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勘测与设计

• 在深山老林中，他们常常和后勤失去联系，靠喝泉水、采野果为生。晚上便点起一堆篝火，烤了前胸又烤后背，或住在树林中或睡在岩洞里。
• 刘显辉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干，不干，哪来的社会主义？搞勘测，是我们的本职工作，雅砻江是国家的财富，我们得想法让她为国家作出贡献！”
• 胡耀邦高兴地说：“像这样集中的丰富水力资源，是得天独厚，全世界少有，要尽快开发出来。”

勘测队早期多次勘测雅砻江

1956年初夏，电力工业部成都勘测设计院第四普查队年轻的队员们来到了雅砻江边。

一首当时在勘测队员中十分流行的歌曲，伴着涛声，在崇山峻岭中回响：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袋，

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着无限的希望，

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宝藏……

但是，当时刚刚解放不久，偏僻的崇山峻岭中，正是土匪们的巢穴。普查队还没有到达雅砻江边，便遭遇了几次土匪。到达雅砻江下游小得石附近七八公里处，又发现前面有土匪叛乱，普查队只好撤出，转而去勘测青衣江。

1958年，成都勘察院再次组织了雅砻江勘查队。1955年从北京水电学校毕业后到了四川，当时刚刚18岁的郑平参加了1956年的勘测，1958年，他又一次参加了对雅砻江的勘测。

当时，全队十几个人都是年轻人，队长张自荣也只有20多岁。

1958年4月，大家便开始了对雅砻江的勘查，着重勘查下游一段。

那时叛匪仍然很多，经常可以听到土匪杀人放火的消息，大家都很紧张。部队派了一位年轻的解放军班长李国明保护他们，李国明是一位非常好的战士，正要被提升为排长。

李国明白天和大家一起跋山涉水，晚上又要为勘测队值勤放哨，再加上山里面经常没吃没喝，10多天后，李国明的体力消耗太大，人也十分疲倦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在一天晚上站岗时，李国明打起盹来，误撞了枪上的扳机，当场将自己打死……

1958年7月，勘测队从冕宁出发，对雅砻江洼里到河口一段进行考察。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从金矿到洼里要翻越锦屏山，最高的地方海拔4200米以上，到处云雾缭绕。

大家正当年轻，不觉得有什么高山反应，但是苦的是找不到路。密密层层遮天蔽日的大森林，树上爬满了旱蚂蟥，灰褐色，四五厘米长，软软的，爬在树上昂着脑袋不断地摇晃，人一走过，马上沾到人的身上吸血，扯都扯不下来，只有用烟头烫。大家把衣服裤子扎紧，浑身还是被咬了很多血疱……

大家行走在森林里，不能骑马、骑驴，只能步行，背上还背着粮食，休息时便拣几个石头搭个灶，拾一些树枝开始煮饭。他们的运气还好，后来打到了一只山羊烤来吃，大家一边吃着一边都喊“香极了”。

雅砻江河谷的山崖大都十分陡峭，两岸重岩叠嶂，连猿猴也难攀登。从下往上望去，仿佛只能看到一线的天空，连太阳和月亮似乎都被挤扁了。

崎岖狭窄的山崖中挤出一条绿得发蓝的江流，水急如箭，在巨大的礁石前，勇猛地跌落而下，涛声震天动地，翻滚着无数雪白的浪花。

由于沿途大都是人迹未至的地方，根本没有道路，勘查队员们只能背着资料、背着仪器、背着粮食，手足并用地在悬岩绝壁上攀援。高山牵着高山，深谷挽着深谷，没有多久，衣服就被挂破了。他们长发披散，满脸泥灰，个个都成了野人。

在深山老林中，他们常常和后勤失去联系，以致不得不像飘泊在荒岛上一样，靠喝泉水、采野果为生。晚上便点起一堆篝火，烤了前胸又烤后背，或住在树林中或睡在岩洞里。

金矿到洼里直线距离只有10多公里，但为了要沿江考察，勘测队足足走了3天。

当时，大家把洼里称为“三滩”。

为了取得可靠的水文资料，成都勘察院的水文人员常年累月坚持在野外作业，在一次山洪暴发中，水鹿水文站周围老乡们的房屋一夜之间全被突发的泥石流摧毁，只有水文站幸存。幸存的人们坚持测量了最大洪峰。

从7月到10月1日，大家沿着江边从洼里一直考察到江口，走到雅砻江和金沙江交汇的地方。

9月26日，当大家从茅坪往下顺江走时，突然看见左岸的花岗石天然铸成为一头巨大的、灰白色的牛。牛头向前伸出，躬着有力的双肩兀立在江水中。

队员们高兴得又跳又笑：“这个‘四方牛’的所在地，正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坝址。”

于是在这一天，二滩第一次被发现了！

当时，队员们十分兴奋、十分自豪，河里流淌的不是水，是石油，是煤炭，是财富啊！再一计算，发电量可以达到百万千瓦以上，大家简直乐坏了！

这一次，勘测队沿途选中了12个坝址。

从1958年到1961年，年轻的郑平，跟着年轻的勘查队对整个雅砻江进行了全面勘测，修正了许多地图上的错误。在陡峭的、刀削般的峡谷和疾驰如箭的江水中，他们看到了大自然移山填海的鬼斧神工。在涛声中，他们听到了大自然亿万年来的呼喊，在狂喜中他们常常涕泪交流。

为了要仔细地测出整个河流的流量、水面的高差以及其他一些宝贵的资料，勘查队从黄河上调来了羊皮筏子。

每个羊皮筏子都绑着10几个灌了气的羊皮袋。队员们坐在这极其原始的交通工具上，便勇敢地冲进了激流险滩。

雅砻江吼叫着，带着巨大的、原始的力量奔腾咆哮而下。到处是险滩，隐藏着天体黑洞般的漩涡；到处是瀑布般的跌水，在表面温柔平静的江水中，也常常隐伏着杀机。

江水一会儿把皮筏拖向波谷，一会儿又抛上浪尖。劈面一个浪头打来，一声巨响，队员们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登时漆黑一片，原来竟全部闷在了水里。

许多次，筏子被礁石或巨浪砸散了，一个个白色的羊皮袋漂在暗绿色的江面上，渺小得像一个个小肥皂泡。

1960年5月，乘羊皮筏过险滩时，筏子被冲毁，年轻的测工高启龙被卷进了激流中。当在下游打捞到他的尸体时，早已被礁石撞得残缺不全、面目全非。郑平和同伴们在江边埋葬了他，然后擦干眼泪又继续前进。

勘查队员们有时行进在遍地积水的沼泽和草滩上，有时跋涉过危石累累、崎岖蜿蜒的山间小道，有时又穿过绿茸茸的草原。大自然在他们面前展示了无数美景。

1961年初夏，勘查队终于到达了雅砻江源头青海省巴颜喀喇山脚下的休马滩。

此后，1959年到1965年，成都勘察院又多次进行过复查，淘汰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1966年到1968年，成都勘察院和水电部上海院，并会同水电部工作组、国家科委等单位，对雅砻江下游多次进行复勘。

1965年复勘之后，进一步确定了坝址在二滩到三滩之间一公里的河段内更靠近二滩的位置。考虑到锦屏高坝坝址当时称为“三滩”，于是大家把这个坝址改称“二滩”。

进行水电站规划选点工作

1971年10月，成都勘测设计院党委书记刘显辉去北京参加全国电力会议。在会上，水电部向成都勘测设计院下达了进行渡口地区水电规划选点的任务。

刘显辉是个性格豪爽、说话粗声大气的山东人。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到了浙江，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为支援工业建设到了水电部门。60年代初，调入了成都勘察院担任党委书记。

1964年，刘显辉上任伊始，在“三线”建设中，攀枝花市成为钢铁基地，亟需在附近开发水能，他便骑着马和毛驴考察过锦屏和二滩坝址。

1971年，刘显辉开完会回到成都后，水电部的文件还没有下达，刘显辉早就憋着一口气，心急如焚了。他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和40多名技术人员一起，坐着闷罐车，连夜从成都直扑二滩，对二滩上下河段的有关坝址进行复查。

以后，随着工作的展开，逐渐增加到四五百人。

在当时，有人对二滩的勘测设计提出反对的意见，刘显辉大手一挥，理直气壮地高声对大家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干，不干，哪来的社会主义？搞勘测，是我们的本职工作，雅砻江是国家的财富，我们得想法让它为国家作出贡献……有人说，勘测了、设计了，这工程不一定能上，算是白费力气，我说，不，现在不上将来总会上，我们在为建设做基础工作，基础工作不是白费力气，它永远都是有用的！”

一到雅砻江边，刘显辉便干脆地、铿锵有力地对大家宣布：“在这里各复原职，大胆干吧，干！”

勘测人员们在雅砻江边狭窄而荒凉的阿布郎当沟公路桥下安营扎寨了。当时附近只有两户人家，据说是清朝时期被充军流放到这里的。成都勘察院的指挥部就设在桥下，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桥下指挥部”。

雅砻江边沸腾了，桥下桥上都是席棚和油毛毡棚，里面挤满了勘测设计人员。一个废弃的仓库里用竹竿搭起了通铺，又挤了几十个人。

绘图的时候，大家用木头钉个架子，上面放块木板，架在膝盖上、放在床上，没有电灯，晚上绘图只有点上一支蜡烛。多少精细的图纸，都是在摇曳的烛光下垫着木板完成的。

这里是亚热带的干热河谷，终年阳光灿烂。夏天，在40多度的高温下进行野外作业，直射的阳光几乎把人烤晕，席棚和仓库里也热得像烤炉和蒸笼。

一到雨季，屋里屋外、天上地下到处是水，唯一的一条路常常被山洪冲坏，连粮食和蔬菜都没法运进来。勘测设计人员们不得不人人拿条长裤，把两条裤脚用绳子扎上，步行到几十里外去背米。

许多孩子也和父母亲一起来到阿布朗当沟。七八岁的孩子每天都要背着书包爬半小时山路，到山上的粘土矿小学去读书。偏僻的矿区小学教学质量不高，孩子们从小便耽误了学，以致群星灿烂、高级工程师云集的成都勘察院内，高考升学率竟仅仅只有20%，给父母们留下许多内疚和遗憾。

勘测人员们对下游二滩、藤桥河口、米筛沱这3个靠近渡口、西昌工业区的河段进行了仔细比较，最后一致认为二滩条件最好。

1973年8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勘查，提出了《渡口地区水电规划选点报告》，正式推荐二滩水电站为四川省当时的大型水电开发项目，它是雅砻江水电开发的第一个工程。

交出选点报告后，成都勘察院便开始对二滩进行勘测设计。重点是对坝址区的河床及两岸进行地质勘探，深入研究建坝条件。

当时，殷开忠担任设计总工程师，第一地质勘探队技术负责人兼副队长刘克远负责地质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以殷开忠的设计思想为主导，他们把300万千瓦规模的二滩水电站选址报告写出来了。

刘克远1955年毕业于东北地质学院，毕业后便开始了风餐露宿的野外工作，长江、岷江、青衣江、龙河……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刘克远这个身体单薄、个子不高、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对事业十分执著。他常说“千里之堤，溃于蚊穴”，地质工作一点也不能偷懒。

在刘克远的领导下，地质勘探队对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一一进行了研究。为了掌握地质情况，采用了钻探、硐探、物探等各种手段，并反反复复地测试、实验，细致到把岩石中有多少缝隙、哪些可能影响工程，它们的裂隙性质、组合规律、相互关系都分组分类进行了分析，对不同的坝址和坝线反复比较，为设计者们提供了许多可靠的数据。

1975年3月，成都勘察院提出了《二滩水电站选坝报告》，肯定了二滩具备兴建中高坝的条件。

1977年，二滩勘测设计工作全面展开，工作量越来越大。这时，殷开忠除负责总的设计工作外，还要组织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协调全国30多个科研单位共同攻关，并接待一批一批的外国水电专家来访和作学术交流。

1979年5月，水电部和四川省在成都召开了二滩水电站选坝会议。

专家们面对雅砻江丰富的水能资源，面对二滩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面对成都勘察院报告中科学而翔实的数据，不由得都折服了。

会议审查并通过了成都勘察院的《二滩水电站选坝报告》，确定了坝高240米，装机容量300至350万千瓦的方案。

1979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率领科技干部到攀枝花视察。听了殷开忠对二滩水电站的汇报后，方毅明确指出：

下了二滩这着棋，攀西地区和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就全盘搞活了。

在方毅的指示下，中科院用卫星遥感技术对二滩坝址周围的地质情况进行了遥测。这是我国首次将遥感遥测技术用于水电开发。

方毅还指定，由中科院牵头，组织全国20多个研究院所、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200多名专家协作攻关，进一步对二滩修建大型水电站技术上的可行性进行综合研究。

卫星遥感图片的判识问题，曾引起二滩选坝址的风波。一位遥感专家从成都到渡口后，根据他对遥感图片的判读，认为二滩电站坝址存在着一条顺雅砻江的顺河断层。这一论断，引起院内许多人震惊。

当时，一位著名地质专家、中科院学部委员亲笔给小平写了报告，反对在二滩修建大坝。

邓小平非常重视，他郑重地把报告批转给了水电部，水电部转到了成都勘察院。

殷开忠为了弄清真象，毫不气馁，特邀这位专家到二滩现场看一看，究竟断层在哪里。但那专家要急于乘火车回成都。殷开忠只好追着他上火车，以便在车上与专家继续探讨顺河断层问题。

这位遥感专家回答说：“计算机信息一般是不会骗我们的。”

殷开忠到成都后，便去了七八个院所求助与探讨。同时组织院内遥感、区测、地勘等学术讨论。

殷开忠的行动感动了他们。一个由多学科的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应邀奔赴二滩水电站坝区，作了认真复核。他们发现，原来那位遥感专家把坝址陡壁在遥感片上的线性形迹错判为断层。

但那位专家不相信，立即派他的助手赶到二滩水电站坝区，研究一段时间后，回成都向他报告确属误识，那位专家才纠正了自己的观点。

1982年4月，方毅到渡口视察，高度评价了二滩水电站勘查设计工作，并传达了邓小平对二滩建设的指示。

殷开忠兴奋不已，抄下了邓小平的指示。他回到成都后，立刻向亲人展示记录，连声道：“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二滩有希望了。”

1982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及李鹏、郝建秀、杨汝岱等到渡口视察，特地到了二滩水电站坝区。

胡耀邦总书记和大家一起席地而坐，殷开忠在地上展开设计图纸，把选址、地层、效益等问题一一详细汇报。

胡耀邦边看地图边问情况，他非常高兴地说：

像这样集中的丰富水力资源，是得天独厚，全世界少有，要尽快开发出来。

1982年12月，成都勘察院提出了《雅砻江二滩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

1973年到1982年10年中，围绕二滩工程，成都勘察院对7000平方公里地区进行了区域地质调查，钻探进尺近2.6万米，硐探8000余米，坑槽探近3.4万立方米。此外，还进行了大量物探、岩体现场测试、岩土试验等工作。

论证电站工程可行性报告

1983年3月，国家计委及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举行了二滩水电站可行性报告若干问题论证会。中科院以张光斗教授为首的7位学部委员和十几位技术权威参加了这次论证会。

同年4月，水电部受国家计委委托，又在攀枝花市召开了二滩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会。

两个论证会都充分肯定了成都勘察院可行性报告。

报告获得肯定后，殷开忠兴高采烈、神采奕奕。在巨大兴奋和欣喜中，他宽宽的前额上细细的皱纹似乎都被抚平了。60岁的人眼睛里竟闪耀着儿童般天真的欢乐。

1983年4月20日上午，殷开忠刚刚送走了美国专家，他又陪着中国水电权威、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光斗教授再次去到二滩工地。

当汽车行驶在雅砻江边公路上时，殷开忠看着奔腾不息、蕴藏着巨大能量的雅砻江，他和往常一样兴奋。

一路上，殷开忠仔细地、带着偏爱地向客人们详细介绍着二滩的各种情况。

快到二滩坝址所在地了，殷开忠在兴奋中，他从后排挪到了前排张光斗的座位边，举起右手指点着窗外，为张光斗介绍着这一地区优美壮丽的景色。

突然，“砰”地一声巨响，一块脸盆大小的流石从公路上方的悬岩上飞滚而下，击破了车窗，击坏了坐位上的扶手，一直猛击到殷开忠的右肋上。

殷开忠痛苦地捂住右肋，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不久便失去了知觉。当救护车载着他急驶到医院时，殷开忠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噩耗传来，成都勘察院一片哭声。送葬那天，成都勘察院的工作人员们自发地排成了长队。

张光斗先生原定坐火车赶回北京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当得知殷开忠经抢救无效已经牺牲的消息，他心情极为悲痛，特地从金江车站折回攀枝花医院，向殷开忠遗体告别。

方毅听到了殷开忠不幸罹难的噩耗后，跺脚长叹：“老天实在不公！老天实在不公！”这位曾5次听取殷开忠汇报二滩设计计划的副总理，亲笔手书了李白《哭晁衡卿》的诗句：“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

1985年8月，成都勘察院完成了二滩水电站的初步设计。

1986年1月5日，在北京万寿路西街一所普通的招待所里，中国水电行业的泰斗们聚集在一起审查成都勘察院的《初步设计》，四川省主管能源的副省长马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面对李鹗鼎、潘家铮、张光斗这些国内外声名显赫的权威，面对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成都勘察院清华大学毕业的副院长高安泽心情有些忐忑，他明白，这次会议不但是对成都勘察院两代人奋斗成果的考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影响二滩工程的命运。

高安泽走向麦克风，扩音器里传出了他带着浓厚江浙口音的普通话。

高安泽随着汇报的进行，他的思绪逐渐沉浸在手里的《初步设计》中，语调逐渐变得昂扬，语音也越来越顺畅。他怀着激情，说出了一连串数字：“二滩水电站总装机300万千瓦，年发电量162亿千瓦时……”

这是中国规模空前的水电站，专家和部长的表情都异常严肃。

当高安泽谈到“二滩枢纽工程包括240米高的混凝土双曲拱坝……”时，会场里有了一点小小的骚动，连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权威们也掩饰不住震惊的表情，毕竟中国最高的大坝不过160多米，就是全世界，这种技术复杂的“双曲拱坝”高100米以上的也是屈指可数。

高安泽仔细而又充满信心地说：“双曲拱坝是国外80年代广泛采用的坝型，具有结构合理、受力好，可以大大节约混凝土等优点。经过我们和有关部门共同努力，终于开发了双曲拱坝的计算程序……”

专家们对初步设计进行了认真审查。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水电专家潘家铮说了这样一句话：“国内没有一个电站的初步设计达到了这样的深度。”

初步设计被顺利通过。

这一年，成都勘察院的二滩初步设计报告获得了水电总局优秀设计一等奖。

1986年春天，在潘家铮、李鹗鼎、谭靖夷等专家的主持和参与下，水电部邀请加拿大道尔梅兹公司总裁道格拉斯·康拜尔、第十五届国际大坝会议主席济瓦尼·龙巴第、第十四届国际大坝会议主席皮艾里·隆德和美国哈札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罗曼·温格勒4名国际知名专家和中国专家们一起组成特别咨询团，专程来到成都，对初步设计进行全面咨询。

专家们仔细研究了初步设计，到现场进行了踏勘，回到美国后，又运用拱坝应力分析程序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咨询报告。

专家们认为：“设计比较成功，满足了二滩极好的开发条件，但指导思想过于求稳，偏于安全，建议另辟蹊径，调整思路，减少投资，缩短工期。”

一针见血，高安泽被外国同行们“过于求稳”的意见震动了，但成都勘察院技术人员们却展开了激烈争论。

“我们设计的拱坝已经够薄了，还能再薄吗？”

“基建面还要抬高，能保证安全吗？万一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高安泽听着不同的意见，他也在认真地反省自己。高安泽对自己说：“初步设计虽然听到了一片赞扬，但也确有不足之处。特咨团的专家们见多识广，实践经验丰富，他们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的确，如果仅仅为了一己之利，那自然应该坚持原先的方案，但是眼看着几亿元人民币白白浪费，眼看着工期白白拖长，自己却没有勇气承担风险，开辟一条新路，又怎么面对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

高安泽把自己的思索、自己的愧疚坦诚地告诉了同事们，并且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设计人员们长期以来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以致不得不谨小慎微，设计时甘愿墨守成规，宁肯保守一些，安全一些，不敢进行探索和创新。而科学的伟大进步，却源自崭新与大胆的想象力。过去，在按部就班、不冒任何风险的思想指导下，不知道暗藏着多少惊人的浪费，同时又扼杀了多少创造力。看来，我们的设计思想也有必要进行观念的变革和更新。”

高安泽发动大家认真对待外国专家们的意见，甚至到芝加哥去和专家们仔细讨论和分析，尽最大可能优化原先的设计。

高安泽为了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扎实，他一方面组织和指挥着设计人员们，一方面亲自计算，亲自推导数学公式，亲自解决最棘手的问题。有时甚至整夜整夜敲着计算机的键盘，反复思索，反复论证。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高安泽与院总工王洪炎的领导下，优化设计全部完成。

大坝重新调整了体型，厚度从70.34米减少到55.74米，混凝土量由474.2万立方米减少到408.2立方米；左岸开挖外移11.7米，右岸开挖外移3米，坝基开挖减少了76万立方米；装机总容量由300万千瓦提高到330万千瓦，年发电量也从162亿千瓦时提高到177亿千瓦时。

整个工程不但增加了发电量，而且还节省投资4.78亿元，缩短工期一年。提前一年发电所创造的直接效益便近百亿元，间接效益则更大。

潘家铮称赞：“二滩的优化设计给我们开了个好头。”

与此同时，成都勘察院的知识分子们，还在刘克远、张超然、肖富仁等的主持下，共同参加了国家“七五”攻关的4项课题研究，全部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能源部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年轻的设计人员丁予通经过艰苦的探索，成功地编制出复杂的大坝计算程序；杨云伟、吴志勇和女设计师陈爱芬、周宝琼一起，解决了坝肩如何稳定的难题；艾永平解决了拱坝的可靠度；王仁坤论证了开孔对拱坝的影响。

1987年7月，国家计委经国务院同意正式将二滩水电站补充列入“七五”和1987年计划，成为国家预备建设项目。

既要世界银行贷款，就必须进行国际招标。按世行的有关规定，拟定国际招标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成都勘察院和美国哈札公司、挪威CAN公司。

招标文件分三大部分：商务部分、技术规范以及图纸。

商务部分以哈札公司为主，技术规范以成都勘察院为主，图纸由成都勘察院绘制后再征求哈札公司和AGN公司专家们的意见。

进行标书咨询的美国哈札公司的专家们通晓国际惯例，工作十分认真细致。

以过去中国从《初步设计》到《施工图纸》中从来没有涉及《招标设计》，制定国际招标文件对传统的设计思想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于是有人主张干脆用《初步设计》代替招标文件。

哈札公司的专家们表示反对，反复向大家解释，用《初步设计》招标将来必然会增加工程成本，给业主带来巨大损失。

哈札公司的高级专家、上届大坝主席威尔乔福一条腿伤残行动十分不便，但却坚持跪在地上审查图纸。鉴于当时二滩工程资金没有落实，他还主动表示：“我只拿一半工资！”他的精神使在场的人们都深受感动。

整个成都勘察院都飞速地运转起来。为了按期编出标书，全院人人都在拼搏，办公大楼彻夜灯火通明，取消了一切休息天和节假日。技术人员们一面学习国际惯例，一面提高外语水平。为了解决工程翻译上的燃眉之急，院外事办主任信继权还突击编辑出版了一本《汉英工程技术词汇》，供大家查阅。

繁重的超负荷的工作使高安泽一点一点地消瘦下去。他面色苍白，长期发着低烧，甚至多次晕倒在办公桌边和计算机旁，但他一直隐瞒着自己的病情，坚持加班加点地工作，甚至连校对、装订这些事务都亲自参与。

中英文共计16卷、1700多页的标书终于在两年内按时完成，哈札公司的咨询专家们既高兴又惊奇，连连称赞：“OK，了不起，了不起！”

1989年4月，成都勘察院编制的标书在成都饭店正式向全世界发售。世界银行的官员赞赏地说：“二滩的标书是近年来世行收到的最好标书，可以作为东南亚的样板。”

但是，疲惫不堪的高安泽，刚从工地回来后便再一次晕倒在家门口。同事们把他抬进了医院，住院后被诊断为胆囊瘤。

高安泽被迫躺在了病床上。但是，他悄悄让妻子把二滩的资料带进了病房，藏在了枕头下面。手术后仅仅10天，他就溜出病房去见外国专家；不到一个月就坚决要求出院。出院仅仅十几天，他便拄着拐杖四处奔波。由于过度操劳，伤口迟迟不能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