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勘测与设计

• 经过审慎的权衡比较，技术经济报告推荐新安江一级开发方案并列为第一期兴建的工程，经主管部门审查获得了批准。
• 随着地质勘测工作的逐步深入，罗桐埠坝址同上游的铜官坝址比较，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铜官坝址优于罗桐埠坝址。
• 张光斗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许多同志进行了长期的工作。结果正是在铜官段是有条件造高坝的。但是，我们还必须小心，一是石灰岩区的漏水问题要彻底搞清楚。二是靠近坝址的大断层，小的破碎带，地质构造要搞清。”

初步勘测设计电站的坝址

1952年，我国开发新安江的勘探人员只有5个人，而且缺乏对大型水电站的勘探经验。

这时，苏联派来了一批地质水电专家，其中有参与号称水电里程碑的第聂伯水电站建设的苏联地质专家卡伐里列次，水文专家鲁赤金。

当时勘测设计的5个人已进行了流域踏勘，并进行了糟探，认为坝址应该在罗桐埠。

苏联专家卡伐里列次却认为，建设这样大的水电站不能光踏勘地面，还需通过钻探的方法，扩大勘探的范围，以便相互比较。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新安江上的工程地质人员根据苏联水力发电工程地质勘探规范程序，组成了踏勘队。有计划、有步骤地从新安江上游，安徽境内至新安江的下游建德地区，开始了全面踏勘工作，找出了技术上最可靠、经济上最合理的坝址建议方案。

自卡伐里列次、鲁赤金等专家到新安江以后，不断有苏联专家加入，工程地质专家那廖托夫、科洛略夫、马舒柯夫、巴赫吉阿夫和黄河专家组奥加林等，为新安江水电站工程的地质勘探工作提出的建议就有56条。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新安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

1954年，在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的领导下，以徐洽时为首，组织人员，在已有的钱塘江资料基础上，进行地形、地质、水文等补充勘测、调查和分析工作，对开发利用钱塘江水能资源的方式进行各种方案的技术经济研究比较。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在杭州成立“钱塘江勘测处”，由徐洽时任主任，收集有关钱塘江水能资源的各种资料，并进行查勘和初步勘测研究。

当时处内的技术人员有吴元猷、陈述、马钟珩、张汝舫、胡成俊、马君寿等人。

1947年秋，徐洽时和马君寿自杭州溯江而上，利用当时仅有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查勘富春江峡谷河段和新安江在歙县以下的各可能坝段，以及当时地形、河势、交通条件以及水库淹没的大概情况。

根据查勘结果，结合当时不可能兴建大型水电站的具体情况，对新安江的水能资源初拟了低水头的梯级开发利用方式，并按此进行初步的勘测工作。

1948年，国民党统治已面临总崩溃的前夕，新安江的初步勘测和水能利用研究也随之陷于停顿。

但是，当时钱塘江勘测处的全体员工，在徐洽时领导下，紧密团结，保护好所有资料、设备和资产，未有散失，安全地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满足上海市经济发展的用电需要，把开发新安江丰富的水力资源摆上了议事日程。

1952年，钱塘江水电勘测处和浙江省地质所，共同组织力量，从安徽的屯溪至浙江建德洋溪全长182公里间，全面开展勘测研究并设想了开发方案。

之后，又组织了10多人，对安徽省的休宁、屯溪、歙县及浙江省的淳安、遂安、建德3县经济状况和可能淹没损失作了初步调查研究。

同时，沿江增设了50来处水文观测站，全面开展水文观测工作。

1953年12月，水利水电建设总局在此基础上，又组织了华东水电工程局和浙江省有关部门共18人，在总局总工程师黄育贤率领下，对全河段进行了踏勘研究，写成了踏勘报告。

1954年初，水利水电总局下达了新安江水电站工程技术经济调查报告任务书。华东水电工程局新安江勘测队和地质部新安江地质队，对踏勘报告建议的街口、黄江潭、云头、邵村、芹坑、铜关、罗桐埠、白沙可能建坝的坝址进行初步地质勘探。

之后，总局勘测设计院对8处坝址不同组合的一级、二级、三级开发方案研究比较，选出罗桐埠级和罗桐埠、黄江潭二级开发方案。

两个开发方案论证比较，一级开发方案远优于二级开发方案。一级开发方案主要是装机容量大、发电多，基本能满足上海用电的迫切需要。但是，淹没土地多，迁移人口多。

同年5月，中共华东局召开浙江、安徽、江苏省委和金华、惠州、芜湖、盐城、淮阴地委和有关县委以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听取了新安江流域规划工作的汇报。为了满足沪、宁、杭广大地区，主要是上海市的用电的紧迫需要，会议确定新安江水力资源采取一级开发的方案。浙江、安徽两省委承担了水库淹没区20人的迁移及安置的艰巨任务。

1954年7月，由水力发电建设总局组织编写了新安江流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就一级开发在技术上的可能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并且提出了水电站的坝址、工程规模选择的建议方案。

1954年底，张锋从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调到燃料工业部上海水电勘测设计院，分配在院专家工作室，负责专家建议的管理工作。

那时，上海水电勘设院尚没有固定的苏联专家。勘测设计中，遇到的技术难题，都是编制计划，水利水电建设总局根据专业性质，组派有关专业的苏联专家来上海和新安江工地指导解决。

当时，新安江沿江设立的水文观测站太少，且历史短，远不能满足大型水电站设计要求。

新安江水电站无论从拦河大坝高度、水库容量、还是安装水轮发电机机组台数、容量，都属于大型水电站。设计这样一座大型水电站必须有足够的历史水文资料，才能做出准确的科学的设计。

但是，在建国前沿江设立的水文观測站极少，仅有罗桐埠等几处水文观测站，从1930年起始有观测资料。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几经中断，资料残缺不全，准确度很低。

1952年，在河流开发规划阶段，陆续在沿江布设了52处水文观测站，进行雨量、水位、流量的观测。同时组织人员进行洪水调查，查抄各县县志，与实地洪水痕迹相互印证。

但是，这些水文资料，还远远不能满足设计需要。这一问题，向苏联水文专家库兹涅佐夫请教，库兹涅佐夫介绍了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

库兹涅佐夫说，苏联在这样大型水电站建设中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在苏联是借用邻近大型河流的水文观测资料，与本流域观测的水文资料相互对照插补，以补充本流域观测资料的不足。

于是，中国的水文工作者，一是利用本流域的实测资料。二是从1952年起，先后3次组织人员进行洪水调查。三是与临近的兰江流域观测资料相核对，并参考钱塘江26年及上海、南京等地38年的气象资料，经相关补插延长，获得比较系统、完整的21年的水文资料，作为电站初步设计的依据。

1954年，大家完成了《技术经济报告》上报。

通过技术经济报告阶段的补充地质地形勘探工作，证实在新安江干流上的铜官坝段，修建百余米高的混凝土坝，在地质条件上是可行的。

在铜官坝段修建高坝，对新安江水能资源进行一级开发，高坝所形成的巨大多年调节水库，可充分拦蓄调节铜官以上的径流用于发电。

高坝还可集中新安江的天然落差，形成高落差的发电水头，这样能极大地提高新安江水能资源的利用率。

巨大的水库还能使新安江水电站在华东电网中更好地发挥其调峰、调频和备用作用。

此外，新安江水库还可调蓄上游洪水，削减下泄洪峰流量，对下游沿江两岸将起巨大的防洪作用。水库还有发展渔业、旅游、改善库区和下游枯水期内航运条件等效益。

一级开发在施工、运行的管理上也比梯级开发集中。所以一级开发方案在经济效益上显然要比以往初拟的梯级方案为优越。

当然，巨大水库所造成的大量土地淹没，是一级开发方案最大的缺点，但在当时我国人口还未大量增加，耕地缺少的矛盾还不突出的情况下，这一缺点还不足以掩盖一级开发方案在经济效益上的显著优越性。

所以，经过审慎的权衡比较，技术经济报告推荐新安江一级开发方案并列为第一期兴建的工程，经主管部门审查获得了批准。

进行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

1954年，在钱塘江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经济报告被审查批准后，为了编制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决定筹建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主要负责进行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阶段的勘测设计工作。

同年冬天，勘测设计院在王醒、刘桂、徐洽时、覃修典等领导下开始组建。

各级和行政领导由地方调派，技术干部由总局调来一部分骨干，主要在上海市及江、浙两省吸收。

为了使新从事水电勘测设计的人员能迅速掌握水电站勘测设计的技术要求和方法，总局又派来一部分主要技术骨干进行短期技术指导。

同时，总局还及时调集各工种的勘测工人和勘测设备，使初步设计阶段的各项勘测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初步设计由杨德功担任设计总工程师，负责全面技术工作。初设一开始就较大规模地开展勘测工作。

1955年的春天，金灿灿油菜花开满山坡田野，也是艾溪江江岸杨柳青青的时光，家住艾溪江边的青年邵根清从寿昌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两点多了。

邵根清早己饿坏肚子了，他连忙端起饭碗，一碗接一碗地扒着米饭，由于肚子实在太饿，饭吃得太快也吃得太多，饭吃好后人已像一只企鹅了，邵根清坐在凳子上，竟然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邵根清肚子既胀又痛，十分难受，他只好躺在凳上一动不动地休息了一会，待食物慢慢消化掉后才站起身来。

为了活动活动身子帮助消化，邵根清走到了村前的艾溪江旁，他一时兴起，脱了衣服又从杨柳树下潜入水底，不时摸出一条条叽叽叫的黄刺鱼扔到岸上的油菜田里。

摸着、摸着，不知什么时候江堤上己站着两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一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十分专注好奇地看邵根清摸鱼。

邵根清怕他们趁自己潜水摸鱼时将丢在油菜田里的那些鱼一一捡走，于是他爬上岸折条柳枝将一只只鱼串了起来。

这时，一个年纪大点的军人低头问邵根清：“小同志，去更楼乡政府往那个方向走？”

邵根清早就是个青年团员了，当时县里正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严防美蒋特务前来搞破坏。

邵根清怀疑他俩有可能是台湾过来的特务，便反问他们：“找乡政府有什么事？”

年纪大的抬手向西一指，说：“要在你们对面的山那边建造一个大型水力发电站，我们是上面派来搞勘察的。”

邵根清高兴地说：“要造一个大型水电站？电站造好，那我们以后点灯可不用油了？”

那人回答说：“是呀！不仅点灯不要油，电站建起后还要办许多大工厂呢！”

一听说要造水电站，邵根清立马来了兴致，串完了鱼，就对那两个人说：“我带你们去乡政府吧。”

邵根清一边走又一边回过头问他们：“你们找我们的乡政府做啥？”

他们说：“来你乡里招3名测量工人。”

邵根清马上问：“招工人？我可以吗？”

其中一个人说：“你刚才的水性我们己观察了好长久了，我们的工作确实很需要一个有水性的人，但这还要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呢。”

邵根清将他们带到乡政府交给一个他有点熟悉的副乡长，兴高采烈地陪他们坐了下来，他们却叫邵根清一人先回家去，说：“如果要你的话，他们会通知你的。”

快吃晚饭的时候，副乡长带着他们就来到邵根清家，说：“我们已决定录用你了，现在来你们家问问你父母同不同意。”

家里哪有不同意的，邵根清的爸妈高兴得连嘴巴都合不拢了！

前来招工那个年纪大点有些像领导模样的人，是刚从朝鲜战场退役的一位团级干部，名叫王靖西，当时任航空测量大队新安江区队队长，年轻一些的是他的通讯员。

同时被招工的还有王山坳、后塘村各一人。他们的队部设在铜官。

到了队部，他们便一人领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邵根清高兴的不得了，一有空王西靖就叫通讯员陪他学骑车。

王靖西队长安排邵根清的工作是在测量大队做机要通讯，其他两位是帮助背测量仪器等设备。

因新安江电站没建之前，测量大队要将电站附近的所有地貌、地形、地质结构以及航空图片都要一一勘察清楚。

邵根清的机要通讯工作，就是负责把各地测量分队测量好的资料及时送到队部。这种工作性质是绝对保密的，对别人、对家里人都不准如实说。

接送资料时，方便骑自行车的地方骑车，不能骑就把车撂在别人家里继续赶路。邵根清里面背一只帆布资料袋，外面穿一身在家里外出时穿的衣服，将资料袋掩饰着。

邵根清想：“如果遇到坏人，我必须先保住资料的安全，若实在保护不了，就得设法销毀，千万不能落到坏人手里。”

当时，建德、寿昌、淳安、遂安县的乡下，根本没有通什么公路，也没有建什么大桥，所以，邵根清常在兰江、富春江、新安江、寿昌江等江旁或深山里穿行出没接送资料，在过江时，不可能找到有什么渡船也没有时间让他去等乘渡船。

接送资料每当要过江淌水时，邵根清就脱下衣服将资料袋包擎在头顶，使出他的看家功夫，摇摇晃晃地踩着江水渡过江去。

第一次在茶园码头过江时，邵根清从东岸下水踩到西岸，有400多米。有一次从兰溪的溪西下水，从西岸踩到东岸足有500多米。

当时江里没大坝拦着，水流很急，但邵根清不怕，每次踩渡都十分成功。

这工作从开始到结束共为半年，在这半年里，邵根清下江踩水送资料先后有过20多次。由于年轻加上水性又好，一次危险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所送的资料也从没弄湿过。

测量工作结束后，其他两位老乡就回家了，而邵根清却让王靖西留了下来。

电站在初步设计中，大家借鉴了苏联的有益经验。对技术经济报告建议的坝址铜官峡谷和罗桐埠峡谷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地质勘探和试验：对各种可能的坝型及其规模、蓄水高程、装机容量、机组台数等，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多方案比较论证。

1955年夏，为了在铜官坝段内初选几个比较坝址，勘测设计院分别进行地质测绘、地面勘探、洞探、钻探等选坝勘探工作，在工地进行选坝，根据所获得的地形、地质资料。

1955年10月，国家建委批准新安江作一级开发，初定坝址为罗桐埠。随着地质勘测工作的逐步深入，罗桐埠坝址同上游的铜官坝址比较，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铜官坝址优于罗桐埠坝址。

勘测设计院经过深入的技术经济比较，初步选用了铜官坝址。

然后，大家对铜官坝址进一步进行工程地质勘探，查明主要工程地质问题，为初步设计和选定坝轴线提供地质资料。

当时，为了查明所选铜官坝址的坝基地质条件，在河床以下约40米深处开挖一条过河探洞，先在右岸河滩上开挖一眼施工竖井至所需深度，然后自井底横跨河床开挖水平探洞直达左岸。

在当时开挖、排水和升降运输设备条件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勘探者为了保证安全、迅速地施工，兢兢业业，不怕困难，如期安全地完成了任务，开挖成我国第一条国家过河地质探洞，为选用铜官坝址和选择坝轴线提供了可靠资料。

为了查明水库一侧石灰岩分水岭是否会导致向库外漏水，在分水岭高处钻水文地质深孔，量测得地下水位在最低时也高出水库正常蓄水位，于是排除了水库漏水问题。

然后，大家进行天然骨料场的勘探，以查明骨料场的储量、开采条件和骨料的物理力学特性，提供选择料场所需的资料。

同时还进行坝基灌浆试验，探索灌浆技术，检查灌浆效果，为坝基灌浆处理设计提供依据。

在测量方面，大家建立了三角平面控制网和进行精密水准测量，重测万分之一高坝的水库地形图和五百分之一坝址及施工场地的地形图、料场地形图和有关的运输路线地形图。

在水文测验方面，勘测人员进行了新安江的历史洪水调查，加强已设立的水文测站，增设一些水文测站，以提高水文分析成果和施工期与运行期的洪水水文预报的可靠度。

这些工作都为提高初步设计的质量做出了贡献。

初步设计的设计工作，是勘测设计院的主要任务，集中了主要技术力量在院中进行。总局也请当时在总局的苏联专家，配合各专业的设计进度，来上海院进行指导。

大家参与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都以能参与我国自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的设计为荣，忘我地努力工作。

召开新安江电站坝址认证会

1955年10至11月间，坝址选择委员会选定铜官为电站主坝址，罗桐埠为副坝址。

如果勘探结果，铜官坝址上游左岸方村高岭一带石灰岩分布区水库蓄水后向库区下游大量漏水，铜官坝址就不能用，就必然改罗桐埠为坝址了。

1955年11月2日8时，新安江水电站选址委员会在建德铜官地质队会议室进行了坝址认证会。会上，新安江电站选址委员主任李锐代表委员会宣读了《决议书草案》：

新安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确定新安江开发方式采用一级开发，并以铜官至罗桐埠段为建造水电站地段，新安江水电站选址委员会据此研究了现有勘测设计资料并在现场了解地形及地质条件得出如下结论：

在工程地质条件上罗桐埠坝段不如铜官坝段。

水库内有石灰岩带状分布，地表有显著的喀斯特溶蚀现象。水库蓄水后上游地区及坝段右岸地区的石灰岩带漏水的可能性不大。但坝段左岸一带石灰岩因缺乏明确资料，当前不能做出漏水与否的结论，需由今后勘探工作予以论证。否则水电站的修建仍是不可能的。关于漏水问题的结果须经选址委员会鉴定，作为本决议书的最后补充。

新安江水电站坝址选址委员会最后选定的铜官坝段内上段作为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的坝段，从而进一步勘探，确定最后的坝轴。对其他坝段可不再进行研究。

新安江水电站区域的移民问题，经过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一年多的勘测调查工作，初步认为，安徽省部分可在歙县地区解决，浙江省部分基本上可在浙江省地区解决。

到会的新安江电站选址委员会的委员们，都积极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覃修典一年多来跟苏联专家在一起，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抢先发言说：“新安江水电站在世界上也属于大工程，地质情况也很复杂，要求的技术条件也很高，如果我们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是不可能这么快做好的。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指导，我们增强了信心。过去我们设计人员工作中有很多缺点和毛病，我们对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和复杂这一点对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认识不够，苏联专家就是顶真，我们最终是做了，说明他们是正确的。”

新安江开发一线党政负总责的王醒也有同感，他说：“选坝址工作，自从苏联专家到工地后一切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勘测资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对坝址地质及石灰岩漏水问题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苏联专家的工作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中央已经指示今后地质勘探由地质部统一领导。移民工作由浙江省委及建德地委领导，其他设计工作由华东水利局负责。今后勘探设计工作要多请专家给予指导。同时今后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困难和问题，要主动请苏联专家帮助解决。”

工程师谷德振从技术角度畅谈自己的想法：“铜官这一段无论从地形或地质构造等条件来看，都是可以建高坝的，比罗桐埠段条件优越。但是铜官段地质上也存在缺点，主要是由小石及碎带，岩石的物理性及抗压抗剪强度需要做进一步的试验。铜官左岸是否漏水尚未搞清，地质勘探今后的主要工作，一是铜官坝段进一步勘探，了解研究断裂问题。二是水库左岸漏水问题我认为由苏联专家指导，这任务在地质部九三二队和华水勘探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完成。”

最后，大家的目光一下集中到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身上。张光斗20世纪30年代就拿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土木工程双硕士学位，40年代成为我国最早的桃花溪和下清渊硐水电站的设计者，可称为中国水电技术权威，而且他绝对是一个讲政治的人。

张光斗说：“今天我们的研究与国民经济直接相关，新安江水电站问题涉及的面很广，新安江水电站很大，是个小三门峡，刚才李锐局长说地方政府解决新安江淹没移民问题，25万左右的移民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搞得不好就要出事。技术问题我同意委员会的决议书。新安江电站的坝很高，达105米。但是地质情况是很复杂的，靠近大坝的断层，石灰岩区又很广，喀斯特比较发育，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许多同志进行了长期的工作。结果正是在铜官段是有条件造高坝的。但是，我们还必须小心，一是石灰岩区的漏水问题要彻底搞清楚。二是靠近坝址的大断层，小的破碎带，地质构造要搞清。”

最后，张光斗再三重复了开始的那句话：“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否则是要出乱子的。”

李锐这位中国水力发电建设的总管家，听了各位的发言，更增添了他对新安江那“一滩又一滩，一滩高十丈”的兴趣，特别是那山影与舟影相映，涛声与橹声互和的美景更使他留恋。

李锐在总结中说：

大家对过去工作的肯定和评价证明我们的工作已胜利告一段落。

接着，李锐诙谐地说：“我们国家水电建设事业打算和新安江这美丽的江姑‘结婚’，这‘媒人’是地质工作者，能不能‘成婚’就靠这‘媒人’了，能建大坝就能‘成婚’。‘成婚’后，将来新安江水电站就成了我国水电的示范工程，成了中国水利电力史上的里程碑。”

李锐的一番话，把大家逗乐了，会场上发出一阵笑声，这笑声，更增添了大家的信心和决心。

罗桐埠坝址主要是地质问题。经过几度地质钻探和坑槽钻探，发现左右两岸岩石比较破碎，风化较深；受地质构造影响，岩层扭折，走向混乱；左岸岩层倾向河谷，倾角甚缓，对岸坡稳定极为不利。特别是右岸河床为一个连续的河槽，岩石破碎，并且右岸河床上有一条较大的斜切断层，处理上难度较大。

在铜官坝址上游左岸石灰岩经勘探论证得出水库蓄水后不会向库外下游漏水的结论后，就否定和放弃了罗桐埠坝址，选定铜官为新安江水电站的正式坝址。

然而，1956年2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中国各条战线上帮助工作的专家一批批撤离。卡伐里列夫、那廖托夫、马舒柯夫等苏联专家恋恋不舍地离开新安江，一切都得靠自己了。

在新安江水电站的勘测和初步设计工作中，先后培养出数百名能够独立工作的新的水电技术人员。

我国过去学习水电工程的人寥寥无几，当开始进行新安江水电站勘测工作的时候，分配在这里的只有几十名技术人员，其中有不少还是毕业不久的学生。

随着勘测和设计工作的进展，新手越来越多。老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帮助他们边学习边工作。

几年来，这些新手进步得很快，他们和老技术人员一起，解决了在勘测和设计方面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发挥了创造精神。

计算坝体经济断面这个技术问题，在美国书本上一向都写着用分区法计算，这样计算的速率较低。年轻的技术员魏燕钝设法用数解法代替分区法，提高计算速率3倍，缩短了设计的时间。

许多新手已被提拔为技术员和助理技术员，有的被提拔为工程师和课长。

1953年，从山西矿业学院毕业的学生曹政之，被提拔为勘测处地质课的副课长。

从前曾经在农村里当区长的郝振生，通过参加新安江水电站的勘测设计，掌握了钻探技术，成为新安江勘测总队的领导人。

在旧中国，我国从没有过全套的水电技术人才；而通过新安江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在水文、地质、地形、水能、水工和机电等方面，都培养出了我国自己的技术人员。

在新安江上成长起来的水电技术人员，不仅顺利地完成了新安江水电站复杂地质情况的勘测和设计工作，而且其中不少人后来还到全国各地，去支援其他地区水电站的建设。

新安江水电站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由中国设计人员设计的。担负水电站设计工作的电力工业部水电设计院，共动员了300多个工程技术人员，花费了1.6万多个劳动日，比较了几十个技术经济方案，最后终于设计出来了。

在进行初步设计前后，水电设计院曾经收集了新安江流域地区7年来的水文、雨量、气象资料；钱塘江流域26年来的气象资料和上海、南京等地68年来的气象资料进行研究。

地质部也组织了一支近百人的地质队，并且由一支500多人的钻探队相配合，在新安江流域进行了全面性的勘测。从水文、气象以及勘测得到的资料证明：

新安江流域内有着建筑大水库的良好地层，并且也有足够储满这个水库来供水电站发电的雨量。

1956年第二季度，勘测设计院完成了初设上报。在初步设计中，通过对坝型、坝高、单机与总装机容量、泄洪消能方式，枢纽布置、导流方式、施工方法等的方案比较，推荐采用混凝土实体重力坝、枢纽布置方案和工程规模。

在施工组织设计方面，采用了国内第一个高达15米的木笼围堰和分期导流方式，并推荐自浙赣铁路的兰溪站修建国内第一条水电站施工专用铁路支线通达工地直接进入厂房。

对混凝土浇筑则推荐初期采用门机后期采用缆机的施工方法。

初步设计上报后，迅速通过上级审查，获得批准并随即将建设新安江水电站列入国家基建计划，于1956年8月即筹组施工单位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局，进行各项施工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