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一起合称为我国古代儒学“四书”，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多少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影响特别巨大。

《论语》、《孟子》分别是先秦圣人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大学》、《中庸》则分别出自早期儒家的4位代表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和孟子，被称为“四子书”。这4部书都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我国研究儒学最重要的文献。

为人处世哲学的《论语》

孔子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他祖先本是殷商贵族的后裔。周朝推翻商朝统治后，周武王封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为宋，当时宋是夏的都邑。微子启去世后，他弟弟微仲继位，微仲就是孔子的先祖。自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以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孔子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的陬邑曲阜。孔子父亲叔梁纥是鲁国著名勇士，叔梁纥夫人施氏一连生了9个女儿，却没生一个男孩。叔梁纥为此十分烦恼，晚年便又娶了年轻的颜徵在为妻。颜徵在为叔梁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孔丘。据说，孔子降生的这天晚上，有二龙绕室，五老降庭，天乐奏鸣。其实，“二”代表日月，“五”代表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加在一起叫作“七曜”，古人习惯观察它们的变化，作为国家行政施治的依据，所以七星又叫作“七政”。为此，人们认为：孔子本人有从政之能，他的学生也都有从政之能，这大概就是天人合一的学问。

孔丘3岁时，叔梁纥便去世了。从此以后，家里生活全靠颜徵在一人支撑着，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孔丘从小就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并由此学会了体贴母亲。长大成人的孔丘特别注重孝道，除了时代的原因外，也与他的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曲阜是鲁国的国都，而鲁国又是西周周公的封地，由于这个原因，周天子便给了鲁国高级别的待遇，西周朝许多典章文物都被周公带到了鲁国。西周末年，社会动荡，周王室的许多典章文物都散佚不见了，但鲁国却保留了不少，因此，人们常说“周礼尽在鲁”。

小仲尼从小就受到周礼的耳濡目染，他与小伙伴们嬉戏时，常把祭祀礼器摆放出来，练习礼仪。日复一日，小仲尼尽情地和小伙伴们玩着这种游戏。这一切，都被细心的母亲看在眼里。

有一天，母亲把仲尼叫到身边，微笑着问：“丘儿，你长大以后，是想做管祭祀的官吗？小孩子家怎么天天学礼制呀？”

小仲尼瞪着一双明亮大眼睛，认真地回答：“娘啊！我长大了，要当个为国效力的好大夫，不学礼制能行吗？”

母亲一听到儿子有读书的要求，心中暗喜，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说：“丘儿真是娘的好孩子！从今以后，咱家里专为你设学堂，娘教你读书好吗？”

“太好啦，太好啦！孩儿谢过母亲！”小仲尼说完，恭敬地给母亲磕了一个头。

仲尼6岁的时候，有一天，有位贵族在曲阜南郊进行祭祀活动。他得知后就连忙跑到举行祭祀的地方，兴致勃勃地观看完了郊祭大典的整个过程。

祭祀结束后，小仲尼意犹未尽，回到家便从屋里找出一些坛坛罐罐恭敬地摆在院子里，模仿刚才在南郊看到的祭礼，按照程序一丝不苟地认真演练了一遍。从此，模仿郊祭便成了小仲尼经常做的游戏。

在母亲悉心教导下，小仲尼进步飞快，只用了6天的工夫，就把300多个字学会了。13岁时，小仲尼进入官学学习，当时学生们所学的，主要是敬神祭祀的礼节。15岁前，仲尼学习了一般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但这些根本无法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

由于家境贫寒，仲尼没有条件进入专门为贵族子弟设立的高级学校深造，他就只能通过自学来提高自己的水平。

仲尼勤奋好学，当时社会上要求士人必须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大科目，他都努力去掌握。他进太庙时遇见什么问什么，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求知欲望。所以有了“子入太庙每事问”的典故。

孔丘17岁时，母亲颜徵在去世了。母亲离世后，孔丘的生活更为艰难了。迫于生计，他选择了相礼助丧的职业，也叫丧祝，就是专门为贵族和富裕平民主持、操办丧事。

按照当时礼制，丧礼仪式是十分复杂的，也颇为讲究，尤其是富庶人家的葬礼更是隆重奢华。这种丧祝活动在西周时期主要是由王室和诸侯国的神职人员巫、祝之类担任。后来，随着社会发展，神职人员地位开始逐渐降低，并逐步散落民间，成为了专门从事丧祝活动的术士。

从此，丧祝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平民在丧葬礼仪上也日益讲究起来，对于丧祝的需要也越来越多。这样，丧祝便开始成为部分民间知识分子的正式职业了。

孔丘虽然严肃认真地从事着助丧相礼的职业，但他却不满足于只做传统的丧祝儒者，他希望把丧祝的礼仪发扬光大，使其成为一套社会规范的礼仪。于是他刻苦学习周礼，很快他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华，在丧祝活动中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赏识，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后来，就连鲁国国君鲁昭公也开始注意到他了。

公元前532年，19岁的孔子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结婚了。婚后第二年，他便有了儿子。

鲁昭公知道这个消息后，特命人送了一条大鲤鱼以示祝贺。孔子随即给儿子起名为鲤，字伯鱼，以表示对君王赐鱼的纪念。

孔子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华，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赏识，特别是鲁昭公赐他鲤鱼的消息更是不胫而走，一时间传遍了鲁国都城。于是，便有一些年轻人慕名而来求学于他，并尊称他为孔子。

不久，在鲁国执政的正卿季武子派人前来请孔子，让他担任中都宰。

孔子恪尽职守，正直公正，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了众人赞誉。他一面做好本职工作，一面更加孜孜不倦地学习。他越学越感到不满足，越学越感到自己与古代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期间，曾点、颜路等青年先后拜孔子为师，做了孔子的学生。

孔子从23岁起便开始在乡间收徒讲学，到30岁时，由于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鲁国上卿大夫孟僖子面奏鲁国君，请求准许孔子开办学校教授学生。鲁国君答应了。

孔子在阙里的街西边筑起了杏坛，建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所民间学堂。由此，开启了我国私人办学的先河。

这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强调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他招收学生的条件极为简单，只要有人愿意跟随他学习，在初次见面时略备薄礼，便可成为他的学生。

在教学态度上，孔子认为应该“诲人不倦”；在教学内容上，他注重因材施教，提出对学生要做到有针对性；在教学方法上，他强调启发的重要性，提出开导学生要把握时机，要等学生实在无法想明白的时候再去开导他，认为如果不让学生自己努力思考就直接帮助，反而会使学生养成不爱思考的坏习惯。

针对当时的礼崩乐坏，在教学过程中，孔子特别强调学生们要加强自身修养，强调做人要正直和仁德，他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只有心中坦荡做事才没有担忧。虽然，在生活中，那些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些人只是靠暂时的侥幸避免灾祸，迟早要跌跟头的。

孔子认为，做人除了要正直外，还要仁德，因为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并且只要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而且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他对其弟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那么怎样做才能算仁呢？孔子认为，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就是人生的正途。一旦做到言行符合周礼，即“克己复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

有一天，孔子和弟子们一起讨论学问。弟子颜渊向孔子请教：“老师，什么是仁？如何做到仁？”孔子回答：“克制自己，恢复周礼，就是仁；以周礼为标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就是做到仁了！”弟子子路便又接着问：“老师，什么是仁德？怎样做才算是仁德？”

孔子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德了。”

子路说：“老师，假如我当将军带兵打仗，让子贡、颜回做我的校尉，攻城必克，夺地必取，百战百胜。这样算是有仁德之人吗？”孔子说：“这样只能算是勇敢的武夫而已！”孔子认为，“仁”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需要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

孔子还认为，还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自己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

为了能做到仁，弟子曾子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

除了正直和仁德，孔子又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就是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借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

针对当时的诸侯割据和礼崩乐坏，孔子自20多岁起，就开始思考治国良策，也一直希望通过入仕把自己的所有才华用来治理国家，然而却苦于没有机会。于是，孔子便把教育当作“安邦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以文教来感化百姓。

孔子31岁的时候，在鲁昭公的赞助下，来到周的京城洛阳考察参访。首先拜见了老子这位高人，老子此时担任周王室的图书挡案和文物的保管工作，他热情地接待了孔子。

老子的年龄比孔子大得多，大概年长40岁，人生阅历丰富，接触的文物史料也非孔子所能及，所以，孔子见老子是孔子学问事业上的一个大转折。

老子见孔子千里迢迢来学习，为他的好学所感动，不仅指出了孔子内在涵养的不足，还回答了孔子的很多有关古礼的问题。

同时，老子还给孔子引见了擅长音乐的苌弘。苌弘也把自己掌握的有关乐的知识全部告诉了孔子，使孔子对音乐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孔子离开前，老子为他送行，并告诫说：我听说，有钱的人给人送行的时候送钱，有学问的人给人送行的时候赠言。我没有钱，姑且冒充一下有学问的人，送你几句话吧！

这几句话是：一个聪慧又能深思洞察一切的人，却常遭到困阨、濒临死亡，那是因为他喜好议论别人的缘故；学问渊博见识广大的人，却常使自己遭到危险不测，那是因为他喜好揭发别人罪恶的缘故。做人子女的应该心存父母，不该只想到自己；做人臣子的应该心存君上，不能只顾到自己。”

孔子回到鲁国，见到自己的弟子，还不住地赞美老子就像天上的龙一样，见首不见尾，无法捉摸。孔子一生似乎受老子影响很大，孟子至刚，曾子至柔，都没能像他们的老师孔子那样刚柔相济，在矜持中有弹性，在退守中有进取。

公元前517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因仰慕孔子的大名，便派人把孔子请到府上，向孔子请教安邦治国的良策。齐景公问孔子：“请问夫子，做为国君，应该如何治理他的国家呢？”

孔子回答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每个人都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主要严于律己。如果君主自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除此之外，君主还应该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

齐景公又问：“稳定天下的大计是什么呢？”

孔子答：“实行清明的政治，用贤惩恶，减轻赋税，助民兴业。”

齐景公问：“教育百姓的良策是什么呢？”孔子答：“用道德感化教育，用礼教加以约束，能使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能改过向善。”齐景公又问：“怎样才能富国强兵呢？”孔子答：“从严治吏、发展生产、节俭，三者结合是强国的关键；从严治军、注重德教、加强训练，为强兵之本。”齐景公赞扬道：“夫子所谈治国之道言近旨远，切实可行啊！”自从这次交谈之后，齐景公多次召见孔子论政述志。有一次交谈之余，景公高兴地对孔子说：“我想把尼谿封给你。”孔子推辞说：“我对齐国没做出什么贡献，无功不应受禄啊！”齐景公说：“你多次为寡人提供良策，这本身对齐国就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嘛！”公元前516年，孔子来到齐国，这是孔子生平中第一次有记录的政治活动。这一年他36岁。

那么，孔子为什么跑到齐国来了呢？第一，齐国是当时综合国力强大的东方大国，孔子希望在齐国做一番事业。第二，鲁国内部发生了政变，鲁昭公被三桓逐出鲁国，流亡到了齐国。孔子因同情鲁昭公，也跟着到了齐国。

孔子在齐国闻到了韶乐，这可是舜帝时代的乐曲，孔子对它的评价是“尽善尽美”，沉浸在音乐之中三个月之久，以至于肉吃到嘴里都没有感觉，感慨道：没想到，音乐能把人打动到这种程度。”

在孔子的教学科目中，音乐是很重要的一科，他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说教多了，招人反感；音乐多了则没有副作用。经孔子整理过的传统文化，又叫礼乐文化，礼是文化教育，开发人的左脑功能；乐是艺术教育，开启人的右脑功能。用礼来约束行为，用乐来陶冶情操，这就是人文教育。

孔子原本希望从齐景公这里能够得到一个从政机会，以便实践自己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理想。可是，他在齐国住了一年多时间，不仅从政的希望没有实现，就连齐景公当面答应的给予尼谿之地的封赏也落空了。

孔子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孔子得知齐国大夫妒忌自己的才能，不但要挟齐景公收回对自己已许下的赏赐，而且还欲加害自己。于是，孔子又重新回到鲁国，继续聚徒讲学。

在这期间，孔子一面教导弟子，一面上下求索。他在理论上的最大成就，就是用“仁”对“礼”进行改造，提出并完善了他的“仁学”理论。

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就是对人要尊重、关心和体谅，“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

为了实践“仁”，孔子十分重视“礼”，主张克制自己，使自己言论行为都符合礼的要求。对于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孔子最赞赏的是周礼，认为它综合了夏商之礼的优点。在他看来，周礼不仅继承了夏、商之礼的许多形式和“亲亲”、“尊尊”的核心内容，而且大大增加了夏商之礼所缺乏的道德理性精神，把“有德”、“无德”作为遵礼与否的主要标准。

在此基础上，孔子进一步阐发和弘扬礼的道德性，他用“仁”对礼进行改造和充实，从而把礼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当时，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奴隶的解放和社会各种关系的调整，人的价值和尊严越来越受到一些先进思想家的重视。

孔子提出的“仁”实际上就是赋予仁以普遍人人之爱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对所有人，包括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都要尊重、关心和体谅。这样一来，“仁”又成为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即所有人都从“爱人”的原则出发，要帮助别人发达起来，不要把自己厌恶的东西推给别人。

当时正是百家争鸣时期，孔子的言论是百家争鸣中最有影响的。以孔子为代表以及他的弟子们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常关系，成为当时一个最重要的学术流派。

因为孔子曾经从事过丧祝，他的学问也是从丧祝发展而来的，而从事丧祝的人需要身着特制的礼服，头戴特制的礼帽，当时称之为“襦服”。“襦”与“儒”字同音，人们便逐渐直接称“丧祝”为“儒”了。于是，人们就把孔子创立的学派也就称为“儒家”学派了。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接受了鲁国大夫季氏的聘任，担任了地方官中都宰。一年以后，他擢升为司空，之后又升任大司寇。

在孔子的治理下，鲁国国力日益强盛起来，引起了邻国齐国的警惧。于是，齐大夫黎锄设计，向鲁定公赠送大量女乐宝马。从此，鲁定公成天只顾沉溺于女乐而不问朝政。

孔子劝谏多次却无功而返。孔子见与鲁定公、季桓子等人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知道自己留在鲁国也难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便离开鲁国，希望到别的诸侯国实践自己的治国理想。

离开鲁国以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去游说那些诸侯王，然而他均未获得重用。

颠沛流离14年后，年近70岁的孔子被鲁国权贵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此时的孔子对仕途已经淡漠了，他便将精力主要用在培养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了。

孔子从事教育达40多年之久，门生众多。据史料记载，孔子弟子有3000人，其中才华出众、品德优良者有72人。

孔子的学生多数来自鲁国、卫国、齐国、秦国、陈国、宋国、晋国、楚国、吴国、蔡国、燕国等，遍布当时的许多个诸侯国。

这些弟子都非常尊敬孔子，他们把孔子的思想进行广泛传播，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的言行记录并整理成了一部书，名叫《论语》，意思是语言的论纂。内容包括孔子谈话、孔子答弟子问、弟子之间的相互讨论以及弟子对孔子的回忆等。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全书共20篇，每篇由若干段文字组成，多数段落是以“子曰”开头的孔子语录，少数段落略有记事和对话。

《论语》每篇的题目都是从该篇首段的第一句话中取两字或三字而成，因此这些题目跟篇章内容没有什么联系。各篇的排列顺序也没有什么讲究，每篇内部并没有统一的主题，前后两章之间很少有内容上或逻辑上的联系。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但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其中鲁国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有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有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有21篇。

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心研究了《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和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史书《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

《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后遗存下来的《论语》有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录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有48章。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

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论语》中，表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特点，他对于不同的学生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以及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他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

《论语》和儒家伦理学著作《孝经》是汉朝初学者的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后来的《诗经》、《尚书》、《易经》、《仪礼》和《春秋》。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可谓称得上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

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后来基本上全部亡佚，后来所残存的，以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注为较多。其他所注各家，在三国时期玄学家何晏《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

后来，我国古代文籍《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是用的何晏的《集解》和宋人邢昺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见《论语》影响的深远。

《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孔子思想的精微就集中在书中。全书的语言简洁精练，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作为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论语》在东汉时就被列为“七经”之一。在南宋时，著名思想家朱熹将《论语》和《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与“五经”并列，成为后来读书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

一部《论语》，便将孔子及其门生的有限生命融入到了无尽的历史之中，创造了我国古代光辉的人文主义精神，被后人誉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后人还称赞道：“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对我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提倡施行仁政的《孟子》

春秋中后期的时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这一时期，一些国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扩大自己的疆域，不断地发生兼并战争，使得原本分散在各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和财富，逐渐集中在了少数几个诸侯手里。天下也逐渐从成百上千个小国家整合为十多个大诸侯国。

公元前408年，强大的齐国攻破了鲁桓公后代孟孙氏的食邑郕城，孟孙氏子孙便分散流落到其他诸侯国，其中有一支迁居到邹国。

迁居到邹国的孟孙氏后人中有个名为孟激的人，他妻子仉氏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轲，字子舆。小孟轲刚3岁时，他父亲孟激就去世了，小孟轲的母亲靠给别人织布艰辛地抚养着小孟轲。

小孟轲家附近有一个墓地，有一次，有个人去世了，发丧的队伍经过他家去附近的墓地。小孟轲见发丧的队伍哭得死去活来，他觉得很有意思，便和几个小伙伴模仿发丧，玩起游戏来。

孟母看到后，她认为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对小孟轲成长不利，便决定搬到没有墓地的城里去住。

搬到城里不久，一天，小孟轲见家对面卖鲜肉的小贩手提着鲜肉叫卖非常有意思，他便和小伙伴们手拿着萝卜模仿卖鲜肉小贩的叫卖。孟母看后决定再次搬家，不再跟卖鲜肉的小贩为邻了。想到小孟轲喜欢模仿，这次孟母决定把家搬到学校附近居住。搬到学校附近后，小孟轲5岁了，孟母就把小孟轲送到私塾读书。

刚开始的时候，小孟轲读书非常认真，但渐渐地，小孟轲对读书生活产生了厌倦的情绪。有一次上课时，小孟轲乘老师不注意悄悄地从学校溜回家，正遇到孟母在织布机上织布。

孟母从大清早起来就开始织，这个时候已经织成好大一块布了。她见小孟轲回来，就问：“你怎么不好好在学校跟老师读书，回家做什么？”小孟轲说：“妈妈，我不想再读书了，读书没一点意思。”孟母听了非常生气，她从织布机边站起来，拿了一把剪刀，将已经织好的布匹一刀斩断。顿时，已经快织好的布散落了一地，变成了废料。小孟轲看到后十分心疼，他不解地问孟母：“妈妈，这布已经快织好了，你为什么要把它斩断？”

孟母说：“我这么做，就是要你明白，学习知识如同织布，靠的是日积月累，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成功。如果你现在不读了，岂不是跟这织了一半的布一样？半途而废太可惜！”

小孟轲深受震撼，从此以后，他便专心致志地发奋读书，再也不贪玩了。孟轲15岁的时候，拜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的孙子子思为师，经过青少年时期的饱学和钻研之后，孟轲开始在家乡聚徒讲学，逐渐成为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被人们尊称为孟子。

那时候，天下诸侯混战的情形，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诸侯国为了争当“霸主”，对内力图改革，以富国强兵，对外则进行兼并战争以扩大疆土，致使人民流离失所。孟子称这种“以力服人”的强权政策为“霸道”。

当时，士人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士人的学习目的，是凭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参与政治活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孟子在40岁时其学术思想形成之后，他便开始周游列国，以游说诸侯，推行他的“王道”学说和“仁政”主张。

在当时，百家争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一般游说之士，不但要有高深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更需要懂得用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达到讽劝执政者的目的。

孟子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一次，他到魏国去见好战的梁惠王。梁惠王说：“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您如果要求‘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那么大夫也会要求‘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下面的一般人士和老百姓也都要求‘怎样使我自己有利’，这必然会使全国上下互相争夺利益，这样国家岂不就危险了吗？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兵车，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兵车，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利’的后面，这些大夫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会抛弃自己的父母，也从来没有讲‘义’的人会夺国君的地位。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梁惠王听后十分惭愧。过了几天，梁惠王站在池塘边上，抬头看到天上飞的大雁和原野上奔跑的麋鹿问孟子：“贤能的君主也喜欢这个吧？”

孟子回答：“贤能的君主并不会把这种娱乐当成首要的追求，不贤明的君主即使喜欢这些也没有办法欣赏。”

孟子又引用了我国先秦诗歌总集的《诗经》里面《大雅·灵台》的诗句劝诫梁惠王：“周文王用民众的力量修建灵台、挖掘灵沼，但老百姓觉得很幸福，把他的台叫作灵台，把他的池塘叫作灵沼。他们高兴这里有麋鹿和鱼鳖。古代圣君与民同乐，所以才能真正地欣赏享受园、池，就好像《汤誓》中写到的一样。”

梁惠王又问：“我治理梁国费尽了心力，河内遭了天灾，我便把河内的百姓迁移到河东居住，同时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救济那里的灾民。河东遭了饥荒，我也这样做。我曾考察过邻国，发现他们并没有做到像我这样爱护百姓。可是，邻国的百姓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我的百姓也没有因此而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孟子回答说：“您喜欢战争，让我拿打仗作个比喻吧！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相遇，免不了要进行一场厮杀。厮杀结果，打败的一方免不了会丢盔卸甲，飞奔逃命。假如一个兵士跑得慢，只逃跑了50步，却去嘲笑逃跑了100步的兵士是贪生怕死，这对不对？”

梁惠王说：“不对！逃跑50步跟逃跑100步本质上没有区别。”

孟子说：“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那就不要希望百姓比邻国多了。如果兵役徭役不妨害农业生产的季节，粮食便会吃不完；如果细密的渔网不到深的池沼里去捕鱼，鱼鳖就会吃不光；如果按季节拿着斧头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尽，那么，百姓便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遗憾。当百姓对生养死葬都没有遗憾时，就是王道的开端了。”

接着，孟子给梁惠王描述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分给百姓5亩大的宅园，种植桑树，那么，50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丝绸了。鸡狗和猪等家畜，百姓能够适时饲养，那么，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吃肉了。每家人有百亩的耕地，官府不去妨碍他们的生产季节，那么，几口人的家庭可以不挨饿了。认真地办好学校，反复地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大道理教导老百姓，那么，须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会自己背负或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70岁以上的人有丝绸穿，有肉吃，普通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实行王道，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现在的梁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却不约束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打开粮仓赈救。老百姓死了，竟然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年成不好’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子杀死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大王如果不归罪到‘年成不好’，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会投奔到梁国来了。”

梁惠王说：“我愿意听您指教！”

孟子说：“请问大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的。”

孟子又问：“那么，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

梁惠王说：“也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接着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的是肥肉，马厩里有的是壮马，可老百姓面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是当权者在带领着野兽来吃人啊！大王想想，野兽相食，尚且使人厌恶，那么当权者带着野兽来吃人，怎么能当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经说过，首先开始用俑的人，他是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的吧！您看，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梁惠王又问：“当年，天下没有比我们魏国更强的国家了，而现在到了我当政，东边被齐国打败，连我的大儿子也阵亡了；西边又丧失了河西之地700里，割让给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占了8个城邑。我为此感到非常耻辱，希望能早日雪耻复仇，您说我该怎么做呢？”

孟子回答说：“在任何方圆百里的小国家，都可以在自己的国土推行王道，大王如果肯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少收赋税，提倡精耕细作，及时锄草，使健壮的青年利用闲暇时间加强孝亲、敬兄、忠诚、守信的道德修养，做到在家能侍奉父兄，外出能尊长敬上，这样，即使是手里拿着木制的棍棒，也可以跟拥有坚实盔甲和锋利武器的秦、楚军队相对抗。原因是秦国和楚国侵占了百姓的农时，使百姓无法耕种田地来赡养父母。他们使老百姓的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各自逃散，您如果兴师前往讨伐这样的国家，有谁能跟您较量呢？‘实行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大王不要再犹豫徘徊！”

孟子对各诸侯国之间发动的攻伐战争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深恶痛绝，所以，他怀着救民于水火的美好愿望，一再劝梁惠王要以“仁者”得“天下”，而不是靠发动战争争霸天下。然而，当时梁惠王致力于富国强兵，希望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并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

齐宣王曾经向孟子问：“齐桓公、晋文公在春秋时代称霸的事情，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学生并没有谈论过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之事，所以没有传到后代来，我也没有听说过。您如果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说用道德来统一天下的王道吧？”

齐宣王问：“那么，怎么做才可以用道德统一天下呢？”孟子说：“这就要求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样去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够阻挡了。”齐宣王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吗？”

孟子说：“能够。”

齐宣王说：“你凭什么知道我能够呢？”

孟子说：“曾经有人告诉过我一件事，说您有一天坐在大殿上，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您看到了，便问：‘把牛牵到哪里去？’牵牛的人回答，‘准备杀了取血祭钟’。您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到它害怕得发抖的样子，就像毫无罪过却被判处死刑一样。’牵牛的人问，‘那就不祭钟了吗？’您说，‘怎么可以不祭钟呢？用羊来代替牛吧！’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

齐宣王回答说：“是有这件事。”孟子说：“凭您有这样的仁心就可以统一大江南北了。老百姓听说这件事后都认为您是吝啬，我却知道您不是吝啬，而是因为不忍心。”

齐宣王说：“是的，确实有老百姓这样认为。不过，我们齐国虽然不大，但我怎么会吝啬到舍不得一头牛的程度呢？我其实是不忍心看到牛害怕得发抖的样子，所以用羊来代替它。”

孟子说：“您也不要责怪老百姓认为您吝啬。他们只看到您用小的羊去代替大的牛，哪里知道其中的深意呢？何况，您如果可怜牛毫无罪过却被宰杀，那么羊不也是毫无罪过而被宰杀的吗？试想一下，牛和羊有什么区别呢？”

齐宣王说：“是啊，老百姓这样认为，的确有他们的道理。但我真的是不忍心看到牛害怕得发抖的样子，所以用羊来代替它。”

孟子说：“您这种不忍心正是仁慈的表现，你之所以要用羊来代替，是因为您当时没有亲眼见到羊被宰杀的样子。从古至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见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哀叫，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总是远离厨房。”

之后，孟子又游说于魏、齐、宋、滕、鲁等国，但其“仁政”理想均未能实现。随后，孟子便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述了孟子一生的主要言论、政治活动和思想学说，属语录体散文集。全书共有7篇：《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

《孟子》一书集中地体现了孟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孟子的政治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并把孔子“仁”的政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这一学说主张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以德服人，实行王道，反对以力服人，实行霸道；对臣民应减轻刑罚与赋税，发展农业生产；对百姓应施行道德教化，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

孟子认为，一国之君要施行仁政，就要进行“推恩”。仁政的具体措施，有保民、养民、教民等几项措施，不仅仅要让百姓生存，而且更要让他们有教养，这样就会确保王道仁政。

孟子提出的一套仁政主张，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孟子重视民心向背，提出了君轻民贵的口号。孟子认为君主实现仁政，应该以使人民心悦而诚服为目标，国君作出重大决定，应认真听取国人意见。“民为贵”并不是说百姓的地位要比国君的地位高，而是说国君在治国时，如果不照顾到老百姓的利益，就很难维持自己的统治。

《孟子》还指出，国家存在的根本不在于“天时、地利”，而在于“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劝诫统治者要与民同忧同乐。

《孟子》中的“仁政”学说，其哲学基础是“性善说”。孟子认为人性善，把仁、义、礼、智看成是人的本性，是先天固有的，所以人就应该努力地去培养和扩展这些善的本性。

孟子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义合一，居仁由义，是现实的伦理与合理的道德。

从孟子开始，“义”便在道德哲学体系中具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和标识的道德哲学体系。

同时，孟子还将“羞恶之心”提高到“义之端也”，意即提高到“义”的根源地位，也就将羞耻心与道德直接同一，将它当作道德的现实性与道德合理性的基础。孟子特别强调“耻”对于德行的重要意义。他说：耻之于大人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还说：人不可以无耻矣，无耻之耻，无耻矣。

除此之外，《孟子》还非常重视教育对人的影响作用；强调人的自我教育，主张修身养性，“养吾浩然之气”，以完善自我；书中还教育人们为实现远大奋斗目标，要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吃苦精神。并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标准。

在孟子所处的时代，政治斗争激烈，各派学说蜂起。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孟子不得不与其他各类思想与学派进行交锋，这就使《孟子》中的许多文章充满了论辩性。

在论辩中，孟子往往巧妙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采用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的方式，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

另外，孟子还“长于譬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这使得《孟子》一书的文章富于形象性，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君子气势浩然是《孟子》一书的另一个重要的艺术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的修养。

孟子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赵岐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

后来元代至顺初年，元文宗皇帝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尊封为“亚圣”，从此，孟子便与孔子合称为“孔孟”。直到清末，《孟子》一直都是科举必考的内容。

修身治国之学的《大学》

在我国西周时期，社会兴旺发达，人们对生产、生活法则的认识，以及在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的建立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达到了比较齐备的程度。在这样的基础上，为了传承这些经验，从王宫到国都以及普通街巷，没有不设立学校的。

上自王公的子孙，下至老百姓的子弟，年满8岁的孩子，都进入小学学习。

当时，小学教学的内容是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其中包括礼仪、音乐、射箭、驾车、识字、计算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待孩子长到15岁时，再进入大学学习穷尽事理、端正本心、修养自身、管理人的原则和方法。

这些西周学校的设置是如此广泛，教学方法的次序和内容是如此详细分明，而所教的内容，都是人君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和心得，不要求学习日常生活规则和伦理之外的知识。正因为这样，当时这些学习的人，没有不明白自己的职分所应当做和不应当做的，这样各人就埋头尽力来做好自己的事情。

到了东周时期，周王室衰微，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能力。诸侯虽然是周王室的臣属，但在其自己的领地内却是国君，拥有用人、财政、军事等方面的独立大权。于是，一些诸侯势力强大之后，他们便不再服从周王室的命令，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上述学校的教学体制不能推行，教化随世事而变迁，风俗也颓废败坏。

在这样的时代，孔子就独自开设私人学校，仿效先王之法，招收弟子习读《诗》、《书》和历史文献，把先王之道传授给弟子们。

孔子有3000多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叫曾参的弟子，深明其中真义，他把孔子的讲解写成书，名为《大学》，作为传讲的精义，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和说明，传播于世。

《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明确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事实上，这正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

孔子认为，先王之道的宗旨在于弘扬人们光明正大的品德，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人们只有知道自己应该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地走下去；志向坚定了便能够清静安心、思虑周详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任何事物都有根本有枝末，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孔子的这一思想，反映在曾参所著《大学》里，书中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君主要达到这个“道”，有8个具体步骤。对此，《大学》里这样写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里的“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其每一项都以前一项为先决条件，而“身修”即修身是其中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前4项是修身的方法途径，后3项是修身的必然效果。从《大学》开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儒家经典。

曾参能够编著成流传后世的《大学》，以至于在儒学传播中产生巨大的效应，和他的家学渊源有很大关系。

曾参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他的祖先是“五帝”之首黄帝。西周建立的时候，曾参的先祖曲烈被封于曾，公元前557年莒灭曾。曾国太子巫逃到鲁国，曾参是太子巫的第五代孙。

曾参的父亲曾点也是孔子的学生，被列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对曾参的教育，从一开始就非常严格。曾参小的时候，有一次，曾点叫曾参去瓜地锄草，曾参不小心将一棵瓜苗锄掉。曾点认为曾参用心不专，便用棍子责打曾参。由于出手太重，将曾参打昏了。

曾参苏醒后，立即退到一边“鼓琴而歌”，以此告诉父亲，作为儿子的他并没有因为被父亲打晕而忿忿不平。

曾参16岁时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当孔子知道他被父亲打的这件事后，颇为感慨，认为小惩罚可以接受，大惩罚则可以避一避。否则的话，如果被盛怒的父亲打死的话，就会令父亲受不义之恶名，从而造成终身遗憾。

曾参听到后认为，如果真的那样，自己的罪过就大了！可见曾参对父亲的感情之深。

孔子去世后，曾参为了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他便开始聚徒讲学。当时曾参的门下有不少弟子，因而他被尊称为曾子。

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在孔子过世后便也师从曾子，子思学成之后又传授给孟子。因之，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曾子以他的建树，成为与孔子、颜子、子思、孟子比肩共称为儒家五大圣人。

曾子在生活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生都谨慎小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叫作“十目所视，十指所指”，意思是说，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就好像有十只手指着我，十个眼睛看着我，我当然是循规蹈矩了。

曾子还提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主张，又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

曾子由于性情沉静，举止稳重，为人谨慎，待人谦恭，以孝著称，齐国打算聘请他为卿。曾子因为要在家孝敬父母，就推辞了。

曾子作为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自从著成《大学》，他和他的《大学》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被后世儒家尊为“宗圣”。

《大学》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为“初学入德之门也”。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的目标。北宋教育家程颢、程颐特别重视《大学》，曾分别将它从《礼记》中抽出来加以改编，使之独立成篇。

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朱熹在“二程”改编的基础上继续加工、编排，分为“经”、“传”，作成章句，通过注释阐发己意，并将它和《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在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极大。

《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经朱熹编排整理，划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本；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以朱熹《大学章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朱熹的《大学章句》，随其《四书章句集注》一道，在封建社会后期一直被作为学校教育及科举取士的基本程式，由此，《大学》的思想内容也就通过了朝野士大夫的思行言教而辐射到了整个社会心理之中。

《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两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该文从实用主义角度，对人们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等均有深刻启迪意义。

人性修养著作的《中庸》

那还是在远古时代，人们逐渐从对“天”的观察活动中总结出了宇宙的普遍规律，并将其称之为“道”，使其一代代地传下来。人文始祖尧帝传位给舜的时候所说的话有“允执厥中”，舜帝传位给禹的时候所说的话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允就是允诺，就是你答应，就是尧告诉舜你要答应执掌，“坚定执掌以民生为中心”。这个”中”呢？就是“中道”。

尧说的那一句话，就已讲清了什么是“道”的至极之理，也已经完全包容了至极之理的内容。而舜后来在这一句话上又加上另外3句，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尧所说的那句话的前因后果，因为只有明白了前因后果，才有可能对“道”的理解达到既精且微的“庶几”的地步。

所以，自从人类得到“道”以来，一代代圣人相互传承，这样的传统称之为“道统”，即是关于“道”的传统。像“至圣先师”孔子，虽然本人没有朝廷的官爵禄位，然而，由于其继承整理了以往圣人关于“道”的学问，为后来的人在学习“道”的学问上开辟了道路，其在“道”的功德方面甚至还远胜于尧舜这样的君王。

有一天，孔子和弟子们聚在一起讨论学问。弟子子贡问孔子：“老师，子张和子夏哪一个贤一些？”

孔子说：“子张过分，子夏不够。”

子贡又问：“那么，‘过分’是不是比‘不够’贤一些呢？”

孔子说：“‘过分’与‘不够’貌似不同，其实质却都是一样的，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中庸的要求是恰到好处，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

子贡又问道：“那么，老师，怎么样才能够完全做到中庸呢？”

孔子长叹了一口气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官爵俸禄可以放弃，雪白的刀刃可以践踏而过，中庸却不容易做到啊。”

子贡又问：“为什么中庸不容易做到呢？”

孔子说：“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是，聪明的人自以为是，认识过了头；愚蠢的人智力不及，不能理解它。中庸之道不能弘扬的原因是：贤能的人做得太过分，不贤的人根本做不到。无论是智还是愚，无论是贤还是不肖，都是因为缺乏对“道”的自觉性。就像人们每天都要吃喝，但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品尝滋味。”

“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被驱赶到罗网陷阱中去却不知躲避。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选择了中庸之道却连一个月时间也不能坚持。”

子贡又问：“那么，老师，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到中庸呢？”

孔子说：“像舜那样具有大智慧的人！舜喜欢向人问问题，又善于分析别人浅近话语里的含义。避开人家的坏处，宣扬人家的好处。过与不及两端的意见他都掌握，采纳适中的用于老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地方吧！”

孔子对中庸之道持高扬和捍卫态度，是因为一般人对中庸的理解往往过于肤浅，看得比较容易。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孔子才把它推到了比赴汤蹈火、治国平天下还难的境地，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中庸之道的高度重视。

孔子曾经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是至高无上的。”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他也曾感叹，“老百姓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天下人共有的伦常关系有五项，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了保持彼此之间统一和谐的关系，孔子认为彼此的行动都要有一个“度”，超过或不足都会破坏这种统一和谐的关系。

在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上，孔子针对当时王室衰弱、诸侯争霸的现实，他要求大国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以盟会的方式维持列国之间的平衡。他所以对齐桓公和管仲由衷地赞扬，就是因为他们在实现齐国霸业的同时维护了周王室的地位和列国的稳定。

有一天，鲁国君主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怎么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呢？”

孔子说：“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事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这些政事就实施；他们去世，这些政事也就废弛了。治理人的途径是勤于政事；治理地的途径是多种树木。说起来，政事就像芦苇一样，完全取决于用什么人。要得到适用的人在于修养自己，修养自己在于遵循大道，遵循大道要从仁义做起。仁就是爱人，亲爱亲族是最大的仁。义就是事事做得适宜，尊重贤人是最大的义。至于说亲爱亲族要分亲疏，尊重贤人要有等级，这都是礼的要求。所以，君子不能不修养自己。要修养自己，不能不侍奉亲族；要侍奉亲族，不能不了解他人；要了解他人，不能不知道天理。”

在个人道德修养上，孔子要求人们，特别是君子应把两种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品格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使之处于一种完善的标准状态。

一日，弟子子贡向孔子问道：“老师，贫穷而不去巴结人，富有而不骄傲自大，这种人怎么样呢？”

孔子说：“当然可以，但是还不如贫穷而仍然快乐，富有而尚好礼节的人。”又说，“典籍上说，君子矜持而不争执，就会疑惑不决。”

子贡又问：“老师，奢侈跟节俭相比，哪个更不好呢？”

孔子说：“奢侈就会不恭顺，节俭就会寒碜。与其不恭顺，宁可寒碜。”

孔子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要求对每一种品格都能把握一个恰到好处的“度”，这就是一个君子的形象。

在处理人伦关系上，孔子把中庸与礼联系起来，实际上既讲等级尊卑，要求每个人充分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僭越、不凌下，同时又调和、节制对立双方的矛盾，使不同等级的人互敬互让，和睦相处，使整个社会和谐地运行。

孔子中庸学说的真谛在于礼的应用、以和为贵，是一种治国的艺术、处世的艺术和自我修养的艺术。其主要原则有3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其目的不外乎要求人们正视自己的等级名分，一切都在礼的框架内活动，以求得上下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的安宁。

孔子之后，对于“道”能由“见”而能达到“知”境界的，只有弟子颜回和曾参，这两人可说是真正体悟到了“道”的本质，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其后由曾参再往下传，又回传到孔子的孙子子思那里。

子思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动荡不安的战国时期，当时的各个大诸侯国都是欲争当“霸主”以主宰天下。对内力图改革，以富国强兵，对外则进行兼并以扩大疆土。

在这样的年代里，涌现出一批“策士”，他们四处奔波，游说诸侯，为之出谋划策。这些“策士”们关心的并非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动荡，所追求的是个人名利。

这时的学界已经与孔子的圣学相去已远，各种异端邪学已经繁衍起来。子思恐怕时日愈久远则道统的真正学问也会流失得愈多，所以按照尧舜相传的关于“道”的本来之深意，加之平日从父辈和老师之处所得到的见闻，相互参照演绎，写成《中庸》一书，以将道统的精髓诏告于后世的学者。

关于《中庸》一书的作者有不同的说法，传统观点认为《中庸》出于子思之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明确指出：“子思作《中庸》。”以后，汉唐注家也多遵从此说。

《中庸》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则，讲述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把“中庸”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升到了世界观的高度。

在子思看来，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泄出来的时候，心是平静的，无所偏倚，这就叫作“中”；如果情感发泄了出来能合乎节度，没有过与不及，这就叫作“和”。

“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果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广之，那么天地之间一切都会各安其所，万物也都各遂其生了。

孔子学说以伦理思想为核心，以仁、礼等道德范畴的阐发为主要内容，鲜明地体现了儒学伦理的思想特色，但不足之处是缺乏哲学论证，思辨性较弱。

子思的《中庸》欲极微妙之致，为孔子的伦理学说提供了哲学依据。同时，也为儒学伦理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使之更加完备、系统和富有哲理性。

子思就天道与人性两个根本问题展开论证，天道观念由来已久，夏殷两代，天命神权占统治地位。殷商之后，对这一传统观念有所修正，提出以德配天思想，把伦理道德观念和传统天命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为人们探索道德问题提出了一条新路。

孔子大讲道德，却回避了人性与天道，子思从人性和天道的角度深化孔子的伦理思想，为中庸奠定了完善的哲学基础。

在子思看来，“中和”即为诚，诚与中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诚是一种精神状态，是天之道。他提出诚的概念，旨在论证天人合一。天道和人道由诚达到沟通。子思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后来经过孟子的进一步发挥，称为儒学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观点。

在子思身上表现出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主张。有一次，鲁国的国君鲁穆公问子思：“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忠臣呢？”

子思不假思索地说：“只有那些一直指出国君恶行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忠臣。”鲁穆公没有想到子思敢这样回答，惊愕万分，一时无语，但是心中的不悦之情却表现在脸上。

“诚”是子思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也是道德准则，同时还是思孟学派思想的主要内容。子思说，“诚者天之道”，即“诚”就是“天道”，而“天道”即是“天命”。

为此，子思在《中庸》二十五章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主观上“诚”是第一性的，而客观上存在的“物”是第二性的。以“诚”这种主观精神来说明世界的产生和发展的学说，属于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

子思提出的“诚”，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将孔子伦理思想扩大化，从而成为更广泛、更唯心主义化，以至趋向宗教性的思想。这是思孟学派对儒家思想的重大发展，从而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学的基础。

子思的“诚”与五行说有密切的关系。《中庸》里的“诚”就是“信”，它包含了五行的内容。子思的著作中虽然没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字样，但其中五行说的内容确是存在的。

《中庸》是我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后来北宋经学家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

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我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作为我国古典哲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历史的发展，也为世界文化宝库贡献了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