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史话（下）

神农氏

在我国古史传说中，有一位有巢氏，他在树上栖宿，以采集坚果和果实为生；有一位燧人氏，他发明钻木取火，教人捕鱼为食；又有一位庖牺氏，他发明网罟，领导人民从事大规模渔猎活动。在庖牺氏以后，出现了神农氏，他是农业的发明者。在这以前，人们吃的是行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遍尝百草，他多次中毒，又幸运地找到解毒方法，历尽千难万险，终于选择出可供人类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两种直插式翻土农具，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医药也顺带产生了。在神农氏时代，人们还懂得了制陶和纺织。

应该怎样看待这些神话传说呢？显而易见，上述一系列发明，不可能是某位英雄或神仙的恩赐，而是原始人类在长期生产斗争中的集体创造。但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原始人类的斗争业绩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被世代传述着，在这过程中，它被集中和浓缩，并糅进原始人类的某些愿望和幻想，从而凝结为绚丽多彩的神话式的故事和人物。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又往往用后世帝王的形象去改造他们。我们如果剔除这些后加的成分，就可以透过神话的外壳，发现真实的历史内核。例如，有巢氏、燧人氏和伏羲氏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采猎经济由低级向高级依次发展的几个阶段，神农氏则代表了中国农业发生和确立的一整个时代，从中可以窥见，中华民族的祖先如何在采集经济的发展中，为开辟新的食物来源而发明了农业。农业的发明又如何促使社会经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无字地书”

考古学家的锄头也为我们探索农业起源开辟了新天地。目前我国已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遗迹，分布在从岭南到漠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的辽阔大地上，尤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为密集。

分布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大平原交接处的山麓地带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距今七八千年，已发现数十处遗址，构成黄河流域已知最早的农业区。该地原始居民已把种植业作为最重要生活资料来源，主要作物是俗称谷子的粟。磁山遗址曾发现88个堆放着黄澄澄的谷子的窖穴，原储量估计达13万斤。出土农具有砍伐林木用的石斧、翻松土壤用的石铲、收获庄稼用的石镰和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制作精致，配套成龙。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可能还有黄牛。除了种谷和养畜外，人们还使用弓箭、鱼镖、网罟等进行渔猎，并采集榛子、胡桃等作为食物的补充。在这些遗址中有半地穴式住房、储物的窖穴、制陶的窑址和公共墓地等，组成定居的原始聚落。分布于陕南的李家村文化和分布于陇东的大地湾文化，与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年代相当，经济面貌相似。如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的栽培黍遗存。这些文化，人们统称之为前仰韶文化。黄河流域的农业文化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农业遗址遍布黄河流域，其中有几十万平方米的大型定居农业村落遗址。距今5000年到4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农牧业更加发达，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剩余产品，大量口小底大、修筑规整的储物窖穴和成套酒器的出土就是明证。正是在此基础上，制石、制骨、制玉、制陶的专业工匠均已出现，阶级分化相当明显，文明的曙光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与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相对应的，黄河上游地区有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黄河下游地区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它们是彼此联系而又各具独立性的粟作定居农业文化。

长城以北的东北、内蒙古、新疆等地，亦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农耕遗址。在另一些遗址中，渔猎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占重要地位。

前仰韶文化虽然是黄河流域已知最早的农业文化，但这里的农业绝不是刚刚发生的。从我国和世界上近世尚处于原始农业阶段的民族的情况看，农业发生之初一般经历过刀耕农业阶段。这时人们往往选择山林为耕地，把树木砍倒、晒干后烧掉，不经翻土直接播种。这种耕地只种一年就要抛荒，因此年年要另觅新地重新砍烧。这叫生荒耕作制。这一时期的农具只有砍伐林木用的刀、斧和挖眼点种用的尖头木棒，人们仍然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我国古史传说中有所谓烈山氏，据说他的儿子名“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以前被祀为农神——“稷”。所谓“烈山”，就是放火烧荒，所谓“柱”就是挖眼点种用的尖头木棒，它们正代表了刀耕农业中两种相互连接的主要作业，不过在传说中被拟人化了。这是我国远古确曾经历过刀耕农业阶段所留下的史影。原始农业继续发展，人们制造了锄、铲一类翻土工具，懂得在播种前把土壤翻松，这样，一块林地砍烧后可以连续种几年再抛荒，这叫熟荒耕作制。这时生产技术的重点逐渐由林木砍烧转移到土地加工上，人们也由迁徙不定状态过渡到相对定居。这就是锄耕农业阶段。前仰韶文化显然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因此，黄河流域农业的起始，还应往前追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以前人们往往把黄河流域看作我国上古农业文化的惟一中心，认为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农业是由黄河流域传播过去的。考古发现已经根本否定了这种观点。长江流域是我国农业起源的另一个中心，不但起源很早，而且有着与黄河流域显著不同的面貌。在长江下游，距今将近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栽培稻遗存。如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有几十厘米厚的大面积的稻谷、稻草和稻壳的堆积物，估计折合原有稻谷24万斤。人们用牛肩胛骨做成大量骨耜，估计是用来开沟或翻土的，这说明当地水田农业已进入熟荒耕作的锄（耜）耕农业阶段。饲养的家畜除北方也有的猪、狗外，还有北方罕见的水牛。采集渔猎仍较发达，人们能够驾着独木舟到较远的水面去捕鱼，采集物中有菱角等水生植物，反映了水乡的特色。住房也和北方地穴、半地穴式建筑不同，是一种居住面悬空的干栏式建筑。70年代河姆渡遗址上述发现曾使国内和国际考古界为之震动，它说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农业文化的摇篮。继河姆渡文化以后，经过马家滨文化进入良渚文化（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下游的水田农业更为发达，人们使用石犁耕作，农作物种类更多，又懂得利用苎麻和蚕丝织布。作为礼器的精致的玉制品的出现和明显的阶级分化迹象，则标志着文明时代的破晓。

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也有发达的稻作农业。80年代末，在距今9000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中发现了包含在陶片和红烧土中的碳化稻谷，是人们在制陶和砌墙时羼入稻壳，因而被保存下来的。这是迄今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存之一。相似的农业遗址在洞庭湖西北的湖南澧水流域和湖北西部三峡口附近已发现多处，表明这一地区的原始居民早在距今八九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已从事原始稻作。最近在湖南道县王蟾岩遗址，又发现了距今10000年的栽培稻，这些为探索我国稻作的起源提供了最新的资料。

在包括两广、福建、江西的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往往发现于洞穴之中，那里的居民仍以采猎为主要谋生手段，但有些地方农业可能已经发生。如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早期文化层距今已有9000年以上，出土了国内外已知最早的家猪遗骨，还有粗制的陶片，这些应与定居农业有关；该遗址出土的磨光石斧、石锛和短柱形石杵，则可能是早期农业工具。在山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岩遗址，也发现了距今10000年的栽培稻遗存。在以后的发展中，部分原始居民在岗地和谷地建立了村落，从事稻作农业，另一些原始居民则在濒临河湖地区以捕捞为生，同时经营农业。此外，云南、贵州、西藏和台湾都发现了距今4000年上下以至更早的农业遗址。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三个：西南亚、中南美洲和东亚。东亚起源中心主要就是中国。中国原始农业具有与世界其他地区明显不同的特点。在种植业方面，中国以北方的粟黍和南方的水稻为主，不同于西亚以种植小麦大麦为主，也不同于中南美洲以种植马铃薯、倭瓜和玉米为主。在畜养业方面，中国最早饲养的家畜是狗、猪、鸡和水牛，猪一直是主要家畜。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不同于西亚很早就以饲养绵羊和山羊为主，更不同于中南美洲仅知道饲养羊驼。中国的原始农具，如翻土用的手足并用的耒耜，收获用的掐割谷穗的石刀，都表现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我国距今七八千年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农业起源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亦堪与西亚相伯仲。总之，中国无疑是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

原始农业过渡

农业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等不同历史形态，它们是依次演进的。使用木石农具，砍伐农具占重要地位，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是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它基本上是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相始终的。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而以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我国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虞夏之际进入阶级社会，黄河流域也就逐步从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从那时起，我国传统农业一直延续到近代，至今仍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之中。

在漫长的传统农业时代，农业生产力并非处于一成不变的停滞状态，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根据传统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状况，我国原始农业以后的传统农业时代可以划分为从虞夏到春秋、从战国到南北朝、从隋到元和明清等四个发展阶段。

虞、夏、商、西周、春秋是第一阶段，这是从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的时期，也是精耕细作农业体系萌芽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政治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流域的农业是以沟洫农业为其主要标志的。淮河秦岭以北的黄河流域属暖温带干凉气候类型，年降雨量400～750毫米，虽不算充裕，但集中于高温的夏秋之际，有利于作物生长。不过降雨量受季风进退的严重影响，年变率很大，黄河又容易泛滥，因此经常是冬春苦旱，夏秋患涝，尤以干旱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覆盖着原生的或次生的黄土，平原开阔，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林木较稀，极便原始条件下的垦耕。这种自然条件，使黄河流域最早得到大规模开发，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全国经济政治重心所在，同时也决定这里的农业是从种植粟黍等耐旱作物开始的，防旱保墒（指土壤适合种子发芽和作物生长的湿度）一直是农业技术的中心，即属于旱地农业的类型。

耒耜与青铜农具

从虞、夏到春秋，我国农业仍保留了从原始农业脱胎而来的明显印痕，木质耒耜的广泛使用就是突出表现之一。

如前所述，耒耜起源于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所谓耒，最初是在点种用的尖头木棒下安装一根踏脚横木而成；后来又出现了双尖耒。如果尖头改成乎刃，或安上石、骨、蚌质的刃片，就成了耜。史前考古发现的“石铲”、“骨铲”，很多实际上就是不同质料的耜冠。我国的锄耕农业是以使用耒耜为特色的。因为这种手推足直插式翻土工具，很适合在土层深厚疏松、呈垂直柱状节理的黄土地区使用。早在原始锄耕农业阶段，我国先民就在黄河流域用耒耜垦辟了相当规模的农田。如上述磁山遗址存粮斤数以十万计，没有千亩以上农田在当时是不可能做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农田面积应当更大。这已不是在居住地附近小打小闹的园篱农业，而属于田野农业了。这就是说，我国是在使用耒耜的条件下发展了田野农业，并由此奠定了进入文明时代的物质基础。埃及、希腊等国文明时代破晓之时已经使用铜犁或铁犁了，而我国先民却是带着耒耜进入文明时代的。

虞、夏至春秋是我国考古学上的青铜时代。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用它制造工具，比木石工具坚硬、锋利、轻巧，这是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这一时期，主要手工工具和武器都是用青铜制作的，在农业生产领域，青铜也获得日益广泛的应用。商代遗址中已有铸造青铜（觉）的作坊，并出土了范，表明青铜已批量生产。类似镐，是一种横斫式的翻土农具，用于开垦荒地，挖除根株。这大概是青铜占领的第一个农事领域。周人重中耕，中耕农具也是青铜制作的。《诗经》中记载中耕用的“钱”和“”，即青铜铲和青铜锄。由于它们使用日益广泛，为人们所普遍需要和乐于接受，在交换中被当作等价物，以致演变为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我国后世的铜币，虽然形制已经变化，但仍沿袭“钱”这一名称，影响至于今日。青铜镰出现也很早，还有一种由石刀演变而来，用于掐割谷穗的青铜爪镰，这就是《诗经》中提到的“艾”和“”。不过当时石镰、石刀、蚌镰等仍大量使用，而且延续时间颇长。至于翻土、播种、挖沟，主要仍然使用耒耜。周代耒耜已有安上青铜刃套的。但数量不多，耒耜基本上是木质的，在反映周代手工业生产情况的《考工记》中，青铜农具（被称为“器”）生产由“段氏”掌管，木质耒耜制作则由“车人”掌管。在殷周时代，木质耒耜的使用甚至比前代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在已经使用青铜斧锛等工具的条件下，可以生产出比以前更多更好的木质耒耜来。总之，青铜工具已日益在农业生产中占居主导地位，但由于青铜在坚硬程度和原料来源等方面均不如铁，它没有也不可能在农业生产领域把木石农具完全排斥掉。

在铁器时代到来以前，耒耜一直是我国主要耕具，这是我国上古农业史的重要特点。在进入铁器时代以后，耒耜仍以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铁器时代的耒耜已被广泛地安上金属刃套，刃部加宽，器肩能供踏足之用，原来踏足横木取消，耒耜就发展为锸，这就是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的铁锹的雏型。把耒耜的手推足上下运动的启土方式改变为前曳后推水平运动的启土方式，耒耜就逐步发展为犁。由于犁是从来耜发展而来的，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沿袭着旧名。如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实际上就是讲耕犁的。

沟洫

先秦时代有一本叫《周礼》的书，钱里面记载了完整的农田沟洫系统。沟洫是从田间小沟——畎开始，以下依次叫遂、沟、洫、浍，纵横交错，逐级加宽加深，最后通于河川。与沟洫系统相配合的有相应的道路系统。沟洫和道路把田野划分为一块块面积百亩的方田，用来分配给农民作份地，这就是“井田制”。这种制度，战国以后已不复存在。由于地主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眷念、向往以至企图恢复这种人人有田耕，家家不忧贫的沟洫井田制，但都没有成功。近世学者对与井田制相联系的沟洫制度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一些人认定《周礼》所记农田沟洫是灌溉渠系，是后人编造的乌托邦，认为战国以前根本不可能建造这样完备的农田灌溉渠系。晚近的研究证明，《周礼》所设计的农田沟洫体系是用于排水的，根本不同于战国以后的农田灌溉渠系。因为用于灌溉的渠系，应从引水源开始，由高而低，把水引到田面。《周礼》所载恰恰相反，由田间小沟开始，由浅到深，由窄到宽，而汇于河川。因此，它虽然经过编者的理想化和整齐化，但毫无疑问是以上古时代确实存在过的沟洫制度为原型的。

我国上古时期为什么会产生沟洫制，这要从当时黄河流域的农业环境及其变化来考察。

黄河流域土壤肥沃疏松，平原开阔，对农业生产发展十分有利，但雨量偏少，分布不均，对农业生产又很不利。从古史传说和民族学例证看，我国原始农业很可能是从利用山地或山前林地开始，实行刀耕火种的。黄河流域原始农业遗址一般发现在黄河支流两岸的台地上，这表明当时的农业与黄河泛滥无关，人们并不懂得灌溉。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黄河流域居民逐步向比较低乎的地区发展农业。这些地区土壤比较湿润，可以缓解干旱的威胁，但却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黄河流域降雨集中，河流经常泛滥，平原坡降小，排水不畅，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平原由浅海淤成，沼泽沮洳多，地下水位高，内涝盐碱相当严重。要发展低地农业，首先要排水洗碱，农田沟洫体系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而出现的。相传夏禹治水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修建农田沟洫，把田间积水排到川泽中去，在此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低地农业。商周时期也很重视这一工作，当时常常“疆理”土地，即划分井田疆界，它包含了修建农田沟洫体系的内容，每年还要进行检查维修。我国上古农田称作“畎亩”，也是农田沟洫普遍存在的反映。“畎”（田间小沟）是沟洫系统的基础，修畎时挖出的土堆在田面上形成一条条长垄，就叫作“亩”，庄稼就种在亩上。“畎亩”是当时农田的基本形式，故成为农田代称。这是一种垄作形式的旱地农业，而不是灌溉农业。

农田沟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当时农业技术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例如，我国古代很重视中耕（包括作物生长期间在行间间苗、除草、松土和培壅等工作），外国人有称我国农业为“中耕农业”的。中耕，甲骨文中已有反映，周代记载更多，周王每年要在籍田中举行“耨（除草）礼”，还出现了专用的中耕农具“钱”和“”。中耕是以条播为前提的。根据《诗经》记载，条播可追溯到周族始祖“弃”生活的虞夏之际。而中耕和条播都是以农田的畎亩结构为基础的。因为作物种在“亩”（长垄）上，为条播和中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人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修建了农田沟洫，自然不会轻易抛荒，这就促进了休闲制代替撂荒制。《周礼》中有“一易之田”和“再易之田”，即种一年休一年和种一年休两年的田。《诗经》等文献中有“（资）”、“新”、“畲”的农田名称，茁是休闲田，新和畲分别是开种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田；三年一循环，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三田制。

耦耕是我国上古普遍实行的农业劳动方式，是以两人为一组实行简单的协作，其起源亦与农田沟洫制度有关。当时的主要耕具，无论是尖锥式的耒，还是刃部较窄的平刃式的耜，由于手足并用，入土较易，但要单独翻起较大土块却有困难。解决的办法是两人以上多耜（耒）并耕。不过在挖掘沟畎时，人多了又相互挤碰，而两人合作最合适，由此形成耦耕的习惯，又与农村公社原始互助习俗相结合而固定化，逐步推广到其他各种农活儿中去。

可以说，从虞夏到春秋，我国黄河流域农业体系是以沟洫制为主要标志的，我们称之为沟洫农业。在沟洫农业的形式下，耕地整治、土壤改良、作物布局、良种选育、农时掌握、除虫除草等技术都有初步发展，精耕细作技术已经萌芽于其中了。

沟洫制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约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那时，私有制已经产生，但是兴修农田沟洫系统不是分散的个体家庭所能为的，它要依靠集体力量进行，保持和加强土地公有制因之成为必要。这就使以土地公有私耕为根本特征的农村公社得以产生并在阶级社会中延续下去。所谓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及其变体。井田制和沟洫制是互为表里的。耒耜、沟洫、井田三位一体，是我国上古农业的重要特点，也是我国上古文明的重要特点。

五谷六畜

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黄河流域农业以种植业为主体，在种植业中又以谷物生产为中心，畜牧业也相当发达，与定居农业相联系的蚕桑生产获得发展，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占一定地位。

在农业发生之初，人们广泛进行栽培试验，往往多种作物混种在一起，故有“百谷百蔬”之称。以后，逐步淘汰了产量较低、品质较劣的作物，相对集中地种植若干种产量较高、质量较优的作物，于是形成了“五谷”、“九谷”等概念。“五谷”一称，始见于春秋末年；它的所指，汉人已有不同解释，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差别，但大同而小异。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对照可以看到，我国先秦时代主要粮食作物是粟（亦称稷）、黍、大豆（古称菽）、小麦、大麦、水稻和大麻（古称麻）。以后历朝的粮食种类和构成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变化的。

从原始时代到商周，粟黍是黄河流域、从而也是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它们是华夏族先民从当地的狗尾草和野生黍驯化而来的。它们抗旱力强，生长期短，播种适期长，耐高温，对黄河流域春旱多风、夏热冬寒的自然条件有天然的适应性，它们被当地居民首先种植不是偶然的。上述特点黍更为突出，最适合作新开荒地的先锋作物，又是酿酒的好原料。在甲骨文和《诗经》中，黍粟出现次数很多。春秋战国后，生荒地减少，黍在粮食作物中的地位下降，但仍然是北部、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要植物性粮食。粟，俗称谷子，脱了壳的叫小米。粟中黏的叫秫，可以酿酒。粱是粟中品质好的，贵族富豪食用的高级粮食。粟营养价值高，有坚硬外壳，防虫防潮，可储藏几十年而不坏。唐代大诗人李白说：“家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从原始农业时代中期起，粟就居于粮作的首位，北方人民最大众化的粮食。粟的别名稷，用以称呼农神和农官，而“社（土地神）稷”则成为国家的代称。粟的这种地位延续至唐代。

水稻是南方百越族系先民首先从野生稻驯化的，长期是南方人民主粮，原始社会晚期扩展到黄河、渭水南岸及稍北。相传大禹治水后，曾有组织地在卑湿地区推广种稻。

我国是世界公认的栽培大豆的起源地，现今世界各地的栽培大豆，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引进的，这些国家对大豆的称呼，几乎都保留了我国大豆古名“菽”的语音。根据《诗经》等文献记载，我国中原地区原始社会晚期已种大豆，而已知最早的栽培大豆遗存，发现于吉林永吉县距今2500年的大海猛遗址。大豆含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被誉为“植物肉”，对肉食较少的农区人民的健康有重大意义。大豆根部有能固氮肥地的根瘤，古人对此早有认识，金文中的“东”（菽的初文）作“”形，是大豆植株形象，一横表示地面，其上是生长着的豆苗，其下是长满根瘤的根。反映我们的祖先的观察是多么细致和敏锐。

小麦、大麦原产于西亚，对中原来说都是引进作物。我国古代禾谷类作物都从禾旁，惟麦从来旁。来字在甲骨文中作“来”，正是小麦植株的形象，麦穗直挺有芒，加一横似强调其芒。小麦最早就叫“来”，因系引进，故甲骨文中的“来”字已取得表示“行来”的意义；于是在“来”字下加足（）作为小麦名称，形成现在的“麦”字。小麦很可能是通过新疆河湟这一途径传入中原的（西部民族种麦早于中原）。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遗址，发现了距今3800年的小麦遗存。近年甘肃民乐东灰山出土距今5000余年的麦作遗存。有关文献表明，西方羌族有种麦食麦的传统。周族在其先祖后稷时已种麦，可能出自羌人的传授。但小麦传进中原后却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

大麻原产我国华北，目前黄河流域已出土原始社会晚期的大麻籽和大麻布。“麻”字始见于金文。《诗经》等古籍中有不少关于“麻”的记载，并区分其雌雄植株（附带指出，这种对植物性别的认识，在世界上是最早的）：雌麻称苴，其子称膺，可供食用，列于“五谷”；雄麻称臬，其表皮充当衣着原料。

我国种植蔬菜至少始于仰韶文化时代，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了油菜（古称芸或芸苔）种籽，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了十字花科芸苔属蔬菜种籽，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了莲子，浙江河姆渡遗址则出土了葫芦籽。《诗经》记载的蔬菜种类不少，可确定为人工栽培的有韭、瓜（甜瓜）和瓠（葫芦）。稍后见于记载的有葵（冬苋菜）、笋（竹笋）、蒜和分别从北方和南方民族传入的葱和姜。

作为谷物的补充的蔬菜和果树，最初或者和谷物混种在一起，或者种于大田疆畔、住宅四旁。商周时代，逐渐出现了不同于大田的园圃。它的形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从囿分化出来。上古，人们把一定范围的土地圈围起来，保护和繁殖其中的草木鸟兽，这就是囿，有点类似现在的自然保护区。在囿中的一定地段，可能种有某些蔬菜和果树。最初是为了保护草木鸟兽，而后逐渐发展为专门种植。其二是从大田中分化出来。如西周有些耕地春夏种蔬菜，秋收后修筑坚实作晒场。春秋时代形成独立的园圃业，这时园圃经营的内容与后世园艺业相仿，种蔬菜和果树，也往往种一些经济林木。

商周时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种植业相当发达。甲骨文中有仓字和廪字，商人嗜酒成癖，周人认为这是他们亡国的重要原因，可见有相当数量剩余粮食可供其挥霍。《诗经》中有不少农业丰收的描述，贵族领主们在公田上收获的粮食堆积如山，“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不过，在当时木石农具与青铜农具并用的条件下，耕地的垦辟、种植业的发展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当时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都邑的周围，稍远一点的地方就是荒野，可以充当牧场，所以畜牧业大有发展地盘。而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还很多，从而形成这一时期特有的生产部门——虞衡。

在我国，与“五谷”相对应的有“六畜”，为人们所乐道。这个词也是春秋人先说出来的。“六畜”的含义比较明确，指马、牛、羊、猪、狗、鸡。这里的“畜”，犹言家养。这是就黄河流域情形概括的。它们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均已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表示六畜的字已经齐全。据近人研究，六畜的野生祖先绝大多数在我国本土可以找到，说明它们是我国先民独立驯化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猪的国家。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遗骨中，猪占绝对优势。从那时起，猪一直是我国农区的主要家畜；这是和定居农业相适应的。在农区，不论地主农民，几乎家家养猪。汉字的“家”从“山”从“豕”，豕即猪。羊也是中原农区重要肉畜。而原来居住在青海甘肃一带的羌人，很早就形成以羊为主的畜牧经济，因而被称为“西戎牧羊人”。人类饲养马和牛起初也是为了吃肉。中原地区牛马转为役用传说在黄帝时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这里的“乘”不是骑，而是驾车。我国大概是最早用马驾车的国家。商周时打仗、行猎、出游都用马车。狗是人类最早饲养的家畜，最初是作为人类狩猎的助手。进入农业社会以后，狗除继续用于狩猎和守卫以外，也是人类肉食来源之一。鸡是我国人民最早饲养的家禽。以前人们认为家鸡起源于印度，但磁山遗址出土的家鸡遗骨比印度早得多，家鸡的野生祖先原鸡在我国广泛分布，我国无疑是世界上最早养鸡的国家。养鸡最初可能是为了报晓。磁山遗址家鸡多为雄性，甲骨文中的鸡字是雄鸡打鸣时头颈部的特写。但鸡很快成为常用的供食用的家禽。农民养鸡甚至比养猪更普遍。鸭和鹅是从野鸭（古称凫）和雁驯化而来的，又称舒凫和舒雁，我国人工饲养的时间不晚于商周。鸡鸭鹅合称三鸟，是我国人民肉蛋主要来源之一。

商周畜牧业很发达。商人祭祀鬼神用牲，少者数头，多者动辄上百上千。周人牧群数量也相当可观。进入春秋后，畜牧业继续在发展，尤其是各国竞相养马，兵车数量迅速增加。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是惟一这样的国家。世界上许多国家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技术，都是由中国传去的。野蚕本是桑树的害虫。原始人大概是在采食野蚕蛹过程中发现蚕丝是优质纤维，逐渐从采集利用到人工饲养，把野蚕驯化为家蚕。在这前后又开始了桑树的人工栽培。据古史传说，我国养蚕始于黄帝时代，据说黄帝元妃嫘祖教民养蚕，这当然只能理解为原始人群集体创造的一个缩影。距今5000年左右的河北正定南阳庄遗址出土了仿家蚕蛹的陶蚕蛹，距今4700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则出土了一批相当精致的丝织品——绢片、丝带和丝线。从目前研究看，家蚕驯化很可能是距今5000年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若干地区的原始居民同时或先后完成的。从《诗经》、《左传》等文献看，先秦时代蚕桑生产已遍及黄河中下游。人们不但在宅旁、园圃栽桑，而且栽种成片的桑田和桑林。丝织品种类也很多。在棉花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以前，蚕桑是我国最重要衣着原料，蚕丝织物是农牧区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蚕桑成为我国古代农业中仅次于谷物种植业的重要生产项目。

虞、夏、商、西周时代，渔猎采集并没有从农业经济领域消失。甲骨文中有关田猎的卜辞和刻辞记事约占全部甲骨文的1／4。商代的田猎具有开发土地、垦辟农田、保护庄稼、补充部分生活资料和军事训练等多方面作用。当时还有许多“草木畅茂、禽兽逼人”的未开发区，在这些地区开发耕地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是“焚林而田”，这样就把田猎和农业统一起来了。周代，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蕴藏的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仍然是人们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不可缺少的来源之一，不过取得这些资料的方式已经区别于原始农业时代掠夺式的采集和狩猎了。周代规定了若干保护山林川泽自然资源的禁令，如只准在一定时期内在山林川泽樵采渔猎，禁止在野生动植物孕育萌发和幼小时采猎，禁止竭泽而渔、焚林而狩等等。甚至还设官管理，负责向利用山林川泽的老百姓收税，或组织奴隶仆役生产。这种官吏，称为虞或衡；而以对山林川泽自然资源的保护利用为内容和特点的生产活动，也称为虞衡。

铁器与牛耕

我国传统农业发展的第二阶段包括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这是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全面大发展时期，也是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和成熟时期。西汉平帝时，登记在册的全国人口5900多万，百分之八九十集中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已基本上获得开发，是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地区。我们的介绍仍以黄河流域情况为中心。

生产力的跃进

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力的跃进是从铁器的使用开始的。中国什么时候正式进入铁器时代尚难确言，大约是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这一段时间。从世界史看，这并不算早，但我国冶铁技术发展很快。西欧从公元前10世纪出现块炼铁到公元14世纪使用铸铁，经历了2000多年时间，而从目前材料看，我国块炼铁和铸铁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到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已掌握生产可锻铸铁（又称韧性铸铁）和块炼渗碳钢的技术，比欧美同类发明领先2000年。铸铁，尤其是增强了强度和韧性的可锻铸铁的出现，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使生铁广泛用作生产工具成为可能，大大增强了铁器的使用寿命。我国用铁铸农器大体始于春秋中期或稍前，到了战国中期，铁农具已在黄河中下游普及开来。人们把使用铁农具耕作看得如同用瓦锅做饭一样的普通。从青铜器出现以来金属耕具代替木石耕具的过程终于完成了。铁器的使用，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业劳动者的个体独立性大大加强，两人协作的耦耕不再必要，井田制由此逐步崩坏，封建地主制由此逐步形成，而这一制度由战国延续至近世。

牛耕的出现可能比铁器早，但它的普及却比铁器晚。根据甲骨文中“犁”字的形象，有人推断商代已有牛耕。但即使当时牛耕已出现，犁具一定很原始，战国铁农具耦犁根本不可能替代耒耜作为主要耕具的地位。春秋时已有牛耕的明确记载，有人还用牛与耕、犁等字相联系起名命字。不过，直到战国时代，牛耕并不普遍。在目前出土该时代的大量铁器中，铁犁为数甚少，而且形制原始，呈120°的V字形，没有犁壁，只能破土划沟，不能翻土作垄。大型铁铧犁的大批出土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当时搜粟都尉赵过在总结群众经验基础上推广带有犁壁的大型铁铧犁，这种犁要用两头牛牵引，三个人驾驭，被称为耦犁。从此，铁犁牛耕才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并逐步推向全国。

从两汉到南北朝，除耕犁继续获得改进外，还出现与之配套的耱（或称耢）和耙。耱最初只是一块长板条，继之在木架上缠以软木条而成，畜力牵引，用以碎土和平整，代替以前人工操作的木榔头——。对付较大的坷垃则要用畜力耙。北方旱地使用的畜力耙是由两条带铁齿的木板相交组成的人字耙，又称铁齿镅揍。西汉还出现专用播种机具耧犁（耧车），相传发明者是赵过。它的上方有一盛种用的方形木斗，下与三条中空而装有铁耧脚的木腿相连通。操作时耧脚破土开沟，种子随即通过木腿播进沟里，一人一牛，“日种一顷”，功效提高十几倍。这已是近代条播机的雏形，而西欧条播机的出现在1700年以后。汉代农具的另一重大发明是“飚扇”，即风车。摇动风车中的叶形风扇，形成定向气流，利用它可以把比重不同的籽粒（重则沉）和秕壳（轻则飚）分开，是一种巧妙的创造，比欧洲领先1400多年。谷物加工工具也有长足进步。东汉桓谭对此曾作过这样的总结：“宓戏（即庖牺氏）制杵臼，万民以济，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臼又复设机关，用驴羸（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百倍。”（《新语》）杵臼是最原始的谷物加工方法之一，可能起源于采猎时代，而延续至农业时代。当时人们在地上挖浅坑，铺以兽皮，置采集的谷物于其中，用木棍舂捣，即所谓“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近世仍有类似谷物加工法。后来用石臼代替地臼，然后又利用杠杆原理改手舂为脚踏，即桓谭所说的践碓（脚碓）。到了东汉已出现畜力碓和水碓了。晋代杜预对水碓作了改进，称为连机碓。王祯《农书》形容这种水碓是：“水轮翻转无朝暮，北方旱地使用的耙和耱舂杵低昂间后先。”谷物加工工具的另一重大创造是石转磨。到魏晋南北朝则出现了畜力连磨和水力碾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新式提水灌溉农具翻车，为了叙述方便，将在下一节予以介绍。

总之，从战国到南北朝，尤其是两汉是我国农具发展的黄金时代，传统农具的许多重大发明创造，都出现于这一时期。

战国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大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大规模农田灌溉水利工程的兴建。春秋战国以前，农田灌溉在黄河流域虽已零星出现，但农田水利的重点始终在防洪排涝的沟洫工程上。进入战国，由于农田内涝积水的状况在长期耕作过程中有了较大改变，耕地也因铁器牛耕的推广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干旱再度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矛盾。这就产生了发展农田灌溉的迫切需要。同时，铁器的使用和工具的改进又为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铁成为最常用的兴修水利的工具，汉代还出现用于水利工程中挖沟的特大铁犁——浚犁。黄河流域大型农田灌溉渠系工程是从战国时开始出现的。最著名的是魏国西门豹和吏起在河内（今河南北部及河北西南隅）相继兴建和改进的漳水十二渠，韩国水工郑国在秦国关中平原北部建造的郑国渠。它们都使数以万顷计的“斥卤”（盐碱地）变成亩产一钟（六石四斗）的良田，后者还直接奠定了秦灭六国的基础。秦汉统一后，尤其是汉武帝时代，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新高潮，京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尤为重点，使关中成为当时全国的首富之区。汉代还在河套地区、河西走廊和新疆等屯田地区发展大规模水利事业。曹魏时，海河流域和淮河流域水利开发有较大的进展。总之，我国华北地区农田水利的基础，汉魏时代已经奠定了，它对黄河流域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随着农田灌溉的发生发展，出现了新的农田形式——畦。畦是周围有高出田面的田塍的田区。这种农田形式在种植蔬菜而经常需要灌溉的园圃中最先被采用，后来推广于大田。随着牛耕的普及，平翻低畦农田终于取代了畎亩结构的农田，成为黄河流域主要的农田形式。这种农田形式是便于灌溉的。不过，由于华北水资源的限制，能灌溉的农田只是一小部分，旱作仍然是华北农业的主体。当地防旱保墒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靠土壤耕作措施来解决的。

在这里我们要顺便指出，国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歪曲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的学说，把中国说成是由国家组织统一的水利灌溉工程的所谓“治水社会”，而“治水社会”是导致东方专制主义的根源。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的确，水利对中国农业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中国的文明时代，可以说是从大禹治水开始的，历代政府都把兴修水利作为自己重要的经济职能。不过，中国古代农业既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同于马克思说的“古代东方”（主要指从北非到印度的广大地区）完全依赖人工灌溉。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政府领导修建的遍及全国的灌溉渠系。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解决农业生产中水的问题的。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旱地仍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限于本书的篇幅和丛书的分工，在这里不可能对中国古代水利作详细的介绍。耧车复原因战国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大发展的再一个标志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如果说，这一技术体系战国以前开始萌芽，那么，从战国到南北朝，它已成型并得到系统的总结。这主要表现在北方旱地的耕作栽培上。从战国起，连年种植的连种制代替休闲制成为主要种植方式，到魏晋南北朝形成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方式。农业技术仍以防旱保墒为中心，形成耕—耙—耢—压—锄相结合的耕作体系，出现“代田法”和“区田法”等特殊抗旱丰产栽培法。施肥改土开始受到重视。我国特有的传统品种选育技术亦已形成，并培育出不少适应不同栽培条件的品种。以上就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一些主要成就，这些成就体现在系统总结黄河流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经验由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一书中，这本书成为在长时期内指导北方农业生产的经典。

全方位的发展

战国秦汉农业的发展是全方位的。不但粮食作物，而且经济作物、园圃业、林业、畜牧业、蚕桑业、渔业都获得长足的进步。究其原因，除了生产力提高，更多土地被垦辟出来以外，国家的统一，各民族各地区农业文化的交流，也使黄河流域农业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

战国至南北朝，我国粮食作物种类与前代基本相同，但在粮食构成上却发生了某些变化。粟仍然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水稻继续在北方某些地区推广，大豆和小麦地位上升，黍地位下降，大麻逐渐退出粮食行列。

据近人研究，原产我国的大豆很可能是“异地同源”的，即在我国若干地区同时或先后被驯化出来的。东北地区很早就种植大豆。殷周时，山戎（殷周时活动于河北省东北部及其以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贡品中就有“戎菽”（大概是大豆的一个优良品系）。春秋时齐桓公伐山戎，把戎菽传播到中原广大地区。当时中原地区正由休闲制向连种制转变，需要寻找在新条件下恢复和培肥地力的方法，戎菽的传播满足了这种需要。从春秋末到秦汉之际，大豆和粟并列成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汉代以后，大豆向加工为副食品的水碓方向发展，豆豉、豆腐、豆芽、豆酱在汉代相继出现，这些食品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豆腐是当今风靡世界的食品，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一大贡献。

春秋以来，小麦种植面积一直在增长，汉代在关中推广冬麦，成绩斐然。南朝在江淮一带也推广种麦。这一时期麦作的发展与石转磨的推广有一定关系。我国农区传统饮食习惯是“粒食”，麦子最初也是煮成饭吃的，但麦饭适口性差；有了石转磨，小麦可以磨成粉，做成各种精细可口的食品。汉代面粉做成的食物统称为“饼”，如馒头叫蒸饼，面条叫汤饼，芝麻烧饼叫胡饼等，其中不少是直接取法于西部少数民族的。

我国农业发展中，独立的大田经济作物是战国秦汉以后陆续出现的。古代黄河流域最主要纤维作物大麻，甚至首先是一种粮食作物。汉代以后，大麻籽一般不作粮食。当时出现的上千亩的大面积麻田，是专门提供纤维的。曹魏时实行户调制，麻布是主要征调内容之一，反映了大麻种植的普遍化。我国春秋以前已有染料（如蓝）生产，但只是种植在园囿之中，汉代一些城市郊区已有大面积生产，染料品种也增加了。我国对动物油脂利用较早，对植物油脂利用较晚。种籽含油量较高的大麻、芜菁、芸苔虽然种植较早，后来又驯化了荏（白苏），但都是直接食用，不用来榨油。张骞通西域以后，芝麻和红蓝花先后传进中原，榨油技术可能同时引入。西汉农书中已有种植芝麻的记载。魏晋以降，中原榨取和利用植物油已相当普遍，除芝麻和红蓝花外，大麻籽、芜菁籽也间或榨油，这样，我国才有了真正的油料作物。芝麻原产非洲，引入中原前已在新疆安家，因其出自“胡”（中国古代泛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地，故称“胡麻”。唐宋以后按其用途称为脂麻，后讹为芝麻。它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我国首要油料作物。中原人的食用糖料，先秦时代已有蜂蜜和饴糖（麦芽糖），后来从南方传入甘蔗糖。我国甘蔗，原来人们认为是从印度传入的。据近人研究，我国也是甘蔗的原产地之一。最早种甘蔗的是岭南百越族系人民，战国时已传到今湖北境内，《楚辞》中提到的“柘（蔗）浆”，就是甘蔗汁。蔗汁凝缩、曝晒后成块状，称“石蜜”，南越曾用作对中原王朝的贡品。我国是茶的故乡。相传神农氏时代已发现茶的解毒作用。最早利用和栽培茶树的是西南的巴族，西周初年已在园圃中种茶和向中原王朝贡茶了。汉代四川有茶叶市场，巴蜀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我国茶叶生产中心。魏晋以后，茶叶生产推广到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

这一时期的园圃业有很大发展，在城市郊区出现较大规模的商品性生产基地，“园”（植果）和“圃”（种菜）也有较明确分工。园艺技术有许多创造，最突出的是无性繁殖（分根、扦插、嫁接等）和温室栽培。蔬菜果树种类有明显增加。公元6世纪的《齐民要术》记载的蔬菜就有35种之多，增加的蔬菜种类中，有些是引进的，如从西域引进的胡瓜（黄瓜）、胡荽（芫荽，俗称香莱）、胡蒜（大蒜）、（豇豆）、豆、豌豆和苜蓿等。有些是新培育的，如汉魏时长江下游人民从当地栽培的蔓菁中培育出新变种——“菘”，即白菜，杵臼又如随着人工蓄水的陂塘的发展和综合利用，水生蔬菜更多为人们所栽培。有些是从粮食作物转变来的，如菰（又作），曾是古代“六谷”之一，它被黑粉菌所寄生，则不能结实，但茎的基部畸形发展，可形成滋味鲜美、营养丰富的菌瘿，这就是茭白。茭白在晋代已成为江东名菜。栽培茭白是我国的独特创造。原来作为粮食的芋头，这时也进入园圃作物之列。在新增果树中，最重要的有从西域引进的原产地中海的葡萄和原产新疆的柰（即绵苹果），从西羌地区引进的核桃等。南方生产的柑橘，先秦时代已是南方民族对中原王朝的贡品，秦汉时，荔枝、龙眼也运到北方，受到人们喜爱。

林业作为一种生产活动早就存在，但在先秦时代，它或者依附于虞衡业，或者依附于园圃业，未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战国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在发展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圃作物的同时，还在不宜五谷生长的丘陵坂险种植竹木，以获取材木、果实、柴薪等生产和生活资料。秦汉时还出现了经营大规模用材林和经济林的人，表明林业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秦汉时代北部边境还建造了一条人工榆树林带，当时称为榆林塞，是可与长城媲美的一条绿色长城。

战国至南北朝是黄河流域畜牧业继续发展的时期。畜牧业的经营方式有三种。一种是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官营畜牧业。战国开始大发展，秦汉时在西北边郡建立官营牧场，规模十分可观，如汉武帝时养马达40万匹。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黄河流域畜牧更盛，如北魏的河西牧场公私养马达200万匹，还有许多牛羊骆驼。二是地主经营的畜牧业。一般地主都拥有很大畜群，还出现了一些从事商业性经营的私人牧主，牲畜成千上万，满山遍野。三是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猪、鸡是最普遍饲养的畜禽，耕牛饲养也受到重视，这种畜牧业规模不大，但几乎家家都有，仍是当时畜牧业的大头。

战国秦汉蚕桑业重心在黄河流域，山东是全国蚕桑业最发达的地区，号称“衣履冠带天下”。荆楚地区和巴蜀地区的蚕桑业也比较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蚕桑生产虽因战乱受到破坏，但仍保持相当规模和一定优势，并有所发展，蚕桑生产和丝织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有转移到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的趋势。在长江下游也获得比较迅速的发展，并传播到新疆、东北、西藏等地。

人类从事捕鱼早于农耕，进入农业时代以后，捕鱼迄未停止，同时又出现了人工养鱼。我国人工养鱼起源于商周，当时，在帝王贵族园圃的一些池沼中，已有鱼类繁殖，但主要是满足统治阶级游乐或祭祀的需要，规模不大。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蓄水灌溉的人工陂塘的兴起，人工养鱼突破了贵族园囿的范围，成为较大规模的生产事业。吴越是当时人工养鱼比较发达的地区。但黄河流域不少地方也发展了人工养鱼。汉代出现了年产“千石”的大型鱼陂，又开始利用稻田养鱼（最早出现于四川）。人工养鱼的种类，最初主要是鲤鱼。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鲤鱼的国家。大约成书于西汉的《陶朱公养鱼经》是我国第一部养鱼专著，集中谈了鲤鱼的人工饲养法。这一时期，捕鱼工具和方法也有很大进步，饲养鱼鹰捕鱼比较普遍，海上捕鱼业也较发达。

从华夷杂处到农牧分区

战国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和地区布局有一个明显特点，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并明显地分隔开来。这一特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原始农业时代，游牧民族尚未形成，同营农氏族部落错杂并存的只有仍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氏族部落。大致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起，大多数遗址都呈现了以种植业为主，农（种植业）牧采猎相结合的经济面貌。一些成为后世游牧民族发源地或活动舞台的地区，也不例外。例如西戎族群兴起的甘肃青海地区，匈奴起源地之一的漠南河套地区和东胡活动中心的辽河上游地区，这时都以种植业为主。当中原地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才在西部、北部和东部某些地区陆续出现。首先强大起来的是被称为西戎的游牧半游牧部落群。他们由甘青地区向中原进逼，迫使周王室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从西周中期到春秋，形成“华夷杂处”，即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错杂并存的局面。西戎人是以养羊为生的，当时进入中原的戎狄还不善骑马，所以他们和华夏各国打仗时都采用步战。

到了战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中原的游牧人基本上都接受了农耕文明，融合为华夏族的一部分，这与黄河中下游地区铁器推广、更多土地获得垦辟的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中原地区种植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确立了。与此同时，总称为“胡”的一些游牧民族却在北方崛起，他们以善于骑马著称。后来，匈奴统一了北方这些游牧民族，构成威胁中原农业民族政权的强大力量。这样，农业民族统治区和游牧民族统治区终于在地区上明显地分隔开来。秦始皇把匈奴逐出黄河以南鄂尔多斯地区，连接和修筑万里长城，标志着这种格局被进一步固定下来。

长城分布在今日地理区划的复种区的北界附近，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表明我国古代两大经济区的形成是以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的。长城以南、甘青以东地区的气温和降雨量都比较适合农耕发展的要求，可以实行复种。在这里，定居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其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汉书》的作者班固说：“辟土殖谷为农。”反映了谷物种植在农区农业生产中的中心地位。在长城以北，横亘着气候干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间分布的蒙新高原，发展农耕的条件比较差，但却是优良的牧场。在这广阔的舞台上，一些强大的游牧半游牧民族相继兴起。他们拥有数以万计、十万计以至百万计的庞大畜群，在茫茫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食畜肉、饮氵重（马奶酒）酪（乳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毡制帐幕）。畜群是他们的主要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狩猎有保卫畜群和演习军事的作用，又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补充来源。游牧民族也并非完全没有种植业，他们很早就懂得种植黍襟等，不过在其生产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与游猎相结合的游牧几乎是这些民族惟一的衣食之源。

我国古代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虽然在地区上分隔开来，在经济上却是相互依存的。偏重于种植业的农区需要从牧区取得牲畜和畜产品，作为其经济的补充。种植业基础薄弱、比较单一的牧区尤其需要输出其富余的畜产和输入其不足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两大经济区平常通过官方的和民间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贸易进行经济交往，当正常的贸易受到阻碍时就会诉诸战争，战争成为经济交往的特殊方式。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政权的斗争空前激烈，而汉族同北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空前活跃。除了张骞通西域前后引进一系列珍贵的农作物外，北方游牧民族的牲畜和畜产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原，不但直接为中原农耕运输提供丰富的畜力，而且促进了中原畜种的改良和畜牧技术的进步。例如汉武帝时从西域引进乌孙马和大宛马，对中原马种改良起了很大作用。又如骡、驴、骆驼是北方民族首先饲养的，中原人视之为“奇畜”。大概战国时传入中原，西汉初仍较罕见。西汉中期以后，“羸（骡）、驴、驼（即骆驼），衔尾入塞”（《盐铁论》），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役畜。另一方面，中原的农产品（粮食等）和手工业品（铁器和丝织品等）以及生产技术，也随着贸易和战争不断输入北方，丰富了该区人民的物质生活，并在游牧文化中注入农耕文化的因素。两大经济区的对峙，还深刻地影响了双方经济成分和生产结构的变化。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强悍的骑兵部队的侵扰，中原王朝迫切需要直接掌握大量马匹，建立一支有迅速应变能力的常备军，这就大大刺激了农区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官营畜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民营畜牧业则向着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发展，日益小型化。游牧区与农耕区的分立，农区内官营军用大牧业和民营农用小牧业的分化，构成中国古代农牧关系的两大特点。为了抵御北方游牧人的侵扰，从西汉起实行边防屯田。汉武帝时在河套至甘肃西部部署了60万屯田卒。中原王朝的屯田还深入到了西域地区。屯田促进了农耕方式向牧区的推进，并在农牧区之间形成一个半农半牧区。西汉的官营牧场主要就是分布在属于这一地区的西北边郡；当时这里农牧两旺，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长期战乱，人口南移，游牧半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一度把部分农田变为牧场和猎场。但这些民族不久就先后接受了汉族的农耕文明。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主动实行汉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了抵御游牧的柔然族的南侵，也学汉族的样子，在今河北赤城至内蒙古五原一线筑起了长城，俨然以农耕文化保卫者自居。这也清楚地表明，长城作为农牧分区的标志，实质不在于区分不同种族，而在于区分不同的文化。

农业重心转移

我国传统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包括隋、唐、五代、宋、辽、金、元，这是我国传统农业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和成熟时期。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现象是南方农业的发展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农业优势的南北易位

前面谈到，长江流域早在原始时代就有发达的稻作农业，足以和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相媲美。夏商周三代，由于种种原因，关于南方农业的记载很少。春秋时南方民族建立的吴、越、楚和巴、蜀等国，经济都很发达，对农业生产有多方面的建树。南方民族很早种稻，种稻要有起码的排灌设施，因此，南方农田灌溉的出现比黄河流域要早。例如，我国最早的大型农田灌溉工程——期思陂（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北）和芍陂（在今安徽省寿县），就是出现在春秋时代以苗蛮为主体的楚国。驰名中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基础，是公元前6世纪蜀族杜宇王朝后期由鳖灵领导的开凿玉垒山，分岷江水入沱江的工程。它们比黄河流域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漳水十二渠早100余年。长江下游的吴、越人民也很早就开始围湖造田。从现有材料看，石犁和青铜犁都可能是长江下游于越族最先用于水田农业的。这些地区青铜冶炼业都相当发达，吴越地区青铜农具的使用比中原更普遍，冶铁炼钢技术也很可能是楚越地区首先发明的。春秋时楚晋争霸，春秋末年吴、越相继勃兴，都是以农业巨大发展为基础的。进入战国，当黄河流域因铁器推广获得大规模开发时，长江流域及其南境农业前进的步伐却放慢了，南北的差距开始拉大。秦汉时代，除四川地区农业比较发达，已和关中经济区连成一体外，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农业已明显落后于北方。汉代南方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10强。由于地广人稀，直到魏晋南北朝，南方许多地方水稻生产仍采取“火耕水耨）”的形式。所谓火耕，就是用火把地上杂草残茬烧掉，然后灌水种稻。所谓水耨，就是在稻苗生长期间把草除去，用水淹死，或径直灌水淹草，水随草高。火耕水耨以粗具农田排灌设施为前提，是水田农业的一种形式，它一般实行休闲制，不用牛耕，较省人力，比起当时黄河流域的精耕农业，自然显得十分粗放。同时，楚越之地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采集和渔猎。

上述情况之所以发生，要从自然环境和生产力发展的相互关系中寻找其原因。秦岭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及其南境基本上属于亚热带和暖温带气候类型，雨量充沛，河湖密布，水源充足，资源丰富，这些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利。但雨量和黄河流域一样受季风进退的影响，有些河流容易泛滥，旱涝不时发生。这里的河湖两旁往往有肥沃的冲积平原，是发展农耕的理想地区，但缺乏华北那样广袤的平原，山区丘陵多为酸性淋余土，适耕性较差。山多林密，水面广，洼地多，也给大规模开发带来巨大困难。而且气候湿热，在人类对自然改造能力还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时有瘴疫流行，威胁着人类健康。汉代中原人认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汉书·地理志》），视为畏途。南方水田使用的方耙（左）和耖（右）这样，人口自然增长缓慢。在相当长时期内缺乏进一步开发所必需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天然食品库还十分丰裕，人们可以依赖采猎而不愁衣食，这也延缓了人们为发展农业生产所作的努力。上述条件决定该地区很早就以种植水稻等喜湿作物为主，而农田排灌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即属于水田农业（泽农）的类型。这些条件，也决定该区水田农业虽然出现很早，但当较易开发地区开发殆尽后，农业必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呈现相对停滞状态，必待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等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作进一步大规模的开发，并充分发挥其自然条件中的潜在优势。

自东汉末年以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苦于长期战乱的中原人大量迁移到他们原来视为畏途的南方，使这里进一步开发所最需要的劳动力有了明显增加，而这里的局势又相对安定，往往能在较长时期内“无风尘之警”，水利兴修和农田垦辟在持续进行，位处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尤为突出。不过，这一时期江南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建康（今江苏南京）、丹阳（今江苏丹阳）、长兴（今浙江湖州）等地，南朝时，这里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一岁或稔，数郡忘饥”了。唐围田初，江南的稻米已北运洛阳等地。隋唐的统一，促进了江南人口的迅速增长，农田水利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无论数量、分布地区、规模和技术水平均大大超过前代。当时的纳税田，大抵都能灌溉。大量荒地被垦辟。牛耕也获得了普及。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江南农业却继续发展，其所产粮食和提供的赋税，已成为唐帝国财政命脉所系。这时，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已由黄河流域转到南方，到了宋代，这一局面获得了巩固。北宋元丰三年（1080），南方人口达5600余万，接近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总数，而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69％。经济重心的南移是我国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以南方农业的历史性超越为基础的。

南方农业的这种飞跃在技术上表现为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成熟。这一体系，不是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移植，而是以南方民族原有水田技术的发展为基础形成的，也是南北农业文化交流的结果。汉魏时代，南方农业在总体上虽然逊于北方农业，但在稻作技术方面并不比北方落后。汉代越人以善治水田著称。当时的岭南和四川部分地区已实行水稻育秧移栽，而它正是水田精耕细作的技术关键之一。唐宋时代，这种技术在水稻生产中普及，推动水田耕作的精细化。适合育秧移栽的整地要求的水田耙——耖，不晚于晋代已在岭南出现，宋代传到了江南。江南在唐代创造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曲辕犁。元代又有中耕用的耘荡的发明。于是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体系。这一体系与烤田、排灌等技术密切相联，促进土壤的熟化。不同于以抗旱保墒为中心的北方旱地耕作体系。这一时期，水旱轮作、稻麦两熟的复种制度形成并获得较大发展，积肥用肥技术十分讲究，各种作物的地方品种大量涌现。以上这些技术成就，标志着区别于北方旱作的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地旷人稀、火耕水耨的状况彻底改变了。

这一时期的北方农业并非完全处于倒退或停滞状态。唐初和北宋华北的农业和水利都有较大发展，某些方面仍保持了一定的优势。即使是女真人和蒙古人统治的金、元时期，农业在经历巨大破坏后也有过恢复和发展。但这种发展往往被战乱打断，发展的势头和水平，都逐渐落后于南方。

围水梯山，争寸夺尺

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土地利用方式与黄河流域有很大不同。这里水资源丰富，但山多林密，水面广，洼地多，发展农业往往要与山争地，与水争田；洼地要排水，山地要引灌。尤其是唐宋以后，人口增加，对耕地的需要也随着增加，各种形式的耕地遂发展起来。

耕地向低处发展的形式很多。趁枯水季节在湖滩地上抢种一季庄稼，这是较原始的利用方式，但仍不免水的威胁；进而筑堤挡水，把湖水限制在一定范围，安全较有保证，这种湖滩地就成了湖田。更进一步，筑堤把一大片低洼沼泽地团团围住，外以捍水，内以护田，堤上设闸排灌，可以做到旱涝保收。这种田，大的叫围田或圩田，小的叫柜田，有的地方则叫垸田或坝田。湖田和圩田是长江中下游人民与水争田的主要形式。春秋时代的吴、越已开始在太湖流域围田，秦汉六朝隋唐不断发展。为了解决围田与蓄洪排涝之间的矛盾，从中唐到五代的吴越国，浚疏了太湖入海港浦，形成七里一纵浦、十里一横塘的河网化塘浦圩田体系，并设撩浅军经常浚疏，使太湖流域免除了水患，发展了生产，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入宋以后，太湖流域围田又有很大发展。宋淳熙三年（1176）太湖流域周围圩田多达1498所，“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诗人杨万里吟咏说：“周遭圩岸绕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不知圩里田多少，直到峰根不见塍（田埂）”（《诚斋集·圩田》）。不过这种与水争田的方式要有一定的限度和合理的安排，否则也会造成水利和生态的破坏。宋代由于官僚豪绅滥围滥垦，以邻为壑，已出现水系紊乱、灾害增多的严重后果。

与水争田除了围湖以外还可以围海。在滩涂地筑堤坝或立椿橛，以御潮泛，地边开沟蓄雨潦，以资灌溉和排盐，是为涂田。一般先种耐盐的水稗，待土地盐分减少后再种庄稼。江岸或江中沉积的沙滩或沙洲，依靠周围丛生的芦苇减弱水流的冲击，开沟引水排水，也可以垦为水旱无忧的良田，这叫沙田或渚田。江湖中生长的茭草（菰），日久淤泥盘结根部，形成浮泛于水面的天然土地，人们植禾蔬于其上，是为葑田。再进一步，架筏铺泥，就成为人工水上耕地——架田了。我国的葑田，先秦时代始见端倪，唐宋已有架田的明确记载。

耕地向高处发展，出现各种形式的山田。南方以水田为主，但山田旱地很早就存在，并往往保留着刀耕火种的习惯。唐宋以来，随着人口增加，上山烧荒的人越来越多。这种保留刀耕火种习惯的山田，称为畲田。畲田对扩大耕地面积起了不少作用，但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比较严重。山田中对水土资源利用比较合理的是梯田。梯田是在丘陵山区的坡地上逐级筑坝平土，修成若干上下相接、形如阶梯的半月形田块，有水源的可自流灌溉种水稻；无水源的种旱作物也能御旱保收。梯田起源颇早。唐代樊绰在所著《蛮书》中谈到云南少数民族建造的山田十分精好，可引泉水灌溉，这种山田就是梯田。宋代南方人口增加很快，需要扩充水稻种植面积，这种形涂田梯田式的山田获得较大发展，四川、广东、江西、浙江、福建都有它的踪迹，并取得了梯田这一名称。时人诗曰：“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说的就是南方梯田对水土资源的高度利用。

传统农具发展的峰巅

在我国传统农具发展史上，唐宋是继战国秦汉以后又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传统农具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农具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铁农具质料方面发生了重大改革。秦汉魏晋南北朝铁农具主要用可锻铸铁制造。南北朝时发明了“灌钢”技术，并用以制造刀镰，但不普遍。唐宋时代这种技术已流行开来，小型嵌刃式铸铁农具遂为比较厚重的钢刃熟铁农具所代替，从而提高了坚韧和锋利的程度。第二，农具种类更多、分工更细，而且配套成龙。我国北方旱作农具在魏晋南北朝时已基本配套，此时进一步完善。如窄而厚的用来开生荒，阔而薄的铧用来翻熟地。氵于泽地春耕有专用的“刻”等。南方水田整地工具除耕、耙、耖外，秧田平土有平板，大田平土有田荡，又有用于育秧移栽的秧绳、秧弹、秧马，用于中耕的耘荡，排灌用的翻车、戽斗等，也形成完整的系列。第三，经过改良或新创，许多农具更为完善、灵巧、高效、省力。如翻土用的曲辕犁，中耕用的耧锄，收割用的麦钐、推镰，都比前代同类工具有更良好的性能。减轻劳动强度或起劳动保护作用的，有水田中耕用的耘荡、耘爪，拔秧用的秧马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利用水力风力或畜力的大型高效农具。以下摘其要者作一简单介绍。

中国传统犁的完善中国犁的犁体一般由犁底、犁梢、犁箭、犁辕等部件构成，形成框形，所以被称为框形犁，是世界上六种传统犁中的一种。这种框形犁，汉代已基本定型，有了犁壁，后来又有了可使犁箭活动调节耕深的装置，但仍实行两牛抬杠。唐代出现了江东犁。江东犁在犁辕前端设置了一个可以转动的犁盘，犁辕通过在犁盘两侧系以绳索与牛轭（这时已由二牛抬杠的直轭改为曲轭）相连接；而犁辕也因之由直长辕改为较短的曲辕了。所以江东犁又叫曲辕犁，这种犁可以用单牛挽拉。曲辕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犁发展到成熟阶段。宋代又出现了软套和代替犁盘的铁挂钩；曲辕犁向全国普及。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犁相比较，中国犁的特点，一是富于摆动性，操作时可以灵活转动和调节耕深耕幅；二是装有曲面犁壁，具有良好的翻垡碎土功能。这些特点满足了精耕细作的要求，适于个体农户使用。西欧中世纪使用带轮的重犁，没有犁壁，役畜和犁辕间用肩轭连接，比较笨重。18世纪出现的西欧近代犁，由于采用了中国框形犁的摆动性和曲面壁，并与原有的犁刀相结合，才形成既能深耕又便于翻碎土壤的新的犁耕体系；它成为西欧近代农业技术革命的起点。

农田排灌工具的发展上古时代，人们在灌溉时，要用瓦罐从井里把水一罐罐打上来，或从河里把水一罐罐抱回来。《庄子》上说的“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春秋战国时，农田灌溉发展起来，各种新的灌溉工具也应运而生。春秋时已有利用杠杆原理提水的桔槔；汉代水井用辘轳提水相当普遍，辘轳的使用一直延至近世。这两种提水工具比起抱瓮出灌已大为进步，但毕竟不能满足较大规模的农田排灌的需要，真正满足这种需要而对我国农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是翻车，即龙骨车。它创制于东汉末，最初用于洒路，发明者是毕岚。三国时马钧加以改进，始用于园圃灌溉。这时它还是手摇的，以后发展为脚踏的，具体何时难以确指。不晚于唐代出现了牛转翻车。宋元之际发明了水转翻车。元明之际又有风力水车的创制。翻车是利用齿轮和链唧筒原理汲水的排灌工具，结构巧妙，抽水能力相当高。南宋范成大诗云：脚踏翻车曲辕犁复原图“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垄翻江逆上沟，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常在踏车头。”是电力抽水机推广以前我国农村使用最广泛的排灌工具。

唐代还发明了筒车。它是用竹木制成大型立轮，由一横轴架起，轮的四周斜装若干小木桶或竹筒。筒车安置在水边，立轮下部没入水中，轮随水流转动，轮周小筒不断把水戽起，通过木槽灌入田间。这也是一种高效提水工具，诗人用“竹龙行雨”来形容它。筒车在宋元又有发展，出现了畜力筒车和高转筒车，后者可以引水至七八丈高。此外，唐代还有利用架空索道的辘轳汲水机械——机汲。

麦钐与碾碾（石磨）这两种工具均与麦作的推广有关。麦钐是用以收麦的装长柄的大镰刀，它配合一个带有两条活动长柄的簸箕（“麦绰”），向前伸出，利用系在腰上的一个灵活的操纵器，移动钐和绰，将远处的麦“钐”下，翻入麦绰，再收回麦绰，递到后面带轮的“麦笼”里。这种配套的收麦器，比普通收获工具，效率提高几倍。麦钐在唐代已较普遍，它与麦绰、麦笼的配套完善大体在宋元之际。麦作的发展又推动了加工工具的改进。魏晋南北朝已发明的水力碾磨，唐代已相当流行，官僚地主和寺观往往建造大型碾碾，作赢利性经营，主要用以磨面。宋元之际，又出现可以同机完成砻、碾、磨三项工作的“水轮三事”。这种工具是以河水冲激水轮转动，并通过轮轴带动各种磨具工作，在当时世界上均处于领先地位。在西域则有风车带动的磨麦器。

生产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我国作物构成在唐宋时代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是稻麦上升为最主要粮食作物，代替了粟的传统地位。水稻一直是南方人的主食，并不断被北方人引种。唐宋时代，华北各地和东北部分地区都有水稻踪迹，但由于水资源限制，北方种稻毕竟不多。水稻地位的提高主要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已出现南粮北运的现象。宋代南方稻田大量增加，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也进一步提高，尤以长江下游为最重要稻产区，出现了“苏（苏州）湖（湖州）熟，天下足”的民谚。水稻被人称为“安民镇国之至宝”，它在粮食生产中的主要地位完全确立了。中原的传统作物是春种秋收的，冬麦的收获正值青黄不接时期，有“续绝继乏”之功；它又可以和其他春种或夏种作物灵活配合增加复种指数，在我国轮作复种制中，冬麦往往处于枢纽地位。由于上述原因小麦种植历来为民间重视，政府提倡。唐宋时代麦作发展很快。唐初租庸调中的“租”规定要纳粟，粟在粮作中仍处于最高地位，麦豆被视为杂稼；但中唐实行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税，夏税主要收麦，反映麦作已很普遍。北宋时，小麦已成为北方人的常食，以至南宋初期金兵占领北方之后，大批北方人流寓南方时竟引起了麦价的陡涨，从而促进了南方麦作的进一步发展。当时不但“有山皆种麦”，而且部分水田也实行稻麦轮作一年两熟。小麦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仅次于水稻的第二位作物。宋元时代，最初种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高粱也开始在黄河流域大量种植，使粟黍继续受到排挤。纤维作物方面变化也很大。首先是苎麻地位的上升；继之是棉花传入长江流域。苎麻原产于南方，历史上主要产区也在南方。距今4700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已出土了精美的苎麻布，而种苎麻的最早记载则见于三国时吴国人陆玑（机）的著作。苎麻纤维质量很好，可织出清凉高转筒车离汗的夏布。中南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历史上以生产优质苎麻布（如巴蜀的“黄润”，广西壮族的“辣子”等）著称。唐宋时代，随着南方的繁荣，苎麻繁殖栽培技术显著改进，生产有颇大发展，其地位超过了大麻。

棉花原产于非洲、印度和美洲。早在汉魏以前，我国西北、西南和南方的少数民族已开始种棉。新疆种的是一年生非洲草棉，称“白叠”，南方种的是多年生印度木棉。先秦时代我国东南沿海岛屿的少数民族（“岛夷”）向中原王朝贡献“织贝”；织贝即吉贝，系梵语棉花和棉布的音译。唐宋时闽广植棉已颇有规模，但种的仍是多年生木棉。宋元之际，一年生木棉从华南传到了长江流域，适应了当时南方由于人口膨胀对衣着原料增长了的需要，一下子就推广开来了。元代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县华泾镇）人黄道婆从海南岛回来，推广黎族人民棉纺工具和技术，并加以改进，促使长江三角洲成为全国棉业的中心。棉花和棉布的生产程序没有蚕桑丝麻繁杂，而兼有两者的优点，不但可以织成“轻暖丽密”的棉布，而且可以直接制作衣被，是贫富皆宜的大众化衣被原料。经过元明等代的推广，它终于取代了丝麻的地位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衣被原料。

油料作物更加多样化。古老的叶用蔬菜芸苔转向油用，被称为油菜。宋元时南方多熟种植有很大发展，油菜耐寒，又可肥地，是稻田中理想的冬作物，加之又比芝麻易种多收，故很快在南方发展起来，成为继芝麻后的又一重要油料作物。此外，宋代大豆已开始用于榨油。

种蔗和植茶在本时期发展为农业生产的重要部门。近人研究证明，我国也是甘蔗原产地之一。最早种甘蔗的是岭南百越族系人民。在甘蔗糖传入以前，中原人的食用糖料只有蜂蜜和饴糖（麦芽糖）。汉代已出现砂糖，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产量不多，质量大概也不够高。唐太宗时曾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技术，回国后加以改进，质量超过印度。唐代四川始制白糖。北宋时又出现冰糖。制糖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种蔗业的发展。唐宋时长江以南各省均有甘蔗种植，福建、四川、广东、浙江种蔗更多，尤以江西遂宁为最，成为全国最著名产糖区，并出现了不少制糖专业户一糖霜户。元代福州产糖之盛曾引起马可·波罗的惊叹。

我国是茶的故乡。相传神农氏时代已发现茶的解毒作用。最早利用和栽培茶树的是西南的巴族，西周初年已在园圃中种茶和向中原王朝贡茶了。汉代四川有茶叶市场，巴蜀在相当时期内是我国茶叶生产中心。魏晋南北朝茶叶生产推广到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唐代饮茶习俗风靡全国。至宋代，茶已成为和米盐一样不可或缺的日用消费品。不但中原人爱喝茶，西北和西藏游牧民族也特别喜欢喝茶。从唐代开始，茶叶成为中央政府向北方和西藏少数民族换取军马的主要物资，这种交换被称为茶马贸易。这种情形推动了唐宋以来茶叶生麦钐获麦产的大发展，植茶地区更加扩大，出现了许多专业化的茶场。中唐以后，茶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唐宋时起，实行由政府控制茶叶生产和流通的“榷（专卖）茶”制度。井水磨（左）与水轮三事（右）随着市镇的兴起和社会需求的增加，本时期园艺业也有很大发展。宋元时代，原来被称为“百菜之主”的葵菜逐渐衰落。而原来只能在江南种植的菘，经过栽培技术和品种的改良逐步移植到北方，成为“南北皆有”的蔬菜。另一种古老蔬菜萝卜（古称芦菔）的栽培也在扩展，它和白菜一起逐渐替代了葵在蔬菜中的地位。我国对食用菌的利用很早，但食用菌的栽培始见于唐代农书，到宋代已很普遍，并出现了关于食用菌的专著《菌谱》。这一时期引进的蔬菜，唐代有菠菜、莴苣（莴笋）和（叶用甜菜），宋元有丝瓜、胡萝卜、芥蓝、慈姑等。这一时期另一重要特点是作为园艺业分支的花卉栽培十分兴盛。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热带、亚热带的果树得到迅速发展，它们栽培北限在向前推移。又有海枣、扁桃、阿月浑子、树菠萝、油橄榄等果树的引进。

我国畜牧生产上的一次重要转折也发生在本时期。唐朝初年，我国官营牧业臻于极盛，唐太宗国家养马即达76万匹。私人牧业也很发达。安史之乱后，传统的陇右牧场陷于吐蕃之手，中原王朝的官营大畜牧业，民间的大牲畜饲养都逐渐趋于衰落，小农经营的畜牧业进一步成为农区畜牧业的主要形式。中原王朝所需马匹，相当一部分通过茶马贸易和绢马贸易的方式从西北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不过这一时期民间猪羊等家禽的饲养业，仍在继续发展。

隋唐统一后，在长期战乱中受到破坏的黄河中下游蚕桑业有所恢复和发展，当时政府征收的丝织品大部分仍来自这一地区。安史之乱后，蚕桑业重心也逐步转移到江南。北宋时全国25路之一的两浙路向政府缴纳的绢绸占了全国总数的1／4，尤以嘉兴、湖州一带的蚕业最盛。不过这时北方蚕桑业的原有优势并未完全消失。

我国养鱼业在唐代也发生了一次转折。我国人工养鱼原以鲤鱼为主，李唐王朝在一段时期内因忌讳鲤李同音，规定老百姓不得捕食鲤鱼，违者重罚。老百姓不得不改养其他鱼类。青、草、鲢、鳙等鱼的养殖由此发展起来，形成四大家鱼。宋元时代养鱼业有较大发展。从淡水养鱼发展到海域养鱼，人们又把野生的金鲫鱼培育成观赏用的金鱼。贝类的人工养殖也始见于宋代文献。

农牧分区的格局继续维持，但形势发生了某些变化。如果说唐以前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那么，唐以后这种威胁已转移到东北了。起源于东北的半游牧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等相继进入和统治中原，中原农耕文化再度经受严峻的历史考验。但这一次中原农业虽然受到破坏，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持续的农田改牧场的情形。如元朝统治者很快就认识到不能把蒙古人的游牧方式照搬到中原，他们建立劝农机构，制订劝农条例，组织编写农书，以恢复和发展中原传统农耕文化为己任。与此同时，中原农耕文化也加速向北方草原伸展。如辽金时代相当多的农业人口进入东北，使东北一些地区获得初步开发；元代也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进入蒙古草原，使当地种植业的比重增加，单纯游牧的面貌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