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才华横溢──文豪的故事
白居易
（772—846）
白居易是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白起的后裔。他的远祖定居太原，后迁居下邽；到他祖父时，又迁至河南新郑城西的东郭村。公元七七二年（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于这里诞生。
白居易在孩提时，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母亲聪颖贤慧、粗知诗书，还十分重视和善于教育子女。曾“亲执诗书，昼夜教导，循循善诱， 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由于白居易生有夙慧，六七个月时，便能辨识书屏上的“无”字和“之”字，竟做到百指不差。所以白母对他寄有很大的希望， 当然花费的心血也就更多。当他长到五六岁时，白母便指导他学习写诗；到了八九岁时，居然能谙识声韵了。
公元七八一年（德宗建中二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升任徐州别驾， 第二年，白居易随家迁入徐州。就在这一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兴兵作乱， 徐州陷于紧张状态。为了避难，白季庚把家眷送往符离，并让白居易到南方去投靠亲友。从此，白居易孓然一身，在江浙一带飘泊了五六年。
这期间，白居易曾漫游了未遭兵燹之灾的杭州和苏州。苏杭二州虽然物产丰富，风景宜人，可谓人间天堂，但却不能消解白居易内心的愁苦。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写了一首七绝《江南送客因寄徐州兄弟》：
江南望断欲何如， 楚山吴水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 数行乡泪一封书。
这是现存白氏文集中最早的一首纪年诗，表达了他对故乡和亲人的痛苦思念。
遭乱流离的窘迫生活，使白居易有机会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尝到时代的辛酸，进而对“安史之乱”以后的动荡社会有所认识。他在《江楼望归》、
《乱后过流沟寺》和《寄上浮梁大兄》等诗中，对于军阀争战、政治混乱和人民所蒙受的灾难，表现出极大的感慨。少年时代的白居易在避难飘泊中，思想感情与人民靠近了，这对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公元七八六年（德宗贞元二年），淮西战事平息。大约是第二年，白居
易北上到了唐帝国的首都——长安。
白居易到长安来的目的，是想寻求高官或名人的推荐，以博得一官半职。所以他一到长安城里，马上就拿着一卷诗稿前去谒见六十多岁的诗人顾况。
当时，顾况是朝廷的著作郎、在文坛上颇负盛名。平日里他恃才傲物， 认为“后进文章无可意者”，哪里还能把这个刚出茅庐的来访少年放在眼里。当他瞥见诗卷上的名字是“居易”二字时，竟诙谐地说道：“长安百物皆贵， 居大不易。”可是，等他披卷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诗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改容道歉说：“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顾况欣赏白居易的诗才，并且到处延誉，却未能在政治上做出切实的推荐。白居易进京找出路的打算落空了。
在长安旅居三年，官没有做成，找人引荐不成，白居易就下决心走科举的路。
贞元十五年秋天，经白幼文和族叔溧水县令白季康的介绍，白居易参加
了宣州的乡贡考试。考中以后，被太守崔衍贡举，赴长安应进士考试。
在唐代的科举制度中，进士科最为高贵，特别是贞元以后，宰相几乎全是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这样一来，进士科成了读书人骛趋的中心，每次应试的举人数千人，而被录取的最多时也没超过四十人，要考取一名进士是颇不容易的。然而，功夫不负苦心人，第二年春二月，白居易在中书舍人高郢的主试下，一举登科，考中第四名。这时，他已经二十九岁，但在同榜及第的十七人当中，还是最年轻的。所以，他曾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
白居易“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心中喜悦，溢于言表。他在《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一诗的最后说：
⋯⋯
得意减别恨， 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 春日归乡情。
诗中的语气神态，是多么的兴奋和自豪啊！从此，白居易结束了贫穷困苦的书生生活。
贞元十八年冬天，白居易回到长安，参加朝廷举行的拔萃科考试，入甲等。同年登科的还有元稹、崔元亮等七人，白居易后来和他们都很要好，而与元稹的友谊尤为密切。贞元十九年春天，白居易和元稹同授校书郎的官职。
白居易在任校书郎属秘书省时，接触到了统治集团内幕，看穿了上层社会的实质：“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后来，白居易在《为人上宰相书》中，痛斥时政的败坏，请求宰相韦执谊出来发挥作用，“以济天下憔悴之人死命万分之一分。”因白居易当时官卑职微，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公元八○六年（宪宗元和元年）四月，白居易和元稹一同参加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制举。结果，元稹首选白居易入第二等。
有一次，白居易和王质夫、陈鸿会聚仙游寺，三人谈兴很浓，当话题转到唐明皇与扬贵妃的故事，都很感慨。在王质夫的敦请下，白居易写下了千古传唱的《长恨歌》。
《长恨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诗的前半部叙述唐玄宗对杨玉环的专宠， 后面描写李杨之间的生死情思，中间穿插了一段“安史之乱”的史实。这三者的联系是，玄宗宠幸贵妃，导致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埋葬了他们之间的淫乱生活，又在爱情上给他们造成了精神痛苦。从诗歌的这一结构来看，诗人是把统治阶级的荒淫和社会动乱作为因果关系处理的。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意图，正如陈鸿在传中所说的，是要“惩尤物， 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这在诗歌的前半部分是十分明显的，而在后面， 却容易被那缠绵悱恻的生死深情所掩没。贵妃死后，玄宗是朝思暮想，动静不忘，尤其在他“天旋日转回龙驭”以后，对着昔日的池苑，更是悲悲切切， 凄凄惨惨，相思无终已。可是，在高高的宫墙外面，安史叛军并没有最后消灭，战争正处于胶持状态，社会在动荡，战士在流血，百姓在死亡。这里， 诗人把深刻的思想含义寄寓在含蓄的笔法之中了。
《长恨歌》不是完全按照史实的原貌进行创作的。这且不谈诗人有意地回避了玄宗巧夺儿子未婚妻的丑事，就是在描写玄宗对待爱情的态度上也是如此。玄宗原先有一个爱妃叫江采萍，杨玉环入宫后，她逐渐遭到疏远，到
玄宗西逃时，竟然把她撇下没有带走。玄宗回长安后，杨贵妃没了，就又想起这个老相好，派人悬重赏四处寻找，甚至看了江氏的画像，也感到无限悲伤。由此可见，这位七十多岁的皇帝老倌，在宫中对杨贵妃的思念，既不坚贞，也不专一。但是，白居易是写诗，不是写史，在创作中对于题材完全有选择、加工、想象和夸张的自由。不过仅此理由，就描写玄宗对贵妃是那样的思恋，感情又是那样的专诚，其中就难免不无美化封建皇帝之嫌。
《长恨歌》的艺术性是较高的。全诗词彩流丽，格调明快，气势生动。在曲折完整的故事叙述中，有时用细节描写来展示人物的内心活劝，有时以环境渲染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而“安史之乱”和贵妃之死的史实概括， 尤见功力。《长恨歌》的诞生，给白居易带来了很高的声誉。
元和二年秋天，白居易先后任翰林院学士，左拾遗等职。
元和五年四月，白居易左拾遗任期届满，宪宗便趁机以照顾家庭贫困为借口，把他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从而剥夺了他在朝廷上说话的权利。对此， 白居易感到非常气愤，他把自己比作一匹骅骝良马，竟因未遇识者而“化为驽骀肉”。
在这段时间里，白居易诗歌的产量很多，而且“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艺术形式上有很大的提高。但从思想内容来看，多数是借“禽鸟草木以抒志”，这是白居易诗歌创作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吟玩情性”或“感遇叹咏”之作，虽然没有讽喻诗那样强烈的战斗性，但却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内心的痛苦和哀愁，从而暴露出当时政治黑暗和统治者的专横，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意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元和十一年写成的《琵琶行》。
诗中叙述，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白居易送客湓浦口，遇到了一位弹琵琶的女子。经询问才知道，她原先是长安的著名歌妓，因“年长色衰”和“弟走从军”而“门前冷落鞍马稀”，只好流落江湖“嫁作商人妇”；商人又重利轻别，常常撇下她独守空船，生活寂寥。当白居易听了琵琶歌妓高超的弹奏和身世叙述后，联想到自己的迁谪失路，感慨万端，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入，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最后，由于伤心难止而泪洒青衫。
这首诗对于琵琶歌妓的形象描写，是非常成功的。从闻琵琶声音开始， 到请出歌妓、弹琵琶、讲身世，一直到第二次弹奏，诗人或以粗放的线条， 或以精细的笔触，真实地刻画出这位女子的音容姿态和思想活动，达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琵琶歌妓的身世遭遇，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意义，它形象地再现了当时歌妓艺女们的生活和命运，揭发了封建社会摧残妇女、扼杀人才的罪行。
白居易所以能够写好琵琶歌妓的形象，关键在于他不以“身为本郡上佐” 而矜待，不为地主阶级的礼法所限制，对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妇女寄以深切的同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能把自己和一个歌妓相提并论，使诗歌发生了“能所双亡，主宾俱化”的艺术效果，这里，诗人是用多才多艺、美丽善良而却遭遇坎坷的琵琶歌妓形象，来控诉朝廷对自己的无端迫害，发泄个人在政治上的不平和愤懑，从而深化了诗歌主题。
在艺术手法上，《琵琶行》描写细腻，音节和谐，语言流畅，体现出“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人”的创作原则。其中关于琵琶声音的那段描写，令人仿佛听到了一曲旋律生动美妙的音乐。尤其惊人的是，诗人运用了一连串的具体事物状比琵琶声音，不仅使声音本身形象化了，而且高山流水得知音，
把他从音乐中听来的幽愁暗恨，也恰当地表达了出来。
白居易历经近二十年的宦海沉浮，认清了现实的残酷与险恶，于是他懊恼自己“但在前非悟”，决心要“险路应须避”。那么，避到哪里去呢？由于对生活和地位的担忧，只好“无妨朝市隐，不必谢寰瀛。”而隐的方法又是心知止足，行在独善，少语全身。白居易的这次思想转变，是在沉重的黑暗势力包围下，想努力实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保持操节，不与罪恶的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其实质是个人反抗意识的表现。但是，白居易同情和关怀人民的态度，却有增无减。在这以后二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不再像任左拾遗时那样谔谔发言了，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方便做好事，尽可能地给人民解除一些痛苦。
白居易来到了忠州城。一到任，他就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着手改善郡政， 实行“劝农均赋租”、“省事宽刑书”的施政方针。他还率先躬行种花种柳， 以引导当地人植树造林；他还提醒人们注意防蚊灭蟆，以免身体受疮痏之苦。这年天冷的时候，有一个姓康的八十岁老翁，来找白居易乞求寒衣，尽管他当时“郡俸诚不多”，但还是满足了老人的要求。这件事是白居易同情人民疾苦的具体表现，同时，“再三怜汝非他意，天宝遗民见渐稀”，也流露出他对天宝时事的感慨。
对于当地的少数民族，白居易能行忠仗义以诚相待，相处得很好：“笑言虽不接，情状似相亲。”他到任的第二年二月，亲自主持了一次官民同乐的宴会。来参加宴会的人很多，大家团团围坐在坡地的席子上，一边用藤枝吸酒喝，一边观赏“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会上，白居易还恳切嘱咐来宾们：“勿笑风俗陋，勿欺官府贫。”
巴童巫女日夜不离口的竹枝民歌，白居易是很欣赏的。他学其曲调风格， 填写了几首绝句体的《竹枝词》。其中有的流露出诗人对忠州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
竹枝苦怨怨何人， 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 愁杀江楼病使君。
诗的风格清新朴实，很有民歌的色彩。这说明诗人在创作上能够广采博收，注意从多方面吸取营养。
但是，由于语言不通，环境不适应，又没有亲朋诗友，特别是“强名为刺史”的穷独地位，常常使白居易不能安心忠州：“几度欲移移不得，天教抛掷在深山。”他多么希望“谁能拆笼破，从放快飞鸣”啊！
元和十五年正月，唐宪宗被宦官害死，太子李恒继位，即唐穆宗。李恒素重白居易的词赋，认为可以“与司马相如并处一时”，所以，他即位的当年夏天，就把白居易召回长安。先任司门员外郎，年底迁替皇帝写“诏旨敕制”的主客郎中知制诰。
公元八二一年（穆宗长庆元年）二月，白居易在新昌坊买下一所破旧简陋的住宅：“阶墀宽窄才容足，墙壁高低粗及肩。”虽然如此，但因为用钱不多，而且堂前有松，窗下有竹，所以他还是十分满足地住了下来：“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三月，白居易奉命与中书舍人王起复试在考试过程中作弊及第的郑郎等十四人。尽管白居易的许多亲友与此案有关联，但他没有因私害公，结果十
人绌落，露出弊端。复试结束后，白居易上表认为落第者“情有可原”，主张从宽处理，可是穆宗不听，仍然处分得很严厉。这次复试进士，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此后，李宗闵和李德裕各分朋党，“是非排陷，朝升暮绌”，前后相继四十余年。
八月，田布拜魏博节度使，穆宗命白居易前去宣谕。事毕，田布想送给他五百匹绢，做为酬劳。虽然白居易“家素贫，非不要物”，而且穆宗也同意受取，但他仍然坚持不收。白居易这样做，不但是考虑到田布正处于备战时期，急需钱用，更为可贵的是，他想从自己做起，煞住朝廷使者勒索地方的歪风恶习。
白居易在这年夏天的时候，加朝散大夫，不久又转上柱国。十月里，诏除中书舍人。白居易从忠州回朝二年之间，加阶进勋，又由司门、主客至中书，先后三次升官，可谓荣幸一时。他兴奋喜悦之余，也曾想到为国家出力， 为百姓做事。然而，身居是非之地，又“不得用其才”，白居易只好乞求外任。长庆二年七月，他被任命杭州刺史。
这时，汴州兵乱，东道不通，白居易乃绕道襄、汉赴任。这条路是他八年前谪贬江州时走过的，但时过境迁，心绪大不相同。这次因为是主动要求离开长安，而前去的杭州又是他少年时代就向往热爱的地方，所以，“往若投渊鱼”、“是行颇为惬”。一路上，他打算好好地消遣一番，也计划着替人民做些事情。
八九月间，白居易来到洞庭湖，看见浩淼千里的湖水，想起滨湖农民必然年年遭受水灾，于是，他恨不得大禹复生，使“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当他路过江州时，昔日的朋友们出郭相迎；老百姓还认得这位当年以写诗闻名的司马。他还登上香炉峰，在自己的草堂里住了一宿，然后又匆匆上路， 于十月一日到达杭州。
杭州当时是个上郡，人多事杂，政务殷繁。白居易到任后，事无巨细， 都要亲自动手。他是想通过个人的努力工作，施惠杭州百姓，在局部范围内实现自己“兼济”的夙志。
白居易确实为杭州人民做了许多事情。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破除迷信，克服阻力，第一次用人工浚湖；同时，又在钱塘门外修筑长堤和水闸， 以蓄水灌田。事后，还写了篇《钱塘湖石记》，把蓄泄湖水应该注意的四项关键性问题，刊在石上，以便继任刺史掌握。他认为只要对湖水“堤防如法， 蓄泄及时”，则“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此外，白居易还聚工通理了当年李泌典郡时开凿的六眼大井，解决了市民饮水的困难。白居易关心人民生活，人民就感激他，拥护他，爱戴他。当他离开杭州的时候，“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很多人竟因惜别而潸然泪下。后来，人们还把西湖中的“白沙堤”改名叫“白公堤”，作为对他的纪念。
杭州景物，冠绝东南。那美丽的湖光山色和壮丽的名刹古寺，助长了白居易的游兴。公务之余，他常常偕同郡客，有时也带歌妓，或夜湖泛舟，或深山访寺，或临亭观潮，或登楼看舞⋯⋯游玩得淋漓畅快，烦襟滞念，一切皆消。游山玩水之外，白居易还经常在宽敞幽静的官邸里品茗、读书、吟诗， 有时也招客夜饮，或共歌妓演奏音乐。每当他酒唇兴起的时候，便醉歌狂舞， 仿佛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和朝气。
白居易在杭州，诗歌的创作是很勤奋的：“新诗日日成，不是爱声名； 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他“吟山歌水”，写了很多歌咏杭州优美景色
的诗歌；同时，还写了大量的唱和诗。当时，元稹和崔元亮先后来到江南， 任越州刺史和湖州刺史，三人昔日同科，如今治郡铛脚，虽然不能见面，但诗书往来不绝，有《三州唱和集》。其中与元稹的唱酬尤其多：“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以筒递诗，那兴致该是很浓的。这期间，白居易除了写作新诗以外，还对过去的作品不断地加以润色修饰，可见，诗人的创作态度是多么严肃和认真。
白居易虽然一心希望在杭州多干上几年，但“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长庆四年五月，他刺史秩满，以太子右庶子征还京师。
秋天的时候，白居易举家来到洛阳。这时，朝中牛僧儒、李德裕构怨， 宰相李逢吉专权，新即位的敬宗李湛又游戏无度，不理政事，所以，朝政越发昏暗了。在这种情况下，白居易更加“无复长安心”，便请求分司东都， 获得了批准。
这次在洛阳，白居易以囊中的残俸，买下故散骑常侍杨凭的履道坊旧宅， 为将来的退隐做了准备。白居易从仕多年，廉洁奉公，至此方能买得一所像样的住宅，而且还“买宅价不足，以两马偿之”。由此看来，《唐语林》记载他离开杭州时，“俸钱多留官库”，以备公用缓急之需这件事，必定是有根据的。就是白居易说自己由于从杭州带走两片天竺石，后来还觉得渐愧： “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也是真诚的，令人感到信服。白居易的为官态度，和那些贪得无厌、见钱如同苍蝇见血一样的官吏比起来，判若云泥。
公元八二五年（敬宗宝历元年）三月四日，白居易被任命为苏州刺史。对于做苏州刺史，他的心情远不如赴杭州时那样兴致勃勃了：一方面，他担心自己的身体，恐怕应付不了繁杂的剧郡政务；另一方面，他也深深地体察到，地方官更换频繁，很难做出成绩，恐怕有负民望。“不才空怀饱，无惠及饥贫”白居易就是怀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于五月五日走进苏州古城。白居易治苏的方针，和他在忠州、杭州的基本一样，主要是“削使科条
简，摊合赋役均”。为了“活疲民”，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事必躬亲： “朝亦视簿书，暮亦视簿书”；甚至“贪看案牍常侵夜。”即使被人嗤笑称作“俗吏”，也不以为然。可是，到了一旬一次的休息日，他总要到美丽清新的大自然中去“犒勤”、“乐身”，以恢复一下疲惫的神经。这期间，苏州著名的山峰上留过他的足迹，月下的太湖水映照过他的船影，静穆的寺观里传出过他的语声；有时，他也同宾客一起，在城里登楼饮酒、赋诗、观雪、赏月、听歌、看舞。
白居易非常喜欢音乐，而且造诣较深，不仅通乐理、会演奏，还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来到杭州、苏州后，由于“笙歌”处处、“管吹”飘飘，兴趣就更加浓厚了。他有一篇名作《霓裳羽衣舞歌》，诗中自述在杭州时，他曾集合“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箜篥沈平笙”，亲手“教得霓裳一曲成”；又说自己在苏州歌妓中访得李娟和张态，适合排演《霓裳羽衣曲》。反映出他对艺术人才的培养，是很重视的，也是很热心的。
因为音乐的关系，白居易的一生经常与歌妓舞女接触交往，留下许多风流轶事，这也十足地表现着封建士大夫陶醉声色的生活一面。但在白居易说来，从他对待歌妓舞女的态度看，又未可一概而论。在封建社会里，歌妓舞女没有地位，没有人格，没有幸福，她们的青春、美貌和技艺是官僚地主肆意享用的商品，历史上曾有几人对她们寄以同情，为她们的命运而呼吁！白居易的诗歌写过她们的不幸、痛苦、哀怨和激愤，同时，也描写了她们的才
艺、美丽和善良。不过，对于她们的奢侈寄生生活，他却感到不满，《代卖薪女赠诸妓》一诗说：
乱蓬为鬓布为巾， 晓踏寒山自负薪。一样钱塘江畔女， 著红骑马是何人？
这样的思想感情，也是一般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具备的，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在苏州任上对雪听歌的时候，心中却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歌乐虽盈耳，惭无五裤谣。”为了解救百姓的饥寒，他竟然“欲回歌酒暖风尘” 了。
宝历二年春天，白居易的身体支持不住了。先是眼病、肺病加重，又不慎坠马而伤足损腰，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工作。而且实践也使他深深地体会到， 地方刺史不过是替皇帝催租讨税的“科差头”。这种性质的工作，实在叫他难以忍受：“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欢；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于是， 便开始长期告假养病，准备休宫。
秋天，白居易罢郡。消息传出后，“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舍不得让他离去。临行的那天，官吏和人民又赶到江边依依送别：“一时临水拜， 十里随舟行。”望此情景，白居易深受感动：
⋯⋯
饯筵犹未收， 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树色， 尚闻丝竹声。怅望武丘路， 沉吟浒水亭。还乡信有兴， 去郡能无情！
白居易离开江州以后，三次担任地方刺史，都曾为自己的理想而尽力工作。但是，人民越是感激他，他就愈不自安，惭愧自己缺少周召公的“甘棠” 之德，没能彻底地解除人民的”税重”、“旱饥”之苦。白居易的自责说明， 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要替人民做事是很难的，必然在顽固的社会制度限制下流于破产。同时，和为人民的利益说话一样，又是很危险的。白居易自述离开苏州前夕，梦见自己遭贬，在岭南的泥雨路上踽踽独行。这哪里是在说梦，分明是表达他对现实的忧惧。理想的进一步破灭，使白居易困惑了，甚至怀疑自己“身上却无济世才”，从此，对政治更加心灰意懒。
白居易在北上途经扬州的时候，与诗友刘禹锡相会，二人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游览了扬州的名胜古迹。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年生，早四年死，他俩晚年诗歌酬唱不辍，堪称是旗鼓相当的对手，有《刘白唱和集》三卷。
这年十二月，唐敬宗被宦官谋害，文宗李昂即位，改元太和。三月底， 李昂把刚刚回到洛阳的白居易召至朝中，授官秘书监。秘书监是秘书省的长官。当年，白居易做秘书省校书郎时，曾因工作轻闲无事可做发过牢骚，而现在却因此感到满意。他说：“专管图书无过地，遍寻山水自由身。”又说： “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
公元八二八年（太和二年）正月，白居易改官刑部侍郎。这时他似乎又
想振作一下，无奈朝中朋党之间的权力角逐越来越凶。白居易预感到宦途的危险，所以，决心引退，离开朝廷这块是非之地。
太和三年春天，白居易百日长告期满，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分司东都， 虽然不是完全退隐，却也算得一个“中隐”：“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既可以不像朝官那样劳心费力，又可以免去隐居丘樊的饥寒之苦。这样的职务对白居易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他告别了京城的朋友，迎着纷飞的柳絮，听着杜鹃啼归的叫声，缓辔向洛阳进发。以后一直到死，再也没有来过长安。
冬天的时候，白居易举一子，取名阿崔。阿崔生后，白居易为自己“有后”感到很高兴，伺时又为此悲嗟，因为这时他已经是鬓发斑白的五十八岁老翁了。不过，老蚌生珠，“虽晚亦胜无”，他对阿崔寄托很大希望：“持杯祝愿无他语，慎勿顽愚似汝爷。”
太和四年十二月，在一个下大雪的早晨，白居易正独守暖炉饮酒消寒的时候，忽然诏书到，让他做河南尹。尽管白居易已无心政事，但因河南府治就在洛阳，对他的生活方式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还是就任了。转年夏天， 白居易心爱的小儿子阿崔不幸夭亡，他非常伤心：“悲肠自断非因剑，喧眼加昏不是尘。怀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邓攸身。”并写诗把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元稹。不料七月里，元稹又在武昌病故。在丧子亡友的双重刺激下，白居易悲痛欲绝，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力量。有《小桥柳》一诗说：
细水涓涓似泪流， 日西惆怅小桥头。衰杨叶尽空枝在， 犹被霜风吹不休。
然而，忧伤并未影响白居易的工作。早在他渭村守礼的时候，曾希望有万里大裘，以衣被天下，救民饥寒。后来，刺史杭州时他还“裁以法度絮以仁”地精心制做起来；这次在河南尹任上，因为自己新做了一件绫袄，便又想起“大裘”来了。他说：“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但是社会上的饥寒人太多，使他感到鞭长莫及，只能在职权范围内“推诚废钩距， 示耻用蒲鞭”，尽量减少百姓的皮肉之苦。
太和七年，白居易河南秩满，再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以后，他守定分司官，什么也不想干了。九年秋，诏除同州刺史，他以“身力衰”为借口坚决不赴任；到十月，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加官进俸，心里甚觉不安：“默默心自问，于国有何劳？”
公元八三九年（文宗开成四年）十月，白居易患“风痹之疾：体癏目眩， 左足不支”。病重时，他卖掉了心爱的骆马，遣放了相伴十年的乐妓樊素， 连生命也随时准备放弃，“远行装束了”。唯一不能割舍的便是诗歌创作， 他说：“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诗歌；不然何故狂吟咏，病后多于未病时！”岂料冬尽春来，白居易的病却大有起色，竟然能够：“策杖强行过里巷，引杯闲酌伴亲宾”了。于是，他又感到了“笙歌散后妓房空”的寂寞与无聊，便深深地思念起樊素来：“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 好像一个乐妓的离去，整个春天的乐趣也带走了。然而，不能忘情，却不能不近人情，他毕竟年迈病衰，如何还“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 因此，也就只好“任他飞向别人家”了。
会昌六年春后，白居易的病势转重，延至八月悄然长逝。十一月，家人
遵遗命，将他埋葬在龙门山如满和尚塔的旁边。白居易生前不与恶势力同流， 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不愿与其为伍，质本洁来还洁去，生死不变操守。
据宋朝人记载，白居易死后，凡是来往洛阳经过龙门山的人，都必定到他的墓前酹酒祭奠，致使“冢前方丈”之地“常成泥泞”。由此可见，人们是多么的尊敬和怀念白居易啊！
杜甫
（712－770）
杜甫字子美，于公元七一二年（唐玄宗先天元年），出生在距洛阳一百余里的河南巩县一个世代仕宦之家。祖父杜审言，是唐代武后时期的著名诗人，当过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做过奉天县令及衮州司马。诗人降生时， 他的家庭虽已渐趋败落，但依然享有“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特权。杜甫曾自称：“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他自幼便在这充满文学氛围的书香门第中生活，这对他以后一生的生活与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杜甫自幼就显露出了超群的才华。从他晚年所写的《壮游》诗中，我们得知他七岁时便开始作诗：“开口咏凤凰”；九岁就能挥毫书写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岁，也就是他“一日上树能千回”摘吃梨枣的年龄，便参加社交活动：“出入翰墨场”了。并且获得了当代名士崔尚和魏其心的赏识，夸赞他有汉代大作家班固、杨雄的遗风。可见杜甫童年时代，便是勤奋好学，才智早熟的。
公元七三一年（开元十九年），杜甫二十岁时，开始了他青年时代第一次的出外漫游。他离家南下，沿运河乘船渡过长江，到达了金陵与苏州。本来还打算乘兴沿江而下，东渡大海，一直游到传说日出之地的日本（扶桑） 国去。可这谈何容易？诗人的愿望未能实现，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此事： “至今有遗憾，不得穷扶桑。”放弃东渡大海的计划之后，他渡过了钱塘江， 游历了山阴地方。鉴湖水面上映有他的身影，剡溪岸边印有他的足迹，他曾停泊在险峻的天姥山下。直到他为参加进士考试，返回东都洛阳为止，这次历时四年之久的漫游，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阅历，增长了他的见识。对他将要开始的诗歌创作是大有益处的。
公元七三五年（开元二十三年），杜甫二十四岁，由江南返回洛阳，初次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然而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烦恼，因为当时他还没有热切的功名欲望。“忤下考功第”之后不久，他便又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从洛阳出发，到东北方向的山东、河北等地去，即所谓“放荡齐赵间” 了。这次，他共花费了五年时光。那时正值唐王朝的“全盛”阶段，所到之处，一片“太平景象”。青年时代的杜甫，气势昂扬，豪情满怀！当他漫游到东岳泰山的脚下，面对连绵不断的层蛮叠嶂，不禁心怀激荡，发出“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的感叹，写下《望岳》的诗篇。杜甫三十岁，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公元七四一年（开元二十九年），杜甫三十岁，结束了齐赵的漫游，返回河南，居住在洛阳、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大约就在此时此地，完成了他终身的婚姻大事。新娘杨氏，并非名门闺秀。她的父亲杨怡为司农少卿。因此，她也不是“生小出野里”的。她贤慧朴实，通情达理。婚后的生活幸福美满，夫妇之间的爱情，缠绵诚笃。始终不渝。特别是多年的“安史之乱”， 致使他们不知有多少次的分别，只能两地相思，分担忧愁。在杜甫的诗里， 又有多少次出现过杨氏夫人逼真而生动的形象呵！在诗人后半生奔走秦陇， 漂泊蜀中和浪迹荆湘等地的流亡生活中，她始终陪伴着丈夫，同他患难与共， 风雨同舟，一道度过了艰苦漫长的岁月。
杜甫是一位即忠诚于爱情又珍重友谊的诗人，其中他与李白的真挚友谊，最值得称道，这早已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流传的千古佳话。
公元七四四年（天宝三年）的孟夏，李白和杜甫——中国古代诗史上的双子星座，在一片繁华的东都洛阳相会了。那年，杜甫三十三岁，朝气蓬勃， 襟怀阔大。李白四十四岁，比杜甫大十一岁，刚从长安来到洛阳。他因不肯摧眉折腰媚事权贵，得罪了炙手可热，声势煊赫的杨贵妃和高力士，被唐玄宗“赐金还山”了。这时他已经是誉满天下，号称“谪仙”的著名诗人。两个不同年龄的伟大天才，却因共同的志趣和理想，相互的敬重和爱慕，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杜甫深受李白的影响，两人一起从洛阳出发，北渡黄河，登上了屋山，去拜访著名的华盖君道士。因为华道士已经仙逝，他们只好怀着遗憾的心情，按原路折回河南，又去漫游梁（开封）宋（商邱）。在那里他们又与边塞诗人高适邂逅相遇。于是三颗诗星一道云游。他们开怀痛饮，畅谈古今，痛痛快快地漫游了整整一个秋季。次年高适南游，杜甫和李白又第二次同游齐州。两人的友谊与日俱增，情同手足。杜甫赠李白诗曾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由此可见他们亲密无间的程度。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要去长安，李白则因刚离长安不久，不想再去重游故地，决计要去江东，他们这才在兖州石门分手了。这段友谊和经历，在杜甫的心灵上，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印象，以致分别之后，曾不断地写出了怀念李白的动人诗篇。如《春日忆李白》、《不见》、《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梦李白》等等，表达了他对李白镂骨铭心的思念，盼望能够再度重逢。可是，兖州一别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重聚的机缘了。
公元七五五年（天宝十四年）的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一带） 叛变，十二月便攻陷洛阳。第二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六月， 又攻陷了京城长安。杜甫是在长安沦陷前一个月离开那里回奉先探亲的。为了避难，“安史之乱”后，他又把一家人从从奉先搬迁到白水县，去投靠娘舅崔顼。但白水县也非安全之地，潼关失守后，诗人又将妇挈雏，从白水逃亡出来，路经彭衙，奔往鄜州。一家人披星戴月步行在彭衙道上。没有粮食充饥，小女儿饿得哭闹异常，大些的男孩，非要摘树上的苦李子充饥。连阴雨天，一家大小浑身湿淋淋地跋涉在泥泞的道上，好不容易才来到了同家洼。那里住着诗人的朋友孙宰，他热情地接待了这逃难的一家，亲切地招待他们吃饭，洗脚，引见家人。还按着风俗剪些白纸条贴在门外，为他们“招魂”。孙宰如此“豁达露心肝”，以诚相待，实在难能可贵。后来诗人写有《彭衙行》诗追忆其事。在同家洼休息几天之后，杜甫举家又继续上路，一直来到鄜州的羌村，才算安定下来。
乾元二年（759）的春天，诗人便离开洛阳返回华州。路上正遇到官军从邺城败退下来。这时唐王朝为补充前线兵力，便到处征丁拉夫。不合理的赋税和兵役制度，强加在百姓头上，逼得人民妻离子散，走死逃亡。杜甫耳闻目睹了这可悲可叹、可歌可泣的种种情景，禁不住心潮起伏，发为咏叹，便写下了著名的《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
（《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的诗篇。这组诗是杜诗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石壕吏》描写了诗人夜宿石壕村所亲身经历的一幕惨别。作品以暮投石壕村，天明又离开这一夜时间的先后顺序，记叙了暴吏抓人的发端、高潮、直到结局的全部过程。诗篇的中心思想，是揭露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组诗《三吏》、《三别》，每首都选取生活的一个侧面，描绘了一个具体事件。总起来看，却都揭示出了那个历史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与本
质特征。诗人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惨无人道的兵役制度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深重灾难；另一方面又热情地讴歌了广大人民忍痛牺牲，挺身救国的崇高精神。热爱祖国和同情人民的思想，在这组诗中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艺术表现。
公元七五九年的夏天，杜甫回到华州。这时久旱无雨，庄稼一片枯黄。到了秋天，关中到处饥荒，以后的生计该怎么办呢？诗人决心弃官离职，举家奔往秦州，继续颠沛流离的生活。秦州虽然有诗人的侄儿杜佐，还有他的老友赞公和尚住在那里，但他们对诗人一家的困难处境，也帮不了大忙。仅仅在秦州住了几个月后，杜甫就又携带家眷前往同谷去了。这期间诗人写有著名的纪行诗《秦州杂诗》二十首，描绘了陇右的山川城郭和风土人情，以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切身感受。
从秦州向同谷进发，这条路程比起四年前到鄜州去的路程，要艰苦难行得多了。一路上要经过许多险峻的峡谷：诸如赤谷、铁堂峡、寒峡、青阳峡、龙门镇、石龛、凤凰台等。一家老小在旅途中“贫病转零落，常恐死道路”， 只得靠橡子、黄独（可作食物的药材）充机。而这一带的劳动人民，更是倍遭涂炭，啼饥号寒。煮盐的工人，辛辛苦苦汲出的盐，官价每斗只给三百钱， 商人一转手就捞到一倍的利润，“转致斛六千”；石龛山上的伐竹农民，攀登高峻的山巅去“为官采美箭”，而今直干竹已伐光，正为无法应付官差而发愁。诗人为人民的苦难而忧虑，为自己的穷困而哀伤，于是他唱出了《同谷七歌》。这组诗运用重言叠字，反复歌唱咏叹，特色卓著，歌味甚浓，在杜诗多样化的体载中，别开生面，自成一体。
在同谷县逗留一个月左右后，诗人一家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于公元七五九年（乾元 2 年）的年终，终于到达了四川成都。当年的成都府尚未遭到战乱，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稳定局面。自“安史之乱”发生以来，诗人一家已度过了整整四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今总算可以安居下来了。起初， 他们住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寺内。第二年（760）的暮春，在亲友的周济下， 诗人于浣花溪畔，万里桥西，百花潭北，营建了一座草堂。饱经忧患，流离失所，现在居然有了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处，怎不叫诗人快慰？他欣然命笔， 写了一首七律《堂成》。说自己如“飞鸟”得到了“暂止”，又像“语燕” 找到了“新巢”。诗人自力耕种些草药，加上亲友的资助，总可以不必为衣食而忧虑了。然而杜甫并没有沉醉在浣花溪畔的和平安定的生活之中，他依然念念不忘国事和政局。诗人到达成都不久，便写了《恨别》一诗，表达了他“洛阳一别三千里”“兵戈阻绝老江边”的背井离乡的感叹和深切的思乡之情。在《野老》诗中，诗人则更直截了当地说：“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战火纷飞的年月，眼前的种种景象，都会引起诗人无限的惆怅和深沉的慨叹。诗人面对锦官城外的武侯祠，写了一首《蜀相》的诗，热情讴歌了诸葛亮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诗篇最后两句说：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诸葛亮尽忠报国，功业未遂的结局，深表惋惜之情，其中也寄寓了诗人自己爱国忧民的精神与匡救时危的愿望。
上元二年（761）秋季的一天，成都西郊狂风怒号，暴雨大作，给草堂造成了意外的灾害。堂前那棵古老苍劲的楠树，被狂风暴雨折断了根。草堂顶上的茅草，也被狂风卷走。诗人为此写出了《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两首诗。特别在后一首诗中，他不仅感叹自家遭受苦难，而且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鸣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呼声，这虽是诗人心中腾起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的这种诚挚的情感，伟大的胸怀，一直为后世所崇敬。
杜甫在草堂居住期间，经常与附近的农民来往，就像当年在鄜州的羌村那样，无拘无束地与他们相处。又是春天来了，杜甫伴随着温馨的春风出外野游，远近村落到处是红花绿柳。这正是春社祭祀的日子，有一位邻近的田家老汉非邀他去吃酒不可。杜甫也真的到那位老农家里，从清晨卯时一直呆到傍晚酉时。他们边吃春酒边叙家常。老农带着酒兴告诉地说：自从严武作了成都尹、剑南节度使，他们家的日子好过得多了。这样赞不绝口的说着， 渐渐天已经大晚。诗人要起身告辞，老农又拉着他的胳膊强行把他留下。直到东方升起了月亮，他还呼叫家人再拿酒来。尽管老农的言谈举止已近于粗鲁，有失礼貌，但杜甫却深受感动，分外高兴。诗人把这些真情实景写进了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的诗中。也许杜甫有意借田父之口，赞美严武的政绩，但这绝非为封建官吏歌功颂德，庸俗捧场。严武驻守四川期间，吐蕃不敢进犯，广大人民确实得过安定的生活，因而诗篇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原来杜甫与严武是世交，严武的父亲严挺之便是诗人的好友。后来杜甫在凤翔、长安任左拾遗时，又曾与严武在一起共事，经常往来。诗人入蜀之后，严武常去草堂看他，并给以经济接应。他们又是诗友，常有诗作唱和赠答。公元七六二年（宝应元年）六月，严武应召入朝。两个好朋友，又要分手了，双方都感到缱绻难舍。临行时杜甫去送严武，并写了一首《奉送严公十韵》的送别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监危莫爱身。”既表达了诗人自己对朝廷的眷恋，渴望回到长安去的心情；又寄希望于严武，要他挺身赴国难，发扬临危不惧的精神。
严武离开成都之后，剑南兵马史徐知道乘机举兵叛乱。杜甫流亡到了梓州。过一陈子，又设法把家室接来这里。第二年唐将仆固怀恩屡败叛军，叛将史朝义（史思明之子）兵败自缢，其部下纷纷降唐。至此，延续十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总算结束了。公元七六三年（广德元年）的春天，杜甫在梓州听到了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他欣喜欲狂，诗情奔涌，奋笔疾书，写出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抒情诗章：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全诗围绕一个“喜”字，写得热情澎湃，喜气洋洋。这喜，不单是喜自己从此可以返回故乡，结束流浪生活，；而且也是喜民之喜。这是渴望祖国统一安定，希望人民过上和平生活的美好思想感情的真挚流露。全诗一气呵成，浑然成篇。仿佛瀑布直下，一泻千尺；又如骏马下坡，不可羁勒。它一反诗人固有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令人耳目为之一新，难怪浦起龙称它是诗人“生平第一首快诗”了。
杜甫本以为从此可以离蜀东下，返回思念已久的故乡洛阳。然而事实上， 国家并未从此稳定，藩镇叛乱依然接连不断。当年的七月，吐蕃攻下了河西、陇右等地。十月又攻陷了奉先、武功。代宗皇帝慌忙逃到陕州，吐蕃便长驱直入长安，大肆烧杀掠夺。诗人重返家园的愿望落空了，不得不于广德二年
（764）的春天，又举家从梓州迁居到了阆州。阆州景色秀丽，又有许多名胜
古迹，可以饱览。但更主要的是诗人打算从这里沿嘉陵江南下渝州（重庆）， 再经三峡，返回洛阳、长安。
公元七六四年的三月，正当杜甫准备出蜀的时候，严武突然回川再度任职，并捎信来邀杜甫留下。与好友重逢的渴望，促使诗人改变了行踪，马上举家返回了成都草堂。同年六月，在严武的保荐下，杜甫作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这年诗人已经五十三岁，很难再适应那种终日忙干公务，且又拘束的幕僚生活了。他憎恨官场的勾心斗角，机巧权诈。厌倦同僚之间的周旋往还，况且政治抱负又得不到伸展，于是在第二年的正月，他便辞职归还草堂了。这是他最后一次踏入官场，此后他再也没有出仕。不久，年方四十岁的严武，突然病死在成都，杜甫悲痛万分。蜀中还有什么可以依赖，可以牵挂的呢？没有了。叶落要归根，他携带家眷，踏上了返回故乡的道路。五月初夏的一天，杜甫离开成都，乘舟沿岷江南下，经嘉州、戎州，然
后再沿长江东行到渝州、忠州等地。在旅途中，他写作了五律《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前四句描绘“旅夜”所见之景，后四句抒发由景所生之情。天地虽大， 却没有诗人安身之处，景色虽佳，却反衬出了诗人孤独寂莫的心境。末尾用飘飞不定的沙鸥自况，更是令人感叹不已。同年九月诗人来到云安，由于旅途中的过度辛劳，致使他旧病复发。风湿症折磨得他双脚痹痛，肺病、消渴症（糖尿病）害得他身体消瘦虚弱，行动已甚感不便：“几扶犹杖策，卧病一秋强。”他再也不能继续前进了，只好暂时寄居在云安县令严明府的水阁中。直到第二年（766）初夏，才离开云安，迁居到了夔州（奉节）。
夔州，地处三峡西口，地势险要，背靠丛山峻岭，面对波涛汹涌的长江。那里的土地贫瘠，生活艰苦。诗人在这里居住了两年，他同当地的人民群众更加接近了。劳动人民的贫困疾苦，便成了他经常歌吟的题材。当地封建礼教造成的习俗是重男轻女，男子看守门户，妇女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她们上山背柴，背盐，终年辛苦。偏偏遭逢战乱年月，许多妇女头发半白，已经四五十岁了还找不到婆家。诗人在《负薪行》中，深切同情她们的悲苦命运，井为他们发出了不平之鸣：“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是呵，她们并不粗丑，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使她们抱恨终生。诗人听到了劳动人民摧人心肺的痛哭声。在《白帝》诗中写道：“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这是连年的战乱和残酷的剥削所造成的惨象。杜甫怀着同情人民的真挚感情，尽可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帮助穷人。诗人在夔州瀼西草堂时，西邻有一位老寡妇，经常到他的堂前来打枣吃，他从来不加以干涉阻拦。后来杜甫迁离瀼西，把草堂让给了一个亲戚吴郎居住，吴郎便把堂前的枣树用篱笆围了起来。诗人得知这一情况，便写了《又呈吴郎》，以诗代简，告诉他说：那位“无食无儿”的老妇，是由于“戎马”战争和官府的“征求”，才使她陷入了“贫到骨”的困苦处境。她是迫不得已才来打枣吃的。所以，不要禁止她吧。诗人还在《昼梦》中吟出了：“安得务农息战争，普天无吏横索钱”的诗句。一个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这样深切同情人民的疾苦，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大半生的漂泊流浪，忧国忧民，使得诗人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试看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诗篇艺术地再现了诗人贫病交加，穷愁潦倒的心情和处境。诗人自己总结说：“晚节渐于诗律细”。《登高》一诗便是“诗律细”的范例。这首律诗，乃是“句句皆律”、“字字皆律”（胡应麟）。它更以其高度的概括性， 著称于世。语言精炼，词约义丰。例如五六两句，便含有多层意思。正如罗大经所说：“万里，地辽远也；悲秋，时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 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回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 所以，这诗曾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不是没有缘由的。诗人在夔州期间， 还写了许多感叹身世，忧国伤时，以及一些怀旧的作品。诸如《古柏行》、
《秋兴八首》、《昔游》、《壮游》和《遣怀》等。从创作上来说，诗人这时期的艺术硕果是很可观的。
公元七六八年（大历三年）的春天，杜甫已经五十七岁了，随着年事的增长，诗人思乡之情日甚。于是一家又离开夔州，乘舟继续东下，从此离开了四川。长江三峡，两岸险峻，山高蔽日，水流湍急。诗人乘坐小船，在激流中顺势而下。两个月后，便来到了一千年前楚国的故都江陵，在那里暂时停留下来。虽然有当年的好朋友郑虔的弟弟郑审正在任江陵少尹，但对诗人没有多大帮助。他一家人生活无依无靠，又加上他年迈多病，日子越来越困难。这种可怜的处境，诗人在《秋日荆南咏怀》诗中曾有所描绘：“苦摇求食尾，常曝极思鳃。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他到处遭到冷遇，随时会碰上祸患。万般无奈，迫不得已，在深秋时节，一家又移居到江陵附近的公安县去。可是公安县境，也不太平。入冬以后，他们便离开那里，又开始漂泊了。
公元七七○年（大历五年）的四月，诗人的多种宿疾复发了。他病倒在小船里，身体僵直，头脑昏沉，忽感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禁不住一阵心酸，却因涕尽湘江已无泪可流了。当他清醒的时候，回忆起生活往事，便一幕幕又都闪现在眼前，他多么想念那些亲友，有满腹的话要对他们倾吐呵！ 于是，他挣扎着伏在枕上写下了一首五言排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诗人最后的歌声，因而也是他的绝笔诗了。诗中书写了他疾病和贫困的境况，陈述了他绝望和愤慨的心情。然而他并没有热衷于咏叹自我的不幸，就在生命垂危之际，诗人还在念念不忘“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他所关心的依然是战乱的祖国和苦难的人民。不久，这位平生壮志未酬，空怀家国之思的伟大诗人，便在湘江上的一只破船里，默默无闻地停止了呼吸。时间是在公元七七○年（大历五年）的冬季，享年五十九岁。
出现于我国唐代一颗巨大耀眼的诗星，终于殒落了，诗人的结局是悲剧性的。然而，他却在自己一生生活和创作的道路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足迹，并用诗歌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纪念碑。杜甫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润泽百世的诗人，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出类拔萃的第一流诗人。
辛弃疾
（1140—1207）
辛弃疾于公元一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农历，宋高宗绍兴 10 年 5 月
11 日）诞生于山东济南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在他出生前的十三年，北宋的中原已沦入金人之手，辛弃疾的家乡也被占领。在金人残暴的统治下，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南宋朝廷，在求和派的控制下，放弃收复山河的大计， 采取丧尽民族气节的投降政策。辛弃疾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一一五三年，辛弃疾在济南应乡试，考中了举人。第二年去燕京参加进士考试。临行时，祖父辛赞告诉他，耍留意观察沿途的山川、地形、城郭、官署及仓廪的虚实、军马数目。此行，他窥察了全军的部署和人民的反抗力量。一一五七年，他又第二次去燕京应试，借此机会，深入到黄河以北的平原地区。两次，他都没有考中进士，但在观察金国的形势上，却有很大的收获，使他对金军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
一一六一年，早就怀有灭亡南宋野心的金主完颜亮，在听了北宋大词人柳永的《望海潮》时，就羡慕起杭州“三秋桂子，十四荷花”的旖旎风光。并派人进入杭州，偷偷画下西湖的景色，挂在他居室的屏风上。在题了“立马吴山第一峰”诗句时，就有渡江南进之意。在他定开封为南京之后，即派高景山、王全为使臣，到临安（今杭州）向宋高宗赵构索取淮河以南的大片土地。赵构不肯答应，接着，部署部队，加强防御。完颜亮调动六十万大军， 分兵四路，亲自指挥部队大举南侵。就在金兵进犯南宋时，辛弃疾在历城举起义旗，聚集二千余人起义。一个乡试中举的人，率众起义，使金国大为震惊。不久，辛弃疾经过几次战争，感到自己的军事力量薄弱，难与敌人抗衡， 便毅然投奔到历城附近很有威望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耿京所领导的天平军，担任起义军中的掌书记。
一一六七年春天，辛弃疾从楚地进入到金国的后方及开封等地，刺探金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了解军队部署及女真贵族之间和贵族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于当年秋天渡江回到南方。后来，在辛弃疾给虞允文的《九议》札子中，有“⋯⋯某顷游北方，见其治大臣之狱，往往以矾为书⋯⋯”就是他这次北行在金国亲眼所见之事。
辛弃疾把他在三年内踏察和搜集到南北方情况，及可以预见到的形势变化，经过详细分析，写成《美芹十论》上书朝廷。《美芹十论》极有见地地阐明了抗金的战略战术及可以取胜的因素，指出要从和议中汲取教训，研究敌国的情况，并且，陈述了要复兴宋室，必须充实国力，采取主动进攻的政策，不要使“和战之权常出于敌”。不要被动，“坐以待敌之攻”，要破除主和派的“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谬论。加强淮河防务，屯田养兵，激发将士的斗志。
可是辛弃疾这些考察与建议，由于主和派震慑于金国的兵力，而又耽于宴乐、安逸，满足于现状；主战派也因“符离之败”的余悸未消，无人敢予支持，所以，没能为孝宗赵兒所采纳。但是，这一行动，却引起了赵兒对辛弃疾卓越才能的赏识和重视，改派他去建康做监察官吏中比较有实权的通判。
一一六八年，建康留守是史致道。军马钱粮总领叶衡的任所也设在这里。另外，赵德庄、韩元吉、严换、丘崈等很有名气的人，也都在建康做官。辛弃疾到任之后，与他们时相往来，结伴从游，宴饮酬唱。这些人的文学素养和诗词的成就给辛弃疾以很大的影响。辛弃疾从这时起，正式开始了歌词的创作活动。起初，他只是为了借此吐露自己胸中的郁闷和意愿。他写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享》及《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词。后来，他的词作更加成熟了，逐渐有意识地把词作为阐述政治见解，伸张正义的工具。因此，表达报国的意志；倾泻忠愤；缅怀沦陷区人民的苦难；张示对敌人的深仇大恨；感叹自己不被理解；抒发忍忧含悲沉痛的情怀，都是辛弃疾词里的精华。
一一七○年，孝宗赵昚在延和殿召见辛弃疾。他和孝宗谈论南北的形势和三国、晋、汉的人才。辛弃疾不曲意迎合皇帝的心理，坦率说出自己真实而公正的见解，受到朝中正直官员的称赞。他又把《美芹十论》中的主要论点，基本内容，写成《九议》，献给已经当上丞相的虞允文。因为“和议已定”、虞允文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是，由于《九议》中提到理财的措施， 便把他调充司农寺主簿。这是辛弃疾第一次在临安做京官。
两年后，南宋朝廷派辛弃疾去滁州做知州。滁州，地处两淮之间，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宋室南迁之后，屡受兵燹之祸。紧接着是“水旱相乘凡四载”，生产遭到破坏，经济萧条，致使滁州成为疮痍满目、充满贫困、雉堞残破，如同废墟一样的城市。居民在瓦砾上筑起茅屋，“行人露盖，市无鸡犬”，一派凄惨荒凉的景象。
辛弃疾到任后，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减轻徭役和税收；招抚流亡民户，给器具、粮种，以恢复农业生产；训练民兵，令驻军从事开垦耕种；请求南宋朝廷豁免历年欠缴的租赋；重新修建旅舍、店铺、酒家，招引各路商贩来滁州经营各种行业，给以方便。就在当年，便使残破不堪的滁州，从萧条中恢复起来，出现了生机。
一一八 0 年十一月，辛弃疾从湖南安抚使任上改官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因隆兴府境内旱灾严重，诏令中特别指出，要他负责救荒。他到任之后，立即着手这项工作。张贴出“闭粜者配，强籴者斩”的榜文，作为紧急措施。并下令让官吏、儒生、商贾、市民保举出一些精明能干的人，借官库的银钱给他们，不要利息，让他们外出买粮，限一个月运到隆兴府境内卖出。被保举出来的人，果然如期从各地运来很多的粮食入境，足够当地居民食用。邻境信州也闹粮荒，知州谢源明求助借粮。隆兴府的官员中有些人反对借给， 辛弃疾说：“救灾恤民，不该分境域。”于是，拨出粮谷十分之三，用船运往信州，使那里人民免遭饥馑之苦。
辛弃疾如此忠于南宋朝廷，为何一经弹劾，就被罢官呢？原来，辛弃疾从南归以后，一直过着仕途生涯。多年来东奔西走，调来调去，经常是管理些钱谷财赋的差事，并遭到主和派的排挤和嫉妒，自己又不能直接为抗战事业作出贡献，使他感到莫大的痛苦，遂写了一阂《摸鱼儿》：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依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下片）
孝宗看这阕词，虽然没有怪罪他，但是，很不高兴。在王蔺弹劾辛弃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的奏章一上，未经查实，一个月后，就把他罢官了。时间是一一八一年十二月。
辛弃疾因为不断遭受主和派的打击，早已有退隐之意。所以，在一一八一年的春天，就在上饶城北带湖边上，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买下一块宽阔平坦的土地，兴建起庄园，盖上百多间房屋，把余下的空地开成田畦，建造一座“雪楼”，在高处筑起精舍，命名为“稼轩”。从此，他就把“稼轩” 作为自己的别号。
带湖新居即将落成时，辛弃疾为了表明自己激流勇退的意思，写了一阂
《沁园春》，词中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写出了政治失意， 引退归老的心情。但是，词尾却说“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又透露出对南宋朝廷尚有留恋之意。
辛弃疾接到罢官诏令，就到带湖新居去过被迫退隐的生活。后来，他在与上饶地界相邻近的铅山县东北，一个名叫期思渡的地方，又另建起一处住宅。在住宅附近有一汪清澈的潭水，辛弃疾把它凿石垒筑成泉，取名“瓢泉”， 并为它写过一首《洞仙歌》，倾吐出自己不甘退隐的心情。
一一八四年，在他为韩南涧尚书寿辰写的《水龙吟》中，表达出他胸中压抑不住的悲愤。用“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愤怒地指斥了南宋朝廷昏庸无能，苟且偷安于江南的局面。一一八六年，在他游鹅湖归来， 小病初愈时，写了几首《鹧鸪天》，在词里流露出他不为朝廷所用，被迫退休，寂寞无聊的苦闷的心情。在《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中，用“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之句，对他的罢官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一一七八年，辛弃疾在临安任大理少卿，有同僚吴交如病死，因家贫无钱买棺入殓。辛弃疾感叹地说：“身为列卿而贫若此，是廉介之士也。”于是，他厚赠银钱给死者的家属，助理丧事，并且，上疏给皇帝，请求抚恤吴交如的遗眷。这时，正值被称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的永康人陈亮到临安上书给孝宗，建议迁都建康。陈亮不仅是一个有经济之才、坚持驱逐金人、反对道学上空谈心性的杰出思想家，而且，是一个气概豪迈，卓有成就的大词人。他仰慕辛弃疾的为人，急欲和他相见。当时，辛弃疾住在临安城郊， 宅前有一小溪，溪上架有木桥，据说，有一天陈亮骑马来访，马到桥前，停蹄不进。陈亮三次挥鞭催马，这匹马只是盘旋跳跃，昂首长嘶，不肯前进一步。陈亮动怒，拔出宝剑斩断马首，马仆倒在地，他步行过桥，直奔门前。辛弃疾在楼上看见这般情景，不由骇然，急忙迎接出来，见面之后，结成至交。
一天傍晚，朔风凛冽，大雪纷飞。辛弃疾因卧病在床，甚无聊。忽然， 家人报道：“东阳的陈亮来访。”辛弃疾急忙披衣下床，请入室内相见，叙过阔别之情，即命家人备上酒菜，相与而饮，畅叙心曲，论及时势，谈到北方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二人慨叹啼嘘不已。悲愤之极，辛弃疾从墙上摘下一把宝剑，递给陈亮观看。陈亮抽剑出鞘，只见寒光一闪，湛如秋水，急称： “好剑、好剑。”辛弃疾道出，这剑乃是他在历城起义时，一名战士的父亲刘老汉所赠，它表达的是中原人民抗金的坚强意志接着，追述起当年威镇山东，使金人闻风丧胆的农民领袖耿京的英雄业绩和豪迈的气概，不由得唱起
新近填写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陈亮随着歌声，舞起宝剑，寒光闪闪、冷气森森。歌声停歇，他收住宝剑，盛赞辛弃疾歌词的悲壮。辛弃疾也赞扬了陈亮剑术的精湛，并说：“那时，我们真是兵强马壮，驰驱纵横，以为消灭金兵，恢复中原，使国家重新统一，指日可待。自己也可以为国立功，扬名于生前死后，唉！谁想到壮志未酬，功名未立，而身老林泉！”他因不能实现当年驰骋疆场的宿愿而发出了哀叹。
陈亮的到来，使得在病中的辛弃疾非常高兴。他与陈亮同游鹅湖寺，共饮瓢泉，长歌酬唱，相聚甚欢，秉烛西窗，议论国家大事，谈得极为融洽。陈亮在铅山住了十天，又和辛弃疾一起到紫溪会会见朱熹，朱熹没有应邀按时前来会面。陈亮因有事告辞走了。第二天，辛弃疾眷恋好友的离去，亲自上路追赶陈亮，打算挽留他再住些时日。辛弃疾不顾天寒地冻，风寒雪大， 一起追去。当追到鹭鸶林，终因雪深路滑，不能前进，才停下来，在方村路旁的一个小酒店里独自酌饮，以消愁情。夜半，投宿在吴姓人家的四望楼。在接到陈亮的唱和之作后，辛弃疾又用前韵赋词回答他：
⋯⋯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问渠依：神州毕竟几番离合？ 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词里，对陈亮这样在恢复中原的英雄人物，如同拉盐车的千里马一样被埋没，表示无限同情。
一二 0 三年，辛弃疾已经六十四岁，被闲置八年之后，南宋朝廷又突然起用他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他接到任职的诏命，真是意气风发，“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到任之后，依如历届任上一样，处事果断，雷厉风行。莅职不久，就发现州县有害农六事，立即疏秦给皇帝，进行论述，请朝廷下诏内外台严厉勘察，并且，秦请省罢税官， 增置县尉，“销弭”鬻盐之害。为民兴利，修建秋风亭。召请有名的词人刘过至幕府。公余之暇，互相唱和，流连于诗酒之间。
这时，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已经七十九岁了。他在临安参加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的工作，完成之后，辞官回到绍兴来度晚年。他和辛弃疾，一个是当代的大诗人，一个是南北有名素负众望的词家，都具有豪放的性格，又都积极主张抗金救国，恢复中原的宋室江山。他们早已是“闻声相思，同气相求”，神交已久了。辛弃疾听说陆游回到绍兴，就亲自到离绍兴大约九里远的三山镇去拜访陆游。两人见面，谈起北伐中原的大事，慷慨激昂，非常投契，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两位相差十五岁的人，很快地成了忘年之交。
辛弃疾在镇江上任，一年之后，他了解到金国的实际情况和军事力量， 要比预计的大得多，他曾对程 说：“敌人的兵马还是如此强大，收复失地， 岂是轻而易举之事了？”并且指出：“所招集的民兵，多是种地的农民，没有战斗经验，官军与民兵不分，造成混乱的状态。兵力本不足，分散各地，
形成数目小，力量单薄，敌人一来，必然要溃败的。”由于他认识到自己兵力不够雄厚，作起战来易败难胜，所以他向韩侂胄提出了诚恳的忠告，要谨慎从事，在没有充分的准备之前，不能轻率地发起进功。并且，阐述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及可预见的后果。他的正确见解，没有被韩侂胄所采纳。韩侂胄认为为辛弃疾的声望高，如此议论只会妨碍他进攻的计划。于是，他以辛弃疾错误推荐有不法行为的通直郎张
为借口，把一生主张收复失地的抗金英雄辛弃疾降为朝散大夫，改任隆兴知府。辛弃疾未及就任，又因谏官强加给他的“好色贪财。淫刑聚敛”的罪名，于七月把他免官。
在辛弃疾离开镇江之前，去登北固亭时，感慨时事，怀古伤今，以悲愤的心情写下了至今仍脍炙人口的佳作《永遇乐·北固亭怀古》：
千里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
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在这首词的下阕，用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冒险北伐及霍去病至狼居胥封山而还的故事，劝告韩侂胄不要冒险，因急于立功而草率用兵。又以愤懑的心情，慨叹四十三年前，自己在战火纷飞的扬州以北地区作战，如今， 那里已为敌人占据。词尾，提出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愿象廉颇一样，去为收复失地而驰骋疆场。
一二○五年的秋天，辛弃疾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守国要冲”的镇江， 回到铅山。半年后，一二○六年春，朝廷又下诏，要他去做绍兴知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他因绍兴远离前线，上疏辞掉了。
这年的五月，宋宁宗赵扩，在韩侂胄的奏请下，正式颁布了伐金诏书。出师之后，初战获胜，收复了华州，但是，正象辛弃疾所指出的“卤莽从事， 战备不足”，及军中藏有内奸等原因，仅半年后，各路军队都溃败下来。当年十二月，西线的吴曦叛变了；东线的丘崈和金军秘密进行议和，使韩侂胄指挥失灵，陷于孤立，乃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这时，他才明白辛弃疾的战略见解是何等的正确。于是，请旨进辛弃疾为龙图阁待制，任江陵知府，诏令他到临安陈述对时局的意见，紧接着又下诏试兵部侍郎。这时，辛弃疾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因身体多病，并且深知失败已成定局，无法挽回，遂两次上表，辞退新任命。在韩侂胄伐金失利的情况下，南宋提出议和， 金国要以韩侂胄的人头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迫使韩侂胄必须继续用兵，筹划再战。为了请辛弃疾出来帮助他收拾残局，又诏命辛弃疾任枢密院都承旨， 这是个掌管军事大权的大官。但是，诏令到达铅山时，辛弃疾已经病重不能再起了。他赶紧上表请辞。于一二○七年九月十日，辛弃疾怀着无限忧国悲愤的心情及未能战败金国、收复中原的遗憾，在大喊“杀贼、杀贼”的呼声中离开人世，终年六十八岁。
殁后，葬于铅山县的阳原山。
巴金
（1904- ）
巴金原姓李，名尧棠、字芾甘，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一个官僚地主大家庭。家里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三四十个男女仆人。在十个同胞兄妹中，他排行老四。
一九二○年九月，巴金和三哥李尧林走出了“公馆”大门，进了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在那里，苦读了两年半。课余时间仍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 以来的新报刊和其他一些新书并开始阅读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好像久旱逢甘雨的小苗，拼命地吮吸着自己根须所能触到的每一颗雨珠，而又一时无法分辨出它是甜是酸、是清是浊。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一书曾强烈地感染了他，他甚至觉得书中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自己的心“烧成灰了”。他也曾给《新青年》编者陈独秀写过信，恳求给“指一条路”。回信终于没有来。他又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赠书启事，于是寄了邮票去，得到了一本波兰作家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这本书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他看见了另一国度里一代青年人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而奋斗的大悲剧，也第一次找到了他梦幻中的英雄。他觉得自己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 了，而这“正义”又把他心中的爱和恨明确起来了。
另一个给幼年巴金以很大影响的是俄国作家爱玛·高德曼。从她的文章中，巴金看见了他当时认为是“美丽的安那其（无政府）主义”。一九二二年，一位朋友在莫斯科遇见了高德曼，经他介绍，从一九二五年起巴金开始和她通信。他很钦佩她。她的文章使巴金感动、喜悦并激起他的热情。巴金曾因此称她为“精神的上母亲”。
刚刚十六七岁的巴金开始有了自己的理想：爱人类，爱世界，要为人类做一些有益的事，甚至为自由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他这时的理想也许还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并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对一个刚刚觉醒的少年来说，这种理想是多么真势、可贵和热烈啊！这种理想在巴金身上又和那种反封建礼教的爱憎感联结在一起，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反封建意义，很长一个时期里给他以力量和信心。虽然这种人道主义的理想距离马克思主义还相差甚远，但当时巴金一时还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他只觉得自己浑身热血沸腾，强烈地要求参加实际工作，为人类做点事情。
不久，巴金和成都一个秘密的无政府主义的组织《适社》发生了联系， 并参加了它的活动：写文章，贴标语，办刊物。还做了《半月》的编辑。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半月》杂志第十七号上，巴金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时他才刚刚十七岁。他们还另外组织了一个类似的团体《均社》，编辑过《警群》、《平民之声》等杂志，发表了《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文章。这时，一位姓吴的朋友的行为曾深深地感动了巴金。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信仰者（多年后终于转向信仰共产主义），为了“整个地”去做宣传工作，中途辍了学；为了按他的信仰去生活，曾到裁缝店去当学徒；团体所办刊物欠了债，他就毫不迟疑的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的衣眼去押当了⋯⋯在他身上，巴金第一次看见了信仰开放的花朵。巴金因此称他为自己童年时的第三位老师，教会他“自己牺牲”，并给了他“勇气”。巴金后来曾把他们形象写进《爱情三部曲》和《家》中。巴金自己这时甚至也开始称为“安那其主义者”了。
巴金的生活方式渐渐地改变了，成了一位年轻的封建叛逆者，眼前满是光明。他在刊物上写了这样两个短句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奋斗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进。”
一九二五年夏天，中学毕业后，巴金曾去北京投考大学，后因害病回上海休养，开始了飘泊生涯。这期间，除了研究安那其主义在《学灯》、《洪水》等刊物上发表了《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等文章外，还编印了《民众半月刊》杂志，刊印了几本小书。可是他的内心却一刻不得安宁。刚刚开始的北伐战争进展很迅速，盘踞在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更加紧了对人民的盘剥和压制。巴金党得自己被内心的积郁和社会的黑暗压得喘不过气来，决定暂时出国，想到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等著名人士的故乡法国，“去找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巴金和一位姓卫的朋友一起登上了“昂热”号邮船。当离开养育自己的乡土时，他的心情是那么矛盾、复杂。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又憎恨那黑暗的社会。他多么希望祖国和同胞、亲人能早日摆脱这种苦难的境地啊！这种种心情和愿望在他从海船上写给大哥和三哥的信中都有尽情的表露。这些信后来整理发表了，那就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海行杂记》。
二月十九日，刚刚二十三岁的巴金经马赛港到了法国的首都巴黎，住进了拉丁区一家古老公寓的五层楼上。这是一间“充满了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窗户整日开着，下面是一条寂静的街道，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 正对面是一所大夏，不仅挡住了视线，而且往往给小屋遮住了阳光，使它变得更抑郁、阴暗了。巴金这时有一个很大的读书计划，每天除了上午到附近的卢森堡公园散步，晚上到夜校补习两小时的法文外，几乎整天把自己关在这间小屋里拼命地读书⋯⋯除了少数几个朋友偶尔来相聚外，只有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定时来扣击他的心。
过分的静寂往往使人的思想分外的活跃。巴金年轻的心不安起来了。每天走过住处不远的先贤祠时，他常常在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和伏尔泰铜橡前停下来，长久地沉思。这时，他好象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陷于一种美丽的遐想中。而巡视警察沉重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明白了自己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不合理的社会时，那内心的苦痛反而更加强烈地来吞噬他寂寞的心了。过去的种种回忆又分明地浮现出来：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继续来折磨他了。他觉得“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
于是，他拿起了笔，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最初他并没有什么完整的构思和计划，只是顺着当时自己的心绪写下一些场面或心理，例如汽车轧死人；李冷遇到那个奇怪的诗人等等。大都是他见过或听见过的情景。但这好像蕴积已久的熔岩找到了喷火口，好像蓄满了水的水库打开了泄洪闸，一发而不可收了。每天晚上感到寂莫时，他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纵情挥毫。笔尖饱蘸着内心的抑郁和爱憎，写着，写着，一直写到觉得脑筋乏钝，才上床睡去。这些开始并不连贯的片断，直到后来才用一个“杜大心”把它们贯穿起来。就这样，在一个月时间里，写下了以后编成《灭亡》头四章的那些文字。
那些日子正是萨柯与樊塞蒂的案件轰动全世界，引起各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的时候。这两名无辜意大利工人由于受到诬陷，在美国的死囚牢中已关
了六年，最后宣布处以电刑。樊塞蒂自传中那“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 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的话和他改造社会的理想，尤其使巴金感到共鸣。他给狱中的樊塞蒂写了封长信， 并参加了法国民众援救活动。后来他还翻译过樊塞蒂的自传《一个无产者生活的故事》。
没多久，巴金接到了樊塞蒂的回信和寄来的一包书，勉励他“不要灰心”， “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当巴金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养病时，又接到樊塞蒂的第二封回信，开头就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这两封信都使年轻的巴金深受感动。这两位无辜的意大利工人，终于被送到电椅上杀害了。巴金愤怒到了极点。他接连写了一天信，寄到各处，向那个“金元国家”的不义行为发出了控诉。后来，巴金还曾就这件事写过一篇小说《电椅》。
这期间向巴金还开始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一书， 并为此翻看了柏拉图到斯宾诺沙，康德等人的一些哲学著作。
一次，巴金接到大哥来信，信里充满了一些感伤的话，不但要巴金和他三哥“扬名显亲”还盼望他们和他一起来维持那个封建家庭。巴金觉得自己跟大哥的友爱虽然日益加深，但思想上的分歧却越来越大了。“我应当把我心里的话写给他”。最后，他决定用写小说的方式来倾诉自己的爱憎、心愿和理想，让大哥，也让社会更深地了解自己，认清环境。于是，一些人物不停地在巴金眼前活动，一些细节也纷沓而至。他甚至想到一个安徽同学的女朋友的名子“吕淑良”，于是给自己作品的女主人公起了个名字叫“李淑良”
（后来才改为“静淑”）。回到宿舍便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并把过去写的那许多场面、心理活动的片断，重新进行了改写和删补，同时又补写了“李冷和他的妹妹”、“杜大心和李静淑”、“生日”等章节。他用五个硬纸面的练习本抄清定稿后，又在前面写了一篇《自序》和一句“献给我的哥哥” 的献辞。并且第一次署上了笔名：巴金。这就是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
《灭亡》写好以后，巴金忽然又有了个新主意，他打算把小说印出来后再寄给大哥。于是他就把原稿寄给一位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这年十月，他启程回国。回到上海时，朋友告诉他，小说已经介绍给当时代理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的叶圣陶。决定在刊物上发表了。果然，小说在一九二九年一至四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一至四期连载刊出。
《灭亡》以一九二五年孙传芳在上海的军阀统治为背景，描写了一个追求革命的知识青年从反抗黑暗势力而走向自我奋斗、直至牺牲的过程，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一时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歌颂了他们为摧毁旧世界而献身的英勇精神。全书集中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贯穿全书的响亮的呼声就是这样一句话：“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这无疑是一部鼓吹反抗和充满革命激情的书。主人公杜大心虽然还不是一名真正革命者的形象，但在他身上，概括了当时许多开始觉醒，追求革命，而又一时没有找到真正革命道路的青年某些共同特点。作品的缺点和不足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和所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还不能正确地反映小资产阶段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还无法为他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甚至不适当地对他们身上的弱点寄予同情。书名《灭亡》有着双重意义，一是控诉：一切黑暗的东西都应该灭亡；一是歌颂：不怕“灭亡”（自我牺牲）的革命者是
值得赞扬的。
《灭亡》是巴金追求光明的第一声呼号。它的发表似乎并没有增加大哥对他的了解，可是它在青年中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替巴金选定了一种职业。他的文学生涯从此开始了。
不经过一番磨炼和不懈的努力，任何天才也是无法有成就的。一九二九年十月，《灭亡》单行本由开明书店出版。接着，译文《地下的俄罗斯》（俄·司特普尼亚克著）也由上海启智书店出版了。然而，他一口气写完的第二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初稿题名《新生》）却很快就被《小说月报》退回来了，说是写得不好。他冷静地思考后，觉得编者的处理还是公允的。他后来曾说：“小说的失败不是由于一口气写出的，而是因为生活太单薄了，更主要的是由于自己有点为写小说而写小说的味道了。”过了几个月，巴金又对小说进行了认真的改写和补充，一九三○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了。但是他自己对这部作品始终不够满意。从此，他得了一条重要经验：作品成功的秘诀就是“真实”，它必须有深厚的生活根基，有自己对所描写的生活真切感受！ 以至近三十年后，他仍写道：“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捧场’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正是这种信念和力量，督促他又拿起笔，写下了他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复仇》中的十几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中，都保留着他对过去生活的纪念，差不多每一篇里都有一个过去的朋友的影子。
从此，巴金的创作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家》是巴金最有影响的代表作， 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大贡献。长篇小说《家》和后来陆续写出的《春》、
《秋》一起，组成了巴金著名的“激流三部曲”深刻而又生动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某一方面的历史，愤怒地控诉了封建旧礼教、旧制度的罪恶，也歌颂了勇敢地向旧制度、旧礼教宣战的封建家庭的叛逆者。
《家》的主题和故事，在巴金心中孕育了好几年。早在写作《灭亡》过程中，他就受了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启发，也想写一部连续性的长篇。最初起名“春梦”，以他大哥为主人公，并写出了一些片断。大哥也来信支持他的想法。回国后，又改变了主意，开始以“激流”为名写出了小说的最初几章。但小说刚发表一章，就接到了大哥自杀的电报。这使巴金更加深了对旧制度的憎恶，也使他更无顾忌地来刻画自己的人物了。他不仅要为自己的亲人，更要为当时的青年，为整个社会写出一部向封建制度宣战的书， “通过人来鞭挞制度”，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和社会喊出“我控诉”的呼声。所以，当“九一八”事变后，《时报》编辑易人，以“太长了”为借口中断小说的连载时，巴金毅然声明：宁愿放弃稿费望把小说刊完。小说这才登完了。
《家》的发表轰动了整个文坛，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它以揭露旧世界旧礼教的深刻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巴金曾短期离沪去南京。二月间，他回到中过炮弹的住屋，继续完成了中篇《海的梦》。五月，曾到广州、香港等地旅行。回上海后，出版了他的第二个短篇集《光明集》，并受到旅途中一些见闻的启发，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六月，又根据一位曾在云南个旧矿区住过一个时期的朋友提供的材料，
加上自己“大胆的想象”，写出了“替那般‘现代的奴隶’喊冤”的中篇小说《砂丁》。这是巴金第一部反映工人阶段悲惨命运和牛马般生活的作品。虽然作品还没有能写出工人阶段的觉悟和斗角，但它揭露了剥削阶级的罪恶，对工人们的不幸遭遇充满了同情。它标志着作者眼界的扩大和题材方面新的开拓。
这年七月，巴金重新写就了《新生》。这本书的第一稿本来已经在一月号《小说月报》连载，但杂志正在装订时，连同商务印书馆一起毁于日军炮火之中。巴金怀着一种激愤的心情，凭着记忆一口气写成了《新生》第二稿。这是《灭亡》的续篇，采用日记的形式，描写了杜大心牺牲后给李冷、李静淑等人带来的精神上的鼓舞和生活上变迁。作者本意是罗“写主人公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大转变”，但实际上仍未摆脱《灭亡》中的某些弱点。九月，写成《爱情三部曲》第二部《雨》后，巴金曾去天津、青岛、北京等地。十月回上海，根据出国时在船上写给大哥的信改写成《海行杂记》；并出版了译文《秋天里的春天》。十一月，集成短篇小说集《抹布集》。这样，年仅二十八岁的巴金在动荡生活中，迎来了创作果实累累的一九三二年。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侵略者的炮火毁灭不了一个正义作家的创作激情，帝国主义的炸弹更摧毁不了他的精力和作品。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雪》在上海公开出版。十二月《电》完成，至此全部完成了“爱情三部曲的创作。巴金的创作进入了高潮期，在文坛上声名大震。
一九四○年巴金是以欢快的心情度过的。七月，他第一次到昆明看望了正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的肖珊，并写了长篇小说《火》的第一部，还出版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等译作。十月，离昆明去重庆。年底在全国文协茶话会上，巴金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言谈、风度， 使他感到异常温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四一年，《火》第二部完成，一九四三年，又完成了长篇小说《火》第三部。
一九四四年五月，经历了八年恋爱生活的巴金和肖珊旅行结婚了。他们从桂林出发，五月八日到贵阳，住在城外一所僻静的宾馆“花溪小憩”。巴金对物质生活一直是淡泊俭朴、无所奢求的。他们当时的婚礼也是再简朴不过的了：没有任何仪式，也未曾办过一桌酒席，只是在两人离开桂林之前托他兄弟印发了一份“旅行结婚”通知，分送朋友了事。婚礼那天，巴金和肖珊亲密地到贵阳城里逛了逛，回来时在一家小饭店随便用了顿餐，晚上两人又在屋里亲切地规划起未来的生活了⋯⋯就象宾馆窗外那一溪清流一样，他们心贴心地默默谱就了一曲明澈而欢快的人生之歌。这年巴金刚好四十岁。学过英语和历史两个专业的肖珊，不仅在生活上成为巴金一生最忠实的伴侣和最知心的朋友，而且在文学事业上也成为他的一位配合默契的好助手。
在贵阳他们只住了短短的六天，肖珊就乘车去重庆了，巴金则暂时留下治疗鼻病和写作，住进了桂林中央医院第三病室。在那里作家结识了好几位后来成了小说《第四病室》人物原型的病友，并开始写中篇小说《憩园》。出院后不久，巴金就应肖珊之促赴重庆。他随身带了一锭墨，一支小字毛笔和一叠权当稿纸的西式信笺。在火车上、在旅途中的小客栈里，只要找到一个小碟子或碗盖，他就倒上点水，磨好墨，抓紧一切时间在笺纸上写起来。七月，在重庆完成了《憩园》初稿，十月就出版了。
《憩园》是巴金继“激流三部曲”之后，又一部以“家”为题材控诉旧制度的小说。它写了一个纨绔子弟如何堕落为惯偷的故事。故事的题材是真实的，是以作家一位叔叔为原型写出的。作品虽然还带有某种“挽歌的调子”， 但真切地反映了地主家庭因金钱所造成的罪恶和他们的没落。如果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是一个被威胁的、即将灭亡的“家”，那么，《憩园》中的“家”则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家”了。
在重庆，巴金度过了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生活。在这里，他遇到从延安来的老朋友何其芳和刘白羽同志，同他们有了更密切的交往。何其芳还接巴金到曾家岩“周公馆”，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这期间。巴金有机会多次聆听周恩来同志对当时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对毛泽东同志文艺思想的深刻阐述，以及对解放区文艺活动的生动介绍。后来，当毛泽东同志亲赴重庆与蒋举行谈判时，巴金还愉快地与毛泽东同志会了面。这都使作家深受鼓舞。
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巴金和肖珊开始组织了他们的小家庭。八年来，他们一起经历了各种艰苦动荡的生活。战争紧张时期，他们一起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时而上海、时而四川，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一起时，他们象朋友一样住在一起；分离时又互相牵挂。但他们的心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每当落在困境，肖珊总是亲切的在巴金耳边说： “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现在，他们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肖珊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算是他们唯一的奢侈品了。在这陋室中， 巴金开始了《第四病室》的写作。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没有从人们心头消尽，蒋介石又发动了全面内战。在硝烟弥漫中，巴金和肖珊回到上海定居，并于年底写成长篇小说《寒夜》。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先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文联和上海作家协会等机构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务，参加了许多重要国事活动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他怀着满腔热情，积极投身到人民火热的生活激流中，写下了许多歌颂祖国新面貌和各国人民友谊的作品。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间，他还两次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前沿阵地深入生活，共达十二个月之久。在那里，从元帅到士兵都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他满怀激情地写出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小说《团圆》等新作品。巴金笔下开始出现了人民生活的欢快激流和平凡而伟大的人民英雄形象，作家以真挚的感情，把最美好的颂歌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一九五七年后，他还和靳以等人创办、主编了大型文艺刊物《收获》、《文艺月报》等，培养了不少文艺新人， 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巴金曾受到了不公平的围攻， 他的一些代表作遭到了粗暴的否定。然而他的作品依然在广大读者心中，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肖珊因患癌症，手术五天后，就溘然去逝了， 巴金闻讯赶到医院时，她已经被白布单裹得紧紧地躺在太平间里⋯⋯三十年相依为命的亲人就这样含愤离去了。
在巨大的历史灾难面前，巴金没有屈服，没有动摇。一九七六年十月， “四人帮”被粉碎后，作家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年已
七十三岁高龄的巴金重返文坛，追随着祖国“四化”建设的雄伟步伐，焕发了新的青春和活力。
《家》、《春》、《秋》、《寒夜》等作品再版发行了，“讲真话”的
《随想录》、译著赫尔岑的《往事与随笔》等开始连载和出版了。茅盾逝世后，巴金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倡导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为此捐献了稿费二十五万元，表示愿意献出自己的全部手稿，为总结历史经验，发展中国新文学，开拓新路。一九七八年，《寒夜》法文译本在巴黎出版，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随之法国出现了“巴金热”；一九七九年，《家》、《黎园》法译本、《寒夜》英译本相继问世； 一九八 0 年，《家》的泰国文译本在曼谷出版；一九八一年，《家》德文译本在柏林刊行。一九八二年四月，巴金荣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总之，在世界范围内，巴金博得了盛大赞誉。赢得了中外广大读者，跨进了世界文学大师的行列。
郭沫若
（1892—1978）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乳名文豹。四川省东山县沙弯镇人。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生于一个中等地主家庭，排行老八。
郭沫若第一次婚姻是他在成都中学读书的时候，叔母作媒，为他订了亲， 女方是叔母的表妹，一九一二年初结婚。结婚后，郭沫若在洞房里见到的却是一个三寸金莲、“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的女人，人也未曾读书；第二天“回门”见到的岳丈又是“一位有一脸麻子，一脸烟屎的人。”郭沫若真是啼笑皆非。他说，这正如成都俗话云：“隔着麻布口袋买猫，交订要白的， 拿回家去方是黑的。”婚后第五天他就跑回成都，永远离开了这个女人。可是，这个女人却终生没有离开郭家，直至郭沫若逝世以后。她是这一场婚姻悲剧的真正遭到不幸的女人，是封建婚姻制度下可怜的牺牲品。
一九一六年夏，郭沫若在日本读医科时，认识了一个可爱的日本少女安娜（佐藤富）。安娜是仙台人，毕业于教会学校，当时不过十六七岁，她没有一般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心理，在与郭沫若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热烈地相爱了。年底，两人过着物质上贫困，精神上却很愉快的家庭生活。
诗的陶醉，爱的抚慰，刺激郭沫若写出了他最早的白话诗《新月与白云》、
《死的诱惑》等。这时的作品由于泰戈尔的影响，风格清新恬淡。
一九二一年，郭沫若把这些诗结集出版，名曰《女神》。《女神》的思想骨架是以革命民主主义为基础的个性主义和泛神论，同时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色彩。它以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倾向，独特的浪漫主义特色，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以及表现手法上的革新精神和首创精神而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国新诗歌的奠基石。《女神》出版不久，闻一多就著文称赞：“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诗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 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女神》的出版，奠定了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周扬）的历史地位。
普列汉诺夫对泰纳下面这段话曾大为赞赏：“当文明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杰出人物以一两个天才人物为中心应运而生，几十个杰出人物只能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而一两个天才人物却能把这种思想完全表现出来。”在表现“五四”时代的时代精神上，郭沫若就是那“一两个天才人物”中的一个。
在写作《女神》的前后，郭沫若就开始了组织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一九一八年夏，郭沫若在博多弯同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张资平不期而遇，二人谈起国内的杂志，大为不满，商量要出版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以便发表他们自己的创作。他们还商定请郁达夫、成仿吾参加。创造社于一九二一年七月正式成立。成立前后，郭沫若多次回国筹办刊物，编辑杂志。他为创造社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一九二三年，当他即将在帝大毕业的时候，重庆一家医院给他寄来三百元的路费，聘请他去就任院长，每月的薪水很高。这时郭沫若已有三个孩子，生活颇感拮据，这自然是一个天赐的良机。然而这时郭沫若正一心扑在创造社上，他就向妻子说明了弃医从文的打算。安娜本来是希望丈夫当医生的，因为行医比搞文学收入多、也更可靠；但是，她
又深为丈夫献身文学的热情所感动，并且知道郭沫若自少年时就患了耳病， 听诊有困难，于是就支持郭沫若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他们退回了重庆的路费， 一家五口于三月回到上海。在上海，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使创造社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学团体。郭沫若是创造社最有成就的作家。
郭沫若在创造社前期（1921、7—1924、4）的主要作品有诗集《星空》、
《前茅》、小说《飘流三部曲》，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星空》中的少数诗篇保留了与《女神》一脉相承的英雄诗的格调，大部分作品则抒发了诗人在“五四”运动退潮后的苦闷、矛盾的心境。
一九二五年，郭沫若在上海通过瞿秋白开始接近党的组织。一九二六年三月，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邀请他来到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在广州，他四次会见了毛泽东，结识了周恩来，这年七月，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郭沫若参加了北伐军，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演达举荐， 他担任了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衔）。在进军途中，他被擢升为少将秘书长。
一九二七年末，郭沫若辗转回到上海，在这期间他创作了诗集《恢复》。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携全家前往日本。在日本他把精力主要投放于秦以前历史的研究中，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等重要著作，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新阶段。尤其是一九三 0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创造性地把甲骨文、金文资料与古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系统地研究了殷周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思想文化，证明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填补了世界文化史中关于中国记载的白页。这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这一著作的出版，不仅批判了封建主义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学者对于中国历史的种种谬论和偏见，而且沉重地打击了胡适和托派以中国“国情不同”为借口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原理，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史性质的大讨论，树立了史学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光辉典范。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决定回国请缨。自“九·一八”东北沦陷以来，他就更加日夜思念苦难的祖国，但因有悬赏三万元的通缉令，他有家难回，有国难投，真是愁肠百结，“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七·七” 事变以来，他回国效命的心思更加迫切了。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听信了郭沫若夫人是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亲属的谣言， 有意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以表示对日本的“亲善。”其实，安娜与西园素无关系，倒是西园称赞过郭沫若史学研究方面的非凡造诣和卓越成就。谣言自有恶意（诬蔑郭沫若投靠了日本军国主义），但国民党反动派对郭沫若的态度毕竟有了变化，他决定利用这个空隙返国。但日本方面自“七·七” 以来又加紧了对他的监视，偶一不慎，即有生命之虞，全家同归是断难实现的，他就决定一人回国。由于不忍看见临别妻儿的悲泣，也害怕由此动摇自己的决心，他没有把事情告诉妻儿。在友人钱瘦铁和金祖同的帮助下，他秘密做好了回国的准备，选定了七月二十四日最后一班船期。临行前的日子， 他心中翻涌着悲喜交集的复杂感情一会儿是归国的欢乐，一会儿又是抛妻别子的痛苦，一连几天茶饭无味，寝席难安。二十四日凌晨四时，他悄悄地起
了床，把他居住了多年的房屋、庭院巡视了一遍，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写了一张留言条。然后，他来到妻子的床边，看见安娜正怡然斜倚在枕畔，就灯看书。郭沫若揭开蚊帐，在妻子的额上吻了一吻，安娜似乎没有警觉，眼睛都没有离开书本。安娜固然不知道丈夫今天就要离去，然而她对丈夫的归国举动却早有觉察，深晓大义的安娜，并不想阻拦丈夫回国。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情，她对丈夫的吻别才故作不觉吧？郭沫若又来到孩子的床边，看见四子，也睡得正酣，他们当然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的爸爸就要远走，郭沫若吻别了他们，禁不住滴下了眼泪。然后，他抑制了自己的眷恋之情，就像一个出征的将士那样，义无反顾地离家而去。
一九三八年初，郭沫若来到武汉，担任了国共合作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三厅的工作在中国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异常辉煌的一页。像三厅那样能够把一大批进步爱国的文化人，诸如名作家、名画家、名音乐家、名学者、名教授以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团结一体，不计职位高低，不计待遇好坏，戮力工作，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这固然是由国难当头的时势所造成，但是，如果没有郭沫若这样一位众望所归的文化领袖，群龙是不会聚首的。
沫若、三厅、三厅、沫若，这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名词。在抗日扩大宣传周的种种活动里，在保卫大武汉的高潮中，在撤离武汉、长沙大火、奔赴重庆的危途上，郭沫若通过演说、写文章、谈话、日常活动等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革命诗人、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的风格、才华、智慧和胆识，也正是三厅的风格，三厅的特色。
当然，不可忘记，周恩来对郭沫若的工作给予了许多亲切具体的关怀、指导、批评和帮助，尤其是对他不愿在国民党党棍手下受气的清高思想的批评，及时地解决了他的思想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工作，使他刻骨铭心，永生不忘。他曾说：“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洪波曲》）
在为三厅奔波的日子里，郭沫若又得到了新的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关于这件事，让我们借用郭沫若自己的叙述吧：
国难当头，⋯⋯贞乃于阳历七月二十五日，抛妻别子，孑身返国。⋯⋯ 贞之去后，敌寇之警宪，曾将富氏媳及长子宗易孙拘禁月余，惨加箠楚，至于不能行步。贞时在沪，闻得此息，曾求驻日大使，设法营救，并允贞眷属归国。乃敌寇万恶之军部复加尼阻，聘富氏媳未脱日本国籍，且有间谍之疑， 不能自由而辞出。事至于此，则妻、子何能入国门，实不可保。且近鱼鸿断绝，将及一年，其安与否，亦未能悬决。⋯⋯贞已行年五十矣，亦惟无后之是惧，故于去春，复与于氏媳结合⋯⋯
（祭父文）
文中所说的“于氏媳”，即于立群。于立群是个爱国青年，祖父于式枚是李鸿章的秘书，姐姐于立忱曾任上海大公报驻日记者，在日本时就与郭沫若相识。于立群当时不过二十一二岁，但已能在影剧界自立。她没有感染当时年轻女郎的时髦气息，穿著朴素，举止大方，生活态度严肃而热情。她又勤勉好学，书法尤有功底。上海抗战时，她曾积极参加，并随郭沫若上前线劳军。在辗转动荡的生活中，两人竟能时时见面，由于有共同的理想和志趣， 不久即产生了依依难舍的爱情。自一九三八年春结婚以后，于立群就成为郭
沫若忠诚的伴侣和得力的助手。
一九三八年底，郭沫若率领三厅部分人员辗转来到国民党的战时首都—
—浓雾沉沉的山城重庆。一九四○年十一月，国民党解散了三厅，但为了羁縻这批左翼文化人，又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仍请郭沫若主持。在文工会存在的四年半时间里，郭沫若的两处住所——赖家桥和天官府四号，成了重庆进步文化界的活动中心，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民主之家”、“重庆的小延安”、“我们的解放区”。人们在这里纵谈时局，起草文件，迎送战友，召开各种重要会议，举行文艺和学术讲座。每当这种时候，郭沫若自然是众星所拱的北斗，他或者发表逸趣横生、妙语惊人的演辞，或作推心置腹、启人心智的倾谈，或请演员朗诵霹雳般的《雷电颂》，或为战友痛饮壮行酒。这时，于立群就是热情好客的女主人、机敏周到的联络员和警卫员，同时也是热心的听众和批评者。有时，周恩来或作主人，或不期而至，都会使这茅庐生辉、危楼增色，如春风骀荡，暖人心怀。“顿觉蜗庐海样宽，松苍柏翠傲冬寒”。“光明今夕天官府，扭罢秧歌醉拍栏。”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对郭沫若的住所却十分仇视，诬蔑这里是“租界”。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党为郭沫若的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和庆祝活动。这次活动的目的，是表彰这位杰出文化战士的不朽功绩，借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期统治，壮大革命文化的战斗力量。纪念会和庆祝会分别在重庆、延安、桂林、香港等地举行。周恩来、冯玉祥、沈钧儒、茅盾、周扬等人，都发表了文章或讲话，周恩来的《我要说的话》一文，全面、深刻论述了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历史地位，指出了郭沫若思想、创作、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特点，是一篇研究郭沫若的经典文献。这篇文章当时作为《新华日报》的代社论在头版头条发表。茅盾在祝辞中说：沫若先生“光荣的业绩，曾在文艺发展的各阶段上，激起了‘狂飙突进’的影响”，他从鼓吹个性解放到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他这二十五年的经历，正好比《凤凰涅槃》，他所走过的路，正代表了近二十五年中国前进的知识分子所度过的‘向真理’的‘天路历程’！”郭沫若十分感谢党和人民对他的崇高评价和热情鼓励，在答谢词中表示：“只要他“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
郭沫若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他在生日以后一个月就写出了优秀的历史话剧《棠棣之花》；不到一月，又写出了不朽的杰作《屈原》。接着，《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也联袂而出。历史研究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著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等专著）。《屈原》等六个历史剧的问世，说明郭沫若在四十年代已经登上了中国历史剧创作的高峰。
五幕历史话剧《屈原》的创作，是作者自我人格的一次最完满的艺术体现。郭沫若对屈原的思想、人格、文才有极深的喜爱和研究，两人也有近似的秉赋气质，屈原对郭沫若不待说有很大的影响，郭沫若也曾以屈原自比。这些，无疑都是作者要把屈原这个历史人物戏剧化的重要因素。但是，作者的创作冲动主要却是由于下面这个相似的历史现象的刺激：当年的屈原因主张抗秦卫国而遭陷害，今日的共产党人因抗日救国而受“围剿”。由此，作者产生了极大的革命义愤，并决定作品采取以古喻今的讽喻手法。作品的“受胎”是在一九二一年，作品的完成却是二十一年后皖南事变不久。纯写作时
间，总计不到四十个小时。书写之猛，竞把一只头号派克钢笔触断了。这个“断笔写《屈原》”的美谈，不仅说明了作品构思的成熟，也可看出作者感情所达到的不可遏制的程度。
一九四九年二月，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的前夕，郭沫若来到北平。三月，他在华北文艺工作者的一次茶会上，提议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组织，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并当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在七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他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并被推举为全国文联主席。九月，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高会议第一次会议，与全体代表共商建国大计。建国后，他担负了许多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他多次率代表团出国访问。在所有这些领导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他都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尊敬的卓越的社会活动家。
繁忙的社会政治活动，没有使他停止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显要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使他养尊处优。建国以来的三十年，他仍以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创造，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史剧、史论等著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做出了赫赫贡献。
诗歌方面，他几乎每年都有诗作问世，共计九百余首，比解放前的诗作几乎翻了一番。编成集子的有：《新华颂》、《百花齐放》、《潮夕集》、
《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及诗文集《东风第一枝》等。这些诗篇的特点是题材领域极为广阔，充满了革命的爱憎，其中以对党、对领油、对人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的歌颂居多。这些作品形式多样，有自由体、民歌体、也有旧体诗，而以旧体诗居多。这些诗保留了诗人的热情奔放、想象瑰丽的特色，闪耀着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芒。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是为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而写的急就章，锤炼不够，诗意不浓，语言直白。但精彩的篇章亦不少见。一九五六年写的《骆驼》一诗，是诗人建国后诗歌的代表作品。骆驼的形象，坚实伟岸，寄托深远， 使人浮想联翩。你可似把骆驼想象为领导中国人民从黑暗的昨天走向光明的今天以至更加美好的明天的中国共产党；你也可以把它想象为那些“用生命和信念”率领人民前进的老一代革命家；你可以把永不歇脚的“骆驼精神” 理解为中国人民的不断革命精神的写照；也可以理解为是诗人的自我抒怀⋯⋯总之，你不能把《骆驼》一诗理解得太死、太拘泥，因为在沙漠骆驼这一具体形象中，实在包含了诗人几十年间的无限多的所见、所感、所爱、所敬！
史剧方面，他仍然坚持史剧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原则，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为了替曹操、武则天翻案，创作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以文艺的形式响应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参与了当时的学术争鸣。一九六三年，为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光复台湾三百周年， 他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
仅用七天时间写成的历史剧《蔡文姬》，是为人们交口称赞的一部优秀作品。除了作品本身的价值外，它还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历史剧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作品并没有采用《屈原》等剧本那样的影射手法， 但它还是让人们想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这部作品的“寓意”，至今国内外说法歧异，这恰好说明它没有简单地图解“古为今用”的原则。
史学研究方面，郭老在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及考古等方面， 都继续做出了新的贡献。其中，关于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间题， 他做过长期的钻研，经过三次修改自己的看法，把界限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这个成果，为很多史学家所承认，使中国史学界这个长期不得解决的重要问题有了一个较为稳妥的看法。
在文学遗产的整理方面，郭老也有新著。如《李白与杜甫》一书，虽然存在着扬李抑杜的偏颇，但其中的许多分析还是精当可取的，同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解放后的三十年，郭老保持并发扬了谦虚谨慎的民主学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树立了足资后人学习的楷模。他在学术问题上，具有为众多学者所钦敬的谦抑之怀，尊重别人的劳绩，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 从不以自己的成就和地位压人，主张各抒已见，相互争鸣，善于取他人之长， 补自己之短，并大胆袒露、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在个人生活上，他以艰苦朴素为荣，并以此教育子女。在郭老家的影壁墙上，写着毛主席手书的“艰苦朴素”四个大字。郭老平日衣食简朴，一直保持着吃野菜的习惯，临终时穿的对襟蓝丝棉袄，扣袢已经磨断，是女儿平英用白线缝好，又有墨水染过的。但是，郭老却把他的巨额奖金、稿费、图书，捐赠给国家和人民。
解放后，郭老的家庭生活自然早已没有解放前的柴米之忧。但于立群自一九五三年以来却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然而夫妻相互理解，感情极好。这恰如他们的书法，郭老善写龙飞凤舞的行书，于立群则以正派、刚硬的隶书著称，郭老字偏小，于立群善写大字，但他们合作的书法艺术却能珠联璧合，别开生面，令人称绝。
安娜后半生虽然不能获得夫妻团聚的幸福，但生活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她于一九四八年来到中国，一九四九年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和创造社老朋友的关怀与安慰。不久，她随大儿子郭和夫到大连定居。人民政府发给她相当于高级干部工资待遇的生活津贴，后来还在上海拨给她一套房间，每年冬季到那里去过冬。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十六时五十分，郭老先他的夫人于立群八个月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六岁。
安徒生
（1805—1875）
在世界文学史上，安徒生称得上是位举世无双的童话作家。他用毕生的心血，在世界文坛上浇灌了一片奇丽无比的童话艺苑，为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八 0 五年四月二日，安徒生出生在丹麦富恩岛上欧登塞城中一间低矮破旧的平房里。
一八二九年，他发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游记《阿马格岛漫游记》。
一天，安徒生来到福堡城，顺路去拜访他大学里的好友沃依特。仆人将他引到富丽堂皇的客厅。只见客厅门前，一位美丽的少女亭亭玉立。她身着雪白的连衣裙，一双晶莹的黑色秀眼脉脉含情，雪白的面颊泛起玫瑰般的红晕与胸前佩带的鲜艳花朵交相辉映，显得格外妩媚动人，安徒生不由一怔。难道这是他在《阿马格岛漫游记》里描绘的那位美丽女郎神奇地出现在这里了吗？他这样想，也这样问这位姑娘。姑娘读过《阿马格岛漫游记》。听到安徒生把她比作书中那位美丽女郎，她会意地微笑了。然后自我介绍说，她是沃伊特的妹妹，名叫莉葆。这时不知为什么，姑娘胸前佩带的鲜花落到地上。安徒生急忙拾起并用双手献给姑娘。姑娘深情地望了他一眼，又会意地微笑了。然后他们步入客厅坐下。安徒生对莉葆说：“多奇怪，几天以前我在一个古老城堡的画廊里看到了您的画像！”听了这话，莉葆吃了一惊。接着，安徒生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不久前他在梦中漫游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古代城堡的情景。在那古色古香的画廊上，他看到了自己作品的那位美丽少女。她有一双晶莹秀美的黑眼睛，身着雪白的连衣裙，胸前佩带着鲜艳的玫瑰花。他在梦中与她相遇，并一起尽情漫游。醒来后，他是多么地思念着她啊！不想今天在这里果真与她相逢了。莉葆听着这充满浪漫色彩的赞美诗句， 第三次会意地微笑了，脸上的红晕愈加娇美。
但是，这束鲜花很快就枯萎了。莉葆并没有真心爱这个穷诗人。尽管他的诗歌非常美，令人陶醉，但他本人却不漂亮，又无财产。后来莉葆去哥本哈根探亲，又和安徒生周旋了几日。安徒生爱她几乎发了疯，但莉葆却是若即若离。分别后，安徒生给她写信，要求明确关系。莉葆虽然若有所失，以致流下几滴怅惘的眼泪，但是，写出来的毕竟是一封拒婚信。一片痴情并满怀希望的安徒生接到回信后，简直痛不欲生。
这时期，他在文学创作上也伤透了心。有人发表匿名诗攻击他只不过是个文理不通的中学生，却觊觎诗人的荣誉。讥讽他骑着一匹既瘦又跛的笨驴， 却妄想攀登帕那斯圣山，实在太不自量，接着又有些贵族文人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向他放冷箭。在他们看来，一个穷鞋匠的儿子根本没有资格登上文艺女神的圣殿。他们尤其害怕安徒生一旦在文坛上站稳了脚跟，那他们这些无聊的文人就要被扫地出门，因此，定要把安徒生打翻在地。这时，安徒生如果能参加某个文学团体，或投靠某位大人物，那就能够得到保护。但他没有这样作，因为他要探索一条新的文学道路。
一八三一年，古林看到他由于失恋和遭受诽谤而陷入苦闷境地，就资助他出国旅行，换换环境。于是安徒生来到了德国。他饱览了风景如画的哈尔茨山，到了文化名城菜比锡和游览胜地德累斯顿。归国后，他出版了旅行随笔式的诗集《旅行剪影》及《幻想和速写》。在后一部诗集中，有一半的篇
幅是为莉葆而写的。
安徒生每写完一个作品都要去古林家中朗诵一番。古林的女儿露易莎特别喜爱他的诗，对他也格外温存和热情。安徒生就把她引为知已，常常向她倾诉失恋的苦闷。这时，露易莎那双碧蓝色的眼睛流露出真诚的同情，给安徒生以无限的安慰。他心灵的创伤渐渐平复，并进而爱上了这位俊俏而温柔的姑娘。他开始向露易莎倾吐情丝，赞美她“那双蓝色的眼睛把天空在我眼前照亮。”后来，他在给姑娘的信中写道：“我周围的一切日复一日地都变成了诗，我自己的生活仿佛也是一首诗，而您就是诗中的主角。”但是，这火热的信却使露易莎心神不宁，不知所措。她和家里人商量，结果全家一致反对。原因是这个穷诗人既没有高贵的家庭出身，也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他们对安徒生可以怜悯，资助，甚至无微不至地照顾，但是要和他联姻，却怕失去体面。不久，露易莎和一个年轻漂亮而且富有的律师订了婚。为了打消安徒生的痴心，古林一家决定立即为他们举行盛大的订婚典礼，而且不邀请安徒生参加。可怜的安徒生重又陷入失恋的痛苦中。为了摆脱这种折磨， 当然也为了扩大眼界和丰富生活，他决定再次出国旅行。一八三三年四月二十日，他离开哥本哈根。
安徒生首先来到法国，在巴黎他认识了侨居在这里的德国伟大诗人海涅。八月中旬他去瑞士。在这风光如画的国度里，他写出了优美的诗剧《亚格涅特和水神》。然后他取道意大利，游览了热那亚、佛罗伦萨和罗马。第二年，他返回哥本哈根，并开始写长篇小说《即兴诗人》。该书以意大利为背景，书中的主人公实际是作者的化身。
从这时起，安徒生在创作中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他要为孩子们，特别是穷苦的孩子们写童话了。他想要通过写童话给他们带来一点幸福和欢乐。同时他也有意识地想用童话来教育儿童，培养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情操，以争取人类美好的未来，他曾写道：“我现在要开始写孩子看的童话了⋯⋯我要争取未来的一代”。在世界文学史上，安徒生是第一个自觉地把童话的娱乐作用和教育作用紧密结合起来、并明确提出要用童话来争取新的一代的伟大作家。正因为他能把童话的意义提到这样的高度，所以他才能远远超出以往童话作家们那种只是收集、整理和加工民间故事的作法，独立地“用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创作童话，使其童话创作无论就思想的深刻， 艺术的高超，还是就题材的广泛，影响的巨大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一八三五年，安徒生出版了第一本童话集。以后每年圣诞节他都出版一本童话，作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他这样写了近四十年，共发表了一百六十多篇作品。人们通常以一八四七年为界，把他的童话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多幻想故事，称童话；后期多现实故事，称故事。通常所说的“安徒生童话” 则是它们的总称。也有人按照题材和表现手法，把他的童话分为超人的童话， 如《海的女儿》；拟人的童话，如《坚定的锡兵》；常人的童话，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等。
安徒生童话中的人物虽然是超人的仙子、精灵，或拟人的动物、玩具等， 其事情节也大都虚幻而离奇，但归根结底是当时的现实生活，即十九世纪丹麦社会状况的反映。安徒生曾说：“最奇异的童话是从真实的生活里产生出来的”。“故事和真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分界线。”
安徒生怀着无限的同情，在童话中描写了劳动人民及其子女的苦难和不幸。《卖火柴的小女孩》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那新年前夕的夜晚，富人们
都摆上了丰盛的宴席，欢度除夕之夜尽情享乐。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时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正赤着双脚在大街上挨饿受冻。她整天没有卖掉一根火柴， 因而不敢回家。她只好躲在一个墙脚里用火柴发出的微光取暖。火光引出了她天真美丽的遐想。美味的饭菜、美丽的圣诞树、已故去的慈爱的祖母都出现了。她觉得自己和亲爱的祖母一起飞到天国去了。可是第二天太阳升起， 人们却发现了她冻僵了的尸体。作者以满腔悲愤，揭露了社会的不平等描述了穷若儿童的悲惨命运。在《她是一个废物》里，作者饱蘸辛酸的血泪，描写了一个像他母亲一样的洗衣妇，年轻美貌时受主人的哄骗和玩弄，到了年长色衰就被遗弃。她为了生活不得不整天站在水中洗衣服，即或发着高烧也不能休息，最后劳累而死。
安徒生还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善良的人民的高贵品德和坚强意志。《海的女儿》中的人鱼公主深深地爱着人间的王子无限地向往人间的幸福生活。为了奔向人间，她请求一个巫婆把她完全变成人形。巫婆送她一副剧烈的药， 只要服下去就可劈开鱼尾使之变成双腿，但巫婆警告她说，这必须忍受剧烈的疼痛，并将永远失去她最美妙的声音而成为哑巴。特别是如果她在人间得不到王子的爱情，那么在王子和别人结婚的头一天早晨，她就会化成海上的泡沫。但小人鱼无所畏惧。她来到了人间，找到了王子，可是王子后来果然和另一位姑娘结了婚。小人鱼眼看要就化为泡沫了，这时她的姐姐们送她一把刀，只要她能杀死王子，就免于死亡。但品德高尚的小人鱼情愿为她所爱的人牺牲一切，于是她抛掉了刀，自己跳入了海中。《野天鹅》中的艾丽莎是个心地善良而又意志坚强的姑娘。她的十一个哥哥因受皇后——他们恶毒的继母的迫害而变成了野天鹅。如果艾丽莎能用荨麻织成十一个披甲给哥哥们穿上，那他们就能得救。但在织披甲时，她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准说一句话。艾丽莎沉默了一年，忍着各种折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来她受人诬陷，就要被处死，但她仍不停地编织。就在她被押上断头台的一刹那，她终于织完了披甲，拯救了哥哥们，也拯救了她自己。《丑小鸭》中的那只小鸭， 因生得难看而受尽凌辱和奚落。但他一心追求美，追求光明，坚持不懈，毫不气馁。最后他来到美丽的天鹅中间，并发现自己也变成一只美丽的白天鹅了。这时，他却感到非常难为情。他把头藏到翅膀里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感到太幸福了。但他一点也不骄傲。因为一颗好的心是永远不会骄傲的。这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奋斗经历的真实写照。
安徒生对劳动人民充满了同情，并尽情加以歌颂。面对统治阶级，从地主、神甫、官吏、贵族、大臣直至皇帝，他都以憎恨和鄙视的感情极力加以鞭笞。这方面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皇帝的新装》。作品中那个穷奢极欲的皇帝既不关心人民，也不料理国事，唯一感兴趣的是如何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他每过一个钟点就要换一次衣服，几乎整天都泡在更衣室里。一天，来了两个骗子，自称能织出最精美的衣料，能裁制最漂亮的衣服，这种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特性，即凡是愚蠢的和不称职的人都看不见它。皇帝拿出了大批财物让两个骗子赶制新装。他们把财物放进自己的腰包，然后在空织布机上装出忙碌的样子。“新装”制成后，他们把它拿给皇帝和大臣们看。皇帝和大臣们明明什么也没看见，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愚蠢和“不称职”，都煞有介事的称赞“新装”的精美。最后，皇帝穿上了这件“新装”，赤身露体地举行游行大典。他和大臣们在人民群众面前丑态百出，出尽了洋相。《豌豆上的公主》里的那位“真正的公主”，生得十分娇嫩。她睡在二十层褥子和二
十层鸭绒被上，就因为在这下面压着一粒小小的豌豆，竟硌得她全身发青发紫，以致整夜没有合眼，作者在这里嘲讽了宫廷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
安徒生在童话中还批判了当时腐朽罪恶的社会制度和是非颠倒的社会意识。在《柳树下的梦里》，他叙述了一个爱情悲剧。克努得和约翰妮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后来约翰妮成了名演员，而克努得却是个穷鞋匠。约翰妮再也不认少年时代的恋人，而和一个富绅结了婚。可怜的克努得却仍是满怀痴情。一天他在一棵大柳树下梦见和约翰妮结了婚，感到无比幸福。突然，一阵冰雹把他打醒。但他不愿这幸福的感受就此消逝，便又沉缅于美梦之中，结果被活活冻死。这里作者批判的矛头不是指向约翰妮个人的嫌贫爱富和背信弃义，而是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作者本人在爱情上不幸的遭遇，就是这种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在《夜莺》里，作者描写了一个中国皇帝和他的侍从们。他们愚蠢到连什么是夜莺也不知道，竟把牛叫、蛙鸣当作夜莺的歌声。他们欣赏不了自然界真正夜莺的优美歌唱，却把一个人工的假夜莺当成珍宝，真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腐朽的社会意识，它极力排斥真正的艺术作品，包括作者的作品在内， 而大肆推崇那些娇揉造作，内容空虚的东西。在《一滴水》里，作者借用微生物间互相吞噬的搏斗，来揭露当时城市里人与人互相倾轧，你死我活的争斗。在《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中，安徒生揭露了乡村的恶棍们为谋钱财而无恶不作的丑恶本质，同时描绘了乡村牧师外表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男盗女娼的两面派嘴脸。作者就是这样用他的童话反映了丹麦社会的全貌，从宫廷写到社会的最底层，从城市写到乡村，把社会的种种弊病揭示在读者面前。
安徒生在创作童话的同时并没有终止长篇小说和剧本的写作。一八三六至一八三七年，他连续出版了长篇小说《欧·多》和《只不过是一个提琴手》。一八四○年，他的剧本《穆拉托》公演，在国内外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这一年露易莎要举行婚礼。为了躲开这件不愉快的事，安徒生去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作长期旅行。一八四三年他又来到法国。在巴黎他再次与海涅相会，并结识了大仲马、雨果和巴尔扎克。这年秋季，他返回哥本哈根并准备全力投身创作。这时突然又有一位美丽的女子占据了他的心。
她是一位瑞典歌唱家，被誉为“瑞典夜莺”，名叫燕妮·林得。这年九月，这只“夜莺”翩然飞来哥本哈根，其美妙的歌声使全城为之倾倒。九月二日，当她光彩夺目地出现在舞台上时，安徒生感到整个剧场都黯然失色了。在这一天的日记上，他写道：“我堕入情网了！”他想方设法和林得接近。林得过去也是个穷孩子，有和安徒生相似的经历，这使他们有了共同语言。演出结束，这只夜莺要飞去了。在饯行的宴会上，林得向安徒生敬酒，并问他：“我希望在哥本哈根有一个兄弟，您愿意作我的兄弟吗？”安徒生点点头，自己也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怅惘。他想：还是用书信来倾诉真情吧！但信件寄出后却未见回音。
两年后，“瑞典夜莺”第二次飞来哥本哈根。安徒生一有时间就陪伴这位结拜姐姐散步谈心。但每当他要表白爱情时，林得就转移话题。有一次， 他把林得托他办的一件事忘了。他半开玩笑地问她：“你一定很恨我了吧？” 林得却回答说：“不，我怎么能恨你呢？要恨，首先就要爱你”。
以后“瑞典夜莺”又飞向柏林。安徒生也匆匆赶去。但林得仅和他谈了半个小时的话。不久圣诞节来临，他原想和她一起欢度佳节，但未能如愿。一八四七年林得住在伦敦。安徒生也来到这里。林得对他似乎愈加冷淡。这
时，这只“夜莺”已誉满欧洲，身价极高。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在伦敦，安徒生主要是同英国的作家们交往，著名文豪狄更斯成了他的好友。一八五四年在维也纳安徒生最后一次见到林得。这时她已是一个有夫之妇了。
在以后的生活中，安徒生还有一位知心的女友。她是翻译家吴尔芙的女儿，名叫亨利蒂。吴尔芙夫妇逝世后，她曾陪其爱弟去意大利、美国和西印度旅行。不幸爱弟在旅途中因染黄热病而逝世，遗体葬在异乡。亨利蒂归国后无日不思念弟弟。安徒生几乎天天和她见面。他们相互关怀慰藉，感情与日俱增。一八五八年九月亨利蒂从汉堡乘奥斯特里亚号轮船去凭吊弟弟。谁知不久后睛天霹雳般地传来噩耗，说该船在大西洋上遇难焚毁。安徒生焦虑万分，每日如坐针毡地等待亨利蒂的消息，但杳无音信。后来终于得知，亨利蒂已葬在大海。当这刻骨的思念使他极度痛苦、再也无法忍受时，就只能用诗歌来寄托哀思了。由于在爱情上接二连三遭到挫折，他已心灰意冷，竟致终生没有结婚。在童话《蝴蝶》中他写道：“这蝴蝶始终没有娶到一个妻子。他寻求妻子寻得太长久了。一个人是不应该这样的。这蝴蝶就成为一个‘老鳏夫’了”。他的爱情生活对创作有很大影响。
在四十至五十年代，他写了自传《我一生的童话》和两部长篇小说《两个男爵夫人》及《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时他已被公认为世界著名的大作家了。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安徒生应欧登塞市长的邀请返回故乡。这一天， 欧登塞全城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市男女老少手执鲜花和火把上街游行，热烈欢迎安徒生荣归故里。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举行了极其隆重的欢迎仪式。市长授予安徒生以欧登塞荣誉公民证书。这时，无数的孩子唱起了安徒生所写的赞美祖国的颂歌。五彩缤纷的焰火映红了夜空。人们向安徒生尽情地鼓掌和欢呼。当时安徒生激动得热泪盈眶。在人民给他的巨大荣誉面前，他感到自己十分渺小和卑微。尤其使他难过和遗憾的是，他心爱的祖母和母亲早已去世，未能目睹这次盛会。
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他做了最后一次旅行。当时他的健康状况已不很好。后经医生确诊患有肿瘤。一八七五年四月二日，他带病参加了他七十寿辰的庆祝大会，接受了国家授予的十字勋章。当晚人们举行盛大的提灯会向他祝贺。同年八月三日夜，他突然发起高烧，呻吟不止，以后就进入昏迷状态。一八七五年八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左右，这位世界著名的伟大作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是，他在世界文坛上用毕生心血浇灌的那片瑰丽无比的童话花苑，却将世世代代长开不败，如同郎格宁海滨公园的那座美人鱼铜像， 将在日月的映照之下，千秋万代，永放异彩。
巴尔扎克
（1799—1850）
奥诺雷·巴尔扎克诞生于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国的图尔城。
一八 0 七年六月，巴尔扎克八岁时，父母把他送进旺多姆城一座教会学校里去寄宿读书。这时，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国近代史上的独裁者拿破仑正在征服欧洲，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革命在向前推进着， 但在这外省的教会学校中，教育制度仍然是封建主义的。闭塞的环境，古板的教条，窒息着孩子们的幼小心灵。
巴尔札克一八一六年十一月考入大学法律系，在大学读书期间，他过着半工半读的简朴生活，抽出课余时间，在律师事务所里当了一名书记，两年之后获得了学士学位，担任了公证人巴赛的助手。他本可以沿着这条人生的坦途，最后成为给全家争光、有着稳定收入、受人们尊敬的律师。但酷爱自由的巴尔扎克，却不愿意每天重复做这种刻板机械的办公室的单调工作。有一天，他弃置了一叠叠尘封的卷宗，从椅子上站起来，抬起那颗雄狮般的头颅，毅然地宣布：我要成为一名垂功后世的作家！
年仅二十岁的巴尔扎克，在人生的路口上作出这一决定，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他早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几年来，他透过律师事务所的窗口，看到了巴黎上流社会的种种腐败和溃疡；通过记载上诉、调查与辩护的卷宗，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兽性关系。“我亲眼看到了一位父亲给了两个女儿每年四万法郎进款，结果自己死在一个阁楼上，不名一文， 那些女儿理都不理他！我也看到烧毁遗嘱；看到做母亲的剥削儿女，做丈夫的偷窃妻子，做老婆的利用丈夫对她的爱情杀死了丈夫，⋯⋯总而言之，凡是小说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之下真是差得太远了。”《夏倍上校》中但尔维律师的这席话，正是巴尔扎克年轻时代的切身经历。
巴尔扎克三十岁了，还是一事无成。时髦的作品，浪费了他的精力；工商业破产，使他负债累累。在他那五尺之躯中，只剩下了不知屈服的顽强性格，奇妙的想象和蕴藏丰富而急待开发的生活矿藏了。于是，他又重整旗鼓， 回到文学事业中来，再起宏图。这是一场新的十分艰苦的鏖战。他像一位既无粮草又无皮靴的共和主义的将军，只能凭借自己天才的智慧和刚毅果断的精神，凭借自己的勤奋劳动和钢铁般坚硬的性格，来压倒一切“敌人”，指挥着这场赢得欧洲文坛盛誉的战役。一八二八年六月左右，巴尔扎克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有关舒昂党的叛乱文献、回忆灵和军事报告；九月初，他风尘仆仆地来到他父亲的老朋友德·彼迈列尔将军家里（他买不起全程的火车票， 最后一段只好徒步而行），听这位老人讲述如何镇压这次判乱的往事，并前往布列塔尼作了实地调查。五六个月的构思明确了，成熟了。一八二九年三月《舒昂党人》正式出版。这是第一部用“奥诺雷·巴尔扎克”的署名发表的历史长篇小说，它标志着作家现实主义技巧经过反复的磨练而趋于成熟。作品以叛军的领导人孟多兰和维尔纳尔的爱情为主线，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真实地描写了一八 00 年法国共和政府武装镇压由保皇党人煽动而爆发的叛乱。作者当时的政治倾向是鲜明的，他把以于洛将军为首的共和党人，视为“勇敢的爱国者”，在他们的正义行为中看到了祖国的未来，认为这些人是一批“提着路灯的旅行家”，在黑暗中为人类照明了“自由与独立的原则”； 而那些闹哄哄的乌合之众的叛军，都是为了皇恩与特权，才走向背叛的道路
上去的。最后，叛乱被平息了，叛军头子孟多兰在临死之前，给他在英国的弟弟留下的遗言是：“不要拿起武器反对法兰西，但也不能抛弃对国王的忠诚。”作家拥护君主的政治倾向在这句遗言中充分地流露了出来。难怪他不久便参加了正统派的保守党。一八二九年七月十日他出席了在雨果家里举行的朗读会，并相继认识了法国文学界的名流梅里美、大仲马、贝朗瑞、缪塞、乔治·桑和批评家圣-佩韦等。从此，巴尔扎克在现实主义艺术宽广的道路上， 急驶猛进，奔向险峻而光辉的顶峰。
“我是粉碎障碍的专家”。这是巴尔扎克以土耳其文刻在用玛瑙石装潢的、粗大的手杖上的苏丹的一句格言。这句格言正是他一生顽强毅力和勤奋劳作的生动而鲜明的写照。写完《舒昂党人》之后，他又以惊人的速度，于一八三○年先后在几家出版社和报刊上发表了《婚姻的生理学》、《城郊舞会》、《猫打球商店》、《高利贷者》和《驴皮记》等八部作品。巴尔扎克在少年时代，曾很感兴趣地听他那位爱开玩笑又喜欢吹牛皮的的父亲说过， 他们的家族可能和古代骑士巴尔扎克·德·昂特拉格沾点远亲。于是，这位爱好虚荣、想攀名门的作家，从出版《驴皮记》开始，就在自己作品署名上堂而皇之地冠上了一个显示自己贵族身世的“德（dē）”字。夸耀自家的门第。
当巴尔扎克的作品在社会上还没有被人们所公认的时候，却有一位妇人独具慧眼，竟首先认识了他的伟大：“你是当代第一位作家，同时在我看来， 你是所有时代中的最重要的作家。”这位妇人就是炮兵上尉卡洛的妻子朱玛。当巴尔扎克的作品获得了成功，受到贵族资产阶级沙龙的谄媚和上流社会妇女的阿谀的时候，她写信劝诫道：“区区的名誉对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是无所谓的，你应该给自己树立一个更高的目标。”当他为了金钱不顾质量匆忙写作的时候，朱玛诚挚地提出：“奥诺雷，看到你对自己的伟大不忠实，真使我忧伤⋯⋯你不应该叫某些狡猾的人有机会对你说：‘不论什么时候，你都能用钱买动他！’”这样正直无私的诤友，在巴尔扎克一生中是少有的，他十分珍视她的批评，喜欢倾听她的意见，终生保持着对这位具有共和主义倾向女子的高尚情谊。
巴尔扎克创作成熟的时期正是一八三 0 年七月革命之后。七月革命的成果，被一小撮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建立了以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七月王朝。不过七月革命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促使法国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发展阶段。这次变革，对巴尔扎克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热烈地欢迎革命的来临，认为它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但很快地就失望了，七月王朝没有给中小资产阶级带来实惠，他对七月王朝表示出极大的愤恨，并参加了反对派的保皇党。他初期创作的成功，使他看到了前面在燃烧着一堆熊熊烈火，甚至听到火堆中劈劈啪啪的响声，这正是他理想的火光，照耀着他生命的火光。于是，他在写《路易·朗贝尔》和《西拉菲达）的同时，又写了《笑林》在校对他的哲学小说的同时，又写了一篇《滑稽的故事》。
一八四二年巴尔扎克撰写了《人间喜剧》前言。
《人间喜剧》共分三类：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风俗研究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类的下面又分了六个生活场景：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在创作《人间喜剧》过程中，巴尔扎克始终忠实于现实主义原则，把自己看
成是当代法国社会的“书记”和同时代人的“秘书”。在这部“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中作家以金钱为轴心，以众多的、鲜明的文学典型和大量的、真实的艺术细节，用编年史的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家庭、爱情、婚姻等各个方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从波旁王朝复辟到七月王朝时代这二十多年里的法国社会，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资产阶级战胜贵族阶级并取而代之的风俗史。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具有时代特征的资产者的形象，揭露了这些人物的血腥发家史，刻画了三类资产阶级的艺术典型。
《高利贷者》的主人公高布赛克是早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他只知道用高利贷的办法牟取暴利，却不懂得商品流通和资本周转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年轻时代，他在东方，明结远东总督，暗勾土匪海盗，饱经人世沧桑，阅历人生欢苦。突然的恐怖与幸福的巧遇，可怕的事故与无穷的欢乐，受到贫民的卑视和得到显贵的尊宠，博得美女的爱抚和遭到绝境的命运，这种种人生的酸甜苦辣，都领教过了。到了七十六岁的晚年，他带着数目巨大的不义之财， 把自己关在巴黎一间阴暗、破旧的房子里，专靠放高利贷来享乐天年。在这里，无论是丽色的妇女，狡诈的商人、世袭的贵族，还是风流的情人，高傲的将军，时髦的作家，都俯首帖耳，有求于他。高布赛克曾自豪地说：“我毫不费力就控制了社会，社会却奈何我不得。”这位“无人知晓的国王”， 就是靠黄金与货币主宰一切的，他说“⋯⋯只有一种有形的东西具有实在的价值，值得我们操心。这种东西⋯⋯就是金钱。金钱代表人间一切的力量。⋯⋯ 金钱里面什么都有⋯⋯”黄金成了“目前社会的灵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巴尔扎克“把那个由堆集商品来形成一个贷币贮藏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看作是在儿戏。”《欧也妮·葛朗台》里的老葛郎台则是靠商业投机和买卖公债增殖资本的资产者的形象。他作投机买卖，刁奸狡猾，诡计多端。听外国人要离开索漠城，他立即抛售葡萄酒，使酒价大跌；知道黄金要上涨，他连夜把黄金兜售一空。同时，他又在巴黎买下十万法郎的债券，预计不到五年就能收回六百万。“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等到张开血盆大口似的钱袋，倒进了大堆的金银，然后才安安静静地去睡觉。”老葛朗台还是种葡萄、酿甜酒的农业资本家；是经营地产、做证券交易、搞市场投机的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纽沁根银行》中的主角纽沁根则是巴尔扎克笔下七月王朝的社会支柱，是金融资本家的代表。他既不像高布赛克靠高利贷获得暴利，也不像葛朗台那样探听行情，凭借经验去囤积或抛售黄金，而是大刀阔斧，不怕风险地从事银行冒险事业。这是“交易所里的拿破仑”。他把“金融上的买空卖空变成为政治手腕”，对于这种人是“没有什么法律能对付” 的。这种疯狂的掠夺性和冒险性正是金融资产者的特征。上述可见，巴尔扎克对资产阶级的兴起作了深刻的研究。他通过这个阶级的典型形象，揭穿了他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巴尔扎克对资产阶级描写的深刻性，还在于形象地揭示出历史的前景。他把五十年代后出现的银行家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情况， 在三十年代就艺术地反映了出来。
《人间喜剧》以辛辣的嘲讽与空前的尖刻，描写了贵族阶级日趋衰亡没落的过程。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贵族阶级虽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恩格斯语），然而这仅仅是没落贵族阶级的回光返照而已。
在《高老头》中，鲍赛昂夫人就是在“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的典型。作品开始的时候，“以门第与财产而论，她也是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她的府邸，华丽马车，络绎不断；绅士淑女，出入若市。谁要是能够“在那些金碧辉煌的客厅里露面，就等于一纸阀阅世家的证书。一朝踏进了这个比任何社会都门禁森严的场所，他就可以到处通行无阻。”纽沁根的太太为了挤进她的客厅，情愿把一条街上的灰土舐得干干净净。可是，社会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他们还要恢复旧时的天堂，只能是梦想罢了。因此，无论是鲍赛昂子爵夫人出身如何显要，门第如何煊赫，也抵不住有二十万法郎陪嫁的暴发户小姐洛却斐特。在情场上她成为金钱的牺牲者，她的情夫阿瞿达抛弃了她，娶了洛却斐特。最后，她只好诀别巴黎，离开灿烂的宫殿。在她告别京都的那天晚会上，上流社会的名人贵胄都来了，为的是要“争着瞧这个女英雄是怎样下台”的。她在喧闹的舞会上还能够强恃尊严，潇酒自如，安娴典雅，但一回到卧室，便露出了她那颗失意落魄的惨痛心灵，双手颤抖，烧毁情书，打点行装，隐居乡下，成了弃妇。这些贵族如同陈列室里的古董，虽然名贵，但已成为遗迹；如同一座虫蛀的佛龛，虽然神圣，但已被咬空。正像《古物陈列室》中一个妇女讲的那样：“眼下我们是十九世纪，你们难道还想停留在十八世纪吗？亲爱的孩子们，今天已经没有贵族阶级了，而只有贵族风气。拿破仑的《民法》已经砍倒了爵位，正如大炮已经轰毁了封建主义。”巴尔扎克的历史发展观，像炽热的阳光，融化了他那同情贵族的政治偏见的冰雪，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贵族阶级已经腐化与衰落，而资产阶级势必代之而起，成为统治社会的强大力量。
《人间喜剧》还无情地揭穿了资本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现金交易关系。高老头富有的时候，曾拿出五六十万法郎作陪嫁，把大女儿许给了贵族雷斯多，二女儿嫁给了银行家纽沁根。开初，两个女儿的家，总有一付刀叉，等待这位有钱的座上客；后来随着他钱财的减少，去女儿家的次数也减少了。在伏盖公寓生活之初，他每周还能够去她们家吃一、两顿，再后只能一个月去上两次，最后连女儿家的门都不准进了，“柠檬榨干了，那些女儿就把空壳扔在街上完事”。直到临死的时候，他才清楚地看到，在这个社会里“有了钱就有了一切”，“钱可以买到一切，买到女儿”，“倘若我有钱⋯⋯ 她们就会来了，会用她们的亲吻来舐我的脸！”父女之情，手足之亲，骨肉之爱，都淹没在利已主义的冰水之中了，当老葛朗台得知女儿欧也妮能够依据法律，于母亲死后可以有权平分他的家产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在夺取自己的性命，惊恐焦虑，寝食不安；一旦女儿放弃了遗产的继承权，他立即扑向欧也妮，“搂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并用他特有的商人口气说：“这才叫作公平交易。人生就是一件交易。”这种露骨的自白，深刻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家庭关系。至于爱情，它那神圣的光芒也只不过是金币的闪光而已。老葛朗台之所以宁可把欧也妮扔到河里，也不愿女儿嫁给她所爱的堂弟查理，就是因为查理的父亲已因欠债四万法郎而自杀，查理本人已成了“穷光蛋”。后来查理归国后成为新型资产阶级冒险家，能一眼就看中像蜻蜒一样又长又瘦的贵族小组，抛弃了欧也妮，原因就是想通过与这位贵族小组的联姻，得到爵位，升任州长或大使。正像他给欧也妮的信中表示的那样：“我只想为了地位财产而结婚”。这就是资产阶级爱情的实质。
《幻灭》里，巴尔扎克带着自身的切肤之痛，无情地揭露了这些所谓神圣职业的肮脏实质。罗斯多对吕希安进行启蒙教育时说：“文坛有文坛的内
幕”。如果你没有钱，没有后台，只“靠写诗吃饭，你没有出头先得饿死六次”。他尖锐地揭露：“低级的文艺好比在街头挨冻的少女；第二流的文艺是受人豢养的情妇⋯⋯交运的文艺仿佛风头十足、态度狂妄的交际花⋯⋯” 这些教训使得外省伟人品希安“毛骨悚然”，只好承认现实：“整个的谜只要一个字就可道破，就是钱！”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就是这种依赖钱袋， 出卖灵魂的自由。新闻出版界则被政客与商贾垄断着，变成了“党派的工具， 报纸用这个工具做生意，无法无天，像所有的买卖一样”。要讲“所谓一切法兰西公民都在法律面前平等”，那只不过是“写在宪法里的一句谎话”罢了，因为在这个以金钱为轴心的“世界上没有为百万富翁而架设的断头台， 为百万富翁而有的刽子手”（《驴皮记》）。伏特冷对法律的讽刺更为辛辣。他认为法官们好像“一条肉铺里的狗”，专为主子效劳，“钉在小偷儿背上狂吠，替有钱的人辩护，把有心肝的人送上断头台”，“好让财主们太太平平的睡觉”。巴尔扎克用犀利的笔锋，解剖了金钱的一切罪恶，认为它是“社会的病根”。金钱成了社会转动的轴心，国家权力的杠杆，家庭关系的纽带， 道德良心的规范，文艺出版的尺度。在巴尔扎克的笔下，金钱能使妙龄少女， 把结婚戒指带在全身风湿的老银行家的干瘪的手指之上；也能使满脸横肉、脾气乖张的有钱孀妇，成为美男子们追逐的对象；它可以使同宗分裂，兄弟阋墙；也可以使异教联盟，亲如手足。
《人间喜剧》巨大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深远的影响。恩格斯说过，这“是现实主义的最大的胜利之一。”同巴尔扎克同时代和后代的艺术家都有口皆碑，拍手称赞。乔治·桑说，它是“风俗史的卷宗”；福楼拜认为“今后，不参考巴尔扎克，就不能写出路易·菲力浦统治的历史”。
一八五○年八月十七日夜里，这位给自己祖国带来不朽声誉的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二十二日在倾盆大雨之中，他的灵枢葬于拉雪兹神甫公墓。在墓旁，维克多·雨果代表祖国和民众发表了演说，无限深情地评价了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一生：
“这强有力的、永不疲倦的工作者，这哲学家，这思想家，这诗人，这天才，在我们中间，过着暴风雨的生活，充满斗争、争吵、战斗，一切伟大人物在每个时代遭遇的生活。
“他给我们留下来的作品，高大而又坚固的作品，金刚岩层的雄伟的堆积、纪念碑！从今以后，他的名声在作品的顶尖熠熠发光。
“不，不是夜晚，而是光明！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空虚，而是永生！⋯⋯这样的棺柩，表明的就是不朽。”
但丁
（1265—1321）
但丁·亚历盖利于一二六五年春末夏初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里。十岁前，但丁就读完了古代罗马作家维吉尔、奥维德和贺拉斯等人的作品。在《神曲·地狱篇》中，但丁描写了在幻境中同拉丁尼会见的情景，称他为“伟大的老师”，说，他具有“父亲般的形象”。他对罗马大诗人维吉尔也推崇备至，在《神曲》中称维吉尔为“智慧的海洋”，把他看成理性的象征，成为引导但丁走出人生迷途的第一位导师。但丁青年时代曾到帕都亚等地的大学去深造。他对绘画、音乐，哲学都很有研究，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
但丁从小就喜爱诗歌。十三世纪意大利诗歌受到法国普罗旺斯抒情诗的影响，形成“温柔的新体”诗派，把以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推向了新的阶段。但丁在这个诗派的影响下开始了早年的文学创作，一二九一至一二九二年写成了最初的诗集《新生》。这部作品共收三十一首抒情短诗，各诗之间用散文连缀起来，除《神曲》之外，《新生》为但丁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这部诗集以诗人对贝德丽采的奇特恋爱为题材，表现了诗人对美好爱情的歌颂和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反映了中世纪末新兴市民阶级摆脱禁欲主义的强烈要求。这部作品具有自然清新的风格，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向读者剖露作家隐秘思想的自传体作品。作品把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在一起，既抒发了诗人的强烈感情，又叙述了诗人的恋爱故事。但丁第一次遇见贝德丽采是在一二七四年春天，那时诗人同她刚好九岁。但丁随父亲去她家赴春宴时见到了她。诗人在作品的开头叙述了这次见面的情景和最初爱情的萌生。九岁的贝德丽采“穿红衣服，合身而且动人”，“她的带子和裹在她身上的别种装饰都和她那娇嫩的年纪配了个正好”。但丁见到她以后，“藏在心脏深处的‘生命之精灵’就开始颤抖起来了”。他说由此“爱情便来做了我灵魂的主人”。九年之后，他俩第二次相遇，这时十八岁的贝德丽采“穿着雪白的衣服”，“站在两位女友中间”。她用难得的盛情向但丁行了一礼。诗人非常激动，他说这使自己“觉得触到天恩的边际了”。于是，当天夜里就做了一个梦。但丁在梦中看到一位面貌庄严的神，抱着一位只裹着一条红被单的人，这就是贝德丽采。神的手中拿着一颗燃烧的心，这象征着但丁的爱情。神叫醒了贝德丽采，让她把那颗心吞了下去。然后神很悲哀地带着贝德丽采一同升天去了。这梦象征着但丁对贝德丽采的强烈爱情及其不幸结局。但丁将梦中所见写成了一首诗，向名为“爱情”的尊贵神明致敬，并把它送给所有“爱情的仆人”。从此但丁就“全身心都沉溺在想念那位美人的相思中去了”。可是，三年以后，即一二八六年，二十一岁的贝德丽采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名叫西蒙的银行家。诗人的希望破灭了。
《神曲》原名为拉丁文“喜剧”。后人尊重这部作品便在“喜剧”的前面加上了“神圣”一词，成了《神圣的喜剧》。《神曲》即《神圣的喜剧》的简称。
《神曲》的创作年代在文学史上曾引起许多争论，一般认为约在一三 0 七至一三二一年间创作出来的，它共分三部，即《地狱篇》、《炼狱篇》和
《天堂篇》。全书一万四千多行。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内容。
《神曲》运用象征的方法，写了主人公梦中神游的故事。但丁进入梦境
的时间假定为一三 00 年四月八日，这一天，他在教会所说的世界中心圣地耶路撒冷附近幽暗的树林中迷失了道路。这时诗人三十五岁，按照《圣经·旧约》“人生七十”的说法，正好走到了“人生旅程的中途”。他醒悟过来以后来到了一座洒满阳光的小山下面，努力向上攀登。刚到半路，忽然出现三只野兽：一狮、一狼、一豹，挡住了去路。但丁心中惊惧，前有猛兽，后有深谷，进退两难。这时出现了一个人影，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鬼魂。维吉尔说他受了但丁爱过的贝德丽采的委托来帮助但丁，帮助他从另一条路走向“幸福之国”。维吉尔说完之后就领但丁来到了地狱。在地狱的走廓里，但丁见到了一大群被黄蜂刺得满脸流血的懦夫的鬼魂，他们生前对上帝不叛变也不忠诚，所以既不能进天堂，也不能入地狱。在这里成为一堆“永无止境的混杂物”，千奇百怪的叫喊、哭泣、抱怨、悲哀之声混成一片。但丁随维吉尔向地狱走下去。地狱为上宽下窄的漏斗形状，共分九层，直通地心。第一层叫候判所，其中有善良的异教徒，如荷马、维吉尔、贺拉斯等希腊罗马作家、哲学家和各类学者。他们无罪，只是因为生于基督之前，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因此必须在这里等待，到一定的时候才能被引进天堂。在第二、三、四、五、六层里受惩罚的是放纵欲望的鬼魂。在第七、八、九层里受到更为严厉惩罚的是各类罪恶之徒的鬼魂。比如，贪官污吏的鬼魂被投放在沸腾的沥青里，伪君子的鬼魂穿着沉重的镀金铅袈裟；买卖圣职的教皇的鬼魂， 头朝下插在坑中，双脚露在外面燃烧；叛党叛国、卖主求荣者的鬼魂都冻在冰湖之中。维吉尔带领但丁走出地狱，在与耶路撒冷相对的海面上走出来， 来到了炼狱山。炼狱山矗立在平静的海面上，它共有七级，底下有门，顶上有地上乐园，加在一起也是九层。但丁在这里见到了那犯有轻微过失者的鬼魂。他们要在七级山上去掉教会所宣称的七大罪恶，即骄傲、嫉妒、愤怒、懒惰、贪财、贪吃、好色。洗涤掉污点之后，他们就可以登上地上乐园。但丁来到炼狱山时，额头上被印上了七个“P”字，表示七种罪恶，每登上一层去掉一个，都去掉之后就到了地上乐园。这时维吉尔不见了，他回到了候判所；贝德丽采来了，她领但丁进入天堂。天堂分为九重，即月球天、水星天、金星天、太阳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恒星天和水晶天。天堂到处充满着耀眼的光芒，按照德行高尚的程度，不同类型的鬼魂生活不同的天体之中。但丁在九重天中看到贤明的君主、十字军战士、神学家、苦行派先哲、殉道者和耶稣的门徒。在九重天外，有天上蔷薇花丛。在走到第九重天时， 贝德丽采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回到了多情人鬼魂所居住的金星天上去了。她把但丁交给了圣伯纳特。圣伯纳特指引但丁看到了“充满乐与爱”的天府。众神排列在类似圆形剧场的花丛之中，沐浴着“光和爱”，在这里瞻仰上帝。圣伯纳特指引但丁在最后一瞬间看到了神圣的的“三位一体”的奥秘，看到了“最后真理”。至此梦境结束，这时为四月十四日，但丁在梦中幻游了一周的时间。
但丁在《神曲》中通过主人公的梦幻神游，以地狱中的酷刑折磨，炼狱中的洗涤罪过和天堂的圣洁生活做鲜明而强烈的对比，表现了人类灵魂得救的基本思想。诗人认为在黑暗的社会生活中，各种政治力量和自己的种种欲望阻挡着人们追求光明；只有在理性、爱情和信仰的指引下，摒弃罪恶行为， 控制各种情欲，悔过自新，才能从迷惘和错误中解脱出来，一步一步地由低下走向崇高，最后达到真理、至善和幸福的境地。但丁在《神曲》中用智、爱、德构成了一个新的“三位一体”，这同基督教鼓吹的迷信、盲从和禁欲
主义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新思想后来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大潮。
《神曲》在梦幻神游故事的外壳中巧妙地安排了极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神曲》肯定了理想的基督教，认为它是人生的真理；但它对现实的教会却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动摇了中世纪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神曲》中把教廷比做贪婪的瘦狼，把教皇打入地狱，把教堂比做“兽窟”，把袈裟说成是“装满烂肉的麻袋”，并说从教皇到教士是一伙“比猪还不如的人们”， 由于他们的胡作非为，才出现了一个“野蛮无耻的时代”。《神曲》赞美了贤德的君主，并寄托以希望，幻想由他们来整顿乾坤；与此同时，他也指出“意大利所有城市中到处都是暴君”，由他们引起的党派斗争使意大利成为“暴风雨中没有舵手的孤舟”，对封建贵族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神曲》也宣扬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宗教神学，把基督教虔诚的禁欲主义苦修者和著名神学家都高高地供奉在天堂之中，对他们极力歌颂；但它又赞美了希腊罗马的所谓“异教文化”，宣扬了追求自由、爱情和知识的新的世界观，对希腊罗马作家表现了由衷的尊敬。但丁在侯判所里的荷马、维吉尔、奥维德、贺拉斯、卢甘等五位作家之后为自己准备了位置，说自己将是“这个队伍中的第六位”。《神曲》是引导人们走向新世纪的第一只火把。五十年后，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崇尚和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为旗帜而掀起来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
《神曲》在艺术形式上也表现了双重性的特点，它的结构是按三、九、十、百等具有中世纪神秘意义的数字布局的。长诗分为三部，各部分为三十三篇，最前面有一个“序曲”，全诗共一百篇。《神曲》在文学史上以结构严谨完整而著称，它像一座三棱形的巨大建筑。《神曲》的情节是梦幻的， 艺术手法是象征的，但是构成情节的生动场面却是现实主义的描写，诗人以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把许许多多零散的材料组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神曲》的语言有些烦琐和神秘，一些象征意义捉摸不定。但是就整体来说，它的语言十分生动形象，描绘得非常细致，成功地运用了比喻等各种修辞手法，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把静止的东西赋予动态的描写，有的还包含着深刻的哲理。《神曲》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既形象地概括了中世纪基督文化，又鲜明地表达了正在萌生的新世纪人文主义思想，成为文学史上一部真正划时代的巨著。
一三二○年《神曲》的前两部出版了，当时著名的波伦那大学请但丁去那里接受褒奖诗人的桂冠，但丁谢绝了，他相信等《神曲》第三部《天堂篇》刊印后佛罗伦萨人一定要召他回去，他等待佛罗伦萨人给他戴上桂冠。据说
《天堂篇》最后几章还没有脱稿，但丁就于一三二一年九月在拉文那逝世了。拉文那领主厚葬了但丁，为他的遗体戴上了桂冠，葬于圣法兰西斯派的寺院。
但丁的《神曲》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的珍品。正像圣玛丽教堂珍藏着但丁画像一样，《神曲》将永远珍藏在人类心灵的殿堂之中，闪耀着不朽的艺术光辉。
列夫·托尔斯泰
（1828—1910）
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接近午夜时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就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幸福地诞生了。
一八五○年末，托尔斯泰到莫斯科，在那儿，一种不可言状的写作冲动产生了，他开始构思《茨冈人生活的故事》，没有等写完，他又着手另一部小说《昨天的故事》的创作。这是托尔斯泰创作的最初尝试。
一八五二年，《童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继《童年》之后，作家还要创作《少年》、《青年》等。
一八六三年开始，他紧张地投入了卷帙浩繁的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的创作。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托尔斯泰并不是一开始就着手写这部鸿篇巨著的。他最早曾想叙述一个携家带眷回到俄国的十二月党人的故事。可是，他在史料的研究和创作的过程中发展了原来的创作意图。
托尔斯泰为使自己的创作忠实于历史，搜集和积累了与创作有关联的大量历史文献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历史研究。不仅如此，他还专门访问了一八一二年战争的参加者，亲自巡视了当年鲍罗金诺的战场，并在那里草拟了该战役的写作计划。
尽管这样，托尔斯泰的创作仍然面临着难以驾驭的困难。宏大的艺术构思与传统形式发生了严重的抵触。他担心自己写出的东西不会符合任何一种文学形式。作为艺术革新家的托尔斯泰，“经过长时间的折磨以后”，终于决定打消一切顾虑，去写非写不可的东西，而不去考虑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也不考虑给作品以什么名称。
托尔斯泰在创作的头一年差不多都用来探索小说的开头了。他启己说过，这本书的创作“开始了无数次，又放弃了无数次”。在作家的档案库中保存了十五种小说开头的手稿。
在这部鸿篇巨著中，从家族的传说，到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作家的父亲尼古位·伊里奇亲口讲述过的材料，都被作家所充分利用。据传记作家记载： 在老伯爵罗斯托夫形象身上反映了作家祖父的性格特点；而在保尔康斯基公爵身上则反映了托尔斯泰外祖父沃尔康斯基公爵的性格特点。作家父亲尼古拉·伊里奇的一些特点则赋予了尼古拉·罗斯托夫这个人物形象。索菲雅在给她姊妹的信中曾透露过这样的“秘密”：“我请你们别讲出来，等列夫什卡五十岁的时候，他可能会描写我们的。”实际上，托尔斯泰末到五十岁就已经把她们作为自己的人物原型加以描写了。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形象，就是以他的妻妹丹尼雅和他的妻子索菲雅为原型创造出来的。托尔斯泰在回答一位作家所提出的问题时，指出自己塑造人物的方法是往往从人物外貌写起，甚至首先在草稿中写出主人公的姓名，以使自己对所写的人物更为清晰，等到小说片断完成之后，再更改性名。可是他在回答一位公爵夫人提出的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究竟写的是谁时，又郑重地回答：“谁也不是”。可见夸大人物原型在作品中的作用，也为作家本人所不取。托尔斯泰特别强调创造性的想象在塑造人物时的决定作用。任何原型只要通过艺术加 93 工，都不可能再是原型本身。
同样，《战争与和平》虽然写的是历史，但作品中的某些事件、场面和
自然环境，也多是从作家所经历的上流社会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小说中保尔康斯基一家住过的童山的环境和雅斯纳雅·波良纳是何等相似！而那些挺拔的劲松，那棵粗大无比的百年老橡树，那条“宽阔的大路”，那座已经按“英国方式”毁掉的古老的花园，可以说都是属于雅斯纳雅·波良纳的。
托尔斯泰生活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受好与兴趣，这在《战争与和平》中都有生动的反映。他酷爱运动，能骑善猎，尤其打起猎来，简直就忘掉了一切。
一八六四年秋，托尔斯泰利用创作《战争与和平》的空隙时间，又骑上他最喜爱的英国纯种马，带上两条猎犬出猎。半路忽然跳出一只兔子，托尔斯泰开始无心去打，可是猎犬追上去了，他也就放开马缰驰骋起来。当时道路很滑，马在飞奔中突然失蹄，他从马背上滚落在地，昏厥了过去。待苏醒过后，他怕妻子担惊受怕，便来到一个农民的家里。索菲雅闻讯，夜半跑来把他接回家，并连夜请来大夫为他接骨，但一直未愈。后依照岳父贝尔斯的建议去莫斯科治疗，在那里，专家们重新为他施行了手术。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已开始了的创作。在莫斯科治疗期间，他急不可待地把故事口授给丹尼雅或丽莎。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后，他选择了楼下一个肃静的房间用来创作。这期间，索菲雅除了照料孩子以外，还要关照托尔斯泰的创作，成了托尔斯泰最得力的助手。每到夜晚，她就愉悦地来到楼上独自坐在小桌旁，抄写被丈夫涂改得零乱的手稿。据说她把《战争与和平》誊写过七次之多。她不但不为这枯燥、单调的工作感到厌倦，反而把它视为“美的享受”。有时在紧张的劳动之余，夫妻常常共同坐在钢琴前，四手联弹海顿、莫扎特等人的奏鸣曲。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历时六年。经过无数次修改，直到一八六九年秋， 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才宣告完成。
《战争与和平》这座巨大而宏伟的历史艺术殿堂，完全是在广博而坚实的生活根基上建筑起来的。须知，托尔斯泰不仅是高加索和克里米亚两次战争的参加者，而且也是上流社会的思考者、农奴生活的探索者和学校教育的革新者，这给他的艺术创造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战争与和平》以一八一二年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为中心， 前后反映了一八 0 五年至一八二○年间俄国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说开
始是从一八 0 五年在贵族沙龙里争论拿破仑入侵欧洲写起的，中经俄国阻击法军的申·格拉本战役、俄奥联军与拿破仑军队交战的奥斯特里兹战役，以及法军占领莫斯科、鲍罗金诺战役、莫斯科大火、直至拿破仑军队全线崩溃。小说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竺豪夫四大贵族家庭生活纪事为主线，集中表现了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整部作品在战争与和平交替的画面中，揭露了宫廷官僚和上层贵族的腐败，赞扬了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精神， 同对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
《战争与和平》共有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上至皇帝、王公、外交官、将领、贵族；下至地主、商人、农民、士兵，如此众多的人物，在最善于表现人物心理与性格特征的艺术大师的笔下，被赋予了一种崭新的视觉和色彩， 男女主人公们以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独特性出现在读者面前。
《战争与和平》是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写成的。托尔斯泰自己曾说：“它既不像长篇小说，又不像中篇小说，既不像史诗，又不像历史。”书中的历史事件是以编年顺序排列的。但是这些历史事件又与独特的个人事件相结
合，宏伟的战争场面的描绘与日常生活的写真相交织，史诗般的庄重叙述和批判家的深刻揭发相统一，从而打破了当时欧洲通行的传统形式，熔铸了史诗、历史长篇小说和编年史的特色。作品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技巧，富有表现力的艺术细节，浮雕般的肖像刻画，内心独白的运用，“心灵辩证法”的发挥，以及对人的复杂思想感情的真切理解与深邃表达，这一切都通过丰富而又多样化的语言，自由地编织进了这一瑰丽的艺术锦缎之中。
但由于作家世界观的局限，也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明显的弱点。他在作品中散布的宿命论观点以及在他早期作品中还不大显著的“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说教，都有所发展。
《战争与和平》的问世，使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他紧张地、持续地工作了六年之后，亲友都劝他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有段时间，他也确实什么也不想。他感到身体不适，还到外地进行了马乳治疗。但是，即或在这样休息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停止学习。他集中研究了戏剧，并以充沛的精力学习希腊语。这期间，虽然在脑海里时时有“不速之客”跑来扰乱他的神思， 呼唤他去创作，但是，他却没有提起笔来。艺术家的托尔斯泰重又被教育家的托尔斯泰所替代了。他始终认为，教育好下一代是自己崇高的职责。当他看到孩子们用的课本既乏味又费解时，便下决心亲自给孩子们编写一套启蒙课本和儿童读物。为此，他广泛地研究了自然科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和古希腊、阿拉伯及印度文学。为了写好有关天文学的知识，他还整夜整夜地观察星宿⋯⋯在这上面，他花费了许多精力，用去了不下于写一部巨著的时间。他对自己这一工作也甚感惬意。愦憾的是，这一工作并未引起社会的重视，课本传播得不广，这使他十分气恼。
最后，在放弃了许多略具雏型的创作计划之后，他才又重新回到了史诗体裁的创作上来。
一八七○年二月，他开始构思一部取材于彼得大帝时代的长篇小说，可是在写作过程中，现代生活的主题越来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终于放弃了历史题材，转而进入了以探讨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安娜·卡列尼娜是作家创造的最杰出的艺术典型之一。她在对爱情并不很理解的少女时代，就嫁给了比她年长二十岁的一个高官显宦卡列宁。这桩典型的、没有爱情的封建婚姻成了她精神上的沉重枷锁，只有儿子是她沉郁寡欢的生活中的一线光明。但是，当她认识了近卫军官渥伦斯基之后，真正的爱情唤醒了她，她开始重新估量自己的生活含义，并决心跟渥伦斯基生活在一起。可是，醉心于功名利禄、冷酷无情的官僚代表卡列宁，拒绝把爱子交给她。而渥伦斯基不过是彼得堡的一个纨绔子弟，也没有把真正的爱情献给她。社会拒绝了安娜，安娜终于熄灭了自己一度明亮起来的生命的烛光， 毅然投身于火车轮下自尽了。她的死是对充满暴力和谎言的社会的有力控诉！在这种社会里，她无法得到别人对她真正的爱，她的人格也无法得到社会的尊重。在这个悲剧故事里，作家有力地揭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窒息人性，摧残自由，破坏幸福的罪恶。
后期，托尔斯泰除撰写了许多充满宗教道德倾向的政论性作品和民间故事等外，还写出了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喜剧《教育的果实》（1890）、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尔奏鸣曲》（1887—1889）、
《哈泽·穆拉特》（1886－1904）以及抨击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文艺论著《艺
术论》（1897）等。这些作品和论著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艺术力量和战斗力量，同时也更深刻地暴露出作家世界观的弱点。
随着世界观的转变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托尔斯泰越来越渴望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使他想到了检查官柯尼于一八八七年给他讲述的一个真实的诉讼案件。当时，托尔斯泰对柯尼讲的故事很感兴趣，并劝科尼“照它的原样”写下来。事隔两年，即一八八九年底，作家知道科尼并没有写，于是决定亲自动手，写下了以道德忏悔为中心的《科尼的故事》的初稿。但他对这部初稿很不满意。此后，他一直为自己寻找不到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而苦恼。他的创作踟蹰不前、数易其稿、前后迥异，最后终于变成了卓越的、以对社会空前批判而著称的杰作《复话》。
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的清晨，托尔斯泰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作家的墓前，没有墓志铭，没有十字架，但他用毕生精力紧张探索、顽强劳动所铸成的不朽的纪念碑，却高高地耸立在欧洲十九世纪文学的峰顶， 并放射着巨大的光辉！
契诃夫
（1860—1904）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于一八六○年一月十七日生在亚速海岸的一个小港埠——塔干罗格。父亲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多才多艺，自幼酷爱音乐和绘画，学过拉小提琴，曾在教堂乐队里担任过指挥。母亲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芙娜年轻时，就是在教堂祷告时爱上了这位指挥兼小提琴手的。婚后她生了五男一女，契诃夫为三子。温柔贤淑的母亲婚前曾写过小说。成家后， 又常常把这些小说念给孩子们听。子女从她的身上分享了温柔的母爱，契诃夫的美好心灵，最早接受了母亲的爱抚和陶冶。
一八七六年秋，契诃夫中学毕业，遵照母亲的意愿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读书。可是窘迫的家境，使这个十九岁的大学生，不得不过早地担负起维持一家老幼温饱的重担。他白天刻苦学习功课，晚上拼命写作。他以“按托沙·契洪捷”、“急性人”、“没有脾脏的人”、“一个没有病人的医生” 等有趣的笔名，给几家幽默刊物《断片》、《蜻蜒》、《蟋蟀》、《花絮》等撰稿。这就是他文学生涯的开端。
契诃夫踏上文学旅途的年代，正是俄国历史上最反动的“停滞”时代。列宁把这个时代称为“牢狱”。同时，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渐近成熟、酝酿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时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事件发生之后， 俄国反动势力空前嚣张，反动政府更加疯狂地控制言论。文艺界死气沉沉， 出版刊物多数被当局严厉禁锢，仅剩下一些温和自由派和自由民粹派的出版物，或是反动的报刊。其中，风行一时的是几家幽默杂志。这些小刊物为了生计，公开以小市民的需要为宗旨，只要求短小的体裁：两三行的对话、不出十行的笑话、趣闻之类。
契诃夫在给这些幽默刊物撰稿时，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副业”进行的。因此，开头的某些作品难免流于粗俗。随着他生活视野的不断开阔，他的作品越来越和流行于当时文坛的庸俗无聊、逗笑取乐的“文学”划出了界限。
契诃夫通过自己的作品，逐渐地变革着这类刊物的性质和面貌。统治者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这些未使他们注意的“轻松”角落里，已经出现了对旧世界发起冲锋陷阵的勇士和尖兵。契诃夫以辛辣的笑，暴露了资产阶级小市民生活的庸俗、虚伪、残酷和无人性，创作了大量独特的、富有新意的短篇小说。
契诃夫短小的作品越写越多，《花絮》编辑莱金看到这位多产的青年作家是棵摇钱树，便死死地抓住不放。他一方面强迫契诃夫不准向其它刊物投稿，另一方面要契诃夫的创作完全迎合小市民的庸俗趣味。契诃夫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愿意让幽默小品的样式成为束缚自己才能的桎梏。就这样，契诃夫与莱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青年契诃夫最常用的笔名是安托沙·契洪捷，这是中学里一位喜欢说笑的神学教师给他起的。安托沙·契洪捷的短篇小说愈来愈引起读者的深思， 愈来愈受到读者的欢迎。他把一切都变得那么富有诗意。
长兄亚力山大看到弟弟在文学和道德两方面都超过了自己，曾写一首打油诗祝贺弟弟的生日：
我们兄弟五个本是一母所生， 她把我们送进了这个世界之中。
但只有你一个人适合自己的才能， 就像花花公子穿着时装那样合身。我在你的面前真是不值一文，
只好让你荣光遍体， 独步群伦！
诚然，他的两个哥哥很有才能，都是大有希望的文学家和画家。但是， 他们都没有珍惜自己的韶华之年。长兄亚力山大娶了个不正派的老婆而虚度了年华；次兄尼古拉最后拼命酗酒。他们都相继早逝。契诃夫为争取两个哥哥曾进行过不懈的努力。
母亲一生都记得：小小的安托沙（契诃夫的爱称），年轻轻的大学生是怎样成了一家之长的。连顽固专横的父亲最后也不知不觉地落到了安托沙的道德感染之中了。
一八八四年，契诃夫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但是，文学却越来越吸引着他。同年，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梅尔波美娜的故事》出版。此后，契诃夫边行医边创作。他在莫斯科近郊的城镇医院行医。除医疗工作外，还经常代理县医官同法院检察官一起外出剖验尸体，出席县级司法会议，有时以鉴定人身分发表演说。这些活动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短篇小说《逃亡者》、《外科医生》、《死尸》、《在验尸场上》、《文官考试》等等，都取材于这一时期的生活。
这时，莫斯科附近的沃斯克列辛斯克小市镇深深地吸引着他，这不仅是由于弟弟正在那里任教，更主要的是他从这儿发现了自己所要了解的社会。他在有名的巴勃基诺地主庄园租下一所别墅，直至一八八七年，每到夏天， 他就和家人一起到这里消夏。
巴勃基诺庄园的主人基塞辽夫是地方自治会会长，酷爱文学艺术。他的妻子还是皇家剧院的总监、儿童文学作家。
契诃夫曾帮助她改稿，并把她的作品推荐给有关杂志。这个女人善于给客人们讲美丽动听的故事。契诃夫的经典小说《小公务员之死》（1883）就是根据她讲述的莫斯科大剧院所发生的事情写成的。
豪华的巴勃基诺庄园的风景令人陶醉。英国式的大花园，清澈的河流， 茂密的树林，鸣叫的黄莺，还有时而从远方传来的优美动听的钟声，这一切不知吸引了多少游客。契诃夫笔下许多精采的风景描写，大都是从这里摄取的。
每年夏季，这里集结了许许多多出身、教养和职业都各不相同的人物， 其中有地主、农民、医生、官吏、教师、演员等等。这个人才集聚地，实际上成了文艺“沙龙”。契诃夫在这里广泛接触、深入研究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各种代表人物，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
白天，契诃夫和庄园的主人及各界著名人士在一起聊天、散步、游戏、进餐⋯⋯到晚间，他便温文尔雅地向众人告辞了。每逢这时，庄园的主人和客人总爱打趣地问地：“忧郁的月亮，你不好多玩一会儿吗？”契诃夫常常打个呵欠回答：“啊⋯⋯忧郁的月亮⋯⋯想睡了。”他回到房间，先是把白天的印象加以整理，然后便投入紧张的创作。就这样，他写下了一系列著名的小说。
在沃斯克列辛斯克镇附近驻扎一个炮兵连。一个知识分子出身、擅长交际的上校和一个中尉，都是契诃夫的朋友。这样，他熟悉了军人的生活。在
他后来的《三姊妹》、《儿童》、《绿色林带》、《婚礼》、《蠢货》等作品中，一再提到的胆怯如兔、逢迎拍马、傲慢愚蠢、庸俗无礼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这些官员生活的写照。
一八八三年他发表了一百二十篇；一八八五年，发表了一百二十九篇。这时，他还是个大学生，每天坚持上课，创作只能在课余时间和夜间进行。他勤奋写作，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
正当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出现新的高潮的时候，一八八六年春，他收到俄罗斯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格利果罗维奇的信。信中说：“你有真正的才能，有着使你远远超过新的一代文学家的才能⋯⋯您负有写出优秀的、真正的文学作品的使命。您如果辜负了这种期望，那您便在道德上犯了极大的罪过。” 并劝告他宁可挨饿也不要去赶写滑稽刊物所需要的东西，要写作真正的艺术作品。老一辈文学家对契诃夫才能的承认和热情鼓励，使契诃夫大为震动。从此，他的写作态度变得更加严肃，并决定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是年，契诃夫第二本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出版，首次以“契诃夫”署名。
在连续出版两部小说集之后，一八八七年，他的第三四部小说集也相继问世，并在前辈作家格里果罗维奇推荐下，他的第三部小说集《在昏暗中》荣获了科学院授予的普希金文学奖金。在荣誉面前，契诃夫的创作更加严谨。他从契洪捷时代注重生活中的幽默因素，写作滑稽小故事，转而以更丰富的色彩表现更加广阔的生活领域。“平中见奇”，“笑中见泪”，喜剧与悲剧相结合，是他这时创作上出现的新的特征。
契诃夫是一位真正的艺术革新家。这时他很想写一些诗情浓郁的作品， 在体裁、题材和艺术手法上有更大的革新与创造。这样，他开始运用更加广阔多样的文学样式（如中篇小说和戏剧等体裁）进行创作。
契诃夫是在草原上长大的，可是从中学毕业以后，他就离开了草原。迷人的草原风光常常引起他美好的遐想。为了把它表现出来，他回到了故乡塔干罗格，回到了哺育他成长的大自然的怀抱。那广阔无垠的绿野，那带着花草香气的阵阵薰风，那在空中翱翔的鸟儿、盘旋的苍鹰⋯⋯无不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他带着草原的芳馨，一回到莫斯科，就投入了紧张的创作，这就是中篇中小说《草原》。
一八八八年，《草原》在大型刊物《北方导报》上发表，受到好评。《草原》和作家以往通过人物命运来揭示社会的短篇小说有所不同。它几乎没有多少情节，只是通过九岁的小主人公叶果卢什卡从乡村到城市的旅行来展开描写的。草原充满诗意的景致和童话般富于变幻的生活场景的描绘，表明作家不仅对生活诗意具有敏锐的感受力，而且对祖国未来命运充满了自信心。另一方面，那酷暑下沉闷的草原，无疑又成了令人窒息的俄国社会生活的象征。
八十年代后期，摇摇欲坠的沙皇政府的统治更加残暴和黑暗，社会情绪普遍低落。契诃夫直接目击了俄罗期许多优秀知识分子被驱逐流放或迫害至死的不幸遭遇。触目惊心的现实，使他对自己的世界观和创作愈加感到不满。他很苦闷。
为了摆脱思想危机，寻求社会出路的答案，他决心奔赴遥远的库页岛进行实地考察。库页岛是沙皇政府作为苦役和流放的地方，实际是一座人间地狱。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干涉，契诃夫不得不把此行的真正目的隐蔽起来。因此，亲友对他此举无不震惊。因为当时西伯利亚不通火车，旅途不仅极其
遥远、艰苦，而且充满了各种危险。泥泞、洪水、风暴、传染病等等，都无法避免。
他在库页岛生活了三个月，访问了上万名犯人和移民，为数万名流刑犯做了卡片登记。一桩桩骇人听闻的事件，如可怖的笤刑，对儿童身心的摧残⋯⋯，都强烈地震撼着作家的心弦，激起了他无比的义愤。
库页岛之行，对契诃夫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八九三年发表的速写集《库页岛》，成了对沙皇反动统治的控诉书，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的恐慌。
这个时候，契诃夫同他多年的明友、《新时代》反动刊物的编辑兼发行人苏沃林，开始疏远，最后断绝了关系。此后，他把自己和朋友的作品都拿到进步的刊物上发表。
为了生活于人民之中，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契诃夫买下莫斯科郊区的梅里霍沃庄园。经过全家辛勤修缮之后，使一个荒芜的小领主庄园焕然一新，成为一个优雅、洁净、处处充满生机的“契诃夫庄园”。契诃夫和他的全家，在这座别致的小庄园里，愉快地度过了六年。
契诃夫成了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在梅里霍沃时期，他被选为地方议会的议员。他用自己多年积累的钱办了三所学校，并修筑了公路、扩建了地方医院。他帮助故乡塔干罗格扩建了图书馆，赠送了大批的书籍。一八九二年，他主动奔赴灾情严重的省分，广泛地组织募损运动，为饥饿的农民筹办免费食堂；为农民春耕买马匹。同年，他还出色地领导了扑灭霍乱病的斗争。
在社会活动最紧张的一八九二年，他根据库页岛的印象，创作了杰出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这篇小说描写了医生拉京反对医院腐朽败坏、庸俗无聊的生活，尤其反对医院对精神病患者的非人待遇。但他却抱着“不以暴力抗恶”的错误态度，不进行积极斗争。一次，他巡视精神病患者所住的第六病室结识了因反抗专制压迫而被送进医院的葛罗莫夫，他们谈得很投机。拉京无法忍受同事们的庸俗和低级趣味，终于把他们痛骂了一顿。结果，他的苦恼与激动非但没有得到同事们的理解与同情，反而被诬告，即刻被关进第六病室，同样遭到毒打，这时他才认识到“不抗恶”是错误的。可惜第二天，这位善良、正直的拉京医生就中风死去了。
这是一篇燃烧着愤怒火焰的反专制、反暴政的作品。在狠狠打击专制制度的同时，小说无情地揭露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好心肠”和放弃斗争的主张。这同作家世界观的明显转变是分不开的。契诃夫一度受列夫·托尔斯泰不抵抗主义的影响。这篇小说无疑是对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反动学说的有力批判。
这篇力作，最初投给《俄罗斯观察》，结果，被退了回来。后来，在《俄罗斯思想》上发表，震动了全俄罗斯。年轻的列宁读后，在给他姐姐的信中写道：“昨天晚上，我读完这篇小说后，觉得可怕极了。我在房间里待不住， 站起来走了出去。我觉得自己也好像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列宁说出了全俄罗斯人民共同的感受。阴森可怖的“第六病室”，实际是专制俄国的缩影。
在沙皇的暴政面前，契诃夫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诫苦难深重的俄罗斯人民：用绝望的冲动和无力的抗议是无用的，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革命的。但是，《第六病室》里揭示的真理，就作家本人说来，是带有悲剧性的。作家同他作品的主人公一样，其悲剧就在
于一生都未能直接接触工人阶级运动。
契诃夫揭露社会黑暗与各种错误思想理论的作品还有《在流放中》
（1892）、《匿名的故事》（1893）、《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醋粟》
（1898）等。
他早期的戏剧创作以通俗喜剧为主，其中有《蠢货》、《求婚》（1888）、
《结婚》（1889）、《纪念日》（1891）等。这些剧本大多富有喜剧性情节， 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用以嘲笑小市民的庸俗和地主的卑劣。
一八九五年，他继《伊凡诺夫》（1888）多幕剧创作之后，完成了经典剧本《海鸥》的创作。剧作家曾在一封信上谈到该剧的特点，说它“有许多关于文学的谈话，很少行动，有五普特的爱情。”
剧本描写了三个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所走的不同道路：其中宁娜是一个富于幻想的少女，梦想当一名红演员。邻庄的一个初登文坛的年轻作家特里勃列夫爱上了宁娜。可是宁娜后来又以全部热情爱上了特里勃列夫母亲的情人、作家特利哥林。她离开父亲和继母，跟特利哥林到莫斯科去了。可是特利哥林又抛弃了她，回到了老情人那里去。特里勃列夫同宁娜决裂后， 在绝望中开枪自杀。宁娜在幻想与现实矛盾中，经过痛苦的熬煎，不仅承受住了精神上的巨大创击，而且终于成为一个外省的女演员。
通过宁娜痛苦曲折的生活道路和特里勃列夫的自杀，表现了艺术家只有摈弃个人荣誉的追求，同一切黑暗、庸俗的社会势力作斗争，才能在艺术和事业上获得成功的主题。
《海鸥》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不幸的爱情生活的描写，除了其它一些因素， 也与作家本人在梅里霍沃的爱情生活有密切的联系。
作家妹妹的女友丽卡，是个中学教师。她温柔纯朴、容貌出众、擅长音乐、热爱戏剧，是契诃夫全家的“宠儿”和常客。契诃夫与丽卡由热烈的倾慕发展到强烈的爱情。可是契诃夫两度拒绝了丽卡结婚的要求。后来丽卡爱上了常来梅里霍沃作客的小提琴家、作家波达边柯。就在《海鸥》写作的前一年，已婚的波达边柯遗弃了丽卡。同年，她的孩子也死了。契诃夫虽然对丽卡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但是他出于对少女终生的责任感，设法帮助她“冲淡了”对自己的感情。契诃夫把自己的感受写进了《海鸥》男主人公特利哥林形象之中；而女主人公宁娜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则反映了丽卡的遭际。
一八九七年，契诃夫写了另一个多幕喜剧《万尼亚舅舅》。
正当契诃夫的创作处于空前旺盛的黄金时期，病魔却无情地缠住了他的身躯。他再也无力把它驱走了。
一九 0 三年二月，契诃夫同病魔顽强的搏斗中，着手创作他最后一部剧本《樱桃园》。《樱桃园》是一曲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俄国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