缸的故事,画“日本救中国”的大幅宣传画。如利用年历表画些画,就成为宣传品。
三、我们对艺术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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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宣传家不必是一个艺术家,但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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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我们必须认清对象,面向群众,面向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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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对象,便提出一个问题——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的问题,也就是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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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的重要原因:
A、因为它易为大众理解。我们不能笑它俗气而摈弃它,要知道敌人是利用它作工具的。我们应当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B、因为要创造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艺术,必须接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良的东西而加以发扬。(5)提出大众化和通俗化这个口号之前,我们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而取得一些成绩,如创作了某些反映八路军生活特点的士兵剧,演出过《小白龙》[5]一类戏剧。提出这个口号之后,成绩就更大了。
① 这是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的提纲。
在图画木刻方面,有鲁艺派到前线去的木刻工作团创作的年画,极受群众欢迎,一出版,群众马上买光。
在音乐方面,民歌形式用得更多,如骂汪小调[6]。
在戏剧方面,如采用中国歌舞的活报剧,反映中国家庭在抗战中的生活的剧本。这些都非常受群众欢迎。
四、我们对艺术工作者的要求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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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艺术家,应当同时是一个政治家。在阶级社会里,艺术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绝对不能超然。艺术家要加强自己的政治修养,才能做一个好的艺术家。所以,必须学马列主义。决不能看轻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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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应当参加实际斗争,体验生活。他不应当站在群众之外,而应当站在群众之中;不应当是旁观者,而应当是参加实际斗争的战士。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生活,创作出好的作品,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除上述要求外,我们还希望艺术工作者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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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团结,要习惯过集体生活,要善于表现集体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者。在伟大的共产主义的事业当中,无论是怎样的个人,都显得渺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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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才能进步。不要老想着“文章自己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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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工作者应当学习军事。因为我们生长在伟大的武装斗争的时代。不但因为要表现这个斗争必须具有军事知识,而且你们也应当、也可能参加实际的武装斗争的工作。
我相信,将来在战士中会产生卓越的艺术家,同时在艺术家中也会产生英勇的、伟大的战士。
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
创造光辉灿烂的新民主主义的艺术,也要靠你们。愿同志们努力!
注释
[ 1] 新民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华北沦陷区进行奴化教育并从事间谍活动的组织,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后在华北各省、市、县设立了分会。
[ 2] 宣抚班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中向沦陷区人民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有的一个机构。
[3] “建设东亚新秩序”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在《帝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的阴谋计划。其中确定“日浦支提携”,即日本、伪满洲国(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反共,以便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中国。
[ 4]司马温公即司马光,北宋的政治家、史学家,死后追封为温国公。他在童年时,见一儿童附入大水缸中,急中生智,击破水缸,救出落水儿童。
[ 5] 《小白龙》是一九三九年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政治部宣传队演出的京剧。它反映东北义勇军某部小白龙等人抗日斗争的事迹。[ 6] 骂汪小调是当时流行于太行地区的声讨汉奸汪精卫的民歌。
党呈军队的绝对领导者①
(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
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产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没有我们党,就没有这支军队;有了这支军队,就必须要巩固我们党的领导。
我们必须“把党看成无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承认党有权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组织形式,从职工会一直到国会的党团。”[1]为什么呢?因为“党, 这个最高组织形式,是由阶级里那些以先进理论,以阶级斗争的知识,及以革命运动的经验武装起来的最优秀的份子所组成,具有一切可能去领导,而且也应该去领导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 2] 特别是以共产党为骨干的军队,尤须保障党的绝对领导。
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党,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的。我们党中央是用先进的革命理论、十九年来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武装起来的。它掌握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而能够在革命发展的各阶段中,规定正确的政治路线; 而我们军队中的党,就在这个正确的政治领导之下,今天,就是在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之下,灵活地规定了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来领导我们的军队。同时,我们部队中的党员和非党的战士,又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了这个领导的绝对正确,因此,他们就无条件地接受这个领导。这就是现在我们党对于中队领导的最基本的保证,也就是党在军队中有着最高的威信的原因。
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是革命战斗任务完成的保证者。一切党的路线与政策,在部队中都要经过党的组织去执行。
因此,为着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就得使党与行政的关系正确地建立起来。那末,部队中行政系统对党组织的关系和党组织对行政系统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
行政系统对党组织的关系,应当是:必须经过政治委员制度来领导,党经过政治机关来进行党的工作;行政系统必须遵守与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完成党所给它的任务,使党健全起来,使党起核心作用。反之,党组织对行政的关系,应当是: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必须经过行政系统来执行,来体现;党组织必须尊重行政系统,使它健全起来,使它有很高的威信。
某些部队中看轻了党的领导,要党服从军队,以军队来领导党,或是党的工作代替了行政工作,以党的工作方式运用到行政工作中去,这都是不对的。
从行政方面说,对党组织及工作,现在有这佯不正确的观点:有些营、连级的指挥员,不懂得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性,因而对党的工作是消极的, 如认为上党课不及上操重要,在上党课的时候他要上操。也有轻视党组织的观点,觉得支部领导者不及军事领导者重要,就看不起领导支部的同志。这两种不正确观点,不仅新部队中有,而且老部队中也还存在着。
从党组织方面说,对行政系统,现在有这样不正确观点:有些党组织的领导者,因为党在军队中起了作用,就高慢自大,不经过指挥员,直接发号施令,轻视指挥员,不尊重行政系统,以致减低和削弱了行政领导同志的威
① 这是朱德为总结八路军、新四军中党的领导工作经验而写的论文。
信。
所以,纠正部队中以上两方面的不正确观点,是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保证党对军队领导之必须注意的事情。
支部是党的基础,是群众的核心,一切党的工作,在部队中都要经过支部才能具体实现。
因此,为了保证我们党对我们军队的绝对领导,就心须健全部队中的支部工作,使它真正能起核心作用。那末,部队中的支部核心作用应当是怎样的呢?
部队中的支部核心作用,应当是:支部中的党员,要了解非党战士的情绪,了解他们的要求和发生的问题,并且经常反映到支部中来,经过支部讨论,决定适当办法,协同军、政首长具体地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支部应从各方面来团结群众、推动群众,这里,主要地靠党员的模范作用。这是实际的事,不是个别党员的事,而是支部领导全体党员的事。
支部要能起核心作用,就得靠支部本身工作的健全,就得把支部工作做好。因此,支部应当:首先要从军事生活上做起,顶要紧的是执行命令,服从党纪、军纪,不疏忽军事警戒,不作无代价的牺牲;其次,提高党员的质量,从政治上坚定他们,团结群众,消灭文盲,提高部队,使战士们把连队看作是自己的家庭;第三,在给养上发展生产,想办法解决衣服鞋袜等;第四,在任何困难条件下保证部队不动摇,士兵不灰心,不逃跑;最后,还要注意饮食冷热,疾病困苦等卫生问题。这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条件,也就是做好支部工作应具备的条件。
支部工作既如此重要,那末,八路军和新四军支部工作的现状大概如何呢?
一、一般地有军队就有支部。这一点非常重要,凡是做军队工作的同志都应该知道。在豫东有同志曾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游击队,但是,因他没有及时建立支部,结果被人家把队伍拖跑了,这虽是绝少的例外,却是值得严重注意的。
二、连队中一年多没有开小差的,战斗任务执行得好,消灭了文盲,这样的模范支部,每个团都有,并且有些团还不只一个。
三、凡是整理过的部队,支部工作就有相当的基础;凡是军纪好能完成战斗任务的部队,支部工作就必然健全,反之,就下健全。
某些部队中支部工作还存在着一些弱点、缺点或错误。
有相当多的支部,支部书记的能力比较薄弱,有些新成立的部队,支部书记多半是从老部队调来的。因此,他们在短时期内不能熟悉全连的情形, 并且发生和存在着新老干部不协调的现象,这是弱点。
一般地是排一级干部担任支部的负责工作。因为军队的迅速扩大,干部的调动较多而影响到支部工作,这是缺点。
有些军政干部不愿过支部生活,个别党员不服从支部领导,有的支部对连队中犯错误的党员,为顾情面,不向上级报告。竟有这样一个长征过来的老连队的支部,曾发生过全连瓜分二千多元的事。这种全连共同贪污的丑恶行为,支部不但没有报告上级,并且参与其事,包庇隐瞒,是亟待改正的错误。
为了纠正这些弱点、缺点或错误,为了加强军队中党的工作,就必须加强党员和干部马列主义与党的实际政策的教育,就必须建立学习制度,注意
学习中的问题。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学习制度一般地已经建立起来,许多干部和党员参加了学习并获得了成绩。那未,为了使他们学习得更好,更实际,更切合需要, 更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有利,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从党员方面来说,最需要的是一般的常识和思想意识的锻炼。因此,通俗的小册子——常识的和支部生活的,是最缺乏的又是最适合的读物,应注意设法解决。从干部方面来说,他们需要的是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政策教育,在今天,特别需要的是统一战线中的政策教育。一般的干部,对军事方面的学习兴趣较差,特别是军事技术的研究兴趣更差,这是值得注意的。在学习方法上,按期开党代表大会,对支部教育的推动有很大的意义。举行竞赛,也是在部队中有时可用的方法。而干部学习的积极与否,对于党员的学习有很大的影响。为了加强党的工作,健全支部生活,在党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忽视党纪、军纪,曲解党的路线,失掉政治立场,侵害群众利益,包庇隐瞒,堕落腐化,军阀习气,动摇逃跑等一切危险倾向,必须进行严格的教育与斗争,以保证党内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
由此可见,加强部队中党员和干部的教育,注意和研究他们在学习中的问题;严格纠正部队支部工作中的弱点、缺点或错误,使支部工作做得更好, 使支部真正在连队中起核心作用;严格纠正部队中党组织对行政、行政对党组织的不正确观点,正确地建立部队中党与行政、行政与党的关系,所有这些,必须认真地做到,才能提高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质量,才能巩固党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才能使党真正成为军队的绝对领导者。
注 释
[ 1] 见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12 页)。新的译文是:“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它负有使命领导无产阶级组织其他一切形式的无产阶级组织——从工会到议会党团。”
[ 2]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53 页)。新的译文是:“党既是本阶级中以先进理论,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为武装的优秀分子所组成的最高组织形式,就完全能够领导、而且也应该领导工人阶级的其余一切组织。”
同意一二○师破击同蒲路忻宁段计划①
(一九四○年九月七日)
(一)完全同意你们十五号破击忻宁段同蒲路[1]计划。
(二)连日增援正大路[2]之敌正在该路以南与刘、邓集团[3]作战,该路以北聂集团[4]连日收复会里村、上下村、兴道等据点,正围攻盂县中。你们乘此机会破击极好(如能提早几天更好),增援敌当来不及。
(三)根据破击正大路经验,希注意下列几点:
1、准备应充分,尤其是破坏技术人员与炸药,以及侦察工作和粮食。
2、在未投入战斗前,应保持严格之秘密,战斗发起之突然性愈大,战斗成果必愈多。
3、在能保持突然投入战斗及附近无大援敌之情况下,战斗发起时之预备队力求减少,加强序战之突击兵力,序战成果愈大,整个战役成果亦愈多, 否则,难于开展战果。
4、在兵力部署上,应有重点又应宽正面的分散和远距离的阻敌援兵,所谓指向重点,即桥梁、隧道难于修复之地区。
5、应坚持持久的破击,不是扑一把就跑,破击时间愈久战果就愈大。为争取破击时间之延长,必须坚决消灭若干据点,坚持打击可能来援之敌。由于敌之兵力不够与分散增援,一般是迟慢(增援正大路西段之敌约十天左右才能到)与逐渐的,我可以各个击破敌之增援部队。
6、破坏要彻底与宽广,难修复之处应首先破坏并彻底破坏,不能搬走之铁轨应堆积许多枕木焚毁之。
7、肃清沿线奸伪,开展沿线民众工作,应与战斗同时并行。并应准备战役结束后继续坚持工作之一切实施,如准备分配若干部队继续坚持斗争等。
注 释
[ 1] 忻宁段同蒲路指同蒲铁路忻县至宁武一段。
[ 2] 正太路指石家庄(旧属正定府获鹿县)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3] 刘、邓集团指参加百团大战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部队,师长刘伯承,
政治委员邓小平。
[ 4] 聂集团指参加百团大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
① 这是百团大战中朱德、彭德怀、左权给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的电报。
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①
(一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百团大战[1]是我军在敌后方进行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是我军、政、民共同发动的伟大的交通战和经济战的总攻袭。这一个战役进攻,给华北战局很大影响。它将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打破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造成华北抗战的新局面。目前大战仍在继续中,但初步战果已经表现出空前伟大的收获,而为全国同胞所同心庆祝。八路军的全体将士,华北的许多游击队以及广大的人民,正在再接再厉。浴血奋战,扩张这一伟大的胜利,告慰全国同胞而继续斗争。
在目前的形势之下,百团大战虽然是胜利的游击战争的战役进攻,但它带有全国性的伟大的战略意义。首先,它牵制了敌人进攻我大西北后方及进攻西南的企图。最近敌谋南路由越南进攻昆明,中路由宜昌进攻重庆,北路由洛阳进攻西安,以威迫我全国屈服,而我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就部分地错乱了敌人的部署,至少要迟延敌人的进攻。同时,更加强了全国同胞的胜利信心,促进了全国的团结,使敌人难以实现其威迫利诱之阴谋。其次,这一胜利的战役进攻,打破了敌人对付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2]。敌人企图利用它的铁路、公路、据点和碉堡来封锁我抗日根据地,陷我于绝境。而我们则必须切断敌人的交通命脉,以制敌之死命。因此,敌后战争的斗争形式主要的是交通战争。此次巨大的交通总攻击战,个但严重地打击了敌人对我的军事封锁,并陷敌人军事行动于非常的困难之中,我们更克服了许多碉堡和据点,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我占区,使许多沦陷已久的地方,重新飘扬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3]。这就更鼓舞起沦陷区同胞的斗争勇气,加深了敌人的困难,促进了敌国的矛盾。这也就更增加了我国抗战胜利的因素。最后, 这个胜利的战役进攻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以战养战”的阴谋,我们不但打破了敌人对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切断了敌人的经济运输,破坏了敌人的经济开发,特别是破坏了井陉煤矿,使敌人不能利用我华北的最大的煤矿出产,这无疑是对敌人的一个极严重的打击。
八路军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是有它的历史根据的。首先,在抗战开始以后,敌人挟其优越的武器和兵力,向我内地长驱直入时,八路军曾奉蒋委员氏[4]的命令,首先以英勇的姿态和敌人采取正相反的方向,向敌后深入挺进,配合了华北广大人民,创造了华北广大抗日根据地,壮大了人民抗日的武装力量。没有这个时期八路军的英勇和艰苦的奋斗,就不能够有今日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其次,在武汉失守以后,敌人曾抽调一部精锐,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轮番的“扫荡”,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 对我加紧残酷的进攻,企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而我华北广大军民,则对敌人展开最热烈紧张的、胜利的反“扫荡”战争,巩固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 锻炼和加强了抗日的武装力量。没有这个时期八路军的英勇和艰苦的斗争, 也就不能够有今日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
正因为八路军具有这样历史的根据,所以才能够造成我今日战胜敌人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能够以人民为基础,依靠发动华
① 这是朱德为《新中华报》撰写的代论。
北千千万万广大人民的人力、物力,团结一致,自力更生,来对付敌人。百团大战的胜利又重复地证明:只有坚持团结进步的方针,只有坚决执行三民主义[5],才能够发动群众,才能取得胜利。我们要取得抗战胜利,就必须敢于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否则,就只有失败。
百团大战的初步展开,虽然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然而检阅这一次战役经过,我们仍然深感成绩的不够。我们虽然彻底地破坏了正大路[6],切断了同蒲路和平汉路[7]的北段,破坏了许多其他的铁路和公路的交通,但是,对于津浦[8]和平汉路的南段,对于胶济路,对于长江两岸的敌人的交通网,我们还不能够进行最有效的、大规模的破坏。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们还未能积极发动民众,依靠民众。因此,我们迫切地希望上述的许多地方, 能够大胆而迅速地把民众发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将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 扩大到敌后方的各条水陆交通的战线上去,才能配合正面的抗战,更有效地打击和消耗敌人,争取反攻阶段的迅速来到。
同时,百团大战虽然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自满。我们必须估计到敌后抗战的坚持仍然还存在着严重的困难,这主要的就是弹药和给养的困难。因此,我们热烈地希望我最高军政当局,全国一切抗战的同胞们及海外侨胞,予我们以源源的资助。我军的全体指战员和政工人员, 须更加发扬我艰苦奋斗的模范精神。同时,力求自力更生,以做到给养的部分的解决。只有这样,敌后抗日武装才能继续坚持,才能扩张已得的胜利。
在敌后抗战历史上空前的百团大战开始的二十天中,我们的团长李和辉同志,副团长吴隆著同志,营长李光升同志,以及纵队政治委员董天知同志[9]和其他指战员、政工人员千余人、已经为中华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而光荣地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这里我谨向他们表示崇高无上的敬意。我们的旅长陈锡联同志,范子侠同志,副旅长汪乃贵同志,旅政委谢富治同志,旅政治部主任卢仁灿同志和旅参谋长曾绍山同志[10],以及其他团、营级干部,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四千余人,都曾在这次战争中光荣地负了伤或中了毒, 这里我谨向他们表示最热烈的慰问之忱。我希望我八路军全体指战员和政工人员,发扬牺牲者的英勇坚决的精神,再接再厉,愈战愈奋,胜不骄,败不馁,继续扩大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并且配合全国友军,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踏着死者的光荣血迹,勇敢前进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注 释
[ 1]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完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 2] “囚笼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敌后人民武装和摧毁抗
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政策。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网状压缩包围。
[ 3]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即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国旗。
[ 4] 蒋委员长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5]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发展,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
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
[ 6] 正太路指石家庄(旧属正定府获鹿县)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
线。
[ 7] 平汉路指北平(令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 8]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 9] 李和辉,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第十九团团长。吴隆著,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七团副团长。李光升,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特务营营长。董天知,当时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此时已纳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序列)政治委员。
[ 10]陈锡联,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范子侠,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十旅旅长。汪乃贵,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十旅副旅长。谢富治,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委员。户仁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曾绍山,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参谋长。
对山东参谋工作会议的指示①
(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当抗战进入新的阶段,全国特别是敌后困难增多,敌后战争形势愈趋严重、复杂、紧张和正待以最大努力积集力量准备反攻的时候;同时又值我国抗战阵营中投降妥协危险万分严重存在,正需以百倍的努力巩固扩大我军力量,回答投降妥协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成为目前全党全军最中心任务之一的时候,你们召开参谋会议是有伟大意义的。
二、估计敌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山东战局可能陷入极严重战争环境之中。敌寇对山东地域的“扫荡”将特别加紧地进行袭剿,对山东地域是志在必得的,山东可能与太行山隔绝而成为独立支持之局面;又以我在山东之工作尚属薄弱,基本根据地仍未巩固地建立起来,我之武装力量战斗力尚弱,组织与工作尚不健全,仍处在向正规军转化之阶段。因此,艰难巨大斗争与工作尚在前面。
三、我们对此次参谋会议有如下意见希考虑,会议内容:
(一)应根据总部及北方局最近扩军计划扩大与巩固一纵队,使现有部队加速向正规军迈进,使广大的民众武装转化到正规军中来。
(二)总结抗战的经验教训,确立军队教育计划与制度,提高军队战斗技术的教育,加强干部的培养,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三)发扬八路军的优良传统,确立与建立军队各种制度与工作,尤其打下严肃的自觉的纪律基础。
(四)建立与健全各级指挥机关,确立参谋工作之总方向与目前急需进行之具体工作,提高参谋人员之政治责任与工作能力,使技术参谋进到战术战略参谋,使各级指挥机关能负担起组织战争、领导战争的机关,成为军队中之首脑部。
(五)加强参谋人员的训练,建立参谋人员的学习制度,提高参谋人员之积极性、创造性,巩固参谋人员安心工作,尽忠业务,严肃参谋工作的纪律,发扬参谋工作之高尚道德,提高参谋工作人员在部队中的信仰与地位。
(六)必须反对参谋工作中各种错误认识和观点、反对轻视与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肃清参谋人员中不愿作参谋工作的倾向,这是建立健全参谋工作之先决条件。
四、为使会议顺利进行,并获得圆满结果,应作充分的准备,拟讨论之各个问题,应拟定一定之方案与具体办法,特别是政治机关应予以最大之保证,会议经过与结果,望电告。
① 这是朱德、彭德怀、左权给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治委员朱瑞并山东纵队参谋长罗舜初的电报。
党员军事化①
(一九四一年四月)
中国不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而且是现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部分处于它的血腥统治下的国家;中国不仅是半封建的国家,而且是军阀官僚制度特别严重的国家,尤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丰富的反动经验的国家。在这里,人民毫无民主的权利和自由可言。
在这样的国家里,谁掌握了武装,谁就有力量,谁就可以有发言权;谁没有掌握武装,谁就只好任人宰割。个人如此,民族亦然,阶级和政党尤其是这样。
正因如此,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
正因如此,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2]
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明白认识武装在中国的重要性, 他们曾经积极掌握和建设军队,并取得相当大的成绩。因此,在他们过去反动的时候, 曾使革命受到残酷的镇压;在抗战中,他们曾成为抗战的力量之一;而今天, 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企图妥协投降的时候,他们又害怕革命力量的壮大, 而处处企图用自
己的武装来摧残革命的力量。如果中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善于掌握武装,建设军队,不善于正确处理武装斗争的问题,则不但不能团结广大的同盟军在自己的周围,而且自己的生存都根本要受到威胁。
这就是说,我们党的发展、巩固,是和武装斗争密切地结合着,我们愈善于领导和掌握武装斗争,则我们党愈能发展、巩固,革命就愈接近胜利; 反之,我们党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革命就要失败。这个真理,不但在十年苏维埃运动[3]中被证明了,而且在三年余的抗战中亦被证明了。
正因如此,党中央今日才提出“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与军事技术,学习游击战争。我希望全党同志都要读苏联工农红军的战斗条令和野外条令两本书。不仅在军事学校中要讲授此书,而且在我们党的学校,如中央党校、马列学院[4],都应该教授这两本战术的基本经典。不仅新干部应当学习,而且老干部也决不能自满,必须研究这两本书,来综合和整理自己的战斗经验。无论男女老幼,只要是党员,都必须学习这两本书。
我们党员不仅要学习军事理论,而且应当过军事生活,一切行动军事化, 从我们党政军各机关、学校,一直到人民的自卫队,都必须实施军事的各个教练,一直到营教练和团教练。
我们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军事不仅是集合当代一切最先进的科学而成的一种科学,而且,它是中国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同志们!为掌握军事和军事技术而努力啊!
①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
注 释
- 参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87 页)。
[ 2] 见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
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10 页)。
[ 3] 苏维埃是汛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这里指一九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时期。
[ 4] 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的学校。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延安创办。一九四一年部分并入中共中央党校,另一部分成立马列研究院, 不久改称中央研究院。
关于部队生产的一封信①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
七一八团陈、熊[1]两同志转七一七团陈、晏[2]及生产委员会:
你们两团的生产有成绩,有了基础,望你们每天都向前推进,建立起模范的生产运动。你们要知道此一工作的重要性,它不但解决了目前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且也为边区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将来即是国家一部分优良的产业。
目前你们的农业生产将告结束(指开荒),你们应当乘此机会,建立起下边这些事业来:
一、畜牧业——养鸡、养鸭、养猪、养犬、养鹅、养兔、养牛、养马、养驴等,这些东西可由少到多,由无到有,不可忽视
二、运输业——将牲口集中起来,组织大规模的运输队,到定边驮盐下来,或驮土货到上边去卖。要多做大车,利用临镇至延安的大车路贩运货物, 能做到每天都有到延安的大车就好了。大路两边应多修骡马大店,堆粮、堆草、运草、运菜来延安。
三、手工业——建设手工厂、木厂、铁厂、农具厂、编物厂、食品厂、酱菜厂等。多做多开,不可大开,唯大车厂要大大的开。今年要做大车五百辆至一千辆,卖给边区军、政、民,以发展运输。如铁不够,可到山西招贤镇大大的定购,因为你们有很好的大车工人,大车要做得很好,将来全边区都要用你们的大车。如你们能做,延安可来定购,先定合同,先交一部分款子。
四、商业——商业要做,但不可大做,能和你们的农业、工业、运输业配合起来就行了。不可投机取巧,把资本放到不可靠的方面去。最好运土货到延安换取必需品,以物易物最为适宜。土货以药材为主,可发动军队和老百姓去开采。盐店是主要的,但不可看利太重。饭店、酒店、豆腐店可附带的去开。运输生意可大做,没有运输即没有生意可做。做生意你们七、八两团要配合一致,不可互相冲突,与军委系统也要配合起来。对边区,整个商业要有政策,不可看小利而失大利,眼光要大,组织要严
密、统一 。
以上四项,是目前农闲时要抓紧的工作。目前边区军事一时尚不吃紧(但毋松劲),望你们在生产运动中建立起永久的基础,这是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
你们每月应有生产总结,除向旅部作报告外,并应直接向我们作书面的或口头的系统报告。我们最近设有财政经济部,有系统地来指导你们,要与它密切联系,对你们是很有帮助的。
纪律问题要严格遵守,办事人不准贪污腐化,不准在法律外去求赚钱。你们建立的家务,虽然是你们经营的,同时也是国家经营的。我们是共
产党,要时时刻刻想着为国家建立一个很大、很好的家务,这样才能“共产” 啊!不要忘了整个人民的利益,只求自给自足,结果就会走到自私自利的道
① 一九四○年五月,朱德从华北前线回延安后,为了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支持抗日战争,竭力提倡“军垦屯田”,并亲自到南泥湾踏勘,组织指导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这是他写给甫泥湾开垦部队的一封信。
路上去,那是走不通的。望你们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发展生产事业,这才是正确的,才有前途。望你们正确地执行。
此信应在生产小组中讨论。此致
布礼并祝你们胜利! 朱德
于 延 安 注 释
[ 1] 陈、熊指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和代政治委员熊晃。
- 陈、晏指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丸旅七一七团代团长陈外欧和政治委员晏福生。
中国共产克与革命战争①
(一九四一年七月)
我们伟大的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我国前后经历了三次革命战争[1],在每一次革命战争中,我党或者参加了领导或者独立领导了整个战争。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共产党是在革命战争中渡过了自己的二十年。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是与北伐战争瞩以来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不可分离的。
孙中山先生是我国创立新式革命军队的第一个先驱。他积了四十年的革命经验,深知要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而为要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又必须依靠于“为公”而战的革命军队,真正人民的军队。孙中山先生勇敢地打破军阀军队的恶劣传统,吸取苏联红军建军的经验,建立有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的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3]。
共产党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军原则不幸被国民党领导者所抛弃的时候,就以自己单独的力量来继承和发扬孙先生所遗留给全民族的宝贵遗产——革命军队的建军原则。民国十六年后,在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中,党代表制度被取消了,政治工作被特务工作代替了;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却依照孙先生的主张,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和作为军队生命线的政治工作,从民国十六年以来,继承孙先生遗教,坚持孙先生的建军原则,并在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其正确的,不是别人,而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的革命战争是异常复杂和变化多端的。中国的革命是民族革命,又是民主革命。中国革命战争,也有民族革命战争与民主革命战争两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互相联系,互相转化,同时又互相区别。二十年的中国革命战争过程,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最英明地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在一切历史时期中,永远为当时最革命的政治目标而坚决地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当时中华民族和人民的主要敌人;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定出和坚持当时最革命的战略方针。
中国的革命战争是异常艰苦的、长期的、残酷的。垂死的反革命力量, 常常是比新生的力量大得不可比较。反革命的武装,在装备、训练、资源、兵力等方面,常常是比革命军队雄厚得多的。二十年的中国革命战争,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战略战术, 这种革命的战略战术之特点就是:在敌人显然强大于革命势力的时候,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革命势力日益发展,革命军队日益强大的时候,逐渐转到正规的战略战术。这种革命的战略战术,乃是中华民族取得胜利、取得解放所必须的,乃是战争史上巨大的发现和创造。这种马列主义的战争指导原则,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运用自如而取得不断的胜利。
中国革命战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在战略上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是根据地问题和敌占区内民众运动的问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
① 这是朱德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撰写的论文,原载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
运等种种工作,是直接配合革命战争的力量;而敌占区的民众运动,则对于革命战争起了间接的配合作用。没有这些工作的配合,就不可能想象革命战争的坚持与胜利。二十年来的中国革命战争,证明共产党在这方面也取得许多成绩与经验,有了许多新的创造与成功。
中国共产党英明地领导了革命战争,创造了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与革命军队,又反转过来保存了和发展了党的力量和革命的力量。凡是有着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地方,都有了强大的共产党组织和发展了巨大的革命力量,否则,就受到残酷的摧残,这是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民主的缘故。中国共产党员和一切革命者,必须了解中国这一特点。
现在,我国神圣的抗战,已经足足进行了四个整年。日寇的盟友德、意法西斯恶魔,又在西欧发动了罪恶的反苏战争[ 4]。我国神圣的抗战,不但是为了中华民族,而且是为了世界人类。抗战的结局,毫无疑义地要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对于世界人类的命运也将起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如何阻止敌之进攻?如何制止投降、妥协?如何继续坚持敌后抗战?如何争取反攻的到来?如何取得反攻的胜利?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须要极大的努力,而军事将占斗争方式的第一位,那是毫无疑义的。学习军事、掌握军队,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在这烽火连天的环境中第一等的任务。
注释
[ 1] 三次革命战争,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一九三七年开始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 2] 北伐战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的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直接目的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正式从广东出师北伐,迅速占领了长江、黄河流域的大片地区。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七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篡夺。
[ 3] 黄埔军校指设在广州黄埔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改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皑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曾派周恩来、悸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熊雄等到该校工作,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
[ 4]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斯德国片面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从此开始。苏德战场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主战场。
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①
(一九四一年八月三日)
马列主义是反对黑暗与落后,尊重科学与文明的。马列主义的本身,就是科学的最高成果。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是人类五千年科学思想的结晶。以此为依据,马列主义者借以把握科学的一切部门,而且把握了一个以前一切科学家从来未能把握的科学部门,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科学,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但马列主义决不如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只限于社会科学,历史科学。马列主义乃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掌握了它,可以使一切科学得到新的发展。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过程中,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一切科学,一切科学家,要为抗战建国而服务、而努力,才有利于战胜日本法西斯强盗,才有利于建设一个三民主义[1]民主共和国。
自然科学,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自然科学的进步,工农各业的发达, 生产能力的提高,富源的开发与正确利用,实业的正确管理,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充实我们的力量,充实军队的战斗力,使人民获得富裕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与政治觉悟,来取得抗战的胜利,建国的成功。谁要忽视这个力量,那是极其错误的。
另一方面,也只有抗战胜利,民主成功,中国的科学才能得到繁荣滋长的园地。不能想象,在殖民地会有科学的顺利发展。殖民地是科学的坟墓而不是温室。不能想象,在黑暗的独裁专制之下,科学会有前途。在黑暗的独裁专制之下,科学受到最严重的摧残压制,科学家成为大资本家简单的佣仆。
日寇的侵略,给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以严重的摧残与困难,但抗战的大业, 又指示了科学以向前发展的新的道路,给以激励。在自然科学的光辉从未照临过的荒土上,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学习了克服困难,发现了许多宝藏,做出了不少的成绩,使我们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心,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 我们科学的力量,真正足以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使我们增添了许多毅力,许多勇气,许多经验,确确实实把自然科学的学识,与我们祖国的土壤和资源结合起来,使它适合于我国的条件,适合于抗战的需要。这种成绩,现在看起来虽然还不大,却像一线曙光,使我们预见到将来的无限光明。
因此,一方面应当大大看重我们的成绩,奖励我们的成就,奖励在科学与工艺方面已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自己前程的远大, 看到自己任务的重大,看到前途还有无数障碍与困难必须克服,绝不可以自满,绝不可以以为自己的努力已经够了,绝不可以以为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还要努力前进,把科学与抗战建国的大业密切结合起来,以科学方面的胜利来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
注释
[1]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 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发展,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
① 这是朱德为庆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召开而写的文章,原载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三日延安《解放日报》。
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
敌后形势和建设民兵问题①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广泛的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民兵,是坚持敌后抗战中配合与补充正规军,保卫与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基础,是支持敌后长期浩大战争的最雄厚的后备军。抗战以来,我军在敌后各地创造抗日根据地和对敌斗争的过程中,曾运用了这个经验而获得了伟大的成绩。今天,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兵的组织已经有了一般的基础,许多地方的模范自卫军、青年抗日先锋队[1]、游击小组,已经成为保卫根据地和坚持抗战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敌后抗战形势的发展,也显示出我们在这一方面还有着严重的缺点。民兵组织的现状,还远不能胜任其所应负的任务,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必须加强。
今天,敌后抗战形势的变化如何呢?
我们可以把敌后抗战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敌军向我正面猛烈进攻,我军乘敌立足未稳,以坚决果敢的行动,长驱直入,纵横于晋、冀、鲁、豫、苏、皖的广大地区,领导敌后人民,创造了许多大块根据地和生长壮大了主力部队。这一整个时期,敌人正面进攻,敌后兵力分散,统治不稳。这一整个时期,我军处于主动有利地位,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猛烈发展的阶段。
这个时期,我们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上是有了长足的进步的。在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敌后抗战的正确政策下,我们促成了敌后各阶层人民广泛的抗日团结,建设了廉洁敏捷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改善了广大人民的生活与发展了根据地自给自足的经济,部队经过扩大、整理后,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大大提高,并且武装了广大数量的游击队,对敌进行着顽强的武装斗争。这样,我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已经获有坚固雄厚的基础。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成了敌人、汉奸的心腹大患,使之坐卧不安。敌国议员甚至发出对我进行“百年战争”[2]的叫嚣来。这正说明,敌人已清楚地在转移其注意力于敌后我根据地区了。
武汉撤退[3]后,敌人即回师我敌后根据地,与我争夺。三年以来,敌人在占领区的统治已经较为稳定,伪军伪政权相当普遍地建立起来,加以交通运输线、军事据点及封锁线的筑成,都使敌军的地位较过去增强了,军事上处于更为有利地位。敌人依托其已经增强的地位,进行所谓“强化治安”[ 4] 的工作,在军事上集中优势兵力,作辗转不息的大规模的“扫荡”,并广泛进行种种政治、经济、文化的阴谋活动,以图彻底摧毁我根据地,消灭我军、掌握整个敌后地区。所以今天敌后形势,已进入敌我双方依托相当巩固的阵地,进行持久争夺战的局面。在这持久的争夺战中,政治上我仍处在有利的地位,但经济上和军事上,我必须急起直追,加强自己的地位,才能使全盘形势有利于我。在当前的具体环境下,发展民兵乃是加强我军事地位的重要步骤之
在今后的一年之内,我们必须在各个根据地建立起有相当数量的强大民
① 本文原载于八路军政治部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第三卷第十一期。
兵,并应当在不断的训练活动中使之成为自卫军中的骨干,群众游击战争的主力,正规军与游击队的有力助手。这个力量,在现在是配合主力部队,坚持敌后抗战的强大支撑者,在将来是准备向敌反攻的现成的后备兵力。
在组织与建立民兵的时候,应当完全依靠政治的动员,依靠群众对敌军残酷斗争中的敌汽同仇的义愤,号召一切身强力壮而有志武装杀敌的男子自愿报名参加。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志愿军,是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平时不脱离生产并且应成为生产中的模范,农暇时间则从事训练。
民兵的基本军事任务,是配合主力作战,进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维持后方治安,担任抗战勤务。举凡侦察敌情,封锁据点,破坏交通,扰乱袭击敌军,打击汉好及小股敌军的活动,以及在敌人进攻时领导普通自卫军进行坚壁清野,掩护群众转移,监视敌人、汉奸活动,保护群众身家性命,保护地方政权等等,都是民兵的具体任务。
应当使各级民兵组织,有其较完整的单独系统,内部生活上完全采取民主原则,如以选举产生各级负责人,发扬民兵队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一切官办强迫的办法,都是要损伤其积极性与自动性,而应为我们所不取的。我们要以一切新旧武器,如刀、矛、步枪、手榴弹、地雷、土炮,尽量把民兵武装起来,并使之在不断的活动中日益壮大坚强。
广大强壮的民兵的建设,是需要我们根据地党政军民深刻认识与一致努力的。马马虎虎或各行其是,都不会成功。这里我们特别要求各地的正规军与地方武装,要把建设民兵的事业看成自己急切的重大任务。要有决心抽调一部分优秀干部帮助训练和领导,要尽可能给以武器,要关心和不断提高其战斗力,加强其制度与纪律。特别是在战时,要予以亲切的关照爱护。这一切的帮助,都是非常值得而必不可少的。
民兵既经成立起来,便应当使其存在和发展下去,过早要求民兵正规化的办法,亟须严格防止。
进行强有力的工作,建立数量广大而质量高的民兵,是我们坚持敌后抗战的重大军事任务。
注 释
-
青年抗日先锋队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半脱产的青年抗日武装组织。一九三九年前后由中共领导的青年救国会在华北各根据地组织成立。主要担负配合正规军作战、支援前线、保卫生产、动员青年参军等任务。
-
“百年战争”是一三三七年至一四五三年英、法两国封建统治者为争夺富庶的佛兰德斯和英国在法国的领地而进行的战争,法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这里泛指长期战争。
[ 3] 一九三八年六月三十月,中国军队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会战。日军先后投入了三十五万人的兵力。兵分两路,由长江沿岸和大别山北麓夹击武汉。中国军队先后调动一百多个师, 在武汉外围对日军的进攻作了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未能阻止日军前进。十月中旬,日军从东、北、东南三面逼近武汉。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军队全线撤退,二十七日,武汉失陷,武汉失守后,日军停止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4]“强化治安”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和加强它在华北的统治所采取的法西斯措施。其主要内容是:在“治安区”(指日占区)实行“清乡”、强
化伪军、伪组织,清查户口,建立保甲制度,进行奴化教育,以禁绝抗日活动;对“准治安区”(指游击区)进行“蚕食”,广设据点,设立封锁线, 辅以特务情报网,以分割、压缩游击区,扩大占领面;对“非治安区”(指抗日根据地)加强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自一九四一年春至一九四二年冬,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连续进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
悼左权同志①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晋东南周围敌三十六师团、四十一师团等主力三万余人,向我太行区大举“扫荡”。我八路军左副参谋长,于率军出击麻田敌寇之际,不幸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十余年来,左权同志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在枪林弹雨间,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从事武装斗争,成为我八路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然而今天,他与我们永别了!这自然是我们民族很大的损失,是中国人民很大的损失,是我们很大的悲痛。回忆起十余年战友的生涯,不禁黯然。
左权同志是湖南醴陵人,现年三十六岁。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排、连长职。黄埔军校[1]开创,左权同志为该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参加统一广东的东江战役[2],后由黄埔军校保送赴莫斯科入军事大学学习。一九三一年归国,到中央革命根据地[3]工作,历任红军学校教官、野战司令部作战科长、红军第十五军政治委员,旋任该军军长。一九三三年调任红军第一军团参谋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一九三六年调任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职。七七抗战[4],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左权同志即任第八路军副参谋长职,转战华北,与敌人搏斗,直到他牺牲沙场之日。
左权同志一生辛勤劳苦,为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他的毕生精力,直到他的生命,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中国人民是有很高的功绩的。他曾长期担任高级兵团参谋长的工作,参与了我军许多重要战役和建军工作的规划与领导。特别是抗战以来,他在极残酷艰难的敌后环境下,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劳瘁地工作着。在他参与策划下,八路军发展成为数十万劲旅,全华北成为日寇所不能摧毁的堡垒,成为大后方安全的屏障。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他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左权同志的这些功绩,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军事界,千秋万代,将要永远崇仰这个模范军人的。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左权同志对民族对人民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他生活艰苦,从来不为私人作任何打算。他同士兵一样吃穿,到三十四岁才结婚。抗战以来,每月领五块钱的津贴,没有一点私积,没有任何财产;但是对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对于工作,则夜以继日,孜孜不倦。不管如何困难复杂的任务和如何艰苦险恶的环境,他从不推辞,从不畏缩。在与民族和人民的敌人斗争的时候,他是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猛。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左权同志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积极性和耐烦细心。他是一个沉静寡言的人,十余年如一日集中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于工作。就是在昼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是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都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和暴躁。他不断地在解决问题,叮咛部属,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左权同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延安《解放日报》。
志这样工作,十余年来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从未要求过一天休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左权同志的诚实朴素、勤学苦干。左权同
志在黄埔军校和苏联军事大学学习时,都曾名列前茅,得到优秀
的成绩。他对自己谨严刻苦,埋头实际,不务虚名;对同志则虚心和蔼, 对部属则以循循善诱的说服教育精神,去帮助和带领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 体贴他们的困难。
现在,左权同志牺牲了,他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他的牺牲是光荣的, 他的名字将要永存,他的功业将永垂青史,他的人格操守将永为我们未死者的模范。
我们以无限的哀痛悼念左权同志。我们要学习左权同志,要继承左权同志的遗志,要为左权同志报仇。我们一定要坚持华北抗战到底!一定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一定要达到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目的!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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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指设在广州黄埔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改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曾派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熊雄等到该校工作,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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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广东的东江战役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州革命军的两次东征。一九二五年春,广东革命政府为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组织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队从广州出发东征,打败了盘踞东辽地区的军阀陈炯明的主力。六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陈炯明残部又于九月重新占领了东江的潮州、汕头、海丰、陆丰等地,
并向广州进攻。十月至十一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第二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在东江的全部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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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革命根据地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机关曾先后设立或移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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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抗战也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距北平(今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平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部队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祝九月运动大会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日)
从华北我们军民与敌人的作战中,使我深深感觉我们在体力上是逊于日本很多的。回到后方,看见机关、学校办事人员文弱多病,动作迟缓,精神不振的样子,这种感觉更为强烈。用这种体力去和敌人竞争,不论在战场上, 在工作中,或在学习中,我们都要吃亏一着的。因为无论在生产或打仗上, 我们都是技术装备落后的国家,在与敌人长期斗争中取胜,所赖于比敌人更能动手动脚,十倍、百倍的勤快耐劳者实多。
改进我们军民的体力,应从两方面着手:一即改善军民生活,丰富军民的给养;一即普及体育运动和卫生保健知识。前者我们已努力在做,而且在我们所有的抗日根据地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不管敌人如何封锁、掠夺,战争的破坏性如何之大,我们在生产运动和经济自给政策下,保障了军民衣食饱暖,供应不缺,普遍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陕甘宁边区,因为受战争的破坏较少,成绩更为显著,人民过着十分愉快、丰富的生活。但在普及体育运动和卫生保健知识方面,我们的成绩还很小。有些人的头脑中还存在着重文轻武,卑视体育的旧观念。文弱之风还在猖獗。我们一定要把这种风气转移过来,只有变文弱为雄武,军强文壮,才好打仗办事,力任艰巨;而文弱之风如继续存在,不论
在个人或在集团,却只有处处挨打、处处落后的份儿。今天的中国青年们应与老一辈人不同,不但要以近代科学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而且要培养成腔全强盛的体魄,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结实的一代,来担负抗战建国的艰巨事业。
体育运动,这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我希望我们各级军政首长,加以重视和提倡;我希望社会人士予以响应和推动,特别希望各地的体育工作者, 排除人们的卑视和阻碍,专心于自己的事业,适时适地地提倡各种体育运动的方式,如军事体操、柔软体操、器械操、民间的舞蹈、拳术、打球、赛跑、竞马、游泳。务求使之普及到军民中间,造成风气,养成习惯,经常进行。
现在渝、延[1]各地都将举行盛大的运动大会,聊志数语,并祝大会的成功,及向体育工作者致贺。
注 释
[1]渝是重庆的筒称,当时为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延指延安。
① 这是朱德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代论。
祝刘师长五十寿辰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十二月四日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从民初讨袁[1]及护国[2]、护法[3]之役后,中经大革命、南昌起义[4]、苏维埃运动[5]、红军长征西北,以迄抗战及敌后坚持,这三十年,是中华民族历尽艰辛追求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时期,也是伯承同志尽瘁革命、奋进不息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来,我与伯承同志大部时间曾同事军旅,服务革命,深知其为人。我觉得伯承同志的光荣事迹和他的革命品质,有许多值得我党同志和革命军人学习的地方。
护国、护法两役,伯承同志虽然尚为青年军人,但已以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成为川中名将。在此复杂激烈的战斗中,表现出他追求民族解放的革命意志,坚持不懈。护国之役,泸州纳溪棉花坡一战[6]为此役的决战,伯承同志此时在夔门以内,遮断长江交通[7],侧击张敬尧、曹锟[8]军,应援蔡锷[9]护国军,对于此役的胜利有极大功绩。
伯承同志追求民族解放的思想是继续前进的。五四运动[10]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中国产生了共产党的组织,推动中国革命走上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的新时期。伯承同志接受了这个革命思想,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党,并立即在川省组织旧部,响应大革命,担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在川省苦战数月,终以孤军无援而失败[11]。迄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旋赴苏联入军事学校学习,在军事上政治上造诣更深了。
十年苏维埃运动中,伯承同志曾历任军委总参谋长、红大[12]校长,襄助党中央及军委季画军事,培植干部。在红军万里长征中,伯承同志指挥五军团,有时任先遣,有时作殿后,所负任务无不完成,尤以乌江、金沙江、安顺场、大渡河诸役为著[13],更表现了艰苦卓绝、坚决执行命令的精神和军事的奇才。特别是在与张国焘路线[14]作斗争中,坚持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团结教育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到党中央的路线上来,促成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会合,更表现了他政治上坚定不移、善于工作的特长。
抗战军兴,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伯承同志任一二九师师长。六年来敌后坚持,获得许多重大胜利,创造了冀南抗日根据地,保卫了太行军区, 训练一二九师成为铁的兵团,更属历尽艰苦,尽瘁为国。
伯承同志具有革命军人的良好作风和布尔什维克[15]的优秀品质,他是我党的模范干部。
伯承同志对民族、对革命、对党和阶级具有无限忠诚。入党以前,他激于爱国热忱参加了讨袁及护国、护法战争;入党以后,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乃以其半生血汗,尽瘁于解放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他今天虽已弹痕遍体,须发斑白,但仍不知疲倦,刻苦奋发,任重致远。
伯承同志是深入群众、深知群众的人。他律己严,待人宽,谦恭和蔼, 身为群众表率。因此,他自然而然得到群众的爱戴,成为群众的领袖。
在政治上,伯承同志勇于负责,能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决定方向。在长期军事工作中,在六年来华北抗战中,他均能胜不骄,败不馁,稳定地掌握住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
复杂的情况,百折不挠地完成革命任务。
在军事上,伯承同志不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
在纪律精神方面,伯承同志有高度的自觉与负责精神,是坚定刚毅、尊重组织、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的模范,并在反张国焘路线斗争中,表现了这种百折不挠与一切机会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
伯承同志个人还有许多特点,值得发扬和学习。他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 凡与他在一起的同志,无不深刻感觉到他永远愉快达观、坦白热诚,没有什么困难能压倒他的情绪。他刻苦学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苏联高级军事学校时,他埋头于俄文和军事政治的学习。近年来虽军书旁午,仍勤奋学习,钻研军事理论和马列主义,著述编译很多,并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培植了大批军事干部。他埋头苦干,克己奉公,艰苦朴素,自奉很薄,是许多同志所熟知的。
五十年岁月,在我们中国人来说已是半百,三十年出生入死奔驰战地的老军人更属不可多得。我非常愉快地庆祝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祝你老当益壮, 并勉我党同志和我军将士,学习和发扬你一贯为革命奋斗的光荣历史和革命品格。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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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袁之役指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又称“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不久又向帝国主义大量借款,准备发动内战。六月,先后下令罢免了由国民党人担任的江西、广东、安徽三个省的都督,并出动军队南下。孙中山、黄兴号召南方各省力量起来反对袁世凯。七月,江西、南京分别成立讨袁军。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省市相继宣告独立。但只经过两个月,讨袁战争即遭到失败。响应反袁的各省都自动取消独立,
孙中山等人被迫流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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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活动,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在上海、山东、广东等地策动武装起义。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悍然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二十五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在云南通电起义,组织护国军,发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之役。次年,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同年六月袁死后护国之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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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之役指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维护《临时约法》而发动的战争。一九一七年七月,重掌北京政府大权的北洋军阀首领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孙中山首先发出“护法”号召。他和在他影响下的海军从上海到达广州后,联合当时反对段祺瑞的西南军阀,组织护法军政府。九月孙中山被选为军政府大元帅,宣布出师北伐,开始了护法战争。次年五月,
因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妥协,孙中山被迫离职。一九二○年,孙中山依靠陈炯明的力量回到广东,仍然在护法旗帜下成立“非常政府”,次年任“非常大总统”。不久,陈炯明又勾结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发动政变,孙中山被迫再次离开广州,护法之役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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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八月一日,在中共前敌委
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中共所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在南昌等地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八月三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阵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 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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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这里说的苏维埃运动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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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二月,护国军为了北上讨袁,在四川泸州纳溪城东的棉花坡与北洋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从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护国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多次打退优势敌人的进攻,稳住了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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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战争时期,刘伯承指挥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在川东的涪陵、丰都、忠县一带开展游击战,策应云南护国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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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尧,当时任北洋政府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川湘两路征滇军前敌总指挥。曹锟,当时任北洋政府中央陆军第七师师长、川湘两路征滇军总司令。他们奉袁世凯之命率兵入川对抗护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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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当时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率乓入川发动讨袁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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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英、美、法、日、意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场学生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全国人民爱国热潮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终于未敢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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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大革命)时期的泸州、顺庆(今南充)
起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四川军阀的一部分部队在共产党员杨闇公、刘伯承的领导下陆续在泸州、顺庆、合川等地举行起义,加入国民革命军。刘伯承先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等职,直接指挥这次起义。起义部队在四川军阀的围攻下坚持战斗了一百六十七天,最后于次年五月因孤立无援和内部少数人的阴谋叛变而失败。这次起义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也是共产党独立组织武装起义的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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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大指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一九三一年夏成立。一九三二年一月至十月,刘伯承任该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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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刘伯承先后担任红军第五军团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总参谋长兼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等职,组织指挥部队进行了强渡乌江,抢渡金沙江,夺取安顺场渡口、强渡大渡河等军事行动,打开了红军前进的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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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路线指张国焘的右倾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错误。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领导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张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对红军北上抗日、创建新根据地丧失信心,自恃所掌握的兵力多于中央红军,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等部于九月南下川、康边区。并于同年十月另立中央,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朱德、刘伯承等和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同他作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六年六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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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是俄文“多数派”一词的音译。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拥护列宁的人获多数,称为布尔什维克。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被称为布尔什维克。
革命军队的纪律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六日)
革命军队组织力量之巩固,是建立在自觉的革命纪律上的,而这一纪律的基础在于:第一,全体军人对于革命、对于抗战建国事业抱有无限的忠诚与自我牺牲精神,因而能抛弃一切一己之私,一切以革命利益为前提。第二, 在军内,上下一致,以对革命事业之热爱,相互爱护,服从命令,遵守军纪, 以达到政治上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在军外,军民一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拥护抗日民主的政府,遵守政府法令,尊重政府人员,爱护民众,因而不致有违反党的政策、违反政府法令或违反民众利益之事发生。第三,指挥员指挥正确,关心部下,甘苦共尝,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因而获得部下之爱戴, 虽挥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样,也只有这样,革命军队的自觉纪律才能巩固、军内团结与军民团结才能加强。因此,革命军队纪律的维持与执行,主要在于教育,奖励与惩戒都不过是教育的一种形式。奖励使军中知道努力的方向,惩戒使军中知道应避免的错误。对有功受奖者不应放任,应继续教育, 促其继续进步;对有过受罚者、不应仇视或厌恶,而应以爱护的精神教育之, 使之改正错误。至于混入军中之汉奸、破坏分子,则自应送之法庭,依国法惩处。赏罚公正严明,是革命军队中执行纪律的守则。打骂行为,在我军中早已被禁止。自觉地遵守纪律,也只有在革命军队中才能真正实现。所以在革命军队中不应有亲、疏、厚、薄之分,不应有爱、恶、生、熟之别,不应有小团体观念和本位主义。只有大公无私,一视同仁,如家人兄弟一般,才能团结全军,巩固纪律。
对部下的关心,首先应在政治上注意。举凡有关政治荣誉、政治地位、政治教育机会等问题,切不可熟视无睹,必须认真替部下正确解决。其次, 工作上关心部下,如指导其工作的进行,考察其工作的成绩,表扬其优点, 纠正其缺点,帮助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等,使其工作有成绩有进步。最后,才是在物质生活上关心部下。这也是必要的,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质保证, 工作是会受影响的。但生活关心的原则应考虑到:(一)保持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二)目前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三)不致影响其他部队、其他机关。我们陕甘宁边区内今年生产的目标是“丰衣足食”,一般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军队中的管理工作,一般说来将是比较容易办好的。但是无论何时,在我们军队中,绝对禁止一切贪污、腐化、浪费的行为。
① 这是朱德《革命军队管理的原则》一文的一部分,全文原载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
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敌后残酷斗争已进入第七个年度。胜利更加接近,则困难亦将更加增多。具体表现为:(一)敌寇由“碉堡”政策进而为“囚笼政策”[1],如筑据点碉堡与护沟护墙,来把我根据地分割破碎(特别是在冀鲁平原上),并加紧对各个被分割的根据地之封锁,使我军被迫分散,而活动与转移渐加困难。
(二)敌寇对我军作战,由围攻到“扫荡”,最近更用连续“扫荡”、反复“扫荡”,以及对我后方的奔袭等战术,来求消灭我军、蚕食我根据地。虽被我军不断打败,但我之消耗因之加多,缴获因之减少。(三)敌寇实行“三光”政策,大杀我人民,大捕我壮丁,以摧残我根据地内的人力;大烧我房屋,大抢我粮食、器具、财物,以破坏我根据地内的物力财力。我方虽实行坚壁清野、空舍等工作,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不免遇到困难。(四)我军之弹药、被服、医药、粮饷等等,三四年来不能得到任何方面的补充。这种无弹药、无粮饷、无医药、无被服的数十万大军,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苦战数年,恐怕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怪事奇闻,而这确是我们抗战中的事实,自然也应该说是奇迹。然而我们还是克服了上述这些困难。我们看清敌后困难的环境,采取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方针。我们实行精简政策,实行分散游击的战术,对付敌人的“囚宠政策”;我们以密切联系群众,积极而灵活地打击敌人,粉碎敌之“维持”政策,以对付敌之“蚕食”政策;我们以军民密切合作,广泛组织民兵与武装工作队与更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对付敌之“三光” 政策;我们以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生产运动,以求自力更生,以克服无饷无弹无衣无药等困难。这样坚持了敌后六年的抗战,保存了我们主要的根据地与我军的精锐,并还能给敌寇以更多的打击,更好地建设自己的根据地, 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抗日军队,保证我们的胜利。
我们为什么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坚持敌后的抗战呢?我们之所以能不被这些困难屈服,反而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坚持了六年苦战,是因为:第一,我们下定了决心。我们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的生存,下定决心, 宁死不屈,坚持到底。我们看清国内外环境,坚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我们上下一致,军民一心,咬紧牙关,忍苦耐劳,牺牲一切,只求胜利。因此, 我们能克服困难,坚持苦战。显然地,如果我们队伍中容许悲观动摇的情绪存在,如果我们遇到困难而屈服,那末我们敌后抗战早已不能继续了。第二, 我们坚持了进步。我们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与各界各军的团结,彻底实行“三三制”政权[2]与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政策;我们彻底实施民主政治,使一切抗日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等自由, 都有人权、政权、财权、地权等保障,因此,我们能够得到各阶层人士的同情与协力。显然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我们实行一党专政,那末,我们敌后的根据地,也早已不能存在了。第三,我们自己动手。我们素来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辅之以争取外援。我们虽然得不到武器、弹药、器材、医药、被服和饷项的接济,虽然得不到外界的物质援助,但我们依赖军民一心, 自己动手。我们发动生产运动,各地方政府设法帮助人民,提高生产,改善
① 这是朱德为纪念抗战六周年而写的文章,全文共四部分,原载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延安《解放日报》。收入本书的是其中的第三部分。
人民生活。军队实行爱民,人民实行拥军,军民相互帮助,大家努力生产, 以求达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目的。同时我们提倡节约,节省开支, 反对贪污腐化,严办贪污分子,以求节流。因此,我们解决了军民的衣食问题,我们也生产了相当数量的药品和弹药,维持抗战到今天。敌寇和汉奸亲日派希望我们因无饷无弹而被消灭,但我们依赖了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了。我们敌后根据地在敌人严重封锁与破坏中,还能够依靠自己动手,求得自力更生,自给自足;那末我们全中国人口这样多,资源这样富,贤能这样众, 如果能够全国实行生产运动,严惩贪污分子,以求自力更生,又哪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呢?自然,我们敌后各根据地还有许多困难,还需要力求外援,如果我们能得到我们应得的接济,相信我们必能给敌人以更多与更大的打击。在今后第七个年度的抗战中,我们希望能加强正面抗战与敌后抗战的策应和配合,希望能给敌后抗战以必要与应有的援助。我们全国也有许多困难,也需要友邦的援助。如果我国能得到更多的援助,我们必能进行战略反攻,并配合盟国[3],打败日本法西斯。我们也希望美、英、苏等盟国能加强对华的援助,以便予日寇以及时的打击。第四,我们实行精简。我们看清抗战的局面,看清敌后的环境,所以我们彻底实行精简政策。在党政军机关和民众团体中一律实行精简,使我们军队精简后能更适合于今天敌后的军事行动,使我们党政机关和民众团体在精简后,能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民负担。由于实行精简,使我们能抽出许多人力,用于前线战斗单位中与后方生产战线上, 使人力能更合理地使用,也使许多人能各得其所。显然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末部队将会遭受更大的损失,经济将会更难维持。第五,我们依靠群众。我们一切力量部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依靠居民中的群众与军队中的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显然地,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必然要失败。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坚持六年苦战的基本原因。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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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笼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敌后人民武装和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政策。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网状压缩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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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党员在抗日民主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这种政权被称为“三三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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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即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中国一起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美、英、苏、法等国。
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
加强教育,提高战斗力,训练自己成为国家民族的劲旅,成为党无战不胜无坚不摧的铁军,乃是我们部队目前重要的任务,特别是环境比较安定的部队,更应如此。
军事教育和其他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有害于事。比如说,我们的部队目前需要教些什么,怎样教法,什么人教等问题,都需要根据部队的真实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不然情况不真,方法不对,教育仍然是没有办法搞好的。
我们部队各个部分之间,从历史上来说,成立有先后久暂之分;从武器装备上来说,有优劣之别;从处境来说,有在前方浴血抗战、坚持敌后的, 也有在陕甘宁边区守卫河防[1]、屏障西北的。但一般地说,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久经战斗与训练的部队。他们有比较丰富的作战经验与相当程度的军事素养。但也由于环境不定,作战频繁, 勤务过多,加之过去教育上存在着一些弱点,因而在练兵中,很多基本的东西还未能按部就班、结结实实地教好练好。我们的部队既非新兵,也非“干部兵团”。因此,一方面对他们不能实施训练新兵的一套,只能是进行补习教育,即根据情况,缺什么就教
什么,需要具体地教,不是一般地教;另一方面补习教育的内容,也不是一般的战术原则或大的东西,而应着重一些基本的东西。首先应使每一个战士能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技术。用步枪的就应学好步枪的保管、使用,练好射击、刺杀。用手榴弹的,就应学好投弹。其他如机关枪、炮等都应如斯。务使物有所用,人与技术密切地结合。为此,对那些拿着武器而还不会用的人,应该教会他们。已懂要领并会使用的人,则应复习。同时,学这些东西与学习政治、文化及一般战术战略原则不同,不需要多讲而需要多练,经常地练,反复地练,要练得有劲、有力、准确、熟悉。应改变过去重训不重练的偏向。因为战士的技术教育,道理讲几次也就够了,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道理把技术练好。仅知其道理,则技术还是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比如说: 刺杀你不练,就没有劲,就拼敌人不过;射击你不练,就不会准确,就打不倒敌人;投弹你不练,就投不远、投不准。假定使用技术的人,不能用自己的技术去杀伤敌人,便不可能对技术产生高度的信心,战斗力便不会发扬到最高度。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家总是特别强调技术的作用,他们说:“只有掌握良好的技术,才会有旺盛的士气。”而我们则应把这句话改过来说:旺盛的士气,还应该同掌握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因为旺盛的士气,在我们革命的军队中,是经常保持着的,不畏难,不惧险,进攻在前,退却在后,视死如归。但也必须看到,我们军队之所以会有如此旺盛的士气,乃是依靠政治上的优势,而技术上则缺乏基础,这不单是我军的装备不如敌人,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很多同志对现有技术的掌握还非常不够。因此,过去不知有多少可爱的同志作了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牺牲,不知有多少可以全部歼灭敌人的机会而未能全部歼灭。这个血的教训应该好好地接受。可以设想:假定我们能进一步地掌握技术,把旺盛的士气同掌握技术结合起来,那末我军士气必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延安《解放日报》。
然会更加高涨,作战能力与信心必然会更加提高,给 敌人的杀伤必然会更大, 自己的损失则会更少。但我们所谓技术教育,并不是指那些现代化的新技术而言,而是如何把现有的技术练好,务使每个战士在现有条件下,既能在部队中集团作战,又能在分散时各自为战。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八路军、新四军能够有些新的技术装备,用新的技术给敌人以更大的杀伤,给国家民族多尽一点力。而且我们也相信,总有一天八路军、新四军会获得新的技术装备。但今天我们也决不幻想新技术装备会凭空而来。因此部队的技术教育,固然也不妨教育部队特别是干部以一般新技术的简单知识,但主要的还是要把现有的技术练好。假定每个战士都能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武器,发挥其威力至最高度,那末我们的教育便是一个空前的胜利。
学习技术,也和学习其他的东西一样,必须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来, 应由低级到高级,由浅而深。比如射击瞄准,应该先近后远;学习动作,应该先简后繁。确确实实,学一个算一个。学好了一个之后再转入另一个。只有这样才能使动作准确、有力、熟练生巧,才能使学者信心日高,胆量日壮。切不可潦草从事,求数量而不重质量。
为了搞好部队的技术学习,尚有二事是需要举办的:其一为开展军事体育运动,锻炼体力,养成尚武精神的问题;其二是在部队中有计划地开展教育战线上练兵运动的问题,如以连或团为单位,选择几个最好的射击手、投弹手、刺杀手,作为大家学习的标准,名称叫“神枪手”、“贺龙投弹手” [2]等,均无不可。对这些人,部队中应该有计划地培养、教育(如上特别课等)、奖励(精神的、物质的、开会时讲他、报纸上登他等)、提拔他们, 务使大家觉得学好一门技术是无上的光荣,因而自愿地向这些人学习看齐, 造成竞技之风。另外也应以连或团为单位,规定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务使大家必须完成才算及格。例如射击规定一百米或一百五十米的距离,五十厘米环靶,必须命中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七十才算及格等。这样就可以把个人与集体的成绩联系起来,不会把运动搞成个人突出。这里也和其他的工作一样,对那些教学好的同志,固然应该奖励,而对那些消极怠工、不好好学习的人,也应该毫不客气地展开批评,甚至斗争。要克服游击主义习气,务使大家重视学习,关心学习,积极起来,不如此,教育的高潮便不能形成。
至于教员问题,我们还是要依靠现职干部,而不要指望从哪里请来一批教员教,因为这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这里我们固然要反对有些同志自满自足、不学无术的现象,使他们晓得自己的知识确实还不够得很,需要学习;但着重地要反对那种强调现职干部水平低下不能教人的说法。不错,我们很多干部未进过军事学校,文化程度也确实不高,讲起话来,做起事来,都有点“土里土气”,因此你要他去教书本上的东西,去教他未见过的新技术知识,那当然是不行的。但他们都是身经百战、当兵多年的人,他们有打仗与使用武器的经验。所以只要教育计划不是那样好高骛远而是切合实际的,只要上级能在教育的过程中多进行具体的帮助,那末,完全可以相信,我们现有的干部不仅可以教,而且还可以教得好。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计划与要求是否从实际出发,是否实事求是。一切的事实证明,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其他事情如此,军事教育尤然。
注 释
- 这里所说的河防指位于黄河晋陕交界段的防线,其中一段在陕甘宁边区境内。一九三八年后,侵占山西的日军曾多次西渡黄河入侵陕甘宁边区,
皆被边区军民击退。
- “贺龙投弹手”指以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的名字命名的投弹能手。
关于练兵与带兵问题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六日)
一 、 练 兵
练兵要有个目的。练到什么样子才算是一个好兵,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呢? 一个是要勇敢,一个是要有技术。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如果你不勇敢,你怕死,那就打不成仗。过去我们的红军很勇敢,很好,可是技术不够高明。勇敢再加上技术,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那就更好了。我们练兵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人又勇敢又有技术,这样,打起仗来就有把握了。
勇敢是怎么来的?首先,要有阶级觉悟。有了阶级觉悟,无论物质条件怎样差,和敌人一交手,他还是很勇敢。因为他要为本阶级服务,要同敌人拼命。这种勇敢,是整个部队的勇敢,又是阶级的勇敢,并不仅是个人的勇敢,当然也包括个人的勇敢在内。所以我们的部队打起仗来,大家都勇气十足,前仆后继,连炊事员、饲养员也在攒劲。旁的军队就不是这样。其次, 要有物质力量,也就是说我们的体力要强,要跑得动。如果你体力不好,再有勇气,再勇敢,也是空的。体力这个东西是练得出来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练出来,知识分子很文雅,只要练,也可以练出来,工农就不用说了。
再讲技术问题。技术有各种各样,我们要一门一门地练,勤学多练,就可以练成功。比如打枪,练上一年就可以练得好;甩手榴弹,有一年或者五六个月的工夫也就可以练好。我们每一个战士要练成神枪手,练成第一等的投弹能手,人家甩三十公尺,我们甩五十公尺,我们能打得到他们,他们却打不到我们。所以,一定要练好技术,有了技术就可以壮胆,就可以更加勇敢。只要能够把勇敢和技术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使最落后最胆小的人也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就达到了我们练兵的目的。
怎样练兵呢?练兵没有旁的巧妙,首先是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别的事情也要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练兵更要这样。练兵是谁去练?第一是班长,第二是排长,第三是连长,任何一个动作都要靠他们以身作则。我们当连长排长的大部分是党员,他们的政治热忱可以影响士兵的政治热忱, 他们的阶级觉悟可以影响那些不觉悟的人。有觉悟要革命的这些干部,可以表现出很多美德,如大公无私,互相帮助,谦虚等等。他们就可以去影响别人。相反,如果你政治上不觉悟,自私自利,甚至还做了坏事,那就糟了, 那也会影响下面的人跟着你学。所以,好的表现可以影响下面的人学好,坏的表现也可以影响下面的人学坏。参加革命的人,有工人、农民,但也有二流子。有些人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革命而来的。要把他们变过来,靠什么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我们用自己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的实际表现去影响他们。是不是一定要给他们上课?当然,上课不可少,但也不能光靠上课。要在日常生活中、闲谈中,在一起走路、吃饭的时候,用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去影响他们。这样的影响有时比正式上课还要好。这是有经验的。我也当过排长、连长。在我当连长的时候,还说不上阶级友爱这一套, 只知道民族国家危亡,要救国,我们就拿这个道理会宣传,从政治上影响下面的人,他们无形中就接受了。军事上也是如此,首先自己要把动作搞好, 做出模范动作,下面的同志就会模仿你。你做什么样子,他就学什么样子。
① 这是朱德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军队的管理问题》的节录。
这比上正课、比有计划地去教育有时还要好。我在井冈山的时候,大家去挑米我也去挑,挑到半山上我就挑不动了,肩膀也压痛了,虽然如此,但是你一挑他们就都来抢着挑,一带头事情就好办了。我们练兵带兵在各方面都要以身作则。要战士们打枪打得好,自己就要首先打得好,要战士们投弹投得远,自己也要懂得投弹要领,一般的动作自己都要带头去做。这是第一个练兵的好方法。
练兵必先练心,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封建地主阶级要工农给他们当兵, 又要压迫工农,他们讲的练兵必先练心,是要你把心完全向着他们,忘记自己本来的阶级,反过来替他们去压迫工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讲练兵必先练心,是要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要他们了解自己属于什么阶级,怎样受压迫,怎样受剥削,为了解除自己所受的压迫剥削,要怎样团结起来,怎样练好本领。他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再看一看社会的情况确是那个样子,一点也不假。从此以后他们的心就完全力革命了,就一心一意地学习技术,一心一意地团结自己,打击敌人。所以练兵必先从政治着手。练心就是做政治工作,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从不觉悟到觉悟。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还是同过去国民党军队那样的练法差不多,认为只要强迫战士们做就行了。这是要不得的。以后指挥员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连长更要特别注意。连长不仅要练战士的军事技术,而且要练军心,做好政治工作。这个工作政治指导员当然要负责,连长也要负责。这是第二点。
第三,还要练体力、练技术。用什么办法练体力呢?首先是体操(徒手体操、军事体操、持枪体操、器械体操)、跳高、跳远。愈动体力愈好,体力愈好愈爱动,这样就愈练愈好。开始练的时候会痛,休息三天五天,然后再练。痛的时候正是长体力的时候,不要怕痛就不干了,痛了还是坚持练, 包你以后就不痛了。吃点苦有什么了不起。经常练下去体力就会加强,大家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不怕痛了,就愿意去练了。我们打仗拿枪杆子,体力要周身发展均匀,吊杠于是很好的训练。体力发展均匀了,要怎样用就怎样用。日本练兵的方法有些我们要学。他们先搞一个月的体操,各种操都搞,这一个月都是练体力。六个月的练兵是很有作用的。体力搞好了,拿枪就稳了, 爬山、跑散兵都行了,这也就是技术。我们的老兵技术不高的,要想办法补起来。技术是有各种各样的,我这里不一一去讲了。总之,我们要培养很多神枪手,培养最好的炮手、最好的机枪射手,各种技术都要练好。
第四,要把士兵们的个人生活习惯改造成为集体的生活习惯。集体的生活骤然是过不惯的,要慢慢地才能养成习惯。集体生活对练兵是有很大作用的。通过文化娱乐、上课、出操、开会等进行教育,这是我们军队所特有的优点。
我们练兵有这四个方面:第一,以身作则;第二,做政治工作,就是练心;第三,加强体力和技术;第四,生活集体化,过有规律的生活。做好这四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练兵就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
二 、 带 兵
怎样带兵呢?我讲十二点意见。
第一、还是要干部以身作则。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讲了很多,这里不重复了。古人说:“能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者为名将。”历史上带兵的能够做到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的很少。红军里的干部个个都是名将,他们都能够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
第二,要建立家务。共产党的家务是什么呢?现在有一个物资局,但共产党最大的家务不是物资局,是我们那几杆枪。没有这几杆枪,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中国革命就得靠枪杆子。现在我们有边区,人家所以还同我们打交道,就靠这枪杆子。这一点连反对我们的人都了解,我们自己的同志如果不了解,那就很成问题。我们军队的指战员都要懂得这个道理。一个连长要知道这一连就是自己的家务。要把兵带好,就要建立和管好自己的家务。这个家务有什么东西呢?有枪,有子弹,有手榴弹,现在又增加了一些马、猪、羊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家务。我们要建立家务,就要爱护武器、保管好武器,保证我们的枪、子弹、手榴弹打得响。固然,有奸细破坏,手榴弹就打不响;就是没有奸细,你把它放在水里还是打不响。枪很久不擦也打不响,你怨什么奸细?以后应把爱护武器、保管好武器看成是全连每个人的任务。每个人拿的武器都要好好保管,连长、指导员、管理员大家都要好好保管。有了这个家务,才能同敌人拼,再赚来新的家务。连长、排长、士兵都要把这个家务看成革命的最好的工具。假使没有了这几杆枪,我们仍旧要受剥削受压迫,并且还要被人家割掉头。有了枪,我们就可以打倒敌人、解放全中国。
第三,政治上的保证。带兵带得好,要有各方面的保证,首先是政治上的保证,就是靠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把战士的阶级觉悟提得很高,告诉战士们无产阶级怎样痛苦,工人农民怎样受压迫受剥削。不仅指挥员会讲,战斗员也会讲这一套。有些战士,他们讲得非常好。把敌人的士兵俘虏过来马上也给他们讲很多的道理,劝他们加入我们的连队。经过劝说、宣传,他们就说:“好,我不走了,就在你们这里。”同志们,你们看,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说服他们不跑了,硬是跟上我们一起打到底。政治上一觉悟,大家的阶级友爱出来了,互相帮助的精神也出来了。那些新过来的士兵就感觉到在敌人那个军队里非常不好,到我们的部队里来非常好;感到过去真是搞错了,现在真是回到了家里,回到了很快乐的家庭。那个时候,到我们部队来的多,逃跑的非常少。那时门上又没有卫兵,如果有人要跑,什么时候都可以跑,但他就是不跑,那真是带得好。我在前面讲过,练兵主要是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带兵也主要是靠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战士的觉悟提高了,懂得只有在革命军队里才有出路,他不但不跑,而且还拼命干。这样,兵就带住了,部队就巩固了。这就是政治上的保证。这种政治上的保证工作不只是靠指导员个人去做,还要靠党组织发动大家共同去做。
第四,军事上的保证。军事学不好,带兵也带不好,也会有人跑掉,会多死人。飞机防不好,一个炸弹掉下来就死几十个人;奸细防不好,他就煽动几个人逃跑;警戒不好,敌人来袭击又死掉几个人。打仗当然要死人,但是要避免无谓的损失。带兵的人,对一个人也不能轻易损失。这就要求从政治上保证不逃跑,从军事上保证少伤亡。平时也要好好警戒,防备奸细,经常清查。这样,我们的队伍就可以避免无谓的减员。
第五,供给上的保证。要搞好生产,过丰衣足食的生活。假如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身体顶不住,有的就会跑。今年在这方面没有出问题,原因之一是我们生活搞得好,做到了丰衣足食。
第六,卫生上的保证。要保证战士们的健康,使他们懂得最起码的卫生常识。比如,要开窗,许多人在一个房子里开一天会,不开窗子,门也关起
来,空气不够,好人也会关病了,身体弱的人更受不了;早晨要起早,要按时睡觉,按时起床;冷了要生火;吃东西要把它煮热;喝开水不喝冷水。这些都是普通的卫生常识,搞得好就不会害病。这也是带兵要注意的问题。一旦有人害了病,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连的领导亲自去看一看,这在政治上、在发扬阶级友爱上会起很好的作用。病了的人看见连领导看他来了,心里就舒服,再请医生看一看就好了。以后要把这个形成制度,一定要去看望病号。打仗负了伤的,更应该去看,他需要什么东西,尽可能给他解决,不要把这看成是特殊。
第七,组织上的保证。我们带兵是靠党组织来保证。连里有支部、有党员。支部在行政管理方面、了解敌情方面要起保证作用。连长应把支部当作带兵的核心、领导的核心。连长不能同支部对立起来,不能闹别扭。要互相配合,把连的工作做好。过去在游击战争的时候,指导员起了政治委员的作用,因为那时的连长很多是政治上不强的,有的还是老兵油子出身。现在的指导员同那时的政治委员作用不完全相同了,他的职责是同连长共同负责全连的工作,而主要是做好连队的政治工作。指导员同连长很好地配合,这是很重要的。一定要使一个连队像一部机器,支部、指导员、连长密切配合, 共同带好这一连兵。
第八,纪律要严密。没有严密的纪律,兵就带不好。纪律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呢?主要是这些,但又不仅是这些。过去的三大纪律,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这是群众纪律;打土豪归公,这是经济纪律; 服从命令是军事纪律。过去靠这三条带了几年兵顶了事。现在的纪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规定了的一切事项一定要执行,这就是我们的纪律。大家都遵照规定的办法去做,就有条不紊。遵守纪律也要靠干部以身作则。谁也不能犯纪律,谁犯了纪律谁就要受处罚。国民党是只许州官放火,下面的者百姓点灯都不行。我们要的是上下一致遵守的自觉的纪律。这里讲的纪律要严密,就是说犯了一点就处理,不算总帐,算总帐杀头就不好。犯一点批评几句,该处罚的就处罚,办法又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犯纪律的人就会逐渐少了。
第九,赏罚要严明。哪个做得好就要赏,哪个犯了纪律就要罚,要大公无私。搞生产劳动的有些人成了模范、英雄,我们军队打仗牺牲了那样多的同志,难道就没有一个英雄?我们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英雄,掷手榴弹的英雄, 射击的英雄,等等。群众性的练兵运动一搞,各色各样的英雄就会产生出来。我们在六年的抗战当中,有很多的英雄,只是我们没有很好地表扬提倡。当赏的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去奖赏、去表扬。这是讲赏的问题。关于罚的问题, 上面已经讲过了。
第十,职责要分明。在一个连队里,连长与指导员的职责要分清楚,支部书记的职责也要明确。除上面规定的以外,还可以依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作一些规定。规定职责时要从实际出发,看需要做些什么,看是否能够做到。总之,要各尽各责,做到自己能管自己。
第十一,生活要有规律。我们是过军队的生活,要按时睡觉,按时起床, 按时做事。比如我这个人,过了一辈子军队生活,到起床时就要起床,晚上开会到十二点钟以后,第二天照常按时起床。这样的习惯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又卫生又有规律。军队的生活是最严格的,应该养成这种生活习惯。对战士,要教导他们,使他们养成过集体生活的习惯,并且愿意在革命队伍中
过集体生活。此外,特别要提倡文化娱乐,使会唱歌的唱歌,会唱戏的唱戏, 这对于我们带好部队都有好处。
第十二,组织好学习。我们的军队可以说是一个学校,有些学校恐怕还没有这样好。我们队伍中无产阶级成分很少,绝大多数的人是农民出身的。这些农民出身的同志,只要好好地学习,好好地改造,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很好的战士,甚至可以担负重大的革命任务。经过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训练, 他们可以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道理了解得相当清楚,各方面的知识也增加了。大家努力这样做,每天都会有进步。我们很多的干部都是从士兵提拔起来的,我们有的师长是从勤务员逐步培养起来的。我们很多有才能的干部就是从连队里慢慢培养出来的,他们的能力培养得相当强,能做事,也有知识。组织好学习这件事,我们当连长、指导员的要看得很重要。各级组织都要认真把学习搞好。
这十二条如果都能做到,而且结合得很好,那末,带兵的问题可以说差不多解决了。
注 释
[1]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它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一九二八年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一九二九年以后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要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不骂人;(六)不损坏庄稼;
(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日本强盗恃其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按其蓄谋己久的侵略计划,向我国进攻,造成战争初期敌进我退的形势,使敌人得以大吹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赫赫战果”的牛皮。但我八路军、新四军英勇出击,挺进敌后, 平型关一战[1]首挫敌锋,打破了“日本所向无敌”的神话,奠定了我国人民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而自武汉失守[2],特别是百团大战[3]之后, 敌人深知我八路军、新四军为“皇军心腹之患”,乃放松正面战场,以全力“扫荡”我敌后。在五年半的长时期里,百分之六十四的在华敌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完全压在我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人民的肩上。我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一万一千多公里长的封锁沟墙、一万多据点和三万多个碉堡围困的“囚笼”里,在敌人厉行“扫荡”、“蚕食”、“清乡”、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长期的毁灭性扫荡”和加强“总力战”[4]、“治安强化运动”[5]的情况下,在敌伪军数量和装备部占绝对优势,而我又孤悬敌后, 毫无粮饷弹药接济的情况下,不仅抵住了敌人,而且反守为攻,争取主动, 战胜与消灭敌人。七年以来,我八路军、新四军大小作战九万二千次,毙伤俘敌伪军一百一十万,收复沦陷敌手的广大失地,解放遭敌奴役的八千万同胞,建立了华北、华
中和华南大小十五个抗日根据地[6],组织了几千万民众和两百万手执武器的民兵,使全世界人士深知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如许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功业,不但是由于八路军、新四军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而且是由于我全体将士的坚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
但是,应该承认,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这种坚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的表扬是异常不够的。很多人没有把这种新英雄主义和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区别开来,错认为英雄、英雄主义都是旧的名词、旧的事物,是出风头、争名利、个人突出等个人主义的产物;而我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集体主义者,不应去提倡什么英雄主义。在这种错误认识下,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事迹和手创这些事迹的英雄们都被冷淡过去了,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怀疑新英雄主义的人们,不了解革命的英雄主义是革命者致力于革命事业的一种新产物,和旧的个人英雄主义有原则区别的崭新事物;不了解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英雄主义,需要有许许多多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赤胆忠心, 自始至终为革命服务,为革命效死的革命英雄;不了解我们部队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实有赖于我们部队的英雄主义,有赖于许许多多勇敢杀敌、奋不顾身的英雄们。
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不是为个人利益打算、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旧英雄主义,而是新英雄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
革命的英雄主义,是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赤胆忠心,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而不是斤斤于作个人打算;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延安《解放日报》。
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革命是为群众的事业,又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因而革命的英雄主义,必然是群众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的利益,而个人的利益则无条件地服从群众的利益;一是相信群众力量、集体力量才是创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个人的力量只是这个伟大力量中的“沧海一粟”。新的英雄产生于广大群众的共同行动、共同斗争中,为群众所赏识, 为群众所称颂,而不是自封的,高高站在群众头上的。新的英雄也知道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员,是群众力量中的一点滴,不轻视较自己稍为落后的人,不嫉妒较自己更为前进的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真正体现“大家为一人, 一人为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就是新英雄主义和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严格区别。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是把个人的名利权位放在第一位,而不去首先分辨革命与反革命的严格界限;是一人至上,个人突出,轻视与脱离群众,甚至愚弄与奴役群众。其结局,必然为群众所唾弃,为历史所嘲笑!
新英雄主义是新时代新社会的产物,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只有具备共产主义的高尚品质和伟大气魄,才能具有彻底的革命观点和群众观点,才能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一切自私自利的旧的剥削阶级,都没有勇气面向革命、面向群众,不知埋没与葬送了几多的真正英雄,反而使许多害人的毒虫披上了“英雄”的外衣。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切人们都可在为革命为群众的事业中,尽量发挥自己的天才和创造性,在革命事业的宝库中放进自己更多的力量和更大的成就;而所有杰出的群众英雄,也都会被赏识, 被表扬,将和伟大的革命事业一起永垂不朽!
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军队,具有一切条件来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因此,虽然我们过去有意识地开展部队中的英雄主义运动做得很不够,但我们部队仍然创造了许多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新的英雄们。战斗、生产、团结群众,是目前各部队的三大主要任务,也就是我军开展英雄主义活动的三个主要战场。在战斗方面,如著名的平型关大捷,阳明堡火烧敌机[7],使敌人胆寒的百团大战,狼牙山五勇士的壮烈跳崖[8],全排壮烈牺牲的马城村坚守战[9],黄烟洞保卫战[10],全连八十二人全部殉国的淮北刘老庄战斗[11],南北岱崮坚守战[12],韩略村伏击战[13],甄家庄歼灭战[14],无一不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这种英雄主义气概也同样表现在生产战线上。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去年把二十万六千亩荒山变成了良田,收粮食三万一千石;今年更计划生产粮食十万石,做到衣食住全部自给,不让老百姓供给一粒米、一寸布和一文钱。前方的部队,虽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但也已经掀起生产的热潮。部队中的劳动英雄以及兼为战斗英雄的劳动英雄,在前后方都是层见迭出。而在拥政爱民、团结群众的工作中,也出现了无数动人的模范事迹。大批的积极分子走在前面,在他们的影响下,大家从实际教育中懂得了老百姓是军队的父母, 懂得了军队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爱护人民与爱护政府, 真能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这些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中的大批积极分子的榜样,不仅推动了部队里的中间分子,而且也推动了落后分子;由他们所带动的群众运动的开展,就使得我军各方面的工作得到巨大的进步,造成了崭新的局面。
如果要问,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哪里? 我说,就应表现为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三个方面的英雄主义,三个方面的
模范作用。事实也是如此,坚持黄烟洞保卫战的十二勇士全是共产党员,山东我军几年来伤亡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是共产党员,其他还有很多战斗英雄都是共产党员;在生产与群众工作中也是这样,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劳动英雄,百分之八十是共产党员。这就是我军中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坚强党性的具体表现。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起模范作用的我八路军、新四军里,才能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使部队更加坚强与巩固,成为无敌于天下的人民军队。
许多经验已经证明,新英雄主义运动是我们推进工作、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的很好的很重要的方法。因而,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都应该在革命工作中进行革命的竞赛,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
但是,在过去,我们的连队工作中不是也时常号召大家要起模范作用吗? 为什么效果不大呢?为什么同一个人,这件事情上是模范而那件事情上就不是模范,昨天是模范而今天又不是模范呢?重要的就在于我们没有把新英雄主义运动当做一种推进工作、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的重要办法,没有郑重地有系统地去进行这个工作。因而,对于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和应该注意的地方,还有加以解释的必要。
第一,新英雄主义运动是群众性的运动,需要在正确的工作方向的指导下,为争取实现目前可能实现的目标,发动人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开展普遍的革命同志的友谊竞赛,形成一种勇往直前的风气,造成一种热火朝天的运动,使人人积极而愉快地为革命战争贡献出更大的力量。只有把全体群众发动起来,投入实现某种具体任务的浪潮中,才能表现出群众的伟大力量和从群众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如果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工作还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身上,则即使能造出几个突出的人物,其作用和意义也是很小的。
第二,这是一个团结群众、培养干部的重要方法。需要作领导工作的同志,在群众运动中,以最关切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部下,很细心地研究与了解他们,很殷勤地培养他们,当他们需要扶助的时候,就去帮助他们,当他们做出了成绩的时候,就去奖励他们,鼓励他们上进。只有这种关切的态度, 才能发现群众中的英雄,培养出很好的干部。有了这批积极分子,就有了团结群众的核心,在他们的影响下,使全体群众更积极地行动起来。因
而,这是一件很精细周到的工作,决不是用官僚主义的态度,或者不慎重地乱加表扬又乱加打击的态度所能收效的。
第三,这是教育群众的重要方法,也是进行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以群众所最熟悉的和最钦佩的群众英雄及其业绩来教育群众,以群众英雄的活榜样号召大家前进,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空谈,使教育产生出力量。在我们革命的军队中,人人都有蓬勃的上进心,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发扬与引导这种上进心,使其为革命战争而戮力同心。这就决定了我们部队的教育方法,重要的是拿出好的榜样教育与激励群众,而不是消极的申斥或近于恫吓的责备。如果能使人人积极、上进,向前面看齐,我们的工作就会大踏步地前进,而在前进的道路上就会把一些坏的倾向克服掉。因而,我们更应该运用这种方法,使之成为提高民族觉悟与阶级觉悟的一个有计划的经常的工作,成为我们进行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今天起已进入第八个年头了。英美盟军已经胜利地在法国北部登陆[15],苏联红军的夏季攻势已经
神速地粉碎了卡累利地峡、白俄罗斯前线的德芬防线[16],太平
洋上美国海军已经突入日寇的内防御圈[17]。我国战场的敌后战场上我八路军、新四军的积极作战,一年来扩大了我抗日根据地,使根据地的人口由五千万上升到八千万。这些事件,使日本强盗已经强烈地预感到盟军在太平洋上的总反攻之日已为期不远了。为救死计,敌人乃作困兽之斗,以一部分兵力向我国正面战场进攻。而我国正面战场的国军,久疏战备,仓皇无措, 致使以敌一我十之兵力,不足两月之时间,河南、湖南大半沦丧[18],西北、西南同告危急。在如此严重而紧急的时日里,历史所赋予我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更为重大了。在保卫西北,保卫西南,制止敌人的进攻,以及进入准备反攻之伟大战斗中,我八路军、新四军将日益成为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对于民族抗日战争,对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我军已经担负了重大的任务,创造了伟大的战绩,已经是一支英雄的军队;但目前的战争形势,要求我们肩负起更重大的责任,给予我们更艰巨的任务。在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英雄主义运动已经开始的今天,我英勇的全体将士,必能更加奋勉,普遍开展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中的英雄主义运动,在战斗员之间,指挥员之间,各种人员之间,在各个部门、各单位之间,发动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中的英雄主义竞赛,形成一种热火朝天的伟大运动,创造出更多的部队英雄和英雄事迹,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工作,加强我们的斗争,担负起目前战争形势所赋予我们的战斗任务,最后战胜与消灭日本侵略者!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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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一战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西繁峙县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战斗。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精锐的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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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六月至十月,中国军队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会战。日军先后投入了三十五万人的兵力,兵分两路,由长江沿岸和大别山北麓夹击武汉。中国军队先后调动一百多个师,在武汉外围对日军的进攻作了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未能阻止日军前进。十月中旬,日军从东、北、东南三面逼近武汉。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军队全线撤退,
二十七日,武汉失陷。武汉失守后,日军停止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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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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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总力战,指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结合,以控制占领区、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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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强化”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和加强它在华北的统治所采取的法西斯措施。其主要内容是:在“治安区”(指日占区)实行“清乡”,
强化伪军、伪组织,清查户口,建立保甲制度,进行奴化教育,以禁绝抗日活动;对“准治安区”(指游击区)进行“蚕食”,广设据点,设立封锁线, 辅以特务情报网,以分割、压缩游击区,扩大占领面;对“非治安区”(指抗日根据地)加强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实行杀光、烧光、枪光的“三
光政策”,以彻底破坏根据地的生存条件。自一九四一年春至一九四二年冬, 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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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一九四四年七月以前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建立起来的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冀鲁豫、苏北、苏中、苏南、淮北、准南、皖中、浙东、鄂豫皖、东江、琼崖十五处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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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堡火烧敌机指八路军在山西代县阳明堡袭击日本侵略军飞机场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毁伤敌机二十余架,歼灭日军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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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五勇士的壮烈跳崖指八路军五名战士在河北易县狼牙山阻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的壮烈事迹。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日军三千余人发动对狼牙山的围攻,晋察冀军区第一团第七连担任阻击,掩护主力部队、地方机关和当地群众转移。该连六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五人,在苦战一天,毙敌九十余人后,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悬崖绝路。子弹打光后,他们宁死不屈,跳下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带伤脱险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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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城村坚守战指一九四二年冀鲁豫边区八路军一个排扼守马城村的战斗。三月三日,日本侵略军千余人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下包围该村,这个排的战士激战半天,摧毁敌坦克数辆并大批杀伤敌人,最后弹尽无援,全部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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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烟洞保卫战指八路军保卫山西黎城黄烟洞修械所的战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日本侵略军四五千人围攻黄烟洞、水腰一带。八路军担任警卫修械所的特务团和该所职工千余人,凭借山险与敌进行了多次肉搏战,
连续打退敌数十次冲击,血战八昼夜,杀伤大量敌人,然后撤出。数日后在其他部队向民兵配合下收复该地区,前后共歼敌一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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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老庄战斗指新四军在江苏淮阴以北的刘老庄与日本侵略军进行的战斗。一九四三年二月,日、伪军一万四千余人向淮阴一带进行“扫荡”,
新四军第三师各部开始反“扫荡”作战,迫使敌军撤退。三月十八日,这个师的第七旅第十九团第四连在刘老庄遭敌十余人合击,全连八十二名官兵, 苦战一天,毙敌一百七十余人。最后在敌猛烈炮火轰击下,全连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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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岱崮坚守战指八路军在山东沂蒙山区的南北岱崮抗击日本侵略军进攻的战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日、伪军一万余人对鲁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八路军鲁中军区留在内线作战的第十一团第八连九十三人,
在沂水西北的南北岱崮凭借山岗天险坚守阵地十八天,抗击了日、伪军两千多人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的连续迸攻,以很小代价取得了毙伤敌人三百多名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外线部队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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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略村伏击战指八路军在山西临汾东北的韩略村伏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一九四三年十月,日军调集大批部队对晋冀鲁豫边区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同时从华北各地调集军官一百余人,组织“战地观战团”
赴太岳观战。八路军太岳军区第十六团设伏于韩略村,在敌“战地观战团” 乘汽车十三辆进入伏击圈时,突然发起猛烈攻击,经三小时激战,敌人除三名逃脱外全部被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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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家庄歼灭战指八路军在山西兴县甄家庄围歼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一九四三年九月,日军第三混成旅团和第五十九旅团二十多人,对兴县、保德地区反复进行“扫荡”。八路军晋绥军区参战部队于十月五日将敌第五
十九旅团第八十五大队围困于甄家庄一带,经七天七夜的战斗,消灭敌人八百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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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美、英、加拿大等国的盟军突破法西斯德国的大西洋壁垒,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第二战场。同年七月二十四日,登陆的百万盟军占领了宽一百五十公里、纵深十三至三十五公里的稳固的登陆场,胜利结束了诺曼底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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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至八月九日,苏联红军先后买施了维堡战役和斯维里河——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击溃了德国仆从国芬兰的主力部队,迫使芬兰停止了军事行动,并于九月退出了战争。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主力于六月二十三日发动了代号“巴格拉季昂”的白俄罗斯战役,至同年八月二十九日,击溃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解放了白俄罗斯全境和立陶宛、拉脱维亚的一部兮,进抵波兰的华沙城下,逼近了德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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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九日,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的首府塞斑岛实施登陆战役,全歼守岛日军四万一千余人,并在六月十九至二十日的马里亚纳海战中重创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此役,美军攻占了整个马里亚纳群岛,突破了日本的所谓“绝对国防圈”,使日本本土直接暴露在美国海、空军的打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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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四月,日本侵略军为挽救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到当年十二月,日军先后在豫中,
长(沙)衡(阳)、桂(林)柳(州)诸役中击溃了消极防御的国民党军队, 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等地的大片中国国土。
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①
(一九四四年)
我们今天开会,是要大家动手来编写红一军团的历史。为什么要编写这个历史呢?因为我们快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了,需要从历史上来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一军团是红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的斗争中,对革命起了作用。牺牲的同志也很多,又训练与培养了大批干部。我们红一军团的历史是光荣的。
红一军团的来源,开始于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政府进行改组[2],将所管辖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我党派叶挺[3]同志成立独立团[4],附属在第四军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内训练。北伐[5]时,该团约有两千人,干部多是共产党员,现在的林彪、周士第、陈毅、聂鹤亭、萧克[6]等同志,都是独立团出来的。南昌起义[7]时,该团己发展成为六个团,编为第十一军。还有卢德铭[8]等同志所率领的武汉同民政府警卫团,也是从独立团派出的干部组织的,这支队伍后来归毛主席领导,参加了秋收起义[9],上了井冈山。南昌起义前,陈独秀的机会主义[10]领导不要军队,把军队交给资产阶级,而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自己的党员不在军队中当军官,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 实在很蠢!当时我门只搞了一个独立团,其实是可以多搞一些部队的。大革命后明,蒋介石反动起来,我们共产党员与革命人民到处遭到屠杀。如果当时好好搞军队,把军事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即使蒋介石反动,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赶跑,自己起来干。因为不知道要军队,不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 所以蒋介石反动起来。不是我们赶跑蒋介石,而是蒋介石赶跑我们,屠杀我门。这一点说明蒋介石还知道要武装,比我们聪明些。因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断送了,流产了。
叶挺独立团,后来发展为二十四、二十五两个师。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夏斗寅叛变[11],主要是靠他们解决的。当时这支武装为什么这样有力量呢? 原因有三:一、军队中有党的组织;二、有政治训练;二、有湖南、江两两省广大的农民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以后的工农红军之所以有力量,原因也在这里。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军事上取得很大的胜利。叶挺同志的六个团和贺龙[12]同志的七个团,就是找们起义军的主要力量。当时在军事指挥上,我们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没有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分散出去争取群众,武装群众。虽然有很多枪,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南昌周围群众是拥护我门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南昌附近组织发动,没有在江西、湖南、湖北就地深入农村去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却忙着南下打广东,争海口,进行大规模止规战。当时正是伏天,行军掉队多,起义军中的士兵又多是湖南人, 不愿去广东。最重要的是方向弄错了。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打到广东终于失败,起义军三万多人只剩了几千。这一教训是: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
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
① 这是朱德在延安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话的摘要。
全打垮。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广州起义[13]以后的东江红军[14],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不知道“游”,光知道“击”, 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
为了使南昌起义所保存下来的这支革命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以等待新的时机到来,我们曾把队伍带到上犹、崇义山区。一面进行休整,一面加紧训练,并开始打土豪。在这同时,我们同毛主席所率领的伍中豪[15]同志带的一个营会合。还利用我与范石生[16]的个人同学关系,与他搞统一战线。这样,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于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今天看来,当时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
当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后,我们又吸收了在广州起义中撤退下来的几十名干部。于是,我们把队伍由韶关拖出来,先打仁化,不久即转入湘南宜章,举行了湘南起义[17]。从此,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教训是: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
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党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到黄埔军校[18] 学习,好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但这些同志,当时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 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把军队在群众中扎根,不知道到处“下蛋”, 壮大自己力量。结果,组织起来的军队,虽然英勇,却容易打光。
湘南起义发动了群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当时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了“左”倾盲动主义,乱烧乱杀,结果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虽然占领了湘南十多个县城,但最后遭到失败。退出湘南,就上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从这时以后,我们这支队伍才开始有组织的游击战争。关于游击战争, 我还有点旧的经验。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19],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
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原来计划参加南昌起义,但当它开到南昌前,起义军已经南下。后来,这支部队就参加了秋收起义,由毛主席率领, 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部队和南昌起义剩下来的部队会合后,编成了红四军, 毛主席为党代表,我为军长。井冈山成了我们的根据地。于是开始有组织地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方向从此更明确了。红四军的成立,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里应该指出,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贯的。当时毛主席就指出, 要在农村建立我们的根据地。要搞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党组
织,有群众运动,还要有适当的地形条件。在建军方面,也有了很多新办法。比如,经济民主、官兵薪饱平等制度,任何人不能随便浪费一文钱等等。这在当时条件下,是起了很大革命作用的。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我们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了很多制度。比如,三大纪律六项注意[20],也是在井冈山上就规定了的。而且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不单纯是打仗,除了打仗,还要宣传、组织与武装群众,建立政权,还要筹款。此外,在井冈山上,还定下了争取俘虏的政策,就是敢于争取俘虏与使用俘虏,敢于收编投降到我们方面来的旧队伍。比如毕占云[21]等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以后罗炳辉[22]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我们就不怕,收编了。这些队伍经过改造, 很能打仗,很有战斗力。开始虽然群众纪律不太好,但经过教育,也慢慢好起来。象罗炳辉、毕占云这些同志,直到今天还是我军的好干部。这是一个很有益的经验。
在井冈山时,战斗很多,都打得很漂亮。敌人有十几万,打了一年多, 还不能打败我们。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我们知道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消灭敌人。当时红四军中的井冈山部队三十一团是在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观点很强,也会做群众工作。南昌起义部队二十八团战斗力强,但群众观点差些。以后两个团的作风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统一起来,大家都会打仗,都会做群众工作。因为群众基础加强了,所以常常打胜仗,成为红四军以后的优良传统。
正在井冈山打了许多胜仗的时候,湖南省委却派代表来,要指挥我们去打郴州。当时本来不应分兵冒进,但省委下命令一定要打,只好去打。结果郴州虽然打开了,但因为方向搞错了,最后还是遭到很大损失。红四军二十九团大部打散了,二十八团也跑了一个营,后来虽然拉了回来,但王尔琢[23] 同志因此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说明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瞎指挥的坏事情,不是后来才有,当时就有了。
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决定向赣南发展,到东固和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下山时,红四军有四千八百人,到了东固,还有四千人。这是游击战争的困难时期。部队稍事休整,即向福建行动。三月中旬,长岭寨一战取胜,占领汀州[24],打死敌旅长郭凤鸣[25]。这就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红四军又有了新发展,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各项政策与制度,也初具规模。
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的一套新办法, 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26] 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在闽赣边界创建了大块根据地。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后,部队向闽中进军,后来折回来打上杭。那时队伍已发展到四个纵队。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人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27],打梅县,配合张发奎[28]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但错误不很久就纠正了。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
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观点,到处撒种子,武装群众,采
取母鸡下蛋的办法,所以革命力量发展很快。
在立三路线[29]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
一九三○年六月在汀州,中央派涂振农[30]来传达立三路线时,成立了红一军团。包括四个军:红三军黄公略,红四军林彪,红十二军伍中豪,红二十军胡少海。由汀州出师,浩浩荡荡北上,先打下樟树,再过赣江打高安, 上高等地,接连攻下十余县,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由于发动了广大群众,部队也有很大发展,出发时一万人左右,这时约有一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故只在“八一”的那天,派罗炳辉带了一点队伍到牛行车站去示威,以纪念三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当时红三军团却把长沙打开了,不久又退出来。但李立三又命令我们配合红三军团再打长沙。记得当时红三军团曾派袁国平[31]为代表来说,红三军团已有三四万人,包打长沙,红一军团只开到附近,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红一军团入湖南,先打文家市,消灭了戴斗垣[32],取得了很大胜利(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无线电台,这是第一次),然后才与红三军团会合于浏阳县永和市,成立了红军一方面军。但长沙打了三次并未打下。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 准备好转弯的步骤。
长沙扫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我们当时主张先打吉安,得到兵员补充后再打九江,而且说包打下,中央才同意了。十月间,吉安果然打下。部队有一个发展,退出吉安过赣江时, 红一军团约有三万人。这对于准备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33]有很大意义。
第一次反“围剿”打得很好。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龙冈一仗,张辉瓒[34]两旅全部被歼,缴枪万支,张及其部下万余人未走脱一个,全部被俘。接着打谭道源师[35],也将他大部消灭。其他许克祥、毛炳文、朱绍良等部[36]闻风而逃。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 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力量。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
红军休整了四五个月,一九三一年五月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 [37]。这次反“围剿”也打得很好。但这时已经有些不同了,因为项英[38] 来了,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错误意见未占上风,红一方面军仍由毛主席领导, 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胜利,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 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东固、富田一仗,首先消灭公秉藩、王金钰[39],然后经白沙、中村、广昌,一直打到建宁,共十五天时间,横扫敌人八百里,五战五胜,打垮敌人十六个师,俘获敌人和缴获枪弹的数目很大。
敌人进行第三次“围剿”[40]时,蒋介石亲自指挥。战役是一九三一年七月开始的,敌人分三路由北而南长驱直入,直趋苏区的兴国、干部,形势是极为紧张的。我们撤退,迅速转入兴国根据地,并在进攻的三路敌人中间, 在良村歼灭了敌五十四师郝梦龄部,在黄陂歼灭了敌第八师毛炳文部。我们
在敌人两路夹攻,不到二十里宽的区域中转移出去,进退自如,打得相当巧妙。这都是由于群众条件优越,将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敌人疲惫不堪。最后又在方石岭、张家背消灭敌五十二师韩德勤全部及敌第九师蒋鼎文的大部,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
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蒋介石、外国人,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连党中央也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么多人。
这一胜利以后,党中央就冲昏了头脑。根据苏区胜利与九一八事变[41] 的新的情况,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结果打不开,这又是不应打大城市的一个证明。在这以前,毛主席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十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但可惜这一主张当时被否定了。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了一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 不等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以后红一军团虽也打了很多好仗,但今天看来,很多都是空打的。第四次反“围剿”[42]时,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经验,所以还打了一些胜仗,但教条主义已经把红军削弱, 把游击队吃掉。在军队组成上,只盲目地强调“成分”,对于工人干部,不问其能力、经验如何,把他们提到师、军级的领导岗位上,而全不知我们在农村绝没有许多工人参加红军的实际事实。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从中国情况出发,而是从苏联情况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晓得要把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完完全全变成一支像苏联红军一模一样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五次反“围剿”[43],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44], 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直到遵义会议[45],在毛主席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领导。长征后,红一、三军团一共只剩下了七千人,这都是教条主义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把方向搞错了的结果。
抗战以来,晋察冀军区、山东军区,新四军黄克诚部[46],这些都是红一军团的底子,都有了较大发展。但在抗战中,对过去作战的经验教训,有的同志仍未很好接受,在思想上仍有争论。洛川会议[47],毛主席主张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以游击战争为主,积极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力量。但有些地方并未很好执行,仍想多打大仗,不知道我们主要的是进行游击战争,应当放手分散去争取群众,发展力量。仗,是必要打时才打的,不必要的仗,一定不打。别的不说,我们处在农村,身上子弹没有几颗,有什么必要打大仗, 打大仗又能打几回呢?在抗战中,我们的军队都有很大发展,这是由于毛主席抓得紧,我们有些错误,得到了及时纠正,这才使部队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红一军团干部,有良好的传统:英勇善战,善于管理部队,又会做群众
工作。但你们应该知道,你们身上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切不可自高自大。比如说,你们的同志中有的以为自己是正统,是模范,不管到什么地方工作, 总是硬搬硬套,到处和人家搞不好,结果到处碰壁。大家要知道,到别的地方工作,要尊重人家,然后才能使自己提高,并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红一军团同志跟随毛主席搞了这么多年,要把毛主席的思想真正搞通了才行。把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学好了,才能把事情办好,才不愧是毛主席的学生。要很好学习毛主席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自己不管到什么地方工作,随时都要虚心,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并善于向人家学习。
最后,还要讲一个山头主义问题。我们是从井冈山下来的,客观上是个山头,但主观上不可有山头主义。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性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 是群众的。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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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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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国民党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将孙中山在世时成立的陆海军大无帅大本营(通称“大元帅府”)改组成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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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一九二五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一九二七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管武汉卫戍事宜。同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
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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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立团指一九二五年冬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以共产党人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该团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成功卓著。革命军占领武昌后,该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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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指北伐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组织了革命军队。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挺进湖南。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由于共产党人在战斗中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并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北伐,北伐军迅速击溃了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把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篡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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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曾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周士第,曾在叶挺独立团先后担任营长、参谋长、代理团长。陈毅,南昌起义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前身为叶挺独立团)党代表。聂鹤亭,曾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萧克,曾在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任连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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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八月一日,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中共所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
共二万余人在南昌等地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八月三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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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德铭,北伐战争时在叶挺独立团任连长、营长。一九二七年六月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即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成立时任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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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秋收起义指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的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县的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转战到井冈山,
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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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
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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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斗寅叛变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武汉国民政府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策动下发动的叛乱。当时国民革命军主力已北上河南前线,更斗寅乘机率部向武汉进逼,企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武汉守各部队和工人纠察队等在叶挺指挥下,很快将叛军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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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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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年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的炮火掩护下,向广州反扑。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海陆丰和左右江、湘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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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红军指由南昌起义军第二十四师进到广东海陆丰的余部编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后称红二师)和由广州起义失败后撤向海陆丰的部队编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称红四师)。一九二八年春,两个师会合后,在广东东江一带坚持武装斗争。后由于优势敌人的进攻和作战指导上的错误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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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豪,当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副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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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石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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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底,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武装进入湖南南部地区。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中共湖南特委和农军的配合下发动起
义,相继占领宜章、郴县(今郴州)、永兴、耒阳、资兴等十多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并使工农革命武装迅速扩大到一万余人。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执行“左”倾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严重脱离群众,致使起义部队在国民党军进攻下被迫撤离湘南地区,四月到达江西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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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指设在广州黄埔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改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曾派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熊雄等到该校工作,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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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在武昌麦动了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九日),云南新军在蔡锷领导下举行反清武装起义,朱德积极参加了这次起义。一九一五年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国称帝,蔡锷等在云南发动了讨袁护国之役,朱德再次积极投身于战争之中,率部入川与北洋军队浴血战斗。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一年,
朱德在同北洋军阀部队、地方军阀部队以及各地土匪武装的作战中渡过了十年戎马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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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一九二八年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
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一九二九年以后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要群众一针一线;(三) 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 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不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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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占云,一九二七年时曾任国民党军营长,一九二八年九月在湖南桂东率部起义,参加红军。一九四四年时任八路军太岳军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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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炳辉,一九二九年时任国民党江西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同年十月率部起义,参加红军。一九四四年时任新四军第二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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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琢,当时任中国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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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州,旧府名,即福建长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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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凤鸣,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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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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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师师长。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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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一九二九年五月任国民党军第四师师长。同年九月。联合桂系反对蒋介石,不久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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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过高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定出了以武汉为中心组织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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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振农,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的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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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平,当时任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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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斗垣,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师副师长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所部属第四路军(湘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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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一九三○年十一月.国民党军队开始了“围剿”行动。十二月,蒋介石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万兵力,从江西吉安至福建建宁一线,
由北向南大举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三十日在永丰县龙冈地区设伏歼敌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万人,俘敌第十八师师长兼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红军乘胜追击,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在宁都县东韶地区再歼敌谭道源第五十师一个多旅,其他敌军闻风溃退,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这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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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瓒,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所部属第九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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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道源师指谭道源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当时属第九路至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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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朱绍良任总指挥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许克祥仟师长的第二十四师和毛炳文任师长的第八师皆属第六路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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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任命其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二十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的战略,于四月一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乓力先打弱敌、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连续取得富田(属吉安)、白沙
(属吉水)、中村(属永丰)、广昌、建宁五次战斗的胜利,由江西到福建自西向东横扫七百余里,歼敌三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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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当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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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秉藩,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所部当时属第五路军序列。王金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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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
调集三十万兵力,采用长驱直入的战略,由北向南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
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自八月上旬到九月中旬,先后在兴国的莲塘、良村和宁都的黄陂连续打了三次大胜仗,当敌总退却时,又乘胜追击,分别在泰和的老营盘和兴国的高兴圩、方石岭歼灭大量敌军。全役共歼三万余人。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这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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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史称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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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反“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
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分别在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敌人,共歼敌近三个师,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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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中共中央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特别是采用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先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将主力部队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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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促突击是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第五次反“围剿”
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红军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红军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这一战术原则是为当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的单纯防御战略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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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即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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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部指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的新四军第三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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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分析了抗战爆发后的政治形势,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论解放区战场①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
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是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进行英勇的抗日战争将近八年的时候开会的。我很荣幸,我能够代表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2]的九十几万军队和二百几十万民兵,在这里向我们党的大会说话。我应该指出:这八年中,我伟大的中国人民组成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各个战线上,不分男女老幼,轰轰烈烈,与日寇作殊死的斗争; 不管日寇如何凶暴残酷,也不管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及其统帅部的指挥方针有如何错误,中国人民仍本一往无前的精神,前仆后继,坚持了这伟大的爱国战争。中国人民将赢得最后胜利,这已是无可怀疑的了。这八年中,我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与一切抗日的友军,协同保卫祖国。在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战场上,我们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曾流洒了最多的热血。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愧为中华民族最好的子孙,因为我们做了中国人民所最希望的事业,而且我们将继续不屈不挠地做下去。
我在此向我国一切军队中为抗日战争而殉难的战士致衷心的哀悼!向一切为抗日战争殉难的共产党人及人民致衷心的哀悼!
我在此向全国一切在抗日战争前线上的武装同胞致衷心的敬礼!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将士们致衷心的敬礼!向东北抗日联军[3]致衷心的敬礼!
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是为了总结抗战经验,进一步地准备与全国人民、抗日友军协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大会。我完全同意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人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而流血斗争的经验,规定了和提出了打败日寇和建设新中国的具体步骤与具体纲领,真正给我党和全国人民指示了决定中国抗战胜利和决定战后中国命运的道路。
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针,就不能有正确的军事方针。胜利的人民战争,是只能在正确的政治方针指导下,并在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联合政府基础上来取得的。八年来,我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敌人进行了空前英勇的、残酷的、可歌可泣的胜利战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就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治方针与正确军事方针的结合,就造成了人民军队,造成了解放区,造成了解放区三三制[4]的民主联合政府,造成了解放区真正的人民战争,并使解放区战场所进行的战争能够取得不断的、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要准备抗日战争的全国胜利,就同样地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这个政治报告的方针,必须在毛泽东同志这个总的政治方针指导之下。离开政治,单纯地就军事论军事,显然是不正确的。我现在向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军事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个政治报告的精神及其方针的。
① 这是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第三次出版单行本时曾经作者校阅。
一、抗战八年
同志们!我前面说过,我们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已将近八年了。在这八年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变化不管怎样复杂,其发展过程, 仍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这就是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的相持阶段,我方的反攻阶段。这三个阶段还没有走完,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三阶段的前夜。
第一阶段,是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5],到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武汉失守。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的高涨,特别是由于我党坚持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得国民党当局不得不由不抵抗主义转变为对日抗战,不得不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某些进步措施。这个时期中曾有相当数量在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系军队对敌人进行过积极的抵抗,虽然又有另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遇到敌人不加抵抗即溃退下来。这时期国民党当局政策的转变,是为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所欢迎、所赞助的。可惜,国民党当局这种转变,并没有彻底。我党中央在抗战一开始就指出,如果没有全面的人民战争,就不可能进行胜利的抗战。但国民党当局既然继续保持反人民的制度和立场,因此就不能进行这样的人民战争,这就给了日寇进攻以很大的便宜。日寇就是利用了国民党战场上的这种弱点,仅仅在十五个月内就打到了广州、武汉,囊括华北、华中的大片土地和华南的要地。当然,日寇是有很多弱点的,这就是它所进行的战争乃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的、野蛮的、非正义的战争,因而是失道寡助的;就是由于这个帝国主义的先天不足,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都感缺乏;就是它只片面地估计了国民党当局一方面的力量,而轻视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意志和抗战力量;就是又由上述这些弱点所形成的它的分散使用兵力与逐步使用兵力的战略部署和指挥。日本侵略者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但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无敌的敌人。其弱点是应当为我们利用的。很不幸的,就是日寇这种弱点没有被国民党当局所利用;反之, 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个大弱点倒是被日寇所利用了。反人民的政治制度,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就使得国民党手中的几百万兵,在十五个月之内, 遭受到很大的牺牲;这种笨拙的战略,就使得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不能获得应有的战果。
可是,就在这第一阶段,与敌人的进攻方向相反,我伟大的人民军队—
—八路军和新四军向着敌后挺进,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就是说:当敌人向我进攻,而国民党军队大批退却的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则以无比英勇的姿态向敌后反攻,取得不断胜利,牵制敌人,建立战略根据地,创造了解放区,并在精神上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在事实上证明了亡国论是错误的,而人民战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同时,也正在事实上证明了速胜论是错误的,由于敌强我弱的诸条件,必然要经过人民战争逐步转移战局,因而抗日战争乃是持久战。
第一阶段的十五个月,使中国内部发生很大变化。日寇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当局看到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很成功地建立了新的战场,收复了广大的失地,从抗日的立场说,本来没有任何理由不表示欢迎的,可是它偏不欢迎,而且非常不满。就在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当局改变了政策,改变到对日寇消极抗战,对内积极反共反人民。在日寇方面,虽然侵占了我国很多地方,但是在华北、华中,出其不意,遇到八路军、新四军这样的对手,
许多地方被我收复,好像心脏里插进了一把利刃,所以也改变了政策,改变到对国民党战场停止进攻,对国民党当局诱降,而对八路军、新四军则集中兵力进行“扫荡”。这样、就出现了战略的相持阶段。不管怎样,有一件事是明白的:敌人进攻,国民党败退,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 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阶段,亦即战略相持阶段。如上所说,这是在武汉失守之后开始的。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所谓相持阶段,实邵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6]为止,其间共五年半之久;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内,日寇在华的主力是在对着解放区作战,解放区战场抵抗的敌伪力量,到一九四三年,竟占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在这同一期间,国民党战场并没有严重的战争。这就是相持阶段的实际。
解放区的战争,是伟大的真正全面的人民战争。解放区人民在这个阶段中所进行的战争,其无比的英勇,无比的坚忍,实为中华民族永久增光。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末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特别是在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当局的主要政策错误地由对外移到对内,对抗日战争消极,对反共反人民积极,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7],而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8]又是其特出的罪恶行为;如果中国人民不能挡住这股逆流,抵住这种袭击,也就不会有解放区战场及其与敌人的长期相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就不能坚持下来。一九四四年日寇向国民党战场新进攻的势如破竹的事实,把这点毫无疑义地证明了。而且,假如没有解放区战场的力量,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妥协的企图受到最大的阻力,则必不能克服几次投降危险,而将使抗日战争陷于天折。很多的事实与经验,以至敌人的许多文件,也把这点毫无疑义地证明了。可是这些情形,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外面还有很多人不了解。
国民党政府在这五年半的长期间中,是有充分的余裕可以力求进步,准备反攻的。但它所做的,不是准备反攻,而是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不是去增强抗战的力量,而是去削弱这个力量;不是去坚决抗战,而是去“曲线救国”, 勾搭敌人。于是国民党在敌后的军队,就经不起考验,不是站不住脚,就是变为伪军。一九四四年日寇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进攻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湖南、广东、广西诸省的大块土地,就在很短的期间沦于敌手, 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在抗日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危机。但是正当国民党战场无力招架的时候,解放区战场却渡过了一九四一——四二年的严重困难,向敌人举行了有力的反攻。敌人向国民党战场进攻,而解放区战场则向敌人进攻, 这是一九四四年以来的新形势,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期的特点,并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前期相区别。
这样,大家看得很明白,国民党当局把应该做的不做,不应该做的做得很努力,这种倒行逆施的结果,使国民党军队愈来愈弱。解放区的情形则与此恰恰相反,那里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等,愈战愈强,收复了很多失地,渡过最严重的难关,现在转到了新的发展与扩大的阶段。现在抗
战的重心,是在解放区战场,而不在国民党战场。
由于中国人民八年的战斗,由于伟大的苏联军队向法西斯德国的胜利进军和法西斯德国即将完全崩溃,由于美英军队在远东的胜利(这里需要指出美国人民有特别的努力),由于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9]后在远东举足轻重的地位,毫无疑义,我们所进行的抗日战争现已处在大反攻阶段的前夜了。怎样来准备和进行大反攻呢?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已在政治上说明了
一切。在这里,我只指出:解放区人民的长期英勇战斗及其各种建设,是真正替这种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造成了可能的基础,是给这种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做了最大的准备。正像上面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掩护了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地阻遏敌势,则全中国形势早已改观。在将来的反攻中,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大反攻的最前面的战略基地。那里集中了广大的人力(将近百万的正规军。二百余万民兵、近千万自卫军),那里保护了和发展了巨大的经济力量(相当大量的粮食生产、公私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经营),那里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沦陷区的大城市、铁路以及许多海岸在解放区包围中或控制下),那里有重要的战略据点(华北山地、平原和华中平原都是便于对敌大反攻的地带,而华北更为进出东北、内蒙的枢纽), 在那里特别是有着解放区人民在持久战争中已锻炼出的极坚强的战斗意志, 而民主政治的实施则提供了便利于大反攻的政治条件。任何人如果轻视解放区战场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反法西斯同盟国[10]共同事业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及其所已获得的伟大成就,如果轻视解放区九千余万英勇战斗人民的重要性,必将犯很大的错误,那是一定的。
以下我就特别来说解放区战场。
二、论解放区战场解放区战场的创造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这是中国抗战的特点,其中解放区战场是由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所创造起来,并负起独特的作战责任的。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这是中国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前身即是中国红军。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其创造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的时候,即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给它规定了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以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为它的奋斗目标。“九一八”[11]以后,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痛心疾首于我神圣国土之被日寇蹂躏,充满了抗日的热情,数年间千方百计,经过无数艰难的流血的斗争和万里长征,以求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伟大的目的。到达陕甘宁边区之后,这支军队对于抗日战争做了切实的准备工作: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12],西安事变[13]的和平解决, 干部的准备,与全国许多友军的联络,这些都做得很好。七七事变发生,我们党中央和这支伟大人民军队的全体将士接到警报,即于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发出呼吁[14],并要求出发前线,与敌周旋,不久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即出现在抗日的最前线。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在毛泽东同志的天才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入华北敌后。我一一五师进入晋察冀地区,我一二○师进入晋西北地区,我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一九三八年我军更向东进,一部进入冀鲁豫平原和冀鲁平原,一部进入冀中平原,一部进得更远,到冀东配合了二十万人民的
抗日大起义[15]。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继八路军之后开赴前线,进入华中敌后,在长江两岸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同年冬,东江纵队[16]于广州沦陷后在当地起义。一九三九年,琼崖沦陷后,当地人民在我党领导之下组织游击队从事抗战[17]。八路军初出马的时候,即在平型关进行了全国抗战中第一次的对敌歼灭战[18]。
“九一八”以后,我党即在平津、宁沪、武汉,香港、广州等大城市及广大农村,进行了有系统的抗日运动,赢得了广大同胞的同情。虽则在国内战争时期,这些工作曾遭受极残酷的摧残和破坏,但无论环境如何困难,我党在许多地方所散布的抗日种子,是深入到人民中间,造成坚固的潜在力量。特别是一九三五年我党所领导的一二九运动[19],曾对于促进抗日战争的爆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华北、华中相继沦陷后,当地党的组织,即协同当地各阶层人民武装起义,转入农村游击,于是使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发展, 大批知识青年和劳动人民参加到我军中来。以平津流亡青年为骨干,在山西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20]和决死队[21]。决死队是山西的新军,我们对它曾给以兄弟一样的援助。在冀中,回民同胞组织了回民抗日支队[22]参加八路军。我们对于许多别的抗日武装力量,也作了大力的援助。这些当地的人民武装与八路军、新四军这种人民军队两相结合,形成了坚强的抗日力量。
这样,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瓦解了的华北、华中战局,立即由我党、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合作,而迅速恢复起来。敌后变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了。
这样,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从此在敌后代替了国民党退出之前的单纯防御的地位。
这样,为国民党当局所丧失的陷入黑暗的广大沦陷地区,逐步经过我们之手,收复过来,变成了光明的广大解放区,这就是华北、华中、华南三大解放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凡是国民党当局丢掉的地方,每个中国人都有把它光复的责任,我们正是这样做了。
这样,解放区战场在抗日战争初期,便牵制了日寇很多兵力,造成了使日寇不能全力西进的形势,随后又变成为与日寇作战的主要战场。
这样,解放区战场就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重要的和决定的战略地位,变成为抗日的重心。反动派企图利用日寇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借刀杀人的无耻阴谋,是彻底破产了。
这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和毛泽东同志出奇制胜的人民战略所造成的结果。
解放区抗战的三个时期
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平型关初战胜利,至一九四○年百团大战[23]为止, 这个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初期粉碎了敌寇讨伐队分进合击的“扫荡”战术。一九三九年以后,又连续粉碎了敌酋山下奉文[24]和桑木[25]师团长所提出的“封锁”、“分割”、“扫荡”三者井用的新战术。这些不断胜利,打开了局面,创造了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八路军由几万人发展到四十万,解放人口近四千万。新四军由一万二千人发展至十万、解放人口一千三百万。这是敌后解放区的创造与开辟时期。
一九四○年秋,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威力,惊醒了敌寇。敌寇改换了统帅, 由冈村宁次出任华北派遣军[26]总司令,又全部改订进攻我军的办法,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27],并重新规定在一九三九年即已提出的所谓确保
华北“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侵略任务,以准备大平洋战争[28],从而集中兵力,对华北解放区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其“扫荡” 办法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敌寇所到之处,实行彻底烧杀,企图建立“无人区”,以消灭我军的生存条件。敌寇经常以十万人左右的兵力对一个地区进行反复“扫荡”,每次连续至三月或四月之久,这是空前严重的局面。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华北各地发生灾荒,军民食树叶草根,更增加了局面的严重性。我军团结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奋斗。这一时期,到一九四二年为止、我解放区人口缩小至五千万以下, 八路军减员至三十万。华中解放区战斗频繁仅次于华北,新四军则维持着发展的局势。经过这个困难时期,我军和解放区受到了锻炼,数量缩小而质量增强。敌寇的“扫荡”伎俩有限,而我军反“扫荡”办法则层出不穷。我们在这时期更加亲密地与人民相结合,因而学会了坚持与敌人顽强斗争和战胜强敌的许多本事。八路军、新四军就这样胜利地渡过解放区战场的最困难的阶段。
从一九四二年冬,冀南、冀中、冀东各解放区工作开始恢复,华北各解放区转到新的扩张的时期,也即是开始了解放区抗战的第三个时期。敌寇企图继续其一九四二年的残酷“扫荡”,我军乃以敌进我进之战略,到敌后之敌后,去开辟解放区,粉碎 敌之进攻。这一战略发生了极大效果,使解放区的发展,超过抗战初期的记录。在此期间,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伟大的整风运动[29]和伟大的生产运动,各解放区随即响应进入行动,获得巨大成绩。同一时期,各地再次深入减租减息[30],更加发展了群众的抗日热潮,三三制联合政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使各解放区内部更加团结起来;在军事上,主力兵团更坚强,地方兵团日益扩大,民兵之普遍发动, 又大大加强了各解放区的军事力量。这一切,把解放区巩固和加强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在第一时期初,国民党留在敌后的部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关系还不太坏。武汉失守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政策的推行,特别是该党颁布所谓限制“异党”、“异军”方案[31]后,即积极反共反人民,与日寇共同行动夹击解放区,成为解放区战场的积极破坏者。在第二个时期,敌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由于反人民的结果,经不起敌寇“扫荡”,一九四一年崩溃于中条山脉[32],一九四二年又在浙赣间崩溃[33],一九四三年又在山东崩溃[34],证明了任何反人民的军队在敌后都站不住脚。一九四一年起,敌后国民党部队,出现了大批投降的潮流。到第三个时期,庞炳勋、孙殿英[35]投敌之后,国民党投敌部队近五十万人,将官投敌者六七十人,扩大了伪军, 帮助敌寇加强对解放区之“扫荡”。
光荣的牺牲和伟大的成绩
同志们!我在前面已说明了解放区战场的创造及其作战的各个时期。应该知道:在这样持久的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各解放区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是说不尽的,写不完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说,但我应该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些概括的数字,说明在这种残酷的战斗和牺牲中,中国人民得到了些什么。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的七年半(华南抗日纵队缺一九四三年以前的数字)中,总计对敌大小战斗十一万五千余次,击毙和杀伤敌伪军计九十六万余名,俘虏敌伪军计二十八
万余名,争取投诚反正敌伪军计十万余名,敌伪总共损失计一百三十六万余名。
我军主要缴获:炮类共计一千零二十八门,机枪共计七千七百余挺,步马枪四十三万余支,攻克碉堡三万四千余座,攻克据点一万一千余个。
在一九四四年中原战役以前(正如我在这报告的第一部分里所已说到了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抗击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抗击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即在今天,在侵华日军(“满洲”[36]的不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所抗击的仍有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占百分之五十六,而所抗击的伪军则完全没有变化。敌寇重兵屯集华北、华中,这个形势就说明了并日益增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抗战中极艰巨的责任。
这种抗日人民战争的优异战绩,甚至可以从敌寇方面的反映看出来。例如,一九四三年六月敌华北派遣军总部公布:“从今年一月到五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五千五百二十四次之多,其兵力达五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人之众。”又如,敌华北派遣军司令部,一九四三年即敌昭和十八年度,综合战果报道说:
“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解放区战场的战绩,正是全面的人民战争的战绩,难道还不明显吗?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解放区人民,其抵抗的极端英勇,其
对所受苦难的极端坚忍,其牺牲的极端壮烈,实是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浩大的正气,写下了中华民族在抗战中最壮烈不朽的史诗,难道还不明显吗?
中国人民付出了上述的伟大牺牲,获得了下列代价,即创造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十九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共计九千五百五十万。
我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全军总数计九十一万正规军,民兵二百二十万以上。这些数目字,明白指出解放区战场人民战争的伟大发展,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成极其明显的对照。
这种解放区的力量,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所有的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使中国人民有了胜利的展望,有了民主和光明的展望。
解放区抗战的经验
若问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既缺乏武器,特别是缺乏新式武器, 又无外援,并且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夹击,为什么解放区在极残酷的战争中,竟能日益壮大起来?毛泽东同志报告中关于“人民战争”的部分,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我在这里再稍为说一些经验。
总的经验何在呢?简单的同时又是明确的,就是解放区经过了我们党的领导,依据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方针,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37],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实现了解放区的全民抗战总动员, 实现了解放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实现了解放区各阶级的大团结,也因此实现了抗战一元化的领导。如果没有这一切,就没有解放区全面的人民战
争,而如果没有这种人民战争,也就没有了一切。
在政治上,就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经济生活的方法,实现了全民总动员和巩固的民族团结,合千百万人之心为一心,同仇敌忾,造成人民战争的真正基础。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国民党统治区证明了这一方面。而解放区则证明了另一方面: 实行了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作了改善,就必能实行人民战争。
就是这样,把解放区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和民族自信心发扬到最高度,纵使在敌人空前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之下,战斗意志仍然能够坚持下来。
就是这样,把军民团结和官兵团结发扬到最高度,并普遍推行了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的运动,不管敌伪的从外进攻及其奸细特务的从内挑拨,这个团结都是打不散、挑不开的。
就是这样,实现了政治的统一、军队的统一以及政治与军事的统一,而打破了敌伪的“总力战”。
就是这样,能够在极困难条件下,实行精兵简政[38]的政策,加强战斗单位,去对付敌之包围袭击,任何组织都能干根据地发生变化时,继续与人民一起,坚持斗争,指导斗争。
就是这样,能够以深入的政治工作去动摇敌军军心和瓦解与争取伪军。尽管日本俘虏很顽固,可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很好。我们特别感谢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冈野进[39]同志所领导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40],感谢朝鲜独立同盟[41],他们在崇高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下工作,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极有价值的帮助。
就是这样,能够有效地以地下工作方法,去争取敌占区有民族意识的广大人民,使故寇自首自新政策失其效果。
经济是作为政治、军事、文化的基础的东西。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首先的和主要的,就是实行减租减息,而另方面,又规定交祖交息,这是保证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解放区在经济上坚持抗战的基础。
就是这样,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扬起来,纵使在敌人不断“扫荡”下面,仍能使生产不致中断。
就是这样,才能发动农民实行劳动互助(组织变工队、换工班等),造成各解放区群众生产运动的热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但发展了农业(这是各解放区现阶段的主要的生产部门),而且发展了家庭手工业和手工工场, 走向自给自足和丰衣足食的目标。
就是这样,公营工业和工商合作事业才能够获得人民真正的合作,并因此而有了发展的真正基础。
就是这样,产生了军民的生产合作,并配合了精兵简政、军队生产和节约政策来减轻人民负担,节省人力物力,以支持长期斗争,减少了浪费,使民力有喘息机会,使物力得到积蓄。
就是这样,各解放区就能够努力在经济上相互调剂,救灾恤邻,以克服灾荒,救活民命数百万人,而达到坚持斗争的目的。
军事是和政治、经济相关联的东西。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 而有了上述的一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东西,才有实行这种群众战的可能。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告诉了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
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八年来在解放区战场所实行的战略战术的出发点,由此创造了解放区战场抗日人民战争的全套的战略战术。这种群众战的特点,就是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而且有人民大众在军事作战上的协力。这种战争不是军队单独进行的,而是以人民大众共同作战的灵活配合来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配合作战,是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
就是这样,能够实行内线与外线的灵活作战,夹击敌人。
就是这样,能够对于敌人的包围实行反包围,对于敌人的“扫荡”实行反“扫荡”,对于敌人的“蚕食”实行反“蚕食”,对于敌人的封锁实行反封锁。
就是这样,能够对敌人力争战略指挥和战役指挥的主动权,力求摆脱被动地位,而反转逼敌处于被动。
就是这样,能够以反复穿插打破敌之“反转电击”,以分散隐蔽、灵活转移、寻求敌之弱点,打破敌之纵深包围。
就是这样,能够以我之集中,歼灭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袭击敌之集中。
就是这样,能够以军民大破坏,打破敌之封锁分割,以民兵和分散之小部队相结合之地雷战,打破敌之梳篦搜索。
就是这样,能够以数个地区之配合出击,援助友邻区,打破敌之合围“扫荡”,坚持平原游击战以援助山地,坚持山地游击战以支持平原。
就是这样,能够使主力灵活转移,进行或准备适时之胜利反击,地方军则就地坚持,就地游击,与敌人扭打纠缠,困扰消耗敌人。
就是这样,能够创造了武装工作队的斗争方式,成为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敌人把“扫荡”带至我之根据地,我武装工作队把各种抗日斗争的方式带到敌人营垒里去动摇敌人之心脏,并创造了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办法。
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中的所谓犬牙交错的战争,是在八年来解放区战场上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者是一致的东西,这三者一致的东西造成了各解放区战场,又恰是各解放区战场作战的特点。
所有上述这一切,都是我们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抗日人民战争的经验,都是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及抗日人民战争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离开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如果我们离开了人民群众,则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上述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我们就不但不能压碎敌人,并且早就被敌人所压碎了。
三、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正确地指出了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这两条路线,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表现在军事上。
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
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与此相反,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这样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的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
前一条路线主张保留中国军队的旧制度、旧习惯、旧战术的老一套,拒绝根据抗日战争的新条件加以改革。这样,就便利少数人长期窃据兵符,把军队当作压迫人民。厉行专制的工具。后一条路线,主张根据北伐战争[42] 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43]时期的军事经验,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武力与国民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44]的原则,将中国军队加以改革。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团结军民,焕发士气,打败敌人。
前一条路线,说抗战可以速胜,是速决战,并从而不准备人民的力量, 乃至肆意摧残人民的力量。后一条路线,说抗战不能速胜,是持久战,并从而主张加强准备人民的力量,发展人民的力量。
前一条路线,估计抗战全部过程只有两个阶段,说武汉失守以前,是敌胜我败时期,而以后,即是转败为胜的时期,它否认中间的相持阶段。后一条路线说不然,抗战全过程包括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而以相持阶段为最艰苦,这时应做的事特别多,特别是要经过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经济状况去组织广大人民的力量,经过相持阶段有效的努力,准备了一切反攻条件,才足以说转到反攻。
前一条路线,历来把战争胜利寄托在日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上面,不寄托在自己的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和抗战努力上面,结果使他们失望,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们遭了去年一整年的更大失败。后一条路线,历来相信人民的力量,”庄争取外援而不依赖外援。几年来解放区战场的胜利,便是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以自力更生的努力去获得的。
前一条路线,主张和实施了单纯防御的消极战略,后一条路线主张在大反攻之前采取攻势防御的积极战略。
前一条路线,对于叛将不加讨伐,反而纵容降将,反而囚禁有功将领, 如对叶挺[45]将军等。后一条路线,则反对各种各色的投降理论,奖励有功战士,坚决讨伐叛官降将,伸张正气,振奋人心。
前一条路线,实施错误的兵役制,到处强拉壮丁,贿赂公行,浪费和虐害了中国人口中的精华。后一条路线,则普遍地实行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实行了在完全自愿基础上的志愿兵制,这样既满足了军队的需要,又正当地保护了中国的人力。
前一条军事路线,是国民党的军事路线。后一条军事路线,是共产党的军事路线。
这两条军事路线,是这样显明的不同。而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早从八年来两个抗战战场(一个战场越战越弱,一个战场越战越强)的史实中证明了。
毛泽东同志的名著如《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尽人皆知,是代表了共产党的正确军事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总括地说,就是人民军队的路线,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这正是使抗战胜利的路线。
国民党内的反动派的军事路线,是由它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而它的军事路线,又正是和它的军事学说相结合的东西。国民党的军事学说,浸染了德意日法西斯的思想,其最大特点,就是使军队高压在人民身上(军队对人民的特别权威),使军官高压在士兵身上(军官对士兵的特别权威)。在民族强敌面前,这种军事思想,等于解除自己武装,使作战陷于失败。
建军的原则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报告中关于“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部分所提出和所解决的建军问题。
我这里只简单他说一下我们建军的宗旨。为了说明我们的建军宗旨,我要把中国现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的建军宗旨,对照起来说一说。成千成万的军队,成千成万的带枪的人,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人民,其
中最大多数的是农民。可是,过去和现在,都有两种军队。一种,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训练起来,保卫人民利益,替人民服务的军队。另一种,也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训练起来,但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地主、大买办、大银行家极少数人的利益,来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奴役人民。
没有一种军队不是国家的。但是有两种国家,一种是主权属于人民的, 属于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人民的军队,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军队。大地主、大买办、大银行家的军队,则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人民的军队,因为和人民一体,对外就能有效地保卫祖国,对内就能保卫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权利。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因为与人民分裂, 对于保卫祖国就不能不是无能的、动摇的、失败主义的,以至变为叛逆(如当伪军),对于人民的民主自由,则是摧残的、压迫的。
人民的军队,内部是民主的,是官兵一致的,它对军队以外的人民,也是民主的,是军民一致的,所以能够一扫军阀制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内部要用压迫制度和欺骗方法,不如此,就无法叫由人民出身的最大多数的官兵去做反人民的事情;它对军队以外的人民,当然要压迫,不如此, 就不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奴役人民的工具了。所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不但要保持军阀制度,而且要发展军阀制度,干脆用更野蛮、更无耻的法西斯制度来统御军队。国民党内的反动的统治集团,现在正在努力做这项工作。
这两种军队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属于哪一种呢?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就是属于前一种的军队,这种军队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共产党人能够创造这样的人民军队,是足以自豪的。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从其前身即内战时期的红军建军以来,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即具备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它是民族的,因为它始终站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立场,具有保卫祖国的至高无上的热情。它是人民的,因为它是从人民当中来,始终是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它是民主的,因为它是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因为官一扫军阀制度,成为为人民的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工具。它的战斗力,它的不可战胜,就是由于它具备了这三大特点。这三大特点,在抗战中,经过毛泽东同志具体政策的指导,又有
了新的发展,因而在保卫祖国的血战中,造成了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大的战绩。
八路军、新四军这三大特点,事实上也即是建军的三原则。而归根到底, 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因为它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是人民的军队,因此就能够把保卫祖国当成自己的神圣职责,因此也就能充分发扬军队中的民主主义。这种人民的军队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的军队,是具有最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是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
毫无疑义,八路军、新四军所走的建军道路,是全中国军队所应该走的道路,是全中国军队所应该依照改造的模范。这是中国军队的光明之路,走这条路也即是国家之福。中国人民不要抗战胜利和民主解放则已,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和民主解放,就要努力扩大和组织像八路军、新四军这样的军队。反之,如果有人要想削弱八路军、新四军,或者想依照反人民的军队模样来改造八路军、新四军,这就等于自毁长城,必然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做日本强盗的应声虫,中国人民是决不答应的。
我们愿意全国军队,都向光明方向走,把自己的军队改造为人民的军队, 而不成为任何私人压迫人民的工具,正像毛泽东同志报告所说:“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上面说了我们建军的这些主要原则,我准备在下面继续讲我们建军的几个具体问题。
兵役问题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兵役制度。人民的军队,当兵的和当官的都是自愿来的,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所实行的那种志愿兵制, 或者将来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所要实行的义务兵制,都是建筑在与人民的意志相符合的基础之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其兵役制度不能不是与人民的意志相违反的,因而不强迫就没有人肯去当这种兵。现在国民党的所谓征兵制,就是反人民的征兵制。国民党的这种强迫征兵制,现在发展成了最黑暗的一种制度,那里“征兵”的办法,是买、抓、骗。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营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所实行的,是志愿兵制。加入这个军队的,都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自愿来的。他们里面,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而最大部分则是非共产党员。由于八路军、新四军与人民密切结合,它的兵源永不枯竭。
将来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成立之后,将要有可能采取义务兵制。这种义务兵制,将与国民党政府现在所执行的黑暗的强迫征兵制根本不同,是建筑在自愿与说服的基础之上的兵役制。
怎样养兵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便有两种不同的养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养兵”方法,实际上是从剥削人民,因而又是从剥削士兵出发。而人民的军队的养兵方法,则是从爱护人民,因而又是从爱护士兵出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养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
由于以剥削人民、剥削士兵为出发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以“国家养
兵”为名,想出种种办法,来向人民索取军费。国内搜刮不足,则以国家名义借外债。军费筹得之后,就以吃空额等办法自饱私囊,一层吃一层,官职愈高,吃得愈多;所以尽管筹得的军费很多,士兵却面黄肌瘦,衣不蔽体。中国的军阀,往往是最有钱的人,他们的钱,就是从军费中刮来的。到了国民党的反动派手里,这种黑暗的现象是更加发展了。“军费”,这是一笔烂帐,从这里,国民党内的反动派不知把好大一笔钱变成了私
八路军、新四军怎样养兵呢?
我们的兵是穿起军服的武装农民,军队即是穿军服带武装的人民集团。要穿、要吃、要喝、要休息、要工作,都与普通老百姓无异。注意衣食住行的满足,这是物质营养;注意抗战爱民教育,这是精神营养。八路军、新四军的养兵办法,不但特别注意军队的精神营养,而且也特别注意军队的物质营养。
这种物质营养:第一,是在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的原则之下,去保养军队,因为不然,军民之间就会发生矛盾,人民生活困难,军队生活也困难, 就不能有力地对敌作战。在形势开展的时候,在军队的扩大成为必要的时候, 必须以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为条件来扩大军队。在环境困难的时候,如像在一九四二年,我们在敌后则以精兵简政,实施了兼顾军民的原则。第二,是在官兵平等待遇的原则之下,规定部队人员的待遇,军官以身作则,与士兵共甘苦。只有能代表士兵利益,能体贴士兵疾苦的军官,不脱离士兵群众的军官,才是一个好的军官,这就是养兵的原则。这样,就在军队中绝灭了吃空额和剥削士兵的恶习,开了中国军事历史中的新纪元。第三,近年以来, 我们在养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实行军队自己生产,解决军队自身的物质需要,来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个新创造,对于我军有非常巨大的意义。根据边区军队生产的经验,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下, 第一年可以达到部分自给,第二年可以达到半自给,第三年可以达到全自给。在有战争的地区,部队自己生产,也可做到部分自给或半自给。首长亲自动手,是发动军队生产的一个重要方法。军队自己生产之后,民众负担大为减轻,军民之间更加团结,军队生活更加改善,部队更加巩固,训练更加有效, 战斗更加积极,并为养兵的经费开辟了无穷的源泉。
对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安置残废军人、退伍军人的工作,近年来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除了发动代耕及抚恤慰劳等以外,还帮助他们发展生产, 建立自己的家务。在他们之中,出现了许多生产的英雄,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好。今后对于这件工作,各解放区都要努力做好,使他们的生活过得舒服。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这种养兵方法,乃是中国军队史上空前的大改革。这种改革,正是人民军队内部生活、同时又是其外部生活(与人民关系)的特点。八路军、新四军全无外援而能养兵,且养得很好,其理由就在这里。
怎样带兵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带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带兵方法,是把士兵当成奴隶。而人民的军队的带兵方法则是把士兵当成自觉的战士。八路军、新四军的带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又去反对人民,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种军队,发展了一整套极其野蛮的带兵办法。他们主张“将贵智,兵贵愚”的愚兵政策,因为兵如果聪明了,就不肯干反人民的事情了。他们制定一套军法、军令、军纪,依照这套军法、军令、
军纪,就树立起军队中绝对独裁、绝对服从的残暴制度,凡是不听话的就处罚,听话的就升官发财,一面威胁,一面利诱。他们在军队中,广泛发展打骂制度、特务监视,甚至暗杀士兵。这一切,是不承认部属和士兵的独立人格,是以黑暗的绝对服从的制度,造成部属与士兵畏惧慑服,以便独裁者为所欲为地去使用军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要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奴役人民,那末,除了这种野蛮的办法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统率军队呢?八路军、新四军,彻底破坏了几千年来军队中的压迫制度。我们这里,
从一九二七年创立人民军队以来,就废除了打骂制度。我们这里,承认官兵人格平等,只有职务的区别,不允许有军官压迫士兵或上级军官压迫下级军官的行为。我们的士兵为人民当兵,而不是为军官当兵。我们主张极其严格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这个纪律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官兵一体服从纪律,绝无例外。
近年以来,我们在带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尊干爱兵运动的开展。尊于爱兵就是说士兵要尊重干部,干部要爱护士兵。这一运动,大大地加强了部队的团结,大大地提高了官兵的积极性,使军队的各方面工作有飞跃的进步。
怎样练兵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练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练兵方法,是用盲目的、强迫的方法。而人民的军队的练兵方法,则是用自觉自动的方法。八路军、新四军的练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
练兵分三方面:一是智力,二是体力,三是技术。
练兵首先是练智力。政治觉悟不高,不懂得为什么打仗,就没有积极性, 兵也就练不好。没有政治觉悟的勇敢,只是血气之勇,有了政治觉悟的自觉的勇敢,乃是大勇。为了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知识,又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作为基础。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既然主张愚兵政策,所以体力和技术就练不好,因为大家不高兴练。兵练不好,就算有了新式武器也没有用,反而会送给敌人。
八路军、新四军,在智力的训练方面,历来是有成绩的。我们的军队, 政治觉悟最高,所以是打不垮的。近年以来,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政治训练更加切实和深入了。在官兵的军事素养方面更有系统地提高了,战略战术的学习与实际运用也有相当的发展。在文化学习方面,我们过去有成绩,近年来做得更好。我们军队智力训练中,近年来,在政治与文化教育之外,又加上了生产教育。生产教育,不仅帮助了生产运动,而且灌输了劳动观念,使我们的军人不会变成“兵痞子”、“二流子”,即使将来战争结束,仍是社会上有用的人才。
还应当指出,在我军智力训练方面的成绩,有许多要归功于抗战以来加入我军的许多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我在这里对他们表示十分的欢迎。
其次说到练体力。打仗是格斗,是角力,所以体力锻炼很重要。增强体力,首先要吃饱穿暖,其次才是各种体力操练。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既然存在着剥削士兵的制度,就不能使士兵锻炼出强健的体格。而人民的军队既然存在爱护士兵的制度,则必然与之相反。
再其次,说到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过去我们军队中,有不尊重体力与技术的倾向,似乎以为军队只要有了政治觉悟就够了。这是很错误的。过去
我们不是也打了胜仗吗?不错,过去也打了胜仗,但打了胜仗,不是说我们的技术已经好了,已经够了。我们有了政治觉悟,再加上体力好,技术好, 就可以打更大的胜仗,更少伤亡。应该说,上述这种错误的倾向,近年来已经改正过来了。在前年冬天和去年冬天,都进行了很大规模的练兵运动,有的地区发展成为全民练兵。正规军进步很大,广大的民兵学会了埋地雷,这个成绩可是非同小可的。
我们近年来在练兵习武中的新创造,就是以上下合作的群众路线,代替由上级包办的军官干部路线。在我们军队中,已创造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官教官,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教学相长的新教育办法。这是适合于我们目前的战争状况的。我们尊重军官和军事干部的特殊技能的传授。抗战以来,许多军事专家加入我们的军队,这对于我军战斗力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十分欢迎。同时,要使军官们承认在他所指挥的几百几千人中,每人都有特长,行行都有状元,军官们应虚心去向他们学习。我们把军官高于一切的妄自尊大的态度,改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态度。这个练兵的群众路线一经提倡,就发现在几十万八路军。新四军中有不少被埋没了的人才。在练兵运动中,每天均有新英雄。新技巧出现,这样就丰富了我们的技术。这种学习热潮正是造成士兵群众掌握技术的基础。总之,把士兵害怕的操场、课堂,变成军队锻炼本领和智慧的场所,改变了空气,提高了兴趣,军营变成学校。
我们在练兵中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就可以自满了吗?不能够的。为了将来的反攻,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学习掌握新的技术,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炮兵技术。
我们还要提高战术,注重实战总结,注重野外演习。四大教程[46]的内容,只作为战术和技术教育的参考,择其合乎实用的东西,而不是照本宣科。八路军、新四军今天还不可能做到精通一切军事科学技术,这方面我们还很不够,我们全军需要继续学习,去掌握一切我们所必需掌握的新军事技术, 这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这种练兵的原则之下,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士兵是抗日前线有智慧的勇士,明天抗战胜利之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就可以变成现代化的国防骨干和国家经济建设时期生产与文化的干部。所以将来我们军队的复员,是不会给人民与国家造成困难的。
怎样用兵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用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用兵方法,不能不限于固定成规和固定格式。而人民军人的用兵方法, 则是随机应变,变化无穷。八路军、新四军的用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得不到人民的帮助, 又因为官兵之间的离心离德,作战的时候,不但不能依靠部属和士兵的自动性、积极性,反而必须在这个时候花很多的力量,来防止大量逃亡。这样, 用起兵来,就非常之苦了。上面下的命令,都是依照一个主观的公式,既不问敌我力量对比,亦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所以他的命令,是一定做不到的。下级接到这种办不到的命令,就向上诳报一阵。上下互相欺骗,这种军队还能打胜仗吗?在抗战的过程中,还有许多怪事,就是对于叛将不加讨伐, 投敌的将领回来还可以做大官,有些艰苦守城的将领,反而被枪决。难道这不是奇怪的赏罚制度吗?
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形,完全不同。我们打起仗来,处处得到人民的帮助,民兵组织起来之后,挖地道和爆炸运动开展起来之后,人民对我军的帮助,其巨大与重要,是无可比拟的。在军队本身方面,因为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官兵之间相互的了解与团结,所以人人自觉自动,在一个意图之下, 机动灵活,奋勇杀敌。古兵法说:“将不知兵,以其国与敌也。兵不知将, 以其将与敌也。”[47]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完全没有的。
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 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这几句话有很深的意义,古今中外,不知有若干军事家在这里栽过筋斗的。而我们过去有些犯“左”倾幼稚病的同志,也恰是不懂得这种道理。当早年我们军队仅是步枪加梭镖大刀时,我们即研究如何根据这个现有条件去下决心,去决定战法,那时我们对着这样的军队不去高谈机械化兵团的战术。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当然我们处在解放区战场,需要我们去定出适合解放区战场的时间地点的战法。这几条用兵通则,还围绕着军队与广大人民结合的特点。一方面是以军队的作战去援助各种人民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是用各种人民的斗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交通的、军事的)去配合军队作战。军队与人民的这种全面配合一直贯彻到战场上、战役上、战斗上去,这是我们进行人民战争所创造出来的新兵法,也即是毛泽东同志的新兵法。
官兵与人民一致,人人想尽一切办法打击敌人,因此,八路军、新四军里下的命令,只要适合情况,办得通,每次都是被正确地执行了的;有时也有办不通的过时的命令,因为下面能够适应情况,机断专行,也可以避免损失。这就是我们战无不胜的道理。
国民党军队去年在河南大败,有人检讨经验,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五不和,即军与军不和,官与兵不和,军与政不和,军与党不和,军与民不和。这是很对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到处不和;八路军、新四军,到处有“人和”,这是根本的区别。
我们来说一说军事理论。谈到军事理论,有些人就会搬出一套军官学校的高头讲章,或者广泛引用各国战史。他们讲的都是很高的理论,可惜这些理论,不一定合乎中国人民的实用。无疑义地,我们需要吸收各国的军事理论与经验,我们应向他们学习,不学习是不行的。但我们不机械搬用它,不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看待。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八年来的抗日战争, 已经产生了合乎中国人民需要的正确的军事学,这是又有理论又有实际的军事学。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军事著作,便是这种新军事学的代表作品。这些著作中的思想,过去可以根据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战例,现在则可以根据国民党战场与解放区战场的各种战例,来证明它的正确性。抗日战争的实践, 是检验和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之正确的尺度。我在前面所叙述的解放区战场的抗战军事经验,人民战争的战略,便是毛泽东同志用兵方法特出的成果。
我们在敌后的坚持,我们胸胜利,都是遵循了毛泽东同志从来用兵所已规定了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而得到的,这就是: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这种基本原则就是根据军队与人
民在作战上的深相结合而规定,也是以这种深相结合而实现的。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两种不同的军队,也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工作。
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其目的在使官兵愚蠢,因为如果官兵不愚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便不能任意为所欲为。所以,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在军队中不是进行抗日教育,而是进行反共教育,不是教育官兵去争取民主,而是叫他们去一味盲从。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在军队中实行特务统治,凡是官兵中有民主思想的人,都被目为危险分子,就要被监视,被开除,被逮捕,甚至被暗杀。国民党反动派的那种黑暗残暴的特务统治,是在于麻痹士兵的政治自觉性,养成士兵的盲目性,是在于监视、绞杀有民主思想的官兵,是在于使军队和人民隔绝,并压迫人民。凡是士兵被压迫的军队,决不能是服务人民的军队,而必然成为压迫人民的军队。虽则那种军队的特务工作,也叫做“政治工作”,但和我们的政治工作,是有天渊之别的。
八路军、新四军既把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作为宗旨,则政治工作便成为这种军队的灵魂。我们的政治工作:第一,是在于提高官兵的政治自觉性, 发扬他们爱国、爱人民和改造自己的热情;第二,是在于团结本军和友军; 第三,是在于团结军队与人民,提高人民保卫祖国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觉悟, 帮助人民的文化教育工作;第四,是在于从政治上心理上瓦解敌伪,使之丧失战斗力;第五,是巩固和提高军队本身的战斗力,保证命令之执行,深入政治、军事、文化、生产各方面的学习。而这五方面工作,又是互相关联、互相一致的东西。这些,是我们政治工作的特点。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能达到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我们进行的战争之所以是人民的战争,所以能进行人民的战略战术,所以能打胜仗,都是和这种政治工作不能分开的。
军队的指挥
两种不同的军队,也有两种不同的指挥方法和指挥机关。
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因为要消灭异己,派了许多私人去当师长,这些师长,常常只受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一个人指挥,别人指挥不动。所以许多师以上的指挥机关,等于虚设,毫无作用,打起仗来,号令纷歧,莫衷一是, 互相抵触。那里的参谋机关,甚至连最高统帅部的参谋机关,也常常成为一个传达机关而已。
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机关,层层节制,有职有权,内部一致,号令统一,下级则有机动的余地,所以上下团结。
八路军、新四军的特长之一,就是各部分军队之间的互相配合,协同动作。上级有命令的时候,当然决无推诿,就是上级没有命令,也能自动配合。主力军与地方军、游击队、民兵、自卫队之间的协同动作也很好。所以各军之间,皆能团结。
八路军、新四军的参谋机关,是真正能够工作的机关,这与国民党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它的工作,近年来也有改进,这要归功于参谋工作人员们的努力。今后为了准备反攻,必须更加健全参谋工作。大兵团的作战,在现代的条件下,不能光靠个人的指挥,而要靠指挥机关来指挥。没有健全的参谋工作,就不可能有健全的指挥机关。另一方面,我们的参谋机关,还必须加强自己的业务,首先要加强侦察与通信工作,力求情报的确实与迅速。
怎样解决装备及其他事项
几年来在解放区战场,我们最困难的,是部队装备和各种军用器材问题。我们解决的方法:第一,夺取敌人武装来武装自己,几年来都依靠这个原则发展自己,维持战力;第二,就地取材,华北煤铁之丰富,铁道铁轨之破坏与利用,大大便利我们自己去制造武器,能普遍使广大民兵发展地雷战术的缘故,就在这里;第三,自己从敌伪手中夺取部分机械,拼凑起来,建设小型的轻便军事工业;第四,这些军事工业,常成为敌寇“扫荡”的搜寻目标, 必需分散隐蔽配置;加强必要的武装保护,达到不间断地制造以供给前线。医药方面,采兼用中西的原则,主要依靠缴获与购买,自己也有部分的制造。抗战初期,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帮助了一些药物,令人感谢。自国民党当局在一九三九年封锁解放区,这个来源便断绝了。然而,我们不怕困难,仍能自己解决。这是我们后勤工作人员的努力奋斗的成绩。
强大的主力与强大的后备
解放区部队分为主力军、地方军、民兵自卫军三大类。民兵和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主要担任保卫自己家乡的任务。每一地方的民兵自卫军,完成自己的保家自卫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和配合了全地区、全解放区的抗战任务。地方任务和全国抗战任务是密切相联系的。解放区的巨大的民兵队伍, 这是我军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我们学会了组织民兵的工作,这件事情,其意义极为重大。民兵一经组织起来之后,就配合正规军作战,或者自己独立作战。解放区人民的生产运动,民兵保卫的功劳很大,敌后许多据点的收复, 民兵的围困起了很大作用。民兵的主要武器是地雷,此外还有步枪。手榴弹和各种原始武器,以及土制掷弹筒。为了自己解决武器,许多地方开了“军火田”[48]。民兵的联防作战,亦在许多地方组织起来了,这里看出了民兵向地方军转化的端倪。同时民兵自卫军还普遍地担任着生产任务,这样使战斗与生产结合,武力与劳力结合,实施此种任务,便改造了农村中的许多旧有形态。地方军站在主力兵团与民兵之间,它担任一个县或几个县的保卫任务,不仅担任反“扫荡”的较大军事任务,而且还应该为保护人民日常利益而战斗,如掩护收割耕耘,抢救灾荒之类。我们是根据地方军生于斯、食于斯、祖宗坟墓于斯的乡土热情,加强它去完成保护地方的抗战任务。每一支地方军在这一任务中锻炼得坚强,则它业已接近并提高到主力的水准了。主力在战斗中常处于不时集中,不时分散的状态中,主力必须与地方军、民兵相结合,才能使自己更强大,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互相结合,这样造成了三者的有机联系。在最严重情况下可实施主力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反之,如在情况便利发展时,则民兵、地方军又可在一定条件下集结起来,配合主力或转化为主力,去完成更大的发展任务。根据这种办法,就使八路军、新四军拥有二百万以上民兵,作为自己的助手,作为自己的后备,这是他们经得起持久战斗的原因的一方面, 也是解放区军事建设上伟大的成就。
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说:“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怎样瓦解伪军
在瓦解伪军的工作方面,近年来我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伪军是中国人,帮助日寇来屠杀与压迫中国人民,犯了滔天的罪行,再不赶快觉悟,反正起义,戴罪图功,将来是逃不了民族纪律的严厉惩罚,而与日寇同归于尽的。
伪军之中,成份复杂。在我军所面对着的八十万伪军中,其中五十万是原来的国民党军队,是在国民党内反动派“曲线救国”的荒谬指示下投降敌人的。
因此,我们对伪军的政策就不能简单化。我们对于死心塌地为敌作伥, 屡次劝告无效的伪军,应该干脆地加以消灭;对于具有民族意识,但被国民党内反动派所蒙蔽而投敌的一部分伪军官兵,则要宣传争取,把他们从万恶的泥潭中挽救出来,重回祖国的怀抱。
不过,应当警告他们:希特勒已经垮台,日寇死亡不远,他们做了许多罪恶的事情,再不立即反正,就没有时间来为国立功,向民族赎他们的罪恶了,他们也就要受到民族纪律的惩罚。对反正的迟疑,其代价将是他们自己的倒霉。
四、今后的军事任务
同志们!上面我已经比较有系统他说明了我们的军事路线,也说明了我们各项工作要怎样做。现在,我要说一说今后的军事任务。
全国的军事任务
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中国急需把各党备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 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备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主张,是使中国抗战建国获得胜利的政治方向。
在这个方向下的军事任务,便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执行这一任务,全国军民都迫切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统帅部,按照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原则,成立一个能够胜任的统一指挥的联合统帅部。
这个联合统帅部,要按照孙先生的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原则来办事。按照这个原则,则原来在国民党统帅部中和各军队中的一切脱离人民的、反人民的腐败陋习,都必须革除和改造,原来不适合于抗战和人民利益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政策都必须改变,原来上层的失败主义分子、亲日分子部必须解职,军事训练必须加强,军队的民主主义作风和政治自觉性必须发扬,军队中的特务统治必须根本废除,贻害人民和贻害抗战的兵役制度必须根本改变,而民族纪律必须建立,官兵待遇必须提高。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国民党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才能改变国民党军队内部官兵的关系,才能实现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而发挥其能力于抗战。所以这个联合统帅部的成立,是与国民党部队的爱国官兵的利益相符合的。
这个联合统帅部的成立,也符合于一切地方系军队中的爱国官兵的利益,因为经过它将废除分裂全国军队的一切不平等的差别待遇,废除那种牺
牲异己、保存自己实力的失败主义战略,经过它将增强地方系军队本身的进步,以符合人民对军队的希望,并使全国各军团结起来,有力地去改变战局。
坚持八年苦战的解放区战场,和所有苦战敌后的军队,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敌后友军,同样需要这个联合统帅部,以便使国民党战场与解放区战场有效地配合作战,以便援助解放区的各种军队,更有力地去打败日本侵略者。
特别需要指出:这个联合统帅部必须毫无例外地用一切新式武器去武装一切能对敌作战的部队,以加紧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完成民族的解放,而不是把它保留收藏起来,准备内战,以压迫人民。
共产党员,要与军界中的一切民主分子和军队,实行广泛的军内合作与军外合作。八路军、新四军中,共产党员只占少数。这里并无国民党军队里那种强迫官兵全体入党的制度,所以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是共产党人与民主分子联盟的军队,即是人民的军队。
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愿与全国抗日武装力量亲密团结起来,为成立联合统帅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共同奋斗。过去的成见应该废除,一切磨擦应该停止。我们认为一切抗战的友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都曾英勇奋斗, 都有功于国家民族,在改组国民党统帅部,造成了全国军队团结联合的基础时,必须更大发挥全国军队的联合力量,去配合同盟国迅速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不仅是全国军民的期望,同样是各同盟国家的民主舆论所期望的,同时也是国民党内部大部分爱国军官和民主分子所期望的。
沦陷区的军事任务
在沦陷区的军事任务,是加强对沦陷区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以争取他们反正,加强敌后各城市工作和组织地下军的任务。这些工作与我军行动配合,则大反攻的伟大日期到来,我军必能站在大反攻的主导地位,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大陆之外。
毛泽东同志时常说:应该学习法国地下军解放自己的经验[49]。沦陷区的一切爱国同胞,我们在沦陷区工作的一切同志,都要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这个亲切的教导,认识自己责任的重大,足踏实地,准备力量,以便时机成熟的时候,即摧毁日寇,光复我们神圣的河山。
解放区的军事任务
解放区的军队站在中国大陆的大反攻前线上,要担负起极其重大的战略任务,来协同国内一切友军和同盟国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
解放区的军事任务是:
一、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凡是敌人占领的地方,本“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之义,都要去收回。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说:“在目前条件下, 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 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但是同时应当注意,敌人在目前还是有力量的,它还可能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 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50]
去年一年,我军在敌后收复县城十六个,今年四个月,收复县城十二个, 这是因为日寇自顾不暇,而我军则在锻炼中更加坚强了。在这种情形之下, 依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集中较大兵力,向可能收复的地区发动进攻,是有利的,这可以减少敌人对我的进攻,并逐渐准备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同时,在一个时期内,要估计到敌人还可能向解放区进攻,所以仍须作粉碎
敌人进攻的准备。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与不适合情况的集中行动,还是应该避免的。
二、扩大人民武装,消灭与瓦解敌伪军。为了抗战的胜利和制止内战的危险,主力军、地方军、游击队、民兵都还要扩大,不过必须在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的条件之下进行。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 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他并且指出:“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51]为了争取新中国的实现,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就要有强大的人民武装。至于消灭与瓦解敌伪军,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必需加紧去做。
三、为了准备反攻,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自卫军的训练。对于主力兵团向运动战的转化,要在适当的集中作战进攻敌人的过程中,逐渐锻炼和学习。民兵的训练,也须注意。民兵应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学会各种爆炸方法,使成为普遍的爆炸运动。
四、提高军事技术。为着战略反攻,必须有新式的装备,从现在起就要注意提高军事技术,以便到时能够使用。我们已经缴获一些炮,现在就应好好学习炮兵技术和研究现代战争的战术。五、加强指挥机关。要加强参谋工作,使其能够胜任地担负起现况下的军队指挥,同时准备战局之扩大。要讲求更强有力地应付伟大反攻的考验。要加强政治工作,鼓励士气,提高士气, 加强军事学习,保证能胜利地应付敌后现有情况,并能于情况剧烈变更时, 有把握地去迎接新的战斗。要针对目前的实际作适当部署,还要对将来的变化有远见,预先有打算,这是政治工作的新任务。要加强后勤工作,诸如供给、卫生、兵工等事项,要使其能应付现在战局的需要,并对反攻之需要有打算、有准备,以期大动用时不致匮乏,这是后勤工作的方向。我们指挥机关将来需要极其大量的优秀的干部,我们要把许多好干部输送到军队中去。
六、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全军动员起来,进行生产与节约,储蓄粮食和物资;自己努力,筹集大反攻所需要的物资。到将来集中作战之时,可以有备无患。
七、加强优待抗属、抚恤伤亡、安置残废军人及退伍军人的工作。
八、要推进这一切工作,完成这许多任务,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内部必须有很好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团结广大的友军。团结与进步是不可分的。同志们应切忌自满,切忌骄傲;自满与骄傲是山头主义的来源之一。不论有怎样大的功劳,不应归功于个人,而应归功于人民;相反地,我们要时时进行自我批评,互相学习,以便提高自己的能力,无负于人民的信赖和委托。谦虚谨慎,自我批评,山头主义就会减少,军内军外的团结就会加强,我们就是无敌的了。
上面所提出的这一切解放区的今后的军事任务,其一个总的趋向,也即是其所必须准备的中心战略任务,概括地说,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战初期所已指出了的:八路军、新四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再加重说一遍:任何人如果轻视解放区战场和解放区九千余万英勇战斗人民对于中国解放事业和对日大反攻的伟大重要性,必将犯很大的错误,那是一定的。
五、结束语
胜利的光芒很快要放射到全世界全中国,中国人民八年来所努力的伟大工程,业已逐渐接近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提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方向。我的报告总结了八年抗战军事的经验,主要是解放区抗战军事的经验,为的是如何在军事上去完成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完成其所提出的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抗战建国任务。
同志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是经过我们无数同志、无数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创造出来的,所有已牺牲的同志们和战士们,将永远不朽。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支人民军队曾作了这样的论断: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 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毛泽东同志这个有力的。英雄式的论断,是真实的,是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深厚力量的。这支代表中国人民力量的军队,这个中国人民力量的精华,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这个力量将永远与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存,将永远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战胜日寇,战胜一切妨碍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障碍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们党的这次大会,便是要引我们走到这胜利之路。
同志们!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来和全中国人民在一起,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但已锻炼出了一条坚强的政治路线,能够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且已锻炼出了一条极坚强的军事路线, 能够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这条军事路线,正如政治路线一样,其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着争取抗战的胜利,我在这大会上特别号召同志们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一如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学说一样。所有部队、军事学校、军事训练班,都必须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作为基本教材,作为教育的灵魂,以便于在思想上加强武装自己、战胜敌人。
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胜利万岁! 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万岁! 团结一切友军打败日本侵略者!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万岁! 注 释
-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译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
这次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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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秋,日本侵略军侵入广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各地相继成立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雷州半岛)人民抗日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这里所说的华南抗日纵队指的就是这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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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东北主要抗日武装联合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随后陆续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后来,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十一个军,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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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党员在抗日民主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这种政权被称为”三三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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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距北平(今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平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部队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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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四月,日本侵略军为挽救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到当年十二月,日军先后在豫中、长(沙)衡(阳)、桂(林)柳(州)诸役中击溃了消极防御的国民党军队,
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等地的大片中国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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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反共高潮指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国民党蒋介石连续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年春季,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宁县、镇原等县城;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石友三、朱怀冰等部进攻冀南和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年秋季至一九四一年春季,在这期间,国民党军七八万人包围袭击了从皖南北移的新四军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三次是从一九四三年春季至秋季,蒋介石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指使特务假冒民众团体,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准备调动黄河河防部队闪击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了这三次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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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十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七八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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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日中立条约是苏联和日本十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两国间和平和友好关系,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互不侵犯;如缔约一方同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另一方将保持中立。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苏联政府声明废除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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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中国一起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美、英、苏、法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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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即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
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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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指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与第四、第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地区胜利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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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爱国将领、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此即为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等人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同张、杨一道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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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并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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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七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抗日的情况下,发动和领导了冀东丰润、滦县、迁安、遵化等二十一县和唐山矿区共二十多万人的抗日武装起义。从七月到十月,在西起通县东至山海关,
北起兴隆南至渤海湾的广阔地区内,武装的游击战士一度发展到十万余人, 为建立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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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后,中国共产党在东江地区相继领导成立了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尧)宝(安)惠(阳)
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这两支抗日游击队后来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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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二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海南岛海口、琼山、定安、文昌等地,中共琼崖特委领导成立了“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总队”,
在琼山、文昌等地抗击日军。这支抗日游击武装后来改称“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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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一战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西繁峙县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战斗。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精锐的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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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今北京)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在北平学生爱国行动的影响下,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朝。这次运动,历史上称一二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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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成立。它名义上是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官办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领导
的一个地方性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省的抗日战争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阎锡山在牺盟会建立初期表示支持。后来阎锡山追随蒋介石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宣布解散牺盟会,许多牺盟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进步分子遭到杀害。原牺盟会中坚持抗日的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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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成立。它是由牺盟会提议经阎锡山同意创建的,实际上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决死队和与其性质相同的其他山西抗日武装统称为新军,以区别于阎锡山原有的旧军队,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三九年冬,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企图消灭决死队,
但未能得逞。此后,决死队等新军纳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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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抗日支队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回民抗日武装。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冀中的回族群众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保卫家乡,并在党的领导下陆续组成冀中回民干部教导队和回民教导队。一九三八年七月,这两支队伍合编为回民教导总队,一九三九年夏季改称冀中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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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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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奉文,当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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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木即桑木崇明,当时任日军第一一○师团师团长。[26]这里所说的华北派遣军指日军华北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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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新秩序”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帝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的阴谋计划。其中确定“日满支提携”,即日本、伪满洲国(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反共,以便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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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夏威夷时间)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宣战,
德国、意大利对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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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年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党组织一次整风学习运动;会议决定首先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历史经验,为开展全党整风作准备工作。一九四二年后,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展开。其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
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一九四五年四月,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了总结,标志着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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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租减息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地租一般地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
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一般为分半利息,即年利不超过百分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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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导党”、“导军”方案指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办法规定采用法西斯统治的方法,控制和压迫共产党人以及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所认为的“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规定实行“联保连坐法”,并且在保甲组织中建立“通讯网”,即建立反革命的特务组织,以便随时监视和限制人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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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至二十七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以大约十万人的兵力对位于晋南、豫北的中条山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摧毁了国民党军在中年山的根据地。驻守这一地区的十七八万国民党军队,本以反共为其主要任务,对于日军的进攻疏于戒备,因此在敌人进攻面前迅速溃败,大部分部队撤往黄河以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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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七月,侵华日军发动了以摧毁浙赣铁路沿线中国空军机场为目的的浙赣作战。日军第十三军一部从浙江的奉化至富阳一线出发向西攻击,第十一军一部从江西南昌一带东进策应。两路日军在经过激烈战斗后,于七月一日在江西横峰会师,打通了浙赣铁路。同年八月中旬,日军在基本实现预定作战目的后开始撤退。八月下旬,日军除保持浙江的金华、武义、东阳、新昌等占领区外,大部撤回原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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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中,日军对鲁中、鲁南地区的国民党鲁苏战区于学忠部进行了多次“扫荡”,使该部遭受重大损失。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军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投敌,与日军夹击于学忠部,于部被迫撤出山东向皖北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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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炳勋,原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原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所部新编第五军军长。一九四三年四月,日军大举围攻驻守山西陵川和河南林县(今林州)地区的庞炳勋部,孙殿英率部投敌。五月上旬,庞炳勋被俘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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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指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一年占领中国东北后制造的伪满洲国。日本的所谓关东军长期盘踞在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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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革命的三民主义,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使之包含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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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简政,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李鼎铭等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考议会上提出的。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
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抗日根据地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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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野进即野城参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一九四○年三月到延安。同年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并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工作。一九四四年四月领导建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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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在华日本人建立的进步团体。一九三九年后,觉醒的被俘日军士兵和在华日本反战人士先后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等组织。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成立,统一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反战组织。一九四四年四月,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其任务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争取早日结束战争,为建立和平、自由的新日本而斗争。日本投降后,解放联盟于一九四五年底停止了活动。[41]朝鲜独立同盟是在中国关内的朝鲜人民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一九四二年七月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立。其任务是动员全体朝鲜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一切统治,建立自主独立、强盛繁荣的朝鲜民主共和国。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上义投降后,该组织迁回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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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的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直接目的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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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保卫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通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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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孙中山《时局宣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9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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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一九三七年十月任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被长期扣押。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出狱,四月八日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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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教程指战术学、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教程。[47]见《汉书·晁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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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火田”指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抗日民主根据地内为解决民兵军人生产经费而开垦耕种的公共田地。一般由民兵和群众以变工互助的方式耕种,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制造弹药、地雷等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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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088~10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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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90 页)。
- 见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26 页)。
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问题①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
在报告中间已经说了,我们的军事组织、训练、作战和国民党的一套做法是对立的。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和国民党的一套完全对立的。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这里就不系统讲了,只讲一讲同志们提到的,我们军队里的干部和毛泽东思想还有差别这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同时也分析中国的军事。这个方法是完成了的。这个方法就是中国人民需要武装斗争。中国农民多,武装就是农民武装,武装在农民里面才能产生出来,这就叫土地革命。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也可以说大部分是毛泽东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本身原来也说明了无产阶级要革命,就要有它的军队,这个军队就是红军。这个军队,从有史以来就同其他军队不同,它是站在人民方面的。毛泽东同志辩证地把它运用到中国来就产生了第一个特点,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红军。这个思想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也有苏联红军的经验,并加以发展了。苏联红军是工人武装暴动,有国家,有城市来养活它们的军队,组织军队,创建军队,去打仗。这和我们中国不同。今天,我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同时又没有城市,而是在乡村。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呢?开头是井冈山,后来其他的地方还有些山头,山头就是“国家”,这是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说到这个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法分析了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应该进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应该在农村中进行。军队的产生、发展、壮大要依靠农村,依靠根据地, 依靠根据地的政权来养活。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点。因为这点不同,所以养兵、组织兵、教育兵、打仗等,都和苏联红军不同,和中国旧有的军队也不同,和北伐军[1]也不同。我们的红军是从大革命以后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有些是由旧式军队转变过来的,有些是由稍微带点红军性质的北伐军转变过来的。
我们有很多干部想创造红军,不是拿苏联红军的样子来创造中国的红军,就是拿中国旧式的军队来看红军。为什么会那样呢?因为红军在中国是新的事物,历史上没有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做过之后能够把它分析清楚, 这样算不算高明?我说这可以算做高明。但是,人们往往是在做了很多次之后还没有清楚的认识,这说明一般人的思想往往落后于现实。毛泽东同志就不同,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分析当时的情况,有预见,做了事有一个结果,得出结论。这个结论又一步一步发展成为他现在思想的整个系统。井冈山是萌芽时代,红四军九次大会[2]是初步发展,到现在就完全完成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军队”这样一个全部思想。
关于毛泽东的全部思想,这里不讲了。现在只说到毛泽东同志用了辩证方法来看中国的问题,很现实又很具体。同时,人人都学得会的,不是神秘的,就是说很大众化,很实际,很具体,很通俗的,人人都可以照着去做。但是,人们往往做得不自觉,经常发生一些差错,在头脑里还有些跟它不相合的东西,归式的观点,小资产阶级的观点都在内。
① 这是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军事问题的结论的第一部分。
第二,这次会上说的人民的军队,过去叫工农红军。工农红军是人民的, 在建军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晓得要有人民群众的观点,军队来自人民,取自人民,依靠人民打仗,依靠人民养活,不是靠国家养活。这是他一贯的思想, 在实践中也是那样去做的。但是,我们有些同志,有单纯的军事观点,就是从苏联红军的观点出发,一切依靠国家来养活;军队搞好了,打了胜仗就忘记了人民,离开了人民。与人民关系搞不好,军队搞得好搞不好呢?搞不好! 不懂得这个道理就是单纯的军事观点。这样的人,军队里有,并且不少;旧军队来的人有,不是旧军队来的人也有,甚至一天旧军人也没有当过,一开始就参加了红军的也有。为什么有?就是过去社会上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 老百姓看军队是这样看,军队里面看自己也是这样看。因此,一直到现在, 我们军队中有的老红军,当了很久的红军,仍旧没有把这个问题看清楚。究竟是我们为人民?还是人民为我们呢?在这一次大会上算是搞得相当清楚了。
第三,我们要把军队搞好,必须把与人民的关系先搞好。军队要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的关系搞好了,军队也一定会搞好。有些干部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的区别就在这点上。那末,有没有这样的同志,他的思想完全和毛泽东的思想对立呢?刚建军那个时候,这种情形我们说有,现在有没有呢?我看完全对立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们军队已经建立了一套人民军队的制度和作风。军队的组织,是人民的军队。如果哪一个人单独地拿单纯的军事观点去做,打人、骂人,或者要站在一切人的头上,他就会受到军队里面一切人的反对。首先是军队里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反对,我看是做不通的。但是,我们中间的确有些人思想中不干净,没有完全学到毛泽东的思想, 这些人还不少。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彻底站在人民方面,为人民服务,把军队变成完全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人民就很喜欢。如果没有一点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不做一点妨害人民的事,就是学会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红军依靠农村,搞自己的根据地,搞政权,这点上面已经讲过了,这与国家、城市观点不同。这个不同,现在抗战中间还是这样。我们现在搞的各根据地,这个国家形式,还没有完成。现在中国有一个国家形式,但是,它一点也不照顾我们。对我们不补充,不发饷,什么东西都不接济。结果,我们就靠根据地,靠根据地就是靠人民。所以,我们的军队长期在人民中间, 得到人民的拥护。有些军队走来走去没有生根,自己也觉得没有出路,人民也觉得他们来来去去不是自己的。现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面是相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将来怎么样呢?将来整个解放区,成立解放区联合会,成立解放区政权,组织解放区军队,那时候就多多少少带有国家的性质了。
根据上面讲的:依靠人民、依靠乡村、依靠乡村政权和依靠国家、依靠城市不同,这就发生了战略、战术上的不同,我们多半采取袭击战、运动战或者大规模的运动战。因为我们依靠人民,依靠农村,而不是依靠国家,依靠城市,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要攻坚、要死守这样一些战术,一直保持到现在。当然,将来武器不同了也会改变。尽管产生了这样一些战术,但是还有某些同志,在某一个环境中间,觉得自己有很大的家务,去攻坚,去死守,都失败了,这是一个教训。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国家形式,没有很好的兵工厂,没有很好的武器,不能那样作战,这是战术的不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从有红军一直到现在,经过内战、抗战两个阶段,是完成
了,成熟了,什么东西部有它的一套。将来反攻的时候有了新式武器在我们手里,并有补充,我们的战略、战术要根据那个时候的物质条件来变迁,来消灭敌人。但是,这种变迁脱离不了中国的物质条件,尽管有多少大炮、飞机、坦克,但是,中国的交通不便,铁路、马路不多,即便有铁路、马路, 汽油也不足,而有些地方根本没有铁路、马路,所以大规模新式的、现代化的战争在中国是受到限制的,不论日本、美国、苏联到中国来打仗,都要受到这些限制,像欧洲战场几百万兵摆得齐齐整整过硬地打很困难,也不会多。
上面讲了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差别,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同志没有估计到现有的条件,也没有很好地用辩证法去分析实际情况、处置实际问题,所以产生了这种差别。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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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指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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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九次大会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举行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于建设迫击炮分队及兵工生产的意见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
八月一日,炮校[1]开学典礼,我们[2]看了迫炮实弹射击与赵章成[3] 同志所提意见,我们均有此感想写在下面。
一、现在与敌、伪、顽战斗时,经常遇到碉堡及运动战中的临时土工作业,我军往往不能取得最后胜利。
二、现时,近一年内的阶段,应做到在每团配属一迫炮连、小团一迫炮排之编制,以便应付当前之敌。
三、各级首长,应组织炮队,作为组织现阶段的军队的初步条件,将来以迫炮作基础,转到各种炮的组成。
四、要组织炮队,必先决定我们前后方的兵工厂的性质。我意,目前兵工厂其实是修械厂、子弹厂,应以修理各种炮及机枪步枪等并多造迫炮弹为宜。如能多造,可解决打碉堡问题。
以上意见及赵同志的意见,请你们阅,提供意见,以便讨论一次,作一决定执行。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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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校指延安炮兵学校。一九四五年四月开课。八月一日补行开学典礼。当时朱瑞任代理校长,邱创成任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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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参加炮校开学典礼的朱德、叶剑英、萧劲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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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章成,当时任延安联防司令部炮兵主任并在炮校迫击炮科工作。他曾给朱德、叶剑英等写了关于建设我军炮兵及军事工业的几点意见的信,
提出应多造轻迫击炮、增强步兵中级指挥员对迫击炮性能的了解和使用迫击炮的能力等建议。
① 这是朱德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封信。
关于接受日本投降的命令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一十一日) 延安总部命令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二十四时)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1],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2]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二、备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 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八时)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3],并准备接受日“满”[4]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5]所部,由山西、绥远[6]现地,向察哈尔[7]、热河[8]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9]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10]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11]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延安总部命令第三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九时)
为配合蒙古人民共和国[12]军队进入内蒙及绥、察、热等地作战,并准备接受日“蒙”[13]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贺龙[14]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二、聂荣臻[15] 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
延安总部命令第四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十时半)
为实施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之敌伪军,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与进入太原之任务,我命令:
一、所有山西解放军[16]统归贺龙指挥,统一行动。二、在达成任务时, 应克服一切困难,击破前进路上一切敌伪之阻碍。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
延安总部命令第五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十一时)
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表示可以接受盟国促令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 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向日、伪军进行全面反攻。这是当天深夜和第二天,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名义, 连续发布的七道命令。其中前六道命令是周恩来起草的。第二至第六道命令并经毛泽东修改过。本文原载于延安《解放日报》。
为肃清中国境内交通要道之敌伪军队,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所有沿北宁路[17]、平绥路[18]、平汉路[19]、同蒲路、德石路、正太
路[20]、白晋路[21]、道清路[22]、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23]、沪杭甬路、广九路、潮汕路等铁路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两侧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迫致敌伪无条件投降。在执行上项任务时,应克服一切困难,击破前进路上一切敌伪之阻碍。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
延安总部命令第六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十二时)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 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24]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
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延安总部命令第七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十八时)
当我解放区抗日部队进入敌伪侵占之城镇要塞后,我命令各部队司令员负责实施下列紧急军事管制:
一、规定管制区域,指定警戒部队,委任卫戍司令,负责实施军事戒严。二、划出安置俘虏及日本居留民区域,实施军事管制。
三、登记及逮捕战争罪犯及卖国奸贼。
四、控制一切军事性质的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兵营及要塞,严禁自由出入。
五、控制一切轮船、火车、军用汽车、水陆码头及邮政、电话、电报、无线电机关;实施严格军事检查。
六、控制一切军用和商用的飞机场及其仓库,派兵驻守,严行保护。 七、维持秩序,保护居民,严防反动破坏分子及残留敌探汉奸进行破坏
活动。如有发现,应行军事制裁。
八、居民中如有抗日武装组织,应令其报告人数、武器,归该地区卫戍司令指挥。
九、通告居民不得藏匿敌伪分子及散枪武器,一经发现,应予严惩。十、管制粮食、煤炭及水电,严禁奸商囤积操纵。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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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典、瑞士政府致电美、中、英、苏四国,表示在不影响日本天皇地位的前提下可接受盟国促今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八月十一日,美国政府代表美、中、英,苏四国答复日本,指出:
日本投降后,“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日本统治集团在经过激烈争论后,于八月十四日照会美、中、英、苏四国政府,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及四国政府的复文。十五日, 日本广播了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公开宣布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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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宣言指波茨坦公告。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二日,
苏、美、英三国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中、美、英三国于七月二十六日以会议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八月八日苏联宣布加入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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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八月九日百万苏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进入中国东北及察哈尔境内,向日本关东军等部发起攻击,
至九月二日,全部歼灭了关东军、伪满洲国军和伪蒙古军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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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指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伪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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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操,曾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属东北军)第六九一团团长,
中共党员。一九三八年十月率部脱离南撤的国民党军队,坚持冀中抗战,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一九四五年时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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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旧省名,辖今年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一九五四年撤销。[7]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
勒盟,一九四九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一九五二年撤销。[8]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
南部地区,一九五五年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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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思,又名张昉,张学良之弟,曾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属东北军)军部参谋,中共党员。一九三九年加入八路军。一九四五年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属冀察军区第十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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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毅,曾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一一一师(属东北军)师长,中共党员。一九四四年率部改编为八路军。一九四五年时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所属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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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运昌,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属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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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名蒙古国,原为中国的外蒙古地区,一九二一年宣布独立,一九二四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九四六年获得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承认。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蒙古军队曾与苏军联合组成机械化集群,参加了对察哈尔、热河等地日军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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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指日本侵略者在内蒙古地区扶植的伪蒙古邦自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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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
员。
-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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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解放军指实行大反攻的解放区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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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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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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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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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太路指石家庄(旧属正定府获鹿县)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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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晋路指由山西祁县的白圭至晋城的一条未完成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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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今博爱镇)的铁路,一
九四五年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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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芜路一般称作宁芜路,指江苏南京(旧称辽宁)至安徽芜湖的铁路,令宁铜(南京至铜陵)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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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义勇队是在华朝鲜人组建的一支抗日力量。一九三八年十月成立于武汉,后总部迁至重庆。一九四○年五月大部编入了韩国光复军。其另一部进入华北抗日根据地,加入该地由朝鲜革命者组织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改称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一九四二年七月又改称朝鲜义勇军华北支
队,脱离了与重庆总部的关系。
命令冈村宁次投降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南京冈村宁次[1] 将军: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2]条款宣布投降。
二、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3] 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三、关于投降事宜: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4]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5]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6] 将军的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悟山地区,接受李先念[7]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8]将军的命令。
四、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之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
五、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即停留原地;但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
六、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
七、你及你所指挥的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指挥官,对执行上述命令应负绝对的责任。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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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当时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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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宣言指波茨坦公告。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二日,
苏、美、英三国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中、美、英三国于七月二十六日以会议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中英美促今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八月八日苏联宣布加入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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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秋,日本侵略军侵入广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广东各地相继成立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雷州半岛)人民抗日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这里所说的华南抗日纵队指的就是这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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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村定,当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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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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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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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师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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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生,当时任华南抗日纵队东江纵队司令员。
① 这个命令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
致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的信①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同志:
(一)贵使贝鲁罗索夫中校来此,得悉国民党军队及八路军均须按照特别规定之时期,在红军撤退后,方得进入满洲[1]。
(二)现按照鲁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地点之八路军个别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
(三)在热河[2]、辽宁之各一部,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对阁下及阁下统率之红军部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及解放东北人民之伟大胜利,谨致崇高之敬意。
中国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于延安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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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原是清代满族的自称。满族过去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所以后人称东北地区为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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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一九五五年撤销。
①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朱德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任弼时联名将此信内容电告正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若飞。本文系据此电报刊印的。
致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的抗议书①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致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特梅耶[1]将军:
一、本总司令部曾接获下列关于华北美军活动之报告:
甲、据报告称: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全副武装之美军官兵三十余人,将本军冀中军区驻天津英租界之办事处包围搜查,捕去办事处工作人员五人,解除及没收办事处自卫手枪四支,并将办事处之房屋占据。被捕人员被带至美军兵营,由一美军将官讯问,质问该办事处侵占美军房屋(事实上办事处房屋乃在原英租界所租赁者)及秦皇岛八路军不让美军使用起泥船事。同日下午六时,被捕五人被释放,但手枪四支被扣,办事处房屋仍被美方强占。当美军将办事处包围进行搜捕时,美方并未出示任何负责机关之证件,亦未说明任何理由。事后该办事处即向天津美军当局提出质问,然美军参谋长拒绝答复,并拒绝退还所缴去之手枪。
乙、据另一报告称:一儿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美军飞机十余架, 在河北安次[2] 县城上空盘旋约一小时。当时我军及人民正在露天举行大会,美军飞机突以机枪向会场军民扫射,死伤情形待查明后,另行通知阁下。
丙、据另一报告称: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美军飞机约十架, 在河北固安上空低飞盘旋一小时,并投下一函,限该地我军于三日内退出, 否则即进攻该地。
二、关于第一类甲项事件,天津美军在中国领土上包围搜查及占据中国军事机关,解除及没收中国军人之武装,逮捕及讯问中国军人。此种行为, 毫无疑问乃系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及破坏中国人民之主权者。
关于第一类乙丙两项事件,华北美军飞机扫射中国解放区之安次县城军民,及投函威吓固安我军撤退,除破坏中国人民之主权外,更系公开地、直接地参加中国国民党军队对中国解放区之军事进攻。
对所有上述美军之行为,余代表中国解放区军民,向阁下提出严重抗议。三、要求贵方立刻恢复本军冀中军区天津办事处之原状,退还所没收之
武器,并对华北美陆空军之上述行为,表示歉意。如果今后查明安次我方军民有被美机扫射致命受伤或受损情况时,我方保留要求贵方赔偿之权。
四、余认驻华美军之此类行为,将严重损害中美人民之传统友谊。为保持中国解放区与美国军队及人民之友好关系计,余郑重要求阁下立即采取妥善步骤,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及参加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国解放区之行为。
专此候覆,并颂勋祺!
朱德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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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梅耶,现通译为魏德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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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次,旧县名,今河北廊坊市。当时的县治在今廊坊市南辛庄。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新华日报》。
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①
(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日)
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有两种军队,两种军人。一种是封建的军队,独裁者的军队;另一种是民主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头一种是为少数反动分子效忠的,这种军队和军人暂时虽然可以耀武扬威,却被人民看做恶魔,受到人民的痛恨和反抗,最后不能逃脱灭亡的命运。另一种是为民族和人民效忠的, 这种军队和军人暂时虽然数量较小,却被人民歌颂爱戴,最后必然胜利。封建军阀的军队,为外国帝国主义服务,为独裁者服务,压迫和屠杀中国同胞、中国人民,这不但违反人民的利益,而且违反民族的利益,其理甚明。因此, 这些军队的很多官兵在觉悟以后,就必然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独裁者,拒绝做他们的工具,而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规律在推翻清朝的幸亥革命[1]中是如此,在护国讨袁的战争[2]中是如此,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3]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4]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独立、和平、民主与卖国、内战、独裁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去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5]将军在冀南前线举行反内战起义而成立民主建国军,就证明了这个真理。去年十月以来,除高树勋将军的起义以外,还有十月二十五日新十一旅曹又参[6] 将军在安边起义,今年一月九日第六
路军郝鹏举[7]将军在台儿庄起义成立华中民主联军,五月十五日三十八军五十五师孔从周[8] 将军在巩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五月三十一日六十军一八四师潘朔端[9]将军在海城起义成立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六月二十六日空军第八大队刘善本[10]上尉驾驶 B—24 型飞机起义来延安,十月十三日陕北保安队副指挥胡景铎[11]将军在横山起义,以及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起义军队达蒋介石总兵力的百分之二。不当美国帝国主义的亡国奴,不当蒋宋孔陈四大财阀家族[12]的仆从,就是他们的共同要求。高树勋运动已经成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良心的广
大官兵的旗帜,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
高树勋运动的发展在今天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基础。第一,今天反动派进攻解放区的战争,是特别不义的战争。这不但违反蒋介石自己所签字的停战命令[13]和政胁决议[14],而且人们越来越看得明白,进攻解放区的实质乃是替美帝国主义打的亡同仗、汉奸仗。第二,今天国民党内大多数军人特别难于忍受这种可耻的战争,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刚刚经历过光荣的抗战。打了光荣的抗日战争又和伪军一起来打可耻的内战;打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戴起美国帽子,拿起美国武器,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下来杀中国人,这种污点是太令人痛心了。第三,国民党的军队和军人过去就已经公认反共战争是“无期徒刑”,今天内战才一开始就不断遇到重大的歼灭、打击,迫使他们必须在将要毁灭的命运面前决定自己的出路。反动派虽然可以依靠美国所供给的装备和运输条件暂时夺取一些城市,但是它们整个的军事力量却是愈战愈弱, 而解放区则愈战愈强。这个基本形势现在是更加明白了。第四,反动派利用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日延安《解放日报》。
内战来吞并和消灭杂牌军的政策,使约占半数的国民党军队不能不觉悟得更快。第五,国民党军队在与解放区军队接触以后,它们就发现国民党当局给它们进行的反共宣传完全是欺骗。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呀,俘虏要剥皮呀活埋呀,等等,这一套马上失掉作用而产生反作用。它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区军队怎样忠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怎样忠于人民的利益,怎样爱护和尊重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官兵,以及怎样优待反内战起义的国民党军官兵,这一切都与反动派恰恰相反。反动派消灭异己,而在解放区却是只要站在反对卖国、内战、独裁的共同立场上,一切军事力量都是友军,都会得列人民的尊重和帮助。这正是一年来高树勋运动的实际经验听完全证明了的。由于上述的一切, 我相信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必然会与解放区军民的抵抗,蒋管区人民的民主运动鼎足而三,这三个潮流汇合一起,必然会直接造成反动派的军事失败,有效地恢复全国的和平。
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良心的官兵,在这个决定国家民族前途的伟大斗争中,是愿意对人民对民族犯罪而受万世的唾骂呢,还是愿意为人民为民族立功而受万世的赞扬呢?现在是他们下决心行动的时候了。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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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次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从此结束了中国二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薄弱,又不敢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进行比较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最后不得不与反动势力妥协,致使革命成果为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中国仍然未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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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活动,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在上海、山东、广东等地策动武装起义。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悍然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二十五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在云南通电起义,组织护国军,发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之役。次年,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同年六月袁死后护国之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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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事集团。因其发端于清朝北烊大臣统辖下的“新建陆军”,故被称之为北洋军阀。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开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时期。一九一六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为争权夺利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迅速击溃了盘踞在长江、黄河流域的军阀部队。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七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篡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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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内战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保卫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通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土地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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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一九四五年十月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等部约万人在河北邯郸内战前线起义。
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任总司令。这次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开展了宣传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运动被称为“高树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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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又参,原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旅长,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陕西安边(今属定边县)率部起义。起义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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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鹏举,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汪伪淮海省省长兼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委任为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一九四六年一月,郝部在人民军队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举行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郝任总司令。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进攻时,郝鹏举又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率部叛变,担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鲁南绥靖区指挥官。二月,华东人民解放军向郝部进攻,歼其总部和两个师,俘郝鹏举。[8]
孔从周,原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一九四六年五月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率部起义。起义后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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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朔端,原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一九四六年五月率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起义后任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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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善本,原任国民党空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六年六月驾机起义。起义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军事训练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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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铎,原任国民党陕北保安队副指挥,一九四六年十月率部在陕北横山起义。起义后任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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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宋孔陈四大财阀家族即国民党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大官僚买办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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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之间签订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应于一月十三日午夜在各自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同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分别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命令。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坚持,停战协定不包括东北地区,双方在东北的战斗始终未能停止。停战令下达的同时,蒋介石即密令国民党军队“枪占战略要点”,进行内战准备,接着又不断地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同年六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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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从一月十日开始,至三十一日结束,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决议。这些决议合称政协决议。
胶济线组织野战军从速为好①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张、舒[1]所报意见甚是,胶济线组织野战军,现在是必需的,从速组成为好。内部组织,找们意见能以九个团组成之纵队,配备炮兵一部为最适用, 如主力团不够,不必尽以主力团编成,以两个主力团夹一次等团或夹一新编团均可,总以能脱离地方自由调动为主。打几次仗后,新兵团亦可练成主力。团之编成总以十五个连,或十七个连的编制为宜,才能对付蒋军之现编制。另八师[2]回鲁后亦应编成野战纵队,配以数个团为宜,不应使主力孤立无助,其他部队亦难带成主力。请你们考虑。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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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指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军长(第一副司
令员)。舒指舒同,当时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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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师指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当时在苏北地区协同华中野战军作战。
① 这是朱德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参谋长陈士榘的电报。
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务①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
今天是一九四七年的元旦。我向全国同胞、海外侨胞、解放区人民与解放区全体将士,庆祝你们新年快乐。
自从抗战胜利以来,这是我们第二次庆祝元旦了。回想去年元旦后不久, 全国同胞都曾兴高采烈,庆祝一月十日的停战令[1],庆祝政治胁商会议[2] 的成功,希望全中国从此走上和平建设的大道。真的,如果这两个协议,不被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破坏,而能全部实行,那末,全国同胞在今年元旦, 就可以几十年来第一次在和平生活中欢度佳节。但是不幸,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国的援助,撕毁了停战令和政协决议,发动了中外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内战,企图把人民八年流血建成的爱国民主堡垒——解放区化为血泊,在这个血泊上实现它卖国的独裁。反动派为了把它祸国殃民的罪恶合法化,又学习了袁世凯[3]、曹锟[4]的老把戏,单独召开了非法的分裂的一党的所谓国民大会[5],制造了实际上保护独裁的所谓宪法。这样一来,政协的原则就完全被推翻了,谈判之门就完全被关闭了。当然,反动派为了继续欺骗人民, 一定要说:我还是要和平要民主的呀,我要实行宪政、保障人民权利呀,我要恢复谈判、扩大政府呀,就是共产党不来, 可见共产党存心捣乱呀,等等。但是中外的人士都知道,共产党是衷心希望和平民主的,停战令和政协决议都是共产党争出来的。大家记得前年十二月,蒋介石还在北平开军事会议, 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却到了重庆,提出停战主张和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反动派勉强接受了这些,随后就宣传说,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它们的失败,它们一定要反攻。因此就有了去年二月重庆较场口事件[6]和以后的种种不幸事件。如果国民党肯和平,肯实行民主,我们一定万分欢迎。我们是坦白的人,我们厌恶猜疑,尤其厌恶欺骗, 我们的格言是“实事求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今天的事实怎样呢?事实是反动派在到处进攻,现在就正在进攻陕甘宁边区,到处征兵征粮,军费占全国预算百分之八十,到处实行恐怖,实行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到处的人民闹得饥寒交迫,家破人亡。反动派把刀子压在人民的颈子上,压在共产党的颈子上,你服从它的独裁就叫“民主”,你让它进攻不许还手就叫“和平”。试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和平,这样的民主呢?反动派知道,它的独裁内战得不到本国同胞的支持,就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请美帝国主义者来撑腰,就把我们的领土、领空、领海,军权、政权、财权,工业、商业、农业,统统奉送给美帝国主义。美国兵在上海、北平、天津,压死打死我们的同胞,奸淫我们的女同胞,都不许老百姓讲一句话。现在不但美国欺负我们,连美国所庇护的日本,也来欺负我们了。日本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7]现在还在南京做官,他的部属也可以吃醉酒乱打中国人。东京的日本警察打死中国人不算犯罪。同胞们!这样我们抗战的血不是白流了吗?只要我们看看这些事实,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祖国是正在危急之中。反动派漂亮的谎话,不过是糖衣的毒药罢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用实际的行动,来争取我们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反对反动派的卖国、独裁、内战。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是经过
① 这是朱德一九四七年元旦的广播词,原载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延安《解放日报》。
谈判,取消非法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恢复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撤退国民党侵入解放区的军队,恢复去年一月停战令时候的原状。做到这一步,反动派才会觉得闹下去没有好处,中国的和平民主才会有保证,中国的独立也才会有保证。直到现在,这仍然是我们所最希望走的一条路。但是,反动派始终坚决不愿意这样做,它们口头上说假话,要独立、和平、民主,但它们实际上是继续内战,继续独裁,继续卖国。在这种情形之下,反动派只留给我们一条唯一的生路,就是逼迫我们忍痛自卫,粉碎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反动派的这种阴谋,是很毒辣的,但是这决不能使我们对于祖国的光明前途灰心失望。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打破反动派的进攻,那末,我们就还是可以得到真正的独立、和平、民主,实现真正的联合政府,召开真正的国民大会,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把我们的祖国造成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富强的国家。
过去的一年虽然有许多不幸,虽然千千万万的同胞今天的生活是万分悲惨,但是黑暗究竟掩不住光明,今年的元旦,还是值得我们热烈庆祝。因为在过去一年里,人民的觉悟是提高了,人民的力量是壮大了,全民族的爱国阵线和民主阵线是更加广泛了,解放区经过普遍的土地改革和自卫战争的锻炼,是更加坚强了。而另一方面,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则是更孤立了,更脆弱了,它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经受到极大的打击,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反动派的唯一靠山——美国的帝国主义者,在今年或明年,就要受到经济恐慌的打击,他们的扩张政策,已经受到全世界的反对。而中国人民的同盟军——各国人民的和平、民主、进步的运动和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世界统一战线,却正在迅速地发展着。回顾既住,展望将来,我们相信,反动派的独裁统治是绝对不能持久的,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今年的斗争,虽然还要克服严重的困难,但是一定会得到比去年更大的、更有决定性的胜利。今年这一年,将是中国人民斗争形势转变的一年。
为了达到光明的前途,我们在今年应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我们解放区的军民,要在今年停止反动派的进攻,收复失地。我们在过去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已经消灭了反动派四十五个旅左右。这个光辉的胜利,已经大大振奋了全国的人心,挫折了好战分子的凶焰。但是反动派现在还在收集它的力量,继续向解放区作某些范围的进攻。此外,它还在加紧征兵征粮,向美国、加拿大等国购买武器,准备长期作战。我们解放区全体军民,首先是各主力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应该粉碎反动派的这个长期战争计划。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只要得到和去年下半年同样的胜利,再歼灭反动派四五十个旅,就可以停止它的进攻,开始收复失地。经过半年的战争,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些城市,但是我们的军事力量不但没有削弱,而且取得了大规模作战的经验,在不断的胜利中充实了兵员,加强了装备。而反动派呢? 它们的兵力分散了,守备线和补给线延长了,兵员和装备大量损失了,粮食和弹药困难了,它们的绝大多数官兵,士气和战斗力本来不高,现在更加低落了。它们这个兵力不足和战斗力大部不强的难题是不可能解决的,而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第二,要加强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民兵,加强游击战,特别是被占区的游击战。在过去的自卫战争中,有许多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民兵完成了很光荣的任务。有许多地方,反动派虽然占领了一些点线,但是由于我们发展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广大的乡村依然在人民的手中。这个坚持游击战争的功劳,
和正面歼灭大量敌人的功劳,是一样的伟大。它们的艰苦奋斗,值得全国人民的敬仰。但是有些地方没有能够这样做,致使那里的人民受了悲惨的蹂躏, 这是不应有、不许可有的现象。今年我们在一切被占区,都要努力普遍发展游击战,这对于我主力作战和收复失地,都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无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民兵,都要利用一切机会, 一切间隙,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借以提高战斗力和觉悟性。对于过去在这一方面注意不足,因而作战成绩较小,政治素质较低的部队,尤其必要。
第四,一切部队都不要片刻放松拥政爱民的工作,不要片刻放松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工作,这是得到人民长期支持的重要条件。要反复宣传人民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泉源,严格执行和经常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8],随时随地为民兴利除弊,帮助人民反对汉奸恶霸豪绅和分配土地,十分节省使用民力,帮助人民解决战争所引起的各种困难,帮助人民生产。后方的部队还要尽可能为自己生产,保持我们人民军队既打仗,又生产,又做群众工作的本色。正因为战争是残酷的,就更加需要使人民了解我们是为谁而战,人民也就更加需要我们的帮助爱护。
第五,我们全解放区人民要更加加强支持前线的工作。要加强我们的军事生产,保证对于前线的良好的供给,认真管理和检查护理伤病员,照顾荣誉军人和战士家属的生活,并保证他们获得土地,这是自卫战争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六,拥护各解放区农民群众的要求,好好完成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不仅是解放区自卫战争胜利的基础,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真正民主改革的基础, 这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公论了。各解放区已经实现土地改革的,要认真检查, 反对有名无实,假公济私,务使农民群众,特别是贫农雇衣,在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确实得到土地改革的利益。未完成的地方,要努力赶上,争取在春耕前彻底完成。
第七,在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以后,农村中的迫切任务,就是要鼓励和帮助得地的农民克服困难,互助生产,鼓励和帮助地主同样进行生产,使解放区内部各阶层和衷共济,共同解决困难,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支援前线, 共同抵抗反动派的进攻和蹂躏。除了农业生产以外,手工纺织业也要努力推广,尽量做到家家纺纱,村村织布。只要我们的人民和军队有吃有穿,我们就能够胜利。
第八,为了解决自卫战争中的财政供应问题,必须一面发展生产,一面用大力整理财政,缩减一切可缩减的人员,节省一切非切要的开支。由上级负责人以身作则,降低干部生活水平,表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犯者要加以严办。只有这样,根据地的长期的坚持才有保障。
第九,要声援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运动,声援他们求生存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从农民到普通的地主,从工人到普通的商人和资本家,从学生到教授,从失业军人、军人家属到公务人员和专门家,今天都在受压迫,受威胁,都在要求生存,要求独立、和平、民主。他们的多数都把希望寄于解放区,我们一定要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第十,尽管国民党当局正在用一切方法来消灭共产党,我们还是要争取和国民党内一切爱国的力量进行各种可能的合作。国民党内有很多人不赞成卖国、内战、独裁的政策,他们在精神上和在物质上是一样的痛苦;就是被迫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官兵,也是如此。我愿向他们作诚恳的呼吁:你们的
宝贵的生命,应该贡献于国家民族的事业,你们的血应当为全国同胞而流, 不应该在目前的内战中,替少数丧尽天良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官僚、大军阀作毫无意义的牺牲。你们应该断然退出内战。只要你们大家拿出这种勇气来,内战就可以自动停止,祖国就可以因此得救,你们就由国家的罪人变做国家的功臣。对于国民党当局,只要它们拿出一点良心来,拿出一点和平的诚意来,愿意恢复去年一月十二日的军事位置,愿意恢复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我们也一定不咎既往,用和平的谈判和它们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它们的一切欺骗办法,我们绝对反对到底。
总之,全解放区军民和全体爱国同胞,都要深刻了解自己对国家民族的神圣责任,人人坚定胜利的信心,反对悲观失望,反对盲目乐观,团结一致, 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来克服目前的困难,迎接将来的光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高涨,这两大潮流的汇合, 一定能挽救祖国的危机,取消反动派的卖国、内战、独裁政策,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中华民族万岁! 祖国的独立万岁!
国家的和平民主万岁! 注 释
-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之间签订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应于一月十三日午夜在各自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同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分别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命令。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坚持,停战协定不包括东北地区,双方在东北的战斗始终未能停止。停战令下达的同时,蒋介石即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
进行内战准备,接着又不断地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同年六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
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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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从一月十日开始,至三十一日结束,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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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成为北洋军阀首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四年五月宣布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时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实行独裁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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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
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次年十月,他收买国会议员,被选为“总统”。同时又指使受贿的议员拼凑了一部宪法,即所谓“中华民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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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会议中协商的精神,
国民大会应该是各党派参加的民主的团结的大会,必须在政协各项协议付诸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之下才能召开。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反政协决议,在同年六月下旬发动全国性内战,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 蒋介石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即于当日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十一月十
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除青年党、民社党及极少数“社会贤达”外,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拒绝参加并严正声明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使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这次大会上,制订了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实际上是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蒋介石同民党的独裁统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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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各界二十多个团体的群众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大会,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马寅初等民主人士及新闻记者等共五十多人,这就是较场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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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是侵华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犯。解放战争期间曾秘密充当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一九四九年一月被国民党政府宣判“无罪”,释放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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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它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一九二八年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
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一九二九年以后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津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 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 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
(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我们有把握打垮胡宗南的进攻①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
同志们,延安各界同胞们:
我们今天开动员大会。为什么动员?国民党蒋介石、胡宗南[1]已把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和平谈判的使节送回来了[2];同时,在北平、重庆各地逮捕我们的人和一些民主进步人士。这是干什么呢?这是说不讲和平了,一定要打仗,已关死了和平的大门。
蒋介石要坚决地打下去。我们也没有和平可讲了,当然也只有打下去。今天的动员大会,就是动员打仗。过去我们边区七八年来都是和平的局
面。同志们也同日寇打过仗,也疏散过,但敌人总是没有来。大家和平的观念已养得很深了,大家都以为有毛主席在这里,同时,我们又有这样多的军队,恐怕敌人永远不会来。这一和平观念要改正过来,要起来消灭胡宗南的进攻。胡宗南的进攻,首先要进攻延安。这次进攻,不仅是可能的了,而且是一定的了。这有什么根据呢?
胡宗南已调了军队在边区前面,这是事实。送我们的代表回来,准备长期和我们打仗,这也是事实。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同我们打了好久啊?延安的人虽不大知道,但从报上可以看到。事实上,抗战时期也打,抗战完结后,还是打,前年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出去谈判和平[3],当毛主席尚未回来时,在河北、山西、河南就打起来了。
这次,已经打了一年多了。打仗的地方算起来战线有几万里。为什么有几万里?这个道理,就是一个村一个村地打,几千几万村,你们算算战线有多长?!
延安的同志们,同胞们,要警觉起来,决心和蒋介石打仗。蒋介石现在己调兵来了,这是真正的全面进攻。他用了全部的兵力来打内战,在山东、东北、河北、河南、江苏都在打仗,这里也要打。同志们过去不相信敌人会打进来,这次一定要相信了。这已是全面进攻,全面破裂。
同志们,打垮胡宗南的进攻有把握没有?会不会打胜仗?一定会打胜仗的。同志们已在报上看到很多,我们的报纸不是假的。我们是打垮一个,算一个,这八个月,消灭国民党军六十五个旅(也就是师),这是它的正规军, 它的伪军、地方保安团队还不算。这在我们说来,我们是已打了胜仗,俘虏了它的将官一百一二十个,打死的还不算。
我们过去是打了胜仗,是不是各个地方都打了胜仗?也还是有些地方是打败了。我们兵少的地方,如陇东,敌人就曾经占去了庆阳,虽然我们终于把它打出去了,可是,这要算一个败仗[4]。我们把它打出去,消灭了千把人, 这又是我们的胜利。
打胜仗不是容易的事情。不是希望打胜仗就能打胜仗。更不是希望人家打胜仗,我们来享福。所有打胜仗的地方,都是自己拼命的。老百姓和军队个个拼命,正规军、民兵都拼命,大家一条心,真正不怕死,就能打胜仗。
① 这是朱德在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解放日报》。
所以,同志们,胜仗是有把握的。可是有些地方,我们的兵尚未集中, 敌人的兵先集中了,便侵占了我们的地方,把老百姓的粮食抢去吃了,吃不完的烧了,这在我们就算是败仗。蒋介石占了我们一百几十个城市,我们消灭了他几十个旅。他捉到我们一个将官没有?他没有讲。消灭了我们的军队没有?也没有见他讲出什么部队番号。可是我们却捉到了他一百几十个将官,消灭了他几十个旅,所以我们是有把握打胜仗的。
同志们,我们如果希望人家打胜仗,自己不动手,这样胜仗就打不成。蒋介石打仗,靠美帝国主义帮助,但去年一年,他的家务己被我们缴了不小部分。美国帝国主义前后帮助他四十万万美金,装备他四十九个师,我们都打过了,事实证明美国的帮助也并不能挽救他失败的命运。
同志们,让我告诉你们打胜仗的办法。在陇东,敌人打进来了受了损关, 我们民兵打得很好,我们打垮了它一些部队。这是好的经验,别的地方应该学。富县的民兵也有好的经验,应该将它扩大成为整个延属分区的经验。民兵见着敌人就打,那就很便于我们正规军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民兵的战法, 是一方面要打仗,消灭敌人,另一方面要坚壁清野,到处埋地雷,使敌人进来,一点东西都找不到,只剩下空窑洞,它将进退不得,更便于我们消灭。
民兵积极去打仗,要与正规军配合。正规军有民兵、就会打得更好,民兵有了正规军,也就愈打胆愈大。这次我们决心要打胜仗,要在边区里面消灭胡宗南。他现在来了,正是消灭他的很好的机会。这里的地形是民兵最好的战场,山大,林深,路少,好打麻雀战。在山上,一个人可打他几个人, 他要派一排一连人来搜索你,可是等他来了,你又转移了阵地。民兵最好的武器是地雷、手榴弹。
我们的正规军当然不是到处分散的,要集中隐蔽起来,等敌人来了,好去包围消灭它,缴它的械。
各个地方要切实地做好坚壁清野工作,每一家的粮食都要好好埋藏起来。敌人来了,找不到米吃,找不到炭烧,敌人兵愈多,愈会感到进退两难, 困也困个半死,大军一到就更容易消灭。所以坚壁清野,是我们各个地方干部要做好的工作,要通知和检查每一家,切实做好。
同志们,我们要准备长期作战,打它一年半年。如果还没打出去,就打它三年五年,一直把胡宗南消灭为止,以配合其他解放区,争取全国的胜利。同志们,今天动员大会,就是要大家下决心,打要打得彻底,全国胜利才能到来。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动员的意义。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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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当对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负责指挥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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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强迫中国共产党驻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和工作人员,限于三月五日前撤退。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宣称国共破裂,决心作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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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的和平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出现了内战危机。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八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
过四十三大的谈判,十月十日发表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权利,但是却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以致无法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回到延妄,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继续谈判。不久,蒋介石便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
- 一九四七年二月,国民克军第一战区胡宗南部之整编第二十四
旅和第四十八旅侵占了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区的庆阳、合水(指合水老城)等地, 后为集中兵力进攻延安,胡宗南又命该两旅撤出上述地区。当第四十八旅于三月三日撤至西华池(今为合水县治)时,遭到我边区武装的围攻,一部被歼灭,旅长何奇被击毙。此役未能全歼该敌,故被认为是一次不完全成功的战役。
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①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真电[1]悉。
(一)东北战况己转入主动,丑月消灭敌二万余,寅月上旬又消灭敌八十八师及击溃八十七师,敌如下从关内调一二个军去东北,势难再作攻势[2]。
(二)山东消灭七个旅[3]后我军正在休整,敌正向津浦路济徐段[4]推进中,临沂被占后,设防守备未进,我军正准备继续寻求消灭战。
(三)你们应独立作战,按实际情况如何以能在运动中集中我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为主,你们主力是否出津西应以此作基准来考虑,不必以配合东北及山东为目的而进行作战。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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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电指晋察冀军区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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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在南满、北满两个战场上相互策应,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军队多次大举向以临江为中心的南满解放区进攻。我北满部队为策应南满作战,于次年一月(子月)、二月(丑月)、三月(寅月)三次渡过松花江南下开展攻势作战,协同南满部队先后粉碎了敌人对临工地区的四次大规模进攻,歼灭了大批敌军,夺取了东北战场上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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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一九四七年二月的莱芜战役。此役,我华东野战军部队在山东莱芜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以下七个师(相当于整编旅)五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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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浦路济徐段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的济南至徐州段。
① 这是朱德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的电报。
破击锦古、北宁路具有战略意义①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微电[1]悉。
(一)同意你们灰日[2]破击锦古、北宁路[3],此战役具有关内关外之战略行动的意义,望督促努力坚决彻底破坏之,破坏情形,随时电告。
(二)东北寅月上旬战报,又击破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及八十七师[4] 大胜利后顽军己陷被动,如不在关内新调二三个军则不能再取攻势,因此, 九十二师一部已调东北,现占通辽,另一部及十三军之一部亦有可能向东北调去。请详细侦察其行动并牵制之,不使轻易调去,以便东北反击胜利。
(三)你们整顿军队及地方工作将近半年之久,想已收成绩。现值敌人调动,兵力减弱,又是春夏之交,正好举行反击,一方面努力收复失地,同时积极配合关内外之作战实为必要。你们现时情况如何?请即详告。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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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指冀热辽军区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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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灰日指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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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古路指锦州经承德、古北口至北平(今北京)的铁路,其中承德经古北口到怀柔的一段铁路,后来拆除,并改造重建。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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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北满、南满两个战场上相互配合,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一九四七年三月(寅月)八日,北满部队第三次越过松花江南下,在吉林德惠县郭家屯(今郭家镇)和农安县靠山屯(今靠山镇)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之第八十八师全部及第八十七师一部。
① 这是朱德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子华等的电报。
关于晋察冀区军事工作处理情况向中央的报告①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
中央:
我们到此已经一个月零七天、尚未向你们作系统的报告,现将军事方面的初步处理向你们报告,土地改革及财经另报。
我们于五月三号到平山属的封城与聂、萧、罗[1]会面,商定由聂召集纵队一级的会议一次,旅级的会议一次,团级的会议一次,均以此次南线战役[2]为中心,作了较有自我批评的检讨。最后也召集了中央局的几次会议。在这些会议与个别谈话中,我们认识的状况如下:
(一)纵队与旅一级干部全是长征干部,各方面军都有,一军团[3]的较多,政治干部有少数是抗战时期的,惟负担过重;团级营级老干部少,抗战时期的干部多;连排级因战斗频繁损失过重,战士中提升的战术指挥较差。战士中成分好,俘虏只占十分之一二,技术已提高,能打村落城市堡垒战, 能使用炸药、手榴弹及炮,均很勇敢。
(二)野战军[4]组织头重,尚未脱离抗战时期游击队地方军范围,后方庞大,出征人员少,号称野战军十二万人中最多时亦只能出征七万人。这种组织不适合于野战军。
(三)上级指挥不好,自张家口退出[5] 后,一切组织均混乱不堪。对敌人只是应付的,军区工作未建立,野战军也是临时凑成,也未形成便于作战的主力。
(四)供给补充也是紊乱的,撤张家口后一般供给标准都提得很高,以致大公家经常无钱发。又加以在建立生产运动口号下,各自为政,团以上的各级机关,都有一笔财产。平时有贪污腐化的,战时有发洋财的,纪律也因之普遍的坏,打人骂人也相当的多,军政军民的关系也不好。我们分析以上的状况,得出这样概念:部队成分是很好的,干部也是好的,有红军传统, 战斗经验多,技术也相当的好,惟战术一般的差,上级指挥,各级都不满意。我们的处理,在这几次会议中,即刻对以上的毛病,从组织上改变了指挥系统:(1)改组野战军。(2)建立军区后勤部。萧克回军区统一指挥军区工作。赵尔陆[6] 兼后勤部长,黄敬[7]兼政委,统一供给、卫生、兵站、运输、交通、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使野战军脱去后方勤务工作,割去大尾巴,不做生产,商店归公。改组野战军,杨得志[8]为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杨成武[9]为第二政委,统率野战军之三个纵队。已请中央批示。
如此改变,部队轻快有力,能灵活使用,只管训练与打仗两件事,增加战斗人员,各级干部均拥护,认为这一改变,一定可以搞好。也经过中央局会议通过,这些组织已分别着手,进行改变。罗、杨、杨三个同志是此间优秀的干部,能担负此责任的,平时训练战时指挥,均能胜任愉快。军区后勤工作的建立,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恐难一时做得好,因为过去军区太庞大、复杂,小家务、各自为政是普遍的现象。虽已决定改组,一定还有许多阻碍, 当设法推动进行,以期收得速效。
① 此文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朱德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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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指萧克,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罗指罗瑞卿,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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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南线战役指正太战役。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至五月四日,晋察冀野战军向石家庄(旧属正定府获鹿县)至太原的铁路(正太线)
沿线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先后攻克正定、栾城、井陉,娘子关、阳泉、平定、寿阳、盂县等地,歼敌三万五千余人,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孤立了石家庄的国民党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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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一军团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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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野战军成立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归晋察冀军区领导,司令员为萧克,政治委员为罗瑞卿。同年十二月,野战军司令部与军区机关合并。一九四七年五月重新组建野战军指挥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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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九月,驻北平(今北京)的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部队沿平绥路(今京包线)西犯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被晋察冀军区部队阻止于怀来一线。十月七日,集结于大同、集宁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部队,
乘张家口西北方向我军兵力空虚之际,以主力由集宁向张家口西北迂回,并于八日袭占了张北。十一日,敌军突入张家口,我军主力回援不及,遂于当日撤出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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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陆,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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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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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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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把红军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①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
现在已是全国民主高潮的前夜,快到胜利的时候,须要全国各解放区大家加油。过去有些地方生了锈的,就要赶快擦掉锈。就整个晋察冀来说,经过十几年的斗争,解放区已经大大地发展起来了。这个地区的群众是很好的, 我们的工作要搞好了,对整个形势贡献是很大的,搞不好则损失也很大。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满,最害怕的也就是自满,因为一有自满就糟了, 就不能前进了。而社会是发展的,你不前进它也前进,所以即使有再大的功劳,再好的成绩,也不能满足。试问:社会真正改造了没有?人民真正解放了没有?一切工作都做好了吗?敌人都打掉了吗?没有做到!所以更不应满足。
整顿纪律,转变作风问题
我们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己十多年了。敌人知道它是红军,帝国主义也都知道,因此最怕它,警党性也很高——就是因为它有铁的纪律,它与人民血肉相连,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可是我们许多同志忘了。这是一件大事,我们今天做这个,明天也做这个,将来也做这个。这一件大事,忘了就了不得!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井冈山时候就有。当时的红四军[2],原先也是游击队,如果那时纪律坏了,会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就成了问题。
这几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做好了,使战士都懂得,群众也都懂得,那就很好!可是现在我们忘了,不打人下骂人谁都知道,但是打骂现象很严重。服从命令听指挥,旅长可以指挥直属的团长,别的团长就不听,各自为政的小团体主义相当严重。红四军第九次代表会议[3]规定了不损害老百姓的东西,打土豪归公,也就是现在打城市的胜利品要归公,但发洋财抓一把的事情还经常发生。如果把这几条做到了,队伍才是好队伍,才像个人民的队伍,这几条做不到就不大像个人民的队伍。
过去你们仗是打了不少,命也拼了,但没有打胜仗。最近整顿了一下, 正太线打得较好[4],但严格检查起来,还是不很好的。把敌人包围住没有全歼,旅长师长全跑了,还须要继续好好整顿。我们自己还说:“我们的队伍, 很好!很好!”那么好,也许是过去,现在呢?好多都是红军出身的干部, 把红军的气味都搞掉了,自己还不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剩不多,以后要建立起来,指挥员讲这个,政工人员讲这个,战士也讲这个。如果真正都做到了,群众就会拥护我们,欢迎我们,仗就能打胜,技术差点也能胜利。
有的同志说:“老百姓不好!”我说:“好得很!解放区的老百姓还不好,哪里有更好的?”可是你如果打他骂他,他能对你好吗?整顿纪律,要从上而下地整,守纪律要首先从上边守,不要只要求战士守。我们和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是这样,规定了什么就自己首先遵守。在井冈山的时候,被敌人一直追了一二千里路,敌人一个也未消灭我们,反被我们消灭了很多,原因就是纪律好!过年时老百姓都跑了,部队几天没吃饭,吃了老百姓的东西, 第二次回来,都算了帐,还了钱。老百姓说:“这个队伍真了不得!”红军的招牌一下就打响了。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
① 这是朱德在冀中军区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一、二、三、六个问题。
我们的队伍是人民的勤务员,在人民之下而不是在人民之上。军队打骂群众就是勤务员打骂主人,主人就会不要你,军队就会脱离群众走向失败。你们必须把队伍好好整顿,一切要发扬红军的作风。过去的作风不见了,生了锈,把锈擦一擦,红军的威风就出来了,蒋介石就怕得很,对人民就好得很!
大家要把红军的优良传统都恢复起来。任何人都不要有升官发财的思想,今天当旅长,明天也可以当团长。大家提倡艰苦奋斗,没饭时、财政困难时大家拿出来,借出来,就能在贫困的境地保持团结,克服困难,打胜敌人。加上现在技术、装备、枪炮比过去好得多了,只要政治搞好了,团结搞好了,就能所向无敌。
以上讲的是纪律问题。我如此强调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它十分严重, 还未引起大家的认真注意。
贯彻歼灭战思想问题
歼灭战思想是红军传统的战略思想。我们经常是用歼灭敌人来壮大自己,蒋介石当运输队长,许多东西若不靠敌人送来给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壮大自己呢?因此就非打歼灭战不行。
敌人很多,又有帝国主义的援助,装备很好,掌握交通工具,可以集中很多兵力,打我们一个地方。而我们集中就很困难,最大是一个战略区集中。依靠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许多装备,我们自己不能解决,必须取之于敌。所以我们必须打歼灭战,不能与敌人打对峙战、消耗战。毛主席规定的“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5],就是我们的战略方针,有红军以来即是如此。敌人比我们多几十倍、几百倍,我们也不怕它,我们也要战胜它, 就因为我们善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
集中优势兵力、主动进攻敌人的歼灭战,在红军时期就已经成熟了。可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游击战,到现在有的地方,把歼灭战忘了。打歼灭战要有什么条件呢?
(一)集中兵力,主动作战。主动就是让敌将就我,而我不将就它,我能调动敌人,不受敌人调动。这就要不怕丢地方,你要占这个城,我就退出来,你要打我这个,我就打你那个,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怕丢地方,怕打掉昙昙罐罐,必然分兵把口,陷于被动。结果不仅昙昙罐罐被打掉,连房子也丢了。所以死守是没有用的。第五次反“围剿”[6]就犯了分兵把口的错误,如果事前有计划地打出去就不会失败。应该时时刻刻想法集中自己优势的兵力去歼灭敌人,歼灭了敌人才能保人保地。大小部队各级干部都要学会主动的歼灭战,不能大歼灭就小歼灭。许多战役犯了分兵的错误而没有打好。每次分兵都有一定的必要,但是这一切必要,必须服从集中, 只有集中才是主要的。
敌人时刻是想消灭我们的,我们必须时刻想法消灭敌人。在和平时期有些同志麻醉了,没看到蒋介石的本质,因此也就减弱了消灭敌人的雄心。
(二)打歼灭战的另一个条件,是打敌之侧背,包用消灭敌人,不是打正面。特别是顽军,最怕侧背攻击。打侧背须要胆大,这个胆大,我们完全有条件,因为有群众帮助我们。如果你中了伏击,失败了,那就是纪律不好, 得罪了老百姓。
打歼灭战要练出欲打敌人跑不了,欲退敌人追不上的本领。就是迅速、秘密、坚决,这也是红军的老传统。如陕北青化砭战斗[7],敌人三十几个旅
向我们进攻,我们隐蔽在青化砭的周围。敌人一个旅进入青化砭,我们集中六个旅从两侧和背后打下去,两个钟头敌人就被我消灭了。胜利原因就是迅速、秘密、坚决。
(三)歼灭战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要利用有利的地形。如冀中地区的水网可以利用,因为我熟敌不熟,可以把敌人引进去消灭它。
此外打歼灭战,还要组织战场宣传喊话,不但要有打垮敌人的威力,而且要有压倒敌人的盛气。就是说,我们是为人民而战,因而理直气壮,团结坚固;敌人是为卖国独裁而战,是反人民的,因而心亏理屈,矛盾很多。如果善于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进行对敌人的政治工作,我们便能从政治上压倒敌人,瓦解其抵抗。每个战士都要有这股盛气,学会这套工作。
总力战问题
关于总力战问题我们已总结出许多经验,我这里不多讲。总力战这个名词,是德国法西斯希特勒提出来的[8],他以强迫手段达到集中一切力量实行侵略作战。在我们这里,是党、政、军、民密切结合,团结一致,对敌作战。要想实现总力战,就要搞好土地改革,人民才会自动地参战。土地改革不搞好,许多人不愿来,还有什么总力战可言!土改搞好了,他一定会来,各地经验都是如此。
总力战的组织形式,在太行地区,是按军分区、县、区组成后勤指挥部, 民兵、民夫都按班、排、连、营、团组织起来,各级政府主席和各级党的书记便担任后勤指挥部各级的司令和政委,负责担架、运输、通信等勤务,商店、合作社担任供给部,大家都为帮助野战军打仗服务。此种后勤组织也就是总力战的组织机构与执行机关。平时一切组织好准备好,战时说调多少人就调多少人。太行每个村子,都组织了合作社,真正配合战争,军队要什么都经过合作社,粮票兑粮,柴票兑柴。区、村政府平时把哪个村子能腾多少房子,可驻多少兵,都事前调查准备好。这些方法都很好。
你们这个地区搞起来并不费很大的劲,村子又大,人口又多,文化程度也较高。过去未能搞好的原因是领导上各自为政。
你们地区周围敌人不多,最多八九个旅。你们的任务是要把天津、北平、石家庄、绥远[9]、太原都打下来,没人帮你们的忙。若东北打得快、打得好, 热河[10]、冀东可以与你们配合,其他要靠你们自己办完,非办完不可。
你们这个地区还有大本营支援前方的任务,将来还要打出去,扩大解放区。北方成功了南方就不管了吗?大家志向要放大一些,眼光要看远一点, 首先干部要做精神准备,干部没有这个精神准备,农民怎么能行?
蒋介石已在走下坡路,再到我们地区穿行几次的机会没有了,以后是我们到他那边打。所以,可以把中心区的地方武装与机关可能抽出的人员,都抽出来,由小团扩编为大团,有三个大团编为旅,有三个旅再编为纵队,由地方军到野战军,把野战军充实起来。你们冀中地区要挤出一万至两万人。中心区取消警卫部队不要紧。我们的衙门与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县衙
门必须有层层警卫,衙门深似海,人民不敢进出。我们的干部没有官架子, 更不须要那一套威风,老百姓不怕,敢进去,敢说话,一切都能讲清楚就很好。
你们的组织不很合理,吃饭的人很多,打仗的人不多,这是浪费。党政机关警卫员制度应该取消,把人、枪都拿到野战军去,马匹也取消,拿去给老百姓生产,或组织骑兵。取消了警卫员就非把民兵组织起来不行,命令主
义也可以去掉些。现在手里拿着几支枪,一方面是威胁敌人,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威胁人民,强迫命令。以后县委、县长、区长等,完全依靠人民保护自己,靠人民才最靠得住。
地方军区将来主要任务是积蓄兵力,训练兵力,动员人民,参加野战军, 争取、训练俘虏。俘虏多是被强迫抓来的农民,只要使他们懂得了解放区土地改革政策,他们绝大多数会参加我军的。俘虏工作做好了,大批参加野战军,兵源就增多了,现在跟我们在北方作战,将来打出去可以带路,还可以在南方撒布革命的种子。
动员参军要学太行的方法,各地之新兵由地方军和党政部门负责组织成新兵团,就地训练,而后交给野战军,既可避免逃亡,又可减少新兵参战后的伤亡。动员时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干部只能带头,不能强迫,干部强制就害死人。真正的群众参军热潮,只有在土地改革搞好了之后,才有可能。
建军问题
我们建军就是要建立真正的人民军队。“七大”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11]是过去建设人民军队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现在建军的依据。
今后建军的基本问题,是要学会我们自己的建军方法,学会依照自己的情况去带兵、养兵、练兵、用兵。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用兵的基本原则就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遇到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学通与行通了这三条,就学好了用兵。
要善于了解判断敌人,善于使用自己的武器。遇到伪军、自卫团是一个打法,遇到蒋介石的队伍必须用另一个打法。
总之,在战略上我们是轻视敌人的,决心要完全消灭掉它。但在战役战术上必须慎重,不可轻敌。要经常调查研究各个敌人的特点,研究出消灭它的方法,既不能抄袭别人,也不能千篇一律。
我们部队的政治作用,党的作用,基本是干部的模范作用。干部不怕死, 战士就自然勇敢;干部肯吃苦,战士就再苦些也安心。
从古以来与士卒共甘苦者为名将。可是我们许多干部没有这样做或做得不彻底,做做就不做了。我们个个都可做“名将”,提倡与士卒同甘苦,这在今天特别重要。
带兵也要走群众路线。士兵就是军队中的群众,干部是士兵的勤务员, 要为士兵服务。把士兵照顾好,仗就能打好,也就是为兵服务。走群众路线就要面向连队,面向士兵。高高在上,只知发号施令,下面事情不知道。搞不好就把下面处罚几个,枪毙几个,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不是群众路线,我们不要它。
练兵中官教兵、兵教官的方法必须实行,三四年来很多地方行通了。你们这里提倡得不够,官不肯放下架子向兵请教。
我们的建军思想,建立在党的领导上,政治觉悟上,不单是建立在指挥机关上。打仗是士兵的功劳,以前兵的功劳,甚至很大的功劳都没有表扬, 只是表扬了几个人,把兵的功劳,都写在几个人的帐上。如你们打了许多仗, 都写在我身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都说是我的功劳,其实是你们大家的功劳。我们不能忘本,不能闹英雄主义。我们的干部要搞通这个思想,思想搞通了, 走了群众路线,个人英雄主义就没有了,阶级英雄就出来了。大家都为士兵服务,没有升官发财思想,不闹私人问题,各级干部也就都团结了。
以上的几条做到了,我们的军队就能团结好。
以上这些问题就是今天要讲的,供你们参考。你们违犯了的要改正,没有违犯的要警惕。最后希望同志们,把野战军很好地搞起来,打胜仗!把土地改革做好,使群众都翻过身来!把小家务变成大家务,打破私有观念,去掉贪污腐化,节衣缩食,发展经济,准备向外发展。
眼光要放远些,志向要放大点,要看到我们光明的前途。反攻已经开始, 但平、津不是短期可以打下来的,东北也不是容易解决的。困难还有很多, 所以大家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做好工作,从长期斗争中取得胜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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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二八年青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规定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夏提出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一九二九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 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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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五月四日,两支部队在江西宁冈砻市正式宣布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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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第九次代表会议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举行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的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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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太线指石家庄(旧属正定府获鹿县)至太原的铁路,即令石太线。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至五月四日,晋察冀野战军向正太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先后攻克正定、孪城、井陉、娘子关、阳泉、平定、寿阳、盂县等地,歼敌三万五千余人,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孤立了石家庄的国民党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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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致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当时已改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电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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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
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特别是采用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将主力部队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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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国民党军第一战区胡宗南部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动撤出延安。敌军占领延安后。西北野战兵团以小部兵力诱敌主力进至安塞(在延安西北),主力埋伏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侍机歼敌。三月二十五日将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团共二千九百余人全部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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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刀战又称总体战,是原德意志帝国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提出的军事理论。他认为,现代战争是全面战争,战争区域扩大到交战国的全部领域,
因此,必须动员全民力量——军队的和人民的力量,精神的和经济的力量投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全面接受了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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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旧省名,辖今年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一九五四年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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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一九五五年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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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朱德在大会上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对青沧、保北战役的估计①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我们现移白洋淀。青沧战役[1]经过四天战斗,结束很快,迅速转入保北战役[2],又经过三天战斗,打开徐水、固城,消灭顽军两个团又两个营,占领了潜河,北河店段约七十里之铁道线,拔去该线点碉。东西原是老解放区, 造成了新战场,孤立了
保定。
据悉:袁朴[3]二十七日率十六军由天津己到涿州,九十四军之第五师及一二一师残部,已集中定兴、北河店之线,其四十三师仍守天津。
主力再向北打,已不适宜。易县、满城已被我占,容城在我军围攻中, 指日可下,因此主力现集结徐水、固城之线休整。如袁朴再南下,可寻机消灭敌人一部,如不再南下,此一战役将告结束。我地方军尚有四个整旅,包括渤海[4]、冀东,活动于天津、北平、涿州之线,破路袭敌。主力兵团撤在冀中区域休整一时期,将野战军司令部及各级人员、兵员补充完备,以便七八月与各战略区有力的配合。
我对两个战役的估计:打堡垒及攻城的战术技术都相当的提高,能步炮协同及善于使用炸药,能迅速秘密组成,故能成功,对于打歼灭战大有进步。现士气旺盛,惟兵员不足。今后作战已转为主动,仍是围城打援为宜。在平原作战为有利,大炮能自由运动,攻城器具能搬运便宜,群众甚好,供给容易,即是较坚的城堡,如准备得好,时间宽裕,亦可攻破。
下一战役尚未考虑,如全局需要,亦可迅速进行。我与聂[5]在七月初旬即转军区。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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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沧战役指晋察冀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冀中地区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此役攻克青县。沧县(今沧州市)、永清三座县城,
歼灭国民党军九千五百余人,控制了津浦线捷地至陈官屯段七十余公里铁路,配合了东北战场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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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北战役指晋察冀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六日在保定以北地区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此役攻克徐水、固城(属定兴),共歼灭国民党军八千二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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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扑,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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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渤海指华东军区所属的渤海军区,辖山东省胶济路以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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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① 这是朱德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军委副主席、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叶剑英, 军委秘书长、中央后方委员会支队司令员杨尚昆的电报。
冀热辽发明炸药使用法很好①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
冀热辽[1]发明使用炸药的方法很好,用布包炸药一包,安上雷管,外皮再敷以黏性的胶质,如粘苍蝇之类的黏液,掷上墙壁或堡垒的斜坡上或坦克车上,先粘紧再炸,最为有效。名曰软性炸弹。又冀中十分区也发明布包炸药,再用手榴弹的木把及雷管,去了铁壳,掷出比手榴弹效力大得多。以上两种经验,请罗、李通知各军区及野战军。
注 释
[1]这里所说的冀热辽指原属晋察冀军区的冀热辽军区,当时已改称热河军区,隶属东北民主联军。
① 这是朱德致中共中央军委并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的电报。
关于晋察冀军区军工生产、人员补充等问题向毛泽东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
毛主席:
我冬日[1]回到阜平军区[2],布置军工生产,主要是炸药。各种炮弹, 在技术上能解决,在组织上很差,分散在各军区,现决定统一起来做,原料也多,在半年内,可能大规模出产,七月份迫炮弹可出五千发,山炮弹可出一百发,以后可多出。过去技术有缺点,炸坏炮,现在纠正了。炸药七月份准备造十万斤,用肥田粉与硝配合而成。此两种原料,救济物资中已得到肥田粉三十多万斤,硝是冀中硷地产品,出产最多,可配这种炸药。将来炸药前途有大希望。炮弹材料现能就地采取,尽可能地扩大,不仅专为晋察冀够用,还应帮助供给各方。又人员补充也布置了一年的计划、约七万人,按月, 分地区动员送野战军。现在将中心地区的县大队、游击支队等等,送野战军补充,可以救急。野战军经过青沧[3]及徐固[4]两个战役后,减员很大,员额也不足,每次行动,逃亡也大,过去又怕多补俘虏兵。七月休整中,每团要补足二千以上,俘虏也好。原九个旅中尚缺一个团,现已调一个地方团、共为二十七个团。每在一个军区作战,配上地方军都在十个旅以上。炮兵现已成旅,各种炮都很多,野炮弹还多,其他也不缺。配合炸药,火力是很强的。我提出十个旅在运动战中,争取消灭敌人十个团的兵力,当然是各个击破,但在一个战役中,应敢于与敌人十个团决战,他们向此方向去争取。下次战役,他们拟打石家庄。据杨得志[5]估计,石家庄有条件打下,
无城墙,先打下飞机场,援兵不易来,时间较久,可以逐次打开。他们正在准备,如补充顺利,八月可打。我已告他们要充分准备后再进行。如敌人由保定来援,正是雨季,要过几次河。此地群众好,打援更为有利。此间军事工作,经少奇同志两月指导,方向是拨正了,督促进行尚非易事。财政经济及土地改革更是难解决的事,但是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军事进行仍是会遇到许多阻碍的。专此向你们报告并问你们好。我鱼日[6]回到工委会[7], 参加土地会议[8],俟毕后,再去看野战军打石家庄。
朱德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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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冬日即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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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阜平军区指晋察冀军区,当时军区机关驻河北阜平县城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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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沧战役指晋察冀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冀
中地区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此役攻克青县、沧县(今沧州市)、永清三座
县城,歼灭国民党军九千五百余人,控制了津浦线捷地至阵官屯段七十
余
公里铁路,配合了东北战场的作战。
- 徐固战役又称保北战役,指晋察冀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
五日至七月六日在保定以北地区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此役攻克徐水、
固
城(属定兴),共歼灭国民党军八千二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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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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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鱼日即一九四七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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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会即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人民解
放军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名书记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
时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兮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省建屏县(今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中央扣毛泽东到达西柏坡村以后,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即行结束。
- 土地会议是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受中共中央委托,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并入平山县)西帕坡村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其中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关于准备战略反攻问题致毛泽东等的信①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
毛主席、恩来、弼时[1]、定一[2]、德怀[3]诸同志:
土地会议[4]后,在今年十一、十二月间,最好召集几个会议:第一是兵工会议;其次是参谋会议,二局、三局[5]的会议;再其次是交通运输会议, 就是大车会议亦必须开。因将来大军反攻时,最重要的补充是炮弹、炸药的大批补充,同时也是运输的重要。现在各地交通被破坏,已很难修复,虽中央下了命令停止破坏铁路的行动[6],但战术上的要求仍须破坏。组织运输工具,仅太行有一小型运输公司,除东北有铁道五千公里尚在行驶外,其他地方全靠人力与大车,运粮、运弹与伤兵的后送是越来越困难。我们应该早注意组织及召集这样会议。兵工会议,是迫切必须的。各地均有大小规模的工厂,技术问题许多地方尚不能解决,有些地方条件很好应多办,有些地方可少办。交流经验教训,技术的解决,均须从速,应召集此会议。参谋会议能交流战术、技术上之新发现,及将来反攻所遇到的新情况,应加以考虑,早为准备。二局、三局系统较专,现发展很多,各自为政,如不及早统一,将来有被泄密之各种危险。我意在华北及东北交通便利条件下,可召集这些会议。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会后可不回三交[7]。在工委[8]指导下召集这些会议, 对反攻是有大帮助的,请你们批准。
晋察冀工作,这三月来已有转变,前己电呈。现在野战军已完全组成, 所委人员已到职,人员补充也正在进行,约可得一万补充兵,大部是俘虏。地方动员因土改不彻底,难动员来,来了也跑得快,因此充实兵员是一大困难。已注意将后方向前线挤,后勤已组织好,支援前线已较前合理而有力。兵工有大进步,并有大希望,机器、原料及人工均不缺乏,本月整理后生产力增加一倍以上,前说迫击炮弹能产五千,现整理后七月能产一万八千颗。野炮弹、山炮弹均能生产,技术上己解决。如大规模生产,经济感觉困难, 现预算十八万石小米[9],将来如加大,须增加一倍至二倍时,预算亦必增加。我与董老[10]商量,决心将此兵工厂现有机器及人力物力,尽量使用,多余炮弹、炸药可供各根据地前线使用。经济不够,可由董老设法调剂。除炮弹、炸药外,各种子弹、棉花药亦能造。
最近,野战军进行青沧战役[11]及徐固战役[12]后,引起敌人大集中。傅作义[13]部开来两师:一○一师、骑四师,十六军全部到冀,十三军的第四师也来北平。敌在平、津、保三角地带[14]“扫荡”,并来冀中。野战军正在休息补充中,有很好的运动战的机会,也不能打,只得补充足,整理好。以十个旅打击敌人十个团的计划来进行教育为目的。好好打一次十个团的歼灭战,此间敌人就能大转变,转到只能守,成为被动。这是很有可能的。野战军技术是提高了,十个旅在一处作战的指挥艺术,尚未练熟。整顿队伍还好,惟组织队伍、巩固部队尚差。因此,两个战役中间不能不要求休息。但是锐气很好,将来是可以成为很好的队伍。将来可以再编成一个纵队,加入野战军。现已整编七个地方独立旅,均有老底子的,可抽三个旅编成一个纵
① 此信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队。四个纵队就更好使用了。
我往冀中月余。该地人力、物力尚富,如将土改搞好,农民大翻身后, 将来可为支援各解放区的策源地,如东北出军,当以冀东、冀中为供给地。在冀东、冀中两地打好几个大仗,消灭蒋、傅[15]主力于此地,比消灭其于察热[16]地带为有利,因是在主要根据地中、群众条件好,供给容易,我之交通运输容易,各种重炮均能使用。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可能寻求机动战,应在结冰时,在北宁路[17]秦皇岛、唐山等地,攻其所必救。如在此打好了仗,对傅之察热的进攻容易。那时将配合内蒙、热河的骑兵,袭扰傅之绥远[18] 五原的大后方,作不断的袭扰,截断平绥路[19]成为数段,再用大兵各个歼灭之。据杨得志[20]说,不要轻视傅作义,他有两手,能进能退, 能攻能守,能空、骑、步、炮配合使用,就是他的长处。如分散他,他的战斗力并不很强。这个话是对的、我们应注意。如进行战役,当在明年春后为宜。
各解放区野战军反攻时,应特别注意组织后方运输补给,尽管是些微小的补充(大部由前线解决),也是心须的。现时敌人处处有碉堡,应有炮随行,自然成为重兵,才能顺利克服碉堡的困难。
此间将来能为前线补充的,一是大批干部,拟抽调一万个干部,训练一时期,逐次应各方之请求,给予之;二是炸药、炮弹,将来也能供给。我们向这两方面努力,帮助前线。现邮政各区都办得不坏,一般的通信及书报可经过邮线通邮。
朱德
注 释
[1]弼时即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直属支队司令员。
[ 2]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直属支队政治季员。
[ 3]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负责指挥西北野战乒团。
[ 4] 土地会议是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受中共中央委托,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主持了会议,井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其中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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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二局、三局分别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作战部第二局、第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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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共中央局和战略区领导人的电报。这个电报指示各地:“除局部性的战术性破坏外,
一切大规模破坏铁路的行动应予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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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即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当时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驻子此地。叶剑英任后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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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会即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名书记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省建屏县(今并入平山县)西
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西柏坡村以后,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即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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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分别发行币值不同的货币,加上物价不稳,所以预决算和供给标准均以小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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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老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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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沧战役指晋察冀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冀中地区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此役攻克青县、沧县(今沧州市)、永靖三座县城,歼灭国民党军九千五百余人,控制了津浦线捷地至陈官屯段七十余公里铁路,配合了东北战场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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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固战役又称保北战役,指晋察冀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六日在保定以北地区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此役攻克徐水、固城(属定兴),共歼灭国民党军八千二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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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张垣(即张家口)绥靖公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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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保三角地带指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三城市之间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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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傅指傅作义部察绥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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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和年蒙古自治区的锡林郭勒盟,一九四九年后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地区,一九五二年撤销。热指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两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一九五五年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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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辽宁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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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旧省名,辖今年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一九五四年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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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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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
晋察冀野战军急须充分休整①
(一九四七年八月九日)
据杨、罗、杨[1]电,敌主力退大清河以北“扫荡”,我以军区部队配合民兵对付之,野战军急须整顿到八月二十五日。我们商量的意见,趁此时机应准其充分休整。因野战军初组成,干部调动多,交代就职均不熟悉,连队补充了新兵,亦应争取训练短时期。如准备充分,再配合东北作战或独立作战,均须准备连续作两个战役为宜。因此,我们提议准许他们趁机整训至八月二十五日为好。下次战役计划届时再行呈请批准执行。
注 释
[1] 杨、罗、杨分别指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和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
① 这是朱德起草的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应寻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①
(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
四号行动,朱暂不来[1]。你们应寻求运动中消灭敌人。敌地堡坚固,应研究对策、筹备技术与材料后再设法攻破。东北进攻已开始,不要顾虑配合, 但对于你们行动是有利的。你们应抓紧二局[2] 材料积极使用,巧于机动处置。部队行军宿营都要紧缩、灵敏,避免笨重累赘,善于利用群众掩护及地形熟悉的条件,即能寻求在运动中突然袭击或打埋伏的好机会去消灭敌人。如数次布置无效亦不必灰心,下级亦不宜说怪话,能长此灵活使用,一年内能一二次收效亦可算成功,或可大量歼灭敌人。这些建议供你们采择,你们仍应按实际条件去行动。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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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行动指晋察冀野战军原拟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四日发动的大清河战役,朱德曾准备随军行动。后来这一战役于九月二日开始,至十二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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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作战部第二局。
① 这是朱德起草的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少奇联名给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兼)、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的电报。
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
(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
关于军队里边的群众路线问题,我讲几点意见。
首先,军事教育要走群众路线。我们实行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办法,使指战员的军事技术大大地提高了。过去有些人天天向军委要人,要求派教官。我们就是一个也不派,要他们在自己的队伍中找,谁擅长什么, 就请他教什么。我们队伍中有的是能人,他们认真一找,结果什么能手都有, 如优秀的炮手、机枪手等等。会什么就让他教什么,这就是军事教育中的群众路线。大家都学会走群众路线,那就了不起。
其次,战术运用要走群众路线。每一个战役结束后,从组织一个班的战士检讨作战的优缺点,一直到全部队都来检讨战术,这就能大大地提高部队的战术水平。过去我们的干部走群众路线,这样那样地爱护战士,生怕战士饿了、冷了,这都是很好的。陈赓[1]部队的战士最近向指挥员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把战术搞得好一点,少死几个人,不是比关心我们的温饱更好吗?” 他们提出的问题很实际,大家要很好地从中得到启发。我们有些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什么战术也没有学过,只要敢冲敢打,一样打胜仗。”你不怕死,很勇敢,是好的,可是多牺牲了战友就不好了。如果把战术搞得好一点,又勇敢,又少牺牲几个人不更好吗?所以要真正地爱护战士,干部就要把战术学得更好,这才算是群众路线。总之,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战术才容易学得好。
第三,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现在部队中出现了“三合一”班,由三种战士组成: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解放战士、老八路、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三种战士各有各的优缺点。解放战士阶级觉悟模糊些,老战士有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新战士是土改后自动参军保卫土改成果的。把这三种人编在一个班里,开一个诉苦会,你说是怎样的苦,我说是怎样的苦,他又说是怎样的苦,三方面这样一讲就都合拢来了。同时,解放区是怎么搞土改的知道了,蒋管区农民的苦处怎么样也知道了,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也知道了。这种会开它一天两天,一班人的阶级觉悟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野战军一定要进行这种教育,时间紧张也要想法抽出一点来搞。这也是政治教育中的群众路线。
第四,实行奖励也要走群众路线。立功、报功这个运动,也是最近发明的。过去我们认为,共产党打仗、红军打仗都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必要表功呢?最近开展了立功运动,的的确确有很大的好处。部队中人人精神振奋, 你也想立功,我也想立功,这样就会打胜仗。我们把它运用到各种工作上, 不一定立大功才算,立小功也算。战士立功要奖励,干部立功也要奖励。这样慢慢地就把部队训练好了。我们过去的政治工作没有这样做,好多年我们没有发现,现在发现了,很好。部队里发动群众向家里报功,家里也贴起报功条,好像过去中了武举一样,这东西了不起。过去部队一开走,村里就不管了。现在通过报功的办法,把部队同各方面都联系起来了,同后方联系起来了,同政府也联系起来了。新战士、老战士、解放战士也都团结起来了。立了功,大家都尊敬他,向他学习。这也是一种群众运动。
① 这是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国内形势报告的第五个问题——整军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过去每做一件事不是发动整个部队做,而是派几个工作人员做,那样收效不大。如果把群众发动起来,每个战士都做,那就做得很快并且做得很好。不要认为我们的部队只会打仗,他们是很有政治觉悟的,很有能力的, 能做很多事情的。如果我们在部队中工作的同志不断加强群众观点,遇事走群众路线,同群众打成一片,吃饭在一块,行军在一块,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致,那我们就一定能把部队带好,带成一支模范的队伍。
注 释
-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司令员兼第四纵队司令员,为该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随同晋察冀野战军作战的请示①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野战军大清河战役[1],因围敌过多,不能最后解决,伤亡四千余,毙俘伤敌三千余。但此次士气极旺,干部之具有牺牲精神,较以前不同。罗[2] 因病未去,聂[3]初离开,杨、杨[4]初出马,未获大胜,后方干部难免浮言。朱拟去野战军再整理一时
期,随同杨、杨等打好一二个好仗,将野战军树立起来。刘因要整理土地会议文件,不能去。东北此次作战[5]很难配合,有无大妨碍,请示。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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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河战役指晋察冀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九月在大清河以北的(北)
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战役开始于九月二日, 我军先以一部奔袭徐水、涞水一线的敌军,调动大清河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西援,野战军主力乘虚向大清河以北地区出击,战至十二日,因围敌过多和敌人迅速回援而主动撤出战斗。此役共歼敌五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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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指罗瑞卿,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别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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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4] 杨、杨指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扬得志和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
[5] 这里指东北民主联军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四日发起的秋季攻势。此役至十一月五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六万九千余人。
① 这是朱德起草的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联名向中共中央军委请示的电报。
破坏铁路设施应区别对待①
(一九四七年十月九日)
破坏铁道应注意:桥梁、水塔及其他我们将来不能或难于修复者,均不要破坏。但铁轨应搬走,枕木应烧毁,路基应彻底平毁,以及其他我们将来易于修复者应尽量彻底破坏,以图达到我战术要求为止。并告聂、萧、赵 [1]。
注 释
[1]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指萧克,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赵指赵尔陆,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
① 这是朱德起草的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联名给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关于石家庄战役的电报①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月〕
一、建议中央军委批准聂荣臻等攻打石门[1]意见的电报
(十月二十三日)
聂、刘、黄、罗[2]养电[3]谅达。我们意见亦以打石门为有利。石门无城墙,守兵仅三团,周围四十里长的战线,其主管官被俘[4],内部动摇,情况亦易了解。乘胜进攻,有可能打开,亦可能引起平、保[5]敌人南援,在保、石间寻求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机会。你们意见如何,望速复。朱拟即日到杨、杨[6]处。
二、同意攻打石门给聂荣臻等的复电
(十月二十三日)
养电悉,我们同意乘胜打石门。有可能打开。即不能打开,亦可能引起李文、袁朴[7]等南援,在石、保间可能寻求大规模的运动战,对我有利。请你们预为准备各种补充。待军委批准后,用全力来进行此战役。朱拟即去野司。
三、关于攻打石门计划和注意事项给聂荣臻等的电报
(十一月一日)
我到此已去看过炮兵,召集炮兵、工兵干部开过会,讨论攻石门技术问题。又召集旅以上干部会议,共同决定了攻石门计划,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有组织、有步骤地去进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 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隐进的办法。请你们注意几件事:
(一)物资必须准备充足,特别是炸药、炮弹。兵工局必须有突击月(十一月、十二月两月)加工制造,开昼夜班,派员去做工人运动,配合前线, 并准备攻石门后的大量补充。
(二)人员补充,请派大员率党政人员及医疗队、慰问队等巡视各医院, 迅速医好伤兵,伤兵出院后必须归队,这比动员新兵更易办到。
(三)军队干部家属、子弟不能自给者,必须发给生活费。
四、给晋察冀军区全体指战员的嘉奖电
(十一月十三日)
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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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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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指刘澜涛,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黄指黄敬,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财经办事处主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后勤司令部政治委员。罗指罗瑞卿,当时任中共晋
①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晋察冀野战军发动石家庄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二万四千余人,解放了石家庄。朱德指导了这一战役。这里收入的是朱德关于石家庄战役的四份电报,其中前两份是他和刘少奇联合署名的。
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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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电指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聂荣臻、刘澜涛关于乘胜夺取石家庄问题给中央军委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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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驻石家庄之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已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上途中被我晋察冀野战军歼灭于定县(今定州市)清风店地区,
军长罗历戎等被俘。当时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军队仅剩第三军的第三十二师及地方保安团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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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保指北平(今北京)和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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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杨指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和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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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袁朴是李文所部第十六军军长。该军当时已进驻保定附近地区。
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①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
打下石家庄[1]的意义很大。过去人家说我们打不下大城市。你们晋察冀部队曾经打下张家口[2],人家不承认,说是苏联红军帮助打下的。前一时期国民党的新闻局长董显光还说,共产党说全面反攻已有好久了,但还没有打下一个大城市。不久,我们就打下了石家庄。因此敌人动摇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保定、北平的敌人伯得很厉害。我们自己却更有了打大城市的信心。以后可以打下第二个、第三个以及许多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
这次胜利,缴获很多,但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 学会了打大城市。这是军事上政治上的意义。经济上的意义也是很大的,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发展交通、工业、商业,发展生产,支援战争。
这次仅用一周时间就打下了石家庄不是偶然的,不是敌人投降的,不是敌人让开的,是我们有计划地打下的。为什么这次能打下石家庄,有哪些经验教训呢?
一、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打石家庄准备了一年,对敌情作了详细的调查, 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这次我们准备打的时间长,准备打两个月。我们准备的兵力很充足,相当于敌人的四倍,既准备攻坚,又准备打援,甚至准备以打援为主,二纵队就是在那
里准备打援的[3]。清风店战役[4]后,我们送了一批俘虏回石家庄去, 这对于动摇他们的军心也起了作用。
我们的物质条件准备得也很充分,有充足的攻城器械,准备的炸药和炮弹都没有用完。
二、这次动员工作做得很好。对军队、民兵、爆炸英雄、老百姓都作了动员,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打石家庄。战前,多数连队开支部会动员,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5]。有的连队到了冲锋出发地,支部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布置和补充动员。我问了一下,凡是开支部会动员过的连队都打得很好。从清风店战役以后,支部一般都起了这种作用,部分连队做得还要早一些。由于支部作了充分动员,战士都打得很坚决,就是失掉联络的战士,也能到别的连里参加作战,同样勇敢、听指挥。这个经验好得很,以后到处可以用。过去老红军也是这样的,这就可以做到人自为战。打街市战的时候,上级指挥有时达不到,就靠班长,靠战斗小组长,靠人自为战。这次战役中有一个班长,他那一班人分成三个小组,抽了一个小组押送俘虏,剩下两个小组, 一个小组看守缴获的炮,一个小组警戒,后来又从这两个小组抽了两个人, 一起去搜索向前发展,结果整整俘虏了一营人。这就是靠每一个人都起作用。
三、讲究战术。这次作战,战士们很勇敢,不但勇敢,还做到了勇敢加技术。
第一,这次冲锋前,在冲击出发位置上挖了工事,缩短了冲锋距离,减少了伤亡。在逼近敌人的短距离上,大家散开,先挖个人掩体,然后先横后纵地挖交通壕,把它联接起来。挖工事时用火力掩护,一般没有什么伤亡。
① 这是朱德在晋察冀野战军干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第二,炸药使用得很好,很普遍。很多连队会用炸药炸开突破口和开辟通路。在炮还不很充足时,攻城应该把使用炸药放到第一位。打手榴弹的技术也很重要。这次在打退敌人的反冲锋,特别是在巷战中,显示了手榴弹的巨大威力。
第三,炮兵起了很大作用。这次采用了集中几十门炮打一个突破口的办法,学会了使用炮。炮、炸协同,打开突破口;炮、炸、步又协同,突破口打开后即占领前沿,并巩固了突破口。
第四,学会了集中火力突破一点,随即向两边扩张的战术。打进去后就赶快挖工事,像钉子一样钉住,固守起来,向两边发展。打街市战就应当这样,若是打进打出,那就糟糕了。
第五,一班分为三个战斗小组,互相掩护,分散前进,这很好。街市战兵力拥挤在一起没有用,反而不便于运动。
第六,巷战打得很艺术,除充分使用手榴弹、炸药及冲锋枪等外,并会挖墙壁前进。
战前在安国开会,我给你们谈,要讲战术。这次很多人是讲了战术的。有些战斗英雄那次没有听到我讲的话,但他们做的和我讲的一样。听说还有些同志不相信战术,这种观念不打破是要吃亏的。战术对你们万分需要,是你们的“补药”。你们的作战经验很多,但就像一大篓子钱,是散的;战术就是钱串子,可以把那些钱都串起来,用的时候,要用哪个,就拿哪个。不要把经验老是散着装在篓子里背着,成了包袱,用不上。有些经验,几千年来就有了,成了战术,成了理论,你们有的人还不知道,反而还骄傲,说战术是“教条”。在大清河北战役[6]时,还没有接近敌人就伤亡很多,就是不讲战术的缘故。怎样接近敌人?不是靠夜晚就是白天靠火力掩护,利用地形, 或者挖交通壕。但有的人偏不这样,好像子弹打不死人似的。这次有许多连排接近敌人时没有伤亡,就是靠运用战术解决了问题。
四、善于利用俘虏。这次有的连很会利用俘虏。前面我说的一个班长带两个战士俘虏了一营敌人,他们的办法就是利用俘虏。他们晚上摸到敌人一个营的门口,先抓到一个侦察员,立即向这个俘虏做政治工作,讲我们的政策,利用这个侦察员争取了敌人一个排长,缴了一排人的枪,然后又利用这个排长、进去缴了一营人的枪。还有一个连的同志,缴获了敌人一辆坦克, 马上把俘虏争取过来,利用坦克里的炮和炮手打敌人的阵地。
这次我们打下石家庄,还有其他一些有利的条件:敌人数量少,孤立无援,并且相当动摇,打进城后,有一喊话就缴枪的;石家庄工事虽坚,但没有城墙;我们有内应,石家庄有地下党员四百余人。
这次石家庄胜利来得很快,并不是偶然的。不要骄傲。你们要把这些经验好好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学习和发展。这次比大清河北战役。清风店战役有很大进步。以后还要提高战术,发扬优点,改正缺点。
这次战役开展了立功运动,发动了群众,对取得胜利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有的人争功就要不得。人家的功,你去争来有什么用?不要争缴获,不要冒人家的功。我们现在打的是阶级的战争,是向敌对阶级进攻。功是谁的? 是战士和工人、农民的。领导人不经过他们,就一点功也没有。中国的工人、农民在革命战争中流了许多血,世界上晓得中国的工人、农民英勇,但不晓得他们那样多名字,那样多详细的事迹,有时就记住了他们的领导人。这是以领导人来代表中同的工人、农民。比如我是总司令,有时把我当作他们的
代表,把他们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我因此就夸功,那岂不可笑!不经过工农群众,哪里来的功!
纪律也很重要。听说这次战牛结束以前纪律是很好的,但战斗结束以后一段时间有点乱,并且打扫战场做得不好。这也是一个经验。以后打大城市, 打下来后,一个时期内,应该对城市进行军事管理。
听说这次大家一般都做到了缴获归公,但也还有讲价钱的。我看不要讲价钱。打开了石家庄,缴获不归公,公家就受损失。归公做什么?建设国家。现在要一面打仗,一面建立家务。新民主主义国家就要这样建立起来。缴获的东西,第一不能打烂,第二必须归公,决不应归私。
我们学会了打城市,土改后又不愁没有兵,革命成功是一定的了。但中国这样大,走到南方也要半年一年,我们军队不到,蒋介石在南方的统治是不会垮的。我们准备打几年,一边打仗,一边建设。伟大的事业要在我们手上成功,一定要成功!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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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经过七天激烈战斗,于十二日攻克石家庄市、全歼守敌二万四千余人。此役为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攻克大城市的首次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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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属冀察部队收复被日伪占领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市。当时苏、蒙联军进抵张家口以北地区,
但并无参加攻城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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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晋察冀野战军领导人按照石家庄战役的作战部署,命令第二纵队主力于六日进至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以南、新乐以东、沙河北岸地区,集结布防,构筑防御阵地,准备阻击自保定南
下的援石敌军。后来,保定的敌军未敢南下增援,石家庄被人民解放军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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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野战军以围城打援的方法,在河北定县(今定州市)清风店地区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地方式装向保定以北出击,围攻徐水,诱敌增援,
结果与由涿县(今涿州市)、霸县(今霸州市)南下的援敌在徐水、容城之间形成对峙。此时,蒋介石急令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北进,妄图夹击晋察冀野战军于徐水地区。十八日,晋察冀野战军以四个旅继续阻击北线援敌,集中主力六个旅兼程南下,二十日凌晨,将南线的援敌一举包围在清风店地区。二十二日,全歼该敌,俘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等。此役南北两线共歼敌二万一千余人,是晋察冀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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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它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一九二八年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一九二九年以后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
(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 大清河北战役指晋察冀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九月在大清河以北的(北)
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战役开始于九月二日, 我军先以一部奔袭徐水、涞水一线的敌军,调动大请河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西援,野战军主力乘虚向大情河以北地区出击,战至十二日,因围敌过多和敌人迅速回援而主动撤出战斗。此役共歼敌五千余人。
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封信①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
土地会议[1]后,我到野司、冀中,再由石家庄回到工委[2]。兹将经过及听见报告你们。
野司所属二、三、四纵队,经整理后,内部团结,朝气十足。大清河北战役[3] 时想打一个大仗,遇着“啃”堡垒,围敌太多,结果只一二处打下, 其余只得撤离。徐水未打下,敌第三军来援,给我们造成了打运动战的机会。此时我军一面支持徐水作战,使北来敌人不能南援,我大部南下,围歼三军军部及第七师于清风店[4],此战开创了晋察冀部队打歼灭战的好例。接着再打石家庄[5],又得胜利,士气更旺。我军前后虽然也有一定伤亡,但士气未损。
这几个战役中,学会了打运动战、防御战、攻坚战。但一般干部仍不爱学习战术,只凭老习惯去打,乃是一大缺点。此次攻石家庄以前,在安国曾号召以学习攻城战为主,上下级干部均先开学习会,打时又开会,打不进时又开会。在火线上,三五人仍是开会,特别是支部开会,起了领导作用。老兵带新兵,促进了学习。结果是战士群策群力,人自为战,取得了胜利。我在石家庄战役胜利后,又到野司,总结了经验教训,另纸附上,惜未完全写好。我已托杨得志[6]同志将我收集的材料加
以补充,写成一小册子,以作我军将来攻城之用。虽不完全通用,只要具备相同或类似条件,是可以攻坚城的。最近野战军更为发展,新编了一个第六纵队。野司指挥部亦形成有力的指挥。关于攻城战,非一朝一夕所能准备好的,但只要准备充分,则没有打不下的。在中国说来,敌人的城防工事设备,仍是无法做得极坚固的。
兵员补充,土改后己不感缺乏。解放战士[7]经过诉苦运动,阶级觉悟易提高,大多数很顶用。
兵工会议[8]正开,山东、太行、晋绥及本地代表均到齐。尽可能在这次会议中,议好怎样使明年作战能有更多更好的兵工产品,作为野战军攻坚之用。最近石家庄、元氏攻坚[9]之经验以手榴弹为主,炸药及炮弹助之,三者充分配合,充分准备,数量很多,足用,则坚可下。明年兵工生产可望进一步发展。我到冀中军区、区党委驻在地约半月余,同张云逸[10]同志会面, 了解山东情形,那边情形由陈毅[11]同志来你处谈,不另报。现将冀中情形报告于下:
我军解放张家口[12]后,工人运动走错了路,工人发双薪、工人工资以养活四口人为准,因此遗祸于现在。工资过高,做出来的东两质量又坏,成本又高。工业品与农产品的剪刀差越来越大。河间有一面粉厂,新式的,每一昼夜能磨九百袋面粉。熟练工人吃小灶,一般工人吃中灶,办事人员吃大灶,工人工资最高的是一月六七百斤小米,形成工人同管理人员对立。我当面与职工会负责人谈,这是自杀政策。我对他们说,现在是战争时期,大家只要能勉强生活,就要拼命做事。工人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只顾自己改善生活,不顾战争,不顾大局,以致公私工厂大部关门,工人失业,这是损害
① 这是朱德在晋察冀野战军和冀中等地视察后写的信。
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我问此种现象能否迅速转变,他们说是可以转变的。我到石家庄后,发现我们工会同志又来了这一套,立即纠正过来。现在暂定工人每人每日发救济米五斤,最高工资每月每人不超过二百斤。这样将来工业才有发展余地,工人才不致失业。我建议中央派得力的人做工人运动,好好地领导工人群众参加战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家务,真正实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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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会议是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受中共中央委托,于一九四七年七同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其中规定:“废除封建性及牛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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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即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名书记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继续留在陕甘宁过区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省建屏县(令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西柏坡村以后,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即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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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河北战役指晋察冀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九月在大清河以北的
(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战役开始于九月二日,我军先以一部奔袭徐水、涞水一线的敌军,调动大清河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西援,野战军主力乘虚向大清河以北地区出击,战至十二日,因围敌过多和敌人迅速回援而主动撤出战斗。此役共歼敌五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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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地方式装向保定以北出击,围攻徐水,诱敌增援,结果与由涿县(今涿州市)、霸县(令霸州市)
南下的援敌在徐水、容城之间形成对峙。此时,蒋介石急令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北进,妄图夹击晋察冀野战军于徐水地区。十八日,晋察冀野战军以四个旅继续阻击北线援敌,集中主力六个旅兼程南下,二十日凌晨,将南线的援敌一举包围在定县(令定州市)清风店地区。二十二日,全歼该敌,俘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等。此役南北两线共歼敌二万一千余人,是晋察冀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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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店战役之后,晋察冀野战军乘胜于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举行石家庄战役,攻克该城、全歼敌第三军之第三十二师等部二万四千余人,开创了解放战争中我人民解放军攻占大城市的首次成功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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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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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士指被俘后经过教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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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兵工会议指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准备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份召开的华北各解放区兵工交通会议。这一会议后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次年一月十二日在河北建屏县(今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正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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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战役之后,晋察冀野战军乘胜攻击石家庄以南的元氏县十二月三日,我军利用坑道作业炸毁元氏城墙,攻克该城,全歼守敌四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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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当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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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
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属冀察部队收复了被日伪占领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市。次年十月十一日,该市被国民党军队侵占。
军火工业在战争中的作用①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我们革命战术上说来,我们就是靠人,也还要靠武器。由梭镖换步枪, 由步枪换机枪,由机枪换炮。农民用梭镖就可以搞起来,你说它的作用不大? 但反过来说,我们的队伍都有很好的武器,你看它的作用是不是更大?假设我们有坦克、飞机、大炮和很好的运输,你看蒋介石是不是很快被打垮!所以不要说它的作用不大。世界上一切战争,就决定于兵器的变迁。所以这个作用要看得大。
现在的战争是要用武器来杀伤敌人。在我们的战术说来,白刃战很重要, 但这是不得已的。一般地来讲,还是武器杀伤敌人为最好,不单是用人拼。所以兵工生产就是在后方出汗打倒蒋介石。兵工是不是军队?是很好的军队,是在后方打蒋介石的一种队伍。这就是军火工业的伟大作用。
我们是以战争来结束战争。战争是长期的,过去我们估计,毛主席在延安时估计,起码是五年。现在已经打了一年半了。蒋介石现在在广东布置, 将来他可能还逃跑到台湾去。五年不行就准备十五年,就是和苏联一样来三个五年计划。当然是战争结束得越快越好,我们可以减少许多损失,并且可以集中全力建设国家,发展和平的工业。但是怎样才能提早结束战争呢?上面我已
经分析过,多增加手榴弹、炮弹、炸药,这是重要的条件之一。
现在我们的兵多了,在毛主席领导下指挥得很好,干部也练出来了。不仅是干部,战士也练出来了。为什么要讲到生产手榴弹这样重要?就是我在上面说的,我们的近战战术要靠手榴弹。这个区域手榴弹造得很好,装的是黄色炸药,炸的片片很碎,特别是阳泉这里的手榴弹很好。现在国民党主要工事是碉堡,一个母碉,周围有四五个子碉,外面有外壕,一二丈深,我们打近仗与它相距一二丈远,恰恰是手榴弹打到的地方。打近仗别的东西不起作用了,只有手榴弹起作用。敌人炮弹打出来,我们就是手榴弹打进去。我们主要是靠手榴弹,这是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将来可能失掉。现在蒋介石还没有懂得我们这个秘密。我们手榴弹多、一走拢去他就没有办法,我们就拿手榴弹同他比。同志们没有到火线上去看过,一个人一打就是几百个,不是打几个、几十个。有专门的投弹手,这是选出来的,投得远的。同志们平常看到每个战士都是带四五颗,但是打起仗来那就不是每个人都打四五颗,而是有专人打。同时战士们所带的那些手榴弹是不够用的,打起仗来是用大车送到火线上,一箱一箱地往上递。这时连长、营长是干什么的?就是给递手榴弹。战士们只要手榴弹,别的他们都不要。为什么手榴弹能起那样大的作用?因为不少堡垒是用树木和泥架起来的,一个手榴弹打不坏它,用两个, 两个打不坏它,用几十个,一百个打不坏它,用二百个、三百个,总可以把它打坏。手榴弹再加上炮、炸药,那就是无坚不摧。蒋介石将来可能多造手榴弹,他为了守城可能这样。但是打野战他就没有办法了。我们要打北平、张家口,就要多造手榴弹,有了一百万颗手榴弹,就可以开始打。炮弹也要造一二百万发,炸药造一二百万斤才够用,而主要的是手榴弹,少了就不行。
① 这是朱德在兵工交通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讲话第一个问题的第二节。
我们要能造这些东西,而且要造得好。我们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就不敢同我们拼了。将来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要这些东西。在太行搞的手榴弹是黑色火药,这是可怜的办法,因为没有家务。将来我们把家务搞大了,就不搞黑色火药,要搞黄色火药。黄色火药比黑色火药厉害。
现在厉害的不是手榴弹本身,是战士的勇敢。所以说勇敢加技术,就是很好的战术,百战百胜。现在号召勇敢加技术,他们完全相信。所以你们要多造炮弹、炸药。现在你们已经造了不少,讲起来几十万发,但是还很不够用。我们看看苏联,现在不知它有多少万万发炮弹。现在你们造的是小炮弹, 还好用。但是为攻城计,还要造一些大炮弹。如果我们有了很多炮弹、炸药, 不管他蒋介石也好,美国也好,都可以把他赶走的。
弹药是决宝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①
(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
此次兵工会议[1]有成绩。太行、晋察冀向企业化道路前进,兵工与公营轻重工厂合组统一领导,互相补助,将一切家务整理好,成为核算制度、工资制度,是比较好的。你区将供给制[2]的预算能按期给予,亦可能逐次变为企业化为好。炸药、炮弹、手榴弹成为决定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你处因经济及原料不足,不能大量生产,仍希望将炸药一项多出一些。
运输线组织对你区供给弹药是十分需要的,望夏秋季在交通线上设粮草站,以便由各地转运弹药及其他物资帮助你们。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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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会议指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次年一月十二日在河北建屏县(今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华北各解放区兵工交通会议。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和大别山等地区的军工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刘少奇、朱德主持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华北解放区兵工会议关于几个问题的结论》,就兵工建设方针以及兵工厂的领导、管理、工会工作、党的建设、技术原则和华北解放区军火工业的统一领导组织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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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制是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对党政工作人员和军队指战员,按照大体平均的原则,直接供给最基本生活资料的一种分配制度。
① 这是朱德写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的信。
给孙毅的五封信
(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月)
(一)
孙毅[1]同志:
来信悉。保定图,均收到。此次作战[2],敌以主力来援保定,我主力当以慎重对之。傅[3]初上任,必欲建树,不惜本钱,寻求与我决战。我军当以不以速决为是。因此,敌集中了主力,必放弃许多地方。凡有可乘之机,你处当乘之,决不可错过。东北大胜[4],已将你们前面之敌九十四军之四十三师(援东北)全部消灭,另一九五师亦同时消灭。东北仍正积极利用冬季寒天,寻求敌人作战,如苏军进攻德军一样。你们也要鼓励士气,在寒天与敌人作战,是有利的。敌人多南方人,有不耐寒的缺点。
今后你们南面无战事,一意向北,请注意你们的战术技术。一、围点打援,小部队亦可利用。
二、坑道战术,是你区的特长,可发展。
三、炸药为你区之特产,可大量生产,使部队能充分使用。
四、手榴弹为近战巷战之主要武器,可多造,质量要好,数量要多。 五、各种炮为平地之便于运动的武器,可多采用,即游击队亦可配备。
今后地方游击战术,亦应因时因地而变换其战术。你 应将我的意见,转冀东、渤海[5]两区,使他们也能自造炸药、炮弹等,转变游击队为正规军,来解决河北的各大城市及肃清一切碉堡。切不可吝惜成本,必须造大量炸药、炮弹、手榴弹,使我军以武器战胜敌人,造成有攻必克之气概,是可能的。如财政不足,可省衣节食。如原料不足,可发动广大群众熬硝,公家统制、收买, 无论多少,产出必照预定价全数收买。预计要求一千万斤炸药,必需要一千万多斤硝。另外需要大量的甘油。肥皂厂不管公营私营,一律收归国有,以便有大量的甘油。这些事情,今年必须要办到的。今年是战胜蒋军的一年, 望努力。我们这里军工会议、交通会议,均开得好。过去兵工成绩很好,各种炮弹均能制造,并且好,炸药亦发展了多种,今后当更有进步。惟交通一项,为粮草所左右,不能很好畅通,虽有计划,是否可行,尚待各解放区同志们努力。你区对冀东交通十分重要,不仅军火、炸药、炮弹急需从冀东运来,今后医药器材、电信器材及兵工器材,不能购买的都希望从东北运来。望你们设法有计划地打通平津交通。即一年过几次也好,非打通不可,望你们注意。今年土改后,当然是以生产为重,工运做好,工农生产平行发展为有利。银行贸易,更是组织生产之母鸡,更望他们努力。华北财办[6]已成立, 着手组织一切,当以生产为重,以发展经济来解决财政的方针统一华北财经为主要任务,亦是各方之需要。总之,今年各地工作及各种工作都应组织起来,统一起来做,那才更做得好。今年是战争胜利之年,各种工作亦是胜利之年,望大家努力。
此 致 布 礼 朱德复
一月十一日
(二)
孙毅同志:
来信及去年作战总结均收到。信中说今年冀中能做到产一千五百万斤硝。如能做到,则生产炸药一千万斤也可能做到。如能做到产炸药一千万斤, 今年平绥、平汉、平津[7]备据点、各城市均能拿下。望就此努力,随时报告我。硝可外销山东、太行各区域,成本不宜超过五斤粮,或能更减低成本, 更为适宜,公家才能多办,望你注意。如我有便,当随时来你处调查,我是很愿意的。太行及晋察冀两中央局均来此开会,合并以后事更好办了。
朱德
二月二十七日
(三)
孙毅同志:
回信收到。火硝仍要加紧收集。配合平绥线主力作战,你们的活动是牵制性的,也容易收到效果。估计平绥我军愈胜利,平原地区的兵大部会调去。在此时期,你们能有计划地打通一二次的冀东交通,接人接物,送人送物, 是一重要任务。你们能否完成,请计划后见告。此复
并致布礼朱德
三月二十五日
(四)
孙毅同志:
来信悉。对骑兵的战术,用民兵守据点、坑道口,作单个打冷枪或架好机枪在坑道口突然袭击之。守据点,敌骑不能久攻,即可打退。用步兵追骑兵不可用,亦不可能,只能打埋伏,突然以火力袭之。请你们按实际情况对付之。敌骑是骚扰性质,应家家打枪,即不敢来。民兵因土改后未重新更好地组织起来,可速组织,不可无人负责。敌此次得了便宜[8]当复来,请速布置为要。熬硝关系重大,请罗玉川[9]同志每月督促进行,向我处作报告。
此致布礼
并问林、罗[10]两同志好朱德
四月二十四日
(五)
刊、林、李[11] 三同志:
来信及火硝计划书均收到。夏季作战更应配合热河、冀东战役[12],乘傅军对付热河之际,你们应更加活动。六纵亦可能加入三角地区[13]作战。南减河以北均划归你区,对天津、北平、保定区域更应负责。现南面无顾虑, 应努力北面,长期斗争,以至收复平、津、保为止。
火硝你们组织已很好,惟天候不良,仍是供不应求,仍望努力。缉私更为重要,敌人买去以杀我军,我收买以杀敌人,切不可与一般奸商走私相比。另外硝价应适当,不可过低,仍望努力争取五百万到一千万斤。今年你区生产运动谅有进步,应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才能往上涨。以后一直往上涨,才是兴旺的新中国。此复
并致
布礼
朱德六月二号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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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毅,当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后改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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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作战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的涞水战役。这次战役中,晋察冀野战军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冬季攻势,对平汉路保定至涿县(今涿州市)段展开破击,并佯攻保定,随后又在涞水以东的庄疃地区歼灭了来援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三十五军的军部和新编第三十二师,敌军长鲁英麐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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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指傅作义,原任国民党政府张垣(即张家口)绥靖公署主任,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就任国民党政府华北“剿匪”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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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开展的冬季攻势。此役歼灭了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等部八个师,争取暂编第五十八师起义,共计消灭敌人十五万六千余人,攻克和收复十八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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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渤海指华东军区所属的渤海军区,辖山东省胶济路以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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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财办即华北财政经济办事处,一九四七年四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同年七月正式开始工作,董必武任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在中央及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政策,指导各区的财经工作,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华北财经办事处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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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绥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
即今京包线。平汉指北平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平津指北平至天津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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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骑兵第十二旅进拢冀中解放区的河间地区,因我方事先无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骑偷袭得手后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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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玉川,当时任冀中行政公署主任兼冀中军区后勤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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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指林铁,当时任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后改华北军区第七纵队)政治委员。罗指罗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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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指孙毅。林指林铁。李指李波,当时任冀中军区参谋长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后改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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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冀东战役指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五日华北第二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等部配合下,出击察(哈尔)东、热(河)西、冀东地区的战役。此役截断了平承(北平至承德)、北宁(北平至沈阳)线交通,歼灭国民党军二万四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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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三角地区指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三个城市之间的地区。
攻临汾可采用攻石家庄的经验①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
徐电悉。建议攻临汾采用攻石家庄经验,炮炸协同,击开突
破口。其用法以多量重迫击炮(十五公分及十二公分),并用八二重弹, 再加以榴弹炮及野炮,集中打一点;并挖好坑道,用一千公斤至五千公斤黄色炸药,埋好后,协同炮击,必能奏效。大量炸药炸后,城墙及外壕均破裂填满,守兵被猛炸后,十数分
钟,均聋哑不能行动。趁此时,以步兵冲进,再以多量手榴弹及少量炸药,可占稳突破口,再向两面发展。但是必须充分准备炸药五万到十万斤, 炮弹需有五万到十万发,请薄、滕令兵工厂加工赶制,以达攻占临汾任务[1]。
注 释
[1] 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至五月十七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了解放临汾的战役。此役是人民解放军以坑道爆破为主要作战手段的一次攻城战, 共歼敌二万五千余人,俘敌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潢。这一战役的胜利, 拔除了晋南地区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使太岳和吕梁两解放区联成一片。
① 这是朱德起草的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联名给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临汾战役前方指挥所司令员)徐向前并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的电报。
兵工兵站很重要①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现在兵工、兵站更加重要了,请你在大会上再重复说通开会同志的思想, 用很大力量来维持已有的兵工,再尽可能地加工制造,以便早点胜利。兵站是大支前时代取消了的。大支前已不可能,劳民伤财,各地大叫起来,已不能支持,前方又需要接济,只有恢复兵站,掌握汽车与一部分交通用的胶皮轮子大车,代替大批支前的民夫。如不够,再由兵站雇一部分民夫转运。再不够时或特别需要时,再动员一批民夫。这是长期作战所需,将来结果也一定是如是。但是,民役出得少,人民负担公粮必加重一些。如此办法,比较合理适用,如你同意,请各区注意。
① 这是朱德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的信。
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①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
同志们:
我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参加你们的会议,谨向大家致以慰问、并且讲几句话。
一
你们三个纵队[1]是有光荣历史的。自主力红军从中央苏区[2]撤退、长征北上后,陈毅[3]、邓子恢[4]、谭震林[5]、粟裕[6]、叶飞[7] 等同志留在那里领导留下的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的“清剿”非常残酷、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斗了三个年头,保持了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 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光荣的一页。抗日战争开始,我们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想尽各种办法,把游击队集中起来,成立了新四军。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有很大成绩,部队有很大发展。自卫战争[8]开始,你们首先在苏中战场取得多次的胜利,接着又在山东战场取得了胜利。在这些战斗中歼灭了大量敌人,部队更加壮大发展,尔后转入进攻,在中原开辟新解放区,继续歼灭敌人。这两年来,你们三个纵队与其他纵
队及华东野战军全部,学会了大兵团作战,学会了使用新式武器,学会了如何打击敌人的强大的机械化部队,战绩很大,在许多方面继承了主力红军的传统,特别是继承了英勇作战、艰苦奋斗的传统,值得表扬。你们对中国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这些成绩,是在陈毅、饶漱石[9]、张云逸[10]、张鼎丞[11]、邓子恢、谭震林、粟裕等同志和各纵队首长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领导下,经过全体指战员的英勇作战,刻苦工作,许多同志不惜流血牺牲才取得的。这是值得称赞的,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二
时局问题。国际方面: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民主高潮普遍兴起,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力量发展得很快。苏联已经医治好战争的创伤。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12]建设起来了。保卫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了。在东方,不仅中国有强大的革命力量,其他许多国家如朝鲜、越南、印尼、缅甸等也都有了革命武装。总之,世界人民民主力量正在壮大和巩固,帝国主义为了避免它们本身的经济危机,阻止人民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便积极向民主势力进攻,扶持各国反动势力,疯狂镇压世界人民的民主运动,阴谋制造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垄断资本家的计划是很难实现的。美国人民不愿意打仗,他们闹罢工,保卫民主, 反对他们政府的反动政策。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样顽强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我们都打退了;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如果向中国革命力量进攻,我们也一样可以把它打退。帝国主义的命运注定它是要死亡的, 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其次、国内形势: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胜利。特别是从去年七月起, 我们转入战略进攻[13],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到蒋管区去,
① 这是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发展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卫战争开始时,蒋介石共计有军队四百三十万人,其中正规军二百万。到现在他只有三百六十万人了,正规军只有一百八十万了,其中在第一线的有一百六十三万,在第二线的仅十七万(包括新疆的几个师在内)。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没有他的正规军。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一年零九个月,我们共歼敌一百六十多个旅,计二百二十四万多人,除了新疆等地的第二线部队十六个旅以外,都挨过我们的打,有的甚至被歼灭过二次乃至三次。敌人经过陆续补充,在数量上看来仍是不少,但质量已大大削弱了。因为有这个变化, 我们部队的任务也就不同了,就是要更英勇地向蒋管区进军,要派好部队打出去。这种出击外线的部队,要能够不依靠后方独立作战,不仅要能打胜仗, 消灭敌人,而且要能够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建立新根据地。同志们在豫、皖、苏跑了一圈,消灭了很多敌人,有很大成绩。你们一出击,可以带走一大群敌人,内线的仗就更好打了。去年七月以来,山东、晋察冀、山西、陕北等地,拔掉了敌人大大小小许多据点,就是因为敌人力量薄弱了,又没有力量增援。所以今后出击外线的部队还要继续努力,要不怕消耗,不怕牺牲, 不怕一切困难,不要依靠后方,也不要浪费新区的人力物力,好好地干。至于后方内线部队的任务,就是要把“钉子”继续拔光,发动人民生产,好好地支援前线。这就是解放军今后的任务。
在政治上,蒋介石召开伪国大[14],做了伪总统,这就更孤立了自己。袁世凯[15]做皇帝改元只八十三天,不久就一命呜呼了。蒋介石做“总统”, 恐怕同袁世凯差不多,也不会长久了。在蒋管区的城市里,到处闹工运、学运,农民到处搞游击队,反对抽丁征粮。在我们这方面,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更扩大了。地主阶级、封建势力被打下去了。除了以四大家族[16]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被打倒之列,其他的都欢迎它们到这个反蒋统一战线里面来。
在经济上,蒋介石主要是靠美帝国主义援助,但不能解决问题。他的经济危机、财政危机已经很严重。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到处都发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7]。他把内战继续打下去,就只有愈打愈接近垮台。我们呢?打了这两年大仗,有些地方特别是山东、陕北也打苦了[18]。但你们一打出去,解放区负担减轻了。土地改革之后,发展生产,再加上今年到处风调雨顺,麦收之后,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我们这里看不到什么经济恐慌。特别是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城市政策一规定出来并加以贯彻执行, 生产就会有很大的发展。当然我们还有困难,我们必须克服,而且是可以克服的。
三
政策和纪律问题。中央最近公布了许多政策与纪律的文件,大家要好好研究,认真执行。土改政策是有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重要问题,同战争关系最密切。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方面,过去犯过的错误,一定要彻底纠正。今后你们打进一个城市,一定要先把工厂、商店等好好保护起来,真正做到“仁义之师,秋毫无犯”。统一战线政策很重要,反美反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还要扩大。此外,还有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俘虏政策等,今后都要正确执行。
要使部队能正确执行政策,就要严格部队的纪律,要靠纪律来保证政策的执行。我们的纪律就是三大纪律。首先就要不侵犯群众利益,这一条你们
过去做得不大好,最近大有进步。其次是缴获要归公。第三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一条你们做得比较好,但也有缺点,比如还存在着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风气,自己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这是无政府主义的作风。以后一定要按级听指挥,事先请示,事后报告,逐级都能做好,就好办了。不要闹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做工作不要讲价钱,这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对革命有很大的好处。现在人多队伍大,特别要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只有大家互相督促,使遵守纪律成为群众自觉的行动,对违反政策和纪律的现象认真追究,政策和纪律才可以执行得好,胜利也就更快,将来建设起来也更快。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能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只有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拥护我们,我们才能胜利。
四
关于建军问题。
一、政治建设。你们过去打的仗,一般打得很好,有老红军的传统,但对政治领导、政治工作的认识有不够的地方。今后不仅政治机关、政治干部要做政治工作,军事机关、军事干部也要做政治工作。我们部队能打仗,就是靠党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军事指挥员要认识,只有政治领导加强了,有坚强的政治工作,部队才能巩固,士气才能提高,才能打胜仗。要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使大家认识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劳动人民的军队,干部、战士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思想确定之后,军民关系就可以改善,群众就会更加爱护部队;干部对人民、对战士就会更加负责;战士就会自觉地英勇作战,自觉地遵守纪律,同群众的关系也会搞得好,对干部也会尊敬爱护, 也会自觉尊重政府。这样内部团结一致,就可以一心一意去打敌人。去年九月以后,全国解放军经过三查[19],出去打仗,都打得很好,到处打胜仗。这就证明,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就会所向无敌。
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部队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只能都搞好,不能只搞好一个。军政干部一定要团结,不能闹独立性。搞好团结,要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过去有些同志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一批评,就受不了, 这是要不得的。要知道,只要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不叫错误了。如果有错误不承认,不去改正,乃是错上加错。另外,有些同志还有个人英雄主义,认为自己的功劳很大,很了不起,要党迁就他。其实,你的功劳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靠党和群众的力量?仗是战士们打的,他们英勇牺牲,你就把功劳挂在你一个人帐上,这怎么要得?比如解放军打了很大的胜仗,很多人说是我的功劳,我就知道这是他们把我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来说的。我个人应当认识,解放军的胜利是全体同志的功劳,我不应该去夸大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我的能力有限,做的事情也很有限,怎么能承受得起这样大的荣誉呢?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面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我们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提倡革命英雄主义。全军二百几十万人里面,真正的英雄是很多的。在群众中广泛地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个人英雄主义就少了,内部就可以团结起来。能够做到这一步,什么“老资格”、“英雄”的包袱就可以丢掉,受不起批评、呕气等毛病就可以克服。每个同志都要加强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养成共产主义大公无私的品德。希望大家努力这样去做。
二、军事建设。在军事建设上,首先要求同志们学战术。现在世界各国
各有各的战术,我们干了二十年,也有自己的战术。本来已经有了一整套, 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总结,所以这一整套还不能完全写出来。现在我们有翻译的战术教程,一本是《合同战术》,一本是《兵团战术》,都是苏联的,写得不错,很可以作参考,希望大家好好学习。我们不仅要取法苏联的教程, 还要着手去整理我们自己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那一整套。我们检查了几个战场的作战情况,一般都很有成绩,但打大仗特别是兵团会战的战术,暴露的缺点就很多。如对敌情的了解、战斗的组织、协同配合、通信联络以及战场勤务工作等,出的毛病也不少。你们有苏中七战七捷[20] 以来的经验, 但也没有系统地总结出来,这是大家今后要努力解决的问题。你们同蒋介石的机械化军队打了这么久,学会了许多打法,对付现在这样的敌人是有办法了。但是还要进一步研究敌人,提高打敌人的战术水平。不要以为敌人快要死亡,它在战术上就一点变化也没有。它吃了许多亏,逼得它也要有些变化。我们就要经常研究敌人的战术,研究如何打它,如何避开它的长处专找它的弱点打,如何才能干干脆脆地歼灭它。
国民党的几个主力部队,有的被我们搞掉了,如整编七十四师;有的搞得差不多了,如新一军、新六军;有的也遭到我们的严重杀伤,如五军和十一师[21]。今后还要想一些办法把敌人的这几个主力部队彻底搞光,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大半。特别是你们要研究如何对付五军、十一师和七师[22]等敌人主力部队。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了一条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初上钩,尚未疲困,拼命扯往往会把钓索弄断。可以慢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这样就把这条大鱼钓到手了。对第五军就要用这个办法, 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你们一定要下决心钓到一两条这样的大鱼。
我们不是完全不打硬仗。要看清对象,是什么敌人就打什么仗。如果敌人是弱的,我们可以来一个猛冲,在敌人没有展开、没有占领阵地以前,一冲上去就把它吓也吓倒了,战斗能很快解决。红一军团[23]总结出来的三猛战术[24],是红军中的基本战术之一,今天也还适用。但要解决比较顽强的敌人,用这一套就不一定有效,甚至还要吃亏,还是用钓大鱼的办法好。这种办法是合乎辩证法的。再说一遍,从钓小鱼与钓大鱼的办法不同来看,就可以理解打弱敌与强敌、打小敌与大敌的不同。打小敌、弱敌,可以用比较简单而直接的办法;但打大敌、强敌,必须定出系统的斗争方针,战斗开始必须懂得摆布它,懂得用迂回曲折的办法。这是真理,要好好牢记、研究。此外,看什么天候打什么仗,在什么地形条件下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
打什么仗等等,也都是重要的战术原则,都要很好研究。还有一些条件也要善于掌握,例如在内线作战,有后方有群众,可以打几个机动歼灭战;出击到外线,条件差一些就要打运动战。以后条件改变了,就要学会攻坚战、阵地战。整个敌我条件对比,还会有更大的变化,我们也要估计到,要作必要的准备。过去国民党军队的条件很好,上有飞机,下有汽车、火车,水里有轮船、兵舰,它的“腿”长,走得快,所以很神气。我们只好不同它正面硬碰,只好丢掉一些地方。去年转为进攻以后,砍断了它几条“腿”,它就走得慢一些了。现在还要继续把它的“腿”全部砍掉,那它就只好用脚来赛跑。大家都是一双脚跑,它就跑不过我们了。将来我们的“腿”也会长起来的。
东北解放区有一万多里铁路,东北解放军的“腿”就比国民党军队的“腿” 长得多,所以那里的仗就好打得多。
希望大家要懂得学习战术的重要,要虚心向人家学。当参谋长的同志更要注意学习战术。听说你们这里有一种说法,认为参谋工作没有地位,这是不对的。参谋部是军队的首脑部门之一,参谋工作要由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来做。参谋长要由优秀的人才来担任。参谋工作对部队很重要,是应当加强的。希望大家尊重参谋机关。参谋人员要安心工作,长期地做下去。好好积累经验,特别要着重研究如何组织战斗。这一项我们有的时候做得很好,而有的时候却又做得太差。凡是没有打好的仗,就是吃了不会组织战斗的亏。如果在打仗之前开会慎重商量,回去又认真部署,就会打得更好一点。组织战斗,首先就是要善于了解情况,其后就是要有周密的计划部署。《孙子兵法》中说“多算胜”,是讲得对的。计划好了,再下达命令,帮助下面彻底了解上级意图,这样仗就可以打好。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有坚强的整体观念、全局观念。过去的那些山头主义、游击习气、本位主义、军阀主义倾向等,今天都要去掉。今后关于兵员补充,伤病员、老弱、残废,可统一处理;其他许多后勤工作,要逐步统一;一些机构可以合并,各个野战军要归军委统一管辖,等等。希望大家认识今天强调集中统一的重要性,去掉大大小小的山头,只有把各种力量集中起来,才能胜利。要彻底做到集中统一,当然会碰到一些困难,但我相信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军事民主是红军历来就有的,比如过去有士兵委员会,现在我们就要把它的作用发挥起来。但民主一定要与领导相结合,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就是要下面经常对上级提意见,上面要经常倾听下面的意见和建议, 并加以研究,把所有好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再拿到下面去实行。这就是毛主席讲的“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放弃领导,光讲民主,就是尾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我们要善于分析下面的意见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对于正确的意见,要领导大家去执行;对于不正确的意见,要教育说服,帮助他改正。你不去帮助纠正错误的意见,搞坏了事情,还是要你领导上负责。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反对军阀主义、命令主义。上级下达任务时要考虑下级能不能做得到,如果做不到, 就不要乱下命令。要有高度责任心,要讲究战术,尽量减少伤亡。上面要给下级实际帮助,下面要了解上级意图,这样就能够上下一致,所向无敌了。
最后,我想谈一谈轻视敌人和惧怕敌人的问题。蒋介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地步,不管帝国主义现在怎样凶,也是无法帮他摆脱死亡的命运的,因此战略上轻视敌人是完全有根据的,要有轻视敌人的政治勇气。我们在战略上轻视敌人的观点,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可以断定无产阶级的事业必然蓬勃发展,中国革命必然胜利, 封建势力、反革命力量一定要死亡,加上国际条件又有了有利于我们的很大的变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乐观?为什么不可以有信心?但是到了战场上, 对具体的敌人作战时,就一点也不能轻视,对弱的敌人也要当强的敌人打, 否则就会犯错误。因为你一轻敌,首先就会什么也不准备。上面说:“这有什么打不下?”下面也说:“有把握!”以为手到擒拿,一点准备也可以不要,结果常常是碰钉子,恰恰就打不下来,而且会造成很大的牺牲。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要惧怕敌人。有些同志说:“革命会胜利,我也相信,但打仗
是要死人的,就是对这点没有信心。”有这种想法的同志是还没有把革命的人生观树立好。我们参加共产党的第一天,就决定了要为革命牺牲。既然有决心参加共产党干革命,为什么还要顾虑生死?为革命牺牲,正是死得其所, 是最光荣的。
自从开展土改运动,特别是经过三查运动以后,部队在各方面都有了进步,面貌焕然一新。但这些还只是开始,希望在今后的实际斗争中继续进步, 更加提高。我想你们一定会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完成党和人民给予你们的光荣历史任务。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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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华车野战军第一兵团所辖的第一、第四、第六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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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等机构曾先后设立或移驻于此。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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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毅,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坚持南方游击战争。解放战争开始后,曾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军长(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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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曾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长和民运部部长等职,坚持南方游击战争。解放战争开始后,
曾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华中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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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曾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军事部部长等职,坚持南方游击战争。解放战争开始后,曾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东线兵团(即山东兵团,后改称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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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一九三五年一月曾奉中共中央命令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挺进师,到浙南和闽浙边开展游击战争,任浙南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开始后,曾历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等职。一九四七年八月兼任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后称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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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飞,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曾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坚持南方游击战争。解放战争开始后,曾历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后称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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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政府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和停战协定,
发动了大规模内战。中国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战争,后来自卫战争发展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 9] 饶漱石,解放战争开始后曾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政治委员等职。
[ 10] 张云逸,解放战争开始后曾历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军长(第一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华东后方委员会书记等职。
[ 11] 张鼎丞,解放战争开始后曾历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等职。
[ 12] 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当时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等国。
[ 13] 一九四七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开始在中原战场上实施战略进攻。六月三十日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地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并在大量歼敌之后于八月七日向大别山地区挺进;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晋冀鲁豫野战军阵(庸)谢(富治)集团从晋南渡过黄河,在豫陕鄂边区开辟了战场; 同月,陈毅、粟裕所部华东野战军之西线兵团也向豫皖苏边区推进,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展开于中原地区。到同年十月,三路大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九万五千余人,在江、河、淮、汉之间建立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这一重大胜利,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转折点。
[ 14] 这里所说的伪国大指国民党反动派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在南京召集的“行宪国民大会”。这次会议“选举”蒋介石为“总统”, 李宗仁为“副总统”。
[ 15] 袁世凯,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成为北洋军阀首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日主义国家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四年五月宣布废除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时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实行独裁专制。一九一五年五月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十二月称帝,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
[ 16] 四大家族即国民党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阵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大官僚买办家族。
[ 17]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是一九四七年五、六月间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大中城市爆发的学生运动。五月四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提出了“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这一爱国运动立即扩大到南京、北平(今北京)、杭州、沈阳、青岛、开封等许多城市。国民党反动派对此采取野蛮的镇压,五月二十日,在南京打伤百余人,逮捕二十余人, 在天津打伤五十余人,造成了“五二○血案”。此后,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学生罢课示威运动迅速遍及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并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 18]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全面内战。经八个多月的作战,国民党军队兵力分散,损失惨重,攻势严重受挫。为了改变被动局面, 国民党军被迫自一九四七年三月起放弃全面进攻,集中九十四个整编旅(相当于师)的兵力对南部战线两翼的山东和陕北战场实施重点进攻,企图先消灭这两个地区的人民军队,再转用主力于其他战场。山东和陕北地区因此成为解放战争的重点战场。
[ 19] 三查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是指
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 20] 苏中七战七捷指解放战争初期华中野战军在苏中战役中所取得的七次战斗的胜利。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军五个整编师十五个旅约十二万人,向江苏中部的解放区大举进犯。华中野战军主力三万余人,采取大踏步进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 在如皋、泰兴、海安、邵伯(属江都)地区,连续作战七次均获胜利,歼敌正规军六个旅和五个交通警察大队,共五万余人。
[ 21] 国民党军的第五军(整编第五师)、整编第十一师(第十八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七十四军)和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号称“五大主力”。当时,整编第七十四师已于一九四七年五月被华东野战军歼灭于山东蒙阴东南之孟良崮地区;新一军、新六军在东北战场,五军、十一师在华东、中原战场,也多次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
[ 22] 七师指整编第七师(第七军),是国民党桂系部队的主力。
[ 23] 这里所说的红一军团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
[ 24] 三猛战术即战斗动作中的猛打、猛冲、猛追的原则。猛打,就是集中火力,秘密地尽量接近敌人,向主攻目标同时猛烈开火;猛冲,就是在猛打之后敌人一时拿不定主意和来不及调兵时,发动勇猛冲锋;猛追,就是对已被击溃的敌人实行猛烈的追击,直至将其全歼。
打长春可强攻或长围①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
我看了李、黄两纵队[1]的电,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
(一)敌人正规军不到六万,其他警察、宪兵、自卫志愿兵等二万八千人。正规军中只有两个师比较坚强的,志愿军中政治上要拼命,军事上是混杂的,比较差的,督战虽严,打混乱时即不生效。
(二)援军很远,我军可以打援,即围城打援亦有利。
(三)敌守孤城,粮、弹、人的补充均靠飞机不能持久。
(四)我军兵力优势,后方接济便利,部队技术有相当的学习,有相当的攻坚经验,有相当的家务。如果现有二十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迫击炮弹,炸药三十万斤,手榴弹二百万个,即可能打开,再准备伤亡三万以上的人。
(五)攻坚即强攻,打城军不在多,两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能攻、能防敌人反攻即够,其余的可打增援队。
打法是用坑道为第一,用技术,炸药、手榴弹抵近射击,以各种炮为主, 以工事对工事,进一步巩固一步,做好工事再进。
如攻到纵深处将敌人分割或混乱后,敌人坚强性即减少,也可能有投诚的。
(六)李纵攻过四平[ 2] ,有经验,但遇着顽敌抵抗,即估计艰难些。长春与四平不同点,即敌士气不如以前旺,质量也差些。黄纵估计可能打开, 但损失代价须大。
(七)攻城必须先有计划,收集各种专门炮工人才,组织指挥所。必须要用攻城战术,实事求是地、一步一步地进攻,带一种学习态度,决不可性急,准备两月三月打下,也算是快的。只要是土质城底,又无城墙,是可能打下的。
(八)再一种攻法是长围,在一定的圈子内,围死它,使其粮弹俱困, 人心动摇时再攻。
(九)这两种攻城战术,强攻与长围,如有家务,可采取第一种。打久了第二种也出现了。如家务不大,攻一城将炮弹炸药耗尽,一时难补充,则不如打野战。打长春要看家务大小来决定[3]。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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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黄两纵队指李天佑、黄永胜分任司令员的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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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东北人民解放军(原东北民主联军)部队解放四平的战斗。一九四八年二月,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取得重大战果情况下,决定乘胜攻克四平,切断沈阳、长春之敌的联系。三月二日,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第七纵队在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万毅统一指挥下包围四平,十二日发起总攻,十三日全歼守敌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等部二万余人。
[ 3] 一九四八年春,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打击下,东北地区的国
① 这是朱德写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信。当日,毛泽东就打长春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请他们问答朱德提出的问题。
民党军队被分割包围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地区,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同年五月二十四日,东北野战军一部奔袭长春之敌,因准备不足,仅攻占了长春西郊的大房身机场及一些外围据点,歼敌五千余人,部队遭受较大伤亡。随后我军调整部署,决定改强攻为久困长围,并于六月二十五日起开始围城,对敌开展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当年十月十五日,我军在辽沈战役中攻克锦州,东北国民党军队全线动摇。十七日,驻守长春的敌第一兵团所部第六十军宣布起义。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敌新编第七军和第一兵团部等部先后放下武器向我投诚,长春宣告解放。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一月) 一、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
(一)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
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如汉楚相争[1]刘邦与项羽的决战即在中原。韩信将兵所以能“多多益善”就是因为那里人口众多,地区广大。
(二)今年(解放战争第三年)战争的第一个月(七月)已取得很大胜利。八月快要完了,还剩下十个月。在这十个月中,军事上,我们希望能解决傅作义[2],拔掉济南、太原诸点,然后集中兵力继续向蒋管区挺进,实行毛主席的指示,将战争继续引向蒋管区。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 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那时“啃不动”的也要啃动,“拔不掉”的也要拔掉。
(三)二十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但近半年来学习的结果,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了。攻克石家庄是第一个试验成功的,然后陆续攻克了洛阳、潍县[3]、开封、兖州等城市。只要我们在军工生产上努力,今后不会有什么攻不破的城市。这点,美蒋对我们都估计不足。太原、济南是可以打下来的。
(四)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军队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是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
(五)我们的胜利,在今天来说,是更有把握了。但如果我们的许多政策——土地改革、工商业、镇压反革命、生产、争取俘虏等,有一条执行得不正确、都可以使我们失败。在军事上争取俘虏的成功(现在我们的军队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战士),这是一个大胜利。土改、工商业等政策方面的问题也都解决得差不多了。今后就要着重解决“把生产提高一寸”的问题。这点每一个人都有份,都要努力去做,争取成功。
二、十月一日的讲话
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它们消灭。长春敌人可能逃跑,但我们有八个机动师能够消灭它们。
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在作战上他学了日本人的一些办法,也学了我们的一套。在华北方面他的力量现在还比我们大,所以傅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但我们还是一定能够解决他。
胡宗南[4]有二十多万人,比我西北野战军大,一时消灭不了他,时间要放慢些。
打下济南[5],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十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
敌人。吴化文[6]的起义,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对我们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起义。当然吴化文即使不起义,我们同样可以打下济南。徐州方面,我们的力量可以消灭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7]中的任何一个兵团。
今年的任务是消灭敌人一百个旅,三年内要把解放军发展到五百万人。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场,因为中原粮食富足,地势平坦, 便于大兵团的作战。在该区我之有利条件为:第一,群众是我们的;第二, 我们的力量比较大;第三,我们运输线较前顺利;第四,我们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大量的弹药。敌人的兵工生产不如我们,它们主要靠美国帮助。
这次打下济南缴获炸药很多,对我们有很大用处。冀中每年可产一千多万斤硝,可做炸药。炸药,敌人不敢使用,怕炸死自己,而对我们却能起很大作用,它比炮厉害得多。
运输,对今天几十万人的作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有些浪费,现在仍然组织得不够理想。这在内线作战时还没有多大关系,而在外线作战时则关系很大。所以今后要把我们的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还要组织好医院、担架队等。现在是六个人抬一副担架,如果组织得好,两个人即可,可以节省运输力。
现在打仗,人的思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民为保卫家乡的土地财产可以拼命,但打出去解放别人却不一定都是那样坚决,所以需要在思想上进行教育。当然,除了靠我们的机动部队外,还是需要各地方的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另外,解放战士占我军的比例很大,以后对解放战士要加强教育, 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敌人现在实行三角、四边、十三点的计划[8],这是美国人替它们制订的, 也是准备较长期实行的一个计划。我们就要面对敌人这个计划想些办法打它们。
三、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关于东北问题,美国人曾叫蒋介石撤出东北,不要孤守待毙。蒋介石虽然也看到了这个形势,但反动统治阶级临死也还要作最后挣扎,不愿撤出。现在打下锦州[9],他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敌人曾尽了最大的力量来守,但还是失败了。现在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打锦西,这比较好打;一个是打沈阳出来的敌人。最好是打下锦西,使东北的敌人更加孤立。长春敌人也想趁这时撤退, 但锦州我们很快就打下来了,力量即可以抽出,因此敌人不容易撤退。蒋介石的战略现在有所改变,他放弃若干孤立据点,这是在我们攻下济南以后才改变的。打下锦州,我们更好地取得了攻坚战及攻取大城市的经验。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傅作义主要还是靠九十四军、九十二军、十六军等[10],而他自己的则不行。他的长蛇阵如果被我们一击, 就可以切成几节。他最怕的是我们搞他的张家口。绥远[11]也是他重要的后方,而北宁线[12]则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现在他的力量放在西面。但蒋介石的战略是要保住北平、天津,不愿傅作义的主力继续往西进。
太原如果打下,战略意义也很大。即使一下打不开,长期围困,饿也把敌人饿死[13]。我们打太原的部队,除了太岳军区的八纵以外,其他都是刚编成的新部队,所以在战术上、攻坚技术上不那么熟练。但这样的部队,能
打这么大的城市也不简单。
彭总[14]那里比其他地方困难得多。对他那边目前不能多增兵,因为多了也没有饭吃。如果太原打下,彭绍辉[15]纵队可以调过去。
山东问题已经解决,只剩下一个青岛。青岛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所注意的战略要点。我们现在不去打它[16],因为有美国军队在那里,等到将来再集中力量去打它。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17]和许、谭[18] 可以会合打大仗。徐州敌人三个兵团靠在一块比较难打,如果能搞掉它一两个兵团就容易解决问题。现在山东虽打了些大仗,但还不算决战。
蒋介石近来也跟我们学,放弃城市,进行机动作战,也不要后方,也搞大队行进。但他没有群众,所以没有饭吃,而且这样做已经迟了。他撤出孤立城市对我们也有利,这样我们的后方可以更加巩固。美国叫他撤到长江以南,如果他照办,将二百万部队放在一块,对我们也比较麻烦。
今后要注意攻坚战术,好好学习,把书本上的与实际的对照一下,看一看对不对。人员补充问题是我们继续取胜的重要条件。今年补充的人员经过训练,比过去强。打下一些城市后,也补充了一些人员。现在有十万俘虏补充到我们的部队,所以这几个月的工作要着力把俘虏教育好。另外要收集物质资材,加紧兵工生产,准备决战。再一方面是加强政治工作,反对无纪律、无政府、无组织、各自为政等现象。
过去对接收城市无经验,现在则不同了,能掌握政策,有经验了。过去石家庄解放了两个月,商店还不敢开门,而济南解放后,一个星期即开业。敌人现在丢一处地方即无法恢复。我们要加紧准备工作,迎接突变——敌人垮台。
四、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讲话
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19],平津决战[20]也即将开始。
徐州从历史上就是进行决战的古战场,地势宽阔,人口稠密,大军有饭吃,有房住。现在我集中华东野战军的第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纵队,加上两广、特种兵,鲁中南、渤海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的第十一纵队,共十七个纵队,再加中原刘邓[21]的六个纵队,在数量上比敌人多一点[ 22] ,质量上比敌人高得多,武器上比敌人也不差,弹药我准备了八个基数[23]。这些就是我们同敌人进行决战的物质基础。刘峙[24]的指挥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他不像白崇禧[25]那样狡猾会逃跑。刘峙原估计我们从徐州西面打他,结果我们从东面打,他发觉后已经迟了,慌忙改变原来的部署。冯治安部的起义[26],对战局影响很大,使敌人原来的部署大为混乱,这是兵家之大忌,特别是对大部队更是不能马上把部署调整好的。所以冯部起义正适合时机,是我们的同志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在消灭黄百韬兵团的同时,原想能把邱清泉兵团引出徐州来,所以我阻援部队有意后撤了一点。刘峙以为我们要跑,叫下面追,但下面不敢追。中央社也吹。但邱部的后尾始终不离徐州,尽管眼看着黄兵团被歼。不过邱、李兵团在我预定的阻击下损失也不小。现徐州集中了邱、李、孙三个兵团[27]不易打。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28]。黄维资格老,但指挥并不怎样高明。比较高明的是白崇禧,他看到要打败仗不肯来。黄维兵团来路远,走得急,过河多, 受我游击队袭扰,辎重掉在后面路上,汽车没有油,机械化反成大害。他情
况不明,根本不晓得我刘邓部队在哪里,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有群众基础。黄维兵团共十一个师,兵力大,他估计我们不敢打他,实际上兵越多越容易乱。他没有强固阵地依托(黄百韬厉害处是他不乱,分村固守,丢一个村不去救援,使我们吃了点亏)。他原来的前进方向是徐州,我们从侧翼打他,他向东与李延年[ 29]、刘汝明[ 30]靠不上,队伍一乱就很快可以把他解决。李延年、刘汝明是否北上?我们希望他们来,不过他们的劲头不大,其中从东北撤回来的部队情绪不高。我以四五个纵队监视徐州敌人,决心连续作战,不怕伤亡,随时补充俘虏,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我们无产阶级队伍才能如此。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他们没有粮吃,没有援兵。
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务只有这么大。他如果逃跑,塘沽是个冻港, 海上的路走不通;如从陆上顺平汉、津浦铁路[31]南撤,那样时间既长,而且我解放区的群众都是有组织的,虽然不能全部消灭他的部队,至少也要使他受到很大的损失。到那时我东北大军势必跟踪猛追,我南面的部队还可以截击。他固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傅作义过去守涿州[32]出过名,东北军没有把它打开。他又看到阎锡山[33]暂时守住了太原,于是很可能固守平津, 但其结果也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消灭了徐州的敌人及傅作义、阎锡山部后, 留下的还有马鸿逵[34]、马步芳[35]和胡宗南部。我西北野战军力量较小, 今后西北方面再增加一点兵力,求得把胡宗南部消灭在陕西,如他退到四川就比较费事。我大军入川必须有良好的供应线。不去不行,扫帚不到的地方灰尘不掉。另外,白崇禧的桂系军队缩回广西也比较麻烦。至于蒋介石的部队倒无须顾虑,顶多只能再到广东去重建家务。
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迅速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不要因胜利冲昏头脑而看不到困难。
注 释
[ 1] 汉楚相争指刘邦和项羽争夺封建统治权的战争。公元前二○六年、秦王朝灭亡。汉王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之间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公元前二○二年,刘邦部下将领韩信在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之战中彻底击败项羽,刘邦最终建立了统一的汉王朝。
[ 2]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华北“剿匪”总司令。
[ 3] 潍县,旧县名,今山东省潍坊市。
[ 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 5]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晚,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经八昼夜连续作战、于二十四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十万余人(内有一个军二万余人起义),生俘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6] 吴化文, 原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一九四八年九月率部在济南战役中起义。起义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军长。[ 7] 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指由此三人分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第七、第十三兵团。
[ 8] 三角、四过、十三点计划是对国民党军一九四八年秋制定的一个作战计划的概括。当时国民党军为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在华中、华东、豫陕战场集结六十五个整编师(军)上百万兵力,企图保持住徐州、汉口、西安之间的三角地区;陇海路全线、津浦路兖州至浦口段、平汉线郑州至汉口段、宝鸡至成都公路四条边;以及开封、郑州、济南、商丘、南阳、襄樊、确山、
信阳、汉中、安康、钟祥、宜昌、合肥十三个重要据点。[ 9]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十月十五日,攻克了锦州,彻底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退往关内的通路。在这一胜利的震撼下, 长春守敌一部起义,其余全部投降。十月二十六日,我军又在辽西地区全歼了由沈阳西援锦州的敌第九兵团廖耀湘部五个军十万余人。十一月二日,再克沈阳、营口。锦西、葫芦岛之敌海运南逃。至此,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整个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四十七万人。
[ 10] 九十四军、九十二军、十六军等部是当时驻守在北平(今北京)、天津一带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 11]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一九五四年撤销。
[ 12] 北宁线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辽宁省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
[ 13] 一九四八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华北第一兵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兵团)发起太原战役,将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压缩包围于太原城内。在经过长达半年的围困和不断打击之后,人民解放军第十八、第十九、第二一兵团等部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攻克太原。整个战役歼灭了敌太原绥靖公署及所属第十、第十五兵团等部共计十三万五千余人。
[ 14] 彭总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 15] 彭绍辉,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
[ 1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青岛登陆。一九四六年五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移泊于青岛,六月宣布与驻青岛的国民党军队实行联防。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关于青岛海军基地的秘密协定,承认美军长久占据青岛的既成事实。一九四九年春,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美军撤离了青岛。六月二日,青岛解放。
[ 17] 栗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 18] 许指许世友,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二兵团(山东兵团)司令员。谭指谭震林,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
[ 19] 徐州地区进行决战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开始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六十多万人参加,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今属连云港市),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 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即淮海战役)。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领导淮海前线的一切行动。此役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其歼灭国民党政府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指挥下的第二、第七、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和第三绥靖区等部五十六个师五十五万余人,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这次战役的胜利,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 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丧失殆尽,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 处于我军直接威胁之下。
[ 20] 平津决战即平津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的,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等部参加,在西起张家口, 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今北京)、天津在内的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
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领导平津前线的一切行动。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先后歼灭了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的守敌;并通过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积极的政治争取,经双方和平谈判,促使国民党政府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改编,和平解放北平。此役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 21] 刘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兼中原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
[ 22] 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共计六十多万人。战役初期, 国民党政府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所辖部队约六十万人,数量上略少于人民解放军。后来,蒋介石为挽救徐州危局又从其他地区调集部队增援淮海战场, 前后共动用兵力约八十余万人。
[ 23] 基数这里指弹药基数。它是计算各种武器配备弹药数量的一种单
位。
[ 24]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徐州“剿匪”总司令。
[ 25] 白崇禧,国民党桂系首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华中“剿匪”总司
令。
[ 26] 冯治安是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
冯部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均为中共地下党员)率领第三绥靖区部队在徐州东北贾汪地区起义。
[ 27] 邱、李、孙三兵团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分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
[ 28] 黄维兵团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
[ 29]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官。
[ 30]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官。
[ 31] 平汉铁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津浦铁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 32] 这里指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的涿州之战。当时阎锡山的晋军改称国民革命军,阎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指挥所部出击京汉
(北京至汉口)、京绥(北京至包头)铁路沿线的奉系军队。阎部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率部袭占涿州,截断了奉军的京汉线交通,并在奉军优势兵力的猛烈围攻下孤军坚守达三个月之久。
[ 33] 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 34] 马鸿逵,西北回族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宁夏省政府主席。
[ 35] 马步芳,西北回族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青海省政府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①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我人民解放军自转入进攻以来,所向无敌,全国胜利,屈指可期。国民党反动派懔于覆没的命运,近更灭绝人性,施放毒气,屠杀人民,破坏建筑, 毁灭物资,作垂死的兽性的破坏。我全军上下,除应更加努力,采取一切有效办法,保护国家与人民之生命财产,使之免遭国民党军队溃败被歼时之破坏与损失外,应对此种战争罪犯彻底追究,严予惩处。为此,特根据我军一九四七年双十节宣言[1]之精神,宣布如下命令:
一、凡国民党军官及其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命令其部属,实行下列各项罪恶行为之一,而证据确凿者,均应加以逮捕,并以战犯论罪。
(一)屠杀人民,抢掠人民财物,或拆毁焚烧人民房屋者;
(二)施放毒气者;
(三)杀害俘虏者;
(四)破坏武器弹药者;
(五)破坏通信器材,烧毁一切文电案卷者;
(六)毁坏粮食、被服仓库及其他军用器材者;
(七)毁坏市政水电设备、工厂建筑及各种机器者;
(八)毁坏海陆空交通工具及其设备者;
(九)毁坏银行金库者;
(十)毁坏文化古迹者;
(十一)毁坏一切公共资材及建筑物者;
(十二)空袭轰炸已解放之人民城市者。
二、凡带头执行以上各项罪恶行为之一者,亦应依法惩办。
三、凡采取有效办法,因而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及一切属于本军的战利品及城市建设获得安全或免于破坏者,均给予应得之奖励。
我各地人民解放军应切实执行此项命令。
我军对待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人员的政策是:“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上述战争罪犯应属于首恶者一类,必须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不容漏网,切切此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
注 释
[ 1] 双十节宣言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政治宣言。宣言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揭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罪行,郑重宣示解放军作战之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并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宣言中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惩办内战罪犯等八项基本政策。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军工企业要加强科学管理提高效益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此次开十多天会,开得很好,也讨论了技术方面许多问题,写的总结我也同意。
十多天中时局变化很大。傅作义已被消灭十多个师[1],全部解决只是时间问题,山西的阎锡山也逃不了[2],胡宗南[3]要跑,跑慢了也会被消灭; 中原之敌五个兵团已消灭三个,下余两个也快完了[4]。明年就要过长江,军工生产是要针对着过江做计划的。同志们眼光要放开些,家务愈打愈大,任务也愈来愈大。
去年军工会议[5]正确地总结了抗战以来兵工生产的经验、作出了关于生产是工厂的唯一任务,必须实行厂长负责制,及工厂管理企业化等结论。
去年开会时许多工厂还是供给制[6],今年已走上了企业化,规定了成本计算,成为工厂式的管理,而不是军队式的管理了。由于各中央局的领导及全体兵工工作同志的努力,生产条件的改善,一年来兵工生产是有进步的。供给制改为企业制,工人工作更努力。当然政治觉悟还是重要的。工厂办起来了,“保姆”就可脱手了。党委制、政委制要看事实上是否需要,去年开会时还有争论,今年没有了。
一、过去一年军工的成绩
-
生产相当大数量的军火供应前方,胜利大家有份。除了特别原因外,大部完成了军委订的计划,有的还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山东因敌人进扰,
影响一部分生产。
-
质量提高,加强了检验制度。今年炮弹规格式样都有改良,已逐渐走上全国统一,安全方面也有进步(这是比较的,当然今年出的乱子还是不少),威力也增强了,胜于阎锡山造的,但还不如美国的。包装防潮也有改进,瞬发引信己有制造,杀伤力也大了。
-
成本降低。由于工厂管理改善,工资实行按件计工,克服很多浪费现象,这要归功于企业制度。生产成本一般的降低了,这不仅是兵工上的大事,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事。大家比赛来做,也把工厂当作了自己的工厂,所以做好了。
-
原料工业建设增强。关内有了建设计划,如煤、铁、铜等的开采,
恢复了熔铁炉,对今后成本降低也是成绩。去年开会时灰生铁还搞不出来。原料从无到有,成本变低都是成绩。明年把东北、华北到扬子江的交通搞通, 配合起来,成本就会更低。
-
大批组织了民间军工工业生产。如生产炮弹毛坯,阳泉民间做的手榴弹也很好,而且要多少有多少。“手榴弹打胜仗”是做到了,敌人就怕它。可大量发动群众替我们做,甚至做炮弹零件,不但可以降低成本,并已可以正确地扶持民间工业。民间工业应该好好搞,使其向上发展。
-
有计划地培养了干部、训练了工人。我们的工业就是那么一点,军工还不够用,全国工业怎么办?外边虽还有很多工人、工程师,但眼光放大
① 这是朱德在全军军工军械会议上所作的一九四八年军工工作总结。
点看那才有多少?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国家,四万万多人,至少还不得有一万万五千万产业工人吗?一定要办训练班教育外面工人,政治提到第一位, 然后再搞技术组织等。
- 工厂领导管理大部分实行了厂长负责制、生产唯一的总方针。工资制度刺激了生产,党与职工工作有了改进。工会与党和厂长的关系,经过去年讨论得到改进,工人自动爱惜机器,节省材料,然后再讲福利。办好这一套再去领导平、津老工厂也可以,将来进城,领导也还是我们这些人,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无干部。列宁说:没有人只好出高价请。另外就是我们努力学习,可以节省无产阶级的钱。
成绩提了以上七项,确实比游击战争时期进步多了,比城市虽还不如, 但我们也有很多创造。尽管机械、技术没有人家好,只要不背包袱,人人都能进步。
二、必须克服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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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军工会议的各项决议,有的地区到今年十月底还没有传达讨论。因为三查三整[
7] 停顿了生产,三查对军队、对党有很大好处,但对工厂那一整就整坏了。工厂里有多少地主、资本家?即便有,做工不就好吗! 有些工厂还是老一套的军队式管理,对军委决定的计划不能及时完成,不及时供应,工资不及时发给,把炮弹厂改为铁道厂。别的地方经费可以拖,但工厂的经费拖不得,一拖就开不成工。这次打靶试验,炮弹射程不够标准, 规格还不一致,包装还不完善,引信发射药爆炸不好,这都应有则改之。
-
工厂企业化,成本核算制还未严格执行,半成品、成品浪费现象还很严重。仓库爆炸问题心须要时时刻刻注意。去年我们对企业化认识还不够,
今年讨论一下,企业化了,可一化就成了各自独立资本主义式的,这已经批评过。利润是要正常的利润,不是高价居奇。社会主义企业化就是国家给你成本经费,你交成品,当然有一定的利润。另外一种是以厂养厂,这恐怕是不行的,现在不就是政府贴吗?我们的铁路一化就想一下子赚够本,结果运费高没人运,还不是赔。所以是要有计划、有组织的企业化。有的看样子是企业化,其实是无政府的、自由的。能不要企业化吗?不能。一定要办得更好,资本主义的办法要采取,但更要精密,要由我们的发展把一切工业部带起来,照顾自己也照顾国家,这就是社会主义了。对浪费更要想办法克服, 精密计算。浪费对什么都不利,特别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仓库爆炸,军械部门应负重要责任。军械部门的同志要懂得一切械弹性能,应提高技术,能预知预防,一切要节省,要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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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问题,平均倾向较重,影响职工生产积极性。工资是大问题,
一下解决不了。过去供应上犯了平均的毛病,只看到生产方面,有时不照顾工人生活,多做工,这都是没有无产阶级立场。只有无产阶级能多给人东西, 给工人工资还不是拿无产阶级的给无产阶级。现在有的工人挨饿,这可叫作义务劳动,但总要使他们吃饱才能做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就好办事,还是去年说的两个办法:提高生产,改善福利。说虽说了,做的可还不够。国民党那里工人福利有一点,可不多。我们给工人的福利将来一定多,现在也不少,如医疗所不花钱可看病,生孩子有生孩子的费用,孩子上学有学校,还要办合作社,薪水虽少,但实际问题可解决了。将来私人工厂的工资也可能比我们高些,但工人还是不愿到那个厂子去。不要看别人加工资我们也加, 我们要解决工人实际问题。但在某种条件下,对于觉悟低的技术工人,如果
必需,也可出高价工资。
- 军委后勤部也有缺点,也检讨了。年初中央工委关于兵工会议几个问题的决议没有很好贯彻,帮助各区解决困难不够,对各地情况了解也不够,
以致各区报告不多、不经常。
根据以上的检讨,优点很多,缺点也不少。共产党把事办好是应该的, 办坏要受处罚,不好不坏要向好的方面发展。
三、今后的任务
战局胜利发展,再有一年可以打垮蒋介石,要过江。南方与北方气候不同,多雨、潮湿、多山,要求弹药的质量更高。为满足今后战争需要和完成国防需要,战争结束了就要注意国防工业建设。今后的工作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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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完成明年生产计划。根据现有的基础,任务是艰巨的,能生产的要多生产(海边上华东和东北的海岸炮要经常设立),要减低成本,增加生产。对已规定的任务希望完成,这是打倒蒋介石的有力保证。为此,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更要注意这方面工作,加强领导。有防备,帝国主义就不敢欺负,这就叫武装和平。一切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部门要努力帮助。军工部门要动员起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注意发挥新接收工厂的潜力,更要注意使新收复城市的机械工业与农村配合起来,转到和平工业要由现在开始,与合作社民间工业配合发展起来。
-
保证更高的产品质量。质量好,是军工生产的第一个要求,质量不好直接影响战斗,岂止是浪费!质量好,要求射程远,爆炸力大,防潮好。今后生产任务要在质量好的基础上完成,各地要严格防止只顾数量的完成。质量要好,规格标准要一致。我们的技术虽然不高,但我们有一个特点,不保守,技术互相交流,这是共产党的特色,应该广为宣传。老工人好好教徒弟,徒弟努力学习,没有这个本事休想建成社会主义。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统一规格。特别要注意南方的特殊条件,炮弹信管碰着雨天打不成,这是军械部门的责任,装箱要特别坚固。由于军工技术水平不高,更要互相学习,
交流经验,学习毛主席的甘作小学生的精神。去年开会,技术经验的交流取得很好成绩,今年有东北的新同志参加更可以好好研究。
-
坚决执行第一次军工会议的决议。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年初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切合军工生产实际的,要严格执行。执行生产唯一的体制,
确定生产唯一的原则,在思想上说服教育全体同志,克服一切怀疑与动摇。去年主要是有些做政治工作的同志思想不通,觉得他就是党。其实组织起无产阶级就是党的工作任务,再说厂长的政治修养不见得比你的低,为什么非你不成呢?新接收的工厂就要有政治工作,组织起工人就有基础。不要犯经验主义,应坚决建立厂长负责制。在求得更大的生产发展下,建立统一的集中领导,反对以民主为借口,妨碍对工厂领导的集中,影响生产指挥。
工厂中党和工会工作除个别外,大部执行了上次决定的任务。山东某煤矿工会替工人解决了理发、穿棉衣等问题,取得工人信任,很好。除办工人福利外,生产竞赛也是工会很重要的任务。整个党和工会工作都还须努力, 工会是我们的,要进一步提高。党与工会工作组织好,厂长和政治人员的工作都可做好,党、工会、厂长是三位一体的。在还没有执行第一次决议的地区,应取消军队的一套,争取在本年内组成工会,公开党员、党的组织。工会应多方设法进行福利事业,现已规定全部工资的百分之二点五办福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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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国军工生产的统一领导,一年来已建立一个基础,但由于组织机构不健全,未能做好,今后要健全后勤组织机构。统一领导有些困难,只能做到原则上的统一。现在分配调度己统一起来,更要健全报告制度,今后各军工部门要按期写报告。中央,毛主席对报告抓得很紧,有报告就好了解各地的军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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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学的工厂管理。工厂中要建立企业制,企业制是有效的管理办法。我们企业制也有些成绩,成本低了,浪费减少了。今后更要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做,以求今后半年中实行企业化管理,并做到生产专门化,以便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现在各厂还有成品、半成品、材料等浪费,
这是合理化安排不够。东北的猪要剥皮制革,鸡鸭毛也有用,我们还没有这种科学经营,须要学习。企业化可不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方向去。推行企业化要加强纪律性、集中性,工资要合理,反对平均主义,防止各自为政。
-
工厂建设要本着第一次决议的方针进行。我们已有了相当的生产力,又要接收大城市的工厂,但不要只顾新的把旧的丢掉。将来兵工建设还是在山上。新的领导上来要掌握现实情况,一点家务都要整理起来。山上的兵工厂将成为国防工业。要注意接收城市中的弹药武器,恢复城市生产,支援前线。
-
根据今年的实践证明,兵工带动民营工业是有成绩的,要大大地发展合作社。训练工人,培养干部,一定要做到。办大学不如办训练班实际。军工事业的历史悠久,干部工人应大胆提拔。各地区办训练班、学校,提高干部的技术和文化。我们在山上这样久,进城后,我们的长处应向前发展,
但不应自满,自满就糟了。资本主义的技术我们要百分之百地用,但办法则不一定,一切好的都要接受。对自己要发展好的否定不好的,批判地吸收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这些人理论不够,技术不高,但我们的党就有这么多的好东西,丢了就不成。我们要时时刻刻向前进,办学校、办训练班,创造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旧社会。
我们中国的生产己有一定的发展,须要统一计划、调度,统一领导。东北的铁比小米还便宜,但与华东换就一吨棉花换一吨铁。统一是不是还等到政府成立后再搞?财政经济是不是可统一?这些问题都须要好好的解决。
注 释
[ 1]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华北“剿匪”总司令。截止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底,人民解放军在平津战役中已攻克新保安、张家口等敌军据点, 歼灭了傅部第十一兵团兵团部和第十六、第三十五、第一○四、第一○五军等部十四个师,并包围了北平(今北京)、天津的守敌。
[ 2] 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自一九四八年十月起,阎部已被人民解放军华北第一兵团包围于太原城中。
[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 4] 中原之敌指国民党政府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所属部队。当时敌第七、第十二、第十六兵团已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第二、第十三兵团被包围于河南永城陈官庄和安徽萧县青龙集、李石林等地区,
行将就歼。
[5] 去年军工会议指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二十
一日至次年一月十二日在河北建屏县(今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
华
北各解放区军工交通会议。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和大别山等
地
区的军工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刘少奇、朱德主持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华北解放区兵工会议关于几个问题的结论》,就兵工建设
方针
以及兵工厂的领导、管理、工会工作、党的建设、技术原则和华北解放
区
军火工业的统一领导组织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 6] 供给制是革会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对党政机关扣群众团体的工
作人员以及军队的指战员,按照大体平均的原则,直接供给最基本生活资料的一种分配制度。
[ 7] 三查三整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有计划地建设统一集中的后勤体系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后勤工作的作用
后勤工作在小游击队时代有小游击队时代的作用,现在有现在的作用, 而且现在的作用扩大了。美国打仗,前方一人后方勤务要七人做,它的作用就等于前方的作用。我们现在还不是那样。
现在的战争是现代化的战争,现代化的战争离开后勤工作去打仗是不可能胜利的,要靠补充得很充足,有计划的运输。因此,就要把后勤的一切工作准备好。准备好了还不行,还要把战争所需要的各种物资按时送到前方, 并且还要够用。所以后勤工作能做得很好,我们就一定能打胜仗,不然就堵不住敌人的进攻。德国发动侵略战争,苏联开始也是堵不住,就是这个道理。德国比苏联准备得早一些,它的和平工业者早就转到军事工业方面来了。对旁的国家打仗,也是如此,运输、补充各种战争物资都有计划,把全部的力量放在这方面。所以德国打了波兰打法国,又打南斯拉夫[1],这几个国家没有怎样打就降服了,的确堵不住。不用说旁的人堵不住,就这次我们东北的军队进来,傅作义[2]也堵不住。几百门大炮向一个地方打,怎么能堵得住呢? 苏联在德国进攻开始时,虽然有多年的准备,以及后来十八个月的准备,但都不够,所以有一个退却的时期[3]。这个退却的时期就是准备新的后勤,新的反攻,后来准备好了,就来一个反攻。德国有几百万人的队伍在前方,一方面后勤支持不上,另一方面兵力一天天减少,所以苏联就把他打败了,他撤也撤不掉。苏联的后勤支持得很好,德国的后勤支持不上,撑不住,所以以后就再没有大的力量集中很多队伍来了。
我们说苏联的胜利是一个什么胜利呢?就是后勤准备得好,准备了几十万门炮,有大的,有小的,有打远的,有打近的。不管你远也好,近也好, 见方的炮阵地摆上几十门炮,总是发射,前后左右地打,人也打垮了,地方也打烂了,打了这一线,再打那一线,突破一个又一个防线,迂回包围。这个胜利,就是靠后勤、兵工、运输搞得好。苏联那样的运输,连牲口、大车, 骆驼都用上了,他用人就少一些,用人拾就很少。
美国的后勤也办得好,它主要由飞机、海船来运输,后勤办得好是它的特长。美国有那样好的运输,美国兵在莱茵河还是打败仗[4]。他进攻德国的兵也不少,有一百多万,一打就被打垮了。他就叫得不得了,要造炮弹,要造大炮。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大炮、炮弹也不多,再就是送不及,所以打败仗。
我们中国现在作战考虑不考虑后勤保障问题?也考虑。如果我们没有那样多的人搞后勤,我们就没有饭吃。我们就靠那样多的人支前。敌人就靠飞机送。靠飞机送,他们也不一定完全收到,有时倒被我们收着了。他那样的支前也不行,新式的装备也好,现代化的装备也好,拿在国民党手里就打败仗,拿在旁人手里就打胜仗。为什么呢?他的条件也不坏呀!就是因为他用火车没有铁路,用飞机没有那样多飞机场,用汽车公路很少。所以现代化战争,就必须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他没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所以就用不上。
① 这是朱德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开幕时讲话的第二、三、四个问题。
这个条件他没有估计够。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是游击队,枪炮不多,都是破烂家伙,说“你们还能打仗?”又看我们没有工厂。他们不晓得我们会造炮弹,会造炸药。他们不晓得,我们就得了便宜,打到他们头上,他们还不知道,就说是从苏联拿来的,但又找不到证据,当然最后他们也知道了。
新形剪下的后勤工作任务
现在的战争不但要勇敢,而且必须要有技术,勇敢加技术就等于很好的战术(技术就是很好地使用现有的枪炮、炸药、手榴弹等)。有了好的战术, 战争一定胜利。怎样才能用物资保障战争的胜利呢?
首先是明确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思想。这个口号在革命战争中很早就提出来了,而且也做到了。
其次是群众观念,群众路线。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如果没有群众的拥护,也做不到。如造手榴弹,我们发动群众自动地去造,那我们的手榴弹就无穷了,要多少就有多少,比兵工厂造的还多。但我们要节省群众的力量, 不要把群众的力量用尽了。比如前几次山东与太行的支前就有一个毛病,军队里生怕来不了那么多夫子,就多要几个;后方怕跑了,也就多准备几个, 结果夫子比兵还多。他们忘记了夫子要不要吃饭?兵多了,夫子多了,要不要走路?不从害处来看,要多了就是浪费。这怪准呢?要怪参谋长。后勤司令没有这个资格,人家要多少,就给多少,给少了就是违反命令。参谋长不应该要那么多,以后再要那么多,应该受处罚。如果必须要那么多,不但前方要知道,后方也要知道,前后方都知道了,就可以节省。过去只有参谋长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今后在这方面要走群众路线,保持群众的力量,少要几个,留在后方生产也有好处。
在新形势下要将以下的事做好:
(一)保障军需生产的组织与管理。东北搞了一个军需部,将来有可能扩大成全国的。军需里面要有工厂的全套设备,如制革厂,可以制鞍子、制皮带,制皮鞋等,一方面供给军队的需要,另方面可以给群众做,那就要管理好。你们看日本兵的靴于,在十七八年前就做好了,黄呢子外套在二十几年以前就做好了。这一点说明日本军阀的厉害,老早就存在那里,用的时候不缺乏。军需工业要与民营的轻工业联系起来,并把它很好地管理起来。
(二)军需品的保管。仓库工作要做好,建立仓库保管制度。不要像过去那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又让它烂了,特别像炸药要把它保管好。这是正规化中间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三)运输工作。水路、铁路、轮船、火车、木船、汽车、马车甚至人力车,这些都要有组织、有训练地搞好。平汉路、津浦路[5] 是两条最重要的战略铁路,我们要很好地把它修起来,管理起来,利用起来。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条很好的运河。过去北平到浙江可以通航,近几年不通了,将来恐怕花费不了多少钱,还是可以把它修通的。把运河修通了,将来在民运方面会起很大作用,水运比陆运便宜得多。人力,上面说了,要善于使用群众的力量,节省群众的力量。就是说需要用的时候才用,不要浪费。汽车、铁道、船舶等都要很好地组织与管理。在外国这些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都是军事管理,一打仗,不管是公家的、私人的,都由后勤部很好地把它管理起来。运输管理好了,整个都有组织、有计划地去做,损失就很小了。掌握了这些,那末,前送(送枪、炮弹、炸弹、人员、粮食)后送(送俘虏兵、缴获的枪弹、伤兵)的问题就可以搞得好,就不会空车去,空车回。这样就
可以节省很多运输力。这是后勤的科学。
关于地方支前工作,有很大的效力。这个办法对内线作战是可以的,对外线作战就不行了。但是,将来到南方,我们还是靠这些,发动群众,让地方上做这个工作,可能比较困难些。怎么办呢?可以用铁路,用汽车、马车来填补。
(四)军需品的分配及标准要准确计算。比如山东部队,每个士兵都穿着一件像长袍子一样的军衣,看起来不精神,又不好做事,如果做短一点, 可以节约很多布。我们看日本兵的衣服很短,穿起来很精神,又节省,一套衣服起码可以省几尺布。他们很会打算盘,我们就不会打这个算盘。美国人更会节省,他们的衣服更短,都是把上衣扎在裤子里,这样他们一套衣服可以节省很多。现在我们照美国人那样做行不通,战士们不高兴,政治影响也不好。不过,我们应该打这个算盘,可以把衣服做得短一 点。假如一套衣服可以节约二尺布,那末,几百万人的衣服可以节省多少尺?如果这个办法在军队实行起来,老百姓再跟着学,那末,四万万人可以节省很多很多。社会主义就是要打这个算盘,不要以为将来社会主义就可以浪费。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成一个样子,大家照着做,又省工、又省料、又好看、又结实、又合穿。
(五)军需品的使用与节约、爱护、收旧等,这一套不能不学习白军。世界上恐怕都是一样,就是苏联也是这样,发新的一定要交旧的,那怕很破烂的也要交回来。一定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同时要注意节约。如只图节约不坚牢也不行,应该是又节约又坚牢。关于收旧问题,我与华北做财经工作的同志谈过,但他们是打短算盘的。他们说,反正每年要发两套衣服(一套棉衣、一套单衣),用坏布做就可以。我说,用日本兵的办法好,他们的衣服都是好布做的,很长时间都穿不烂,就是穿烂了补一个疤还可以穿。我们一定要学习日本兵这一点,一个战争期间只穿一套衣服这多好,免得送来送去。我们一定要打大算盘,不要打华北这个短算盘。这是游击主义的办法,不是正规化。这次东北同志拿来很多、很好、很漂亮的呢子。可是有人却说:你们呢子厂不要发展扩大了,将来社会主义不穿呢子衣服了。这是错误的看法。将来社会主义统统穿呢子,还是统统穿布?如果统统穿布哪个还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统统穿呢子,穿起来又漂亮又坚实,又不要经常洗,十几年穿不烂一套,你说多节约。我们中国将来到社会主义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有毛、有工厂。听说呢子比布贵不了好多,过去我们延安织的呢子价钱比布还便宜,可质量不大好,也没有人穿。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只讲经济,不讲科学,没有科学地去搞。我们出毛的地方很多,将来可以把毛统统织成呢子, 工人、老百姓、国防军都可以穿呢子。爱护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最重要的问题。爱护人力问题上边说过,不需要那么多,就不要用那么多,该节省的就节省。
统一集中问题
(一)大规模战争,要求逐渐统一集中,消除过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地域观念。现在地区大了,有西北、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将来还有新地区。不仅这些地区要统一集中,而且全国财政经济,人力、物力都要统一集中,这样生产才能有出路。要统一集中才能建设新的国家。如果各自为政, 各人做各人的计划,各人做各人的事情,那就不行,那就会有很大损失。特别是军工、军需更应集中。在这个会上如能解决就解决,现在做不到的希望
同志们将来慢慢做到。将来中央政府成立了,财政经济一定要统一。
(二)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大规模的后勤体系。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补给区。军委后勤部的样样工作都要建立起来,要能指挥下层。每个地区的军区。野战军都要跟这一整个体系联系起来。补给区可以前送后送,并且可以在那个地区制造一些东西。
(三)一切标准制度、装配样式、工作布置等,都要有统一的规章,才合乎要求。现在,我们军委制作了一面旗子,服装、营帐也制作了,番号也编了。明年休整一下,把这些事搞一下,就焕然一新了,这是很需要的。帽子规定为工人帽,这样的帽子又简便,又好看,将来工人、老百姓、军队都可以戴这样的帽子。
(四)要计划生产。不仅要组织军工生产、军需生产,而且还要组织农业生产,组织各种工业生产。这种生产是替国家生产,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多建立一个工厂,也是多一个社会主义的工厂。我们有这样一大批人,并且是很有知识的。如果对国家建设不负责任,你说这对得起国家对不起?是对不起国家的。我们抽空子搞一点,做到做不到呢?可以做到。同时赚了钱还可以改善一点生活,搞好了又能替国家多建设一点。我们现在不怕他们犯法, 还是叫他们去做。如果他要犯法,还要照法律办。
另外,我们还应开办农场。同志们要知道,明年战争一结束,复员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有几百万军队,国民党的残余军队和伤兵恐怕也有百八十万人,这些人怎么办呢?有些干部老了,又怎么办呢?我们应当想个办法,可以办集体农场,拖拉机那么好,可以想办法利用它。这样,人既能容得下,又可以养活,并且社会主义也建设了。有些不能组织农场的怎么办? 还可以组织小型手工业合作社,以配合大工业生产。要知道,在社会主义时期,许多手工业依然不能取消,因为有很多东西,大机器是生产不了的,必须有小手工业生产配合。那些不能进农场的,就可以进行手工业生产。这样把他们好好组织起来,使每个人都各得其所,这才叫复员。就是有人讨老婆, 政府也要负点责任,到复员时,有家可旧的,问题可以解决。无家可归的呢? 也要养活他,并且要他做一些事情。明年这个任务,我们都应看到。
我今天的讲话,同志们好好讨论,我没有讲到的,你们可以补充补充。这是有历史性的,可以说在历史上也是光荣的一页。
注 释
[1]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至十月六日最终击败波军,结束战斗。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德军向法国发动全面进攻,迅速击败了法军和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军队,迫使法国于六月二十二日停战求和。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德军向南斯拉夫发动突然袭击,十七日迫使南军投降。在这几次战役中,德国凭借其通过多年战争准备而获得的空军和装甲部队方面的优势,实行所谓“闪电战”,迅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 2]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华北“剿匪”总司令。
[ 3] 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战争爆发之前,苏联政府为避免单独对德作战和争取战争准备时间,于八月二十三日同德国订立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期德国撕毁条约, 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在争取到的这二十二个月的时间内,苏联为备战做了大量工作,但在敌人优势兵力的突然袭击下,苏军在战争初期仍一度严重失利。
[4] 这里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阿登战役。一九四四年六月,美、英等国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迅速解放了法国的大部分领土。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德军利用盟军进展过快、后勤供应线拉长的机会,在莱茵河以西的阿登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势,突破了防守薄弱的美军战线,对盟军形成重大威胁。战役延续到次年一月十六日结束,盟军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粉碎了德军的这次反扑。
[ 5]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津浦路指天津到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国内形势和南下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①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 一、国内形势
现在国内形势比任何时候都要好。你们肃清了东北的全部敌人,配合了
第一、二、三野战军及华北野战军作战,解放了北平、天津。敌人的主力已被我先后消灭。现在敌人所余下的仅是残余的军事力量了,总共约二百万人左右,其中战斗部队不过一百四十万人,而且派系庞杂,各自为政,已无强大的抵抗力量,战斗意志极为低落。因此国民党政府要找我们和谈[1], 企图借和谈拖延时间,重整力量,部署江防,负隅顽抗。我们不要被敌人欺骗, 我们要积极准备迅速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
今后解决敌人的办法,大体上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天津方式[2]——对不投降而顽抗的敌人坚决消灭。全军要随时准备采取此种方式解决敌人。
第二种,北平方式[3] ——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很有可能的。
第三种,绥远方式[4] ——在边远地区及无关重要地区,可以暂时保留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以待日后改编。
和谈如果破裂,我军将有二百万以上大军渡江南下作战,你们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负有解放全中国的光荣任务。我军南下作战,有有利与不利两方面的条件。
(一)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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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兵力强大,士气旺盛;敌人力量弱小,且士气沮丧,又不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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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已伸延到长江边,有二万万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援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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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广大群众渴望我们去解放他们,只要我们在政策上不犯错误,群众是拥护我们的,而且他们有过大革命及土地革命运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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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江南游击部队的配合(现在江南共有五万余游击部队)。
(二)不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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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因要深入敌区,远离后方,运输供应比以前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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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多山、河、水田、湖泊,北方部队一般缺乏在此种地形上作战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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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绝大部分是北方人,要去南方作战,不大适应南方的生活习惯,
而且容易患疟疾、中暑、脚气、疥疮等疾病。此外还会产生留恋家乡、保命偏安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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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因不断胜利,部队中可能有部分人存在骄气,轻视敌人,可是敌人虽弱,还是要作最后挣扎的。
以上这些,必须在干部和战士中作深入的动员解释,不要只强调有利的一面而不讲不利的一面。只有公开地、详尽地说明各种有利和不利的条件, 使全军自觉地积极想办法去克服困难,才能完成中央军委所给予你们的任务。
① 这是朱德在北平对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所作的报告的提纲。
二、南下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政策与纪律问题。1,执行党规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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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政策。这是有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重要问题。我们是要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但在新解放区不要性急,先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减租减息[5],
等我军站稳脚跟,群众觉悟提高,有了组织,再来彻底分地。至于对地富,也要同农民一样分给他们一份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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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工商业政策。今后渡江先占领城市,再占乡村。过去在执行城市工商业政策中,犯过不少错误,后来予以纠正,最近有很大进步。全中国很快就要解放,城市都要归我们管理,所以不应打烂,不要破坏,这样建设就会快一些。今后占领一个城市,一定要先把城市的工商业好好保护起来,
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我们占领城市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和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步战胜这些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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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政策。我们要扩大反美反蒋的统一战线,争取大多数,孤立少数反动死硬派,但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立场。中央已有规定,除四大家族[6]为首的官僚资本家外,其他资本家的财产一律不没收,并允许他们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这样,统一战线就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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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知识分子政策。教育、争取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为人民服务,
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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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不许乱打乱杀。我们实行土改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封建势力,不是从肉体上去消灭地主分子。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分子也要按法律手续惩办,不要乱打乱杀。这在新解放区尤其重要。
- 严格遵守纪律。
要正确地执行政策,就要严格遵守纪律,要靠纪律来保证政策的执行。第一,群众纪律。在执行这一纪律方面有很多好的例子,出现了不少的模范班、模范连、模范团或师,他们不侵犯群众利益,做到“三不走”、“四不进”,进出宣传,实行“房院包工制”,并发展到访贫问苦、军民联合诉苦等。第二,经济纪律。不抢战利品,一切缴获归公,不搜俘虏腰包。第三, 指挥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完成任务。
在执行纪律中,还有不少缺点,特别是在遵守群众纪律、缴获归公等问题上缺点较多;另外也有不听命令、擅自撤退的。今后应该克服这种现象。
政策、纪律执行得好,胜利就来得快。我们要会打仗,又要会执行政策, 遵守纪律。这样才能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才能获得全国的胜利。
- 如何保证政策、纪律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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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干部、战士的政策和纪律教育。应当讲明为什么要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提高阶级觉悟,发动群众自觉执行和遵守,相互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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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干部起模范作用,并严格管理、检查。过去不少干部破坏政策、纪律,有的甚至带头破坏政策、纪律,那怎么谈得到严加管理、检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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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追究责任,赏罚严明。今后对违反政策、纪律的问题,必须认真追究,给予批评或处分;对执行政策、纪律好的同志或单位,必须表扬或奖励。
(二)工作队问题。
人民解放军是个战斗队,又是个工作队。为什么它又是个工作队呢? 当然,在现在和将来一定历史时期内(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期内),
人民解放军无疑是个战斗队。但今后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及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多了,随着战斗的逐渐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要增加了。
我们要解放的地区还很大,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三,干部不够用,当前虽然准备了五万三千人,可是还远远不够分配。所以必须准备将二百万以上南下的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开展了,你们南下的任务就能完成。二百万以上的野战军是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同志们要教育部属不仅要做一个好的战斗队员,而且还要做一个好的工作队员。要教育全体南下的同志,除完成战斗任务外,还要好好学做工作队的工作,如学做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及接收工作等。
(三)军事民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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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民主是实现领导的重要方法。正确运用军事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可以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我友关系,促进团结;可以发挥群众高度的积极性及创造性;可以克服各种困难,提高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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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民主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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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部队在练兵中,在战前、战后普遍地召开“诸葛亮会”、“想办法会”、“评伤亡会”、“评技术会”,特别是实行新式整军[7]
以来, 广泛地开展了“查整”、“诉苦”、“评比”等群众性的活动,使得全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现在,官兵关系比以前好,指挥员认为兵好带了, 战士认为干部作风比以前好了,同时军民关系、我友关系也大大地改善了。这种军事民主必须继续大加发扬,并将已有的丰富经验总结起来,以便更好地运用和推广。
(四)学习问题。
学习应由两方面进行。
一是在实际斗争中学习,这种学习是很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如大家就是在战场上,工作中学会本领的。这是很实际的、很好的学习,但必须提高。大家要把实际斗争的经验总结起来,提高一步,使之条理化。
二是理论学习,这种学习和实际中学习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干部在理论学习方面是很不够的。如果我们下注意或没有理论学习,那末我们的行动就会变成盲目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8],这是列宁的名言。理论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如果不掌握理论就会迷失方向。由此可见,不学习理论是很危险的。今后大家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这样,才能有效地完成革命所给予的光荣任务。
最后,我希望同志们将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丰富的战争经验收集和整理起来,作为我军今后的新的教程,愿大家共同努力完成这一任务。
注 释
[1] 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遭到严重失败,其精锐主力部队丧失殆尽。为争取时间重整军备,实现“划江而治” 的目的,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元旦的《新年文告》中表示愿就恢复和平问题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出面求和。同年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
代表团到达北平(今北京),开始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因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最后破裂。
[ 2]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在先后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之敌,为进一步孤立北平(今北京)之敌,东北野战军部队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向拒绝投降的天津守敌发起攻。战至十五日,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俘敌天津警备司令兼防守司令陈长捷,解放天津。毛泽东将这种军事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称之为“天津方式”。
[ 3]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北平(今北京) 国民党守军二十五万人完全陷入了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下,国民党政府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接受了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于一月二十一日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次日,国民党守军开始撤出城外,听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三十一日, 北平宣告解放。毛泽东称这种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为“北平方式”。
-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后,驻守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的傅作义系国民党军队受到极大震动。为争取该部起义,中共中央决定对其采取暂维现状、加强工作、等待觉悟的方针,并通过傅作义推动绥远军政当局与华北人民政府就划界停战、恢复交通和商业贸易等问题进行谈判。同年六月八日,双方正式签订《绥远和平协议》。九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部起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将这种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针和办法称之为“绥远方式”。
[ 5] 减租减息原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地租一般地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一般为分半利息, 即年利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无偿没收一般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的政策,但在新解放区则采取先行减租减息、逐步实现土地改革的办法。
[ 6] 四大家族即国民党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大官僚买办家族。
[ 7] 新式整军指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军运动。主要内容是:全军指战员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进行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阶级教育,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 8] 见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 页)。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①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
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1]。 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 2] 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3] 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
切权力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4]。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河处, 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
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
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注 释
[ 1]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内战遭到失败的形势下,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和平谈判。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同意谈判。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淡判代表团到达北平(今北京),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四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四月二十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
[ 2] 李宗仁,国民党桂系首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
[ 3] 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求和之后,中共中央毛译东主席于一九四九
① 这个命令是由毛泽东起草,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
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这八项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见;(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偏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四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经过淡判,以八项条件为基础,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全文共八条二十四
[ 4]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以后,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这个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于一九四九年四同二十日夜起,至二十一日, 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分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 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又分路向南挺进,于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南昌,五月二十七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七月,开始进军福建。八月十七日解放福州,十月十七日解放厦门。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于五月十四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五月十六、十七两日,解放华中的重镇武昌、汉阳和汉口。接着,又南下湖南。国民党政府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于八月四日宣布起义,湖南省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在九、十月间进行衡(阳)宝(庆)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白崇禧(华中军政长官)的主力以后,又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配合下向广东、广西进军。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桂林,十二月四日解放南宁。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的同时,聂荣臻、徐向前等领导的华北各兵团,四月二十四日攻克太原。彭德怀、贺龙等领导的第一野战军,在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之后,同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继续向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进军, 八月二十六日攻克兰州,九月五日解放西宁,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全部歼灭了国民党军马步芳(西北军政长官兼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鸿逵(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宁夏省政府三席)部。九月下旬,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宣布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的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于十一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目民党政府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宣布起义,云南、西康(指令四川西部地区) 两省和平解放。一二月下旬,进入西南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成都战役,全部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部,二十七日解放成都。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①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宣布我们一致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1]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2]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3]。中国人民解放军愿意坚决服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并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完全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唯一宗旨。二十二年来,全国人民已经认识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全国人民和我们合作,因此就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并且正在消灭最后的残敌,完成解放和统一全中国的伟大事业。共同纲领要求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领土,包括台湾、澎湖、海南岛和西藏在内。我今天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坚决地这样去做。
共同纲领要求人民解放军和一切人民武装力量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我今天向大家保证: 我们一定忠实地这样去做。共同纲领要求建立统一的人民军队,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共同纲领又要求人民军队应当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继续加强,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建设空军和海军,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我今天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坚决地这样做,一定要建立一支统一
的、现代化的、政治上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充分有效地保卫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毛泽东主席告诉我们:我们的军队是我们人民民主国家对付内外反动阴谋复辟的最重要的武器。对于国内来说,我们的军队决不允许任何反革命分子继续破坏捣乱,危害人民利益。对于国外来说,我们的军队决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者侵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寸土地。我恳切地希望人民政协的全体代表,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全国一切爱国人民,能够继续援助人民解放军执行上面所说的各项任务。我坚决地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之下,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一切人民武装力量,一定能够实现人民政协的一切愿望,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命
令。
注 释
[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居全体会议上通过。该法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式等问题作出了规定,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旨在经过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实行新民主主义,以建立及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
① 这是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原载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该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政治体制和政权机构等作出了规定,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共同纲领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确定了当时我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指南。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①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同志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今天和全体人民在一起,共同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 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
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
追歼白崇禧部不得进入越境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十九时)
赓[1] 四日午电悉。同意歼灭白匪[2]于钦县附近的部署,要
注意消灭日匪于我国境内,不使逃入越境是最有利的。如敌一部逃至越南境内时,我军应停止在边境以内,不得进入越境。
注 释
-
赓指陈赓。
-
白匪指白崇禧,国民党桂系首领。原任国民党政府华中军政长 官,
当时率部逃至广西南部地区。
① 这是朱德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副司令兼参谋长郭天民,并告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的电报。
办防空学校要作长期打算①
(一九五○年一月十一日)
来信收到,“防空”二字已写好随信寄你们。你们的防空学校很有成绩, 第一期已毕业,第二期也很快毕业。毕业后再办一个正规的一年的防空班培养将来的高射炮的干部,这个计划已经决定。望你们在原有校址,教员、管理人员早作预备,学生到后能继续第二期开学,不要耽误了时间。
你们学校应谢谢苏联同志帮助你们,你们应向苏联同志学习,无论教员、学生部应向他们学习。你们的责任不仅办高射炮班,并且要办重炮兵学校, 山野炮学校及其他炮兵训练班。你们要长期打算,要从各种炮训练打算,将来也要请苏联同志帮助,更希望你们自己努力学习,造成许多炮兵专科教员, 望努力。祝你们健康,祝苏联同志们健康。
① 这是朱德给防空学校校长贾陶、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吕清及江洪、伊阳的复信。
加强军兵种建设的建议①
(一九五○年一月十五日)
毛主席:
粟裕[1]同志。洪学智[2] 同志均来京报告情形,要求有飞机、海军帮助, 才有把握登陆,如现无准备,时期要长些。顺风登陆时期,已赶不及,也无把握。我们讨论结果,还是要求苏联帮助我们建设空军、海军的初步完成, 以作收复四岛[3]之保证,具体计划由专家及亚楼[4] 面报告。
西藏问题[5],照你的指示,各方均在进行,军事上作战困难不大,接济补给困难很多,政治工作及群运更比军事上困难些。新疆、青海、云南、西康[6] 与西藏接界广大的地方,过去均无群运,与西藏内的民族风俗习惯、人种大致相同。此次进军,各边界地区,应同时进军一部分,把各该地区组织起来,接近入藏主力军,与主力配合。这些广大地区,需要工作人员及军队更多,特别是需要骑兵去开发那些地区。西藏收复后,即可连成一片,以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巩固,才有保证,同时交通也需要航空线及汽车线。
今年军费有很大的困难,人员己超过五百七十万人,约六百万左右,作战预备费很大,因此,生产任务更加重要。我提议组织工兵约二三十万人, 与步兵用费差不多,住大城市,可修营
房、仓库及公家建筑,几个月即可学会粗工,参加一些工程师及少数熟练工人,即可能在一年内建筑一切。将来建筑国防工程,也一定要靠工兵, 也可作为大城市卫戍之用。顾问讲苏联重视这个兵种,平时占百分之十,战时占百分之十六,请你考虑示知。
铁道兵团[7] ,去年有大成绩,今年也请扩大,原有五个支队,均熟练, 它每一支队约七千多人。他们铁道部,也请求扩大到十个支队或更多一些, 以后作为铁道兵团待种兵之一,平时战时均可修铁道。西北、西南地区以后要修铁道的地方,应多设这些兵种。
以上两种兵,是军队生产中最有组织的兵种,是否可行,请你示知。祝你健康。
朱德
注 释
[ 1]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中共三野前线委员会书记。负责指挥解放舟山群岛的作战。 [ 2] 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别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十
五兵团副司令员兼专谋长。该兵团负责解放海南岛的作战。
[ 3] 四岛指国民党军盘踞的台湾、金门、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岛屿。一九五○年四月十六日,人民解放军第十五乓团主力乘坐木帆船强渡琼州 海峡,至五月一日,在琼崖纵队配合下解放了海南岛全岛。五月十三日,舟山国民党军队开始撤逃台湾,十九日第三野战军部队全部占领丹山群岛。同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解除了第三野战军解放台湾等岛屿的作战任务。
① 这是朱德给毛泽东的信。当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
[ 4] 亚楼即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 5] 这里所说的西藏问题,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底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为维护祖国统一、巩固国家边防, 中共中央一九五○年一月决定: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后兼西南军区)为主,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的配合下,准备向西藏进军。由于西藏地方政府迟迟不派代表与中央政府谈判,并在昌都部署军队,企图阴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等部于同年十月发起昌都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奠定了基础。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圆满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以》。根据协议的规定,人民解放军部队于同年十月进驻拉萨,至此,西藏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 6] 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所属昌都地区在一九五○年十月解放,随后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归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一九五五年三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同年十月,西康省正式撤销,辖区划归四川省。
[ 7]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成立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由原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改编组成。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 铁道兵建制。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①
(一九五○年三月十日)
我们今天已经掌握了政权,开始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来建设空军了。
我们建设空军,要完成怎样的任务呢?首先,要配合其他军种完成解放台湾、海南岛的任务[1],做到在一定的领海和领空上初步取得制空权。然后, 逐渐地在这个基础上建成一支完全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这支空军,要在我们所有的领海和领空上完全取得制空权,能够击退任何侵略者的进攻。空军里的每一个人员,都要清楚地了解这个任务,并想种种办法、尽一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相信,这个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当我们开始建设 军的时候, 我们的环境和条件十分恶劣,但我们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建成了一支有四百多万人的强大的陆军。现在我们建设空军,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都比开始建设陆军时好得多了。虽然目前我们的飞机还不多,人员也很少,并且还有其他的困难,但是我们有充分信心,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建成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
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的意义上, 技术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别的都好,就是技术不好,那也不能完
成任务。空军作战的胜负,有时往往是一分钟一秒钟的事情。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为敌人所打败。因此,所有的人员都应当学会技术。政治工作人员也要懂得技术,因为你要人家掌握技术,你自己首先要懂得技术。空军的干部大多数是从陆军调来的,起初谁也不懂技术,但不要紧,只要努力学,都可以学会的。不会的一定要努力学会,已经学会的要不断提高,做到精益求精。我们不但要学会使用和修理飞机,还要学会制造飞机。我们要努力研究科学,实实在在地把飞机工业搞好。三年五年之内, 我们要由外行变成内行,并且逐渐地做到要有发明和创造。这个要求并不高。你们政治工作人员要作保证。不仅要保证空军的成员忠实可靠、勇敢坚定, 还要保证他们学会技术,把政治和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
听说你们有些人不安心工作,这是不对的。过去局势未定,干部调来调去,思想易有波动。现在全国大局已定,大家的工作不会有好多变动了。所有的人员都要搞通思想,作长期打算,不要再有这样那样的幻想。你们这一行是很好的一行,很精的一行,大家要安下心来,好好干,精通专业,把事情办好。现在的问题不是干这一行有没有前途的问题,而是如何把技术掌握好的间题。我们要培养出大批的足够用的飞行员。这就要求大家好好地学, 专心地学,不要学几天就不干了。人民对我们空军抱着极大的希望,并花了不少钱,如果我们不好好去学,就对不住老百姓。这个道理必须和大家说清楚。如果大家都掌握了技术,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光荣任务,那自然就安心工作了。
不仅要使工作人员安心工作,同时要使学员也能安心学习。要不断改善学习的环境和条件,并保证做好每个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以建立和坚定他们的革命人生观,不怕自我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可以从组织上
① 这是朱德在空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保证给你们调好的人员来,但光靠这点还不够,还必须有思想上的保证,这就是你们每一个政治工作者的重大任务。
现在我们的队伍扩大了,学校也办起来了,增加了不少新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将来还要不断地增加。我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他们,爱护他们。虽然他们政治上、思想上都还比较幼稚,但他们热情,有朝气,对新鲜事物感觉锐敏,迫切要求进步,年轻有为,我们应当很好地重视这批新的力量。对于他们之中个别文化程度不高、技术不够熟练的人,要耐心地帮助他们进步。还有些人胆子小,怕打仗,这也不要紧。人的胆子是慢慢练大的,不是生来就大的。逐渐锻炼,等到技术高明了,胆子也就大起来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从国民党那里过来了大批的技术人员,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很好地去争取和改造他们。一般说来,凡是从国民党那里起义过来的人,总是有觉悟的。因为他们看不惯国民党的种种弊端, 或者是看到国民党快完蛋了,没有前途了,所以才到我们这里来。比如刘善本[2]等起义归来,经过学习,现在都积极工作,成了很优秀的同志。不但对过去来的要团结他们,对现在来的和以后来的同样地要团结他们。这是政治工作中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当然,他们从旧社会里带来了一些旧的思想和作风,但对他们要耐心地加以教育帮助,不要歧视排斥。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逐渐地改造旧思想和旧作风,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和新作风。政治工作人员更要以身作则,很好地掌握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全国解放后,要接收的空军人员就有万把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些人有一定的技术和能力,如果我们认真地做好团结、教育、改造工作,量才使用, 对空军事业的发展是有相当帮助的。
空军是一门很精细的军事科学,要掌握精干政策才能把空军建设好,从组织到人员都要精干。精干了不但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省下一些经费,把钱用到更适当的地方去。空军的组织机构不必和步兵一样,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搞一大套。你们大多住在城市郊区,可以利用城市的方便条件来为你们服务。在用人方面,一定要挑好的,千万不要滥用。办事的人不在多,在乎办得了、办得好、办得很得当,能够发挥很高的效率。如果组织庞大,人员滥杂,就要花去不少为人事服务的时间,就会降低效率,甚至起抵消作用,对你们反而成了一个累赘的包袱。
现在我们已成立了空军司令部[3],有了一定数量的飞机、机场和修理厂。这些家务,要好好地管起来。但是仅仅这些,离我们的要求还很远。我们还要成立航空兵师和航空兵军,还要有更多的飞机、机场、修理厂。因此, 大家要好好地当家,学会科学管理,多用脑子,多想办法,精打细算,同心协力把事情办好,使我们的愿望更快地成为事实。
自然,我们面前不是没有困难的,比如经验不足,钱和资材都很缺,美国和蒋介石又正在阴谋捣乱破坏等等。但是我们要不怕困难,要想办法来克服困难。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一切革命工作都是从克服困难中取得成功的。不能等现成的来享受,该办的事就得办。建设空军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不管家务大小,困难多少,我们非好好地办不可。我们中国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有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只要我们努力不懈,一定可以战胜困难,建成一支新式的、强大的空军。
注 释
[1]一九五○年四月十六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主力乘坐木
帆船强渡琼州海峡,至五月一日,在琼崖纵队配合下解放了海南岛全
岛。同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解除了第三野战军解放台湾等岛屿的作战任务。
[ 2] 刘善本,原任国民党空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六年六月驾机起义。起义后曾任中闰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军事训练部副
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 3]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通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已宣布成立。这
一天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航校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①
(一九五○年四月十日)
大家都知道,打台湾是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但打台湾需要相当的空军力量,否则就不能很好地配合海、陆军渡海作战。因此,各航校要赶紧训练学员,以应急需。照计划今年五月间要毕业一批学员,毕业后即成立空军团。空军团成立后,紧接着就要参加作战。在空军里工作的同志,必须更加巩固地团结起来,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和文化水平。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使自己成为人民的优秀的勤务员,真正地担负起保卫国防的重大责任,更好地完成这个光荣而又重大的任务。在这里我着重讲一下关于学校工作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干部要学技术。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由陆军里调来不久的,原来在空军里工作过的很少。从陆军里来的同志,缺乏空军知识,对空军是外行,但不要紧,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学来的。学它三年五年,就可以由外行变成内行,进步快的还可能成为专家。如果具有长期为空军服务的思想,时时刻刻钻研业务,不屈不挠地去克服困难,学到能飞行、能修理,能装配, 并专研一门,则将来成为专家并不是困难的。这就首先要向苏联学习我在政工会议上曾说过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空军的一套完整的技术知识、思想和作风,学习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能学习资本主义那一套专为个人升官发财、不惜出卖本身为资本家服务的恶劣的思想和作风。如果习染了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就坏事了。现在我们一开头就学习苏联的一套,打下一个正确的、坚强的基础,以后就能建立起优良的传统。但同时要注意一点, 就是不要因为有了苏联同志的帮助,就存有依赖思想,还要学会自己教自己, 逐渐作到独立地掌握空军技术,管理空防和航空事业。此外,我们空军里有不少起义和接收过来的人员,我们要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教育,改造他们的思想和作风,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要他们也向苏联空军学习。把他们之中表现好的升为助教,并号召我们的同志也向他们学习。我们向他们学,可以不经过翻译,学起来也方便些。要知道,训练一个飞机师是不容易的,我们要很好地争取他们,使他们和我们一起来建设新中国的空军。
二、要加强学校纪律。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每个军队的命脉就建立在纪律上面。有了纪律,大家办起事来才能一件一件地按规章去做。没有纪律, 就可以随便做,你说你有道理,他说他有道理,事情就会搞乱、搞糟。所以毛主席说:“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1]在军队里,更特别需要纪律。在军事纪律上,首先要求下级服从上级,一举一动都要严格地遵守纪律。如果平时纪律好,打起仗来就可以少死人,而且一定能打胜仗。但纪律不是单靠少数共产党员的党性就能维持了的,必须群策群力,从彼此相互间不断的批评教育中来提高群众的觉悟,使纪律成为群众所自觉地拥护的纪律,纪律才能维持。只有群众觉悟提高了,把纪律建立在真正自觉的基础上,纪律才能巩固。这样慢慢地把遵守纪律养成了习惯,就不会感到纪律是一种束缚了。对于少数不遵守纪律、违犯纪律的人,就要给以纪律制裁。这样从两方面来夹攻,纪律才能巩固起来。
① 这是朱德在空军参谋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过去由于长期分散的战争环境的限制,使我们染上了一些制度不严、礼节不周的散漫习气。现在环境和条件都不同了,我们一定要克服遗留下来的散漫习气,建立严格的纪律生活。因此,平时学校里在工作、学习、游戏、休息等等方面,都要作到有条不紊,特别是飞行员和空中战斗人员,更要养成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因为空战的胜负,往往决定于几分甚至几秒钟之间。这点苏联作得很好。在苏联,各部门都有严格的纪律生活。我们中国则表现很差。原因是:中国以前是一个落后的、分散的、个体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所以反映到政治生活上也就缺乏严格的纪律。自从有了共产党,组织了军队、政府、群众团体等等,中国才开始建设成一个逐渐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在我们空军学校里,同样的迫切要求作到有组织有纪律。所以在进一步建立和巩固学校纪律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好好地向苏联学习。
三、组织领导问题。建立新的空军,要有薪的办法,新的组织形式,不要沿袭陆军的组织方法。在目前空中人员不多、飞机师还很少的情况下,为空军服务的人员不要很多。我们现在住在城市,驻地集中,交通运输条件也很方便,不像在乡村时困难很多。因此,无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组织,都不宜庞大,要少而精。用人要经过选择,办不了事的人不要,贪污腐化的人不要。另方面要把组织严密起来,把司令部健全起来。所谓健全,主要是加强工作人员的质量,提高工作效率。要有一个人就顶一个人的事。司令部、政治部要密切联系,互相配合,使行政领导健全起来。不要只讲资格, 要按职务范围、工作需要来办事,该谁管就归谁管。组织越严密、越紧,则工作就更有秩序、更有成效。任何人都要遵守这一条。过去有些机关的领导, 过于强调首长制,上面一把抓,结果忙不过来,而下面有些事情却又无人管。要改变这种作风,实行层层节制、有领导、有检查的分工负责制,使每一个螺丝钉都能起它的作用。事情来了,首长要很好地考虑、计划,并善于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很好地坚持下去。这样上下结合,工作就会搞好。领导学校工作也是如此。空军的后勤工作,也要健全起来。要明确后勤工作主要是为飞行和作战服务的思想,保证在执行作战、运输任务上的一切供应。如飞机油、器材的需要和装配等等,都要作好。不要沿袭陆军后勤部的老一套的工作方法,要善于研究和创造适应新环境、新条件的工作方法。不然, 就不能把空军的事情办好。学校的后勤工作也是一样。本来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不懂这点,工作就会发生困难,就作不好。
四、发展体育运动问题。体育在过去旧中国的空军里还算是发达的。现在我们新的航空学校里,也设立了木马、秋千、铁杠、浪桥等运动工具,以发展体育运动。今后我们还要建立民运航空研究会,添设滑翔机及跳伞等, 来启发人民对航空事业的兴趣。要知道,普遍发展体育运动,对健全空军人员的体格和发展他们的机敏性等方面有很大的作用。这点过去你们注意得不够,今后要把这个工作作好。
最后,希望大家安心工作,虚心学习。无论那一个部门,都要一心一意地把工作作好。目前对你们最大的要求,就是很好地将队伍训练和组织起来, 精心研究科学技术,并好好地掌握它。使我们一出马就能打胜仗,收复沿海诸岛,解除封锁,光荣地完成消灭残匪、彻底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任务,并为建设新中国的强大空军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
注 释
[1]见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 年 10 月 14 日)。
精简整编提高部队战斗力①
(一九五○年五月十六日)
我们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整编部队的问题,即是如何处理复员,以及在复员一部后如何把部队组织得更坚强、更好、更能完成新的历史任务等问题, 这就是这次会议召开的目的。希望同志们在会议中很好地讨论研究,使问题解决得很恰当,使任务完成得更好。
第一,为什么我们要整编部队呢?
我们中国自开始组织解放军以来,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指挥下,经过二十几年的斗争,我们的队伍壮大起来了,我们的指挥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参谋人员、通信人员、后勤人员等等,也在这战斗中间锻炼出来了。由于我们政策的正确,我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我们战胜了敌人,完成了历史上的最伟大、最光荣的任务——统一了全中国。在国际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个有五万万人口的国家,在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这就使得世界上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由于这个变比,我们的任务当然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将来战争与现在不同,在新的任务下,我们的军事组织,无论前方、后方,参谋工作、后勤工作都要改变。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的部队就需要整编。这个整编,
主要是根据今后我们的对象也就是假想敌人。我们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它现在与我们接触着,将来还有可能进攻我们中国领土,破坏我们的和平。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我们现在的部队、现有的武器去对付帝国主义, 那还是不够的。所以,现在就要开始很好地整顿我们的队伍,使之成为现代化的国防军。同时,另组织一部分公安部队[ 1],任务是肃清土匪维持秩序, 保护我们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工厂、矿山,保护生产。将来是否还有内战呢? 只要我们土地分配得好,工作做得好,军队组织得更好、更坚强,群众的生产运动搞得很好,反动派再来发动内战那是个可能的。除非我们工作作得很坏,还留有他们复活的基础。但我们相信,靠我们党的领导及二十几年来的战争经验,军队的组织经验,要再有内战,那是很少可能的。
由于这个伟大的转变,以我们现有的军队数量,去与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打仗是否够呢?这很难说。但现在保持五百多万军队等着与帝国主义打仗,那也是不需要的。同时,我们财经力量也不能负担。像我们这样庞大的军队,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我们这次整编,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国防力量,将来好对付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克服我们的财经困难,使我们的财经更容易发展,使我门有很大的资本,很多的劳动力恢复生产,使国家走向工业化。我们的军队,不仅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政权,保护了政权,而且还需要参加建设我们新中国的工作。
按照过去中国反动统治的习惯,所谓整编合编就是把一部分“杂牌”整掉算了。现在我们就不能这样。我们要把这些人用到生产岗位上去,建设新的国家。过去我们打仗出了力,这对于后代、对于国家、对于人民都是光荣的,而现在要生产建设,也同样需要拿出我们的力量。少奇同志讲了,我们
① 这是朱德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要在生产上得到更多的功劳。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整编的几个理由。第二,这次整编如何作法。
我们整编这一百多万人,要很好安排,要作到各得其所。这里第一个最好的安排办法,是开展我们军队里的生产运动。这个生产运动的收获很大, 今年仅据华北、西北、东北三个地区的报告,已种植了三百多万亩土地,这都是大规模地开垦种植的。除此以外,还有修铁路、开水渠、采矿、种茶园等生产。但今年还不是靠这些生产来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部队经费今年政府还是有预算的。我们在这样好的环境中间,吃公家的饭,作公家的事,就要建设出新的东西来、新的规模来,建立起各单位、各机关的家务,这样就能养活很多的人。所以,这是第一个最好的安排办法。如将这部分人遣散、退伍回家,就再找不到这样的人来管理生产了。这是顶好的安排办法。在新疆这个工作已大规模的开始,准备今年转多少,明年转多少,在两三年内能转一半还多。他们建立了几十万亩的农田,还开了金矿,这些家务将来当然算国家的,但现在为了鼓励他们生产,还是归他们小公家、小单位所有。请你们很好地计划一下,就照这样有计划地转入生产的办法,转一个算一个, 转一百算一百,转一千算一千,十万、百万更好。只要好好计划,在这几个月内就能够安排好的。这个安排方法,对于发展国家经济,对于减轻人民负担都有好处。就是对其本人,也能学得一技之长,不致不打仗就失业。这部分人都是有劳力的、能干的、有功劳的、受过教育的,我们要很好地安置他们。
干部的整编不在这一百五十万以内。干部是不复员的,这是肯定了的。中南想把过江以后的排长送走,其他的留下,这是不妥当的,不对的。我们没有同意,没有批准。要知道我们的干部是不容易培养的,不容易训练成为干部的。同时,干部只有转业、退休的,而不应有退伍的。那怎么办呢?就像少奇同志讲的,办学校。另外,财经等部门也都向我们要干部,我们就要与各经济部门商量好,送到各方面去。如果要把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干部就要的更多。新区要很好地把工作作好,也还需要很多干部,现在许多旧人员都留下了,都要用;如果我们自己培养的干部却不用,任你怎么说,都是不合理的。因此,不管旧人员也好,我们自己培养的干部也好,都要想办法好好地安排。只能转业,不准随便遣散。过去如东北一下出来上百万,因那里很多年没有战争,壮丁多,一下出来了很大数目,但现在要进行生产,建设国家,就需要壮丁,需要干部,需要劳动力,比别的地区就需要得更多些。华北、山东等老解放区出来的人,他们家里是很需要他们回去,但本人是否愿意回去呢?由于现在战争不怎样频繁,打仗很少,生活比较舒适,据说本人是不愿意回去的。但不管怎样,家在老解放区的,我认为都好办,他们回去有家、有土地,容易解决。这些人我们要很好地组织,用国家的名义,有组织地送。党组织给他们转介绍信,送到哪里,哪里要很好地安排照顾。就这样真正转一个算一个。如回去不能生活又找回来行不行呢?回来我们还是要收,还是要想办法。旧军阀时代,他们是不管的。我们就不能那样,我们一定要负责到底,这也就是一种共产主义的办法。这些人回去把生产搞好对地方上也很好。因为他们打过仗,走过远路,受过教育,比那些未出过门的总要好些。苏联的办法很好,把复员回去的,都当成地方上的骨干,当干部, 很吃香。他们有这种习惯,我们就不是这样,一些退伍军人,地方上不让他们作事,也不管他们,结果有些变成了二流子。这一次我们要很好地讨论,
要与政府各部门联系好,将来大批人员送到地方上就要很好安排。而我们军队上是否送走就不管了呢?也不行的,将来他们如回到地方上感到不好又回来,我们还是要收下来。这样就像一家人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新解放区一时无家可归的、土地也还没有分到的人,我们处理时就更要慎重。我们先要在部队中组织他们生产,帮助他们建立家务,使其安居乐业。安家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新疆,从长期打算就得给他们安家,这样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该不该这样作呢?我想在许多地方可以这样作,也只有这样作,才能使他们长期打算,安定下来。这就是说,无家可归的,就不要轻易送走, 否则他们回去找不到饭吃,影响是很坏的。
对伤残人员的处理,轻的要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劳动,他们能做一点就能给社会上减少一些负担,靠分配的生产品不足以维持生活的,政府就应用抚恤的办法帮助他们。这点在老解放区过去都有规定,虽然经费数目不多,但是,是有制度的。重的、无法生产的、根本不能自食其力的人我们都要收养起来,养他们一辈子,这个数目也不会很多。将来各地方都要成立起伤残院。只有办好这件事,问题才能解决。
对俘虏成分的人,我们要考虑到他们是否有家可归?能否回去?回去能否生活?能否生产?不要以为凡是俘虏成分,就首先遣散回家。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我们部队里俘虏成分的人占百分之五六十,这个数目很不小。对这些人我们要从阶级成份去看,同时,也要顾及到现在我们部队里老解放区的战士并不多,如将已经改造好了的俘虏成分的人能回家的都送走,那末, 部队的骨干一下子就撑不起来了。另外,这些人回去如无职业,那末,无土匪的地方就会有土匪,有土匪的地方就会增加,结果又要派人进行剿匪。匪本身就不生产,光消费,我们再派部队去剿,又要消耗,这个害处是很大的。因此,我们要把整个生产搞好,使每个人都有饭吃、有事作,都能安居乐业, 这个问题需要大家好好地讨论,要以负责到底的精神,来好好地解决。
复员问题,在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还无经验。过去长征到西北后有过一批复员,结果没有复好。有走到西安又回来的,有走到江西又回来的。那时,本来就不应该复员,所以返回来的我们又都收容了。共产党队伍里面就有这个好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没事做。只要我们组织得好,我们还是有力量的,绝不会没有出路。
第三,军队要实行统一编制。
要加强教育,提高战斗力,要很好地整理,使之符合将来战斗的需要。过去我们没有的兵种,现在就要建设起来。首先,要根据我们的假想敌人帝国主义来建设我们的邻队。内战是不会再有了。其次,要根据我们财经的可能力量,把我们的军队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搞得很好。数量上多了国家负担不起,不要以为“多多益善”,因此,在质量上就要好好地注意,要加强整理训练,做到少而精。如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工兵等军兵种虽然还正处在建设的初期,但也应注意到质量问题。
现在交通便利了,过去编制上必要而现在不必要的人多起来了,如后勤人员、民夫,就不需要那样多。过去打仗有时民夫比兵多,到南方后,仗打得快了,没有那样多民夫也能打胜仗。将来与帝国主义打仗,就不能带那样多民夫去打。将来输送,主要是用飞机、火车、汽车等工具。其他组织也都要少而精,这样就可减少很多人,节省很大的开支。
将来配合作战,空军、海军、坦克兵、工兵、炮兵如何配备,哪个该多
少?也须要研究。当然,决定胜负的还是步兵,没有步兵是不能取胜的,步兵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但空、海、炮、工、坦克等部队在将来作战中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决定胜负关键的转换点,还是靠这些。但是,练空军、海军, 要花很多钱,炮兵也是一样,一打起仗来就是几万发炮弹,这些就需要我们在财经等各方面都计划得很周到,才有可能做到。
以上这些,就是说要适合我们中国作战情况,要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与将来的发展方向配合起来,提高我们部队的战斗力,使我们组织得吏坚强, 以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进攻
第四,我们的编制要向苏联学习。
苏联自苏德战争[2]后,更有改进,各种武器的配备,各军兵种的数量等, 都很恰当。我们在这方面说来,还是以四野[3]比较接近,因为他们有家务, 有炮。现在我们就可以四野的编制为基础。定理[4]就很少,这种编制在苏联也有,他们叫山岳队,每师七八千人。另外,后方治安部队也需要这种编制。这样,我们虽然有几种编制,但还是统一的。将来与帝国主义作战,中、苏两国是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5]的,一旦被敌人进攻,是要互相出兵援助的。这样就需要我们在炮的口径、种类,步枪的口径、种类等,尽量划一起来。平时训练好使用,战时打仗好配合。如果帝国主义敢于进攻我们的新中国和苏联,毫无疑义的,战争不打则已,一打就是很大的大战。胜利归谁呢? 我们的信心是很高的,我们是一定能打胜的。所以我们要与苏联的编制接近, 学习它们的经验,学刁它们打仗的经验。同时它们也有整编军队的经验,战争一结束,马上就根据战争的经验整编队伍,该复员的就回去了,新的又能很快地组织起来。我们有内战的经验,也对付过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也见过,美帝扶植蒋介石的这一套,我们也看到了。说凶吗?武器还是比较强,是不可轻视的,据说还有原子弹之类,其他的武器也还很多,它又有钱。但我们总算是有丰富经验。苏联的经验,我们现在还赶不上,我们还必须取得自己的新的经验。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何什么武器就能组织什么队伍,就能打什么仗,这在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时,关于军事问题上所总结过的[6]。也的的确确,我们自有红军以来,有什么枪就能打什么仗,缴个什么炮,就能使用什么炮,需要什么人,就能组织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敌人, 就有打这种敌人的办法。这一套经验,是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指导下所创造出来的。它一方面废除了旧军队打仗的那一套办法,另一方面根据需要组织了我们的军队,锻炼了我们的军队。这些经验,我们将来还用得着,将来我们国家有多大的家务就打多大的仗。因此,要尽量发展生产,把家务搞得更大,钢铁要生产几千万吨,所有大炮、飞机都能自己造,要用之无穷。再加上人又多,这样仗就好打了。根据我们的经验,必须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们过去还有一个经验,就是政治工作。这是我们的特点,我们与国民党不同,主要的也就是这一点。它起了绝大的作用,在教育干部,教育战士, 组织群众等方面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使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还要更加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
现在,苏联又有了新的经验,这个经验最大的特点是司令部很坚强,一切事情都集中在上面,把很强的人集中在司令部里,平时很好地训练,战时则拿出去打仗。因此,我们最近增加了总于部管理部[7],过去我们没有这个组织。总干部管理部,平时要掌握、训练、审核干部,所有的干部都要掌握
在总干部管理部里。此外,各兵种也都要设干部部,炮兵的干部部掌握炮兵干部,政治部的干部部掌握政治工作干部。过去,我们的干部都掌握在政治部组织部的干部科,结果没有搞好,到现在有些干部情况还没弄清楚。现在, 我们很需要审核干部,将来到分等级时更需要这样作,这是一个新的方法。以后每个干部调到甚么地方,都清清楚楚,干部部都有底。同时,干部的调整,也就有计划了。所以,干部部的工作很多,这个部要加强。其他各部都差不多了,如后勤部、政治部、训练部都有了。
苏联的经验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副职。中国的副职是可有可无的,这是不妥当的。苏联的副职,大部分是负专责的,这样做可使副职得到锻炼, 作许多正职范围内的事情,逐渐提高到正职的水平。这样就可能上下一致, 层层负责。最近几个月来,司令部比较加强了一些,在这次整编中,还要把司令部更加加强起来。这样是否人多了,组织更复杂了呢?这个复杂还是需要的,只要司令部加强了,将来整编队伍、训练、作战就容易执行了,所以, 现在我们要集中力量把司令部加强。
第五,整编要按实际情况进行。
这次会议就要讨论出整编办法,大家回去就要执行。但执行中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完成。现在,我们有五百几十万部队,要减去一百几十万,这样负担就减轻不少,财经部门也很高兴这件事。但是,这一百几十万如何减法,头一个月减多少,第二个月减多少,第三个月减多少, 都要很好计划。我们已发了指令,要在今年八月完成,当然,有些地方时间要延长一些是可以的,但必须要做到。提早完成更好,但决不能因为要求做得快,为了完成任务,赶出去就算完事。这样做一定会有损失,即便收回来也是个缺点。所以,要有步骤地去完成,特别是在新解放区,有些不但不能裁,还要添。因为不添,土匪就不能情除。正规军只能代替地方打土匪,却不能代替地方最后肃清土匪。
总之,这次整编,决不能草率行事,一定要细心地、谨慎地工作。我们的干部部现在还未成立好,本来像这些复员、动员、赏罚、抚恤等事情,都应该是干部部去做的,所以,干部部要在这次整编中,把本身整理好,整理好后与政府各部很好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是长期的,所有干部都要很好地登记起来,将来什么时候有战争需要时,就能很快地找回来,并不是一放出去, 就再不管了,将来连收也收不回来了。
这次整编,必须要灵活地进行,不是怎样规定就怎样办,有哪些行不通的,就要报告、请示,求得解决。有些地方要减少,有些地方不仅不能减少, 还要增加。也许这里减少,那里增加。总之,要按实际情况进行。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有计划地转变为正规的征兵制度。过去我们扩大队伍不是征兵,而是有组织地动员来的,现在叫他们回去,也是按照新的方法复员的。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种学习。同志们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必须从政治上出发、从大家庭的观点出发。政治上出发就是使每一个人都无怨言,各得其所,不发生坏的影响,在职的也都高兴,使政治上不受损失。
另外,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部队中还有很多伤、病员,我们准备花点钱,用些时间,求得在两三个月内治好。按照苏联卫生部规定的办法,凡三个月以内不能冶好的病,都要转入国家医院。现在我们的国家医院不多, 收不下,那只好把我们过去的许多野战医院,变为国家医院,现在我们也不需要那样多野战医院了,把野战医院变成国家医院后,事情做的是一样,开
支就由国家负担了,这是值得讨论的。注 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正式成立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八日。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日改称公安军。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撤销建制。
[ 2] 苏德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反击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侵略苏联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人民在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英勇的卫国战争。苏德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主战场。一九四四年苏军发起总反攻,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攻克柏林,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历时四年的苏德战争最后结束。
[ 3] 四野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三月,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决定整编为第四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五月与中原军区合并,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同年十二月改称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一九五○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撤销了野战军的番号。
[ 4] 一野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二月,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决定整编为第一野战军。同年十一月与西北军区合并。一九五○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撤销了野战军的番号。
[ 5] 《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同年四月十一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十年。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条约期满后不延长。
[ 6]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朱德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对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做了总结。
[ 7] 总干部管理部即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 一九五○年九月四日成立。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总干部部撤销,所分管的工作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由总政治部统一管理个军的干部工作。
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①
(一九五○年七月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是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中国人民就依靠这支军队击败了美帝国主义所大力支持的蒋介石匪帮。现在,它已成为世界和平有力的保卫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现在装备精良、一往无前的军队,是和毛主席及党中央的直接领导,特别是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息息相关,密切不可分的。人民解放军的产生、发展、壮大及其全部斗争历史,也就是光辉的毛泽东军事科学思想生动的体现。
大家知道,我们的军队所以组织得好、教育得好、指挥得好,并取得胜利,就是依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一步一步地、一次一次地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从而加以锻炼、加以提高所得来的。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清楚地分析了全中国敌人方面的、自己方面的、城市的、乡村的、各个 阶级的、各式各样的情况,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实事求是地规定了一整套与中国人民武装斗争环境完全相适应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的军队,就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发展起来,壮大起来, 取得了今天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已育了二十三年的建军历史。在这二十三年中,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自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土地革命战争[1]时期;一个是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是自一九四六年以后到现在的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现在分别谈谈这三个时期的建军情况。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自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2]、各省秋收起义[3]及广州起义[4] 以后,人民武装就开始建立起来了。在这个时期之前,即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建立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即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共同目标,是团结一切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共同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封建势力的斗争。凡愿意这样作的,我们都和他合作。由于这个合作、使当时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革命力量很顺利地发展起来了。我们在当时的具体工作,就是搞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 组织新的军队,实行减租,进一步实行耕者有其田等等。但是,后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他们不惜联合帝国主义,联合封建势力、军阀、官僚,反转来进攻革命力量,压迫群众运动。蒋介石叛变后,党领导在党影响之下的一部北伐军[5]举行了南昌起义;同时组织了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广东、陕西等省革命农民的秋收起义;后来又组织广州的工人起义,坚决领导工人农民的武装斗争,继续革命事业。这三次起义,虽然后来都被敌人镇压下去了,但是,我们还是集中了不少的力量,组织了新的以工农劳苦大众为基础的红军。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人民军队自诞生以来,就几乎每天都在与大过我们多少倍的敌人作战。
① 这是朱德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机关干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我们曾经长时期地处于数量上的劣势地位,经常受敌人的包围与“围剿”。在这些不断地包围与反包围、“围剿”与反“围剿”的战斗中间,我们的行动不能不是迅速的、秘密的、坚决的。这样就锻炼了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良好的品质;并且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 并根据敌强我弱的条件,改变了从北伐战争中带来的正规战争观念,依靠根据地的群众,对敌人展开游击战争。过去敌军总是比我们多得多,多到几倍几十倍:我们有一万,敌人就有十万几十万;武器更比我们强得多。后来, 我们有了发展,敌人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也有发展。但是,因为我们有了根据地,有了政权,有了群众,我们就仍然能够天天打胜仗。
我们常用的战术原则是集中兵力,打敌人分散或比较孤立的一路。对于作为攻击目标的敌人,进行四面包围,一打便要全歼,不使漏网。我们在战略上是以少胜多,但在战术上就要以多胜少;以很多人集中主力打击敌人的一路;其他方面我们就用另外的方法,如用群众力量或地形险要等来钳制它。无把握的仗就不打,每次都打歼灭战。打歼灭战,使我们得到不少补充:缴获敌人的枪弹,武装我们自己;俘虏的兵员,经过改造后就拿来补充我们自己的军队。我们反对打击溃战或平手战。我们认为那种仗就是赔本的仗。凡是赔本的仗,我们干脆就不打。
毛主席在当时所规定的游击战术原则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毛主席在发展游击战争中关于战术原则的十六字诀。我们执行了这个十六字诀,不断得到胜利。此外,还有声东击西,毛主席也很好地加以运用。我们要在东边打,就先打西边;要向西边打,就先打东边。打东边是个引子,等敌人把兵力分散到了东边,我们在西边就打胜了。总起来说,我们那时战略战术的总原则就是:分兵以争取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因为我们部队不多,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发动广大的群众去打土豪、分土地、筹款,帮助群众生产、组织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等等,都要分兵四出才能做到。所谓集中打击敌人,就是集中兵力打敌人一路,以钳制敌人数路。敌人常说我们“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这也是实事。但到底怎样化法,它却不懂。
我们创造了新的革命军队,还创造了新的革命纪律。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6]。三大纪律就是:打仗时一切行动要听指挥,这是军事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群众纪律;缴获要归公,这是经济纪律。这三条一直到今天都还适用。人民的军队,必须有这样的革命纪律,不违犯群众利益,保护群众利益,才能为人民服务。八项注意就是:说话和气, 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不骂人,不损害庄稼,不调戏女人,不虐待俘虏。这些到现在还是适用的。这对于我们的胜利是起了很大的保证作用的。我们还实行了军队的民主管理,建立了七兵委员会。这些制度起了很大作用,使我们的军队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并受到老百姓的敬重。
这就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毛主席所规定的一些主要的军事方针和原则。
由于有了这些军事方针和原则,我们红军就缎炼成了真正名副其实,经得起千锤百炼的钢铁的部队了。历史的经验教育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军事方针和原则去办事。凡是违背了这些方针和原则的,就要受到严重的挫折。如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开始的反对国民党五次“围剿”的战役[7]中,发生了单
纯防御观点以及两个拳头同时打敌人的分兵袭敌思想,就使我们吃了很大的 亏,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三四年我们为了北上抗日,实行了二万五千里 长征。红军大部队出发后,留在那些地方的一部分队伍,以后组成了新四军。在北上抗日的过程中,打破了敌人各方面的追剿和堵击,经过了无数艰难险 阻,越过了雪山草地。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终于战胜了敌人。一方面军、 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新的 历史转折点,终于在一九三七年结束了内战[8] ,举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二、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使人民军队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国内战争中,我们打的是国内敌人。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的重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国内敌人的力量远不如国外敌人强大。这样,我们在政治上就必须建立包括一切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也不能不改变过去与国内敌人作战的方法。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总结了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中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他指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要在这个战争中获得胜利,必须经过退却、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怎样从退却进到反攻?首先必须普遍地在敌占区发动游击战和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主席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上来,指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 必须到处建立游击根据地,依靠广大的敌后人民,巩固并发展这些根据地, 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以便最后能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相结合,共同争取战争的胜利。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预见。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平型关战役[9]到一九四○年百团大战[10]止,我们在不断的反封锁、反分割、反”扫荡”战争中,胜利地创造了华北、华中各解放区, 八路军由几万人发展到五十四万人,新四军由一万五千人发展到十万人。从一九四○年秋季到一九四二年冬季,八路军和新四军一方面要抗击日寇空前频繁和空前残酷的“扫荡”与蚕食,一方面要抵御国民党军的封锁和进攻。这是情况很坏的几个年头。在这几年中,我们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团结广大人民对日寇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而以精兵简政、自力更生对抗了国民党军的封锁,以坚决抵抗打退了它的磨擦进攻。从一九四二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我们虽然仍旧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军夹攻之中,但是,这时日寇已经背上了太平洋战争[11]的包袱,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又有了新的发展。所以, 我们从一九四三年以后,便逐渐从游击战转入了正规的运动战,并且开始了反攻敌人的准备。在日寇投降以前,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先后举行局部的反攻,拔掉敌人的许多据点和碉堡,扩大了解放区。到日寇投降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发展到了一百二十八万人。
这些事实说明,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已经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不相同。我们已经有了由毛主席所总结出来的革命战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因此,我们在这一时期中,更大地发挥了人民军队作战的特点,建立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政治工作制度,使军与民、官与兵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始终掌握了战胜一切困难的条件。
三、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我们党召开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过去的战争经
验,作了一个总结[12]。这个经验就是:(一)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因为我们的武器很复杂,多数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不能够整齐划一,每一种武器我们都要能够使用。(二)有什么样的敌人打什么样的仗。我们的敌人有日军,有伪军,又有蒋介石顽军,很复杂,但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就打什么样的仗。(三)什么时候打什么仗。早晨、晚上不同,天晴、下雨不同。
(四)在什么地方就用什么办法。在平原就用平原的作战办法,在山地就用山地的作战办法,在河川就用河川的作战办法。这样,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 打什么仗都学会了,用什么武器学会了,对付敌人什么武器也学会了。对日本人可以打,对用美国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蒋介石匪帮也可以打。敌人有很多飞机,我们当时一架没有,也可以打。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打了一年半以后,毛主席又根据新的经验,写出了十条战术原则 [13]。这就是:1.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 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我们原有几个城市都被敌人夺去了,但是,我们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行动迅速、秘密、坚决。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由于遵循这些原则打仗,打了一年多,就使我们由防御转入了反攻。我们在内线作战时期中,虽然根据地有些损失,但消灭了许多敌人。敌人就是在我们这样的战术下面被削弱了的,而我们则是在内线作战中壮大起来的。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辽沈战役[14]胜利后,我们由长期的数量上的
劣势,转成了优势。这个时候,敌人有二百九十万,我军有三百一十万,比敌人多了二十万。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优势。过去总是以少数打多数。自从打了这个战役之后,我们在数量上就占了多数,处于优势;敌人在数量上则变为少数,处于劣势。战争的发展就急转直下了。
这个时期中,我们的炮兵有了相当的发展。炮兵一经发展,我们就到了攻击大堡垒的时候了。这是自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攻克石家庄开始的。我们以后能打济南、打天津、打太原、打淮海,都是由于炮很多,炮弹也充足,敌人数量也比我们少。平津[15]、淮海[16]战役能消灭了敌人主力,炮是起了主要作用的。经过这几个决战,敌人士气不振,数量不如我们多,我们的战术运用得比以前更好,所以,一打过长江,敌人很快就垮台了。后来,我们又发展了追击战,一天追一百七八十里,敌人无论如何跑不赢。我们的行动是很迅速的。例如打四川,原准备十二月才能到达,但结果十一月就到了,这样迅速的行动是敌人所意想不到的。
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中,我们的战略战术都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了重大的转变:从成立工农红军初期的正规战转为游击战,到粉碎反革命几次“围剿”时又转为大规模的运动战。从突破敌人五次“围剿”北上抗日到抗日战争,又由广大的运动战转为游击战,但仍不放松
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到抗日战争末期,又由游击战逐渐转为正规的运动战。到解放战争末期,我们又组织了大规模的攻坚战、歼灭战。这几次重大转变, 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毛主席领导得很好,适时地不前不后, 正确地不左不右,使我们能够顺利地渡过了这几个转变关头,取得胜利。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而我们有许多干部也是学习成功了的。
总结以上三个时期的经验,证明我们的胜利和发展,是离不了以下几个条件的:
第一是政治条件。毛主席把政治条件和党的领导作用抓得很紧,由党来领导军队,在政治工作上使每个指挥员、战斗员都了解自己的任务,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所以都不怕艰难危险,英勇牺牲,前仆后继。因为我们打的是正义战争,推翻封建主义,对人民是有利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对人民是有利的;驱逐帝国主义,对人民是有利的。有了这种为人民革命事业而战斗的崇高信念,所以,打起仗来就很勇敢、坚定。
第二是经济条件。这方面主要的是靠自力更生。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都要靠自己。这个条件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第三是军事条件。就是看什么情况打什么仗,在战术上不断地改进。敌人变化我们也能变化,上面能够这样变,下面也能这样变。
第四是交通条件。我们的交通运输始终是依靠群众。我们有广大群众给我们输送伤病员、武器、弹药和粮草。国民党虽然有飞机、火车、汽车,也赶不上我们。后来我们到外线作战,把它们的交通工具统统拿来了,再加上群众大力支援,所以,我门的运输条件,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常常优于敌人的。
第五是群众条件。我们始终是发动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起来打仗、起来工作的。革命是群众的事情,作事情也得靠群众。如果群众没有起来, 就要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并作必要的忍耐,等群众觉悟起来了再作。因为有了充分的群众工作,所以,人民解放军就能很快地发展和壮大起来。
今后,我们部队的任务是更重大了。我们要尽快地走向现代化。我们要有飞机、军舰、大炮、坦克、工兵、骑兵、伞兵和各式各样的兵种。为了打台湾,我们正积极地建设空军和海军,使之达到现代化的水平。其他兵种, 我们也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来努力建设,使之成为现代化的军队。
为此,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每一个干部,都要很好地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 学习我党建军的丰富经验,使我们的部队始终是一支坚强的、百战百胜的人民武装,光荣地担负起保卫国内和平建设与保卫世界和平的责任。
让我们大家都在辉煌灿烂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胜利前进! 注 释
[1] 土地革命战争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保卫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通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
[ 2] “八一”南昌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克在南昌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八月一日, 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在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八月三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
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阵毅等率领下,转哆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 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 3]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共中央于八月三日发上
《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上述几省组织秋收起义。同年九月毛泽东领导了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县的式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湖北、广东,江西等地的党组织也在各地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
[ 4] 广州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雏埃政府。十二日, 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的炮火掩护下,向广州反扑。起义部队十二日被迫撤出广州,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海陆丰和左右江、湘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 5] 北伐军指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立合作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
[ 6] 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为中国工农红军制定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这些纪津,曾经是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都起了伟大的作用。
[ 7]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由于中共中央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特别是采用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 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和游击战,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 8] 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促使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向卢沟桥的中国驻军进攻,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十年内战时期从此结束。
[ 9] 平型关战役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西繁峙县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战斗。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精锐的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
第一个大胜仗。
[ 10]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支动攻击,并配合吝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 11] 太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夏威夷时间)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宣战,德国、意大利对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
[ 12]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朱德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对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做了总结。
[ 13]十条战术原则即十大军事原则,是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举行的会议上,毛泽东在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
[ 14]辽沈战役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人民解放军首先攻克锦州,彻底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退往关内的通路,并迫使长春守敌一部起义、其余全部投降。随后, 我军又歼灭了由沈阳西援锦州的敌军主力兵团,并乘胜攻克沈阳、营口。整个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一胜利,连同当时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转入了优势。
[ 15] 平津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乓团等部,在西起张家口, 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今北京)、天津在内的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领导平津前线的一切行动。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先后歼灭了驻守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的敌军;并通过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积树的政治争取, 经双方和平谈判,促使国民党政府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改编, 和平解放北平。这次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 16] 淮海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六十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今属连云港市),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 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领导淮海前线的
一切行动。此役歼灭了国民党政府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指挥下的第二、第七、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和第三绥靖区等部五十六个师共五十五万余人,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这次战役的胜利, 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
营房工作呈很重要的工作①
(一九五○年七月九日) 一、营房管理是部队正规化的
先决条件之一
军队走向正规化,变为国防军,必须要有房子住。现在从战争到和平训练,要上课下课,很好训练一年、二年退伍,再召集新兵,训练了再退伍。各国都是这样。过去,我们一面打,一面练,是迫不得已。那么过去在战争条件下我们为什么练得好,那是有客观原因的。现在,全国解放了,将来把土匪清剿后,靠公安部队维持治安,国家边疆再摆些国防军,大部分部队都要在营区搞训练。因此,我们要动手建设固定的营房,营房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现在的营房,多数是从敌伪手里接收的,如北京周围的西苑、北苑,四川的凤凰山、吴家坝都有一些,但质量普遍不好。当然也有好的,比如天津的营房就很好,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
二、加强营房管理工作
过去打了一二十年的仗,打到哪住到哪,什么也不用管,也不用修。现在天下归我们,房子要有主,归谁管?北京有房产管理委员会,大家要房子、修理房子,都归他们管,这是永久性的,建、修、租要有人管,要有办法规定,没主的房子容易破烂,老百姓也拆。例如那样大的皇宫没人管,年久失修有了损坏,一修就得花不少钱。营房也是这样,坏了很多,没有人管如果有人管不会这样,早管少烂。这次会议应写上这条经验,即是产权,要有人管。无人住可以出借或出租,明确到哪一年为止,也可拨出,禁止买卖。管理首先要有产权。应当属于军队的,经政府下命令将房屋、土地、树木收回, 地基用来修建营房时,产权划归军队,军需、军械仓库和营房部划归,不要像住招待所似的。收回产权后要管,要管好,单位自管不行,要统一管,建和修要整个搞,这才管得好。营房可请民工建、但要认真估价,认真验收。现在的任务是要把部队安顿下来,机关安顿下来。管理系统必须有人,上下有人,才能管好。现在产业很小,将来还要逐步扩大,凡属军事设施范围都要管。
三、建筑营房须顾及发展,要有社会主义眼光,并合乎现代化标准
每一座营房的设计都要合乎社会主义标准,要保证百年,不能几年就垮。美国兵营很好,多数是楼房,很漂亮,那是高标准。我们西柏坡的房子,只能算低标准,但也可住几十年。现在新建营房,要靠近交通要道,这样部队集中快。不建则已,建就要建好,要整齐划一。以后,门窗可以大规模生产, 分几种型号,规格化。当然,整齐划一也要看条件,比如西藏应当按西藏条件。房顶最好是盖铁皮子,便宜,一吨粮换一吨铁,这样算比瓦贱,铁皮又不漏,又烧不坏。将来水泥钢骨也会便宜,到那时可以多建水泥钢骨的营房。建平房还是建楼房要看营区情况,地方宽可以盖平房,地方小可以盖楼房, 木头房最高二层。另外,北方的营房应注意烤火条件。
① 这是朱德在首次全军营房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曾刊于一九九○年《后勤》杂志第八期。
四、提高营管干部业务水平,培养政治上可靠的工程师
建营房需要钢铁、水泥、工程队,需要计算、管理、检查。要有大批工程师、技师、砖瓦匠。军队这样大的力量是建营房的优越条件,只要有材料, 有技术人员,一定建得好。主要是工程预算,预算好不好,是营建好坏的关键。建营房花多少钱,铁几千吨,算好价格才可批准。预算要确实、恰当, 批下去的预算能不能建成?建不成就造成浪费。现有的旧营房,要收拢,修起来,管起来,这可以做到,有些地方有砖有人力,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修。干部应有好的建筑管理水平。光线、卫生都要注意。有了技术人员,再请民工。出包营房工程要防止偷工减料,花了钱还建不好。去年我们在这方面吃了些亏。如果自己组织修建工程处,帮助部队建,算起来实在比出包便宜。现在没这个基础。到地方雇请工程师、砖瓦匠,花费太大。应有自己的工程师,自己绘制图纸,修一栋房子几千斤小米[1]即可。要依靠部队劳动力,部队的生产,以营房修建为第一,兴修水利、修公路,把部队的庞大劳动力, 应用到一切工作上去,老老实实做。应把部队的庞大劳动力组织起来,自己建营房、仓库。自己建的坚固、耐用、合用。要培养一批人才,管理人员、工程师等。无论如何困难都要搞,部队应继续克服困难。部队劳动力要用上, 冬天没法做工,可以培训工人、工程师,工兵即是新式工人,培训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总之,困难是有的,大家要重视,要管,要发动部队自己建营房。仓库也要统一管理,不能没人管,管理人员要忠实可靠。你们回去有很多工作要做,工作量是很大的。
注 释
[1]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分别发行市值不同的货币,加上物价不稳,所以预决算和供给标准,均以小米计算。一九四九年开始改用折实计算(即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单位,按其价格折算为货币支付的方法),但一般仍保留了用小米计算的习惯。一九五○年物价稳定以后。逐渐取消小米制,改用人民币计算。
对英帝侵朝战争的对策①
(一九五○年九月五日)
我的病已好了,在病中想厂几件事要向你报告。
一,美帝的战略战术,己在它进攻朝鲜[1]中,完全表露出来。它只能以现有之兵力,六个单位(约六个师)紧缩在一小角狭长地布置,两面临海。数量约六万到八万,李承晚[2]的伪军不在内,敌之海空军亦不在此数内。。
这样布置,是准备长期作战,适合敌之战略需要。
1 .美帝须在战争中发动国内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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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与国,特别是日本,资料上说,已暗中准备了三十万,以警察为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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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量使用空军、海军,破坏我后方及水陆交通的战略,进行长期的消耗战。
以上敌人的企图如确,以海空军作掩护,还可能缩小狭长阵地,作为长期对垒,以达它战略目的。敌人目前也不愿急求反攻。与国增援几个师到十个师登陆,大举反攻,我军亦难彻底消灭。现有敌军于狭长阵地中,不能进行围歼战。
何时敌反攻大举登陆?待与国军队之建立,牺牲他人的时机到来,美帝立于帮助地位,那时是大举反攻时。
以上判断是否正确请指示。
二、我们的对策,也应该长期打算,除准备应急外,应对美帝如发动三次大战时,有消灭它的准备,除整顿我们大量陆军外,应以空军对空军,空军对海军,作为自卫战争中的最好的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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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赶造飞机师,三年以内至少要练成一万以上的飞行人员,从我陆军中选拔勇敢战士及指挥员,容易练成。大量地办飞机预备学校,选拔万余人作预备生,以完成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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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以尽可能作防卫的进攻的小艇及潜艇,另外拨一部分陆军作海防基地的陆战队,所有海防均要有人固定地防守起来,修起简单工事,安上海岸炮是目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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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计划已办,我意以训练干部为主,到作战时,临时配备新式坦克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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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及高射炮过去有底子,但是准备新的战争,必须有一部基准炮及弹,须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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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兵是新战争的重要兵种,一时不易练成,技术很高深,有学识、有技术,要专练一部分工兵师,约十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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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兵团[ 4] ,原有一部,在新战争中起大作用,平时亦可修铁道,
平时只需百分之三十的军费,可以养活它,这个兵种,可再拨两个军作为铁道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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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陆军除整编必需外,大部分转为新式兵种,如将来作战需要大量步兵时,临时编练亦较它兵种容易。
① 这是朱德给毛泽东的信。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指示。注 释
[1]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南北方之间爆发内战,美帝国主义随即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武装干涉,朝鲜的国内战争演变为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在美军入侵朝鲜的同时,美国还派遣军队侵入了中国的台湾地区。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大举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侵入朝鲜北方,兵锋直指中朝边界地区,并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径。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
[ 2] 李承晚,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 3]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胜利后,美国改变了使日本非军事化的对日占领政策,转而重新武装日本,企图变日本为美国在远东的反共基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快了武装日本的步伐,以组建警察预备队为名建立了新的日本军队。这支军队即现在日本自卫队的前身。
[ 4]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成立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由原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改编组成。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建制。
建立层层节制的干部管理制度①
(一九五○年九月十三日)
为什么要成立总干部管理部[1]?
是为了准备同美帝国主义打仗,这个仗将来总是要打一下子的,只有打败美帝国主义才能取得永久和平。
现在我军已有九十多万干部,这是我党、我军的一笔大财富。有了干部, 什么都可搞好。建立干部部就是要将全军干部调查统计清楚,使干部不致浪费。军队的干部是常分出去的,而今后凡分到党、政部门去的干部都要经过干部部,将来一旦军队需要时又能收回来,要真正作到放得出去,收得回来。最后还要了解干部的具体情况,确定如何训练,训练后又拿回干部部分配。所以,干部部的工作是很艰巨而伟大的。
正因为干部部的工作是件伟大的工作,所以,必须建立,并归毛主席领导,由罗荣桓[ 2] 同志当部长(他在我军是很有威信的),希望大家都下决心来长期地做这个工作。只要大家努力,我们可以给予调动干部的权,也可以给予解决问题的钱,这样同志们便可无顾虑地、放手大胆地去工作了。总干部部这个组识,将来根据工作的发展还是要扩大的。
以上讲的是总的任务,现在我讲怎样办。
过去这个工作我们都做了,只是由总政、作战部的一局和中
央组织部来分管的。现在这个部门直属于军委(国防部)及党中央,调做这一工作的干部,都要是极可靠的才行。
关于我们干部材料的收集清理,首先应该从大革命时期做起,现在那个时代的干部只有几百人了,红军时代的干部,也有许多牺牲了,但要把他们登记起来。有功的干部也要清理,论功行赏从此开始。此外,如过去的命令、历史性的文件及当时部队的番号等等都要弄清,作为一个底子。这些东西, 过去延安印的有,七大时也有一些,这些材料应移交给干部部来保存,以便将来再去追根。至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材料虽然较多,但也须把它弄清楚。
干部部的调查统计工作需要多些人来做,要到处去调查,如一时弄不清很多事情,即使弄清干部的名字也是好的,以便制成卡片,编成字典,一查即知。而升调干部和抚恤、保健也都应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来办事。工作要主动,不弄清情况是不行的。
过去我们的干部没有很好地分类,是万能的,哪里要用,就到哪里去, 所谓“万金油干部”便是指的这种情况而说的。现在,我们的干部必须分门别类地把他固定起来,专门化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事办好。今后各部门的干部均应如此,配齐后,轻易不动,工作做坏了撤职,做好了升级。因而, 所有干部都应安心于现有的工作岗位。
目前,师级以上干部的情况,干部部一定要掌握,党中央对师以上干部的升调主要是依靠干部部的底子。至于干部等级及奖励等,应由下面的干部部去搞,你们这里只要办个登记手续就可以了。
今后,上级对直属下级干部的业务,须进行考核,并须签名。要建立层
① 这是朱德在总干部管理部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层节制的干部管理制度,各级干部都要有一定的职责。苏联内务条令中规定“层层节制”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这点过去做得很差,今后要努力做到。只有这样,组织才能严密,工作也更顺畅。
再说干部的管理问题。我的意见,营、团干部由大军区管,向总干部部备案;连、排、班的干部由军、师去管,而排以上干部,均须向总干部部备案。牺牲了的干部亦须登记,否则,我们便对不起死了的同志。同时,为了便于寻找,应当搞一种干部简历表随着干部的变动而变动。另外,战士的名册也要搞起来。并应经常派人下去了解,审查这一工作的执行。总之,我们的工作都要从长期打算,为了搞好工作,即使多找些人办,亦应在所不惜。但在开始搞新的一套时,必须十分慎重才好。
各级干部部许多业务事情,可以不一定经过首长。过去首长一揽子的领导方法,好处是集中,缺点就是管不好。今后必须将职责划清楚,上下级的干部部都须有专人负责,那怕只一个人也是好的。
在工作时一定要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人抄东西便花钱雇人抄。无论如何工作不能被动。日常工作如升迁调动,干部来往招待都要搞好, 在这些工作上花些钱也是值得的。
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 3] 必须建立,这个工作,应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便能把等级标明出来。等级在指挥作战时是很重要的,尤其在联合作战时就更重要了。
参加革命是很光荣的,即便是参加革命几天的人,也应把他记载下来, 不要漏掉。因为凡一般参加过革命的都应发纪念章,有功的还要奖功。而只犯一般性错误的同志,不应抵消其功绩,除非走向了反革命。对生者的奖励, 对死者的抚恤,意义都是很重大的。还有我们家属的困难也是一个大问题, 而这又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必须很好地来处置这一问题,现在政府虽用了几万万斤米来解决,但仍不够。
供给制[ 4]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制度,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是从古至今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没有的。最近我们许多机关搞生产,便是这种制度的产物。搞生产是能解决问题的,故现在我们承认机关生产合法化,并专门建立了机关生产管理局,以保证在不违法的条件下进行生产。
最后,我说每个干部都应当前进!只有这样才能适合建设新
的国防军的要求。同志们,干部部的工作是伟大的,希望大家努力把它办好。
注 释
[ 1] 总干部管理部指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 一九五○年九月四日成立。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于部部。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总干部部撤销,所分管的工作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由总政治部统一管理全军的干部工作[ 2] 罗荣桓,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最高人民检查署检查长。
[ 3] 所谓三等九级的等级制指国际上通常使用的将、校、尉三等九级的军官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实行军衔制,采用元帅、将、校、尉四等十四级军官军衔。一九六五年五月取消军衔制。一九八八年九月后重新恢复军衔制,实行将、校、尉三等十一级(后改十级)军官军衔。
[ 4] 供给制是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
作人员以及军队的指战员,按照大体平均的原则,直接供给最基本生活资料的一种分配制度。一九五○年以后,大部分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即把服装、伙食等一些基本的供给项目折成货币,连同津贴一起,作为生活费,以现金支付。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供给制的项目。到一九五五年,供给制和包干制一律改为工资制。
关于新疆工作几个问题的答复①
(一九五○年九月十四日)
你的报告已收到。胡鉴[1]同志已谈过话,知道你们一年来的辛苦工作是有伟大成绩的。你提出的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一)清匪是有成绩的。将乌斯满[2]股惯匪平息,哈族[3]招抚,转变他们的生活,由畜牧业转为农业,安定下来,才不能再为匪利用,望加大力改造;乌斯满本人未就擒,他是有美、英帝国主义及蒋匪的后方支持的政治土匪,望注意肃清他,以免后患。至于新、青、藏边之胡赛音,哈力伯克等部落匪首,应情抚兼施,既加以威力,又加以扶助其生产事业,使其生活改善,以通有无,才能彼此友善相处,才不致再为匪,也不致为美、英、蒋匪有机可利用。
你们要知道,新疆地大人少,土匪易产难清,除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外, 还须要控制交通工具(坦克、装甲车、汽车等),朝发夕至,使匪有所畏惧而不敢横行。最基本的还是要民族团结友爱,文化提高,生活大家都改善, 工、农、畜牧业向前发展,交通运输业每日有改善,才能彻底肃清土匪。
(二)部队生产有很大成绩,生活已大改善,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过于劳苦,虽建立了历史上的开创功绩,把身体弄坏了也是不对的。以后要善于使用机器为人类服务,地广人稀的优越条件,可以利用。你们生产的物资除供给自己再生产使用外,应以与苏联交换机器为主。要以农业作先导转为工业化才能建立起大家务。生产虽多,不能浪费,如运输业发展,各种物资均可变为资本基金,可转为再生产的工具。你们今年工具不好,也凭劳力做出了一些成绩。如明年增加可用的、很好的工具,将中国内地的农具或苏联农具加以改善,明年再生产就费力少而成功大。以今年的经验教训作出明年的更好的计划,特别是多做能出口的商品,如麻、棉或有色金属的开采或做本地工业原料产品,比较种粮食更有利益,更能换取外汇。修建工程及建筑材料的制造、是建立家务的重要事业,建立房屋也要长期打算,每所房屋要能管几十年、一百年。
(三)进兵西藏是你处一个长期工作[4],不可过急,公路修到何处,就进到何处,不可冒进,要步步为营地稳进,对西藏内部生活习惯熟悉后再进去。
(四)你们明年生产要有计划,能在今年做出为好。
我们都好,请勿念。望你们大家一致努力,建设新的新疆即是建设新中国。
注 释
[ 1] 胡鉴,一九四九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装甲团团长,受朱德总司令委派率该团随第一兵团进军新疆。一九五○年率部参加剿匪斗争,后任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同年九月调离新疆,任装甲兵第一坦克编练基地司令员。
[ 2] 乌斯满,哈萨克族人,曾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阿勒泰地区专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织匪帮进行武装叛乱。一九五一年三月被中国人
① 这是朱德给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第一兵团兼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的复信。
民解放军俘获。
[ 3] 这里所说的哈族指当时在乌斯满匪帮欺骗、裹胁下参加叛乱的一部分哈萨克族牧民。
[ 4] 一九五○年五月,新疆军区组建独立骑兵师,承担配合西南军区进军西藏、解放阿里的任务。同年八月,派出先遣连先行进入阿里地区开展工作。一九五一年五月,新疆独立骑兵师一部进入阿里地区与先遣连汇合。八月三日,人民解放军到达当时的阿里首府噶大克(今名噶尔雅沙,在西藏噶尔县境内)。
英雄模范的光荣任务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各位战斗英雄、各位劳动模范:
今天大家聚集在人民的首都,来举行这样巨大规模、这样广泛群众性的英模大会,这是中国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长期奋斗的结果,也是你们自己用你们的英雄行为和模范事迹与广大群众一道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这次会议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上也应该值得纪念,值得珍贵。
你们之中,有来自野战部队的战斗英雄、地方上的民兵英雄和支前模范, 还有来自工厂、矿山、农村中的劳动模范。你们继承了中国人民勇敢而勤劳的传统,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和艰巨的国家建设事业中,以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创造性的精神,在各个不同岗位上始终不懈地努力工作,并带领着广大的群众去完成国家所给予的各项任务。你们的努力获得了可贵的成绩,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欢迎你们,感谢你们!
现在,中国革命虽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我们的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正在开端。因此,我们仍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方面,我们要在国内消灭残匪,解放包括台湾、西藏[1]在内的全部国土,并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同时,我们还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把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建设成具有高度生产能力的工业化的国家。在这样艰巨的任务之下,我们不但不能丝毫放松自己的职责,恰恰相反,因为更加重了我们的任务,特别是对于我们有了觉悟的英雄和模范来说, 就更应自动地担负起这个光荣和重大的任务。
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发动着疯狂的侵略战争,它企图独霸全世界,把全世界的善良人民都变作它的牛马奴隶。几个月之前,它发动了对我们友邦朝鲜的侵略战争[2],同时还侵略我们正待解放的国土台湾。最近,它又蛮横无理地派飞机侵入我们神圣的国境,扫射我们无辜的和平居民。这一连串的事实,都说明美帝国主义是不会放松对我们中国人民的侵略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我们中国人民从来就是十分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是为了祖国的独立、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发展,我们不得不随时警惕帝国主义的冒险,时刻准备足够的力量来防卫我们的领土和主权。在最近几十年中,无论中国的和外国的革命经验都充分地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建设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坚决地反对国内外的反革命战争,才能确保民族的自由、人民的和平与幸福。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已经获得的胜利果实,才能保卫正在进行的和平建设。
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我们就要创造充分的物质条件和政治工作条件。物质条件主要由国家的计划生产和全体人民的大力支援作保证,而政治工作条件则需要我们作军事工作的同志自己去创造。在这一方面,由于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人民革命的武装,具有坚强的革命观点和群众观点,因此,我们的部队始终是一支有着坚强的战斗意志,从上到下一直洋溢着革命英雄气
① 这是朱德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于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概的部队。在我们的部队中,不知产生过多少坚强英勇、临难不苟、赤胆忠心、自始至终为人民服务、为革命牺牲的英雄人物。他们刨造了许多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们要很好地把这些事迹加以总结和发扬,用这些具体生动的事迹,在部队中进一步地、更加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在这个基础之上,广泛地开展立功运动,使全体战斗人员的素质更加提高,使部队的建设迅速发展。这是我们建军过程中一个十分重大、必须执行的任务。应该了解:如果我们的部队是一支具有现代化装备的部队, 而使用这些装备的人,又一个个都是赤胆忠心、充满着革命英雄气概的英雄, 那末,我们的部队就称得起是一支真正钢铁般的,无敌的部队。有了这样一支部队,我们就能确保中国人民的和平与幸福,直至最后消灭战争。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伟大的建设工作,我们要在过去反动统治的废墟上建设起一个新的、繁荣强盛的国家。我们要恢复和发展我们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我们要生产能够供给我们需要的钢铁、机器、粮食、棉花和多种日用品。一年来,我们的政府用很大的力量去组织这个工作,而我们的许多劳动模范也想出种种办法来推动和改进这个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离我们实际的要求还很远。我们还要作出更大、更多的成绩。因此,我们要把劳模运动进一步推广起来,使之更加普遍广泛,成为具有更大群众性的运动。只有更广泛地开展这一运动,我们的生产建设事业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就。
各位战斗英雄、各位劳动模范!你们的努力获得了人民的尊敬,得到了国家的爱护。荣誉是属于你们的。但是,你们绝不应因此而产生任何松懈和骄傲的情绪。人民解放事业是长期而艰巨的。为了始终能够保持英雄、模范这个荣誉的称号,你们就要更加坚定终身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意志,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并且要戒骄戒躁,虚心向群众学习,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各项本领,始终和群众站在一道,并带领着群众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好, 出色地完成国家所给予的任务!
祝会议成功!祝代表们健康!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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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底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为维护祖国统一,巩固国家边防,中共中央一九五○年一月决定: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兼西南军区)为主,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的配合下,准备向西藏进军。由于西藏地方政府迟迟不派代表与中央政府谈判,并在昌都部署军队,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等部于同年十月发起昌都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奠定了基础。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圆满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根据协议的规定,人民解放军部队于同年十月进驻拉萨,至此,西藏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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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南北方之间爆发内战,美帝国主义随即打看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武装干涉,朝鲜的国内战争演变为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在美军入侵朝鲜的同时、美国还派遣军队侵入了中国的台湾地区。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大举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侵入朝鲜北方,兵锋直指中朝边界地区,并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径,
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
人民武装工作有特殊重大的意义①
(一九五○年十月二十日)
目前中国革命虽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我们内部的敌人——蒋匪残余部队及土匪、特务、奸细等等尚未肃清;而外部的敌人——帝国主义却正在疯狂地扩大侵略战争。因此,我们绝不能存有任何骄傲、轻敌和麻痹的思想。我们对外要随时警惕并准备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要肃清土匪、特务、奸细和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敌人,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任务。这样重大的任务,单是靠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1]来担负是不够的,必须把广大人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此,广泛地组织人民武装这一工作,就有着特殊重大的意义。
人民武装部最主要的工作,是把广大的青壮年在不脱离生产的条件下组织起来,给他们以必要的军事、政治训练,并由此逐渐地过渡到实行义务兵役制。这是一件长期、繁重而又细密的工作。这件工作做好了,不但使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兵员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顺利地解决我们建军中的兵源问题;而且在确实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素质上也有了可靠的基础。因此, 人民武装工作对于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就有着直接而重大的作用。
不仅这样,我们把广大青壮年组织到人民武装中来,经过一定时期的训练教育以后,还可以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进行剿匪肃特、反奸防盗的工作,以维持社会秩序,巩固农村治安。在新解放区和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 土匪活动仍很猖獗,组织人民武装进行防匪、清匪就显得特别重要。有些地区中封建会道门[2]的势力还很大,受它们影响、蒙蔽并因而迷信它们的老百姓还不少。对这些封建残余的破坏活动,应加以密切注意和严厉取缔,这也需要广大的人民武装来协助。只有在各个地区中广泛地建立和健全人民武装的组织,才能更好地执行和贯彻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巩固地建立起我们的革命秩序。
过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们的人民武装——民兵或自卫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今后更应加强这种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更进一步地加强对人民武装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在老解放区,我们要很好地整顿和健全各级民兵组织,使之真正地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在新解放区,首先要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工作,使老百姓认识到组织民兵对自己的好处;如果老百姓真正认识到对自己有好处,他们是会高兴参加的。参加之后,只要领导上遇事和群众商量,事事为群众利益着想,事情就会办好。在对民兵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的过程中,开始时对他们不要要求过高,要求和正规军一样是不可能的。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去进行训练教育工作;选择适当时机,照顾群众的生活和困难,训练日间不要过长,也不要把民兵调离家乡很远;要在民兵的觉悟基础上去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不要操之过急,否则,就会脱离群众。此外,要很好地注意吸收复员军人和荣誉军人参加民兵的教育训练工作,他们之中不少是政治上经过考验而又有相当军事经验的同志,我们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之成为预备兵役的骨干。过去许多荣誉军人和复员军人,他们回到地方上曾起过很好的作用,我们应该重视
① 这是朱德在全国人民武装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他们,吸收他们,并协同地方政府适当地解决他们的困难,千万不要把他们安置下去就算了事。如果我们不把他们组织起来,不给他们事情做,不适当地解决他们的困难,那末,复员军人和荣誉军人就不但不能起好作用,反而可能会起坏作用。这点值得我们领导干部密切注意。
各级人民武装部的工作,应在各该级军区领导之下进行。没有军区的地方,则由上级人民武装部直接领导。在进行工作的时候,应取得公安、民政各部门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的协助与配合,并注意与当地人民政府的各项主要工作相结合,不然工作就不容易做好。
人民武装工作是一件光荣而重大的工作。我们所有做人民武装工作的干部,都要安心并且努力做好这件工作。不要认为这件工作不重要,困难多, 就不安心,不努力去做。革命工作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哪一种工作,都是整个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只要我们实事求是,联系群众,不怕艰苦, 努力去做,并随时注意总结工作经验,研究改进工作的方法,那我们一定能够做出成绩来。
注 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正式成立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八日。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日改称公安军。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撤销建制。
[ 2] 封建会道门是旧中国时期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的民间结社。这类组织具有封建性和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其中一些为旧中国反动统治集团控制和利用的封建迷信组织,如一贯道、先天道、九官道等,以各种迷信方式,诈骗钱财、奸污妇女、毒害人民、扰乱治安,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其反动道首多是地主、恶霸、特务、土匪和汉奸。广大道徒多是被骗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封建会道门明令加以取缔。
加强军队中的保卫工作
(一九五○年十一月)
同志们!人民解放军全军首次保卫工作会议开幕了。在这次会议上,要解决军队保卫工作的任务、方针问题。
军队保卫工作,过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保卫干部的积极努力下, 曾经有力地打击了特务、间谍分子对我军的各种阴谋破坏活动,对部队的纯洁、巩固与壮大历来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有成绩的,应当肯定。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敌人除公开与我们打仗以外,同时并与我们进行隐蔽斗争,采用一切办法来破坏我们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美国和国民党特务对我们是如此,一切帝国主义对各国革命事业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妄图用隐蔽破坏的方法来阻止我们革命事业的前进和挽救其统治阶级的死亡,结果怎样呢?恰恰相反,我们部队巩固、壮大起来了,保卫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隐蔽战线上也取得了胜利。党的保卫工作,不但在军队而且在地方上均有重大的成绩,表现在:镇压特务、间谍分子,剿匪,安定社会秩序,保卫经济建设,保卫中央及机关安全等重要方面。这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军队与地方保卫工作的有机结合,随时随地警惕敌人,并教育全军,深入依靠广大群众所取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过去的保 卫工作就没有缺点,军队就没有问题了;缺点是有的,问题也是有的。这次开会,希望同志们把过去的工作既不扩大,又不缩小,恰如其分地加以估计,把经验教训总结出来,发扬好的,纠正错误的,明确今后任务和方针。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又要和美帝国主义直接作斗争了,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我们的阵营有丰富的战胜帝国主义的经验,帝国主义如果胆敢侵略我们,我们一定要给它个有力地回击,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帝国主义的特务工作是有相当历史的,技术上比较高明。美帝国主义很早以前就利用它在华侵略和掠夺的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并与蒋介石反动派合作, 组织了很多反革命分子做破坏工作,尽一切可能来破坏我们。解放战争中当我们取得胜利,蒋介石反动派失败时,它又出来明中调停,暗中帮助蒋介石反动派布置与进行反人民的战争。这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们说:他们是彻头彻尾的美帝国主义的侦探,是彻头彻尾的特务破坏,这都是他们为了长期破坏我们有计划地采取的一系列的阴谋。其他帝国主义者也不例外。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便会麻痹了自己,那就会上当的。这些侦探破坏分子,装成“进步”、“民主”样子,想取得我们对其信任,以实现其阴谋。因此, 不管他们是以什么面目出现,我们都要警惕,只有有了高度的政治警惕性, 才不至于上当。
目前时局很紧张,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行动[1],正在威胁着我国的安全。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绝不止于并吞朝鲜,它并妄图侵略中国,统治亚洲, 征服世界。为达其目的,它正在组织力量,加强与我之隐蔽斗争。以美帝国主义为首、蒋介石反动派为骨干,组织特务间谍机关,通过外侨、外商、教会、道门[2]及利用公开职业、群众面目为掩护进行活动,有计划地大量向我大陆与内部派遣特务、间谍,组织所谓“敌后游击”,进行武装暴乱、窃取情报及暗害等破坏活动,并已给了我们一些危害。这种隐蔽敌人的破坏还会
① 这是朱德在全军保卫上作会议上的讲话,曾刊于一九五一年《八一杂志》第二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继续来的,我们同这种敌人的斗争,也会是长期的,破获了这一批,还要警惕再来一批。在你这个地区或你这个单位,都不能认为破获了这一个案件就不可能再有另一个案件了,如有这种认识便是麻痹的、错误的。
我们军队是属于人民的武装,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工具,因而也就成为敌人破坏的主要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军队中的保卫工作。军队保卫工作就是不允许反革命分子进来,进来了就要破获他们。在执行此任务中,要正确掌握政策,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以保证部队的纯洁与巩固,使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来捍卫人民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这是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要求全军保卫干部要兢兢业业地去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同时,各级军政首长必须加强对保卫工作的领导,教育全军指战员,提高警惕,学会同隐蔽敌人作斗争。对这个工作的任何轻视、忽略观点都是错误的。
希望把这个会议开好,总结过去经验,研究今后做法,把业务提高一步, 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健全起来,使全军的保卫工作有效地发挥镇压反革命,保卫自己的作用。
预祝大会的成功! 注 释
-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南北方之间爆发内战,美帝国主义随即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军队侵入了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侵入朝鲜北方,并且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
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 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
[ 2] 道门指封建会道门,是旧中国时期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的民间结社。这类组织具有封连性和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其中一些为旧中国反动统治集团控制和利用的封建迷信组织,如一贯道、先天道、九官道等,以各种迷信方式,诈骗钱财、奸污妇女、毒害人民、扰乱治安,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其反动道首多是地主、恶霸、特务、土匪和汉奸。广大道徒多是被骗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封建会道门明令加以取缔。
组建工兵师既修造工事又可打仗
(一九五○年十二月五日)
三野[1]调来李迎希同志任工兵副司令员,已到京。 请你即组建工兵司令部[2],并将各军区已成立的老工兵团调往东北组建成师,各大军区留下的种子组建新工兵师,即有组织的在后勤新建造部下,统一指挥、统一计划, 建立海防工事。国防需要的公路、仓库及营房、防空洞、大量飞机场等,统由工兵直接修造,并组织大量步兵、炮兵,在工兵领导下进行。花钱不多、只要有钢骨、水泥、木材等实际材料,就可完成国防工事。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国防工事。如此做法可大大地减少修造预算,工事可完成,预算不会惊人的庞大,以致不能下决心修。请你在这方面长期着想,这是基本解决问题。如无很多预算,用工兵修,不过时间拖长一些,任务是可能完成的。我们应下决心少要二十个步兵师,至少建立二十个或三十个工兵师,既可能做工事又可能打仗。
注释
[ 1] 三野即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二月,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决定整编为第三野战军。同年六月与华东军区合并。一九五○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撤销了野战军的番号。
-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司令部正式成立于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工程兵领导机关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程兵部。
① 这是朱德给周恩来的信。
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①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才能保卫祖国,粉碎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为此,必须加强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近代的军事科学技术,以提高全军的军事理论和战术水平。
① 这是朱德的题词,曾刊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八一杂志》创刊号。
《八一杂志》发刊词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
为了帮助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出版《八一杂志》。这个刊物的出版,在美帝国主义不但已经侵略台湾、朝鲜[1],而且积极准备发动新的世界侵略战争的情况下,更有着重大的意义。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已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在世界上成为政治军事的强国。但是,中国人民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完结,美帝国主义者极端仇视中国人民的胜利, 为了破坏中国人民的胜利,悍然霸占我领土台湾,侵略我邻邦朝鲜,轰炸我边境,侵犯我领空、领海,继续支持蒋介石残余匪帮妄图反攻大陆,并武装日本[2],干涉越南[3],近更利用联合国表决机器诬我为侵略者。这些都说明美帝国主义的刀锋正向着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继续疯狂地准备世界侵略战争,妄图奴役亚洲、欧洲,独霸全世界。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死敌,亚洲人民的死敌,世界人民的死敌!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我们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必须百倍地警惕起来,充分地准备自己。加速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建设,肃清国内残余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祖国,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只有这样充分地准备,才能有效地制止侵略战争。
这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在政治上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必须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在军事上,必须通晓与掌握联合兵种作战的指挥及各兵种学术,并且有坚强的后方勤务工作。这支国防军必须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计划性与准确性;必须有正规的生活秩序及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总之,必须有高度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
国防军建设必须是在我军已有的优良基础上去继续提高。抛弃已有的基础,孤立地去学习正规化、现代化,是不对的;反之,满足于已有的基础, 拒绝学习正规化、现代化的保守主义,更是不对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帝国主义的经验是我军的重要一课,志愿军曾在没有飞机、坦克和很少大炮配合的条件下,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者,这说明了已有的基础是可贵的;而另一方面,这个经验也说明了,如果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了飞机、坦克和更多大炮的配合,具有充分现代化的装备条件,那么美帝国主义者将必然遭到更大的歼灭和更快的失败。
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在我们现时的情况与条件下,是会遇到某些困难的,但一定能够克服,其关键在于干部的学习。我们不仅要提高干部的军事政治理论、文化水平,还要提倡干部学习技术,尊重技术, 掌握技术。学习中必须放下架子,抱虚心态度。我们不仅要学习过去二十多年来打败国内外敌人的经验和学习志愿军的作战经验,更要学习苏联打败了
① 这是朱德为《八一杂志》撰写的发刊词,原载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创刊号。这个杂志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刊物,一九五一年四月创刊,一九六一年一月停刊。
法西斯德国、日本的先进军事科学。我们也还要向当前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学习,从而更有效地战胜敌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领导下,过去曾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今后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 也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
《八一杂志》的出版,就是负担着这个伟大的任务。愿全军同志,尤其是各级党委及负责干部努力支持这个任务,大家动手,办好《八一杂志》, 爱护它,运用它,充实它,使它在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工作中,成为一个有力的指导武器。
注释
[ 1]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南北方之间爆发内战,美帝国主义随即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军队侵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侵入朝鲜北方,并且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
-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胜利后,美国改变了使日本非军事化的对日占领政策,转而重新武装日本,企图变日本为美国在远东的反共基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快了武装日本的步伐,以组建警察预备队为名建立了新的日本军队。这支军队即现在日本自卫队的前身。
[ 3] 十九世纪下半叶,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占了越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南人民宣布独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为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入侵越南。在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时期,美国积极干涉越南问题,向法国殖民军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进军西藏,巩固国防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进军西藏,巩固国防,是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二、要做好行军的准备工作,衣、食、住、行件件都计算得很周到。 三、不怕困难,不怕险阻,管你崇山峻岭、雪山草地,我们可以逢山开
路、遇水搭桥,没有人民解放军通不过的道路。四、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大家动脑筋,大家出主意,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五、要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保持人民解放军纪律优良的传统。
六、帮助西藏人民是最光荣的,要尊重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学会藏语, 并且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藏族同胞亲密相处。
七、要有长期建军的思想,练好武艺,保卫国防,搞好生产,保证给养。我们是一支战斗大军,又是生产大军。
八、学会和自然作斗争的本领,多想办法,多出主意,多种粮食,多养牛羊,用我们辛勤的劳动逐步地把高原变成沃土。
同志们!努力吧!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①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人民解放军按照协议进军西藏。这是朱德应进藏部队的要求而写的。
中国人民怎样击败了
美帝国主义武装的蒋介石反动派
(一九五一年六月)
正当现在我们来纪念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三十周年的时候,中国革命已经获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中国人民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联合的反动统治,已被最后地推翻。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已经巩固地建立和发展起来。这是中国全部历史进入新时代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继十月革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改变整个东方与世界面貌的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大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并且震撼了整个帝国主义的侵略阵营。
现在,来回忆一下中国人民怎样击败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而最后取得了全国胜利的经过情形,是有意义的。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以伟大的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之后,独立地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十年的国内战争[1],创造了一支人民革命的力量及适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情况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又经过了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八年的抗日战争,进一步地发展并壮大了这一支人民革命的力量,并创造了约有一亿二千万人口的解放区与一百二十万的人民解放军, 以及二百六十万的民兵。所有这些,就是中国人民赖以战胜美帝国主义所武装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人民迫切地要求维护和平,受过长期战争痛苦并为新的国内战争所威胁的中国人民,尤其迫切地要求实现和平。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替法西斯德、意、日地位的美帝国主义,却疯狂地推行着奴役世界的计划,以战争威胁着世界人民,并且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直接制造了战争。美帝国主义虽然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英、美三国外长会议[2]上同意了不干涉中国内政,并表示希望中国实现和平民主,但是在实际上,却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派遣了陆、海、空军与军事使团来到中国,盘踞了全国多数战略要地,以大批的军事装备与战争物资供给了蒋介石卖国集团,并以各种方法帮助在抗日战争中躲在远后方的蒋介石,把他的大军开到沿海大城市和反人民内战的前线,以便经过蒋介石夺取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策动之下, 全力奉行着卖国和独裁的反动政策。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反动集团,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他们实现其反动计划的基本障碍,不消灭人民解放军就不能实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独裁,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求国内和平的行为是软弱可欺的表现,认为数量较小、装备较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堪一击,而获得美帝国主义大量援助的数百万国民党军队则可以横行全国。因此,他们就决定在中国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仅仅为了取得时间准备这一内战,他们才暂时假装同意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决地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以极大努力领导中国人民寻求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的道路;另一方面, 又动员全党和全解放区军民以至全国人民作充分的准备,以便在蒋介石坚决
① 这是朱德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撰写的文章,原载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
破坏和平时有准备地打败他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要求,连续地发出了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多次号召;毛泽东同志亲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3];迫使蒋介石发布了停战令[4]; 召开了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5],成立了有国民党政府代表参加并举手通过的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决议。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完全符合于广大人民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要求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场剧烈的斗争中采取了坚定的大公无私的正义立场,由于蒋介石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面前再三地暴露了他们的背信弃义,暴露了他们一手“调处”内战冲突,一手积极布置内战[6] 的阴谋诡计,所以,广大人民得以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消除了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反动派的幻想。因此,当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觉得他们已经完成反人民、反革命大规模内战准备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也就孤立起来,失掉全国人民的同情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蒋介石在美国大力援助之下,不顾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民主舆论的反对,向人民解放军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全面的大内战。这个内战的初期的形势,对于中国人民曾经是严重的。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帝国主义竭力支持着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卖国贼集团。蒋介石卖国集团当时有总兵力四百三十万,有由美帝国主义供应的价值六十亿美元左右的飞机、大炮、坦克等等近代装备与物资,有三亿数千万以上人口的统治区,有大城市和丰富资源,有近代工业与近代交通条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当时的兵力还不及国民党军的三分之一,装备与资源更居劣势,解放区也还只有不及蒋介石统治区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除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素质及与人民的联系优于蒋介石之外,其他各方面的条件,都处于劣势。因此,蒋介石敢于在战争一开始就动用正规军一百八十万的兵力, 声势汹汹,向东北、中原、华东、华北各解放区全面地发动进攻,企图一举消灭人民解放军。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 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7] 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充分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的正确。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一科学的分析与论断,一方面紧紧地团结解放区的广大人民以及全国的广大人民,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来支援这个规模巨大的人民革命战争;另一方面,又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所亲自规定的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指导路线,同时,在军队中充分地实行了团结人民群众,团结官兵与瓦解敌军、改造俘虏等项革命的政治工作,所以,我们就能从人民解放战争中不断地削弱国民党军而壮大自己,夺取国民党军的武装来武装自己。在蒋介石发动全面进攻,侵入我各解放区的战争初期,我们虽然丧失了很多城市和广大的乡村,但人民解放军平均每月歼灭国民党军约为八个旅的有生力量。经过八个月,由于蒋介石兵力有很大削弱,就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全面进攻,而只能在战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举行所谓“重点进攻”。蒋介石用以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兵力约
为其进攻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即六十个旅,而进攻陕北解放区的敌军则相当于当地人民解放军的十倍。但是,由于人民解放军在每次作战时实行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正确的战略方针,而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迅速地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 而且在此时期就在东北和华北战场上对蒋介石举行了局部的反攻。
到战争的第一年度结束,人民解放军已歼灭了敌人九十七个半旅,一百一十二万人,而使自己的正规军由一百二三十万发展成为二百万。战争形势由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丧失了巨大的有生力量的蒋介石卖国集团,不得不从战略的进攻转为战略的防御了。
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度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即由战略的防御转为战略的进攻。这是一个有关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的全局性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当时曾经宣告:“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8] 在向蒋介石反动派进攻中,人民解放军大军南渡黄河[9] ,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防御体系,打入了国民党的统治区,把战线伸展到长江一带。这就破坏了蒋介石以反人民内战毁灭中国人民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而把革命的火焰引向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的根据地,从而在根本上撼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进了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潮。同时,各线的人民解放军又于连续地歼灭国民党军之后,收复了东北、山东、陕北和华北等解放区的绝大部分, 并开始了对有十余万以至数十万人口的国民党强大设防城市举行胜利的攻坚战,每役歼灭数万以至十数万的国民党军。人民解放军在对国民党军歼灭战中,不断地缴获了大量的近代化武器以增强自己的装备,建立起强大的炮兵和工兵,这就使人民解放军在以后的攻坚战和巨大的歼灭战中,能够以强大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体系,迅速完成战斗任务。在兵员补充上,人民解放军主要地依靠俘虏和投降过来的大批国民党军的士兵。他们出身于劳动阶级,经过教育改造,就可以迅速转变为人民解放军忠勇的战士。因为经过以上的种种斗争和努力,所以,人民解放军虽然从战争一开始就处在连续的激烈的战斗中,但是,不仅没有像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期望的那样因此丧失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且恰恰相反,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却迅速地增长和壮大起来了。
一九四八年的十一月,即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战争之后将近两年半的时候,战争形势发生了另一个根本变化:我人民解放军经过近百次的对国民党军的歼灭战役之后,在东北辽宁省西部的战役[10]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一举扫清了中国东北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歼灭了美帝国主义亲自装备训练的蒋介石精锐部队的大部。经过这次战役,国民党军就从长期兵力上的优势变为劣势,而人民解放军则从兵力上的劣势转成优势。当时, 国民党军总兵力已降为二百九十万人、人民解放军则增至三百余万人。从此以后,全国战局即急转直下。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在徐州附近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对于南线国民党军主力的决战[11],歼灭了大部分由美械装备的蒋介石精锐部队五个兵团,并使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统治中心——南京直接暴露在我进攻大军的面前。在同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战场又占领了张家口、天津等城市, 并胜利地争取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基本肃清了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12]。这样,经过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国人民革命的全国性的胜利
局面,就已经确定了。
在这个时候,长江以南的残余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之下,用蒋介石暂时退到后台、李宗仁[13]代而登台向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的缓兵之计,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以遂其苟延残喘、卷土重来的梦想。中国共产党同意了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但是,中国共产党与南京的谈判代表经过谈判所共同起草的和平协定的草案,却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 14] 。因此,美帝国主义的假和平的诡计就被揭穿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和西北进军,以解放全中国。仅仅经过三天的战斗,就解放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随后,从四月下旬到十二月底,太原、杭州、武汉、西安、上海、兰州、广州、重庆、成都、贵阳等中心城市也相继解放。湖南、绥远、新疆、西康、云南等地则以和平办法获得了解放[15]。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反动统治完全灭亡了,它的残余像老鼠一样地逃到了在美国武装保护下的台湾岛。
一九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16],并向西藏开始了胜利的进军。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17]。现在,除了台湾一处还受着美帝国主义霸占以外,全中国都已经解放了。
在将近四年的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八百零七万多人,争取国民党军起义和投诚改编共有一百七十七万多人,击毙和俘虏国民党军高级军官一千六百六十八人,缴获各种炮五万多门,机枪三十多万挺,坦克与装甲车一千多辆,汽车二万多辆,以及其他武器和装备。
很明显,这个结果,对于美帝国主义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如此迅速的和悲惨的覆亡,不是偶然的,这是忽视人民意志、忽视人民力量的反动派的必然的结局,这是只看见自己在武力上暂时的表面的强大,而看不见自己在政治上的孤立,因而实行反对人民的冒险家的必然的结局。这是蒋介石在中国二十二年血腥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一百多年血腥反动统治所早已应当作出的历史的裁判。
但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如上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台湾省还没有解放。一九五○年六月,美国侵略者在发起了对于朝鲜的横暴的武装干涉同时,宣布以武力控制我国的台湾[18]。这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夺取我国东北同类的野蛮无耻的侵略。毫无疑问,英勇的中国人民一定要从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台湾,使台湾的六百七十万同胞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
事实上,美帝国主义对于台湾的侵略还只是美国以武力侵略我国的整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侵略朝鲜的真正目的,就在经过朝鲜来威胁我国的东北,只要有可能,美国侵略军就会从那里侵入我国,像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所作过的一样。一九五○年十月,美国侵略朝鲜的军队就曾经向我国边境汹涌前进,直到鸭绿江边和图们江的附近。美国飞机轰炸扫射我国东北边境, 使我国同胞遭受生命财产的损失。在这种严重威胁下,我国人民不得不组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向美国侵略者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反侵略前线表现了极大的英勇。不顾美国侵略者在飞机、坦克、大炮等方面占绝对的优势,不顾美国空军残酷轰炸所造成的困难,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从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并肩作战以来,却已经在五
次战役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那时到今年六月三日为止,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歼灭了敌军十九万三千多人,包括美国侵略军八万九千多人。美国侵略者占领朝鲜北部并侵入我国东北的最初的疯狂计划被粉碎了。美国在东方最著名的侵略罪魁麦克阿瑟[19]在这个失败中被撤职了。美国侵略军除开从朝鲜撤退以外,是找不到旁的出路的。毫无疑问,英勇的中国人民一定要协助朝鲜人民击退侵略,以保卫中国东北边境的安全,而我们也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改变了中国人民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民正在用一切力量巩固自己的国防,不让帝国主义侵略者再像过去一百多年中那样地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中国人民一定要使外国政府尊重我们的领土
主权和正当利益,而一定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对台湾和朝鲜的侵略,以及对于日本的单独请和、长期占领和重新武装的计划[20]。在这样的时候, 美帝国主义特别应当温习一下它所武装和指挥的蒋介石怎样被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彻底击败的历史。美帝国主义既然还没有学到应得的教训, 那末,中国人民就一定要使学着蒋介石榜样的任何冒险家遭受与蒋介石同样可耻的悲惨的结局。
注 释
-
十年的国内战争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保卫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
通常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土地革命战争。
-
这里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在中国的外国军队。二十七日发表了会议公报。公报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提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
[3]这里指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的和平谈判。抗日战争胜利
后,国内出现了内战危机。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八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十月十日发表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权利,但是却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以致无法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十月十一日毛译东回到延安,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继续谈判。不久,蒋介石便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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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同日下午下达了停战令,规定双方军队应于十三日午夜在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在国民党方面的坚持下,停战协定不包括东北地区,双方在东北地区的战斗始终未能停止。停战令下达的同时,蒋介石即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进行内战准备,接着又不断地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同年六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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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协商会议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举行。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
关于军事问题等万项协议,合称“政协决议”。这些协议,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一方面表示承认这些协议,企图利用这些协议来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这些协议,不久都被蒋介石一一撕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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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以“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为名,从各方面加强美国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蒋介石为着争取时间布置内战,在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停止内战的要求。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委员会”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进行所谓“调处”的时期内,美方首先在东北,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以大量的军火和其他作战物资。至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已将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二百万人)的百分之八十调集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其中有五十四万多人是美国武装邢队直接用军舰、飞机帮助运送的。蒋介石在布置就绪之后、即于六月下旬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个战争。接着,马歇尔在八月十日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以便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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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45、1246 页)。
[ 8] 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44 页)。
[9] 一九四七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 开始在中原战场上实施战略进攻。六月三十日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地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并在大量歼敌之后于八月七日向大别山地区挺进;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晋冀鲁豫野战军陈(庸)谢(富治)集团从晋南渡过黄河,在豫陕鄂边区开辟了战场;同月, 陈毅、粟裕所部华东野战军之西线兵团也向豫皖苏边区推进,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展开于中原地区。到同年十月,三路大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九万五千余人,在江、河、淮、汉之间建立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这一重大胜利,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转折点。
[ 10]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即辽沈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人民解放军首先攻克锦州,彻底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退往关内的通路,并迫使长春守敌一部起义、其余全部投降。随后,我军又歼灭了由沈阳西援锦州的敌军主力兵团,并乘胜攻克沈阳、营口。整个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 11]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六十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今属连云港市), 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即淮海战役。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领导淮海前线的一切行动。此役歼灭了国民党政府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指挥下的第二、
第七、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和第三绥靖区等部五十六个师共五十五万余人,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幸明。这次战役的胜利,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情锐主力损失殆尽,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
[ 12]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等部,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今北京)、天津在内的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即平津战役。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领导平津前线的一切行动。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先后歼灭了驻守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的敌军;并通过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积极的政治争取, 经双方和平谈判,促使国民党政府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改编, 和平解放北平。这次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 13] 李宗仁,国民党桂系首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
[ 14]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内战遭到失败的形势下被迫求和。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淡判代表团到达北平(今北京),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
《国内和平协定》。四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四月二十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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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至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
并开始向全国进军。许多地方的国民党军队举行起义或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八月四日国民党政府长沙绥靖公暑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九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式、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部起义,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和平解放。九月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先后率部起义,新疆和平解放。十二月九日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卢汉分别率部起义,西康(指令四川西部地区)、云南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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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四月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主力乘坐木帆船强渡琼州海峡,至五月一日,在琼崖纵队配合下解放了海南岛全岛。五月十三日、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撤逃台湾,十九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部队全部占领舟山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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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一月,中共中央为维护祖国统一、巩固国家边防,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由于西藏地方政府迟迟不派代表与中央政府谈判,并在昌都部署军队,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人民解放军于同年十月发起昌都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奠定了基础。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圆满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各项改革事直,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根据协议的规定,人民解放军于同年十月进驻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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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南北方之间爆发内战,美帝国主义随即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入侵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在美军入侵朝鲜的同时,
美国总统杜鲁门于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将亘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地区。八月,美军第三航空队也相继侵入了台湾。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国在台湾设立“军事援助顾问团”,加强对台湾军队的训练、装备、供应的控制。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式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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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美国职业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远东美军总司令、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等职。朝鲜战争爆发后,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并积极主张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一九五一年四月被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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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下半年,美国基于反对苏联和中国的战略,违反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确定的美、英、苏、中四国一致的原则和对日进行全面媾和的方针,单方面提出了对日和约草案。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至八日,美、英、法等国在旧金山召开片面对日媾和会议,并于八日签订了对日的片面和约(《旧金山和约》)。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国家未被邀请参加和会,印度、缅甸等国因反对美国片面对日媾和而拒绝与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美国单方面拟订的这个“和约”,
规定盟国可同日本缔结双边协定,在日本驻军;日本“得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从而为美国长期占领和重新武装日本,并把日本拉入美国拼凑的军事组织开辟了道路。“和约”签订的当日.美国即同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加快建设海军的防卫力量
(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日)
毛主席:
第一信谅达。我们在此看了海军,上了一只八百吨的小舰,并上了鱼雷快艇,在海上转看青岛的形势,是很险要的。在岸上的设备,也看了两个国防工事,炮台,是钢骨水泥建筑的,能充分发扬火力,但不能隐蔽本身,只靠伪装掩饰,是不够的,必须以陆海上飞机掩护及本身高射,并配合高射炮, 就可以抵制任何敌人的海空军的攻击。如对进口各航线加以布雷,再设有潜水艇一部,加上鱼雷快艇的放射,是可能有在敌人进攻时击败它的力量的, 这是在国防前线应该重视的。
海军目前因为经济条件及国内工业条件不够,不能足用地去建设它,也不可能,但是在海防第一线上,是海军接触敌人,我们应尽可能地去建设海军的防卫力。
海军同志们的要求,我国建设空军的比例,应有百分之二十是海军的空军。海军空军可有两用,陆上海上都是一样的,可以航海、布雷、侦察、战斗。陆上空军到海上去多迷失方向,不熟悉海上情况,这个请求是可以允许的。另外,海军的军事工业似应开始,我国上海、青岛、汉口的造船厂,均可造小艇,鱼雷快艇、扫雷艇、潜水艇、巡逻艇,亦均可制造。苏联海军顾问说苏海军部已答应给我们四种小艇的图纸,并派工程师来帮助完成。这一计划因我们没有钱而暂停,能在明年计划中添设。造小艇花钱不多,开始办是必需的。
他们这两个要求都是合理的,我们也能办到,也是急需的,请你指示。专此,祝你健康。
朱德
① 这是朱德给毛泽东的信。
建设海军,保卫海防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仅两年时间,我们的海军就建立起来了。目前这支海军的力量虽然还不够强大,但它是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建立的。我们强大的陆军曾经经过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我们相信,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中国人民也必将拥有一支强大的和陆军同样英勇善战的海军部队。
中国过去不是没有海军,但却没有真正的海防。今天我们有了人民的海军,它虽然建立不久,舰船不多,一切设备还不够完善,许多事情还需要从头做起,但却担负着保卫海防的光荣任务。今天我们保卫国防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防守海岸线,保卫领海。这个任务是艰巨的,需要海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一致努力,也需要海军同陆军、空军相互配合,共同来完成。我这次来,看到你们各方面的建设都有很大的成绩,这是全体同志努力的结果。
我们的海军虽然刚刚建立,但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有陆军的底子。今天我们的陆军已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把帝国主义者赶出中国的斗争中,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的威力。海军虽是新建立的军种,但它从陆军调进了大批的骨干,因此也就继承了陆军的优良传统,这对于海军的建设是有极大好处的。但同时也就形成现在海军中有不少同志对于海军的技术很生疏的现象,所以就必须好好学习。党调你们来海军工作, 这是光荣的使命,你们就应准备长期干下去。从你们司令员起到每个战士, 都要从头去摸索、去学习,学会现代化的海军技术,学会在海上生活,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坚强的海军军人。
你们这次召开的是海军政治工作会议。海军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要在海军中保证党的领导,要使全体人员具有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思想和严格的革命纪律性。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保证全体指战员学会现代化的海军技术。比如,这次我看到的炮兵学校的技术训练,采用了先进的训练方法,很具体,很实际。这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方法,应该推广。政治工作就应该在这方面作保证,提高大家的学习热情,帮助同志们更迅速地学会炮的射击技术。
从前在游击战争时代,我们没有炮,有了也不大爱惜;解放战争后期, 在一些大的战役中显示了炮的威力以后,大家才都珍视这个武器。海军和陆军不同,在海洋上作战,炮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海战中白刃战的机会是很少的,甚至没有,但炮的用处却很广泛。有了海岸炮,有了鱼雷,有了军舰上的各种火炮,加上空军的掩护,就有可能打败敌人从海上来的进攻。因此, 必须重视海军中的炮兵训练工作。同时,海军的海岸炮兵阵地是要坚守的。过去陆军打仗,曾经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以夺取城池为主要目标。海军就不同,海军的任务是保卫国防的最前线,要把敌人消灭在海上。为此, 海岸炮兵要有坚固的永久性的堡垒。炮兵除了经常操练之外,应当经常增修工事。最坚固的永久性的国防工事,是要靠海军的海岸炮兵和陆战队来修筑的,因为他们平时的调动少,战斗任务不多。这样就可以花钱不多,把工事修好。有人说炮是“战争之神”,这话是有道理的。现代战争仍然要重视炮
① 这是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的使用。因此,我们的海军政治工作一定要保证训练出政治质量高、技术十分熟练的海军炮兵。
海军是否有群众工作?我认为是有的。海军接触的主要群众是沿海的广大渔民。海军的政治工作就应该把渔民工作做好,从政治上文化上提高他们, 他们将成为你们的侦察队和游击队。必须记住,有了技术,还要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得到群众的爱戴,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海军的政治工作还要保证海军兵工生产任务的完成。海军兵工生产主要是造船,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造重型军舰,但应当学会造小艇小舰。我们有工人,有造船厂,条件是具备的,开始也许造不好,但积累了经验,就是将来发展的基础。
最近几年内,我们的海军还不可能有大的登陆艇、大的战斗舰和航空母舰。因此,我们在战略上只能采取防御的方针。但单纯的防御是不行的,要以攻为守。快艇、潜艇配合飞机、大炮,这都是攻防作战最有力的武器。海军的同志们要有信心和决心,去配合陆军和空军,依靠坚固的海防工事去歼灭来犯之敌。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聪明、勤劳、勇敢的人民,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力量来保卫伟大可爱的祖国和人民。过去帝国主义者挑起过两次世界大战,如果他们敢于再挑起一次新的大战, 那末,他们就会遭到更悲惨的失败。
办好军校是建设军队的第一项重要工作①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九日)
全国第一次军校会议到第二次会议快要一年了。一年来,各高级步校和步校在同志们共同努力和苏联顾问同志帮助之下,已建设成为正规的学校, 这是我们军队和学校很大的进步。目前我们学校有很好的固定地址与规模, 有各种教程、教员,这在以前是很少有的,也是很难得的。
一、学校正规化,一切就必须有计划。怎样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呢?这次苏联同志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制定了第二期教育计划,这是苏联几十年的经验,方向对,也准确。希望同志们用各种方法保证执行,圆满地完成这个任务。
二、我们过去一年有一定成绩,这次又制订了完整的计划,但在教育中我们还应注意对象,一个是干部,另一个是敌人。敌人是谁呢?是美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就要以美帝国主义为对象,以自己和将来的装备条件,以及过去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学员,学会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办法。只有每个学员都胸有成竹,都懂得了美帝国主义的一切特点,对付美帝国主义才有办法。美帝国主义的军事训练与装备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而我们干部的科学、文化程度却很差,接受计划还有困难。如果不针对这两个方面的对象进行教育, 是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的。
过去我们没有跟美帝国主义打过仗,但这次在抗美援朝战争[1]中,却有不少经验教训,我们干部必须接受这些经验教训。我们学校教育要研究美军的各种典范、教程、战术,高级步校学员更应把有些高深的问题搞透彻,这样,我们干部在工作中才可能有预见性,才能胸有成竹。我们每个干部要对美国的各种东西了如指掌。这样要求能不能做到呢?我想有苏联同志的帮助,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正确指导之下,我们完全办得到的。苏联在第二次大战中赢得了胜利,战胜了希特勒,打败了日寇,也研究过敌人。这些经验同志们一定要吸收,不应满足于我们过去的经验。过去是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现在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是以重武器坦克、大炮、飞机来进攻我们。现在在朝鲜打,如果在中国打,他当然不会在山上与我们打,那一定是在东北、华北、华东、浙江以北地带使用大量的大炮、坦克、飞机与我们作战。我们研究战术,就要研究用什么武器打什么敌人,如何对付敌人登岸,如何在平原打仗,如何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中,一定会使用飞机,主要是打我们的后方,使用海军在各口岸登陆、捣乱。敌人的后方更比我们困难,它是以海岛作后方,在我们看来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它经常破坏我们的后方。我们对付它也得用飞机、潜水艇。如果敌人登岸,我们怎样对付呢?包围迂回当然很好,但它是否钻进来呢?像日军侵华的战术,我想不可能再有。它必然是用优势的空军破坏我们的后方,破坏工业生产,破坏我们的供给,这是它主要的战术, 所以我们就要防备它。
① 这是朱德在第二次全国军校会议上的讲话。
苏联的战术一般的是中间突破,包围迂回是附属的,这条经验我们应接受。美帝国主义困难更大,首先是没有人力,政治上缺乏资本,所以我们就要用尽全力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敌人不是铁打的,这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得到了证明。火力要善于使用,马克思主义是相信物质力量的,敌人是吼不垮的, 单靠人力在今天情况下是不行的,还要靠使用火力把敌人打下去,集中力量打它一点。我们就要学习这些战术,学习使用新武器。
编制改变了,使用的武器比过去多了一倍,不背枪的人就不能上火线, 医生也要背枪,一方面保卫自己,一方面是随时都可以打仗,而不让别人来保卫自己,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成为战斗员。美国人说,前线一个人,后方要七个人来为他服务。据朝鲜战场统计,美军使用在朝鲜战场的物资有两三千万吨。
学校教育,就要提高对付美帝国主义的战术,美帝国主义越有重武器,它的战术就越简单。你们回去要很好地把我们的计划切实贯彻,很好地学习使用新武器。明年新武器就可以到,学校比军队要紧,先把学校装备起来。对付敌人,要统一战术思想,要很好地接受苏联顾问的计划,有些解放
过来的军官思想尚未改造过来是很难接受的。我们的军队是国家军队、阶级军队,那种个人英雄主义是不行的。我们辨别谁的战术正确,就是看谁能把美帝国主义打垮了,谁的战术就是好战术。
三、今后学校的物质保证及教育的检查、督导等工作,主要是依靠各大军区。各大军区首长应时刻关心学校的事情,要看到办好学校是建设军队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只有好的学校才能给我们培养训练出好的干部。
为了保证教育计划的贯彻,首先是大家在教学思想上要统一起来。每个教员,都要明确办好学校是一个长期的、永久性的建设任务,要求大家对我们的学校应有正确的概念,在教学实施中很好研究创造新的方法,安心为学校服务。另外在学校的物质生活保证上也要好一点,如学校的装备、房舍修建等都要搞好,同时还可以发动干部、学员组成生产单位,建立自己的家务; 其次有关教育的器材、体育设备、射击靶场、演习场地等也都要想法搞完善些,各种教室不够可逐步建设。
四、建设正规化的学校,培养训练干部是我们国家当前很重要的任务, 所以担负学校教育的同志的岗位,是极其光荣伟大的。过去有些在学校工作的同志看到学生出去都当了官,认为做学校工作没有出路,甚至不安心于学校工作,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大家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教育家,使我们学校建设走在军队建设的前头。同志们要了解,办好学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教育计划的贯彻执行中,要注意学用一致,适合军队建设的需要,不要军队一套,学校又是一套。我们部队最要紧的就是技术,只有技术搞好了, 战术才能发挥更大的效力。同时在教学中还要注意对解放军官的团结改造。要从政治上出发,从爱国主义出发,不要从个人出发,这样我们自己就要学习得好,人家才能接受我们改造。
只要我们办好了现代化的学校,掌握了现代化的技术,中国将来就再不会成为殖民地了。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 定会被打垮的,中国与世界的胜利是一定可以获得的。
注 释
[1]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南北方之间爆发内战,美帝国主义随即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式装干涉,同时派军队侵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侵入朝鲜北方,并且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 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统一训练计划,
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①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九五二年度全国陆军训练计划已经制定出来了,召集同志们来举行集训,是为了使大家明了这个计划和彻底执行这个计划。
我讲五个问题。
一、一九五二年的训练计划,主要目的是使军队走向现代化、正规化。这个训练计划,是以师为单位,自下而上,从步兵到特种兵以至公安部队[1], 都在统一计划下进行训练。
我们所以要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所进行的战争,从各方面来说,都和过去不同了。如果不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那末就是有现代的装备,也不能达到真正的现代化。这个问题可以从几方面来说明。
从敌人方面来说,我们现在作战的对象,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这个敌人不同于国内战争时期的敌人,它有高度现代化的装备,有很完整的诸军兵种。我们应针对美国侵略军的编制与战术来研究出有效的对策,并运用我们自己在革命战争中的宝贵经验,加以必要的改进和发展,这样我们是能够打败敌人的。一年来抗美援朝战争[2]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提出了总结经验、整顿编制和学习现代化作战的新任务。
从朋友方面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3],不仅和我们有深厚的友谊,而且在直接支援我们。有这些友人同我们站在一条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上,就使我们的阵地更加巩固,胜利更有保证。
从武器装备来说,由于有兄弟国家的援助,也由于我们有了大城市和一定的工业,因而我们的装备开始现代化起来。我们建立了海军、空军和坦克部队、工兵部队、防空部队、铁道兵部队以及大量的炮兵部队,有了这样复杂的军兵种和大量使用复杂的战斗器材,这就是现代化的标志。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武器,是世界上较好的武器,有的是相当先进的。由于备军兵种的武器及战斗器材复杂,为了能掌握技术和学会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就必须有正规、统一的训练计划。
从训练时间来说,一九五二年可以保证大部分部队全年进行正常训练。过去争取一个月、两个月的训练时间就了不起,现在我们既然可以争取一年时间来训练,同时又有安定的训练环境,就要善于利用这个时间和环境,来达到把我军训练成为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目的。
从交通、后勤供给来说,由于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变了,所以交通、后勤供应也要现代化。交通必须善于运用火车、汽车、轮船、飞机,同时驮载和徒步运输仍需保留。给养必须适应战时的需要,使部队习惯吃冷食和吃面包、吃罐头等包装食物也是必要的,要尽可能做好。
卫生工作也要根据新条件来加以改进。要做到后勤、机关人员尽可能紧
① 为了在一九五二年度实行统一的全国陆军训练计划,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召开了各兵种司令员、参谋长及各军区参谋长、军训处长集训会议。本文是朱德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
缩,使战斗人员增多。因此,现在确定的编制是减少非战斗人员,增加战斗人员。
以上几个方面说明,我们有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编制,就需要有正规化的训练。
二、必须保持优良的传统。我们在长期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我们是具有优良的建军传统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的,但由于过去长期处于农村环境而造成的一些带副作用的东西,如游击主义、分散主义等,均应纠正,不能保留。一切工作,应在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扬各级的积极性。在向现代化、正规化前进的过程中,不能丢掉过去的优良传统,也不能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
三、坚决执行一九五二年度的陆军训练计划。一九五二年度的陆军训练计划,就是在我们的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 正规化的统一的训练计划。这个计划是为了达到统一指挥、统一 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一句话,使千百万人的行动统一起来。我军在过去是由各部队自订训练计划,并曾经用突击式的简单的战场练兵的方法,利用战役及战斗间隙, 完成一种或几种技术或战术训练,以适应当时战斗的迫切需要。这在没有大后方而又长期连续战争的形势下,是最好的训练方法,而且也是现在和将来战场练兵必须采用的方法。但它不是正常的训练方法。在目前有条件进行正规的训练时,这个在过去曾经起过极大作用的战时训练方法,必须加以改变, 不如此则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就不能开展。一九五二年度的陆军训练计划, 将以崭新的面目出现:纵的方面,由各个教练到师教练,到联合大演习;横的方面,内容丰富,各种科目如战术、技术、条令、制式教练等都很完备; 课目配当上,从协同动作和教学原理出发,彼此照顾,纵横联系,理论和实践统一,着重从现地演习中熟练基本动作。这样训练,只要一年,就可以给全军干部战士在平时及战时所应有的知识,逐步达到正规化。由于内容丰富、全面,第一次执行一定感到挤、复杂、生疏,好像困难很多,无从着手。这种最初印象是难免的,因为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在现时情况下,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轻便的工作,本来就有不少的困难。但这种困难一定能够克服, 而且也一定要克服。而克服的关键,在于干部努力学习练兵的新方法。我相信只要下定决心从头学起,明年的训练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四、为了保证下年度陆军训练计划的准确执行,必须做到下列两点: 1.首长负责,亲自动手。
过去我军没有统一而严格的训练。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一部分做参谋工作的同志担任,有些首长只管打仗,不管训练,或只作原则性的指导。这种情况在过去也是不应该的,现在则更不应该,如不改变,就会成为实现现代化、正规化的严重障碍。因为今后的战争,将使用大量的军事技术与战斗器材,并有大量的人员参加作战,如果不能掌握复杂的武器技术和学会指挥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就不能战胜敌人。而要使全军学会这些东西,就要求各级首长亲自动手,认真做好训练工作。今后战争的胜利仍然要靠勇敢, 但不能只靠勇敢,而必须使军队各种成员精通技术,使各级指挥员精通现代的指挥艺术和善于组织有计划的作战,使勇敢与技术相结合。勇敢加技术, 就战无不胜。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也就不能指挥打好仗,所以每个首长一定要学会抓训练。干部要能教战士,各级干部要逐级负责教下级,如师长教团长,团长教营长等。平时以训练为主要任务。新装备的师、团级编制上没有教育参谋,不是说这项工作不重要,而是说这项工作必须由首长亲自动
手,每个首长都能当教育参谋。一九五二年训练计划的完成,是整个军队的政治任务,也是中心工作,其他工作均围绕这项工作来做。这个中心抓住了, 就会带动整个工作。
首长应注意对军训部门的领导,经常给以具体帮助和指导,经常不断地督促检查,使之成为掌握训练业务的有效机构。军委军训部[4]是主管全军训练的机关,新年度训练计划,由军委颁发,此后则由军训部直接主持业务。
- 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的保证。
一九五二年军队中心工作是搞好训练,这一训练计划是要通过严格的统一的军事训练来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所以其他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来做。各级党委和政治工作部门,应保证一九五二年训练计划的完成。
后勤部门的工作,不仅要保证部队穿衣吃饭,而且也要想法保证训练计划的完成。因为要完成训练任务,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训练计划上规定训练用的物资、弹药,在批准的预算内,应保证供应。
会议要减少,开会不要占用上课、上操的时间。五、军校工作。
现在全国经军委核定的正规军事学校,应有正规的统一的计划和制度, 有完善的设备,较长的学习时间(速成训练在外),学员入学、升级、毕业都要考试,特别是要举行严格的毕业考试。科目要完备而有系统,使毕业学员有适应工作需要的全面知识技能。因此正规军事学校,必须提高教学质量, 招收的学员和开办的班次不能复杂繁多。
各军区的正规学校,必须按军委的计划来办,不能更改教育计划和其他规定的规章制度。军训部对各正规步兵学校及高级步兵学校,是直接的业务领导关系,而且也只限于业务领导,其他的问题均由各军区负完全责任,不要把业务领导以外的问题推给军训部。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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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正式成立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八日。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日改称公安军。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撤销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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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南北方之间爆发内战,美帝国主义随即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军队侵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侵入朝鲜北方,并且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译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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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国家当时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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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军训部指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
严格执行训练计划,圆满完成训练任务①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在昨天小组与大会讨论中,据汇报还有一些问题,我来解释一下。
基本教练在训练计划中是重要的,一定要好好抓紧。班长、排长、连长, 一直到营长、团长都要熟悉各个基本动作,自己懂得,教人才有把握。如各个基本动作搞不好,以后部队动作也就搞不好。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技术搞不好,战术也无法弄好,也不能解决现代战争中歼灭敌人的问题。朝鲜战场[1]我们有好些次把敌人包围了,但由于缺乏技术及人力,结果没有达到完全歼灭敌人的目的。
训练时间,一般应按实际情况去做,有任务的可以缩短时间,没有任务的就照计划做下去。新疆、西藏的部队生产还是最重要的,要靠自己弄来吃、穿。供给难送进去,全靠自己养活自己。但在生产之余,必须进行基本教练。由于他们很分散,只能以连为单位,顶多以团为单位训练,不可能以师为单位训练。有没有时间呢?应该挤出时间。因为农闲的时候是可以训练的。有战斗任务的部队,比如志愿军,可以参考这个计划,按前线情况,布置战场练兵。
至于华北、华东、中南,这些地方除个别有重要海防任务者外,要按可能坚决地执行这个计划。公安部队[2] 也要按照这个计划做。
教育、训练、评级,要自上而下地进行。整党工作要在不影响军事训练的时间内去做。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这次通过的统一的计划、方法、时间、内容去做,不要你来一个计划,他再来一个计划,这样就把整个计划破坏了。在训练中要建立一套制度,开会有开会的制度,上课有上课的制度,野
外有野外的制度,操场有操场的制度,我们现在虽然有了一些制度,但还不完善不统一。
我们的纪律,是三大纪律[3],但那主要的是对群众的纪律,至于军队本身的纪律,还是很不够的。比如一直到现在还普遍地不能遵守时间。军队不遵守时间,这个纪律坏到什么程度呢?该到不到,不请假可以随便出去,上级的规定可听可不听,这是军队纪律所不许可的。苏联军队的纪律条令,是很严格的,应该向他们学习。这中间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而是实际做的问题,使之养成习惯,故在训练中必须严格执行各种条令,如纪律条令、内务条令、战斗条令等。
为什么要这样严格呢?因为平时不严格,战时就做不到诸兵种协同动作。这样严格,是军人的本色。如果训练新兵一开始就这样严格,不要一两个月就习惯了。习惯以后,他们就不仅感到需要严格,而且会感到这是正常的愉快的生活。在执行制度与纪律中,最重要的是干部以身作则,上边的样干好,下边也就容易学好。上边的样子不好,下边就会越学越坏。
我们过去的带兵方法是从宽的,也打了胜仗,这种方法处在农村环境和分散的情况下是适合的。但以后要自上而下地训练,使上下思想一致,上下合手,每个人都能熟练地掌握、运用自己的武器,把整个部队变成一个很灵活的机器。
① 这是朱德针对全国军队训练会议讨论汇报中提出的问题所做的结论。
如果我们的方式一变,样样都是自上而下,这就要求各级干部能够称职, 不称职的要学习,或做必要而适当的调整。我们有许多技术干部,只注重技术,而不注重军事、战术,和整个军事作战配合不上,那是不行的。以后通信部门、后勤部门,医生、护士等,除学习自己的本职技术外,还要学习军事,学习战术,学习打仗,要使每个上战场的人都会打仗,新的编制的不同就在这里。我们过去用人是要多少有多少,这是浪费。现在的编制在火线上没有一个不打仗的人,要有一个顶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现代战争, 后方对前方的供应十分重要。前线的人,不管上不上火线,都要供应,所以要尽量减少前线不上火线的人,以减少供应,同时也不要另派队伍去掩护那些不上火线的人。在朝鲜战场上,敌人拼命用飞机、大炮破坏我们的后方, 使我们的供应很困难,我们虽动员了很多人,但运输不上去,有时饭都送不上去,背一个星期的粮食,打一个星期后非撤下来不可。这在供应上也逼得我们要有新的方法,要用火车、汽车、飞机来运输,才能把战争继续下去。我们各方面都要注重朝鲜作战的教训,平时的训练,也需要一个顶一个,特别是干部要注意这个问题,编制里边没有的就不要随便添人,遵守编制的定额。以后的新编制里边,没有勤杂人员,伙夫也没有了,平时用雇员,战时由战士自己轮派值班员去担任。
关于兵营的问题,现在经费困难,没有预算,但是军队不能长期住在老百姓家里。没有驻地和驻地不定,进行训练就很困难,所以建筑营房对我们军队的现代化,有很大的关系。建筑营房,在南方较容易,地方也有,打一点土墙,用竹竿搭架子,冬天不冷,风吹不倒就行了。北方虽然困难一点, 但也要想办法。总之,要尽量想办法来解决。在目前,军队自己来动工、自己烧砖、烧瓦,国家给一点木料、水泥、钢筋,我们自己来把这些营房和国防工事建立起来。军队同志对于这个问题,不要想在五年、十年以后,等到那时全国经济发展了才开始住营房,而是现在就要尽最大可能着手来做。
最后,同志们要知道,我们的训练任务,是很紧迫的,因为敌人允不允许我们来长期训练还是问题。在东亚,敌人主要是对付我们,而反对敌人的主要力量也是我们。因此,我们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来。对于军队的建设、训练要赶上现代化。如果我们训练得好,组织得好,敌人觉得打我们没有把握, 它可能不敢来。特别是在生产方面,如果有几年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有大批的钢铁、煤油、车辆、武器等生产出来,那时就更好了。要争取这种可能, 重复说一句:要赶向前去。这样训练一年后,就能够大大地改变全军的面貌。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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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南北方之间爆发内战,美帝国主
义随即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军队侵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侵入朝鲜北方,并且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 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经过双方的反复较量,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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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正式成立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八日。一九
五五年七月十八日改称公安军。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撤销建制。
-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为中国工农红军制定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其中三大纪律是:(一)
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技术在装甲兵建设中的决定作用①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装甲兵是我军的一个新兵种,它的主要装备是坦克。现在的坦克兵是从步兵、炮兵调来的,对坦克技术还不熟悉。从司令员到每个干部、战士都应该把坦克技术摸熟。特别是驾驶和射击技术,干部一定要亲自去把它摸熟。要建设好装甲兵这一新的兵种,技术具有决定作用。政治工作要保证技术的提高。军事任务要靠技术来完成。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地把技术搞好。
今后的战争是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发挥坦克兵的作用。它是有掩护的炮兵,是陆军中的骨干。要破坏敌人的碉堡,要追击敌人, 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要靠掌握技术、发挥坦克的威力,如果技术不好, 坦克就开不出去,炮就打不准,坏了也修理不好。所以,每个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都要学会技术,不会的一定要学会。上面不会而要下面会是不行的; 只有一级能教一级,干部才称职。今后战场上不能有不会打仗的人,都要会使用武器,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人员都要这样。这一次朝鲜战争[1]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经验教训。我们组织庞大,供给困难,要供给作战人员又要供给一般人员。今后坦克部队给养要自己带,以便更快地消灭敌人。尤其是各军兵种联合作战,争取时间是很重要的。要争取每分钟每秒钟,如果技术不
好,慢了几秒钟就会吃亏。所以同志们要下决心苦练本领,要亲自钻到坦克里去,自己驾驶,自己瞄准、射击,自己用电台,有一样不会,就一定要把它学会。
技术不好战术也不会好,技术好了战术也容易学好。所以必须先将技术搞好,技术搞好了再讲战术,战术讲好了再讲同各方面的联系。技术不但要学会,而且要学得熟练,使用得很灵活,能将坦克开得要快就快、要慢就慢。坦克兵要学的技术是比较复杂的,要掌握科学的知识,很好地研究并懂得坦克的性能和驾驶、射击技术。特别是干部要很好地掌握技术,才能指挥好很多的坦克并同其他兵种配合作战。今天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兵练好教好。要求大家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了解坦克的构造、炮的构造和它们的性能,还要把通信技术等全套本领都学好。干部要和战士一起学习,不要不好意思,不要摆架子。不会就是不会,不会就要学,否则就会吃亏。应该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学习上来。
今后我们打仗,是飞机、坦克等各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坦克兵的任务就是要很快消灭敌人,现在就要加紧学习技术,能熟练到什么程度就要熟练到什么程度,保证在敌人来时坦克能开得动、打得准,不然问题就大了。大家要以党性保证,全心全意地钻研技术,达到专业化。要发扬成绩,办好学校, 培养人才,很快地把装甲兵事业搞好。
注 释
[1]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南北方之间爆发内战,美帝国主义随即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军队侵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临时分界
① 这是朱德在装甲兵干部集训会议上的讲话。
线“三八线”侵入朝鲜北方,并且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 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朝鲜战争结束。
在公安部队
功臣模范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
各位功臣模范代表同志们:
公安部队[1]首届功模代表会议今天开幕,我预祝会议的成功!
公安部队成立三年以来,在党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担负了而且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给予你们的巩固边防与内防的任务,并进行了部队的各项建设工作,使部队在原有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些成绩的获得, 当然是由于上级的正确领导和部队全体同志的努力,但是应当指出在座的功臣模范同志们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现在,我们祖国正进入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伟大的苏联军队为榜样,进行统一的正规训练,开始由低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的伟大历史转变。我们一定要建设成功一支现代化的国防部队,以保卫祖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
公安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根据国家武装力量的总任务,和陆军、海军、空军一起,各有分工而又互相配合地共同担负着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在这个总任务之下,公安部队要担负并完成卫戍边疆、实施边疆检查和治安管制、维持地方治安、清剿残余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叛乱,保卫国家机关、重要工业设施及铁道、桥梁、仓库和警备城市、看守罪犯等等的具体任务。
同志们,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有漫长的国境线和海岸线。这些地方,是我们国家的门户,残余的蒋匪和帝国主义派遣的间谍分子,不断地在这些地方窜扰或潜入我国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应该时刻提高警惕,很好地捍卫我们的边疆,粉碎敌人的阴谋。
大家知道,我们国内虽然经过了伟大的抗美援朝[2]、土地改革[3]、镇压反革命[4]等运动,大大地巩固了革命秩序,充分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巨大威力,但是,目前我国仍有少数的残匪和反革命分子尚未肃清,帝国主义仍在不断地从空中、从陆上、从海上派遣特务来进行破坏活动。这就需要我们更加警惕地加强和巩固内防。必须认识到,目前国内反革命分子虽然被我们愈打愈少了,但是却愈来愈狡滑,愈狠毒阴险了,我们和敌人的斗争,比以前也更加深入、尖锐和复杂了。同时,还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祖国的建设工作,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之下进行的,帝国主义者时时刻刻都在千方百计地阴谋破坏我们,企图阻止我国向繁荣强盛的道路前进。因此, 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必须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公安部队。你们和公安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同志们,都应当充分认识你们所担负的任务的重要意义和你们所处的光荣岗位,牢记毛主席的指示,“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5]是的,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有阶级斗争存在,你们的工作就一时一刻也不能停止。因此,你们和公安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同志们,还必须充分认识你们所担负的任务的长期性,团结一致,为更好地完成巩固边防内防的任务而努力。
为了更好地捍卫边疆,巩固内防,公安部队应该进一步地加强建设,学
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和军事建设的经验,把人民公安部队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纪律,纯洁的组织,优良的军事素养与熟练的业务水平,现代化装备的,充满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钢铁般的部队。
同志们!我军的最大特点和光荣传统之一,就是与广大人民的血肉般不可分离的联系。你们在执行保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任务时,应该紧密地依靠群众,广泛地发动群众,只有在取得群众的支持与公安机关的配合之下,才能圆满地完成任务。
各位功臣模范代表同志们!你们在人民公安部队的建设和执行任务的工作中,继承并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创造了英雄模范事迹,是党和军队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但是,你们绝对不应因此而产生任何松懈和骄傲情绪,应该戒骄戒躁,虚心学习,联系群众,带动群众, 继续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保持光荣,更好地完成党和国家给予你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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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正式成立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八日。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日改称公安军。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撤销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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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南北方之间爆发内战,美帝国主义随即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军队侵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侵入朝鲜北方,并且不断聂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
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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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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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镇压反革命指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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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居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26 页)。
在全国军事系统
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开幕词①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
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今天正式开会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1]为指针,总结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确定今后的方针任务,并研究和解决当前军事建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在此以前,由于我国尚未正式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同时尚在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2],要解决这些问题,是比较困难的。而在今天,不仅工作上有迫切的需要,而且解决这些间题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这次会议的任务是重大的,对我们今后的军事建设工作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的四年中,我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尤其重大的,就是消灭了大陆上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肃清了土匪特务,统一了全国,奠定了国内的安定局面;接着又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协同朝鲜人民军的共同作战中,将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3],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障了我国的安全。这两大任务的完成,对于我们国家的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都具有异常重大的意义。和上述两项任务进行的同时,我军还建立了一支相当强大的特种兵部队,逐渐建立了统一领导全国军队的组织机构,基本上统一了全军的各种制度,以及创办了许多正规的军事、政治、文化和技术学校。所有这些,为我军现代化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今后我军建设的方针,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根据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根据毛主席关于“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4]的指示,有步骤地把我军提到更高的水平,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水平。这一任务,无疑是异常艰巨和光荣的。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全军动员起来,倡导学习风气,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和军事科学水平,提高业务、技术和文化水平,使我军能胜利地担负起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伟大任务。
当然,在实现这个伟大历史任务中,我军的工作是复杂而繁重的,我们有许多重大的工作要做,有许多重要的制度要加以改变。关于这方面,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已有原则的指示。这次会议,除了使全体同志从思想上认识我军建设的方针和任务而外,还必须研究和解决很多具体问题,如:关于我国武装力量的总定额和提高军队质量问题,关于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工作职责问题,关于加强部队训练和办好军队中的各种学校问题,关于提高干部质量和处理编余人员问题,关于有计划地实施国防生产与国防工程建筑问题,关于进一步建设现代化的后勤组织和工作问题,关于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的问题,关于健全参谋部门工作问题,关于继续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问题,以及关于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5]和颁发勋章奖章等等问题。希望大家根据党的建军方针,以伟大的苏联军队为榜样,同时根据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在加速我军的正规建设的要求下,认真研究和正
① 本文原载于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办的《八一杂志》第四十八期。
确地解决这些问题。
同志们,我们这次会议是党的会议,大家应当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充分交换意见,商讨问题;对军委[6] 的领导也应多提意见, 以帮助军委改进工作,使今后伟大的建军任务能完成得更好。
同志们,我军的建设已处在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数十万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锻炼的骨干,有全国人民的爱护和支持,同时又有苏联的帮助,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就一定能够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伟大的建军任务!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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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后,毛泽东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过多次表述,内容逐步完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批准井转发了经毛泽东修改和审订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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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南北方之间爆发内战,美帝国主义随即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军队侵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侵入朝鲜北方,并且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
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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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 38
°线作为两国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分界线,分界线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这条线通称“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时,朝鲜人民已在这条线以北地区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条线以南地区是在美国支持下建立的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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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转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关于各军事部门与苏联顾问的关系的总结》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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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制是军队实行的按军衔区别军人等级的制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实行军衔制,一九六五年五月取消。一九八八年九月后恢复实行军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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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军委指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成立,由原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组成。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同时重新成立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倡导部队钻研军事学术风气①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
军事学院[1]是我军的最高学府。建立三年多来,在刘院长[2]领导下, 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很有成绩。培养了许多教员,已能传授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希望你们更加努力,把已得的成绩巩固起来,继续钻研,把为全军培养高级、上级干部的光荣任务担起来。
根据陈伯钧教育长刚才的报告,战术比技术学得好一些,还有些同志不爱学技术。战术学得好,这是很好的。但是战术提高了,技术不学好,在现代战争中,什么也搞不成。应该深刻了解,对于海军、空军以及炮兵、装甲兵的技术,如现在不注意好好学习,将来怎样指挥呢?现代战争中,技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了现代装备,没有善于运用技术的干部,便是死的东西。只有学会善于驾驭现代装备的技能,才能在战场上创造出奇迹来。必须注意好好学习技术。
根据学院首席顾问的报告,军事学院准备组织学术委员会,成立学术研究机关,这对提高学术水平是很重要的;同时,还要组织学术研究协会,广泛吸收学员参加。这是好消息,我要报告毛主席,告诉军委[3]诸同志,支持你们办好。学员毕业后要把这个办法推广到部队中去,倡导部队钻研学术风气,提高全军学术素养。过去因为天天打仗,没有时间研究学术,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条件,可以好好学习了。军事科学是最高深最精密的学术。科学第一,没有科学,我们就不能前进。
过去有些同志不大安心于学校工作,认为学校生活待遇不高,名誉不高。现在不同了,现在的生活待遇比以前高了,应该提高教员的待遇,提高教员的荣誉。军事学院是全军最高学府,你们是最高学府的教员,在全军中名誉是很高的。现在科学被尊重,教员到处被尊敬,享有最高的名誉。同志们应把当教员看作是光荣豪迈的事业。
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要推动社会步步前进。科学是不断发展的,是不停止的。我们不能停滞不前,要不断前进。我们不要刚摸到一点门径,就自以为了不起,就骄傲自满起来,那是有害于我们前进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我们要看到帝国主义的科学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应百倍努力学习,赶上和超过它。
我们革命同志是大公无私的,从学院毕业出去的同志,要把所学的知识带到部队中去传授给大家。毕业的同志到部队后要做模范,各种条例都依赖干部先行,干部应该模范地执行各种条例,以影响全军。
模范作用,就是政治,就是党性,就是没有个人主义,就是为整个社会、为大家的幸福而努力。我敬祝同志们健康。 注 释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一九
七○年八月六日与高等军事学院(以原军事学院战役系为基础建立)、政治
① 这是朱德在军事学院接见各教授会主任时的讲话。
学院、后勤学院合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一九七八年一月五日
重
新成立军事学院。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成立,军事学院并入国防大学。
- 刘院长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
员。
- 这里提到的军委指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四九年
十月十九日成立,由原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组成。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同时重新成立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在军事学院举行国家考试时的讲话①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基本系[1]、情报系第一期的学员,经过三年四个月的努力学习,现在就要毕业了。根据学院的报告,你们平时历次的测验、考试成绩和已经进行的政治和军事想定[2]的国家考试成绩,平均都在四分以上,说明你们学得是很不错的。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3] 祝贺你们在学习上的成就,并希望你们在军事理论课程的国家考试中继续获得优良的成绩。
军事学院创立三年以来,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先进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这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有重大贡献的。这是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之下,军事学院全体训练工作人员、政治工作人员、物质保障工作人员、行政工作人员和学员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军事科学家热忱帮助的结果。在这里,我特向你们致以谢意。
现在,党正领导着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障我国的安全,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认真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吸取苏军建军经验(目前应特别注意参谋工作、训练工作),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上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
实现这一历史任务,是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军事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是由过去军事建设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进到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高级阶段。过去,由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尚未取得全国胜利,要实现这一转变是不可能的。现在,各方面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大量培养为现代化军队所必需的干部就有可能了,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如果没有一大批与现代化军队要求相适应的军事的指挥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同样是不可能的。各学院、各学校应明确认识自己在国防现代化的建军任务中所负培养干部的重大责任。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有德有才,也就是必须忠心耿耿地为保卫社会主义事业而服务,努力学习,使自己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有现代化军事科学知识和为掌握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所必需的文化水平,并能掌握业务,富有革命事业心。只要我们有了这样大批的德才兼备的干部到陆军、海军、空军中去,在党的领导之下,全军努力,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建成就一定可以实现。
党的团结是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保证。过去,就是由于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一致,并依靠全党的团结, 领导和团结着全国人民,才有可能克服我国革命进程中的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国内国外的敌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 当我们的党正领导着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当我国的阶级斗争更趋深刻化的时候,我们的事业是更加伟大和艰巨,我们所要进行
① 一九五四年三月下旬,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了以朱德为主席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对学员进行考核。这是朱德在军事学院举行国家考试时对学员的讲话。
的斗争将更加尖锐和复杂。因此,全党同志更加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军队的高级干部的团结,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
目前不利于党内团结的就是在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计较个人的地位荣誉,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以功臣自居,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产生一种极端危险的思想,认为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政权是军队建立的,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这种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的情绪,及由此而产生的错误思想,不受到党的坚决制止,任其存在和发展下去,就可能走到破坏党的团结的地步,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害。为了克服这种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增进党的团结,全党、全军、每个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必须清楚认识:党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全党的最高利益,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帮助敌人危害革命。因此,每个同志都应该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忠实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作为自己一切思想、言论、行动的标准,经常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刻保持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坚决克服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的情绪。全军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都必须明确认识: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就是说: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坚决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只有这样,全党全军才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完成我们艰巨的历史任务。
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的第一期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员同志们!你们学习了和正在学习着先进军事科学知识,是我军建设中的领导骨干,但是决不能因此自满起来,要知道,科学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不会停止的。希望你们继续学习,把所学的军事科学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到现代化国防建设、保卫祖国、护卫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实际斗争中去,直到战胜敢来侵犯我们的敌人,以完成我军的光荣历史任务。
注 释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今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军事学院设有基本系,其任务是培训合成军队师、团级的指挥员。
-
想定是对敌我双方基本态势、作战企图和行动的设想,是组织和诱导战役、战术演习的文书。它是根据训练课题、目的、敌我双方的编制与作战特点,结合实际地形拟制的。
-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成立,由原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组成。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根据第一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同时重新成立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在铁道兵第三次庆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四日)
同志们:
你们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立下了功劳,成为人民的功臣、模范和英雄。今天,我来参加你们的庆功大会,向你们祝贺。
铁道兵[1]部队建立五年多以来,完成了抢修、恢复和新建铁路的工程任务。从东北南下一直到广东、广西和其他各地,你们所完成的工程任务,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和在战争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们的成绩是很大的。
铁道兵是我军的技术兵种,是现代化国防军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军走向现代化、正规化的实践中,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加紧部队建设, 使自己成为一支坚强的能够保卫祖国、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这就是说,你们的技术要学得很好,本领要练得很大,平时积极参加祖国铁路建设,战时担负抢修任务,保证军事运输。在现代化战争中,没有铁路的支援, 就不能很快地把部队运到前线去,就难以使用大兵团作战。所以你们的任务, 不论在战时或平时都是艰巨的、光荣的。同志们,你们的工作刚刚开始,将来有更多、更艰巨的工作要你们去做,希望你们能够完成党和祖国人民给予你们的艰巨任务。
铁道兵是经过战争考验、有组织有训练的部队,所以,党把你们放在重要的地方,让你们担负困难最多的工程任务。你们所担负的任务中,有一些是世界上都少有的艰巨工程。将来修建四川到云南,甘肃到新疆,江西到福建的铁路时,有一些艰巨的任务也要交给你们。党和人民相信你们有这个力量、也有这个胆量能够完成得很好。党和人民对你们的这种信任,也是你们的光荣。当然,你们要完成这些艰巨任务,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就以修建宝成路来说吧,同志们在野外、在大山里劳动,没有房子,要搭茅草棚,要开石头洞;睡不好,吃不好,这就是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比起战争时期的困难就不在话下了。我们的军队有不怕劳苦、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又有广大人民的支援,所以任何困难对于我们都算不了什么。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大家都热爱我们的祖国。记得长征时候,我们到过很多人烟稀少的荒凉地方,那些地方当然比不过东北,比不过上海,可是也是好地方、有用的地方。就是草地,就是很远的西藏,也是好地方,我们中国的土地没有一块不是好地方。既然是好地方,我们就要保卫它、建设它。像西藏这样的地方,离我们很远,将来要不要修建一条铁路到那去呢?一定要。我们如果只是贪图在繁华的地方过舒适的日子,把兄弟民族和边疆地区都忘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不容易建设起来。所以,全体参加祖国建设的部队都要努力,铁道兵更要加倍努力,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美好,使祖国的人民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为了建设祖国,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和技术。我们的劳动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有了这样的政治觉悟,有了这样的政治信仰,就能够不怕任何困难,不讲究个人的享受, 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心中想到的只有祖国建设的伟大事业和美好前景。我们所讲的政治就是以这些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我们需要学习的也正是这样的政
治。我们还要学习文化,技术兵种的指战员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没有文化, 有了书报不能看,有了新式的机器不会用。有了文化,就可以学习各种科学技术。我们的社会是天天进步的,我们也应该天天进步。这就需要学习,不学习就会落后,就不能跟社会一道前进。
为了建设祖国,我们还要加强军内外的团结。我们有团结一致的光荣传统,过去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战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后还要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团结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你们首先要同当地人民团结好,保持军民团结的光荣传统,依靠人民的帮助,取得各项工作的胜利。同时,你们部队同部队之间要团结好,同铁道工程局、铁道建筑工程队也要团结好。参加修铁路的部队同地方职工要互相竞赛、互相鼓励、把铁路修建好。
同志们!你们过去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事业中,表现了伟大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今后还要继续发扬这种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我们军队里有千千万万的英雄和模范,这些英雄和模范体现的是集体英雄主义,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是我们要反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离开了群众的支持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的。历史的伪造者所宣传的那些脱离群众的“伟大的英雄”,都不过是骗人的谎话,事实上并不存在。古时候有一些人崇拜那些“英雄”,那是因为他们受了剥削阶级的蒙骗,不大了解这个真理。我们的英雄同那些“英雄”不一样,我们的英雄、模范都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和广大群众的力量完成了任务,才成为英雄、模范的。比如打仗,当然要有好的领导、好的指挥员,可是,如果没有每个连队、每个战士团结一致地英勇战斗,那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如果天天打败仗,那还有什么英雄呢?我们军队所以能够打胜仗,就是大家团结一致、集体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们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提倡集体英雄主义。
同志们!你们当了英雄、模范以后,千万不要忘记别人的功劳。假如忘记了别人的功劳,把所有的功劳都记在自己帐上,就会骄傲起来,走到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道路上去。
我们这个集体出了英雄是光荣的,我们的英雄越多越好。别的单位出了英雄我们应当同样欢迎,同样高兴。社会主义单靠几个人怎能建设成功呢? 到处的人们都努力劳动,到处都涌现出英雄、模范,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就会加快。
同志们!我们祖国的国土是非常广阔的,铁路还不多,必须修建更多的铁路,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是一个长期、艰苦而又光荣的事业, 大家要下决心在铁道兵部队长期工作,把铁道建设当作终身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全体英雄、模范、功臣同志们!希望你们在这伟大的事业中起带头作用、模范作用,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争取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更大的光荣。祝你们的会议成功,祝你们的事业成功。
注 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成立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以原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为基础组成。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铁道兵集体转业,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战役法是高级指挥员的必修课①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九日)
各位同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职高级干部短期集训班今天开学了。我军在职高级干部举行短期集训,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现代战役法的学习,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次集训的目的是什么?
一、使参加集训人员了解现代战役法一般原则,打下今后全军高级指挥员更进一步地、系统地学习战役法的基础。
战役法就是组织战役、指挥战役的艺术。应该是兵团以上的高级指挥员及其领率机关干部的必修课程。因为我们现在的大军区、二级军区、兵团等高级指挥员及其领率机关就是现代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如果我们高级干部及其领率机关不懂得或不熟练现代战役法,就很难完成今后对战役组织与指挥的任务。因此,有计划、有系统地学习战役法就成为高级指挥员及领率机关干部的十分重要的任务了。这一学习任务是与我们作战指挥任务,相互适应,而且紧密关联的。但是这次集训仅仅是为今后更进一步的学习打下一定基础,便利今后更好地开展学习战役法。
二、使参加集训人员了解现代集团军防御战役的原则及有关的组织计划、各项保障、诸兵种的运用和诸勤务的保障工作,以及集团军防御交战时对军队指挥与集团军在方面军编成内转入反攻等问题,就是学习集团军防御战役这一课目。
为什么先学集团军防御战役呢?这是与我们当前国防情况与任务有密切关联的。美帝国主义仍在继续制造紧张局势,我国又有漫长的国防线,学习集团军防御战役,对我们研究国防部署、制定周密详尽的作战方案,以及目前正在进行国防工事构筑,将有很大的帮助与启示。这次作业是研究山东半岛战役方向,这不但要集思广益,对山东半岛战役方向进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而且对全国各战役方向将同样有很大的帮助与启示。因此,大家应该一面很好地学习研究理论、一面要更好地结合各战役方向的国防任务实际,这样对我们学习是会更深刻、更具体、更实际,帮助亦是会更大的。
三、使参加集训人员,从这次集训中亲自体验、亲自摸索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由此更好地养成学习习惯,并且能真正领导与推动全军军事学习。我们不能说过去没有学习,但是我们高级指挥员系统地有计划地学习,确实还很不够。顾问同志屡次热忱地建议、必须很好地加强高级指挥员的学习。这一方面说明组织与指挥现代战役我们还不熟悉,还缺乏知识,缺乏经验, 需要学习;另一方面说明我们高级指挥员学习还不够,或者还很不够。要求大家今后不但自己要能坚持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要推动与领导下一级干部及部队学习。
这次学习战役法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一、这次集训生活是紧张的,时间是紧凑的,我们应该很好遵守一切规定,遵守学习制度。
① 这是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职高级干部短期集训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二、这次集训总共是二十四个训练日,课目是一个紧接一个的,理论课共十四个课目、要在十一天内讲完、教材总共是一百三十多万字。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感到时间少,内容多,记不住,但是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每天二小时自修,而且在十天作业导演中,亦是对我们的学习进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复习,这样使我们对集团军防御战役的原则,战役的组织计划,各项保障与各兵种运用,诸勤务保障工作等等,就能有进一步地了解。当然二十四天内要完全地、彻底地解决一切问题,仍是不可能的,还需要在集训结束后, 大家回到工作岗位上,再有计划地进行自修复习以及在领导下级学习中,逐步加深,逐步熟练,逐步提高。
三、关于保密问题,大家应该引起严重注意。我们高级干部常常在娱乐场所、饭厅中交谈一些不应讲的机密问题,这是不好的。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养成良好的保密习惯。
同志们,我们此次集训在顾问同志极力倡议、热忱帮助下,以及军事学院[1]刘院长亲自主持与学院许多教职员同志积极努力与周密筹划下,终于今天开学了。希望全体参加学习的同志努力学习,按照集训的计划胜利地完成学习任务。
注 释
[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七○年八月六日军事学院与高等军事学院(以原军事学院战役系为基础建立)、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一九七八年一月五日重新成立军事学院。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成立,军事学院并入国防大学。
实行义务兵役制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大事情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兵役法[1]已讨论好几年了,现在拟出了一个草案。公民服兵役问题,宪法中也有了明确的规定。把过去的志愿兵役制改变为义务兵役制,是为了更适合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这是一件大事情。
过去我们的军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为什么能战胜敌人夺取全国政权? 过去我们一贯采用志愿兵役制,为什么现在要改变呢?现在我就先来谈谈这些问题。
我们的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工人、农民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自从一九二一年起,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随后井同国民党合作进行第一次大革命。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组织了纠察队,农民组织了自卫军,在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军队中也做了一些工作,培养了一些干部,改造了一些国民党的军队,使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发展。但由于国民党领导集团是代表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利益,不是为了工人、农民的利益,它们害怕工人、农民的力量,所以正当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它们就不干了,它们就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转来对付我们共产党,对付工人、农民,对付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使第一次大革命遭致失败。一九二七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举行了“八
一”起义[2]和秋收暴动[3],创建了工农红军。有了工农红军,我们就在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建立了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根据地的工人、农民,受过教育,分了土地,志愿当兵,很多积极分子都来参加红军。但由于地区不大,人口不够多,兵员补充很困难。怎么办呢?就靠打仗,俘虏几千几万的敌人,动员他们当红军。但并不是叫每个俘虏都来当兵。我们是志愿兵,愿留的就留下,不愿留下的就发给几块钱叫他回家。因为他们是工人、农民出身,愿意革命,所以当时俘虏兵愿意当红军的很不少,这是一个很大的兵员来源。在革命时期,兵员主要是靠工人、农民,他们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经过宣传他们就来了。他们干革命干得彻底,革命的胜利,主要是靠这些人。没有钱、没有饷,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当兵呢?因为要革命,不革命就没有出路。
现在我们有了全国政权,但兵还是动员来的,不是征来的。这个方法好不好呢?你说不好吧,胜利了;你说好吧,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六亿多人口,还是靠这些积极分子当兵,这是不大合理的。假如现在还有人压迫、剥削我们的话,这个志愿兵役制度还可以存在;而现在没有人压迫、剥削我们了,还是叫他们自愿的就来当兵,不自愿的就不当兵,这样恐怕不行了。苏联在革命胜利后,就改为义务兵役制,当兵不是完全靠自愿,而规定服兵役是一个义务。现在我们也应当这样办。现在政权已经拿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我们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世界和平。保卫和平要有两个条件:第一、兵的质量要好,技术、武器要比敌人强;第二、兵的数量要多。这两个条件, 敌人都赶不上我们,就不敢和我们打仗,这就保卫了和平。但中间有一个矛盾,兵既要多而常备兵又不能太多,兵多了没有钱训练。实行义务兵役制就
① 这是朱德在全国兵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在军队里干三年,就退伍转入预备役,过十二年就会增加四倍的兵力。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人,十年以后还是可以打仗的,平时再注意对他们进行训练,这就使兵的质量又好,数量又多。过去实行志愿兵役制是适宜的、正确的,但现在需要用义务兵役制来代替了。因为实行义务兵役制才能积蓄大量的预备兵员,才能减少现役兵,节省国家开支,使国家把更多的钱投入工业建设,也才能使群众合理分担兵役义务。
实行义务兵役制,现在的问题是:是否人人都愿意当兵呢?这要经过普遍地宣传教育才行。要宣传保卫祖国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凡年满十八周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十八岁的中学生不是统统能进大学, 也可以要他们当兵。军队是人民的大学校,青年到军队里,不但学习军事技术,政治、文化方面也可以提高,退伍后都是有用的人才。在苏联电影里, 可以看到许多当坦克手的军人,退伍后都可当拖拉机手,有的当技术工人。我们有××个师转业,不到三年现在已成为工人的基本队伍了。苏联展览馆[4]就是我们一个工兵营建设起来的。复员军人回到农村后,也是很重要的生产力量。这是军队教育的成果。你们回去要宣传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好处。我们中国有六亿多人口,每年增加一千三百多万人,只要宣传得好,兵员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不仅要在人民群众中宣传义务兵役制,而且还要在军队中进行宣传。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要很好地向士兵解释,稳定部队的思想情绪。现在有一种错误思想,认为天下是我们打的,我们有功劳,应该享受。这是一种封建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天下是否是我们打的?你说不是吧,又是;你说是吧,也不完全是。这是阶级斗争,这个胜利是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持下以及在国际的援助下取得的,单是少数人是不行的。军队有功劳,人民群众是知道的,历史也会给我们记载下来的。在过去我们完成了革命的历史任务,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又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全体人员要一心一意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如果是共产党员的话,人民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社会主义才建设得快。
对我们复员回去的同志,无论是伤了的、病了的、不能工作的,都要一个个安置好,不能丢开不管。对没有安置好的,要安置好,组织他们很好地参加生产。对我们自己的人不安置好,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军队是受过教育的,要使他们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力量。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结束后,总是搞不好的,兵回去后变成了流氓,不能做旁的事情,也没有旁的事情给他做,所以大家都讨厌兵。过去国民党的兵,就闹得一塌糊涂,特别是伤兵闹得厉害。我们对复员军人, 虽然进行了很好的照顾,但也闹了一些乱子,个别的表现骄傲自满等,对这些人要进行教育。
我们的工作,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才能办好,特别是要依靠青年团。青年团现在有一两千万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民兵问题是和实行义务兵役制有关的一个问题。过去我们的军队主要是靠民兵来补充,先组织民兵,搞游击队,游击队再升为正规军。现在再靠动员民兵补充部队就不行了,因为动员新兵补上来打不了仗。现代战争与过去的战争不同,说打就打,很迅速,只有搞正规的兵役制,有很好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补充部队以后,才能马上打仗。过去维持地方治安要靠民兵和部队,现在是靠内地与边防的公安部队[5]。把正规军腾出来,专门进行训练, 把与帝国主义作战的一套方法学会,随时准备打仗。
民兵制度是否还需要呢?这要看公安部队维持地方治安搞得怎么样。公安部队能维持地方治安,民兵就可以减少,但民兵还是需要的。空降特务掉下来,要靠民兵去打,有特务也靠民兵抓。三五个特务到处抢人,单靠公安部队是搞不了的,需要靠民兵。像河北省发生的一些案子,都是民兵破获的。所以说民兵还是需要的。现在使用民兵的事情少了,今后还要减少,什么征粮、送信再要民兵去办是不妥当的。我们现在有几千万民兵,将来义务兵役制实行后,预备役人员多了,就可以代替民兵。
实行义务兵役制,这是一件大事。现在这个工作还是开始,还没有上轨道,因此,今年要征多少兵,明年要征多少兵,要很好地计划。
今后征兵不能强迫命令,但也不像过去的自愿,而是按照法律规定去做。要很好地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要依靠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要依靠地方政府和运用各种组织力量进行工作。兵役局虽然是军事系统领导的,但强调垂直领导。单靠军事系统来做是做不好的,是会发生强迫命令的。
同志们!我们能把义务兵役制搞好。我们的军队数量多,质量好,是不怕什么帝国主义的。如果帝国主义要打的话,那就是帝国主义的死亡。这一点帝国主义也要考虑。但是像希待勒那样疯狂的人也可能有,他们不管打得赢打不赢,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也可能硬打。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和平,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能不能和我们讲和平呢?它是不能和我们讲和平的,它要维持资本家的利润,要侵略。因此,我们要把义务兵役制搞好,把军队训练好。处在国防线上的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东北三省,应特别注意把工作做好。
我们的国家有六亿多人口,比美国多得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争锻炼, 如果实行义务兵役制,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的军队比现在就要强得多。我们的力量大了,敌人就更不敢来打,和平也就更有保障了。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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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该法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设法》,规定实行以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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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八月一日,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在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八月三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
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雨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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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共中央于八月三日发出
《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这几个省组织秋收起义。同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的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铜鼓、
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县的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湖北、广东、江西等地的党组织也在各地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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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展览馆即今北京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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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正式成立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八日。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日改称公安军。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撤销建制。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一九五六年八月)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巩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就谈不上国防的现代化。特别是现代的国防建设,是建立在最新的科学技术和最新式的装备上,这就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来建设强大的现代工业基础。为此,就应该尽量减少现役军费的支出, 集中更多的资金来加强经济建设,以便给国防建设打下强固的基础。只有这样,国防建设的速度才会真正加快。只有这样,国防建设才会是最新式的建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适应的。和平工业和战时工业应该互相结合起来,使两者能够在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迅速地转到为战争服务。这就要有一个全面规划,使二者既是分立的,又是相互结合的。建议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1]共同制订一个统一的,对平时和战时的工业生产两不误的长远计划。
注 释
[1]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分别主管民用
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
业
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今并入机械工业部)。一
九五
九年四月再次设立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今核工业总公司),主管核工业。
① 这是朱德《我对于贯彻执行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一些意见》一文的第三个问题。
兵工生产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要及早解决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
这次看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兵工生产如何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重庆、成都、云南、广州等地存在着,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一般说来,兵工厂的特点是投资大、厂房好、职工多、设备新、技术水平高、生产能力大。这些厂去年就吃不饱,今年情况较去年将更加严重。现在有些厂就到处揽活自寻门路,有些厂还没有想到办法,只得让一部分设备和人员闲着。长此下去,损失很大。看来兵工生产在和平时期兼产一些民用物品或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及早解决,否则损失更大。当然,这个问题牵涉的方面很广,比较复杂,需要作通盘的考虑和筹划。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们再拖下去,拖延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先从原则上确定下来,比如是否可以先考虑以下两个方案:一个是把二机部[1]同一机部[2]、电机部[3]合并,设备和人员统一调度,平时可以多生产些民用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品。今后一机部应尽量少建新厂,外贸系统也应尽量少进口机电设备,由二机部所属厂的多余力量担负新厂和机电设备的生产,使它们现有的设备力量尽量利用起来。一个是把二机部的范围划小, 把剩余的生产能力分出来转向民用生产,二机部今后专搞原子武器等待种兵工生产。这两个方案不一定可行,顶好请计委、经委、建委同有关部门从速共同研究一个合理而又可行的方案,报中央讨论确定。总之,要想办法做到能够把二机部所属各厂的设备充分利用起来,使其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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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部指第二机械工业部,一九五二年八月成立,主管国防工业。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今并入机械工业部)。一九五九年四月再次设立了第二机械二业部(今核工业总公司),主管核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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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部指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九五二年八月成立,主管民用机械工业。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今并入机械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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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部指电机制造工业部,一九五六年五月成立。一九五八年二月,
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
(今并入机械工业部)。
① 这是朱德视察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地后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的一部分。
光荣伟大的三十年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
今天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我谨代表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们,向复员军人和民兵同志们,向准备入伍服兵役的青年们,致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以彻底解放人民和坚决保护人民革命成果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的武装力量。三十年来,它经历了艰难曲折和光荣伟大的斗争。它为人民出了力,立了功,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中国人民主要依靠它,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后,中国人民还必须依靠它,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三十年前,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1],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离开了革命。在这革命遭受失败的严重关头,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党影响之下的北伐军二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2]。从此民主革命的大旗就由共产党独立地举起来。
八一起义虽然没有达到挽救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的目的,而且这支起义队伍由于没有同当地的农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在离开南昌而南下到达广东省东部以后,大部分遭到了失败,但是,这次起义仍然具有伟大的意义,因为它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这支起义部队中保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后来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的最初来源之一。
八一南昌起义不是孤立的,而只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领导的一系列起义之一。紧接着八一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举行了八七会议[3],号召农民举行秋收起义[4]。在这次会议以后,党就在湖南、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广东等省,领导农民和一部分军队举行了多次的起义: 此外,在十二月间举行了广州起义[5]。这些起义本身虽然大都失败了,但是这些起义队伍中保留下来的一部分,和南昌起义队伍中保留下来的力量一样,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最初的组成部分。
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起,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6]举行为止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时期。在这段时期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在井冈山地区所创造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十月率领一支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地区[7],开始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发展土地革命斗争。一九二八年四月,南昌起义的一支部队,在发动和参加了湘南农民起义斗争[8]之后也到达了井冈山地区。这两支部队的会合,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就是红军第四军在井冈山地区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
① 这是朱德在北京市各界人民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于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
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此,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创立了崭新的局面,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三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了各种曲折,但是终于在这个路线的指导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地获得了胜利和发展。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是一支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它正担负着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国家安全和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光荣任务,并且同我们的伟大盟国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9]的兄弟军队在一起,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一起,担负着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任务。三十年来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善于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是善于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是善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的。我相信,只要努力不懈,戒骄戒躁,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一定能够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更强大无敌的军队,完成党和人民付托给我们的新的历史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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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当时任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蒋、汪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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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在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八月三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湖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译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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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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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上述几省组织秋收起义。八月七日在汉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决定把发动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根据这一会议的精神,湖南、江西、湖北、广东等省的党组织发动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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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
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的炮火掩护下,向广州反扑。起义部队十三日
被迫撤出广州,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海陆丰和左右江、湘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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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举行(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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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了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县的秋收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这支军队在毛译东率领下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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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底,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武装进入湖南南部地区。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的配合下发动起义,
相继占领宜章、郴县(今郴州)、永兴、耒阳、奋兴等十多个县,建立革命政仅,并使工农革命武装迅速扩大到一万余人。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执行“左”倾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严重脱离群众,致使起义部队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被迫撤离湖南地区。当年四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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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国家当时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
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
(一九六二年六月)
一
谈南昌起义[1],要先回溯一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
一九二三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2]决定了我们党同国民党合作。一九二四年,孙中山的国民党,在我们党和共产国际[3]以及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规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实行改组,成为各民主阶级的联盟。这样,就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大革命。那时,国民党仅有的一点点家底被搞得差不多了,需要重新建立,因此需要同我们合作,取得我们的帮助。
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中央就组织了军委[4],苏联给中国派来了军事顾问。国民党在我们党的支持下,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5],建立了国民革命军, 改造旧军队。在北伐战争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在广东已有六个军[6]。大批的共产党员被派到军校和军队中去做政治工作,有的部队从连到军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党代表[7]。这就是说,我们党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注意军事工作, 就开始在军队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就开始注意到了武力和人民相结合、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巨大胜利。这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我们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和有当时的苏联红军作榜样。虽然那时党对掌握革命武装还没有经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接触到了,这件事已经着手做了。因此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二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利用了我党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在策划了一系列阴谋事变之后,终于公开背叛了革命,对人民进行大屠杀,许多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被屠杀了。七月,汪精卫又公开反共[8],同样对人民进行了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北伐军中的大批共产党员被清洗出来了, 不能立足。为了挽救革命,也是由于形势所迫,再不起义不行了,党才决定八月一日在南昌举行起义。当时,从决定起义到实现起义的时间是很短促的。现在看,决定要起义的时间是晚了一点。
三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全部南下,目的是想去广东汕头找外援,结果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
起义军进到广东后分成两路:主力进至汕头、揭阳地区;另一部分在三河坝[9],由我指挥。当听到潮汕方面我军遭敌攻击时,我们即由三河坝南下接应,行至饶平,接上了由潮汕地区撤出的一部分部队约二百人,才知道我军战斗失利,已经散失。我们加上这一部分部队共约二千余人,又折转北上, 在武平旧城和敌人一个师打了一仗,然后转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这时部队更涣散了,由三部分集拢在一起,有周士第[10]的一部分,有潮汕撤出的
① 这是朱德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奇涵、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杨至成等的谈话纪要。s
一部分和我原来指挥的一部分,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掉了, 留下的人也还有继续要求走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经过这次动员整顿之后,我们又继续西进,经信丰, 于十月底到了大余,对部队进行整编。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同时,把所有的人合编为一个纵队,下属三个队。以后我们又转到崇义县上堡。
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支队伍,真正开始新的整训还是在上堡。我们从南昌起义后,经过三个月的行军和作战,直至转到上堡后,才算稳住了脚。我们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当然这仅是萌芽,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 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地、完善地解决的。
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当时,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一个营,由伍中豪[11]率领, 曾经和我们会合在一起参加了我们的整训。
南昌起义前,驻在湘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同我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 该军内仍然有我们党的组织,范石生也有同我们联合一起进入广东之意。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时,恩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范石生同我也有旧关系,我们在云南陆军讲武堂[12] 时是同学,并且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13]。当我们进至上堡后,范石生就主动派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荤来同我们联系,希望同我们合作。我们经过党组织的讨论和批准,同意同他合作,就签订了协议。然后,我们的队伍就开到湘南的汝城,同范石生部实行合作,我们用了他一个团的番号伪装起来。
我们同范石生部合作是有条件的。谈判时就先讲好了: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他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 他不得进行干涉。事实上也是这样执行的。例如,我们进到广东仁化时,还是照旧打土豪,杀了几个地主恶霸。又如,为准备湘南暴动,我们就在汝城召开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进行讨论和布置。再如,黄绍竑[14]要进攻范部时,范要我们担任后卫,我们因而得到了范部遗留下来的大批物资, 补充了自己。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行动是自主的,不受限制的。
当时同范石生合作,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第一,可以暂时隐蔽目标
(我当时化名为王楷),求得休整的机会,待机行动。第二,可以得到物资补充。合作时,他给我们发了两个月的军饷,补充了被服弹药等,我们临走时,他义给了我们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们接受了党的指示,去支援广州起义[15],行至途中,听说起义已经失败,我们就在韶关停下来。不久,我们脱离范部转入湘南,组织湘南暴动。我们临走时,范石生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诚意。我记得大意是:一、“孰能一之?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16];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 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四
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17]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宜章县农会主席杨子达,当时就住在杨家寨子,他对我们进驻这个寨子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们进到杨家寨子后,就决定首先组织宜章暴动。当地有一个人叫胡少
海[18],原在程潜[19]部任过营长,当地劣绅们都知道他。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就通知胡少海,把队伍伪装成国民革命军,开进宜章城。果然,劣绅们听到胡少海带队伍回来了,都出城来迎接,把我们的队伍接进城去,并请我们吃饭。正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把劣绅和官吏全部抓了起来, 举行了宜章暴动。暴动之后,我们很快地成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打响了湘南暴动的第一炮。
宜章暴动后,马日事变[20]的刽子手许克祥[21]率部由坪石来进攻我们。我们的同志和广大群众对许克祥是恨之入骨的,听说打许克祥,士气空前高昂,个个争先恐后。许克祥把他的六个团摆成一条长蛇阵,这就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所以,战斗一打响,我们很快就把他先头的一个团打垮,紧跟着追击下去,一路走,一路打,把他的六个团一个一个地都打烂了。我们追到坪石时,敌人已溃不成军,乱作一团。坪石是一条峡谷,且无交叉道路, 敌人只能沿这条峡谷逃窜,我们就一直追下去,追到乐昌河边,再不能追了才停止下来。这一仗打得很好,我们抓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在坪石,把许克祥的后方仓库全部缴获了,补充和武装了自己,不仅得到了机关枪,而且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
歼灭许克祥部的胜利消息迅速传遍湘南。湘南各县的地方党组织就来和我们联系,要求建立地方武装。我们支持他们。首先是帮助宜章县组织一个地方团;我们攻下郴州后,又帮助郴州组织了一个团。之后,我们相继攻下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等县城,茶陵、安仁、酃县也举行了暴动。共有十一个县的群众行动起来了,并且组织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在地方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一九二八年初的湘南暴动(当时称年关暴动)。
湘南暴动之时,正好军阀白崇禧和唐生智之间发生战争[22],形势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如果政策路线对头,是有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路线[23]的错误,脱离了群众, 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了湘南。
五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我们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部分队伍和湘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了,于五月四日在砻市召开了庆祝会师大会,宣布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以后改称红四军)。从此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我们这支工农红军的主力就日益发展,壮大和坚强起来了,在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
会师后的第一个胜仗,就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旬红四军一部出黄坳,歼敌二十七师杨如轩部的一个营,继之在五斗江战斗中又打垮该敌一个团,然后乘胜追击,首次进占永新城。是役共歼灭和击溃敌人三个团。
大约是五月下旬,敌军杨如轩部由永新来进攻。我们二十八团去接应派
到湖南茶陵取报纸的一个营,尚未返回井冈山,闻敌人进攻后,即以急行军返回距永新城十五里的草市拗,从敌人背后打下去,消灭了该部七十九团的一个营,团长刘胡子当场被击毙。敌人垮下去了,我们乘胜追击到永新城。据说,这时杨如轩正在听留声机,我们的部队冲进永新城后,打死了他的洋狗、他自己跳城墙逃跑,被流弹打伤。我们二次攻占了永新城。这次缴获甚多,仅银洋就有五万多元。次晨,我军主动撤出了永新县城。
一九二八年六月,蒋介石组织的湘赣敌军近十个团兵力,对井冈山进行围攻。敌人以杨如轩部的三个团担任主攻,向我老七溪岭阵地进攻;杨池生[24]的两个团为助攻,向我新七溪岭阵地进攻。我军的部署是: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守新七溪岭,二十八团守老七溪岭。战斗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正是端午节)拂晓打起,一直打到天黑。当打到中午的时候,我据守老七溪岭的二十八团首先压下去,打垮了敌人担任主攻的三个团,残敌向永新城窜逃。就在这时,据守新七溪岭的我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也发起反击,把敌人打垮下去,敌人企图经龙源口逃窜,但我二十八团已包抄到龙源口,截断了敌之退路,敌人大部被歼。我军跟踪追击到永新,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城,敌之围攻被我彻底粉碎。这就是有名的七溪岭战斗和龙源口大捷。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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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八月一日,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在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八月三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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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即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孙中山领导的中日同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上主义的立场,以及使同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批评了怀疑国共合作的”左”
倾观点和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次大会为国共合作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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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建立,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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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九月至十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又称“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领导党的军事工作。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宣布党的军事工作领导机构正式组成,并改称中共中央军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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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官学校指设在广州黄埔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改称闰
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孙中山兼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曾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熊雄等到该校工作,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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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在一九二六年初有六个军,一九二六年七月从广东出师北伐时已有八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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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民革命军采取苏联红军的制度,在各级部队中设立了国民党党代表和政治部,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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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一九二七年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也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史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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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坝在广东大埔县境年,当时朱德率第九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留守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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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第,北伐战争时曾在叶挺独立团先后任营长、参谋长、代理团长。南昌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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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豪,当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副营长。[12]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清末为训练新军而设立的陆军军官学校之一。校
址在昆明。辛亥革命后,曾暂时关闭。一九一二年改称云南讲式学校。一九二八年左右与各他讲武堂一起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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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是年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九日),云南新军在蔡锷领导下发动起义,响应革命,朱德等人参加了这次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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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竑,国民党桂系首领。当时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兼第十五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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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
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的炮火掩护下,向广州反扑。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海陆丰和左右汪、湘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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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孟子·梁惠王上》。这里的“一”是统一天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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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又名龚鹤村,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湘南起义时,曾任由南昌起义保留部队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第二十九团团长。后曾任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赣南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区参谋长等职,一九三五年五月逃离革命队伍后叛变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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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海,湘南起义时担任由宜章农军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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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潜,国民党湘系将领。一九二七年前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第一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第四路军总指挥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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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样,在该军军长何键的策动下,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由于旧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二十一韵的韵目“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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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克祥,一九二八年初任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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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战争又称宁汉战争,指当时控制南京政府的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第三路军总指挥)、白崇禧(第二路军总指挥)与占据武汉等地的湘军将领唐生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之间的战争。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以唐生智的失败而告结束。战争中,白崇禧曾任讨伐唐生智的西征军前敌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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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盲动路线是一种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中共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瞿秋白主持下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观点,通过带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内容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认为,中国革命无论性质上或速度上都是“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
因而党在当时不是要组织有秩序的退却,而是要立即在全国各地组织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此外,决议中还提出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并要求在暴动中“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的情况。使党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群众。湘南起义时,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也执行了这一路线。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根据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的精神,纠正了这一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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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池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