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外活动（下）

交阯布政使司

明初在大越国（今越南）北部、中部设置的行政机构。全称交阯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大越国，中国封建统治者称之为“安南”。明永乐四年（1406）七月出兵征讨大越国，次年于其地设交肚都指挥使司，交阯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交阯等处提刑按察使司，以都督佥事吕毅掌都司事，尚书黄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布政司治所在安南之东都，即今河内市。所辖府、州、县前后有变动。据《明太宗实录》和永乐《交阯总志》载，永乐十三年共有交州、北江、谅江、谅山、新安、建昌、镇蛮、奉化、建平、三江、宣化、太原、清化、义安、新平、顺化、升华等十七府。广威、嘉兴、归化、宁化、演州等直辖州和其他散州计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县。由于升华府地为占婆国所控制，故实际管辖范围约当今越南广南-岘港省以北的地区。宣德二年（1428）十二月底，大越国再度独立，阯吐布政使司废。

东西洋

元代以来中国古籍对大陆疆域以外海洋的合称。对东、西洋的范围的划分有个认识发展过程，其概念因时代、载籍不同而有区别。13世纪末，徐明善的《天南行纪》和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已提及“西洋”之名。成书于元大德八年（1304）的《南海志》是迄今所知最早同时提及东洋、西洋的著作。依该书所记，元代的东、西洋应以中国雷州半岛一加里曼丹岛西岸-巽他海峡为分界。加里曼丹岛和爪哇岛及其以东的海域、地区为东洋，其中爪哇岛、加里曼丹岛南部、苏拉威西岛、帝汶岛直至马鲁古群岛一带被称为大东洋，加里曼丹岛北部至菲律宾群岛被称为小东洋。西洋指加里曼丹以西至东非沿岸的海域和地区，其中又以马六甲海峡为界而分为大西洋和小西洋。今南海西部谓之小西洋，印度洋当即大西洋。这种划分自元代至明代中期没有多大变化，郑和下西洋时所说的“西洋”，实际包括了上面提到的大，小西洋。但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则以西洋名国，专指印度南部一带。

明末清初，东、西洋的范围与概念又有变化。明张燮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东西洋考》总结了长期以来舟师、水手的航海经验，明确提出应以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一带为界，来划分东、西洋，《明史》基本上沿袭其说。这一时期东洋的范围逐渐东移，原来的小东洋被称为东洋，而台湾、琉球一带则被称为小东洋。至于元代称为大东洋（爪哇岛至马鲁古群岛一带）则被改称为西洋的范围。同时西洋的范围亦渐西移，原来的大西洋（今印度洋一带）被称为小西洋，印度沿岸的果阿等地因被称为小西洋国，而大西洋一词则逐渐用以称呼今欧、美之间的广阔海域或地区。

随着东洋、西洋范围分别向东、西两方推移，明嘉靖年间（1522～1566）开始出现南洋之名，专指中国正南方以外地区和海域。郑若曾等所撰之《筹海图编》、《海运图说》已把今东南亚一带称为南洋。此后，由于东西方交往的增多，中国地理科学水平的提高，清末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名称即渐废弃不用。鸦片战争以后，东洋往往专用于称呼日本或其附近的海域和地区，西洋则成为今大西洋一带的专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东洋、西洋及南洋等名逐渐消失。

耶稣会士

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成员的统称。外文通常在人名之后用s.J.表明；在中国又多指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为天主教修会之一。又名耶稣连队。

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在巴黎创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其最高权力机构是耶稣会公会，隶属于教皇，下分省会、协作区、独立的副省会等。耶稣会士须立“三绝”誓愿，绝对效忠教皇和服从总会长。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曾解散该会。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又予恢复。耶稣会成立不久，即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它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始于明嘉靖年间。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于嘉靖三十年（1551）抵广东海面上川岛，次年卒于该岛。三十九年第一批耶稣会士抵达澳门。万历四年（1576）澳门教区成立。崇祯六年（1633）前，所有派往中国的欧洲诸国耶稣会士，均由里斯本出发，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万历三十二年，中国内地耶稣会从澳门教区独立出来。四十三年经总会长阿瓜维瓦批准，成为独立的副省会。至明末，历任中国耶稣会首领和副会长的有卡布拉尔、孟三德、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阳玛诺、傅泛济、艾儒略。自1552年至1800年，在华外国耶稣会士约七百八十多名，中国耶稣会士约一百三十多名。来华耶稣会士中，葡萄牙籍最多，其次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地利、波兰、瑞士籍的。耶稣会在中国发展很快，崇祯十年有教徒4万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达30万。康熙六年有教堂159座，遍布于今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山西、陕西、山东、四川、云南、河北等省及北京。

中国耶稣会的开创者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于万历十一年入居肇庆。在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领导下，为耶稣会在华传教需要，他制订了一整套入乡随俗的“调和策略”，主要内容包括：结交中国士大夫和中国朝廷；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其他人文科学；遵行儒家习俗，尤其赞同中国教徒实行祭祖祭孔礼仪。这一策略为后来大多数耶稣会士所执行。他们结交的士大夫，如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邹元标、焦弦、沈德符、李贽、李之藻、章潢、方以智、何乔远、袁宏道、袁中道、杨廷筠等均是万历、天启、崇祯朝的重要人物与知名之士。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受洗入教，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南明时的耶稣会士中，毕方济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结交；瞿安德在永历朝掌管钦天事；卜弥格曾作为王太后使节出使罗马。在中国学者与文人帮助之下，耶稣会士翻译、撰写了许多种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学、物理学以及语言学的著作，把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传播到中国。其影响显著者，数学有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的《几何原本》；天文学有徐光启督领，耶稣会士邓玉函、龙华民、罗雅各和汤若望参加修撰的《祟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地理学有利玛窦编著的各种版本的世界地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物理学有邓玉函口授、王徵绘译的《奇器图说》；语言学有利玛窦《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和金尼阁《西儒耳目资》。

对耶稣会士传播的基督教，明末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徐光启等认为它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南京礼部尚书沈漼等人则认为它“诳诱愚民”，“志将移国”。因而导致明末思想界护教与反教的论争。这种论争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明清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成就、影响和作用等，相继发表过一些著述和评介。一般认为，明清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在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活动中，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对丰富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阔中西学者的眼界，对明末清初思想、学风的变革，都有一定贡献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对于传教士是否向中国引入了近代科学，尚存在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传授士是“宗教反改革的先锋”，其学说是为“宗教反改革服务的”，是为反对近代思想与近代科学服务的，其思想体系是陈腐不堪的经院神学，是与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传入中国的多非近代科学，在思想理论上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

倭寇

古代日本海寇。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古代史籍将这些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陆奸民，通称为倭寇。自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300年之久。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经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正统以后，因明代海防逐渐空虚，倭寇侵扰时能得手，致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侵扰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方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则矫称入贡；乘其无备，则肆行杀掠。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侵扰只限于个别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

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四：其一，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遂多流为寇盗；其二，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其三，日本室町幕府已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掠夺中国大陆视为利薮；其四，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这一时期倭寇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侨居日本的倭寇首领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为此类人物。他们伙同倭寇，在日本封建主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旗帜之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但此时明世宗朱厚熄迷信道教，不问政事。严嵩专权，贪贿公行，致吏治腐败，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年（1523）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因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上地上相互厮杀。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此后，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二十一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二十三年，许栋、汪直等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肆行劫掠。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激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反抗。福建巡抚在谭纶、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三十二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两千人。四十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四十四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于倭寇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嘉隆间的倭寇，是明朝严行海禁造成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力的，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等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进步斗争，这种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倭寇为患。问题还在讨论中，尚无定论。

雅克萨之战

17世纪80年代中国抗击沙俄浸略的战争。17世纪40年代，沙俄侵略者开始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侵占雅克萨（在今漠河东，黑龙江北岸）、尼布楚等地，杀掠骚扰。中国军民对沙俄的侵略进行了自卫反击。至顺治十七年（1660），雅克萨一带和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者全部被肃清。不久，沙俄侵略者又卷土重来，在雅克萨故址筑堡盘踞，四出掠劫。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军撤出雅克萨，但沙俄置若罔闻。于是，清政府决定用武力驱逐沙俄侵略者，收复被占领土。

康熙二十四年（1685），都统彭春等奉旨统率一支由满、汉、蒙古、达斡尔等族官兵组成的，约三千人的军队从瑷珲出发，至雅克萨城下，清军先向俄军发出通牒，劝其投降，遭沙俄督军托尔布津拒绝，于是清军水陆列阵，开始攻城。清军用炮猛轰，鏖战彻夜，敌军康熙帝半身像死伤惨重。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向清军乞降，彭春等准其所请，并允其退回尼布楚。清军将城焚毁，旋即班师。同年，托尔布津背信弃义，再次率领侵略军乘隙占据雅克萨。次年，康熙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率乌喇（今吉林市）、宁古塔官兵及八旗汉军内福建藤牌兵等两千余人再次攻取雅克萨。清军兵临城下，开火炮向城内轰击，并击退出城搦战之敌，又在城下东、南、北三面掘壕筑垒，在西面断其水道。托尔布津被清军炮弹击中，伤重毙命。俄军被围困五个多月，弹尽粮绝，死者枕藉。正当孤城指日可下之际，清政府得知俄方同意举行谈判，乃下令撤雅克萨之围。历时两年多的雅克萨之战至此结束。但1858年沙俄又依《瑷珲条约》将雅克萨割占。

马戛尔尼使团

英国早期派遣来华的官方代表团。由前驻俄公使、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1737～1806）任全权大使。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9月，他率领由科学家、作家、医官及卫队等九十人组成使团，携带天文仪器、车船模型、纺织用品和图画等600箱礼品，乘船自普茨茅斯港启程。使团带有英王庆贺乾隆帝83岁寿辰的信函和国书。英国政府训令使团向清政府提出“改善”贸易条件、互换常驻使节等要求；事先并通过东印度公司，通知两广总督，要求清帝准予直接进京晋见。

乾隆帝对英使首次来华极为重视，并准其所请，指派大员在天津迎接。1793年8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大沽，旋由接待大员陪同经北京前往热河（今河北承德）行宫。关于觐见礼节，马戛尔尼拒绝按中国传统行跪拜礼。军机大臣和坤在热河约见使团，马戛尔尼称病不见，只派副使斯当东前往要求举行谈判。乾隆帝称该使“妄自骄矜”，对其来华别有所图，更具戒心，但仍表示可“顺其国俗”，行免冠屈一膝深鞠躬礼。

9月14日，马戛尔尼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正式递交国书并参加万寿节活动。马戛尔尼多次想与和坤讨论两国贸易和建交问题，均无结果。10月3日，英使提出书面要求六点：①准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②准英商仿俄罗斯商人之例，在北京设货栈；③于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货物之所；④在广州附近辟一地，准英商享有与上款相同的权利；⑤英商在澳门、广州内河运货得免税或减税；⑥粤海关除正税外悉免其他一切税收，中国应公布关税额例，以便遵行。乾隆帝以所请与“天朝体例”不合，一一驳回，并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警告英人不得再到浙江、天津贸易，否则必遭“驱逐出洋”。至此，马戛尔尼的使命归于失败。10月7日，使团一行乘船由运河南下杭州，然后改行陆路至广州离境，于次年9月回到英国。

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为本国商品打开中国市场的一次尝试，带有炫耀资本主义实力和文明、强行开拓殖民利益的意图。清政府严正地拒绝了英国无理要求，维护了中国主权，但同时又坚持闭关自守，反对扩大两国正当贸易，也不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鸦片战争

1840～1842年（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战前的世界和中国

鸦片战争前，世界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英国是当时最先进的工业国。1825年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加紧对外扩张，企图开拓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法国自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工业生产也有较快增长，成为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较英、法两国落后，其南部各州奴隶制还居于统治地位，但其商业资本也极力谋求向海外扩张势力。沙俄是欧洲的封建帝国。16世纪80年代起，它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进行扩张。17世纪中叶，曾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1689、1727年，中俄双方先后签订《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中俄东段和中段边界。沙俄掠夺中国领土的阴谋暂时未能得逞，但仍野心勃勃，伺机而动。

当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中国仍停滞在封建社会阶段，处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已经出现，但发展缓慢。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的腐朽日益暴露出来。政治黑暗，军备废弛，土地兼并现象愈益严重，捐税和地租不断增加，广大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绝。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闭关政策。它把对外贸易的城市限制于广州一口，并对这种贸易严加控制，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必须通过少数特许的公行商人之手。这种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既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引起希望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不满。

禁烟运动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于开拓中国市场，但它们的工业品很难获得广泛的销路。中国出口的茶、丝，远远超过英国输入的工业品。于是，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发展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利用鸦片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

自19世纪初，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外国鸦片贩子不顾清政府多次颁布禁止鸦片入口的法令，贿赂清朝官吏，勾结中国私贩，肆无忌惮地进行走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最初20年中，英国每年平均自印度输入中国鸦片四千余箱，以后迅速增加，至鸦片战争前夕已达三万五千五百余箱。另有少部分鸦片是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贩运来的。此外，沙俄自30年代也从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中英贸易发生了显著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从30年代起，在英国输入中国货物总值中，鸦片占1/2以上，英国每年从中国掠走白银达数百万两，鸦片税收还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

鸦片的大量输入，流毒极为严重。不仅损害吸食者的健康，造成白银外流，而且引起银贵钱贱，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影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过去白银1两折换铜钱1000文左右，30年代末增至1600多文。按规定农民必须用白银纳税，从前粜谷一石多可完税银一两，如今非粜谷两石不可，实际负担大为加重。1838年12月12日（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广州爆发万人大示威，抗议英美烟贩阻挠广州地方官吏处决中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反映了广大人民禁止鸦片的强烈要求。

鸦片的大量输入，还加深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危机。吸食鸦片的人，最初主要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依附者。鸦片贸易使清朝的吏治愈益腐败，军队更加失去战斗力，而白银源源外流，使清朝财政陷入困境。因此，鸦片问题在清政府内部引起激烈争论。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取消鸦片输入的禁令，准许鸦片纳税后公开买卖。这种弛禁主张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腐朽集团的利益。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痛陈鸦片祸害，主张严惩鸦片吸食者，以抵制鸦片输入。这个主张林则徐像得到一些开明官僚的支持，湖广总督林则徐奏称：鸦片为害巨大，若不认真查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经过中央和地方官吏反复讨论，严禁鸦片的主张暂居上风。是年冬，林则徐奉召晋京。道光帝多次召见，授以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林则徐到达广州。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严拿烟贩，惩办不法官弁，整顿水师，加强珠江防务；同时责令外国烟贩将趸船上所存鸦片造具清册，听候收缴，并出具甘结，保证今后不再贩运，否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些措施得到人民群众热烈支持，禁烟运动迅速趋于高涨。

英国蓄意破坏中国的禁烟措施。3月24日（二月初十），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从澳门潜入广州洋馆，企图阻止外商交出鸦片。林则徐派兵监视洋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之间的交通。义律改变手法，命令英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并劝告美商采取一致行动。其目的在于为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借口。在禁烟运动的压力下，英国烟贩缴出鸦片二万余箱，美国烟贩缴出一千五百余箱。6月3～25日（四月二十二至五月十五），林则徐率地方官吏，在虎门海滩将缴获的烟土全部当众销毁。禁烟运动获得初步胜利。

战争过程

鸦片贸易被严厉取缔后，英国资产阶级立即策划发动侵略战争。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次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派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通过支付军费案。

在中国境内，义律继续进行破坏禁烟的活动，阻止英国商船具结入口贸易。1839年9～11月（道光十九年七月下旬至九月末），英国兵船先后在九龙和穿鼻洋面多次袭击中国水师，都被击退。

1840年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船舰四十余艘及士兵四千余人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这次战争持续了两年多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840年6月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1月20日义律公布《穿鼻草约》为止，历时约七个月。

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首先封锁珠江口。懿律看到广东军民早有戒备，决《南京条约》抄件定率主力北上。7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被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督师击退。接着，北犯浙江，攻陷定海。8月，英舰抵达天津白河口，投递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道光帝被英军的武力恫吓所动摇，派直隶总督琦善到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琦善向懿律表示将查办林则徐等，希望英军返棹南旋，等候清政府处置。英军乃于9月折回南方。道光帝即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与英方继续谈判。

11月底，琦善到达广州。他一反林则徐所为，撤除防务，遣散水勇，镇压抗英群众。此时，义律接替懿律为英国全权代表，步步进逼。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陷沙角、大角炮台，琦善急忙求和，义律乘机提出《穿鼻草约》，并于20日单方面公布，其中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条款。

第二阶段自1841年1月29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开始，至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

沙角、大角炮台失陷后，道光帝决定宣战，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调派大军开往广东。2月下旬，英军先进攻虎门炮台，琦善拒派援军，守将关天培等壮烈牺牲，炮台失陷。4月，奕山到达广州，奉行“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5月，他贸然发动夜袭，英军乘机反扑，占领城郊各据点，炮轰广州城。奕山派人求和，与英订立《广州和约》，其中规定清军退出广州，向英军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

第三阶段自1841年8月英军再犯厦门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为止，历时一年。

英国政府对《穿鼻草约》的内容不满，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8月璞鼎查率领援军到达香港，不久即攻占厦门，清总兵江继芸力战牺牲。9月，英军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英勇战死，定海再陷。10月，英军进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坚决抵御，城陷时投水自尽。宁波旋也陷入敌手。同时，英舰窜扰台湾，被台湾军民击退。

1839年11月的穿鼻洋海战是中英间的前哨战浙江连失三城，清政府决定第二次出师，派协办大学士、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率军驰往浙江。奕经到达绍兴后，企图侥幸取胜，分兵进攻三城，结果惨败。英军反攻陷慈溪，奕经等逃至杭州。清政府鉴于两次出师失败，转而一意求和，派盛京将军耆英前往浙江主持对英交涉。但英军决定乘虚而入，按既定计划侵入长江。1842年5月，英军攻陷乍浦，6月再攻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据台死守，力竭牺牲，宝山、上海相继陷落。英军溯长江西上，于7月下旬进攻镇江。清副都统海龄所部顽强抵抗，经过激烈巷战，终于失守。8月初，英舰直抵南京江面，耆英等赶到南京议和。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战争期间，英军所到之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太仓、江阴、瓜洲等地农民奋起袭击英军。台湾各族人民击退闯入鸡笼（今台湾基隆）的英国军舰。广东人民，特别是广州郊区三元里一带群众，与英军进行了激烈搏斗，使英军遭到很大损失。中国军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但因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人民的巨大力量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无法扭转战争的结局。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及其影响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清钦差大臣耆英与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亦称《江宁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为：①中国割让香港；②向英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③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对外通商，英国可派驻领事；④废除“公行”制度，英商可以与中国商人自由进行贸易；⑤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的税率由中英共同议定。条约签订后，双方在广东继续谈判。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被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该约中，英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同时还制订了海关税则。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和法国趁火打劫，于1844年分别强迫清政府订立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两国借以取得了《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五口通商、派驻领事等权，此外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加强了协议关税权。条约并准许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准许外国兵船到中国沿海各口岸“巡查贸易”。后来，法国还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

《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与《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订立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它们作为鸦片战争的结果，不但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失，而且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战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外国商品涌入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封建经济基础。从此，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三元里抗英斗争

鸦片战争时期广州人民自发的武装抗英斗争。1841年5月25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五），英军攻陷广州城北诸炮台，设司令部于地势最高的永康台。永康台土名四方台，距城仅一里，大炮可直轰城内。清军统帅奕山等畏惧求和，5月27日与英订立《广州和约》，以支付英军赎城费、外省军队撤离广州等条件，换取英军交还炮台、退出虎门。但和约墨迹未干，英军就不断窜扰西北郊三元里及泥城、西村、萧冈等村庄，抢掠烧杀，奸淫妇女。广大民众义愤填膺，各地团练共图抵抗。29日，三元里村民击退来犯小股英军。次日，南海、番禺百余村团练手持戈矛犁锄，群起围困永康台。相持近半日，英军司令卧乌古（郭富）亲自带兵出击。团练且战且退，诱敌至牛栏冈丘陵地带。时大雨骤至，英军火枪受潮不能发射，团练民众冒雨反击，将英军分割包围，肉搏鏖战。英军一个连队几遭全歼，其余逃回炮台。31日清晨，广州手工业工人以及附近州县如花县、增城、从化等地团练也陆续赶来，围台民众增至数万，相约饿死英军。卧乌古不敢再战，转而威胁官府，扬言毁约攻城。奕山等闻讯恐慌，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先安抚英军，复率番禺、南海两县令向团练中士绅施加压力。士绅潜避，团练逐渐散去，台围遂解。

升平社学

清末广州抗英群众组织。社学是明洪武年间下诏在各地乡村成立的教学机构，后也成为绅耆讲睦之所。在广东，每当地方有事，当地士绅常利用它来举办团练；后期，少数社学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地方治安，已失却教学的本旨。1839年禁烟之初，广东沿海村镇举办团练，有的即以社学为名。1841年5月（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广州西北郊三元里、萧冈一带群众自发武装抗英，当地出现许多具有团练性质的社学，到二十二年至少已有13个。它们是称为东六社的怀清、联升、钟镛、同升、兴仁、西湖和称为西七社的石井、成风、同风、莲湖、和风、淳风、同文等社学。是年夏，南海举人李芳等联名呈请，于适中的石井社地方建立升平社学（或称升平总社），联合数十村落团练自卫。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团练的联合不但增强与侵略军对抗的力量，而且可借以管束民众“移私斗于公义”。因此，李芳等人的要求很快得到督抚批准；上奏后，道光帝给予嘉勉，并令各府州县仿照办理。升平社学的领导者多是士绅；团练成员主要是农民，此外有手工业者和店员。平时各务本业，定期操演；有事则保卫地方，或听从官府调遣。经费初由各乡捐助，后按地产摊派，官府只于调遣时才发给口粮。升平社学虽称总社，但对下属各社并无多大约束力。不久，番禺士绅何有书在江村另建升平公所，客籍士绅王韶光在燕塘另建东平公社（或称东平总社），两者都是从升平社学下分出来的。其后，广州南郊又成立南平、隆平各社学、公所。社学、公所、公社均隶属于广州协副将。它们各自团练民众，少者数千，多者万余。随着英国加剧入侵，广州人民反抗斗争日趋激烈。社学参加了1842年火烧洋馆，1844年反对英国在广州河南地区划租借地，1846年和1849年反对英人入城等斗争。在清朝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拒绝英人无理要求时，升平等社学给予支持；当他态度软弱，特别是允许英人入城时，则与之对抗。由于社学的行动显然越出了统治者所能容许的范围，招致一些官吏不满，时思加以抑制。1854～1855年间（咸丰四年至五年），陈开、李文茂等领导的“红巾军”在珠江三角洲起义，很多原社学群众加入到起义军中，原社学中上层则“退居自保”，停止了斗争。以后，具有团练性质的社学在记载中即不再出现。

常胜军

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联合外国势力组成的一支以近代武器装备的雇佣军。始名洋枪队，后经扩充改组为中外混合编制，易名常胜军。

1860年（咸丰十年）夏，太平军摧毁清军江南大营，乘胜东进，迭克常州、无锡、苏州，迫近上海。清政府与外国列强深为忧惧，为了各自的利益，合谋上海防御。美国冒险家华尔向上海富商、捐有候补道衔的杨坊建议招募外籍士兵，由杨坊供给军需薪饷，他本人负责雇募、训练和指挥作战；攻克城池后，另发资金。经清苏松太道吴煦赞助，1860年6月2日，洋枪队成立，有百余人。初战进攻松江，但遭败绩而散。华尔再募百余人，以美国人法尔思德和白齐文为副统领，重新出战，7月16日袭取松江，建立总部。次年8月，洋枪队在松江改组，由欧美人任军官，中国人当兵，扩编为七百余人，随后又增至两千余人。

1862年1月，太平军再次进军上海，于奉贤大败洋枪队，克县城，进占浦东大部地区。洋枪队溃败。2月（同治元年一月），洋枪队改名常胜军。3月，清政府授华尔为参将，以吴煦为督带，杨坊会同华尔为管带。常胜军人数达五千人。李鸿章率淮军抵上海署理江苏巡抚后，即派参将李恒嵩随同华尔出战。5月初，常胜军与英法军、李恒嵩部清军联合进攻太平军，陷嘉定、青浦。万余太平军精锐在李秀成率领下反击，痛歼常胜军主力，俘法尔恩德，收复失地，进围松江。但旋因天京形势危急，撤军赴援，常胜军遂得复振。

9月，浙东太平军进攻宁波，华尔率部入援，在慈溪毙命。法尔思德、白齐文和英国军官奥伦先后继任常胜军管带。次年1月14日，英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与李鸿章的代表吴煦签订了整顿常胜军的协定，规定常胜军暂由英国军官奥伦管带，清副将李恒嵩会同管带；编制为三千人，经费由中国海关拨款，武器装备均购自外国，李鸿章负责指挥与供应；开始向苏南发起进攻。2月，常胜军攻太仓失败，奥伦离职。3月，英国少校戈登继任管带。他依照英军建制，实行薪金制。将全军组建为六个步兵团、四个攻城炮队、两个阵地炮队。4月至7月，与淮军联合西进，陷太仓、昆山、吴江，并将总部迁至昆山，被清政府赏总兵衔。

1863年8月，常胜军与淮军攻苏州，数月无功，伤亡惨重。12月，太平天国苏州守将郜永宽等杀害主将慕王谭绍光，投降献城。时因李鸿章杀死太平军降将和掠获财物分赃问题，戈登与李鸿章发生争执，几至火并。后赫德从中斡旋。清政府重赏戈登，矛盾遂缓解。次年春，常胜军与淮军继攻宜兴、金坛、常州等地。5月，陷常州后，清军在苏南的胜利已成定局，常胜军即在昆山宣告解散。据戈登承认，在苏南战场，常胜军一百名外籍军官，伤亡48人；3500名士兵，损失1000。

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

太平军1853年（咸丰三年）3月攻克南京后，逐步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这时，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清朝获得许多权益。并且，利用中国内战的时机，进一步向清朝和太平天国双方追求权益。太平天国基本上没有主动开展外交活动，而是在缺乏近代外交知识和经验的情况下，与西方列强接触，进行了曲折的斗争。

1853～1854年间，英国公使文翰、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及英国使馆官员包令等先后乘军舰由上海至天京（今江苏南京），其随员曾分别会见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列强通过这些活动，搜集太平天国情报，探询太平天国意向，同时递交了各国与清朝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太平天国予以承认和接受。1854年，杨秀清在《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述及了太平天国的对外原则。如“视天下为一家”，以同拜上帝为兄弟；通商自由，允许外商自由出入贸易，严禁贩卖鸦片；拒绝承认和接受不平等条约；外国应向太平天国纳贡，天王是各国之主等等。其中体现了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也反映了农民领袖受到封建大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他们只根据同拜上帝的现象对西方列强存在某种幻想。

外国公使在调查访问后，意识到太平天国军势强盛，中国内战前途未卜。当时，英、法与沙俄正在中近东激烈角逐，在中国则企图通过外交谈判迫使清政府出让更多的利益。清政府拒绝了列强提出的修改条约的要求。列强暂时不可能诉诸武力，于是先后宣布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政策。其目的在于观察内战局势，保持外交上的主动权，同时可乘清朝危机不断施以压力。由于与清政府进行的修约谈判未果，1856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俄、美也趁火打劫。1858年和1860年，四国分别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获取了新的权益。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开放长江，并在长江中下游新辟四个通商口岸。但长江中下游属太平天国管辖，太平天国的存在和态度，与列强实现条约权利有直接的关系。列强亟欲通过外交谈判，迫使太平天国让步，以实现上述条约权利。为调查长江各口岸情况和刺探太平天国动态，1858年11月，英国侵华军司令额尔金率舰队自上海沿江西上。在天京江面，太平军曾开炮轰击，双方交火。事后，太平天国向英方道歉，并同意在事先通知的条件下英国船舰可在长江航行。太平天国对额尔金的意图全无所知，甚至幻想其帮助太平天国攻打清朝，与太平天国“兄弟团圆”。

1860年夏，太平军进军苏南，迫近上海。列强采取与太平天国谈判和武力对抗的两手政策，并开始在上海布防。1861年3月，英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率舰队抵天京，与太平天国谈判，要求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吴淞周围百里以内地区。太平天国只同意本年内不进入。何伯继续西溯汉口，正值太平天国陈玉成军克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欲攻武汉，他即遣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赶至黄州，劝诱陈玉成不要进军汉口、汉阳，促使太平军改变了进军方向。5月，美国海军将领司百龄乘舰至天京，也从太平天国取得了长江自由航行权。是年底，太平军不进攻上海的一年限期即将届满，英国舰长宾汉奉命照会太平天国，要求仍不进攻上海，并保证不进军汉口、九江。1862年1月太平天国复照驳斥和拒绝英国的无理要求，李秀成军随即进攻上海。4月，英、美、法还联合在宁波武装威胁守城太平军，要求拆除部分城防工事，但均遭拒绝。经过与列强的一系列交往，太平天国对它们的面目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1861年11月，清政府发生了宫廷政变，慈禧太后、奕訢等控制了中央政权。在对付太平天国的问题上，他们决定向外国“借师助剿”。同时，列强在对太平天国实行外交讹诈不逞后，亦转而策划武装干涉行动。这样，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开始成熟。列强从自己在华利益出发，采取两种武装干涉方式，即以外国军队把太平军逐出通商口岸四周，将占领区交清军驻守；帮助清政府建立一支新式武装，使之配合清军进犯远离口岸的太平天国统治区。1862年（同治元年）2月，英国将军米歇尔率原驻扎天津对付清朝的英军抵达上海。是月下旬，何伯和法国驻华海军司令卜罗德指挥英法联军向上海高桥及浦东李秀成部太平军进攻，太平军失利。3月，英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也自天津率英军赶到。同时，以近代武器装备的中外雇佣军整编为常胜军。4月，何伯、士迪佛立率英法联军攻七宝镇，接着，英轮从安徽运送第一批淮军至上海。于是，英法联军、常胜军、原驻上海清朝副将李恒嵩军以及淮军，联合作战，由士迪佛立任总指挥。太平军在上海附近艰苦战斗，至当年8月底被迫撤出上海四周。此后，常胜军与淮军大举进犯苏南，1863年陷昆山、吴江、苏州，1864年继陷宜兴、溧阳、常州等地。在浙江，英法军队1862年5月攻陷宁波，又仿照常胜军组建常安军、常捷军，以后配合清军攻取了杭州等地。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成为绞杀太平天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而得名，亦称英法联军之役。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是年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中国。俄国则因战败，企图用侵略中国来弥补损失。美国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

西林捕快抓获马赖1856年10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已过期。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勇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初据理力争，但旋又妥协退让，将全部人犯送到英领事馆。巴夏礼为进一步扩大事态，百般挑剔，拒不接受。10月23日，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接着，英军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当地军民英勇抵抗。英军因兵力不足，被迫于1857年1月退出珠江内河，等待援军。

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于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法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此案迄未议结。1857年，法国政府将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600余人（其中法军1000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其时，清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侵略军俘虏，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爱国同胞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广州陷落后，四国侵略者合谋继续北上，以便对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胁。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时间，加紧军事准备。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下，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③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④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人”身分，以狡诈的手段，分别于6月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咸丰帝此时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20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退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400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战斗中，美国舰队帮助英、法军作战和撤退。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行动。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两国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再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致使全军动摇，而遭败绩。次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令其弟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俄使伊格纳季耶夫又向英、法提供了北京防卫的情况。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10月24日、25日，奕訢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①开天津为商埠；②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③割让九龙司给英国；④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⑤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俄国自以“调停”有功，逼迫奕訢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并日益扩展，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教案

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事件。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青浦教案到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前的六十多年间，共约发生五六百起。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利用、包庇教会和传教士，这些事件也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斗争的组成部分，震动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堪称最大的一次教案。

基督教曾于唐、元及明末清初三度传入中国。清王朝实行闭关政策后，严禁外国人在中国传教。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康熙帝鉴于罗马教廷坚持禁止中国信徒祀孔祭祖，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驱逐教士，查封教堂，对西方宗教在中国发展势力是一严重打击。但此后禁令虽严，仍不断有教士潜入传教。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天主教徒约有30万人。耶稣教（基督新教）亦于1807年（嘉庆十二年）派遣教士来华，在澳门、广州秘密传教，时受洗入教的总共不满100人。鸦片战争后，中国从独立国家沦为半殖民地，清政府被迫开放教禁，允许外国在通商口岸传教，发还教堂旧址。1858年（咸丰八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又准许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时，法国传教士在中文约本上私增教士可在中国各地购置田产，建造自便的条文。后其他国家根据利益均沾条款和治外法权的保护，相继效仿，传教士遂大量涌入，足迹遍及各地。

外国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企图改变中国礼俗，把佛教、道教贬为邪教，诋毁孔子及儒家学说，并在深乡僻壤干涉民间传统仪节。更为甚者，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干扰中国地方行政，破坏中国司法权。他们妄指庙宇、会馆、公所和民宅为旧置教学，迫令归还。任意出入地方衙署，斥责官员，并盛设仪规，擅作威福。在传教中，挑拨教徒与非教徒的纠纷，凡教中犯案，皆包揽词讼，曲庇教徒，不法教徒常依仗其势力，欺凌平民，诈取钱财，霸占田产，横行乡里。凡此种种，使群众积恨成仇，纷纷自发地起来进行反洋教斗争，各地教案频繁发生。

清末教案大致分为四期。第一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870年（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其间，地方官吏和绅士打出“排斥异端”和保卫圣道的旗号，号召和组织群众反教，主要表现为逐杀教士和焚烧教堂。在震惊中外的1870年6月天津教案中，法国领事因群众抗议教会一事公然向政府官员开枪，群众将其打死，并焚毁法领馆和教堂，杀死20名外国人。法、英、美、俄、德、比、西等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清政府屈从外力，以杀民赔款及派使臣赴法道歉结案。第二期，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时社会上层开始退出反洋教斗争，大量下层劳动群众投入进来，民间会党逐渐成为核心力量，教案从焚堂闹教发展为大规模的暴动或武装起义。在1891年（光绪十七年）由哥老会掀起的反洋教浪潮中，长江中下游几十个城市和广大乡村，凡有外国教会盘踞的地方都发生了暴动，甚至上海租界也出现反教揭帖，因而引起列强出动军舰在长江示威，清政府派兵围剿。第三期，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其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反教人数日益增多，民间会党成为领导力量，将反教与反列强瓜分结合在一起，各地教案尤以山东为剧。1897年11月，大刀会组织群众击杀巨野德国教士，周围数县纷起响应。德国遂以巨野教案（又称曹州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并迫使清政府允其租借，及在山东享有筑路和开矿的特权。此后教案仍然不断，1898年一年又发生大小数十次武装起事。当地秘密结社在反洋教斗争中发展壮大，最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灭洋”运动——义和团运动。第四期，从义和团运动后至辛亥革命前。时会党仍在反洋教斗争中起重要作用，某些地区的斗争具有一定声势，但整体己成为高潮后的余波。及至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原来群众自发的斗争便汇入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其间，由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生产不发达，文化落后，对外来事物反应消极，乃至采取敌对态度，在反洋教斗争中也出现了大量迷信和盲目排外的现象。

清政府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起初因为教案与地方官员均有牵连，对外交涉时颇为踌躇，但在外国侵略势力的外交压力和武力恫吓下，又妥协让步，对群众采取镇压政策。天津教案以后，开始从民怨和外患两方面感到教案问题的严重性。1871年，总理衙门曾向驻京外使递交《传教章程》，企图对各国传教士稍加约制，遭到各国反对。1892年李鸿章亦拟一类似的“教堂禁约”，但随着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已形成瓜分之势，清政府自顾不暇，因而无法付诸实施。以后，对教会和列强的要求更多委曲求全，凡遇案发，必贬革当事官吏，屠杀反教群众，赔偿外国教会，以牺牲国家主权和尊严换取“中外相安”。1898年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教会的规定，承认外国教职人员与中国地方官员地位对等。清政府的如此立场，不仅没有使民教矛盾得到缓和，反而使之愈演愈烈。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晚清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的中央机构。初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1860年（咸丰十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北京条约》后，对外交涉事务增多。次年1月，恭亲王奕沂、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为“通商夷务全局”，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旋经咸丰帝正式批准，该机构于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成立。

总理衙门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有总理大臣（特简，或由军机大臣兼任，无定额）、总理大臣上行走（特简）、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初设时，奕訢、桂良、文祥三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其中奕訢任职时间长达28年之久。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十人）、额外章京（满汉各八人）。以下设司员、供事等若干人，帮助办理文案。

总理衙门的编制设置分：英国股（主办与英国、奥地利交涉事务，兼办与各国通商及各关税务等事）、法国股（主办与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交涉事务，兼办管理保护民教及招工等事）、俄国股（主办与俄国、日本交涉事务，兼办陆路通商、边防疆界、外交礼仪、本衙门官员的考试任免、经费开支等事）、美国股（主办与美国、德国、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交涉事务，兼管设埔保工等事）、海防股（主办南北洋海防，包括长江水师、北洋海军、沿海炮台、船厂以及购置轮船、枪械、制造机器和置办电线、铁路、矿务等事务。中日甲午战争后改名日本股）、司务厅（主管收发文件、呈递折件等秘书性质的事务工作）、清档案（主管缮写文件及保管档案等工作）、电报处（主管翻译电报等工作）、银库。此外，直属总理衙门的机构还有同文馆和海关总税务司署。

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时，又在其下设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三口与外通商事务。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约今河北）、山东、奉天三省对外通商、交涉事务，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另外，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曾驻广州、上海，管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对外通商、交涉事务），1861年也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并逐渐扩大职权，增管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岸，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实际成为南洋通商大臣。但是，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与总理衙门在业务上的关系是平行的，只是在遇到疑难问题时，可与总理衙门咨商，由总理衙门备顾问和代奏朝廷。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北京被八国联军攻占，次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并依约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列为六部之首，分设四司（和会司、考工司、算司、庶务司）、一厅（司务厅）、五处（俄国处、德国处、法国处、英国处、日本处）。

中法战争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昏庸，最后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时人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法国侵略越南与觊觎中国

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19世纪以前法国天主教势力已刘永福侵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南圻，西方人称为交阯支那），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余入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今老街）的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国，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在越南山地丛林坚持抗法斗争的黑旗军战士1882年3月，法国政府命交阯支那海军司令李维业指挥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4月，侵占河内城砦，进而以兵船溯红河进行侦察，直到河内西北的山西附近。次年3月，又攻占产煤基地鸿基和军事要地南定。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当局督饬边外防军扼要进扎，但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怀德府纸桥进行决战，李维业及副司令卢眉以下三十余名军官、两百余名士兵被击毙。法军被迫退回河内。法国利用李维业之死，竭力煽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成立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8月间，法军一面在北越加紧攻击黑旗军，一面以军舰进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顺化。8月25日，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及早达到据越南而侵入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中法之间正面冲突的危机日益逼近。

中法两国的直接对峙

越南向法国屈服的《顺化条约》签订后，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惟一障碍。法国决定消除这一障碍，立即禁绝了越南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强迫越南撤退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抗法军。于是造成了与中国直接对峙的形势。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纸桥伏击战中，法军发炮轰击黑旗军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这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一意主和。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在军事上，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的调停达成妥协。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10月25日，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受命为北越法军统帅。12月初，决定向红河三角洲中国军队防地发动攻击。

战争的爆发

中法战争是从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战开始的。法国的军事行动第一个目标确定为山西。山西的防军主要是黑旗军，同时也有七个营正规的桂军和滇军。法军于14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被迫实行了军事抵抗。法军依靠孤拔优势的装备，16日占领山西。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人，图谋侵犯北宁，筹划给中国军队更大的打击，从而迫使清统治者完全屈服。时清政府在北宁一带驻军约四十营，但由于将帅昏庸、怯懦，互不协调，军纪废弛，兵无斗志。3月12日，法军来攻，北宁失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法国利用军事胜利的形势，对越南和中国都展开了进一步的政治胁迫。6月，法国政府与越南订立最后的保护条约。

清廷得悉前线军事挫败的消息后，以撤换大批疆吏廷臣掩饰败绩。全面改组军机处，恭亲王奕訢等被黜退，以礼亲王世铎代之。贝勒（后为庆亲王）奕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实际大权操在醇亲王奕譞（光绪帝生父）的手中。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举行和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主要内容是：①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亦即承认法国对马江战斗前中、法两国及中立国越南的保护权；②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③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④本约签订后三个月内双方派代表会议详细条款。17日，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并单方面规定在越南北部全境向中国军队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李鸿章没有肯定同意这个规定，又没有明确反对，亦未上报清朝中央政府。

中法海军舰队在福建马江进行激战的情形6月23日，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中国当时称为观音桥）地区“接防”，无理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中国驻军没有接到撤军命令，要求法军稍事等待，法军恃强前进，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两日交锋，法军死伤近百人，清军伤亡尤重。这次事件史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法国以此为扩大战争借口，照会清政府要求通饬驻越军队火速撤退，并赔偿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并威胁说，法国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清政府虽然认为这是无理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于7月下旬在上海与巴德诺谈判，以求解决争端。谈判未有结果，法国重新诉诸武力。

法国将战火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

法国派巴德诺与曾国荃进行谈判的同时，继续制造事端，再次挑起战争。从1884年5月《简明条约》签订前后法军攻击基隆起，到1884年8月马尾海战结束为止，为中法战争第二阶段，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越南北部陆上战争也继续。

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乘机分别开进福州和基隆，一方面胁迫中国接受法国条件，一方面准备随时发动攻击，占领这些口岸。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使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待机再举。随后，法国议会授权政府“使用各种必要方法”使中国屈服，法国政府拟定新条件向中国勒索，要求赔款八千万法郎，十年付清。清政府没有接受。中法外交关系正式破裂。23日，法国以先期驶入福州马江以内的优势兵舰向中国船舰猛烈攻击，中国水师仓促应战，顷刻间，战舰十一艘或沉或伤，官兵殉难者近八百人。法舰又炮轰马尾船厂（福州船政局），将其击毁，并连日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大肆破坏后驶出闽江口，集结于马祖澳。

马江之战阵亡烈士纪念碑亭自此战火延至中国本土。8月26日，清廷颁发上谕，谴责法国“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先启兵端”，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这道上谕实际上是对法国侵略者的宣战书。

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五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两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镇海之战，法舰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奋勇还击，孤拔的座舰也被击中，孤拔身受重伤，6月11日死于澎湖岛。

镇南关大捷

中法之间的陆上战争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激烈进行。1884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十天以后，法军侵占镇南关（今友谊关），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焚关而去，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谅山，伺机再犯。时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驰赴镇南关整顿部队，部署战守。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七尺、长三里、底宽一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堰外，激励将士猛烈搏斗，终将法军击退，遏阻了法军对中国边境的窥伺。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重伤东部法军统帅尼格里。法军陷入困境。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

中法双方议和

法国发动侵华战争后，各方面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几乎没有停止过。镇南关大捷67岁的冯子材在镇南关之战中的打扮本来使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但清政府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被迫宣战以后，也担心“兵连祸结”会激起“民变”、“兵变”，因此始终或明或暗、直接间接地向法国侵略者进行求和活动。李鸿章等人主张“乘胜即收”，把镇南关大捷当作寻求妥协的绝好机会，建议清政府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1885年2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其僚属英籍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促进中法和议。4月4日，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匆促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之后，清1885年2月，法军开赴谅山政府明令批准李福天津《简明条约》，并下令北越驻军分期撤退回国；法国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中法战争至此停止，慈禧太后颁发了停战诏令。

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①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②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③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④此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⑤法军退出台湾、澎湖。11月28日，此条约在北京交换批准。

中国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本来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只是由于清统治者的懦弱、妥协，胜利的成果才被葬送。1886～1888年，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专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法国又得到很多权益。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是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日本挑起战争

日本蓄谋吞并朝鲜、西侵中国由来已久。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同时也诱使清政府派兵，为自己出兵朝鲜制造借口。清政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后，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两千五百人分批赴朝，屯驻牙山，并电告驻日公使汪风藻，令其根据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知照日本外务省。其时，日本内阁见阴谋得逞，一面派兵入朝，占据汉城附近各战略要地，一面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发动侵略战争。

当中日两国向朝鲜出兵时，朝鲜政府已接受东学党起义军提出的要求，双方签订休战和约，起义军退出全州。朝鲜内战实际上已经停止，清军并未与东学党起义军交战。朝鲜政府为消除日本出兵借口，6月13日请求中国撤兵。叶志超部准备从牙山订期内渡，清政府要求日本同时撤兵。日本虽已失去出兵朝鲜的借口，但仍决心扩大事端，促成中日关系破裂。它不仅拒绝撤兵，反而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并提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以达到既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又能拖住中国军队的双重目的。7月12日，陆奥电令大鸟：“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大岛接训令后，于19日和20日连续提出强硬要求，胁迫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中国军队出境。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拘禁国王李熙，成立以大院君李是应为首的傀儡政府。25日，大鸟指令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当天，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对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日本陆军向驻牙山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终于挑起了这场侵略战争。8月1日（七月初一），中日政府同时宣战。甲午战争开始。

战争过程

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4年7月25日到9“济远”舰前双主炮月17日。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是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间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之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七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邓世昌与“致远”舰部分官兵镇总兵马玉崑督队英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无力再战，大岛义昌负伤，只得下令退却，午后二时全部撤离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亲燃大炮轰敌，官兵感奋，英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守玄武门。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之战发生于9月17日，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因这次海战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东港市）附近海面，亦称大东沟海战。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为十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的军舰则有十二艘。从航速、火力等方面看，日方也占优势。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开战，日本舰队先绕攻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北洋舰队将其拦腰截断，重创比叡、赤城、西京丸诸舰，使之丧失战斗力而逃出战场。日本舰队继而采取背腹夹击的战术，北洋舰队势大不利。其中致远舰已受重伤，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舰身爆裂，全舰两百五十人中除十六人遇救外，其余壮烈牺牲。下午三时许，北洋舰队十舰中，沉四、逃二、伤二，只余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依然奋勇搏战，并重创日本旗舰松岛，使之丧失战斗力。战至下午五时半，日本舰队气衰力竭，不敢恋战；向西南方向逃遁。海战中，提督丁汝昌受伤不退，激励将士；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冲锋于前，誓死搏敌；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春曾苦战于后，终于出现转机，粉碎威海卫保卫战中清军阵亡士兵的遗骸了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

平壤、黄海战后，日本方面广造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则夸大失败，以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方针，同时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渐趋明朗化。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三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战决心。是日午前十一时，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25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奋勇还击，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日军侵占旅顺，屠杀当地百姓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今辽宁金县）。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瑟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将日军击退。是日，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22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军占领刘公岛的海军公署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英勇抵御，壮烈牺牲。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中弹毙命。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连日来，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晒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日岛炮台遗址洋员和牛昶晒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晒与伊东枯亨签订《刘公岛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与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起，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皆遭挫败。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进犯，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马关条约》的签订

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

条约的主要内容为：①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③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④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⑥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⑦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同时它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国干涉还辽

19世纪末俄、德、法三国为了各自的侵略利益，联合干涉，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的事件。

19世纪末，沙俄为争霸远东，开始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沙俄重要的侵略目标。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侵占了中国辽东半岛，并在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沙俄得知后，立即联合德、法两国对日本施加压力。1895年4月23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内容相同的声明，指出：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不但“有危及中国首都之虞，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并“劝告”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在三国的联合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同意“放弃对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条件是向中国增索赔款三千万两。11月8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规定：1895年11月16日中国将库平银三千万两交与日本后，日军即于三个月内从辽东半岛撤走。

日本还辽后，三国以干涉还辽“有功”，向中国索取种种权益。沙俄诱逼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逐步使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

沙俄侵占帕米尔事件

1892年（光绪十八年）沙俄违约侵占中国西部领土的重要事件。帕米尔位于中国新疆西部，古称葱岭，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沙俄对中亚的征服和不断兼并中国西部领土，它的侵略势力逐渐抵达帕米尔的边缘。1884年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中规定：帕米尔地区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限转向西南，中国界限一直往南”，据此走向线，中国只保留帕米尔东部的郎库里帕米尔、小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而走向线以西的萨雷兹帕米尔的大部分及阿尔楚尔帕米尔的西北角，则被划入俄国的版图。1892年，沙俄经过充分准备后，又撕毁上述条约，派兵侵占了乌孜别里“一直往南”一线以东直至沙雷阔勒岭的中国帕米尔地区。清政府曾为此先后派驻俄公使许景澄、驻法参赞庆常与俄方交涉，要求按1884年成约划分帕米尔边界，但俄方始终坚持侵略立场，并与英国秘密达成瓜分帕米尔的协议。1894年4月，清政府被迫与俄方互换照会，同意在帕米尔地区维持现状，互不进兵，同时重申中俄帕米尔边界问题并未解决，中国并未放弃对帕米尔领土的权利。此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承认过沙俄违约侵占上述地区的合法性。两国在该地区的边界至今仍悬而未决。

租界

帝国主义列强根据和清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以居住和经商为名，在中国一些通商口岸和城市永久或长期占用的地段。它不同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勒索的“租借地”和割让地，其领土主权仍属中国，只是在外国领事或公使和中国地方官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缴纳一定租金，享有永租或以三十年为限的租地权。在界内，由于领事裁判权规定的不断扩大，因此设立警察、法院、市政管理和税收机关；外国人不仅开设商行，建筑栈房、码头、工厂，走私贩毒等活动亦时有发生，以至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及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第二条里仅规定允许英国商人同眷属在五处通商口岸寄居。1843年7月广州重新开放，外商寄居在十三行街的“夷馆”中。“夷馆”或称商馆，属中国行商产业，仅由外商出资租用。在其他新开放的商埠，外商最初都是散居在县城内外的民房或寺院内，没有一定的居住范围。不久因受到当地人民的反对，不准进城居住，他们才移出城外，通过私人订立租赁契约并经地方官府认可的形式，租居、寄居或租地盖屋。后英国领事巴富尔借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向上海道宫慕久欺骗讹诈，要求一块专供英商占有的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由上海道公布的《上海租地章程》明文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路）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人为建筑房屋及居住之用。次年9月，又议定以边路（今河南路）为西界；这块面积约八百三十亩的地段后来就称做“英租界”。1848年10月间，英国领事阿礼国又借口所谓“青浦事件”；和上海道麟桂议定把地界向西伸到泥城浜（今西藏路），向北开拓到苏州河边，整个租界面积达两千八百二十亩。

上海租地章程规定，土地仍属中国业主所有，原业主与租户的出租、承租各字据，均须经上海道查核钤印，中国业主无权停止出租或增加租银。在由英国领事专管的地界内，他国商人租地建房或赁宅居住，都须先得到英国领事许可。界内造桥铺路，树立路灯，设立灭火机，植树护路，挖沟排水，雇佣更夫等事，经各租主请求，由英国领事召集“租地人会”，共同商议摊派以上各项所需经费。租地人会实为雏形的市政机关。

此后，法国于1849年，美国于1863年（同治二年）在上海正式划定了租界。1863年9月21日（八月初九）英美租界又合并为“公共租界”，即由英美领事为首的几国共同管理的区域。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1853年（咸丰三年）英、美驻沪领事在“武装中立”的名义下，于租界内成立由英国军官担任队长的“上海义勇队”（或称上海商团）和包括法、美领事在内的“协防委员会”，建筑租界永久性“防御”工程，挖掘护城河，准备抵抗太平军。9月7日（八月初五）上海小刀会起义后，他们宣布上海租界“中立”，声称无论小刀会或清军一律不得利用租界进行军事进攻或防御。随后，清朝官员明确承认“租界不可侵犯”的原则，用出卖中国主权谋求同外国侵略者的合作。从此，中国在租界内所保有的权益逐渐受到侵犯和排斥。

1854年，英、美、法三国公使擅自片面修改上海租地章程，经租界“租地人会”通过后，并不和上海道会商决定，即公布施行。新章程规定租界内设立警察代替以前的更夫，并抽收税捐。7月间，上海工部局成立，由各国领事等兼任董事，下设若干委员会，如道路码头委员会、防卫委员会等。巡捕房执行拘捕罪犯，搜查军火，解除中国人武装以及协助收税等。工部局用巡捕捐名义按房租8％，向租界内居住的中国人抽税，以后又陆续增添新税。英、美等领事乘机擅自将其裁判权范围伸展到界内中国人的违禁事件和较轻的民刑诉讼。工部局董事充当法官，每周轮流审讯，拒绝中国政府在租界内直接行使司法权。到1869年4月上海道和英、美、法三国领事签订了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后，租界内设立会审公堂，由上海道委派委员，审理中国人相互间民刑案件。若外国人为原告，中国人为被告时，外国领事可以观审；当任何一方不服判决时，得上诉于上海道，与外国领事会同处理。

从此，上海租界就成为主要商埠设立租界的模式。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强占沙面，于1859年7月与粤督黄宗汉议定以沙面西部地211亩为英租界，东部地53亩为法租界。天津也在英法联军占领下于1860年10月和1861年5月先后强迫崇厚划定紫竹林地带八百余亩土地为英、法租界。英国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在1861年间，于镇江、厦门、汉口、九江都开辟了租界。1866年4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虽与英、美、法、德、日等国商定烟台公共租界地段，然未成立工程局，界内警察治安由中国与各领事馆共同负责。芜湖于1877年（光绪三年）4月间在西门外大江间设立英租界，后也改为公共租界，界内工程巡警则由中国自办。

1886～1887年间中法通商章程及互换照会中明确规定，中国边境商埠不得设立租界，而在沿海沿江的商埠依然继续划定和扩展各国租界。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先后在重庆（1896年4月）、杭州（1896年9月27日）、苏州（1897年3月5日）、汉口（1898年7月16日）、沙市（1898年8月18日）和天津（1898年8月29日）等埠设立日租界。德、俄、法等国乘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事件（见三国干涉还辽），获得满足他们设立和扩展专管租界的要求。德国在汉口（1895年10月勘定，1898年扩展）、天津（1895年12月），沙俄在汉口（1896年5月21日）设立了专管租界。法国扩展了汉口（1896年10月）和上海（1899年12月28日）的租界区域。美国在划定厦门（1899年）和天津（1902年）的专管区域后，归并于英租界为公共租界。英国也扩展了天津（1897年3月）和汉口（1898年）的专管地区。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天津在八国联军占领下，沙俄（1900年12月22日）、比利时（1902年2月）、意大利（1902年6月）和奥匈（1902年6月）等国都先后划定各自的专管地区；日本（1900年11月）、法（1900年12月）、英（1902年10月）和德（1905年6月）各租界都获得扩展。法国（1900年12月）和日本（1907年2月）还扩展了在汉口的专管租界。美国领事要求开辟鼓浪屿后，于1902年5月间设定为公共租界。

到清代末年，这些散布在沿海、沿江16个商埠的租界，共计43处，其中5处为公共租界，38处为专管租界，以英租界为最多，计11处。在1个商埠里尚有设立数处租界的，如天津的八国租界、汉口的五国租界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投资，除路矿和政治借款外，工厂、商行、银行、船坞、码头以及市政水电工程，大都集中在租界区域内。同时在租界里也集聚了新生的无产阶级，为即将来临的革命准备了力量。

中国自1919年陆续收回各国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民首先于1919年收回天津德、奥租界和汉口德租界。1924年收回苏联政府放弃的一切前俄租界。1927年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1929年收回天津的比租界和镇江的英租界。1930年收回厦门的英租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废除天津和广州的英租界及英、美、比三国在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的权利。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废除了中国各地的日租界。1946年收回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的法租界及法国在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的权利。1947年收回天津意租界和意在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的权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至此全部由中国收回。

租借地

清末以来，在帝国主义强占下，由外国实行直接统治的中国沿海几个重要海港地区。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腐败和中国的积弱彻底暴露。帝国主义各国除夺取路矿特权，强迫清政府接受政治性借款等外，纷纷强占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企图争先分割中国。

德国首先于1897年11月借口两名德国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军队在胶州湾登陆，驱逐当地中国驻军，加以强占。清政府要求德军撤走，遭到拒绝。1898年3月，德国强迫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及湾内务岛总面积550余平方公里土地租与德国，为期99年，限期内归德国管理，德有权制定章程，管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进出口船只。由此开创了以“租借”名义强占中国海港的先例。条约还规定胶州湾潮平一百里内划为“中立区”，德军有权自由通过，清政府在此地驻兵，需先与德国商议，致使此6500平方公里的地区实为两国共管。

俄国在德军强占胶州湾后，伪装支援清政府促使德军撤退，把俄舰驶入旅顺港内，提出租借旅顺、大连的要求。它强迫清政府限期订约，用重金贿赂李鸿章等，于1898年3月，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两个月后又签《续约》。这两个条约规定，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域租与俄国，为期25年。租地北划出一段“隙地”，未经俄方许可，中国军队不得进入，清政府不得将“隙地”土地、口岸和路矿权利让与他国。俄国为缓和日本对强占旅大的反对，答应收缩俄国在朝鲜的势力，撤走它在那里的军事和财政顾问，不阻挠日本在朝鲜发展工商业等。

英、俄长期在远东争雄。俄占旅大后，英国为抵制俄国势力的扩展，提出租借威海卫，以与俄国对抗。当时威海卫在日本占领下，清政府同意对日赔款付清后，将威海卫租与英国。因威海卫位于山东德国势力范围内，英国声明不在山东修筑铁路，不与德国争利，承认德国对山东的权利。1898年5月，清政府付清对日赔款，日军撤出威海卫。7月（五月），中英订立《租借威海卫专条》，规定威海卫及附近海面，包括刘公岛等湾内十英里地方租与英国，期限25年。旅顺和威海卫曾是北洋海军根据地，隔海相望，分据南北入口，是拱卫北京和华北的门户，这时分别落到俄、英手里，成为它们的军事基地。

德、俄提出要求租借北方海港后，法国也要求在华南沿海建立煤栈，俄国对法国表示支持。1898年4月，法公使向清政府递交最后通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迫接受，同意将广州湾（雷州半岛）租与法国，为期99年，租借地范围随后划定。

英国针对法国要求，提出扩展香港界址，以抵制法国势力深入广东。1898年6月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北九龙半岛（包括大鹏湾、深圳湾）以及香港附近大小岛屿两百余个（总称“新界”）租与英国，期限为99年。“新界”比英国原已强占的香港岛和南九龙半岛的总面积大11倍。

英占“新界”，法国又要求在广州湾取得同等面积的地域作为租借地。它擅自派军舰登陆，占据炮台，力图扩大范围。由于法国故意牵延，中法双方于1899年11月才正式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规定租期为99年。法国由此在华南取得一个重要基地，与香港遥遥相对，出现两国互相抗衡的局面。

德、俄、英、法等国在1897～1899年期间，分别强占中国沿海重要港口，设治、驻军，建立独立的管理体系，对当地实行殖民统治。完全脱离中国的行政系统，并以此作为向中国扩张势力的基地。例如德国把胶州与德属非洲殖民地同样看待，设立总督府，颁布一系列的法令，到1912年，共有188种，内容无所不包，从军事、经济、文化一直到居民的婚丧嫁娶及日常生活细节，都加以管制，并征收名目繁多的税捐。胶州湾还是德国远东舰队的重要基地。

旅顺、大连于日俄战争后，由日本自俄国手中夺得，改为关东州，设置都督府，驻扎重兵，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内蒙古和华北的大本营。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大连成为自由港，苏联取得在该港的“优越权益”，旅顺成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根据地。50年代初期，苏联陆续将旅顺、大连等权益归还给中国。

胶州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日本自德国手中攻占，经过中国人民的斗争，1922年收回。威海卫于1923年租借期满，1930年由英国交还中国。广州湾于1945年由法国退还中国。“新界”通过中英双方于1984年达成的协议，定于1997年同香港其他地区一起归还中国。

义和团运动

清末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反瓜分、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又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的总爆发。

义和团的兴起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长期流行于山东、直隶（约今河北）等地的许多民间秘密结社中的一种。虽然这个秘密结社重在“拳”。而不在“教”，但清政府历来把它当作“拳教”加以查禁，使它难以发展。甲午战争后，德国占领胶州湾，强划山东全省为其势力范围；外国教会亦在山东扩展势力，纵容、包庇不法“教民”（即中国教徒），遇有民教涉讼事件，它们往往出面干预，胁迫地方官袒教抑民，作出不公正的判决。群众对教会积恨成仇，各地反教斗争接踵而起（见教案）。义和拳遂成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

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山东冠县义和拳以阎书勤为首，联合直隶威县赵三多等，聚众烧毁红桃园教堂，占领犁园屯，震动了鲁、直两省的毗连地区，成为义和拳反帝斗争兴起的讯号。次年10月，朱红灯、本明和尚为首的义和拳在平原县杠子李庄、森罗殿等处，与地方营队战斗，促进山东许多州县反侵略斗争的迅速发展。12月，直隶南部枣强县以王庆一为首的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冀州开元寺武修和尚亦率众焚毁景州苏古庄等处教堂。山东、直隶两省毗连地区的反教斗争连成一片。

山东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后，当地传教士要求清政府严加镇压。山东巡抚张汝梅则建议清政府改义和拳为团练，以便控制，并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后，企图瓦解分化义和拳，采取“分别良莠”的办法，对参加义和拳的一般群众称为良民，默许他们设厂练拳，对武装反抗的人则诬蔑为“匪徒”，捉拿惩办。张汝梅、毓贤的计划虽未达到预期目的，却有利于义和拳的发展。山东各地大刀会、红拳会以及其他秘密结社的成员和一般群众纷纷参加义和团，使其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

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贫困和愚昧使他们的反抗斗争只能沿袭过去农民起义利用秘密结社的办法，采取设立神坛的方式发展组织，操练拳术，吸引群众。义和团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等八门。其中乾字号（以黄布为标记）和坎字号（以红布为标记）力量最大（有些地方出现“中”字号）。但各个字号之上以及每个字号本身都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集中的领导。义和团的基层组织是坛、又称坛场或拳厂，是敬神、练拳、聚会、议事的场所。有的地方几个或更多的坛口之上有总坛口，它们之间也无统属关系。义和团的首领一般称为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也有称总大师兄和祖师的。各坛口往往各自进行分散的斗争，但当需要联合行动时，即使数百里外，义和团勇士也派人接应。义和团参加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旧式交通运输工人、和尚道士、散兵游勇，也有少数封建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和官吏，还有地痞、流氓卷入。义和团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画符念咒、请神附身等“术法”动员群众，广泛宣传“持符念咒、神灵附体”来鼓舞斗志。他们信奉的神祗除佛、道以外，还有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中的神怪和人物。义和团散发“扶清灭洋”是义和团的口号各种传单、揭帖，以朴素的语言和歌谣形式，进行驱逐侵略者、保卫国家的宣传。同时这些传单、揭帖中也带有迷信落后意识和盲目排外的情绪。

早在1898年反教会斗争兴起时，义和团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初期曾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壮大了义和团的声势，但同时也反映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模糊认识，以至后来因此受统治者的欺骗利用，最后被出卖。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与“抚”

义和团在山东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恐惧和仇视，他们指责地方官吏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教士、教民，对毓贤尤为不满。1899年12月初（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美国公使示意清政府由武卫右军统领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以便统带所部新军镇压反教群众。清政府接受了这项无理要求。袁世凯就任后，把镇压义和团当作主要任务，发出布告称义和拳“向干例禁”，要群众“传送首犯”，隐匿不报者作为窝主治罪。他命令各属悬赏购缉义和团，并派道府大员督同营队四出攻剿。在袁世凯的镇压下，在黄河北岸领导斗争的义和团首领王玉振、王立东、孙洛泉等先后被捕杀，山东义和团实力遭到重大摧残。

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起，清政府官员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主“剿”和主“抚”两种不同意见。前者认为义和团源自白莲教，必须严加取缔，坚决镇压，以防止事态扩大；后者认为对义和团采取高压政策，很可能对清朝统治带来严重危险，主张实行“招抚”，加以操纵利用。这两派意见交互影响清政府，使它举棋不定，对义和团的镇压忽松忽紧。1900年1月1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即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半个月，清政府发布一道谕旨，命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在办理教案时，必须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表明清政府采纳了主“抚”派的意见。各国驻北京公使对这道谕旨反应强烈，断定清政府有意纵容义和团。法、美、德、英等国公使会商后，于1月底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全面镇压义和团。3月上旬，他们又胁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中国不接受要求，各国公使将报请本国政府派军舰来华，实行武装干涉。清政府于是又颁布谕旨，命令直隶、山东督抚出告示严禁义和团。清政府的态度反复，同当时国内局势有关。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再次主政，幽禁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主持、拥护变法的官员或死或逃，或被革职监禁，统治力量因分裂而更加虚弱。当义和团开展反侵略斗争时，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险，因此清政府对镇压义和团不能不有所顾忌。清政府利用义和团，还同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和废立问题有关。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等顽固派，力图废黜光绪帝，拥立载漪之子溥即位，以巩固权位，但得不到外国公使的支持。载漪等人计划受挫，蓄意进行报复。他们看到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巨大声势，又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幻想利用群众斗争来实现夺取皇位的目的。

清政府在“剿”与“抚”之间的徘徊，导致义和团在受挫于山东后，又将反教斗争转至直隶地区。当地官员对此虽十分惊恐，却不敢贸然进行武力镇压。义和团因此迅速发展。当清政府下谕旨明令在直隶严禁义和团后，直隶总督裕禄才调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所部六营及武卫前军邢长春马队两营到冀州、深州、河间等地镇压。义和团避实就虚，转向西北，势力大振。清军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裕禄惊呼“燎原大祸，恐在目前”。5月22日，涞水义和团会同安肃、定兴拳众，在石亭地方设伏，击毙淮军副将杨福同及清军多人。裕禄急调武卫前军杨慕时所部三营到芦保铁路沿线，又派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亲率所部到杨村、丰台实行镇压。义和团为阻止清军调动，破坏芦保铁路和电线。27日义和团进驻涿州城，“城头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老团、新团，时出时入，常有一万余人”，接着又破坏涿州到长辛店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逼近北京。义和团的空前发展，已使清政府既无决心、亦无可能在短期内将其镇压下去。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清政府在义和团问题上犹豫摇摆，各国公使决定用武力胁迫清朝统治者就范，遂调集停泊在大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北京街头的义和团成员于5月底、6月初分两批到北京。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又统率多国联军（史称八国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直趋北京，形势愈发紧张。时旅顺俄军一千七百人赶来参加西摩特遣军，因迟到滞留在天津租界内，待机出动。6月中旬，大批义和团亦准备进入北京城。清政府这时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为了保住政权，必须作出抉择，或者利用义和团抵抗西摩联军，或者联合西摩联军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声势浩大，反抗斗争得到北京广大居民的同情和支持，部分北京驻军也倾向义和团，加之“扶清灭洋”的口号更使清政府感到义和团无意与它为难，大可利用；而西摩联军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且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等奉命到使馆交涉，要求其中途折回，遭到坚决拒绝，更增加清政府的疑惧。清政府派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分批前往涿州“视察”义和团后，6月13日终于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准许他们进入北京内城。

直隶长新镇“坎”字义和团牌当西摩统率联军白天津出动时，义和团拆毁铁路，阻挡侵略军前进。11日和12日，联军只前进40多英里，13日下午义和团与西摩联军在落垡、廊坊交锋。他们使用大刀、长矛、抬枪等落后武器，同侵略军浴血苦斗，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义和团在拆除通北京的铁路后，又破坏落垡以东的铁路、电杆，烧毁杨村大桥，断绝了侵略军同天津租界的交通和电讯联络。18日，董福祥统率的武卫后军（甘军）加入战斗。西摩联军遭到痛击，被迫撤退到杨村，夺得几只木船，运载伤员和辎重，顺流而下。其余军队沿河徒步向天津方向逃窜，一路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追击和堵截。22日，他们抢占西沽武库，获得喘息机会，接着又被清军和义和团重重包围，直到26日才被天津开来的一支援军救出，狼狈逃回租界，死伤近三百人。西摩承认，“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

西摩联军被围后，与外界消息不通。6月15日，大沽各国海军将领会商营救办法，俄国提出各国军队联合夺占大沽炮台。16日晚，他们向中国守军发出通牒，限第二天清晨二时前交出炮台营垒，由各国接管，否则届时以武力夺取。大沽守将罗荣光断然拒绝。当晚，英、俄、日，德等海军组织突击队，在炮舰掩护下向大沽炮台发起猛攻。守军英勇抵抗失利，炮台陷落，天津的门户被打开。大沽炮台失守消息传到北京，21日，清政府发布对外宣战的谕旨。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义和团运动的大爆发，特别是义和团进入北京和清政府对外宣战，促使人民群众反帝斗争很快席卷全国。直隶全省、顺天府（治今北京）所属34州县，几乎全投入反抗斗争。山西50多个州、厅、县，共拆毁教堂九十多处。内蒙古广大蒙、汉、回族群众积极参加进攻天主教堂的斗争，持续到9月中旬。山东拆毁曹州府大小教堂。东北地区群众破坏沙俄在奉天境内强修的铁路，焚毁吉林、长春、呼兰等处教堂。河南省黄河以南的教堂，除南阳、新野外，全被拆除。浙江秘密结社群众毁教堂，在衢州杀死教士多名。江西群众捣毁法、英、美、德教堂39处，湖南烧毁衡州天主堂，安徽宿松等处教堂被焚。江苏南京、福建厦门、广西象州、甘肃凉义和团在拆毁京津铁路州等地出现义和团揭帖，号召进行反教会斗争。云南昆明群众烧毁法、英教堂，四川大邑、邛州、名山等地十多处教堂被焚毁。广东顺德、南海等地会党集合，焚毁教堂。贵州相梓县传习义和拳，分棚操练。陕西渭南哥老会捣毁华县等地教堂。天津派人到新疆的伊犁地区开场练拳。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上海租界内也“谣言繁兴，人心惶惑”，使侵略分子坐立不安。

天津义和团在大沽炮台陷落前，已焚毁仓门口、望海楼等处教堂。租界内的侵略军出来干涉。盘踞老龙头火车站的俄军炮击义和团，造成重大伤亡。曹福田统率的义和团进攻租界和火车站，揭开天津战斗的序幕。他们破坏铁路，阻击从大沽开来的援敌，顽强奋战。大沽失陷的消息传到天津，聂士成所部武卫前军参加战斗，炮击天津租界。大沽各国军队急速向天津进犯，企图与租界内侵略军会合。6月21日，义和团与清军击退俄美军队的联合进攻。23日，俄、英、美军两千余人强行闯入租界。英、美等国军队接踵赶到，人数增至八千以上。西摩联军逃回租界后，天津联军总数超过一万。他们组织力量反扑，对天津城外围发起攻击。27日，大队俄军联合英、美军队进攻海河东岸贾家沽的北洋机器局（东局子），守军顽强抵御后失利，机器局被夺占。6月底，张德成率静海独流镇义和团到天津参战，驻扎山海关内外的武卫左军马玉昆部也陆续开到天津。7月初，清军与义和团组织了一次联合作战。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和马玉昆部清军进攻租界，曹福田为首的义和团攻击老龙头火车站，聂士成所部守南门外海光寺机器局（西局子），并派出一部分军队与练军进攻东局子。这次战斗，义和团与清军互相配合，打得主动顽强，使侵略军胆战心寒。

7月9日，各国军队联合进攻海光寺一带，聂士成率部迎战，中炮阵亡，海光寺西局子被夺占。聂士成勇敢善战，与租界敌军恶战多次，为侵略军所惧惮。当时人记载称：“西人谓自与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聂士成战死后，所部步马30营多半溃散，天津城防因此削弱。次日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到天津主持战局。13日，联军大举进犯，炮轰天津城，全城大火。时俄、德军为一路，由俄军中将率领进攻东北角水师营炮台（黑炮台）；另一路由日、美、英、法、奥军组成，约五千人，由日本福岛少将任指挥，从海光寺直扑天津南门。南门外原是水塘和洼地，义和团掘堤放水、顿成一片泽国。马玉昆部和何永盛部练军，凭城固守，炮击敌军。义和团在城外濠沟里和芦苇丛中阻击敌人，战斗中击毙美军第九步兵团上校团长及其以下军官多名，打死八百余人。这是天津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晚，裕禄在马玉昆等保护下，逃到北仓。14日，日本工程兵轰塌南门，敌军从城墙缺口攻入天津城，黑炮台也为俄军占领。天津失陷后，侵略军大肆焚掠，残暴罪行，令人发指。

天津陷落后，俄军统帅召集各国高级军官开会，成立天津临时政府（即“天津都统衙门”），企图由俄军上校担任行政首脑，其他国家表示反对，遂改由俄、英、日各派一名军官组成委员会（后来又增加德国军官一名）。这个机构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殖民统治，直到1902年8月被撤销。天津刚失陷，俄国即抢占海河东岸近六千亩地方，划为俄租界，超过原来英、法、德、日租界的总面积。其他在天津没有租界的比利时、奥匈帝国、意大利要求建立租界，已占有租界的英、德、日则要求扩大，因此出现了帝国主义分割天津的局面。

7月14日联军占领天津后，内部矛盾重重，对何时进犯北京争吵不休。直到8月4日，各国联军约两万人，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其中日军约八千，俄军四千八百，英三千，美两千，法四百，意、奥不满一百人，德军没有参加。侵略军兵分两路，日、英、美军为右翼，沿北运河西岸前进；俄、法、意、奥军为左翼，沿北运河东岸推进。当时没有统帅，商定每晚各国头目开会，制定第二天作战方案。清军为阻敌前进，在北仓修筑阵地，决堤放水，淹没西沽、北仓间的大片地段，并在有些地方布了水雷和地雷。次日，联军以日军为主进攻北仓。清军奋力抵御，毙伤敌军四百人，但北仓失陷。6日，英、俄、美军进攻杨村，清军迎战失利，裕禄自尽。清政府宣战后一个多星期，就指示驻外各使馆，要它们向各国政府保证，由它“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并命令军机大臣兼武卫军统领荣禄派人到外国使馆商议停战，后来又一再向俄、日、英、法、德、美政府乞情，请求它们出面调停。但清政府的一切求和活动都没有结果。8月7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代表，电商各国停战，前线将领因而更无斗志。11日，联军逼近张家湾，帮办武卫军务大臣李秉衡自杀。12日，侵略军占领通州。次日，俄军率先进攻东便门，日军随即攻朝阳门、东直门。战斗都很激烈，大队清军前去增援。广渠门守备空虚，英军乘隙攻入。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于次日清晨仓皇出逃。16日围攻西什库教堂的战斗结束。慈禧在流亡途中，颁布“剿匪”谕旨，通令各路官兵剿办义和团，要做到斩尽杀绝。联军占领北京后，大肆烧杀抢劫。除侵略军官兵外，传教士、外交官和侨民亦有参与掠劫者。北京许多房屋成了瓦砾堆，被杀者的尸体到处可见。八国联军将北京全城分为几个占领区，实行军事统治，镇压居民反抗。英、德、法等军继续派出部队，四出攻城略地。9月间，俄军占领北塘、唐山、秦皇岛等地，控制北京、天津到山海关铁路。德国元帅瓦德西又率领两万德军到中国，并任联军统帅。10月中，他派出德、英、法、意军队从北京、天津两路进攻保定。直到次年4月，瓦德西组织了四十六起“讨伐队”（其中三十三起为德军）四出侵扰，西至直晋边境的娘子关、紫荆关，西北到张家口，南到直鲁边境。所到之处烧杀掠劫，无恶不作。

东南互保

当西摩统率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遭到义和团阻击，与外界消息隔绝时，英国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于6月14日电告其外交大臣索尔斯伯理，建议英政府如果同北京政府决裂，最好与湖广、两江总督立即取得谅解。他相信张之洞、刘坤一如能得到英政府的有力支持，“必能尽力维持其辖区内的秩序”。索尔斯伯理复电采纳霍必澜的建议，授权他向刘、张等提出保证，如果决心“维持秩序”，就能得到英国军舰的全力支持。英海军部又电令在上海的高级海军将领派军舰到南京、汉口，传达英政府的决定。英国为了阻止群众起来响应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排除其他帝国主义乘机可能在长江流域扩充势力，决定利用地方当局保护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刘坤一、张之洞经过几度电商后，同意霍必澜的计划。大沽炮台失守的消息传来后，京广铁路督办盛宣怀竭力劝说刘坤一、张之洞赶紧与上海各国领事而不是单独同英国订约，成立所谓“东南互保”。刘坤一认为北方战事无法避免，电告张之洞及江苏、安徽、江西巡抚：“为今计惟有力任保护，稳住各国”，“事至危急，未可拘张之洞泥。”清政府宣战诏书发表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相互约定扣押这道谕旨，防止泄漏消息。他们又以“矫诏”为由，拒绝执行朝廷的命令。

刘坤一、张之洞接受盛宣怀的主张，于6月26日，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章程》九条，主要内容为：“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各国领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声明订约必须得到各国政府的授权。刘、张对各国领事保证，不管此后北方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并拒绝清政府要他们“招团御侮”的命令。以后，实行“互保”的地区，从原来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扩大到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福建省还单独与福州各国领事直接达成类似的协议。

上海道台不断催促各国领事正式订约，但这个“中外互保章程”最后并没有签字。7月4日，索尔斯伯理告诉中国驻英公使说：“中外互保章程其意甚美，自当竭力体会，惟只能作为条陈，不能作为约章，因其中有英国权利不便委弃，中国责成不便越俎。”7月13日，上海领事团根据各国政府指示，照会余联沅，拒绝在“互保章程”上签字。这个章程虽没有订立，但由于刘坤一等地方督抚竭力镇压群众响应义和团运动，“互保”的局面终于保持下来。

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经太原逃往西安。出逃前，已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乞和，但侵略者不急于立即开议。各国经过反复商议后，才决定与清政府议和并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法国于10月4日向各国提出备忘录，包括惩凶、赔款，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军、平毁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为各国所赞同。英、俄、德、日、美等国又在法国提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扩大为议和大纲十二条，于12月24日强迫清政府接受。此后它们又依照大纲拟出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与清政府代表奕、李鸿章正式签订《辛丑和约》（又称《北京议定书》，通称《辛丑条约》）。这个条约除正约外，还有十九个附件。它的主要内容有：①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连利息在内，共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史称“庚子赔款”。指定海关税、通商口岸常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俄国索取赔款最多，达一亿三千余万两，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其次为德国，占百分之二十。②拆除大沽炮台，北京设使馆区，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除使馆区驻兵外，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十二处驻扎外国军队。③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具有反帝性质的集团，违者一律处死；地方官自总督、巡抚以下，对其辖区内发生伤害外国人或违约行为，如不及时弹压惩办，“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对附和过义和团的官员，中央自王公大臣以下，地方自巡抚以下，监禁、流放和处死一百多人；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一律停止科考五年。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在各部之前”，由清朝近支王公主管，另设尚书二人，其中一人为军机大臣。⑤修订新商约，清政府将通商行船各条“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并疏浚天津、上海河道等。《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之大，条件之苛刻，都是空前的。它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大勒索、大屈辱，也使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

义和团运动是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集中的领导和协同一致的行动，失败是必然的。但义和团群众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到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从这一感性认识出发，他们奋不顾身，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夏，俄国阿穆尔省当局屠杀中国和平居民的大血案。海兰泡原为中国居民村，位于黑龙江左岸与精奇里江汇合处附近。1858年（咸丰八年）被沙俄根据《瑷珲条约》侵占，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以后成为阿穆尔省首府，惨案前有华侨一万余人，从事农工商业。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口以南至孙吴县霍尔莫勒津屯，长约一百五十里，宽约八十里，因历史上曾出现六十四个村屯而得名，惨案前有中国居民两万余人。中俄《瑷珲条约》明文规定，原住该处的中国居民照旧准其“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大臣官员受理”，俄国人“不得侵犯”，确定了中国居民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的永久管辖权。1900年中国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沙俄外贝加尔军队不断经海兰泡乘轮船下驶。7月15日，中国瑷珲（今黑龙江爱辉）驻军阻止俄轮前进，阿穆尔省当局以此为借口，下令搜捕海兰泡华侨，于17日至21日将被捕者分四批屠杀和淹死在黑龙江中，殉难者五千余人。同时，俄兵侵入江东六十四屯，恣意烧杀，将中国居民赶出家园，凡未及过江者被“一同逼入江中”，“浮尸蔽江者数日”。六十四屯的土地被沙俄霸占，中国居民的财产损失达三百余万两白银。

日俄战争

1904年至1905年（清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邻邦朝鲜以中国为主要战场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长期以来，日俄各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强烈的领土野心，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由其控制。沙俄看到日本在亚洲大陆积极扩张势力，于己不利，于是纠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日本被迫届服，引为奇耻大辱，决意扩军备战，伺机报复。俄国随后引诱清政府订立密约，取得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的权利，接着又强租旅顺、大连。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沙俄乘机出兵占领东北全境，企图据为已有，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世界舆论的指责。日本借机与英国订立反俄军事同盟，要求俄国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占领军，双方谈判没有结果。日本便依仗英国的军事支持和英美等国的经济援助，1904年2月8日派遣海军偷袭停泊在旅顺港外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并击沉在朝鲜仁川的俄国军舰。日俄两国遂于2月10日同时宣战。

其时，日本现役兵员十三个师，二十万余人，海军舰只一百五十二艘。俄国实力远较日本强大。但俄国陆军精锐集中西部边境，驻扎远东俄军仅四个师，十二余万人，海军分布于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而且舰龄较老，战斗力弱。沙俄兵力分散，交通运输不便，如调集重兵来远东作战，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利在推迟决战。日本则力图一举夺取日本海和黄海的制海权，利在速战速决。2月，日本黑木第一军六万人，在仁川登陆，迅速北上，5月初强渡鸭绿江，击败沙俄沿江守军三万余人，攻入中国境内。占领重要据点九连城、凤凰城，取得对俄陆上作战的第一个胜利。沙俄在辽阳修筑坚固工事，与太平洋舰队基地旅顺要塞共同作为抗击日本陆海进攻的强大堡垒。5月5日，奥保巩第二军五万人在貔子窝附近登陆，进攻沙俄金州守军。双方经激战后，俄军后撤，日军夺取大连，取得重要补给基地，并切断旅顺俄军与辽阳俄军主力的铁路交通。辽阳俄军奉命救援旅顺，双方在瓦房沟交战，俄军战败。野津第四军接着又在大孤山登陆，与第二军分道北上，会合第一军进攻辽阳。6月初，乃木希典率第三军进攻旅顺，7月占领营口。8月，日海军在旅顺港附近摧毁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夺得黄海、日本海域的制海权，旅顺俄军陷入重围。8月，日军在总司令官大山岩指挥下，一、二、四军会攻辽阳。俄守军十六万人，凭借重炮和强固工事，重创日本二、四军。日第一军渡太子河包抄俄军，俄军统帅库罗巴特金担心被围，命令全军后撤。辽阳战役中，日军的人数、装备均居劣势，伤亡也超过俄军，因俄军指挥失误，日军反取得重大胜利。10月7日，俄军渡沙河企图包围日军，日军全线出击，大举反攻。至16日，俄军撤至奉天，双方大规模战斗暂停，出现所谓“沙河间歇”的胶着状态。1905年1月1日，经几个月的围攻，在双方均遭极大伤亡后，旅顺俄军投降。乃木遂率第三军移师北上，参加奉天（今沈阳）会战。交战双方兵力约六十万人，俄国三十三万，日本二十七万。2月23日，日军声东击西，率先进攻俄军左翼，俄军急调右翼兵力增强左翼，乃木率军立即向俄军右翼迂回前进，进攻得手后，于3月4日接近奉天以北铁路线，同时，日军又在俄军左翼加紧进攻，形成对俄军大包围的形势。3月10日，俄军被迫后撤，日军占领奉天，并乘胜进据铁岭、开原。俄军退至四平街，直至战争结束。5月27日至28日，远道赶来增援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同东乡平八郎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大规模海战（即对马海战），俄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随后日军又占领了库页岛的一部分。至此，大规模军事行动停止。

俄军陆海军接连失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日本虽取得胜利，但兵员伤亡重大，双方都无力再战。在美国调停下，从8月10日起日俄开始议和，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主要内容：俄国承认日本得以“监理”名义处置朝鲜事务，俄国将旅大租借地及该租借地内的一切权益、公产等转给日本；将长春至旅顺间的铁路连同支路、利权、煤矿等无偿转让给日本；将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割予日本。另外在附约中双方规定在东北各自的铁路线内每公里驻护路兵十五名。自此中国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出现从一国独占变为两国分据南北的局面。日俄订约后，日本又强迫清政府承认《朴茨茅斯和约》中有关中国的各项规定，并取得经营安（东）奉（天）路、修筑长春到吉林的铁路以及在鸭绿江右岸伐木等权利，又开放东三省十六处为商埠。战后，日本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至1910年（宣统二年）兼并朝鲜。

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东北是双方陆上交锋的战场，当地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清政府无力约束交战双方，屈辱地宣布局外中立。

清末留学运动

从19世纪70年代起，因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到20世纪初，因推行“新政”而派遣得更多；同时，广大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争取到国外学习，从而形成留学热潮。

1870年（同治九年），根据容闳的建议，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学童去美国留学。经过短期筹备，从1872年到1875年（光绪元年），每年派遣30名学童（年龄规定为12岁至16岁，个别年仅10岁），4年共派出120名。计划学习15年，由小学、中学到大学，“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到1881年，在守旧派官僚“适异忘本”、“治其恶习”的攻击下，清政府决定裁撤留美，下令留美学生全部撤回。除病故和“告长假不归”者外，归国留美学生94人，只有詹天佑等2人完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

派遣学生留美后不久，洋务派又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奏准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造船、驾驶。在1877年、1881年、1886年、1897年，先后四次派出留英学生34名、留法学生49名（其中9名艺徒）、留德学生2名，共85名。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造船工业、海军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骨干，著名人物有严复、刘步蟾、林泰曾、叶祖、萨镇冰、魏瀚、刘冠雄等。

此外，19世纪末期，清政府还派遣了少量的“使馆学生”。189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驻英法俄德美五国公使每届任期内可常留学生2名，共10名。1895年，又奏准派赴英法俄德留学生各4名，共16名，留学费用也由使馆拨给。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人们开始瞩目日本。维新运动皆以日本为楷模。日本政府为缓和对立情绪邀请中国派遣学生留日。张之洞、杨深秀等都以路近、费省、传习易为由主张派遣留日学生。1896年，驻日公使裕庚因使馆工作需要，招募戢冀翠、唐宝锷等13人到日本留学，开留日之先声。到1900年，留日学生总数已达143人。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等事变，清朝统治几乎倾覆。为维护垂危的统治，清政府开始推行以练新军、改官制、兴学堂为中心的“新政”。向日本广派留学生被视为培养“新政”人材的捷径。从1901年起，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并许诺留学归来分别赏予功名、授以官职。1905年清廷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出国留学遂成为知识分子的一条出路。而日本政府亦企图通过留学生来培植它在中国的势力，并为其带来若干外汇，日本中下层人士希望和中国友好，加强文化交流，也主张吸引中国留学生赴日。在两国朝野的鼓动下，一时留日学生势如潮涌。据统计，1901年留日学生人数为274人，1902年夏为614人，1904年为1754人，1905年冬为2560人，1906年夏为12909人，年底达17860余人，为留日学生人数的最高峰。

1877年中国第一批赴欧洲留学的海军生留日学生既有官费生，又有自费生，自费生占很大的比例，1903年即占半数，后来比例更大。由于流品庞杂，程度参差，到日本后有的上小学，有的直接上大学，绝大多数就读于中等专业学校及大学速成科，学习期限从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几年到七八年不等。在日本教育界特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文学院各分校、法政大学速成科、振武学校、成城学校、同文书院、经纬学堂、清华学校及预备学校等学校中，留日学生最为集中；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留日学生2406人中，上述八校即占1885人。和过去留学欧美专重理工相反，学文科的占绝大多数。1903年驻日公使杨枢奏称：“现查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1300余人，其中学文科者1100余人。”法政、军事尤为留日学习的热门。1904年仅法政大学速成科就有中国留学生295人。

热情探求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留日学生，因个人身世、社会关系、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差异，或赞成君主立宪，或服膺民主共和，形成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他们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学术团体（如励志会、编译社）、地方团体（如各省同乡会）、爱国团体（如广东独立协会、拒俄义勇队）、政治团体（如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出版了介绍西方学术文化、宣传君主立宪或反清革命的几十种不同宗旨的杂志，发起过拒法、拒俄、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等多次爱国运动，使大批爱祖国、求进步的留日学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参加者90%以上是留日学生。他们的革命号召获得国内的热烈响应，他们归国后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涌现出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秋瑾，陶成章、林觉民、方声洞、胡汉民、居正、焦达峰、陈其美、朱执信、廖仲恺、鲁迅、陈独秀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

广大留日学生的革命化使清政府惊惧万分，又鉴于留日学生数量多而学业程度低的情况，从1906年起，对赴日留学采取了许多限制办法，如停派速成班、官费生派遣权收归中央、申请留学必须具有中学毕业程度并通晓外文，还须由地方官“出具印结”并报中央备案、保证不参加革命党、服从学部指定所学科目和公使指定所入学校等等。同时，因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和参加革命，留日学生纷纷回国，日本政府对接受中国留学生又渐冷淡，致使1907年以后，留日学生人数逐年下降，该年约为一万人，三年后竟降为二千余人。

赴日留学转入低潮后留学欧美再度兴起。一方面清政府对留学日本多方限制而对留学欧美则给予种种方便，另一方面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多方招引。特别是美国国会于1908年通过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决议案，将该款用于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使留美热日炽。1905年，留美学生仅二三十名，到1910年增至六百余人。同一时期，留欧学生也有所增加。欧美留学生以学习理工为主，对庚款留美学生具体规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另外，新疆因与俄国接壤，除派遣满蒙学生留俄外，还派遣了少量学童，专学俄罗斯语言文字。

拒俄事件

20世纪初中国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中，武装抢占中国东北三省。次年2月，沙俄提出约款十二条，企图全面剥夺中国对东北的主权。3月15日上海士商汪康年、蒋智由等二百人集会，要求清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江苏、浙江、广东、山东、邗门、香港等地士商和新加坡华侨纷纷响应，使清政府驻俄公使拒绝在约款上签字。1903年4月，沙俄仍不从东北撤兵，并提出七项新的侵略要求。4月27日，在上海的江苏等十八省爱国人士再次集会于张园，除指斥沙俄“吞并”政策外，还指斥推行亲俄外交的清政府。29日，东京中国留学生五百多人集会，抗议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并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130余人签名参加，要求开赴东北，与侵略军决一死战。旋因受到日本政府干涉，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在此同时，北京、湖北、安徽、江西、福建、湖南等地的学生也纷纷集会，成立爱国组织。10月，沙俄侵略军再次占领奉天，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对俄同志会，发刊《俄事警闻》。1904年3月，日俄战争爆发后，对俄同志会改组为争存会。11月，再度改组为反对联俄会。其他各地成立的类似组织有广东助国拒俄同志议会、东北抗俄铁血会等。

清政府一直敌视并镇压拒俄运动。1903年5月，署理湖广总督端方指责上海张园会议与会诸人“议论狂悖”，密电拿办。同月，再次指责爱国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6月，《苏报》刊出《严拿留学生密谕》，舆论哗然。清政府的这种态度激化了它同爱国知识分子的矛盾，更多的人由此转入反清行列，革命书刊剧增。军国民教育会改组为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相继成立，爱国救亡热潮遂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抵制美货运动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中国人民掀起的以要求禁绝美货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运动。

这次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19世纪4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西部的迅速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美国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手段“招募”华工。许多中国人漂洋过海前往美国。80年代，旅美华工已达30余万人。他们同美国人民一道，对西部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种族主义思想抬头。从70年代开始不断发生排斥、迫害乃至杀害华工的暴行。清政府不但不能保护华工的正当权益，反而在1894年同美国签订了《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对华工的迫害。1904年底，这个不平等条约期满。中国人民特别是旅美华侨强烈要求废除条约。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改约要求。但美国政府悍然拒绝，蛮横无理地要求续约，抵制美货运动，由此激发起来。

反美爱国运动的发轫地是上海。1905年5月，当地绅商聚于商务总会，要求清政府拒约，制订了抵制美货的具体步骤，并向全国务埠呼吁采取一致行动。广州、天津、北京、南京、杭州和福建等地闻风兴起，声势浩大。半年内，各地举行集会达两百余次。上海、广州成为运动的中心，群众斗争浪潮更为汹涌澎湃。上海先后建立了24个团体，参与的行业达76个。妇女组织了“中国妇女会”，少年儿童成立了“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美办学校的师生纷纷离校，只得停课或解散。上海耶稣会也发出传单，对运动表示“同情”。广州地区在6月成立了“拒约会”，旋又改称“抵制条约不用美货公所”。商、学各界等百余单位参与，展开了广泛的活动。反美爱国的宣传深入人心，报刊、演说会、演唱会造成了强烈的社会舆论。家家户户的门前，几乎都贴上了“不买美货”的纸揭。海外侨胞也采取汇款、声援、抵制美货等各种斗争形式，积极配合了国内的反美爱国运动，“义声所播，震动全球”。

抵制美货运动的蓬勃发展，震惊了美国统治阶级。企业主们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以改变困境。美国总统、驻华公使和驻沪总领事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一些在华美商、传教士也大肆攻击抵制美货运动。英、法、日、俄等国竟然向清政府提出“劝告”。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开始对爱国运动加以镇压。8月下旬，连续向各省督抚下令，要求“从严查究”，以严阻抵货运动的继续发展。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为保住在华利益，最终放弃了续约要求。10月以后，斗争逐渐平息。

这次运动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