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历史进程的遗嘱

做一个为祖国效命的勇士——尹奉吉寄语两幼儿一、伟大的寄托

1932 年 4 月 27 日，当太阳悲壮地西沉，收回遗落天边的最后一缕阳光时，一位亡命他乡、即将慷慨赴死的勇士，正以满腔的热血书写着传世的遗书，并为遗书题了不平凡的名称：

给襁褓中的两个兵士（儿子）

如果你们周身的血液的骨髓，亦然存在的话，将来也必定成为一个为了祖国而效命的勇士吧！

把太极国旗高悬在空中，来到我的孤单的墓前，酌一杯酣酒，以慰九泉下的我的灵魂吧！因为我将离开你们而走，你们不必过于悲哀，你们还有那慈爱温柔的母亲，会给你们的慈爱哩！我希望你们，在你们那慈爱母亲的教导之下，将来也成个伟大的人物。

像过去的历史所载，如东亚的先哲孟子和震动西欧的名将拿破仑，世界发明家爱迪生等，他们都是受了母亲的教育而成功的伟人们，我希望你们的母亲，也都像这些伟人一般的授导和成功，这是我最后所盼望和所遗给你们的。

书写遗嘱的正是著名的朝鲜爱国民族英雄尹奉吉。此刻，他正在柔和的春夜写下肃杀的秋风，那是写给自己的儿子的，那是写给正蒙受苦难的祖国的子孙后代的。当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他抬起头，夜幕已拉开，辽阔的天际升起繁星，黑夜重新有了些许光亮；这深沉的黑夜多像苦难的祖国，这灿烂的星光多像指引路途的前辈先贤。这么想着，想着，尹奉吉又陷入了沉思。

时年 24 岁的尹奉吉，出生于朝鲜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面柿梁村的一个贫

苦农民之家。他早年聪明过人，性格刚烈。据说他 15 岁时就能作汉文诗，同乡父老不信，一天要考他的才学，叫他落韵成诗，首尾相接，没想到尹奉吉稍加思索便出口成章：“不朽声名士气明，士气明明万古晴。万古晴心都在学，都在学行不朽声。”众乡亲听完，都点头称赞不已。16 岁时，他又自学了日语。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尹奉吉越来越关心民族的命运，关心如何尽早摆脱日本殖民者的统治。19 岁时，他自办了一所学校并组织了农民会，向学生和父老乡亲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当日本殖民者得知此事后，就将尹奉吉关押起来；出狱后，他就决心到中国去，到中国的上海去，去寻找当时朝鲜民族解放的领导核心——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在今上海市区的马当路）。

二、先列之路

到上海后，性格刚烈的尹奉吉为韩国临时政府策划的一系列谋杀日本要人的壮举而激动不已，并对其中特别重大的几项，熟悉得几乎是如数家珍， 过往的壮举恍如昨日发生，一切都历历在目，栩栩如生。

1922 年，韩国临时政府制订了刺杀田中义一的计划。这个田中义一早在

1894 年就参加中日甲午战争，随后又加入了日俄战争；因战功，回国后升任

陆军省军务局长，后又升迁参谋本部次长；1919 年，当争取民族独立的朝鲜人民举行“三·一运动”时，又是这个出任陆军大臣的田中义一直接进行镇压。当时，田中义一的恶名在中、朝、俄三国几乎家喻户晓，具有强烈正义感的朝鲜革命志士决定首先将他除掉，以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为死难的人民报仇雪恨！

这一计划由胆大勇为的爱国士志金益湘执行。在这次暗杀之前，金益湘已多次对日本殖民官吏进行暗杀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刺杀日本驻朝鲜总督事件，那次他装扮成一个日本人，身藏一颗炸弹，单独混入总督府进行暗杀，由于地形不熟，无法找到总督的住所，他转了一圈后，发现一间屋子里有几个日本人正围坐在一起，便把怀中的炸弹扔了进去。那几个日本人当场毙命，但可惜总督不在其中。这次，金益湘又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谋刺田中的任务。

1922 年 3 月 28 日，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乘船抵达上海，当他刚下船舷向汽车走去时，金益湘的助手吴成伦便急步上前，从怀里掏出手枪，向田中连开五枪，由于他年轻（时年 22 岁）缺乏经验，再加上心里紧张，五枪均未击中；见此情形，金益湘连忙向田中补射两枪，可惜慌忙中出锗，又误中他人。被枪击慌了神的田中一行，这时都惊魂未定地躲到汽车后面，并伺机反击；金益湘见开枪无用，又从怀里掏出炸弹扔了过去，匆忙之中忘了移动保险针，结果没有爆炸。

刺杀失败后，金、吴二人分路撤退，可惜为时已晚，都不幸被租界巡捕捉住。此案中，共击伤四人，死一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刺杀日本陆军大臣的“外滩血案”。田中经此一吓，来华计划安排全部打乱，并赶忙于次日狼狈逃回国内。这次刺杀在当时影响很大。

此后还有两件暗杀日本天皇的事件，虽未成功，但都在尹奉吉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3 年 12 月底，爱国志士金址燮奉命携带炸弹，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在船上，他写下一首悲壮激昂的绝命诗：

“万里飘然一粟身，舟中皆敌有谁亲？ 张椎刑剑胸藏久，鲁海屈湘梦入频。 今日腐心潜水客，昔年尝胆卧薪人。 此行已决平生志，不问关门要问津。”

表达了他誓死报国的坚定志向和豪迈气概。

1924 年 1 月 5 日晚，金址燮随着一群抗议贵族院组织新内阁的日本人来到皇宫附近，在看到皇宫戒备森严，无法进入后，便站在二重桥上拉响了炸弹的引信扔进皇宫。遗憾的是，炸弹是哑弹，没有发挥威力，而金址燮却因此遇害。

事隔八年，谋杀天皇的计划再度实施。

时值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认为这是中韩两国联手抗日的大好时机，为给日本政府以沉重打击，决定寻机刺杀日本天皇， 具体计划由爱国志士李奉昌实施。在前期准备工作就绪后，李奉昌站在代表临时政府的太极旗下，郑重宣誓不杀天皇，决不罢休，并正式加入由金九创建并领导的韩人爱国团，随后即慷慨东渡。

不久，上海方面收到李奉昌从日本发去的最后一封暗语电报，上书“商品于 1 月 8 日必售出，祈安心。”意为刺杀行动将于这天进行。

1932 年 1 月 8 日，日本陆军举行盛大的阅兵式，预示新的一个事业开始。

是日上午 11 点 45 分，日本天皇裕仁参加阅兵式结束后，乘车回皇宫，当车队行至樱田门外警视厅与司法大臣官邸之间时，李奉昌从围观的人群中挤出，突破警戒线，向天皇的车队投出一颗炸弹，炸弹在宫内大臣所坐的马车左后车轮下爆炸，距天皇乘的汽车仅仅相差一米，马车被炸翻，但天皇的汽车未受损，李奉昌随即又扔出一颗炸弹。炸弹准确地落在天皇座车下面，然而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炸弹没有炸响，又是一颗哑弹，天皇侥幸活了性命。待天皇和众警察从惊恐中回过神来，从容赴死的李奉昌已镇定自若地从怀里掏出早已备好的朝鲜国旗—一太极旗，有力地向围观的日本民众挥舞，向如狼似虎地向他扑来的警察挥舞，并连声高呼“大韩独立万岁！”直至被捕。

被捕后的李奉昌只对没能杀死天皇遗憾，他嘲笑审问他的日本官员：“我把你们的天皇作为自己的对手，你们这一帮鼠雏辈，有什么资格对我审问？” 同年年底，李奉昌在日本金泽英勇就义。

李奉昌谋炸日本天皇，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却起到了鼓舞中朝两国人民英勇抗敌的作用；他英勇就义后，获得朝鲜爱国人士一致的高度评论， 公认“义士之死，为无上之光荣，为亿万人所景仰。义士之肉身，虽滴血于断头台上，而义士伟大之精神，将与日月并垂不朽，炳耀千秋。”

三、震惊中外的刺杀

正是在这种彪炳千秋的伟大精神指引下，英姿焕发的尹奉吉成长起来了。他 1930 年离开朝鲜来到中国，1931 年 5 月到了上海，他憧憬着在临时政府的领导下为祖国独立干一番事业，然而，寻找了好几天，一点消息也没有；为引人注目，他后来干脆“常破衣废履；行于堂皇大路上”，这一方法果然奏效，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有联系的人很快就把他的情况报告了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金九暗中观察了一段时间，确信不是日本侦探后，像约他会面；通过交谈，金九知道尹奉吉非等闲之辈，而是像李奉昌一样的甘愿为祖国独立捐躯的义士。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金九和临时政府决定支持中国军

民抗战。并拟议利用 4 月下旬日本人于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时进行谋杀。金九将这一意图告诉了尹奉吉，尹拍手称快并主动请求承担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随后，尹奉吉加入了“韩人爱国团”，宣读了如下的誓约：

“爱国团者，韩国独立党之特务队长金九先生，集合爱国同志组织而成之集团，其目的在求积极以武力拯救祖国，唯自愿作无上牺牲者，始有任团员之资格。凡团员之推举承认者，悉由团长委之，故团中任何团员，除去团长认识各员之外，无一不得互知。团员亦不举行会议，故工作之进行，绝对秘密。事业为谋杀敌之重要人物，以及破坏敌人之行政机关为革命的对象， 借此恢复祖国之独立和夺回民族之自由。”

宣誓完入团信约后，尹奉吉又在金九指导下，在太极旗下庄重宣誓： “以赤诚恢复祖国之独立自由，为韩人爱国团之一员图刺此侵略中国之

敌方将校，特此盟誓。”

尹奉吉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骄傲和自豪，他深知自己就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献身了，他借着浑身的豪气与一腔热血，奋笔写下了《给襁褓中的两个兵士（儿子）》以及给妻子、父母的遗书。当他把这些

书信托付给金九转往亲人时，他知道这也是把青春和热血交还给正受苦受难的祖国时了。

献身祖国的时刻到了。

这天（4 月 29 日）早晨，尹奉吉身穿新酉装，系鲜红的领带，俨然一位日侨的贵公子，杀敌所用的炸弹已乔装成军用水壶和方便饭盒，被他巧妙地肩跨手提，准备向虹口公园进发。但由于要举行重要活动，虹口公园周围已戒备森严，围墙上架起了机关枪，马路上来回走动着日军岗哨和巡逻队。见此情形，送行的金九用悲壮的声音对尹奉吉说：“君命即将与世辞矣，余为祖国光复，与民族自由，切祈于将作伟大牺牲之君，赫赫之战功，将与君长在。”说罢两人握手永别，约 7 时 45 分，尹奉吉顺利进入虹口公园。在 10 点钟庆祝会正式开始前的这段时间，尹奉吉再次察看了地形，并选择了一个有利的位置。

“天长节”是日本人对天皇生日的称呼，4 月 29 日是日本昭和裕仁天皇的诞辰纪念，驻上海日军这次庆祝会的另一目的是借机举行“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向中国人民炫耀武功。所以参加这次庆祝会的日方要人很多， 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大将， 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中将，以及日本居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秘书长友野等重要官员。10 点钟，阅兵总指挥官植田下令检阅开始，受检阅的日本陆、海、空军一万余人在检阅台前作了操练表演；随后是日本小学生唱起日本国歌，庆祝会开始进入高潮，不远处停放的 21 响礼炮放响了，18 架飞机也在公园上空作飞行表演。

就在这时，早已准备好一切的尹奉吉，愤怒地举起手中的水壶扔向检阅台，炸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到白川、河端等人脚下，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检阅台一下子倒塌，台上的军政要员们应声倒下，全场秩序顿时大乱， 国歌声变成奔逃嚎叫声，礼炮也不响了。半空中是被炸腾起的重光葵公使， 他摔落地上血流如注，白川大将身中 204 块弹片，野村中将的眼珠被炸出， 植田中将的左手和双脚被炸伤，而伤势最重的是河端，腹部破裂，肠子也流了出来，他和白川大将很快就不治而死，其他几人虽免于一死，但都成了残废。

完成使命的义士尹奉吉，很快就被日军拘捕，为了避免同时作嫌疑犯的其他人受牵连，尹奉吉勇敢地承担了全部责任；此后，任凭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他始终守口如瓶，只承认此事由他一人负责，目的就是要炸死白川等人。是年 12 月，尹奉吉在日本金泽遇害，时年 24 岁。

四、英雄不死

慷慨赴死的尹奉吉义士，充分体现了由他代表的朝鲜人民“非以肉弹无以致独立，非赤血无以救民族”的革命决心；对灾难深重的朝鲜人民，炸死无数敌酋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提高了他们对朝鲜独立的民族热情和信念。而尹奉吉遗嘱里的话更成为一种激励，“如果你们周身的血液和骨髓， 亦然存在的话，将来也必定成为一个为了祖国而效命的勇士吧！”

尹奉吉和其他烈士先走了，追随而至的则是成百上千个真的勇士。1937 年 7 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后，许多在华朝鲜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都认识到， 这场战争的胜利与否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而且与朝鲜革命的成败也密切

相关。因此，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华的朝鲜侨民便积极行动起来，以尹奉吉等先烈为榜样，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希望在这次伟大的战争中打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枷锁，光复自己的祖国。1938 年 10 月 10 日，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其成立宣言称：“我们要唤起不愿做殖民地奴隶的千百万朝鲜同胞，在朝鲜义勇队这面旗帜下集中起来，更集合在法西斯军阀压迫下的一切民众，打倒我们真正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以完成东亚真正永久和平。”义勇队下辖三个支队，由金若山任队长，朴孝之任副队长，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至 1940 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又在重庆建立了“韩

国光复军”，次年 5 月，朝鲜义勇队编入韩国光复军。至此，这一切“不但调动白山黑水间枕戈待旦的三韩健儿和散在华北一带的白衣人群，且能从此，国内的 3000 万革命大众，闻风兴起，冲断倭敌的铁锁链而遂行圣洁的天职了。”

尹奉吉等先烈可以安息了，他们之后正有更多的朝鲜青年成长为祖国而效命的勇士了；尹奉吉等先烈可以安息了，他们的祖国终于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后获得了独立。”

人言可畏阮玲玉绝笔

一、无奈的控诉

3 月的江南已是莺飞草长，而 3 月的洋场则是熙熙攘攘。在 3 月都市的

街头，和风吹拂着漫天飞扬的柳絮；在 3 月都市的小巷，阳光融化着冬季残

存的些许冻雪。在 3 月都市的生活画面上，孩子们伸手要糖，男人们迈步上班，妇女们则忙于梳妆，这个月份在庆祝，因为有节日，在这个月的第八天， 名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935 年的 3 月，都市化的上海正是这般的繁忙。

查当年 3 月 8 日的气象，这天上海“阴，傍晚时有雨”。

这是那一天的气象，这是那一天的人间天象。就像那老天，你猜不透它的阴晴雨雪，也如这人间，你说不准它的旦夕祸福。

1935 年 3 月 8 日，是大多数女人可以高兴的日子，可以逛大街，可以进饭馆，可以游公园，可以坐戏院。活着的女人们，这一天可以尽情尽性，但有一个女人却再也不能如此这般了。就在这个阴天的下午的 6 点多，就在这“傍晚时有雨”的时候，一个女人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次日起，上海的报刊纷纷报道：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接着又是特写， 又是专论，发了文章，又出书籍；一时间，新闻媒体尽相渲梁，极尽其能事， 直弄得长歌当哭的夜幕上，阮玲玉自杀的消息沸沸扬扬。其中，最让世人记取的却是阮玲玉自己说出的：

人言可畏！

这句令阮玲玉负担不起的、压得死人的“人言可畏”出自阮女士手写的遗书。这位悲情命苦的弱女子写过让人无法卒读的遗书，内称：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之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之可畏，人言之可畏罢了！”

读这令人心酸肠断的遗书，人们也读到了阮玲玉那悲惨交织辉煌的生

命；读到了一个弱女子在那个社会里的生与死。

二、人生就是一场戏

1935 年 3 月 7 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阮玲玉决心自杀了。这天，终日忙碌的影星孤独的安谧地静坐着，默默地想起了如过眼烟云一样逝去的生活；她取出一只精装的绒匣，里面珍藏着她从艺后拍摄的全部剧照，照片反映出这位多才多艺的影星扮演过的各种各样的角色：被封建婚姻戕害的寡妇、古代知恩图报的淑女、害人害己的干金、误入歧途的电影演员、除暴济弱的女侠、丧失人权的妓女、卖花女出身的歌星、纯洁被欺的女学生、苦命的农村姑娘、敢于反抗女工、从幼年当丫头受尽人生痛若老沦为可怜的乞丐、被日军害得家破人亡的女手工业者、百般忍让的家庭主妇、来上海谋求出路而失败的知识女性、二度入庵的尼姑、遭受侮辱的私娼和受到种种压迫而走上绝路的女作家⋯⋯在这众多性格、形象各异的角色中，阮玲玉两次以青春的生命去饰演从幼年直到老年，她在电影里两次入狱、四次自杀；虽然各部影片的剧情不同，角色的生活状况沤异，但有一点是不约而同的，即阮玲玉扮演的每个人物都走上凄凉的末路，每部影片都是悲剧的结局。看着这些随手翻过去的每一帧剧照，心境如焚的阮玲玉深深地感到，她在电影中、在艺术上已演尽了中国女性的悲剧，她想着，眼睛已被心酸的泪花模糊了。在泪眼朦胧之中，过眼的烟云却梦幻般地真实，使她无法不愁肠寸断，心如刀割地回首那些万劫不复的日子：

“那是《挂名夫妻》！”阮玲玉在心里激动地叫出来。正是这部片子决定了阮玲玉的艺术生涯，使她跨入了艺术大门。那年，她才 17 岁，刚刚中学辍学；但贫寒的家境和父亲早逝，迫使她过早地步入生活，挑起母亲和她自己生活的重担，并且和母亲帮佣的张家少爷张达民同居了。

《挂名夫妻》写的是一对男女，未出娘胎就被父母指腹为婚，长大后一直不曾谋面；直到新婚之夜，聪明又漂亮的妻子才发现丈夫原来是个呆头呆脑的傻子，心里痛苦极了，但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她只能逆来顺受，和丈夫做一对毫无爱情的挂名夫妻。不久，她生病了，丈夫一直在床边服侍，一步不离；没想到她病好之后，丈夫却被传染，一命呜呼。这时，妻子想起傻子丈夫对自己的一片真心，而自己对他毫无真情，很是惭愧和悔恨。

在拍摄妻子于灵台痛哭丈夫去世时，年轻的阮玲玉竟情不自禁地悲从中来，她望着布景上的灵堂、望着白色的孝帏、望着点燃的白烛、望着夫君的遗像，忽然想起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景象？哦，就是在张公馆。那天，达民带着她去向死去的老爷吊唁，作为真正的媳妇向公公叩头，不料太太不承认她是媳妇，竟将她轰出大门⋯⋯想到电影里男女主角没能成为恩爱夫妻， 可是表面上还有个名义；想到在张公馆灵台旁受到的难忍的侮辱；想到自己至今还是个不许有夫妻名义的可怜虫，不禁一阵心酸，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 扑倒在灵台前，为影片里死去的丈夫，为现实中自己可悲的命运失声痛哭。

初次拍摄电影的阮玲玉，由于过人的感悟和生活的艰辛，第一次拍就天才般地投入角色，大获成功。这情景令导演兴奋得从帆布椅上跳起来，连声叫好。

这时摄影机已停下，而阮玲玉还伏在灵台上哭。

就是这部《挂名夫妻》引导阮玲玉步入电影艺术的殿堂，而中国电影界

也因此有了一位耀眼的明星。

阮玲玉定了定神，又翻开后面一页，那是《故都春梦》的剧照。自踏入影坛，阮玲玉到这时已主演过《挂名夫妻》、《北京杨贵妃》、《血泪碑》、

《洛阳桥》、《白云塔》、《珍珠冠》、《劫后孤鸿》、《情欲宝鉴》、《银幕之花》、《九龙山》（上、下集）等片。然而，阮玲玉深深记得，只是通过参演《故都春梦》，她才第一次真正懂得怎么演戏。

《故都春梦》取材于一件真实的事情。在故都郊外，有一个幸福家庭， 后因家道式微，丈夫不得不去故都求取功名。丈夫在故都结识妓女燕燕，并得其推荐而投身宦海；这位夫君骤得富贵后便沉湎于酒色，聚燕燕为妾，而置妻女于不顾。当妻女寻夫而至时，燕燕又从中作梗，并诱使子女犯奸，直弄得这家人妻离子散。后来，靠山倒台，夫君随之去职，而舞弊案发遂锒铛入狱，燕燕则席卷财产潜逃；当夫君获释归家，见往昔辉煌华厦只留下蛛丝尘迹，他回首前尘，宛如春梦。在大雪纷飞之夜，夫君返乡请求妻子宽恕。于是夫妻重理旧居，相与偕老。

阮玲玉在片中扮演妓女燕燕。在过去的片子里，阮玲玉已不止一次地扮演过这类角色。只要她做出表现上妖艳甚至风骚的动作和表情，导演们就欣然地表示满意，所以，这次她依然照搬照抄，谁知导演孙瑜这次却皱着眉头默不作声。接着，孙导演用舒缓的声调，娓娓动听地讲解剧情，对燕燕这个角色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要求阮玲玉回想过去在生活中曾经接触过的同一类人物。在这位追求艺术精神的导演指导下，阮玲玉不断地琢磨、思考，她想起了街头那些妖冶的娼妓，想起张公馆里姨太太的无耻泼辣，特别是张太太的虚伪凶狠，她把这些人的外形的内心凝聚在一起，饰演了一个性格鲜明、与众不同的妓女。

这是阮玲玉真正懂得怎样演戏后演的第一部影片。

《故都春梦》公映时，正值那些神怪武侠片如污浊的臭水泛滥电影界， 这部反映现实又具有一定艺术水平的新片，像污泥中绽开的一朵清香鲜艳的白莲，使人耳目一新，成为中国电影界进入 30 年代的第一部有一定水平的好影片。都市里的观众纷纷涌入放映该片的电影院，短短的数天，票房价值就打破了当时的卖座记录。

阮玲玉在《故都春梦》里第一次真正发挥了演技，奠定了电影演员的地位。

后面的剧照更是五色斑谰。有《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一剪梅》、《桃花泣血》、《玉堂春》，还有《续故都春梦》、《三个摩登女性》、

《城市之夜》，以及《小玩意》、《人生》、《归来》、《香雪海》、《再见吧，上海》等。在这些片子里，阮玲玉都有上佳的表演，艺术上日臻成熟。在观众和影迷的心里，阮玲玉已是个成功的女性。这在事业上是不错的，但生活中却远非如此。

自和张家少爷张达良同居而不能成婚后，阮玲玉的个人生活越来越糟。自幼受苦受难的阮玲玉对生活并无奢求，只是希望张达民能给她以关心、爱护，但到后来，希望张达民不添麻烦少纠缠却成了阮玲玉最大的希望。即便如此，家道中落的张少爷依然吃喝嫖赌，只在没有钱时才想到阮玲玉。无奈， 当一切都超出了忍耐时，阮玲玉和张达民协议分居了。但直到这时，张达民仍不忘敲诈阮玲玉，要她在脱离同居后仍然每月津贴 100 元，贴足两年；为了换取难能可贵的独立，她用自己辛辛苦苦拍戏换来的血汗钱答应了这个无

理且近乎无耻的要求。

想想这令人心酸的往事，阮玲玉不禁摇摇头，苦笑着又翻开另一页剧照， 这时她眼睛一亮，她看到自己最杰出的影片《神女》的剧照。

《神女》的剧情很简单：有一个私娼，为了维持生活和抚养孩子，忍辱含垢地出卖肉体，后被流氓霸占，受尽压榨。几年后，孩子长大，为了孩子的教育，她便以卖笑所得供孩子上学，并瞒住流氓积蓄微薄的钱。后来，孩子的身世被同学的家长知道，向校方提出质问。孩子被开除，她为了孩子继续读书，决心投奔到远方去，这时她的积蓄却被流氓偷去赌光了。她愤怒极了，打死流氓，被判处了 12 年徒刑。

剧情虽简单，但阮玲玉演得极为投入。她以自己艰难人生的血泪为颜料， 在银幕上描绘了一幅幅动人的彩画，构成一部催人泪下的悲剧。阮玲玉虽没有经历过私娼的生活，但她曾经有几乎同神女一样的遭遇，争取一个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她付出辛酸的代价。流氓霸占了私娼，不就像自己被张达民骗占？私娼被逼上当铺，不就是年幼时她和母亲一次次押当衣物的写照？影片里的儿子被辱骂为“贱种”时的那种呆立、委屈的表情，就使她想起自己童年时代被别人骂为下等人的痛苦情景。特别是学校开恳亲会那场戏，影片里私娼在观看儿子的表演，又听到家长们窃窃私议，感到局促不安，阮玲玉自然想到自己阿妈参加恳亲会的往事，阿妈当时也是这样又高兴又痛苦！尤其是在校长要儿子退学，在银幕上出现这一张字幕：“我虽然是个下贱女人， 不过我做了这孩子的母亲，难道我要他学好都不可以吗？⋯⋯我为的是要使他做一个好人⋯⋯”这话不就是阿妈当年对自己说过的吗！而流氓偷神女的钱，就像张达民一次次夺走她的储蓄。最后，当阮玲玉演到神女被关进狱、拉着铁门，声嘶力竭地叫着：“我的孩子呢？让我出去！”一时泪流满面。在这出如同回味自己人生的电影中，阮玲玉以其精湛的演技，感情真挚地宣泄着内心深处流不尽的泪水。谁都会相信，这泪水一定是辛酸的。

《神女》公映后，引起了轰动，成为中国 30 年代影坛上杰出的作品，至今仍受海内外影艺界人士赞赏。阮玲玉也步入了艺术高峰期。

与《神女》艺术价值相仿的《新女性》，阮玲玉扮演最后自杀的女主角。炉火纯青的表演需要高超的演技，而震撼人心的激情只能出自演员深刻

的体验。在《新女性》中，阮玲玉最杰出的悲剧表演便是自杀这场戏。当时， 她完全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内心极度的悲愤，对人生彻底的绝望，与外在的镇静取得了相辅相成的效果；她望着死去的孩子，异常平静地走近桌边，把安眠药一片一片地慢慢吞服下去。这时，她丰富的内心活动凝结在心如死灰的神情之中，只有她的那双眼睛，怔怔地望着人世的彼岸，绝望、无告、悲哀、愤怒从眼神中闪过，最后复归平静，连对人生的最后一点依恋都没有了， 只剩下虚无和冷漠。这是杰出的悲剧表演，谁看了这双眼睛，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是啊，这怎么能忘！当天才的阮玲玉在艺术上的悲剧表演到炉火纯青时， 悲苦的阮玲玉在生活上的悲剧也发展到无法挽回了。

三、不幸的结局

与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半年，阮玲玉结识了富商唐季珊。为了避免流言蜚语造谣说阮玲玉为追求奢侈生活而下嫁富商，或胡说唐季珊以金钱引诱

女演员，所以阮唐二人决定在同居期内，两人收人支出各自独立。阮玲玉买下的“雪佛兰”汽车和司机的工资都由她自己支付，并为了与张达民订有二年为限的契约，怕张达民耍无赖，借口闹事，她和唐季珊决定到期满以后再举行婚礼。

当 1934 年底，《新女性》拍完后不久，阮玲玉和张达民所订契约也只剩下最后几个月了。就在这可怕的梦魇即将过去时，张达民的阴影再一次出现。他先唆使一个女人上门索讨最后五个月的津贴，后又指派一个小流氓无理纠缠，声称要阮玲玉今后每月继续支给张达民 50 元钱。这实在是无耻之尤。当这些招数没有效用，张达民竟不承认曾与阮玲玉定下的脱离同居关系的契约，反而以通奸罪及妨害家庭罪向法院控告阮玲玉和唐季珊。

法院接受了张达民的诉状，按当时惯例“案经自诉，事即公开”，上海滩头各种下流黄色报刊，便一哄而上，集中他们揭人隐私、幸灾乐祸、狠亵欺侮、淫秽揶揄之能事，将各种脏水像瓢泼似以地倾向阮玲玉，报纸上耸人听闻的标题连篇累版：《张达民将控阮玲玉通奸》《阮玲玉通奸案发》《背张嫁唐都是为了财产》三角恋爱纠纷未已，继以通奸罪起诉》⋯⋯

法院正式向阮玲玉发出传票，将于 1935 年 3 月 9 日下午开庭审理，阮玲玉将以被告身份出庭。这消息使那些乐于探听隐私的小市民趋之若骛，致使法院的旁听卷一抢而空，报纸上则登出煞有介事的公告：法院非戏院，旁听卷隔日作废。

就在市民欢天喜地等待隐私曝光时，天才演员阮玲玉的死期则临近了。她一生自爱，宁愿留得一身清白赴幽冥，不愿被泼得一身脏水苟活人间。

当阮玲玉看完手中的剧照，她忽然记起了她最崇拜的艺术家邓肯的一句话：自杀是多么吸引人！

1935 年 3 月 8 日凌晨，阮玲玉用表演悲剧艺术的天分演出了一幕悲惨的人生悲剧。同样是安眠药，同样是一粒粒吞服，同样是走向死亡！

药性发作了，她额头上渗出汗珠，但肉体的痛楚压抑不住心灵的屈辱和悲愤，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以热血和清白，写下她向社会控告张达民的遗书：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 100 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恩将仇报，以冤（怨）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 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之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 24、3 月 7 日晚午夜”

虽是绝笔，阮玲玉仍感到意犹未尽，又提笔附上：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在死了，总可以如他心愿，你虽不杀伯仁，

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可以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以（已）害死了我啊。”

四、屈死后的回响

就像生命临近毁灭时还一再追问别人“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好人呢？”阮玲王太善良了，如此善良的人在罪恶的社会里早死似乎是必然的。

艺术天分极高的阮玲玉居然抛弃这个丑陋的世界，所以这丑陋世界在她死后也不会轻易还她以清白。那个“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的张达民，此刻愈加无聊、无耻，先与一家报社合作出版一本《张达民口述阮玲玉正本》，标榜“事事实在、句句真话”，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后又勾结一个商人，策划把阮玲玉自杀拍成电影，由他担任男主角，招徕观众。他这时仍把惨死的阮玲玉抵作自己的赌本！

各类报章杂志更是兴风作浪，借机营利。他们以惊人的速度竟相出版阮玲玉报告文学集、专刊、特辑，登载投合小市民趣味的私情秩事；更有甚者， 这类东西竟被有些人偷偷带到殡仪馆散发。

毫无疑问，阮玲玉的悲剧源起于她的不幸的婚姻，阮玲玉以其弱小的生命承担了这一生活的重荷，并以“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的自杀方式将个人的悲剧加以放大，使议论纷纷的人们，无论是幸灾乐祸，无论是正义同情，都会因此事件而深切感受到，不幸的婚姻存在于整个社会之中，绝非阮玲玉一己之事。

然而，不幸的婚姻并不能充分地解释阮玲玉的自杀悲剧，因为更多的人不幸的人们依然继续地活着。

阮玲玉的悲剧自有其更深刻的背景和根源，“人言可畏”对后世的影响正寓于其中。

阮玲玉的朋友们说“阮女士不是一个糊涂人，她的逃世，不是为了解脱自己，而是一个可怜女子，一个弱者，对于社会上无情的压迫所作的一个消极的最后表示”。“她的一生是一页挣扎的历史，黑暗的社会笼罩着她的生命，使她在摸索中感到孤独和失望，再没有奋斗的勇气”。

阮玲玉的朋友们又称“究竟谁杀害阮玲玉？我敢说，这是残余的封建意识！”

这些都不是一时愤激之言。当阮玲玉自杀后两个月，当这一噩耗和各种舆论传入了鲁迅先生的耳中，这位大师振笔写下了《论人言可畏》，指出阮玲玉的死与新闻舆论有关，与社会大众有关。

与新闻舆论有关，是因为“它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报章上那些摇笔即来、不假思索的词句，对于阮玲玉“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阮玲玉的死又与社会大众有关，“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上海的街头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邻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就津津乐道，⋯⋯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认识的人，因此她更是给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

“但靠演艺为生的人，一遇到公众发生了上述的前两种的感想，她就够走到末路了。所以我们且不要高谈什么连自己并不了然的社会组织或意志强弱的滥调，先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罢，那么，大概就会知道阮玲玉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

“人言可畏”是真的！它的可畏之处在于，你被它置于死地，仍然是“有冤无头，有怨无主”，你绝找不到“可畏”之人；这些“可畏之人”存在于不知何时吐出毒液的大嘴巴中，存在于认不清门牌号码的深院里，存在于平日自称拥戴或爱慕你的人群中，存在于由自私、恶毒、虚伪筑就的高墙后！ 这就是“人言可畏”！

1935 年 3 月，有人仰天长啸：“广大的影迷啊，殊不知正是你们杀死了

阮玲玉！”

这也是真的！阮玲玉正死于罪恶的社会与平庸的大众之手，而张达民只是侥幸操刀的侩子手罢了。

时至今日，优秀的人们仍不可漠视“人言可畏！”只要他们继续生活在罪恶的社会与平庸的大众之中。这便是阮玲玉“人言可畏”对后世的影响。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枕送给你白求恩的两封遗书

从小就不信上帝的诺尔曼·白求恩，恐怕从未设想过在自己的身后，竟会有被奉若神明的时候。自他死后，他就被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牢记着，并一度成为这个民族的学习楷模。然而，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的这一切， 全都是真实的。

1939 年 11 月 12 日凌晨，在中国北方一个平常的小村庄里，一位非凡的外国人终于安息了；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部分文字，正凌乱地散在一边，开头是这样的：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 10 号。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或许因为写这话的人是医生，对身体机能有超常的灵敏与感知，永别的事不到一天就成了事实。

1939 年 11 月，当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在一个听得到远处枪炮声的地方， 在一个中国北方农民的土炕上，在为了医治别人却无法救助自己的情况下安详地逝去时，他周围的许多人迷惑了，不清楚这死去的老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外国人，不知道他为了什么来到这战乱不断的地方而远离那和平宁静的故乡？这一切确实费思量，无论是对于质朴的中国农民，抑或是识字明理的读书人。然而，白求恩留下的遗书则是让我们明了这一切的最佳指南。

“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这是白求恩在生命旅程的最后一个驿站向远方故土致送的真诚挚爱的友情，而这友情原本就是那样的深厚！

一、早年的事业

1890 年 3 月 3 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小镇，一位气度不凡的孩子出生了。这时正值初春，蓝天白云倒映在小镇旁边的马斯科卡湖上， 湖的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苍郁的森林，清新而湿润的空气里沁发出野花的芳香。不过，这个在春天花季里出生的孩童，却生就一种冬天般的倔强与冒险精神。或许，这也是春意盎然、充满勃勃生机的象征吧！

有一次，他随母亲上街去买东西，回家的时候，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 着急地四处寻找；几小时后，警察把诺尔曼送回家来。母亲问他上哪里去了？ 小小年纪的诺尔曼回答道：“我想知道迷路是什么滋味。我告诉警察，我迷

路了，然后他就送我回来，真好玩。”这一年，诺尔曼·白求恩才七岁。又一年的夏天，白求恩随父母去著名的休伦湖畔休假。一天，白求恩见父亲跳进湖水，挥动双臂横渡了一个港湾；第二天，在父亲下水后不久，白求恩也模仿着跳下水去，可他根本不会游泳，跳下去就可能上不来，他只是企图学习父亲的样子。幸好被父亲及时发现，才把他平安送回岸上。否则的话，以后的一切就不可能发生了。

白求恩的父母亲都是英国长老会的传教士，一直虔诚地从事传播基督福音的宗教职业。有一次他们发现白求恩的课本里有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便诚惶诚恐地认为是家门的不幸，因为他们信奉的《圣经·创世记》明明白白地说，是上帝耶和华创造了世界万物，人类是从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开始的； 可达尔文在进化论中却说，生物是由非生物变异而来的，是通过遗传和自然选择，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进化的。在一个传统的宗教家庭里，容忍孩子受这样的教育，无疑是对耶和华的“亵渎”。他们商量后，便把福音书夹进课本里，企图借此抵消进化论的影响。

然而一个令父母亲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小白求恩竟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相仿的办法，把一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悄悄地塞到了父母亲的枕头底下。被激怒了的母亲，愤然将《物种起源》扔进炉火中烧了。

借助了这熊熊燃烧的大火，白求恩傲然地长大了。

长大的白求恩依旧怀有儿时冒险的情思。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白求恩响应政府征兵令，报名参加远征军。他毅然放弃再有一年就可获得的医学博士学位，为的就是横渡大西洋，到“美丽的法兰西去”。但白求恩到达正陷入灾难和血泊的欧洲时，“美丽的法兰西”正成了一个大的屠杀场和停尸房，白求恩被“震骇了”，在回顾这段生活时，他写道：

“我像一只对着一盏灯乱扑翅膀的飞蛾，晃得头昏眼花，糊里糊涂地转圈子，生活没有目的，死也没有目的。”

直到 1926 年，白求恩患了“不治之症”肺结核，走近死神门前时，他又进行了一次更大的冒险。当时，患病治疗近一年的白求恩情绪悲观，在自己的床头贴着一张表格，上面记载着预计的死亡期，每过一昼夜，就从自己的生命表上划去一格，告诫自己距离坟墓又近了一步。有一天，他从一家医学杂志上看到一个实验报告，表明采用“人工气胸法”，能使肺结核患者康复； 虽然这一成功例子在美国只有 17 例，但它激发了白求恩的生命欲望，他冲进医生的办公室，提出用人工气胸法治疗的要求。当医生告诉他这种新医疗方法危险很大，目前还只能在小白鼠身上作试验时，白求恩的倔强与冒险劲头又上来了，他说：“我欢迎危险，我愿意被当作一只小白鼠，请拿我做试验！”

白求恩的冒险成功了！两个月后，他的肺结核奇迹般地治愈了。这次冒险使白求恩意识到，真正的医生应当是在挽留病人肉体生命的同时，唤起病人与顽疾斗争的信念，对患者来说，医生应当是生命的给予者。白求恩立誓要成为这样的医生。

无疑，这一切的冒险，白求恩不仅从死神手中夺回了生命，更给自己的生命灌注了高尚的精神。

“我被卡第维尔的圣心医院聘为胸外科和支气管科医生。⋯⋯我的头衔是胸外科和支气管科主任。”

这是 1933 年春天白求恩向友人们报告的一个好消息。这是白求恩学医、

行医以来最好、最重要的职位，他在这职位上做出了不俗的业绩。但与生俱来的冒险精神又一次诱惑他从圣洁的医学殿堂走向纷繁的社会领域。在以虔诚的殉道者的热情对结核病进行探索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有一种社会性的细菌，它比结核菌更加顽强，更能使人致命，这种细菌叫做“贫穷”。他还提出了一个冒险的办法：

“我们到人民中间去，把医药直接送给贫民，取消挂牌行医，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到每个社区里，到每个农庄去，挨家挨户，把医药送到最需要的人们那里去。”

此后，白求恩踏上了一条更惊人的冒险之路。

1935 年夏，著名的生物学家巴甫洛夫主持的国际生理学大会在前苏联的列宁格勒城召开，白求恩及另外三位加拿大学者参加了大会。关于此行，白求恩写道：

“坦白地说吧，我和其他几位不一样，我不是为了参加一个生理学大会而到俄国去的。我是为了更重要的理由而到俄国去的。我主要想看看俄国人怎样生活，其次是看看他们采用了什么办法来扑灭一种最容易扑灭的传染病，那就是肺结核。”

白求恩在苏联逗留了两个月，最重要的印象是：一个新的试验正在古老的俄罗斯土地上进行着，它将对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白求恩是真诚的，他本人的生活方式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深远的影响。1935 年 11 月，从苏联归来不久的白求恩在蒙特利尔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接着他又在一次演讲里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作了一种合乎他的性情的阐释：

“创造，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文雅的姿态。它是粗暴的、激烈的、革命的，但是对于那些相信人类的无限前途，相信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意志创造神圣的命运的勇敢的心灵——对于这些人，俄国的今天，呈现着地球上自宗教革命以来人类的进化、新生和英雄气概的最令人兴奋的景象。否认这个，就是否认我们对人类的信心，而那是不可赦免的罪恶，最终的背叛！”

散布在这些词藻间的气息，与白求恩几年前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的冒险是多么的相投合！所不同的是，那种白求恩冒险是为了病体的治愈，此刻白求恩冒险则为了社会的改良。

二、从西班牙到中国

正如白求恩对同事朋友们说的“今天，谁要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是可笑的”那样，他以正直的生命开始了严肃认真的冒险，一次在西班牙，一次在中国。

1936 年底，已是医学界声名显赫的医学博士和外科专家的白求恩，毅然辞去公职，接受加拿大人民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的要求，率领一支医疗队去马德里，参加反对法西斯佛朗哥的西班牙内战。浴血战斗了半年之后，他又奉命回到北美大陆，“在人民面前为西班牙说话”。

有如因缘难却，白求恩似乎注定要去中国。1937 年，当他回到加拿大不久，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了；当白求恩准备回西班牙时，另一批美国医生则刚刚启程去那里；当国际援华委员会决定派一支医疗队到中国北方和游击队一起战斗时，白求恩便主动请缨。这一切似乎是冥冥之中早被注定了的。于是，为了实践自己信奉的准则，白求恩去更远的地方开始更大的冒险。然

而，这一冒险与他入党及奔赴西班牙相同，都是极其真诚的。1938 年年初， 白求恩在驶向中国的船舱里写道：

“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而不起来加以反抗。我拒绝以默认和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们向其他人们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是因为我觉得那里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是我最有用的地方。”

1938 年 3 月 3 日，白求恩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我的生日，——48 岁。去年在马德里，今年在中国的河津。我给伤员们的手和胳臂上药包扎，借以庆祝一下。”

当年的 2 月，白求恩在武汉会见了周恩来，提出要到延安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3 月，白求恩会见了朱德；4 月，白求恩在延安“一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他的从容不迫的言谈”。5 月，白求恩到达晋察冀解放区，这里是他在中国生活工作最久的地方。

许多年以后，在中国流传着许多有关白求恩工作的故事，人们对许多故事都已耳熟能详。

如“‘模范医院’的诞生”。那是在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工作几个月后设想的，白求恩觉得从现有的设备出发，因陋就简，加上他带来的一批医疗器械，建设一所比较正规的医院是可能的；按他的设想，病房里的统铺应换成单人床，每个病员应有成套的卧具和卫生用具；医院应有手术室、换药室、治疗室和供给病员们文娱用的休息室、俱乐部等，并培训医务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为付诸实施，他还提出了“五星期计划”。

医院的地址是五台山深处的一个古庙。

白求恩为各种医疗器械设计图纸，并土法加工制作；他制定各种治疗方法及其操作规程；他培训医护人员并讲解医学理论课程。在大家的努力下， “模范医院”建成了，原来阴森森的古庙里，开了一个个玻璃窗，金色的阳光透进窗户，照耀在新刷的白灰墙上，一张张分开的病床上，摆放着新制的被服和枕头，手术室已建好，门前的道路也修通了。

还有“我是 O 型！”那是在抢救一个大腿股骨骨折的伤员时，伤员因失血过多，很可能经不住手术。当决定为伤员输血时，许多人都自告奋勇地提出“从我身上抽血吧”，但一时间无法验明血型。这时，白求恩断然命令： “不要拖延时间。我是 O 型！万能输血者。前方将士为消灭法西斯而流血牺牲，我拿出一点血有什么不应该，别耽搁时间，抢救伤员要紧！”

就这样，白求恩的血被输进八路军战士的血管。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故事都是白求恩在中国对自己理想的实践。然而，许多人都淡忘了或根本不知道白求恩实现理想是以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面承受巨大牺牲为代价的。

在精神方面，白求恩“每天沉溺于陌生事物和新奇幻想中，对于世界上发生任何重大事情我知道的比北极探险者还要少，因为他们超码有一台收音机，而我没有”；“我希望收到一些书籍、报刊——以及一些关于外界的消息”。1938 年底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里说，“我有半年多没有见着英文报纸了，除了绝无仅有的一份 4 月 18 日的《日本新闻》，这是退却的日军留在山西一个村子里的。我也没有收音机，于是和外界完全隔绝了”，为此他不得不求证一些事实“罗斯福还是美国总统吗？现在谁是英国首相？人民阵线的政府还在法国当政吗？西班牙情况如何？”这些乍听起来，或许错以为白求

恩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其实这一切都是白求恩践履自己理想或成就自己冒险所付出的代价，精神的寂寞改由工作的充实来抵挡， “倘使我没有足够的工作把一天 18 小时填得满满的，我一定会腻透了”，便是白求恩此情此景之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这并不是否认白求恩的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及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而是更加证明白求恩奉献牺牲的痛苦真实！

为了理想，白求恩还承受了物质的贫乏，偶尔的“富有”也仅限于梦想。在根据地艰苦工作一年多以后，白求恩终干在一封信上畅快地写下被压抑很久的梦想：

“我梦想咖啡，嫩烤牛肉，苹果酱和冰淇淋。我幻想美丽无比的食物， 书籍。现在你们那里还有人写书吗？还有人演奏音乐吗？你们还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软绵绵的床上洁净被单是什么滋味呀？女人们还是那样喜欢人们去爱她们吗？

这多么可想啊！如果不是为了实现我的理想，这些生活享受很容易被我接受过来，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一次了。”

当白求恩写下这一切的可望不可及时，他在中国已有一年半了，此时正筹划不久后回加拿大的事情，并预定在 1939 年 11 月离开晋察冀解放区。

当已知后事的人们读至此处，不难想象上述物欲的流泄，或许是某种命定劫数已到的征兆；如果反衬以白求恩于 11 日 12 日仙逝的背景，人们甚至会感到这是被后世奉若神圣者的世俗性的回光返照，借助这束耀眼的回光， 白求恩可贵的人性被照射得通体透明，但却一点也无损其英雄本色或光辉形象。

三、他永远活在古老中国

1939 年 11 月，原本是白求恩返回加拿大的时候，却成了书写遗嘱告别祖国的时刻。关于白求恩医生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引用他自己在遗书里的撰述更为贴切。

1939 年 10 月 29 日，在邻近战场的紧张的手术过程中，由于疲劳过度， 白求恩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划破。

11 月 1 日，中指发炎；在处理一名颈部丹毒的伤员时，受到感染，链球菌侵入血液。

11 月 6 日，白求恩自己动手开刀。

11 月 8 日，白求恩体温达摄氏 39.6 度，烧得起不了床。“这时通知各团卫生队，如有腹部、头部受伤或大腿骨折的伤员，都要通知我。⋯⋯打电话通知各团，所有的重伤员都要送到我这儿来。”

11 月 9 日，呕吐次数更多，体温继续上升。

11 月 10 日，整天躺在担架上呕吐，体温更高，超过 40 度。“我想我害的不是败血症就是伤寒”。失眠，但神志十分清醒。

11 月 11 日，白求恩写了两封遗书。其中写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遗书，开首就写“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写到下午 4 点时，他用难以辨认的笔迹，写下了最后一句话：“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11 月 12 日凌晨，这位从远方来救治病人的医生终于不治身亡了。

白求恩逝世了，但他的精神却活着，并通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而成为中国人的榜样与楷模！ 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评价白求恩：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的这番教导在那个年代规范了无数中国共产党员的言行，这当然是白求恩在其身后的影响；但更大的影响还在后头。

1949 年，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白求恩精神对全中国发生影响成为可能，并真的成为了现实；那时，全中国的人们都会背诵《纪念白求恩》，大家都真诚地表示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否认白求恩精神对自己的影响。这，的确是真的！

精诚与日月争光，忠义为千秋矜式

──张自忠誓死沙场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得寸进尺，压境而来，由东北三省而热河、察哈尔而平津而华中，步步进逼，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中国， 中华民族因而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中。

空前的国难，强烈地震撼着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心，到处燃起了抗战的硝烟与烽火，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抗争。国民党中，除极少数败类临阵脱逃、畏敌畏战之外，绝大多数爱国官兵，同共产党一道，为中华民族的独立生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悲壮搏斗。他们奋勇杀敌，用自己的血肉身躯筑起了一道无法摧跨的钢铁长城。他们的忠义之志和壮烈之气，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气壮山河的正气歌。

在这场为民族争生存、为祖宗争体面、为子孙争人格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战中，张自忠将军的壮烈殉国，无疑是当时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一、力战而死，光照日月

1940 年 5 月，日本侵略者集中了三个师团、三个旅团和其他五个师团的

部分兵力共 15 万余人，在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分兵三路向枣阳、襄阳、宜昌等地大举进犯，企图歼灭中国第五战区主力部分，然后渡过襄河攻开有“重庆大门”之称的宜昌，迫使重庆国民党政府就范，接受亡国的和平条件。第五战区司令部迅速做出了战略布置，以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居中，守备襄花公路正面，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扼守襄河以东的大洪山区， 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守备襄河西岸南起钟祥对岸的石牌，北至襄阳、宜城两县交界处的小河镇，前沿阵地延伸至襄河东岸，由一八 0、一七九师和骑九师防御，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等部守卫桐柏山以北地区。

这样的战略部署意味着以张自忠为总指挥的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在此次会

战中将首当其冲，其胜负如何，直接关乎全局。在正式会战之前，张自忠意识到这将是一场生死决战，当即给所部各将领发出了一封措辞悲壮激昂的信，痛陈利害，信中写道：

“今日之事，我与弟等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敷衍，⋯⋯这条路的结果，一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因此败坏于我们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为我们所断送，这就等于自杀。所以这条路是死路，沉沦灭亡之路。⋯⋯弟等夙识大体、明大义，谅自己也绝不肯走这条路。无疑的我们只有走另一条路，就是拼。⋯⋯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同敌人在这条线上拼到底， 拼完就算，不奉命令，决不后退。⋯⋯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亦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我们没有亏负了他们的豢养，我们亦不愧做一世的军人。⋯⋯我与弟等参加抗战以来，已经受了千辛万苦，现在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期，为山九仞，何忍亏于一篑，故惟有盼弟等打起精神，咬紧牙根，激励部下，拼这一战⋯⋯”

这与其说是一封给所部各将领的动员信，不如说是一个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生死誓言，一个军人以死报国的战斗誓言！它体现了一个军人忠于国家的一腔血诚和舍死御敌的强烈意志。由此可知，张自忠是抱着与来犯之敌拼战到底，“不奉命令，决不后退”的决心参加这次会战的。

枣阳宜昌会战的战幕拉开之后，来势凶猛的日本侵略军按原计划狂攻襄河东岸，张自忠所辖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力战不支，向大洪山中心区退却，日军长驱直入。第五战区急令正面十一集团军北辙，以防后路被截断。日军迅速突破长寿店防线，推进到田家集一带，并以主力部队继续向南瓜店地区进犯。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张自忠决心主动出击，挽救危局。于是将驻守河西的三十三集团军第三十八、第一七九师首先遣赴河东参战，并严令所部加强戒备。5 月 1 日，他亲书手谕以告所部各师团长，激励官兵以死报国，信中说：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为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愿与诸弟共勉之。”

与此同时，张自忠又致书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再一次表示了为“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而与日寇拼杀到底的决心。他在信中写道：

“佟（麟阁）、赵（登禹）死于南苑，宋（哲元）又死于四川。只余你我与刘（汝明）、石（友三）四人矣。我等亦不知几时也要永别。我等应再下一次决心，趁未死之时，决心为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

据说，激战在即的张自忠还给当时在重庆的一位好友回了一封信，信中同样表示了“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以报国家民族”的强烈愿望。作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会战之际的这种态度和决心，所给予部下的感染与鼓舞是不言而喻的。

不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令张自忠派出有力部队渡河出击。张自忠深感自身责任重大，不顾身患痢疾及众部将的极力劝阻，决定破斧沉舟， 亲自过河督战。出发前夕，他留书冯治安副总司令，以死相嘱。信中说：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人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 38D、179D 取得联络，即率领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 179D、38D 取不上联络， 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 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这实际上是张自忠将军的临阵遗书，据有关知情者后来回忆说，张自忠每一次出征都抱着必死的信念，做好牺牲的准备，写下类似遗嘱的文字，生还后烧掉。上述几封信就是他依例写下的。信中语不及私，魂系疆场，至今读来犹令人感奋不已。

给冯治安副总司令写完信后，他迅速将自己身边仅有的一支机动部队七十四师马贯一部两个团和集团军总部特务营共 2000 余人集合起来，从襄河西

岸兵团总部所在地快活铺出发，赶往 60 里开外的宜城北垭口，当夜冒雨东渡襄河，随后向北急进追击窜犯之敌，并与主力部队取得联系。5 月 9 日，神速地抵达方家集。甫时，襄河东岸中国军队已由外线包围突入枣阳之敌，日军被行之有效向东南突围。张自忠奉命改变方向，连夜冒雨追击南窜之敌。从 11 日到 14 日，张自忠率部在枣阳、襄阳间与敌激战多次，伤亡惨重。15 日，又接战区长官部命令：日军大部已由襄阳沿汉水南下，令即回截击。张自忠令已取得联系的三十八师由枣阳经吴庄、平林、板桥一线截击，自己则仍率 2000 余人经黄龙垱前往张家集截击。15 日拂晓，张自忠赶到方家集， 发现溃逃之敌先头部队已越过方家集。为阻击敌人南逃，张自忠下令猛烈腰击行进之敌，将其截为两段。敌被迫停止逃窜，集重兵 5000 余人南北夹攻方家集。张自忠督部迎战，坚持在方家集牵制住敌人，同时令自己的主力部队三十八师、一八 0 师快速向方家集靠拢，从外线对敌实施反包围，以期聚歼

日军。这样，双方形成了相互包围的态势。自晨至暮，双方冲杀 10 余次，战斗异常激烈，集镇被日军的炮火夷为废墟，连设在集镇外山梁上的指挥所房屋也中弹了。虽然如此，张自忠却依然泰然自若，外线主力也奉命向方家集靠拢，完全有可能形成内外夹击之势，扭转不利的战局，击退强敌。不料， 战区长官部又来电说：“敌南窜，有企图过河模样，速向襄河沿岸进击。” 按战区原来的部署，张自忠指挥的右翼兵团，其首要任务就是固守襄河，屏障荆沙，拱卫中枢门户—一宜昌。为了顾全大局，张自忠接到命令后，便十分惋惜地放弃了有利战机，率七十四师两团及总部特务营于当夜突出重围， 向钟祥一带进军。经过一路鏖战，16 日拂晓到达宜城洪山山区罐子口，指挥所设于罗家榨屋。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八旅团少将横山武彦率优势兵力跟踪而至，很快攻占了罐子口两侧高地，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张自忠所部，战斗急剧恶化。鏖战到中午，张自忠身边仅余千人左右，几乎处于弹尽粮绝之境。张自忠派人将苏联顾问和总部非战斗人员撤离战场，自己却依然坚守阵地，左右督战。在张自忠的鼓舞下，官兵士气旺盛。视死如归，与日军展开白刃厮杀，罗家榨屋附近山头得而复失四次。激战中，张自忠两处负伤.退守南瓜店。此时，若西渡过河，或东移退入大洪山，仍可脱险。为保护张自忠的生命安全，部下力劝退守，但张自忠严厉喝斥：“我奉命截击，岂有自行退却之理！”为了拖住日军，阻敌西进，张自忠严令三十八师、一八 0 师加速驰援，同时

致电附近的第十一集团军求援，但未见答复。战至下午 2 时，官兵仅剩数百

人。张自忠右胸被流弹洞穿，血流如注，仍从容指挥，高呼杀敌。至下午 4

时，部队伤亡殆尽，仅余随从副官数人。张自忠已负伤六处，自知不救，对随从人员说：“你们走吧，我自有办法。”语毕，拔出佩剑自戕，但被副官夺下。弥留之际，他还说了最后两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大家要杀敌报国！”说完壮烈殉国。抗战以来，以兵团总指挥兼集团军总司令，亲率队伍，冲杀敌人，受伤不退， 力战身殉者，此为第一人。张自忠用自己的鲜血实现了生前立下的誓言，他的精诚与忠义不仅为军人而且为全体国民留下了一个不朽的榜样。

二、投笔从戎，忍辱负重

张自忠，字荩臣，后改荩忱，1891 年 8 月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家园村。早年随父就读私塾，稍长入临清中学堂读书。辛亥革命那一年，他考入天津法政学堂就读，第二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他秉性沉毅，寡于言辞。在求学的过程中，目睹列强欺凌，军阀混战，痛感民族多灾多难，非强兵无以救国，学法律并不是救国的最好办法，于是他毅然决定中途辍学，投笔从戎， 于 1914 年赴奉天（今沈阳）投奔了陆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车震部，开始走上了军旅生涯。1917 年，经车震介绍，在廊坊转入冯玉祥部。“蛟龙终非池中物”，在冯玉祥的指导之下，张自忠很快崭露头角，相继升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7 年冯玉祥部归属国民党政府后，张自忠先是任第二十八师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负责保卫总司令部及后方治安，次年，又改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和开封戒严司令。自从军以来，无论处于哪一个级别，他都以身作则，兢兢业业，且智勇双全， 成为西北军一员战功卓著的猛将。在军中，他不仅以忠诚勇猛、精于作战著称，更以练兵有方、治军严明见长。他所率领的第二十五师，部队严整，训练有素，是西北军的“模范师”。他的部下常说：“见了师长怕师长，不见师长想师长”，即畏惧其威严，又感念其恩厚。

1930 年，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讨蒋失败后，西北军全部被张学良改编。张自忠任改编后成立的由宋哲元任军长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不久，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并长驱直入。1933 年 3 月，日军侵占热河之后，又得陇望蜀，继续进犯长城各口。平津震惊， 华北告急！张自忠奉命亲率所部急速驰赴长城前线，抵抗来犯之敌。他们用近战、夜袭战术，以大刀，手榴弹等落后装备与日军以铃木、服部两旅团为主力组成的步、骑、炮联合纵队展开了血战，先后在喜峰口、罗文峪等要隘大败敌军，挫伤了日本侵略者进犯关内的锐气，取得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的首次胜利。从此以后，张自忠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以满腔的热忱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成为驰骋抗战沙场的一代名将。

长城抗战胜利后，张自忠受命代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5 年 12 月，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张自忠又被委任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6 年 5 月，调任天津市长。当时华北已逐渐“特殊化”，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国民党政府又不许抗战，作为典守长官，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但为了保存实力与地盘，他坚定自若地辅佐宋哲元， 内而整军经武，外与日敌谈判斗智，苦苦支撑着华北危局。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不死，仍不断增兵平津，接连挑起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战火迅速蔓延。血的事实促使宋哲元、张自忠等人醒

悟：与日寇和谈无异与虎谋皮，只有奋起抗争才是唯一的救国之路。但为了保存实力，宋哲元决定将二十九军南撤保定并委任张自忠暂留北平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职，与日寇周旋，以作缓冲。就当时情况而言，是战还是和，界线分明，十分敏感，留下来与敌军打交道，是要背“汉奸”罪名的。张自忠自己也知道事不可为，且必遭国人辱骂，但为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以及二十九军的安全撤离，张自忠不计个人毁誉，临危受命，忍辱负重。消息传出后，众谤群疑，谣言纷传，非难四起。国人的误解使张自忠痛苦异常， 但当时他不愿也不宜为自己申辩，决心日后用实际行动取直天下。

二十军九撤离北平后，张自忠孤处危城，在世人的误解谣诼之中忍辱含垢，与敌周旋。使命完成之后，他感到留在北平已没有实际意义.于是托病隐蔽起来，于 9 月 3 日化装潜离北平，转往天津，接着再转赴南京。途中，他给旧部将领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 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到达南京时，街头贴有攻击张自忠的大幅标语，某家报纸则以“自以为忠”相讥讽，可谓群情汹汹，百喙莫辩。此时的张自忠成了“七七”事变的“问题人物”，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对这一切完全能够理解，他说：“这是他们不明内情的关系，我们决不应当怨恨，我们只有以事实来表白自己的一切，历史会给我们以正确的议论。”后经知悉内情的冯玉祥、鹿钟麟、宋哲元、李宗仁等人的解说，以及张自忠旧部将领的联名请求下，蒋介石批准由张自忠代理五十九军（由原三十八师扩编）军长。张自忠对这种理解极为感激，热泪夺眶而出，他表示： “我张某有生之年，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重返军队后，他对全体将士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之外，乃与大家共寻死所。” 蒙受了种种委屈之后的张自忠决心将自己的一腔心血洒在抗日救亡的沙场上，并以勇猛的行动改变自己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三、奋勇抗战，盖世功勋

张自忠回军之时，正值日军大举南侵，津浦铁路线的两端——天津和南京已为日军攻占。为了沟通南北战场，日军从 1937 年 12 月中旬起开始从南北两路沿津浦线夹击徐州，徐州会战爆发。日军南线之敌以两个师团之众由南向北，先后攻占朋光（今嘉山）、定远、怀远、蚌埠等地，尔后又以一部兵力渡过淮河，直逼徐州。国民党守备部队频频告急，局势十分紧张。1938 年 2 月 10 日，已奉调至第五战区的张自忠奉命急率五十九军驰援淮河作战。行前，张自忠严谕部下：“现在哪个部队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不能打败仗！”2 月 11 日，张自忠抵达前线后，即与北进之敌在固镇遭遇。在激烈的战斗中，张自忠沉着镇定，并亲笔写信，令所部先头部队一八 0 师二十六旅旅长张宗衡，’要忍最后之一分钟，要撑最后之一秒钟”，与敌顽强拼杀。在猛烈的攻势之下，日军溃退。张自忠率部乘胜追击，先后克复蚌埠、曹老集、怀远等地，使敌北进受阻，津浦线南段战局始获转机。这一战役，是张自忠回军后的第一仗。

淮河战役结束后，号称“铁军”的日军精锐板垣第五师团为了和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以与津浦南段日军会攻徐州，打通南北战场，大举进逼鲁南军事重镇临沂。守军庞炳勋部仅有五个团，势弱不支，连电告急。李宗仁急

令张自忠率五十九军星夜驰援。张自忠接令后，意识到临沂之役得失牵动全局，乃于 3 月 10 日率军出征，一昼夜行军 180 里，12 日抵达临沂北部沂河西岸。张自忠决定以攻为守，击敌侧背，以解临沂之围。在征得战区长官部的同意后，张自忠于 14 凌晨指挥全军暗渡沂水，向板垣第五师团右侧背发起猛烈攻击，并突破日军阵地，与敌短兵相接，形成逐村逐屋的白刃争夺战。在战斗中，张自忠亲临前线，待刀督战，并命令全军各级将领全部奔赴第一线，倾尽全力向第五师团作最后一击，战况异常激烈。18 日，板垣师团被重创之后，被迫向临沂以北的汤头、莒县方向溃逃。五十九军各部奋力追击， 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当天晚上，张自忠奉令率军向费县集结，威胁第十师团左侧背，策应战区正面作战。三天后，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爆发，为了西进增援台儿庄，退守汤头以北的板垣师团侦知五十九军已撤离临沂，遂趁机增兵反扑临沂。庞炳勋部再度告急。张自忠率部星夜回援，于 3 月 25 日返抵临沂。经过第一次临沂之战后，五十九军伤亡惨重，疲惫不堪，本不宜再取攻势，但为了顾全大局，解救友军，支持台儿庄战役，张自忠还是下令全力进攻，发起第二次临沂之战。全军官兵在全无凭借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冒死冲锋，损失严重。29 日，增援部队赶到后，张自忠乘势下令全线出击，日军再度向汤头方向逃窜。两次临沂战役在重创板垣师团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连长就伤亡 120 名之多。但这一战阻止了日军板垣师团向台儿庄、枣庄前线增援，有力地配合了战区大军在台儿庄的正面作战。李宗仁曾指出：“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就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奋勇赴战之功，实不可没。”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了对张自忠的“撤职查办”处分，并擢升其为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兼五十九军军长。

徐州会战结束不久，张自忠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8 月下旬，张自忠奉令开赴豫南，坚守潢川，掩护信阳一带中国军队向武汉外围集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牵制和最大限度地消耗日军，张自忠亲冒矢石，率部与日军第十师团及伪军展开激战 11 个昼夜，使日军“蒙受巨大的损失”。掩护任

务完成后，张自忠才于 9 月 19 日自行退出潢川地区，转战于大别山的新城、礼山一带截击敌人。10 月中旬，各路日军迫近武汉，国民党当局决定弃守武汉，长江以北中国军队开始向鄂西北撤退，张自忠再度受命担负掩护重任， 先后在花园口以西和陈家店地区粉碎了日军两次大规模截击和多次小规模袭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利用夜间行军突破日军的严密封锁，撤至预定地点京山附近。在撤退途中，张自忠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1 月上旬， 张自忠率部抵达鄂西荆门后，又被第五战区任命为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

日军占领武汉后，为了解除武汉外围的威胁，巩固其占领区，1939 年 5

月，集结 12 万兵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沿襄（阳）花（园）公路和京（山）钟（祥）公路大举进犯随县、枣阳地区，随枣会战由是拉开帷幕。在这次会战中，张自忠率战区右翼近 12 个师的兵力负责固守襄河两岸，并向京钟公路出击。但由于战区内一些部队作战不力，日军逐步对战区主力形成合围之势。为扭转渐趋不利的战局，张自忠一边严令河防部队死守渡河点， 一边命令第三十八师——二旅由襄河西岸东渡，阻截合国之敌。经过右翼兵团部队及江防军的奋战，摧垮了日军的合围计划。随后，第五战区主力向日军发动总进攻，经过三昼夜的苦战，日军被迫退回武汉，中国部队乘胜追击，

共歼敌 13000 余人，取得了历史上著名的“鄂北大捷”。

为了维系国际信誉，争取外援并抑阻汪伪政权的筹建，第五战区的部队在初步整训后，于 1939 年 12 月投入全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张自忠奉令在鄂北督率右翼兵团参加了对武汉外围日军的攻势作战。12 月 12 日，他亲率一支部队东渡襄河，向盘踞钟祥一带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发动猛烈进攻，一举歼灭其第一 0 四联队，击毙柴田联队长。不久，日军又集结强大兵力反扑，中方各路部队纷纷告急，形势十分危急。不少将领主张后撤，随军的苏联顾问也提议退守。但张自忠却毫不动摇， 严令各路将领：“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我们的坟地，后退者死！” 话音刚落，放下电话，自己便率领援军奔赴最危险的方向，官兵在总司令的精神激励下，士气大振，日军的反扑终于被击退。此后右翼部队一直与日军对峙于长寿店、钟祥一线。翌年 2 月，经过十几天的激战，日军第十三师团全线开始动摇。张自忠不失时机地遣奇兵夜袭设在钟祥县东北角的日军旅团指挥部，正面部队则乘势出击，击溃了日军三个联队，给日军第十三师团以沉重打击。在这次史称“襄东大捷”的重大战役中，张自忠过人的胆识、灵活多变的指挥，以及奇正兼用的战术和勇猛果断的作风，均得到充分的体现。“冬季攻势”结束后，蒋介石通电称第五战区右翼军为最优部队，襄东战场则被誉为“模范战场”。

从回归旧部到“冬季攻势”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张自忠转战南北，一直活跃在抗日救国战场的最前线，他屡克劲敌，树建奇勋，不仅使国人对他的观感为之一变，而且被誉为民族英雄、抗日名将。特别是在鄂北前线，他的名字更是妇孺皆知。宜城百姓为感谢其戌守之功，特发起献旗运动，全国各地也纷纷为他献旗，前后竟达数百面之多。另据记载，1939 年中央军校第十四、十五期 60 多名毕业生，慕名投奔张自忠麾下，并甘愿以他军连长之职充任张部排长，一时传为美谈。

四、以身殉国，死得其所

自从张自忠正式率兵抗战以来，他就一直负有强烈的民族兴亡责任感， 这也可以说是张自忠所部全体官兵不惧牺牲、奋勇杀敌的精神支柱。张自忠认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只能用热血和生命去换取，因此，每一个军队都必须克尽职守，为国效死。1939 年夏，他在重庆述职期间曾对老长官冯玉祥将军表示：“不管枪不如人，炮不如人，人不如人，我总要拼命地干一场，作一个榜样给人看，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力量报效国家！”他还曾致电其弟说：“吾一日尚在，必尽我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矢志以忠贞，至死而已！” 他对汪精卫集团在民族危亡之际叛逃投敌、组建汪伪政府十分愤慨，他训诫前线官员说：“我之抗战，不独为吾辈争生存而战，并且为祖宗争体面而战， 为子孙争人格而战，苟非丧心病狂，愿以四蹄行者，必战倭，勿犹豫！”他的这些言论与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那一股豪气适相对应，可谓言行一致。理解了这一切，我们不难理解张自忠将军于枣宜会战之际致前线将领和冯治安的两封遗书，以及他力战殉国那悲壮的最后一幕。

作为“民族干城”，张自忠将军的以身殉国，不仅使全国军民为之震悼， 甚至连他的对手——一日军官兵对他的精诚与忠义也无不肃然起敬。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把他的遗体抬到距战场 20 里开外的陈家集，用酒擦洗，白布裹好

后，以军人之礼仪盛殓安葬于其师团总部驻地陈家祠后面，并插一块木牌， 上书“支那总司令张自忠”。尔后拟将遗体运往汉口。第五战区及重庆当局得知张自忠殉国后，立即严令战区右翼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尸体。右翼各部于悲愤之中与日军展开争尸战斗。经两昼夜的激战，歼敌数百人，终于夺得忠骸，并护送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快活铺，另以上将礼服重殓之后再将灵枢护送到重庆。灵柩所过之地，各界纷纷迎灵致祭。当运灵专轮驶抵重庆朝天门码头时，蒋介石亲往码头抚棺大恸，并发布祭文，其中说：

“今强敌未夷，大将先陨，摧我心膂，丧我股肱，岂惟中正一人之私痛， 亦我三百万将士同胞之所同声痛哭声也。抑中正私心所尤痛惜者，君之勇敢善战世皆知之，君之智深勇沉则尤有巨人未及知者。当喜峰口战争之后，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 盖有千百倍于抗战者！

君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一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辱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亦未尝以一语自明。迨抗战既起，其杀敌致果之概，乃大白于世，然后知君忠义之性卓越寻常。当其无事则委曲以求全， 有事则慷慨以赴难，其于国家民族致命逊志之本怀，则一而已。

夫见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 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谋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非寻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

中正于君知之最深，信之尤笃，君亦艰贞自矢，不负平生付托之意，而乃中道摧折，未竟其功，此中正所为君之死重为国家前途痛悼而深惜者也。虽然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我三民主义之精神，实由君而发挥之；中华民国历史之光荣，实由君而光大之。君功虽未竟，吾辈后死之将领士兵皆当志君之志，效忠党国，增其敌忾，翦此寇仇，以完成抗战之使命。”

据说，蒋介石是流着眼泪读完这篇沉痛的祭文的，而在场的所有军政要员也无不黯然堕泪。此后，国民政府接连发出通电、褒扬令、入祀忠烈令、荣哀状，并特颁抚恤金 10 万元，决定举行国葬，追晋他为陆军上将。不久， 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将其遗体安葬于重庆北碚梅花山麓。全国其他各大城市也都先后举行了追悼、公祭仪式。

8 月 15 日下午，延安、陕甘宁边区各界代表千余人也为张自忠将军举行追悼大会，并宣读祭文，其中说：“将军之伟绩，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国，全国人民，同声悲悼！”“将军之英勇奋战，足以斥责那班贪生怕死之徒，将军之为国牺牲，打击那班投降妥协之辈。”“一杯之奠，岂止泪洒同情，万众之心，实欲驱除暴日。” 1943 年 5 月，在张自忠将军殉国三周年之际，周恩来特撰《追念张荩忱

上将》一文，对他的尽忠报国精神再将给予高度评价，文中写道： “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张上

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十年回潮，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抗战既起，张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 而临沂之役，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国之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这段话昭示了张自忠将军作为一个军人的精神境界与浩然之气。而这种

精神境界与浩然之气决不会因为张将军之死而湮没于无闻，它常存于宇宙之间，与天壤同久，为千秋矜式，为后人敬仰。如上海等地特专门用他的英名命名道路，即是明证。

事隔 50 余年，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当我们重新捧读张将军于渡河前留下的两封遗书，依然深受感染！从这两封遗书中，我们仿佛仍可听到张将军的声音：“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了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仍可见到他那“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的悲壮行动！在行有正直的国人心目中，他的精诚与忠义永远不会死去！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倾覆的最后证言

──陈布雷临终进谏

1948 年秋天，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来说，显得格外的萧瑟、萧杀和阴沉！ 巨大的铅灰色的天幕下，各有怀抱的人们都在急急地寻找，焦灼地期待，但更多的人群却在硝烟与战火中无奈地呻吟。在东北和华北，战局急转直下。作为国民党政府首都的南京呈现出一片混乱：金圆券崩溃，通货膨胀，物价疯涨，社会动荡，交通阻塞，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党政军各界中，一些头脑清醒的人无不意识到，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败局已定，气数已尽。在这些人当中，陈布雷可称得上典型。

一、“这个仗不能再打了”

与蒋介石的许多文臣武将一样，当国共双方军事形势发展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一方时，作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几乎每天都收到会议通知，每天都到蒋介石的官邸开会，磋商挽救“党国大计”。据他的贴身副官陶永标说，陈布雷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恶化，每次开会回来，脸色神情都十分严峻沉郁。实际上，他比许多身处国民党政治中枢的核心人物更加心焦、悲哀和凄凉。一方面由于工作的劳累，用脑过度而长期失眠，身体每况愈下，另一方面他淡泊廉洁，自奉俭约，所以对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争名夺利、贪污腐化等种种坏现象异常反感厌恶，他觉得国民党长此以往，前途不堪设想。他的焦虑和苦闷并不亚于他的领袖蒋介石，因此他所承受的打击和精神的损伤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剧烈得多。当他看到自己忠心耿耿追随了 20 多年的蒋介石无法力挽狂澜，拯救危局时，也就是说当他知道自己半生所献身的事业将以悲剧告终时，他的内心痛苦达到了极点。他的理智已明确地告诉他这种严酷的现实，他的感情却无法承认这种严酷的现实。理智与感情的分裂，在严酷的现实挤压下走向恶性循环，并最终导致了神经中枢的愈益哀颓。

也许因为他比局外人更清楚形势的严峻和国民党的内部危机，所以他比其他人更加焦虑不安，肠断心碎。他下意识地承认这场内战是不能再打下去了。还在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他就叹道：“已有 2000 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他向同僚表示：“我一定要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内战自然是不得人心的， 要说服蒋介石停止已经发动的战争机器，坐下来与共产党和谈，是几乎不可

能的。因为他了解蒋介石，20 余年的前后相随，使他对蒋介石的心思与脾性均有相当透彻的认识。他不可能在公开场合向蒋介石提出自己的意见，尽管这种意见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的历史检验都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决策，但蒋介石听得进吗？

国民党已到了兵败如山倒的地步，除了与共产党和谈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他只有用精诚去打动蒋介石，有一次陈布雷去蒋介石的官邸探望，并与他密谈至深夜。密谈内容如今自然已不得而知，但这次密谈的效果并不好。据陶永标后来回忆：一天，陈布雷同蒋介石密谈至深夜，蒋送他步出总统府大门，陶永标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断断续续讲的几句话：“战局⋯⋯不利，我们⋯⋯被打败，不会被消灭，你悲观。”“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如今，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事后陶发现陈布雷的脸色很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叹道：“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数天抑郁不欢。

陶副官的这段回忆是否属实，我们目前尚无法找到旁证，但按常理推断， 它的真实情是没有疑义的。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同年 11 月 8 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讲，对他的精神触动有多大。蒋介石在这篇演讲中， 他严厉地痛斥了主和派，并声明一切和谈谣言“绝不影响战斗到底的决心”。蒋所斥的主和派，当然主要是指一切审时度势、深知此仗打不下去的国民党内部分上层人物。而在陈布雷看来，则无异是当着和尚骂贼秃。像陈布雷这样一个殚精竭虑追随蒋氏 20 余载、自尊心极强的知识分子，对蒋这般公开的指斥，精神上所受打击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从那以后，陈布雷的精神更加颓丧，形容更加枯槁，脸色更加沉郁。他的性格本来就内向深沉，从此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每次开会回来，总是紧锁眉头，一根紧接着一根猛抽香烟， 胃口也越来越小，内心实际上焦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时而伏案批阅文件，时而翻翻报纸又放下，时而又衔着支烟在屋里来回踱步长吁短叹，时而吟诵杜甫的诗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烟灰缸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要倒二三次。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无望，感受到这个统治中国仅 20 余年的政权已经彻底腐败，感受到蒋介石仍然在孤注一掷，感受到前途的黑暗和可怖，⋯⋯然而，他又没有丝毫的能力改变这一切， 身为总统府国策顾问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局势加剧恶化，他的眉头一天比一天锁得更紧了。于是他酝酿已久的自杀之念，便在淮海战役震撼大地的炮声中坚定了。为此，他以胞妹独生女在上海结婚为由，力劝夫人等到上海去参加婚礼，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和亲友们会会”。这显然是有意的安排， 可是他的家人却没有预料到。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反常迹象也没被人察觉。这些反常迹象是：

（一）11 月 10 日晚，邀副官陶永标共进晚餐。饭后又不时仔细地询问家庭生活开支情况。他对当前兵荒马乱、物价暴涨表示担忧。末了，用深情的语气说道：“你忠心耿耿跟着我 10 多年，任劳任怨，患难与共，你也知我是两袖清风，你和你的家属也从来没有沾到我什么光，我总过意不去，不知该怎样谢你。”继而又叹了叹口气道：“近年我的身体愈来愈差，自己也觉得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撑，倘突然有个三长两短，请你自己保重，并望能时常去看看我的太太。”陶副官安慰他，希望他精神上有所寄托。陈布雷听了似有感触，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道：“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

（二）11 月 11 日上午，陈布雷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临时会议，这是

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他会后回到寓所，脸色异常不好。可是在饭桌上，却一反近来沉默寡言的态度，从容地作了一番不同寻常的长谈，达两个小时之久。这在陈布雷是从来没有过的大例外。他从辛亥革命一直谈到当前的局势，表现出无限的感慨。

（三）11 月 12 日，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国民政府照例举行纪念活动。陈布雷称身体不适没有参加。上午他理发修面后，又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洁净的衣服，一双新布鞋。午饭后，他要陶副官驾车送他去郊外散心。实际上，是与南京这座千古名城道别。这天下午他登上中山陵不远处的一个山丘顶极目了望，直至夜幕开始 F 垂，才带着流连忘返的心情怆然离开。回到寓所，没有吃便上楼去，并叮嘱说：“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的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不接，一切改日再说。”随后又重复了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二、百般无奈，唯有一死

一般说来，要改变一个决定去死的人的想法是非常困难的，对于像陈布雷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更是如此！纵然这些反常迹象在当时即被识破，恐怕他也会另择他法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的苦闷、痛苦和绝望之深是常人所无法体会得到的。一个富于理想的人眼看这种理想被“雨打风吹去”时， 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一个忠于自己信仰的人眼看这种信仰在弥漫的硝烟中毁灭时，会是怎样的一种痛彻肺腑？他本来就有神经衰弱症，时常失眠， 几乎每天都要靠安眠药解决短暂休息的。进入 11 月份以来，他已经有好几夜没有合眼了。昏黄色的灯光照在他骨瘦如柴的伛偻的身躯上，越发显得矮小干瘪了，他不停地在卧室中来回踱着方步，声音细脆而清晰，手指中还夹着一支正在烧着的香烟，一边咳嗽，一边不住地抽着，心潮剧烈地翻腾着。他坐回转椅上，稍稍平抑自己梦乱的思绪，长叹一声，握起了一支笔，开始写遗书。

自然，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他写遗书时的心理轨迹，但我们还是可以从遗书中寻找到它的蛛丝马迹，而且遗书往往就是心态实录，那里留下的是作者最真实的情愫，最深刻的理念，最直接也是最真诚的思想。对于陈布雷来说，这些遗书都是些他最想说的，它所蕴含的是他自杀的全部原因。是的， 一个人决定去死了，也就会变得沉静安详，陈布雷想了许久，又点上一支烟， 使劲地抽着，然后铺开稿纸，但，思绪如潮，心中的百种郁结从何说起呢？ 他能够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吗？不说出又会引起怎样的误解呢？所有这一切都在他的脑际缠绕，化解不开。以这样的心清和这样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怎么能够写出一篇结构严密的遗书，说出自己最想说出的话呢？显然已不可能，还是以杂记的形式想到哪写哪比较自如。于是，他在稿纸上写下“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四晴五十四度（华氏）”，像日记一般， 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

六时卅分醒，旋又朦胧入睡，至八时十分始起。以昨晚睡眠不佳故频患头晕心跳之症，而目光之昏黯亦有加无已。病躯至此，对非常时期，决难有所贡献。俯仰人世，自溯平生，临此国运严重时期，乃真觉“百无一用”为对书生之确评也。牟宗三教授函徐得观谓，我辈不能不饮此时代之苦汁，⋯⋯ 知虑枯拙已竭，如此虚生蹉跎⋯⋯又无请献策画之用，洵不如此后岁月将如

何度过矣。

这段话后来发表时被南京国民政府删去了，但这段话非常重要，是陈布雷对时局的基本看法了，他用了“非常时期”、“国运严重时期”这样的词汇。而且他认为，不但他这个书生无补危时，而且像他这一类从政书生都已“百无一用”。蒋介石曾网罗了一批学者，授以高位，以作自己的谋士及装点门面。如胡适、翁文灏、王云五、蒋廷黻、蒋梦麟等便是。陈布雷说，书生们都不中用了，任何人都开不出良方，弦外之音，这南京国民政府恐怕是没有救了。他哀叹自己生非其时，借用友人的话说：“我辈不能不饮此时代之苦汁。”陈布雷其他遗书在谈到局势问题时，虽然也用了“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党国艰危至此”这类语句，但仅就他自己而言，“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并没有说国民党政权内一批从政学者心劳日拙，“决难有所贡献”。在南京国民政府看来，这段话最有问题。在 1948 年底那种政府气候下，国民党政权担心这种言论如若公布，必然坐“涣散军心，动摇斗志”。所以把它扣下不予刊布，就是很自然的了。其实，陈布雷自己也明显地感到这样说旁及太广，会引起某些人神经紧张，惹出事端。不必说别人了，还是且说说自己吧。因此他把笔锋一转，写道：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而今我是为了⋯⋯

写到这里，陈布雷停笔久之，难道能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吗？不写出真实情况又该怎么下笔呢？内心的委屈、郁结有谁能够理解呢？他想起三天前一段不快的事。那天蒋介石召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开联席会议， 他咬牙切齿地说：“⋯⋯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当天陈布雷整理蒋的讲话记录时，略去了这句话，蒋介石一看，顿时火冒三丈，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对陈布雷，蒋介石一向是非常尊重的。陈布雷顿时呆了，在一边讷讷地说：“蒋先生，抗战八年那是抵御外患，剿匪八年时间是不是太长了点？”其实，陈布雷心里能不清楚吗？以目前的局势还能挺到八年吗？ 国民党政权有必胜的把握吗？在蒋介石面前，他显然不能这么说，他把这些话咽到肚子里。没想到，蒋介石依然怒气冲冲，并拍着桌子呵斥道：“你现在怎么啦，脑力是不是太疲劳了，一点也不能用啦？你就照我讲的写，不准略去。这是表示我破釜沉舟之决心，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抗战八年终于胜利，剿匪八年也必获胜利。”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剿匪八年”能“必获胜利”吗？陈布雷实在不忍再想下去，不必扯得太远，还是写下去吧，写写自己的苦恼，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精神，总不至于让人反感。于是，他又强忍着悲愤，继续写下去：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总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切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 而他人或尚以我有一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而死，但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之罪恶。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 责备我。

陈布雷是不主张自杀行为的，有一次宣传部长张道藩向他流露出自杀的念头，他还以蒋介石所说的“自杀是一种不应该有的怯懦行为”开导张道藩。他说：“你平素是很勇敢坚强的，为什么现在有这种念头？我的身体大不如你，我过去偶尔亦有此种念头，但一想到如此做了不特示弱人，倘身后世人发生种种无聊的误会，岂非于总裁有害。因此我也只好再鼓起勇气生活下来， 以求尽一己之所能，为党国求贡献，听总裁之驱使。你正当盛年，应善自排遣，善自保养，精神身体，自会早日恢复，为党国、总裁应作之事甚多，千万毋作轻生之想⋯⋯。”由是可知，如果陈布雷的面前有路可走，他是决不会走上自杀之途的。因为在他看来，自杀总是不名誉之事。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选择“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为什么要犯“一种极不可恕之罪恶”呢？这些问题，显然他都还没有说清楚。为了避免身后世人发生种种无聊的误会，他得有个交待，于是他执笔写道：

但我这一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状况好转而免。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虑，则生命便失去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 20 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何况有形的身体。

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 11 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 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待，而客观形势的要求，十倍艰难，也十倍复杂于当时，然则如我者，将何以自处。

对于陈布雷来说，身体状况的日趋恶化是事实，因为他一直就是瘦弱不堪的，但更重要的可能在于精神上的饱受刺激。毕竟不同于八年抗战，那时矛头直接指向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以他文思喷涌， 淋淳酣畅地为蒋介石写下了《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和《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那样情、理、文俱佳的文告。现在的客观形势却是蒋介石挑动的内战，同室操戈，这叫他如何下笔啊！他是一个有强烈执著之责任观念的人， 为这种责任观念，他可以牺牲一己之精力事业，但要他编造事实凭空杜撰， 欺骗天下，这简直就是要他的命。他怎么可能像当年那样“振奋耐劳”呢？ 想到这些事，他不住地摇头叹息。事实上，许多朋友都曾劝他多注意身体， 百事要看得淡些。然而他上无以对总裁，下无以对民众，中又无以对自己的良知，精神上根本找不到一条出路。在这篇杂记的最后，他写道：

某日曾与立夫（又常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 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我只有几多分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高估我精力，和抗战时候一样。（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然后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

但是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 又说：“你何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家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絮烦领袖呢？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我只有一句话奉劝各好友与同志，乘少壮时精力旺盛时，速为国家为人民力紧作最大的奋斗，莫待“老大徒伤悲”。

三、心曲未尽，再作死谏

杂记写完了，陈布雷潸然坠泪。他知道自己的自杀是“极不荣誉”的， 却只能走上自杀之途。尤其是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选择了自杀，他能在一篇短短的杂记写尽自己的心曲吗？他的朋友们，以及国人能够理解他的选择吗？特别是蒋介石及其夫人能够体谅他的一腔隐衷吗？

已经是深夜了，宽敞的卧室静谧极了，灯光摇曳。陈布雷从座椅上站起来，轻轻地踱着步，背后拖着瘦长的身影，一种深深的疚歉之情油然而生。虽然在此艰危的局势之中，他知道书生已决难有所贡献，但自 1927 年南昌见蒋以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蒋介石。有时也不免有庙廓山林之想，然蒋介石及其夫人对他一直优礼有加，奉若左膀右臂，一种知己之感，知遇之恩， 使他把自己与一个政权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有时也不免发些牢骚，但一想到蒋介石亲笔所书的八个大字“宁静致远，澹泊明志”，又使他不知何以报答蒋介石勖勉期许之意了，他的命运早已和蒋介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想到这些往事，陈布雷的心中难以平静，不禁感慨万端！杂记是写完了，应该再给蒋介石写封信，否则他会更加不安。他又坐回到椅子上，提笔给蒋介石上书：

介公总裁钧鉴：布雷追随 20 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从驱使之部下， 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劝，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 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贫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总属布雷负罪谨上。

陈布雷几乎是一口气写成这封遗书的。在决定自杀之后，布雷最感为难的，恐怕就算给蒋介石的上书了。如果他说出自己心里话，蒋介石能够接受

吗？不说心里话，又何必写这封信呢？对陈布雷的犹豫踌橱是不难理解的， 他除了对蒋介石说自己“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之类套语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所以陈布雷在这封遗书中并没有提及自己的政见，惟希望“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言外之意是说，这个政权大概是不会有希望的了。他是主管宣传的，不会不知道举国的舆论导向， 以及蒋介石在全国舆论中的权威丧失殆尽，已不再像抗战胜利初期那样被国人视为“抗战领袖”了。他知道大势已去，回天乏术。昧着良知作虚假宣传， 显然救不了蒋介石及国民党，也违逆了他的本性；而贯彻真实的原则，又只能自露其丑于天下，国民党内部大腐败了。陈布雷心力交瘁，身心疲惫，一方面感到辜负蒋介石之托，另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地感到“无能为役”，彷徨无措。对陈布雷来说，这种内在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无疑是致命的。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旦卷进这种矛盾的漩涡之中而无以自拔的时候，他的内心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又给蒋介石写下了另一封信，痛责自己指导宣传的失败，信中写道：

介公再鉴：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 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 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 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中朝大官老于事，讵如感激徒阿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艰危之身，长日回皇，渐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 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

与前封信相比，这封信陈说得要具体得多，把自己的抉择与指导宣传之失败联系起来，自然是可信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陈布雷指导的宣传何以会失败，难道真的是他“毫无尽力”所致吗？抑或他指挥宣传上的失策？显然不是的。陈布雷当然知道，蒋介石寄望于宣传，也是万般无奈的，然而回天乏术，岂宣传所能为力。既然如此，他又为什么要引咎自责呢？这种自责的背后，自然蕴藏着难以言表的隐衷。

除了《杂记》及《上总统书》外，从 11 月 11 日下午至 12 午夜，陈布雷还陆续写下了《留交蒋、金两秘书及处理身后事务十则》、《致张道藩先生函》、《致洪兰友先生函》、《致潘公展、程沧波先生函》、《留交陈方、李惟果、陶希圣先生并嘱向中央诸友致敬之函》、《遗陈夫人书》、《矛陶副官永标之手教》、《遗诸儿女书》。这些遗书充分体现出对夫人体念之深， 弟兄友爱之笃，与子女教诲之切，以及对身后公私事务处理之周密。写完这些遗书后，陈布雷已疲惫不堪，但也一无牵挂了，于是，他拧开了安眠药瓶， 仰药自尽，安然地一睡不起了。

四、死后余波

陈布雷的自杀，震惊了整个朝野。次日南京《中央日报》的第二版以三

栏长题，两行大号铅字率先报道了这一惊人的消息——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十三）日上午八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 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 59 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从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业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当兹国步维艰之时，失此硕彦，尤为可惜。陈氏遗体于昨日下午五时移入中国殡仪馆。蒋总统夫妇亲往吊唁。陈夫人已自沪赶返。中央党部已成立治丧委员会，筹备丧事，定明日大殓。

这条新闻如同初冬的寒风，砭人肌骨，又像是一颗无情的巨石投入了恐慌之中的舆论之海，激起层层波浪。不明真相的人们有为之惋惜，也有疑虑重重者，于是在南京城掀起了一阵不小的议论和传言：“布雷先生学问品行确实令人钦佩，未听说有何致命疾病，何以忽而去世？”“略有疲劳，照常办公，怎么会突告去世，真是奇怪！”“唉！辽沈会战失利，徐蚌会战前途凶险，国军在东北、华北都吃了败仗。陈老夫子是不是感到半壁江山岌岌可危了？”还有些谣传：“听说蒋总统最近脾气很暴躁⋯⋯”“这当然是前方吃了败仗的缘故。”“听说老夫子向蒋总统忠谏，总统发脾气了，打了陈老夫子一个耳光，陈老夫子羞愧交加，便吞安眠药自杀了。”

类似上述的议论和谣传很快蔓延开来。之所以如此，自然不是没有缘由的。陈布雷是总统府的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又是蒋介石一向宠信有加、视之如心腹倚之如股肱的幕僚长，死得如此突然，如此蹊跷，难怪不明真相的人们会产生种种联想、议论和谣传。在国民党政权看来这些联想、议论、谣传“颇有离奇不经之谈”。它原以为发布一则消息， 杜撰个“心脏病突发”的死亡原因，就可以把这件事轻轻掩饰或搪塞过去。这实在是件于国民党政权不大利的事情，它会影响政局稳定，动摇人心和军心，乃至对政权前途的信心。因此，国民党政权必须尽快将陈布雷之死在社会上及在国民党内引起的风波平息下去。其办法就是：对社会舆论作出让步， 公布陈布雷之死的真相。更何况陈布雷之死，适值“国步维艰之时”，他自杀的那天，是辽沈战役的第五天，也是淮海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向黄伯韬兵团发动总攻击的第二天。而此前四天，蒋介石写信给刚刚连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要求美国政府发表一篇“坚决的宣言”，以鼓舞士气，“加强中国政府

（南京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和华中展开的大战”。但蒋的这一要求，遭到杜鲁门的断然拒绝。杜鲁门的复信时间为 11 月 12 日，即陈布雷去世的前一天。国民党政权在政治、军事上都已走上穷途末路，外交上也陷于孤立。陈布雷在国民党上层风声鹤唳之时，悄然自杀，它所引起的惊惶是非常自然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政权也有必要出来化解这种惊惶。只是把陈布雷的“自弃自了”说成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力图把对死者的悼念引向对蒋介石的效忠。于是，中央社根据南京政府的新基调，于 11

月 18 日 重 新 发 布 了 一 则 消 息 ： “陈布雷先生逝世经过，十七日下午八时临时中常会举行会议时，陈委

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日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可略睡，晨起总在上午七时左右。本月 13 日上午 10 时，尚未见起，秘书蒋君章推门进入卧室，

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急请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丸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其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总裁对于布雷先生 20 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并命将原件缴还亲存。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汇集各项文件，交中央社发表。”

中央社的这一消息，承认陈布雷“服安眠药过量”而死，并且说，这是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丸两人所下死亡结论。与四天前同一家中央社所发布的消息相比，这则消息无疑更接近陈布雷之死的真实情况。而前后牴牾、凿枘不合却正好说明了国民党高层内部的矛盾态度。显然，如何公布陈布雷的死讯，确实是个棘手的、令人大伤脑筋的事情，中央社前后矛盾，是有其苦衷的。如果公布陈布雷之死的真相，会不会大不利于本已浮动不已的国民党心理防线？会不会导致更大的恐慌？所以开始采用了瞒和骗的办法，企图用“心脏病突发”来搪塞社会舆论。但结果适得其反，引起更多人的怀疑，甚至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谣传。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公布事情的真相来消弭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但对于陈布雷自杀前留下的一批遗书是否公开发表， 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意见并不统一，既有主张发表的，也有主张不发表的，最后由蒋介石决定公开发表。从 11 月 19 日起，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及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均按指示照相制版发表或全文排印发表。蒋介石决定发表这些遗书，自然有他的想法，那就是借陈布雷“感激轻生，以死报国” 激励更多人的效忠意识，挽救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命运。后来证明，陈布雷生的时候尚且因无望而自杀，死了那就更帮不了蒋介石的忙了。

当时社会上曾一度盛传：除了见报的遗书外，陈布雷还曾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主张与中共和谈的密信，说是被国民党党政当局扣下未发表。是否确有其事，不得而知。不过，因为有这么一个盛传，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说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休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对他表示不满和愤懑。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以示自己之忠于蒋介石，免得蒋介石猜疑。因此把陈布雷的自杀说成是“尸谏”。

除了“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和“尸谏”之说外，有关陈布雷之死，时人的评论还有很多，且各有侧重。布雷的外甥翁泽水说：“抗战后期和胜利以后，陈布雷感到自己体力日衰，不堪工作，曾不止一次萌自杀之念。实际上，身体不好是一方面，而更主要的是心境恶劣。他既看不到前途，又不能自拔，与其在苦闷中剪熬，不如一死了之，以求解脱。”陈布雷的挚友张治中将军在其晚年写的回忆录中也曾忆及布雷之死，他说：“布雷受旧思想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上缺乏远见，个性又较软弱。他自杀，或是由于他见闻所及，对国民党政权极度悲观失望，加上长期的严重的神经衰弱和时代大风暴的刺激，痛苦到了不得不用死来求解脱。”这两种说法略有差异，但都认为陈布雷的自杀乃是为了寻求终极性解脱，比所谓“感激轻生，以死报国” 或“尸谏”之说更切近事实。对于陈布雷来说，自杀，确实是一条他唯一可以自由选择的终极解脱之道。

五、为求解脱，一死了之

自从政以来，陈布雷就一直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和苦闷之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极其烦躁、痛苦的心情中度过的。同他朝夕相处的家人、属僚及一些真正相知的朋友都知道，从政以后的他极少有称心愉快的日子。他异常怀念先前那种自由独立的报人生涯，经常表示：他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是担任记者工作的那些年月，并十分怀念留恋当年上海望平衡的报人生活，渴望有朝一日辞官重返新闻界，用自己的笔鼓荡社会。还在他从政之初，就时作摆脱之想，其夫人王允默说：“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素愿，且以生性还，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有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证实他当时的这种心情和愿望。1931 年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之后，有一天，与陈训正（时任国府参事）在鸡鸣寺喝茶，他怀着能否解官的心情求得一观音签，签语有“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之句，签解又有“官非宜解”之语。阅后颇不快，意思是“官非宜解，则无解官之望也”。训正则说：“不然， 曷不作三句话，即：官，非，宜解，岂不遂尔之愿乎？”布雷乃破忧为乐， 说：“得之矣。所谓满载归者，殆所谓满一年乃许汝归耳。”陈布雷并不是迷信之辈，但他以能否解官求签于神佛这个故事，却极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发乎内心的强烈意愿。越到后来，这种庙廓山林之思也就越强烈：“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他甚至想在退休之后，在杭州西子湖畔买一块地，在那里安静地颐养天年。当然，最使他不能去怀的是那报人生涯。他的朋友程沧波在一篇题为《重诉生平》的纪念文章中深情地回忆道：“在他 20 年从政中，我们从旁窥见他的内心，实时时不忘重理旧业，他对新闻界中朋友，随时鼓励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当程氏 1940 年接受监察院之聘而脱离《中央日报》时，他为中国又少

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而叹息再三。而当程氏于 1947 年重返报界时，他满心欢喜，特为之致书道驾，并欣羡地说：“兄令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这种由衷的深情真实地反映了他对报人生涯的情有独钟，而对报人生涯的情有独钟无疑又折射出他对官场的冷漠，甚至厌恶。他曾不止一次向夫人表示： “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岗位，专以文章报国。”

然而，陈布雷终究没有能够从政治的漩涡中摆脱出来，重返自己心驰神往的报人岗位。这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不能说没有“弘道”的意愿，但更主要的可能在于报答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在陈布雷跟随蒋介石的 20 年中，蒋对陈确实极为厚待的，恩宠有加，视之为左右手，这时常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士为知己者死”，始终不忍也不敢背叛蒋介石，既然已经跟随他了，也就决定从一而终，以死相报了。与他从政相比，他不断强化的退隐之念则要复杂得多。除了上述原因外，至少还包含着下面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政治时时抑制着他的自我，个性得不到张扬。他曾感慨万端地说； “我自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只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书记生罢了。”陈布雷曾经历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五四”精神的熏陶，又经过长时期的报人生涯的历练，因而格外醉心于独立的精神和自由之意志。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报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不能自由思想、直抒己见更难以忍受的了！他经常在家人面前慨叹：“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上最大的苦事！”不仅如此，更让他痛苦不堪的是，他不得不昧着自己的良知，作违心之论。一个

最突出也是最使他难堪的事例，是蒋介石要他编造一本《西安半月记》，并指示他把接受张学良、杨虎城要求的过程改为“对张、杨训话”，同时面授全书的要目，叫他到杭州去“闭门造车”。他是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要他篡改西安事变的真相，编造史实，委实让他大伤脑筋，痛苦万状。他拿着手中的狼毫笔，在墨盒中狠戮，一连戳断了几支，仍不解心头的烦躁。他的同乡好友曾记述陈布雷亲口对他说的话：“余今日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这是沉溺于痛苦深渊中的灵魂呻吟！替别人捉刀，秉承别人的意志去写，还要被“不懂文字的人”用红、蓝铅笔肆意涂改，弄得面目全非，然后再重新整理，难怪他始终要向往那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的报人生活了。

此外，陈布雷一直想从政海中摆脱出来，不断强化自己的退隐之念，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身居中枢机密之位，比一般人更清楚地看透了政治的本质。他是淡泊持己、廉洁俭约的人。淡泊持己使他看不懂那些勾心牛角的奔竞之徒，廉洁俭约又使他深恶那些醉生梦死的利禄之徒。他在 1939 年的一封家信中写道：“⋯⋯未得思得，既得不舍，此八字包括形形色色的世相；乞儿闹丧家之门，悍妇诞病姑之侧，此两句包括尽一切纷争与活动。嘴上说得愈响者，其眼孔愈浅；貌相装得平善者，其算计实毒。可悲者，五千年的历史、四万万人民而已⋯⋯”在《上总统书》中他借韩愈“中朝大官老于事， 庸知感激徒阿婀”两句诗，抒发他长期郁积于胸中的愤懑和厌恶之情。他从对国民党政客的憎恨很快转化为对政治的深恶痛绝。他曾对青年时代在杭州的同窗好友董贞柯说：“政治实在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并一再告诫自己的子女：“即使情切救国，也莫要学政治。政治，太肮脏了！”因此他坚决不让自己的子女重蹈他的覆辙而步入政界，希望子女“求一艺随身”，选择农、医、理工诸科。就在自杀前夕，还把女儿陈琏的丈夫袁永熙找来，说： “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以至不能自拔。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们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对于一个从政、在宦海中浮沉多年的人来说，用“肮脏”来形容政治，大概可算作是诛心之论了。这其中的况味有谁能够品尝呢！

不幸的是，陈布雷却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太强了，他的感激报恩之念太强了，虽然“时作摆脱之想”，但“及中日战时， 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故敢轻舟轻楫？乃屏除他想，一意行事。”更何况退隐将无以报“蒋公”的知遇之恩。当他 50 岁生日收到蒋介石亲笔所书的贺词“宁静致远，澹泊明志”时，就更不忍离开了：“蒋公勖勉期许之意， 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决意为蒋介石分解忧劳，效忠到底。所以，抗战胜利后，他的老友董廉三劝他“急流勇退”，范秉琳等劝他“身体这样不好， 且已勉力坚持到抗战胜利，还是引退吧！”他自然完全理解朋辈善良的劝告， 但他出于对蒋介石的至诚，不忍让蒋介石失望，因而痛苦地回答说：“无法自拔了！”一方面是对政治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却又泥足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由此导致的内心矛盾与灵魂痛苦把他推到了自杀的边缘。

他是个有信念与寄托的人，自然无法像张群那样一味顺从极尽迎合“领袖”之能事，但他生性怯懦，又无法像张治中那样义无反顾地据理力谏。唯其如此，他要比一般人承受更大更多更深的心灵痛楚。他的同僚说他“忠于领袖，处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他将自己‘缩小’，俾领袖可无限‘扩

大’，位分遵守得非常严格，确是一个标准的好幕僚”。陈布雷一生淡泊， 与世无争，他这样做既是生性与修养所致，也是为了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所以，他常常是压抑自我来成全蒋介石的意愿。如果说他从政早期还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曲折地表现自我的价值，那么抗战胜利后他的素志与横溢的才华已没有施展和发挥的余地了。更可怕的是，蒋介石的优势迅速地转化为劣势， 并且越来越严峻！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争斗， 以及各种贪污腐败、作奸犯科、贪赃枉法等现象不仅没有收敛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军事的溃败，经济上的濒于崩溃，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凡此各种， 无不使陈布雷忧心忡忡，无一日安宁，既为蒋介石的政治命运担忧，也为国家前途担忧。一个接近陈布雷的朋友后来回忆道：

“布雷先生的忧，是无法解除的，因为私忧可以解除，公忧是难于解除的。布雷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他忧天下国家之忧，他忧领袖之忧，天下国家之忧无穷，领袖之忧亦无尽，仁人君子又岂能有一日之欢！”

“君子有终身之忧”，陈布雷是个谦谦君子，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忧心如焚最终不仅损害了他的身体，而且摧夸了他的信念。当他清晰地看见国民党已失去大势而自己又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时，那“决绝”之意便“复屡萌而不能自制”。他确实如他遗书中所说的，“油尽灯枯” 了！他找到了自己的终极解脱之道，似乎也预见了一个政权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所留下的一系列遗书也就成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彻底倾覆的最后证言了。

迟到的感悟

──法捷耶夫死前心态录

一、不该发生的结局

1956 年 5 月 13 日。

这天早上，前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神志恍惚地走进厨房，而后对端到他桌前的早饭，他又拒绝用餐。

整个上午，法捷耶夫都不声不响，但明显地有些焦躁不安。

下午，法捷耶夫 11 岁的儿子米沙走进他的办公室，却发现他的父亲已经死了。办公桌上留有他刚写好的遗书，一封写给苏共中央的信，其中记下了法捷耶夫凄凉、悲惨、惊世骇俗的话：

“我不能再继续活下去了，因为我为之献出一生的艺术遭到自信而愚蠢的党的领导人的摧残，而现在已经无法挽回。”

这样的话，出自 17 岁（1918 年）就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及 1927 年以后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939 年起担任前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和主席，并当选前苏共中央委员的法捷耶夫之口，毕竟有些不同凡响。法捷耶夫遗书的文字并不多，但留给后人的启发与思考却不少。

遗书是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的，当全部的人生即将像流星一样逝去时，他多么怀念生命中曾有过的好时光：

“列宁在世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怀着人世间何等自由和坦诚之感步入文学的殿堂，心里蕴含着多么巨大的力量啊！我们创造过并且本来还可以创

造出何等美好的作品啊！”

这是法捷耶夫青春年少的感觉，那时，17 岁入了党，18 岁就参加红军游击队，在远东对白匪高尔察克及日本侵略军英勇作战；这段生活滋养了后来成为作家的法捷耶夫。

这也是苏维埃俄国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实况，那时，革命刚刚成功， 政权刚刚到手；那时，文学艺术恰似被迎娶的妙龄新娘，与政治相伴着徜徉蜜月似的时光；那时，世间的一切都很相配，生活中的一切也很得体。

这时的法捷耶夫也蕴含着非常巨大的力量，他的早期作品中，如中篇小说《泛滥》《逆流》和长篇小说《毁灭》等，就是以这时期的生活为素材， 在这时酝酿并创作完成的。《泛滥》写了十月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聂烈京领导一个山村里的革命斗争；《逆流》通过描写布尔什维克谢兹尼奥夫在反对日本干涉军的战争中帮助一个团体克服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经过，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这是十月革命后苏俄文学中最早表现共产党人领导作用的两部作品。长篇小说《毁灭》则生动地再现了 1919 年远东南乌苏里边区游击战争的壮丽场面。1931 年，鲁迅先生曾将《毁灭》译成中文并出版， 中国的革命者因此受到激励，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该小说；“《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思想陷入苦痛

然而，生活毕竟现实和具体，蜜月只能虚幻且短暂；在法捷耶夫记忆中， 青春年少似乎只是瞬间印象。

“在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顽童的地步，被毁灭了，在思想方面遭到恐吓，并且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党性’。”

这大约是指从 20 年代中期开始，法捷耶夫亲身经历的“拉普”现象。所

谓“拉谓”，是 1925 年成立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俄文缩写音译， 它是 20、30 年代苏联文学领域里最大的文学团体，1928 年“拉普”又演变成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联盟，法捷耶夫加入“拉普”并成为其领导人之一。“拉普”的作家中，以党员作家和工农作家居多；“拉普”的政治优越感十分强烈，似乎是天降大任，建立苏联的文学艺术非它莫属。在各种宣言、决议中，“拉普”每每以党在文艺界的领导自居，甚至以被人们称作“文学契卡人员”而自豪。“拉普”容不得与其立场、观点相左的作家，并把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一些方法运用到文学领域，视别的作家为“同路人”作家， 到后来甚于视“同路人”作家为敌人，施以棍棒，无情打击。爱伦堡、叶赛宁、阿·托尔斯泰等作家文学家均属于“同路人”作家之列，甚至大文豪高尔基也不能幸免。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作家们“在思想方面遭到恐吓”便理所当然，而1930 年在悲愤中饮弹自戕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更为此做了注脚。

马雅可夫斯基在其名为《致大家》的遗书中写道： “妈妈、姐妹和同志们，原谅我吧。

这不是一个好办法（我不愿别人这样做），但是我没有别的出路。 ‘拉普’的同志们，别以为我是一个怯懦人，真的——没有一点办法。

⋯⋯”

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原因究竟有哪些，历史自有公论，但“拉普”的歧视迫害应侧身其列。

“拉普”曾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是“小资产阶级的浪漫诗人”，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直到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后，“拉普”领导人还针对一些报刊对他的赞扬上书斯大林，指责有人吹捧他是“迷失了方向”，作家必须改造思想，“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便是一个例子”。然而，在上书的七名“拉普”领导人中，法捷耶夫就是其中之一。或许那个时代，法捷耶夫恐吓着别人，而他本人也被恐吓过。这并非不可能！当法捷耶夫临死之前回首往事， 可能不再拘泥于个别和具体的事件而是想一般性地思考那一段经历，果如此，遗书里的这段话就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迫害是一种普遍现象，迫害者有时也是被迫害者。这一点，正如法捷耶夫在遗书里所写：

“甚至此刻当我总结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一想到我所遭受的那么多的呵叱、训斥、教训及简单化的思想攻击，我就感到无法忍受。”

这是一个苏共党员的作家。一个位居中央委员和苏联作家协会主席高位的作家，在临终之际的内省与反思，这些内省与反思当然不局限于 20 年代的

“拉普现象”，一定也包括 30 年代文学艺术“遭到自信而愚蠢的党的领导人的摧残”。对法捷耶夫来说，30 年代一定也是峥嵘岁月。

此时文学艺术已不再是政治的美丽新娘，充其量至多是个未遭嫌弃的小媳妇。

1932 年，“拉普”解散。1934 年，苏联作家协会成立，法捷耶夫依旧是

领导之一。此后，在 30 年代中期残酷、血腥的大清洗运动里，许许多多的苏联作家面临的不只是思想方面的恐吓，而是肉体上的被消灭！他们或许在这方面，或许在那方面有不足、有错误，但这一切都并不构成什么罪行！然而他们终于因此而被抓，被杀了！在 1936 年至 1939 年间，被逮捕和被杀害的

作家无以计数，仅全苏作家协会不足 2000 人的成员中，就有 600 多人被捕或被杀，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诗人布鲁诺·雅先斯基 1938 年在狱中写的一首诗有力地反映出这一代苏联作家经受的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悲剧：

“战争的狂风

在全世界的上空怒吼这讨厌的咆哮

惊搅我祖国的疆土

我呵！我这关在监狱石墙内的囚徒此时此刻

不能置身在祖国儿女的队伍⋯⋯ 从那依稀可辨的如丝的电线上 我听到：第聂伯心脏的跳动

我听到：钢铁生产的新成就

我听到：那马格尼特工地上小火车的歌唱、奔跑⋯⋯ 共产主义不朽思想的承宣使传颂着我们时代的伟绩 可是我呵！坐在铁窗之下

试问可有比这更荒唐的境遇然而，我并不责怪你

祖国呵——我的母亲我知道：

你能说服你的儿女

不再去相信那些胡言乱语你能说服他们

不再把我的歌声当作长剑折毁 我的歌呵

你和飘扬着红旗的队伍一同前进吧

不要悲泣我和你相聚那么短促 不要悲泣我们命运里蒙受的侮辱或迟或早，总有一天

祖国会发现她自己的谬误

这诗里反映的就是整整一代苏联作家诚实的悲哀！他们不悲泣命运里蒙受的侮辱，他们相信有一天祖国会发现自己的谬误，这实在是专制国度里诚实的悲哀！毫无疑问，独裁者也很钟情这班天真读书人修养和品行的“价廉物美”。

三、留给后人的思考

虽然，法捷耶夫也无法忍受“所遭受的那么多的呵叱、训斥、教育及简单化的思想攻击”，但他在 30 年代中期绝对不是蒙难者。我们不能证明法捷耶夫是可恶的迫害狂，但我们能用事实排除他是经历苦难后的幸存者。因为在大清洗运动暂告一段落时，1939 年，法捷耶夫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的主席。而与此同时，大部分的蒙难者，或者已被处死，或者正在牢中。1939 年初，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正式中央委员 110 人，候补中央委员 139 人，即占总人数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逮捕或已处死，而法捷耶夫在此事之后当选为苏共十八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以后在苏共十九大上又连选连任。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我们不能从中推导出法捷耶夫是一系列血腥事件的参与者，但我们却可以肯定法捷耶夫是无数次恐怖悲剧的见证人！

正是在这个基点上，法捷耶夫不同凡响的遗书确立了它的意义和影响。如果这遗书出自一位蒙难者的手笔，它或许引起后人对过去的憎恶，然而这遗书是一系列灾难的某种意义的参与者所写，它必将促使后人对现实的清醒以及对未来的警觉。所为一个后期曾写有《青年近卫军》的作家，作为一个担任中央委员、作协主席，相当深入最高政治层面的作家，法捷耶夫对某些制度性弊端的观察，显然要比一般人深刻准确，同样依据如此深厚背景而表达的情绪，特别是临终时刻的反省，自然就更加可信。

如此，法捷耶夫的遗书就成为对其献身的制度的控诉，是对这一制度合法性基石的拆除，是帮助后人认识这一制度罪恶本质的清醒剂。同时，写下这份遗书也是法捷耶夫救赎自己生命和灵魂的最重要的尝试，正如遗书所说：

“我作为一个作家，再活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我怀着极大的喜悦心情告别人生，并把这看作是对这个充满污秽、谎言、诽谤的龌龊世界的

摆脱。”

只有死亡才是摆脱，生存的世界该是何其龌龊！这便是法捷耶夫遗书传达给后人的讯息。

让自由之钟敲响吧

──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

一、一个响亮而又深情的声音1963 年 8 月 28 日，美国首都华盛顿。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黑人和白人，携手参加了争取民权的和平大进军；进军路线很短，从华盛顿纪念碑到林肯纪念堂，但这短促而有力的步伐走出了人们心中的理想。

就是这一天，一位被解放的黑奴的后代，站在《解放宣言》颁布者林肯的纪念堂前，骄傲地向世界宣布了心中高贵的理想；这一天，整个林肯纪念堂前，整个华盛顿特区、整个美国，以及整个地球上可以传播声音的空气中， 都充溢着一个响亮而又深情的声音：

“我有一个梦想，总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色山丘上，昔日奴隶的子孙和昔日奴隶主的子孙同坐在友爱的桌旁⋯⋯”

“总有一天，所有的上帝的孩子们——黑人、白人；犹太人、非犹太人； 新教徒、天主教徒——都能手拉手，高唱古老的黑人圣歌：‘终于自由了！ 终于自由了！’”

表达这一神圣梦想的是一个美国黑人，他是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教派的一个普通牧师，他的名字就叫马丁·路德·金。然而，正是这位普通的美国黑人，在不屈地践履他心中的梦想时，逐渐成为了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和灵魂；他以坚定的步伐，引导着整个运动的方向，他以亮丽的心声，呼唤着整个人类的灵魂。

1963 年 8 月 28 日，当马丁·路德·金说出全美国黑人心中最辉煌的梦想时，人们知道了马丁·路德·金是为这一梦想的实现而生的；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一幕动人心魂的情景时，知道的还有，马丁·路德·金也是为实现这一梦想而死的。

当马丁·路德·金怀抱着“我有一个梦”时，这一切都还是一个梦，一个无从实现的梦，一个须奋斗争取的梦想，在当时的美国，在当时的华盛顿， 在当时马丁的家乡——亚拉巴马州。这一切，使我们无法淡忘或漠视“我有一个梦”的悲壮的生前。

二、不平坦的前进之路

1863 年，杰出的美国总统林肯正式颁布了解放美国黑人奴隶的法令，开始了美国黑人走向自由的进程。但是，100 年之后，黑人仍然未获自由；100 年之后，种族隔离与歧视使黑人依旧披枷戴锁，悲凉地在人生路上蹒跚而行； 100 年之后，黑人仍生活在物质丰富的浩瀚大洋之中的贫困小岛上； 100 年之后，黑人还蜷曲在美国社会的一角，忍受着自己的乡土上被放逐的苦痛。

这些就是马丁·路德·金和无数黑人生活的背景，这些就是美国黑人民

权运动兴盛的缘由。如果说马丁·路德·金对未来的生活有梦想，那一定根源于对现实生活中许多丑陋现象的不满与反抗，而这一不满与反抗最早体现在 1955 年的反对在公共设施中实行种族隔离的运动中。

在 50 年代的美国，种族隔离与歧视的现象比比皆是。如马丁·路德·金所在的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当地的公共汽车公司规定车上的全部前座都留给白人，即使前座空着，后排座位都坐满了，黑人也得站在后面；如果前排坐满了，还有白人上车来，坐在后面的黑人得把座位让出来。还有，黑人必须在公共汽车的前部购车票，而后下车，走到后门再上车；有时候，黑人购了票，走下前门，还没来得及从后门登车，汽车就开走了，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孕妇就常因此而遭殃。1955 年 12 月，有一个名叫萝莎·派克斯的黑人女裁缝，在车上因过于疲劳而拒绝给后上车的白人让座，没想到她竟因此而被捕。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又得以重振，并掀起了新的高潮。

马丁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与当地 40 多位重要黑人领袖会谈协商，决定在黑人中开展抵制乘坐公共汽车运动，以反对黑人必须给白人让座等不平等规定。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公共汽车公司关门，而是要把正义请进门。马丁认为，如果默默承认恶势力而不反对的话，实际上就是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当这一抵制行动开始后，马丁看到众多黑人为了争取自由和尊严都愿意参加这一斗争，并不惜作出一些个人的牺牲。

那天清晨，在平常拥挤的车站上空无一人，公共汽车开来时空空荡荡， 开走时仍然如此。马丁开车在市里巡看，几乎全城都是空车。与此相关的却是另一番不平常的景象：人行道上挤满了人，男的女的都走着去上班；出租车里也全是人；还有人骑了骡子或四轮单座马车。有些人为了造声势，还在城里走上一大圈去上班，宁可步行 12 英里。这些为了自由和尊严而生活的黑人们以行动向世人昭告：我们受不了啦，受不了被隔离被污辱，受不了被人欺凌；除了自由和正义之外，别的我们什么也不能忍受了！

面对这一良好的开端，马丁立刻在当晚的一个集会上就此发表了大加赞扬的演讲：

“我们，为正义的诞生而行动起来了。我们应该反复听听耶稣的话：‘去爱你们的敌人，为那些咒骂你们的人祝福，给那些用轻侮口气驱使你们的人祈祷。’⋯⋯如果你们能够带着高尚的品德和基督的爱而英勇斗争，将来的历史学家会说：‘曾经有过一批伟大的人——黑人，他们在人类文明的血脉中注入了新的意义和高贵的品格。’”

马丁的一席话，为抵制公共汽车运动的开展确定了基调，即非暴力的反抗。

正义的事业在不平坦的路上艰难行进。种族隔离和歧视不是一天里形成的，同样不会在一天里消失。当黑人们走向争取自由的光明天地时，黑暗的势力和恐怖的事件仍不时地袭来。为帮助抵制公共汽车的黑人上下班，黑人组织了自愿车队进行接送，而市政当局却加以阻碍，有些黑人从自愿车队的汽车里被拖出来并遭痛打，这种罪恶的事情屡屡发生；市内一些由黑人掌握的加油站，由于向黑人自愿车队供油而挨了炸弹；马丁由于领导了这场非暴力不合作的抵制乘坐公共汽车运动而受到白人市政当局的忌恨！一次，马丁开着车，在市内一个志愿车队的站头让三个乘客搭车，这时一个警察挡住了他，要检查驾驶执照，马丁交验后开车上路，而另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紧随

车后，意欲找岔子。虽然，马丁开车非常小心，但当他停车让三位乘客下车后，那骑摩托车的警察果然赶上对他说：“出来，金！你被捕了。在限速 25

英里的地段内，你开到了 30 英里。”就是这样一个理由，马丁被送进了市监狱。事后不久才被具结获释。

在马丁获释后的一天夜晚，一件更大的罪恶在黑夜的掩护下降临了。这天晚上，马丁离家去教堂布道，只有他夫人在家里和一位朋友聊天，突然外面门廓里有沉重的东西落下，当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时，已传来雷鸣般的一声巨响，升起一片浓浓的烟雾，此外还有砖石、玻璃破碎的稀里哗啦声。原来，马丁家被恐怖分子投掷了炸弹，马丁家的门廓炸裂开了，门窗也给炸飞了，所幸的是家人平安！

在这样一系列事件之后，蒙哥马利市的黑人们被激怒了，他们在听到爆炸声，并确知是马丁家挨炸后，纷纷赶了过来，许多人还带了武器；一时间， 马丁家门前愤怒的气氛越聚越浓，似乎可以触摸得到。假使这一刻有一个白人不小心绊倒了一个黑人，就可能酿成黑人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暴乱事件。而对于马丁来说，这也是对他那表示基督精神的非暴力原则的第一次深刻考验。

看着一群义愤填膺的黑人民众，马丁极力用一种平静的口气说：“我的妻子和小孩都安然无恙，我要你们都放下手中的武器，都回家去。请大家记住耶稣的话：‘靠拿剑过日子的人，必定会死于剑下。’用报复性暴力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马丁还告诉人们：“请记住，如果我倒下了，我们这一运动不会倒，因为上帝与我们在一起。请大家带着这一闪闪发光的信念回家吧。”于是，许多听了马丁演讲而泣不成声的黑人群众开始慢慢疏散了。整个蒙哥马利市黑人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就是这样在马丁的领导下，以非

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坚持了一年之久。终于，在 1956 年 12 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文本下达了，内称“由三名法官组成的美国地区法院的裁决，即判定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亚拉巴马州的地方法规是与国家宪法相抵触的，今天美国最高法院予以确认。”这表明蒙哥马利市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获得胜利了。

这场胜利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它第一次向全亚拉巴马州，向全美国、向全世界表明，黑人能够以既不仇恨又不卑躬屈膝的姿态要求获得自由。

由此，马丁·路德·金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学者式的黑人浸礼会牧师，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的民权运动著名领袖。他开始从亚拉巴马州走向全美国。

1956 年 7 月，马丁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言，要求在党纲中列入彻底的民权条款。

1957 年 5 月，在华盛顿的一个“祈祷自由朝圣”集会上，马丁发表了第一篇通过无线电向全美国广播的演说，他的演讲辞慷慨激昂：

“给我们选票，我们就不再请愿——我们会写出合适的法令。给我们选票，我们会把善良的人们选进立法机构。

给我们选票，我们会把嗜血成性的暴行变成尊法守纪的公民的德行。” 1957 年，为了更好地领导反对各种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斗争和争取南方黑

人选民登记的运动，南方基督教领导联盟成立了，马丁被与会代表一致选举为主席。

1958 年，争取公民权——选举权——的运动成为南方基督教领导联盟的

主要工作。“我们必须获得自由”，马丁为这一运动定下了基调“我们现在就需要自由”。同年，马丁联合其他争取民权运动的领袖们，一起前往华盛顿要求联邦政府实施选举法，并在白宫提出了具体的建议：①制定新的民权法；②责成司法部门按现行法令保护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③停止炸毁教堂和私人住宅。

1959 年，应“甘地和平基金会”的邀请，马丁终于如愿去访问了印度， 实现了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去印度实地研究甘地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愿望。这次实地察访使马丁进一步理解和领会甘地精神的实质和内涵。

196O 年，佐治亚州的黑人学生为反对便餐店和饭馆实行种族隔离而举行静坐示威，由于学生们年轻冲动，示威效果不佳，有的学生还被捕了。为了帮助黑人学生争取应有的权利，马丁接受学生的邀请，前往亚特兰大市里奇百货公司的便餐店静坐示威。示威当中，马丁和参加静坐的 75 名黑人学生一起被捕入狱了。在狱中，马丁拒绝保释，他说：“如果在里奇百货公司的便餐店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要花 10 年，我就在监狱里蹲 10 年。”在马丁的不懈斗争和努力下，学生的静坐示威受到全美国的关注，并最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961 年，马丁又在以往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领导了“自由乘车行动”， 这一运动的目的旨在取消南方州际公共汽车上以及售票处、候车室等设施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参加这一运动的黑人和白人成双成对，自愿乘灵■公司和小经公司的长途汽车旅行，纵贯美国南部到新奥尔良去。整个自由乘车运动持续了整个 1961 年的夏天，造成了显著的社会影响。

1963 年，马丁在种族隔离和歧视的堡垒——伯明翰市，领导了一场示威活动。抗议活动从在便餐店里静坐开始，伯明翰市政当局对此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手段，在示威开始后，陆续逮捕了近 500 名黑人，并颁布不准游行的禁令。面对市政当局滥用司法权，马丁感到凭着良心无法接受，于是他决定在极富象征意义的耶稣受难日（4 月 12 日）仍组织了上街游行。结果，马丁因触犯所谓禁令而再度入狱了，被单独监禁，甚至不准律师见他。这一次，马丁在狱中呆了八天，其间写了著名的《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其中几句很著名，即：

“总有一天，整个美国南部都会明白，这些被剥夺人权的上帝的孩子们在便餐店坐下来时，实际上他们是为了美国理想中最美好的东西，为了我们犹太基督教遗产中最神圣的价值而站着。”

三、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让整个美国南部都明白，让整个美国都明白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让全美国黑人争取自由，让全美国人民重视平等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63 年 8 月 28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林肯总统颁布有关黑奴《解放宣言》100 周年的这一天。25 万美国人，其中四分之一是白人，加入了美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和平大进军，他们以和平的方式表达了争取自由平等的决心和信念。他们是美国人民的代表，他们在圣贤、先哲长眠的地方——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等待着要聆听象征美国民族灵魂的声音。这个声音出自一位黑人的口中，那么的浑厚，那么的洪亮，那么的有感召力：

“今天我要对你们说，朋友们，虽然无论今天或是明天我们将面临无数

的困难险阻，我仍然有一个梦想，她深深扎根于美国的理想之中。

我有一个梦想，总有一天，我们的人民会觉悟到美国的信仰的真谛—— 我们相信不言自明的真理，即人人生而平等。

⋯⋯

我有一个梦想，总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会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在那里鉴定他们的标准是品行而不是肤色。

我有一个梦想，⋯⋯总有一天我们会赢得自由。

这一天将是上帝的全部孩子们能够以新的含义高唱《让自由之钟敲响吧》的一天。⋯⋯到了新的一天，所有的上帝的孩子们——黑人、白人；犹太人、非犹太人；新教徒、天主教徒——就能手拉手，高唱古老的黑人圣歌： ‘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伟大的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在空旷的大草坪上，在数十万人的集会上，所有黑人、白人的灵魂都被感召到那浑厚的声音里，人们感动得忘记了一切，全场鸦雀无声，静得出奇， 仿佛天国在这一刻降临到了人间。

在经历许多年艰苦奋斗之后，美国民权运动终于走向成功了，在黑人、白人无数次祈祷祝愿之后，美利坚民族的灵魂复苏了。马丁用无可争辩的声音，让所有争取民权的美国人相信，“他们是为了美国理想中最美好的东西， 为了我们犹太基督教遗产中最神圣的价值而站着。”

自此以后，《我有一个梦想》成为美国民权运动最宝贵的遗产和最辉煌的篇章。

1963 年 8 月 28 日，马丁·路德·金史诗般地说出了“我有一个梦想”， 她一经说出，就不再只是梦想，她一经说出，就开始极其深刻地影响到美国人民的生活和美利坚未来的历史。

1963 年夏天，差不多有 100 万黑人，同白人支持者一起，在几百个城镇示威游行，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到了夏末，全国有几千个公共设施开始向黑人开放。

美国总统肯尼迪重新估计了形势，决定在 1963 年向国会提出公民权利法案。

1964 年，公民权利法案获得通过：签字之日，美国总统约翰逊邀请马丁前往白宫出席签字仪式。

鉴于马丁的民主贡献，1964 年夏天，诺贝尔基金会决定授予马丁该年度和平奖。同年 12 月，在挪威奥斯陆的授奖仪式上，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宣读褒奖词“如果没有马丁·路德·金博士在非暴力原则方面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各种示威游行很容易最后以流血而告终。”

1965 年 1 月，在马丁的家乡，亚特兰大市政当局为这个赢得了崇高荣誉的家乡人举办盛大宴会，在宴会厅里，白人法官和实业界巨子故意与黑人厨师和行李搬运工人坐在同一张桌旁；而在不久以前，这种景象在美国南方城市里是不可想象的。也正因为此，马丁认为对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惊人的称颂便是家乡的这次宴会，那天夜晚，真正是黑人和白人在一起，那绝不只是梦想！

1965 年 3 月，当白人种族主义极端分子残杀了民权运动人士后，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国会指出“美国黑人为了自自能够享有美国生活中全部福利和权益而奋斗，他们的事业也是我们的事业。我们大家必须战胜那些残缺不全的、祖先遗留下来的偏见和非正义行为。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这是一个著名

的演说，她同样揭示出了美国理想的真谛。

1965 年 8 月，选举权法案获得通过并签署，像 1964 年的民权法案一样， 标志着保护黑人权利方面的重大进展。

每当争取民权的步伐向前迈进一步，“我有一个梦想”的旋律便升腾回荡在全美国的上空。她像一双上帝的眼睛，关注着这块土地上每一点进步。马丁·路德·金的事业成功了，马丁·路德·金的生命却临近了尾声。

1968 年 4 月 4 日，这位上帝的忠诚信徒，美国人民骄傲的儿子不幸遇刺身亡。马丁死了，马丁永远的离开了黑人示威游行的行列；但是，马丁的精神

和灵魂却始终引导着美国黑人争取民权，引导美国黑人奔向自由的那一天。马丁死了，但马丁永远被美国人民铭记着。

1968 年 4 月 7 日，美国总统宣布这一天（星期日）为全国哀悼日。

1986 年，美国政府宣布每年 1 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法定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这是美国以法定全国性假日来纪念的第二个人，第一个人是有“国父”之称的美国首届总统乔治·华盛顿。

此后经年，当美国人民纪念这个伟大的黑人时，敲响的一定是自由的钟声，这钟声也深深地镌刻在马丁安息的墓碑上：

“终子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终于自由了！”

人民力量的胜利

──阿基诺夫人实现丈夫遗书

“为了菲律宾人民，我将宣誓就任总统。”

一个庄严的声音回荡在圣胡安青山区的菲律宾人俱乐部上空，回荡在大马尼拉上空，回荡在菲律宾上空。

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在菲律宾最高法院大法官监誓下，举起右手，左手则放在一部红色封面的《圣经》上，“我将忠诚、认真地完成我作为菲律宾总统的职责⋯⋯请主保佑我。”

菲律宾人俱乐部内约 1000 名各政党领导人、政治家、宗教领导、实业家、

教授等。菲律宾人俱乐部外的约 3000 名支持者，在收音机、在电视机前的成千成万的菲律宾人民，都看见或听到菲律宾历史上这空前庄严、神圣、激动人心的一刻，而成百上千的记者、摄影记者、电视记者则蜂拥着记下这一极富历史意义的场面。

宣誓结束后，已是菲律宾总统的阿基诺夫人，立即驱车前往阿基诺的墓前，告慰这个杰出的英灵；我已部分实现你的遗愿，今后将继续实现你的政治理想，祈求主，祈求你时刻保佑我，保佑菲律宾。

这一天，菲律宾人民和历史都将记住；这一天，1986 年 2 月 25 日，科拉松·阿基诺正式就任菲律宾共和国总统；这一天，距贝尼尼奥·阿基诺遇刺身亡恰好两年半，那是 1983 年 8 月 21 日。

一、开始与政治结缘

阿基诺夫人身为总统了，但她早年的经历并非政治生涯。1933 年 1 月， 她出生于马尼拉，闺名科拉松，她的家庭在当地要算名门望族，而她则是位

幸运的富家小组。1946 年，科拉松 13 岁时被家里送到美国读书。到美国后， 她先后在费城的拉文册学院地纽约圣母学院就读；作为一个学生，她的生活和普通的女学生一样，除了上课，就是听音乐、看电影，有时打打排球，球技还挺不错；作为一个既文静稳重又勤奋好学的姑娘，不论念书或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但唯独缺少“政治意识”。1953 年，毕业后回到菲律宾的科拉松，又进马尼拉的远东大学学习法律；她并不打算当律师，只是想探究一下法律的奥妙，然而她未能修完全部课程，就不得不中途辍学了。

原来，有一个男人闯进了她的世界，改变了她的生活；在科拉松看来， 这个人如此奇特，富有吸引力，简直不可抗拒！那儿既喧闹紧张又艰辛冷栈； 他在思想上影响着她，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以至最后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他给她带来莫大的幸福和快乐，光荣和自豪，但也给她留下痛苦和悲伤，他就是她政治上的导师、生活中的伴侣、她所尊敬所挚爱的丈夫——贝尼尼奥·阿基诺。

阿基诺 1932 年 11 月出生于一个大种植园主家。早年在大学新闻系学习时，就以特派记者身份采访朝鲜战场；后又进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攻读。1954 年出任当时的总统助理。曾深入中吕宋山区向菲虏克部劝降，因促使该部队领导人归顺而名声大噪，时年 22 岁。也正是这年，他和科拉松相爱并结婚了。他们的婚礼在马尼拉天主教堂举行，证婚人是前总统麦格赛赛。

与缺乏“政治意识”的科拉松相比，阿基诺简直就是个政治天才。1955 年，阿基诺 23 岁时当选打拉省康塞普西翁市市长；1956 年，担任菲美军事基地谈判菲方新闻发言人；1957 年，一度担任当时的加西亚总统特别助理； 到 1959 年 27 岁时，又当选为打拉省副省长；两年后升任打拉省省长，并连选连任，共当了四年省长。1964 年，阿基诺被当时的总统马卡帕加尔聘为特别顾问，曾陪同总统出访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当丈夫在政治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时，做妻子的科拉松也颇为出色，她陆续生了五个孩子，在阿基诺忙于政治时，她自觉自愿地担负起全部家务；当丈夫不在家时，她就常听广播故事，学织毛衣，还学烹调。尽管科拉松原来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她还是理解并支持丈夫的政治活动；必要时，她也参与政治活动，特别是选举的时候，她热心地去市场或到选民家中拜访，更多的时候是在家中接待来访的客人。

正当他们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一帆风顺地前进时，菲律宾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1966 年，马科斯总统上台，压制民主的政治气氛也日渐形成。1967 年，阿基诺以反对党自由党候选人身份竞选参议员，并以最高票数当选，成为反对派唯一当选者。一时间，人们纷纷议论这位仕途平坦的、菲律宾共和国最年轻的参议员“是块总统料子”；而作为政治新星的阿基诺本人也积极准备，打算竞选总统，取代马科斯。

马科斯对迅速崛起的阿基诺非常忌恨，视其为最大威胁，曾利用一次炸弹爆炸案恫吓阿基诺。然而事与愿违，适得其反，阿基诺继续抨击执政党在政治、经济、军队建设各方面的缺陷，宣传在野的自由党政纲；他的政治斗争能力显著提高，越来越迫近总统宝座了。

阿基诺就要成功了，但灾难却提前降临了。1972 年 9 月，马科斯总统宣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解散议会，取缔政党，甚至连合法选出的副总统也被废黜了，同时进行全国范围的大逮捕。阿基诺也被列入黑名单，并于军管的第三天晚上被捕。但被捕的原因却秘而不宣，也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直

到将近一年后的 1973 年 8 月，阿基诺才获悉自己犯有三大“罪状”：谋杀； 非法拥有枪支弹药；阴谋搞军事颠覆活动。然而，这一切都是阴谋，是马科斯总统一手导演的、企图从肉体上消灭政治对手的政治丑剧。

傲然地拒绝所有指控后，阿基诺在狱中公然声称“有人建议我乞求怜悯， 但我不能这样做。我宁可光荣地站着死，也不愿可耻地跪着生”。他还抗议由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讯，理由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军事法庭无权审讯一名公民。1975 年，他开始为期 40 天的绝食斗争；虽然体重锐减，身体虚弱， 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但他坚持到底，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同独裁者坚持斗争的英雄气概。从而得到更多的菲律宾人民的尊敬和同情。阿基诺被囚禁无法参与政治活动，但他的政治影响反而更得到增强。1977 年，马科斯总统通过军事法庭，宣判阿基诺死刑，这一卑劣行径遭到了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抗议和指责，最后马科斯不得不表示要重新审理。直到 1980

年 3 月，阿基诺在狱中心脏病发作，马科斯迫于菲律宾政界以及美国的压力， 不得不将他“假释”出狱赴美就医；当然，假释是有条件的，马科斯对阿基诺“药法三章”，要求他在美国不得从事政治活动，手术完成后要重返菲律宾监狱继续服刑。

二、耳朵、眼睛和声音

从 1972 年 9 月，至 1980 年 3 月，前后达 7 年零 7 个月，在阿基诺被囚的这段时间里，科拉松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可以说是她个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她过去大部分时间是忙于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让丈夫专心一意从事政治活动而无后顾之忧，那么，现在她的使命就更为复杂和重大了。为了顺从丈夫继续从政的欲望，科拉松开始投身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 为他分劳、助战，从此就成为失去了自由的阿基诺的“耳朵、眼睛和声音”， 充当了阿基诺同外界接触的“主要联络员”。当科拉松在家和孩子们团聚的时候，总是强打精神，母兼父职，不让孩子因家中没有父亲而使其生活和情绪受到影响。在这段艰难悲苦的岁月里，她的精神和感情都磨练得更为坚强。

1980 年 5 月，阿基诺获“假释”出狱，和科拉松携带子女飞往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阿基诺成功地做了手术，很快恢复了健康。在美国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们的家庭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但阿基诺和科拉松时刻意识到在美国生活是暂时的，经常谈论返回菲律宾；促使阿基诺考虑回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急切的理由是国内那日益糟糕的政治形势，其间还夹杂着种种有关马科斯总统身体欠佳的传闻。作为政治家的阿基诺，深知他的政治生命在菲律宾，当国内形势发展到特殊时刻，他相信自己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回国与马科斯总统面谈，请求他还国家以民主，以防极端势力出现，使他献身的一场归还民主运动成为泡影。虽然，回国可能继续坐牢蹲监狱，甚至有生命危险，而且，当政的马科斯素有铁石心肠，不大可能听取忠告；但是， 矢志于菲律宾民主政治的阿基诺却坚信“至少我要去试一试，否则我会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此刻已是箭在弦上，心已飞向远向，为追逐这神圣的心愿，1983 年 8 月13 日，阿基诺告别了妻子和儿女，英雄般地孤身而返，他取道香港、台湾，

8 月 21 日由台北最终踏上回菲律宾的归程；在飞往马尼拉的两小时航程中， 阿基诺谈笑自若，并于一份要求在菲律宾恢复民主的声明上签字；他对机上

同行的记者们说，他必须回国去争取民主，不能因为害怕被杀而继续留在国外，他微笑着说人总是要死的，如果一定要死在暗杀者的枪弹下，“那就让我这样死吧！”中午时分，飞机徐徐下降，马尼拉到了，这里是他的祖国， 这里是他的家乡，他无比兴奋地感到：终于回来了。

阿基诺回来了，人们奔走相告，于是，机场外有群众数万，他们的手臂上都带着“我们忠于阿基诺”，他们急切地盼望再见到他们领袖的丰采，他们急切地期待再听见他们领袖的声音。这一切已如此迫近，但，它又竟然是那样的遥远。就在阿基诺坐飞机回到马尼拉时，他却再也不能走进热爱他的人民中间。

飞机停稳了，上来几个军装的人，走到阿基诺身边，表示要护送他下机， 阿基诺迟疑了一下就被他们簇拥着走出机门，不出一会儿，一声枪响传来， 头部中弹的阿基诺倒下了，躺在飞机舷梯前的地面上，躺在生他养他的祖国的大地上。这枪响、这谋杀，突如其来令人无法相信，全菲律宾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目瞪口呆，阿基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谋杀了！

生活是这样的变幻莫测，“那就让我这样死吧！”话音刚落，却已变成了阿基诺的谶语！

离开美国之前，阿基诺曾与夫人有约：两周以后再见！但是，科拉松用不着两周，就提前见到了他！见到了她至亲至爱的丈夫的遗体：阿基诺穿着白色猎装，头上、衣眼上血迹斑斑。还看到了阿基诺临回菲律宾之前写给她的“遗书”。在“遗书”里，阿基诺写道：

“要说的话，就是一句：我爱你！

你总是在艰难岁月里，陪伴在我的身边。并且，我还给你留下很多辛酸的回忆。然而，了解我的人，或许能懂得我那主观的、近乎外交辞令的话语。但我深信不疑，你一定谅解、或者会谅解我的。唯其如此，你才能理解我为何坚持这种生活准则。

我至今未望发财。因而，能够留给孩子们的，几乎一无所有。

我只做自认为对自己最相称的事。那就是献身于国民大众。人们终究会对我的献身作出评价。望你将它当作我留给孩子们的唯一遗产。财产虽然没有，我却要留下真金不换的东西。

假如一切顺利，到日落以前，大概又会回到监狱那单身牢房之中，并且受到拘留。无论如何，总是回不成家了。

⋯⋯

如果当局许可，或者今晚给你打一次电话，不过，或许只能相逢于梦中啦。

⋯⋯”

遗书里最令科拉松难忘的是阿基诺将“献身于国民大众”作为留给她和孩子们的“唯一遗产”和“真金不换的东西”。

遗书让世人记取的是，它改变了科拉松的生活和经历，也改变了菲律宾的命运和历史。历经近 20 年专制独裁统治的菲律宾正以此为契机开始向民主政治的历史性过渡。

三、仅仅痛哭是不够的

在阿基诺治丧期间以及安葬时，穿着黑色衣服，形容消瘦的科拉松表现

出异常的镇静、深沉和刚强，既没有号陶大哭，也没有软瘫在地，而是庄重严肃，毅然挺立。她那坚韧的神情更使人同情和肃然起敬！此时，科拉松已不仅仅是一名家庭主妇，自从阿基诺入狱，她就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成为阿基诺的政治助手，受到阿基诺的熏陶和影响；如今面对阿基诺的死亡；面对阿基诺的遗愿，科拉松设想得更多更远。她深知要悼念最亲爱的人，仅仅痛哭是远远不够的。

她回到菲律宾，就严正指出，阿基诺是被马科斯指使军人杀害的，只要在马科斯统治下，阿基诺案是不可能真正查清的。正是这一坚定立场，使科拉松一回到菲律宾，就进入了政治生活，走向充当阿基诺政治继承人的地位。科拉松清醒意识到，反对马科斯的斗争，不只是为自己丈夫报仇雪恨，而是为整个菲律宾争取自由民主；推翻马科斯是为了使全菲律宾得到新生，不是为了一个人，一个家庭。

1985 年底，马科斯在国内反对派和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宣布提前举行大

选，时间为 1986 年 2 月 7 日。在反对派推选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时，科拉松在一次集会上对她的支持者们说：“以前我曾呼吁人民应尽力为国家服务，现在轮到我的时候，我怎能拒绝参加呢？”她接受了教会、反对派各方人士的请求，出来竞选总统，与马科斯一决胜负。

在紧张的竞选当中，她常播放阿基诺的讲话，勾起群众对阿基诺的怀念， 增加对她的同情和支持；她向人们诉说在马科斯暴政下的苦难，号召人们起来推翻马科斯，恢复民主，振兴经济；针对马科斯讥抨她缺乏经验，她反驳说‘哦承认的确没有马科斯那种欺骗、说谎、盗窃或暗杀政敌的经验。我不是独裁者，不会撒谎、不会舞弊。我虽然没有经验，但我有的是参政的诚意， 选民需要的就是一个和马科斯完全不同的领袖”。科拉松的竞选，声势夺人， 所到之处，人山人海，欢声雷动；而她竞选纲领最重要的内容是继承其丈夫阿基诺的遗志，使菲律宾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杜绝可能造成个人专制独裁的一切可能。科拉松和她的竞选纲领都受到广大选民的拥护和支待。

竞选的形势日趋明朗，科拉松如旭日东升，马科斯却是夕阳西下。1986 年 2 月 7 日，总统选举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投票在当天结束。

2 月 9 日，在政府选举委员会计票中心工作的 30 名电脑操作人员突然集体罢工，他们说有人在捣鬼，统计牌上的选票数与电脑显示的选票数不符！ 2 月 10 日，国民议会开始点票，发现马科斯家乡有 761 个投票站，大大

超过了法定的 624 个。

2 月 16 日，国民议会议长漠视所有质疑，宣布马科斯比科拉松多得 150 万张选票而当选总统。

马科斯似乎又要胜利了；然而，继谋杀政敌后又公然选举舞弊、侮没民意，终于引发一场势不可挡的政治风暴。这一回，马科斯的气数已尽，必败无疑。

科拉松不顾议会的决定，不气馁地继续领导非暴力运动，她没有发表任何煽动、激烈性言论，而是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向群众公开声明，不承认马科斯当选，并宣布自己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 2 月 16 日，她宣布了反对党的“七点非暴力抗议计划”；2 月 17 日，她严正指出马科斯的胜利是虚假的，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掩饰其在道义和政治上的失败。

这时，反对马科斯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菲律宾红衣主教海梅·辛号召教徒们参加反对派发起的“不服从运动”；各地群众不断示威游行；美国国

会决议谴责菲大选是一场“骗局”；欧共体 12 国驻菲使节也以各种方式表示支持科拉松。

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声中，倒行逆施的马科斯集团内部也发生分裂。菲律宾军队一直是马科斯的王牌，但是，在 2 月 22 日晚，马科斯政权的国防部长恩里莱和武装部队副参谋长拉莫斯宣布脱离马科斯，支持科拉松，军方高层倒戈，无疑给马科斯以毁灭性打击。

当恼羞成怒的马科斯出动坦克镇压倒戈部队时，数以万计的菲律宾人民挡住了坦克的去路，以“肉墙”保护起义的官员，这场发生在马尼拉市乙沙大道上的气势磅礴的一幕后来被称为“乙沙革命”。马科斯又派飞机前去轰炸，但飞行员连同飞机一起投奔了对方。相反，随着支持科拉松的人越来越多，人民反而包围了马科斯的总统府。

至此，马科斯真可谓山穷水尽、空前孤立；而科拉松则是得道多助，节节胜利。

于是本篇开头描述的场景出现了。1986 年 2 月 25 日，科拉松亲自选定反对派过去经常集会的菲律宾人俱乐部，作为她总统就职大典的所在地。科拉松胜利了，阿基诺未竟的事业也由此走向了成功，当科拉松从菲律宾人民手中接受她的丈夫曾谋求取得的职位时，眼睛里闪耀着泪花。她在就职演说里讲道：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要感谢你们今天授予我的权力，我保证我将竭尽全力为你们服务。

⋯⋯尼诺伊（阿基诺）相信，只有人民的团结，才足以推翻如此天生固有、如此组织严密的暴政。只是在尼诺伊遭到野蛮的杀害以后，才实现了如此坚强的团结和人民力量的奇迹。

这种力量，这种人民的力量，结束了这一独裁统治，保护了选择自由道路的正直军人，今天更建立了一个致力于保护和真正实现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政府。

⋯⋯。”

四、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1986 年 2 月，菲律宾人民革命的胜利，揭开了菲律宾历史崭新的一页， 而阿基诺夫人及其新政府正走在改变历史的前头，面临的两大首要任务是寻求民族和解和恢复经济。经过极为艰苦的努力，这两方面均有所起色，同菲律宾共产党以及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取得一些协议，被舆论界认为是科拉松执政以来最出色的成就；马科斯丢下的一个经济烂摊子，经过科拉松主持的农村土地改革，城市自由经济和政府开源节流等政策措施，也颇有起色。

然而，最根本的历史性变革是恢复和确立民主政治。

科拉松执政后立即宣布废除马科斯炮制的《1973 年宪法》，她委任了 48

名制宪委员组成制宪委员会，要求在三个月内拟定新宪法草案。1986 年 10 月，新宪法草案送呈后，科拉松总统盛赞这是“向民主国家过渡的重要一步”， 舆论也纷纷评论新宪法是“全菲人民智慧的结晶”，“充分代表了菲律宾的民族精神”，“是全国精英呕心沥血之作”。

新宪法共有 18 章，值得一提的重要内容有：①为防止再出现马科斯式的个人独裁统治，新宪法对总统职权作出许多限制，如任期、委任官吏、颁布

军法统治令等方面；②规定军队不得参政，不得支持任何政党；③为吸取马科斯利用法律压制民权的惨重教训，为避免人民再次丧失民主自由权利，新宪法在保障人权方面作出许多新规定。

新宪法草案在全民讨论后定于 1987 年2 月 2 日由全国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取舍。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公民投票，因为新宪法是否获得通过，是菲律宾走向民主进步有无保证的重大问题，关系到菲律宾人民今后能否过上和平安宁幸福美满的生活。

为宣传新宪法和争取在公民投票中通过，科拉松总统每周都利用周末和星期天到各地去宣讲宪法，直至 1987 年 2 月 1 日，亦即宣传新宪法的最后一

天，她还主持在马尼拉市卢内塔公园的 20 万群众集会，再次呼吁大家都对宪法投“Yes”票，强调它将给菲律宾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复苏。

2 月 2 日，全国气氛祥和，新宪法在公民投票中一举获得通过，得票率高达 76.29％。新宪法顺利通过，表明菲律宾人民要民主的愿望既强烈又坚定，表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同时，它也向全世界表明，继承阿基诺遗志的科拉松总统，已经成功地把菲律宾带出了独裁专制的漫漫黑夜，正在稳步迈入民主政治的阳光殿堂。

1987 年 6 月，菲律宾国民议会的参众两院选举完毕；11 月，全国地方官员选举完成。

虽然也历经风雨浪涛，但科拉松驾驶着菲律宾这艘巨舰终于进入了民主的港湾。1992 年，当科拉松任满六年一届的总统任期后，依法不得连任，在新当选总统拉莫斯上任后，她重新回到了打拉省老家，她童年生长的地方， 在那里她有过和平的梦想；如今，当她回家时，阿基诺和她的梦想已初步成为现实，一个新的菲律宾正在国际舞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